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二十一
，亦未可知也。赋虽不同，其实皆为益兵，其数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皆人人之所能为，又以为丘出甸赋加四倍者误矣。愚谓「作者」创立之名，直书「作丘甲」，则其不宜作之义自见。胡氏乃又以谓「作者」不宜作，则拘于义例一字之文矣。
译（这）也是不能确定的。赋税虽然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增加兵力，其数量都增加了三分之一罢了。以前的儒者有人说甲胄都是人人能够制作的，又认为“丘出甸赋加四倍”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作”是创立的意思，直接写“作丘甲”，那么其中不宜制作的意思自然显现。胡氏却又认为“作”是不宜制作，这就拘泥于义例中一个字的文字了。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正传曰：「及」犹言与也。书「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着其盟之非也。左氏曰：「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则是为齐出楚师而盟以御之也。夫盟以求援于晋，孰若修徳于已？及时明其政刑，贤能在位，休养以结民心，制梃以挞齐楚之坚甲利兵乎？故曰：「着其盟之非也。」胡氏曰：「初，宣公谋以晋人去三桓，归父为是，见逐而奔齐矣。今季孙当国，恨齐人之立宣公，纳归父，又惧晋侯之或见讨也，故往结此盟。赤棘，晋地也。其称「及」鲁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贵，而恶屡盟者，非惟长乱，亦国用民力所难给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经大故，未有施舎已责，逮鳏寡，救乏困之事也。为齐难既作，丘甲矣。闻将出楚师，又逺与晋寻盟，岂固本保邦之道乎？书「及晋侯盟于赤▯」，非特备齐惧晋，葢三桓懐忿怼君父之心，将有事于齐，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见矣。」愚谓此言多是，但云称「及」者鲁所欲，则鲁所欲传已明白，不在乎称「及」一词之赘矣。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正传曰：「书王师败绩于茅戎，则王道之失可知矣。」夫征伐自天子出，诸侯承天子之命而正其罪者，乃王道也。故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讨者，出令也；伐者，行兵也。今天子自行兵而致败，失王道矣。故书以见之。左氏曰：「王人来告败，故书之。」先儒谓「书败不书战，莫敢敌也」，则支离而失其指矣。
冬十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定王十八年】二年【晋景十一年，齐顷十年，衞穆十一年，蔡景三年，郑襄十六年，曹宣六年，陈成十年，杞桓四十八年，宋文二十二年卒。秦桓十六年，楚共二年】
春齐侯伐我北鄙
正传曰：「书齐侯伐我北鄙，志警也；纪愤兵也。」左氏曰：「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之城上。齐侯亲鼔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邱。胡氏曰：「初，鲁事齐谨甚，虽易世而聘防不絶也。及与晋侯盟于断道，而后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后伐吾北鄙。齐侯之兴是役，非义矣。鲁人为鞌之战，岂义乎？」同曰：「愤兵，务相报复，而彼此皆无善者，则亦不待贬而罪自见矣。」愚谓：「不待贬而罪自见，乃春秋之正义也。」余皆仿此。
夏四月丙戌，衞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衞师败绩。
正传曰：「新筑，郑地。书衞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衞师败绩，着二国之愤兵也。其非义，具见矣。」左氏曰：「衞侯使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旣遇矣，不如战也。」夏有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吿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衞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愚谓记曰：「春秋无义战。」夫战有二义焉，其上则奉王命以伐有罪，义也；其次则人加兵于已，不得已而以兵应之，守其封疆社稷，犹不失为义也。今齐忿衞与晋断道之盟及世子臧同晋伐已，而以兵侵衞，是非奉王命，擅以兵加人，其为不义甚矣。及衞孙良夫帅师伐齐，战于新筑，以至败绩，是衞兵越境及郑地而与战，则非守封疆之义矣。故春秋书之，而其罪自见也。或谓书法以衞主战者误矣。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衞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正传曰
译夏，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正传》说：“及”就是“与”的意思。记载“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是为了彰显这次结盟是不对的。《左传》说：“听说齐国将要出兵楚国，夏天在赤棘结盟”，这就是因为齐国出兵楚国而结盟来抵御它。结盟向晋国求援，哪里比得上修养自己的德行？及时彰明政令刑罚，让贤能的人居于职位，休养生息以凝聚民心，拿着木棒也能击败齐楚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呢？所以说：“彰显这次结盟是不对的。”胡氏说：“起初，宣公谋划借晋国人之手除掉三桓，归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被驱逐后逃奔到齐国。如今季孙执掌国政，怨恨齐国人拥立宣公、接纳归父，又害怕晋侯或许会讨伐自己，所以前往结下这个盟约。赤棘是晋国的地方。称‘及’，是鲁国所希望的。结盟不是《春秋》所推崇的，而且厌恶屡次结盟，不仅会助长战乱，也是国家财力民力难以承受的。成公即位之初，刚经历重大变故，还没有施行施舍、免除赋税、救济鳏寡、救助贫困的事情。因为齐国的祸难已经发生，已经征收丘甲税了。听说齐国将要出兵楚国，又远赴晋国重寻盟约，这难道是固本保邦的道理吗？记载‘与晋侯在赤棘结盟’，不仅仅是防备齐国、畏惧晋国，大概三桓怀有怨恨君父的心思，将要对齐国有所行动，而急切想要这样做的，其罪过就显而易见了。”我认为这话大多是对的，但说称‘及’是鲁国所希望的，那么鲁国的意图在传文中已经明白，不必在‘及’这个词上赘述了。
秋，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
《正传》说：“记载‘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那么王道的丧失就可以知道了。”征伐由天子发出，诸侯秉承天子的命令去惩治罪人，这才是王道。所以说：“天子只发布讨伐的命令而不亲自出兵，诸侯只出兵作战而不发布讨伐的命令。”讨伐，是发出命令；出兵，是进行战争。如今天子亲自出兵而导致战败，丧失了王道。所以记载下来以显示这一点。《左传》说：“周天子派人来报告战败，所以记载下来。”先儒认为“记载战败而不记载交战，是因为没有人敢抵挡”，这就支离破碎而失去了本意。
冬十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关于时月的义理在前面已经见过。”
【定王十八年】二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卫穆公十一年，蔡景侯三年，郑襄公十六年，曹宣公六年，陈成公十年，杞桓公四十八年，宋文公二十二年去世。秦桓公十六年，楚共王二年】
春，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正传》说：“记载‘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是警示；记录愤恨之兵。”《左传》说：“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邑。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邑人把他囚禁起来。齐侯说：‘不要杀他，我和你们结盟，不进入你们的封地。’龙邑人不听，杀了他并把肉切成块挂在城墙上。齐侯亲自击鼓激励士兵，攻城三天，夺取了龙邑，于是向南入侵直到巢邱。胡氏说：“起初，鲁国侍奉齐国非常恭敬，即使改朝换代，聘问和会盟也不断绝。等到与晋侯在断道结盟，怨恨和隔阂就形成了；再次在赤棘结盟，于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齐侯发动这次战争，是不义的。鲁国人进行鞌之战，难道就是义的吗？”同说：“愤恨之兵，是互相报复，而双方都没有好的，那么也不必贬斥，罪过自然显现。”我认为：“不必贬斥而罪过自然显现，是《春秋》的正义。”其余都仿照这个。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
