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十八
言是也。又言称国以放，见晋政之在私门，而成上侵，为后戒也，则凿矣。
译这话是对的。又说“称国以放”是表明晋国的政令掌握在私家手中，从而形成下级侵夺上级权力的局面，以此作为后世的警戒，这就非常确切了。
公防齐侯于平州
正传曰：「书公防齐侯于平州，着其防之非也。古者诸侯相防，同以讲信修睦，非有为而为之也。宣公非时有为而防齐侯于平州，则非正矣。」左氏曰：「防于平州，以定公位。」愚故谓此宣公平州之防，有所为而为之，非正也。胡氏曰：「鲁宣簒立，逾年举国臣子既从之矣，若之何位犹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防也？春秋以来，弑君簒国者已列于诸侯，则不复致讨。故曹人以此请负刍于晋。夫簒弑之贼，毁灭天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没，时无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防而不复讨，是率中国为僭窃，弃人类为禽兽。此仲尼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愚谓此説是也，而胡氏又云：「鲁宣宜称及齐，而曰防者，以为讨贼絶党之法则凿矣。但曰防，则齐党恶之罪在其中矣。」
公子遂如齐
正传曰：「书公子遂如齐，则其如之为邪谋可考见矣。」同时公防齐侯于平州，而仲遂如齐，并书继之，以齐人取济西之田，则鲁以田赂齐也。公之防齐以赂，与齐成以定已位也。遂如齐以拜成也，皆可见矣。故左氏曰：「东门襄仲如齐，拜成是也。」则遂之如齐以成邪谋也。胡氏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谋，为首恶。初请于齐，遂为上客，而并书介使者，罪叔孙得臣不能为有无，亦从之也。大夫有以死争者矣。然削而不书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则一再见于经矣。如齐拜成，虽削之可也，又再书于策者，于以着其始终成就弑立之谋，以戒后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宠，或外结藩镇以为之援，至于杀生废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虑深矣。凡此皆直书于防，而义自见者也。」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正传曰：济西鲁地，书齐人取济西田，则取之者及与之者之罪并可见矣。夫齐取之，以鲁与之也。左氏曰：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愚谓土田乃传之于先公，受封于天子，非可以私相取与也，况以为赂乎？公羊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杀子赤之赂也。程子曰：宣公不义得国，赂齐以求助，齐受之以助不义，故书取。不义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为强取，故不讳。不能有而失者皆讳。胡氏曰：鲁人致赂以免讨，而书齐人取田者，所以着齐罪。春秋讨贼，尤严于利，其为恶而助之者，所以孤其党。夫齐鲁隣国，盟主之余业也。子恶弑出，姜归而宣公立，不能声罪致讨，务宁鲁乱，首与之防，是利其为恶而助之也。弑君簒国人道所不容，而货赂公行，免于诸侯之讨，则臣子胥为僭窃，人类灭为禽兽，其祸乃自不知。以义为利，而以利之可以为利而为之也。孟子为梁王极言利，国者必至于弑夺而后餍，盖得经书取田之意。举法如此，然后人知保义弃利，乱臣贼子孤立无徒，而乱少弭矣。
秋邾子来朝
正传曰：「书邾子来朝，则其党恶之罪自见矣。」宣公簒立之罪，人人得而诛之。诸侯列国不能与连率方伯告于天子，声罪致讨，而邾乃首来朝之，人心死，天理灭矣。故不必加贬，直书之而其罪自见矣。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
正传曰：「书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着党楚陵弱之罪也。并称楚子、郑人者，着同恶罪之甚也。」或谓爵楚而人郑，为贬之者非也。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又防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楚子侵陈，遂侵宋。」胡氏曰：「郑伯本以宋人弑君，晋不能讨，受赂而还，以此罪晋为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国，何义乎？书『侵陈遂侵宋』者，以见潜师掠境，肆为侵暴，非能声宋罪而讨之也。既正此师为不义，然后中国之师可举矣。」
晋赵盾帅师救陈
正传曰：「书晋赵盾帅师救陈，何也？」谷梁曰：「善救陈也。」左氏曰：「晋赵盾帅师救
译鲁宣公在平州防备齐侯。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鲁宣公在平州防备齐侯，是为了彰显他防备行为的不正当。古代诸侯互相防备，是为了共同讲求诚信、增进和睦，并非为了某种私利而这样做。鲁宣公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防备齐侯，这就不是正道了。”《左传》说：“在平州防备，是为了确定鲁宣公的君位。”所以我认为，鲁宣公在平州的防备，是有所图谋而为之，是不正当的。胡安国说：“鲁宣公篡位自立，过了一年，全国的臣子都已经顺从他，为什么他的君位还不确定，还要依靠平州的防备呢？自《春秋》以来，弑君篡国的人已经位列诸侯，就不再被讨伐。所以曹国人因此向晋国请求接纳负刍。那些篡位弑君的贼人，毁灭天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无论生死、古今，他们的罪过都不能赦免。因为将他们列为诸侯而不再讨伐，这是率领中原各国走向僭越窃取，抛弃人类本性沦为禽兽。这正是孔子所恐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而胡安国又说：“鲁宣公应当记载为‘与齐侯会’，而记载为‘防’，是为了确立讨伐贼人、断绝党羽的法度，这就太牵强了。只说‘防’，那么齐国包庇恶行的罪责就包含在其中了。”
公子遂出使齐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公子遂出使齐国，那么他出使齐国是为了策划阴谋就可以考察知道了。”当时鲁宣公在平州防备齐侯，而仲遂出使齐国，两件事接连记载，因为齐国人夺取了济西的田地，那么鲁国就是用田地贿赂齐国。鲁宣公防备齐国是为了贿赂，与齐国达成和解是为了确定自己的君位。仲遂出使齐国是为了拜谢和解，这些都可以看出来了。所以《左传》说：“东门襄仲出使齐国，是为了拜谢和解。”那么仲遂出使齐国就是为了完成阴谋。胡安国说：“鲁宣公篡位自立的罪过，仲遂是主谋，是首恶。起初向齐国请求，仲遂作为上宾，并且记载了介使者，是为了谴责叔孙得臣不能明辨是非，也顺从了仲遂。大夫中有以死抗争的人了。然而被删削而不记载，是因为叔仲惠伯的死不是君命，死得不得其所。仲遂和行父，就一再出现在经文中了。出使齐国拜谢和解，虽然可以删削，却又再次记载在简策上，以此来彰显他们始终完成弑君立君阴谋的经过，以警戒后世的臣子。有的人在内结交宫禁以巩固自己的宠幸，有的人在外勾结藩镇作为自己的外援，以至于杀生废立都出自他们之手，而君主却不醒悟，他们的用心太深了。所有这些都在直书中体现，而大义自然显现。”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西的田地。
《春秋公羊传》说：济西是鲁国的土地，记载齐国人夺取济西的田地，那么夺取者和给予者的罪过都可以看出来了。齐国夺取它，是因为鲁国给了它。《左传》说：齐国人夺取济西的田地，是为了拥立鲁宣公的缘故，用来贿赂齐国。我认为土地是先公传下来的，受封于天子，不可以私下互相给予，何况用来作为贿赂呢？《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用来贿赂齐国。为什么贿赂齐国？是为了弑杀子赤的贿赂。程颐说：鲁宣公不义地得到国家，贿赂齐国以求援助，齐国接受贿赂以援助不义之人，所以记载为“取”。不义之人不能保住他的土地，所以不说“我”，不是因为强取，所以不避讳。不能保住而失去的都避讳。胡安国说：鲁国人送贿赂以免除讨伐，而记载齐国人夺取田地，是为了彰显齐国的罪过。《春秋》讨伐贼人，尤其严厉对待利益，那些作恶并帮助贼人的人，以此来孤立他们的党羽。齐鲁是邻国，是盟主留下的基业。子恶被弑出逃，姜氏回国而鲁宣公即位，不能声讨罪过致讨，只求平息鲁国的动乱，首先与他防备，这是贪图他作恶的利益并帮助他。弑君篡国是人道所不容的，而贿赂公然进行，免于诸侯的讨伐，那么臣子都成为僭越窃取者，人类灭绝沦为禽兽，他们的祸害竟然自己不知道。把义当作利，而把利当作可以获得的利益去做。孟子对梁王极力陈述利，说国家必定要等到弑君夺取之后才满足，大概得到了经书记载“取田”的意思。举法如此，然后人们知道保持义而抛弃利，乱臣贼子孤立无援，而动乱就少平息了。
秋天，邾子来朝见。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邾子来朝见，那么他包庇恶行的罪过自然显现了。”鲁宣公篡位自立的罪过，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诸侯各国不能联合方伯向天子报告，声讨罪过致讨，而邾国却首先来朝见他，人心死了，天理灭了。所以不必加贬斥，直书其事而其罪过自然显现了。
