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四

译外表看起来像这样，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国君鲁莽，所以前来报告这件事。鲁国史官接受了报告，所以在防地详细记载。孔子修订《春秋》，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小国倚仗大国的安定，随后却包藏祸心来图谋它，这也不同于兴复防国、延续断绝世系的道义了。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国人侵伐纪国的罪过，阐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在《意林》中所说的“圣人诛责心意的效果”，正是这个意思。

译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

《正传》说：“记载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是为了彰显周天子失道的过错。”“天王”的含义前文已见。当时，诸侯不修臣职去朝见天子，桓公又是弑君之贼却未能被诛杀，周天子却又再次派人聘问。这说明作为君主的道统已经不能确立，情况严重极了。《左传》说：“仍叔的儿子年幼。”《公羊传》说：“他是天子的大夫。”称他为“仍叔之子”，《公羊传》、《谷梁传》以及程子、胡安国都认为这是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讥讽世袭官职，恐怕圣人取义的重点在于“来聘”这件事，而不在这里。称他为“仍叔之子”，是因为仍叔作为大夫已经年老，他的儿子尚未受爵位却承奉王命，所以不能称官职而称仍叔之子。就像如今侯伯的儿子以勋卫身份入宫侍从一样。

安葬陈桓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陈桓公，是为了彰显这是友邦的大事。”吴氏说：“不记载月份，是史官的疏漏。”大概是因为陈桓公死后不久就安葬了他。《春秋》中也有不表示是非而由史官记录的事情，这就是其中一例。那么那些拘泥于字字推敲的人，未必都能一一符合事实。

修筑祝丘的城墙。

《正传》说：“夏季记载修筑祝丘，是讥讽不合时宜。”高氏说：“祝丘，是齐国和鲁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袭击纪国，鲁桓公想帮助纪国却畏惧齐国，所以不合时宜地修筑此城，用来防备齐国。”

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正传》说：“记载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是为了彰显征伐的不正当。”周天子奉行天道的讨伐，对于诸侯，一次不朝见就贬低其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其土地，三次不朝见就出动六军去讨伐。周天子只进行讨伐而不进行征伐，郑伯一次不朝见，周天子就屈尊万乘之尊，率领诸侯的军队去讨伐他，这就不是征伐的正道了。《左传》说：“周天子剥夺了郑伯的政事，郑伯因此不朝见。秋季，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周军。周天子居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隶属于左军。郑国的子元请求担任左拒，以抵挡蔡人、卫人；担任右拒，以抵挡陈人，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周天子的军队回头观望，必定混乱。蔡、卫不能支撑，本来就会先逃跑。’随后聚集在周天子的军队处，可以成事。郑伯听从了。曼伯担任右拒，祭仲足担任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郑伯，摆成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在繻葛交战，命令两拒说：‘旌旗挥动就击鼓。’蔡、卫、陈都逃跑了，周天子的军队混乱。郑军合围攻击他们，周天子的军队大败。祝聃射中周天子的肩膀，周天子也能保持军队的秩序。祝聃请求追击，郑伯说：‘君子不想过多凌驾于人，何况敢凌辱天子呢？只要自救，国家没有灭亡就足够了。’夜晚，郑伯派祭足慰劳周天子，并且问候左右随从。我认为，观看这段记载，周天子军队征伐的失误就显而易见了。《公羊传》却认为跟随周天子是正当的，《谷梁传》却认为列举跟随者是为周天子讳言伐郑。程子认为不记载败绩是因为诸侯不可敌对周天子，胡氏又认为周天子因剥夺郑伯政事而怒其不朝，率领诸侯讨伐，这不是天道的讨伐，所以不称‘天’，这些都是拘泥于文字的过错。大概记载败绩或不记载败绩，称‘天’或不称‘天’，都是当时各国史官的文字。孔子未曾改动，而事情本身自然无法掩盖。”

