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三十五
不时也。胡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隂之时，位冡宰，摄国政，行天子之事也。鲁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而欲尊鲁，故赐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则可乎？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鲁而赐以人臣不得用之礼乐，岂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鲁得郊以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书，则无以见其失礼；尽书之乎？则有不胜书者。故圣人因其失礼之中，又有失焉者，则书于防。所谓由性命而▯言也。圣人奚容心哉？因事而书，以志其失，为后世戒。其垂训之义，大矣。
译不合时宜啊。胡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帝，那是成王居丧守孝的时候，周公担任冢宰，代理国家政事，行使天子的职权。鲁国凭什么得以举行郊祀？成王追念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勋劳绩，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重礼，允许鲁国举行郊禘和大雩之祭。然而这样做合乎礼制吗？孔子说：鲁国的郊禘，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礼制大概衰败了。想要尊崇鲁国而赐予人臣不得使用的礼乐，这难道是使周公安宁的办法吗？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平民祭祀先祖，这是确定的常理。现在鲁国得以举行郊祀并作为常事，《春秋》想要删削而不记载，就无法显示其失礼；全部记载吗？那就有记载不尽的时候。所以圣人依据其失礼之中，又有更失礼之处，就记载在防地。这就是所谓由性命而〇言。圣人哪里会存私心呢？只是根据事实而记载，以记述其过失，作为后世的警戒。其中垂示训诫的意义，是很大的。
秋齐侯卫侯伐晋
正传》曰：「书齐、卫伐晋，罪党叛也。」左氏曰：「齐侯、卫侯会于干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愚谓晋为天下主盟之国，范、中行，晋之叛臣也。齐景公当脩霸业，率与国徃正其罪可也。乃与卫伐晋，取地以助范氏之叛，负不义之罪于天下矣。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正传》曰：「书伐邾，志非义也。邾事鲁之谨，无罪而伐之，是昩恩徳之报，无恤小之义矣。」
【敬王二十七年】二年【晋定十九年，齐景五十五年，卫灵四十二年卒，蔡昭二十六年，郑声八年，曹阳九年，陈闵九年，杞僖十三年，宋景二十四年，秦惠八年，楚昭二十三年，呉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
正传曰：「何以书取田？志贪利也。何以书盟？志为利也。」左氏曰：「伐邾，将伐绞。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是贪利之兵也。」谷梁子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是以得利而盟也。夫以利而伐人者，亦以利而受伐于人；以利而盟者，亦利尽而寒盟。何以质于神，而结忠信于人乎？」胡氏曰：「曷为列书三卿？哀公得国，不张公室，三卿并将鲁众，悉行伐国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与焉，适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来奔丧，事鲁恭矣，而不免于见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礼为国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诸卿相继伐之，旣取其田，而又强与之盟，不知以义睦隣之故也。故详书以着其罪。三人伐，则曷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孙，何独无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孙氏救意如，而昭公孙阳虎囚桓子，孟孙氏救桓子，而阳虎奔，今得邾田，葢季氏以归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
正传曰：「书卫侯元卒，志邻国之大故也，是以有相恤之义焉。」左氏曰：「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汝。』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夏，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愚谓蒯聩得罪出奔，而立輙是立子以拒父也。且郢已有灵公之命矣。若遵公命以立郢，则輙免于拒父之罪，而聩负杀母之名，必不敢动，则卫无后来之乱矣。惟立輙则以子拒父，子不子，父不父，乱大伦，以危其国家，实在此举矣。
滕子来朝
正传曰何以书志邦交之礼也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正传曰：戚卫邑，何以书？纳志犹夫义也。憾其非大义也，不以大义告于天王以正名分，而徒以力纳之也。左氏曰：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然则何以志犹夫义纳也？灵公志溺于爱，而乱其家；太子志在正家，而自陷于恶。夫人啼愬之言已入，灵公废立之命未出，则太子者固昔太子耳。太子未有废命，为国人之所拒，为子輙之所拒。晋帅师纳之于义，未为不可也。独晋以霸国不能奉王命，声大义以正之，此《春秋》所以书之之意乎？夫蒯聩虽得罪于父，而继以出奔，輙不可以居位而得罪于父，宜不用夫人之乱命，避位以让父，安社稷，重宗庙，可也。是则輙之义得矣。乃居位据国，以拒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而可以为人君乎？晋帅师纳之于戚，比之为子以拒父者，有间矣，未为过举也。胡氏以纳为国人不受，而鞅为不知义，过矣。夫輙拒之，而晋固纳之，纳之书实事也，何义例之有？胡氏曰：「世子不言纳，位其所固有，国其所宜君，谓之储副，则无所事乎纳矣。凡公子出奔复而得国者，其顺且易则曰归，有奉焉则曰自，其难也则曰入，不称纳矣，
译秋天，齐侯、卫侯攻打晋国。
《公羊传》说：“记载齐国、卫国攻打晋国，是谴责他们结党助叛。”《左传》说：“齐侯、卫侯在干侯会师，是为了救援范氏。”晋军与齐军、卫国的孔圉、鲜虞人攻打晋国，攻取了棘蒲。我认为晋国是天下盟主之国，范氏、中行氏是晋国的叛臣。齐景公应当修明霸业，率领盟国去讨正他们的罪过才是。他却与卫国一起攻打晋国，夺取土地来助长范氏的叛乱，这在天下背负了不义的罪名。
冬天，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公羊传》说：“记载攻打邾国，是记述其非义之举。邾国侍奉鲁国很恭谨，没有罪过却攻打它，这是不明恩德的回报，不顾恤小国的道义了。”
【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晋定公十九年，齐景公五十五年，卫灵公四十二年去世，蔡昭侯二十六年，郑声公八年，曹阳公九年，陈闵公九年，杞僖公十三年，宋景公二十四年，秦惠公八年，楚昭王二十三年，吴夫差三年】
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了漷水东边的田地和沂水西边的田地。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夺取田地？是记述其贪婪求利。为什么记载结盟？是记述其为利而盟。”《左传》说：“攻打邾国，原本打算攻打绞国。邾国人爱惜自己的土地，所以用漷水、沂水之间的田地贿赂鲁国而接受结盟，这是贪婪求利的战争。”《谷梁传》说：“三人率军攻打而二人结盟，为什么呢？各自就所得到的利益结盟。这是为了得利而结盟。为了利益而攻打别人的人，也会因为利益而被别人攻打；为了利益而结盟的人，也会在利益耗尽时背弃盟约。为什么要向神明发誓，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忠信呢？”胡安国说：“为什么分列记载三位卿大夫？哀公获得君位，不振兴公室，三位卿大夫都统领鲁国军队，全部用于攻打他国夺取土地，只与邾君结盟而已，哀公不参与，这预示着后来出使越国受辱的征兆。定公去世，邾子前来奔丧，侍奉鲁国很恭敬，却免不了被攻打，只是自取其辱，不知道以礼治国的缘故。邾国在诸侯邦域之中，不加怜悯体恤，而各位卿大夫相继攻打它，已经夺取了田地，又强迫与之结盟，不知道以道义和睦邻国的缘故。所以详细记载以彰显其罪过。三人率军攻打，为什么只有二人结盟？结盟的人，是各自就所得到的利益结盟。没有比季孙更强大的，为什么唯独他没有得到？季氏将公室分为四份，占有两份。昭公攻打季孙意如，叔孙氏救援意如，而昭公出逃，阳虎囚禁了桓子，孟孙氏救援桓子，而阳虎出逃，现在得到邾国的田地，大概是季氏将其分给另外两家而自己不要。”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卫侯元去世，是记述邻国的大事，因此有相互体恤的道义。”《左传》说：“起初，卫侯在郊外游玩，子南驾车。卫侯说：‘我没有儿子，将立你为君。’子南不回答。过了一天又对他说，子南回答说：‘郢不足以辱没社稷，请君另作打算。’夫人在堂上，三次作揖，臣子在下面，君命只敢辱没。夏季，卫灵公去世。夫人说：‘命公子郢为太子，是君命。’郢回答说：‘郢不同于其他儿子，况且君死在我手中，如果有这样的命令，郢必定会听到。况且逃亡者的儿子辄还在，于是立辄为君。’我认为蒯聩获罪出奔，而立辄就是立儿子来抗拒父亲。况且郢已经有了灵公的命令。如果遵从君命立郢，那么辄就避免了抗拒父亲的罪过，而蒯聩背负杀母的名声，必定不敢行动，那么卫国就没有后来的动乱了。只有立辄，就是儿子抗拒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父亲不像父亲，扰乱了大的伦理，使国家危亡，实在就在于这一举动。”
