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二十三

译郑成公七年，曹宣公十七年，曹宣公去世，陈成公二十一年，杞桓公五十九年，宋共公十一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楚共公十三年，吴王寿梦八年。

译春天，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正传》说：“史书记载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那么贪婪愤恨的错误就自然显现了。”程子说：“不凭借天子的命令来征发诸侯的军队，所以史书用‘乞’字。”胡氏说：“晋国主持中原盟会，派遣使者征调诸侯防备讨伐叛乱，谁敢不服从？以霸主的尊贵身份，而史书却记载为‘乞师’，这是为什么呢？各国受封分土，虽然有大小不同的土地和军队，但都是受之于天子，彼此不相统属，鲁国的军队不是晋国所能专断的。现在晋国不凭借王命来征发诸侯的军队，所以特别记载为‘乞’，以显示其卑屈受损，没有自我反省而理直气壮的意思。”圣人作《春秋》，无不重视内政而轻视外事，至于请求出兵，则内外用词相同，大概都是因为怀有报复怨恨、贪得无厌之心，所以才这样。如果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向天王请示，以大义来驱使，谁会不拱手听命呢？何至于去请求呢？唉！这就是圣人用来警示后世，在行事中体现得深切而明显的道理。我认为，晋国使者的言辞本来就说“乞”，所以史官记载为“乞”，圣人将其写入《春秋》，大概是深深鄙视这种行为，其窃取霸权的意图就显现出来了。并不是仲尼特意书写“乞”字。《左氏传》说：“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处理国事不恭敬。”孟献子说：“郤氏大概要灭亡了吧？礼，是身体的主干；敬，是身体的基础。郤子没有基础，况且他是先君的继承卿位之人，接受君命来请求出兵，本应保卫国家，却怠慢抛弃君命，不灭亡还做什么呢？”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

《正传》说：“记载鲁公前往京师，是讥讽他。鲁公前往京师，那么朝见周王是可以知道的，而不说朝见周王，是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于朝见周王，不是朝觐的正道。”

夏天五月，鲁公从京师随即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京师随即会同诸侯讨伐秦国，那么尊奉周王的道义就微弱了，而擅自征伐的罪责就显著了。”说“从京师”，是圣人寄托尊奉周王的道义；说“随即会同诸侯讨伐秦国”，是显示他在京师本可以请求王命与诸侯共同奉命讨伐，却随即私自会同诸侯去讨伐秦国，这不是擅自征伐又是什么？因为他犯了擅自征伐的罪责，就知道他有轻视上级的心理，不符合尊奉周王的道义。《左氏传》说：“鲁公前往京师，宣伯想要赏赐，请求先让周王以接待使者的礼节来礼遇他。”孟献子跟随周王作为副使，并重重贿赂他。鲁公和诸侯朝见周王，随即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侯讨伐秦国。夏四月戊午日，晋侯派吕相断绝与秦国的关系，说：“您对狄人有二心，说：‘晋国将要讨伐你。’狄人回应并且憎恨，因此来告诉我。楚人厌恶您反复无常的德行，也来告诉我：‘说秦国背弃令狐之盟而来向我求盟。’昭告昊天上帝、秦国三公、楚国三王说：‘我虽然与晋国交往，我只看利益行事。’我厌恶他没有坚定的德行，因此宣扬出来，以惩戒不专一的行为。诸侯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痛心疾首，亲近依附我。我率领诸侯听从命令，只求和平。您如果恩顾诸侯，怜悯我，而赐予盟约，那是我的愿望。那样就能安抚诸侯而退兵，岂敢图谋作乱？您如果不施予大恩，我不才，恐怕不能率领诸侯退兵了。敢将实情全部告知您的办事人员，让办事人员切实考虑利益所在。”秦桓公既与晋厉公订立令狐之盟，却又招引狄人和楚人，想借道他们来讨伐晋国。诸侯因此亲附晋国。晋国栾书统领中军，荀庚辅佐他；士燮统领上军，郤锜辅佐他；韩厥统领下军，荀防辅佐他；赵旃统领新军，郤至辅佐他；郤毅驾驭战车，栾鍼担任车右。孟献子说：“晋国将领和车马配合和谐，军队必定会取得大功劳。”五月丁亥日，晋军率领诸侯军队与秦军在麻隧交战，秦军大败，俘虏了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军队于是渡过泾水，到达侯丽后返回迎接。晋侯在新楚，程子说：“不记载朝见周王，是因为会同征伐而行动，所以不能算作朝见，将讨伐秦国作为随后的事情。朝见周王更为重要。”胡氏说：“诸侯每年四处侵伐，没有能够完备朝觐礼节的。现在鲁公想要会同讨伐秦国，道路经过王都，不能越过天子而前往，所以都朝见周王而不能完成朝见礼节。”记载说：“前往京师，显示诸侯的怠慢。”因为会同征伐而行动。又记载“鲁公从京师将讨伐秦国作为随后的事情”，这是仲尼亲笔，表明朝见周王更为重要，保存人臣的礼节。古代诸侯即位，服丧完毕就朝见，小聘大聘结束就朝见，天子巡狩方岳就朝见，观察《春秋》所载，天王派遣使者屡次出现。十二公的述职，大概都缺失了。唯独这一年记载“鲁公前往京师”，又不能完成朝见礼节，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敬了。君臣是人道的大伦常，却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仲尼曾经感叹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没有君。”为此担忧，作《春秋》。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用来阐明君臣的道义，达到极致了。其道义得以实行，那么臣子必定敬重君主，儿子必定敬重父亲，天理必定存在，人欲必定消除，大伦常必定端正，岂只是小小的补救呢？这就是将讨伐秦国作为随后事情的意思。

曹伯卢死在军中。

《正传》说：卢是曹伯的名，记载曹伯卢死在军中。《谷梁传》说：传文说怜悯他。公室大夫在军中，称“师”；在盟会，称“防”。我认为《谷梁传》称“传曰”，那么当时相传另有传文，而现在失传了。《左氏传》说：曹

译楚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国内，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秋天，负刍杀害了太子而自立为国君。诸侯于是请求讨伐他。晋国人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的辛劳，请求等到其他年份再说。

译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秦国返回。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讨伐秦国返回，是谨慎地记录国君出行的情况。然而根据事实来看，就知道鲁公前往京师，不是为了朝见周王，而是为了讨伐秦国。这是显而易见的。”

冬季，安葬曹宣公。

《正传》说：“记载冬季安葬曹宣公，是记录同盟国家的大事。诸侯之间有相互慰问的礼仪，曹国派人来通报死讯，所以予以记载。”《谷梁传》说：“安葬的时间合乎正道。”《左传》说：“冬季安葬曹宣公，安葬之后，子臧打算逃亡，国人都打算跟随他。曹成公于是感到恐惧，向子臧承认过错并请求他留下，子臧才返回并交还了他的封邑。”

【周简王九年】鲁襄公十四年【晋厉公四年，齐灵公五年，卫定公十二年去世，蔡景侯十五年，郑成公八年，曹成公负刍元年，陈成公二十二年，杞桓公六十年，宋共公十二年，秦桓公二十八年去世，楚共王十四年，吴寿梦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莒子朱去世。

《正传》说：“记载莒子朱去世，是记录友好国家的大变故。”

夏季，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返回卫国。

《正传》说：“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记载‘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返回卫国’，那么他出逃、他回归，以及国君和臣子行为的不当，都一并显现出来了。”查考《左传》：“卫侯厌恶孙林父，孙林父出逃到晋国，只说厌恶，没说获罪的缘由，这是出于私怨而使他出逃。孙林父不考虑世袭卿大夫没有离开国家的道理，就急忙出逃到晋国，那么臣子的出逃和国君使他出逃都是不对的。卫定公不念及宗族重臣的继承人，反而追讨他，以至于畏惧晋国而接纳他。孙林父也没有国君的命令，却倚仗晋国的强大，得以回归卫国，这是臣子的回归和国君畏惧晋国接纳他而让他回归，都是不对的。”《左传》说：“卫侯前往晋国，晋侯强行让卫侯接见孙林父。”卫定公不同意。夏季，卫侯回国后，晋侯派郤犨送孙林父去见他。卫侯想推辞，定姜说：“不可以，这是先君宗族重臣的继承人，大国又为此请求，不答应将会导致国家灭亡，虽然厌恶他，不也比亡国好吗？您就忍耐一下吧，安抚百姓并宽恕宗族重臣，不也可以吗？”卫侯接见了他并恢复了他的职位。我认为观察这些，那么是非就很明显了。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接新娘。

