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三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拦截郑伯。

《春秋正传》说：“关于‘垂’地，杜预说：‘是卫国之地’；《谷梁传》说：‘防’字，是因为以鲁国为主语罢了。我认为，史书记载‘公防郑伯于垂’，那么违背礼制的过失、结党营私的偏袒，都可以看出来了。古代朝见和拦截都有固定的时节，不在规定时节进行拦截，都是不合礼制的。”

高氏说：“郑伯知道桓公篡位，内心不安，于是通过拦截来向鲁国求取贿赂，急切地拦截诸侯以顺从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所谓的结党营私。下文提到的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也是同一类的事情。”

译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正传》说：“‘假’就是‘易’（交换）的意思。不直接说‘易’而说‘假’，是郑国使者为了措辞委婉美化罢了。《公羊传》、《谷梁传》以及程子、胡安国都认为这是为郑伯讳饰，这是不对的。许田，据《公羊传》说：是鲁国诸侯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京郊，诸侯都有朝见住宿的邑地。《左传》说：鲁桓公即位，与郑国修好，郑人请求恢复对周公的祭祀，最终交换了祊田，鲁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祭的缘故。我认为这是对的。史书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那么私下交换土地的不对之处就显而易见了。为什么说它不对？《公羊传》说：有天子在位，诸侯就不能擅自处置土地。《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赠予土地。程子说：桓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田，大概是想交换许田，鲁国接受了祊田而没有给许田，等到桓公弑君即位，所以为了防备郑国而寻求交换，又加上璧玉。那朝见住宿的邑地，是祖先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可以互相交换呢？胡安国说：郑国既然已经归还了祊田，又加上璧玉，是因为祊田比许田贫瘠。我认为不对。祊田归还了而许田没有给，所以是用礼仪来要求交换罢了。胡安国又认为圣人厌恶这件事，是因为他们放纵私利而行事，孟子极力陈述谋利的危害，都是从根本上堵塞祸源，杜绝篡弑的苗头。我认为这样推演义理，越远越牵强附会，不是圣人取义的本意了。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正传》说：“‘越’是地名。‘及’，是鲁桓公主动去结盟。史书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那么这不是正当结盟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什么叫做不是正当结盟？《左传》说：‘是为了完成祊田的交换。’盟誓说：‘违背盟约的人不能享有国家。’程子说：‘桓公想结交郑国以自保，所以既给了田地，又结盟。’弑君的人，百姓没有不怨恨的，而郑国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胡安国说：‘郑人想得到许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作为防备。桓公想结交郑国以自保，所以结越地之盟。’那弑逆的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教唆，人们就可以诛杀他’。而郑国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放纵私欲，灭绝天理，使中国变为夷狄，使人变为禽兽，这是圣人所恐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不需要贬斥断绝，恶行自然显现。我认为从胡安国的话来看，那么我所说的‘《春秋》的褒贬不需要圣人逐字逐句地写出来，而善恶自然无法掩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圣人的心，如同天然天成，难道要对每件事都刻意雕琢吗？胡安国应该持这种观点来阅读《春秋》。

秋天发生大水灾。

《正传》说：“记载秋天大水，是记录灾害。”《左传》说：“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称为大水。”《谷梁传》说：“高地低地都有水灾称为大水。”我认为天人感应的道理微妙。有的灾害有感应，如程子所说的“如果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积聚，那是应当的”。有的灾害没有感应，如胡安国所说的“尧的时候，难道有导致灾害的原因吗”。都不能固执一端认为必然如此，反而开启后世君主不信的心理。大概君主对于灾变的到来，如同上天显示的谴责，圣人敬天的心理，不得不警戒。所以尧说：“洪水警示我，于是调理阴阳，恭敬地辅佐天工，以达到万物养育。”这是君主本性分内的事。所以尧舜担忧洪水，派禹去治理，然后人们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这是他们分内的事。胡安国又认为天不是为了尧而存在，洪水之灾到了禹的时候水才从地中流过，这又不免固执不通，而强词夺理了。

冬天十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冬天十月，具备时节以等待大事，这是国史的法度。孔子对于史法，仍然保留而不删削，也可以看出《春秋》是史官的文字，而不是孔子的文字。”

