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二十
之师也。而荆夷之陵甸，侯与王政之不行，霸图之不振，具可见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此圣人之心也。胡氏谓取楚之能讨乱贼者，非也。按左氏曰：「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太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恵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防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此实传也。由是观之，楚子意在服郑，以横行中国，而不在于讨▯弑之罪也。何也？传之所载，畧无声罪之词，可见矣。夫以荆楚之慿陵中国，入王畿之郑，天王不能讨，方伯诸侯不能奉天讨以行征，王政不行，霸图不振矣。故春秋憾之。
译这是率领军队出征啊。然而荆楚夷狄的陵甸之地，诸侯与王政不能推行，霸业宏图不能振兴，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这是圣人的用心。胡氏认为（孔子）是取用楚国能够讨伐乱贼这一点，这是错误的。查考《左传》记载：「春天，楚子包围郑国，十七天。郑国人占卜是否求和，不吉利。占卜在太宫哭丧，并且在街巷中推出战车，吉利。全国人大声哭丧，守城的人都哭泣。楚子退兵。郑国人修缮城墙，楚军又进兵包围。三个月后攻克郑国，从皇门进入直到逵路。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去迎接，说：『我孤不蒙上天眷顾，不能侍奉君王，使君王怀怒，波及敝邑，这是我的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如果把我俘虏到江南，用来充实海滨，也听从命令。如果把我斩首赐给诸侯，让他们像对待臣妾一样对待我，也听从命令。如果蒙您顾念从前的好意，向厉王、宣王、桓王、武王祈求福佑，不灭绝我的社稷，让我改过侍奉君王，与九县同等对待，这是君王的恩惠，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敢奢望的。敢把肺腑之言陈述出来，请君王切实考虑。』左右说：「不能答应他。」得到国家没有赦免的道理。楚王说：「他的国君能谦卑待人，一定能取信并任用他的百姓，怎么能防备呢？」后退三十里而答应了他。郑国派潘尫入盟，子良作为人质。这确实是《左传》的记载。由此看来，楚子的意图在于使郑国臣服，以便横行中原，而不在于讨伐弑君之罪。为什么呢？《左传》所载，略无谴责罪行的言辞，由此可见。凭着荆楚侵凌中原，进入王畿的郑国，天王不能讨伐，方伯诸侯不能奉行天讨来进行征伐，王政不能推行，霸业不能振兴了。所以《春秋》对此感到遗憾。
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正传曰：「书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并着不义之兵也。夫楚之伐郑，非讨罪之师也；晋之救郑，非恤隣之举也。二国要皆争服郑而已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非此之谓乎？」当晋师之出，苟为郑也，而郑已与楚平，则亦可以已矣，而又与楚战，其至于败绩，非自取乎？春秋直书之，而罪自见矣。胡氏又泥「及」之一字而言，释楚不贬，使晋主之，又许楚能讨贼，而独责林父冐进弃师之罪，则其义有未尽也。
秋七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
正传曰：萧、宋附庸小国。书「楚子灭萧」，则贪暴慿陵之罪可见矣。左氏曰：「冬，楚子灭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楚申县尹】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还，无社【萧大夫】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夘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麦麴乎【可御湿也】曰：「无有。」山鞠穷乎【示可御湿，欲无社逃泥水中】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背井而拯之，若为茅绖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案胡氏曰：「假于讨贼而灭陈，春秋以讨贼之义重也，末减而书入，恶其贰已而入郑，春秋以退师之情恕也，末减而书围，与人为善之徳宏矣。至是肆其强暴，灭无罪之国，其志已盈，虽欲赦之，不得也。故传称「萧溃」，经以「灭」书，断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人者伯，伯必有大国。楚庄葢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归者也。」建万国、亲诸侯者，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灭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萧既灭亡，必无赴者，何以得书于鲁史？楚庄县陈、入郑、大败晋师于邲，莫与校者，不知以礼制心，至于骄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灭萧告赴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国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传心之要典，推此类求之，斯得矣。愚谓直书「入」、「书围」、「书灭」萧，则楚罪之轻重自见矣。圣人因史而书，代天以言，垂训万世，乌得以意而加减之哉！况厯稽诸传，未有奉天王之命、声罪致讨之词，大抵欲以力服人耳，而谓以是末减其罪可乎？
晋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正传曰：「书晋、宋、衞、曹同盟于清丘，非其盟也。盟非圣人之所贵也。晋防诸侯为此盟，以惧楚也。及是时，明其政刑，楚乌得而侮之？舎是而汲汲于盟誓，盟誓未几而渝盟之事至矣。此《春秋》所以非之。」左氏曰：「晋原縠、宋华椒、衞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愚谓此实传也。传云「不实其言」，则圣人非之之情可见矣。胡氏曰：「书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恶其反覆而书同盟非也。《春秋》不贵盟誓，自隐公始。年书「仪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实言矣，奚待清丘然后恶反覆乎？清丘载书「恤病讨贰」，口血未干，败其盟好，所谓不待贬而恶自见者也。又奚必人诸国之卿然后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陈，围郑，大败晋师，伐萧灭之，慿陵中国，甚矣。为诸侯计者，宜信任仁贤，修明政事，自强于为善，则可以保其国耳。曽不是图，而刑牲防血，要质鬼神，蕲以御楚，谋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国卿贬而称人，讥失职也。愚谓胡氏前云「奚必人诸国之卿而后知反覆之可罪」，是不在乎人之矣；后又云「国卿贬而称人，讥失职」，则前后自相矛盾矣。
宋师伐陈衞人救陈
正传曰：宋师伐陈，衞人救陈，则宋、衞之是非可考见矣。盖宋之伐陈，责盟也；衞之救陈，叛盟也。其罪惟均矣。左氏曰：宋为盟故伐陈，衞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愚谓据此，则宋责陈之不与盟
译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正传》说：“记载晋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是同时彰显双方用兵不义。楚国攻打郑国，并非讨伐罪人的军队；晋国救援郑国，也不是体恤邻国的举动。两国实际上都是为了争夺对郑国的控制而已。”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当晋军出动时，如果是为了郑国，而郑国已经与楚国讲和，那么晋军本该停止行动，却仍然与楚国交战，导致大败，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春秋》如实记载，罪责自然显现。胡氏又拘泥于“及”字来解释，认为不贬斥楚国，让晋国作为主战方，又赞许楚国能够讨伐贼寇，只责备荀林父冒进弃师的罪过，那么其义理就有未尽之处。
秋季七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其时月的义理在前面已经显现。”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庄王灭掉萧国。