滕子来朝见。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记述邦交之礼。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公羊传》说：戚是卫国的城邑，为什么记载？“纳”字的意思还算是合乎道义。遗憾它不符合大义，不向天王禀告以正名分，而仅仅凭借武力护送他。《左传》说：六月乙酉日，晋国赵鞅护送卫太子进入戚地。夜间迷路，阳虎说：“沿着黄河向右向南走，必定能到。”让太子戴着丧冠，八人穿着丧服，假装是从卫国迎接太子的人，告知城门守卫，哭着进入，于是住在那里。那么为什么记述还算是合乎道义的“纳”呢？灵公沉溺于私爱，而扰乱了家法；太子志在正家，却自陷于恶。夫人啼哭诉说的话语已经传入，灵公废立太子的命令尚未发出，那么太子固然是以前的太子。太子没有被废黜的命令，被国人所抗拒，被儿子辄所抗拒。晋国率领军队护送他，在道义上，未尝不可。唯独晋国作为霸主之国，不能奉行王命，宣扬大义以正名分，这大概是《春秋》记载此事的用意吧。蒯聩虽然得罪于父亲，但继而出奔，辄不可以占据君位而得罪于父亲，应当不听从夫人扰乱纲常的命令，避位让给父亲，安定社稷，尊重宗庙，是可以的。这样辄的道义就得到了。他却占据君位据有国家，来抗拒父亲，天下哪有没父亲的人可以做人君的呢？晋国率领军队护送他进入戚地，与那些以子拒父的人相比，是有区别的，不算过分的举动。胡安国认为“纳”是因为国人不接受，而赵鞅是不知大义，这是错误的。辄抗拒他，而晋国坚持护送他，“纳”字是记载事实，有什么义例呢？胡安国说：“世子不说‘纳’，君位是他固有的，国家是他应当统治的，称为储副，就不需要‘纳’了。凡是公子出奔后复国而得到国家的，如果顺利且容易就说‘归’，有拥戴就说‘自’，如果艰难就说‘入’，不称‘纳’了，
况世子哉！」今赵鞅帅师以蒯聩复国而书纳者，见蒯聩无道，为国人之所不受也。国人不受而称世子者，罪卫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縁蒯聩出奔，灵公未甞有命废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甞谋于国人，数聩之罪，选公子之贤者以主其国，乃从輙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称世子也。人莫不爱其亲，而志于杀；莫不敬其父，而忘其丧；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贵也，而夺其位，蒯聩之于天理逆矣，何疑于废黜？然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輙乃据国而与之争，可乎？故特繋「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于赵」。鞅帅师之下，而鞅不知。义灵公与卫国大臣不能早正国家之本，以致祸乱。其罪皆见矣。
译何况世子呢！」如今赵鞅率领军队帮助蒯聩回国，而《春秋》记载为“纳”，是表明蒯聩无道，不被卫国国人所接受。国人不接受他，却仍称他为世子，是为了谴责卫国国人拒绝他的行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蒯聩出逃时，卫灵公未曾下命废黜他而立其他儿子；等到灵公去世，大臣们又未曾与国人商议，列举蒯聩的罪状，选拔贤能的公子来主持国政，反而顺从辄的意愿，让儿子以君位抗拒父亲，这就是称他为世子的原因。人们没有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立志杀害他；没有不尊敬自己的父亲，却忘记他的丧礼；没有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希望儿子富贵，却夺取他的君位，蒯聩违背天理到了极点，废黜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辄占据国家与他争夺，可以吗？所以特别在“赵鞅帅师”之下，系以“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而赵鞅并不知晓其中的道义。灵公与卫国大臣不能尽早端正国家的根本，以致造成祸乱，他们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鐡，郑师败绩。
正传曰：书晋赵鞅及郑罕达战于鐡，郑师败绩，而其善恶自见矣。左氏曰：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即罕达】子般【即驷▯】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斾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谋恊以故，兆询可也。简子【即赵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徳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罸也。甲戌将战，邮无恤【即王良也】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鐡上，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乗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晋献公卿】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乗，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冦。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之，御对曰：痁作而伏。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絶筋、无折骨、无靣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郑人撃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蠭旗，太子【蒯聩】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太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传傁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范氏臣】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鐡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徳，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鼔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乗材，两靷皆絶。愚谓观此，赵简子数范中行与郑之罪，则简子忠于晋者也。齐、郑忘晋君之好，以助叛臣党恶者也。其善恶功罪，较然矣。然而二子皆书名而不言大夫，则诸儒所谓义例者何在乎？故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者，为不易之论矣。
冬十月塟卫灵公
正传曰：「书塟卫灵公，志恤哀之礼也。」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正传曰：何以并书之？并讥蔡君也。见蔡君之无道也，既召祸机而迁国，又杀忠臣以媚敌，故曰并讥之也。左氏曰：呉泄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説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胡氏曰：州来，呉所灭也。蔡请迁于呉，而中悔，呉人如蔡纳聘，而师毕入，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説哭而迁墓。如此则实呉人之所迁也，而经以自迁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听命而还师矣，复背楚请迁于呉，而又自悔也，其谋之不臧甚矣。夫迁国，大事也。盘庚五迁，利害甚明，众犹胥怨，不适有居，至于丁寜，反复播告之脩，而后定也。今蔡介于呉楚二大国之间，背楚诳呉，及其事急，又委罪于执政，其谁之咎也？故经以自迁为文，而杀公子驷则书大夫而称国，言君与用事大臣擅杀之也。放公孙猎则书大夫而称人，言国乱无政，众人擅放之也。驷与猎，其以请迁于呉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谁敢有复尽忠而与谋其国者哉？愚谓或称大夫，或不称，或书国，或不书，史之文也，而仲尼取义则固不系乎此也。何居？曰：文之不一也。
【敬王二十八年】三年【晋定二十年，齐景五十六年，卫出公輙元年，蔡昭二十七年，郑声九年，曹阳十年，陈闵十年，杞僖十四年，宋景二
译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鐡地交战，郑国军队大败。
