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卷三十四
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防，乃呼曰：「猛也殿。」愚谓：「此亦可以见鲁之无军政，而政不自公矣。」
译撤退时。冉猛假装脚受伤，走在兄长冉防的前面，于是喊道：“我冉猛断后。”愚按：这也足以看出鲁国没有军纪，政令不公正了。
公至自侵齐
正传》曰：「公至自侵齐，志反面之礼也。始终乎非义之行也。」
二月公侵齐
正传》曰：「书公侵齐，志非义之甚也。公以正月侵齐，而未得志，故复侵之，则结怨之甚矣。」左氏曰：「攻廪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
三月公至自侵齐
正传》曰：「书公至自侵齐，谨君之出入也，始终乎非义之甚也。」
曹伯露卒
正传》曰：「书『曹伯露卒』，志与国之大故也。来赴，故书之。」
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正传曰：「何以书？志国警也。而齐之报怨，公之召衅，并见矣。」
公防晋师于瓦
正传曰：「瓦，卫地。书『公防晋师于瓦』，善防也。或曰：晋师，其君不来，而公与其大夫防，得为善乎？据左氏：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防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鴈。鲁于是始尚羔。愚谓夫义何常之有？夫晋之师，虽其君不亲行，而遣三大夫以师来救鲁之见侵于齐，且三大夫皆有礼焉。公不往防之，何以答其恤隣救难之义乎？春秋书以善之，宜矣。」
公至自瓦
正传曰：「书公至自瓦，谨君之出入也。着以善至也。」
秋七月戊辰陈侯栁卒
正传曰：「何以书卒？着恤隣之义也。来赴则书之也。」
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
正传曰：「书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讥暴兵也。」郑卫之盟，齐以晋覇图之衰也。晋为伯国之余烈，天王播越而不能约与国以定周难，乃区区忿郑卫与齐而贰已焉，乌足以服诸侯兴覇图乎？左氏曰：「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赵简子曰：「羣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晋大夫】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捥，卫侯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絏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秋，晋士鞅防成桓公侵卫，围虫牢，报伊阙也，遂侵卫。由是观之，则不能自反而徒以攻人，晋之为晋可知矣。
塟曹靖公
正传曰：「书▯曹靖公，志恤隣之义也。志时也。」
九月▯陈懐公
正传曰：「何以书志恤隣之义也？而速▯之失礼，见矣。盖卒至是三月也。」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正传曰：「何以书侵卫？志非义之兵也。」左氏曰：「师侵卫，晋故也。」愚谓：「卫无可声之罪，鲁特以贰晋之故，而为晋侵之，不义甚矣。」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
正传》曰：「曲濮，卫地。书卫、郑盟于曲濮，讥非义之盟也。搆怨也。诸侯之义，在守其社稷、宗祀，承天子之命，以为民而已。敌来侵己，不得已而应之，所以自安也。郑、卫附齐而叛晋，私盟防以结怨，与晋愤其贰，已而伐之，一间耳。皆《春秋》之所恶也。」
从祀先公
正传曰：书「从祀先公」，志慢祀也。从祀者，以昭公从祀先公之昭穆也。昭公薨于干侯，而不得正其正寝之终，至此九年矣，乃从祀而不得正其祔庙之礼。春秋书之所以罪定公也，所以罪季孙也。左氏曰：季窹、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窹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夘，禘于僖公。公羊曰：从祀者何？
译鲁定公从讨伐齐国归来。
《正传》说：“记载‘鲁定公从讨伐齐国归来’，是为了记录他回国时举行告庙的礼仪。这标志着他从事不合道义行为的始终。”
二月，鲁定公讨伐齐国。
《正传》说：“记载‘鲁定公讨伐齐国’，是为了记录他极度不合道义的行为。鲁定公在正月讨伐齐国，但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再次讨伐，这就使得结怨极深了。”《左传》说：“攻打廪丘的外城，守城的人焚烧冲车，有人弄湿马衣来救火，于是外城被毁坏了。”
三月，鲁定公从讨伐齐国归来。
《正传》说：“记载‘鲁定公从讨伐齐国归来’，是为了谨慎地记录国君出外和返回的情况，这标志着他从事极度不合道义行为的始终。”
曹伯露去世。
《正传》说：“记载‘曹伯露去世’，是为了记录盟国发生的重大变故。因为曹国派人来报丧，所以记载下来。”
夏季，齐国的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国家受到警报。而齐国报复怨恨，鲁定公招致祸端，都显现出来了。”
鲁定公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
《正传》说：“瓦，是卫国的地方。记载‘鲁定公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是称赞这种防备行为。有人说：晋国军队，他们的国君没有亲自前来，而鲁定公却和他的大夫去防备，这能算是善举吗？根据《左传》：晋国的士鞅、赵鞅、荀寅来救援我们，鲁定公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用羔羊作为礼物。我认为，道义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晋国的军队，虽然他们的国君没有亲自率领，但派遣三位大夫率领军队来救援被齐国侵犯的鲁国，而且这三位大夫都合乎礼仪。鲁定公不去防备他们，怎么报答他们体恤邻国、救助危难的道义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来称赞他，是适宜的。”
鲁定公从瓦地归来。
《正传》说：“记载‘鲁定公从瓦地归来’，是为了谨慎地记录国君出外和返回的情况。表明他是因善举而归来。”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去世？是为了彰显体恤邻国的道义。因为陈国派人来报丧，所以记载下来。”
