春秋正传卷十一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正传》曰：「聂北，邢地。次者，止也。书『乃止』，齐焉顿兵整旅之意。书齐师、宋师、曹师次子聂北，救邢，着伯主攘夷崇华之义也。邢虽小，中国也。狄人灭之，是夷狄陵中国，冠屦之反易矣。桓公为盟主帅，与国之师而往救之，缓而不及，邢人出奔，乃为之城邢焉。然其始终仗义，亦可见矣。而以为书『次』以讥之者，非也。」
夏六月邢迁于夷仪
正传曰：「夷仪杜氏以为邢地，书邢迁于夷仪，纪避狄也。」左氏曰：「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愚谓此实传也。谷梁曰：「迁者，犹得其国家以徃者也，其地邢复见也。」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正传曰：「城邢者，邢城为狄所坏，故为之修而筑之也。」复书齐师、宋师、曹师城邢，着伯主恤小全华之义也。此犹是初次于聂北之师防邢溃，遂为之逐狄人，今又为之城邢故国也。左氏曰：「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公羊曰：「此一事也，不复言师，则无以知其为一事也。」谷梁曰：「美齐侯之功也。」胡氏曰：「再书齐师、宋师、曹师城邢者，美桓公志义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兴师，亦圣人之所与乎？中国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迁徙奔亡，诸侯有能救而存之，则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兴师者，正能救而与之者，权。」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
正传曰：「夷齐地，姜氏，哀姜，齐女也。闵公哀姜之娣所生。哀姜通于庆父，与闻弑闵公，奔于齐地以薨。或自死，或人死之，无所据，不敢质疑。公羊以为桓公召而缢杀之，者无此理。谷梁、胡氏遂宗之，非也。夫桓公于哀姜为亲，独无议亲之义乎？缢杀之为擅杀，独不顾无王之义乎？何以为霸主乎？既在齐地，齐侯宜严加兵卫以防守之，待其自尽，恩义之两得也。以归者，以丧归于鲁也。生既嫁鲁，死当归鲁。哀姜虽与杀子之罪，子无出母之义，▯以小君之礼，夫谁曰不宜？观不去其夫人，可知矣。书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纪国之大事也。其曰地，不地，皆后儒臆说私例也。」
楚人伐郑
正传曰：「书楚人伐郑，纪夷狄之犯中国也。有报则史书之，圣人笔之而不削，以着其罪也。」胡氏以此称人为楚，寖强夫中国之于楚，以夷狄视之，岂以其强弱而异其称耶？其他称人，又以为贬，为师少者，何其义例之不一矣！
八月，公防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正传曰：「柽，杜氏以为宋地。书『公防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着善防也。何以为防之善？善其同谋救郑也。左氏曰：『盟于荦，谋救郑』，是也。荦即柽也。楚人伐郑，桓公合诸侯而救之，崇中国，攘夷狄，霸者之义也。」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
正传曰：「偃，邾地败者胜之之词也。」书「公败邾师于偃」，着非义也。左氏曰：「虚丘之戍，将归者也。」胡氏曰：「柽之防，谋救郑而公与邾人咸与焉，则是志同而谋协也。」今既防邾人于柽，又败邾师于偃，于此责公无攘夷狄、安中国之诚矣。凡此类，皆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
正传曰：郦杜氏以为鲁地败者胜之之名，莒拏，莒大夫也。公子友即季友也。书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着公子应敌取胜之善也。春秋无义战，莒师临鲁地而与之战，战而能胜则善矣。公羊曰：庆父弑闵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将由乎齐，齐人不纳，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请。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则杀矣。」奚斯不忍，反命于庆父，自南涘北面而哭。庆父闻之曰：「嘻，此奚斯之声也。」诺己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辀经而死。莒人闻之曰：「吾已得子之贼矣。」以求赂乎鲁，鲁人不与，为是兴师而伐鲁。左氏曰：「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
译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以救援邢国。
《正传》说：“聂北，是邢国的地方。‘次’，就是驻扎停留的意思。史书记载‘于是驻扎’，体现了齐桓公整顿军队、休整部队的用意。史书记载齐师、宋师、曹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彰显了霸主抵御夷狄、尊崇华夏的道义。邢国虽然弱小，但属于中原国家。狄人灭掉它，这是夷狄凌驾于中原之上，如同帽子鞋子颠倒一样混乱。桓公作为盟主，率领诸侯的军队前往救援，虽然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邢国人已经出逃，于是为他们重建邢国都城。然而他始终秉持道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些认为史书用‘次’字是为了讥讽他的人，是不对的。”
夏季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
《正传》说：“夷仪，杜预认为是邢国的地方，史书记载邢国迁到夷仪，是记录邢国躲避狄人的侵扰。”《左传》说：“诸侯救援邢国，邢国人溃散出逃奔向诸侯军队，军队于是驱逐狄人，备齐邢国的器物用具并帮助他们迁都，军队没有私心。”夏季，邢国迁到夷仪。我认为这确实是传文的记载。《谷梁传》说：“‘迁’，意思是还带着国家一起迁移，邢国的土地再次出现。”
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
《正传》说：“为邢国筑城，是因为邢国的城墙被狄人毁坏，所以为他们修缮并重新筑起。再次记载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彰显了霸主体恤小国、保全华夏的道义。这仍然是当初驻扎在聂北的那支军队，防止邢国溃败，于是为他们驱逐狄人，现在又为他们重建故都。”《左传》说：“诸侯为他们筑城，是为了救济患难。凡是诸侯、霸主救济患难、分担灾难、讨伐罪人，都是符合礼制的。”《公羊传》说：“这是同一件事，如果不重复提及军队，就无法知道这是同一件事。”《谷梁传》说：“赞美齐桓公的功绩。”胡安国说：“再次记载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是赞美桓公立志行义，最终成就了救济患难的功绩。不凭借王命而兴师，这也是圣人赞许的吗？中原衰微，夷狄扰乱华夏，天子不能匡正，以至于百姓迁徙逃亡，诸侯如果有能力救援并保全他们，那么救援并保全他们是可以的。凭借王命兴师，是正道；能够救援并施予恩惠，是权变。”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回鲁国。
《正传》说：“夷，是齐国的地方；姜氏，是哀姜，齐国的女子。闵公是哀姜的妹妹所生。哀姜与庆父私通，参与了杀害闵公的事，逃到齐国而死。或者是自杀，或者是被人杀死，没有确凿依据，不敢质疑。《公羊传》认为桓公召她来并勒死她，这没有道理。《谷梁传》、胡安国于是推崇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桓公与哀姜有亲属关系，难道没有议论亲属道义的原则吗？勒死她是擅自杀人，难道不顾及没有王命的原则吗？怎么能成为霸主呢？既然在齐国境内，齐侯应当严加兵卫防守，等待她自尽，这样恩义两全。‘以归’，是指将灵柩送回鲁国。生前既已嫁到鲁国，死后应当归葬鲁国。哀姜虽然有参与杀子的罪过，但儿子没有驱逐母亲的道理，〇以国君夫人的礼仪安葬，谁说不合适呢？从史书不删去‘夫人’的称呼，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回，是记录国家的大事。那些关于地名是否记载的说法，都是后世儒者的臆测和私例。”
楚国人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攻打郑国，是记录夷狄侵犯中原国家。有报应的话，史官就记载，圣人笔削而不删去，以彰显他们的罪过。”胡安国认为称‘人’是因为楚国逐渐强大，中原国家对楚国，以夷狄看待它，难道因为强弱不同而改变称呼吗？其他称‘人’，又认为是贬低，是因为军队少，为什么义例不统一呢！
八月，鲁桓公在柽地会合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
《正传》说：“柽，杜预认为是宋国的地方。记载‘公在柽地会合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彰显了善于会合的道义。为什么说会合得好？是赞美他们共同谋划救援郑国。《左传》说：‘在荦地结盟，谋划救援郑国’，这是对的。荦就是柽。楚国人攻打郑国，桓公会合诸侯去救援，尊崇中原，抵御夷狄，这是霸主的道义。”
