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三十六

译春秋正传卷三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三十七 明湛若水撰 哀公

【敬王三十三年】八年【晋定二十五年，齐悼二年，卫出六年，蔡成四年，郑声十四年，曹阳十五年，国亡，陈闵十五年，杞僖十九年卒，宋景三十年，秦悼五年，楚惠二年，呉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正传》说：“记载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是归罪于灭国的行为。”公羊传认为不写“灭”，是因为曹国与鲁国同姓，鲁国没有去救援，所以避讳。胡氏认为“灭”是亡国的善辞，不写“灭”，是因为其君臣自取灭亡。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记载“入曹”，俘虏了国君就不必再写“灭”，但实际上就是灭了曹国。左氏传说：“春天，宋公讨伐曹国，将要返回时，褚师子肥殿后。曹国人辱骂他，子肥不前进，军队等待他。宋公听说后，发怒，命令军队返回，于是灭了曹国，抓获曹伯及司城疆带回来，杀了他们。”又说：“曹伯阳喜好打猎射鸟，乡下人公孙疆捕获了白雁，献给他，并且讲述打猎射鸟的道理，趁机询问政事，曹伯非常高兴。公孙疆向曹伯讲述称霸的道理，于是曹国背离晋国而勾结吴国。宋国人讨伐曹国，晋国人不去救援。”

呉伐我

正传》说：“记载吴国讨伐我国，是记录国家的危难，而鲁国自取祸患的缘由也就显现出来了。”左氏传说：“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将要讨伐鲁国，向叔孙輙询问。叔孙輙回答说：‘鲁国有名声而没有实情，讨伐它一定能得逞。’退下后告知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这不合礼。君子违离本国，不投奔仇敌之国。没有臣服却要去讨伐它，奔赴使命而死是可以的。所依托的人就隐藏起来，况且人的行为，不因为所厌恶的人而废弃故乡。现在您因为小的恶行而想要颠覆宗国，不也太难了吗？’如果让您率领军队，您一定会推辞。吴王将让我叔孙輙生病。吴王向子泄询问，子泄回答说：‘鲁国虽然没有可以扶持的人，但一定有可以同死的人。诸侯将要去救援它，不可以得逞。晋国与齐国、楚国辅助它，这是四个仇敌。鲁国是齐国、晋国的嘴唇，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这是您所知道的。不去救援，做什么呢？’三月，吴国讨伐我国。子泄【即公山不狃】率领军队走险峻的道路，从武城出发。起初，武城有人因为在吴国边境种田，拘禁了浸泡菅草的鄫国人，说：‘为什么让水浸湿我的菅草？’等到吴军到来，被拘禁的人引导吴军讨伐武城，攻克了它。王犯【吴国大夫】曾经做过武城的宰，澹台子羽的父亲喜欢他，国人害怕。懿子对景伯说：‘怎么办？’景伯回答说：‘吴军来了，就和他们交战，担心什么呢？况且是他们召引而来，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吴军攻克东阳后前进，驻扎在五梧。第二天，驻扎在蚕室。公賔庚、公甲、叔子【都是鲁国大夫】在夷地与吴军交战，叔子【鲁国大夫】和析朱鉏被俘，献给吴王。吴王说：‘这两个人同车，必定是有才能的人，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第二天，驻扎在庚宗，于是驻扎在泗水边上。防虎【鲁国大夫】想要夜间攻击吴军营地，私下召集徒众七百人，在幕庭三次跳跃，最终有三百人，有若也在其中。到达稷门以内，有人对季孙说：‘不足以伤害吴军，却多杀国家的勇士，不如停止吧。’于是制止了他。吴王听说后，一夜之间三次迁移营地。吴人求和，将要结盟。景伯说：‘楚国人包围宋国，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烧火，尚且没有城下之盟。我们还没有亏损，却有城下之盟，这是抛弃国家。吴国轻敌且遥远，不能持久，将要回去了。请稍微等待一下。’季孙不听从。景伯背着东西，走到莱门，于是请求吴国释放子服何。吴人答应，用王子姑曹交换，然后停止。吴人结盟后返回。我认为这就是鲁国灭邾国而招致吴国祸患，是自取灭亡。而且不听懿子的话而与之决战，又不听从景伯的话而与吴国在城下结盟，耻辱太深了。胡氏认为经书只写“伐我”，不写四鄙及与吴国结盟的人，是避讳。不对。大概直接书写吴国讨伐我国，那么使人读其文，考其实际，其招致祸患的缘由，城下之辱，一并显现了。怎么能避讳呢？春秋是垂范后世的典籍，作为后人的警戒，不像章奏言词之类，可以暂时避讳。

夏齐人取讙及阐

正传》说：“阐是鲁国的土地，记载齐国人夺取讙和阐，是讥讽不义。”公羊传认为是贿赂齐国。为什么贿赂齐国？因为把邾娄子益送来。谷梁子说：“厌恶内部。”程子说：“鲁国进入邾国，把其国君带来，导致齐国愤怒、吴国讨伐，所以贿赂齐国以取悦它。”我认为鲁国擅自兴兵进入邾国，而俘虏其国君，固然有罪；而齐国为邾国来讨伐，却夺取了本不属于它的两个城邑，其罪行相当。为什么要讨伐别人呢？

归邾子益于邾

正传》说：“记载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是记录恢复正道。”左氏传说：“齐侯派使者到吴国请求出兵，将要讨伐我国，于是归还了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派太宰子余讨伐他，囚禁在楼防，用荆棘围起来，让大夫们奉太子革执政。”我认为这虽然是鲁国畏惧齐国、吴国的讨伐而归还邾子，出于有所作为，然而事情则是正确的。春秋记载这件事，也有与人为善的意义。

秋七月

正传说：“没有事情也记载，时月的义理在前面已经显现。”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过

译《左传》说：“记载杞伯过去世，是为了记录国家中的重大变故。”