晋国的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的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是讥讽滥用武力。”郑国和卫国结盟，齐国因为晋国霸业图谋的衰落而图谋他们。晋国作为霸主国家的残余势力，周天子流亡而不能约束盟国来平定周室的危难，反而仅仅因为郑国和卫国与齐国交好而背离自己就愤恨不已，这怎么足以使诸侯信服并振兴霸业呢？《左传》说：“晋国军队将在鄟泽与卫侯结盟，赵简子说：‘群臣中谁敢与卫君结盟？’涉佗、成何说：‘我们能与卫君结盟。’卫国人请求由他们执牛耳，成何说：‘卫国是我们温原的地方，怎么能把它看作诸侯？’将要歃血时，涉佗击打了卫侯的手和手腕，卫侯发怒。王孙贾快步上前说：‘结盟是为了守信和礼仪，如果有像卫君这样的人，他怎敢不遵循礼仪而接受这个盟约呢？’卫侯想要背叛晋国但担心各位大夫，王孙贾让大夫们驻扎在郊外，大夫们询问原因，卫侯把晋国的侮辱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我辱没了国家，我将改立继承人，我听从他们的意见。’大夫们说：‘这是卫国的祸患，难道是国君的过错吗？’卫侯说：‘还有祸患，他们会说我一定让你们的儿子和大夫的儿子做人质。’大夫们说：‘如果有益处，公子就去，群臣的儿子怎敢不都带着枷锁跟随？’将要出发时，王孙贾说：‘如果卫国有难，工商阶层未曾不成为祸患，让他们都出发才可以。’卫侯把这话告诉大夫们，于是大家都将要出发。出发日期确定后，卫侯朝见国人，让王孙贾询问说：‘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五次讨伐我们，痛苦会怎样？’大家都说：‘五次讨伐我们仍然可以作战。’王孙贾说：‘那么不如先背叛看看痛苦如何，然后再做人质，有什么可迟疑的？’于是背叛晋国，晋国人请求改立盟约，卫侯不答应。秋季，晋国的士鞅会同成桓公侵犯卫国，包围虫牢，以报复伊阙之战，接着侵犯卫国。由此看来，晋国不能自我反省而只是攻击别人，晋国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了。”
安葬曹靖公。
《正传》说：“记载‘安葬曹靖公’，是为了记录体恤邻国的道义。记录安葬的时节。”
九月，安葬陈怀公。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体恤邻国的道义。而安葬过快的失礼行为，也显现出来了。大概从去世到这里已经三个月了。”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侵犯卫国？是为了记录不合道义的军事行动。”《左传》说：“军队侵犯卫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我认为：“卫国没有可以声讨的罪过，鲁国只是因为背叛晋国的缘故，就替晋国侵犯卫国，非常不合道义。”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正传》说：“曲濮，是卫国的地方。记载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是讥讽不合道义的盟约。这是结怨的行为。诸侯的道义，在于守护自己的社稷、宗庙祭祀，秉承天子的命令，为民服务罢了。敌人来侵犯自己，不得已而应对，是为了自我安定。郑国、卫国依附齐国而背叛晋国，私下结盟防备以结怨，与晋国愤恨他们的背叛，随即讨伐他们，只是一念之差。这些都是《春秋》所厌恶的。”
从祀先公。
《正传》说：记载“从祀先公”，是为了记录怠慢祭祀的行为。从祀，是指让昭公按照昭穆次序从祀先公。昭公死在干侯，而不能在正寝善终，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才让他从祀而不能按照祔庙的礼仪进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谴责定公，也是为了谴责季孙。《左传》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人依靠阳虎，阳虎想除掉三桓，用季寤代替季氏，用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氏。冬季十月，按照昭穆次序祭祀先公并祈祷。辛夘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公羊传》说：从祀是什么意思？
顺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叛者五人。○胡氏曰：蜀人冯山曰：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于太庙，其説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干侯，不得终正寝。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时归▯。既▯，絶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为司冦，然后沟而合诸墓。则其主虽久未得从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阳虎专季氏，将杀季孙斯而乱鲁国，托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从祀太庙，盖欲着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国人。然其事虽顺，其情则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书禘事，与日特曰「从祀先公」于盗窃宝玉、大弓之上，见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也。其亦深切着明矣。
译这是顺当的祭祀。文公逆序祭祀，离去的人有三位；定公顺当祭祀，叛离的人有五位。○胡氏说：蜀人冯山说：昭公到这时才开始得以在太庙中配享祭祀，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季氏驱逐国君，从而掌控其生死大权。昭公死在乾侯，没能死在正寝之中。死后过了七个月，又没能按时归葬。既已归葬，又隔绝其陵墓范围，没能与先君一样葬在墓道之南。直到孔子担任司寇，才挖掘沟渠将昭公的墓与先君合葬。那么他的神主虽然长久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也是应当的。等到季孙意如死后，阳虎专权季氏，打算杀死季孙斯并扰乱鲁国，借正统之名来推行其不正之行。开始让昭公的神主在太庙中配享祭祀，大概是想要揭露季氏的罪行，以讨好国人。然而这件事虽然表面顺当，其内情却是悖逆的。《春秋》推究实情来制定书法，所以不记载禘祭之事，而在记载盗窃宝玉、大弓之前，特意说“从祀先公”，以此显示此事出自阳虎之手而不可详述。这也真是深刻而显明了。
盗窃宝玉大弓