《正传》说：史书记载晋国赵鞅与郑国罕达在鐡地交战，郑国军队大败，其中的善恶自然显现。《左氏传》说：秋季八月，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郑国的子姚（即罕达）和子般（即驷）护送，士吉射迎接，赵鞅抵御，双方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兵车少，把兵车的旗帜交给罕驷的兵车先行布阵，罕驷从后面跟随，他们看到我们的阵势，必定产生恐惧之心，这时再与他们交战，必定能大败他们。”赵鞅听从了。占卜战事，焦乐说：“《诗经》说：‘开始谋划，契合我的心意，谋划协调符合常理，占卜的征兆可以询问。’”赵简子（即赵鞅）誓师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残害百姓，企图独霸晋国并灭掉国君，我们的国君依靠郑国得以保全。现在郑国做不道义的事，抛弃国君帮助臣子，你们这些人顺应天命，服从国君命令，遵循道德正义，洗刷耻辱，就在这次行动中了。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封县邑，下大夫受封郡邑，士人受赐田地十万，庶人、工匠、商人、遂人、臣妾、圉人免除赋役，志父无罪，国君会实际考虑奖赏。如果有罪，就用绞刑处死，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不设棺饰，用素车朴马，不得进入祖庙墓地，这是下卿的刑罚。”甲戌日将要交战，邮无恤（即王良）为赵简子驾车，卫国太子蒯聩担任车右，登上鐡地高处，望见郑国军队众多，太子害怕，自己跳下车，子良拉着太子上车说：“真是妇人般的胆小。”赵简子巡视队列说：“毕万（晋献公时的卿）不过是个普通人，七次作战都获胜，拥有战车百乘，死在窗下，你们要努力，战死不在敌人手中。”繁羽为赵罗驾车，宋勇担任车右，赵罗没有勇气，麇地的官吏责问他，驾车的人回答说：“疟疾发作而卧倒。”卫国太子祈祷说：“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国战胜混乱而顺从晋国，午在危难中不能治理混乱，让赵鞅讨伐他们，蒯聩不敢自求安逸，手持长矛，敢祈求不要断筋、不要折骨、不要面部受伤，以成就大事，不要使三祖蒙羞，大命不敢请求佩戴玉饰，不敢吝惜。”郑国人攻击赵简子击中肩膀，赵简子倒在车中，郑军缴获了他的蜂旗，太子用戈救他，郑军向北撤退，郑军俘获了温地大夫赵罗，太子再次攻打他们，郑军大败，缴获齐国的粮食千车。赵孟高兴地说：“可以了。”传傁说：“虽然战胜了郑国，但还有智氏存在，忧患还没有消除。”起初，周人把田地给了范氏，公孙尨（范氏的臣子）在那里收税，赵氏抓获了他并献给国君，官吏请求杀他，赵孟说：“他是为了他的主人，有什么罪，停止并给他田地。”等到鐡地之战，公孙尨率领五百步兵夜间攻打郑军，从子姚的帐下夺取了蜂旗，献旗说：“请报答主人的恩德，追击郑军，子姚和子般都被抓获。”公孙林殿后射箭，郑军前列死伤很多。赵孟说：“国家没有小事。”战后，赵简子说：“我伏在弓袋上呕血，鼓声不停，今天我居首位。”太子说：“我在车中救主，在车下击退敌人，我居右位之首。”邮良说：“我的两条缰绳将要断绝，我能制止，我居御位之首。”驾车登上木材，两条缰绳都断了。我认为看这些，赵简子列举范氏、中行氏和郑国的罪状，那么赵简子就是忠于晋国的。齐国、郑国忘记晋国国君的恩好，帮助叛臣党同恶类。他们的善恶功罪，很明显了。然而这两个人都只写名字而不称大夫，那么诸儒所说的义例在哪里呢？所以直接记载事情而善恶自然显现的，是不变的论断。
冬季十月，安葬卫灵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卫灵公，是志在恤哀之礼。”
十有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驷。
《正传》说：为什么合并记载？合并讥讽蔡君。显示蔡君的无道，既招致祸患而迁都，又杀忠臣以讨好敌人，所以说合并讥讽。《左氏传》说：吴国泄庸到蔡国，进献聘礼而逐渐进入军队，军队全部进入，众人知道了。蔡侯告诉大夫杀公子驷以讨好吴国而迁都。冬季，蔡国迁都到州来。胡氏说：州来，是吴国所灭的。蔡国请求迁都到吴国，而中途后悔，吴国人到蔡国进献聘礼，而军队全部进入，蔡侯告诉大夫杀公子驷以讨好吴国而迁都。这样实际上是吴人所迁的，而经书以自迁为文，为什么呢？楚国已经降服蔡国，让蔡国疆域在江汝之间，蔡国人听从命令而退兵了，又背弃楚国请求迁都到吴国，而又自己后悔，其谋划不善得很。迁都，是大事。盘庚五次迁都，利害很明白，众人还都怨恨，不到有居所，至于丁寜，反复播告之脩，然后安定。现在蔡国介于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背弃楚国欺骗吴国，等到事情紧急，又委罪于执政，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经书以自迁为文，而杀公子驷则书大夫而称国，说君与用事大臣擅杀他。放逐公孙猎则书大夫而称人，说国乱无政，众人擅放他。驷与猎，是以请求迁都到吴国为非的人吗？而委罪于他们以讨好，谁敢再尽忠而为国家谋划呢？我认为或称大夫，或不称，或书国，或不书，是史书的文辞，而仲尼取义则本来不系于此。为什么？说：文辞不统一。
【敬王二十八年】三年【晋定二十年，齐景五十六年，卫出公輙元年，蔡昭二十七年，郑声九年，曹阳十年，陈闵十年，杞僖十四年，宋景二
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正传曰：何以书围戚？罪党恶也。夫国之所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人伦也。舜窃负而逃，遵海濵终身乐忘天下，以人伦为重也。蒯聩伤家之乱，而欲割恩正义，以陷于大恶，其得罪于父，非有闗于宗社也。輙未甞受命于灵公，乃夫人先以公命命郢，郢不居，故立輙耳。国夏与曼姑不能因晋之纳，以輙迎蒯聩于戚，而避位让父，以正伦理，乃助人之子，以围人之父，是无人伦矣。其得罪于舜也大矣，何以立国而为人主大臣乎？公羊以輙不以父命辞王父命，而宜立，以曼姑受命于灵公，义可以拒之，是不知天理人伦为君国之本也。胡氏曰：按左氏，灵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无子，将立汝。」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只辱。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郢，必闻且亡。」「人之子輙在，乃立輙以拒蒯聩。」蒯聩前称世子者，所以深罪輙之见立不辞而拒其父也。輙若可立，则蒯聩为未絶未絶则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卫也，何以序齐为首？罪齐人与卫之为恶而党之也。公孙文仲主兵伐郑，而序宋为首，以诛殇公；石曼姑主兵围戚，而序齐为首，以诛国夏，训天下后世讨乱臣贼子之法也。古者孙从祖，又孙氏王父之字，考于庙制，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也。輙虽由嫡孙得立，然非有灵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辞父命哉？故冉有谓子贡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伯夷以父命为尊，而让其弟；叔齐以天伦为重，而让其兄。仲尼以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则为輙者柰何？宜辞于国曰：「若以父为有罪，将从王父之命，则有社稷之镇，公子在我。」焉得为君？以为无罪，则国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则言顺而事成矣。是故輙辞其位以避父，则卫之臣子拒蒯聩而辅之可也；輙立其位以拒父，则卫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乌有父不慈、子不孝，争利其国灭天理而可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传曰：「书地震，志异也。夫地道尚静，而震动焉，失其道矣。当是之时，天子诸侯之国，皆君弱而臣强，是其应乎？」
五月辛夘桓宫僖宫灾
正传曰：「书桓宫、僖宫灾，志变也。天火曰灾，灾从天降也，所以示谴戒乎鲁也。诸侯之庙五，亲尽则迁，天之道也。所谓迁者，主迁而庙不迁，谓之桓宫、僖宫，则桓、僖亲尽而不迁，非天之道矣。因天变以验人事，其咎固在此乎？」左氏曰：「夏五月辛夘，司铎【官名】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乗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宫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太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乗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众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沈也。」于是乎去表之稾，道还公宫。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愚谓《春秋》书此，不过志二宫之灾耳，而公糓又凿为「不言及敌也」一也之説，而胡氏从之。又有「不言及等也，称及则祖有尊卑矣」之説，皆穿凿之过，而不知经之取义不系乎此也。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啓阳
正传》曰：「何以书讥？不宜城也。党范啓衅，惧晋而城，一不宜也。不顾民时，大兴工役，二不宜也。地震庙灾，不知脩省，三不宜也。」
宋乐髠帅师伐曹
正传》曰：「书宋乐髠帅师伐曹，志陵
译春天，齐国的国夏和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了戚地。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包围戚地？是为了谴责他们结党作恶。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有人伦纲常。舜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终身快乐而忘却天下，是因为把人的伦理看得很重。蒯聩因为家庭变乱而受伤，却想要割断亲情、伸张所谓的正义，从而陷入大恶，他得罪父亲，并不关乎宗庙社稷。辄从未接受过灵公的任命，乃是夫人先以国君的命令让郢即位，郢不肯接受，所以才立了辄。国夏和石曼姑不能趁着晋国接纳辄的机会，让辄到戚地去迎接蒯聩，从而退位让给父亲，以端正伦理，反而帮助别人的儿子，去包围别人的父亲，这是没有人伦了。他们得罪舜的过错太大了，怎么能建立国家而成为人主和大臣呢？《公羊传》认为辄不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所以应当即位，认为石曼姑接受了灵公的命令，在道义上可以拒绝蒯聩，这是不知道天理人伦是治理国家和君主的根本。胡氏说：按照《左传》，灵公在郊外游玩，公子郢为灵公驾车，灵公说：“我没有儿子，将立你为君。”郢回答说：“郢不足以辱没社稷，请君另作打算。”君夫人在堂上，三位大臣在堂下，君命只会辱没他们。灵公死后，夫人说：“命令公子郢为太子，是君主的命令。”郢回答说：“郢不同于其他儿子，况且君主死在我手中，如果有郢，必定会听到且会逃亡。”“人的儿子辄还在，于是立辄来抗拒蒯聩。”蒯聩以前被称为世子，这是为了深深谴责辄被立而不推辞，并且抗拒他的父亲。如果辄可以即位，那么蒯聩就是未被断绝的世子，世子尚存，可以抗拒吗？主持军事的是卫国，为什么把齐国排在前面？是为了谴责齐国人参与卫国的恶行并偏袒他们。公孙文仲主持军事攻打郑国，把宋国排在前面，是为了诛杀殇公；石曼姑主持军事包围戚地，把齐国排在前面，是为了诛杀国夏，以此训诫天下后世讨伐乱臣贼子的法则。