译齐国人归还了讙地和阐地。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记述齐国回归正道。”程子说：“不写‘我们的田地已经归还’，是因为邾子也归还了他的田地，这并不是为了显示恩惠。”胡氏说：“查考《左氏传》，邾子益是被齐国放逐出来的。鲁国因为邾子益的到来，齐国人就夺取了讙地和阐地；又如吴国请求出兵而发怒，仍然没有停止侵略的念头。由此可以看出，国君如果作恶而不悔改，那么四邻就会图谋夺取他的国家，无法保全了。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齐国人就归还了讙地和阐地；又向吴国辞谢军队而表示感激，吴国的恩德还没有泯灭。由此可以看出，国君如果去恶而不积累罪恶，那么四邻就不会侵犯他的边境，自然安宁了。说‘以’、说‘取’，是违背道义的词；说‘归’，是顺应道义的词。去除逆理的行为而效法顺理的行为，停止争端，休战罢兵，齐国没有夺取土地的罪过，鲁国没有失去土地的耻辱。由此可以看出，迁善的优越，改过的重大，而《春秋》不避讳鲁国进入邾国并让邾子益来的记载，是为了表明归还邾子益给邾国能够掩盖以前的罪恶而美化它。”我认为：“我以顺理去感动对方，对方以顺理来回应，这是事理必然的。”胡氏的说法很好，但他说“《春秋》不避讳鲁国进入邾国并让邾子益来的记载，是为了表明归还邾子益给邾国能够掩盖以前的罪恶而美化它”，这就使得《春秋》显得是有意为之，不足以体现圣人洒脱无意、不固执己见的胸怀，前后隔阂不通了。

【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晋定公二十六年，齐悼公三年，卫出公七年，蔡成公五年，郑声公十五年，陈闵公十六年，杞闵公维元年，宋景公三十一年，秦悼公六年，楚惠王三年，吴夫差十年】

春季，周历二月，安葬杞僖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杞僖公，是为了记述体恤邻国的道义。”

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击败郑国军队。

《正传》说：“‘取’，是指包围敌军并彻底打败他们。”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述愤怒暴虐的军队。《左氏传》说：“郑武子罕魋的宠臣许瑕请求封邑，没有东西给他，就请求在外面夺取许国的土地。所以包围了宋国的雍丘，宋国的皇瑗包围郑国军队，每天迁移营地，包围圈合拢。郑国军队哭泣，子姚救援他们，大败。二月甲戌日，宋国在雍丘击败郑国军队，让有才能的人不死，带着郏张和郑罗回去。”我认为，看这段传文，郑国先是用兵深入宋国境内，皇瑗抵御他们，包围他们的军队，彻底歼灭他们的军队并杀死他们，说“让有才能的人不死”，仅仅带着郏张、郑罗回去。宋国的报复，也非常暴虐了。然而这也是郑国自己招致的。

夏季，楚国人攻打陈国。

《正传》说：“记载楚国人攻打陈国，是为了记述愤怒暴虐的军队。”《左氏传》说：“陈国依附吴国是旧有的缘故。”陈国作为一个弱国，屡次被楚国攻打，而依附吴国以求自安。楚国不自我反省，逞其怨恨愤怒的私心，而屡次攻打它。楚国本来就有罪了。作为陈国，不思考修明政治刑法，自立国家，而只是依附寄托于人，很少有不招致祸患的。《春秋》记载这件事，不只是谴责楚国，也因为陈国不自立而招致祸患，作为世人的警戒。

秋季，宋公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宋公攻打郑国，是为了记述报复怨恨的军队。郑国因为贪婪用兵深入宋国境内，所以宋国怨恨而再次攻打，以报复它。所谓正义的军队，敌人来了就抵御他们，这就够了。以前已经歼灭了他们的军队，现在又攻打他们的国家，那就太暴虐了。”

冬季，十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是因为时月的意义在前面已经显现。”

【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晋定公二十七年，齐悼公四年去世，卫出公八年，蔡成公六年，郑声公十六年，陈闵公十七年，杞闵公二年，宋景公三十二年，秦悼公七年，楚惠王四年，吴夫差十一年】

春季，周历二月，邾子益来投奔鲁国。

《正传》说：“记载邾子益来投奔，让人读这段文字，探求这件事，他的罪过就自然显现了。国君出逃，是失去了为社稷死节的道义，已经不可以了，何况没有缘故而出逃呢？”陈氏说：“吴国讨伐邾国，拥立太子执政，然后邾子益才出逃，那么就没有不得已的缘故，而是为了自我保存、图谋后事的计谋，而自行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对宗庙社稷的罪过太大了，所以《春秋》厌恶他。”

鲁哀公与吴国一起攻打齐国。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

《正传》说：“记载鲁公与吴国一起攻打齐国，齐侯阳生去世，让人读这段文字，考察这件事，那么攻打齐国的缘故和齐侯去世的原因，都能得到道义上的是非判断了。”《左氏传》说：“鲁公与吴子、邾子、郯子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军队驻扎在鄎地。齐国人弑杀了悼公，向军队报丧。吴子在军门外哭了三天。徐承率领水军，准备从海路进入齐国，齐国人打败了他们，吴军才撤退。”我认为，吴国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起初请求吴国出兵攻打鲁国，后来因为鲁国讲和而辞谢吴军，鲁国因为归还邾子益而得以免祸，齐国和吴国的军队都是对的。鲁国又与吴国怨恨齐国而攻打它，齐国人因为悼公辞谢吴国而招致兵祸而弑杀了他，不记载弑君，是因为齐国以去世来报丧。胡氏认为不写明齐人弑君的罪过，而以去世来记载，是不忍心把吴国的百姓加在齐国的国君身上，似乎不够确切审慎。这样的话，齐国弑君的贼人，不也就免罪了吗？

夏季，宋国人攻打郑国。

《正传》说：“为什么要屡次记载？是为了记述修怨没有止境。已经夺取了他们的军队，又再三攻打他们。宋国的罪过很大了。”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正传》说：“记载赵鞅侵犯齐国，是为了谴责讨伐丧国的行为。齐侯被弑，晋国是霸主，上不能率领诸侯去问罪，下不能表达吊唁死者的道义，