正传》曰：宝玉、谷梁以为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而藏之者也。盗谓阳货不名之者，欲人习其文，考其事，取其义，而盗人斯得也。何以书？诛乱贼也。左氏曰：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成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子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殿，将如蒲圃。桓子咋谓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尔以是继之。对曰：臣闻命。后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之徴死，死无益于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适孟氏乎？对曰：不敢爱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林楚怒，马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筑者阖门，有自门间射阳越【虎从弟】杀之。阳虎刼公与武叔以伐孟氏。公敛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阳氏败。阳虎説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舎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其徒曰：追其将至。虎曰：鲁人闻余出，喜于徴死，何暇追余？从者曰：嘻，速驾！公敛阳在，公敛阳请追之。孟孙弗许。阳欲杀桓子，孟孙惧而归之。子言辨，舎爵于季氏之庙而出。阳虎入于讙阳闗以叛。
【敬王十九年】九年【晋定十一年，齐景四十七年，卫灵三十四年，蔡昭十八年，郑献十三年卒，曹伯阳元年，陈闵公越元年，杞僖五年，宋景十六年，秦哀三十六年卒，楚昭十五年，吴阖庐十四年】
春王正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
正传》曰：「书郑伯虿卒，志邻国之大故也。」
得宝玉大弓
正传曰：「书得宝玉大弓重宝也，罪国君大臣也，始终乎失得，所以重宝也。宝者，先世之遗，祭则陈之，以致孝者也。重宝所以重孝先也。」左氏曰：「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六月伐阳闗，阳虎使焚莱门，师惊犯之而出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臣尝为▯于施氏矣，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而无天菑，若之何取之？』阳虎欲勤齐师也，齐师罢，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奋其诈谋。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灵【辎车名】寝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公羊曰：「何以书？国宝也，丧之书，得之书。」谷梁曰：「恶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阳虎以解众也。○胡氏曰：「谷梁子曰：『宝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赐藏之鲁。』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孙世守，罔敢失坠，以昭先祖之徳，存肃敬之心耳。古者告终易代，▯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陈列，非真为美观也。先王所宝，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则可以免矣。鲁失其政，陪臣擅权，虽先公分器，犹不能守，而盗得窃诸公宫，其能国乎？故失之书，得之书，所以讥公与执政之臣见不恭之大也。此义行，则有天下国家者各知所守之职，不敢忽矣。」
六月▯郑献公
正传曰：「书▯郑献公，志恤隣之礼也。」
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
正传》曰：“五氏，晋地。书齐侯、卫侯次于五氏，着非义之谋也。诸侯有罪，则诸侯告于天子，率与国而伐之，乃义也。次于五氏，实伐晋也。晋为霸主，因其衰，齐、卫与郑叛晋相盟，以致兵连祸结而伐之，可谓义乎？故《春秋》书以非之。”
秦伯卒
正传曰：「书秦伯卒，志覇国之大故也。不名，史畧之也。秦逺在西
译盗窃宝玉和大弓
《正传》说：宝玉、谷梁认为封圭和大弓，是武王的战弓，周公接受后收藏起来的。盗指阳货，不称其名，是想让人熟悉其文辞，考证其事，取其义理，而盗贼就能得逞。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诛讨乱贼。《左氏传》说：壬辰日，将在蒲圃宴请季氏并杀了他。命令都城的车队说：癸巳日到达。成邑的宰官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季氏命令都城车队，是什么缘故？孟孙说：我没有听说。处父说：那么就是叛乱，一定会波及到您，先做准备吧？与孟孙约定以壬辰日为期限。阳虎在前开路，林楚为桓子驾车，虞人拿着铍和盾夹护在两侧。阳越断后，将前往蒲圃。桓子对林楚说：你的祖先都是季氏的良臣，你以此继承他们。回答说：臣听到了命令。后来阳虎掌权，鲁国臣服于他，违抗他就处死，死了对主人没有益处。桓子说：有什么后患？你能带我投奔孟氏吗？回答说：不敢吝惜生命，只是害怕不能保全主人。桓子说：去吧。孟氏挑选三百名强壮的圉人，作为公家的期限，在门外筑室。林楚发怒，马跑到十字路口就奔驰起来。阳越射他没有射中，筑墙的人关闭了门，有人从门缝中射阳越【阳虎的堂弟】杀了他。阳虎劫持鲁君和武叔去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邑的人从上东门进入，与阳氏在南门之内交战，没有取胜，又在棘下交战，阳氏战败。阳虎脱下铠甲进入公宫，取走宝玉和大弓出来，在五父的路口住宿并进食。他的随从说：追兵将要到了。阳虎说：鲁国人听说我出逃，高兴于免于一死，哪有空追我？随从说：唉，快驾车！公敛阳在，公敛阳请求追击他。孟孙不允许。阳虎想杀桓子，孟孙害怕而归还了他。子言辨，在季氏的庙堂放下酒杯后离开。阳虎进入讙阳关叛逃。
【敬王十九年】九年【晋定公十一年，齐景公四十七年，卫灵公三十四年，蔡昭公十八年，郑献公十三年去世，曹伯阳元年，陈闵公越元年，杞僖公五年，宋景公十六年，秦哀公三十六年去世，楚昭王十五年，吴阖庐十四年】
春，王正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时月的意义在前面已经显现。”
夏，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
《正传》说：“记载郑伯虿去世，是为了记录邻国的大变故。”
得到宝玉和大弓