【桓王十年】二年【齐僖二十一年，晋哀八年，卫宣九年，蔡桓五年，郑庄三十四年，曹桓四十七年，陈桓三十五年，杞武四十一年，宋殇十年被弑，秦宁六年，楚武三十一年】

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

《正传》说：“臣子弑杀君主，是人伦的大变，天地的颠倒，所以史书用来诛讨乱贼。”记载“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用时、月、日来记录事实，大变不可不详细，这是史官的法度。《谷梁传》认为桓公无王而说“王正”，是与夷去世；胡安国认为桓公无王而元年记载“春天周历正月”，是用天道正王法来纠正桓公的罪；二年记载“春天周历正月”，是用天道正王法来纠正宋督的罪，这都是不对的。像桓公、宋督这样的大恶，天下人所共知而共同诛讨的，哪里需要等到用天道正王法之后才能纠正他们的罪呢？大概记载“春天周历正月”，是史书的通例罢了。

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正传》说：“记载以及他的大夫孔父，那么弑乱的阴谋、忠君的节操就都可以看见了。”孔是姓，父是名，宋国大夫。“及”，是兼并牵连的意思。《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连累”，这是不对的。《左传》说：“宋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夺取了他的妻子。国君愤怒，宋督恐惧，于是弑杀了殇公。君子认为宋督有无君之心，然后才发动恶行，所以先记载弑杀他的国君。”这可以看出宋督弑乱的阴谋了。《公羊传》说：“宋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不能被弑杀。所以于是先攻打

译孔父的家族。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必定也会死，便急迫地去攻打他，孔父家族的人都死了。孔父神色庄重地站在朝廷上，那么就没有人敢对他的君主发动祸难。《谷梁传》说：“华督想要弑君却担心不能立足，于是先杀了孔父。”程子说：“臣子为君主遭遇祸难而死，史书记载是为了彰显他的节操。”胡氏说：“君主被弑杀而死于祸难，面对死亡坚守节操不变，也可以说无愧于心了。”这可以看出孔父忠于君主的节操。

译滕子来朝觐。

《正传》说：“记载滕子来朝觐，那么违背礼制的罪过、勾结叛贼的恶行就都显现出来了。”朝觐会同，有王者的制度，私下互相朝见，这是无视君主、违背礼制，这是第一条罪过。况且齐桓公是弑君的叛贼，邻国应当报告天子，联合盟国讨伐他。滕国反而去朝见他，这是勾结恶人的第二条罪过。这是不可饶恕的。程子说：“首先朝见桓公，罪过自然就显现了。”胡氏说：“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所有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反而在邻国之前去朝见他，这是违背天理、放纵人欲，与夷狄没有区别，是《春秋》所深深厌恶的。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对的。”至于程子认为滕国本来是侯爵，后来臣服于楚国，所以降低称呼为‘子’以视同夷狄；胡氏又认为孔子作《春秋》，严正对待乱臣贼子的党羽，所以降低称呼为‘子’以纠正其罪过，这都探究得太过分了。如果是侯爵就称侯，是子爵就称子，那么滕国的罪过怎么能逃脱呢？礼乐征伐出自天子，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所以爵位是由天子册封的，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天讨。孔子作《春秋》，用来遏制乱臣贼子，如果公然自己掌握天子征伐爵位授予与剥夺的权力，这是自己陷入无上尊位的归属而不自知。孟子所说的“《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了解我、怪罪我，只有《春秋》”，大概这里的“我”，是指众人，意思是天下后世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观看《春秋》所褒贬的内容，好像了解我、怪罪我一样，这就是乱臣贼子感到畏惧的原因，而寄托了天子的法度。好比在这里悬挂一面明亮的镜子，美丽的人和丑陋的人经过，都警惕地认为镜子映照出了自己的美丑。前代儒者解释《尚书》的错误，致使这两句话与前面“其文则史，其义窃取之”的旨意大相矛盾，这对圣人本心的损害，难道是小事情吗？那么为什么称滕子呢？回答说：“滕国本来就是方圆五十里的小国，是子爵或男爵的国家。也许是其祖先僭越称侯，或者是现在出于史官的称呼，都不可知，并不是圣人贬斥它。”