《正传》说：萧国是宋国的附属小国。记载“楚子灭萧”，那么贪婪暴虐、欺凌他人的罪责就可见了。《左传》说：“冬季，楚庄王灭掉萧国。宋国华椒率领蔡国人救援萧国，萧国人囚禁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王说：‘不要杀他们，我就退兵。’萧国人杀了他们。楚王发怒，于是包围萧国。萧国溃败。”申公巫臣说：“士兵大多受寒，楚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他们，三军将士都感到像穿着棉衣一样温暖，于是逼近萧国。”回国后，无社与司马卯谈论号泣之事。申叔展说：“有麦曲吗？”（无社）说：“没有。”“有山鞠穷吗？”（申叔暗示可以御湿，想让无社逃到泥水中）说：“没有。”“得了河鱼腹疾怎么办？”（无社）说：“在背井处挖洞救我，如果为茅绖哭井就罢了。”第二天萧国溃败，申叔查看那口井，发现茅绖还在，于是叫出无社。按胡氏说：“假借讨伐贼寇的名义灭掉陈国，《春秋》因为讨伐贼寇的义理重要，所以末尾减轻罪责而记载为‘入’；厌恶其背叛自己而进入郑国，《春秋》因为退兵的实情予以宽恕，末尾减轻罪责而记载为‘围’，这是与人为善的宏大德行。到了这里肆意强暴，灭掉无罪的国家，其野心已经膨胀，即使想赦免他，也不能了。所以传文称‘萧溃’，经文用‘灭’字记载，是断定了他的罪责。”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是霸主，霸主必定是大国。楚庄王大概是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不能长久假借而很快回归本性的人。”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先王的政令；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孔子的法则。如今却灭掉他人的社稷而断绝其祭祀，也太不仁义了。萧国既然灭亡，必定没有使者前往鲁国报告，为什么能记载在鲁国史书中？楚庄王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在邲地大败晋军，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不知道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以至于骄横、攻伐、怨恨、欲望都能实行，于是将灭萧之事告知诸侯，炫耀其威力以恐吓中原各国。孟子判定其功过，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春秋》是史官之外传达天心的重要典籍，推究这类事例来寻求，就能明白了。我认为直接记载“入”、“围”、“灭”萧，那么楚国的罪责轻重自然显现。圣人依据史实记载，代替上天发言，垂训万世，怎么能凭主观意愿加减呢？况且历查各种传文，没有奉天王命令、声讨罪行的言辞，大体是想以武力使人屈服，却说因此减轻其罪责，可以吗？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正传》说：“记载晋、宋、卫、曹在清丘结盟，是不认可这个盟约。盟约不是圣人所看重的。晋国防备诸侯为此盟约，是为了震慑楚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修明政令刑罚，楚国怎么能侮辱他们？舍弃这些而急于盟誓，盟誓不久就出现了背弃盟约的事。这就是《春秋》不认可的原因。”《左传》说：“晋国原縠、宋国华椒、卫孔达、曹国人在清丘结盟，说：‘体恤患病者，讨伐背叛者’。这时卿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不实行所说的话。”我认为这确实是传文的真实含义。传文说“不实行所说的话”，那么圣人不认可的原因就可见了。胡氏说：“记载同盟，是志在共同欲望。有人因为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这是不对的。《春秋》不看重盟誓，从隐公开始。每年记载‘仪父盟蔑’、‘宋人盟宿’，已经是不实行所说的话了，哪里等到清丘才厌恶反复无常呢？清丘盟书说‘体恤患病者，讨伐背叛者’，口血未干就破坏了盟好，所谓不需要贬斥而恶行自然显现。又何必将各国卿大夫贬称为‘人’才知道反复无常可罪呢？”楚国已经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大败晋军，攻打萧国并灭掉它，欺凌中原各国，太过分了。为诸侯着想，应该信任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事，自强于行善，这样才能保全国家。竟然不图这些，而是杀牲歃血，要求鬼神作证，希望以此抵御楚国，谋划不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各国卿大夫被贬称为“人”，是讥讽他们失职。我认为胡氏前面说“何必将各国卿大夫贬称为‘人’才知道反复无常可罪”，这是不在乎称“人”了；后面又说“各国卿大夫被贬称为‘人’，是讥讽失职”，那么前后自相矛盾了。
宋国军队攻打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正传》说：宋国军队攻打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那么宋、卫的是非就可以考察看见了。大概宋国攻打陈国，是追究盟约；卫国救援陈国，是背叛盟约。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左传》说：宋国因为盟约的缘故攻打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孔达说：先君有约定，如果大国讨伐我们，我们就战死。我认为根据这个，那么宋国追究陈国不结盟
而向楚，衞乃叛盟而救陈。合是而观，则盟之不足恃可知矣。二国乃轻于动无名之兵，而求无益之事，其罪不亦均乎？胡氏不责衞之背盟，而取其恤陈之无罪而受兵，故书救以责宋误矣。
译而向楚，卫国于是背叛盟约去救援陈国。综合这些情况来看，盟约不足以依赖就显而易见了。两国轻易发动没有名义的战争，追求没有益处的事情，他们的罪过不也是相当的吗？胡氏不责备卫国背弃盟约，却肯定它体恤陈国无罪却遭受兵祸，因此用“救”字来责备宋国是错误的。
【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晋景四年，齐顷三年，衞穆四年，蔡文十六年，郑襄九年，曹文二十二年，陈成三年，杞桓四十一年，宋文十五年，秦桓九年，楚庄十八年】
春齐师伐莒
正传曰：「书齐师伐莒，着贪忿之兵也。」左氏曰：「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愚谓：「莒，小弱之国也，未尝有罪。齐特以其事晋而不事已，遂兴大众以伐之，是谓以强陵弱，以私报怨，非贪忿之兵乎？」
夏楚子伐宋
正传曰：「书楚子伐宋，纪荆蛮之慿陵也。」左氏曰：「以其救萧也。」君子曰：「清邱之盟，惟宋可以免焉。」夫楚以兵力陵诸侯，而灭小弱之萧，将以威中国而动王室也。宋之救萧，恤小攘夷，未为不当。楚以其救萧而伐之，真蛮夷猾夏矣。胡氏乃谓楚人灭萧，将以胁宋，诸侯惧而同盟，而责宋人不务恤民、固本，使民效死亲上以待敌，而急于伐陈攻楚为非策也，则缓矣。又谓楚人有词于伐，而得书爵，则误矣。
秋螽
正传曰螽▯之害禾者也
冬晋杀其大夫先縠
正传曰：「书『晋杀其大夫先縠』，罪专杀也。」左氏曰：「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愚谓左氏此言，徒知丧师之罪当杀，为先縠之自取，而不知葵邱之防，天子之禁，无专杀大夫之为得罪也。夫大夫皆命于天子也，如其有罪，宜归于司冦，故曰：「惟天吏可以杀之也。」胡氏乃谓晋人治先縠之罪，杀之义也，而称国以杀，不去其官者，败师之由，君之过，罪累上也，则凿矣。
【定王十二年】十有四年【晋景五年，齐顷四年，衞穆五年，蔡文十七年，郑襄十年，曹文二十三年卒，陈成四年，杞桓四十二年，宋文十六年，秦桓十年，楚庄十九年】
春衞杀其大夫孔达
正传》曰：「书衞杀其大夫孔达，则其罪之当否可考矣。」左氏曰：「清邱之盟，晋以衞之救陈也讨焉，使人弗去，曰：『罪无所归，将加而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将以谁任？我则死之。」春，孔达缢而死。衞人以説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衞人以为成劳【平国之功】复室其子，使复其位。愚谓孔达背盟弃信，以致晋师之讨，社稷几危矣，兵法所当诛也。然大夫命于天子，今不由于司冦而死焉，故书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
正传》曰：「书『曹伯寿卒』，纪隣国之大故也。来赴，故书之。」
晋侯伐郑
正传曰：「书晋侯伐郑，着报复之兵也。」左氏曰：「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搜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穆公孙】代子良于楚【子良质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胡氏曰：「按左氏传，为邲故也。比事以观，知其为报怨复雠之兵，词无所贬者，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愚谓胡氏之言是也。使皆以是而观《春秋》，则圣人之取义得之矣，不亦可乎？
秋九月楚子围宋
正传曰：「书楚子围宋，则蛮荆肆暴之罪，与宋人自取之故，皆可见矣。」夫蛮夷犯华，天下之大乱也，故圣人慎其所以御之之道，使其无间而入可也。今按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而起，屦及于窒皇，劒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愚谓由是观之，楚之围宋，由宋杀其使者招之也。轻举以致其兵，则罪不专在楚矣。春秋书此，欲人考传之迹
译【周定王十一年】十三年【晋景公四年，齐顷公三年，卫穆公四年，蔡文公十六年，郑襄公九年，曹文公二十二年，陈成公三年，杞桓公四十一年，宋文公十五年，秦桓公九年，楚庄王十八年】
春季，齐国军队攻打莒国。
《正传》说：“记载齐国军队攻打莒国，是为了彰显贪婪暴怒的战争。”《左传》说：“因为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侍奉齐国，所以齐国攻打它。”我认为：“莒国是弱小国家，并没有犯罪。齐国仅仅因为它侍奉晋国而不侍奉自己，就发动大军去攻打它，这叫做以强凌弱，以私报怨，难道不是贪婪暴怒的战争吗？”
夏季，楚子攻打宋国。
《正传》说：“记载楚子攻打宋国，是记录荆蛮的侵凌。”《左传》说：“因为宋国救援萧国。”君子说：“在清丘结盟时，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讨伐。”楚国凭借兵力凌驾于诸侯之上，并且灭亡了弱小的萧国，想要以此威慑中原各国并震动王室。宋国救援萧国，体恤弱小、抵御夷狄，并没有不当之处。楚国因为宋国救援萧国而攻打它，真是蛮夷扰乱华夏了。胡氏却说楚人灭亡萧国，是想胁迫宋国，诸侯害怕而一同结盟，并指责宋国人不致力于体恤百姓、巩固根本，让百姓效死忠君以应对敌人，却急于攻打陈国、进攻楚国是不对的策略，这就迟缓了。又说楚人有理由攻打宋国，所以史书称其爵位，这就错了。
秋季，发生蝗灾。
《正传》说：蝗虫是危害庄稼的害虫。
冬季，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先縠。