译与吴国使者哭于军门之外三天才离去，这种做法离正道太远了，连夷狄都不如，还凭什么做霸主呢？”左氏说：“夏天，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齐国。大夫请求占卜吉凶。赵孟说：‘我在此地起兵时已经占卜过，事情不再次占卜，也不重复求吉，出发吧。’于是夺取了犁和辕两地，毁坏了高唐的外城，侵犯到赖地后返回。”

译五月，鲁公从伐齐的战役中回国。

《正传》说：记载“至”，是表示返回时行反面的礼仪。

安葬齐悼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齐悼公，是记录邻国的大事。”

卫国的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正传》说：“记载卫国的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是讥讽接纳叛臣。公孟彄曾结党于蒯聩而背叛，如今又借助齐国的势力回到卫国，背叛了蒯聩，这就成了两个叛臣了。所以十五年春天，蒯聩进入卫国，公孟彄又逃奔到齐国。”

薛伯夷去世。

《正传》说：“记载薛伯夷去世，是记录友好国家的大变故。”

秋天，安葬薛惠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薛惠公，是记录体恤邻国的大义。”

冬天，楚国的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

《正传》说：为什么同时记载义与不义，使两者都显著呢？《左传》说：楚国的子期（即公子结）讨伐陈国，吴国的延州来季子救援陈国，对子期说：“两位君主不致力于德行，却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过呢？我请求退兵，以此成就您的名声。”致力于德行而安定百姓，于是退兵。我认为，这里楚子期讨伐陈国，是无名之师，是不义的。季子救援陈国，已经是义举了。又说两位君主不致力于德行而祸害百姓，请求退兵以成就其名，这是更大的义。所以《春秋》记载此事，褒贬的意义就显现了。胡氏说：《春秋》厌恶首倡作乱的人，赞许排解纷争的人。除了诛杀乱臣贼子之外，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赞许的。救援王室，就归罪于诸侯，子突救援卫国就是例子。救援远方的国家，就归罪于四邻，晋国的阳处父救援江国就是例子。救援蛮夷狄族，就归罪于中国，楚国的公子贞救援郑国、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就是例子。吴国虽然是南蛮的国家，但来参与戚地的会盟，就进而称“人”了。如果让季札出使，就进而称“子”了。救援既然确实是善举，为什么唯独用国号举出而不提升称谓呢？用国号举出而不提升称谓，是为了深刻彰显楚国的罪责，并哀伤中国的衰败。陈国是有虞氏的后代，曾经被楚国灭亡而仅存一线生机。如今又无故兴师，肆意侵伐，而列国诸侯放纵其暴横，不能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而吴国能救援它，所以唯独用国号举出，深刻彰显楚国的罪责，并哀伤中国的衰败。孔子想居住于九夷之地，乘木筏浮于海上，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这大概是记载吴国救援陈国的用意吧？我认为吴国和楚国都因为遥远而被略写。胡氏认为用国号举出而不提升称谓，是拘泥于文字而损害了义理，这是义例的过失。

【敬王三十六年】十一年【晋定公二十八年，齐简公元年，卫出公九年，蔡成公七年，郑声公十七年，陈闵公十八年，杞闵公三年，宋景公三十三年，秦悼公八年，楚惠王五年，吴夫差十二年】

春天，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讨伐我国。

《正传》说：“记载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讨伐我国，是记录国家的警报。而理曲在齐国，理直在鲁国，可以考证得知。”擅自兴兵结怨，跨越国境讨伐别人，触犯先王禁令的，是理曲；守卫疆界应对敌人，志在社稷的，是理直。《左传》说：“齐国因为鄎地的缘故，国书、高无平率领军队讨伐我国，到达清地。季孙对他的家臣冉求说：‘齐军在清地，一定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怎么办？’冉求说：‘一位大夫留守，两位大夫跟随，国君在边境抵御。’季孙说：‘做不到。’冉求说：‘就守在封疆之间。’季孙告知两位大夫，两位大夫不同意。冉求说：‘如果不同意，那么国君不要出去，一位大夫率领军队，背靠城墙而战，不归属的人就不是鲁国人。鲁国的房屋众多，多于齐国的兵车，一户人家抵挡一辆兵车都绰绰有余，您担心什么呢？’两位大夫不想作战，是因为政令在季氏手中，在您当政期间，齐人讨伐鲁国而不能作战，这是您的耻辱，将大大不被诸侯所并列了。季孙让冉求上朝，在党氏的沟渠旁等候。武叔呼唤并询问作战的事，回答说：‘君子有长远的考虑，小人知道什么？’懿子强行询问，回答说：‘小人考虑才能而言说，衡量力量而供职。’武叔说：‘这是说我成不了丈夫啊。’退下后搜索战车。孟孺子泄率领右师，颜羽驾车，邴泄（孟氏的家臣）为车右；冉求率领左师，管周父驾车，樊迟为车右。季孙说：‘冉求年轻。’有子说：‘能服从命令就行了。’季氏的甲士七千人，冉有带领武城人三百人为自己的步兵，老幼守卫宫室，驻扎在雩门之外。五天，右师跟随。公孙务人看到保卫的人而哭泣说：‘事务充满，政令繁重，上级不能谋划，士人不能效死，怎么治理百姓？我已经说过了，敢不努力吗？’军队与齐军在郊外作战，齐军从稷曲出发，军队不越过沟渠。樊迟说：‘不是不能，是不信任您，请三次击鼓然后越过沟渠。’照此办理，众人跟随。军队进入齐军，右师逃跑，齐人追赶。陈瓘、陈庄（都是齐国大夫）渡过泗水，孟之侧最后进入作为殿后，抽出箭射中他的马说：‘马不前进。’林不狃的战友说：‘逃跑吗？’不狃说：‘谁不如我？’说：‘那么停止吗？’不狃说：‘哪里贤能，慢慢走而死。’军队抓获齐军甲士八十人，齐人不能。夜间侦察说：‘齐人逃跑了。’冉求请求追击三次，季孙不允许。孟孺子对人说：‘我不如颜羽，但贤于邴泄。’子羽（即颜羽）敏锐，我不想作战而能沉默，泄说：‘驱赶他们。’公为和他的宠童汪锜乘车，都死了，都……”