楚子、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楚子、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是为了彰显他们依附楚国欺凌弱小的罪过。并称楚子、郑人，是为了彰显他们同恶的罪过非常严重。”有人说爵位称楚子而人称郑人，是为了贬斥他们，这是不对的。《左传》说：“宋国人弑杀昭公，晋国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宋国，宋国与晋国讲和。宋文公在晋国受盟，又在扈地会合诸侯，将要为鲁国讨伐齐国，都索取贿赂而返回。郑穆公说：‘晋国不值得交往。’于是向楚国受盟。陈共公去世，楚国人对他不礼貌。陈灵公向晋国受盟，楚子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胡安国说：“郑伯本来因为宋国人弑君，晋国不能讨伐，接受贿赂而返回，以此指责晋国不值得交往，于是向楚国受盟。现在却依附楚国，来屡次危害中原各国，有什么道义呢？记载‘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是为了显示他们暗中出兵掠夺边境，肆意侵犯暴虐，并不是能够声讨宋国的罪过而讨伐它。既然判定这支军队是不义的，然后中原各国的军队才可以举兵。”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为什么呢？”《谷梁传》说：“赞美救援陈国。”《左传》说：“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
陈。」宋愚谓：「此救陈，左氏并云宋，衍文也。」胡氏谓：「圣人削宋，非也。」又曰：「郑在王畿之内，而附蛮夷；陈先代帝王之后，而见侵逼，此门庭之寇，利用御之者也。」晋能救陈，则存诸夏，攘夷狄之师，故特褒而书「救」。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悬，如拯民于涂炭之中，知此义，则知《春秋》用兵之意矣。
译陈国。”宋愚说：“这是救援陈国，《左传》中连带提到宋国，是衍文。”胡氏说：“圣人删去宋国，是不对的。”又说：“郑国在周王畿之内，却依附蛮夷；陈国是先代帝王的后裔，却遭受侵逼，这是家门前的寇贼，适宜抵御的。”晋国能够救援陈国，就能保存华夏各国，抵御夷狄的军队，所以特别褒扬并记载‘救’字。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好的。如同解除倒悬之苦，如同从泥沼炭火中拯救百姓，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春秋》用兵的用意了。
宋公、陈侯、衞侯、曹伯防晋师于棐林，伐郑。
正传曰：「棐林，郑地。赵盾之师方救陈也，诸侯遂防之以伐郑。书之，见其伐之善也。所谓彼善于此者也。故谷梁谓：『着其美也。』是也。左氏曰：『防于棐林以伐郑也。』楚蒍贾救郑，遇于北林，囚晋解▯，晋人乃还。愚谓：郑以畿内诸侯而外附于楚，与之同恶中国而夷狄者也。诸侯防晋师伐之，攘夷狄，尊中国之师矣。故《春秋》书之。」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
正传曰：「书晋赵穿帅师侵崇，着不义之师也。」左氏曰：「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愚谓非有大义之举，而为是邪谋以动众，其不义甚矣。胡氏曰：「崇在西土，秦所与也。晋欲求成于秦，不以大义动之，而伐其与国，则为谖已甚。比诸伐楚以救江，异矣。而传谓设此谋者赵穿也，意者赵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权，托于伐国以用其众乎？不然，何谋之迂而当国者亦不裁正而从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防，弑君于桃园，而上卿以志同受恶，其端又见于此。书侵以见，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晋人宋人伐郑
正传曰：「书晋人、宋人伐郑，着非义也。」左氏曰：「晋人伐郑，以报北林之役。」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愚谓观此，则晋之此举为愤兵，盖原于侈心之萌也。谷梁曰：「伐郑，所以救宋也。」愚谓所以伐郑者，以郑以王畿诸侯，而从楚，是从敌以叛王也，则郑必无词矣。若夫宋以弑君之贼，罪浮于郑，晋乃不之问，而反与同伐人，所谓助桀伐桀也。我已曲矣，可得为义兵乎？故《春秋》并书之，其义可见矣。胡氏亦谓：「宋人弑君，既列于防，在《春秋》衰世，已免诸侯之讨矣。」论《春秋》王法，则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晋人与之合兵伐郑，是谓以燕伐燕是也。然又谓「书人以贬，凿矣」。其罪已着，何假书人乎？
【匡王六年崩】二年【晋灵十四年，弑齐惠二年，衞成二十八年，蔡文五年，郑穆二十一年，曹文十一年，陈灵七年，杞桓三十年，宋文四年，秦共二年，楚庄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正传曰：「书宋郑大棘之战，华元之获，着不义也。」左氏曰：「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谓：「宋以弑君之贼而伐郑之附楚，郑又负从夷之罪而伐宋，以获其大夫，是以罪伐罪耳，何以为义举乎？若夫宋之罪，唯天吏者则可以伐之，所藏乎身不恕而能伐人者，未之有也。」
秦师伐晋
正传曰：「书秦师伐晋，着报怨之师也。」左氏曰：「秦师伐晋，以报崇也，遂围焦。」愚故曰：「报怨之兵也。」胡氏曰：「晋用大师于崇，乃赵穿私意，而无名也，故书侵。秦人为是兴师而报晋，则问其无名之罪也，故书伐。世岂有欲求成于强国，而侵其所与，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见矣。宣子当国，筭无遗策，独懵于此哉？其从之也，而盾之情亦见矣。」《春秋》书事，笔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书围焦，所以诛晋卿上侵之意，其所由来者渐矣。愚谓胡氏论「书侵」「书伐」之别，然则《春秋》书此为与秦乎？误矣。
夏晋人宋人衞人陈人侵郑
正传曰：「书晋人、宋人、衞人、陈人侵郑，着报怨之师也。」左氏曰：「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隂地及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棘之役。楚闘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愚谓：「以晋之强，诸侯之众，非不足以胜郑也，而卒不能胜者，盖宋负弑君之罪，晋与诸侯不能讨，又受赂而党之，此郑之所以不服也。」胡氏谓：「易『于讼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谋始，始而不谋，
译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进而攻打郑国。
《正传》说：“棐林，是郑国的地方。赵盾的军队正在救援陈国，诸侯于是抵御晋军并攻打郑国。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他们攻打郑国是善举。这就是所说的‘那一方比这一方好’。所以《谷梁传》说：‘彰显其美德。’这是对的。《左传》说：‘在棐林抵御晋军以攻打郑国。’楚国的蒍贾救援郑国，在北林遭遇晋军，俘虏了晋国的解扬，晋国人于是撤退。我认为：郑国作为王畿内的诸侯却向外依附楚国，与楚国一同作恶，视中原诸夏为夷狄。诸侯抵御晋军攻打郑国，这是驱逐夷狄、尊崇中原的军队。所以《春秋》记载此事。”
冬天，晋国的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是彰显这不义的军队。”《左传》说：“晋国想要向秦国求和，赵穿说：‘我侵犯崇国，秦国会感到紧迫，崇国必定会救援，我们借此来求和。’冬天，赵穿侵犯崇国，秦国不肯与晋国讲和。”我认为，如果不是为了大义之举，却用这种邪谋来调动民众，其不义就非常严重了。胡安国说：“崇国在西方，是秦国的盟友。晋国想要向秦国求和，不用大义来打动它，反而攻打它的盟友，这就太狡诈了。这与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不同。而传文说设此计谋的是赵穿，或许赵穿已有叛逆之心，想获取兵权，借攻打他国来使用他的军队吧？不然，为何计谋如此迂腐，而执政者也不予纠正反而听从呢？”赵穿的名字，自从登上史册，在桃园弑君，而上卿赵盾因心意相同而承受恶名，其端倪又在此处显现。记载“侵”字，是为了表明，用来求和的方法是不正当的。
晋国人、宋国人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人、宋国人攻打郑国，是彰显这不义。”《左传》说：“晋国人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北林之战。”当时，晋侯奢侈，赵宣子执政，屡次劝谏而不被采纳，所以不能与楚国竞争。我认为，看这一点，那么晋国的这次行动是愤怒之师，大概源于奢侈之心的萌发。《谷梁传》说：“攻打郑国，是为了救援宋国。”我认为，攻打郑国的原因，是因为郑国作为王畿诸侯，却跟随楚国，这是跟随敌人背叛周王，那么郑国必定理屈词穷。至于宋国，因为弑君之贼，罪过比郑国更重，晋国却不追究，反而与宋国一同攻打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助桀为虐。我们自己已经理亏了，还能算是义兵吗？所以《春秋》一并记载，其义理可见。胡安国也说：“宋人弑君，既然已经列入防地，在《春秋》衰微的时代，已经免除了诸侯的讨伐。”论《春秋》的王法，那么其罪过固然存在，是法律所不赦免的。而晋国人与宋国合兵攻打郑国，这就是所谓的以燕伐燕。然而又说“记载‘人’字是为了贬低，这是凿空的”。其罪过已经明显，何必假借记载“人”字呢？
【匡王六年崩】二年【晋灵公十四年，弑齐惠公元年，卫成公二十八年，蔡文公五年，郑穆公二十一年，曹文公十一年，陈灵公七年，杞桓公三十年，宋文公四年，秦共公二年，楚庄王七年】
