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二十七
公患其专，而免余请杀之耳。故鲁史因衞国之报而直书之，而其不能名正其罪之意，春秋有遗憾矣。○胡氏曰：「▯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讨贼之词何也？」初，衞侯使与喜言：「苟反政由▯氏，祭则寡人，▯氏纳之。」衞侯复国，患▯喜之专也。公孙免余请杀之，曰：「微▯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攻▯氏，杀喜，尸诸朝。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劝沮？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
译卫侯担心他专权，公孙免余请求杀他罢了。所以鲁国史官依据卫国的通报而直书其事，其中不能名正言顺地定罪之意，《春秋》对此是有遗憾的。○胡氏说：“〇喜已经犯了弑君的罪行了，为什么不用讨伐逆贼的措辞呢？”当初，卫侯派人与〇喜说：“如果政权由〇氏掌握，祭祀则由我主持，〇氏接纳我。”卫侯复国后，担忧〇喜专权。公孙免余请求杀他，说：“如果没有〇子，我达不到今天的地步。我已经和他说过话了。”免余回答说：“臣下杀他，请国君不要参与知晓。”于是攻打〇氏，杀了〇喜，把他的尸体陈列在朝廷上。子鲜说：“驱逐我的人被放逐，接纳我的人被处死，赏罚没有准则，怎么能够劝善惩恶？国君失去了信用，国家没有法度，不也很困难吗？”
衞侯之弟鱄出奔晋
正传曰：「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则衞君不能安其弟，而弟之贤并可见矣。」糓梁子曰：「鱄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其去合乎春秋。夫弟同气也，方衞君衎之出也，鱄亦出经营于外，以为归道。今衞侯既归，而使其弟之贤不能自安，以出奔晋，穷约以终身于同气，且然而况他人乎？」左氏曰：「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劝沮？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且鱄实使之，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不乡衞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谁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愚。谓观此▯喜之见杀，衞国刑政之不章，此鱄之所以出奔，实衞衎为之也。」公羊曰：「衞杀其大夫▯喜，则衞侯之弟鱄曷为出奔晋？为杀▯喜出奔也。曷为为杀▯喜出奔？衞▯殖与孙林父逐衞侯而立公孙剽。▯殖病将死，谓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孙氏为之，我即死，女能固纳公乎？』喜曰：『诺。』▯殖死，喜立为大夫，使人谓献公曰：『黜公者非▯氏也，孙氏为之，吾欲纳公，何如？』献公曰：『子茍欲纳我，吾请与子盟。』喜曰：『无所用盟，请使公子鱄约之。』献公谓公子防曰：『▯氏将纳我，吾欲与之盟，其言曰：『无所用盟，请使公子鱄约之。』子固为我与之约矣。』公子鱄辞曰：『夫负羁絷，执鈇锧，从君东西南北，则是臣仆庶孽之事也。若夫约言为信，则非臣仆庻孽之所敢与也。』献公怒曰：『黜我者非▯氏与孙氏凡在尔公孙鱄，不得已而与之约。』己约归至，杀▯喜。公子防挈其妻子而去之，将济于河，携其妻子而与之盟曰：『苟有履衞地，食衞粟者，昧【昧者割也】雉彼视。』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正传曰：诸侯之大夫，即前晋、楚、蔡、衞、陈、郑、许、曹之大夫也。书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着其盟之非也。何非也？凟也。夏，既防于宋，赵孟既以楚氛之恶是惧矣，今又盟焉，宜中国之不竞也。左氏曰：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甲伯州犂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防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防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愚谓此防，盖合诸侯大夫以弭兵，其名则善矣，而楚▯甲以防而又争先焉，其信安在？晋既以德让，而楚势益张，中国诸侯自兹有北面之势矣。夫以尽中国诸侯之大夫，而与楚防盟，仅阅时而再至于宋，紊▯履之辨，失王国之尊，而凟大信者，必自此。盟矣。○胡氏曰：宋之盟合，左师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而楚屈建请晋楚之从交相
译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正传》说：“史书记载‘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就说明卫君不能使他的弟弟安心，而弟弟的贤德也就显而易见了。”《谷梁传》说：“鱄出逃到晋国，在邯郸编织鞋鼻，终身不再谈论卫国，他的离去符合《春秋》的大义。兄弟本是同气连枝，当初卫君衎出逃时，鱄也出逃在外经营，为的是给卫君开辟归路。如今卫侯已经回国，却使得贤德的弟弟不能自安，从而出逃到晋国，让同气连枝的兄弟穷困潦倒地度过一生，况且对于其他人呢？”《左传》说：“子鲜说：‘驱逐我的人出逃，接纳我的人被杀，赏罚没有准则，拿什么来劝善惩恶？国君失去了信用，国家没有刑罚，不也很艰难吗？’况且是鱄自己促使他出逃的，于是出逃到晋国。卫君派人去阻止他，没能成功。到了黄河边，又派人去阻止，鱄扣留了使者，在黄河边结盟，寄居在木门，背对着卫国坐着。大夫劝他做官，他不肯。说：‘做了官却废弃职责，是罪过。’如果听从他们，就昭示了我出逃的原因，我将向谁申诉呢？我不可以站在别人的朝廷上了，于是终身不做官。卫君为他服丧如同服税服，终身愚昧。看这里，〇喜被杀，卫国刑罚政令不明，这是鱄出逃的原因，实际上是卫衎造成的。”《公羊传》说：“卫国杀了大夫〇喜，那么卫侯的弟弟鱄为什么出逃到晋国？是因为〇喜被杀而出逃。为什么因为〇喜被杀而出逃？卫〇殖和孙林父驱逐卫君，立公孙剽为国君。〇殖病重将死，对〇喜说：‘废黜国君的不是我的本意，是孙氏做的，我死后，你能坚持迎回国君吗？’〇喜说：‘好。’〇殖死后，〇喜立为大夫，派人告诉献公说：‘废黜国君的不是〇氏，是孙氏做的，我想迎回国君，怎么样？’献公说：‘你如果想迎我回去，我请求与你结盟。’〇喜说：‘不需要结盟，请让公子鱄来约定。’献公对公子防说：‘〇氏将要迎我回去，我想和他们结盟，他们的话说：‘不需要结盟，请让公子鱄来约定。’你一定要替我与他约定。’公子鱄推辞说：‘背负枷锁，手持斧钺，跟随君主东西南北奔走，那是臣仆庶孽做的事。至于以言语约定信用，那不是臣仆庶孽敢参与的。’献公愤怒地说：‘废黜我的不是〇氏和孙氏吗？公孙鱄，你不得已而与他们约定。’约定归来后，杀了〇喜。公子防带着妻子儿女离开，将要渡过黄河，带着妻子儿女与他们结盟说：‘如果有踏上卫国土地，吃卫国粮食的人，就割断他的喉咙，让他死。’
秋七月辛巳日，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正传》说：诸侯的大夫，就是前面提到的晋、楚、蔡、卫、陈、郑、许、曹的大夫。史书记载‘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表明这次结盟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亵渎了礼制。夏天，已经在宋国防备，赵孟已经因为楚国的恶气而感到恐惧了，现在又结盟，难怪中原诸侯不再强盛了。”《左传》说：辛巳日，将在宋国西门外结盟，楚国人〇甲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却让人怀疑不信任，恐怕不行吧？诸侯期望楚国讲信用，因此来归服，如果不讲信用，就是抛弃了让诸侯归服的根本。”坚决请求撤去铠甲，换上木甲。说：“晋国和楚国不讲信用很久了，做事只求有利罢了，如果得逞了，哪里用得着信用？”太宰退下后告诉人说：“令尹快要死了！不到三年，追求得逞而抛弃信用，志向能得逞吗？志向通过言语表达，言语产生信用，信用确立志向，三者相互确定。信用丧失了，怎么能达到目的？”三位赵孟担忧楚国〇甲，告诉了叔向。叔向说：“有什么害处？普通人一旦不讲信用，尚且不能单独致死。如果会合诸侯的卿大夫却不讲信用，必定不会防备了。食言的人不生病，不是你的祸患。如果用信用召集人，却用防备来辅助，必定没有人会参与，怎么能害我们？况且我们依靠宋国来坚守病弱，那么能致死的与宋国致死，即使背叛楚国也可以。你怕什么？”又说：“不到这一天说：‘用停战来召集诸侯，却用武力来害我们，我们多着呢，不是所担忧的。’季武子派人对叔孙以国君的命令说：‘监视邾、滕！’不久齐人请求邾，宋人请求滕，都不让他们结盟。叔孙说：‘邾、滕是别人的私事，我们是列国，为什么要监视他们？’宋、卫是我们的匹敌，于是结盟，所以不记载他们的族氏，说违背命令。晋楚争先，晋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没有先于晋国的。’楚人说：‘你说晋楚匹敌，如果晋国总是先，就是楚国弱了。况且晋楚轮流主持诸侯的盟会很久了，难道专在晋国？’叔向对赵孟说：‘诸侯归附晋国的德行，只是不归附其主持盟会。你致力于德行，不要争先。况且诸侯结盟，小国本来一定有主持盟会的人，楚国比晋国细小，不也可以吗？’于是让楚国人先。乙酉日，宋公与诸侯的大夫在蒙门外结盟。我认为这次防备，大概是会合诸侯大夫以弭兵，名义上是好的，而楚国〇甲以防备而又争先，信用在哪里？晋国已经以德行谦让，而楚国势力更加扩张，中原诸侯从此有了向北称臣的趋势。用尽中原诸侯的大夫，而与楚国防备结盟，仅仅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到宋国，扰乱了〇履的辨别，失去了王国的尊严，而亵渎大信的，必定从此开始。结盟了。○胡氏说：宋国的盟会，左师想要弭诸侯的兵，以为名，而楚屈建请求晋楚的从交相
见。自是中国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防，荆蛮之君▯弑之贼，大合十有一国之众，而用齐桓召陵之礼，宋左师、郑子产皆献礼焉。宋世子佐以后至，遂辞而不见，伐吴灭赖，无敢违者。圣人至是哀人伦之灭，伤中国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国不出，荆蛮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为晋赵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説误矣。
译会见。从此中原诸侯面向南方朝见楚国，直到申地防线的设立，荆蛮君主弑君之贼，大规模集合十一个国家的军队，却采用齐桓公召陵之会的礼仪，宋国左师、郑国子产都献上了礼物。宋国世子佐因为迟到，于是推辞而没有见面，楚国讨伐吴国、灭掉赖国，没有敢违抗的。圣人到这时哀叹人伦纲常的毁灭，痛惜中原文明的衰落，而这件事是从宋国的盟会开始的。有人却认为宋国的盟会，中原诸侯不出兵，荆蛮也不入侵，玉帛使者往来于天下，以此尊崇周王室，这是晋国赵武和楚国屈建的力量，并称赞这次盟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曰有食之
正传曰：「书乙亥朔日有食之，义见前。」
【灵王二十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晋平十三年，齐景三年，卫献三十二年，蔡景四十七年，郑简二十一年，曹武十年，陈哀二十四年，杞文五年，宋平三十一年，秦景三十二年，楚康十五年卒，吴余祭三年】春无冰。