译安葬。孔子说：“能够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可以不算作未成年而死。”冉有用长矛在齐军中作战，所以（孔子这样说）。能够进入齐军（作战），孔子说：“这是合乎道义的。”我认为：“由此看来，那么齐国就是侵略别人的军队，鲁国就是抵御敌人的军队，是非曲直就很清楚了。”

译夏天，陈国的辕颇出逃到郑国。

《正传》说：“记载陈国辕颇出逃到郑国，让人探求他出逃的原因，他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左传》说：“起初，辕颇担任司徒，征收封田的赋税来嫁娶国君的女儿，将剩余的钱财用来制作自己的大器物，国人驱逐他，所以他出逃。他路过渇地时，他的族人辕咺进献了稻米、甜酒、高粱、干粮、肉干、肉脯等食物，辕颇高兴地说：‘怎么这么丰盛呢？’辕咺回答说：‘器物已经制成，所以备齐了。’辕颇说：‘为什么不劝谏我？’辕咺回答说：‘害怕您先行动。’”许氏说：“《春秋》记载辕颇出逃，是用来作为臣子讨好上级、刻薄下级、借公事营私利者的警戒。”家氏说：“聚敛财富讨好上级，固然应当受到惩处，但国家不能自行惩处，导致众怒而驱逐他，这是民众在执政，这可以吗？”我认为：“欺骗公家、剥削百姓，是辕颇的罪过；国人驱逐他，是民众的罪过；国家不能惩处他，是国家的罪过。这一条记载，三种罪过都显露出来了。”

五月，鲁哀公会合吴国讨伐齐国。

《正传》说：“记载鲁公会合吴国讨伐齐国，是记录报复怨恨的战争。鲁国与齐国，是姻亲关系的国家；吴国，是外夷的国家。姻亲不和，难道可以援引外人来讨伐他们吗？春天，他们来讨伐我们；夏天，我们去讨伐他们。这是结怨于无穷无尽。所以《春秋》厌恶这种行为。”

甲戌日，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虏了齐国的国书。《正传》说：“艾陵，是齐国的地方，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吴国是欺凌人的军队，齐国是抵御敌人的军队，是非曲直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为了郊外的战争，所以鲁公会合吴子讨伐齐国，五月攻克博邑，壬申日到达嬴地。中军跟随吴王，胥门巢率领上军，王子防曹率领下军，展如率领右军，齐国的国书率领中军，高无平率领上军，宗楼率领下军。陈僖子对他的弟弟陈书说：‘你如果死了，我一定能得志。’宗子阳和闾丘明互相勉励。桑掩胥给国子驾车，公孙夏说：‘这两个人必定会死。’将要交战时，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唱《虞殡》歌，陈子行命令他的部下准备好含玉，公孙挥命令他的部下说：‘人长一寻，吴人头发短。’东郭书说：‘三次战斗必定死在这三次了。’派人问陈多，陈多弹琴说：‘我不再见到你们了。’陈书说：‘这次出征，我只听到鼓声，听不到金声（退兵声）了。’甲戌日，在艾陵交战，展如打败高子，国子打败胥门巢，吴王军队帮助他们，大败齐军，俘虏了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战车八百辆，首级三千，献给鲁公。将要交战时，吴子呼叫叔孙说：‘你负责什么？’叔孙回答说：‘跟随司马，吴王赐给我甲胄剑铍，说：‘奉行你国君的命令，恭敬不要废弛使命。’叔孙没能回答，卫赐进前说：‘州仇拿着甲胄跟随国君并拜谢。’鲁公派太史固送回国子的首级，放在新的箱子里，用黑色和浅红色的丝帛包裹，加上丝带，把陈书放在上面，说：‘上天如果不识别，不惩罚，怎么能让下国（小国）如此？’”

秋天七月辛酉日，滕子虞母去世。

《正传》说：“记载滕子、虞母去世，是记录同盟国的大事。”

冬天十一个月，安葬滕隐公。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体恤邻国的道义。

卫国的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正传》说：记载“卫国的世叔齐出逃到宋国”，让人探求其原因，齐的罪过就显现了。《左传》说：“冬天，卫国太叔疾（就是齐）出逃到宋国。起初，疾娶了宋国子朝的女儿（疾妻名）为妻，他的陪嫁妹妹受宠。子朝被休弃，孔文子让疾休掉他的妻子而娶子朝的女儿。疾让侍人引诱他原配妻子的陪嫁妹妹，安置在犁地，为她建了一座宫室，如同两个妻子。文子发怒，想攻打他，仲尼制止了他，于是夺走了他的妻子。或者他在外州淫乱，外州人夺走他的车驾献给国君，因为这两件事感到羞耻，所以出逃。卫国人立遗（疾的弟弟），让他娶孔姞（文子的女儿）。疾的臣下向魋献上了美珠，给了他城鉏。宋公索要珠子，向魋不给，因此得罪。等到桓氏出逃，城鉏人攻打太叔疾，卫庄公让他回来，让他住在巢，死在那里。殡于郧，葬于少禘。起初，晋悼公的儿子慭逃亡在卫国，让他的女仆去田猎。太叔懿子留住他并给他喝酒，于是聘娶了她，生了悼子。悼子即位，所以夏戊成为大夫。悼子逃亡，卫国人翦灭夏戊。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时，向仲尼咨询。仲尼说：‘礼器之事，我曾经学过；甲兵之事，没有听说过。’退下命令驾车离开，说：‘鸟还选择树木，树木难道能选择鸟吗？’文子急忙制止他，说：‘圉岂敢考虑私事，是咨询卫国的危难啊？’将要留下时，鲁国人用币帛召他，于是回国。我认为观察这件事，那么疾的出逃是他自找的。如果疾不淫乱于宠爱的陪嫁妹妹，那么圉虽然想让他休妻而娶子朝的女儿，我坚守糟糠不下堂的道义，谁能夺走他的志向？疾却不是这样，宠爱原配妻子的陪嫁妹妹，于是圉得以让他休妻而娶子朝的女儿，又与原配妻子的陪嫁妹妹通奸，圉发怒而夺走他的妻子，或者他在外州淫乱，外州人夺走他的车驾献给国君，因为羞耻，疾所以出逃，这不是自找的吗？然而仲尼亲眼见到这件事，而书法不加褒贬之词，可以看出褒贬的道义。仲尼本来窃取史官的文字而书写，依据史官的文字，不曾有所增减。由此看来，那么义例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敬王三十七年】十有二年【晋定二十九年，齐简二年，卫出十年，蔡