《正传》说：“记载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接新娘，是记录婚礼。婚礼，是人伦关系的开始。”《左传》说：“宣伯前往齐国迎接新娘，称其族氏，是尊重国君的命令。”我认为：“有人怀疑国君不亲自迎接，而派遣同姓的卿去，是不对的。然而国君守护社稷，如果派遣卿去迎接，到达边境后设馆舍，在那里举行亲迎之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郑国的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正传》说：“记载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是记录出于愤恨怨恨的战争。”《左传》说：“八月，郑国的子罕讨伐许国，战败。戊戌日，郑伯再次讨伐许国。庚子日，进入许国的外城。许国人用叔申的封地求和。”我认为：“这就是郑国凭借强大欺凌许国的弱小，一次讨伐，再次讨伐，最终进入其外城，暴虐得很厉害。”

九月，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正传》说：“记载‘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是讥讽不符合端正开始的意义。亲自迎接是为了端正开始。如果卿迎接新娘到边境，国君在边境的馆舍亲自迎接，然后她成为妻子、成为夫人，这才是可以的。现在卿迎接新娘回来，这就是妻子、夫人在没有亲自迎接的情况下就确立了身份。”胡氏说：“娶他国的女子，如果路途遥远，一定要亲自迎接吗？根据封地有大小，根据爵位有尊卑，根据路途有远近。有的在他国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馆舍中迎接，礼仪的节制是可以的。”

冬季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

《正传》说：“臧是卫侯的名字。庚寅日，卫侯臧去世，是记录邻国的大变故。诸侯之间有相互慰问的礼仪，具备时、月、日，是因为通报死讯详细。”《左传》说：“卫侯有病，派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的儿子衎做太子。冬季十月，卫定公去世。夫人姜氏哭完后休息，看到太子不悲哀，不让他斟酒喝，叹息说：‘这个人！将不仅导致卫国的败亡，而且必定始于我这个未亡人。’唉！上天降祸给卫国啊！我没有得到鱄【衎的异母弟】，让他主持国家。大夫们听到这话，没有不震惊恐惧的。孙文子从此不敢把重器留在卫国，全部放在戚地，并且很好地对待晋国的大夫。”

秦伯去世。

《正传》说：“记载秦伯去世，是记录盟主的大变故。不称名，是因为通报死讯时没有用名。那么史书的记载，都是根据通报死讯的详略情况。”

【周简王十年】鲁襄公十五年【晋厉公五年，齐灵公六年，卫献公衎元年，蔡景侯十六年，郑成公九年，曹成公二年，陈成公二十三年，杞桓公六十一年，宋共公十三年去世，秦景公元年，楚共王十五年，吴寿梦十年】

春季周历二月，安葬卫定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卫定公，是记录邻国的大事。诸侯五个月安葬，同盟国家有会合安葬的礼仪。因为来通报死讯，所以予以记载。”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正传》说：“记载仲婴齐去世，是记录国家卿大夫的大变故。腹心手足，他们的喜悦和悲伤是同一体的。”《公羊传》说：“仲婴齐是谁？是公孙婴齐。公孙婴齐为什么叫仲婴齐？因为他是为兄后的。为兄后为什么叫仲婴齐？因为他是

译后来的人作为他的儿子。如果作为别人的后嗣就作为他的儿子，那么称呼他为“仲”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氏。那么婴齐是作为谁的后嗣呢？是作为归父的后嗣。归父出使晋国而没有返回，为什么让他作为后嗣呢？因为叔仲惠伯是辅佐子赤的人。文公去世，儿子年幼，公子遂对叔仲惠伯说：“君主的安全怎么办？希望你和我共同谋划。”叔仲惠伯说：“你辅佐他，我抱着他，哪里会有危及君主的事呢？”公子遂知道不能和他谋划，退下来后杀了叔仲惠伯，杀了子赤而立宣公。宣公去世，成公年幼，臧宣叔是相国。君主去世不哭，召集众大夫询问说：“从前叔仲惠伯的事，是谁做的？”众大夫都杂乱地回答说：“是仲氏做的。”是这样吗？于是遣散归父的家臣，然后才哭君主。归父出使晋国，从晋国返回到柽地，听说君主去世，家臣被遣散，他在帷帐前哭君主，完成踊礼，向副使报告使命，从此就逃走了。齐国和鲁国人渐渐哀伤归父没有后嗣，于是让婴齐作为归父的后嗣。胡氏说：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归父出逃，齐国和鲁国人渐渐哀伤他没有后嗣，于是让婴齐作为他的后嗣，所以《春秋》记载为“仲婴齐”。这可以说是扰乱了昭穆的次序，丧失了父子的亲情。如果作为归父的后嗣，那么弟弟不可以作为兄长的继承人；如果作为襄仲的后嗣，那么以父亲的字作为氏，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左传》和《公羊传》关于仲婴齐的论述都是错误的。作为后嗣和作为儿子是不同的，作为后嗣是继承他的世系，兄弟还可以相互继承；作为儿子是延续他的嗣位，昭穆次序不可以混淆。《公羊传》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作为他的儿子”，这是不对的；而胡氏认为这扰乱了昭穆的次序，丧失了父子的伦理，也是不对的。如果让兄弟相继而作为父子，那么殷朝兄弟相继四代，那长兄将不被称为高祖吗？这是最大的乱伦。根据《公羊传》，众大夫称仲遂为仲氏，可见婴齐的父亲襄仲被赐予氏，世卿的子孙因此作为族称，所以婴齐记载为“仲”，众大夫称仲氏，这是正确的。所以鲁国人让弟弟作为兄长的后嗣，并不是让弟弟继承兄长的嗣位。看《春秋》的经文，不称“公孙”，就可以断定了。

译癸丑日，鲁公在戚地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大夫国佐以及邾国人结为同盟，以防备晋侯等人。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鲁公在戚地防备诸侯、世子和大夫结为同盟，是称赞他这种防备的做法。这是为了讨伐曹伯负刍篡位弑君之罪。”程子说：“鲁文公十三年，曹伯在军中去世，负刍杀害太子自立为君。过了三年，诸侯已经与他结盟了。现在抓住他，是追究天道的讨伐。所以史书称‘同盟’，表明他们已经共同结盟了。”我认为：“‘防’是指防备诸侯。‘防盟’是指在防备中结盟，尚未正式结盟，便在防备中抓住了他。抓住他之后，才与诸侯结盟，共同声讨他的罪行。不发动战争就抓获了罪人，不虐待他的百姓，不贪图他的财物，这就是《春秋》所称赞的。”

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

《春秋正传》说：曹伯就是负刍。负刍背负着篡位弑君的罪行，诸侯讨伐他，而《春秋》仍然称他的爵位而不直呼其名，可见《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的原文，而不是圣人增减文字来体现褒贬。其他情况也类似。史书记载“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是记载霸主执行讨伐，称赞他尊崇周王的道义。当初负刍刚弑君自立时，诸侯请求讨伐他，晋国因为出兵劳苦，请求等到其他年份，这表明晋国本来就想讨伐他。现在借防备之机召见他，在防备中抓获他，又押解到京师，让周王的天吏处死他。这样既没有虐待百姓，又能尊崇周王，符合《春秋》的道义。《左传》说：“春天在戚地防备，是为了讨伐曹成公。抓获他并押解到京师。史书说：‘晋侯抓获曹伯’，意思是罪不及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讨伐并抓获他，就称‘某人抓获某侯’，否则就不这样写。诸侯打算向周王推荐子臧并立他为君，子臧推辞说：‘以前的记载说：圣人通达节义，次一等的人坚守节义，下等的人丧失节义。做国君不是我的节义，虽然我不能成为圣人，岂敢丧失坚守的节义呢？’于是逃奔到宋国。”胡氏说：“称‘侯’是执行霸主的讨伐，为什么说是霸主的讨伐？晋国联合诸侯攻打秦国，曹宣公在军中去世，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宣公的灵柩，负刍杀害太子自立。到了这时，晋侯抓获他，又不敢自行处置，而是押解到京师，让周王执行天刑。这就叫做霸主的讨伐。《春秋》中抓获诸侯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抓获得如此罪有应得的，所以特别记载他的爵位。”我认为胡氏认为称“侯”是记载爵位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称“曹伯”也是爵位，能类推吗？大概是因为史书称“曹伯”，所以也记载“晋侯”，他的善行不用记载爵位就自然显现了。这次讨伐，诸侯都在，为什么只记载晋侯？因为这是晋侯的主意。前年说“请求等到其他年份”，就已经决定了。