《正传》说：“新筑，是郑国的地方。记载‘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彰显两国的愤恨之兵。其不义，已经全部显现了。”《左传》说：“卫侯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入侵齐国，与齐军相遇。石稷想撤退，孙良夫说：‘不可以率领军队去讨伐别人，遇到敌军就撤退，将向国君怎么交代？如果知道不能取胜，就不该出兵。如今既然相遇了，不如交战。’夏有石成子说：‘军队战败了。您如果不稍作停留，众人恐怕都要死尽，您丧失了军队和将领，拿什么复命？’都不回答。又说：‘您是国家的大臣，您陨落了是耻辱。您率领众人撤退，我在此停止。’并且报告车兵来得很多，齐军于是停止，驻扎在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桓子因此得以脱险。后来卫国人赏赐给他封邑，他推辞，请求用曲悬和繁缨上朝，卫侯答应了他。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封邑。只有礼器和名位，不可以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名位用来建立信用，信用用来守护礼器，礼器用来蕴含礼制，礼制用来施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抚百姓，这是政治的大节。如果借给别人，就是把政权给了别人。政权丧失，那么国家也就随之灭亡，不可阻止了。’”我说：《记》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战争有两种义，上等的是奉行王命去讨伐有罪之人，是义；次等的是别人加兵于己，不得已而用兵应对，守护自己的封疆社稷，还不失为义。如今齐国怨恨卫国与晋国在断道结盟以及世子臧同晋国攻打自己，而用兵入侵卫国，这不是奉行王命，擅自用兵加于人，其不义非常严重。等到卫孙良夫率领军队攻打齐国，在新筑交战，以至于大败，这是卫军越境到郑地而交战，就不是守护封疆的义了。所以《春秋》记载下来，而其罪过自然显现。有人说书法以卫国为主战是错误的。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交战，齐军大败。
《正传》说
：「书鲁四卿防晋衞曹大夫公子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则四国贪愤之兵具见矣。」左氏曰：「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乗，郤子请八百乗，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衞。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一师防之，及衞地，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衞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使羣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觧张御郤克，郑邱缓为右。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鼔，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韩厥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母张丧车从厥。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羣臣为鲁衞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迯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筏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乃免之。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晋师从齐师入自邱舆，击马陉。齐侯使賔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畆。”对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以匹敌，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畆而已’，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挠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衞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防也。子若不许，雠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寳，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对曰：“羣臣帅赋舆以为鲁衞请，苟有以借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愚按：左氏此传详矣，见四国诸大夫合兵胜齐之功矣。然皆贪愤之兵也。《记》曰：“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则其所谓功，祗足以为罪耳。有王者作，当以此服其刑。
译《春秋》记载鲁国四卿防备晋、卫、曹三国的大夫公子以及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那么这四个国家因贪婪和愤怒而发动的战争全都显现出来了。《左传》说：“孙桓子退到新筑，没有进入，于是前往晋国请求出兵；臧宣叔也前往晋国请求出兵，都依靠郤献子。晋侯答应出兵七百辆战车，郤子请求八百辆，晋侯答应了。郤克统帅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统帅下军，韩厥担任司马，以此救援鲁、卫。臧宣叔迎接晋军，并且引导道路。季文子率领一支军队防备齐军，到达卫国境内，晋军跟随齐军到了莘地。六月壬申日，晋军到达靡笄山下。齐侯派人请求交战，说：‘明天早晨请见面。’晋军回答说：‘晋国与鲁、卫是兄弟之邦，鲁、卫来报告说：大国早晚在敝国的土地上发泄怨恨，寡君派遣群臣向大国请求，不要让军队淹留在君主的土地上，能进不能退。’齐侯说：‘大夫答应交战，是寡人的愿望。’癸酉日，军队在鞌地列阵。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担任车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邱缓担任车右。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上，但击鼓的声音没有断绝，他说：‘我受伤了。’解张说：‘从交战开始，箭就贯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骨头继续驾车，怎敢说自己受伤？希望您忍耐一下。’郑邱缓说：‘从交战开始，如果有危险，我一定下车推车，哪里知道这些？但是您确实受伤了。’解张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们的旗帜和战鼓，怎么能因为受伤而败坏君主的大事呢？受伤还没到死的地步，您努力坚持吧。’解张左手并拢缰绳，右手拿起鼓槌击鼓，马匹狂奔无法停止，军队跟随他们。齐军大败，晋军追逐齐军绕华不注山三圈。韩厥居中驾车追赶齐侯。邴夏说：‘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侯说：‘既然称他为君子却射他，不符合礼制。’于是射他的左边，那人跃下车下；射他的右边，那人死在车中。綦母张丢失了战车跟随韩厥。逢丑父与齐侯交换位置，将要到达华泉时，骖马被树木绊住而停下。逢丑父不能推车，韩厥追到，抓住马缰绳在车前拜了两拜并叩头，捧着酒杯加上玉璧进献，说：‘寡君派遣群臣为鲁、卫请求，说：不要让军队陷入君主的土地。下臣不幸遭遇战事，无处逃避隐藏，而且害怕逃跑躲避而羞辱两国君主。臣辱没戎士，逢丑父让齐侯下车到华泉取水。’郑周父驾驶副车，宛筏担任车右，载着齐侯得以逃脱。韩厥献上报俘逢丑父。郤献子将要杀他，逢丑父呼喊说：‘从今以后没有代替君主承担患难的人了。’郤子说：‘人不以死来免除君主的危难为艰难，我杀他不吉利。’于是赦免了他。齐侯逃脱后，寻找逢丑父，三次进入三次出来。晋军跟随齐军从邱舆进入，在马陉攻打。齐侯派宾媚人贿赂晋国，献上纪国的甗、玉磬和土地，晋国人不同意。说：‘一定要以萧同叔子作为人质，并且让齐国境内的田地全部改为东西向。’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是寡君的母亲。以匹敌之礼来说，也是晋君的母亲。您在诸侯中发布命令，却说‘一定要以他的母亲作为人质来取信’，这是用不孝的命令啊。先王划分治理天下，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而分布其利益。现在您划分治理诸侯，却说‘只要全部改为东西向的田地而已’，恐怕不符合先王的命令吧？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做盟主？《诗经》说：‘施行政令宽厚从容，各种福禄就会聚集。’您确实不宽厚，而抛弃各种福禄，诸侯有什么害处呢？如果不这样，寡君命令使臣，就有言辞了：‘说您率领军队屈尊来到敝国，敝国不丰厚的赋税用来犒劳随从的人。畏惧君主的威严，军队溃败。您惠赐齐国的福分，不灭绝其社稷，让继承旧日的友好。只是先君的破旧器物、土地，不敢吝惜。您又不允许，请收集残余的灰烬，背靠城池借一战。敝国的幸运，也说是顺从；何况不幸，怎敢不听从命令？’鲁、卫劝谏说：‘齐国怨恨我们了，那些死亡的人都是亲近的防备者。您如果不答应，仇视我们一定更甚。您还有什么所求呢？您得到国家的宝物，我们也得到土地，而解除灾难，荣耀多了。’宾媚人回答说：‘群臣率领赋税和车辆为鲁、卫请求，如果有借口而回复寡君，是君主的恩惠，怎敢不听从命令？’我按：《左传》这篇记载很详细，看到了四国各位大夫合兵战胜齐国的功劳。然而这都是贪婪愤怒的军队。