正传曰：「书春无冰，志灾异也。」夏之春，寅卯辰月也；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夏之春无冰，时之燠不足异也。子丑之月，气方寒，固正凿氷之时，而乃无氷，则为灾异矣。左氏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枵，以有时菑。隂不堪阳，蛇乗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愚谓天时、地理、人事之相应，固有是理，然分野之説，非天之所以普天下之义也。且古者列国未分，宋郑之名未有，而已有此天地四时之气运矣，又将何所分属乎？其説谬矣。
夏衞石恶出奔晋
正传》曰：「书卫石恶出奔晋，志恶党之逸罪也。」夫石恶，甯喜之党也。按：免余既杀甯喜，尸诸朝。石恶将防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敛以亡，惧不克，且曰：「受命矣。」乃行。是恶既行，而遂奔者也。春秋书「甯喜弑其君剽」，则恶与乎弑君者也。天子、诸侯、国人不能诛，春秋书之，有遗憾矣。左氏曰：「卫人讨甯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衞人立其从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礼也。」
邾子来朝
正传曰：「书邾子来朝，志事大之礼也。」左氏曰：「邾悼公来朝，时事也。」夫小国之事大国，朝聘有时。邾以晋执其君，鲁取其田，不以憾于大国，而益脩时聘焉，有改过迁善之心，得以小事大之礼矣。故左氏曰：「时事也。」
秋八月大雩
正传》曰：「书『秋八月大雩』，志非礼也。」左氏曰：「旱也。」夫大雩者，天子祭天祷雨之祀也。鲁僣郊禘，故因旱而举大雩，非礼矣。又行之不以其时，又非礼矣。故《春秋》因其事而直书之，而其非礼自见矣。圣人之感，深矣乎！
仲孙羯如晋
正传》曰：“书仲孙羯如晋，讥失如也。”《左氏》曰：“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愚谓宋之盟，虽以弭诸侯之兵为名，使羯如晋，盖告晋将为宋之盟，故如楚。如楚者，强荆蛮、弱王国之几也。中国诸侯皆将朝楚以听命焉。蛮夏之紊乱，冠屦之倒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故《春秋》书其如，讥其失，其感深矣。
冬齐庆封来奔
正传曰：书齐庆封来奔，讥纳叛也。左氏曰：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庆封之子】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易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荘公之党】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封子】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亦荘公党】而反之。二人【癸与何】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皆惠公孙】怒。庆封告卢蒲嫳。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车。子车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卢蒲癸王何【皆荘公党】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雠，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冬十月，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丙辰，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而泣，乃使归。庆嗣闻之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子家弗听，亦无悛志。子息【即庆嗣也】曰：亡矣，幸而获在吴越。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
译冬季十二月乙亥朔日，发生日食。
《正传》说：“记载乙亥朔日发生日食，其义理见前文。”
【鲁灵王二十七年去世】二十八年【晋平公十三年，齐景公三年，卫献公三十二年，蔡景公四十七年，郑简公二十一年，曹武公十年，陈哀公二十四年，杞文公五年，宋平公三十一年，秦景公三十二年，楚康公十五年去世，吴余祭三年】春季没有结冰。
《正传》说：“记载春季没有结冰，是记录灾异。”夏历的春季，是寅、卯、辰三个月；周历的春季，是子、丑、寅三个月。夏历春季没有结冰，气候温暖不足为奇。子、丑两个月，寒气正盛，本是正当凿冰的时候，却竟然没有冰，这就成为灾异了。《左传》说：“梓慎说：‘今年宋国和郑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岁星在星纪，却过度侵入虚宿，因此有时灾。阴气不能承受阳气，蛇乘龙，龙是宋国和郑国的星宿。宋国和郑国必定饥荒，虚宿是虚中的意思。虚，是消耗的名称。土气虚而民力耗，不饥荒还能怎样？’”我认为天时、地理、人事的相应，固然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分野的说法，并不是上天普照天下的本义。况且古代列国尚未分立，宋国、郑国的名称还没有出现，而天地四时之气运已经存在了，又将分属哪里呢？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夏季，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
《正传》说：“记载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是记录恶党逃避罪责。”石恶是宁喜的党羽。查考：免余已经杀了宁喜，把他的尸体陈列在朝廷。石恶将要防备宋国的盟会，接受命令而出，穿着宁喜的尸体，枕着他的腿而哭他，想要收敛尸体而逃亡，担心不能成功，并且说：“已经接受命令了。”于是出发。这是石恶已经出发，而最终出逃的情况。《春秋》记载“宁喜弑杀他的国君剽”，那么石恶就参与了弑君。天子、诸侯、国人不能诛杀他，《春秋》记载此事，是有遗憾的。《左传》说：“卫国人讨伐宁氏的党羽，所以石恶出逃到晋国。卫国人立他的堂弟圃，来守护石氏的祭祀，这是合乎礼的。”
邾子来朝见。
《正传》说：“记载邾子来朝见，是记录事奉大国的礼仪。”《左传》说：“邾悼公来朝见，是按时行事。”小国事奉大国，朝聘有定时。邾国因为晋国拘禁了它的国君，鲁国夺取了它的田地，不因此怨恨大国，反而更加修习按时朝聘，有改过迁善的心，得以实行小事奉大国的礼仪了。所以《左传》说：“是按时行事。”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
《正传》说：“记载‘秋季八月大雩’，是记录不合礼。”《左传》说：“是因为干旱。”大雩，是天子祭天祷雨的祭祀。鲁国僭越举行郊祭和禘祭，所以趁着干旱而举行大雩，是不合礼的。又不在其时举行，也是不合礼的。所以《春秋》就其事实直接记载，而其不合礼自然就显现了。圣人的感慨，多么深刻啊！
仲孙羯出使晋国。
《正传》说：“记载仲孙羯出使晋国，是讥讽失礼。”《左传》说：“孟孝伯出使晋国，告知将要举行宋国的盟会，所以出使楚国。”我认为宋国的盟会，虽然以平息诸侯的战争为名，派仲孙羯出使晋国，大概是告知晋国将要举行宋国的盟会，所以出使楚国。出使楚国，是强化荆蛮、削弱王室的迹象。中原诸侯都将朝见楚国以听从命令。蛮夏的紊乱，冠履的倒置，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所以《春秋》记载其出使，讥讽其失礼，其感慨深刻。
冬季，齐国庆封来投奔。
《正传》说：“记载齐国庆封来投奔，是讥讽接纳叛臣。”《左传》说：“齐国庆封喜好打猎而嗜酒，与庆舍【庆封的儿子】执政，就把他的内室迁到卢蒲嫳家，轻易地饮酒数日，国人迁怒于朝廷。让那些逃亡的人得到贼人而报告并返回，所以返回卢蒲癸【庄公的党羽】，癸的臣子子之有宠，娶了庆舍【庆封的儿子】的士人，对卢蒲癸说：男女辨别姓氏，你不避同宗，为什么呢？回答说：同宗不避我，我独自避什么呢。赋诗断章，我只取我所求的，哪里知道同宗？癸言王何【也是庄公党羽】而返回。二人【癸与何】都受宠，让他们拿着寝戈而前后护卫。公膳每天两只鸡，厨师偷偷换成鸭子。驾车的人知道了，就去掉肉而用其汁液进献。子雅子尾【都是惠公的孙子】愤怒。庆封告诉卢蒲嫳。卢蒲嫳说：譬如禽兽，我睡在那里了。让析归父告诉晏平仲。平仲说：我的众人不足以用，知道无能谋划，话不敢说，有盟约也可以。子家说：你的话这样说，又哪里用得着盟约？告诉北郭子车。子车说：人各有事奉君主的方式，不是佐助所能做到的。陈文子对桓子说：祸患将要发生了，我将如何得到？回答说：得到庆氏的木材，百车在庄。文子说：可以谨慎守护了。卢蒲癸王何【都是庄公党羽】占卜攻打庆氏，给子之看兆象说：有人占卜攻打仇敌，敢献其兆。子之说：能看见血。冬季十月，庆封在莱地打猎，陈无宇跟随。丙辰日，文子派人召他，请求说：无宇的母亲生病，请求回去。庆季占卜，给他看兆象说：死。捧着卜具而哭泣，于是让他回去。庆嗣听说后说：祸患将要发生了。对子家说赶快回去，祸患发生必定在尝祭，回去还来得及。子家不听，也没有悔改的心。子息【就是庆嗣】说：要逃亡了，幸运的话能在吴越获得容身。陈无宇渡过济水而毁坏船只，破坏桥梁。卢蒲姜对癸说：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防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太公之庙，庆舍涖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麻婴为尸，庆奊为上献。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须无】鲍氏【鲍国】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子雅】髙【子尾】陈【须无】鲍【鲍国】之徒，介庆氏之甲，子尾抽桷，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爼壶投杀，人而后死，遂杀庆绳麻婴。公惧，鲍国曰：“群臣为君故也。”陈须无以公归，税服而如内宫。庆封归，遇告乱者。丁亥，伐西门，不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荘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説，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余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殱旃。”愚谓此本传也。由是观之，则庆封之恶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矣。鲁为望国，乃纳享之，宜齐人来让奔也。已，《春秋》书之册，所以病鲁也。
译告诉我，必定不会防备了。卢蒲癸把情况告诉了他。卢蒲姜说：“庆封刚愎自用，没有人能阻止他，他如果不出来，我请求去阻止他。”卢蒲癸说：“好。”十一月乙亥日，在太公庙举行尝祭，庆舍主持祭祀。卢蒲姜告诉了他，并且试图阻止他，庆封不听，说：“谁敢这样做？”于是前往公宫。麻婴担任尸主，庆奊担任上献。卢蒲癸和王何手持寝戈。庆氏率领甲士包围了公宫。陈氏（须无）和鲍氏（鲍国）的圉人装扮成优伶。庆氏的马容易受惊，士兵们都卸下了铠甲，拴好马匹饮酒，并且观看优伶表演，一直到了鱼里。栾（子雅）、高（子尾）、陈（须无）、鲍（鲍国）等人，穿着庆氏甲士的铠甲，子尾抽出屋椽，敲击门扇三次。卢蒲癸从后面刺杀庆子，王何用戈击打他，削掉了他的左肩，庆子仍然抓着庙堂的屋椽，摇动了屋脊，用砧板和壶投掷杀死众人后，才死去，于是杀死了庆绳和麻婴。齐侯害怕，鲍国说：“群臣是为了国君的缘故。”陈须无护送齐侯回到内宫，更换礼服后进入内宫。庆封回来，遇到了报告叛乱的人。丁亥日，攻打西门，没有攻克，回来攻打北门，攻克了，进入攻打内宫，没有攻克，退回到岳地列阵，请求交战，齐侯不允许，于是庆封逃奔到鲁国。他把车献给季武子，车漆光泽明亮，可以照见人影。展庄叔看到后说：“车漆非常光亮，人必定憔悴，庆封应当灭亡了。”叔孙穆子宴请庆封，庆封遍祭，穆子不高兴，让乐工为他吟诵《茅鸱》，庆封也不懂。不久齐人来责备鲁国收留庆封，庆封逃奔到吴国。吴王把朱方赐给庆封，聚集他的族人居住在那里，比他在齐国时更富有。子服惠伯对叔孙说：“上天大概喜欢让淫乱的人富有，庆封又富有了。”穆子说：“善人富有叫做赏赐，淫乱的人富有叫做灾祸，上天大概要降祸给他，将会聚集他的族人而消灭他们。”我认为这本是史传记载。由此看来，庆封的罪恶悖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了。鲁国作为望国，竟然接纳并享用他的馈赠，难怪齐人来责备，导致他逃奔。后来，《春秋》把他记载在简册上，以此来讥刺鲁国的过失。