举行大雩祭。

《正传》说：“记载大雩祭，那么僭越礼制的错误和不合时宜的举动就都可以看到了。然而，僭越礼制的错误，失时就不是所问的了。”《左传》说：“凡是祭祀，惊蛰时郊祭，龙星出现时雩祭，初秋时尝祭，闭蛰时烝祭，过度就记载，这是对的。”然而这只是末节。《公羊传》认为是旱祭，记录灾祸，这是错误的。什么叫僭越礼制的错误？回答说：“雩祭可以，大雩祭不可以。诸侯祭祀山川，天子祭祀天地。所以诸侯在境内的山川祷雨，也称为雩；天子则向天祷雨，称为大雩。鲁桓公以诸侯身份僭用天子的大雩祭，向天祷雨，又在秋季祭祀，失时了，所以《春秋》记载以彰显其错误。”程子说：“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得以郊禘、大雩。大雩，是向上帝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的衰微啊。”大雩，是鲁国的常祀，不能全部记载，所以因其不合时宜而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宜地雩祭，记载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禘也是因为事情而记载。胡氏说：“鲁国是诸侯却行郊禘、大雩，如果全部记载在防邑，则有不胜记载之弊。所以雩祭因旱灾而记载，特别称为‘大’；郊禘也因事而记载，意义自然显现，这是对的。”又说：“这些都是国史所不能干预的。”我认为：“国史记载事实，圣人取其义而保留，而其错误自然显现。”

发生螽灾。

《正传》说：“螽，是虫灾，因干旱而生。记载螽灾，是记录灾祸。”《谷梁传》说：“螽，是虫灾，严重的记载月份，不严重的记载季节。”程子说：“螽，就是蝗虫。既旱又蝗，饥荒不在记载之列。”

冬季，州公前往曹国。

《正传》说：“州，张氏认为是京畿内的地方，河内州县也都。淳于县故称淳于公，记载州公前往曹国，是记录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左传》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就不再回来。”《谷梁传》说：“外国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经过我国。”我认为不对，是因为有回报所以史官记载。

译程子说：“州公曾经担任过王三公的职位，所以被称为公，但他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离开后到了曹国，从此就没有再回来。”胡氏说：“在外面相如这件事没有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后面会有结果，所以先记录它的起因。”我认为圣人的心意，在教化中体现，在神妙中留存，没有必然、固执、自我之心的防备，只是就事论事地记载罢了。而说因为后面会有结果，所以先记录起因，恐怕不符合圣人的心意。

译【桓王十四年】六年【齐僖公二十五年，晋小子三年，卫宣公十三年，蔡桓侯九年，郑庄公三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一年，陈厉公跃元年，杞武公四十五年，宋庄公四年，秦宁公十年，楚武王三十五年】

春季正月，寔来到鲁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寔来’，是记录纪国失国后寄居他国。”《左传》说：“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拥有自己的国家。”胡安国说：“寔，是州公的名字。”《春秋》的法则，诸侯不直接称名，如果失地灭国且是同姓诸侯，则称其名。这是为了端正世道的根本，名分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胡安国又区分：有的是迫于大国之间而失国，视为不幸；有的是骄奢暴虐自取灭亡，视为自取。所以称名或不称名，用来对待寄居公子的等级差别，我不敢相信这种说法。孟子认为诸侯失国后寄居在诸侯国是合乎礼制的，礼制规定诸侯不将寄居的公子当作臣下，没听说过因为失国的原因不同而称名以示轻慢的。况且寔作为州公的名字，没有考证依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明确说明。而程颐所说的称名而来，又说寔不称州公，是因为亡国。胡安国于是沿用了这个说法。我根据文势来看，上年冬天记载“州公到曹国”，这年六年春季正月记载“寔来”，那么州公将要逃往鲁国而先到曹国，今年春天才真的来到鲁国。这是多么直截了当明白啊！难道冬天还称公而春天就称寔，冬天以国号称而春天就以名称，冬天还是诸侯而春天就变成平民了吗？如果论失国，那么自从在曹国时就已经如此了，没过多久名称反而改变，以此来表示褒贬，不是太糊涂了吗？圣人的心意，一定不会是这样。

夏季四月，鲁桓公在郕地与纪侯相会。

《春秋正传》说：“郕，左传写作‘成’，是鲁国的地名。记载‘鲁桓公在郕地与纪侯相会’，彰显体恤小国的道义。”《左传》说：“在成地相会，纪侯来咨询谋划应对齐国祸患的办法。”我认为此前齐国和郑国想要偷袭纪国但没有成功，齐国想要防备纪国，所以纪侯来成地咨询谋划，而鲁桓公与他相会。