三月，鲁隐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正传》说：“记载鲁隐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这是直接记载他以恶助恶的罪过。”说：“公防者，是鲁隐公主持这次会合。”说：“以者，是鲁隐公以此为目的。”所以《谷梁传》说：“‘以’字，表示鲁国以此为志向。”鲁隐公的志向是什么？是促成这场动乱。我认为如果鲁隐公不主持这次会合，那么宋国的乱臣贼子就不会被讨伐吗？《左传》说：“在稷地会合，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而拥立华氏。”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太宰，所以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宣称说：“司马（孔父嘉）就是这样的。”杀死孔父嘉而弑杀宋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拥立他，以亲近郑国，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隐公。齐、陈、郑都收到了贿赂，所以华督最终辅佐宋公。我认为观察这些，就知道宋国的动乱，是鲁隐公促成的。桓公、宋督都是弑君的叛贼，所以说以恶助恶。不避讳国家的丑恶，是史官的直笔，以昭示天下后世的公正。对于桓公直书其名，而对于隐公避讳，公羊认为隐公贤明而桓公卑贱，这是不对的。史书的文字有详略罢了。程子说：“宋国弑杀其君主，而四国共同促成，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胡氏说：“邾定公时，有弑父的人，定公惊愕地离开座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经学过审判这类案件。臣子弑杀君主，所有在朝官员杀无赦；儿子弑杀父亲，所有在宫人员杀无赦。杀死其人，毁坏其家，污秽其宫室而积水其中。大概君主过了一个月才举起酒杯。”华督是弑君的叛贼，所有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而桓公与诸侯会合并接受贿赂，以拥立华氏，让他辅佐宋公，太过分了。所以特别记载他的行为，说“促成宋国的动乱”，又说“桓公弑杀隐公，华督弑杀殇公，般弑杀景公，都是天下的大罪恶，圣人所畏惧的，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一是接受宋国的贿赂而拥立华氏，一是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此事以示贬斥。然而澶渊的会合，既不记载鲁国的大夫，又贬低各国的大夫而称‘人’，这里却记载鲁隐公，又序列诸侯的爵位，为什么呢？澶渊的会合，想要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讨伐弑君的叛贼，虽然记载说“宋国灾祸”，但未能表达诛责之意。必须深深避讳鲁国的大夫，而重重贬低各国的大夫，然后足以启发询问者看出是非。稷地的会合，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取宋鼎的事情，记载说“促成宋国的动乱”，那么责备的意思已经明白，不必避讳鲁隐公与贬低诸侯的爵位次序，然后才能看出其罪过。我曾经认为《春秋》中不曾用一个字来定是非，其中有的，像这里记载“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就是这样，也是罕见的。如果诸儒解说《春秋》，都拘泥于一个字，所以其他有时又有不然的情况，得不到解释，就跟着编造言辞罢了。胡氏在这里，开始说不必避讳鲁隐公与贬低诸侯的爵位，然后才能看出其罪过。那么凡是《春秋》都根据事情来寻求圣人窃取的天意，而不必问是否称名、是否贬低，而其是非自然显现，不也很痛快吗？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

《正传》说：“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放进太庙。罪过，是接纳叛贼的贿赂。取，就是致送的意思。纳，就是放入的意思。程子、朱熹都认为是不接受而强行致送的言辞，这就拘泥了。”《左传》

译臧哀伯说：“这样做不符合礼制。”臧哀伯进谏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美德，堵塞违礼之事，以此临视照耀百官，尚且担心有所失误，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昭示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编织的席子，大羹不加调和五味，谷物不精细舂捣，这是彰显节俭。衮服、冕冠、黻纹、玉笏，下裳、幅缘、舄鞋，衡、紞、纮、綖，这是彰显法度。藻纹、玉饰、鞞、鞛，大带、佩巾、游、缨，这是彰显威仪。火、龙、黼、黻，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象征，这是彰显物类。和、铃，这是彰显声音。画有日、月、星的旗帜，这是彰显光明。美德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节，用文物来记载它，用声音和光明来发扬它，以此临视照耀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轻易改变纪律。现在毁灭美德，树立违礼之事，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来明示百官，百官效仿它，又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僻。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爱和贿赂彰明。郜鼎放在太庙，还有比这更彰明的吗？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把彰显违礼作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这该怎么办呢？”鲁桓公不听。周内史听说这件事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君主违礼，不忘用德行来劝谏。”《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讥讽呢？因为桓公助长宋国的动乱，接受贿赂，把它纳入太庙，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桓公在国内弑杀君主，在国外成全别人的动乱，接受贿赂而退兵，用这些来侍奉祖先，不符合礼制。”程子曰：“四国既已促成宋国的动乱，而宋国用郜鼎贿赂鲁、齐、陈、郑，各国都因为有功劳而接受贿赂，所以记载‘取’，把促成动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周公的庙里，周公会享用它吗？”胡氏说：“弑君叛逆的贼人，不能加以讨伐，反而接受他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来明示百官，这是教他们习惯于夷狄禽兽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恶行，又能惩罚谁呢？圣人对此感到恐惧，而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谨慎地书写日期，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爱和贿赂的行为，保护邪僻，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也许也能知道警戒了。”我认为：“‘日’字，也只是史官记载日期罢了。”