鲁公从戚地回国。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鲁公从戚地回国’，是记载返回国都的礼仪。始终体现戚地结盟的善举。”

夏季六月，宋公固去世。

《春秋正传》说：“固，是宋公的名和谥号，共公记载去世，是记载与鲁国有关的大事件。”

楚子攻打郑国。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楚子攻打郑国’，是记载扰乱华夏的军队。”郑国大概曾经跟随楚国，为什么称之为华夏？晋楚结为同盟，而郑国已经反叛成为华夏一方。楚国背弃盟约扰乱华夏，所以《春秋》记载以声讨它。《左传》说：“楚国将要北伐，子囊说：‘刚刚与晋国结盟就背弃它，恐怕不行吧？’子反说：‘对敌有利就前进，有什么盟约可言？’申叔时年纪大了，在申地，听说这件事说：‘子反一定不能免祸。用信义来遵守礼制，用礼制来庇护自身，信义和礼制都丧失了，想要免祸吗？’”楚子侵犯郑国，到达暴隧，于是侵犯卫国，到达首止。郑国子罕侵犯楚国，夺取新石。栾武子想要报复楚国，韩献子说：“不用，让他加重罪行，百姓将背叛他。没有百姓，谁去作战？”我认为义是利的根本。楚国舍弃义而只图利，没有不反过来受害的。

秋季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共公。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秋季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共公’，是记载与鲁国有关的大事。对方来报丧必定前往吊唁安葬，所以记载它。按礼制，诸侯五个月安葬，同盟国必定前往，何况共公是姬姓亲属呢？”

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了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是称赞他出逃和回归都合乎正道。记载“宋国杀了大夫山”，是诛杀背叛宗族的人。记载“鱼石出逃到楚国”，是显明逃亡的党羽。《左传》说：秋季八月安葬宋共公，这时华元任右师，鱼石任左师，荡泽任司马，华喜任司徒，公孙师任司城，向为人任大司寇，鳞朱任少司寇，向魋任太宰，鱼府任少宰。荡泽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君臣的训诫，是师职所管辖的。现在公室卑微而不能匡正，我的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官职，岂敢依赖向魋吗？”于是出逃到晋国。两个华氏属于戴族，司城属于庄族，这六个官员都属于桓族。鱼石打算阻止华元，鱼府说：“右师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这样就没有桓氏了。”鱼石说：“右师如果得以回来，即使答应他讨伐，也一定不敢，况且他功劳很大，国人拥护他。如果不回来，恐怕桓氏在宋国就没有祭祀了。右师讨伐，还有戍守的军队在，桓氏虽然灭亡，也必定能保全一部分。”鱼石在黄河边阻止华元，请求讨伐，华元答应了，于是返回。派华喜、公孙师率领国人攻打荡氏，杀了子山。史书说：“宋国杀了大夫山”，意思是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族。鱼石、向为人、鳞朱、向

译〇、鱼府在睢水之上筑舍居住。华元派人去阻止他，鱼府不肯。冬十月，华元亲自去阻止他，鱼府还是不肯，华元便返回了。鱼府说：“现在如果不听从，就不能进入都城了。”右师华元眼神游移且说话急促，显然怀有异心。如果不接纳我们，现在就要驾车疾驰而去了。登上山丘远望，只见他们正在驰骋；如果跟随他们，他们就决开睢水堤岸，关闭城门登上城墙防御了。左师鱼石、两位司寇、两位宰官于是出逃投奔楚国。华元派向戌担任左师，老佐担任司马，乐裔担任司寇，以此安定国内人心。胡氏说：“宋国的六卿中，鱼氏、荡氏、向氏、鳞氏都属于桓族。华氏属于戴族。华元担任右师，鱼石担任左师，荡氏傲慢而骄横。共公去世后不久，荡泽削弱公室势力，杀死了公子肥。华元因为不依赖宠幸而出奔，凭借国人以及晋国都答应讨伐荡氏，然后才回国，由此可知其正当性了。”苏辙说：“假如华元把禄位和宠幸看得比出奔更重，就不能讨伐荡氏，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鱼山因背叛宗族的罪过而被杀，这是他应得的下场。胡氏却又说鱼山因为背叛宗族所以史书不记载他的氏，这是被《左传》的说法所迷惑，而不知道鱼山的罪过并不因为去掉他的氏才显现出来。

译冬季，十一月，叔孙侨如在钟离与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的人共同抵御吴国。

《正传》说：“钟离是楚国的土地，靠近吴国。记载诸侯在钟离抵御吴国，那么华夏与夷狄的形势就可见了。这是中原衰弱而夷狄强盛，圣人对世道的感叹之情也就显著了。”《公羊传》有特别记载抵御吴国、排斥吴国的说法，《谷梁传》有再次记载抵御、排斥的说法，这些都不对。程子说：“吴国日益强大，向诸侯请求结盟，诸侯的军队前往跟随它，所以记载各国前往与它结盟，以显示夷狄兴盛而中原衰落。”当时中原苦于楚国的威胁，所以与吴国亲近。襄公十年柤地的结盟，十四年向地的结盟，与此情况相同。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胡氏说：“特别记载抵御有两个含义：在首止抵御周王室世子，意在尊崇王室，不敢与世子抗衡；在钟离、柤、向抵御吴国，意在轻视夷狄而谴责诸侯不能与它抗衡。”凭借太伯极高的德行，吴国才由此兴起，从宗族来说，它是周朝的伯父；至于后世，之所以用国号来称呼它，是因为它僭越称王，不能居于中原的爵位称号罢了。成公、襄公年间，中原没有霸主，齐、晋这样的大国也都低头向东亲近吴国，圣人大概为此感到悲伤，所以特别记载抵御，可以说深切显明了。我认为特别记载抵御、用国号称呼的说法，是义例中的正确之处。因为吴国没有怀念祖先太伯的高尚德行，蔑弃礼义，僭越称王，又处在荒远之地，不能自我提升进入中原，所以略去其爵位而直呼其名罢了。

许国迁都到叶地。

《正传》说：“叶地即汝州叶县，靠近楚国，记载许国迁都到叶地，是怜悯小国失去守土。”《左传》说：“许灵公畏惧郑国的逼迫，请求迁都到楚国。辛丑日，楚国公子申将许国迁到叶地。”张氏说：“中原的盟主不能安抚小国，反而让它们亲近荆楚以求安身，《春秋》深刻地显示了小国失去依托。”李氏说：“许国在这一年迁到叶地，昭公九年迁到夷地，十八年迁到白羽，定公四年迁到容城，都是为了躲避郑国。又过了两年就被郑国灭亡，灭亡得太快了。观察它所依附的对象及其成败，可以看出许国逃离中原而依附楚国，也是不善选择所追随的对象啊。”

【简王十一年】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齐灵公七年，卫献公二年，蔡景侯十七年，郑成公十年，曹成公三年，陈成公二十四年，杞桓公六十二年，宋平公即位元年，秦景公二年，楚共王十六年，吴寿梦十一年】

春季，周历正月，下雨且树木结冰。

《正传》说：“记载‘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传》说：‘雨木冰是什么意思？是下雨而树木结冰。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谷梁传》说：‘传文说：‘根枝折断。’”胡氏说：“雨木冰，是下雨而树木结冰。”何休说：“树木，属少阳，象征君主和大臣；冰，属凝阴，是兵灾之类。冰胁迫树木，是君臣将被兵灾所执的征兆。不久就有沙随、苕丘的战事，天人之间的感应，吉凶的应验，难道可以诬蔑吗？想要完全废除五行灾异说，也是过分的。”程子说：“《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是天人相互感应。只是人们以浅陋狭隘的见解，认为没有应验，其实都有应验。然而汉儒记载灾异，都是牵强附会不足为信，儒者看到这一点，因而完全废除了它。”