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规模阅兵。

《春秋正传》说：“记载‘秋季八月壬午日大规模阅兵’，彰显不合时宜。”《公羊传》认为“因为罕见而记载”是不对的。阅兵，即《左传》所说的“检阅车马”。我认为周历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所以程颐说：“盛夏大规模阅兵，妨碍百姓伤害人民，是严重失政。”胡安国说：“周朝制度，大司马在仲冬进行大规模阅兵，教导众人修习战法，唯独详细规定在三个农闲时节，是因为农闲的缘故。”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了。用鼓，那么天子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旗，那么天子载太常，诸侯载旂；用杀牲，那么天子降大绥，诸侯降小绥。其礼仪本来也不同。记载“大规模阅兵”，是不合礼制的。先王将军事政令寄托在四季的田猎中，训练百姓抵御暴乱，这是为了防备预备。担心郑忽畏惧齐国人，不趁着田猎的机会阅兵车，严重违背农时和政令，怎么能够保卫他的国家呢？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春秋正传》说：“记载‘蔡国人杀死了陈佗’，彰显讨伐贼人的道义。”佗，是陈国的君主。程颐说：“佗弑杀太子，逃亡后窃取君位，不能拥有他的国家，所以记载为‘陈佗’。佗，是天下的极大恶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蔡侯杀了他，实际上是出于私怨。而记载‘蔡人’，等同于讨伐贼人的体例，表明讨伐贼人，是众人的公义。”胡安国说：“佗弑杀太子而取代他的位置，到现在超过一年，不成其为君主，以贼人讨伐他。记载‘蔡人’是为了褒奖蔡国，记载‘陈佗’是为了褒奖陈国。褒奖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佗是贼人；褒奖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把佗当作君主，知道他是贼人，所以称‘人’。称‘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不把他当作君主，所以称名。称名，是应当讨伐的贼人。”我认为：“只要直书其事，那么他的罪恶自然无法掩盖，不必考虑称人称不称人，称名不称名。”

九月丁丑日，子同出生。

《春秋正传》说：“记载‘子同出生’，谨守嫡嗣的道义。用月日记载他出生的时辰。”《左传》说：“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对待他，用太牢祭祀迎接，占卜选择士人的妻子，士人的妻子吃祭肉。桓公和文姜以及宗妇为他命名。桓公向申繻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以德行命名叫义，以相似的事物命名叫象，取之于物叫假，取之于父亲叫类。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畜牲名，不用器币名。’桓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给他取名叫同。’”程颐说：“记载‘子同出生’，是圣人用来端正根本而防止僭越混乱。”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在他刚出生时就记载，他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胡安国说：“传位给嫡子，是天下的通礼。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仪，保护遗腹，早朝时穿着皮衣，而天下不乱，这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而民心安定。”经书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传子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配嫡夺正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发誓后才是世子。

冬季，纪侯来朝见。

《春秋正传》说：“记载‘纪侯来朝见’，彰显失礼。朝聘应当按时，非时而来朝见，借来朝见以求助，都是失礼。”《左传》说：“请求

译纪侯派人到齐国去请求和解，并告诉齐侯说：“我不能做到。”程子说：“纪国畏惧齐国而来朝见以求取援助，既不能向天子申诉，又不能就近投奔贤明的诸侯，安抚团结自己的百姓，拼死守卫国家，却想向鲁桓公求援，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吗？他不能保有国家，最终导致国家完全丧失，是理所当然的。”胡氏说：“鲁桓公是杀害君主的贼人，是天下人所共同憎恶的，任何人都可以讨伐他，却以他为主力来求取援助，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吗？”

译【桓王十五年】七年【齐僖公二十六年，晋小子四年，卫宣公十四年，蔡桓侯十年，郑庄公三十九年，曹桓公五十二年，陈厉公二年，杞武公四十六年，宋庄公五年，秦宁公十一年，楚武王三十六年】