译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

《正传》说：“《杞公》和谷梁、程子都写作‘纪’。记载七月杞侯来朝见，那么他违背礼制、结党作恶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记载月份，谷梁认为是因为厌恶他所以记载月份，以慎重地书写，这是不对的。根据事实直接记载，他的恶行自然显现，何必在乎是否记载月份呢？胡氏说：“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周王和诸侯不奉行上天的讨伐，反而实行朝聘的礼节，那么他们都有被贬斥的地方。这是为了保存天理，端正人伦。”纪侯来朝见，为什么唯独没有受到贬斥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做他的宗主，并不是为了桓公而朝见他。《左传》又说：“杞侯来朝见不恭敬，杞侯回去后就谋划讨伐他。”我认为《左传》和胡氏的说法相互矛盾。既然纪国已经请求鲁国做它的宗主，那么必定没有不恭敬的事情。有不恭敬行为的，必定是为了桓公而朝见他。诸侯朝聘都有固定的制度，没有缘故而私下朝见，以此成全弑君的贼人，那么违背礼制、结党作恶的罪过就不该赦免了。

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

《正传》说：“记载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那么三国不合礼制的过失、阴谋招致祸患的开端，都可以看出来了。”三国不坚守共同防御的大义，不该设防却设防，以此谋划抵御楚国，最终难免灭亡。《左传》说：“开始是畏惧楚国。”胡氏说：“地名用国名，邓国也参与了。”楚国从西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原的祸患，周宣王曾经命令将领南征。等到周朝东迁，楚国号称王，凭借武力凌驾于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的地域与楚国相邻，因此畏惧。后来最终灭掉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与王室有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为之服役，直到春秋末年，圣人对此感到悲伤。天下没有比天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自我坚守，那么国家即使像荆楚那样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根本，这件事丑德和齐莫不能相比，那么就根据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

九月，鲁军进入杞国。

《正传》说：“记载九月进入杞国，彰显擅自发动愤怒暴虐的罪过。”《左传》说：“讨伐不恭敬。”“入”，《谷梁传》说：“是我进入它。”程子又有“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对外称‘人’，对内只说‘入某’或‘伐某’”的说法，这就过于穿凿附会了。我认为：“礼制规定，别人不回应，就返回自己的恭敬；恭敬确立了，别人就会恭敬你。何况自己本来就不恭敬，却要求别人恭敬，进而讨伐并进入其国，可以吗？”

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

《正传》说：“《左传》说是为了重修旧好。记载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彰显结盟的不正当。《春秋》没有好的盟约，结盟不是先王的法度，而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何况是与戎人结盟呢？何况是到遥远的唐地结盟呢？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非议。”

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桓公从唐地回来，记录君主外出告知、返回拜见祖先的礼节。而他外出与返回的是非，自然显现了。”君主的举动必须记载，这是国史的职责。《左传》说：“在宗庙报告。”凡是国君出行，要在宗庙报告；返回时，饮酒至宗庙，放下酒杯，在防地记录功勋，这是礼制。特别相防往来，称地名是为了谦让事情。从参以上，那么去时称地名，来时称防地，以完成事情。我认为：谷梁认为是疏远他，这是对的。程子、胡氏都认为这是危险他，这是不对的。至于居住在夷地、浮海的说法，更加迂腐遥远了。大概人子外出告知、返回拜见，是常礼罢了。何况唐地的盟约，又远远超出常理呢？为什么说外出与返回的是非呢？大概圣人严格区分华夷内外的界限，重视天冠地履的区别，而与夷人结盟，都违背先王的礼制。他外出时，必定说“为某人外出”；他返回拜见祖先也是如此，那么将用什么言辞向周公禀报呢？所以说：“他的是非自然显现了。”