《礼记》说：‘善于作战的人受上刑，联合诸侯的人次之。’那么他们所谓的功劳，只足以成为罪过罢了。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以此服其刑。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正传曰：「洛阳西有袁娄，师者四国之师也。及者，晋及之也。」书「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善释怨也。左氏曰：「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袁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羊曰：「鞌之战，齐师大败，齐侯使国佐如师。郤克曰：「与我纪侯之甗，及鲁衞之侵地，使耕者东畆，且以萧同侄子为质，则吾舎子矣。」国佐曰：「与我纪侯之甗，请诺；反鲁衞之侵地，请诺；使耕者东畆，是则土齐也。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齐君之母，犹晋君之母也，不可。」请战，一战不胜，请再；再战不胜，请三；三战不胜，则齐国尽子之有也。何必以萧同侄子为质？」揖而去之。郤克防鲁衞之使，使以其辞而为之请，然后许之。逮于袁娄而与之盟。愚谓：按此，则以四国强兵，逞其欲而灭齐无难也。晋以吞齐之气而与之盟而平焉，是齐求于晋，晋许于齐，善释怨矣。春秋之善，莫大乎释怨息兵，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
正传曰：「鲍宋公名书，壬午，宋公鲍卒，纪与国之大故也，来赴之详，故详其日。」左氏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愚谓此，又因卒而见义，不可掩矣。
庚寅衞侯速卒
正传》曰：「书『庚寅，衞侯速卒』，纪与国之大故也。何以书日？因赴之详，故书之详。」《左氏》曰：「九月，衞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衞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阳田
正传曰：取者，对与之称，或以为得非其有之称。见圣人谓鲁在所损益者，皆非也。葢汶阳鲁侵地，齐来与还，而鲁受之也。然以强兵得之，不告于天王而复之，亦非春秋之全美。故书「取汶阳田」，则褒贬之情并见矣。公羊曰：「汶阳田者，何？鞌之赂也。」杜氏曰：「汶阳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莱芜县西入济。」胡氏曰：「汶阳之田，本鲁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称。不曰复而谓之取，何也？恃大国兵力，一战胜齐，得其故壤，而不请于天王以正疆理，则取之不以其道，与得非其有奚异乎？然则宜奈何？考于建邦土地之图，若在封域之中，则先王所锡，先祖所受，经界世守，不可乱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兴灭国、继絶世之义，必有处也。鲁在战国时，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语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损乎，在所益乎？」经于复其故田而书「取」，所损益亦可知矣。愚谓胡氏此言非也。公侯皆方百里，先王之制也。而五百里者，鲁先君之贻也。先君不能损之以归天王，而子孙顾可以见夺于齐，而因以为不当有乎？夫国君之孝，莫大乎守疆土、保社稷而已。齐昔以强而侵之，今以其败而还之，于我克复旧物，子孙之大孝也，何为不可？但以强兵战胜而得之，为未尽善耳。故孔子相夹谷之防，亦曰：「而不还我汶阳之田，有如此盟。」圣人固取之有道矣。
冬楚师郑师侵衞
正传曰：「书楚师、郑师侵衞，则猾夏、伐丧之罪着矣。」髙氏曰：「以甸服从蛮荆而首伐衞丧，是犹受戈与冦而攻其亲戚，罪不胜诛矣。」
十有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
正传曰：「书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则其防之非礼自见矣。」夫以君与臣防，为首足混殽中国之君与夷狄之臣防，为冠屦倒置，是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谷梁曰：「其曰公子婴齐亢也。」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防晋伐齐。衞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徳以及逺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译秋季七月，齐侯派遣国佐前往晋军。己酉日，晋国与国佐在袁娄结盟。《正传》说：“洛阳以西有袁娄，‘师’指的是四国的军队。‘及’，是晋国与国佐相会。”经文记载“齐侯派遣国佐前往晋军，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这是为了褒扬化解怨恨的行为。《左传》说：“秋季七月，晋军与齐国国佐在袁娄结盟，让齐国人归还汶阳的田地。”《公羊传》说：“鞌之战，齐军大败，齐侯派遣国佐前往晋军。郤克说：‘把纪侯的甗给我，以及归还鲁国、卫国被侵占的土地，让耕种的人向东耕作，并且把萧同侄子作为人质，那么我就放过你。’国佐说：‘把纪侯的甗给你，我答应；归还鲁国、卫国被侵占的土地，我答应；让耕种的人向东耕作，这是要把齐国的土地全部割让。萧同侄子是齐侯的母亲。齐侯的母亲，就像晋侯的母亲一样，这不行。’请求再战，一战不胜，请求再战；再战不胜，请求第三次；三次都不胜，那么齐国就全部归你所有了。何必用萧同侄子作为人质呢？’作揖后离开。郤克防备鲁国、卫国的使者，让他们用刚才的话去请求，然后才答应。等到在袁娄与他们结盟。我认为：按照这个情况，凭借四个国家的强大兵力，逞其欲望而灭亡齐国并不难。晋国怀着吞并齐国的气势与之结盟而讲和，这是齐国向晋国请求，晋国答应齐国，善于化解怨恨了。《春秋》的褒扬，没有比化解怨恨、停止战争更大的了，直接记载其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正传》说：“鲍是宋公的名字，壬午日，宋公鲍去世，记载盟国的大丧事，因为宋国报丧详细，所以详细记载日期。”《左传》说：“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使用蜃炭，增加车马，开始使用殉葬，加重器物，备齐外棺，有四角，棺木上有翰桧。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个时候不像臣子，臣子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除迷惑，因此伏在尸体上争辩。现在这两个人，君主活着时放纵他的迷惑，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君主抛弃在恶行中，算什么臣子呢？”我认为这又是借由去世来体现义理，不可掩盖。
庚寅日，卫侯速去世。
《正传》说：“记载‘庚寅日，卫侯速去世’，是记载盟国的大丧事。为什么要记载日期？因为报丧详细，所以详细记载。”《左传》说：“九月，卫穆公去世。晋国三位大夫从战地前来吊唁，在大门外哭泣。卫国人迎接他们，妇女在门内哭泣，送行也如此。于是成为丧葬的常例。”
夺取汶阳田地。
《正传》说：“‘取’，是相对于‘与’而言，有人认为‘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意思。看到圣人认为鲁国在损益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大概汶阳是鲁国被侵占的土地，齐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了。然而凭借强大兵力得到它，不报告天王而恢复它，也不是《春秋》的完美做法。所以记载‘取汶阳田’，那么褒贬的情意就都显现了。”《公羊传》说：“汶阳田，是什么？是鞌之战的贿赂。”杜氏说：“汶阳田，是汶水北边的土地，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西，流入济水。”胡氏说：“汶阳的田地，本来是鲁国的田地。‘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意思。不说是‘复’而说是‘取’，为什么呢？倚仗大国的兵力，一战战胜齐国，得到原来的疆土，而不向天王请示以正疆界，那么取得它就不合乎正道，与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考察建立邦国土地的地图，如果在封域之中，那么是先王所赐，先祖所受，经界世代守护，不可扰乱。如果不是这样，侵占小国得到它，《春秋》本来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之义，一定有处理办法。鲁国在战国时，地方五百里，而孟氏对慎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是在所损之列，还是在所益之列？’经文在恢复其旧田时记载‘取’，所损益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我认为胡氏这话不对。公侯都是方圆百里，是先王的制度。而五百里，是鲁国先君留下的。先君不能削减它归还天王，而子孙反而可以被齐国夺取，并因此认为不应当拥有吗？国君的孝道，没有比守护疆土、保全社稷更大的了。齐国过去凭借强盛侵占它，现在因为战败而归还它，对我们来说克复旧物，是子孙的大孝，为什么不可以？只是凭借强兵战胜而得到它，不算尽善尽美罢了。所以孔子在夹谷设防，也说：‘如果不归还我汶阳的田地，有如此盟誓。’圣人本来取得它是有正道的。”
冬季，楚军、郑军侵犯卫国。