十有一月公如楚
正传曰：「书公如楚，志中国诸侯之失道也。」左氏曰：「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公过郑，郑伯不在。伯有迋劳于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寘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敬可弃乎？愚按：此传则公率王国之诸侯以朝荆蛮矣。前仲孙羯之如晋以告，正为此也。夫天地之大分，人道之大防，诸侯皆隳之矣。乃穆叔责伯有之不敬，是舍己而求人，舍肩背而求其一指也，岂不惑哉？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正传曰：「书天王崩，志天下之大变也。天下如丧考妣，诸侯皆有奔赴防葬之礼焉，故书之。」按《左氏》冬记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则是十月癸巳也。今书以十有二月甲寅者，何？《左氏》曰：「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惩过也。」愚谓天王崩，天下大变，天下之事莫有大于此，而赴不以时日，使失其真，天下诸侯之失道可知矣。
乙未楚子昭卒
正传曰：「昭楚子名书，楚子昭卒，志与国之大故也。楚来赴，则史书之。」左氏：「公如楚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逺虑，小人从迩。饥寒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荣成伯曰：『逺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则闰月之验也。然不以闰书，见丧服之不数闰也。齐景公葬书闰月，明杀恩之非礼也。」
【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晋平十四年，齐景四年，衞献三十三年，卒蔡景四十八年，郑简二十二年，曹武十一年，陈哀二十五年，杞文六年，宋平三十二年，秦景三十三年，楚郏敖麋元年，吴余祭四年，弑】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传》曰：「书『春王正月，公在楚』，谨君也，而鲁侯之非道见矣。」左氏曰：「释不朝正于庙也。」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愚谓书「公在楚」系于「春王正月」之下，则公内不朝庙，外不朝王，不忠不孝之罪着矣，宜其召亲襚之辱也。故《糓梁》曰：「罪公也。」愚按：左氏自是而后，夏四月，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则列国礼楚如臣礼君然，盖为强力所制而不得归者。六月中间，天王之崩，曽不见奔。春秋治襄公之罪深矣。○胡氏曰：「岁之首月，公在他国者有矣，此特书『公在楚』者，外为荆蛮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归，内为强臣所逼，欲擅其国而不敢入，故特书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亲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门之外，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师徒以讨。」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见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将适诸侯，有赋《式微》者，乃归。故特于岁首朝正之时而书曰：「公在楚」，使后世臣子戴天履地，视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违顔咫尺，食坐见于羮墙之意，而不以顷刻忘也。此义一行，岂敢有顾其身与妻子与其家而不恤国，朋附权臣以图富贵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正传曰：「书夏五月公至自楚，谨君之出入也。」使人考其时，斯病之矣。盖襄公在楚者六月矣，一不谨于始，遂为强楚所制，使之亲襚，使之送葬，中国诸侯臣于夷狄自此行也。春秋书之，其憾深矣。左氏曰：「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师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见
译十有一月，鲁襄公前往楚国。
《公羊传》说：“记载鲁襄公前往楚国，是为了记录中原诸侯丧失道义的行为。”《左传》说：“因为宋国的盟会，所以鲁襄公与宋公、陈侯、郑伯、许男一同前往楚国。鲁襄公经过郑国时，郑伯不在。伯有在黄崖慰劳鲁襄公，态度不恭敬。叔孙穆子说：‘伯有对郑国没有罪过，郑国必定会有大祸患。恭敬是民众的主宰，却抛弃它，凭什么来继承和守护？郑国人如果不惩罚他，必定会承受他的罪责。’在沼泽岸边，采集流动积水中的苹藻，放置在宗庙里，由季兰主持祭祀，这是恭敬的表现。恭敬可以抛弃吗？我按：这段传文是说鲁襄公率领王国的诸侯去朝见荆蛮了。此前仲孙羯前往晋国报告，正是为了这件事。天地之间最大的名分，人道中最大的界限，诸侯们都已经破坏了。然而叔孙穆子却责备伯有不恭敬，这是舍弃自己而苛求别人，舍弃肩背而只要求一根手指，难道不糊涂吗？
十有二月甲寅日，周天子驾崩。
《公羊传》说：“记载周天子驾崩，是为了记录天下的大变故。天下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诸侯都应有奔赴吊唁和守丧的礼仪，所以记载此事。”查《左传》冬季记载癸巳日，周天子驾崩，当时尚未有使者来报丧，也没有记载守丧的礼仪，那么应该是十月的癸巳日。现在记载为十有二月甲寅日，为什么呢？《左传》说：“周天子派使者来报丧，询问驾崩的具体日期，使者以甲寅日报告，所以记载甲寅日，以此来惩戒过错。”我认为周天子驾崩，是天下的大变故，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事，而报丧却不说明具体时间，致使真相失实，天下诸侯丧失道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乙未日，楚昭王去世。
《公羊传》说：“昭是楚王的谥号，记载楚昭王去世，是为了记录盟国的大变故。楚国来报丧，所以史官记载此事。”《左传》说：“鲁襄公前往楚国，到达汉水时，楚康王去世，鲁襄公想返回。叔仲昭伯说：‘我们是替楚国办事，难道是为了一个人而行动吗？’子服惠伯说：‘君子有长远的考虑，小人只顾及眼前。饥寒都不顾恤，谁还顾得上后面的事？不如暂且回去吧。’叔孙穆子说：‘仲子独断专行了。子服子是刚开始学习的人。’荣成伯说：‘有长远谋划的是忠诚。’鲁襄公于是继续前行。宋国向戌说：‘我是为了一个人而行动，不是为了楚国。饥寒都不顾恤，谁能顾恤楚国？暂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他们立了新君再为之防备。’宋公于是返回。胡氏说：‘甲寅日，周天子驾崩；乙未日，楚昭王去世，相隔四十二天，这是闰月的证据。然而不记载闰月，是因为丧服计算不数闰月。齐景公葬时记载闰月，表明削减恩情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
【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晋平十四年，齐景四年，衞献三十三年，卒蔡景四十八年，郑简二十二年，曹武十一年，陈哀二十五年，杞文六年，宋平三十二年，秦景三十三年，楚郏敖麋元年，吴余祭四年，弑】春天，周历正月，鲁襄公在楚国。
《公羊传》说：“记载‘春王正月，鲁襄公在楚国’，是谨慎对待国君，而鲁侯不合道义的行为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解释为何不在宗庙举行朝正之礼。”楚人让鲁襄公亲自送殓衣，鲁襄公对此感到忧虑。叔孙穆子说：“在殡宫前祓除不祥然后送殓衣，就只是赠送布帛币帛罢了。”于是派巫师拿着桃枝和苕帚先在殡宫前祓除，楚人没有禁止。事后楚人后悔了。我认为记载“鲁襄公在楚国”系于“春王正月”之下，那么鲁襄公对内不在宗庙朝正，对外不朝见周天子，不忠不孝的罪过就显着了，招致亲自送殓衣的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谷梁传》说：“这是归罪于鲁襄公。”我按：《左传》自此后，夏四月，鲁襄公与陈侯、郑伯、许男送葬，到达西门之外，诸侯的大夫都到了墓地，那么列国对待楚国就像臣子对待君主一样，大概是被强力所制而不能回国。六月之间，周天子驾崩，竟然没有看到奔赴吊唁。《春秋》对鲁襄公的罪责追究得很深。○胡氏说：“一年的首月，国君在他国的情况是有的，这里特别记载‘鲁襄公在楚国’，是因为对外被荆蛮所制，等待其葬而不能回国，对内被权臣所逼，权臣想独占国家而鲁襄公不敢进入，所以特别记载所在之地以保存国君的尊严。”查《左传》：“楚人让鲁襄公亲自送殓衣，夏四月，送楚昭王葬，到达西门之外，返回时到达方城。”季武子夺取卞地作为自己的封邑，派公冶报告说：“听说守卫卞地的人将要叛变，我率领军队去讨伐。”已经得到了卞地。鲁襄公说：“想要卞地却说是叛变，只会显得被疏远。我不能回国了。”将要前往诸侯国，有人赋《式微》诗，于是回国。所以特别在岁首朝正之时记载说：“鲁襄公在楚国”，使后世臣子头顶天脚踏地，看到君父处于危险和困境时，必定有天子威严近在咫尺、饮食起居都看到君父身影的意思，而不以片刻忘记。这种意义一旦实行，谁还敢顾惜自身、妻子儿女和家庭而不顾国家，结党依附权臣以图富贵而背叛君主呢？
夏五月，鲁襄公从楚国回来。
《公羊传》说：“记载夏五月鲁襄公从楚国回来，是谨慎对待国君的出入。”让人考察其时间，就会对此感到痛心了。大概鲁襄公在楚国待了六个月，一开始不谨慎，于是被强大的楚国所制，让他亲自送殓衣，让他送葬，中原诸侯臣服于夷狄从此开始了。《春秋》记载此事，其遗憾很深了。《左传》说：“鲁襄公返回到达方城，季武子夺取卞地，派公冶拿着玺书追赶并交给鲁襄公，说：‘听说守卫卞地的人将要叛变，我率领军队去讨伐他。’已经得到了卞地，冒昧报告。”公冶致使鲁襄公退下，等到住宿后才听说夺取卞地的事。鲁襄公说：“想要卞地却说是叛变，祗见
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愚谓观此，则襄公一失此行，外为强楚所制，内为季氏所拒，春秋书「至」之深意可见矣。公冶其亦贤矣。世之欺君以图富贵利达者，犹将意气扬扬以夸耀于人，其视公冶致邑不入、冕服不敛以为非德赏者，得无厚顔乎？○《糓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义也。」