春季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的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华元被俘。
《正传》说：“记载宋郑大棘之战，华元被俘，是彰显这不义。”《左传》说：“春天，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宋国华元、乐吕抵御他们。二月壬子日，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虏了华元，抓获了乐吕以及战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取左耳一百人。”我认为：“宋国因为弑君之贼而攻打依附楚国的郑国，郑国又背负顺从夷狄的罪过而攻打宋国，并俘获其大夫，这是以罪伐罪罢了，怎么能算是义举呢？至于宋国的罪过，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它，自身所藏匿的不恕而能讨伐别人，是没有的。”
秦国军队攻打晋国。
《正传》说：“记载秦国军队攻打晋国，是彰显报复怨恨的军队。”《左传》说：“秦国军队攻打晋国，是为了报复崇国，于是包围了焦邑。”我所以说：“这是报复怨恨的军队。”胡安国说：“晋国在崇国使用大军，是赵穿的私意，而没有名义，所以记载‘侵’。秦国人因此兴师报复晋国，是追究它没有名义的罪过，所以记载‘伐’。世上哪有想要向强国求和，却侵犯它的盟友，从而能够求得讲和的呢？赵穿的情状可见了。赵宣子执政，谋划没有遗漏的策略，唯独对此懵懂无知吗？他听从赵穿，赵盾的情状也可见了。”《春秋》记载事情，笔削因革，必定有原因。一个记载“侵”，一个记载“伐”，而不记载包围焦邑，是为了诛讨晋国卿大夫以上侵犯的意图，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我认为胡安国论述“书侵”“书伐”的区别，那么《春秋》记载这是赞同秦国吗？错了。
夏季，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是彰显报复怨恨的军队。”《左传》说：“夏季，晋国赵盾救援焦邑，于是从阴地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郑国，以报复大棘之战。楚国斗椒救援郑国，说：‘想要诸侯却厌恶他们的危难吗？’于是驻扎在郑国，以等待晋军。赵盾说：‘他们宗族在楚国争斗，大概将要灭亡了，姑且加重他们的疾病，然后离开他们。’”我认为：“凭借晋国的强大，诸侯的众多，不是不足以战胜郑国，而最终不能战胜的原因，大概是宋国背负弑君之罪，晋国与诸侯不能讨伐，又接受贿赂而偏袒它，这是郑国之所以不服的原因。”胡安国说：“《易经》‘讼卦’的象辞说：‘君子做事谋始，开始而不谋划，
将至于兴师动众，有不能定者矣。』晋惟取赂释宋而不讨，至以中国之大不能服郑，不竞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译如果发展到兴兵动众的地步，就有无法平定的情况了。』晋国只因为接受了贿赂而释放宋国，却不加以讨伐，以至于凭借中原大国之威却无法降服郑国，在与楚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难道不值得谨慎吗！《春秋》记载史事，必定纠正其根本，因为末流已经像这样了。它所垂示的警戒是很明显的。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正传》曰：夷臯，晋侯名。书晋赵盾弑其君夷臯，诛首恶也。弑君者穿也，而书盾弑，盾上卿，与闻乎弑也？此与许止之事，皆是书其实事。盖弑君父之罪，天下大罪也。若无其实，《春秋》岂妄以意加以此罪乎？盖许止进药于父，而其臣傅之以毒，君死而止奔。赵盾怨君而出，族子弑君而复入，其与弑之迹显然矣，故皆以弑君加之，诛之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也。左氏曰：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防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羣臣赖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抟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闘且出，提弥明死之。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隠。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黒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愚谓此非孔子之言也。《春秋》之法，臣子弑君父，凡在官在宫者，杀无赦。观盾不讨穿之罪，乃反使之逆黑臀以立之，其同谋显然矣。岂越竟可免乎？又观此经，则书盾弑者，晋良史董狐之文，而鲁史因之，则孟子所谓「其文则史」，于此可见矣。他皆鲁史之文，而传莫见，惟此传最明。因此以例其他，则书人、书名与否，皆鲁史之文，而非出于圣人之手。孟子之言，为不我诬矣。胡氏曰：「赵穿手弑其君，董狐归狱于盾，其断盾之狱词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以书弑断而盾也。受其恶而不敢辞。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义云何？曰：正卿当国任事之臣也，国事莫酷于君见弑，不于其身而谁责乎？亡而越竟，谓去国而不还也，然后君臣之义絶；反而讨贼，谓复雠而不释也，然后臣子之事终。不然是盾伪出而实闻乎？故也。假令不与闻者而纵贼不讨，是有今将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恶莫惨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闲臣子之邪心，而谨其渐也。盾虽欲辞而不受可乎？以髙贵乡公之事观焉：抽戈者成济，唱谋者贾充，而当国者司马昭也。为天吏者将原，司马昭之心而诛之乎？亦将致辟成济而足也？故陈泰曰：『惟斩贾充可以少谢天下耳。』昭问其次，意在济也；泰欲进此直指昭也。然则赵穿弑君，盾为首恶，春秋之大义明矣。微夫子推见至隠，垂法后世，乱臣贼子皆以诡计获免；而至愚无知如彼史太、邓扈、乐之徒，皆蒙归狱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于禽兽也，几希。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正传》曰：「书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纪天下之大变也。闻赴而书，于是诸侯有奔丧之礼焉。鲁不见书之史册，则其不奔丧而无君之罪可见矣。」
【定王元年】三年【晋成公黑臀元年，齐恵三年，卫成二十九年，蔡文六年，郑穆二十二年卒，曹文十二年，陈灵八年，杞桓三十一年，宋文五年，秦共三年，楚庄八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正传》曰：「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见郊之非礼也。天子祀天地，诸侯祀山川，礼也。鲁以诸侯祀天地，非礼也。然则曷为见郊之
译秋季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夷皋。
《正传》说：夷皋，是晋侯的名字。史书记载晋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夷皋，是为了诛杀首恶。弑君的人其实是赵穿，但史书却记载赵盾弑君，赵盾是上卿，他参与了弑君之事吗？这与许止的事情一样，都是记载了实际的情况。因为弑杀君父的罪行，是天下的第一大罪。如果没有这个事实，《春秋》怎么会凭空加给他这样的罪名呢？大概许止给父亲进药，而他的臣下在药中下了毒，国君死后许止逃跑了。赵盾怨恨国君而离开，他的同族人弑君后他又回来了，他们参与弑君的迹象非常明显，所以都加给他们弑君的罪名，诛杀他们以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左传》说：晋灵公不像个国君，加重赋税来粉刷墙壁，从高台上弹射行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的样子。厨师炖熊掌没煮熟，灵公杀了他，把尸体放在畚箕里，让妇女抬着经过朝廷。赵盾、士季看到了他的手，询问原因并对此感到忧虑，打算进谏。士季说：进谏如果不被采纳，就没有人再继任了。请让我先说，如果不被采纳，你就接着说。士季三次进见，到了屋檐下，灵公才看他，说：我知道我的过错，将改正它。士季叩头回答说：人谁没有过错，错了能改，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国君如果能坚持到底，那么国家就稳固了，岂止是群臣依赖他？灵公仍然不改正，宣子屡次进谏。灵公对此感到厌烦，派鉏麑去刺杀他。鉏麑清晨前往，寝门已经开了，赵盾穿戴整齐准备上朝，时间还早，坐着打盹。鉏麑退下，叹息着说：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君。杀害百姓的主君，是不忠；抛弃国君的命令，是不信。这两条有一条，不如去死。于是撞槐树而死。秋季九月，晋侯请赵盾喝酒，埋伏甲士准备攻打他。赵盾的护卫提弥明知道了，快步登阶说：臣下侍奉国君宴饮，超过三杯，是不合礼的。于是扶着赵盾下堂。灵公唤出猛犬咬他，提弥明抱住猛犬杀死了它。赵盾说：抛弃人而用犬，虽然凶猛有什么用？赵盾边斗边逃出，提弥明为他而死。乙丑日，赵穿在桃园攻打灵公。宣子还没出山就回来了。太史记载说：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并在朝廷上展示。