夏季，四月辛未日，滕国国君去世。

《正传》说：“滕国国君，《左传》认为是滕文公。根据世系推算，孟子时代滕文公还是世子，那么《左传》的说法不可据信。”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正传》说：“记载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是彰显不义的战争。郑国依附中原，善于趋向正义。随即又倒向楚国，侵犯宋国边境，这难道不是所谓从高大的树木跳入幽深的山谷吗？”《左传》说：“郑国子罕攻打宋国，宋国的将鉏、乐惧在汋陂战败，退兵驻扎在夫渠，没有警戒。郑国人袭击他们，在汋陂击败他们，俘获了将鉏、乐惧。宋国倚仗胜利。”由此看来，郑国趁着宋国没有警戒，暗中出兵掠夺边境，行的是盗贼的计谋，这是长久跟随楚国，被夷狄同化了。

六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

《正传》说：记载日食，是记录天象的变异。

晋国国君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正传》说：“记载晋国国君派栾黡来请求出兵，是彰显贪求胜利的罪过。”《左传》说：“晋国国君将要讨伐郑国，范文子说：‘如果满足我的愿望，诸侯都背叛晋国，可以逞志。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就可以立刻等到了。’栾武子说：‘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去诸侯，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起兵，栾书统帅中军，士燮辅佐；郤锜统帅上军，荀偃辅佐；韩厥统帅下军，郤至辅佐新军；荀防留守；郤犨到卫国，又到齐国，都去请求出兵。栾黡来请求出兵，孟献子说：‘有胜利了。’我认为孟献子因为栾黡来请求出兵时谦卑有礼，而知道晋军会胜利，那么只有礼可以战胜敌人的军队，谦虚使人受益，这是天道。虽然如此，晋国人因为兵力不足而向鲁国请求出兵，以决一胜负来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贪求胜利吗？”

甲午日晦，晋国国君与楚国国君、郑国国君在鄢陵交战。楚国国君、郑国军队大败。《正传》说：“晦，是晦暗的意思，是兵灾惨烈的象征。”记载“晋国国君与楚国国君、郑国国君在鄢陵交战，楚国国君、郑国军队大败”，是记录驱逐夷狄的战争。说“败绩”，提到楚国国君而不提其军队，提到郑国军队

译却不记载“伯”字，这是互文见义，以显示楚国和郑国的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却战败了。胡氏认为不记载“楚师败绩”，是因为楚君亲自聚集箭矢射中眼睛而身受重伤更为严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左传》说：“戊寅日，晋军出发。郑国人听说有晋军，派人向楚国报告。姚句耳与徃楚子救郑，经过申地。子反进入拜见申叔时，说：‘军队情况如何？’申叔时回答说：‘德行、刑罚、审慎、正义、礼仪、信用，是作战的凭借，也是作战得以取胜的原因。如今楚国对内抛弃百姓，对外断绝友好关系，亵渎盟约而违背诺言，违逆时节而行动，使百姓疲惫以逞强，百姓不知信用，进退都是罪过。人们只忧虑自己的归宿，谁肯效死力？您还是努力吧，我不再见到您了。’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要到达。范文子想要撤退，说：‘我们假装逃避楚军，可以缓解忧患。会合诸侯，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把它留给有能力的人吧。我们如果让群臣和睦地侍奉国君，就已经很多了。’武子说：‘不行。’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郤至说：‘现在我们逃避楚军，更加耻辱。’范文子说：‘我们先君屡次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尽力，子孙将会衰弱。如今三个边疆已经臣服，只有楚国是敌人。只有圣人才能内外都没有忧患，既然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然有内部忧患。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威胁呢？’甲午日晦，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军吏为此担忧。范匄快步上前说：‘填井平灶，在军中列阵，并疏通行列的前锋。晋楚胜负由上天决定，有什么可担忧的？’范文子拿着戈追赶他说：‘国家的存亡，由上天决定。小孩子懂什么？’栾书说：‘楚军轻浮，坚固营垒等待他们，三天必定撤退，撤退后攻击他们，必定获胜。’郤至说：‘楚国有六个破绽，不可错过。’伯州犂把国君的军队情况告诉楚王。苖贲皇在晋侯身边，也把王卒的情况告诉晋侯，都说：‘国士在那里，而且兵力雄厚，不可抵挡。’苖贲皇对晋侯说：‘楚国的精锐在中军和王族罢了，请分兵攻击他们的左右两军，而三军集中攻击王卒，必定大败他们。’癸巳日，潘尫的党羽和养由基蹲在铠甲上射击，射穿了七层铠甲，展示给楚王看，说：‘君主有两位这样的臣子，还担忧什么作战？’楚王发怒说：‘大大羞辱国家，明天早晨你射死吕锜以及战射共王中目。’楚王召见养由基，给他两支箭，让他射吕锜，射中项部伏在弓袋上，用一支箭。复命，晋韩厥追赶郑伯，他的车夫杜溷罗说：‘快追赶他，他的车夫屡次回头看，不在马上可以追上。’韩厥说：‘不可以再次羞辱国君，于是停止。’郤至追赶郑伯，他的车右茀翰胡说：‘在车旁追逐之后，追赶他乘上车并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有刑罚，也停止。’石首说：‘卫懿公因为不撤去他的旗帜，所以在荥阳战败，于是把旗帜收进弓袋中。’楚军逼近险地，叔山冉对养由基说：‘虽然君主有命令，为了国家缘故，您一定要射。’于是射箭，两次射击都全部杀死。叔山冉搏斗把人投掷，击中车折断轼。晋军于是停止，囚禁楚公子茷。栾鍼看见子重的旗帜，请求代替他饮酒。国君允许，派使者拿着酒器承接酒，到子重那里说：‘寡君缺乏使者，派鍼驾车持矛，因此不能犒劳随从的人，派某人代替饮酒。’子重说：‘先生曾经和我在楚国交谈，必定是这个缘故，不也很明智吗？’接受并饮下，赦免使者后又击鼓。天亮作战，看到星星还没停止。子反命令军吏视察伤亡，补充士兵和车马，修整铠甲兵器，检查车马，鸡鸣时吃饭，只听命令。晋人对此担忧。苖贲皇宣告说：‘搜索车马补充士兵，喂马磨利兵器，修整阵型巩固行列，在草席上吃饭再次祈祷。’第二天再次作战，于是释放楚囚。楚王听说后，召见子反谋划。谷阳竖向子反献酒，子反喝醉不能见楚王，说：‘上天使楚国失败，我们不可以等待。’于是连夜逃跑。晋军进入楚军三天，谷范文子站在戎马之前说：‘国君年轻，各位臣子不贤能，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国君要警戒。《周书》说：‘天命不常在，在于有德。’”胡氏说：“当时，两军相持，没有胜负的迹象，晋国的防备，也是侥幸罢了。侥幸不是保持胜利的方法，范文子之所以站在军门，有圣人内外无患，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威胁的警戒吗？楚军虽然战败，其势力更加扩张，晋国于是懈怠了。最终有栾氏的谗言，而诛杀三郤，国内大乱。圣人详细记载，以显示行事之深切明显。”我认为晋国排斥楚国和郑国是对的，然而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其抵御夷狄，来就驱赶，去就不追赶。胡氏独取范文子的谋略，万全的防备，大概得到了。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春秋正传》说：“公子侧，字子反。《春秋》记载‘楚国杀了它的大夫侧’，并不是说楚王真的杀了他，而是为了彰显他覆灭军队的罪责，以及擅自杀人的恶行，这两者都一并记录在案了。”《左传》说：“楚军回国到达瑕地，楚王派人告诉子反说：‘先前导致军队覆没的过错，是因为国君不在，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罪过。’子反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回答说：‘国君赐给我死罪，我死也感到不朽光荣，确实是我的士兵溃逃，这是我的罪过。’子重派人告诉子反说：‘起初导致军队覆没的事，你也听到了，何不谋划一下对策？’子反回答说：‘即使没有先大夫（子重）的命令，有这样的情况，大夫命令侧，侧怎敢不讲义气？侧使国君和军队遭受损失，怎敢忘记以死谢罪！’楚王派人去阻止他，没来得及，他就自杀了。我认为：根据这些记载，可见公子侧是服了导致军队覆没的罪责。楚王用言语激将公子侧，公子侧因此而死，这就是《春秋》记载‘杀’字而谴责楚王擅自专断的原因。”当初楚军刚出发时，申叔用德、刑、详、义、礼、信告诫各位大夫，防备楚国必然失败，说：“我不再见到你们了。”这说明导致军队失败的是子反，但造成失败的原因并非子反。可惜啊，子反平时不用这六件事侍奉国君，以彰明政令刑罚，临到大事又在谷阳竖献酒时喝醉，国君召他谋划而见不到他，以至于连夜逃跑，导致军队失败而自身死亡，足以作为鉴戒了。