九月，鲁桓公在偃地打败邾国的军队。
《正传》说：“偃，是邾国的地方；‘败’，是战胜对方的词。记载‘公在偃地打败邾师’，彰显了不合道义。《左传》说：‘虚丘的戍守部队，将要返回的。’胡安国说：‘在柽地的会合，谋划救援郑国，而桓公和邾人都参与了，那么是志向相同而谋划协调。’现在既在柽地会合邾人，又在偃地打败邾师，在这里指责桓公没有抵御夷狄、安定中原的诚意。凡是这类情况，都是直书其事，而道义自然显现。”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的军队，俘虏了莒拏。
《正传》说：“郦，杜预认为是鲁国的地方；‘败’，是战胜对方的名称；莒拏，是莒国的大夫。公子友就是季友。记载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师，俘虏莒拏，彰显了公子应对敌人并取得胜利的善举。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莒军来到鲁国边境与之交战，交战而能胜利就是善举。《公羊传》说：庆父杀害闵公，逃到莒国。莒国人驱逐他，他打算经由齐国，齐国人没有接纳，他又返回住在汶水之上，派公子奚斯入鲁国请求。季子说：‘公子不可以进入，进入就会被杀。’奚斯不忍心，回去向庆父报告，从南面北面哭泣。庆父听到后说：‘嘻，这是奚斯的声音。’于是说：‘我进不去了。’于是折断车辕上吊而死。莒国人听说后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杀害你们国君的人。’以此向鲁国索取贿赂，鲁国人没有给，因此兴师攻打鲁国。《左传》说：‘冬季，莒人来索取贿赂，公子友在郦地打败他们，俘虏了莒君的弟弟’
拏。非卿也，嘉获之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此实传也，以为责之者非也。
译“不是您，是嘉抓获了他。鲁宣公把汶阳的田地和费邑赐给季友。”这确实是《春秋》传文的记载，认为这是责备季友的说法是不对的。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正传曰：「称夫人称氏，不称姜者，史阙文耳。」公谷、胡氏皆以为贬者，非也。若以为贬，何以又书氏字乎？夫人预杀二子，几于亡国，其罪不待乎不姜而自见矣。书「夫人姜氏之丧至自齐」，则夫人不母之罪，子无絶母之义，并见矣。其至自齐，左氏曰：「女子从人者也，故义不得不归。」夫人预杀二子而窜死于外，可谓不母矣。胡氏以为大义已絶，不可复入宗庙矣。书「孙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而云「子无絶母之义者」，何？礼曰：「为伋也妻，则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则不为白也母。」今哀姜虽身犯大恶，而庄公生时未出之也，是犹为鲁君母也。义当从人，则齐人当归之，鲁侯当受之，葬以小君之礼也。盖名分未絶，则义亦未絶也。
【惠王十九年】二年【齐桓二十八年，晋献十九年，衞文二年，蔡穆十七年，郑文十五年，曹昭四年，陈宣三十五年，杞惠十五年，宋桓二十四年，秦穆二年，楚成十四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正传曰：「楚丘，衞邑也。城者，筑城也。书城楚丘，着霸主兴灭之义也。衞为狄所灭，桓公合诸侯，与之城楚丘，以避狄而存衞也。」左氏、公谷皆以为封卫，而责其専封之非，胡氏从之，皆非也。卫之服命名、爵如故也，特徙城于楚丘耳。地不同而爵同，何事于封乎？然则邢迁于夷仪，亦可谓之自封乎？胡氏曰：「卫人渡河野处，曹邑，许穆夫人闵其亡，而载驰赋文公，徙居楚丘，而后百姓说。夫如是，则徙居楚丘耳，焉得谓之封？」此与古公亶父避狄迁于岐山之下正同，未闻谓周亡于狄而再自封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正传曰：「邦君之妻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哀姜者，庄公之夫人也，有小君之道焉。书「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纪国母丧葬之大事也。哀姜虽徙死于夷，然而未有君父与夫出之者，则小君之名犹在，葬当以小君之礼也。此犹称小君，犹书哀姜，则上夫人氏之丧归自齐，诸儒以为去其姜姓而絶之者，妄矣。凡观《春秋》者，当以此知义例之非。」
虞师晋师灭下阳
正传曰：下阳，虢之邑也。书“虞师、晋师灭下阳”，着陵暴之罪也。左氏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乗与垂▯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竒存焉。”对曰：“宫之竒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防之，虽谏将不聴。”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竒谏，不聴，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防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愚谓此实传也。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晋伐虢，虢之亡，虞实致之，故以虞为主。下阳，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书灭。胡氏曰：孟子：“晋人以垂▯之璧与屈产之乗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谏，百里奚不谏。”然则晋人造意，以虞首恶何也？贪得重赂，遂其强暴，灭兄弟之国，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为首乎？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正传曰：「贯宋地，书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着盟防之善也。春秋无善盟，何以善贯之盟？善其威夷以尊华也。谷梁曰：「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逺国之辞也。中国称齐、宋，逺国称江、黄，以为诸侯皆来至也。」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贯，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东方之与国也。二国来定盟，则楚人失其右臂矣。乐毅破齐，先结韩、赵；孔明伐魏，申好江东。虽武王牧野之师，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国之人，共为掎角之势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虑周矣，其帖荆、安夏、救灾、防邻之义着矣。盟虽春秋所恶，然诸侯皆在，独言逺国者，许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正
译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正传》说：“称呼为夫人，称呼为氏，不称呼为姜，是史官遗漏了文字罢了。”《公羊传》《谷梁传》和胡氏都认为这是贬斥，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是贬斥，为什么又书写“氏”字呢？夫人参与杀害两个儿子，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她的罪过不需要不称呼“姜”就已经显现了。如果书写“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那么夫人不配做母亲的罪过，以及儿子没有断绝母亲之义的道理，就都显现了。她灵柩从齐国运回，《左传》说：“女子是跟随丈夫的人，所以按道义不得不归葬。”夫人参与杀害两个儿子而流亡死在外地，可以说是不配做母亲了。胡氏认为大义已经断绝，不能再进入宗庙了。书写“孙于邾薨于夷”，是断绝哀姜；而说“儿子没有断绝母亲之义”，为什么呢？礼制说：“作为伋的妻子，就是白的母亲；不作为伋的妻子，就不是白的母亲。”现在哀姜虽然自身犯下大恶，但庄公在世时没有休弃她，她仍然是鲁国国君的母亲。按道义应当跟随丈夫，那么齐国人应当送还她，鲁国国君应当接受她，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她。大概名分没有断绝，道义也就没有断绝。
【惠王十九年】二年【齐桓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十九年，卫文公二年，蔡穆侯十七年，郑文公十五年，曹昭公四年，陈宣公三十五年，杞惠公十五年，宋桓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年，楚成王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在楚丘筑城。