《正传》说：“记载得到宝玉和大弓，是因为重视宝物，谴责国君和大臣，从失去到得到，所以重视宝物。宝物，是先世留下的遗物，祭祀时陈列它，以表达孝心。重视宝物是为了尊重祖先。”《左氏传》说：“夏，阳虎归还宝玉和大弓，记载说‘得到器物’。凡是获得器物叫得，获得并使用叫获。六月攻打阳关，阳虎让人焚烧莱门，军队惊慌冲撞而出逃到齐国，请求出兵攻打鲁国，说：‘三次进攻一定能夺取。’齐侯将要答应，鲍文子劝谏说：‘我曾经在施氏那里做过事，鲁国还不可夺取。上下还和睦，百姓还亲善，能侍奉大国而没有天灾，怎么能夺取它？’阳虎想使齐国军队疲惫，齐国军队疲惫，大臣必然多有死亡，这时就会施展他的诈谋。阳虎在季氏那里受宠，将杀季孙以不利于鲁国而求得容身，亲近富人而不亲近仁人，君主哪里用他？君主比季氏富有而比鲁国强大，这是阳虎想要倾覆的。鲁国免除他的祸害而君主又收留他，恐怕有害吧？齐侯抓住阳虎将要向东送他，阳虎愿意向东，于是把他囚禁在西边边境，借用了邑人的车，削去车轴的麻绳归还，装载葱灵【辎车名】睡在里面而逃跑，追赶而抓住他，囚禁在齐国，又用葱灵逃跑投奔宋国，于是投奔晋国，到了赵氏。孔子说：‘赵氏大概世代有祸乱吧？’《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是国家宝物，丢失时记载，得到时记载。’《谷梁传》说：‘厌恶得到它，在堤下得到。’有人说：阳虎以此解散众人。○胡氏说：‘《谷梁传》说：宝玉是封圭，大弓是武王的战弓，周公受赐收藏在鲁国。有人说：是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子孙世代守护，不敢丢失，以彰显先祖的德行，保持肃敬之心。古代朝代更替，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无不陈列，并非真的为了美观。先王所宝，传到他们身上，能保全归还，就可以免祸了。鲁国失去政令，陪臣专权，虽然先公分器，还是不能守护，而盗贼能在公宫窃取，这样的国家能存在吗？所以丢失时记载，得到时记载，是为了讥讽公和执政大臣见识不恭的重大过错。这个意义实行，那么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各自知道所守的职责，不敢忽视了。’”
六月，葬郑献公
《正传》说：“记载葬郑献公，是为了记录恤邻的礼节。”
秋，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正传》说：“五氏，是晋国的土地。记载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是为了彰显不义的谋划。诸侯有罪，那么诸侯向天子报告，率领同盟国去讨伐，这才是义。驻扎在五氏，实际上是讨伐晋国。晋国是霸主，趁着它衰败，齐、卫与郑背叛晋国互相结盟，导致兵连祸结而讨伐它，这可以说是义吗？所以《春秋》记载以非议它。”
秦伯去世
《正传》说：“记载秦伯去世，是为了记录霸国的大变故。不称名，是史官省略了。秦国远在西方
正传曰：「书▯秦哀公志，相恤之义也。」
【敬王二十年】十年【晋定十二年，齐景四十八年，卫灵三十五年，蔡昭十九年，郑声公胜元年，曹阳二年，陈闵二年，杞僖六年，宋景十七年，秦恵公元年，楚昭十六年，吴阖庐十五年】
春王三月及齐平
正传》曰：「书及齐平，善释怨也。孔子为政于鲁，释怨以安民也。于是再侵齐之怨平矣。」
夏公防齐侯于夹谷
正传曰：夹谷之防，何以书？志善防也。左氏曰：夏，公防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犂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刼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徳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乗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徳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讙、▯隂之田。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军，亦顺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强众不与焉。愚谓此见圣人之作用，感动人心之机，绥来动和之验矣。彼管晏之徒，矜尚智力，平时无事，动以儒者无用相訾，如犂弥之言者，多见其不知量矣。
公至自夹谷
正传》曰：「书公至自夹谷，谨君之出入也，始终乎礼。防之善也。」谷梁以为危之，故以地至，非也。夫既以为危之，则孔子何为相危防乎？于此见礼之足以服人矣。谷梁子曰：「夹谷之防，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歴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廵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防？』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隂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夹谷之防，见之矣。
晋赵鞅帅师围卫
正传》曰：「书晋围卫，志报怨之兵也。」左氏曰：「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晋守邯郸大夫名】于寒氏【即五氏地名】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歩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齐人来归郓讙▯隂田
正传曰：杜氏谓三邑皆汶阳田也。泰山博县有▯山隂田在其北也。何以书？志复旧物也。善齐之服礼也。公羊曰：齐人曷为来归郓讙▯隂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程子曰：齐服义而来归之，故书来归。愚谓孔子相定公与齐侯夹谷之防，以礼却莱兵而罢其享，辨嘉礼野合之非，故齐人服义而自归其侵田。圣人功化神速如此，期月而已可也，岂虚语哉？或谓此书孔子自叙其绩而不以为嫌小之矣。夫春秋鲁史也，孔子因其旧文而笔之于册，岂孔子所得加损哉？直书其实事耳。因附其説于后。○胡氏曰：齐人前此尝归济西田矣，后此尝归讙及阐矣，而此独书来归，何也？曰：归者，鲁请而得之也；曰来归者，齐人心服而归之也。定公、齐侯防于夹谷，孔
译《正传》说：“记载秦哀公的志行，是彰显互相体恤的道义。”
【敬王二十年】十年【晋定公十二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卫灵公三十五年，蔡昭公十九年，郑声公胜元年，曹阳公二年，陈闵公二年，杞僖公六年，宋景公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公十六年，吴阖庐十五年】
春季，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正传》说：“记载与齐国讲和，是赞许化解怨恨。孔子在鲁国执政，化解怨恨以安抚百姓。于是再次侵犯齐国的怨恨得以平息。”
夏季，鲁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