秋季，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邾国人，晋侯不见鲁公。《春秋正传》说：“起初记载鲁公在沙随会见诸侯，又记载晋侯不见鲁公，是因为起初鲁公约定会见，等到会见时，晋侯却不接见他。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彰显晋侯的骄横之心和无礼。郑国依附楚国，楚国背叛晋国和诸侯，讨伐一次也就够了。连续用兵结怨，祸患没有尽头，这不是骄横之心吗？鲁侯已经约定会见却不接见，这不是无礼吗？为什么要与中原诸侯结盟呢？”《左传》说：“交战那天，齐国的国佐、高无咎来到军中，卫侯从卫国出来，鲁公从坏隤出来。宣伯（叔孙侨如）与穆姜私通，想除掉季孙氏和孟孙氏而夺取他们的家产。将要出发时，穆姜送别鲁公，让他驱逐这两个人。鲁公把晋国的危难告诉她说：‘请让我回去听从命令。’穆姜发怒，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指着她说：‘你不可行，这些人都是国君。’鲁公在坏隤等待，整顿宫室，警戒防备，设置守卫后才出发。因此后来派孟献子守卫在鲁公的宫殿。秋季在沙随会见，谋划讨伐郑国。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侯在坏隤等待，以等待胜利者。’郤犨统领新军，并且担任公族大夫，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接受了宣伯的贿赂，就在晋侯面前诬告鲁公。晋侯不见鲁公。我认为：看这些记载，可知不见鲁公是因为谗言。”程颐说：“晋侯恼怒鲁公迟到，所以不见他。君子端正自己而不担忧别人，鲁公迟到是因为国内有危难，这是缘故。晋侯不见他是错误的，他们理亏我们理直，所以不值得羞耻。”胡安国说：“心中存有仁礼而不担忧横逆的到来。”沙随的会见，鲁国有内乱，军队出发迟到，应当体恤的是，晋国人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恼怒鲁公而不接见，理亏在晋国。鲁公自我反省，没有背离仁义、抛弃礼制、不忠的罪过。从前曾子从孔子那里听到大勇的道理说：‘自我反省认为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用正直培养而不损害，就充满天地之间。沙随不被接见，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直书而不避讳，是向天下后世展示，让他们知道大勇和浩然之气，是这样用来守身应物的，其垂示训诫的意义很大。

鲁公从会见之地回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鲁公从会见之地回国’，是谨慎地记录国君的出入。国君出入必须记载，这是礼制。”

鲁公会见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

《春秋正传》说：“尹子，杜预认为是周王的卿士，子爵。记载‘鲁公会见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那么擅自兴兵结怨的罪责就显现了。”

曹伯从京师回来。

《春秋正传》说：“记载‘曹伯从京师回来’，是彰显废弃刑罚。曹伯负刍杀了太子而自立，晋国率领诸侯会见并抓获他，押送到京师，可以说是讨伐有罪的人了。天子不能用王法公正地处理他，释放并让他回去，可以说是没有王法了。”《左传》说：“曹国人再次向晋国请求，晋侯对子臧说：‘你回去，我就让你的国君回来。’子臧回去，曹伯就回来了。子臧全部献出他的封邑和卿位而不出来任职。”我认为：子臧曾经做过臣子，按道义本该如此。晋侯不思考率领诸侯抓获他，是什么用心？又说‘你回去我就让你的国君回来’，而国君向周王请求释放他，又是什么用心呢？这就叫做丧失了本心。当时，私欲横行，天理灭绝，良心已死。《谷梁传》说：“出入不称名，认为他没有失去国家，这是不对的。”程颐说：“从京师回来，是王命。”胡安国说：“记载天王释放有罪的人。”善行不受到奖赏，恶行不立即受刑，即使以尧为国君，舜为臣子，虽然得到天下，也不能一天安居。负刍杀了世子而自立，不能趁着晋国抓获他，把他置于刑典之中而让他复国，那就不能成为天下的共主了。

九月，晋国人抓住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春秋正传》说：“记载‘晋国人抓住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赞许他安置他，记录他安置他而谴责他抓住他。”《左传》说：“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国有季孙氏和孟孙氏，就像晋国有栾氏和范氏一样，政令在这里成就。现在他们谋划说：晋国政令多门，不可听从。宁可侍奉齐国和楚国，即使灭亡罢了，也不听从晋国了。’”

译如果想在鲁国得逞，请扣留季行父并杀了他。我杀了仲孙蔑，然后侍奉晋国，仲孙蔑就不会有二心了。鲁国没有二心，小国必定和睦，否则回国后必定背叛。』九月，晋国人在苕丘逮捕了季文子。鲁公回到郓地等待，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释放季孙。郤犨说：“如果赶走仲孙蔑并扣留季孙行父，我就让贵国与晋国公室结为亲近。”子叔声伯回答说：“侨如的实情，您一定已经听说了。如果赶走仲孙蔑和季孙行父，这就是大大抛弃鲁国而怪罪我们的国君。如果晋国还不抛弃鲁国，并施恩祈求周公的福佑，让我们的国君得以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社稷的重臣。如果早上让他们死去，鲁国必定晚上灭亡。凭借鲁国与仇敌相邻的密切关系，一旦灭亡而成为仇敌，再想治理还来得及吗？”郤犨说：“我为您请求封邑。”子叔声伯回答说：“婴，是齐鲁两国的常任使者，怎敢借助大国来谋求厚利。我秉承国君的命令来请求，如果得到了所请求的，您的恩赐已经很多了，还再求什么呢？”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佐过两位国君了。他的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粟米，这能说不忠诚吗？听信谗言而抛弃忠良，那将如何面对诸侯呢？”子叔婴齐奉行君命，没有私心，国家没有二心，考虑自身也不忘记国君。如果使他的请求落空，这就是抛弃好人。您还是考虑一下吧。于是答应了鲁国的求和，赦免了季孙。愚以为观察这件事，可知晋国起初听信了侨如的谗言，大概将要执行父并杀了他。等到听从了声伯的请求，而把他释放于苕丘，可以说能够悔改过错而回归正道了。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正传》说：“记载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是为了记录罪人逃亡的事。”高氏说：“季孙得以被释放，将要和鲁君一起回国，所以侨如害怕获罪而出逃。鲁国人拥立他的弟弟叔孙豹，作为叔孙氏的后继者。那将要作乱祸害鲁国的人，正是侨如。所以记载‘出’字，是将他驱逐出去；拥立他的弟弟，是为了断绝他的后嗣。”

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和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

《正传》说：“记载季孙行父和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是赞美他善于消除怨恨。”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理亏在晋国。行父不因此怀恨，反而与他结盟，可以说是善于消除怨恨了。《春秋》赞美善于消除怨恨，所以记载这件事来肯定他。