译成公八年，郑声公十八年，陈闵公十九年，杞闵公四年，宋景公三十四年，秦悼公九年，楚惠王六年，吴王夫差十三年

译春季，实行田赋。

正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公羊传》说：表示讥刺。讥刺什么呢？讥刺开始实行田赋。《左氏传》说：春季周历正月，实行田赋。《谷梁传》说：古代公田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实行田赋是不符合正道的。胡安国说：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实行十分抽二的税率，我还觉得不足，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国君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国君怎么会富足。”古代公田实行十分抽一，是辅助耕作而不征收赋税。鲁国自从鲁宣公开始按亩征税，后世就把它当作常制而不再恢复旧制了。到了这时，十分抽二还觉得不足，所以又实行田赋。先王制定土地制度，登记田地，根据劳力来衡量远近；按里征收赋税，来估量财物的有无。现在用田赋来征发军队，是不对的。田地以产出粮食为主，用来充足粮食；赋税以出兵为主，用来充足兵力。周代的制度，住宅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没有职事的人要征收夫家漆林之税，二十抽五，这是放宽劳役、减轻赋税，应当以农民为急，而增加赋税、竭尽民力，不让从事末业的人独自侥幸免除。现在十分抽二还不足，却实行田赋，这是重重地困害农民而削弱根本，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春秋》记载：“实行田赋。”“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近代议论放宽商贾的征敛，通达时政的人，想要先节省国家用度，首先宽待农民，然后才轮到商贾，这是懂得《春秋》讥刺田赋的用意了。我认为胡安国的说法是对的，但他说“‘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这是拘泥于《公羊》《谷梁》的义例。俗话说：“像‘用’字这类词”，那么说“用”字的也很多，难道也说是不应当使用吗？既然记载了“实行田赋”，就不必说“不应当使用”，而其过失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拘泥于义例，就会使《春秋》的微言大义隐没。庄子说：“凿开七窍，混沌就死了。”凿窍的危害，就是混沌的祸患。

夏季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正传说：孟子是鲁昭公的夫人，鲁哀公平日已经避讳她与鲁君同姓，而称她为吴孟子了，所以史官就沿称孟子而记载她的去世，并不是现在才称她为孟子而加以隐讳，像《三传》和胡安国所说的那样。活着时称她为孟子，死后也称她为孟子，失礼的事实，始终生死都无法掩盖。《左氏传》说：“去世没有报丧，所以不称夫人；没有反哭，所以不说安葬小君。”孔子去吊唁，恰逢季氏，季氏不戴绖带而拜谢。我认为记载“卒”，是记录国母的重大变故。况且在本国，为什么说没有报丧、不称夫人、不说安葬？如果是这样，孔子也不应当去吊唁了。大概是因为她失礼，好事的人就编造了这些说法。鲁国史官是鲁国的臣子，难道可以擅自削除国君母亲的夫人称号吗？怎么可以呢？大概史官有详略之分，圣人记录时，只是沿用旧文而已，而其过失自然显现。胡安国说：“孟子是吴国女子，昭公的夫人。称她为孟子，是避讳娶同姓。礼制规定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占卜。这是为了厚别男女。同姓依从宗法，合族属；异姓主名，治理交际，名分明确，男女有别。四世而缌麻服丧，五世而袒免，六世亲属断绝。那些庶姓在上有别，在下亲疏，婚姻可以通吗？用姓氏连接而不分别，用饮食合聚而不殊异，即使百世婚姻也不通，周代的道法就是这样。昭公不谨慎于礼，想要结交强大的吴国，以除去三家的权势，忍心娶同姓以混淆男女之别，不向天子禀命以削弱其配偶的地位，不在宗庙见面，不在盟会书写，废弃了常典，礼的根本丧失了。他失去国家是应该的。”所以陈司败问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子退下，向巫马期作揖并走近说：“我听说君子不偏私，君子也偏私吗？”国君娶吴国女子，是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国君如果懂礼，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丘很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记载孟子去世，虽然说为君主隐讳，但实际上也无法掩盖。

鲁哀公在橐皋会见吴国。

正传说：“橐皋是吴地，记载‘鲁哀公在橐皋会见吴国’，是赞美这次会见。”《左氏传》说：“吴国派太宰嚭请求重温盟约，鲁哀公不愿意，派子贡回答说：‘盟约是用来周遍取信的，所以用心来控制它，用玉帛来供奉它，用言语来结定它，用神明来约束它。寡君认为如果有盟约，就不可以更改。如果还可以更改，天天结盟有什么益处？现在您说一定要重温盟约，如果可以重温，也可以背弃。’于是不重温盟约。我认为重温盟约，就是背弃盟约，因为不信任，所以要重温。盟约本身已经是忠信衰薄的表现，何况重温盟约呢？鲁哀公采纳子贡的一句话，拒绝了吴国人重温盟约的请求，而与他们会见，信任更加巩固。《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赞美这次会见。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大。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这难道是说空话吗！