《正传》说：夹谷的会盟，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表彰善于防备。《左氏传》说：夏季，鲁定公在祝地防备齐侯，祝地的实际名称是夹谷，孔丘担任相礼。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带兵胁迫鲁侯，必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孔丘让鲁君后退，说：“让士兵抵挡他们，两国君主结好，而边远夷狄的俘虏却用兵器扰乱，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方式。边远之人不图谋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原，俘虏不干扰盟约，兵器不胁迫友好。这在神灵面前是不祥的，在道德上是违背道义的，在人事上是失礼的。您一定不会这样。”齐侯听了，立刻撤走了他们。将要歃血为盟时，齐人在盟书上附加条款说：“齐国军队出境，如果不让三百辆兵车跟随我，就受此盟誓的惩罚。”孔丘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如果不归还我们汶阳的田地，我们愿以此命相抵，也受此盟誓的惩罚。”齐侯将要设宴款待鲁君，孔丘对梁丘据说：“齐鲁两国的旧例，您难道没听说过吗？事情已经办成了，又设宴款待，这是劳累办事的人。况且祭祀用的牺牲和象尊不出门，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合奏。宴席如果完备，是废弃礼制；如果不完备，就是用秕稗充数。用秕稗充数，是羞辱君主；废弃礼制，名声恶劣。您何不考虑一下？设宴，是为了彰显德行。不能彰显德行，不如不做。于是齐侯最终没有设宴。齐国人归还了郓、讙、龟阴的田地。胡氏说：仲尼一句话，威严重于三军，也只是顺应道理罢了。所以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强力众多也不起作用。我认为这体现了圣人的作用，感动人心的关键，安抚来者、感动和者的验证。那些管仲、晏婴之类的人，夸耀智力和勇力，平时没事时，动不动就用儒者无用来诋毁，像犁弥那样的话，大多显示他们不自量力。
鲁定公从夹谷回国。
《正传》说：“记载鲁君从夹谷回国，是谨慎对待君主的出入，始终遵循礼制。这是善于防备。”谷梁子认为这是危险的情况，所以用地点记载回国，这是不对的。既然认为是危险的情况，那么孔子为什么担任危险会盟的相礼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礼足以使人信服。谷梁子说：“夹谷的会盟，孔子担任相礼。两国君主登上祭坛，两国相礼互相作揖。齐人鼓噪而起，想要拘捕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到一等台阶就注视齐侯，对齐侯说：‘两国君主结好，夷狄的百姓，为什么来这里？’命令司马制止他们。齐侯退避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退下后告诫他的几个大夫说：‘那个人率领他的君主践行古人的道义，你们几个却率领我进入夷狄的习俗，为什么停止会盟？’齐人让优施在鲁君的帐幕下跳舞。孔子说：‘嘲笑君主的，罪当死。’命令司马执行法令，首足从不同的门抬出。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有文治，也必须有武备。孔子在夹谷的会盟中，体现了这一点。”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正传》说：“记载晋国包围卫国，是记载报复怨恨的战争。”《左氏传》说：“晋赵鞅包围卫国，是为了报复夷仪之役。”起初，卫侯在寒氏攻打邯郸午【晋国守卫邯郸的大夫名】，在城的西北角筑城守卫。宵熸等到晋国包围卫国时，午带领七十名步兵在卫国的西门杀人，说：“请报寒氏之役的仇。”涉佗说：“夫子确实勇敢，但我去了必定不敢开门。”也带领七十名步兵在早晨守门。步兵左右都到了，站立得像木桩一样，中午不开门，才退兵返回。晋国人讨伐卫国的背叛，所以说：“因为涉佗和成何。”于是抓住涉佗以求与卫国讲和，卫国人不同意。晋国人就杀了涉佗，成何逃到燕国。君子说：“这就叫做抛弃礼制必定不能均衡。”《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快点死。”涉佗也快点死了。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
《正传》说：杜氏认为这三个城邑都是汶阳的田地。泰山博县有龟山，龟阴的田地在它的北面。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表彰恢复旧有的土地。赞许齐国服从礼制。《公羊传》说：齐国人为什么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孔子在季孙那里执政，三个月没有违背礼制。齐国人因此来归还。程子说：齐国服从道义而来归还，所以记载为来归。我认为孔子担任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的相礼，用礼制击退莱兵并罢免了宴席，辨明嘉礼不在野外合奏的错误，所以齐国人服从道义而自行归还侵占的田地。圣人的功化神速到如此地步，一年就可以成功，难道是说空话吗？有人说这是孔子自述其功绩而不以为嫌小。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依据旧文而记载在册，难道孔子可以随意增减吗？只是如实记载罢了。因此附说在后面。○胡氏说：齐国人以前曾经归还济西的田地，后来曾经归还讙和阐，而这里唯独记载为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还，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说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定公、齐侯在夹谷会盟，孔
子摄相事，具左右司马以从。至于防，所以礼相见，却裔俘，拒兵车之命而罢享。礼之设于野，由是齐侯归三邑以谢过。故扬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鲁，齐人章章归其侵疆。桓公以义责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礼责齐而齐人归地，皆书曰来，序绩也。春秋夫子之笔削，自序其绩可乎？圣人防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无所避也，于我皆真而无所妄也。其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处矣，而亦何嫌之有？