鲁君从防地回国。

《正传》说：“这里说防地，是指防地诸侯联合讨伐郑国。”记载“鲁君从防地回国”，是为了记录君主返回后的礼仪。

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正传》说：偃和鉏，是两位公子，鲁君的庶出弟弟。记载“刺杀公子偃”，是因为杀害无罪之人。如果偃有罪，自然应当声讨他的罪行，让众人共同唾弃他，却刺杀他，这是盗贼的计谋。记载他被人刺杀，那么偃没有可声讨的罪过，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氏说：查考《左传》，宣伯（叔孙侨如）与穆姜私通，想除掉季孙和孟孙，夺取他们的家产。鄢陵之战那天，鲁君将要出发，穆姜送行，并命令驱逐这两个人。鲁君以晋国的危难告知说：“请等我回来再听您的命令。”穆姜发怒，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穆姜指着他们说：“你们不行，这两个人都是国君。”鲁君在壊隤等待，整顿宫室，警戒防备，设置守卫后才出发。因此后来派孟献子守卫在鲁君宫室。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侯在壊隤等待，以等待胜利者。”郤犨从宣伯那里收受财物，并向晋侯诬告鲁君。晋侯不见鲁君。鲁君在防地联合诸侯讨伐郑国，将要出发时，穆姜又命令鲁君像当初那样。鲁君又整顿守卫后才出发。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国有季孙、孟孙，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一样。政令由此而成。现在他们谋划说：晋国政令多门，不可听从。宁愿侍奉齐国、楚国，即使灭亡罢了，也不服从晋国。如果想对鲁国得志，请拘禁季孙行父并杀了他。我会除掉孟孙蔑。不然的话，回国后必定叛变。”晋人在苕丘拘捕了季文子。鲁君回国，在郓地等待，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释放季孙。郤犨说：“如果除掉仲孙蔑并拘禁季孙行父，我就让你们的国家与公室亲近。”子叔声伯回答说：“侨如的实情，您一定听说了。如果除掉蔑和行父，这是大大抛弃鲁国而怪罪我们国君啊。如果还不抛弃鲁国，让我们国君得以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社稷的大臣。如果早晨让他们灭亡，鲁国必定晚上灭亡。”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佐过两位国君了。妾室不穿丝绸，马不吃精粮，能说不忠诚吗？听信谗言而抛弃忠良，那对诸侯还有什么交代呢？”于是答应鲁国讲和，赦免季孙，驱逐叔孙侨如并与他结盟。季孙和郤犨在扈地结盟，回国后，刺杀公子偃。我认为看这段记载，刺杀偃，是季孙做的。与郤犨结盟回国后就刺杀他，谁说季孙是鲁国的忠良呢？

【周简王十二年】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七年，齐灵公八年，卫献公三年，蔡景侯十八年，郑成公十一年，曹成公四年，陈成公二十五年，杞桓公六十三年，宋平公二年，秦景公三年，楚共王十七年，吴王寿梦十二年】

春季，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正传》说：“记载卫国侵犯郑国，那么连年用兵结下怨恨的罪过就显现了。”《左传》说：“春季周历正月，郑国子驷侵犯晋国的虚滑，卫国北宫括救援晋国侵犯郑国，到达高氏。”我认为看这段记载，卫国侵犯郑国，连年用兵结下怨恨，互相报复，而不体恤百姓，那将有什么尽头呢？这是圣人记载在《春秋》中的深意。

夏季，鲁君在防地联合尹武公、单襄公、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讨伐郑国。《正传》说：“记载鲁君在防地联合诸侯讨伐郑国，是为了记录滥用武力的事。”郑国追随楚国背离中原，本来就有罪了。鄢陵战败后，郑国不悔改。十六年秋季，诸侯再次联合讨伐它。现在十七年春季，又联合讨伐它，使百姓困苦而不体恤，可以说是滥用武力太严重了。所以《春秋》厌恶它。《左传》说：“夏季五月，郑国太子髠顽、侯獳作为人质在楚国。楚国公子成、公子寅戍守郑国。鲁君联合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讨伐郑国，从戏童到达曲洧。”我认为郑国屡次追随楚国，诸侯屡次讨伐它而不悔改，那么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自己，反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智慧，修明政教刑罚，尊敬上级和睦邻国，安定人民，修明文德来招抚他们就可以了。否则，他们来犯就抵御他们就可以了。不谋划这些，却联合诸侯连年用兵结党营私，灾祸无穷无尽，那又与楚国、郑国有什么不同呢？

六月乙酉日，在柯陵举行同盟。

《正传》说：“记载在柯陵举行同盟，是彰显同心于邪道。”《左传》说：“这是重申戚地的盟约。”《谷梁传》说：“柯陵之盟，是谋划再次讨伐郑国。”程子说：“诸侯共同以楚国为祸患。”我认为：“郑国追随楚国背离中原，灭绝天理，没有人心，是人人共同厌恶的。然而他们来犯就抵御，离去就不追逐，用对待蛮夷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可以了。却结党劳累民众，连年用兵结怨，相寻不止，难道不是以暴易暴吗？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

秋季，鲁君从防地回国。

《正传》说：“记载鲁君从防地回国，是谨慎对待君主的出入。”《左传》说：“楚子重

译在首止救援郑国军队，诸侯便撤军了。我（朱熹）对孔子说：“面临大事时心存戒惧，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当时诸侯轻率出兵，徒劳无功，这能称得上是善于谋划而成功吗？”

译齐国的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那么君主与臣子之间，出逃者的过错以及被出逃者（君主）的过错就自然显现了。”《左传》说：“齐国的庆克与声孟子私通，与妇人蒙着衣服乘坐小车进入宫门。鲍牵看见了，把这事告诉了国武子。国武子召见庆克并责备他。庆克很久不出来，便告诉夫人说：‘国武子指责我。’夫人很生气。国武子辅佐灵公，让高无咎和鲍牵留守防地。等到回国，快到达时，关闭城门搜查宾客。声孟子向夫人告状说：‘高无咎和鲍牵将不接纳君主，而要立公子角为国君。’国武子知道了这件事。秋天七月壬寅日，砍断鲍牵的脚并驱逐高无咎。高无咎逃往莒国。高弱凭借卢邑叛变。齐国人召来鲍国并立他为鲍氏宗主。起初，鲍国离开鲍氏而来，做了施孝叔的家臣。施氏占卜家宰人选，匡句须吉利。施氏的家宰拥有百室的大邑，与匡句须的封邑相当，让匡句须做家宰，却把封邑让给鲍国。施孝叔说：‘你确实是吉利的。’鲍国回答说：‘能够任用忠良之人，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鲍国辅佐施氏忠诚，所以齐国人选取他作为鲍氏的继承人。孔子说：‘鲍庄子的智慧不如向日葵，向日葵尚且能保护它的根脚（意指鲍庄子自取断足之祸）。’我认为齐灵公听信他母亲的邪恶谗言而驱逐高无咎，高无咎不能用正道侍奉君主，以取信于君主的心，以至于被猜忌离间而离开父母之邦，那么君主驱逐臣子，臣子出逃，都是不对的。”

九月辛丑日进行郊祭。

《春秋正传》说：“周历的九月，是夏历的七月。”说“用郊”，是依据礼制，郊祭应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进行，史书记载九月辛丑日进行郊祭，是记载其不合礼制。祭祀只讲究合乎时节，不合时节就不合礼了。《公羊传》说：“九月不是进行郊祭的时节。”那么郊祭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郊祭应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进行。《谷梁传》说：“宫室没有布置好，不可以祭祀；衣服没有备齐，不可以祭祀；车马器械没有备齐，不可以祭祀；官吏中有一人不尽职，不可以祭祀。”祭祀，是奉献当时的节令，奉献恭敬之心，奉献美好的事物，不是为了享受美味。胡安国说：“郊祭不合时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说：“有人说，大概是用人的血来祭祀吧。古代六畜尚且不能互相替代使用，何况敢用人呢？”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是谴责其贪求胜利，而其屈辱的情形也就可见了。晋国先前因为讨伐郑国而请求出兵，现在又因为周王使者和六个诸侯国讨伐郑国，军队已经很庞大了，却又来请求出兵。大概是因为贪求胜利的心太重，而轻视屈辱的耻辱，所以不忌惮屡次乞师。殊不知，少能胜多，不战而使人屈服，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兵力。”

冬天，鲁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冬天，鲁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那么滥用武力的严重程度，就可见了。”《左传》说：“冬天，诸侯讨伐郑国。十月庚午日，包围郑国。”我认为郑国不服从诸侯，到这时讨伐它已经三四次了，周王使者参与讨伐已经有两次了，没听说能使其服从的，这不仅让诸侯蒙羞，难道不让天王蒙羞吗？舜命令禹征讨有苗，有苗不服，就撤兵加强文德，在两阶之间跳干羽舞，七十天后有苗来归服。假使天子与诸侯停兵修文德来招抚他们，如果还是不服，那么天子声讨其罪，下命令让方伯连帅带着诏令去讨伐他们，谁还会不服呢？