宣子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不讨伐贼人，不是您又是谁呢？宣子说：唉！我怀念国君，自找这痛苦，说的就是我啊。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写史实不隐瞒。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法度承受恶名，可惜啊。越过国境才能免除罪责。宣子派赵穿从周迎接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君。壬申日，在武宫朝见。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春秋》的法度，臣子弑杀君父，凡是在官在宫的人，杀无赦。看赵盾不讨伐赵穿的罪行，反而让他去迎接黑臀并立他为君，他们同谋的迹象很明显。哪里越过国境就能免除罪责呢？又看这段经文，记载赵盾弑君的是晋国好史官董狐的文字，而鲁国史官沿用了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其文则史”，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其他都是鲁国史官的文字，而传文中没有见到，只有这段传文最明白。因此用这个例子类推其他，那么书写人名、书名与否，都是鲁国史官的文字，而不是出自圣人亲手。孟子的话，没有欺骗我。胡氏说：“赵穿亲手弑杀国君，董狐把罪责归于赵盾，他判决赵盾的狱词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不讨伐贼人’，以此判定赵盾弑君。赵盾承受了恶名而不敢推辞。孔子沿用了他的法度而不加以变革，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正卿是主持国政的臣子，国事没有比国君被弑更严重的了，不责问在他身上责问谁呢？逃亡而越过国境，是说离开国家而不回来，然后君臣之义才断绝；回来而讨伐贼人，是说复仇而不罢休，然后臣子的事情才算完结。不然的话，赵盾是假装出逃而实际上参与了弑君吗？所以啊。假如没有参与而放纵贼人不讨伐，这是有现在将死之心，而心里希望赵穿完成弑君之事。恶没有比心意更惨的了！现在以此罪责赵盾，是为了防范臣子的邪心，而谨慎地遏制其苗头。赵盾虽然想推辞不接受可以吗？用高贵乡公的事情来看：抽戈的是成济，唱谋的是贾充，而当国的是司马昭。作为天吏的人将推究司马昭的心意而诛杀他呢？还是只判处成济死刑就满足了？所以陈泰说：‘只有斩了贾充才可以稍微谢罪于天下。’司马昭问其次，意在成济；陈泰想进言直指司马昭。那么赵穿弑君，赵盾是首恶，春秋的大义就明白了。如果不是夫子推究见到极隐蔽的真相，垂范后世，乱臣贼子都会用诡计获免；而像史太、邓扈、乐之徒那样愚蠢无知的人，都会蒙受归狱而被杀。君臣父子不相残杀以至于沦为禽兽，相差无几。所以说：‘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恐惧。’”
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
《正传》说：“记载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这是记录天下的大变。听到讣告而记载，于是诸侯有奔丧的礼节。鲁国没有被记载在史册中，那么他不奔丧而无君的罪过就可见了。”
【定王元年】三年【晋成公黑臀元年，齐惠公三年，卫成公二十九年，蔡文公六年，郑穆公二十二年卒，曹文公十二年，陈灵公八年，杞桓公三十一年，宋文公五年，秦共公三年，楚庄王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
《正传》说：“记载‘春季周王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显示出郊祭是不合礼的。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山川，这是礼制。鲁国作为诸侯却祭祀天地，是不合礼的。那么为什么显示出郊祭
非礼也？书之，使人知『牛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不然则郊矣。因事而见其非礼也。」胡氏曰：「礼为天王服斩衰，周人告丧于鲁，史策已书而未▯也。祀帝于郊，夫岂其时？而或谓不以王事废天事礼乎？春秋以来，丧纪寖废，有不奔王丧而逺适他国，有不修吊礼而自相聘问，固将以是为可举而不废也。卒至汉文以日易月，后世不能复，其所由来渐矣。」《春秋》备书其义，自见。愚谓观此，则「春正月」为子月，可见而无疑矣。盖古之郊卜牲不卜日，日以冬至迎阳气也。冬至在子月，此书郊在「春王正月」，则时与月数皆改矣。
译这难道合乎礼吗？把它记载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知道“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才不举行郊祭”，否则就会举行郊祭了。借由这件事显现出它的不合礼之处。”胡氏说：“按照礼制，应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周人向鲁国通报丧讯，史官的简册已经写下记录但尚未涂改。此时在郊外祭祀天帝，难道合适吗？有人会说，难道因为王室的丧事就废弃对天的祭祀吗？自春秋以来，丧礼逐渐被废弃，有人不奔赴王丧却远行他国，有人不修吊唁之礼却互相聘问，本来就会认为这是可以举行而不该废弃的。最终导致汉文帝以日代月缩短丧期，后世无法恢复古制，这种弊端由来已久了。”《春秋》详尽地记载此事，其深意自然显现。我认为，观察这段记载，就可以明白“春正月”是子月，这是显而易见且没有疑问的。因为古代郊祭占卜牺牲而不占卜日期，日期是依据冬至迎接阳气来确定的。冬至在子月，这里记载郊祭在“春王正月”，那么时节和月份数都已经改变了。
犹三望
正传曰：「书犹三望，见非特郊之非礼，而又三望焉，甚非礼也。」夫柴望秩于山川，望祭于四方之山川，天子之礼也。天子有四方之山川也，鲁既不郊，犹行之，其僭窃之罪亦已太甚矣。胡氏曰：「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无所不通。诸侯有一国，则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于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责之者，为泰山鲁侯所主也，大夫何与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则河、海非鲁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
▯匡王
正传曰：「书▯匡王，纪王室之大事也。而其失礼之非，自见矣。礼，天子七月而▯，同轨毕至。今丧始四月而▯，史因鲁使奔赴防▯，而书之，而非礼自见矣。」胡氏曰：「四月而▯，王室不君，其礼畧也。微者往防鲁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亲之者也，而常事不书，非矣。崩▯始终之大变，岂以是为常事而不书也？」
楚子伐陆浑之戎
正传》曰：「书楚子伐陆浑之戎，谨蛮荆肆暴之防也。」左氏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徳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徳也，逺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徳，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徳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徳，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徳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愚谓此实传也。观此则楚子虽以伐戎，实以观兵于周，以窥王室，其猾夏之势可惧矣。故《春秋》谨书之，防微杜渐之意深矣。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为陆浑在王都之侧，戎夏杂处，族类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故特书于策，以谨华夷之辨，禁猾夏之阶。」
夏楚人侵郑
正传曰：「书楚人侵郑，则郑之归正、楚之犯顺，皆可见矣。」左氏曰：「郑即晋故也。郑在王畿，而前背华从楚，今又背楚即晋，归于正也，顺也。楚人侵之，是丑正也，犯顺也。史书于策，所以深着楚之罪，而与郑之善也。」胡氏曰：「按左氏，晋侯伐郑，郑及晋平，而经不书者，仲尼削之也。郑本以晋灵不君，取赂释贼，为不足与，似也，而往从楚，非矣。今晋成公初立，背僭窃伪邦，而归诸夏，则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过，许迁善，书「楚人侵郑」者，与郑伯之能反正也，故独着楚人侵掠诸夏之罪尔。郑既见侵于楚，则及晋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齐
正传曰：「赤狄者，狄之别种。」张氏谓：「地谱，潞州，春秋赤狄之地。」书「赤狄侵齐」，纪霸业之不复振也。春秋严华夷之情，见矣。
宋师围曹