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正传》说：“咸丘是邾娄国的城邑，是一个地名。焚，是指烧焦林木来打猎。记载‘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是讥讽田猎不合礼制，而且不在适宜的季节。”程子说：“古代在昆虫冬眠之后才用火驱赶野兽，清除茂密的草木来追逐禽兽，并不是把山林全部烧光。焚烧咸丘，如同把那里的土地全部烧尽，可见其范围之广。”胡氏说：“《易经》称‘君王采用三面驱赶的方法’，按礼制，天子不四面围合，诸侯不包围群体。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这都是爱护万物的意思。推己及物，直到鸟兽和草木，都没有过度田猎的过失了。记载‘焚烧咸丘’，就是所谓的‘烧林打猎’。”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正传》说：“记载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是两相记载他们朝见的非礼。古代诸侯每四年朝见天子一次，现在这两个国家不修臣职却远道而来朝见叛逆之君，不仅非礼，而且更加恶劣。《春秋》记载这是为了诛责他们的罪恶。”《左传》说：“谷伯、邓侯来朝见，命名是为了表示轻贱他们。”《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他们是失去土地、失去国家的君主，这也是不对的。史官因为他们的国家小而偏远，所以称其名。圣人又因为来朝见的非礼而助长恶行，所以保留史官的文字来憎恶他们。胡氏说：“《春秋》的法则，诸侯不称名。谷伯、邓侯为什么称名？桓公是天下的最大恶人。拘捕他没有禁令，杀死他没有罪过。谷伯、邓侯跨越国境，相继来朝见，就是大恶的党羽。所以特别贬低而称其名，与失去土地、防范同姓的人相比。”我认为法则条例都是后儒观察《春秋》而制定的，不是圣经的明确训示。而且古人崇尚质朴，多互相称名，如周公之于召公，又为什么呢？不称名的，或许是一时礼仪的适宜，而史官实际上是万世垂训的典籍，怎么能不称名？称名或不称名，是史书记载的详略，圣人沿袭罢了。程子又说：“桓公违背天子，多次聘问诸侯相继来朝见，扰乱了天道，年功不成，所以不记载秋冬。而不知道史法必须具备时节来记载事情，有不具备的，是史官遗漏罢了。而天道年功周流万古不息，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灭亡，怎么会有因为一个人的恶行而断绝万古不息的天道与年功呢？”大概后儒所谓的《春秋》法则条例，是迷惑的，即使是程、胡这样的大儒也难免如此。

【桓王十六年】八年【齐僖公二十七年，晋侯缗元年，卫宣公十五年，蔡桓侯十一年，郑庄公四十年，曹桓公五十三年，陈厉公三年，杞武公四十七年，宋庄公六年，秦宁公十二年，楚武王三十七年】

春季正月己〇日，举行烝祭。

《正传》说：“记载春季正月己〇日烝祭，是记录常祭。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所以记录它。”《公羊传》认为是讥讽，频繁亵渎，这是不对的。频繁可以这样说，在夏季再次烝祭而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烝是冬季的事，春季举行它，记载不合时宜，这也是不对的。”程子说：“冬季烝祭不是过错，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五月又烝祭是非常非礼的。”胡氏说：“按照《周官》大司马在仲冬举行烝祭，现在鲁国在春季正月举行烝祭，为什么不同呢？《周书》用周历来记载政事，而它说：‘夏历符合天道，百代君王所共同使用。’在商周革命改正历法，表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那么司马在仲冬教大阅献禽以烝享，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春季正月，显示《春秋》用周历记载鲁国的事。而《谷梁传》却说：‘烝是冬季的事，春季举行它，记载不合时宜。’这是以闭蛰而烝为是，与周制不同。《春秋》不是以不合时宜来记载，而是为了显示再次烝祭的亵渎，所以记载。我认为《春秋》记载春季正月，而程子认为冬季烝祭不是过错，为什么呢？大概周历以子月为岁首，为月数的开始，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为月数的开始，大概称为正月的，是因为它是正之月，意义可见了。周历的春季正月就是夏历的冬季十一月，烝祭以万物收藏为祠，所以用在夏历十一月，周历的正月，所以说不是过错。由此看来，那么胡氏先前说鲁烝在春季正月，显示《春秋》用周历记载鲁国的事，是对的，那么说三代正朔改变而月数不改变就是明显的谬误了。现在根据这部经在子月而记载说春季正月，那么显示周历的时正朔改变而月数也随之改变了。孔子说：‘实行夏历的时节，时是指春夏秋冬四时。’而想要实行夏时，那么四时在三代必然有不同之处。舜巡狩协调时月正日，时也是指四时，月是指晦朔，日是指甲乙，而想要协调它正它，那么时与月及日必然有不同之处了。大概三阳之月都可以作为岁首，那么都可以作为春，春是蠢的意思，生物生意，蠢蠢然动。现在子月生意已动，子月是阳生之月，所以作为岁首，而经记载说春。胡氏到这里可以醒悟了，最终不改变他的旧说，为什么呢？