古代孙子顺从祖父，又孙氏采用祖父的字，考察宗庙制度，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不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这是礼制。辄虽然因为是嫡孙而得以即位，但没有灵公的命令，怎么能说是接受了祖父的命令而推辞父亲的命令呢？所以冉有对子贡说：“夫子为卫君说话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进去问说：“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回答说：“古代的贤人。”问：“他们怨恨吗？”回答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出来告诉冉有说：“夫子不为卫君说话。”伯夷以父亲的命令为尊贵，而让位给弟弟；叔齐以天伦为重，而让位给哥哥。孔子认为他们是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的人。那么对于辄该怎么办呢？应当向国家辞让说：“如果认为父亲有罪，将遵从祖父的命令，那么有社稷的镇守者，公子在我这里。”怎么能成为君主？如果认为父亲无罪，那么国家就是世子的所有。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却让我站在他的位置上，这样说话顺理成章而事情就能成功了。所以辄辞让他的位置以避开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抗拒蒯聩而辅佐他是可以的；辄占据位置以抗拒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舍弃爵禄而离开他是可以的。哪有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争夺利益而毁灭天理却可以做到的呢？
夏天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
《正传》说：“记载地震，是为了记录异常。大地之道崇尚静止，却发生了震动，是失去了它的正道。在这个时候，天子诸侯的国家，都是君主软弱而臣子强大，这是相应的征兆吗？”
五月辛夘日，桓公庙和僖公庙发生火灾。
《正传》说：“记载桓公庙、僖公庙火灾，是为了记录变异。天上的火叫做灾，灾是从天上降下的，用来显示对鲁国的谴责和警戒。诸侯的宗庙五座，亲缘关系尽了就迁移，这是天道。所谓迁移，是指神主迁移而庙宇不迁移。称为桓公庙、僖公庙，那么桓公、僖公亲缘关系尽了却不迁移，这不是天道了。通过天变来验证人事，他们的罪过本来就在这里吗？”《左传》说：“夏天五月辛夘日，司铎发生火灾，火势越过公宫，桓公、僖公庙受灾。救火的人都说：‘顾惜府库。’南宫敬叔到了，命令周人拿出御书，在宫中等候，说：‘整理好你们的东西而不在，就处死。’子服景伯到了，命令宰人拿出礼书以等待命令，命令不共有常刑。校人驾马，巾车给车轴涂油，百官各备其位，府库谨慎守卫，宫人严肃供给，浸湿帷幕，浓烟随之，覆盖公屋，从太庙开始，内外都顺从。帮助那些不够用的，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有常刑，没有赦免。公父文伯到了，命令校人驾乘车。季桓子到了，让公站在众魏之外，命令救火的人如果伤人就停止，财物可以重新获得。命令收藏象魏说：‘旧章不可丢失。’富父槐到了说：‘没有准备而官员办事，就像拾取沉没的东西一样。’于是去掉表中的稾，道路返回公宫。孔子在陈国听到火灾，说：‘大概是桓公、僖公庙吧？’我认为《春秋》记载这个，不过是记录两座庙的火灾罢了，而《公羊传》《谷梁传》又穿凿为‘不言及敌也’一也的说法，而胡氏跟随他们。又有‘不言及等也，称及则祖有尊卑矣’的说法，都是穿凿的过错，而不知道经文的取义不系于此。”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啓阳城。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讥讽？不应该修筑城池。偏袒范氏挑起争端，害怕晋国而修筑城池，一不宜也。不顾百姓农时，大兴工程劳役，二不宜也。地震庙灾，不知道修省，三不宜也。”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攻打曹国。
《正传》说：“记载宋国乐髠率领军队攻打曹国，是为了记录欺凌”
暴之兵也。曹为小国，以宋之大，宜以大字小，可也。乃肆其陵弱暴寡之心，擅兴大众以伐之，宋为无道矣。然而曹以小弱界乎其隣，不能尽事大之礼，以致祸变，恶得无罪？故此年乐髠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围，八年入，而以曹伯归。有由然矣。」
译这是暴虐的军队。曹是小国，凭借宋国的强大，本应以大国身份爱护小国，这才是正确的。然而宋国却放纵其欺凌弱小、残害寡弱的野心，擅自发动大军去讨伐曹国，宋国的行为确实是无道的。但是，曹国作为弱小国家，处于邻国之间，不能完全尽到侍奉大国的礼节，从而招致祸患变故，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因此，这一年乐髠攻打曹国，六年向巢攻打曹国，七年包围曹国，八年攻入曹国，并俘虏曹伯回国。事情的发展是有其缘由的。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
正传》曰：「书季孙斯卒，志国卿之大故也。」左氏曰：「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塟，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呉
正传》曰：“放，犹逐也。以其公子驷之党也。何以书？罪擅放也。”胡氏谓：“驷猎，葢以请迁于呉为非者，故蔡因呉怒其贰于楚而迁其国，遂杀驷，逐猎以説呉。”此则无政刑而陵替以亡之渐矣。
冬十月癸夘秦伯卒
正传》曰：「书秦伯卒，志霸国之大故也。于是乎有吊赙赠塟之礼焉，是以书之。」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正传曰：「书二卿围邾，则不义之罪自见矣。夫既与邾盟于句绎，而又伐之，背信弃义甚矣。夫邾之事鲁，来会、来奔，献漷、沂之田，亦已至矣，不得免焉。何以示信义于诸侯哉？」
【敬王二十九年】四年【晋定二十一年，齐景五十七年，卫出二年，蔡昭二十八年，杀郑声十年，曹阳十一年，陈闵十一年，杞僖十五年，宋景二十六年，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年，呉夫差五年】
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
正传曰：「盗杀蔡侯申，何以书？志乱贼也。以报之，未详也。使人考其迹，而罪人斯得矣。如下文：蔡昭公书塟，公孙辰奔，公孙姓、公孙霍见杀，即此盗矣。」左氏曰：「蔡昭侯将如呉，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锴【蔡大夫】后至，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锴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锴遂杀之。故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即公孙霍】公糓、胡氏皆以称「盗」，不名人为贱防。又言蔡侯不能以礼信自卫，夫人得而害之，故变文称「盗」，以警有国，皆非矣。夫如是，则使弑君之贼得逸其罪名，将何惮而不为乎？是又与于弑逆之甚者也。
蔡公孙辰出奔呉
正传》曰：「书蔡公孙辰出奔呉，志逸贼也。其出奔呉，蔡人逐之也。辰葢与闻乎盗杀者，故书出奔而盗人之名，斯得矣。」
塟秦惠公
正传曰：「书塟秦惠公，志恤哀之义也。」
宋人执小邾子
正传》曰：「书宋人执小邾子，志陵暴之罪也。小邾子无罪可声，而宋伐其国，俘其君，以私意擅行，又不归之京师，故《春秋》罪之。」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正传曰：「霍即盱二人，翩之党也。何以书？诛弑君之党也。于是乎，盗弑之名斯得矣。」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正传》曰：「书『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罪晋也。晋以伯国，不能自振，诈蛮子而执之归楚，是背信以尊荆夷也。诈戎蛮，背信也；尊荆夷，忘义也。春秋书以恶之。」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贩申公夀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闗，曰：『呉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隂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莬和，右师军于仓野。使谓隂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寜，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愚谓「言归于楚者，犹曰归于京师」，尊楚之词也。
城西郛
正传》曰：「外城谓之郛。」《书》「城西郛」，着不宜城也。城西郛，则城西之民尽弃之矣。杜氏曰：「鲁城西郛，备晋也。」夫鲁助晋叛臣，以召怨于晋，又城西郛以备之，善谋国者
译秋季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季孙斯去世，是记录国家卿大夫的重大变故。”《左传》说：“秋季，季孙生病，命令正常说：‘不要死，南孺子生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就报告国君并立他为继承人；如果是女孩，就让季肥继承。’”等到季孙去世，康子即位。安葬之后，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用车载着男孩到朝廷，报告说：“夫子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了男孩，就向国君和大夫报告并立他为继承人。’现在孩子生了，是男孩，冒昧报告。”于是逃奔到卫国。康子请求退位，国君派共刘去查看，有人已经杀了男孩，于是追究此事。召见正常，正常没有返回。
蔡国人把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