《正传》说：“楚丘，是卫国的城邑。城，是筑城。书写‘城楚丘’，彰显霸主复兴灭亡国家的道义。卫国被狄人灭亡，桓公会合诸侯，为他们筑城于楚丘，以躲避狄人而保存卫国。”《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分封卫国，而指责其擅自分封的不当，胡氏跟随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卫国的服制、命名、爵位都如旧，只是迁徙城邑到楚丘罢了。地点不同而爵位相同，何必要分封呢？那么邢国迁徙到夷仪，也可以说是自行分封吗？胡氏说：“卫人渡过黄河在野外居住，曹邑，许穆夫人怜悯其灭亡，而作《载驰》诗歌颂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而后百姓喜悦。像这样，只是迁徙居住在楚丘罢了，怎么能说是分封呢？”这与古公亶父躲避狄人迁徙到岐山之下完全相同，没听说过说周国被狄人灭亡而再次自行分封的。
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小君哀姜。
《正传》说：“国君的妻子，在其他国家称为寡小君。哀姜，是庄公的夫人，有小君的道义。书写‘辛巳日安葬我国小君哀姜’，记载国母丧葬的大事。哀姜虽然流亡死在夷地，然而没有君父与丈夫休弃她，那么小君的名分还在，安葬应当用小君的礼仪。这里仍然称呼小君，仍然书写哀姜，那么上面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诸儒认为去掉她的姜姓而断绝她，是荒谬的。凡是阅读《春秋》的人，应当由此知道义例并非如此。”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亡下阳。
《正传》说：下阳，是虢国的城邑。书写“虞师、晋师灭下阳”，彰显欺凌暴虐的罪过。《左传》说：晋国荀息请求用屈地产的马和垂棘产的玉璧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晋献公说：“这是我的宝物。”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在虞国借到路，就像外面的府库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而不能强力劝谏，而且从小与国君一起长大，国君轻视他，即使劝谏也不会听从。”于是派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侵入，攻打鄍的三门。冀国已经疲惫，也是因为您的缘故。现在虢国行为不道，依托于逆旅，侵犯我国南边边境，大胆请求借路以向虢国问罪。”虞公答应了他，并且请求先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不听，于是起兵。夏季，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会合虞国军队攻打虢国，灭亡下阳。先书写虞国受贿赂，是原因。我认为这确实是传文。程子说：虞国借路而帮助晋国攻打虢国，虢国的灭亡，虞国实际上导致的，所以以虞国为主。下阳，是城邑。虢国的灭亡由此开始，所以直接书写灭亡。胡氏说：孟子：“晋人用垂棘的玉璧和屈产的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那么晋人制造事端，以虞国为首恶为什么呢？贪图得到重赂，遂行其强暴，灭亡兄弟之国，以及自身，而灭亡其社稷，所以为首恶吗？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
《正传》说：“贯是宋国地，书写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彰显盟会之善。春秋没有善盟，为什么认为贯之盟善？善其威慑夷狄以尊崇华夏。《谷梁传》说：“贯之盟，不期而至的，是江人、黄人。江人、黄人，是远方国家的说法。中国称齐、宋，远方国家称江、黄，认为诸侯都来到。”胡氏说：“按《左传》，盟于贯，是降服江、黄。荆楚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江、黄，是它东方的盟国。两国来定盟，那么楚国人失去其右臂了。乐毅破齐，先结交韩、赵；孔明伐魏，申好江东。即使是武王牧野之师，也誓师友邦，远及庸、蜀、彭、濮八国之人，共同形成掎角之势。桓公此盟，其降服荆楚的考虑周全了，其安抚荆楚、安定华夏、救灾、防备邻国的道义彰显了。盟会虽然春秋所厌恶，然而诸侯都在，只说远方国家，是赞许此盟。”
冬季，十月，不雨。
传曰：「书冬十月不雨，纪灾异也。周冬十月，夏之八月，用雨之时也。冬不雨，则春无麦禾，可知矣。无麦禾，则民饥，可知矣。」
译传文说：“史书记载‘冬季十月没有下雨’，这是记录灾异现象。周历的冬季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正是需要降雨的时节。冬季不下雨，那么春天就没有麦子和庄稼，这是可以推知的。没有麦子和庄稼，百姓就会遭受饥荒，这也是可以推知的。”
楚人侵郑
正传曰：「书楚人侵郑，着中国不自振之患也。」左氏曰：「楚人伐郑，鬭章囚郑耼伯。」
【惠王二十年】三年【齐桓二十九年，晋献二十年，卫文三年，蔡穆十八年，郑文十六年，曹昭五年，陈宣三十六年，杞惠十六年，宋桓二十五年，秦穆三年，楚成十五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传曰：「二年既书冬十月不雨，今又书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连三时而不雨，纪大灾也。」圣人笔之，忧民之情见矣。胡氏因《谷梁》「一时言不雨者，闵雨有志乎民之说」，而遂以为「冬不雨而书，春不雨而书，夏不雨而书，以着僖公之勤」，谬矣。夫史者，直书以示后世，雨旸不时以为咎征之戒可也，岂可因其勤慢以为书之疎数耶？愚故曰：「圣人忧民之情见矣。」
徐人取舒
正传》曰：「书『徐人取舒』，着兼并之罪也。舒附楚，国家氏曰荆，舒是惩舒与荆比，而为中国患，其来乆矣。徐伐舒，为中国挠楚也。《春秋》书此，盖与其伐而不与其取也。」
六月雨
正传》曰：「书六月雨，志喜也。上书三时不雨，志忧也。五事脩，则休征应；五事不脩，则咎征应。圣人志天时，以为人事之劝惩，其忧喜之情见矣。」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
正传曰：「阳谷，齐地。书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着诸侯同防攘夷之善也。言齐、宋不言公者，举齐、宋则公与诸侯皆在矣。言江、黄不言诸国者，举江、黄则诸国皆在矣。」左氏曰：「谋伐楚也。」胡氏曰：「次陉之师，诸侯皆在，江、黄独不与焉，则安知其为谋伐楚乎？曰：兵有聚而为正，亦有分而为竒。诸侯之师同次乎陉，所谓聚而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谓分而为竒也。次陉大众厚集，其阵声罪致讨，以震中国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动，以为八国之援，此克敌制胜之谋也。退于召陵而盟礼定，循海以归而涛涂执，然后及江人、黄人伐陈，则知侵蔡、次陉而二国不防，自为掎角之势明矣。此大防而未言者，善是谋也。」
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正传曰：「涖，犹临也。就彼而盟之，谓书公子友如齐涖盟。」着寻盟之非也。阳谷之防，不言盟；葵丘之防，载书而不防血。不贵盟也。盟者，忠信之薄也。左氏曰：「齐侯为阳谷之防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愚谓阳谷之防，天下诸侯大防也。大防者，大公也。天下诸侯大防，声大公之道，以伐楚攘夷狄，以尊中国，则善矣。不逾时，又如齐以寻盟，则私小之道也。夫盟可寻也，亦可寒也，非霸者之道矣。故《春秋》书而非之。
楚人伐郑
正传曰：「书楚人伐郑，见夷狄屡犯中国也。」左氏曰：「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徳不祥。」
【惠王二十一年】四年【齐桓三十年，晋献二十一年，卫文四年，蔡穆十九年，郑文十七年，曹昭六年，陈宣三十七年，杞惠十七年，宋桓二十六年，秦穆四年，楚成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正传曰：陉，楚地。书「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着霸者仁义之师也。侵蔡，伐楚，义也。蔡溃，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于楚。次陉，以问罪，不肆强深入，皆仁也。何以「侵蔡遂伐楚」？张氏曰：蔡自献舞以来，屈服于楚。桓公欲讨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责其以文王之胄，而甘心于僣窃之夷。所谓中国而僭乱，则甚恶之也。左氏曰：「春，齐侯防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译楚国人侵犯郑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侵犯郑国，是为了彰显中原各国不能自我振作的祸患。”《左传》说：“楚国人攻打郑国，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耼伯。”
【周惠王二十年】鲁僖公三年【齐桓公二十九年，晋献公二十年，卫文公三年，蔡穆公十八年，郑文公十六年，曹昭公五年，陈宣公三十六年，杞惠公十六年，宋桓公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年，楚成王十五年】