天王

译天王派家父前来聘问。

正传说：“‘天王’是春秋时期对天子的通称。‘家父’，是用‘父’字来称呼天子的大夫。《春秋》记载‘天王派家父前来聘问’，是讥讽其违背了正道。按照礼制，诸侯每四年朝见天子一次，天子每五年派遣使者聘问诸侯一次。如今聘问不合时宜，又是加在弑君之人身上，所以特别记载下来。”程子说：“桓公弑君自立，从未朝见天王，天王不讨伐他反而屡次派遣使者聘问，这是严重违背正道。”胡氏说：“向下聘问弑君叛逆之人却不加以贬斥，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已经称其为冡宰，其余的人就没有责任了。这是‘同则书重’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春秋》赋予宰相专权，而对其责任要求完备。”等等。又说：“‘归赗仲子’、‘会葬成风’，则咺在前面署名，而后面天王不称‘天’；‘来聘桓公’、‘赐桓公命’，则宰纠在前面署名以端正其始，后面天王不称‘天’以端正其终，而荣叔、家父之流不参与。所以国君的职责，在于评判宰相罢了。”

我认为胡氏常常从一字来观察《春秋》，至于意义相同而用字的褒贬不同，他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又从而编造说辞，都是这种毛病。凡是聘问弑君之贼，那么凡是天王派来以及受命而来的人，都可以责备，何必单独责备宰相？况且这里的‘王’为什么不去掉‘天’字呢？如果前后标准不一，也就不足以显示贬斥了。

译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正传》说：周历的夏季五月，就是夏历的春季三月。史书记载“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这是为了显示不合时宜、亵渎祭祀的失礼行为。《公羊传》说：“烝是什么？是冬季的烝祭。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这本是常事，为什么这里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是不敬；疏远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过于频繁。”《谷梁传》说：“烝是冬季的祭祀。在春、夏举行，是亵渎祭祀。记载这是为了表示不敬。”程子说：“正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不合时宜又再次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认为之前的烝祭不够完备。这种亵渎混乱的行为太过分了。”

秋季，鲁国攻打邾国。

《正传》说：“史书记载攻打邾国，是为了彰显桓公欺凌暴虐的罪过。”《春秋》中没有善战，凡是未奉君王命令而进行征讨的，都是不义的军队。桓公即位，不能修习臣子的职分去朝见天子，反而接受各国诸侯的朝见，又肆意使用武力攻打邾国，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他的恶行达到了极点。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彰显他的罪过。

冬季十月，下雨雪。

《正传》说：“雨，是从天上降下的称呼。”史书记载“冬季十月下雨雪”，是记录天时的异常。《公羊传》说：“有什么异常呢？不合时宜。”程子说：“建酉之月，还没降霜就下雪，记载这是为了表示异常。”建酉之月，是夏历的八月。在夏历中是中秋，如今鲁国史官用周历记载为“十月”，那么可知三代的正朔和四季的月数都改变了。胡氏所说的“正朔改变而月数不改变”的错误，更加可以知道了。王氏说：“阴阳方盛，而寒气先至，这是阴气侵凌阳气的征兆。”这是对的。