《正传》说：“记载‘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先縠’，是谴责擅自杀人的罪行。”《左传》说：“秋季，赤狄攻打晋国到达清地，是先縠招引他们来的。”冬季，晋国人追究邲之战失败和清地之战的责任，归罪于先縠并杀了他，全部灭了他的家族。君子说：“灾祸的到来，是自己招致的，这说的就是先縠吧？”我认为《左传》这番话，只知道丧师的罪过应当处死，是先縠自取灭亡，却不知道葵丘之盟的禁令，天子禁止擅自杀害大夫，这样做是犯罪的。大夫都是天子任命的，如果有罪，应当交给司寇审理，所以说：“只有天吏才可以杀他。”胡氏却说晋国人惩治先縠的罪过，杀他是合乎道义的，而史书称国名以杀，不除去他的官职，是因为败军的原因，是君主的过错，罪责连累到上级，这就牵强附会了。
【周定王十二年】十四年【晋景公五年，齐顷公四年，卫穆公五年，蔡文公十七年，郑襄公十年，曹文公二十三年去世，陈成公四年，杞桓公四十二年，宋文公十六年，秦桓公十年，楚庄王十九年】
春季，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孔达。
《正传》说：“记载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孔达，那么他的罪过是否得当就可以考察了。”《左传》说：“清丘之盟，晋国因为卫国救援陈国而讨伐它，派人驻留不去，说：‘罪责无处归咎，将要加兵于你们。’孔达说：‘如果有利于国家，请让我去和解。’招致罪责的原因，是我执政，而对抗大国的讨伐，将由谁来承担？我就去死吧。’春季，孔达自缢而死。卫国人因为向晋国求和而免于战祸，于是向诸侯报告说：‘我国国君有个不听话的大夫达，使我国陷入大国的讨伐，他已经伏法了，特此告知。’卫国人认为他成就了功劳【平定国家的功绩】，恢复了他儿子的家室，让他恢复职位。”我认为孔达背弃盟约、抛弃信用，导致晋军讨伐，国家几乎危亡，按兵法应当诛杀。但是大夫由天子任命，现在不经过司寇而死，所以史书这样记载。
夏季五月壬申日，曹伯寿去世。
《正传》说：“记载‘曹伯寿去世’，是记录邻国的大丧事。因为曹国派人来报丧，所以记载它。”
晋侯攻打郑国。
《正传》说：“记载晋侯攻打郑国，是彰显报复的战争。”《左传》说：“夏季，晋侯攻打郑国，是因为邲之战的缘故。”向诸侯报告，检阅军队后返回，这是中行桓子的计谋。他说：“展示军队的严整，让他们谋划后前来。”郑国人害怕，派子张【穆公孙】代替子良在楚国【子良作为人质在楚国】，郑伯前往楚国，谋划对付晋国的事。郑国因为子良有礼节，所以召他回来。胡氏说：“按照《左传》，是因为邲之战的缘故。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知道这是报怨复仇的战争，措辞没有贬低，直接记载事实而意义自然显现。”我认为胡氏的话是对的。如果都用这种方法来观察《春秋》，那么圣人的取义就得到了，不也可以吗？
秋季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正传》说：“记载楚子包围宋国，那么蛮荆肆意暴虐的罪过，以及宋国人自取灭亡的原因，都可以看到了。”蛮夷侵犯华夏，是天下的巨大动乱，所以圣人谨慎对待抵御他们的方法，使他们没有空隙可乘是可以的。现在按照《左传》说：“楚子派申舟出使齐国，说：‘不要向宋国借路。’也派公子冯出使晋国，不向郑国借路。申舟因为孟诸之战怨恨宋国，说：‘郑国聪明，宋国愚钝，晋国使节不会害我，那么我必死无疑。’楚王说：‘杀了你，我就攻打他们。’申舟见到楚王后出发，到达宋国，宋国人阻止他。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借路，是轻视我们。轻视我们就是灭亡。杀了他们的使者，必定攻打我们；攻打我们也是灭亡。灭亡是一样的。’于是杀了申舟。楚子听说后，扔掉鞋子站起来，鞋子丢在窒皇，剑丢在寝门之外，车子丢在蒲胥之市。秋季九月，楚子包围宋国。”我认为由此看来，楚国包围宋国，是因为宋国杀了他们的使者招致的。轻举妄动以致招来敌军，那么罪过就不全在楚国了。《春秋》记载这件事，是想让人考察传文的痕迹。
而得其由，以罪宋也。胡氏曰：「宋人要结盟誓，欲以御楚，已非持国之道；轻举大众，勦民妄动，又非恤患之兵。特书救陈，以着其罪，明见伐之由也。」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易》于讼卦」：「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始而不谋，必至于讼；讼而不竟，必至于师。若宋是矣。始谋不臧，至于见伐见围，几亡其国，则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责宋为深。若蛮夷围中国，则亦明矣。
译从而揭示其缘由，用以归罪于宋国。胡氏说：“宋人要求结盟立誓，想要以此来抵御楚国，这已经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轻易调动大军，劳民伤财、轻举妄动，又不是体恤患难的用兵之道。特意记载‘救陈’一事，是为了彰显宋国的罪过，清楚地显示出被讨伐的原因。”国家必定先自我招致讨伐，然后别国才会讨伐它。任何事情，开始时往往简单，临近结束时必然巨大。《易经》在讼卦中说：“君子因此做事要谋划好开端。”开始而不谋划，必然导致争讼；争讼而不解决，必然导致战争。宋国就是这样。起初谋划不善，以至于被讨伐、被围困，几乎亡国，这是自取其祸。《春秋》注重根本，所以对宋国的责备尤为深刻。如果是蛮夷包围中原国家，道理也就同样明白了。
塟曹文公
正传曰：「书塟曹文公，纪与国之大事也。诸侯五月而塟，同盟至礼也。」
冬公孙归父防齐侯于谷
正传曰：「公孙归父防齐侯于谷。」何以书？明是防之非礼也。曷为非礼？自为私防，一也；以臣抗君，二也。胡氏曰：「夫礼，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乱，自天子出者也。列国之君非王事而自相防聚，是礼自诸侯出矣。以国君而降班失列，下与外臣防；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与诸侯防，是礼自大夫出矣。君若赘旒，陪臣执命，岂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驯致其道，至坚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若合符节，可谓深切着明矣。」
【定王十三年】十有五年【晋景六年，齐顷五年，衞穆六年，蔡文十八年，郑襄十一年，曹宣公卢元年，陈成五年，杞桓四十三年，宋文十七年，秦桓十一年，楚荘二十年】
春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
正传曰：「书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着其防之非也。夫楚方围宋，以强陵弱，诸侯宜纠合以控御之，而不能，然又从而往防之，可乎？」胡氏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衅端，而围之陵蔑诸侯甚矣。诸侯纵不能畏简书、攘夷狄、存先代之后、严兵固圉以为声援，犹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国，谋其不免，至于荐贿，不亦鄙乎？」若此类，圣人不徒笔之于经也。比事以观，则知晋、楚、吴、越盛衰之由，《春秋》经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正传曰：「书宋人及楚人平，善其平也。春秋无义战，故为善战者服上刑。宋楚之平，罢兵息民，固圣人之所与也。」左氏曰：「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髙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谷梁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善也。人者，众辞也。平称众，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愚谓此言是也。胡氏乃以称人为贬，二子而引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乃责二子以实情私告以成平国之功，攘以为己善，则非也。夫二子旣受命于君，专梱外之制，则二子所为之善，皆君之善也。又既归而以实告君，不可谓欺诈矣，而以为贬，岂其然乎？
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
正传曰：杜氏谓潞氏赤狄之别种，子爵是也。书「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则其义利是非之辨，自见矣。左氏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欲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隽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隽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隽才而不以茂徳，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徳义以事神人，而若之何待之？』晋侯从之。六月癸夘，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衞。衞人归诸晋，晋人杀之。愚谓由是观之，则数酆舒之罪而伐之，义也。因而灭其国，絶其宗社，虏其君主，非义也。公羊谓「潞君以为善而称子」，胡氏谓「灭而举号及氏，减见灭者之罪，而甚灭者之不仁」，则皆臆説也。又曰：「夫伐国之要，讨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则酆舒者，罪之在也。为晋
译安葬曹文公
《左传》说：“记载安葬曹文公，是记录同盟国的大事。诸侯在死后五个月安葬，这是同盟国之间最高的礼节。”
冬天，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