译孔子代理相国职务，配备左右司马随行。到达防地时，按照礼仪相见，退回被俘的少数民族，拒绝齐国出兵车的命令并停止宴享。在野外施行礼仪，因此齐侯归还三座城邑以谢罪。所以扬雄在《法言》中说：孔子在鲁国被任用，齐国人纷纷归还侵占的疆土。齐桓公以道义责备楚国，楚国人请求结盟；孔子以礼仪责备齐国，齐国人归还土地，史书都记载为“来”，这是为了记述功绩。《春秋》是孔子的笔削之作，他自己记述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万物包容于一身，万物形态各异却同属一体；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百代君王时代不同却精神相通。对于外物都能安然处之而没有逃避，对于自我都能保持真诚而没有虚妄。他说：“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无法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他把自己置于天道的地位，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正传曰：郈、叔孙之邑，书二子帅师围郈，志讨叛也。而鲁政之乱，自见矣。左氏曰：初，叔孙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劒也？』吾称子【谓侯犯也】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遂杀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愚谓据此而观，则二子之围郈，为侯犯据郈以叛也。侯犯之叛，为杀公若也。公若之见杀，为固谏立武子也。夫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失政，征伐自大夫出，则陪臣亦叛之矣。今叔孙、仲孙上不能事其君，下不能御其臣，擅兴大众，自围其邑，而犹不克焉，则鲁之无道，从可见矣。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正传》曰：「再志围郈，再志讨叛，而甚鲁之无道也。」左氏曰：「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驷赤谓侯犯曰：「居齐鲁之际而无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不然将叛。」犯从之。齐使至，驷赤与郈人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将以郈易于齐，齐人将迁郈。」民众凶惧。驷赤谓侯犯曰：「众言异矣。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郈也，而得纾焉，何必此？」齐人欲以此偪鲁，必倍与子地，且盍多舎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侯犯曰：「诺。」乃多舎甲焉。侯犯请易于齐，齐有司观郈将至，驷赤使周走呼曰：「齐师至矣！」郈人大骇，介侯犯之门甲以围侯犯。驷赤将射之，侯犯止之曰：「谋免我，侯犯请行。」许之。驷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门，郈人闭之。及郭门，止之曰：「子以叔孙氏之甲出，有司若诛之，羣臣惧死。」驷赤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谓驷赤曰：「子止而与之。」驷赤止而纳鲁人，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郈。愚案：胡氏曰：「郈，叔孙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书于防，书围郈，则叛可知矣。再书二卿帅师围郈，则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诸侯出，而后大夫彊；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后家臣强。其逆弥甚，则其失弥速。故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专鲁为日已久，至是家臣争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故所恶于上，不以使下；所恶于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倾公室以自张，而不知家▯之拟其后也。凡此类，皆据事直书，深切着明矣。」
宋乐大心出奔曹
正传》曰：「书乐大心出奔曹，交罪之也。」髙氏曰：「辞使非大谴，而谗言乗之，罪累上也，则是景公之过也。」王氏曰：「宋公信谗而刑罸无章，然大心不能任家国之难，而进退无据，且挟诈以避事，是则大心之过也。故《春秋》书此，而其君臣之罪并见矣。」
宋公子地出奔陈
正传曰：「书宋公子地出奔陈，则君臣之罪并见矣。」左氏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即司马桓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地弟】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魋，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愚谓观此传，则景公以嬖魋之故，而使地不能自安其身；地以不忍其爱物之故，而去父母之邦，皆有罪矣。故《春秋》书之。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防于安甫
正传》曰：「安甫，齐地。书齐、卫、郑防于安甫，善之也。防而不盟，善之也。志脩好也。其进于盟，咸盟沙之善矣。」
叔孙州仇如
译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正传》说：郈是叔孙氏的封邑，记载两位大夫率军包围郈邑，是为了记录讨伐叛乱。由此可以看出鲁国政治的混乱。《左传》说：起初，叔孙成子想要立武叔（叔孙辄）为继承人，公若藐坚决劝谏说：“不可以。”成子立了武叔，不久去世。公南派刺客射杀公若藐，没能杀死。公南担任马正，派公若藐做郈邑的长官。武叔地位稳固后，派郈邑的马正侯犯去杀公若藐，没能成功。侯犯的养马人说：“我带着剑经过朝廷，公若藐一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说是侯犯的，他一定会观看。我假装笨拙地递给他，趁他看剑时就可以杀了他。”侯犯让他照办。公若藐说：“你想像吴王那样杀我吗？”于是杀死了公若藐。侯犯凭借郈邑叛乱。武叔、懿子包围郈邑，没能攻克。我认为根据这些来看，两位大夫包围郈邑，是因为侯犯占据郈邑叛乱。侯犯叛乱，是因为杀了公若藐。公若藐被杀，是因为他坚决劝谏立武叔。天下政治清明，征伐由天子发起；天下政治昏暗，征伐由诸侯发起；诸侯失去政令，征伐由大夫发起，那么家臣也会叛乱了。如今叔孙、仲孙对上不能侍奉君主，对下不能驾驭臣下，擅自发动大军，自己包围自己的封邑，而且还不能攻克，那么鲁国的无道，就可以看出来了。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正传》说：“再次记载包围郈邑，再次记载讨伐叛乱，从而更加显示鲁国的无道。”《左传》说：“秋天，两位大夫和齐国军队再次包围郈邑，没能攻克。