春季周天子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
《正传》说：“前一年已经记载了冬季十月不下雨，如今又记载春季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连续三个季节不下雨，这是记录大灾荒。圣人将其写下来，担忧百姓的情怀就显现出来了。胡氏依据《谷梁传》‘一个季节说不下雨，是怜悯雨水，有志于百姓的说法’，于是认为‘冬天不下雨而记载，春天不下雨而记载，夏天不下雨而记载，是为了彰显僖公的勤勉’，这是错误的。史书，是直书事实来昭示后世，将风雨不时作为灾异征兆的警戒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因为国君的勤勉或怠慢来决定记载的疏密呢？所以我才说：‘圣人担忧百姓的情怀显现出来了。’”
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正传》说：“记载‘徐国人攻取舒国’，是为了彰显兼并他国的罪过。舒国依附楚国，楚国号称荆国，舒国是惩戒的对象，舒国与楚国勾结，成为中原的祸患，由来已久了。徐国攻打舒国，是为中原牵制楚国。《春秋》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赞许其攻打而不赞许其攻取。”
六月下雨。
《正传》说：“记载六月下雨，是记录喜悦。前面记载三个季节不下雨，是记录忧虑。五事修明，则吉兆应验；五事不修，则凶兆应验。圣人记录天时，以此作为人事的劝诫和惩罚，其忧虑和喜悦的情怀就显现出来了。”
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设防。
《正传》说：“阳谷，是齐国的地方。记载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设防，是为了彰显诸侯共同设防抵御夷狄的善举。提到齐、宋不提‘公’，是因为举出齐、宋，那么齐侯、宋公以及诸侯都在其中了。提到江、黄不提‘诸国’，是因为举出江、黄，那么各国都在其中了。”《左传》说：“谋划攻打楚国。”胡氏说：“在陉地驻扎的军队，诸侯都在，唯独江、黄没有参与，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谋划攻打楚国呢？回答说：军队有聚集作为正兵，也有分散作为奇兵。诸侯的军队共同驻扎在陉地，这就是聚集作为正兵。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地方，这就是分散作为奇兵。在陉地集结重兵，摆开阵势声讨罪行，以震慑中原的威势。江人、黄人各自守卫边境，按兵不动，作为八国的后援，这是克敌制胜的谋略。退到召陵而盟约礼制确定，沿着海岸返回而涛涂被擒，然后才与江人、黄人一起攻打陈国，由此可知侵犯蔡国、驻扎陉地而两国不设防，自然形成了掎角之势，这是很明显的。这是大举设防却没有明说的原因，是赞许这种谋略。”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临盟。
《正传》说：“涖，就是临的意思。前往对方那里结盟，所以说记载公子友前往齐国临盟。”这是彰显再次结盟的不当。阳谷的设防，没有说结盟；葵丘的设防，有盟书但不歃血。不看重盟约。盟约，是忠信淡薄的表现。《左传》说：“齐侯因为阳谷的设防而来寻求再次结盟。”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临盟。我认为阳谷的设防，是天下诸侯的大举设防。大举设防，是大公无私。天下诸侯大举设防，宣扬大公无私的道义，用来讨伐楚国、抵御夷狄，尊崇中原，这就好了。没过多久，又去齐国寻求再次结盟，这就是私心狭小的道义。盟约可以再次寻求，也可以使人寒心，这不是霸主的道义。所以《春秋》记载并加以非议。
楚国人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攻打郑国，是显示夷狄屡次侵犯中原。”《左传》说：“郑伯想要成全孔叔，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对我们勤勉，抛弃恩德是不祥的。”
【周惠王二十一年】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三十年，晋献公二十一年，卫文公四年，蔡穆公十九年，郑文公十七年，曹昭公六年，陈宣公三十七年，杞惠公十七年，宋桓公二十六年，秦穆公四年，楚成王十六年】
春季周天子正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
《正传》说：陉，是楚国的地方。记载“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这是彰显霸主仁义之师。侵犯蔡国，攻打楚国，是义举。蔡国溃败，不占领其土地，不将其人民分给楚国。驻扎在陉地，以问罪，不肆意强攻深入，都是仁德。为什么“侵犯蔡国于是攻打楚国”？张氏说：蔡国自从献舞以来，就屈服于楚国。桓公想要讨伐楚国，而对依附楚国的蔡国用兵，先责备它身为文王的后裔，却甘心于僭越窃位的夷狄。所谓中原国家如果僭越作乱，就极其厌恶它。《左传》说：“春季，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楚子派人对军队说：‘君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只是风马牛不相及。没想到君涉足我的土地，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实际征伐他们，以夹辅周室。赐给我先君征伐的范围：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进贡包茅，没有进入王室的祭祀，不供给用来缩酒，我是为此征伐。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
，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愚谓此见仗义执言之事，乃实传也。胡氏曰：潜师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声罪致讨，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继事之词，而有专意。次止也。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桓公是征，而楚人服罪，师则有名矣。孟氏何以独言「春秋无义战」也？譬之杀人者，或曰：「人可杀欤？」曰：「可。」孰可以杀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矣。」国可伐欤？曰：「可。」孰可以伐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矣。」楚虽暴横，凭陵上国，齐不请命，擅合诸侯，岂可谓为天吏以伐之乎？愚谓此又不可不知也。
译“这件事，我是来询问的。”回答说：“贡品没有缴纳，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来，您还是去水边询问吧。”齐军进发，驻扎在陉地。我认为这体现了仗义执言的事迹，是真实的记载。胡氏说：暗中派兵侵犯边境，称为“侵”，侵蔡是出于奇袭；声张罪状进行讨伐，称为“伐”，伐楚是出于正义。“遂”是承接前事的词语，含有专一的意思。“次”是驻扎。楚国进贡的包茅，没有用于天子的祭祀，不供给就无法滤酒，桓公因此征讨，而楚人服罪，军队就有了名分。孟氏为什么唯独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呢？好比杀人，有人说：“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杀他？回答说：“担任狱官就可以杀他。”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讨伐它？回答说：“担任天子的官吏就可以讨伐它。”楚国虽然暴虐横行，欺凌大国，齐国没有请示天子，擅自会合诸侯，难道能算是天子的官吏去讨伐它吗？我认为这又是不可不知的。
夏许男新臣卒
正传曰：「新臣许男名书，许男新臣卒，纪同盟之大故也。而其卒之非正，自见矣。夫既许诸侯以盟，则死生以之。在国则死于国，在师则死于师。正也。许男病则复归于国而死，故春秋书以非之。」胡氏曰：「刘敞曰：『诸侯卒于外者，在师则称师，在防则称防。今许男一无称者，此去师与防而复归其国之验也。』召陵地在颍川，是以许男复焉。古者国君即位而为椑，嵗一漆之，出疆必载椑。卒于师曰「师」，卒于防曰「防」。正也。许男新臣卒，非正也。其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则必畏死，畏死则必贪生，贪生则必乱于礼矣。而后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后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说是也。夫知死生之説，通昼夜之道者，亦岂有以异于人哉？苟得正而毙焉，则无求矣。」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正传曰：屈完，楚大夫。召陵在颍川县，楚地也。书「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则楚之服义、齐之仗义而攘夷尊王之义，并见矣。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徳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公羊曰：「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狄与北夷交，中国不絶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胡氏亦曰：「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八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而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齐人执陈辕涛涂