《左传》说：“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这种防备行为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说不合礼制？因为这是出于私心的防备，这是一；以臣子的身份对抗君主，这是二。胡安国说：“礼的作用，在于辨别嫌疑、明察细微，在混乱发生之前确立治理秩序，这应当源自天子。各国国君如果不是为了王事而自行互相防备聚集，这就是礼制从诸侯那里产生了。国君降低身份、失去班列，向下与外国臣子防备；外国臣子对抗尊长、越位行事，向上与诸侯防备，这就是礼制从大夫那里产生了。国君如同缀在旗帜上的飘带（无所作为），陪臣掌握政令，这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这是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易经》在坤卦初六爻辞中说：‘逐渐推行其道，直到结成坚冰。’《易经》阐述其中的道理，《春秋》通过具体行事来体现，两者如同符节相合，可以说深刻而显明了。”
【周定王十三年】鲁宣公十五年【晋景公六年，齐顷公五年，卫穆公六年，蔡文公十八年，郑襄公十一年，曹宣公卢元年，陈成公五年，杞桓公四十三年，宋文公十七年，秦桓公十一年，楚庄王二十年】
春天，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
《左传》说：“记载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是为了彰显这种防备行为的错误。当时楚国正包围宋国，以强凌弱，诸侯应当联合起来控制抵御它，却做不到，反而跟着去防备它，这可以吗？”胡安国说：“楚子不借道于宋国就挑起争端，包围宋国，对诸侯的欺凌蔑视太过分了。诸侯纵然不能畏惧王命、抵御夷狄、保存先代后裔、严兵固守边境以作为声援，也还可以理解。竟然以周公的后裔、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谋划自身无法避免的祸患，以至于进献贿赂，不也太卑鄙了吗？”像这类事情，圣人不仅仅把它写进经书。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就能知道晋、楚、吴、越兴盛衰败的原因，《春秋》治理天下的方略也就明白了。
夏天五月，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
《左传》说：“记载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是赞许他们讲和。《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宋楚讲和，停止战争、休养生息，这本来就是圣人所赞同的。”《左传》说：“宋国人派乐婴齐向晋国告急，晋侯想要救援。伯宗说：‘不行。古人有话说：‘即使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上天正把胜利授予楚国，不能与它争锋。即使晋国强大，能违背天意吗？’谚语说：‘高低在心中，川泽容纳污秽，山林隐藏疾病，美玉隐藏瑕疵。国君包容耻辱，是天道的体现。国君您还是等待吧。’夏天五月，楚国军队准备离开宋国，申犀在楚王的马前叩头说：‘不要害怕，我知道必死，但不敢废弃王命。’楚王抛弃了他的话，无法回答。申叔时驾车说：‘让筑城的人回去耕种，宋国必定会听从命令。’楚王听从了。宋国人害怕，派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叫醒他说：‘我国国君派我来报告困境说：‘我国已经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做饭。虽然如此，在城下订立盟约，有宁可让国家灭亡也不服从的。请退兵三十里，我们唯命是从。’子反害怕，与他结盟并报告楚王，退兵三十里。宋国与楚国讲和，华元作为人质。盟约说：‘我不欺骗你，你不猜疑我。’”《谷梁传》说：“平，就是成。赞许他们量力而行而返回，是好的。‘人’是众人的辞令。讲和称为众人，是因为上下都想要和平。对外讲和不合正道，因为我国人还活着，所以合乎正道。”我认为这话是对的。胡安国却认为称“人”是贬义，说两位使者引善归君、引过归己，于是责备两位使者用实情私下告知以成就讲和之功，据为己有，这是不对的。两位使者既然接受了国君的命令，专断境外事务，那么两位使者所做的善事，都是国君的善事。况且回来后已将实情告知国君，不能说是欺诈，却认为是贬义，难道是这样吗？
六月癸卯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
《左传》说：杜预认为潞氏是赤狄的分支，爵位是子爵。记载“晋国军队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那么其中利益、是非的辨别，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晋侯想要讨伐他，众大夫都说：‘不行。酆舒有三种杰出才能，不如等待后来的人。’伯宗说：‘一定要讨伐他。狄人有五种罪过，杰出才能再多，有什么补益？不祭祀祖先是一，嗜酒是二，抛弃仲章而夺取黎氏土地是三，虐待我们的伯姬是四，弄伤国君眼睛是五。倚仗杰出才能而不以美德修养，这就增加了罪过。后来的人，或许会恭敬奉行德义来侍奉神人，怎么能等待他们？’晋侯听从了。六月癸卯日，晋国荀林父在曲梁打败赤狄。辛亥日，灭掉潞国，酆舒逃到卫国。卫国人把他交给晋国，晋国人杀了他。”我认为由此看来，列举酆舒的罪过而讨伐他，是合乎道义的。趁机灭掉他的国家，断绝他的宗庙社稷，俘虏他的君主，是不合乎道义的。《公羊传》认为“潞君因为行善而称子”，胡安国认为“灭国却举出称号和氏，减轻被灭者的罪过，而加重灭人者不仁的程度”，这些都是主观臆测。又说：“讨伐国家的要点，惩治罪人就可以了。”根据《左传》：“潞子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那么酆舒就是罪人所在。晋国
计者，执酆舒，轘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纪其政而返，则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灭潞氏，以其君归，何义乎？此皆是也。
译谋划此事，应当是逮捕酆舒，在集市上将他车裂，拥立黎侯，安定潞子国，整顿那里的政事然后返回，这样各狄族就会臣服，边疆就会安宁了。如今却贪图狄人的土地，灭掉潞氏，把他们的国君带回来，这有什么道义呢？这些都是正确的。
秦人伐晋
正传》曰：「书秦人伐晋，着暴人之兵也。」左氏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雒，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髙氏曰：「秦师伐晋，晋不报秦，今十四年矣，复来伐之者，乗晋略狄土而伐其虚也。由是观之，则乗人之虚而困人，是谓暴兵矣。其师取败，而杜囘见获也，固宜。」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正传曰：王札子者，公羊以为长庶之号也。书「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则其专杀之罪，王朝之乱，不待书「字」、「书子」而自见矣。左氏曰：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衞，卒立召襄。谷梁曰：王札子者，当上之辞也。杀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两下相杀也。两下相杀，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矫王命以杀之，非忿怒相杀也。故曰：「以王命杀也。」以王命杀，则何志焉？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胡氏曰：邢侯专杀雍子于朝，叔向以杀人不忌为贼，请施邢侯。君子以为义，王札子之罪当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无政刑矣。何以保其国而不替乎？
秋螽
正传》曰：「书秋螽，纪灾也。」胡氏曰：「人事感于此，则物变应于彼。宣公为国，虚内以事外，去实而务华，烦于朝防、聘问、赂遗之末，而不知务其本者也。故戾气应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牟复螽。府库匮，仓廪竭，调度不给，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孙蔑防齐髙固于无娄
正传曰：「无娄，公羊作牟娄，杞邑也。书仲孙蔑防齐髙固于无娄，则其失礼之非自见矣。诸侯非时私防，已非礼矣，况大夫私防乎？」胡氏曰：「礼之始失也，诸侯非王事而自相防也，无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后诸侯与大夫防，又无以正之，然后大夫与大夫防，礼亦不自诸侯出矣。田氏▯齐，六卿分晋，三家专鲁，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虽欲正之，其将能乎？」
初税畆
正传》曰：初税畆，何以书？志虐民之始也。左氏曰：非礼也。谷出不过借，以丰财也。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税畆者，何？履畆而税也。初税畆，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畆而税也。何讥乎始履畆而税？古者什一而借。古者曷为什一而借？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胡氏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书初税畆者，讥宣公废助法而用税也。殷制，公田为助，助者借也。周因其法为彻，彻者通也。其实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亲，上之于下则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给也。下之于上则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颂声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恶，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赋之入而不恻怛以利下，水旱防灾相继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废助法而税畆乎？初者，志变法之始也。其后作邱甲，用田赋，至于二，犹不足，则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将若何？有国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变，其必先务本乎？