秋季，鲁哀公在郧会见卫侯和宋国的皇瑗。

正传说：郧，是广陵的地名。记载“鲁哀公在郧会见卫侯、宋皇瑗”，是赞美这次会见。鲁哀公先在卫国会见吴国，宋国来会见，所以不说“会”。经文不记载结盟，是不结盟。从他之前辞谢吴国盟约，就可以看出来了。《左氏传》说：吴国向卫国征讨。起初，卫国杀了吴国使者且姚，因而恐惧，向行人子羽谋划。子羽说：“吴国正无道，恐怕会羞辱我们的国君，不如不去。”子木说：“吴国正无道，国家无道必定会加害于人。吴国虽然无道，仍足以危害卫国，去吧。”

译高大的树木倒下，没有不折断的；疯狗发作，没有不咬人的，何况是大国呢？秋天，卫侯在郧地防备吴国。鲁公与卫侯、宋国的皇瑗结盟，最终却推辞了与吴国结盟。吴人在卫侯的住所周围筑起篱笆。子瑕、景伯对子贡说：“诸侯会盟，事情已经办完了。盟主致送礼物，东道主回赠牲畜，用来互相辞别。现在吴国不对卫侯行礼，反而在卫侯的住所周围筑篱笆，以此为难他。您何不拜见太宰？”于是子贡请求带上束锦作为礼物前往，谈话中提到了卫国。所以太宰嚭说：“我们君主愿意侍奉卫君。卫君来得迟缓，我们君主害怕，所以打算扣留他。”子贡说：“卫君前来，必定要与众人商议。众人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因此来得迟缓。那些愿意来的，是您的党羽；那些不愿意来的，是您的仇敌。如果扣留卫君，这是毁掉您的党羽而尊崇您的仇敌。那些想毁掉您的人，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况且会合诸侯却扣留卫君，谁敢不害怕？毁掉党羽、尊崇仇敌而让诸侯害怕，或许难以成就霸业吧？”太宰嚭很高兴，于是释放了卫侯。卫侯回国后，模仿夷人的语言。公孙弥年纪尚小，说：“国君必定难免死于夷人之手吧？被扣留了还喜欢他们的语言，顺从他们也就必然了。”愚以为子贡凭一句话就解除了吴卫之间的危难，凭借言语在圣人门下著称，难道是小功劳吗？左氏认为“鲁公与卫侯、宋皇瑗结盟，最终推辞与吴国结盟”，这是不对的。哪有在一次会盟中，鲁国与宋、卫结盟却不与吴国结盟的道理呢？况且先前已经推辞了吴国，又答应与宋、卫结盟，这可以吗？用《春秋》经来辨析《左传》的记载，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译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春秋正传》说：“《春秋》记载宋国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是记述那出于怨恨愤懑的战争。”《左传》说：“宋国和郑国之间有一块无主之地，叫做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锡【以上六个城邑】。子产与宋国讲和，说：‘不要占有这些地方。’等到宋国平公的族人从萧地逃奔到郑国，郑人为他们修筑了嵒、戈、锡三座城。九月，宋国向巢讨伐郑国，攻取了某地，杀死了元公的孙子，于是包围了嵒邑。十二月，郑国罕达救援嵒邑。丙申日，包围了宋军。我认为：《春秋》赞许化解怨恨，而厌恶结怨报复。自从皇瑗俘获郑军之后，宋国已经大大发泄了它的愤懑。再加上宋公、宋人两次讨伐郑国，本可以化解怨恨却没有化解。如今向巢的军队，又怨恨平公的族人，想要杀掉他们以夺取锡邑、包围嵒邑，其怨恨暴虐到了极点。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因果报应，难道不确实吗！”

冬季十二月出现蝗虫。

《春秋正传》说：“周朝的冬季，相当于夏历的秋季，是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昆虫蛰伏藏匿的时候。所以《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反常。有什么反常？因为不合时宜。’我认为：蝗虫将要造成灾害，《春秋》记载它，是记述灾异，不仅仅是因为不合时宜而已。”

【周敬王三十八年】十三年【晋定公三十年，齐简公三年，卫出公十一年，蔡成公九年，郑声公十九年，陈闵公二十年，杞闵公五年，宋景公三十五年，秦悼公十年，楚惠王七年，吴王夫差十四年】

春季，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邑俘获了宋军。

《春秋正传》说：“‘取’，是指全军覆没。为什么要记载？是记述那出于暴虐怨恨的战争。”《左传》说：“宋国向魋救援他的军队，郑国子賸【即罕达】让士兵巡行宣告说：‘抓到桓魋的有赏。’向魋逃跑回国，于是郑军在嵒邑俘获了宋军，抓获了成讙、郜延【都是宋国大夫】，将六个城邑【见前文】作为虚设之地，认为容易失去；从前商汤张开一面网，是仁德的表现。此前宋国俘获郑军，如今郑国俘获宋军，为了报复逞泄一己之怨，导致全军覆没，杀害百万性命，太不仁德了！这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

夏季，许国国君成去世。

《春秋正传》说：“记载许男成去世，是记述盟国的大事。”