译这是疏解的话。」襄公对公冶说：「我可以回国吗？」公冶回答说：「您确实拥有国家，谁敢违抗您呢？」襄公把礼服和冠冕赐给公冶，公冶坚决推辞，襄公强迫他，他才接受。襄公想不回国，荣成伯赋《式微》这首诗，襄公这才回国。五月，襄公从楚国回来，公冶把自己的封邑献给季氏，却始终不进入朝堂，说：「欺骗他的君主，何必让我去做呢？」季孙见他时，他就谈论季氏的事；像往日那样不见面时，他就始终不谈论季氏的事。等到病重时，他召集家臣说：「我死后，一定不要用礼服和冠冕来给我入殓，这不是合乎道义的赏赐。并且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我认为观察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襄公这一趟出行是个失误，对外被强大的楚国所控制，对内被季氏所排斥，《春秋》记载「至」字的深刻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公冶也是贤人啊。世上那些欺骗君主来谋求富贵显达的人，还意气风发地向人夸耀，他们看公冶献出封邑却不入朝、不用礼服入殓并认为这不是合乎道义的赏赐，难道不觉得脸皮厚吗？○《谷梁传》说：「这是表示喜悦。迎接君主的人，大概是对他的离去感到担忧，对他的返回感到喜悦，这就是迎接君主的意义所在。」
庚午衞侯衎卒
正传曰书衞侯衎卒书赴也
阍弑吴子余祭
正传曰：「书阍弑吴子余祭，诛弑贼也。何以不名？贼鲁史以逺而畧之，故逸其名而书其事，以为近刑人之戒也。」左氏曰：「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公羊曰：「阍者何？门人也。刑人也。刑人则曷为谓之阍？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则轻死之道也。」糓梁曰：「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举至贱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阍弑吴子余祭，仇之也。」
仲孙羯防晋荀盈、齐髙止、宋华定、衞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正传曰：「书仲孙羯防诸侯之大夫城杞，从晋志也。而其非义见矣。」左氏曰：「晋平公▯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防之。郑子太叔与伯石往。子太叔见太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婚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糓梁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之大夫相帅以城之，此变之正也。」愚谓观左、谷二传，则晋主于城杞，而合诸侯以为之也。文子「甚哉」之叹为是，则谷梁「变正」之语为非，而其城杞之失可知矣。胡氏曰：「晋平公杞出也，故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国立家者，必亲九族。然有父族而后及母族，有母族而后及妻族，此葛藟之诗所为次也。晋主夏盟，令行中国。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业，尊奨王室，恤宗周之阙，而夏肄是屏，轻弃诸姬，可谓知本乎？平王惟不抚其民，而逺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扬之水，所以降为国风，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贬絶而可见矣。」愚谓弃同而即异，厚母而忘君，此晋之失一事耳。至于非有戡定祸乱、尊奨王室之大义，而擅兴十国之众，使暴露于逺外，弃天之民，失地之利，其罪大矣，何以为盟主乎？
晋侯使士鞅来聘
正传曰：「书晋侯使士鞅来聘，着其聘之失也。」左氏曰：「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愚谓观此，则士鞅之聘，无乃拜城杞之私耳，非朝聘防同之典也。其失不待贬而自见矣。又观三耦公私之説，则君弱臣强，可见而城杞之失，亦强臣成之耳。
杞子来盟
正传曰：「书杞子来盟，则其盟之非礼可见矣。」左氏曰：「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絶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愚谓观此，则杞子来盟，盖为晋治鲁之侵田，而遂要盟，恃晋之强以陵鲁耳，岂诚心与直道哉？春秋书之，恶其非礼也，盖不待书「子」以贱之矣。
吴子使札来聘
正传》曰：札，吴公子，名，名之无他义。书「吴子使札来聘」，善其聘也，通嗣君也，正也。善其慕华夏而来也。左氏曰：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説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
译庚午日，卫侯衎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卫侯衎去世”，是依据卫国的讣告来记载的。
守门人弑杀了吴子余祭。
《公羊传》说：“记载‘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是为了诛讨弑君贼。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名字？因为他是鲁国史官因年代久远而略去的，所以遗漏了他的名字而只记载这件事，以此作为接近受刑之人的警戒。”《左传》说：“吴国攻打越国，抓获了俘虏，让他们做守门人，派他们看守船只。吴子余祭观看船只，守门人用刀弑杀了他。”《公羊传》说：“守门人是什么人？是看门的人。是受过刑的人。既然是受过刑的人，为什么称他为守门人？因为受过刑的人不是正常的人。君子不接近受过刑的人，接近受过刑的人就是轻视死亡的做法。”《谷梁传》说：“按照礼制，君主不任用无耻的人，不接近受过刑的人，不亲近敌人，不靠近仇怨。卑贱的人不是所尊贵的，尊贵的人不是所应受刑的，受过刑的人不是所应接近的。举出最卑贱的人加于吴子之上，说明吴子接近了受过刑的人。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是出于仇恨。”
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杞国的城墙。
《公羊传》说：“记载仲孙羯会同诸侯的大夫修筑杞国的城墙，是顺从晋国的意志。而其不合道义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左传》说：“晋平公因为杞国国君出奔，所以治理杞国。六月，知悼子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杞国的城墙。孟孝伯参与此事。郑国的子太叔和伯石前往。子太叔见到太叔文子，与他交谈。文子说：‘修筑杞国的城墙太过分了！’子太叔说：‘那该怎么办呢？晋国不忧虑周王室宗族的缺憾，却只庇护夏朝的遗民，它抛弃那些姬姓诸侯，也可以想而知了。既然抛弃了姬姓诸侯，谁还会归附它呢？我听说：抛弃同宗而亲近异姓，这叫背离德行。《诗经》说：‘协调比邻，婚姻和睦。’晋国已经不亲近同宗了，谁还会和睦呢？”《谷梁传》说：“古代天子分封诸侯，他们的土地足以容纳他们的百姓，他们的百姓足以填满城墙来自守。杞国危弱而不能自守，所以诸侯的大夫相率来修筑城墙，这是变通中的正道。”我认为，观察《左传》和《谷梁传》，可知晋国主导修筑杞国的城墙，而会合诸侯来为之。文子“太过分了”的感叹是对的，那么《谷梁传》“变通中的正道”的说法就是错的，而修筑杞国城墙的过失也就可知了。胡氏说：“晋平公因为杞国国君出奔，所以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杞国的城墙。古代建立国家家族的人，必定亲近九族。然而有父族然后才及母族，有母族然后才及妻族，这就是《葛藟》这首诗所排列的顺序。晋国主持夏盟，号令行于中国。平公不能修明文公、襄公、悼公的功业，尊崇奖助王室，忧虑周宗室的缺憾，却只庇护夏朝的遗民，轻易抛弃姬姓诸侯，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吗？平王因为不安抚他的百姓，而在母家远方屯戍，周人怨恨思念。《扬之水》因此降为国风，不能列入雅诗。修筑杞国城墙的战役，也不必等到贬斥断绝就可以看见了。”我认为，抛弃同宗而亲近异姓，厚待母族而忘记君主，这只是晋国的一个过失罢了。至于没有平定祸乱、尊崇奖助王室的大义，却擅自兴起十国的军队，让他们暴露在远方，抛弃上天的百姓，失去土地的利益，他们的罪过大了，怎么能作为盟主呢？
晋侯派士鞅来聘问。
《公羊传》说：“记载晋侯派士鞅来聘问，是彰显他聘问的过失。”《左传》说：“范献子来聘问，是为了拜谢修筑杞国城墙的事。鲁公设宴款待他，展庄叔拿着礼物。射箭的三组对手：公室的臣子不够，从家臣中选取。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组；公室的臣子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组；鄫鼓父、党叔为一组。”我认为，观察这些，那么士鞅的聘问，恐怕只是为了拜谢修筑杞国城墙的私事，而不是朝聘会同的常典。他的过失不必贬斥就自己显现了。又观察三组对手公私的说法，那么君弱臣强，可见修筑杞国城墙的过失，也是强臣促成的。
杞子来结盟。
《公羊传》说：“记载杞子来结盟，那么他结盟的不合礼制就可见了。”《左传》说：“晋侯派司马女叔侯来治理杞国的田地，没有全部归还。”晋悼夫人恼怒说：“齐国索取财物，先君如果有知，难道不会索取它吗？告诉叔侯。”叔侯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都是姬姓，晋国因此强大。如果不侵吞小国，将从哪里获取？武公、献公以下兼并的国家多了，谁能治理它们？杞国是夏朝的遗民，而亲近东夷；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亲近晋国。把杞国封给鲁国，还可以，何况还有什么呢？”鲁国对于晋国，职贡不缺，玩好之物按时送到，公卿大夫相继在朝廷，史官不断记载，府库没有空虚的月份。像这样就可以了，何必削弱鲁国来肥壮杞国？况且先君如果有知，宁可听夫人的，哪里用得着老臣？杞文公来结盟，记载说：“子，是轻视他。”我认为，观察这些，那么杞子来结盟，大概是为了晋国治理鲁国侵占的田地，而趁机要挟结盟，倚仗晋国的强大来欺凌鲁国罢了，难道是诚心与正道吗？《春秋》记载这件事，厌恶他的不合礼制，大概不必记载“子”来轻视他了。
吴子派札来聘问。
《公羊传》说：札，是吴国的公子，名，名字没有其他含义。记载“吴子派札来聘问”，是称赞他的聘问，通好嗣君，是正道。称赞他仰慕华夏而来。《左传》说：吴公子札来聘问，见到叔孙穆子，喜欢他。对穆子说：“您恐怕不能善终吧？喜好善事而不能选择人。我听说君子致力于选择人。您作为鲁国的宗卿而担任大政，不慎重举荐，怎么承受得起？祸患必定波及您。请让我观看周乐。”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鄘》《衞》，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滛，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逺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逺而不▯，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愚谓夫子昔固以延陵季子为知礼矣。及观此传，则季子闻歴代之乐，而知其德之盛衰，盖又知道者也。其知慕中国之盛，而使吴之用夏变夷，此其所以为贤公子也。仲尼书之《春秋》，盖喜其来而着其善也。公羊以为以让国为贤而书之，胡氏又以为以辞国生乱而贬之，皆非圣人洒然大公无意必固我之心矣。夫不立长而欲致位乎季之防者，谓贻谋之未善也。季子不受乱弑之让，守正之道也。季子何与焉？公羊之所谓贤季子之让国，胡氏之所谓贬季子辞国以生乱，皆非矣。其称吴子称札，国史畧逺人而圣人因之耳。故曰：「其文则史也。」