《正传》说：“记载楚军、郑军侵犯卫国，那么扰乱华夏、攻打丧国的罪过就显著了。”高氏说：“让甸服顺从蛮荆而首先攻打卫国的丧事，这就像接受戈矛与寇盗而攻击自己的亲戚，罪过不可胜诛了。”
十一年，鲁公在蜀地防备楚公子婴齐。
《正传》说：“记载鲁公在蜀地防备楚公子婴齐，那么这种防备不合礼制就自然显现了。”凭借君主与臣子相防，为首足混杂；中原的君主与夷狄的臣子相防，为冠屦倒置，这是失礼之中又失礼。所以《谷梁传》说：“称‘公子婴齐’，是表示傲慢。”《左传》说：“宣公派使者向楚国求好，庄王去世，宣公去世，没能达成友好。鲁公即位，在晋国受盟，防备晋国讨伐齐国。卫国人没有派使者去楚国，但也受盟于晋国，跟随讨伐齐国。所以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之战，以救援齐国。将要起兵，子重说：‘国君年轻，群臣不如先大夫，军队众多然后才可以。’而且先君庄王嘱托说：‘没有德行以到达远方，不如惠爱体恤百姓而善于使用他们。
」乃大戸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师侵衞，遂侵我师于蜀。使臧孙往辞曰：「楚逺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鍼、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胡氏曰：「二国称师，着其众也。侵衞则书「侵」，我师于蜀致赂纳质，没而不书，非讳也，书其重者。则莫重乎其以中国诸侯降班失列，下与夷狄之大夫防也。」季孙行父为国上卿，当使其君尊荣，其民免于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礼也。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惩忿窒欲，徳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逺怨之方也。」季孙忿忮，弗能惩也，而辱逮君父，不亦▯乎？故春秋史外传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着明于以反求诸己，则亦知戒矣。
译于是大规模征发百姓，逮捕鳏夫以救济匮乏，赦免罪人并全部编入军队，国君的军队全部出动。彭名驾驭战车，蔡景公在左边，许灵公在右边。两位国君年纪尚轻，都强行让他们戴上成人冠冕。冬天，楚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派臧孙前往辞谢说：“楚国军队来得远且停留已久，本来就会撤退了，没有功劳却承受美名，臣不敢当。”楚国军队侵犯到阳桥，孟孙请求前往贿赂他们，用一百名拿斧头的工匠、一百名拿针的绣工、一百名织布的女子，以及公衡作为人质来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胡氏说：“两国称‘师’，是彰显其人数众多。侵犯卫国则记载‘侵’，我国军队在蜀地致送贿赂、交纳人质，却隐没不记载，并非避讳，而是记载其中更重要的事。那么没有比中原诸侯降低身份、失去班列，屈尊与夷狄的大夫相抗衡更严重的了。”季孙行父作为国家的上卿，应当使他的国君尊贵荣耀，使百姓免于被侵犯欺凌的祸患，却危辱到这种地步，只是起于愤恨嫉妒，放纵其狭隘的心胸，而不知道用礼制来约束自己。《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克制愤怒、堵塞欲望，是修养德行。不嫉妒、不贪求，是行为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少责备别人，是远离怨恨的方法。”季孙行父愤恨嫉妒，不能克制，以至于羞辱波及国君和父亲，不也是错了吗？所以《春秋》和《左传》是探究内心要旨的经典，考察其中的行事，深切明显地用来反省自身，也就知道警戒了。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衞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正传曰：「书公及楚、秦诸国之人盟于蜀，见其盟之非也。葵邱之防，霸主率诸侯以听王禁，今霸主乃尽中国之诸侯以受盟于强悍之楚，天地之大变也。春秋书之，则其罪自不可逭，不待如胡氏所谓人诸国之大夫以见意也。」又曰：「春秋于鲁君盟防不信、不臣、弃周、即异，皆讳不书；而盟蜀书而不讳，不得其説而为之词，谓事同既贬而从同，则遁矣。」左氏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説、宋华元、陈公孙宁、衞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蔡侯、许男不书，乗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觧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谓矣。」愚谓经既书人，使人求其实，则卿之名自不可匿矣，以是为匮盟可乎？
【定王十九年】三年【晋景十二年，齐顷十一年，防定公臧元年，蔡景四年，郑襄十七年，曹宣七年，陈成十一年，杞桓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年，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防晋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郑。
正传曰：「书公防晋、宋、衞、曹之诸侯伐郑，使人考其传，求其迹，而其胜负得失可见矣。」左氏曰：「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败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邱舆。皇戍如楚献捷。」愚谓：「郑之从楚，故诸侯伐之。及以诈败诸侯之兵，而复以献捷于楚，始终弃诸姬，从荆楚，畧无有因诸侯问罪之师而自反以悔，真有罪矣。然而郑不自反，以诈败诸侯之兵，固虽胜犹非义矣。诸侯之擅兴大众伐郑，不请天子之命而行讨，均于不义，是宜其败也。其胜负得失，盖两分之矣。」胡氏曰：「夫讨邲之役，则复怨勦民，非观衅也；遂东侵，则潜师掠境，非以律也；覆而败诸，则专用诈谋，非正胜也。度彼参此，皆无善也。是矣，然必谓畧而不纪胜负，微也。晋侯称爵而以伐书，盟主有词于伐者，则凿矣。」
辛亥葬衞穆公
正传曰：「书辛亥葬衞穆公，纪与国之大事也。」书日者，赴之详也。以此见凡书日、不书日，皆赴之详畧，而不足以取义也。书葬者，诸侯防塟之礼，礼也。
二月公至自伐郑
正传》曰：「书公至自伐郑，谨出告返面之义也。」葢君举必书，而其得失可见也。无故越境以伐人，非王制矣。
甲子新宫灾三日哭
正传曰：「书『甲子新宫灾』，纪变也；『三日哭』，纪礼也。」《公羊》曰：「新官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官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庙灾三日哭，礼也。新宫灾，何以书？纪灾也。」胡氏曰：「庙灾而哭，礼也。得礼为常事，则何以书？」缑氏刘绚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官者，神主未迁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称桓宫，此不举諡，故知其未迁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灾而哭，何礼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于迁主，可知矣。言灾则不恭之致，亦自见矣。此説据经为合。或曰：礼称『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新宫将以安神主也。虽未迁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葢尝寝于斯，食于斯，防族属于斯，其居处笑语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则哭之礼也。神主未迁而哭，于人情何居？愚谓刘绚「主未迁故为新宫」之説，葢臆説也。岂有薨二十八月而不迁主者？其説非也。《公羊》以谓「新宫不忍言」，亦非也。盖同一宫也，以其近则谓之新宫，以其逺则谓之宣官
乙亥葬宋文公
正传曰：「书葬宋文公于三年二月之下，使人数月而知其越礼也。书乙亥来赴之，详也。故史详而直书之，义自见矣。」胡氏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车马重器备。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考于经，未有以验其厚也。数其
译丙申这一天，鲁君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国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
《春秋正传》说：“经文记载鲁君与楚、秦等各国的人在蜀地结盟，是为了显示这次结盟是不正当的。葵丘会盟时，霸主率领诸侯听从周天子的禁令；如今霸主却率领中原所有的诸侯去接受强悍的楚国的盟约，这是天地间的巨大变故。《春秋》记载此事，那么他们的罪责自然不可逃避，不需要像胡氏所说的那样，通过称各国大夫为‘人’来暗示深意。”又说：“《春秋》对于鲁君在防地结盟时表现出的不信任、不臣服、抛弃周室、依附异族等行为，都避讳而不记载；而在蜀地结盟却记载且不避讳，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强行辩解，说事情相同就贬斥，随从相同就顺从，这是逃避问题的说法。”《左传》说：“十一月，鲁君与楚国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国右大夫説、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以及齐国的大夫在蜀地结盟。卿大夫的名字没有记载，是因为这是匮乏之盟。当时因为畏惧晋国而暗中与楚国结盟，所以称为匮乏之盟。蔡侯、许男的名字没有记载，是因为他们乘坐楚国的车，这叫做失位。君子说：‘地位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吗？’蔡、许两国的君主一旦失去自己的地位，就不能列于诸侯之中，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诗经》说：‘不离开自己的职位，百姓才有安居之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经文既然记载了“人”，让人去探求事实真相，那么卿大夫的名字自然不能隐匿，以此作为匮乏之盟的理由可以吗？