祭公来到鲁国，随即在纪国迎接王后。

《正传》说：“祭公是周王的三公，所以称公。‘遂’，是《公羊传》认为是表示继事（接着做另一件事）的词。”史书记载“祭公来到鲁国，随即在纪国迎接王后”，是为了彰显迎接王后的行为不合礼制。《左传》认为合乎礼制，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说不对呢？回答说：不专门为了迎接王后而来。礼制重视重大的婚嫁，王后是继承宗庙的后嗣，作为万世的根本，先用媒人沟通，再用聘礼确认，以此来重视这件事，从而重视宗庙的正统继承人。祭公来到鲁国谋划，就像在鲁国朝会一样，而且把宗庙的重大事务，向弑逆的贼人谋划，于是趁机前往纪国迎接王后，这种行为轻慢亵渎到了极点。程子说：“祭公接受命令迎接王后，顺便经过鲁国，于是行朝会之礼。”圣人深深地谴责他，所以记载他来的使者，好像以朝见鲁国为主，而迎接王后只是顺便的事。

【桓王十七年】九年【齐僖二十八年，晋缗二年，卫宣十六年，蔡桓十二年，郑庄四十一年，曹桓五十四年，陈厉四年，杞靖公元年，宋庄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年】

春季，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

《正传》说：“史书记载春季，纪季姜嫁到京师，是为了重视王后出嫁的开始。”《左传》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记载。京师，是王者居住的地方，是众大之称。开始称王后，而这里称纪季姜，是从王朝去迎接的角度来说，就称为王后；从纪国出嫁的角度来说，就称为季姜。在去迎接的时候称王后，是为了在开始时确定名分；在出嫁的时候称季姜，是为了在结束时明确名实。互文见义，让人知道所谓的王后就是季姜，更没有其他的褒贬抑扬之意。后来的儒者多用自己的意思窥探圣人的经典，而没有通达的胸怀，所以往往横生议论。比如记载春季不记载月份，程子就认为记载王国之事，不用无王的月份，所以只记载季节；记载季姜而不记载王后，程子就认为诸侯没有到来，不能母仪天下，所以只记载纪国女子出嫁。胡氏则认为从出嫁者的角度来说，应当谦卑下人，使妃嫔都能进见君主，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跟随父母所生的称呼而称季姜。这是多么迂远而费词啊！只有《公羊传》说：‘从我纪国父母对女儿的角度来说，即使是王后也说是我的季姜’，比较接近道理。我认为称为‘归’，是从纪国来说，是还未到达的词语。程子说‘王后出嫁’，胡氏说‘已经出嫁’，这是从自己到达京师的角度来说，所以不明确。”

夏季四月，秋季七月。

《正传》说：“这是国史具备时节月份来记录事件的体例，当时一定有事件，如今失传了。”那么史书的缺漏文字还很多，我曾经说孔子不删削鲁史的原文，在这里可以考察而知。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正传》说：射姑，是曹世子名。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是为了彰显失礼。有朝见天子的定期，有会同的定期。那么或者诸侯有病，不得已派世子前往，朝见桓公并非有会同的日期，也不是不得已的事，却派世子代替。这已经是失礼，而急切地去朝见弑君的人，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所以《春秋》记载此事。《左传》说：冬季，曹太子来朝见，用对待上卿的礼节接待他。宴请曹太子，初次献酒时奏乐而叹息。施父说：曹太子恐怕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实事。《公羊传》《谷梁传》又有辨析“朝”字、“言使”字的意义，那就更加分析了。程子说：曹伯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派他的世子来朝见。春秋之时，君主有病而派世子外出，取

译这是导致危乱的道路。胡氏说：根据《周官·典命》的记载，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宣誓并代理国君职务时，其礼仪等级要比国君低一等。如果没有宣誓，则用皮帛作为继任子男的凭证。世子本来就有出访、会盟、朝见、聘问的礼仪。然而，所谓代理国君、继任子男，是指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延误，所以年老或有病的国君让世子代理国事去朝见天子，这是为了急于陈述职守。诸侯忙于王事，则互相朝见，这种礼仪本来没有固定的时间。曹伯既然已经生病，何必急于朝见桓公而让世子代理呢？这是觊觎大位的人在窥探，是危乱邪僻的人在伺机而动。世子是国君的副手。国君生病而储君外出，会开启他人窥伺之心，这是危险的道路。在应当举行享礼的时候射姑叹息，过了一个月曹伯就去世了，他确实有病是显而易见的。却让世子前来，这是曹伯的过错。世子如果打算停止（朝见），那就是违抗命令了。所以说：孝子是用尽道义来侍奉父母的。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就认为是孝，又怎么能算是孝呢？所以《尸子》说：如果已经超过了道义。我认为两位先生前一部分的论述是正确的，后一部分论述危乱之道，则是经文之外的引申之意。