正传曰：辕涛涂，陈大夫。书齐人执陈辕涛涂，着其执之非正也。左氏曰：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济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扉屦，其可也。」齐侯説，与之虎牢，执辕涛涂。愚谓此实传也。据左氏之说，乃因辕涛涂一言之误，而遂以为不忠而执之也。然陈与诸侯同盟，以伐楚，楚服而归，虽宥之可也。涛涂非有逆上之罪，而乃因小故越国而执之，非伯讨之正矣。故家氏以为不与其执是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正传》曰：“及者，承上文齐及之也。何以知为非鲁公及之？以下书‘公至自伐楚’而知之也。”夏，执辕涛涂；秋，即及江、黄以伐陈。若一事然也。左氏曰：“秋伐陈，讨不忠也。”愚谓所谓不忠者，未有所见，必因辕涛涂之误师以为不忠也。既执其大夫，又伐其国，岂奉词讨罪，伯者之师乎？《春秋》书之，着其伐之非也。桓公于是乎霸业衰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正传曰：「书公至自伐楚者，君举必书也，况征战大事，久劳于外乎？且归必有反面告至之礼焉。」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愚谓：「楚非叛盟也，公始以伐楚行，安得不以伐楚至乎？」
葬许穆公
正传》曰：「书葬许穆公，纪同盟之大事也。有来赴，则史书之。圣人笔之，致同盟恤患之义耳。」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正传曰：兹叔牙子书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衞人、郑人、许人、曹人
译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春秋公羊传》说：“新臣是许国国君的名字。许国国君新臣去世，记载的是同盟中的重大变故。而他去世得不合礼制，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既然已经与诸侯结盟，那么生死都应以此为准。在国内就应死在国内，在军队中就应死在军中，这才是合乎礼制的。许国国君生病后却返回国内去世，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非议。”胡安国说：“刘敞说：‘诸侯死在国外的，在军中死就称在军中死，在防地死就称在防地死。现在许国国君没有任何地点的称呼，这是离开军队和防地而返回自己国家的证据。’召陵位于颍川，因此许国国君返回了那里。古代国君即位时就制作棺材，每年涂一次漆，出国境必定携带棺材。死在军中称为‘师’，死在防地称为‘防’，这是合乎礼制的。许国国君新臣去世，不合乎礼制。他作为国君，是不懂天命的人。不懂天命就必定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必定贪恋生存，贪恋生存就必定扰乱礼制了。然后就有苟且偷生、逃避责任的耻辱，然后就有滥设祭祀、非分之想的迷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些通晓生死道理、明白昼夜规律的人，又哪里会与人不同呢？如果合乎正道而死，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
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春秋公羊传》说：“屈完，是楚国的大夫。召陵在颍川县，是楚国的土地。记载‘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那么楚国服从道义、齐国仗义而抵御夷狄、尊崇周王室的道义，就都显现出来了。”《左传》说：“夏季，楚成王派屈完到齐军中去。齐军撤退驻扎在召陵。齐桓公陈列诸侯的军队，与屈完同乘战车观看。齐桓公说：‘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继承先君们的友好关系，与我共同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您施恩惠，为我国社稷祈求福佑，屈尊接纳我国国君，是我国国君的愿望。’齐桓公说：‘用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些军队攻城，什么城不能攻克？’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从？您如果用武力，楚国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即使军队再多也没有用处。’屈完与诸侯结盟。”《公羊传》说：“为什么说在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这是什么意思？军队在召陵。军队在召陵，那么为什么要两次提到结盟？是喜悦楚国归服。楚国是夷狄，却屡次侵害中原各国。南狄与北夷交相侵扰，中原各国命悬一线。桓公拯救中原各国而抵御夷狄，最终使楚国臣服，这算是王者所做的事。”胡安国也说：“来到军中结盟，是嘉奖楚国服从道义；在召陵结盟，是记述桓公的功绩。”桓公率领八个国家的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讨伐楚国而楚国人震惊恐惧，兵力很强大了。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楚国答应；询问周昭王未能返回的原因，楚国推辞；请求共同友好，楚国接受；用战胜攻克的言语威胁，楚国回答说用力难以成功。然而桓公在召陵退兵，以礼相待楚国使者，最终与他们结盟而没有继续进攻。在这里可以看出齐军虽然强大，桓公能够用纪律约束他们而不暴虐；楚国人已经归服，桓公能够以礼谦下他们而不骄傲，差不多算是王者所做的事了。所以《春秋》记载的结盟，在这里最为盛大，而扬雄称赞说：“齐桓公时代粗布衣而《春秋》赞美召陵之盟，就是这个意思。”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
《春秋公羊传》说：“辕涛涂，是陈国的大夫。记载齐国人拘捕陈国的辕涛涂，表明拘捕他是不合礼制的。”《左传》说：“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从陈国和郑国之间经过，国家必定非常疲惫。如果从东方经过，在东夷展示军威，沿着海边返回，那是可以的。’申侯说：‘好。’辕涛涂把这话告诉济侯，济侯同意了。申侯进见说：‘军队已经疲惫了，如果从东方经过而遇到敌人，恐怕军队无法使用了。如果从陈国和郑国之间经过，供给资粮和鞋履，那是可以的。’齐桓公很高兴，把虎牢给郑国，拘捕了辕涛涂。”我认为这确实是传文的说法。根据《左传》的说法，是因为辕涛涂一句话的错误，就认为他不忠诚而拘捕他。然而陈国与诸侯结盟，去讨伐楚国，楚国归服而返回，即使宽恕他也是可以的。辕涛涂没有叛逆上级的罪行，却因小事越过国境拘捕他，不符合霸主征讨的正道。所以家氏认为不赞成拘捕他是正确的。
秋季，鲁国与江人、黄人讨伐陈国。
《春秋公羊传》说：“‘及’，是承接上文齐国与他们的意思。怎么知道不是鲁公与他们呢？因为下文记载‘公至自伐楚’而知道。”夏季，拘捕辕涛涂；秋季，立即与江、黄讨伐陈国。好像是一件事一样。《左传》说：“秋季讨伐陈国，是讨伐不忠诚。”我认为所谓不忠诚，没有看到什么，必定是因为辕涛涂误导军队而认为他不忠诚。已经拘捕了他们的大夫，又讨伐他们的国家，难道是奉词讨罪，霸主的军队吗？《春秋》记载此事，表明讨伐他们是不对的。桓公在这个时候霸业衰落了。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返回。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公从讨伐楚国返回，是因为国君的行动必定记载，何况征战大事，长期在外劳累呢？而且回国必定有拜见祖先、报告到达的礼节。”《公羊传》说：“楚国已经归服了，为什么还要记载讨伐？是楚国背叛盟约。”我认为：“楚国没有背叛盟约，公起初以讨伐楚国出发，怎么能不以讨伐楚国返回呢？”
安葬许穆公。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安葬许穆公，是记述同盟中的大事。有使者来报丧，史官就记载。圣人笔削记载，是为了表达同盟中体恤患难的道义。”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春秋公羊传》说：“兹是叔牙的儿子，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