《公羊传》说：“放逐，就是驱逐的意思。因为他是公子驷的党羽。为什么要记载？是因为罪在擅自放逐。”胡氏说：“驷和猎，大概是因为请求迁都到吴国被认定为错误，所以蔡国趁着吴国恼怒他们背叛楚国而迁都，于是杀了公子驷，驱逐公孙猎来取悦吴国。”这就是没有政令刑罚而逐渐衰败以至于灭亡的征兆了。
冬季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
《公羊传》说：“记载秦伯去世，是记录霸主国家的大变故。这时候有吊唁、赠送财物和安葬的礼节，因此记载它。”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
《公羊传》说：“记载两位卿大夫包围邾国，那么不义的罪过就自然显现了。既然已经在句绎与邾国结盟，却又攻打它，背信弃义太严重了。邾国侍奉鲁国，前来会盟、前来投奔，献出漷水、沂水一带的土地，也已经到了极点，却还不能免遭攻打。这怎么向诸侯显示信义呢？”
【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定公四年【晋定公二十一年，齐景公五十七年，卫出公二年，蔡昭公二十八年，郑声公十年，曹阳公十一年，陈闵公十一年，杞僖公十五年，宋景公二十六年，秦悼公元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吴夫差五年】
春季周王二月庚戌日，强盗杀死了蔡侯申。
《公羊传》说：“强盗杀死了蔡侯申，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乱臣贼子。用来报复，详情不详。派人考察其踪迹，罪人就能抓获。如下文：蔡昭公记载安葬，公孙辰出奔，公孙姓、公孙霍被杀，就是这些强盗。”《左传》说：“蔡昭侯将要前往吴国，众大夫担心他又迁都，趁着公孙翩追逐并射他，射入百姓家中而死，用两支箭射在门上，众人不敢前进。文之锴【蔡国大夫】后到，说：‘像墙一样前进，多杀两个人。’锴拿着弓走在前面，公孙翩射中他的手臂，锴于是杀了公孙翩。所以驱逐公孙辰并杀了公孙姓、公孙盱【即公孙霍】。《公羊传》、《谷梁传》、胡氏都认为称‘盗’，不称人名是因为地位卑贱。又说蔡侯不能用礼信保护自己，以致被人杀害，所以改变文字称‘盗’，来警戒有国家的人，这都是不对的。如果这样，那么弑君的贼人就能逃避罪名，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又是参与弑逆的严重行为。”
蔡国公孙辰出奔到吴国。
《公羊传》说：“记载蔡国公孙辰出奔到吴国，是为了记录逃匿的贼人。他出奔到吴国，是蔡国人驱逐他。公孙辰大概参与了强盗杀人的事，所以记载出奔，强盗的名字，就能知道了。”
安葬秦惠公。
《公羊传》说：“记载安葬秦惠公，是为了记录抚恤哀悼的道义。”
宋国人抓获了小邾子。
《公羊传》说：“记载宋国人抓获小邾子，是为了记录凌暴的罪过。小邾子没有可声讨的罪过，而宋国攻打他的国家，俘虏他的国君，凭私意擅自行动，又不把他交给周天子，所以《春秋》谴责他。”
夏季，蔡国杀了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公羊传》说：“霍就是盱，这两个人是公孙翩的党羽。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诛杀弑君的党羽。这时候，强盗弑君的罪名就能确定了。”
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
《公羊传》说：“记载‘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是谴责晋国。晋国作为霸主国家，不能自我振作，欺骗蛮子并抓获他交给楚国，这是背信以尊崇荆夷。欺骗戎蛮，是背信；尊崇荆夷，是忘义。《春秋》记载它表示厌恶。”《左传》说：“夏季，楚国人已经攻克夷虎，于是谋划北方。左司马沈尹戌、申公寿余、叶公诸梁，把蔡国军队部署在负函，把方城以外的军队部署在缯关，说：‘吴国将要逆流而上进入郢都，我们将去救急。’约定一晚上的期限，袭击梁和霍，单浮余包围蛮氏，蛮氏溃败，蛮子赤逃奔到晋国的阴地。司马起用丰、析和狄戎，以逼近上洛。左军驻扎在莬和，右军驻扎在仓野。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说：‘晋楚有盟约，好恶相同。如果将不废弃我们国君的愿望，否则将通往少习以听候命令。’士蔑向赵孟请示，赵孟说：‘晋国尚未安宁，怎么能与楚国为敌？一定要迅速答应他们。’士蔑于是召集九州之戎，将要分割田地给蛮子并筑城，且将要为他占卜。蛮子听从占卜，于是抓获他，连同他的五大夫一起在三户交给楚军。司马建立城邑设立宗庙，来引诱他的遗民，并全部俘虏带回。我认为‘说交给楚国，就像说交给周天子’，是尊崇楚国的说法。”
修筑西面的外城。
《公羊传》说：“外城称为郛。”《春秋》记载“修筑西面的外城”，表明不应该修筑。修筑西面的外城，那么西面的百姓就都被抛弃了。杜氏说：“鲁国修筑西面的外城，是为了防备晋国。”鲁国帮助晋国的叛臣，从而招致晋国的怨恨，又修筑西面的外城来防备它，善于谋划国家的人
如是乎？
六月辛丑亳社灾
正传》曰：「书『亳社灾』，志灾变也。」《糓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屋戒也。其屋，亡国之社，不得达上也。」程子曰：「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国既亡，则社自当迁，汤存之以为后戒，故但屋之，则与迁之无异。既为亡国之社，则自王都至国都皆有之，使为戒也。」《记》曰：「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隂明也。」鲁有亳社灾，屋之故有灾。此制计之，必始于汤也。
译难道是这样吗？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记载‘亳社灾’，是为了记录灾异变故。”《谷梁传》说：“亳社，是亳地的社坛。亳，是亡国的社坛。亡国的社坛，建造庙屋是为了警戒世人。它的屋顶，亡国的社坛，不能通达上天。”程颐说：“《尚书》说：‘商汤战胜夏桀后，想要迁移夏社，但认为不可。’既然国家已经灭亡，社坛自然应当迁移，商汤保留它作为后世的警戒，所以只是给它盖上屋顶，这就和迁移它没有区别。既然作为亡国的社坛，那么从王都到各国国都都有，用来作为警戒。”《礼记》说：“亡国的社坛，盖上屋顶，是为了不让它接受天阳之气。”又说：“亳社开北窗，是为了让阴气明亮。”鲁国的亳社发生火灾，是因为盖了屋顶的缘故。这种制度，推究其起源，必定始于商汤。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
正传曰：「书滕子结卒，志与国之大故也。」
冬十有二月塟蔡昭公
正传》曰：「书塟蔡昭公，志礼也。君弑不讨贼，则不塟，礼也。今公孙姓等已讨，故塟，礼也。」
塟滕顷公
正传》曰：「书塟滕顷公，志恤邻之礼也。」
【敬王三十年】五年【晋定二十二年，齐景五十八年卒，卫出三年，蔡成公朔元年，郑声十一年，曹阳十二年，陈闵十二年，杞僖十六年，宋景二十七年，秦悼二年，楚昭二十六年，呉夫差六年】
春城毗
正传》曰：「书『春城毗』，讥不时也，不宜城也。杜氏以为城毗，备晋也。夫礼义惟城，而金汤不与焉。鲁助晋叛人，以起晋衅，可谓堕礼义之大闲，而乃屡城以自备焉，末矣。岂其时乎？岂其宜乎？」
夏齐侯伐宋
正传》曰：「书齐侯伐宋，则无名擅兴之罪自见矣。」定之六年，齐侯、宋公为洮之防，今甫六年耳。宋未有可声之罪，而齐遽兴无名之师，故《春秋》书以恶之。晏子以其君显，固如是乎？
晋赵鞅帅师伐卫
正传》曰：「书晋赵鞅帅师伐卫，善讨党叛也。卫助范氏以叛，是党臣叛君，负罪大矣。赵鞅讨而伐之，忠于晋正矣，故《春秋》书而善之。」左氏曰：「春，晋围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栁朔【范氏家臣】言诸昭子【即士吉射】使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雠乎？」对曰：「私雠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张栁朔谓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僣之。」遂死于栢人。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
正传曰：「书齐侯杵臼卒，志隣国之大故也。诸侯有吊赙赠塟之礼焉。」左氏曰：「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即安孺子】嬖诸大夫恐其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即国夏】髙昭子【即髙张】立荼，寘羣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愚谓此景公卒时事也。大学之道，诚意正心，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其始终本末之贯也。晏子不知圣贤大学之道，引君当道，脩身正家以及其国，徒矜智能，卒之家道不正，孽嬖立而羣子奔，至于危亡，可哀也已。君子因其卒而遡其平生，而善恶见矣。
冬叔还如齐
正传曰：叔还【音旋】鲁卿如齐，徃吊，且会塟也。何以书？志邦交之礼也。而非礼自见矣。诸侯卒，诸侯使士吊，使大夫会塟，礼也。而使卿焉，非礼矣。
闰月塟齐景公
正传曰：「书闰月塟齐景公，志恤隣之礼也，而非礼见矣。」何谓非礼？公羊曰：「闰不书，此何以书？丧以闰数也。」曷为以闰数？丧数畧也。谷梁子曰：「不正其闰也。」愚谓：「丧事不数闰，数闰则哀杀矣。诸侯五月而塟，以闰月塟，则数闰矣。数闰则哀杀矣，非仁人孝子之心也。」此《春秋》窃取之义乎？
【敬王三十一年】六年【晋定二十三年，齐安孺子荼元年，弑卫出四年，蔡成二年，郑声十二年，曹阳十三年，陈闵十三年，杞僖十七年，宋景二十八年，秦悼三年，楚昭二十七年卒，呉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
正传》曰：「书春城邾瑕，志非时也，讥非所宜城也。鲁以备晋，城瑕，一非所城；强取邾之邑而城之，二非所城；春农方殷，而夺时以妄作，三非所城。春秋非之之意，备矣。」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
正传》曰：「鲜虞即中山之狄。」书「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善诛党叛也。左氏曰：「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杜氏曰：「晋伐鲜虞，纳荀寅于栢人。」愚按：四年鲜虞纳荀寅于栢人，则固党叛者也。晋鞅伐之，有名矣，宜