鲁定公与晋侯以及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

《春秋正传》说：“黄池是卫国的土地，吴王夫差先提及鲁公，是因为史官先记载内国；先提及鲁公以防备晋侯，然后才提及吴王；先提及王畿之内的国家，然后才提及荒远之地的国家。这是史官的次序。‘吴子’，是鲁国史官称呼他的用词。《公羊传》说是主持会盟，《谷梁传》说是进用他，都不对。说‘吴王’，是他们国人僭越称呼的用词。为什么要记载？是记述善意的会盟。赞许他举行会盟而不歃血为盟，这是衣冠礼制的会盟。《公羊传》说：‘吴国在这里，那么天下诸侯没有敢不来的。’《谷梁传》说：‘吴国是夷狄的国家，披头散发，身上刺青，想凭借鲁国的礼仪，凭借晋国的权势，请求戴上礼帽，穿上礼服，从而窃取成周的礼制，来尊崇周天王。’又说：‘吴国是东方的大国，接连召集小国会盟诸侯，以合乎中原诸国。吴国能做到这样，难道不是臣子吗？吴国进步了。‘王’是尊称，‘子’是卑称。放弃尊称而居于卑称来会盟诸侯，以尊崇周天王。吴王夫差说：‘喜欢戴礼帽的人来！’孔子说：‘伟大啊，夫差没能说出礼帽的道理却想要戴礼帽。’所以我才说：记载在黄池会盟，是记述善意的会盟，因为他会盟诸侯以尊崇周天王。夷狄变得像中原一样，那么中原的稳固，就是《春秋》的宗旨。胡安国说：‘说‘及’，是会盟两位霸主的用词。’《春秋》内重王畿而外轻荒服，吴国主持会盟，其地位先于晋国是违背常理的。《春秋》对于四夷虽然强大，都称为‘子’，吴国僭越称王了。称他为‘子’，是纠正名分。用会盟两位霸主的用词说‘及’，是先提吴国则违背经典而失去序列；直书则抹杀事实而流传疑误。记载说‘及’，顺应天地的常理，彰显会盟的事实，又借此显示勾吴的强大而抑制其横行。自定公以来，晋国失去霸业，不主持中原的盟会，夫差暴虐横行，势力压倒中原大国，自称周王室对他来说是长辈。大概太伯的后代，以宗族关系来说则是伯父，而黄池的会盟，圣人的笔法如此，则是教导后世君主治国经邦的道理。明白这个意义，就知道汉宣帝对待单于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萧望之、傅喜的议论是错误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仗他们作为援助，刘文静、李靖的谋划失误了。何况像石晋那样以父礼侍奉突厥的，想要保全国家而免除其侵扰暴虐，能做到吗？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导致亡国怎么办？’回答说：‘存亡是天命，得失是人谋，不可逆转的是天理。用人力战胜天命，那么事情就有掌握在我手中的部分了。如果一定要颠倒冠履而得到天下，难道能安居一朝吗？’《春秋》是拨乱反正的书，不可以废弃的。”

楚国公子中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春秋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记述不义的战争。”高氏说：“楚国畏惧吴国的强大，无可奈何，所以趁着吴国外出会盟而讨伐陈国。其无名不义的举动，由此可见。”

于越攻入吴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于越攻入吴国，是记述诡诈的谋略。”《左传》说：“六月丙子日，越王讨伐吴国，分为两路。畴无余、讴阳从南方先到达郊外。吴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从山上观看。弥庸看到姑蔑的旗帜，说：‘这是我父亲的旗帜，不能见到仇敌而不杀他。’”

译太子说：“如果作战不能取胜，国家就会灭亡，请等待时机。”弥庸不同意，率领五千士兵，王子地协助他。乙酉日交战，弥庸俘获了畴无余，王子地俘获了讴阳。越王到达，王子地负责防守。丙戌日再次交战，大败吴军，俘获了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日进入吴国。吴国人向吴王报告战败的消息，吴王厌恶别人听到这个消息，在帐幕下自杀了七个人。我认为吴王不自量力，舍弃自己的国家，远赴黄池会盟，以图谋霸业，却不知道越国在背后图谋。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大概是很好的比喻。只有遵循先王的制度，诸侯各自守卫疆界，以奉行天子的命令，才可以没有后患了。胡氏说：吴国自从柏举之战以来，欺凌中原各国，黄池之会，竟然参与了夏盟，可以说是强盛了。而《春秋》紧接着记载越国入侵吴国，这就是所谓根据事件来组织文辞，垂示警戒后世，从而显现出深刻显明的意义。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从你那里发出的，又会返回到你身上。”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使用它的事情往往会有报应。”用武力战胜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用武力战胜他。吴国曾经打败越国，于是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思，等到打败楚国，又有了傲慢齐国的志向。既然战胜了齐军，又和晋国人争夺霸主地位，自认为没有人能抵挡自己，而越国已经入侵他的国都了。吴国侵略中原各国而越国灭掉了它，越国又不引以为戒而楚国灭掉了它，楚国又不引以为戒而秦国灭掉了它，秦国又不引以为戒而汉国灭掉了它。老子、曾子的话难道是在欺骗人吗？《春秋》第一次记载越国入侵吴国，是在柏举之战之后，第二次记载越国入侵吴国，是在黄池之会之后，都是根据事件来组织文辞，垂示警戒后世，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出深刻显明的意义，这难道可以废弃吗？

译秋，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正传》说：“为什么记载‘侵卫’？是为了谴责晋国。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相比之下稍好一些的情况，而‘侵’是最恶劣的行为。天子发布的命令叫‘讨’，诸侯奉命征讨叫‘伐’。后世诸侯之间连年征战、结下怨恨，征伐之权出自诸侯，这已经得罪了先王了。再低一等的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这叫‘侵’，并不是有问罪之师，那么边境的百姓有什么罪呢？所以记载‘侵卫’，谴责晋国，因为它身为霸主之国，却做出盗贼般的行径。”

安葬许元公。

《正传》说：“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会葬的礼仪，体现诸侯之间互相体恤的道义。”

九月，发生蝗灾。

《正传》说：“记载九月发生蝗灾，是为了记录灾异。”高氏说：“周历的九月，相当于夏历的七月。它对农业造成的灾害，又不同于十二月（冬季）的蝗灾。”

冬，十有一月，东方出现彗星。

《正传》说：“光芒向四方放射，叫‘孛’，是彗星的别名。《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是出现在东方？因为是在早晨看到的。’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何休说：‘周历十一月，相当于夏历九月，太阳位于房宿和心宿。房宿和心宿，是天子宫廷颁布政令的地方。彗星在此时早晨出现，与太阳争辉，这是诸侯取代王权治理天下、典章法度灭绝的征兆。’”

盗贼杀死了陈国的夏区夫。

《正传》说：“夏区夫，是夏徵舒的后代。夏徵舒弑君犯上，楚国人杀了他，但陈国仍然让他世代执掌国政。为什么记载？‘盗杀’，表明夏区夫是自取灭亡，同时也显示出陈国政治的混乱。”