侵陈，着其侵之不正也，迁怒也，非王者大公至正，一怒而安天下之心也。左氏曰：叔孙戴伯帅师防诸侯之师侵陈，陈成归辕涛涂。胡氏曰：扬子法言：或问为政有几？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其思矣。夫齐桓公欲径陈，陈不果纳，执辕涛涂，其斁矣。夫桓公识明而量浅，管仲器不足而才有余，方楚人未帖而齐以为忧也，致勤于郑，振中夏之威，防于阳谷，惇逺国之信，按兵于陉，脩文告之辞，退舍召陵，结防盟之礼，何其念之深，礼之谨也！存此心以进善，则桓有王徳而管氏为王佐矣。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归也。楚方受盟，志已骄溢，陈大夫一谋不协，其身见执，其国见伐见侵而怒，犹未怠也，桓徳于是乎衰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曽可厚以责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浅而器不宏也。魏武才得荆州而张松见忽，唐荘宗自矜取汴而髙氏不朝，成汤胜夏，抚有万方，乃曰：「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人之度量相越，岂不逺哉！愚谓胡氏此论是矣。又谓春秋称人以执罪齐侯，则凿矣。
译《春秋》记载齐国侵犯陈国，是为了表明这种侵犯是不正当的，是迁怒于人的行为，并非王者那种大公无私、至为公正，发一怒就能安定天下人心的做法。左氏说：“叔孙戴伯率领军队防备诸侯的军队侵犯陈国，陈国最终归还了辕涛涂。”胡氏说：“扬雄在《法言》中问道：治理政事有几个关键？回答说：在于思考是否令人厌恶。过去周公征伐东方的四个国家，这是君王在深思熟虑。齐桓公想要取道经过陈国，陈国没有果断接纳，于是拘捕了辕涛涂，这就是令人厌恶的表现了。齐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狭，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时楚人尚未顺服，齐国却以此为忧，于是向郑国表示勤勉，振兴中原的威势，在阳谷设防，厚待远方国家的信义，在陉地按兵不动，修饰文告的言辞，在召陵退兵，缔结盟约的礼仪，他们的思虑多么深远，礼仪多么谨慎啊！如果保持这种心态来增进善行，那么桓公就具备王者的德行，管仲就成为王者的辅佐了。尧舜是天生具备这种德行，商汤周武是亲身践行这种德行，五霸则是借用来这种德行，借了很久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拥有呢？可惜桓公借用这种德行不久就迅速放弃了。楚国刚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傲自满，陈国大夫的一个计谋不协调，自己就被拘捕，国家被讨伐被侵犯，愤怒之情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从此就衰落了。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要反省自己的智慧；以礼待人而别人不回应，要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事没有达到预期，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自身端正天下就会归附，怎么可以严厉地责备别人而不自我反省呢？推究其过失在于气量浅狭而器量不宏大。曹操刚得到荆州就轻视张松，唐庄宗自夸夺取汴州而高氏不来朝见，商汤战胜夏桀，安抚四方，却说：‘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如果四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能归咎于四方。人的气量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我认为胡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又说《春秋》称‘人’来拘捕，是为了归罪于齐侯，这就过于穿凿附会了。”
【惠王二十二年】五年【齐桓三十一年，晋献二十二年，卫文五年，蔡穆二十年，郑文十八年，曹昭七年，陈宣三十八年，杞惠十八年，宋桓二十七年，秦穆五年，楚成十七年】
春
正传曰：「五年春，不书王正月者，史逸之耳。可见《春秋》不可以一字起义矣。」按正月，左氏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啓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愚谓左氏志正月于春之下，志辛亥日南至于正月之下，盖至日在子月，由是观之，则知子月为至日，为周之春，为周之正月，无疑矣。
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正传曰：「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纪人伦之大变也。」左氏曰：「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愚谓来告，故史氏因其告而书之。圣人笔之而为天下后世戒也。」谷梁曰：「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胡氏谓公羊子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申生进不能自明，退不能违难，爱父以姑息，而陷之不义，谗人得志，几至亡国。先儒以为大仁之贼也。而目晋侯斥杀，专罪献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书也。内宠并后，嬖子配适，乱之本也。骊姬宠，奚齐、卓子嬖，乱本成矣。尸此者其谁乎？是故目晋侯斥杀，专罪献公，使后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乱适庶之位，纵人欲灭天理，以败其家国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犹有以尧母名门，使奸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者。
杞伯姬来朝其子
正传》曰：“云来朝其子者，以其子来朝也。书‘杞伯姬来朝其子’，着三失礼也。妇人越国，一失礼也。▯伯从其母来朝，二失礼也。僖公受之，三失礼也。”《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诸侯相见曰朝，伯姬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为志乎朝其子，则是▯伯失夫之道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伯姬来朝其子’，参讥也。”
夏公孙兹如牟
正传曰：「牟小国，书『夏公孙兹如牟』，着非礼也。」左氏曰：「公孙兹如牟，娶焉。」愚谓：大夫非君命公事，不越境。公孙兹因娶而往牟焉，则是以私事越国，非礼也。或曰：「如牟亲迎，何以为非礼？」娶私事也。如为馆于境内，行亲迎焉，又何不可之有？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
正传曰：「首止衞地及犹与也。」书「公及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善其防也。善宁周，尊王之义也。左氏曰：「防于首止，防王大子郑，谋宁周也。」此其实传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贰，不可与诸侯列。世子出，诸侯防之，故其辞异是也。而其义自明。」胡氏又泥「特书及以防」之説，则凿矣。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正传》曰：诸侯即上列国也。书“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着善盟也。《春秋》无善盟，此何以善盟？夏，诸侯防王世子于首止，而不敢与盟；秋，诸侯盟于首止，而世子不与，尊王世子也。尊王世子，所以尊王也；所以定王世子也。《谷梁》曰：无中事而复举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是则变之正也。天子防诸侯，不享觐。桓控大国，扶小国，綂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防齐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变之正也。天子微，诸侯不享觐，世子受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胡氏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扶小国，防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阼，是为襄王，一举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称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