正传曰：「书宋师围曹，着报复之兵也。」据左氏曰：「宋文公即位二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帅围曹，报武氏之乱也。」胡氏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尽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师伐宋。然不书于经者，二族以见逐而举兵，非讨罪也。及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而经书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与曹之师，奚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众强以报之兵革，何时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书法如此。」愚谓据二传所言，则二族与曹不能声讨罪之义于宋，徒以见逐而兴师；宋不能求悔罪之心于曹，徒以报复而动众，其为不义之兵明矣。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
正传》曰：「书郑伯兰卒，纪隣国之大故也。来赴，故书之。是故有相吊▯之礼义焉。」左氏曰：「冬，郑穆公卒。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生穆公，名之曰兰。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
译犹三望
《正传》说：“记载‘犹三望’，表明不仅郊祭是不合礼制的，而且又进行三望之祭，更是严重违背礼制。”柴望和按等级祭祀山川，遥祭四方山川，是天子的礼制。天子拥有天下四方的山川，鲁国既然不行郊祭，却还举行三望之祭，其僭越窃取的罪过也太严重了。胡氏说：“三望，据《公羊传》说：‘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天子拥有天下，宇宙之内所有名山大川，都是他所主管的，所以能够祭天并进行四方遥祭，无所不通。诸侯拥有一国，那么国境之外的山川，是他人所主管的，难道可以遥祭吗？”季氏到泰山祭祀，冉求不能挽救，而孔子责备他，是因为泰山是鲁侯所主管的，大夫有什么资格参与呢？季氏不得祭祀泰山，那么黄河、大海不在鲁国的封地之内，其不得祭祀也就显而易见了。
〇匡王
《正传》说：“记载‘〇匡王’，是记录王室的大事。而其失礼的错误，自然显现出来。按礼制，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内的诸侯全部到达。如今丧事开始才四个月就下葬，史官因为鲁国使者奔赴防地参加下葬，而记载此事，其不合礼制自然显现出来。”胡氏说：“四月就下葬，王室不守君道，其礼制简略。地位低微的人前往防地见鲁侯，不守臣节，其情态傲慢。有人说：宣公亲自参加丧礼，而平常的事不记载，这是不对的。崩和〇是始终的大变故，难道因为这是常事就不记载吗？”
楚子伐陆浑之戎
《正传》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是谨慎防范蛮荆肆意暴虐的祸患。”《左传》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达洛水，在周朝边境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当有德的时候，远方绘制物产图，九州长官进贡金属，铸造鼎来象征物产，百物都具备，让百姓知道神灵和奸邪。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遇到不顺心的事，螭魅罔两等怪物，不能遇到它们，因此能够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有昏乱的德行，鼎迁到商朝，历经六百祀。商纣王暴虐，鼎迁到周朝。德行美好光明，鼎虽小也重；奸邪昏乱，鼎虽大也轻。上天赐福于明德，有一定的限度。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没有改变，鼎的轻重，不可以询问。’我认为这确实是传文。看这段记载，楚子虽然说是讨伐戎人，实际上是到周朝边境炫耀武力，以窥探王室，其扰乱华夏的势头令人担忧。所以《春秋》谨慎地记载此事，防微杜渐的意思很深。”胡氏说：“夷狄互相攻伐，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因为陆浑在王都旁边，戎夏杂居，族类不分。楚又到达洛水在周朝边境炫耀武力，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所以特别记载在史册上，以谨慎区分华夷，禁止扰乱华夏的阶梯。”
夏楚人侵郑
《正传》说：“记载‘楚人侵郑’，那么郑国归附正道、楚国侵犯顺从，都可以看到了。”《左传》说：“郑国依附晋国的缘故。郑国在王畿之内，以前背离华夏跟随楚国，现在又背离楚国依附晋国，这是归附正道，是顺从。楚人侵犯它，这是丑化正道，侵犯顺从。史官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深刻彰显楚国的罪过，而赞许郑国的善行。”胡氏说：“根据《左传》，晋侯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而经文不记载，这是孔子删削的。郑国本来因为晋灵公不守君道，索取贿赂释放贼人，认为不值得交往，似乎有理，而去跟随楚国，是不对的。现在晋成公刚即位，背离僭越伪诈的国家，而归附华夏，这是反归正道。《春秋》推崇改过，允许迁善，记载‘楚人侵郑’，是赞许郑伯能够反归正道，所以特别彰显楚人侵掠华夏的罪过。郑国既然被楚国侵犯，那么与晋国讲和就可以知道了。”
秋赤狄侵齐
《正传》说：“赤狄，是狄的别种。”张氏说：“《地谱》记载，潞州，是春秋时赤狄的地方。”记载“赤狄侵齐”，是记录霸业不再振兴。《春秋》严格区分华夷的情理，由此可见。
宋师围曹
《正传》说：“记载‘宋师围曹’，是彰显报复的军队。”根据《左传》说：“宋文公即位二年，杀了同母弟须和昭公子。这是武氏的阴谋，让戴桓的族人攻打司马子伯馆舍里的武氏，全部驱逐武穆的族人。武穆的族人借助曹国的军队讨伐宋国。秋天，宋国率领军队包围曹国，是为了报复武氏的动乱。”胡氏说：“根据《左传》，宋文公即位，全部驱逐武穆的族人，两族借助曹国的军队讨伐宋国。然而经文不记载，是因为两族因为被驱逐而兴兵，不是讨伐罪过。等到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报复武氏的动乱，而经文记载，是端本清源的意思。武穆两族与曹国的军队，为什么到了宋国呢？不能反省自身治理，倚仗人多势强用兵报复，兵革何时才能平息？宋国只有不可赦免的罪过，没有人治理，所以书法如此。”我认为根据两传所说，两族与曹国不能在宋国声讨罪过的义理，仅仅因为被驱逐而兴师；宋国不能在曹国寻求悔罪的心，仅仅因为报复而动众，其是不义的军队是明显的。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
《正传》说：“记载‘郑伯兰卒’，是记录邻国的大变故。因为来报丧，所以记载。因此有互相吊唁的礼义。”《左传》说：“冬天，郑穆公去世。起初，郑文公有个贱妾叫燕姞，生了穆公，给他取名叫兰。文公报答郑子妃
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鉏、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译妫氏，生了子华、子臧。子臧因获罪而逃亡，诱骗子华并将他杀死，逃往南里。又派盗贼在陈国、宋国之间杀死了子臧。又娶了江氏，生了公子士，公子士去楚国朝见，楚国人用毒酒灌他，到了叶地才死去。又娶了苏氏，生了子瑕、子俞弥。子俞弥早死，泄驾厌恶子瑕，文公也厌恶他，所以没有立他为君。文公驱逐众公子，公子兰逃往晋国，跟随晋文公讨伐郑国。石癸说：“我听说姬姓与姞姓婚配，他们的子孙一定昌盛。姞姓是吉祥的人，是后稷的正妻。现在公子兰是姞姓的外甥，上天或许要开启他，必定会成为国君，他的后代一定昌盛。先接纳他，可以抵御宠幸。”于是与孔将鉏、侯宣多一起接纳公子兰，在大宫结盟并立他为君，以此与晋国讲和。
▯郑穆公
正传》曰：「书▯郑穆公，纪隣国之大事也。礼，诸侯五月而▯，同盟毕至，相恤之义也。故《春秋》书之。」
【定王二年】四年【晋成二年，齐恵四年，衞成三十年，蔡文七年，郑灵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年，陈灵九年，杞桓三十二年，宋文六年，秦共四年卒，楚庄九年】
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正传曰：“向，莒邑也。何以书？明非礼也。”夫平也者，平也，成也，出于人心之平也。而要之平而取之城，则非礼之甚矣。左氏曰：“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胡氏曰：“心不偏党之谓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顺；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释。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虽以势力强之，而有不获成者矣。”夫以齐鲁大国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听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则以宣公心有所私系，失平怨之本耳。故书“取”以着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盗也；不肯者，心弗允从，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图成，虽强大不能行之于弱小。《春秋》书此，戒后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正传曰：「稻，秦伯名书。秦伯稻卒，纪霸国之大故也。」余义见前。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正传》曰：「书『公子归生弑其君夷』，诛弑逆之首恶也。」