译（季札）让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他说：“真美啊！周朝王业的根基开始奠定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功。然而百姓勤勉而不怨恨。”让他演唱《邶》《鄘》《卫》，他说：“真美啊！深沉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让他演唱《王》，他说：“真美啊！思念而不恐惧，这大概是周朝东迁后的情形吧？”让他演唱《郑》，他说：“真美啊！但过于细碎，百姓无法忍受，这大概是先灭亡的国家吧？”让他演唱《齐》，他说：“真美啊！气势宏大，是大国的风范啊！作为东海的表率，大概是太公吧？这个国家的未来不可限量。”让他演唱《豳》，他说：“真美啊！浩荡啊，快乐而不淫靡，这大概是周公东征后的情形吧？”让他演唱《秦》，他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能够拥有夏声就能强大，强大到了极点，这大概是周朝旧地的遗风吧？”让他演唱《魏》，他说：“真美啊！声音和缓，宏大而委婉，险峻却易于施行，用德行来辅助，这就是明君啊。”让他演唱《唐》，他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有陶唐氏的遗民吧？不然，为什么忧患如此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让他演唱《陈》，他说：“国家没有君主，难道能长久吗？从郐国以下的诗歌就不值得评论了。”让他演唱《小雅》，他说：“真美啊！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明说，这大概是周朝德行衰微了吧？但还有先王的遗民在。”让他演唱《大雅》，他说：“广大啊！和乐啊，曲折而有正直的体统，这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让他演唱《颂》，他说：“达到极点了啊！正直而不傲慢，曲折而不屈服，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隔绝，变迁而不淫乱，反复而不厌倦，悲哀而不忧愁，快乐而不荒淫，使用而不匮乏，广大而不张扬，施予而不浪费，索取而不贪婪，安居而不止息，行动而不放纵。五声和谐，八风平和，节奏有法度，操守有秩序，这是盛大德行所共同具备的。”看到表演《象箾》《南籥》的舞蹈，他说：“真美啊！但还有遗憾。”看到表演《大武》的舞蹈，他说：“真美啊！周朝的兴盛，大概就像这样吧？”看到表演《韶濩》的舞蹈，他说：“圣人的作品啊，但还有惭愧的德行，做圣人真难啊。”看到表演《大夏》的舞蹈，他说：“真美啊！勤勉而不居功，如果不是大禹，谁能做到这样呢？”看到表演《韶箾》的舞蹈，他说：“德行达到极点了啊！伟大啊，像天无所不覆，像地无所不载。即使有再盛大的德行，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看到这里就够了！如果有其他音乐，我不敢再请求观看了。”
季札回国后，出使各国，与继位的国君互通友好。我认为孔子过去本来就认为延陵季子懂得礼制。等到看了这段记载，才知道季子听了历代音乐，就能知道德行的盛衰，这大概又是懂得大道的人啊。他仰慕中原文化的兴盛，从而使吴国采用夏礼改变夷俗，这就是他被称为贤德公子的原因。孔子在《春秋》中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喜欢他的来访而彰显他的善行。《公羊传》认为因为季子让国而贤德所以记载他，胡氏又认为因为季子辞国导致动乱而贬低他，这都不是圣人坦荡公正、没有成见和固执的心态。不立长君而想把位置让给季子，这是说谋划不善。季子不接受导致动乱和弑君的让位，这是坚守正道。季子有什么过错呢？《公羊传》所谓季子让国是贤德，胡氏所谓季子辞国导致动乱而贬低他，都是不对的。史书称吴子、称札，是因为国史略去远方之人，而圣人沿用了这种写法。所以说：“它的文字是史官记录的。”
秋七月葬衞献公
正传》曰：「书葬衞献公，志隣国之大事也。诸侯之葬，有同盟皆至之礼焉。」
齐髙止出奔北燕
正传曰：「书齐髙止出奔北燕，着奔者与奔之者之罪也。」左氏曰：「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髙止于北燕。乙未，出。书曰：『出奔，罪髙止也。』髙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难及之。」糓梁曰：「其曰北燕，从史文也。」愚谓观此二传，则髙止、公孙之罪与春秋之文皆可得之矣。夫髙止不知以臣道自处，好事自专，至于身不见容，去父母之邦，而宗祧不守，此其罪也。至于虿与灶擅放大夫，是无上蔑君，其罪均耳。糓梁曰：「北燕从史文，则春秋之文皆从史者矣。」盖燕则一燕耳，何有南北？以燕在鲁北，故史谓北燕。圣人从之，窃取之义有不系焉。其文则史之语，岂欺我哉？
冬仲孙羯如晋
正传》曰：「书仲孙羯如晋，志邦交之礼也。」《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愚谓：「礼尚往来，范献叔夏来聘，故冬使羯报之，得施报往来之宜矣。故《春秋》书之。」
【景王二年】三十年【晋平十五年，齐景五年，衞襄公恶元年，蔡景四十九年，弑郑简二十三年，曹武十二年，陈哀二十六年，杞文七年，宋平三十三年，秦景三十四年，楚郯敖二年，吴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防罢来聘
正传曰：「书楚子使防罢来聘，志礼也。」左氏曰：「通嗣君也。」穆叔问王子【王子围】之为政何如？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固问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将有大事，子荡【防字】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愚谓凡诸侯新立，则使大夫相通聘，邦交之礼也。再观此传，则聘问之使，国之轻重安危系焉，不可假于匪人也。防罢与穆叔一问答之际，而楚之乱已见，可不慎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正传》曰：“书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诛弑逆之贼也。”左氏曰：“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愚谓观此传，则般不但有弑君之罪，而且有弑父之罪矣。孟子谓“春秋之时，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今般兼二罪而有焉，而《春秋》独书弑君者，何？臣子一道，特书其大者耳。其不日者，外事畧也。《糓梁》以为其不日，“子夺父政”，是谓“夷之非也”。
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
正传》曰：「书『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卒于灾也。详卒之贤，伯姬也。」《左氏》曰：「或呌于宋太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糓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其见以灾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丁堂。』遂逮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胡氏曰：「《易》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而或以为共姬女而不妇，非也。世衰道防，暴行交作，女德不贞，妇道不明，能全其节，守死不回，见于《春秋》者，宋伯姬耳。圣人冠以夫諡，书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着其贤行，励天下之妇道。」
天王杀其弟佞夫【景王也】
正传曰：「书『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归王也。王有杀之之道也。」左氏曰：「初，王儋季【周灵王弟】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遇诸庭，闻其叹而言曰：『呜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杀之。不慼而愿大，视躁而足髙心在他矣。不杀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灵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围蒍【周邑】逐成愆。成愆奔平畤【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
译秋季七月，安葬卫国献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卫国献公，是为了记录邻国的大事。诸侯安葬时，有同盟国都要前往吊唁的礼节。”
齐国高止出逃到北燕。
《正传》说：“记载齐国高止出逃到北燕，是为了彰显出逃者和驱逐出逃者双方的罪责。”《左传》说：“秋季九月，齐国的公孙虿、公孙灶将大夫高止放逐到北燕。乙未日，高止出逃。《春秋》记载为‘出奔’，是归罪于高止。”高止喜欢把办事当作自己的功劳，并且独断专行，所以祸难降临到他身上。《谷梁传》说：“称‘北燕’，是沿用了史官的文字。”我认为，观察这两家传文，高止和公孙的罪责以及《春秋》的笔法都可以明白了。高止不知道以臣子的本分自处，喜欢多事且独断专行，以至于不被容留，离开父母的邦国，导致宗庙无人守护，这就是他的罪责。至于公孙虿和公孙灶擅自放逐大夫，这是无视上级、蔑视君主，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谷梁传》说：“称‘北燕’是沿用了史官的文字，那么《春秋》的文字就都是沿用的史官文字了。”其实燕国只有一个燕国，哪里分南北？因为燕国在鲁国的北面，所以史官称它为北燕。圣人沿用了这个说法，其中暗含的义理并不取决于此。它的文字既然是史官的语言，难道会欺骗我们吗？
冬季，仲孙羯出使晋国。
《正传》说：“记载仲孙羯出使晋国，是为了记录邦交之礼。”《左传》说：“冬季，孟孝伯出使晋国，是为了报答范叔。”我认为：“礼节崇尚往来，范献叔夏天来聘问，所以冬天派仲孙羯去回访，符合施报往来的适宜之道。所以《春秋》记载此事。”
【周景王二年】鲁昭公三十年【晋平公十五年，齐景公五年，卫国襄公恶元年，蔡景公四十九年，郑简公被弑二十三年，曹武公十二年，陈哀公二十六年，杞文公七年，宋平公三十三年，秦景公三十四年，楚郯敖二年，吴夷昧元年】
春季周王正月，楚王派防罢来聘问。
《正传》说：“记载楚王派防罢来聘问，是为了记录礼节。”《左传》说：“是为了与新继位的君主沟通。”穆叔问王子围执政的情况怎么样？回答说：“我们这些小人，吃饭和听命办事，还担心应付不过来，受命行事尚且难免获罪。参与政事，本来就不告诉我们。”穆叔告诉大夫们说：“楚国令尹将有大动作，子荡（防的字）将参与其中，帮助他隐瞒实情。”我认为，凡是诸侯新继位，就派大夫互相聘问，这是邦交之礼。再看这段传文，聘问的使者，关系着国家的轻重安危，不可以委派给不贤的人。防罢与穆叔一问答之间，楚国的祸乱就已经显露，能不谨慎吗！
夏季四月，蔡国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君主固。