【周定王十九年】鲁僖公三年【晋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十一年，卫定公臧元年，蔡景侯四年，郑襄公十七年，曹宣公七年，陈成公十一年，杞桓公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公十七年，楚共王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君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春秋正传》说：“经文记载鲁君与晋、宋、卫、曹的诸侯攻打郑国，让人考察传文，探求事迹，那么胜负得失就显而易见了。”《左传》说：“诸侯攻打郑国，驻扎在伯牛，是为了讨伐邲之战的失败，于是向东侵入郑国。郑国公子偃率领军队抵御，派东边的军队在鄤地伏击，在邱舆打败了诸侯军队。皇戍前往楚国献捷。”我认为：“郑国依附楚国，所以诸侯攻打它。等到用欺诈手段打败诸侯军队，又向楚国献捷，始终抛弃姬姓诸侯，追随荆楚，完全没有因为诸侯问罪的军队而自我反省悔改，确实是有罪的。然而郑国不自我反省，用欺诈手段打败诸侯军队，虽然胜利了也不符合道义。诸侯擅自发动大军攻打郑国，不请示周天子就进行讨伐，同样是不义的，这正说明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的胜负得失，可以说是各占一半。”胡氏说：“讨伐邲之战，是报复怨恨、残害百姓，不是观察衅隙；于是向东侵入，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不符合法度；伏击并打败他们，是专门使用欺诈谋略，不是正当的胜利。衡量这些，都没有善行。虽然如此，但如果说略去不记载胜负是细微之处，晋侯称爵位并以‘伐’字记载，盟主有理由讨伐，这就牵强附会了。”
辛亥这一天，安葬卫穆公。
《春秋正传》说：“记载辛亥安葬卫穆公，是记录同盟国家的大事。”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报丧详细。由此可以看出，凡是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都是报丧详细或简略的缘故，不足以从中取义。记载安葬，是诸侯会葬的礼仪，符合礼制。
二月，鲁君从攻打郑国回来。
《春秋正传》说：“记载鲁君从攻打郑国回来，是谨慎地体现出国要报告、返回要面见天子的意义。”大概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而其得失就显而易见了。没有缘故越过国境去攻打别人，不符合王制。
甲子这一天，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春秋正传》说：“记载‘甲子新宫灾’，是记录灾变；‘三日哭’，是记录礼仪。”《公羊传》说：“新宫是什么？是宣公的宫室。宣公的宫室为什么称为新宫？是不忍心直言。说‘三日哭’是什么意思？宗庙发生火灾哭三天，是礼制。新宫发生火灾，为什么记载？是记录灾变。”胡氏说：“宗庙发生火灾而哭，是礼制。符合礼制是常事，为什么还要记载？”缑氏刘绚说：“新宫，就是宣公的宫室。不称为‘宣宫’，是因为神主还没有迁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丹楹刻桷都称为桓宫，这里不举谥号，所以知道神主未迁入。宫室建成而神主未入，遇到火灾而哭，有什么礼制依据呢？宣公去世到现在二十八个月，迟缓迁入神主，可以知道了。说灾变，是因为不恭敬导致的，也自然显现了。这个说法依据经文是合适的。有人说：礼制规定‘有焚烧先人房屋的情况，就哭三天’，新宫将要安放神主。虽然神主未迁入而哭，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先人的房屋，曾经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在那里聚会族人，其居住谈笑的地方，都可以想象得到。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所以有焚烧房屋就哭的礼制。神主未迁入而哭，在人情上有什么依据呢？我认为刘绚‘神主未迁入所以称为新宫’的说法，大概是臆测。哪有去世二十八个月还不迁入神主的？这个说法不对。《公羊传》认为‘新宫是不忍心直言’，也不对。大概同一座宫室，因为时间近就称为新宫，因为时间远就称为宣宫。”
乙亥这一天，安葬宋文公。
《春秋正传》说：“在三年二月之下记载安葬宋文公，让人数月份就知道这是越礼的行为。记载乙亥，是因为报丧详细。所以史官详细而直书其事，义理自然显现。”胡氏说：“按照《左传》，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增加车马和重器。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个时候不臣服。考察经文，没有证据显示其厚葬。数其
葬之月，则信然矣。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降，杀迟速为礼之节，不可乱也。文公之卒，国家安静，外无危难，曷为越礼逾时，逮乎七月而后克襄事哉？故知华元、乐举之弃君于恶而益其侈无疑矣。夫礼之厚薄，称人情而为之者也。宋公在殡而离次出境，从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顾欲厚葬其君亲，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夸耀淫侈，无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礼法既坏，无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汉之间，穷竭民力以事邱陇，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春秋》据事直书，而其失自见，此类是也。岂不为永戒哉！」
译下葬的月份，确实如此。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人满一个月后下葬，根据身份等级规定丧期长短作为礼制的节制，是不可混乱的。文公去世时，国家安定，外无危难，为何要违背礼制、拖延时日，直到七月才完成丧事呢？所以知道华元、乐举让国君蒙受恶名而助长其奢侈，是毫无疑问的。礼制的厚薄，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宋公在灵堂守丧却离开灵位出城，从事军事行动，哀伤悲痛之情已经忘掉了，反而想要厚葬他的国君亲人，这并非对死者有什么不忍心，只是想要夸耀淫靡奢侈，是无知的人罢了。世道衰微，礼法已经败坏，无法制约这种奢侈之心。到了秦汉之间，耗尽民力来营建陵墓，其祸害有说不尽的。《春秋》依据事实直接记载，其中的过失自然显现，这类情况就是如此。难道不是永远的警戒吗！
夏公如晋
正传》曰：「书夏公如晋，讥其如也。公之轻出，非礼也。」《左氏》曰：「拜汶阳之田。夫国君守社稷宗庙之重，非朝觐防同莫宜以轻出，出则史书之。」今据《左传》，则公之如晋，非有朝觐防同之大礼，乃以拜汶阳之田而行，非礼之甚矣。
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
正传曰：「去疾，郑公子名。」书：「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则其非义之兵，可考而知矣。左氏曰：「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愚谓此实传也。夫国君有睦邻之义，恤小之仁，徳修于已而人服之，可也。郑上不事天王，下不事中国之盟主，委身俛首以从楚蛮，已之不修，乃责许之不事，已不胜其区区之愤，以往伐之，可谓能自反而缩乎？可谓之义兵乎？
公至自晋
正传曰：「书公至自晋，始终乎非礼之行也。」且君出入，史必书之。入则有返面之礼焉。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丧毕矣，宜入朝京师，见天子，受王命，然后归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事，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阳田之故，而往朝于晋，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书「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愚谓君出入，必书，史之常也，而其非之之义自见矣。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