冬蝝生
正传》曰：「书冬蝝生，纪蕃灾也。」胡氏曰：「始生曰蝝，旣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灾重及民也。」而详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谨天灾，仁人之心，王者之务也。遇天灾而不惧，忽民事而不修，而又为繁政重赋以感之，国之危，无日矣。
饥
正传曰：「书饥，重民食也。」胡氏曰：「春秋饥岁多矣，书于经者三，而宣公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食。虽有防旱，民无菜色。是岁虽螽蝝，而遽至于饥者，宣公为国务华去实，虚内事外，烦于朝防
译秦人攻打晋国
《正传》说：“记载秦人攻打晋国，是为了彰显暴虐之人的军队。”《左传》说：“秋季七月，秦桓公攻打晋国，驻扎在辅氏。壬午日，晋侯在稷地整顿军队，以掠夺狄人的土地，拥立黎侯后返回。到达雒地时，魏颗在辅氏击败秦军，俘虏了杜回，杜回是秦国的勇士。”高氏说：“秦军攻打晋国，晋国不报复秦国，至今已有十四年了，现在又来攻打，是趁晋国掠夺狄人土地而国内空虚的时候。由此看来，趁人之虚而使人困顿，这就叫做暴虐之兵。他们的军队被打败，杜回被俘，本是理所当然的。”
王札子杀害召伯、毛伯
《正传》说：“王札子，公羊学派认为这是长庶子的称号。记载‘王札子杀害召伯、毛伯’，那么他专擅杀人的罪行，以及周王室的混乱，不需要记载‘字’、记载‘子’就自然显现了。”《左传》说：“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夺政权，派王子捷杀害了召戴公和毛伯卫，最终拥立了召襄。”《谷梁传》说：“王札子，是尊称上位的说法。杀害召伯、毛伯，不说他为什么？这是两个下级互相杀害。两个下级互相杀害，《春秋》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是假借王命来杀害他们，不是因愤怒而互相杀害。所以说：‘假借王命杀害。’假借王命杀害，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天下的主宰是上天；继承上天意志的是君主。君主所拥有的是天命。作为臣子却侵犯君主的命令而使用它，这是不臣；作为君主却失去了命令，这是不君。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倾覆的原因。”胡氏说：“邢侯在朝廷专擅杀害雍子，叔向认为杀人无所顾忌是贼，请求处死邢侯。君子认为这是正义的，王札子的罪行应当服此刑，但天王不能施加刑罚，这就没有政令刑罚了。怎么能保住国家而不衰败呢？”
秋季蝗虫
《正传》说：“记载秋季蝗虫，是记录灾害。”胡氏说：“人事在此感应，那么物候的变化就会在那里应验。宣公治理国家，空虚内部以侍奉外部，舍弃实质而追求虚华，烦扰于朝会盟会、聘问、贿赂馈赠等末节，却不知道致力于根本。所以戾气相应而生。六年蝗灾，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发生蝗灾，十五年再次发生蝗灾。府库匮乏，粮仓枯竭，调度供应不上，于是言利刻民的事情就兴起了。”
仲孙蔑在无娄与齐国高固相会
《正传》说：“无娄，公羊学派作牟娄，是杞国的城邑。记载仲孙蔑在无娄与齐国高固相会，那么他失礼的错误就自然显现了。诸侯非时私下相会，已经不合礼了，何况大夫私下相会呢？”胡氏说：“礼制开始败坏时，诸侯不为王事而互相盟会，无法纠正，不再出自天子了。然后诸侯与大夫相会，又无法纠正，然后大夫与大夫相会，礼制也不再出自诸侯了。田氏取代齐国，六卿瓜分晋国，三家专权鲁国，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在早期辨别，即使想纠正，又能做到吗？”
初次按亩征税
《正传》说：“初次按亩征税，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虐害百姓的开始。”《左传》说：“不合礼制。谷物产出不过借，是为了使财富丰足。”《公羊传》说：“初，是什么意思？开始。税亩，是什么意思？按亩征税。初次按亩征税，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按亩征税。为什么讥讽开始按亩征税？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借法。古代为什么实行十分之一的借法？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之一，是大貉、小貉。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实行十分之一，颂声就兴起了。”胡氏说：“孟子说：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喜悦而愿意在他的田野耕种。记载初次按亩征税，是讥讽宣公废除助法而采用税法。殷代的制度，公田实行助法，助就是借。周代沿袭其法实行彻法，彻就是通。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古代上下相亲，上级对下级说：‘加速耕种你的私田，直到三十里，惟恐百姓粮食不够。’下级对上级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进而滋润我的私田，惟恐公田收成不好。’所以助法实行而颂声兴起。世道衰微，上下交恶，百姓只图私家之利而不竭力奉公，上级只图国家赋税收入而不怜悯百姓以利下，水旱灾害相继而起，公田的收入微薄了，所以废除助法而按亩征税吗？初，是记录变法之始。其后作邱甲，用田赋，直到加倍，仍然不足，这都是宣公开启的。所以说：立法于廉洁，其弊端尚且贪婪；立法于贪婪，那将如何？有国家的人，一定要恪守成法而不改变，那一定要先致力于根本吗？”
冬季蝝虫出生
《正传》说：“记载冬季蝝虫出生，是记录繁多的灾害。”胡氏说：“刚出生叫蝝，长大叫螽。秋季的蝗虫未息，冬季又生出蝝虫，灾害严重波及百姓。”而详细记载，像这样，是急于民事，谨慎对待天灾，这是仁人的心意，王者的事务。遇到天灾而不恐惧，忽视民事而不修治，又施行繁政重赋来感应它，国家的危险，就没有日子了。
饥荒
《正传》说：“记载饥荒，是重视百姓的粮食。”胡氏说：“春秋时期饥荒的年份很多，记载在经上的只有三次，而宣公独占两次，为什么呢？古代三年耕种，剩余一年的积蓄；九年耕种，剩余三年的粮食。虽然有旱灾，百姓也没有菜色。这一年虽然有蝗虫蝝虫，却迅速到了饥荒的地步，是因为宣公治理国务，追求虚华舍弃实质，空虚内部侍奉外部，烦扰于朝会
聘问赂遗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库竭矣，仓廪匮矣，水旱螽蝝，天降饥馑，亦无以振业贫乏矣。经所以独两书饥，以示后世为国之不可不敦本也。」
译在聘问馈赠的细枝末节上耗费，却不注重根本。府库已经枯竭，粮仓已经空虚，又遭遇水旱蝗灾，上天降下饥荒，也没有办法赈济救济贫困的人了。《春秋》之所以单独两次记载“饥荒”，是为了向后世表明治理国家不能不注重根本的道理。
【定王十四年】十有六年【晋景七年，齐顷六年，衞穆七年，蔡文十九年，郑襄十二年，曹宣二年，陈成六年，杞桓四十四年，宋文十八年，秦桓十二年，楚荘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
正传曰：「甲氏者，赤狄之种。胡氏以为潞之余种，畱吁其残邑也。书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其罪不待称人而自见矣。圣人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攘之而已矣。灭之则有贪残之罪矣。」左氏曰：「晋士防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留吁之属】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防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逺，此之谓也。」愚谓观此，则士防可谓贪残之兵矣，而反以为功，岂非惑耶？胡氏曰：「伯禽征徐夷，东郊旣开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泸，服其渠帅而止。必欲尽殄灭之，无遗种，岂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愚谓此説是矣。至于又谓士防所以贬而称人，则惑也。盖人者，他国国史称之之词，仲尼岂肯擅夺大夫之爵乎？
夏成周宣榭火
正传曰：「成周，公羊以为东周是也。」书成周宣榭火，纪王室之灾变也。周来报，故书之。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胡氏曰：「成周，天子之东都；宣榭，宣王之庙也。」按吕大临《考古图》有「▯敦【音对】者，称「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庙也。古者爵有徳，禄有功，必于太庙，示不敢专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无室，以便射事，故凡无室者皆谓之榭。宣王之庙谓之榭者，其庙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书？以宗庙之重，书之也。贵戚专杀大臣，而天子不讨，王室不复能中兴矣。人火之，天所以见戒乎？
秋郯伯姬来归
正传曰：「来归者，大归也。」左氏所谓「出是也」。书「郯伯姬来归」，纪人伦之大变也。胡氏曰：「内女出，书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复相弃背，丧其配耦。《氓》之诗所以刺衞，日以衰薄；室家相弃，『中谷有蓷』，所以闵《周易》叙《咸》《恒》为下经首。《春秋》内女出，夫人归，凡男女之际，详书于策，所以正人伦之本也。其防微矣。」
冬大有年