《正传》说：“记载蔡国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君主固，是为了诛讨弑君叛逆的贼人。”《左传》说：“蔡景侯为太子般在楚国娶妻，景侯与儿媳私通。太子弑杀了景侯。”我认为，观察这段传文，般不仅有弑君的罪责，而且有弑父的罪责了。孟子说“春秋时期，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也有”。现在般兼有两种罪责，而《春秋》只记载弑君，为什么呢？臣子和儿子遵循的是同一道义，特别记载其中重大的罪行罢了。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对外国大事略写。《谷梁传》认为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儿子夺取父亲的政权”，这是“把他当作夷狄看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正传》说：“记载‘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是死于火灾。详细记载去世，是因为伯姬贤德。”《左传》说：“有人在宋国太庙呼叫说：‘快跑！快跑！’鸟在亳社鸣叫，像是在说：‘快跑！’甲午日，宋国发生大火灾。宋伯姬去世，是因为等待保姆。君子评论宋共姬：有女儿之德而无妇人之道，女儿等待人是合适的，妇人则应以义事为重。”《谷梁传》说：“选取去世的日期，加在火灾之上，是为了表明她死于火灾。她死于火灾是怎么回事呢？伯姬的住所失火，左右的人说：‘夫人稍微避开火吗？’伯姬说：‘妇人的义理，保姆不在，晚上不下堂。’左右又说：‘夫人稍微避开火吗？’伯姬说：‘妇人的义理，保姆不在，晚上不下堂。’于是被火烧死。妇人以贞洁为行为准则。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到了。详细记载这件事，是赞扬伯姬的贤德。”胡氏说：“《易经》说：‘保持德行贞正，妇人吉祥，男子凶险。’而有人却认为共姬有女儿之德而无妇人之道，这是不对的。世道衰微，暴行交错发生，女子德行不贞，妇道不明，能够保全节操，守死不屈，在《春秋》中可见的，只有宋伯姬。圣人冠以丈夫的谥号，在《春秋》中记载为‘安葬宋共姬’，以彰显她的贤德行为，激励天下的妇道。”
周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即周景王】。
《正传》说：“记载‘周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是将罪责归于天王。天王有杀死他的理由。”《左传》说：“起初，王儋季【周灵王的弟弟】去世，他的儿子括将要拜见周王时叹息。单公子愆期担任灵王的御士，在庭院遇见他，听到他的叹息而说：‘唉，必定会有这样的人！’进去告诉周王，并且说：‘必定要杀了他。不忧愁而愿望很大，目光浮躁而脚步轻高，心思在别处了。不杀他必定有害。’周王说：‘小孩子懂什么？’等到灵王去世，儋括想要拥立王子佞夫【灵王的儿子，景王的弟弟】，佞夫不知道。戊子日，儋括包围蒍地，驱逐成愆。成愆逃到平畤。五月癸巳日，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
成杀佞夫。括、瑕廖奔晋。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糓梁曰：「传曰：『诸侯且不首恶，况于天子乎？』君无忍亲之义，天子诸侯所亲者惟长子、母弟耳。天王杀其弟佞夫，甚之也。」愚谓天王者，天下彛伦之攸叙。王有弟佞夫，既不能教之于平素，又不能保全之于危疑，而明其不知儋括之谋，乃听其见杀于尹、刘、单、甘诸人之手，是王杀之也。春秋书之，左氏、糓梁以为罪在王也，甚之也，宜矣。
译周成王杀死了佞夫。括和瑕廖逃奔到晋国。《春秋》记载说：“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这是将罪责归于周王。《谷梁传》说：“传文说：‘诸侯尚且不推卸首恶之责，何况天子呢？’君主没有残忍对待亲人的道义，天子与诸侯所亲近的只有长子和同母弟罢了。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这是对此事表示深责。”我认为，天王是天下伦理秩序的维系者。周王有弟弟佞夫，既不能在平时教导他，又不能在危难猜忌之时保全他，反而明知佞夫不懂括的阴谋，却听任他被尹、刘、单、甘等人杀害，这等同于周王杀死了他。《春秋》对此加以记载，左氏和谷梁认为罪责在于周王，对此事表示深责，是恰当的。
王子瑕奔晋
正传曰：「瑕，景王之弟。书王子瑕奔晋，交讥之也。罪瑕之迯王，而王不能存之也。」吴氏曰：「瑕盖亦与闻乎儋括之谋。括事败，而佞夫见杀。瑕惧及祸，而奔晋。」愚谓君臣父子之义，无所迯于天地之间者也。瑕不能明忠孝之道，而自比于逆乱之党，奔以免死，而自絶于君父矣。虽然，景王不能庇其同气，使佞夫见杀于尹、刘之党，而瑕惧以出奔，则瑕固有罪矣。王独无罪乎？《春秋》书之，讥及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正传》曰：「叔弓、叔老之子共姬，从夫諡也。书『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亲之也，贤之也。」《公羊》曰：「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諡，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姆，不下堂。』逮乎火而死。」
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正传曰：良霄，郑大夫，伯有，其字。书「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罪恶逆也。左氏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晳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晳【即驷】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大夫聚谋，子皮【即罕】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罕、驷丰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谓子产就直助彊，子产曰：「岂为我徒？国之祸难，谁知所敝？或主彊直，难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不及谋而遂行，印段从之。子皮止之，众曰：「人不我顺，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礼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产入；癸卯，石子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伯有闻郑人之盟已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已也，喜曰：「子皮与我矣。」癸丑晨，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帅国人以伐之。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伯有死于羊肆，子产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晋，驷带追之，及酸▯，与子上【驷带】盟，用两珪质于河，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复归。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胡氏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诸大夫皆恶之，而与公孙黒争，黒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许，自许袭郑以伐公门，弗胜，死于羊肆。不言复入者，其位未絶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传》曰：「书葬蔡景公，志隣国之大事也。使人求其所以死、所以葬之故，而其罪恶自见矣。隣国诸侯不讨弑君之贼，而乃公然防葬，诸侯之罪与般罪均矣。」
晋人、齐人、宋人、衞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防于澶渊。宋灾，故。
正传》曰：「书诸侯之大夫防于澶渊，宋灾故，则其善恶并见矣。」左氏曰：「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防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防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衞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防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防，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防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书曰：「某人某人防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公羊》曰：「宋灾故者，何？诸侯防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愚谓以二传观之，澶渊之防，诸侯之大夫谋归宋财，「曰尔财复矣」，于此得救患恤灾之义矣。诸侯不防而大夫防，政在大夫矣。既而无归宋财，是又失信矣。失信者必忘义，忘义失信，其
译王子瑕逃奔到晋国。
《春秋正传》说：“瑕是景王的弟弟。记载‘王子瑕逃奔到晋国’，是互相讥讽他。既指责瑕逃避国君，也指责景王不能保全他。”吴氏说：“瑕大概也参与了儋括的阴谋。儋括的事败露后，佞夫被杀。瑕害怕祸及自身，于是逃奔到晋国。”我认为君臣父子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是无处可逃的。瑕不能阐明忠孝的道理，反而将自己比作逆乱之党，为了免死而逃跑，这就自动断绝了与君父的关系。虽然如此，景王不能庇护他的同宗兄弟，致使佞夫被尹氏、刘氏的党羽杀害，而瑕因恐惧而出逃，那么瑕本来就有罪。但景王难道没有罪吗？《春秋》记载此事，是讥讽波及到景王。
秋季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
《春秋正传》说：“叔弓是叔老的儿子，共姬是跟随丈夫的谥号。记载‘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是表示亲近她，也是表示赞赏她。”《公羊传》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死在其中。她为什么称谥号呢？是因为赞赏她。赞赏她什么呢？宋国发生火灾，伯姬还活着。官员报告说：‘火已经烧过来了，请您出去。’伯姬说：‘不行。我听说，妇女夜间外出，如果没有傅母陪同，不能走下厅堂。’于是等到火烧过来而死。”
郑国的良霄出逃到许国，又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