正传曰：「棘者，公羊云：『汶阳之不服邑也。』书『叔孙侨如帅师围棘』，非其围也，讥以力服也。左氏曰：『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愚谓鲁能使齐归之汶阳之田，而不能服其田间之小邑，何耶？能使归之侵田者，晋之威力也；其不能服小邑者，鲁成之徳不足以服之，必待加之威力，围之然后可也。孔子曰：「逺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惜也，当时鲁国之臣不知此义，无有以告其君者，此鲁之所以卒为鲁也。胡氏曰：「复故地而民不听，至于命上将，用大师，环其邑而攻之，何也？鲁于是时初税畆，作邱甲，税役日益重矣。棘虽复归故国，所以不愿为之民也欤？成公不知薄税敛，轻力役，修徳政以来之，而肆其兵力，虽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正传曰：「书大雩，则非礼之礼自见矣。雩者，祭天祷雨之名，惟天子得以祭天，诸侯祭祷于山川，鲁之大雩僣也。春秋书之，其义见矣。」
晋郤克衞孙良夫伐廧咎如
正传曰：廧咎如，赤狄别种。书晋郤克、衞孙良夫伐廧咎如，纪贪残之兵也。左氏曰：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上失民也。按此，则廧咎如之民自溃耳，非二国之兵能溃之也。夫民心之向背得失，系乎上之举措何如耳。记曰：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由是言之，国之得失由民心之得失，民心之得失由上举措之是非。故曰：廧咎如之溃，民自溃也。晋为中国盟主，其于夷狄，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可也。晋尝灭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今又欲尽廧咎如而灭之，岂仁者之心乎？其为贪残甚矣。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衞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正传曰：「何以书聘？志礼也。何以书盟？志非礼也。聘者，诸侯邦交之礼，礼也。盟者，防血以要鬼神，非先王之礼，非礼也。且聘且盟，非礼也。」左氏曰：「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衞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衞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衞，礼也。愚谓臧宣叔言处二卿之先后，礼也。其且聘且盟，非礼也。春秋不贵盟，盟者忠信之薄也。故方聘问所以致诚信也，而又盟以要诚信焉，则何信之有？故曰：「且聘且盟，非礼也。」胡氏谓刘敞曰：「诸侯有聘无盟，聘礼也，盟非礼也。庚与良夫不务引其君当道，而生事专命
译夏，鲁成公前往晋国。
《公羊传》说：“记载夏成公前往晋国，是讥讽他轻率出行。国君轻易外出，是不合礼制的。”《左传》说：“去拜谢晋国归还汶阳田地的事。国君肩负守护国家社稷宗庙的重任，除非是朝见天子、参与盟会等重大典礼，否则不适宜轻易外出，一旦外出，史官就会记载。”如今依据《左传》，成公前往晋国，并非为了朝见天子或参与盟会等重大典礼，而是为了拜谢汶阳田地的归还而行动，这真是非常不合礼制了。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公羊传》说：“去疾，是郑国公子名。”记载：“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攻打许国。”那么这支军队是不义之师，是可以考证得知的。《左传》说：“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侍奉郑国，郑国子良攻打许国。”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记载。国君有和睦邻国的道义，体恤小国的仁爱，修养自身的德行而使人信服，这才是可以的。郑国对上不服从天子，对下不服从中原的盟主，卑躬屈膝地追随楚国蛮夷，自身德行不修，却指责许国不侍奉自己，无法克制自己微小的愤怒，便前去攻打许国，这能说是自我反省而理直气壮吗？能说是正义之师吗？
成公从晋国回国。
《公羊传》说：“记载成公从晋国回国，是始终记录他不合礼制的行为。”况且国君出入，史官必定记载。回国则有拜见祖先的礼仪。胡安国说：“宣公去世，到这时三年丧期已满，应当入朝京师，拜见天子，接受王命，然后回国即位执政才是可以的。继承守持社稷之事，却不朝见周天子，因为拜谢汶阳田地的缘故，反而去朝见晋国，他的行事也是悖逆的。”这正是《春秋》所作的原因。成公出行大多不记载归来，这里记载“成公从晋国回国”，为何如此详尽呢？必定有其原因。我认为国君出入，必定记载，这是史官的常规，而其中非议他的意义自然显现了。
秋，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公羊传》说：“棘地，公羊说：‘是汶阳不服从的邑落。’记载‘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是不赞成他包围，讥讽他以武力使人服从。”《左传》说：“叔孙侨如包围棘地，夺取汶阳的田地。棘地不服从，所以包围它。”我认为鲁国能让齐国归还汶阳的田地，却不能使田地间的小邑服从，为什么呢？能让齐国归还侵占田地的是晋国的威力；不能使小邑服从的是鲁成公的德行不足以使人信服，必定要施加威力，包围它然后才行。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养文德来招致他们；既然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可惜啊，当时鲁国的臣子不知道这个道理，没有人告诉他们的国君，这就是鲁国最终只是鲁国的原因。胡安国说：“恢复故地而百姓不听命，以至于任命上将，动用大军，环绕邑落攻打它，为什么呢？鲁国在这个时候刚开始实行初税亩，制作邱甲，赋税徭役日益加重了。棘地虽然恢复归属故国，所以不愿做它的百姓吧？成公不知道减轻赋税徭役，修养德政来招致他们，却滥用兵力，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
举行大雩祭。
《公羊传》说：“记载大雩祭，那么不合礼制的礼仪自然显现了。雩，是祭天求雨的名称，只有天子可以祭天，诸侯祭祷于山川，鲁国举行大雩祭是僭越了。《春秋》记载它，其意义就显现了。”
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攻打廧咎如。
《公羊传》说：廧咎如，是赤狄的别种。记载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攻打廧咎如，是记录贪婪残暴的战争。《左传》说：讨伐赤狄的残余。廧咎如溃败，是因为上面失去了民心。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廧咎如的百姓是自己溃散的，不是两国的军队能使之溃散的。民心的向背得失，取决于上层的举措如何罢了。《礼记》说：得到众人就得到国家，失去众人就失去国家。由此说来，国家的得失取决于民心的得失，民心的得失取决于上层举措的是非。所以说：廧咎如的溃败，是百姓自己溃散的。晋国作为中原的盟主，对于夷狄，来犯就抵御，离去就不追击就可以了。晋国曾经灭掉赤狄的潞氏、甲氏及留吁，现在又想彻底消灭廧咎如，这难道是仁爱之人的心吗？他们的贪婪残暴太严重了。
冬，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聘问？是为了记录礼仪。为什么记载结盟？是为了记录不合礼制的行为。聘问，是诸侯邦交的礼仪，是合乎礼制的。结盟，是杀牲歃血以约束鬼神，不是先王的礼仪，是不合礼制的。既聘问又结盟，是不合礼制的。”《左传》说：“冬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并且重温盟约。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聘问，并且重温盟约。成公问臧宣叔说：‘中行伯在晋国，他的地位在第三。孙子在卫国，地位是上卿。谁先结盟？’回答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相当于其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其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其下大夫。上下关系如此，是古代的制度。卫国在晋国面前，不能算作次国。晋国是盟主，应当先与晋国结盟。’丙午日与晋国结盟，丁未日与卫国结盟，是合乎礼制的。”我认为臧宣叔关于两位卿大夫先后次序的说法，是合乎礼制的。但既聘问又结盟，是不合礼制的。《春秋》不推崇结盟，结盟是忠信薄弱的表现。所以正当聘问用来表达诚信的时候，又用结盟来约束诚信，那还有什么诚信呢？所以说：“既聘问又结盟，是不合礼制的。”胡安国对刘敞说：“诸侯有聘问没有结盟，聘问是礼仪，结盟是不合礼制的。荀庚与孙良夫不致力于引导他们的国君走正道，而是生事专断。”
，为非礼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系于国，以见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説然也。其言及者，公与之盟，而不言公，见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恶于恶之中，又有恶焉者，此类是也。愚谓言及者，则公及之，可知不待乎言公也。胡氏乃谓不言公，见二卿之抗，凿矣。盟不称国者，承上来聘之文也。刘敞谓不系于国，以见其遂事之辱，误矣。
译（他们）做不合礼制、不守信用的事，从而触犯先王的法典，所以不记载国名，以显示他们完成这件事的耻辱，这不符合人臣的操守。”这种说法是对的。经文提到“及”，是因为国君与他们结盟，而不提国君，是为了显示两位卿大夫的违抗。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事情，而在厌恶之中又有更令人厌恶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既然提到了“及”，那么国君参与其中，是可以推知的，不必非要写出“公”字。胡氏认为不写国君，是为了显示两位卿大夫的违抗，这是穿凿附会。结盟不称国名，是承接上文出使聘问的记载。刘敞认为不记载国名，是为了显示他们完成这件事的耻辱，这是错误的。