左氏曰：「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舎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乃舎之。皆为大夫愚，谓此实传也。观此，则弑君之事，谋之者宋，成之者归生也。非归生成之，则谋败矣。故首恶归乎成之者，其法严矣。程子曰：「有欲乱之人，而无与乱者，则虽有强力，弗能为也。」今有刼人以杀人者，则先治刼者，而杀者次之，将以垂训于后世，则先杀者而后刼者。《春秋》书「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是也。胡氏曰：「首谋弑逆者公子宋也，惧谮而从之者归生也，而以归生为首恶，何也？」夫乱臣贼子欲动其恶而不从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其从之者欤？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是以死节许二子矣。归生惧谮而从公子宋，特无求路，不可夺之死节耳。书为首恶，不亦过乎？曰：「归生与宋并为大夫，乃贵戚之卿，同执国政，可以不从一也；尝统大师与宋战，获其元帅，已得兵权，可以不从二也；闻宋逆谋，登时而觉，先事诛之，犹反手耳。夫据杀生之柄，仗大义以制人，使人听已，犹犬羊之伏于虎也，何畏于人，惧其见杀而从之也哉？计不出此，顾以畜老惮杀，比方君父，归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归之，为后世鉴。若司马亮、沈庆之等，苟知此义，则能讨罪人，不至于失身为贼所制矣。
赤狄侵齐
正传曰：「书赤狄侵齐，见霸业之衰已甚也。」髙氏曰：「以齐之强，而连年为狄所侵，则惠公之无政可知矣。」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正传》曰：「书『公如齐』，至『自齐』，谨出告反面之义，而『公如齐』之非自见矣。『如』、『至』皆书，始终其非礼也。」胡氏曰：「夫以簒弑谋于齐而取国，以土地赂齐而请防，以卑屈事齐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
译〇郑穆公
《正传》说：“记载〇郑穆公，是记录邻国的大事。按照礼制，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同盟国全部到来，这是互相体恤的道义。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
【周定王二年】四年【晋成公二年，齐惠公四年，卫成公三十年，蔡文公七年，郑灵公夷元年被杀，曹文公十三年，陈灵公九年，杞桓公三十二年，宋文公六年，秦共公四年去世，楚庄王九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和齐侯平定了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肯服从，鲁君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正传》说：“向，是莒国的城邑。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表明这是不合礼制的。”所谓平定，就是平息、成就，出自人心中的公平。然而通过平定却夺取了城邑，那就非常不合礼制了。《左传》说：“不合礼制。平定国家要靠礼制，不能靠动乱。攻打而不治理动乱，用动乱来平定动乱，有什么治理可言？没有治理，怎么施行礼制？”胡氏说：“心中不偏袒叫做平。用这种心去平定事物，事物必然顺从；用这种心去平定怨恨，怨恨必然消解。只有小人不能这样安守本心。即使凭借势力强行压制，也有不能成功的。”凭借齐鲁大国的力量去平定郯、莒小国，理应使他们降心听命，不需要等到文书到达。然而莒国人不肯，是因为宣公心中有所私念，失去了平定怨恨的根本。所以记载“取”字来彰显他的罪过，以及他的贪欲。平定，是成就；夺取，是盗窃；不肯，是内心不允从，不能强求的。怀着利欲之心去图谋成功，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在弱小国家身上实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警戒后世那些不知道治理根本的人。所以行为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就可以了。
秦伯稻去世
《正传》说：“稻，是秦伯的名字。记载秦伯稻去世，是记录霸权国家的大变故。”其余含义见前文。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
《正传》说：“记载‘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是诛杀弑君逆乱的首恶。”《左传》说：“楚国人向郑灵公进献鼋，公子宋和子家将要朝见，子公的食指跳动，他向子家示意说：‘以前我这样，一定尝到美味。’等到进入朝堂，厨师将要宰杀鼋，两人相视而笑。灵公问他们，子家如实告知。等到宴请大夫吃鼋，灵公召见子公却不给他吃。子公发怒，把手指伸进鼎里蘸了蘸，尝了尝就出去了。灵公发怒，想杀子公。子公和子家谋划，子家先说：‘畜生老了尚且害怕杀它，何况是国君呢？’反而诬陷子家。子家害怕而跟从了他。夏季，杀了灵公。史书说：‘郑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是因为他的权位不足以担当此责。君子说：‘仁爱而不勇武，无法达成目的。’凡是弑君，称国君名，是国君无道；称臣子名，是臣子的罪过。郑国人拥立子良，子良推辞说：‘论贤能则去疾，论资历则公子坚年长，于是拥立了襄公。’襄公打算除掉穆氏而让位给子良，子良不同意，说：‘穆氏应当存在，这是我一向的愿望；如果要灭亡他们，那我们也都会灭亡。去疾做什么呢？’于是留任了他。都因为是大夫的愚见，认为这是真实的传记。看这里，那么弑君这件事，谋划者是公子宋，完成者是归生。如果不是归生完成，那么阴谋就会败露。所以首恶归于完成者，这是法律严厉的缘故。程子说：‘有想要作乱的人，而没有跟从作乱的人，那么即使有强力，也不能做成。’现在有胁迫别人杀人的人，就先惩治胁迫者，而杀人者其次。如果要为后世留下训诫，就先杀杀人者而后杀胁迫者。《春秋》记载‘郑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就是这个道理。胡氏说：‘首谋弑逆的是公子宋，害怕被诬陷而跟从的是归生，却把归生当作首恶，为什么呢？’那些乱臣贼子想要作恶而不跟从的人，没有能保全性命而不死的。所以季子然问仲由、冉求是否跟从了他？孔子说：‘弑父与弑君，也不会跟从。’这是以死守节来期许这两个人。归生害怕被诬陷而跟从公子宋，只是没有求生的路，不可夺其死节罢了。把他当作首恶，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归生和公子宋都是大夫，是贵戚之卿，共同执掌国政，可以不跟从，这是第一；曾经统领大军与宋国作战，俘获了宋国元帅，已经掌握了兵权，可以不跟从，这是第二；听到公子宋的逆谋，当时就能察觉，在事情发生前诛杀他，就像翻手一样容易。掌握着生杀大权，仗着大义来制约别人，让别人听命于自己，就像犬羊伏在老虎面前一样，有什么可畏惧别人的，害怕被杀而跟从呢？计谋不出于此，反而用畜生老了害怕被杀来比喻国君父亲，归生的心太悖逆了。所以《春秋》舍弃公子宋，而把弑君的罪过归于归生，作为后世的鉴戒。如果司马亮、沈庆之等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能讨伐罪人，不至于失去身份而被贼人控制了。
赤狄侵犯齐国
《正传》说：“记载赤狄侵犯齐国，表明霸业已经非常衰落了。”高氏说：“凭借齐国的强大，却连年被狄人侵犯，那么惠公没有政绩就可以知道了。”
秋季，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回来
《正传》说：“记载‘公如齐’，以及‘自齐’回来，是谨慎地体现出国门告辞和回国告庙的道义，而‘公如齐’的不正当性就自然显现了。‘如’、‘至’都记载，始终表明其不合礼制。”胡氏说：“凭借篡弑在齐国谋划而夺取国家，用土地贿赂齐国而请求防御，用卑屈侍奉齐国而求得安宁，上不知道有天王，下不知道有方伯，只奉行利益之交，而可
冬楚子伐郑
正传曰：「书楚子伐郑，着胁人之兵也。」左氏曰：「郑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郑，不获成，故曰未服。」据此，则是兴兵胁郑，所谓以力服人者也。是曲在楚。向使楚子移此兵仗大义，以问郑人弑君之罪，则楚其为中国矣。不知出此，惜哉！
【定王三年】五年【晋成三年，齐惠五年，衞成三十一年，蔡文八年，郑襄公坚元年，曹文十四年，陈灵十年，杞桓三十三年，宋文七年，秦桓公荣元年，楚庄十年】
春公如齐
正传》曰：「书公如齐，着其如之，非礼也。」语曰：「恭近于礼，逺耻辱也。」公如齐之数，卑屈已甚，非礼矣，其能免耻辱乎？《左氏》曰：「公如齐，髙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此非辱而何？
夏公至自齐
正传曰：「书公至自齐，于是乎有反面之礼焉。其为髙固所止之辱，可以告庙乎？」故左氏曰：「书过也，是已。」
秋九月齐髙固来逆子叔姬
正传曰：凡男女皆称子。子叔姬，宣公之女也。书「髙固来逆子叔姬」，着昏配之非礼也。而宣公逼于强，而与之女，可考而知矣。左氏曰：齐髙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胡氏曰：按左氏，公如齐，髙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书「夏公至自齐」，「秋齐髙固来逆子叔姬」，罪宣公也。愚谓此説是矣，然又谓其曰「来者，以公自为之主，非敌体以为辱」，称「子」者，别于先公之女，是又泥于一字之文，而不知改经传之本意矣。夫谓之「来」，则或公使大夫为之主，未可知也。而公自为主，不明见于经传，又安能知其如此乎？故宣公之罪，未见其在于自为主，失尊卑之礼以为辱，而在于数如齐，故见止于髙固，以要其女为可耻也。