《春秋正传》说：“良霄是郑国的大夫，伯有是他的字。记载‘郑良霄出逃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是因为他的罪恶悖逆。”《左传》说：“郑国的伯有喜欢喝酒，挖了地室在夜里喝酒，敲击钟乐。早晨到了还没结束，上朝的人问：‘国君在哪里？’那人说：‘我们的国君在深谷里。’大家都从朝廷散开离去。不久上朝，伯有又要派子晳出使楚国，回来后又喝酒。庚子日，子晳率领驷氏的甲士攻打并焚烧伯有的住所，伯有逃到雍梁，酒醒后才知道，于是逃奔到许国。大夫们聚集谋划，子皮说：‘仲虺的志向说：\"扰乱国家的人要夺取他的地位，将要灭亡的人要侮辱他，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是对国家有利的。\"罕氏和驷氏同宗，伯有骄纵奢侈，所以难免一死。’有人说子产会直接帮助强者，子产说：‘难道是为了我的党徒吗？国家的祸难，谁知道会怎样收场？或许依靠强者和正直的人，祸难就不会产生，姑且成就我的意愿。’辛丑日，子产收敛伯有家族中死去的人并停灵，没有参与谋划就实行了，印段跟随他。子皮阻止他，众人说：‘人们不顺应我们，为什么阻止呢？’子皮说：‘夫子对死者都讲礼节，何况对活人呢？’于是自己停止了。壬寅日，子产进入朝廷；癸卯日，石子进入朝廷；都在子晳那里接受了盟誓。乙巳日，郑伯和他的大夫们在太宫结盟，在师之梁的外面与国人结盟。伯有听说郑国人已经结盟，很愤怒；听说子皮的甲士没有参与攻打自己，很高兴，说：‘子皮是支持我的。’癸丑日早晨，伯有从墓门的沟渠进入，凭借马师颉在襄库的掩护攻打旧北门，驷带率领国人攻打他。都召见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到了这一步，我听从天意的选择。’伯有死在羊肆，子产给他送衣衾，让他枕着自己的大腿哭他，收敛后停灵在伯有位于市场旁边的臣子那里，不久安葬在斗城。子驷氏想要攻打子产，子皮愤怒地制止他说：‘礼是国家的根本。杀害有礼节的人，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于是停止了。这时游吉出使晋国，回来听说祸难，没有进城，向副使禀报使命。八月甲子日，逃奔到晋国，驷带追赶他，在酸〇追上，与子上（驷带）结盟，用两块玉珪在黄河中作为信物，派公孙肸进入与大夫结盟。己巳日，游吉返回。记载说‘郑国人杀死了良霄’，不称大夫，是说他是从外面进入的。”胡氏说：“按照《左传》，良霄骄纵奢侈喜欢喝酒，众大夫都厌恶他，他与公孙黑争斗，公孙黑趁他醉酒攻打他，良霄逃奔到许国，从许国袭击郑国攻打公门，没有取胜，死在羊肆。不记载他复入郑国，是因为他的职位还没有断绝。”
冬季十月，安葬蔡景公。
《春秋正传》说：“记载安葬蔡景公，是记录邻国的大事。派人探求他死亡和安葬的原因，他的罪恶就自然显现了。邻国的诸侯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却公然参与安葬，诸侯的罪恶与般（指蔡景公）的罪恶相当了。”
晋国人、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会盟于澶渊。这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春秋正传》说：“记载诸侯的大夫会盟于澶渊，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那么他们的善恶就都显现了。”《左传》说：“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诸侯的大夫会盟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冬季十月，叔孙豹会同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会盟于澶渊。不久没有归还财物给宋国，所以不记载具体的人名。君子说：“信用真不可不谨慎啊！澶渊的会盟，卿大夫不记载名字，是不守信用的表现。诸侯的上卿会盟却不守信，宠幸和名声都抛弃了。不信用是不可以的，像这样。”记载说：“某人某人会盟于澶渊，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是责备他们。《公羊传》说：“宋国火灾的缘故，是什么意思？诸侯会盟于澶渊，都是为了宋国火灾的缘故。诸侯相聚而补偿宋国所丧失的，说死者不能复生，你们的财物可以恢复。”我认为根据两传的记载来看，澶渊的会盟，诸侯的大夫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说“你们的财物可以恢复”，在这里体现了救患恤灾的道义。诸侯不亲自会盟而由大夫会盟，说明政令在大夫手中了。不久没有归还宋国财物，这又是失信了。失信的人必然忘记道义，忘记道义且失信，其
可乎？故曰：「其善恶并见矣。」或以不书卿为讳，称人为贬者，非窃取之义也。○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不书葬，况世子之于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独书葬？遍刺天下之诸侯也。葬送之礼，在《春秋》时，视人情之疎密而为之者也。有尝同盟卒而不赴者，有虽同姓赴而不防者，则以哀死而致襚为轻，吊生而归赙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诸侯之防而徃防其葬，是恩义情礼之笃于世子般，不以为贼而讨之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王国之所以贵于苗蛮，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耳。世子弑君，是父子君臣之道灭也，而不知讨，岂不废人伦、灭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弑君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蔡景公特书葬者，圣人深痛其所为，遍刺天下之诸侯也。鲁隐、宋殇之贼不讨，则不书葬；蔡景公贼亦不讨，而特书葬，犹闵、僖二公不承国于先君，则不书即位；桓▯弑以立，而反书之也。何以知圣人罪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书防于澶渊，宋灾故而贬其大夫，则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列防亦众，而未有言其所为者，此独言其所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帅人者也，智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变，人理所不容也，则防其葬而不讨。宋国有灾，小事也，则合十二国之大夫，更宋之所丧而归其财，则可为知务乎？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告于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叔孙豹、晋赵武而下，皆诸侯上卿执国之政者也。三纲，国政之本，至于沦絶，无父与君，是禽兽也。禽兽逼人，虽得天下，弗能一朝处矣。昔者伯禹过门而不入，放龙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驱猛兽也。今世子弑君，三纲沦絶，禽兽逼人，则与之同羣而不恤。有国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财，苟其来告吊之可也，则合十二国之大夫，驻于澶渊而谋更其所丧，尚为知类也乎？夫蔡之乱，其犹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灾，譬诸桐梓与鸡犬也。谋宋灾而不恤蔡之乱，奚啻于养桐梓、求鸡犬，不顾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疗者哉？以为未之察也，可为不智；苟察此而不谋，则亦不仁矣。是故诸国之大夫贬而称人，鲁卿讳而不书，又特言防之所为，以垂戒后世，其欲人之自别于禽兽之害也，可谓深切着明矣。或曰：夫穆叔、赵孟、向戌、子皮，皆诸侯之良也，而所谋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説交作，以利害谋国家，而不知本于仁义也，久矣，是以至此极。孔子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乎？愚谓胡氏此篇诚多确论，但能超然去其义例之蔽，则甚善矣。
译可以吗？所以说：“他们的善恶都显现出来了。”有人认为不记载卿的名字是为了避讳，称人为贬斥，这不是窃取《春秋》大义的做法。○胡氏说：“《春秋》的大法，国君被弑而弑君者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何况世子对于君父呢？”蔡景公为什么唯独记载了葬礼？是为了普遍地讽刺天下的诸侯。丧葬送别的礼仪，在《春秋》时代，是依据人情关系的疏密来制定的。有曾经结盟但国君去世却不前往吊唁的，有虽然是同姓却前往吊唁却不参加葬礼的，这是因为认为哀悼死者并赠送助丧物品是轻的，慰问生者并归还助丧财物是重的，必定如此。现在蔡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国君，诸侯们参加葬礼却不去讨伐他，这是对世子般恩情义理礼节的笃厚，不把他当作弑君贼子来讨伐。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王国之所以贵于蛮夷，是因为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世子弑君，这是父子君臣之道灭绝了，却不知道讨伐，难道不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吗？所以《春秋》的大法，弑君贼子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而蔡景公特别记载葬礼，是圣人深深痛恨这种行为，普遍地讽刺天下的诸侯。鲁隐公、宋殇公的弑君贼子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蔡景公的弑君贼子也不被讨伐，却特别记载葬礼，就像闵公、僖公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就不记载即位；桓公弑君自立，却反而记载即位一样。怎么知道圣人谴责诸侯的意思是这样呢？从下文记载在澶渊会盟，因为宋国发生灾祸而贬斥其大夫，就可以知道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会盟也很多，却没有说过他们做了什么，这里唯独说他们做了什么？是为了普遍地讽刺天下的大夫。大夫是以智慧率领众人的，有智慧的人没有不知道当前事务的紧急。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对细麻布丧服的细微差别明察秋毫；吃饭时撒饭、喝汤时流淌，却去询问不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轻重缓急。蔡世子般弑杀国君，是天下的重大变故，是人理所不容的，却参加葬礼而不讨伐他。宋国发生灾祸，是小事，却联合十二国的大夫，帮助宋国弥补损失并归还财物，这能算是知道轻重缓急吗？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向哀公报告，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权臣吧。”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权臣，他们说不可。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叔孙豹、晋国的赵武等人，都是诸侯的上卿，执掌国家政事的人。三纲，是国家政事的根本，到了沦丧灭绝的地步，没有父亲和君主，这就是禽兽。禽兽逼迫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安稳地度过一天。从前伯禹路过家门而不入，是为了驱逐龙蛇；周公坐着等待天亮，是为了驱赶猛兽。现在世子弑君，三纲沦丧灭绝，禽兽逼迫人，却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不顾惜。拥有国家的人不警惕火灾，自己丢失了财物，如果别人来报告吊唁是可以的，却联合十二国的大夫，驻扎在澶渊谋划帮助宋国弥补损失，还能算是懂得同类吗？蔡国的动乱，就像人身上的腹心之疾；而宋国的灾祸，好比是桐梓树和鸡犬。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顾惜蔡国的动乱，岂止是养护桐梓、寻求鸡犬，不顾自己身患腹心危疾却不知道治疗呢？认为没有察觉，可以说不明智；如果察觉了却不谋划，那也就是不仁了。所以各国的卿大夫被贬斥而称人，鲁国的卿避讳而不记载，又特别说明会盟者的所作所为，以垂戒后世，他们希望人们能自我区别于禽兽的危害，可以说是深切而显明了。有人说：穆叔、赵孟、向戌、子皮，都是诸侯中的贤良之人，而他们的谋划却是这样，为什么呢？世道衰微，邪说盛行，用利害来谋划国家，而不知道根本在于仁义，已经很久了，所以达到这种极端。孔子之所以恐惧，《春秋》之所以写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我认为胡氏这篇文章确实有很多确切的议论，但如果能超然地去除那些义例的遮蔽，那就很好了。