叔孙对郈邑的工师驷赤说：‘郈邑不仅仅是叔孙氏的忧患，也是国家的祸患，该怎么办？’驷赤回答说：‘我的办法就在《扬之水》卒章的四句话里。’叔孙叩头致谢。驷赤对侯犯说：‘住在齐鲁交界而无所作为，肯定不行。您何不向齐国请求做事来威慑百姓？不然就要叛变了。’侯犯听从了。齐国使者到来，驷赤和郈邑的人在郈邑中散布谣言说：‘侯犯要把郈邑交换给齐国，齐国人要迁移郈邑。’民众惊恐害怕。驷赤对侯犯说：‘众人的议论不同了。您不如交换给齐国，与其死在这里，还是郈邑，却能得到宽缓，何必在这里呢？’齐国人想借此逼迫鲁国，一定会加倍给您土地，而且何不多存放铠甲在您门口以防备意外。侯犯说：‘好。’于是多存放了铠甲。侯犯请求交换给齐国，齐国的官员来视察郈邑即将到达，驷赤让人绕着城奔跑呼喊说：‘齐国军队到了！’郈邑人大惊，穿上侯犯门上的铠甲包围侯犯。驷赤要射杀侯犯，侯犯制止他说：‘谋划救我，侯犯请求离开。’驷赤答应了他。驷赤先到宿地，侯犯断后，每经过一个城门，郈邑人就关闭城门。到达外城门，侯犯说：‘您带着叔孙氏的铠甲出去，官员如果诛杀他们，群臣会害怕而死。’驷赤说：‘叔孙氏的铠甲有标记，我不敢带出去。’侯犯对驷赤说：‘您停下来交给他们。’驷赤停下来接纳鲁国人，侯犯逃奔齐国。齐国人于是把郈邑归还给鲁国。我认为：胡氏说：‘郈是叔孙氏的封邑。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不记载在防地，而记载包围郈邑，那么叛乱就可以知道了。再次记载两位卿帅军包围郈邑，那么强大也可以知道了。天子失去正道，征伐由诸侯发起，而后大夫强大；诸侯失去正道，征伐由大夫发起，而后家臣强大。悖逆越严重，失去权力就越快。所以由诸侯发起，十代很少不失去权力；由大夫发起，五代很少不失去权力；家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很少不失去权力。三家专权鲁国已经很久，到这时家臣争相叛乱，也是理所当然的。《春秋》制定法则，本着忠恕之道，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施加给别人。所以厌恶上级的做法，不用来驱使下级；厌恶下级的做法，不用来侍奉上级。几位大夫只知道倾覆公室来扩张自己，却不知道家臣在后面图谋他们。凡是这类情况，都据事直书，深刻明显。’
宋国的乐大心逃奔曹国。
《正传》说：“记载乐大心逃奔曹国，是君臣双方都有罪。”高氏说：“遣辞如果不是重大谴责，而谗言乘虚而入，罪责连累上级，这就是景公的过错。”王氏说：“宋公听信谗言而刑罚没有章法，但是大心不能承担家国危难，进退没有依据，而且挟持诈术来逃避事端，这就是大心的过错。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君臣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
宋国公子地逃奔陈国。
《正传》说：“记载宋国公子地逃奔陈国，那么君臣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左传》说：“宋国公子地宠信蘧富猎，把他的家产分成十一份，把其中五份给了蘧富猎。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宠信向魋（即司马桓魋），向魋想要白马。宋公取来白马，把尾巴和鬃毛染红送给公子地，公子地愤怒，让他的徒众殴打向魋并夺回白马。向魋害怕，将要逃跑，宋公关上门哭泣，眼睛都肿了。同母弟辰（公子地的弟弟）说：‘您分家产给蘧富猎，却唯独轻视向魋，也有偏颇。您为了君主的情面，不过出境，君主一定会挽留您。’公子地逃奔陈国，宋公没有挽留。我认为看这段传文，那么景公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使得公子地不能安身；公子地因为不忍心失去心爱之物的缘故，离开父母之邦，都有罪过。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
冬天，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结盟。
《正传》说：“安甫是齐国的地方。记载齐、卫、郑在安甫结盟，是称赞他们。结盟而不歃血为盟，是称赞他们。记录他们修好。这比后来在沙地歃血为盟更好。”
叔孙州仇前往
齐
正传曰：此谢致郈之事。书叔孙如齐，非所如也。使人读其文，考其事，而知其取义在非之矣。左氏曰：武叔【即州仇】聘于齐，齐侯享之，曰：「子叔孙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属与敝邑际，故敢助君忧之。」对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勤君之执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君岂以为寡君赐？」愚谓观此，则见齐景公之言私而骄，武叔之对公而正矣。然鲁君不能揽其政而授于大夫，大夫不能御其家臣而借威于隣国，不可以言智矣。他尚何取耶？
译齐
正传说：这是谢氏导致郈地叛乱的事情。史书记载叔孙前往齐国，这并不是他应当去的地方。让人诵读这段文字，考察这件事，就知道其取义在于指出这种行为的错误。左氏说：武叔出使齐国，齐侯设宴款待他，说：“您叔孙如果让郈地位于君主的其它边境，我哪里会知道呢？因为它与我国接壤，所以敢替君主担忧。”武叔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国君的期望。我们侍奉君主，依靠的是封疆和社稷，因此才敢用自家的劳力来协助君主的办事人员。那些不贤良的臣子，是天下人所厌恶的。君主难道认为这是国君赐予的吗？”我认为观察这段对话，就可以看出齐景公的话自私而骄横，武叔的回答公正而正当。然而鲁君不能总揽朝政而授予大夫，大夫不能驾驭自家的家臣而借助邻国的威势，这不能算是明智。其他还有什么可取的呢？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正传曰：「书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则奔者与奔之者之罪并见矣。」胡氏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以与桓魋。地怒，抶魋夺之。魋惧，将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为君礼，不过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曰：『是我廷吾兄【谓公子地】也，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书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无亲亲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帅其大夫出奔，无尊君之义。夫暨者，不得已之词，又以见仲佗、石彄见胁于辰，不能自立，无大臣之节也。愚谓胡氏所以责三臣者是也。至于谓暨为不得已之词，则凿矣。宋君以嬖而奔，其弟辰、佗以小忿而去其君，其罪均矣。」