十一年，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是谨慎地记录君主的出入。回国则有‘反面’（报庙）的礼仪。”《左传》说：“楚国公子申在汝水之上救援郑国军队。”十一月，诸侯回国。我认为诸侯讨伐郑国而楚国救援，诸侯回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两次了。鲁公在报庙的辞令上，将用什么作为辞令呢？这使宗庙受辱太严重了。

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是记载大夫的重大变故。记载大夫去世，是合乎礼的。壬申日，《谷梁传》认为十一月没有壬申日，那是十月。李氏说：‘根据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算，壬申日是十月十五日。’我认为壬申日，是婴齐死在貍脤的那一天。回国后史官将其记载在十一月之下，道理自然明白。记载死在国外的地点，必定有地点，所以详细记载。”《左传》说：“起初，声伯梦见渡过洹水，有人给他琼瑰吃，他哭着，琼瑰充满了他的怀抱，跟着他唱歌说：‘渡过洹水，赠给我琼瑰，回去吧回去吧！琼瑰充满我的怀抱啊！’他害怕，不敢占卜。从郑国回来，壬申日到达貍脤而占卜说：‘我害怕死，所以不敢占卜。现在众人繁多并跟随我三年了，没有伤害。’说完话不久就死了。”我认为《左传》所载的事虽然不合常理，但也可见生死有定命，不足以动摇人心。

十二月丁巳朔，发生日食。

《春秋正传》说：记载日食，是记载异常现象。

邾子貜且去世。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邾子貜且去世，是记载盟国的大变故，因为邾国来报丧，所以记载。”

晋国杀了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春秋正传》说：“史书记载‘晋国杀了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是谴责专擅杀戮，而晋厉公的无道也一并显现了。”《左传》说：“晋厉公奢侈，宠幸外臣，从鄢陵回来后，尽数罢免群大夫，而任用他的近侍。”

译胥童因为胥克被废黜，怨恨郤氏，并且受到厉公的宠幸。郤锜强夺了夷羊五的田地，夷羊五也受到厉公的宠幸。郤犨与长鱼矫争夺田地，将长鱼矫抓来戴上刑具，让他和他的父母妻儿同乘一辆车。后来长鱼矫也受到厉公的宠幸。栾书怨恨郤至，因为郤至不听从自己，导致楚军战败，想要废黜他，便派楚公子茷向厉公进言说：“这场战役，实际上是郤至召引了我们的国君，借口东方的军队没有到达，以及军中将领没有配备齐全，说这次必定会失败。我因此拥立孙周来侍奉您。”厉公将此事告诉栾书，栾书说：“郤至大概确实有这种想法，不然的话，难道他不顾惜自己的性命，而接受敌国的使者吗？您何不试着派孙周出使周王室，来观察一下郤至的反应。”郤至出使周王室，栾书派孙周去见他，厉公派人暗中窥探，证实了栾书的说法，于是怨恨郤至。厉公打猎，和宠爱的妇人先射杀猎物并饮酒，后来让大夫们射杀猎物，郤至捧着猪献给厉公，寺人孟张夺走了猪，郤至射杀了孟张。厉公说：“季子欺骗我。”厉公准备发动祸乱，胥童说：“必须先除掉三个郤氏族人，他们家族庞大且怨恨的人多，除去大族就不会威胁到敌人，怨恨多的人会有用处。”厉公说：“对。”壬午日，胥童、夷羊五率领八百甲士准备攻打郤氏，长鱼矫请求不要动用众多兵力，厉公派清沸魋协助他，长鱼矫抽出戈，系住衣襟，假装诉讼的样子。三个郤氏族人将在高台上谋划，长鱼矫用戈在座位上杀死了驹伯和苦成叔，温季说：“这是逃避威势。”于是快步逃跑，长鱼矫追到他的车前，用戈杀死了他，都将他们的尸体陈列在朝廷上。胥童用甲士在朝廷上胁迫栾书和中行偃，长鱼矫说：“不杀这两个人，忧患一定会波及国君。”厉公说：“一天之内陈列三位卿的尸体，我不忍心再增加了。”厉公派人向这两个人致意说：“我对郤氏有所讨伐，郤氏已经伏法认罪了，大夫们不要辱没自己，请恢复职位。”两人都再次拜谢叩头说：“国君讨伐有罪之人，而免除臣下的死罪，这是国君的恩惠。我们二人即使死了，怎敢忘记国君的恩德？”于是都回去了。厉公派胥童担任卿。厉公在匠丽氏家游玩，栾书、中行偃于是抓住了厉公。我认为观察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厉公亲近宠幸之人而杀害忠良，如同用刀自残自己的臂膀而不顾惜，以至于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昏庸愚昧太严重了。所以谷梁子说：“祸乱从此开始了。”

译楚国人灭掉了舒庸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楚人灭舒庸’，是为了谴责其欺凌暴虐的罪行。”《左传》说：“舒庸人因为楚军战败，便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国，攻打驾地，包围虺地，于是舒庸人倚仗吴国而不设防备。楚国公子橐率军偷袭舒庸，灭掉了它。”

【周简王十三年】鲁宣公十八年【晋厉公八年，弑齐灵公九年，卫献公四年，蔡景公十九年，郑成公十二年，曹成公五年，陈成公二十六年，杞桓公六十四年，宋平公三年，秦景公四年，楚共王十八年，吴寿梦十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胥童。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晋杀其大夫胥童’，那么可以杀与不可以杀的道理就都显现出来了。”《左传》说：“闰月乙卯晦日，栾书、中行偃杀死了胥童。百姓不赞同郤氏，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所以都记载为‘晋杀其大夫’。”由此看来，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是可以杀的；然而他身为朝廷命官，就应当通过合法程序来杀他。现在栾书、中行偃没有向天子请示，交由司寇审判，就犯了擅自杀人的罪行。所以说：“是不可以杀的。”

　　庚申日，晋国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州蒲。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晋弑其君州蒲’，是为了彰显弑君叛逆的罪行。”《左传》说：“春季，周历正月庚申日，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弑杀了厉公，用一辆车将他的尸体拉到翼东门之外。派荀防、士鲂从京师迎接周子并拥立他，周子已经十四岁了。大夫们在清原迎接，周子说：‘我起初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即使达到了，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人们寻求君主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拥立了却不听从，还要君主做什么？’各位任用我，今天如果不这样做，也是今天共同顺从君主，这是神灵所赐福的。回答说：‘这是群臣的愿望，怎敢不唯命是从。’庚午日盟誓后进入都城，住在伯子同家。辛巳日在武宫朝见，驱逐了七个不臣服的人。周子有个哥哥但没有智慧，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所以不能拥立。我认为，按照《左传》，弑杀厉公的是栾书、中行偃，而《春秋》谴责他们，却不以名字而以国名来分担他们的罪行，为什么呢？《谷梁传》认为：‘君主的罪恶太深重了，厉公想要赶走所有的大夫而任用他的宠臣，无道到了极点，弑杀他的人虽然是栾书、中行偃所为，却是全国人所共同意愿的，所以记载‘晋人使人考察踪迹而观察共同意愿的人’，晋国人这样做，是栾书、中行偃所为。’胡安国说：‘弑君是天下的大事，讨伐贼子是天下的大刑罚。《春秋》合乎人心而定罪，圣人顺从天理而用刑，固然不会用大赦来释放应当诛杀的贼子，也不会用大刑罚加在未曾弑君的人身上。然而赵盾因为不越境而被记载为弑君，许世子止因为不尝药而被记载为弑君，郑归生因为畏惧年老和谗言而被记载为弑君，楚公子比因为不能效死而不被拥立而被记载为弑君，齐陈乞因为废长立幼而被记载为弑君，晋栾书身为元帅，亲自将厉公拘禁在匠丽氏，派程滑弑杀国君，并用一辆车将他的尸体拉到翼东门之外，而《春秋》称国名弑杀其君却不记载栾书的名字，为什么呢？孔子无私心与天合一，为什么唯独对赵盾、许止、归生、楚比、陈乞责备得如此完备，讨伐得如此严厉，而对栾武子却如此宽略呢？学者深入探究其中的奥妙，知道了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主要原则，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了。’”