正传曰：「大有年，谷梁以为五谷大熟之称，书『大有年』，幸之也。夫以宣公之无道，乱伦逆理，厚税虐民，螽蝝频生，饥馑荐臻，固其所也。而乃大有年焉，非幸耶？故《春秋》书以幸之。」胡氏云：「程氏曰：『大有年，记异也。』旱干水溢，饥馑荐臻者，灾也；山崩地震，彗孛飞流者，异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为记异乎？凡灾异庆祥，皆人为所感，而天以其类应之者也。人事顺于下，则天气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乱伦，水旱螽蝝饥馑之变，相继而作，史不絶书，宜也。独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为异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书之则为祥，仲尼笔之则为异，此言外微防，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也。愚谓古史之书，仲尼之笔，一也。圣人观鲁史而有感焉，故存之耳。」
【定王十五年】十有七年【晋景八年，齐顷七年，衞穆八年，蔡文二十年卒，郑襄十三年，曹宣三年，陈成七年，杞桓四十五年，宋文十九年，秦桓十三年，楚荘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许男锡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正传》曰：「何以书？纪与国之大故也。二国来赴，故史书之。圣人存之，以示有吊赙防塟之礼焉。」
夏塟许昭公塟蔡文公
正传曰：「书塟许昭公、塟蔡文公，两志防塟之礼也。」胡氏曰：「卒书名，赴而得礼记之详也。塟而不月，其畧在内。宣公为国务华，而无忠信诚慤之心，计利而不知礼义，邦交之实，哀死送终，独厚于齐，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阙如也。大则薄其君亲，次则忽于盟王，其又次若秦、若衞、若滕，虽来告讣，怠于礼而不防也
译【周定王十四年】鲁宣公十六年【晋景公七年，齐顷公六年，卫穆公七年，蔡文公十九年，郑襄公十二年，曹宣公二年，陈成公六年，杞桓公四十四年，宋文公十八年，秦桓公十二年，楚庄王二十一年】
春季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正传》说：“甲氏，是赤狄的部族。胡安国认为他们是潞氏的残余部族，留吁是他们的残存城邑。史书记载‘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其罪过不必等到称‘人’才显现出来。圣人治理夷狄，是用‘不治理’的方式来治理，只是排斥他们罢了。如果灭掉他们，就有贪婪残暴的罪过了。”《左传》说：“晋国士燮率领军队灭掉了赤狄的甲氏、留吁和铎辰【留吁的附属】。三月，献上了狄人的俘虏。晋侯向周天子请求，戊申日，天子用黻冕任命士燮担任中军将，并且担任太傅。这时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羊舌职说：‘我听说，禹称赞好人，不好的人就会远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观察这件事，那么士燮可以说是贪婪残暴的将领，反而被当作功劳，难道不是糊涂吗？胡安国说：‘伯禽征讨徐夷，东郊已经开辟就停止了；宣王讨伐玁狁，到达太原就停止了；武侯征讨戎泸，降服了他们的首领就停止了。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不留遗种，这难道是仁人的心意、王者做的事吗？’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又说士燮之所以被贬称‘人’，则是糊涂的。因为‘人’是他国史官称呼晋国人的用词，孔子怎么会擅自剥夺大夫的爵位呢？”
夏季，成周宣榭发生火灾。
《正传》说：“成周，公羊传认为是东周，这是对的。”史书记载成周宣榭发生火灾，是记录王室的灾变。周王室来报告，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左传》说：“是人放的火。”凡是火灾，人放的火叫“火”，天灾引起的火叫“灾”。胡安国说：“成周，是天子的东都；宣榭，是宣王的宗庙。”根据吕大临《考古图》中有“〇敦【音对】”，上面写着“王来到宣榭，呼唤内史策命〇”，由此知道宣榭是宣王的宗庙。古代授予爵位给有德之人，授予俸禄给有功之人，一定在太庙进行，表示不敢专断。榭，是射堂的形制，它的厅堂没有内室，以便射箭行事，所以凡是无内室的都叫榭。宣王的宗庙叫榭，是因为它的宗庙形制像榭。宣榭发生火灾，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宗庙重要，所以记载。贵戚专权杀害大臣，而天子不讨伐，王室不能再中兴了。是人放的火，这是上天用来示警吗？
秋季，郯国的伯姬被休弃回国。
《正传》说：“来归，就是被休弃回国。”《左传》所说的“出”就是这个意思。史书记载“郯伯姬来归”，是记录人伦的重大变故。胡安国说：“鲁国的女子被休弃，记载在简策上，是因为男女同居，是人伦的大纲。婚姻礼仪废弛，那么夫妇之道就痛苦，淫乱邪僻的罪过就多了。互相抛弃，丧失配偶。《氓》这首诗用来讽刺卫国，日益衰败薄情；家庭互相抛弃，《中谷有蓷》用来哀怜。《周易》将《咸》《恒》列为下经之首。《春秋》记载鲁国女子被休弃、夫人回国，凡是男女关系的事，详细记载在简策上，是为了端正人伦的根本。这是防微杜渐啊。”
冬季，大丰收。
《正传》说：“大有年，谷梁传认为是五谷大熟的称呼，记载‘大有年’，是庆幸。凭着宣公的无道，乱伦逆理，重税虐民，蝗虫频繁发生，饥荒接连到来，本来就是这样的。却大丰收，不是庆幸吗？所以《春秋》记载以表示庆幸。”胡安国说：“程颐说：‘大有年，是记录异常。’旱灾水灾，饥荒接连到来，是灾；山崩地震，彗星流星，是异；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成，是祥。‘大有年’是上等的祥瑞，为什么说是记录异常呢？凡是灾异庆祥，都是人为所感应，而天以其同类回应。人事在下面顺从，那么天气在上面调和。宣公弑君自立，逆理乱伦，水旱蝗虫饥荒的变故，相继发生，史官不断记载，是应该的。唯独在这个冬天大丰收，所以说是异常吗？有年、大有年，是一样的。古代史书记载就是祥瑞，孔子笔削就是异常，这是言外微妙的防范，不是圣人不能修撰的。我认为古代史书的记载，孔子的笔削，是一样的。圣人观察鲁国史书而有感慨，所以保留下来。”
【周定王十五年】鲁宣公十七年【晋景公八年，齐顷公七年，卫穆公八年，蔡文公二十年去世，郑襄公十三年，曹宣公三年，陈成公七年，杞桓公四十五年，宋文公十九年，秦桓公十三年，楚庄王二十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记录盟国的大变故。两国来报丧，所以史官记载。圣人保留下来，以显示有吊唁、赠赙、防丧、安葬的礼仪。”
夏季，安葬许昭公，安葬蔡文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许昭公、安葬蔡文公，是两件事都记录安葬的礼仪。”胡安国说：“去世时记载名字，是因为报丧符合礼仪，记载得详细。安葬不记载月份，是因为简略在内部。宣公处理国务追求浮华，而没有忠信诚恳的心，计算利益而不知道礼义，邦交的实质，哀悼死者送终，唯独对齐国厚待，而利害关系不切身的人，都缺失礼仪。大的方面薄待君亲，次方面忽视盟主，再其次像秦国、卫国、滕国，虽然来报丧，怠慢礼仪而不防范。”
正传曰：「书日有食之，纪天变也。』圣人示人君克谨天戒之道焉。」
己未，公防晋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
正传曰：「书公防晋衞曹邾同盟于断道，志同心也。」左氏曰：「晋侯使郤克徴防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齐侯使髙固、晏弱、蔡朝、南郭偃防及敛盂，髙固迯归。夏，防于断道，讨贰也。程子曰：「诸国同心欲伐齐，故书同盟。」胡氏曰：「书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国率之，小国畏威而从命，非同欲也；小国诉之，大国勉强而应焉，非同欲也。若断道之盟，诸侯同日谋欲伐齐，释其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为防同天子之事，筑宫为坛，设方明，如方岳之盟，故书同，疑其説之误矣。」
秋公至自防
正传》曰：「书公至自防，谨出告返面之义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卒
正传曰：「公弟，公母弟也。叔▯其字。书「公弟叔▯卒」，纪贤者之正终也。谷梁曰：「其曰「公弟叔▯」，贤之。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愚谓「弟叔▯」者，自是书其实，谓其弟字叔▯卒耳。胡氏又有称「弟得弟道，称字贤也」之説，则益支矣。
【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晋景九年，齐顷八年，衞穆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郑襄十四年，曹宣四年，陈成八年，杞桓四十六年，宋文二十年，秦桓十四年，楚荘二十三年卒】
春晋侯衞世子臧伐齐
正传曰：「书晋侯、衞世子臧伐齐，着私愤讨贰之兵也。」郤克怨齐，是谓愤矣；髙固迯归，是谓贰矣。左氏曰：「晋侯、衞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齐侯防晋侯盟于缯，以公子彊为质于晋。晋师还，蔡朝南郭偃迯归。」胡氏曰：「保国以礼为本者也。齐顷公不谨于礼，自己致冦，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矣。诸侯上卿皆执国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断道，师于阳谷，大战于鞍，逞其志而后止。春秋详书于策，见伐与伐者之罪，皆可以为鉴矣。」
公伐杞