译【惠王二十二年】五年【齐桓公三十一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卫文公五年，蔡穆侯二十年，郑文公十八年，曹昭公七年，陈宣公三十八年，杞惠公十八年，宋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五年，楚成王十七年】
春季
《春秋正传》说：“五年春季，不记载‘王正月’，是史官遗漏罢了。由此可见，《春秋》不能凭一个字来确立大义。”按：关于正月，《左传》说：“正月辛亥日初一，太阳到达冬至点。国君已经视察了初一的仪式，于是登上观台观望天象并记录下来，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二分二至以及四季的开端，必定记录云气物候，是为了防备灾变。”我认为，《左传》在“春”字下记载正月，在“正月”下记载辛亥日冬至，大概是因为冬至日在子月，由此看来，就知道子月是冬至之月，是周朝的春季，是周朝的正月，这是毫无疑问的。
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春秋正传》说：“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是记录人伦关系中的重大变故。”《左传》说：“晋侯派人因为杀太子申生的缘故来告知。”我认为，因为来告知，所以史官根据他的告知而记载。圣人将其写下来，作为天下后世的警戒。”《谷梁传》说：“直呼晋侯之名并指责其杀戮，是憎恶晋侯。”胡安国认为《公羊传》说：“杀害世子或同母弟，直接称君主的，是表示憎恶。”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危难，因为爱护父亲而姑息纵容，从而陷父亲于不义，谗佞之人得志，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先代儒者认为申生是大仁的祸害。那么直呼晋侯之名并指责其杀戮，专门归罪于晋献公，是为什么呢？《春秋》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著作。内宠与正后并列，宠爱的儿子与嫡子匹配，这是祸乱的根源。骊姬受宠，奚齐、卓子受偏爱，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又是谁呢？因此直呼晋侯之名并指责其杀戮，专门归罪于晋献公，让后世那些想要扰乱妃妾名分、混淆嫡庶地位、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从而败坏其家国的人，知道有所警戒。用这种方式来防范民众，仍然有人用尧母的名字命名门庭，让奸臣逆推其心意，产生危害皇后太子的念头，从而酿成巫蛊之祸。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春秋正传》说：“说‘来朝见她的儿子’，是因为她的儿子来朝见。记载‘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是彰显三种失礼的行为。妇人跨越国境，是一种失礼。〇伯跟随他的母亲来朝见，是第二种失礼。僖公接受他们，是第三种失礼。”《谷梁传》说：“妇人既已出嫁，不跨越国境，跨越国境是不正当的。诸侯相见称为朝见，伯姬是为了朝见她的儿子而来。伯姬是为了朝见她的儿子而来，那么〇伯就失去了作为丈夫的道理。诸侯相见称为朝见，是用来接待他人的；以父亲的身份接待他人的儿子，是不正当的。所以说：‘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是三重讥讽。”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春秋正传》说：“牟是小国，记载‘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是彰显其不合礼制。”《左传》说：“公孙兹前往牟国，在那里娶妻。”我认为：大夫如果没有君主的命令和公事，不跨越国境。公孙兹因为娶妻而前往牟国，这就是以私事跨越国境，是不合礼制的。有人说：“前往牟国亲迎，为什么说不合礼制？”娶妻是私事。如果是在境内设馆舍，进行亲迎仪式，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周王的世子。
《春秋正传》说：“首止是卫国的地方，‘及’字表示并列。”记载“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周王的世子”，是赞扬他们的防备行为。是赞扬安定周王室、尊崇周王的大义。”《左传》说：“在首止防备，是防备周王太子郑，谋划安定周王室。”这才是真正的传文。程颐说：“世子是王的副手，不可以与诸侯并列。世子出行，诸侯防备他，所以其辞藻不同，这是很自然的。而其大义自然明白。”胡安国又拘泥于“特别记载‘及’字以表示防备”的说法，那就穿凿附会了。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春秋正传》说：诸侯就是上面列举的国家。记载“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是彰显对这次结盟的赞扬。《春秋》不赞扬结盟，这次为什么赞扬结盟？夏季，诸侯在首止防备周王世子，而不敢与他结盟；秋季，诸侯在首止结盟，而世子不参与，这是尊崇周王世子。尊崇周王世子，是为了尊崇周王；是为了安定周王世子。《谷梁传》说：中间没有事件却再次列举诸侯，是为什么呢？是尊崇周王世子而不敢与他结盟。尊崇他，那么不敢与他结盟，是为什么呢？结盟是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谨慎守信，不敢把所不信任的东西加在尊贵者身上。齐桓公的诸侯们不能朝见天子，这是不臣服。周王世子，是儿子，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已经确立了他的地位，这是不孝。齐桓公不臣服，周王世子不孝，那么所赞扬的，是为什么呢？这是变通中的正道。天子防备诸侯，不举行享礼和觐礼。齐桓公控制大国，扶持小国，统领诸侯，不能朝见天子，也不敢召见天王，在首止尊崇周王世子，这就是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含有天王的命令，防备齐桓公，这也是尊崇天王的命令。世子接受可以吗？这也是变通中的正道。天子势微，诸侯不举行享礼和觐礼，世子接受诸侯的尊崇自己，而天王也就尊贵了，世子接受是可以的。胡安国说：首止的结盟，是最大的美德。周王想要用爱子替换世子，齐桓公对此担忧，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在首止防备，以安定他的地位。太子即位，这就是周襄王，一举使得父子君臣的道理都得以实现。所以孔子称赞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
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首止之盟，为天下正君臣父子之大伦，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译（齐桓公）死后，百姓直到今天还蒙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首止之盟，为天下确立了君臣、父子的大伦理，所以说首止之盟，是极大的善举。
郑伯逃归不盟
正传曰：「书郑伯逃归不盟，罪郑伯之无信也。诸侯防王世子于首止，左氏以为谋宁周也。今以王非义之命，遂逃归不盟，吾故曰『春秋书之以罪郑之无信也』。左氏曰：『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聴，逃其师而归。胡氏曰：「事有恶者不与为幸，其善者不与为贬。平丘之盟，恶也，请鲁无勤，是以为幸，故直书曰『公不与盟』。首止之盟，善也，犯众不盟，是以为贬，故特书曰『郑伯逃归』。逃者匹夫之事，以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虽悔于终，病而乞盟，如所丧何？其书『逃归不盟』，深贬之也。」或曰：「首止之防，非王志也。王恶齐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汝以从楚，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畏齐，故逃归不盟。然则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义为主。夫义者，权名分之中，而当其可之谓也。诸侯防王世子，虽衰世之事，而春秋与之者，是变之中也。郑伯虽承王命，而制命非义，春秋逃之者，亦变之中也。」
楚人灭▯▯子奔黄
正传曰：「▯，小国也。书『楚人灭▯』，▯子奔黄，着夷狄陵暴之罪也。」左氏曰：「楚鬭谷于莬围▯，▯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也。▯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愚谓此实传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正传曰：「书日有食之，纪天变也。』圣人笔之，示人君脩省之义耳。」
冬晋人执虞公
正传》曰：「书晋人执虞公，交讥之也。」晋阴谋假道，灭人之国，而执其君；虞酖酣货宝，自灭其国，而身被执戮。均之为不义也，故交讥之。左氏曰：「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啓，冦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虞公不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胡氏曰：「书灭夏阳于始，而记执虞公于后，可以见弃义趋利、黩货无厌之能亡国败家，审矣。」