译秋季八月甲寅日，滕国国君结去世。
《正传》说：“记载滕国国君结去世，是为了记录与他国有关的大事件。”
冬季十二月，安葬蔡昭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蔡昭公，是为了体现礼制。国君被杀而不讨伐凶手，就不安葬，这是礼制。如今公孙姓等人已经讨伐了凶手，所以安葬，符合礼制。”
安葬滕顷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滕顷公，是为了体现体恤邻国的礼制。”
【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晋定公二十二年，齐景公五十八年去世，卫出公三年，蔡成公朔元年，郑声公十一年，曹阳公十二年，陈闵公十二年，杞僖公十六年，宋景公二十七年，秦悼公二年，楚昭王二十六年，吴王夫差六年】
春季，在毗地筑城。
《正传》说：“记载‘春季在毗地筑城’，是讥讽不合时宜，不该筑城。杜氏认为在毗地筑城，是为了防备晋国。然而礼义才是国家的根本，而险峻的城池并不重要。鲁国帮助晋国的叛臣，从而引发晋国的祸端，这可以说是破坏了礼义的重大界限，却反而屡次筑城来自我防备，这是舍本逐末。这难道合乎时宜吗？难道合乎道理吗？”
夏季，齐侯攻打宋国。
《正传》说：“记载齐侯攻打宋国，那么擅自发动战争的罪名就显而易见了。”鲁定公六年，齐侯和宋公在洮地结盟，到现在才过了六年。宋国没有可以声讨的罪过，齐国却匆忙发动无名之师，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厌恶。晏子因为他的国君而显赫，难道就应当这样吗？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卫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卫国，是赞许讨伐勾结叛乱者。卫国帮助范氏叛乱，这是臣子勾结叛乱，辜负君主，罪过极大。赵鞅讨伐并攻打卫国，对晋国来说是忠诚正直的，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赞许。”《左传》说：“春季，晋国包围柏人，荀寅、士吉射逃奔到齐国。起初，范氏的家臣王生厌恶张柳朔，向昭子（即士吉射）进言，让张柳朔驻守柏人。昭子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回答说：‘私仇不干预公事，喜好不废弃职责，过错不掩盖，这是行善守义的原则，我怎敢违背？’等到范氏出逃，张柳朔对他的儿子张尔说：‘跟随主人努力吧，我将留在这里死节。王生已经授意于我，我不能僭越他的意愿。’于是死在柏人。夏季，赵鞅攻打卫国，是因为范氏的缘故，于是包围中牟。”
秋季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正传》说：“记载齐侯杵臼去世，是为了记录邻国的大事件。诸侯之间有吊唁、赠送财物、会葬的礼节。”《左传》说：“齐景公的燕姬生了儿子，没长大就死了，众妾中鬻姒的儿子荼（即安孺子）被宠幸，大夫们担心他成为太子，对齐景公说：‘您的年纪大了，还没有太子，该怎么办？’景公说：‘你们在忧虑担忧中，如果有疾病，也可以暂且谋划享乐，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景公生病，派国惠子（即国夏）、高昭子（即高张）拥立荼，把众公子安置在莱地。秋季，齐景公去世；冬季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奔到卫国，公子鉏、公子阳生逃奔到鲁国。莱地的人歌唱道：‘景公死了，不让他埋葬；三军的事务，不让他谋划；军队啊，军队啊，究竟属于哪一方？’我认为这是景公去世时的事情。《大学》的道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贯穿始终本末的道理。晏子不懂圣贤《大学》的道理，引导国君走上正道，修身正家以及治理国家，只是夸耀智能，最终导致家道不正，孽妾宠臣被立，众公子出逃，以至于危亡，真是可悲啊。君子通过他的去世追溯他的一生，善恶就显现了。”
冬季，叔还出使齐国。
《正传》说：叔还（音旋）是鲁国卿大夫，出使齐国，前往吊唁，并且参加葬礼。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邦交之礼。但不合礼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诸侯去世，诸侯派士去吊唁，派大夫参加葬礼，这是礼制。而派卿去，就不合礼了。
闰月，安葬齐景公。
《正传》说：“记载闰月安葬齐景公，是为了体现体恤邻国的礼制，但不合礼之处也显现了。”什么是不合礼？《公羊传》说：“闰月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丧事要计算闰月。”为什么要计算闰月？因为丧事的计算比较粗略。《谷梁传》说：“不认为闰月是正当的。”我认为：“丧事不计算闰月，计算闰月就会削弱哀悼之情。诸侯五个月安葬，如果在闰月安葬，就是计算了闰月。计算闰月就会削弱哀悼之情，这不是仁人孝子的心意。”这难道是《春秋》隐含的意思吗？
【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晋定公二十三年，齐安孺子荼元年，弑卫出公四年，蔡成公二年，郑声公十二年，曹阳公十三年，陈闵公十三年，杞僖公十七年，宋景公二十八年，秦悼公三年，楚昭王二十七年去世，吴王夫差七年】
春季，在邾瑕筑城。
《正传》说：“记载春季在邾瑕筑城，是为了记录不合时宜，讥讽不该筑城。鲁国为了防备晋国，在瑕地筑城，这是第一个不该筑城的地方；强行夺取邾国的城邑而筑城，这是第二个不该筑城的地方；春季农事正忙，却夺取农时来妄动土木，这是第三个不该筑城的地方。《春秋》非议它的用意，已经很完备了。”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虞。
《正传》说：“鲜虞就是中山的狄人。”记载“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虞”，是赞许诛讨勾结叛乱者。《左传》说：“春季晋国攻打鲜虞，是为了整治范氏的叛乱。”杜氏说：“晋国攻打鲜虞，是为了接纳荀寅到柏人。”我认为：四年时鲜虞接纳荀寅到柏人，那么它本来就是勾结叛乱者。晋国赵鞅攻打它，是有名分的，适宜
《春秋》善之。
呉伐陈
正传》曰：「书呉伐陈，志愤怨之兵也。」左氏曰：「复脩旧怨也。」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髙氏曰：「陈，楚与也。呉之入楚，使召陈侯，陈侯不来，呉人怨之，故元年既侵之，今复伐之，脩怨也。」陈自是与呉成。愚谓陈非有可声之罪，其不肯贰于己，犹己之不肯贰于人耳，乃怨而侵之，而伐之，必强之与成焉，则呉之为夷可知矣。故《春秋》恶之。
译《春秋》对此表示赞许。
吴国攻打陈国。
《正传》说：“记载吴国攻打陈国，是记述怀着愤恨怨恨情绪的战争。”《左传》说：“这是重修旧怨。”楚子说：“我的先君与陈国有盟约，不能不救援。”于是便在城父救援陈国的军队。高氏说：“陈国是楚国的盟友。吴国入侵楚国时，派人召见陈侯，陈侯没有来，吴国人因此怨恨他，所以元年已经侵犯过陈国，现在又攻打陈国，这是重修旧怨。”陈国从此与吴国讲和。我认为陈国并没有可以声讨的罪过，它不肯背叛自己，就像自己不肯背叛别人一样，吴国却因怨恨而侵犯它、攻打它，一定要强迫它与自己讲和，那么吴国的蛮夷行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春秋》对此表示厌恶。
夏齐国夏及髙张来奔
正传》曰：「书齐国夏及髙张来奔，则奔之者之罪见矣。」左氏曰：「齐陈乞伪事髙国者，每朝必骖乗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髙国得君，必偪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即髙张】闻之，与惠子【国夏】乗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髙张、晏圉、▯施来奔。愚谓据此，则谗人乱国者陈乞也。既以伪事髙国，进谗言，使与诸大夫生隙，又以诡言进谗诸大夫，使与髙国有隙，遂两下兴兵相杀，使髙国贵戚之卿不能安其位，以守其宗社而出奔他国。谗人乱国，岂虚语哉？《诗》曰：「取彼谗人，投之有比。」其亦《春秋》之意乎？
叔还会呉于柤
正传曰：「书叔还会呉于柤，非其会也。」许氏曰：「叔还以呉在柤，故往会之，始终呉好也。」愚谓：「以堂堂中国之望，礼义之宗，呉不慕义求防，而鲁下与防焉，则为妄动。所以感之者不诚矣，安能以固结其好哉？」
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
正传》曰：「书楚子轸卒，志与国之大故也，来赴，故书之。」左氏曰：「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雠，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雠乎？命公子申【即子西】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即子期】亦不可，则命公子啓。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闾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让羣臣，敢忘君乎？从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是嵗也，有云如众赤乌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糓，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罸，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糓，虽不徳，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