郑伐许
正传曰：「书郑伐许，则擅兴陵暴之罪自见矣。夫许，小国也，惟仁者为能以大字小。郑一年而再伐之，其陵暴甚矣，其为不仁亦甚矣。不待称国以伐，弃絶之而后罪可着也。程、胡二子以郑归乎楚，以甸侯即荆楚，遂皆以称国以伐，为弃絶之，则泥矣。信斯言也，则后四年冬伐许，又称郑伯者，何谓乎？春秋虽因告词之畧，而畧之不系乎畧之，而其夷狄之行已见矣。」
【定王二十年】四年【晋景公十三年，齐顷十二年，衞定二年，蔡景五年，郑襄十八年卒，曹宣八年，陈成十二年，杞桓五十年，宋共二年，秦桓十八年，楚共四年】
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正传》曰：「书宋公使华元来聘，纪邦交之礼也。」《左氏》曰：「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按此，则聘为有词，盖庶乎得礼矣。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
正传曰：「坚，郑伯名。书『郑伯坚卒』，纪邻国之大故也。书『日者』，来赴之详也。使人因此而求其平生从夷、背华之罪恶，着矣。」
杞伯来朝
正传》曰：「书杞伯来朝，讥非礼之正也。」《左氏》曰：「归叔姬故也。」杜氏曰：「将出叔姬，先修朝礼，言其故。」由是言之，非朝觐之正礼矣。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
正传》曰：许，臧宣叔之名；文仲之子也。书「臧孙许卒」，纪内大夫之大故也。
公如晋
正传曰：「书公如晋，着非礼也。夫礼，不欲数，数则渎。语曰：『恭近于礼，逺耻辱也。』成公频年如晋，岂为恭近于礼乎？左氏曰：『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愚谓晋侯不敬，成公非特其祸患之先兆，亦成公之卑屈频渎，有以致之也。
葬郑襄公
正传》曰：「书葬，郑襄公纪恤邻之大事也。因来赴而书之。然使人循月而数之，则知非礼之正矣。诸侯五月而葬，公薨至是未五月而葬焉，太速矣。太速者，不怀非孝爱之情也。」
秋公至自晋
正传》曰：「书公至自晋，谨出入也。始终乎非礼之行也。」左氏曰：「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天，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郓
正传》曰：「书『冬城郓』，志得时也。重兴作也。周之冬十月，收藏农暇之时也。然兴作，圣人之所重，民力也，故书之。」
郑伯伐许
正传曰：「书郑伯伐许，着陵暴之兵也，而忘丧之罪，见矣。」二年而三伐许，其陵暴甚矣。况其丧葬血未干，而从戎以伐人，其忘哀甚矣。葢至是，则其不仁不孝，岂复有人心乎？人类已化为禽兽矣。左氏曰：「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鉏、任、冷、敦之田。」程子曰：「称郑伯，见其不复为丧，以吉礼从戎。」胡氏曰：「前此郑襄公伐许，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许，乃复称爵，何也？丧未逾年，以吉礼从金革之事，则忘亲矣。称爵，非美词，所以着其恶也。」愚谓二先生之言，不能无疑焉。前既以不称伯为恶之矣，今之称伯，又以为恶之，是前后自相矛盾也。夫此之称爵，既足以着忘哀之恶，则三年何不亦称爵，以着其从楚之夷乎？无乃史书之有详畧，而不系于一字以为褒贬也欤？
【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晋景十四年，齐顷十三年，衞定三年，蔡景六年，郑悼公费元年，曹宣九年，陈成十三年，杞桓五十一年，宋共三年，秦桓十九年，楚共五年】
春王正月▯叔姬来归
正传曰：「书▯叔姬来归，纪人伦之变也。」谷梁曰：「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胡氏曰：「前书▯伯来朝，左氏以为归叔姬也，此书▯叔姬来归，则出也。」春秋于内女，其归其出録之详者，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
译郑国攻打许国
《正传》说：“史书记载郑国攻打许国，那么擅自兴兵、欺凌暴虐的罪过就自然显现了。许国是个小国，只有仁爱的人才能以大带小。郑国一年内两次攻打许国，其欺凌暴虐太过分了，其不仁也太严重了。不必等到称国名来攻打，被断绝关系之后罪过才显著。程氏、胡氏两位先生认为郑国归附楚国，把甸侯等同于荆楚，于是都认为称国名来攻打，是断绝关系的表示，这就拘泥了。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后四年冬天攻打许国，又称呼郑伯，怎么说呢？《春秋》虽然因为告丧辞句的简略而简略，但简略并不取决于简略本身，而其夷狄的行为已经显现了。”
【周定王二十年】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齐顷公十二年，卫定公元年，蔡景公五年，郑襄公十八年去世，曹宣公八年，陈成公十二年，杞桓公五十年，宋共公二年，秦桓公十八年，楚共王四年】
春天，宋公派华元来鲁国聘问
《正传》说：“史书记载宋公派华元来聘问，是记录邦交之礼。”《左传》说：“宋国的华元来聘问，是为了沟通新即位的国君。”根据这个，那么聘问是有说辞的，大概符合礼仪了。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
《正传》说：“坚，是郑伯的名字。记载‘郑伯坚去世’，是记录邻国的大丧事。记载‘日期’，是因为来报丧的详情。让人因此探求他平生追随夷狄、背离华夏的罪恶，就显著了。”
杞伯来朝见
《正传》说：“记载杞伯来朝见，是讥讽不符合正当礼仪。”《左传》说：“是为了送还叔姬的缘故。”杜预说：“将要休弃叔姬，先修习朝见之礼，说明其原因。”由此说来，这不是朝见的正当礼仪。
夏天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正传》说：“许，是臧宣叔的名字；是臧文仲的儿子。记载‘臧孙许去世’，是记录国内大夫的大丧事。”
鲁公前往晋国
《正传》说：“记载鲁公前往晋国，是彰显不符合礼仪。礼仪，不希望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俗话说：‘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成公连年前往晋国，难道是恭敬接近于礼吗？《左传》说：‘夏天，鲁公前往晋国。晋侯接见鲁公时不恭敬。’季文子说：‘晋侯必定不能免于祸患。’《诗经》说：‘敬之敬之，天命显赫，命运不易啊。’晋侯的命运在于诸侯，能不恭敬吗？我认为晋侯不恭敬，成公不仅是其祸患的先兆，也是成公卑屈频繁亵渎，招致这样的结果。”
安葬郑襄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郑襄公是记录体恤邻国的大事。因为来报丧而记载。然而让人按月份数算，就知道不符合正当礼仪了。诸侯五月安葬，国君去世到现在不到五月就安葬，太快了。太快，是不怀有孝爱之情。”
秋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晋国回来，是谨慎出入。始终都是不符合礼仪的行为。”《左传》说：“秋天，鲁公从晋国回来，想与楚国讲和而背叛晋国。季文子说：‘不行，晋国虽然无道，还不能背叛。国家大臣和睦，而且靠近我们，诸侯听从，不可以有二心。’史佚的志向有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同族，其心必定不同。’楚国虽然强大，不是我们的同族，它肯爱护我们吗？’鲁公于是停止。”
冬天，修筑郓城
《正传》说：“记载‘冬天修筑郓城’，是志在得其时。重视兴作。周朝的冬十月，是收藏农闲之时。然而兴作，是圣人所重视的，关乎民力，所以记载。”
郑伯攻打许国
《正传》说：“记载郑伯攻打许国，彰显欺凌暴虐的军队，而忘记丧事的罪过，就显现了。”两年内三次攻打许国，其欺凌暴虐太过分了。况且其丧葬血迹未干，就从事军事攻打别人，其忘记哀痛太过分了。大概到这里，其不仁不孝，难道还有人之心吗？人类已经化为禽兽了。《左传》说：“冬天，十一月，郑国公孙申率领军队划定许国田地，许人在展陂打败了他们。郑伯攻打许国，夺取鉏、任、冷、敦的田地。”程颐说：“称郑伯，显示他不复守丧，以吉礼从事军事。”胡安国说：“此前郑襄公攻打许国，已经夷狄化了。现在悼公又攻打许国，却恢复称爵位，为什么？丧事未满一年，以吉礼从事金革之事，就是忘记亲人了。称爵位，不是美词，所以彰显其恶。”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话，不能没有疑问。此前以不称伯为恶，现在称伯，又以为恶，是前后自相矛盾。此处的称爵位，既然足以彰显忘记哀痛的恶，那么三年为什么不也称爵位，以彰显其追随楚国的夷狄行为呢？莫非史书记载有详略，而不系于一字以为褒贬吗？
【周定王二十一年去世】鲁成公五年【晋景公十四年，齐顷公十三年，卫定公三年，蔡景公六年，郑悼公费元年，曹宣公九年，陈成公十三年，杞桓公五十一年，宋共公三年，秦桓公十九年，楚共王五年】
春天周王正月〇叔姬回来
《正传》说：“记载〇叔姬回来，是记录人伦的变化。”《谷梁传》说：“妇人的道义，出嫁叫归，返回叫来归。”胡安国说：“此前记载〇伯来朝，左氏认为是送还叔姬，这里记载〇叔姬来归，就是被休弃。”《春秋》对于内女，其归其出记录详细，是因为男女居室，是人伦的大义。男子生来希望有室，女子生来希望有
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为之择家与室，则夫妇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伦之本録之详也，为世戒也。
译人都有成家立室之心，这是父母所期望的，也是人人皆有的常情；但如果不能为子女慎重选择配偶和家庭，那么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就会变得痛苦，淫乱邪僻的罪过也就多了。因此，王法对此高度重视，人伦根本对此记录详尽，这都是为了给世人提供警戒。
仲孙蔑如宋