译【桓王十八年】十年【齐僖二十九年，晋缗三年，卫宣十七年，蔡桓十三年，郑庄四十二年，曹桓五十五年卒，陈厉王年，杞靖二年，宋庄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正传》说：“春，是建子之月。王正月，见前书。春王正月，是国史纪年记事的方法，并非另有深意。自从桓公三年以后不称王，胡氏等儒者认为桓公无王，我在前经中已详细辨析过了。既然认为三年以后桓公无王，那么元年、二年为什么有王？现在十年又有王，为什么前后与中间不一致呢？胡氏无法解释，又说十年是数之盈，天道之周至，桓公已被天人所诛，所以书王，以纪常理。这难道是通论吗？又举出习于《谷梁传》的人，看到二年书王，认为是正；与夷之卒，看到此书王，认为是正；曹伯终生之卒，而都认为是误。这只知道习《谷梁传》的人不对，却不知道自己的附会支吾是不对的。”

　　庚申曹伯终生卒

《正传》说：“庚申，就是上文春王正月的庚申日。终生，是曹桓公的名。称名，也不是贬斥。书‘庚申，曹伯终生卒’，是重视邻国的大变，有赴告就书。《谷梁传》认为桓公无王，其说‘王正’，终生之卒，是不对的。天道不能一日不运行，天下不可一日无王。史书，是垂世的典籍，不是为一人而作的。那么不可为一人而无天，不可为一人而无王。诸儒的说法，都是谬误的。”

　　夏五月葬曹桓公

《正传》说：“书‘夏五月葬曹桓公’，是彰显葬之得礼。桓公春正月庚申卒，到夏五月而葬，是合乎礼的。礼，诸侯五月而葬，为什么书？有赴报就史书之。圣人存之，而窃取之义，则在褒扬合礼。”

　　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

《正传》说：“桃丘，是卫地名。”书“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是彰显失举。夫会同自有定制，定期非制，非期而为会，是妄举，宜乎人之不信而不遇了。所以《公羊传》认为“弗遇”，公不见要，谓卫不要之。《谷梁传》认为志不相得。胡氏谓卫初约鲁会于桃丘，至是中变而从齐、郑，于是乎有郎之师，都是对的。至于“弗之”一字，不过犹言“不”耳。《谷梁传》认为内词，胡氏认为迁词，岂非穿凿之弊耶？胡氏又认为桃丘之弗遇，恶卫之失信，恐亦非也。使卫人果来赴约，此会犹为非礼耳，非圣人之所取，此固不足深论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正传》说：郎，是鲁近邑。书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是彰显三国之擅兴，越境以伐人。《左氏》曰：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程子曰：《左氏》载其事曰“我有辞也”，我则有礼，彼悖道纵欲而以兴戎，故特曰“来战”，以三国为主，甚其恶也。胡氏曰：《春秋》加兵于鲁众矣，未有书“来战”者，此独不称侵伐而以“来战”为文，何也？兵凶器，战危事，圣人之所重也。诛暴禁乱，敌加于己，盖有不得已而应之者矣。未有悖道纵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鲁桓弑立，天下大恶，人人之所得讨也。郑伯则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齐侯则继会于稷，以济其奸。曾不能修方伯之职，驻师境上，声罪致讨，伸天下之大义也。今特以私忿小怨，亲帅其师战于鲁境，尚为知义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也，故以三国为主而书“来战于郎”。郑人主兵而首，齐犹卫州吁主兵而先宋。愚谓此义是也。至于公谷，皆有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之；内不言及者，为内讳之；则凿矣。

　　《春秋正传》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六明湛若水撰桓公

【桓王十九年】十有一年【齐僖三十年，晋缗四年，卫宣十八年，蔡桓十四年，郑庄四十三年卒，曹庄公射姑元年，陈厉六年，杞靖三年，宋荘九年，秦出子三年，楚武四十年】

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正传》说：“书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是彰显其盟之非。《春秋》无善盟，盟者忠信之薄。诸侯不以忠信相谕，而杀牲防血以相盟，已不正矣。况三国所盟，乃结党谋鲁，同恶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