正传曰：书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而簒。弑之罪见矣。左氏曰：陈僖子【即陈乞】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即子鉏】曰：甞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乗，故又献此，请与子乗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阚止【即子我】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冬十月丁夘立之。将盟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防曰：此谁之命也？陈子【即乞】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悼公【即阳生】稽首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鲍子曰：谁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去鬻姒，杀王甲，拘江説，囚王豹于句窦之丘。公【即阳生】使朱毛告于陈子曰：防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羣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塟诸殳冐。淳公羊曰：景公谓陈乞曰：吾
译夏，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鲁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那么投奔者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齐国的陈乞假装侍奉高氏和国氏，每次上朝必定陪乘，所跟随的人必定对各位大夫说：‘他们都很傲慢，将要违背您的命令。’大家都说：‘高氏和国氏深得君主信任，必定会逼迫我们，何不除掉他们？’他们本来就要图谋您，您早点谋划吧。谋划没有比彻底消灭他们更好的了，要等待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等到上朝时又说：‘他们是虎狼，看见我在您身边，杀我没有几天了，请让我回到我的职位。’又对各位大夫说：‘这两个人要遭祸了，仗着深得君主信任而想要图谋各位大夫。’说：‘国家多难，是因为权贵受宠，全部除掉他们然后君主才能安定。’既然已经定下计谋，何不趁他们还没有行动就先下手？行动了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夫们听从了他。夏季六月戊辰日，陈乞、鲍牧和各位大夫带着甲士进入公宫。昭子（即高张）听说后，与惠子（国夏）乘车到公宫，在庄地交战，战败，国人追赶他们，国夏逃奔莒国，于是高张、晏圉、施来投奔鲁国。我认为根据这些，扰乱国家的是陈乞。他既然假装侍奉高氏和国氏，进献谗言，使高氏、国氏与各位大夫产生隔阂，又用诡诈的话向各位大夫进谗，使各位大夫与高氏、国氏产生隔阂，于是双方兴兵互相残杀，使高氏、国氏这些贵戚卿大夫不能安守其位，守护宗庙社稷而出逃他国。谗人扰乱国家，难道是空话吗？《诗经》说：‘抓住那些谗人，把他们投到比国去。’这大概也是《春秋》的意思吧？”
叔还到柤地会见吴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叔还到柤地会见吴国，这不是合乎礼制的会见。”许氏说：“叔还因为吴国在柤地，所以前往会见，始终与吴国交好。”我认为：“以堂堂中原的声望，礼义的宗主，吴国不慕义求和，而鲁国却屈尊与之相会，这就是妄动。用来感化它的心意不真诚，怎么能巩固两国的好关系呢？”
秋七月庚寅日，楚昭王熊轸去世。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楚昭王去世，是记录与他国有关的大事件，因为楚国来报丧，所以记载。”《左传》说：“秋七月，楚昭王在城父，将要救援陈国，占卜作战不吉利，占卜撤退也不吉利。楚王说：‘那么就是死吧。’再次使楚军战败，不如死；背弃盟约逃避仇敌，也不如死。死是一样的，那就死于仇敌吧。命令公子申（即子西）为王，他推辞；命令公子结（即子期），他也推辞；于是命令公子启。公子启五次推辞后才答应。将要作战时，楚王生了病。庚寅日，楚昭王攻打大冥，死在城父。子闾退下说：‘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给群臣，我敢忘记君王的恩德吗？遵从君王的命令是顺从，拥立君王的儿子也是顺从。两种顺从都不能失去。’与子西、子期谋划，秘密派兵封锁道路，迎接越女之子章拥立为王，然后返回。这一年，有云像许多红色的乌鸦夹着太阳飞行。三天后，楚昭王派使者询问周太史。周太史说：‘这灾祸应当应在君王身上吧？如果举行禳灾仪式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王说：‘除去腹心的疾病而把它放在四肢上，有什么好处？我如果没有大过错，上天难道会让我夭折吗？如果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于是没有举行禳灾仪式。起初，楚昭王生病，占卜说：‘黄河之神作祟。’楚王不祭祀，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楚王说：‘三代规定的祭祀，不超越境内的山川。江汉、睢水、漳水，是楚国的山川。祸福的到来，不会超过这些。我虽然不贤德，黄河不是我获罪的地方。’于是没有祭祀。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啊，他不失掉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齐阳生进入齐国，齐陈乞杀了他的君主齐荼。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齐阳生进入齐国。齐陈乞杀了他的君主齐荼而篡位。杀君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陈僖子（即陈乞）派人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车去见南郭且于（即子鉏）说：‘曾经献马给季孙，没有进入上等车马，所以又献这匹马，请和我同乘。’出了莱门就告诉他。所以阚止（即子我）知道了，先在外面等候。公子说：‘事情还不可知，回去和壬也住在一起，戒备他。’于是出发，到了夜晚到达齐国。国人知道了。僖子派子士的母亲抚养他，和送饭的人都进去了。冬十月丁夘日，拥立他。将要盟誓时，鲍子喝醉了前往，他的臣子差车鲍防说：‘这是谁的命令？’陈子（即陈乞）说：‘受命于鲍子。’于是诬陷鲍子说：‘这是您的命令。’鲍子说：‘你忘了君主做孺子牛而折断牙齿的事吗，你却背叛他？’悼公（即阳生）叩头说：‘您是奉行义理而行事的人。如果我可行，不必死一位大夫；如果我不可行，不必死一位公子。合乎义就前进，否则就退却，怎敢不听从您？废立不扰乱，就是我所希望的。’鲍子说：‘谁不是君主的儿子？’于是接受盟誓。派胡姬带着安孺子到赖地，赶走鬻姒，杀了王甲，拘禁江説，囚禁王豹在句窦之丘。公（即阳生）派朱毛告诉陈子说：‘鲍子如果不到这里，然而君主不同于器物，不可以有两个器物，两个器物不会匮乏。君主有两个就会多难，敢向各位大夫宣告。’僖子不回答而哭泣说：‘君主难道不相信群臣吗？以齐国的困窘，困窘中又有忧患少君，不可以咨询，所以寻求长君，希望也能容纳群臣吧？不然，那孺子有什么罪？’朱毛复命，公后悔了。朱毛说：‘君主大大咨询陈子而图谋小事是可以的。’派朱毛把孺子迁到骀地，没有到达，在野幕之下杀了他，埋葬在殳冒。淳公羊说：景公对陈乞说：‘我
欲立舍，何如？陈乞曰：所乐乎为君者，欲立之则立之，不欲立则不立。君如欲立之，则臣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吾闻子盖将不欲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乗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与之玉节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陈乞使人迎阳生于诸其家，除景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陈乞曰：常之毋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诸大夫皆曰：诺。于是皆之陈乞之家，坐。陈乞曰：吾有所为甲。请以示焉。诸大夫皆曰：“诺。”于是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开之，则闯然公子阳生也。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靣，再拜稽首而君之。尔自是往弑舍。愚谓《春秋》但书阳生入，陈乞弑，则主谋与弑之罪自见矣。夫主谋与弑其君之罪，罪莫大焉。《公羊》谓弑立不当国而国，《谷梁》谓弑君以陈乞不以阳生。君荼，胡氏又谓不称公子，以为先君立荼而已弑之为非先君之子。称齐着乱由景公，则所求于义者末矣。所以诛阳生者，反薄矣。
译想要立舍为国君，怎么样？陈乞说：“作为国君所乐于做的，是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就不立。如果您想立他，那么请允许我来立他。”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您本来不想立我。”陈乞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如果废黜正统而立非正统，必定会杀害正统者。我不立您，正是为了保全您的性命。”于是陈乞带着阳生逃走了。陈乞给了阳生玉节，并护送他逃走。景公死后，舍被立为国君。陈乞派人到诸家去迎接阳生，并撤除了景公的丧事，各位大夫都在朝廷上。陈乞说：“我家里没有鱼和豆类的祭品，希望各位大夫能体谅我。”各位大夫都说：“好。”于是大家都到陈乞家里，坐下。陈乞说：“我有一件甲衣，请让我展示给你们看。”各位大夫都说：“好。”于是陈乞让大力士举起一个大袋子，放到屋子的中央。各位大夫看到后，都脸色大变，十分惊恐。打开袋子，里面赫然就是公子阳生。陈乞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君了。”各位大夫迫不得已，都迟疑着面向北，两次跪拜叩头，尊奉阳生为国君。后来，阳生派人去杀死了舍。我认为，《春秋》只记载阳生回国，陈乞弑君，那么主谋和弑君的罪行就自然显现了。主谋并参与弑杀国君的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公羊传》认为弑杀的是不该在位而在位的人，《谷梁传》认为弑君的责任在于陈乞而不在于阳生。至于国君荼，胡安国又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先君景公立了荼，而弑杀他并非先君的儿子。如果认为齐国的动乱始于景公，那么对道义的追究就太肤浅了。因此，对阳生的惩罚反而显得轻了。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正传曰书伐邾志陵暴之师也