止传》曰：“书公伐杞，则陵弱之罪见矣。”语曰：“惟仁者为能以大字小，故曰小邦怀其徳。匪徳之务，小邦不怀，则兴兵伐之，岂仁者之君乎？”髙氏曰：“杞自文十六年来朝，不复至，故伐之。已不修徳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正传曰：「书邾人戕鄫子于鄫，则戕人者与见戕者皆不能无罪矣。」夫邾子戕人之君，则为盗贼之行；鄫子见戕于人，则其君臣素无保衞之图，皆无道矣。○胡氏曰：「戕者，残贼而杀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难也。」夷貉无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单车使者直造其庐帐，虏其酋长者，则有之矣。中国则重门击柝，防陛等威，侍衞守御之严，奚至于坐使其君为邾人残贼杀之而莫御乎？邾人葢尝执鄫子用之，则不共戴天之世雠也。既不能复，又使邾人得造其国都而戕杀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责鄫之臣子至此极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正传曰：「楚子旅书卒，以其与盟也，故卒之。」谷梁曰：「夷狄不卒，卒少进也。」胡氏以为楚僣称王，而称子者，仲尼笔之非也。夫楚之称王，楚国之人称之耳，其书子者，鲁史则然也，何待仲尼之笔改之乎？
公孙归父如晋
正传曰：「书公孙归父如晋，见其聘之非礼也。夫朝聘以时，邦交之礼也。今归父聘晋，将以除三桓，岂朝聘之正乎？」观左氏曰：「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夫以谋去三桓而聘，则是聘也，岂诚心直
译《正传》说：“《春秋》记载‘日有食之’，是记录天象变异。这是圣人向君主展示能够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方法。”
己未日，鲁公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正传》说：“《春秋》记载鲁公与晋、卫、曹、邾在断道结盟，是记录大家同心同德。”《左传》说：“晋侯派郤克向齐国索取赔偿，齐顷公让妇女隔着帷帐观看，郤克登上台阶，妇女们在房里嘲笑他，郤克愤怒，出来发誓说：‘如果不能报复此事，我绝不渡过黄河。’郤克先回国，派栾京庐在齐国等待命令，说：‘如果不办成齐国的事，就不回来复命。’郤克回国后，请求讨伐齐国，晋侯不答应；请求率领自己的私属军队，晋侯还是不答应。齐侯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参加断道之盟，高固逃回齐国。夏天，在断道结盟，是为了讨伐背叛者。程子说：‘各国同心想要讨伐齐国，所以记载为结盟。’胡氏说：‘记载结盟，是记录共同的意愿。如果是大国率领，小国畏惧威势而服从，那不是共同的意愿；如果是小国申诉，大国勉强响应，也不是共同的意愿。像断道之盟，诸侯在同一天谋划想要讨伐齐国，发泄愤怒，不是有不得已而被迫要求的。有人认为结盟是天子的事情，筑宫设坛，设立方明，如同方岳之盟，所以记载为‘同’，我怀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天，鲁公从断道回来。
《正传》说：“《春秋》记载鲁公从断道回来，是谨慎地体现出国君出访告知、返回面见天子的礼义。”
冬天十一个月壬午日，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正传》说：“公弟，是指鲁公的同母弟弟。叔肸是他的字。记载‘公弟叔肸去世’，是记录贤者正当的终局。《谷梁传》说：‘称他为‘公弟叔肸’，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呢？因为他反对宣公的弑君行为。既然反对，为什么不离开呢？回答说：因为他们是兄弟。离开又能去哪里呢？如果给他财物，他就说：我足够了。他编织草鞋为生，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因此在《春秋》中受到尊崇。’我认为‘弟叔肸’，只是如实记载，意思是他的弟弟字叔肸去世了。胡氏又有‘弟弟符合弟道，称字表示贤德’的说法，那就更加支离破碎了。”
【周定王十六年】鲁襄公十八年【晋景公九年，齐顷公八年，卫穆公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郑襄公十四年，曹宣公四年，陈成公八年，杞桓公四十六年，宋文公二十年，秦桓公十四年，楚庄王二十三年去世】
春天，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
《正传》说：“《春秋》记载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是彰显出于私愤讨伐背叛者的军队。”郤克怨恨齐国，这就是愤；高固逃回齐国，这就是背叛。《左传》说：“晋侯、卫太子臧讨伐齐国，到达阳谷。齐侯与晋侯在缯地结盟，把公子强作为人质送给晋国。晋军撤退，蔡朝、南郭偃逃回齐国。”胡氏说：“保卫国家以礼法为根本。齐顷公不谨慎于礼法，自己招致寇难，所谓‘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会讨伐它’。诸侯的上卿都掌握国家命脉，向君主索取必达的目的，以实行他们克伐怨欲的私心，所以在断道结盟，在阳谷驻军，在鞍地大战，逞遂其志才停止。《春秋》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显示讨伐者与被讨伐者的罪过，都可以作为鉴戒。”
鲁公讨伐杞国。
《正传》说：“《春秋》记载鲁公讨伐杞国，那么欺凌弱小的罪过就显现了。”古语说：“只有仁者能够以大带小，所以说小国怀恋其德行。如果不致力于德行，小国不怀恋，就兴兵讨伐，这难道是仁者的君主吗？”高氏说：“杞国自从鲁文公十六年来朝后，就不再来了，所以讨伐它。自己不修养德行却想要别人来朝见，自己也太不思量了。”
夏天四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时令和月份的义理在前面已经体现。”
秋天七月，邾人在鄫地杀害了鄫子。
《正传》说：“《春秋》记载邾人在鄫地杀害鄫子，那么杀害别人的人与被杀害的人都不能没有罪过。”邾子杀害别国君主，就是盗贼的行为；鄫子被杀害，说明他的君臣平时没有保卫国家的谋划，都是无道的。胡氏说：“戕，是残害杀死的意思；‘于鄫’，是指责臣子不能救援君主的危难。”夷狄没有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单车使者直接到达他们的庐帐，俘虏他们的酋长，是有的。中国则重门击柝，台阶等级威严，侍卫守御严格，怎么会坐视他们的君主被邾人残害杀死而无法抵御呢？邾人曾经拘捕鄫子使用他，那就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既然不能报复，又让邾人得以进入他们的国都而杀害他们的君主，‘曰于鄫’，是用来深深责备鄫国的臣子到了极点。
甲戌日，楚子旅去世。
《正传》说：“楚子旅记载去世，是因为他参与了盟会，所以记载他的去世。”《谷梁传》说：“夷狄不记载去世，记载去世是稍微进步的表现。”胡氏认为楚僭越称王，而称子，是孔子笔削的错误。楚称王，只是楚国的人称他王，记载为子，是鲁国史官本来就这样的，哪里需要孔子笔削改动呢？
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正传》说：“《春秋》记载公孙归父出使晋国，是显示他出使不合礼法。朝聘按时进行，是邦交之礼。现在归父出使晋国，是为了铲除三桓，这难道是朝聘的正道吗？”看《左传》说：“公孙归父因为襄仲拥立鲁公而受宠，想要铲除三桓以壮大公室，与鲁公谋划后出使晋国，想要借晋国人的手铲除三桓。”因为谋划铲除三桓而出使，那么这出使，难道是诚心直
道哉？胡氏曰：「宣公因齐得国，故刻意事之，虽易世犹未怠也。及顷公不能谨礼，怒晋，鲁上卿而郤克当国，决策讨之。晋方强盛，齐少懦矣。于是背齐而事晋，其于邦交以利为向背，无忠信诚慤之心者也。」按左氏：「归父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夫轻于背与国，易于谋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无悔也。然则公室不可张乎？务引其君当道，正心以正朝廷礼乐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几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译道在哪里呢？胡氏说：“鲁宣公因为齐国的帮助才得到君位，所以刻意侍奉齐国，即使朝代更替也没有懈怠。等到齐顷公不能谨慎守礼，激怒了晋国，而鲁国上卿郤克执掌国政，决意讨伐齐国。当时晋国正强盛，齐国稍显懦弱。于是鲁国背弃齐国而侍奉晋国，他在邦交上以利益作为亲近或疏远的标准，没有忠信诚恳之心。”查《左传》记载：“归父想要除掉三桓以壮大公室，与宣公谋划后出使晋国，想借晋国人之手除掉他们。”轻易背弃盟国，容易图谋权贵之家，却不知根本所在，这样的人没有能够成功且没有后悔的。那么公室就不能壮大吗？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使礼乐刑政都从自己这里发出，这才差不多吧？一定要依靠外援来除掉他们，这是去除了皮肤上的疥癣却得了心腹之疾，难道更好吗？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
正传曰：「路寝者，谷梁以为正寝也。书公薨于路寝，志正终也。夫以正始者，以正终，正也；以不正始者，得以正终，非正也。故桓公弑立，则毙于齐，正也；宣公亦弑立，而获正终，非正也。」春秋书之，圣人之情可见矣。
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
正传曰：「书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善归父之毕使，罪成公奔之之亟也。」左氏曰：「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括髪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胡氏曰：「仲尼称孟荘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夫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晋悼公于夷羊五之属，必存始终进退之礼而不遽也。归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礼有执圭复命于殡之文，升自西阶，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犹未殡，而东门氏逐，忍乎哉？「书曰：「归父还自晋」者，已毕事之词也。至笙遂奔齐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谷梁子曰：「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经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乱，而造次颠沛不失礼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词繁而不杀，归父之善自着矣。比事以观，则见当国者有无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正传卷二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二明湛若水撰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