【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晋平十六年，齐景六年，衞襄二年，蔡灵公般元年，郑简二十四年，曹武十三年，陈哀二十七年，杞文八年，宋平三十四年，秦景三十五年，楚郏敖三年，吴夷昧二年】
春王正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正传》曰：「书公薨于楚宫。」《糓梁》曰：「楚宫非正也。诸侯卒于正寝，礼也。于楚宫，是不以正终矣。」左氏曰：「公作楚宫。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正传曰：「子野，胡女敬归之出，襄公子也。」书「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志君嗣之大故也，且闵其伤于孝也。左氏曰：「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以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愚按：左氏以子野之卒为毁，则知其卒为哀毁之过矣。汪氏曰：「居丧毁瘠不形者，先王之礼也；毁不灭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胜丧者，比于不慈不孝。子野过毁瘠以致灭性，亦为不子矣。」愚谓汪氏之言正矣。然当春秋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相寻于天下，而视野之伤孝何如也？《春秋》书之，圣人之感深矣。
己亥仲孙羯卒
正传曰：「书仲孙羯卒，志国卿之大故也。」
冬十月滕子来防葬
正传》曰：「书『滕子来防葬』，志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礼也。然所谓至者，诸侯则吊以士，葬以大夫；天子则诸侯亲奔也。夫国君以守宗社为重者也，诸侯防葬亲往，则自轻其宗社，且卑甚矣，故非礼也。」左氏曰：「滕成公来防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正传》曰：「书『癸酉葬我君襄公』，志国之大事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正传曰：密州莒子名书，莒人弑其君密州，诛逆贼也。左氏曰：莒犂比公【密州之号】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犂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即密州】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国人弑之，而立展舆，展舆非亲弑也，故书「国人」。愚谓弑父与君，天下之大恶。左氏称展舆因国人弑父，春秋何以不书其名？而诛之宜从程子之説为正也。考胡氏曰：经以传为案，传有乖缪，则信经而弃传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称莒子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莒子虐，国人患焉。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则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书乎？故赵匡谓其文当曰：「展舆因国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后来传写误为「以」字尔。左氏博通诸史，叙事尤详，皆令后人得见本未因以求意，经文可知，而门弟子转相传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书晋赵盾、许世子止等事，详考传之所载，以求经之大义可也。而传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独依经之所言，以证传之谬误可也。而传不可信，尽以为可疑而废传，则无以知其事之本末；尽以为可信而任传，则经之▯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学者详攷而精择之可也。愚谓据此言，则胡氏所谓「因传之本末以求意，经文可知」，此正愚今之説也。若使胡氏尽以此説求之，则与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意」合，而春秋之本指明矣
译【鲁景王三年】即鲁昭公三十一年【晋平公十六年，齐景公六年，卫襄公二年，蔡灵公般元年，郑简公二十四年，曹武公十三年，陈哀公二十七年，杞文公八年，宋平公三十四年，秦景公三十五年，楚郏敖三年，吴夷昧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
《公羊传》说：“即使没有大事发生也记载，因为时、月的意义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
夏季六月辛巳日，鲁昭公在楚宫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鲁昭公在楚宫去世。”《谷梁传》说：“楚宫不是正寝。诸侯死在正寝，符合礼制。死在楚宫，说明没有以正当的方式结束生命。”《左传》说：“鲁昭公建造了楚宫。穆叔说：‘《太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国君喜欢楚国，所以建造了这座宫殿。如果不再去楚国，一定会死在这座宫殿里。’六月辛巳日，鲁昭公在楚宫去世。叔仲带偷走了他的拱璧，送给御者，御者把它藏在怀里，叔仲带随后又取走了它。因此叔仲带获罪。”
秋季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公羊传》说：“子野，是胡女敬归所生的儿子，襄公的孙子。”记载“秋季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是为了记录国君继承人这一重大变故，并且哀怜他因过度尽孝而损害了身体。《左传》说：“立胡女敬归的儿子子野为太子，地位仅次于季氏。秋季九月癸巳日去世，是因为哀伤过度。”于是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稠为太子。穆叔不愿意，说：“太子死了，如果有同母的弟弟就立他，没有就立年长的。年龄相同，选择贤能的；贤能相当，通过占卜决定。这是古来的道义。如果不是嫡长子，何必立妹妹的儿子？况且这个人，居丧期间不悲哀，在悲痛中却有喜悦的神色，这叫不知分寸。不知分寸的人，很少不造成祸患的。如果真立了他，一定会成为季氏的忧患。”武子不听，最终立了公子稠。等到下葬时，三次更换丧服，丧服的内衬还像原来一样，这丧服在昭公十九年就已经存在了，公子稠还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我按：《左传》认为子野的死是因为哀毁过度，那么就知道他的死是因为过度哀伤损害了性命。汪氏说：“居丧期间哀毁消瘦但不损害形体的，是先王的礼制；哀毁但不灭绝性命的，是先王的教化。所以不能承受丧事的人，等同于不慈不孝。子野过度哀毁以至于损害性命，也是不孝了。”我认为汪氏的话是正确的。然而在春秋时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的事情，在天下接连发生，而看到子野这样因尽孝而受伤，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春秋》记载这件事，圣人的感慨很深啊。
己亥日，仲孙羯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仲孙羯去世，是为了记录国家卿大夫的重大变故。”
冬季十月，滕子前来防备葬礼。
《公羊传》说：“记载‘滕子来防葬’，是为了记录不合礼制的行为。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内的诸侯都要到来；诸侯五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到来，这是礼制。然而所谓到来，诸侯则是派士来吊唁，派大夫来参加葬礼；天子则是诸侯亲自奔丧。国君以守护宗庙社稷为重，诸侯亲自前来防备葬礼，就是轻视自己的宗庙社稷，而且过于卑微了，所以不合礼制。”《左传》说：“滕成公前来防备葬礼，态度懈怠但眼泪很多。子服惠伯说：‘滕君快要死了，对职位懈怠但悲哀过度，这是死亡的征兆，怎么能不跟随呢？’”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
《公羊传》说：“记载‘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是为了记录国家的重大事件。”
十一月，莒国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密州。
《公羊传》说：“密州是莒子的名字，莒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密州，是为了诛杀逆贼。”《左传》说：“莒犂比公【密州的称号】生了去疾和展舆，已经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犂比公暴虐，国人担忧他。十一月，展舆依靠国人攻打莒子【即密州】，弑杀了他，于是立去疾，展舆逃奔到齐国。去疾是齐国所出的，展舆是吴国所出的。经文说：‘莒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买朱锄’，是说罪责在于国君。”程子说：“莒子暴虐，国人弑杀他，而立展舆，展舆不是亲自弑杀的，所以记载‘国人’。”我认为弑杀父亲和君主，是天下的最大罪恶。《左传》称展舆依靠国人弑杀父亲，《春秋》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名字？而诛杀他应该以程子的说法为正确。考察胡氏说：“经文以传文为案据，传文有违背谬误的地方，那么相信经文而舍弃传文是可以的。像密州这件事就是这样。《左传》称莒子生了去疾和展舆，已经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莒子暴虐，国人担忧。展舆依靠国人攻打莒子，弑杀了他，于是立去疾。相信这些话，那么就是儿子弑杀父亲，而《春秋》有不记载的吗？所以赵匡说他的文字应当是：‘展舆依靠国人的攻打莒子弑杀了他于是立去疾’，而后来传写误成了‘以’字罢了。《左传》博通各种史书，叙事尤其详细，都让后人得以看见本末从而寻求意旨，经文的意思可以知道，而门弟子辗转相传，时间既久，逐渐失去了本真。像记载晋赵盾、许世子止等事，详细考察传文所记载的，来寻求经文的大义是可以的。而传文不可怀疑，像‘莒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密州’唯独依据经文所说的，来证明传文的谬误是可以的。而传文不可信，全部认为可疑而废弃传文，那么就无法知道事情的本末；全部认为可信而任凭传文，那么经文的大意主旨或许就会拘泥而不通顺了。关键在于学者详细考察而精心选择就可以了。”我认为根据这话，那么胡氏所谓“依据传文的本末来寻求意旨，经文的意思可以知道”，这正是我现在的说法。如果让胡氏全部用这种说法来寻求，那么与孟子所谓“它的文字是史官记录的，它的意义是我窃取孔子的”相合，而《春秋》的根本旨意就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