春秋正传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十三明湛若水撰僖公
【惠王二十三年】六年【齐桓三十二年，晋献二十三年，衞文六年，蔡穆二十一年，郑文十九年，曹昭八年，陈宣三十九年，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年，秦穆六年，楚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义见于前
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正传》曰：「新城郑邑，书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伐郑，围新城。则郑伯自致之祸，诸侯擅兴之罪，并见矣。」左氏曰：「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宻，郑所以不时城也。齐桓倡攘夷、尊华之义，以宁周室，郑乃背之，诸侯伐之，乃其自取耳。然齐桓搂诸侯以伐诸侯，不请命于天王，薄乎云耳，乌得无罪？」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正传》曰：遂者，继事之词，承上伐郑之师也。书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着桓公攘夷安华之义也。《谷梁》曰：善救许也。《左氏》曰：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楚子问诸逄伯，对曰：昔武王克殷，防子啓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冬公至自伐郑
正传》曰：「书公至自伐郑，纪大事也。国之大事，在戎，况大举乎？君举必书，况逺伐乎？故书至，则有反面告庙之礼焉。」胡氏谓：「以久而致，非也。」《谷梁》曰：「其不以救许致
译郑伯逃跑回国，没有参加盟会。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郑伯逃归不盟’，是谴责郑伯缺乏信用。诸侯在首止防备周王的世子，左氏认为这是为了安定周王室。如今郑伯认为周王的命令不合道义，于是逃跑回国不参加盟会，所以我说是‘《春秋》记载此事以谴责郑伯的无信’。左氏说：‘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用晋国来辅佐你，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却害怕不朝见齐国，所以逃跑回国不参加盟会。’孔叔劝阻他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亲近的人，失去亲近的人祸患必然到来。生病时请求结盟，所丧失的就太多了。您一定会后悔的。’郑伯不听，逃离军队回国。胡氏说：‘事情有邪恶的，不把它当作幸运；有善良的，不把它当作贬低。平丘的盟会，是邪恶的，请求鲁国不要劳累，所以当作幸运，因此直接记载说‘公不与盟’。首止的盟会，是善良的，违抗众人不参加盟会，所以当作贬低，因此特别记载说‘郑伯逃归’。逃跑是普通百姓做的事，以诸侯的尊贵身份去做普通百姓的事，虽然最终后悔，生病时请求结盟，又能挽回什么损失呢？记载‘逃归不盟’，是深深地贬低他。’有人说：‘首止的防备，不是周王的意愿。周王厌恶齐侯确定世子，所以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却畏惧齐国，所以逃跑回国不参加盟会。那么有什么罪呢？’回答说：‘《春秋》讲究名分，尊崇周天王，而以大义为主。所谓义，就是权衡名分之中，而得其恰当之处。诸侯防备周王世子，虽然是衰微时代的事，但《春秋》肯定它，是因为这是变故中的恰当做法。郑伯虽然承受周王的命令，但制定命令不合道义，《春秋》记载他逃跑，也是因为这是变故中的恰当做法。’”
楚国人灭掉了〇国，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
《春秋正传》说：“〇，是小国。记载‘楚人灭〇’，〇子奔黄，是彰显夷狄欺凌暴虐的罪行。”左氏说：“楚国大夫鬭谷于莬包围〇国，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当时江、黄、道、柏正与齐国和睦，都是〇国的姻亲。〇国国君依仗这些关系而不侍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灭亡。”我认为这确实是正确的传文。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春秋正传》说：“记载日食，是记录天象变异。圣人把它写下来，是向君主展示修省身心的意义罢了。”
冬天，晋国人抓住了虞公。
《春秋正传》说：“记载晋人执虞公，是互相讥讽。”晋国阴谋借道，灭掉别人的国家，并抓住其国君；虞国沉迷于财宝，自取灭亡，自身被抓住杀害。两者都是不义，所以互相讥讽。左氏说：“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用来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然跟随。晋国的野心不可开启，敌寇不可玩忽。一次已经过分，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谚语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啊。’虞公不听。冬天，十二月丙子初一，晋国灭掉虢国，虢公丑逃奔到京师。军队返回，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它，抓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用来陪嫁秦穆姬，并修缮虞国的祭祀，而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记载说：‘晋人执虞公’，谴责虞国，并且说明事情容易。”胡氏说：“在开始时记载灭夏阳，而在后来记载抓住虞公，可以看出抛弃道义追求利益、贪财无厌能够亡国败家，确实如此。”
《春秋正传》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惠王二十三年】六年【齐桓三十二年，晋献二十三年，衞文六年，蔡穆二十一年，郑文十九年，曹昭八年，陈宣三十九年，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年，秦穆六年，楚成十八年】
春天，周王正月。
《春秋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其意义在前面已经见过。
夏天，鲁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
《春秋正传》说：“新城是郑国的城邑，记载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衞侯、曹伯伐郑，围新城，那么郑伯自招祸患，诸侯擅自起兵的罪行，都显现出来了。”左氏说：“夏天，诸侯讨伐郑国，是因为郑伯逃避首止盟会的缘故。包围新密，是郑国所以不及时筑城的原因。齐桓公倡导攘除夷狄、尊崇华夏的道义，以安定周王室，郑国却背弃他，诸侯讨伐他，是他自找的。然而齐桓公挟持诸侯来讨伐诸侯，不向周天王请示，浅薄啊，怎么能没有罪呢？”
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春秋正传》说：“遂，是承接前事的词，承接上面讨伐郑国的军队。记载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是彰显桓公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道义。”《谷梁传》说：称赞救援许国。《左氏传》说：楚子包围许国以救援郑国，诸侯救援许国，楚军才撤退。冬天，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去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向北，口含玉璧，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纣王的儿子启也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束缚，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祓除不祥，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楚子听从了。
冬天，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春秋正传》说：“记载公至自伐郑，是记录大事。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何况是大举出兵呢？君主的举动必须记载，何况是远征呢？所以记载回来，就有返回宗庙告祭的礼仪。”胡氏说：“因为历时久而记载回来，是不对的。”《谷梁传》说：“不因为救援许国而记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