【桓王十一年】三年【齐僖二十二年，晋哀九年，卫宣十年，蔡桓六年，郑庄三十五年，曹桓四十八年，陈桓三十六年，杞武四十二年，宋庄元年，秦宁七年，楚武三十二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

《正传》说：“嬴是齐国的地方，‘春正月’三个字，应当与下面的‘公防’六个字相连，先儒将其分开，是错误的。”记载“春正月，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彰显会见的非礼。《左传》说：“在嬴地会见，是为了在齐国完成婚事。”婚姻必须有媒人，必须举行采币之礼，鲁桓不遵循这些，却自己越过边境去会见以完成在齐国的婚事，以此来自我托付、自我安定其篡位，这是会见不合礼，婚姻也不合礼。所以《春秋》讥讽他。“春正月”而不说“王”的，〇“元年二年”的文字，国史省略罢了。况且正月不是王的正月，又是谁的正月呢？如果认为桓公弑君无王，所以不称王，那么元年、二年为什么称王？如果认为元年、二年称王，是为了纠正桓公和宋督的罪过，那么何必等到三年后才不称王呢？如果认为周朝不颁布历法，所以不称王，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是正月也不应该记载了。这些都是不通的言论，程子、胡氏跟随他们，是错误的。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

《正传》说：“蒲是地名。‘卫’字下面缺一个‘侯’字。记载‘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称赞两国的互相命令。《春秋》没有好的盟约，却称赞互相命令。《左传》说：‘没有结盟。’《公羊传》说：‘互相命令，是相互命令，接近正道。’古代不结盟，约定言辞就退下。程子说：‘两国为了防约，言辞互相命令而不进行盟诅，’”

译这接近于道理，所以称赞它。”胡氏说：“人们沉溺于私情，彼此猜忌怀疑，从而形成了倾覆危乱的习俗，这种风气是逐渐形成的。如果有人能够互相约定并诚信告知，难道不是特别接近正道吗？所以特意在此处提出‘胥命’的记载，是有其用意的。”圣人用诚信来替代食物，以此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诚信来替代生命，以此强调桓王失信的后果，因为一旦失去诚信，百姓就无法立足了。所以荀子说：“《春秋》称赞‘胥命’。”

译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

《正传》说：杞应当是纪。记载鲁桓公在郕地会见纪侯，是为了彰显这种会见不合正道。防，同于“有礼”。这才是合乎正道的。没有约定而临时会见，会见必定出于私心，都是不合正道的。《左传》说：这是杞国请求讲和。程子说：自从桓公篡位自立以来，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会，这是为了结交外援来巩固自己。我认为像这样会见，难道是合乎礼制的正道吗？所以《春秋》记载此事来加以非议。