十二月，发生蝗灾。

《正传》说：“记载十二月发生蝗灾，是为了记录灾异。”

【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晋定公三十一年，齐简公四年，卫出公十二年，蔡成公十年，郑声公二十年，陈闵公二十一年，杞闵公六年，宋景公三十六年，秦悼公十一年，楚惠王八年，吴夫差十五年】

春，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正传》说：“西狩，是在大野狩猎。大野在鲁国的西部。《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不是狩猎，而是砍柴的人捕获的，说‘是大麒麟’，这是错误的。为什么记载‘获麟’？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春秋》因感于此而开始创作，所以也以此作为终结。麒麟，是非常罕见的祥瑞之兽。《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它不是中原地区的野兽，这是错误的。《左传》说：春天，在大野西郊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麒麟，认为是不祥之兆，把它赐给了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麒麟。’然后才把它取回。《公羊传》说：麒麟，是仁爱的兽。有王者出现它就来到，没有王者它就不来。有人报告说：‘有一种像獐子但有角的动物。’孔子说：‘它是为谁而来的呢？它是为谁而来的呢？’反过袖子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丧我。’子路死了，孔子说：‘唉！天要绝我。’西郊狩猎捕获麒麟，孔子说：‘我的道穷尽了。’《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那是祖先所能听到的时代。亲眼所见的事用不同的措辞，听来的事用不同的措辞，传闻的事用不同的措辞。为什么终结于哀公十四年？回答说：‘完备了。’君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那么不知道它是否正确，难道各位君子乐于宣扬尧舜之道吗？难道不快乐吗？尧舜的智慧，是君子的典范。制定《春秋》的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圣人。以君子的作为，也以此为乐。程颐说：‘始于隐公，是周朝衰微的开始；终于获麟，是感应的开始。’世道衰微，大道不行，有述作的意图早已存在，只是因获麟这件事而触发罢了。麒麟不出现，《春秋》也必定会创作。《春秋》的创作，不过是依据鲁国的史书，而天地四时的无穷变化，用来观察其变迁并记录其差错，没有一丝遗漏。中原与夷狄的广阔地域，用来记录其交往并区别其典礼，没有一处遗漏。所以说：‘言说天下极动而不乱，言说天下极深而不恶。’孔子赞《易》的话，也就是他修《春秋》的道理。以区区一个鲁国的史书，却兼记周、齐、晋、宋等国的事情，其尊卑大小统属的顺序，井然有序，没有丝毫不顺。尽数记载治乱兴衰，以及陵僭乱贼的变故，森然遵循条理，而没有一件不符合法度。所以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观看西郊获麟，就知道天瑞的感应。圣人先天而天不违背，后天而顺应天时，而天且不违背，而《春秋》的终结不外乎此。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有人说不是这样，怎么说？回答说：《春秋》不妨碍是因感麟而作，然而麒麟不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作吗？孔子的意图，大概早有定见，因此事而作，所以书成之后，又以此作为终结。大体上必须有个触发点。比如画八卦，是因为看到河图洛书，果真没有河图洛书，八卦也须要画吗？有人问麒麟凤凰是和气所生，是太平的应验。凤鸟不来，孔子说：‘我完了！’而麒麟出现在春秋末年，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的出生，是天地交感，五行秀气的凝聚。以仲尼这样的元圣，尚且生于春秋之时，何况麒麟呢？胡安国说：河出图，洛出书，于是八卦画成，《箫韶》乐曲作成，《春秋》完成，而凤凰麒麟到来，事情应验虽然不同，其道理是一样的。《易经》说：‘大人者，先天而天不违背，后天而奉天时。’舜、孔子是先天者。先天而天不违背，是意志专一而感动气机。伏羲氏是后天者，

译顺应后天而奉行天时，这是气与志统一运作的表现。能洞察这一点的人，就说文章写成而麒麟到来；不能洞察这一点的人，认为这是妖妄且近乎诬蔑。《周南》中《关雎》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也是《麟之趾》对《关雎》的感应。《召南》中《鹊巢》的德行，是先公的教诲，也是《驺虞》对《鹊巢》的感应。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交织发生，臣子杀害君主的情况有过，儿子杀害父亲的情况也有过。孔子因此作《春秋》，阐明王道，端正人伦，在气与志、天与人相互感应胜败的关键时刻，道理深奥极了。文章写成而麒麟到来，是适宜的。商王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上天赐予良辅，在傅岩得到伊尹；周公想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兄长，树立玉璧手持玉圭，武王的病就好了，打开金縢之匮，上天于是反转风向，发出罪己的言论，荧惑星退避星位。至于勇武的男子和有志之士，精诚所至，上能招致日星的感应，下能召唤物产的祥瑞，大概是有过的。何况圣人的心，感触外物而发动，体现在行事上，留给天下和后世呢？《箫韶》演奏九遍，凤凰在庭院中仪态万方；鲁国史书成为经典，麒麟出现在野外，这也是常理罢了。《诗》用来端正情感，《书》用来规范事务，《礼》用来成就行为，《乐》用来涵养和谐，《易》用来阐明变化，垂示的教化已经很完备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作《春秋》呢？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为什么依托于鲁国的史书呢？孔子说：“我想观察夏朝的道，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想观察殷朝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观察周朝的道，幽王、厉王损害了它，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呢？因为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天下再也没有君王了。为什么在获麟时停笔呢？大概是因为天道终结了吧？圣人对于天道和命运，是有性分的。君子不把它当作命运。所以《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圣人的运用，拨乱反正的书籍。考察三代圣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迷惑，它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施于天下方面，无所求而不得，也无所处而不当，为什么不学习《春秋》呢？所以君子确实以此为乐。从仲尼到孟子，一百多年，像颜回、曾参那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孟子那样的人是听闻而知道的。从孟子以来，到现在，一千多年了，那部书没有亡失，那出于人心的东西还在，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吧，那么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