宋向巢帅师伐曹
正传曰：「书伐曹，着擅兴陵暴之罪也。」
【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晋定二十四年，齐悼公阳生元年，卫出五年，蔡成三年，郑声十三年，曹阳十四年，陈闵十四年，杞僖十八年，宋景二十九年，秦悼四年，楚惠王章元年，呉夫差八年】
春宋皇瑗帅师侵郑
正传》曰：“何以书宋皇瑗侵郑？志贪暴之师也。左氏以为为郑叛晋，非也。宋久叛晋，岂复讨郑叛晋哉？当是之时，世无霸主，诸侯肆其狼贪虎噬之心，以无名之兵加于人，岂知脩徳之为务乎？故《春秋》恶之。”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正传曰：「书晋魏曼多帅师侵魏，非伯讨也。夫伯讨者，必奉词声罪而致讨也。」左氏曰：「晋师侵卫，卫不服也。」愚谓观此，则此举特为卫不服耳。卫輙拒父，天下之罪人也。晋不行声罪之师，而为私窃以行侵焉。春秋直书，而其罪见矣。
夏公会呉于鄫
正传曰：书「公会呉于鄫」，志非礼也。左氏曰：「夏，公会呉于鄫。呉来徴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呉人曰：『宋伯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呉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呉人弗听。景伯曰：『呉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防髪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呉为无能为也。愚谓防者，中国诸侯脩好讲睦之道，必有礼义以交接，有诚意以交孚。呉为夷狄，与中国其类既殊，其心自异，安可以礼义诚信相交接？鲁不务自脩其徳，畏呉之强，欲借其势而往与之逺防于鄫，自卑屈甚矣。卒致百牢之徴，不亦宜乎？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正传曰：「书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来，而贪暴之罪自见矣。」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徳，失二徳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徳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秋伐邾，及范门，犹闻钟声。大夫谏，不听。茅成子请告于呉，不许，曰：「鲁撃柝闻于邾，呉二十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国内岂不足？」成子以茅叛，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邾茅夷鸿以束帛乗韦，自请救于呉，曰：「鲁弱晋而逺呉，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乗，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乗，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呉子从之。愚谓观此传，则主此役者康子也。康子亲闻仲尼之教，音其恣欲如此，又不听景伯、孟孙之忠言，果失二徳，伐邾入处其宫，虏其君，献于亳社，囚诸负瑕，其罪大恶极矣。其致邾之愬，召呉之兵，克东阳，宜哉！胡氏谓《春秋》隐鲁之恶，故灭国书，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实，非也。如此经直书其事，而罪恶不可掩矣！乌乎能隐？
宋人围曹
正传曰书宋人围曹罪陵弱也
冬郑驷▯帅师救曹
正传》曰：「书郑驷▯
译冬天，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正传》说：记载“讨伐邾国”，是记述凌驾欺凌的军队。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正传》说：“记载‘讨伐曹国’，是彰显擅自兴兵、凌驾欺凌的罪过。”
【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晋定公二十四年，齐悼公阳生元年，卫出公五年，蔡成公三年，郑声公十三年，曹阳公十四年，陈闵公十四年，杞僖公十八年，宋景公二十九年，秦悼公四年，楚惠王章元年，吴王夫差八年】
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宋国皇瑗侵犯郑国？是记述贪婪暴虐的军队。《左传》认为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这是不对的。宋国早就背叛了晋国，难道还会去讨伐郑国背叛晋国吗？在这个时候，世上没有霸主，诸侯放纵他们狼贪虎噬的心，用没有名分的军队加害于人，哪里知道修养德行才是要务呢？所以《春秋》厌恶他们。”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不是霸主的讨伐。霸主的讨伐，必定是奉辞声罪然后去讨伐。”《左传》说：“晋国军队侵犯卫国，是因为卫国不服从。”我认为看这里，那么这次行动只是针对卫国不服从罢了。卫辄抗拒父亲，是天下有罪的人。晋国不施行声讨罪过的军队，却出于私心去侵犯。《春秋》直接记载，它的罪过就显现了。
夏天，鲁哀公在鄫地会见吴王。
《正传》说：记载“鲁哀公在鄫地会见吴王”，是记述不合礼法。《左传》说：“夏天，鲁哀公在鄫地会见吴王。吴国来征调百牢的祭品。子服景伯回答说：‘先王没有这样的规定。’吴国人说：‘宋国是霸主，用百牢，我们鲁国不可以落后于宋国。况且鲁国，晋国大夫经过时用十牢，吴王用百牢，不也可以吗？’景伯说：‘晋国的范鞅贪婪而抛弃礼法，用大国的威势恐吓我国，所以我国用十一牢。君主如果依礼命令诸侯，那么就有定数了。如果也抛弃礼法，那么就有放纵无度的人了。周朝称王的时候，制定礼法，上等物品不超过十二，认为这是天的大数。现在抛弃周礼而说一定要百牢，那就只能听凭你们了。’吴人不听从。景伯说：‘吴国将要灭亡了！抛弃天道而背离根本，不给予必定会对我施加灾祸，于是给了他们。’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辞谢太宰嚭说：‘国君在路上，而大夫不出门，这是什么礼法？’回答说：‘哪里是认为这是礼法，是畏惧大国。大国不依礼命令诸侯，如果不依礼，哪里可以估量？我们君主已经恭敬地听从命令了，他的老臣怎么敢抛弃国家？太伯穿着礼服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他。剪短头发纹身，裸露身体作为装饰，难道是礼法吗？是有原因的。’从鄫地回来，认为吴国没有作为。我认为防，是中国诸侯修好和睦之道，必定有礼义来交接，有诚意来交好。吴国是夷狄，与中国种类不同，心思自然各异，怎么可以用礼义诚信来交接？鲁国不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畏惧吴国的强大，想借它的势力而前往在鄫地远防，自轻自贱太严重了。最终导致百牢的征调，不也是应该的吗？
秋天，鲁哀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哀公讨伐邾国，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贪婪暴虐的罪过自然显现了。”《左传》说：“季康子想讨伐邾国，于是宴请大夫来谋划。子服景伯说：‘小国侍奉大国，靠的是信；大国保护小国，靠的是仁。背弃大国，是不信；讨伐小国，是不仁。人民依靠城池，城池依靠德行，失去这两种德行就危险，将依靠什么？’孟孙说：‘各位认为怎么样？厌恶贤人而违背他。’回答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拿着玉帛的有万国，现在存在的没有几十了。只有大国不爱护小国，小国不侍奉大国。知道必定危险，为什么不说话？鲁国的德行如同邾国，却用众兵压它，可以吗？’不高兴而出来，秋天讨伐邾国，到达范门，还能听到钟声。大夫劝谏，不听。茅成子请求向吴国告急，不允许，说：‘鲁国击柝的声音传到邾国，吴国二十里，不到三个月不到，怎么来得及？况且国内难道不够吗？’成子带着茅地叛变，军队于是攻入邾国，住在他们的公宫。众军白天掠夺，邾国人保卫在绎地。军队晚上掠夺，把邾子益带回来献给亳社，囚禁在负瑕。负瑕本来有绎地。邾国的茅夷鸿带着束帛和熟牛皮，亲自向吴国求救，说：‘鲁国轻视晋国而远离吴国，依仗它的众兵而背弃君主的盟约，避开君主的执事，来欺凌我们小国。邾国不是敢自爱，是害怕君主的威势不能树立。君主的威势不能树立，是小国的忧虑。如果夏天在鄫衍结盟，秋天就背弃它，成全请求而不违背，四方诸侯怎么侍奉君主？况且鲁国赋税八百乘，是君主的贰臣；邾国赋税六百乘，是君主的私属。用私属供奉贰臣，请君主考虑。’吴王听从了。我认为看这段传文，那么主持这次战役的是季康子。季康子亲自听到仲尼的教导，声音放纵欲望如此，又不听从景伯、孟孙的忠言，果然失去两种德行，讨伐邾国攻入住在他们的宫室，俘虏他们的君主，献给亳社，囚禁在负瑕，他的罪大恶极了。他导致邾国的控诉，招来吴国的军队，攻克东阳，是应该的！胡氏说《春秋》隐藏鲁国的恶行，所以灭国记载，取委婉来成章而不失其实，不对。如此经文直接记载其事，而罪恶不可掩盖了！怎么能隐藏？
宋国人包围曹国。
《正传》说：记载宋国人包围曹国，是罪责欺凌弱小。
冬天，郑国的驷〇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正传》说：“记载郑国驷〇
帅师救曹，善之也。恤灾救难，固春秋之所善也。」《左氏》曰：「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郑师救曹，侵宋。」愚按：「此则郑之救曹，虽出于有意，而其事则善矣。故春秋与进之，所谓假之者，其此之类乎？」
译率领军队救援曹国，这是赞许这种行为。体恤灾祸、救助危难，本来就是《春秋》所赞许的。」《左氏传》说：「宋国人包围曹国，郑国的桓子思说：『宋国正遭受曹国和郑国的祸患，不能不救援。』于是郑国军队救援曹国，并入侵宋国。」我按：「这一条郑国救援曹国，虽然出于有意的谋划，但其行为却是善举。所以《春秋》予以褒奖，所谓‘假借’的，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