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正传》说：七月壬辰初一，是指七月初一这一天是壬辰日。《谷梁传》说：既说了“日”，又说了“朔”，日食发生在初一，那么它的措辞就愈发支离晦涩了。胡安国沿袭此说，又有日食发生在晦日、日食发生在夜晚的说法。《公羊传》说：既，是什么意思？是尽的意思。我认为记载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是为了记录非常罕见的异象。程子说：日食尽，是重大的异象。胡安国说：太阳是众阳之首，是人君的象征，而发生日全食，那么它的变故就很大了。先儒认为这是荆楚僭越称王、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我认为日食有固定的规律，圣人记载它，是为了向人君展示克制谨慎、敬畏天戒的道理。然而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即使没有楚、郑那样的应验，圣人也应当保持谨慎。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正传》说：“记载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是为了彰显桓公不合礼制。礼制重视重大的婚礼，婚礼必定要亲自迎娶，这是为了联合两姓的友好，以继承先君的嫡系。现在派公子去迎娶，没听说亲自到对方国家、边境或馆舍去迎娶的，这不合礼制的正道。”《谷梁传》说：“迎娶夫人是亲近的事，派大夫去就不合乎正道。”胡安国说：“娶妻必定要亲自迎娶，这是礼制的正道。至于国君，按爵位有尊卑；按国家有大小；按路途有远近。有的到对方国家去迎娶，有的在边境迎娶，有的在馆舍迎娶，这是礼制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按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履緰来。鲁侯对于齐国，按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公子翚去。这是不重视重大婚礼，失去了礼制的节制。所以记载。”我认为这些都是对的。称公子或不称公子，只是史官文辞的详略不同罢了。《左传》认为“这是为了延续先君的友好，所以称公子”。程子认为“翚在庄公时代不称公子，因为他是庄公的贼臣；在桓公时代称公子，因为他是桓公的党羽。”这是翚在庄公时弑君逆道的恶行尚未显露，反而先去掉他的公子称号；在桓公时弑君逆道的恶行已经形成，反而保留他的公子称号。这是褒贬颠倒而不通顺的。凡是这些关于庄公的说法，都是先儒臆测经义的过错，不可不辨明。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正传》说：这是一件事。分三次记载，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讥讽婚礼中的三次失礼。所以它的措辞重复。婚礼之所以重要，《谷梁传》引用子贡的话说：“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联合两姓的友好，以延续万世的后代，为什么说太隆重呢？”为什么说三次失礼？《左传》说：“凡是国君的女儿嫁给敌国，如果是姊妹，就由上卿去送，国君不亲自送。”所以齐侯亲自送嫁，这是第一次失礼。我认为：会见有见会的礼，亲迎有亲迎的礼。桓公不行亲迎之礼，而在讙地又去会见，这是失去了亲迎之礼，又不是见会的时候。所以程子说：“齐侯越境送女，桓公远去会见，都不合礼制。”这是第二次失礼。记载“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程子说：“这是为了告祭宗庙。”怎么知道是告祭宗庙？告祭宗庙然后才成为正式的妇人，通过称夫人来体现这一点。现在不说“以至”，那么到达就不在桓公面前，这是第三次失礼。胡安国说：“古代婚礼必定亲自迎娶，那么授受关系就明确。后世亲迎之礼废弃，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送女儿的情况。”派公子翚去迎娶，迎娶就已经轻慢了。齐侯来，却在讙地迎娶并会见，这是桓公的行为重在齐侯而不在姜氏，难道是礼制吗？不说“以至”的，既然已经见到桓公，也不能防范闲杂，于是《敝笱》的讽刺就在此萌芽了。礼制，是用来区别嫌疑、明确界限，在混乱之前治理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大事，所以详细记载。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正传》说：“记载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是记录送嫁的礼节。”《左传》说：“冬天，齐仲年来聘问，是为了送夫人。”

丰收。

《正传》说：“记载丰收，是记录喜悦。”《谷梁传》认为五谷都成熟叫丰收，《公羊传》说：“丰收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喜悦而记载。大丰收为什么要记载？也是因为喜悦而记载。”这里说“丰收”，是仅有丰收吗？那里说“大丰收”，是大丰收吗？仅有丰收也足以值得喜悦吗？只是有丰收罢了。我认为阅读《春秋》的人，应当扩大心胸来观察，然后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像记载“丰收”，不过是鲁国史官看到鲁国有丰收而记载，以记录喜悦，圣人因而保留它，重视百姓的食粮罢了。而程子却有“记录异象”的说法，“桓公弑君逆道而上天却降下丰收”的说法，胡安国宗奉此说。既有旧史不记载、圣人不附加的说法；又有丰年不见于经书、圣人删削的说法；又有“桓公、宣公其他年份歉收可知”的说法，纷纷辩说，矛盾而不能挽救其不通的言论。殊不知以圣人大公无私的心来观察经书，就不

译耗费手段来显露自己。况且记载“有年”的史书，不过是鲁国的史官如此记录罢了，怎么知道其他国家的境内没有“有年”呢？怎么知道周王室的境内没有“有年”呢？又怎么知道“有年”应当归属于谁呢？这都是只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观察天象，而不是从天下的角度去观察天象。前代儒者解读《春秋》的谬误，大多源于此。

译【桓王十二年】四年【齐僖公二十三年，晋小子侯元年，卫宣公十一年，蔡桓侯七年，郑庄公三十六年，曹桓公四十九年，陈桓公三十七年，杞武公四十三年，宋庄公二年，秦宁公八年，楚武王三十三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在郎地打猎。