叔孙得臣卒
正传曰：叔孙得臣字庄叔，书叔孙得臣卒，则使人考其平生而恶逆可知矣。故举其终，所以见其始也，又见弑逆之罪终不能讨，而以恶善终也。胡氏曰：内大夫卒，无有不日者，以《春秋》鲁史也。其或不日，则见恩数之畧尔。仲遂如齐，谋弑子赤，叔孙得臣与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数岂畧而不书？曰：是圣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适庶，人道之大伦也。方仲遂以杀适立庶，往谋于齐，而与得臣并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谋，或知之而不能救，则将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专在仲遂，以其内交宫禁，外结强隣，大恶无所分也。而叔孙得臣有同使于齐之罪，故特不书日，以贬之。若曰：大夫而不能为有无者，不足加以恩数云尔。愚谓胡氏他论皆是，独以日为恩数，以不日为圣人削之贬之，非也。若得臣之弑逆党恶，但举其名而天下之人能共指其恶矣。恶在乎日与不日耶？其或鲁史氏恶而畧之欤？未可知也，非圣人之削之也。
冬齐髙固及子叔姬来
正传》曰：「书齐髙固及子叔姬来，着其并失礼也。髙固不宜逾国，而逾国；叔姬未宜归寜，而归寜；男女不当同行，而同行，皆非礼也。」故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胡氏曰：「左氏曰：『反马也。』礼，嫁女留其送马，不敢自安；及庙见成妇，遣使反马，则髙固亲来，非礼也。又礼，女子有行逺父母者，嵗一归寜；今见逆逾时，未易嵗也，而叔姬亟来，亦非礼也。故书『及』、书『来』，以着齐罪也。大夫适他国，必有君命与公事，否则礼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许其臣越礼恣行而莫遏，髙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则人欲以肆矣。凡婚姻常事不书，而书此者，则以为非常，为后世戒也。」愚谓胡氏此义尽之矣。
楚人伐郑
正传》曰：「书楚人伐郑，讥非义讨也。」夫楚于是三至郑矣，不闻讨贼问罪之义，而徒兴师动众，以力服郑耳。故《春秋》书之，止着其猾夏之罪耳。《左氏》曰：「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愚谓楚屡伐郑，志在于威郑，而不能问郑弑逆之罪，此晋所以救郑而伐陈也。
【定王四年】六年【晋成四年，齐惠六年，衞
译冬天，楚子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楚子攻打郑国，是彰显其胁迫他人的军事行为。”《左氏传》说：“郑国尚未臣服。”杜氏说：“前年楚国侵犯郑国，未能达成和议，所以说郑国尚未臣服。”根据这些记载，可知这是出兵胁迫郑国，所谓以武力使人屈服。这是楚国理亏。假使楚子能转移这支军队，秉持大义，去质问郑国人弑君的罪行，那么楚国就可以成为中原的楷模了。不知道这样做，可惜啊！
【周定王三年】五年【晋成公三年，齐惠公五年，卫成公三十一年，蔡文公八年，郑襄公坚元年，曹文公十四年，陈灵公十年，杞桓公三十三年，宋文公七年，秦桓公荣元年，楚庄王十年】
春天，鲁公前往齐国。
《正传》说：“记载鲁公前往齐国，是彰显他前往的行为，是不合礼制的。”古语说：“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鲁公频繁前往齐国，卑屈太过，不合礼制，他怎能免除耻辱呢？《左氏传》说：“鲁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鲁公，请求将叔姬嫁给他。”这不是耻辱又是什么？
夏天，鲁公从齐国返回。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齐国返回，于是就有了回庙告祭的礼仪。他被高固扣留的耻辱，可以向宗庙禀告吗？”所以《左氏传》说：“记载这是过错，是对的。”
秋天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正传》说：凡是男女都称子。子叔姬，是宣公的女儿。记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是彰显婚配的不合礼制。而宣公迫于强权，将女儿嫁给他，是可以考证而知晓的。《左氏传》说：齐国高固来迎娶女子，是为自己迎娶，所以记载为“迎娶叔姬”，是大夫自行迎娶。胡氏说：按照《左氏传》，鲁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鲁公，请求叔姬。记载“夏天鲁公从齐国返回”，“秋天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是归罪于宣公。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他又说“来”字，是因为鲁公亲自做主，不是以敌对之体视为耻辱；称“子”，是为了区别于先公的女儿，这又是拘泥于一个字眼的文字，而不知道改变经传的本意了。称为“来”，那么或许是鲁公派遣大夫做主，也未可知。而鲁公亲自做主，在经传中没有明确记载，又怎么能知道是这样呢？所以宣公的罪过，未见得在于亲自做主，丧失尊卑之礼以为耻辱，而在于频繁前往齐国，所以被高固扣留，以此要挟他的女儿，这才是可耻的。
叔孙得臣去世。
《正传》说：叔孙得臣字庄叔，记载叔孙得臣去世，就让人考察他的一生，其邪恶悖逆可知了。所以列举他的终局，是为了显示他的始端，又显示弑逆的罪过最终未能讨伐，而以邪恶告终。胡氏说：国内大夫去世，没有不记载日期的，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那些不记载日期的，则是显示恩数简略罢了。仲遂前往齐国，谋划弑杀子赤，叔孙得臣与他一同前往。在宣公那里本来有拥立他的私情，他的恩数难道会简略而不记载吗？回答说：这是圣人删削的。君臣、父子、妃妾、嫡庶，是人道的大伦常。当时仲遂以杀嫡立庶，前往齐国谋划，而与得臣一同出使。如果懵然不知其谋划，或者知道而不能挽救，那还要那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春秋》处理子赤的事情，专责于仲遂，因为他内交宫禁，外结强邻，大恶没有分担者。而叔孙得臣有同使于齐的罪过，所以特别不记载日期，以贬斥他。好像说：大夫而不能有所作为的，不值得加以恩数罢了。我认为胡氏其他论述都是对的，唯独以记载日期为恩数，以不记载日期为圣人删削贬斥，是不对的。如果得臣是弑逆的党羽，只列举他的名字，天下的人就能共同指责他的邪恶了。邪恶在于日期与不日期吗？或许是鲁国史官厌恶而简略记载吧？未可知也，不是圣人的删削。
冬天，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正传》说：“记载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是彰显他们共同失礼。高固不应该越过国境，却越过了国境；叔姬不应该回娘家省亲，却回了娘家省亲；男女不应该同行，却同行了，都是不合礼制的。”所以《公羊传》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双双俱至吧？”胡氏说：“《左氏传》说：‘这是退还陪嫁的马匹。’礼制，嫁女留下送行的马匹，不敢自安；等到庙见成为媳妇，派遣使者退还马匹，那么高固亲自前来，是不合礼制的。又礼制，女子出嫁远离父母，一年回娘家省亲一次；现在迎娶超过时限，未满一年，而叔姬急忙前来，也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记载‘及’、记载‘来’，以彰显齐国的罪过。大夫前往他国，必有君命与公事，否则是礼法所禁止的，可以触犯吗？惠公允许他的臣子越礼恣意行事而不去遏制，高固违背他的君主越过国境自如而不顾忌，那么人欲就会放肆了。凡是婚姻常事不记载，而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它非常，作为后世的警戒。”我认为胡氏这个义理说尽了。
楚国人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攻打郑国，是讥讽其非义的讨伐。”楚国这时三次到达郑国了，没听说有讨贼问罪的义举，而只是兴师动众，以武力迫使郑国屈服罢了。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是彰显其扰乱华夏的罪过罢了。《左氏传》说：“楚子攻打郑国，陈国与楚国讲和。”晋国荀林父救援郑国攻打陈国。我认为楚国屡次攻打郑国，志向在于威慑郑国，而不能质问郑国弑逆的罪过，这就是晋国救援郑国而攻打陈国的原因。
【周定王四年】六年【晋成公四年，齐惠公六年，卫
成三十二年，蔡文九年，郑襄二年，曹文十五年，陈灵十一年，杞桓三十四年，宋文八年，秦桓二年，楚庄十一年】
译周成王三十二年，蔡文侯九年，郑襄公二年，曹文公十五年，陈灵公十一年，杞桓公三十四年，宋文公八年，秦桓公二年，楚庄王十一年
春晋赵盾衞孙免侵陈
正传曰：「书晋赵盾、衞孙免侵陈，着不义之兵也。」左氏曰：「春，晋衞侵陈，陈即楚故也。」夫晋与衞侵陈，必假其以夏从夷之名于义似矣，然以左氏之言观之，乃恶陈即楚而不附已耳，是不义之兵也。胡氏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晋尝命上将帅师救陈，又再与之连兵伐郑，今而即楚，无乃于已有阙，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徳，遽以兵加之，则非义矣。愚谓盾以弑逆首恶，既书诸侯之策矣，而复使将兵侵陈，安能正已以正人耶？则晋不足以主盟，又可知也。他义见前。
夏四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秋八月螽