【定王十七年】元年【晋景十年，齐顷九年，防穆十年，蔡景二年，郑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陈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审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传》曰：「书『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始也。」
二月辛酉塟我君宣公
正传曰：「书『辛酉葬我君宣公』，纪国之大事也。志礼也，送死人之大事也。诸侯五月而葬，礼也。」
无冰
正传曰：「书无冰，纪异也。」二月系于春者，周正建子，则子丑寅皆春也。春二月，丑月也，即夏之十二月也。则时与月皆易明矣。丑月宜寒，而水乃无冰，是阳不闭而常燠，则为灾异矣。胡氏曰：「寒极而无冰者，常燠也。」按《洪范传》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缓，纪纲纵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张，其象已见，故当固阴沍寒而常燠应之。古者，日在北陆而藏氷，献羔而启朝之禄位，宾食丧祭，氷皆与焉，此亦燮调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废凌人之职。然策书所载，皆经邦大训，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记其本末，雨雹氷雪，何以悉书？天人一理也，万物一气也。观于阴阳寒暑之变，以察其消息盈虚，此制治于未乱，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后王事备矣。愚谓胡氏所谓「既寒而燠」者，惟子丑两月为然，若至寅夘两月，则寒过而燠无氷为常事矣。此亦可以见时月皆改之证也。
三月作丘甲
正传曰：「书三月作丘甲，纪重赋也。」左氏曰：「为齐难，故作丘甲。」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所取于民者，出长毂一乗。此司马法一成之赋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唐太宗问李靖：「楚广与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乗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七十五人。然则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积四丘而具一乗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矣。则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乗乎？每乗而增一甲乎？」鲁至昭公时，尝搜于红，革车千乗，则计甸而增乗，未可知也。楚人二广之法，一乗至用百有五十人，则鲁每乗而增一甲
译冬十月壬戌，鲁成公在路寝去世。
《正传》说：“路寝，谷梁子认为是正寝。记载‘公薨于路寝’，是为了表明他得以正终。以正道开始的人，能以正道结束，这是合乎正道的；以非正道开始的人，却能以正道结束，这就不合乎正道了。所以桓公是被弑杀后立为君的，最终死在齐国，这是合乎正道的；宣公也是被弑杀后立为君的，却得以正终，这就不合乎正道了。”《春秋》这样记载，圣人的情感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
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正传》说：“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是称赞归父完成了使命，谴责成公让他逃亡得太急促。”《左传》说：“冬天，成公去世。季文子在朝廷上说：‘让我杀害嫡子而立庶子，从而失去大国援助的，是仲孙。’臧宣叔发怒说：‘当时不能治理他，后来的人有什么罪？你想除掉他，我答应你，就除掉他吧。’于是驱逐了东门氏。子家（归父）回到笙坛，在帷帐中向副使复命。复命后，束发即位，哭了三踊才出来，于是逃奔到齐国。经文说：‘归父还自晋’，是称赞他。”胡氏说：“孔子称赞孟庄子孝顺，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了。’仁人孝子，对于父亲的臣属，如果没有大的不可容忍之处，像晋悼公对待夷羊五那样，一定要保持始终进退的礼节而不急躁。归父奉君命出使，尚未返回而君主去世，在聘礼中有拿着玉圭向灵柩复命的规定，从西阶上去，儿子和臣子都哭泣，情感也是悲痛的。现在宣公还没有入殓，而东门氏就被驱逐，难道不残忍吗？”经文说：“归父还自晋”，是已经完成事务的措辞。“至笙遂奔齐”，是谴责成公君臣为了君主而忘记父亲，驱逐得太急促了。谷梁子说：“抛弃灵柩而让父亲的使者逃亡，这也是让父亲逃亡，符合经文的意旨。”君主去世，家中遣散，内心应当也是混乱的，但在仓促困顿中不失礼节，不是立志于仁德的人是做不到的。文辞繁复而不删减，归父的善行就自然显扬了。通过比较事情来观察，就能看出当权者有无视君主的心，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不可不仔细考察。
《春秋正传》卷二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正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二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亲是穆姜，在位十八年】
【周定王十七年】元年【晋景公十年，齐顷公九年，邾穆公十年，蔡景侯二年，郑襄公十五年，曹宣公五年，陈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一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审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成公即位。
《正传》说：“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为了端正开始。”
二月辛酉，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
《正传》说：“记载‘辛酉葬我君宣公’，是记录国家的大事。表明礼节，送死人是国家的大事。诸侯五月下葬，这是礼节。”
没有结冰。
《正传》说：“记载‘无冰’，是记录异常现象。”二月系于春季，是因为周历以建子为正月，那么子、丑、寅三个月都属于春季。春季二月，是丑月，也就是夏历的十二月。这样时节和月份就都容易明白了。丑月应当寒冷，而水却没有结冰，这是阳气不闭藏而经常温暖，就构成了灾害异常了。胡氏说：“寒冷到了极点却没有结冰，这是经常温暖的表现。”根据《洪范传》说：“豫，经常温暖，像这样政事舒缓，纲纪松弛的现象。”成公年幼软弱，政权掌握在三家手中，公室不兴盛，这种现象已经显现，所以当应该固阴闭寒的时候，却出现了经常温暖的应验。古时候，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块，进献羔羊时开启朝廷的禄位，宾客饮食、丧礼祭祀，冰块都参与其中，这也是调和阴阳、纠正偏差的一件事。现在既然寒冷却温暖，就废除了凌人的职务。然而策书所记载的，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人有微小的过错而不登记姓名，事有小的而不记录始末，雨雹冰雪，为什么都要详细记载？天和人是一个道理，万物是一股气。观察阴阳寒暑的变化，来考察它们的消长盈虚，这是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细微之处谨慎的意图。每次都在细微之处谨慎，然后王事就完备了。我认为胡氏所说的“既寒而燠”，只有子、丑两个月是这样，如果到了寅、卯两个月，那么寒冷过去而温暖无冰就是常事了。这也可以作为时节和月份都改变的证据。
三月制作丘甲。
《正传》说：“记载‘三月作丘甲’，是记录加重赋税。”《左传》说：“因为齐国的威胁，所以制作丘甲。”胡氏说：“制作丘甲，是增加兵力。”古时候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地方八里，旁边加一里为成。向百姓征收的，是出一辆长毂战车。这是《司马法》中成一成的赋税。因为齐国的威胁，制作丘甲，增加兵力防备敌人，严重困苦农民，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唐太宗问李靖：“楚国的广与周制的制度如何？”李靖说：“周制一辆战车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七十五人。那么一丘所出的十八人，积累四丘才具备一辆战车。现在制作丘甲，就是一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有百人当兵了。那么不知道他所增加的，是每三甸增加一辆战车呢？还是每辆战车增加一甲呢？”鲁国到了昭公时，曾经在红地搜求，革车千乘，那么计算甸而增加战车，还不可知。楚人二广的法度，一辆战车用到一百五十人，那么鲁国每辆战车增加一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