《正传》说：“记载鲁桓公在郎地打猎，那么打猎不合礼制就显现出来了。”左氏认为记载时间是合乎礼制的，这是错误的。《公羊传》说：“郎地偏远。诸侯为什么一定要田猎？一是为了祭祀祖先，二是为了招待宾客，三是为了充实君主的厨房。”程子说：“国君出动军队，都应当记载。郎地偏远。”胡氏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偏远。军事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田猎是用来演练大事的。役使百姓来训练军队，是为了展示武力而威震天下；获取猎物来祭祀宗庙，是为了展示孝道而顺服天下。所以中春时节教导整顿军队，接着进行搜猎；中夏时节教导宿营，接着进行苗猎；中秋时节教导治军，接着进行狝猎；中冬时节教导大阅兵，接着进行狩猎。然而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危害生物。田猎的地方，像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的场所，侵害百姓和生物，百姓就会苦不堪言，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观，都会头痛皱眉互相告知，能不谨慎吗？因为不在合适的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谨慎于细微之处的用意。每件事都谨慎于细微之处，然后王者的德行才能完备。”

夏季，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正传》说：“天王，是天子的通称。宰，是冢宰。渠，是他的姓氏。伯，是他的爵位。纠，是他的名字。记载‘天王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那么聘问不合礼制就显现出来了。古代诸侯各自履行臣子的职责，轮流来朝见，然后天子去聘问他们。现在诸侯不修习臣子的职责，而桓公又杀害了周天子，未能讨伐他，反而派遣高级卿大夫去聘问，这是非常不合礼制的。这样大义就显现了。程子认为称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命，而他的行为却如此。我认为称天王，既然已经这样讥讽他了。胡氏又说：在桓公去世时，周天子派遣荣叔来赐命，不称天王，以示讥讽。那么称天王也是讥讽，不称天王也是讥讽，将遵从哪一种呢？至于他的名字纠，左氏认为父亲在世所以称名，《公羊传》认为下大夫所以称名，这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胡氏又认为纠位居六卿之长，降低遵循中士的条例，而称名是贬低。他说：在周制中，大司马九伐的法令，诸侯如果有杀害亲人的就惩治他，放逐弑杀君主的就残害他。桓公的行为，符合这两者，不说讨伐，反而去聘问，失职了。掌握刑赏的权柄来驾驭下属的是王，论述刑赏的法令来告诫王的是宰。竟然为乱首，接受命令去聘问弑君的贼人，所以特别贬低而称名，以显示宰不是真正的宰。这似乎有道理。然而到了桓公去世，周天子派遣荣叔赐命，记载字而不称名，那么现在称纠不足以作为贬低了。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说是咺。或者起初掌权未封而称纠，或者以诸侯入相的说法。所谓或者，是怀疑，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春秋》，可以吗？因为拘泥的弊端，以至于自相矛盾而不统一说法，也太烦琐了。

《春秋正传》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桓公

【桓王十三年】五年【齐僖公二十四年，晋小子侯二年，卫宣公十二年，蔡桓侯八年，郑庄公三十七年，曹桓公五十年，陈桓公三十八年去世，杞武公四十四年，宋庄公三年，秦宁公九年，楚武王三十四年】

春季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正传》说：“记载陈侯鲍去世，是记录邻国的大变故。”左氏说：“这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国君病重而动乱发生，这是大变故。”那甲戌、己丑两天去世，左氏认为动乱发生，国人分散，所以报丧不实，这是错误的。再次报丧必定有确定的日期了。《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陈侯在甲戌日逃亡，在己丑日死亡，这是正确的。大概不知道他死亡的确切日期，所以记载“两天去世”。《春秋》的原则，确信的就传信，怀疑的就传疑。或者对方以怀疑报丧，鲁国史官以怀疑记载，圣人就沿袭而不更改。由此看来，就可见《春秋》是鲁国史官的文字，不是圣人更改的无疑了。

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正传》说：“记载齐侯、郑伯前往纪国，是谴责齐、郑的邪谋。只有仁者才能以大爱护小，齐、郑是大国，不能爱护小国，反而合谋图谋它，擅自兴兵欺凌暴虐的罪过太大了。”左氏说：“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趁机袭击它。纪国人知道了。”《公羊传》说：“外国互相前往，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不记载会显得不防备。”我认为不记载会合而记载前往，那么左氏袭击纪国的说法可信了。程子说：“齐作为诸侯，却想在邻国做贼，非常不道德；郑伯帮助他，罪过相同。”胡氏说：“前往，是朝见的词。尊贵的不朝见卑贱的，大的不朝见小的。纪作为纪国，防备于细微之处。齐在东州，尊贵则是方伯，郑也是大国，一起前往朝见纪国，却怀着欺诈的阴谋，想要趁机袭击它，而没有预料到纪国人察觉，他们的志向卑劣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