正传》曰：「书『秋八月螽』，纪灾异也。」程子曰：「螽，蝗也。」愚谓：「蝗之状类螽，故曰螽。」胡氏曰：「传谓螽为谷灾，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后再如齐伐莱，军旅数起，赋敛既繁，戾气应之矣。夫善恶之感，萌于心；而灾祥之应，见于事。宣公不知舎恶迁善，以补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灾异数见，年谷不丰，国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税民，盖自此始矣。经于螽螟一物之变，必书于策，示后世天人感应之理，不可诬，当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春秋正传卷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明湛若水撰宣公
【定王五年】七年【晋成五年，齐惠七年，衞成三十三年，蔡文十年，郑襄三年，曹文十六年，陈灵十二年，杞桓三十五年，宋文九年，秦桓三年，楚庄十二年】
春衞侯使孙良夫来盟
正传曰：「书衞侯使孙良夫来盟，两见其非义也。」夫大道之世，上下以忠信相孚，春秋之初，盟则束牲载书而不防血，明天子之禁耳。自是而后，无义盟矣。葢盟者，忠信之薄也。左氏曰：「春衞孙桓子来盟，始通且谋防晋也。」愚按：此实传也。夫衞侯于鲁，非防盟之正，而欲谋鲁以防晋，志在为晋而不为礼矣，一非义也。衞侯不亲来盟，而使其大夫与鲁君盟，非交际之正，使其臣得以抗君矣，二非义也。故春秋直书，而两非义并见矣。胡氏曰：「来盟为前定者，尝有约言矣，未足効信而释疑，又相歃血固结之尔。」是盟衞欲为晋致鲁，而鲁专事齐，初未与晋通也，必有疑焉，而衞侯任其无咎，故遣良夫来为此盟，而公卒见辱，盟非春秋之所贵，义自见矣。
夏公防齐侯伐莱
正传》曰：「莱，东方小国。书公防齐侯伐莱，着陵弱之师也。莱未闻有可声之罪，而鲁防齐以伐之，是二国动无名之兵，而徒恃众以陵弱，可知矣。」
公至自伐莱
正传》曰：「书公至自伐莱，纪饮至，反面告庙也。」其告庙，则将何以致词耶？「书之所以始终乎非义之举，葢再致其意焉者也。」
大旱
正传曰：「书大旱，纪国灾也。」胡氏曰：「公与齐侯俱不务徳，合党连兵，恃强凌弱。军旅之后，必有防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气，感动天变，而旱干作矣。其以大旱书者，或不雩，或虽雩而不雨也。不雩，则无恤民忧国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阙矣。」
冬，公防晋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于黒壤。
正传曰：「黑壤，一名黄父，晋地。此本防而盟也。书公防晋侯、宋、衞、郑、曹于黑壤，则鲁公不自揣而赴防盟，而其不得与盟之辱，可考而知矣。」左氏曰：「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防，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防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愚谓：「非讳之也，公只与防而不与盟，故但书防而不书盟，实事也。而其见止不与盟之辱，自见矣。」胡氏曰：「防而不得见，不以不得见为讳；盟而不与盟，不以不与盟为讳。则曲不在公，而主防盟者之罪耳。与于防不与盟，而公有歉焉，非主防盟者之过也。则书防不书盟
译春天，晋国的赵盾、卫国的孙免侵犯陈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晋赵盾、卫孙免侵犯陈国，是彰显不义的军事行动。”《左传》说：“春天，晋国、卫国侵犯陈国，是因为陈国依附楚国的缘故。”晋国与卫国侵犯陈国，必定是假借让陈国在夏天顺从夷狄的名义，在道义上似乎说得过去，然而根据《左传》的话来看，其实是憎恶陈国依附楚国而不归附自己罢了，这是不义的军事行动。胡安国说：“爱护别人却得不到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要反省自己的智慧。”晋国曾经命令上卿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又两次联合陈国攻打郑国，如今陈国依附楚国，恐怕是自己有所缺失，何不自我反省呢？不反省自身的德行，就急忙用兵攻打陈国，这就不是道义了。我认为赵盾身为弑君逆乱的首恶，既然已经记载在诸侯的史册中了，却又让他率领军队侵犯陈国，怎能端正自己来端正别人呢？那么晋国不足以主持盟会，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他义理见前文。
夏天四月。
《春秋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关于时月的义理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秋天八月，发生蝗灾。
《春秋正传》说：“记载‘秋天八月发生蝗灾’，是记录灾异。”程颐说：“螽，就是蝗虫。”我认为：“蝗虫的形状类似螽斯，所以称为螽。”胡安国说：“《左传》认为螽是谷物灾害，是残酷剥削百姓的结果。”在此之前，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后来又两次到齐国攻打莱国，军队多次出动，赋税徭役繁重，乖戾之气与之相应了。善恶的感应，萌发于内心；而灾祥的应验，表现在事情上。鲁宣公不知道舍弃恶行、迁向善道，来弥补以前行为的过失，反而用兵不止，灾异屡次出现，年成谷物不丰收，国家用度空虚，最终导致改变助法而向百姓征税，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春秋》对于螽、螟这类一种物的变异，必定记载在史册上，向后世显示天人感应的道理，不可欺骗，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感应的东西。
冬天十月。
《春秋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关于时月的义理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春秋正传》卷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 明 湛若水 撰 宣公
【周定王五年】七年【晋成公五年，齐惠公七年，卫成公三十三年，蔡文公十年，郑襄公三年，曹文公十六年，陈灵公十二年，杞桓公三十五年，宋文公九年，秦桓公三年，楚庄王十二年】
春天，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
《春秋正传》说：“记载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两方面都显示出非义。”在大道盛行的时代，上下以忠信相互信任，春秋初期，结盟时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不割牲取血，只是表明天子的禁令罢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合乎道义的盟约了。大概盟约是忠信衰薄的表现。《左传》说：“春天，卫国孙桓子来结盟，开始与鲁国沟通并谋划防备晋国。”我认为：这确实是《左传》的解释。卫侯对于鲁国，不是结盟的正道，而是想谋划利用鲁国来防备晋国，志向在于为晋国效力而不在于礼义，这是第一个非义。卫侯不亲自前来结盟，而是派他的大夫与鲁君结盟，不符合交际的正道，使得他的臣子得以与国君平起平坐，这是第二个非义。所以《春秋》直接记载，两个非义就都显现出来了。胡安国说：“来结盟是因为之前有约定，曾经有过约言，不足以消除疑虑而建立信任，又互相歃血以巩固结合罢了。”这次结盟，是卫国想为晋国招致鲁国，而鲁国专门侍奉齐国，起初并未与晋国沟通，必定有疑虑，而卫侯承担没有过错的责任，所以派遣孙良夫来达成这个盟约，而鲁公最终受到侮辱，盟约不是《春秋》所看重的，道义自然显现。
夏天，鲁公与齐侯会合攻打莱国。
《春秋正传》说：“莱，是东方的小国。记载鲁公与齐侯会合攻打莱国，是彰显欺凌弱小的军队。莱国没听说有什么可以声讨的罪过，而鲁国与齐国联合攻打它，这是两国发动无名的战争，而只凭借人多势众来欺凌弱小，可以知道了。”
鲁公从攻打莱国回来。
《春秋正传》说：“记载鲁公从攻打莱国回来，是记录饮至礼，返回后向宗庙报告。”他向宗庙报告，将用什么来致辞呢？“《春秋》之所以始终记载非义的行为，大概是为了再次表达它的意图。”
发生大旱。
《春秋正传》说：“记载大旱，是记录国家的灾祸。”胡安国说：“鲁公与齐侯都不致力于德行，结党连兵，恃强凌弱。军队行动之后，必定有荒年。说百姓因为征役而怨恨叹息，感动了天变，于是干旱发生了。之所以记载大旱，或者是不举行求雨祭，或者是虽然举行了求雨祭却没有下雨。不举行求雨祭，就没有体恤百姓、担忧国家的心；举行求雨祭而不雨，格天的精诚意念有所缺失。”
冬天，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黒壤会合。
《春秋正传》说：“黑壤，又名黄父，是晋国的土地。这本来是会合而结盟。记载鲁公与晋侯、宋、卫、郑、曹在黑壤会合，那么鲁公不自量力而赴会结盟，而他不能参与结盟的耻辱，可以考证而知了。”《左传》说：“郑国与晋国平定公子宋的阴谋，所以辅助郑伯赴会，冬天在黑壤结盟。王叔桓公临会，以谋划不和睦的事。晋侯即位时，鲁公不去朝见，又不派大夫聘问。晋国人阻止鲁公，在黄父结盟，鲁公不参与结盟，用贿赂免罪。所以黑壤的盟约不记载，是避讳。”我认为：“不是避讳，鲁公只与会合而不参与结盟，所以只记载会合而不记载结盟，是实事。而他被阻止不能参与结盟的耻辱，自然显现了。”胡安国说：“会合而不能相见，不以不能相见为避讳；结盟而不参与结盟，不以不参与结盟为避讳。那么过错不在鲁公，而在主持会合结盟者的罪过。参与会合而不参与结盟，而鲁公有遗憾，不是主持会合结盟者的过错。那么记载会合而不记载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