正传曰：「仲孙氏蔑，名鲁之贤大夫也。何以书？志聘礼也。」左氏曰：「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按此，则献子之如宋，报聘也。礼尚往来，一来一往，礼无不报，正也。
夏叔孙侨如防晋荀首于谷
正传曰：「书叔孙侨如防晋荀首于谷，着非礼也。」左氏曰：「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防诸谷。」愚谓：「人臣无私交，荀首之如齐，非有君命于鲁；侨如之防谷，非有君命于晋。二卿私相交防，非礼矣。」
梁山崩
正传曰：书「梁山崩」，公羊曰：「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左氏曰：「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乗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愚谓绛人则亦非常人矣。其谓山有朽壤而崩，斯言也，殆知天地隂阳贯通之理矣。夫天地间阴阳之气一而已也。一则天地位，万物育，故天之阳气常贯乎地，故山川不崩竭。其山有崩者，阳气微而不能贯乎地，故山有枯朽之壤而崩。在人事则君子道消之应也。绛人至于以礼文消异者，则末矣。本之则无如之何。胡氏曰：「梁山，韩国也。」诗曰：「奕奕梁山，韩侯受命。」而谓之「韩奕」者，言奕然髙大，为韩国之镇也。后为晋所灭，而大夫韩氏以为邑焉。书而不系国者，为天下记异，是以不言晋也。左氏载绛人之语于礼文备矣，而未记其实也。夫降服乗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六者礼之文也。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主于内。若成汤以六事检身，髙宗克正厥事，宣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是也。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足以弭灾变乎？夫国主山川至于崩竭，当时诸侯未闻有戒心而修徳也。故自是而后六十年间，弑君十有四，亡国三十二，其应亦▯矣。《春秋》不明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其可忽诸？
秋大水
正传》曰：「髙下皆水，谓之大水。」《书》「大水」纪灾异也，阴盛阳衰之应。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正传曰：「书己酉天王崩，纪天下之大变也。」左氏曰：「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夫天王崩，天下如丧考妣，赴告四方诸侯，故史书之。于是诸侯有奔丧防葬之礼，同轨毕至焉。
十有二月己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邾子、▯伯同盟于虫牢。
正传曰：「书公防诸侯同盟于虫牢，则非礼非时之盟可见矣。」夫非时者，非礼也。前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二月己丑，诸侯防盟，则非时矣。比事而观，其越礼无君之罪可逭耶？左氏曰：「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诸侯谋复防，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程子曰：「天王崩而防盟不废，书同见其皆不臣。」胡氏曰：「按左氏，许灵公愬郑伯于楚，郑伯如楚讼，不胜，归而请成于晋，盟于虫牢，郑服也。郑服，则何以书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诸侯之策矣。以所闻先后而奔丧礼也，而九国诸侯防盟不废，故特书同盟，以见其皆不臣。」《春秋》恶盟誓于恶之中，又有恶焉者，此类是也。愚谓盟誓非礼也，天王崩而防盟焉，非礼之中又非礼也。
春秋正传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三明湛若水撰成公
【简王元年】六年【晋景十五年，齐顷十四年，衞定四年，蔡景七年，郑悼二年卒，曹宣十年，陈成十四年，杞桓五十二年，宋共四年，秦桓二十年，楚共六年，呉子夀梦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防
正传》曰：「书公至自防，谨君之出入，以始终乎非礼之防也。」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正传曰：立者，始建之名。武宫者，公羊以为武公之宫是也。书立武宫，明非礼也。胡氏曰：立武宫，非礼也。丧事即逺，有进而无退；宫庙即逺，有毁而无立
译仲孙蔑前往宋国。
《正传》说：“仲孙氏名蔑，是鲁国的贤大夫。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记录聘问之礼。”《左传》说：“孟献子前往宋国，是为了报答华元。”根据这个说法，那么献子前往宋国，是报答聘问。礼尚往来，一来一往，礼节没有不报答的，这是正当的。
夏天，叔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
《正传》说：“记载叔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是为了彰显这是不合礼制的行为。”《左传》说：“晋国的荀首前往齐国迎娶女子，所以宣伯在谷地拦截他。”我认为：“臣子之间没有私人的交往，荀首前往齐国，并没有鲁国君主的命令；侨如在谷地拦截，也没有晋国君主的命令。两位卿大夫私下互相拦截，是不合礼制的。”
梁山崩塌。
《正传》说：记载“梁山崩塌”，《公羊传》说：“这是记录怪异现象。外国的怪异现象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天下记录怪异现象。”《左传》说：“梁山崩塌，晋侯用传车召见伯宗。伯宗躲避重车，说：‘躲避传车重车。’有人说：‘等待我比不上捷车快。’问他的住处，说：‘是绛地人。’问绛地的事，说：‘梁山崩塌，将要召见伯宗商议对策。’问打算怎么办，说：‘山有腐朽的土壤所以崩塌，能怎么办？’国家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国君为此不举行祭祀，降低服饰规格，乘坐素车，撤去音乐，走出正殿，祝官奉献币帛，史官用礼辞祭祀，也就这样罢了。即使伯宗又能怎么办？我认为绛地的人也不是普通人了。他说山有腐朽的土壤所以崩塌，这话大概知道天地阴阳贯通的道理了。天地之间阴阳之气是一个整体。一体则天地定位，万物化育，所以天的阳气常常贯通于地，因此山川不崩塌枯竭。那些山崩塌的，是因为阳气微弱而不能贯通于地，所以山有枯朽的土壤而崩塌。在人事上，这是君子之道消亡的感应。绛地人至于用礼文来消除怪异，那是末节了。根本之处是无法如何的。胡氏说：‘梁山，是韩国。’《诗经》说：‘奕奕梁山，韩侯受命。’而称之为‘韩奕’，是说奕然高大，作为韩国的镇山。后来被晋国所灭，大夫韩氏把它作为封邑。记载而不连属国家，是为了天下记录怪异，所以不说晋国。《左传》记载绛人的话在礼文上很完备，但没有记载其实质。降低服饰、乘坐素车、撤去音乐、走出正殿、祝官奉献币帛、史官用礼辞祭祀，这六项是礼的文饰。古代遭遇变异而在外做这些文饰的，内心一定有恐惧修省之心。像成汤用六件事检点自身，高宗能够纠正他的过失，宣王端正自身修行，想要消除灾异，就是这样。只举出文饰而没有实质在先，怎么足以消除灾变呢？国家主宰山川以至于崩塌枯竭，当时的诸侯没有听说有戒心而修德的。所以从此以后六十年间，弑君十四次，亡国三十二个，其感应也很明显了。《春秋》不明确记载其事应，而事应已经具备，可以忽视吗？”
秋天发大水。
《正传》说：“高低都积水，称为大水。”记载“大水”是记录灾异，是阴盛阳衰的感应。
冬天十有一月己酉日，天王驾崩。
《正传》说：“记载己酉日天王驾崩，是记录天下的大变。”《左传》说：“十一月己酉日，定王驾崩。”天王驾崩，天下如同丧父丧母，向四方诸侯报告，所以史官记载这件事。于是诸侯有奔丧护葬的礼节，同轨之内的诸侯都到了。
十有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许伯在虫牢结盟。
《正传》说：“记载鲁公与诸侯在虫牢结盟，那么不合礼制不合时宜的盟会就可见了。”不合时宜，就是不合礼制。前十一月己酉日，天王驾崩；十二月己丑日，诸侯会盟，就是不合时宜。对比事情来看，他们越礼无君的罪行可以逃避吗？《左传》说：“冬天，在虫牢结盟，是因为郑国臣服。诸侯谋划恢复防地，宋公派向为人以子灵的灾难为借口推辞。”程子说：“天王驾崩而会盟不停止，记载‘同’字显示他们都不臣服。”胡氏说：“根据《左传》，许灵公向楚国控告郑伯，郑伯前往楚国诉讼，没有胜诉，回来向晋国请求讲和，在虫牢结盟，郑国臣服。郑国臣服，那么为什么记载‘同盟’？天王驾崩的报告已经到达，在诸侯的策命之中了。根据所闻的先后奔丧是礼节，而九国诸侯会盟不停止，所以特别记载‘同盟’，以显示他们都不臣服。”《春秋》厌恶盟誓，在厌恶之中，还有更厌恶的，这类就是。我认为盟誓不合礼制，天王驾崩而会盟，是不合礼制之中又更不合礼制。
《春秋正传》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三 明湛若水撰 成公
【简王元年】六年【晋景十五年，齐顷十四年，卫定四年，蔡景七年，郑悼二年卒，曹宣十年，陈成十四年，杞桓五十二年，宋共四年，秦桓二十年，楚共六年，吴子寿梦元年】
春天，周王正月，鲁公从防地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防地回来，是谨慎对待君主的出入，以始终表明不合礼制的防地之行。”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正传》说：“立，是开始建立的意思。武宫，《公羊传》认为是武公的宫室，这是对的。记载建立武宫，是表明不合礼制。”胡氏说：“建立武宫，不合礼制。丧事即使久远，有进无退；宫庙即使久远，有毁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