　　齐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国佐。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齐杀其大夫国佐’，那么可以杀与不可以杀的道理，就都显现出来了。”《左传》说：“齐国因为庆氏的祸难，所以甲申晦日，齐侯派士华免用戈在内宫朝堂上杀死了国佐，军队逃到夫人的宫中。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是因为他违背命令擅自杀人，凭借谷地叛乱的缘故。’派清国人杀死了国胜【国佐的儿子】、国弱【国胜的弟弟】，他们来投奔鲁国，王湫逃奔到莱地。庆封【庆克的儿子】担任大夫，庆佐【庆克的儿子】担任司寇。后来齐侯回国，国弱让国氏继承爵位，这是合乎礼制的。我认为，根据《左传》，国佐违背命令擅自杀人，凭借谷地叛乱，他的罪行固然可以杀。然而不通过王法来审判他，只是派士华免用戈杀他，这是自己犯了擅自杀大夫的禁令了。”

　　鲁公前往晋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公如晋’，是记录礼仪，但非礼的情况也显现出来了。”《左传》说：“是去朝见新即位的国君。”晋悼公刚即位，驱逐了七个不臣服的人，举荐六官的长官，都受到百姓的赞誉，霸业重新振兴。所以鲁公首先去朝见他，朝见新即位的国君，似乎合乎礼制。然而鲁公即位已经十八年了，未曾正式实行朝见周王的礼仪，却首先去朝见同等级别的诸侯，这能算是合乎礼制吗？

夏季，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是记录接纳恶人的罪行。”《左传》说：“夏季六月，郑伯侵犯宋国，到达曹门外，于是联合楚子攻打宋国，夺取了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犯城郜，夺取了幽丘，共同攻打彭城，接纳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魋、鱼府在那里，用三百辆战车戍守后返回。”记载说：“再次进入。”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家迎接并拥立他称为“入”；恢复他的职位称为“复归”；诸侯接纳他称为“归”；因为作恶而回来称为“复入”。宋国人对此感到忧虑。西鉏吾说：“为什么呢？如果楚人与我们同样厌恶他，以此施恩于我，我们本来侍奉他，也不敢有二心了。大国贪得无厌，鄙薄我们尚且怨恨，如果不这样而接纳我们憎恶的人，让他参与他们的政治

译利用我们的空隙，也是我们的祸患。现在如果助长诸侯的奸邪，并瓜分他们的土地，来堵塞夷地的通道，虽然奸邪得逞而毒害蔓延，但诸侯畏惧吴国和晋国，我们得到的利益已经很多了，这不是我们所忧虑的。况且侍奉晋国有什么必要呢？晋国一定会体恤我们。”又《左传》记载七月，宋国的老佐、华喜围攻彭城，老佐死在那里。我认为从前面的传文来看，鱼石是因为作恶而再次进入彭城的，楚国、郑国攻打宋国而接纳他，这是接纳恶人。看西鉏吾的计谋，宋国本来就是畏惧楚国的强大而答应接纳他的。从后面的传文来看，宋国又有厌恶鱼石的恶行而拒绝他的人。既然史书记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那么楚国、郑国接纳恶人的罪过自然显现了。何必拘泥于“因为作恶所以称为复入”的说法，来显示他的恶行呢？胡氏又拘泥于“不说是纳”这一个字，认为这是不赞成他们的接纳，这都是穿凿附会得很严重了。

译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是谨慎地对待国君的出入。”

晋侯派士匄来聘问。

《正传》说：“记载晋侯派士匄来聘问，是记录礼仪。”《左传》说：“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晋国的范宣子来聘问，并且拜谢朝见之礼。君子认为晋国在这里体现了礼仪。”

秋天，杞伯来朝见。

《正传》说：“记载杞伯来朝见，是记录邦交之礼。”《左传》说：“秋天，杞桓公来朝见，慰劳鲁成公，并且询问晋国的情况。鲁成公把晋国国君的情况告诉了他。杞伯于是频繁地朝见晋国，并且请求通婚。”

八月，邾子来朝见。

《正传》说：“记载邾子来朝见，是记录礼仪。”《左传》说：“八月，邾宣公来朝见，是因为刚即位而来朝见。”从传文来看，邾子即位而来朝见，符合小国侍奉大国的礼仪，所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

修筑鹿囿。

《正传》说：“记载修筑鹿囿，是表明不合时宜，并且劳苦百姓。”不耽误百姓农时，是政治的大原则。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到了冬天役使百姓，是正当的。周历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正是农事繁忙的时候，却去修筑苑囿，是不合时宜的。《公羊传》说：“已经有苑囿了，又去修筑。”《谷梁传》说：“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掌管这些资源是不正当的。”从这两部传文来看，不仅仅是耽误农时劳苦百姓，而且侵夺百姓的利益，是劳苦百姓的大害。

己丑日，鲁成公在路寝去世。

《正传》说：“记载己丑日鲁成公在路寝去世。”《左传》认为这是表明合乎正道。《谷梁传》说：“路寝是正寝。男子不离开妇人的手，以整齐地结束生命。”

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是表明依附楚国、结党作恶的罪过。郑国作为中原国家却依附夷狄，并且助长奸邪与楚国一起侵犯宋国，那么依附夷狄、扰乱华夏的罪过就彰明了。”《左传》说：“冬天十一月，楚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到晋国告急。韩献子执政，说：‘想要求得人心，必须先勤勉做事。成就霸业、安定边疆，要从宋国开始。’晋侯在台谷驻军，以救援宋国，在靡角之谷遇到楚军。楚军撤退。”

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

《正传》说：“记载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是记录大事。出兵是戎事中的大事。”《左传》说：“晋国的士鲂来请求出兵，季文子向臧武仲询问出兵的数量，臧武仲回答说：‘攻打郑国的战役，知伯确实来了，他是下军的副帅。现在彘季也是下军的副帅，出兵数量如同攻打郑国时那样就可以了。’侍奉大国，不失去等级爵位而增加敬意，是合乎礼仪的。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二月，仲孙蔑与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正传》说：“虚朾，是宋国的地方。记载‘仲孙蔑与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是表明同心协力以尊崇华夏。”《左传》说：“十二月，孟献子在虚朾会盟，谋划救援宋国。宋人辞谢诸侯而请求出兵，以包围彭城。孟献子向诸侯请求后先回国。”会盟〇我认为：“观察这件事，可以看出楚国、郑国侵犯宋国，接纳鱼石进入彭城，他们助长奸邪、成就恶行，以强凌弱。各国同心协力救援宋国，包围彭城，这是天理的正道。”《尚书》说：“我有臣子三千，只有一颗心。”说的是同心于德行。

丁未日〇我君成公。

《正传》说：“记载丁未日〇我君成公，是记录国君的大事。”《左传》说：“记载顺当。”杜预说：“在路寝去世，五个月后〇，国家安定，嫡子继承，所以说记载顺当，这是正确的。”

《春秋正传》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岁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简王十四年崩】元年【晋悼公周元年，齐灵十年，卫献五年，蔡景二十年，郑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陈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吴寿梦十四年】

春天，周王正月，鲁襄公即位。

《正传》说：“记载‘春天，周王正月，鲁襄公即位’，是确立正统。即位，是君主大道的开始。所以用来端正开始。”

仲孙蔑与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寗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正传》说：“记载会合诸侯的军队包围宋国的彭城，是彰显抵御叛乱、排斥夷狄的道义。”楚国强大，用武力接纳鱼石进入彭城，想要占据彭城来自我巩固，并不是楚国把那块地方封给他。彭城本来是宋国的土地，所以说“宋国的彭城”。包围宋国的彭城，是为了讨伐宋国的叛臣。《左传》认为彭城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公羊传》认为楚国夺取彭城以封给鱼石，都是错误的。胡安国说：“按照《左传》说‘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那么记载包围彭城的，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说‘包围宋国的彭城’的，是孔子亲笔。”楚国已经夺取了彭城，封给鱼石，驻守了三百辆战车，那么为什么还要归属于宋国？楚国不能从宋国夺取，鱼石不能从楚国接受。虽然独占那块土地，但君子不接纳叛徒，所以用来端正疆域，巩固封守，谨慎王法。我认为胡安国说彭城归属于宋国，楚国不能从宋国夺取，鱼石不能从楚国接受，是对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