【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晋定十三年，齐景四十九年，卫灵三十六年，蔡昭二十年，郑声二年，曹阳三年，陈闵三年，杞僖七年，宋景十八年，秦惠二年，楚昭十七年，呉阖庐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正传曰：“及，亦暨之义。”胡氏分别以为不得已与得已而不已，则凿矣。何以书？诛乱党也。
夏四月
正传曰：「无事亦书，时月义见于前。」
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
正传曰：「书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志党乱也。」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魋故也。」愚谓四叛臣自罹于恶逆，故《春秋》详书以罪之，然宋公以宠嬖生乱，亦可罪矣。均为万世有国者之大戒也，可不慎乎！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
正传曰：「叔还叔弓，曾孙书及郑平，善释怨也。」于是六年侵郑，取匡之怨平矣。书「如郑涖盟」，着鲁志也。左氏曰：「始叛晋也。」呉氏曰：「及郑平者，我欲之故，郑卿不来盟，而我卿徃涖盟也。」愚谓先平侵郑之怨，而乃徃涖盟以絶晋也，然而不能无比党之私矣。
【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晋定十四年，齐景五十年，卫灵三十七年，蔡昭二十一年，郑声三年，曹阳四年，陈闵四年，杞僖八年，宋景十九年，秦惠三年，楚昭十八年，呉阖庐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正传》曰：「书薛伯定卒，志与国之大故也。」
夏塟薛襄公
正传曰：「何以书塟？我防塟之也。」志礼也。
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正传》曰：“堕，隳同，毁其城也。”谷梁以为“隳，犹取，非也。”书“堕郈”，志去患也，礼也。孔子曰：“家无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欲隳三都，髙氏曰：“是时三家之邑皆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于是毁之。”愚谓所谓“惟礼可以止乱”，此之谓矣。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
正传》曰：「书公孟彄伐曹，志陵暴之兵也。」左氏曰：「夏，卫公孟彄伐曹，克郊，还滑。罗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罗曰：「与其素厉，寜为无勇。」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正传曰：何以前书堕郈，此书堕费？志除患也。而定公能任圣人，率礼为国之善，可见矣。左氏曰：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防。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公羊曰：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胡氏曰：礼曰：制国不过千乗，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乗，以此坊民。诸侯犹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礼所当谨也。郈、费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礼，各固其城。公室欲张而不得也。三桓既防，陪臣擅命，凭倚其城，数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问于仲
译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正传》说：“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那么出逃者和促使出逃者的罪责就都显现出来了。”胡氏说：“查考《左传》，宋国的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把它们赐给了桓魋。公子地恼怒，鞭打桓魋并夺回了马。桓魋害怕，打算逃跑。宋公哭着挽留他。同母弟辰说：‘您作为国君，礼制上不能出境，国君一定会留住您。’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公没有去阻止。辰为此向宋公请求，宋公不听。辰说：‘这是我在朝廷上羞辱我的兄长（指公子地），我带着国人出走，国君和谁在一起呢？’《春秋》记载：‘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称他为‘弟’，是谴责宋公因为宠爱桓魋的缘故，失去了两个弟弟，没有亲近亲人的恩德；称‘以及’，是谴责辰因为兄长的缘故，率领他的大夫出逃，没有尊崇国君的道义。‘以及’这个词，是不得已的说法，又可以看出仲佗、石彄被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气节。我认为胡氏责备这三位臣子的观点是正确的。至于说‘以及’是不得已的说法，那就牵强附会了。宋君因为宠爱嬖臣而使人出逃，他的弟弟辰、仲佗因为小的怨恨而离开他们的国君，他们的罪责是相等的。”
【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哀公十一年【晋定公十三年，齐景公四十九年，卫灵公三十六年，蔡昭侯二十年，郑声公二年，曹阳公三年，陈闵公三年，杞僖公七年，宋景公十八年，秦惠公二年，楚昭王十七年，吴王阖闾十六年】
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正传》说：“‘以及’，也是‘以及’的意思。”胡氏分别解释为不得已和得已而不已，那就牵强附会了。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声讨叛乱的党羽。
夏天四月
《正传》说：“没有大事也记载，关于时月的意义在前面已经说明。”
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正传》说：“记载宋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是记录参与叛乱的人。”《左传》说：“宋公同母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发动叛乱，秋天，乐大心跟随他们，成为宋国的大祸患，这是因为宠爱向魋的缘故。”我认为四位叛臣自己陷入恶逆之中，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谴责他们，然而宋公因为宠爱嬖臣而引发祸乱，也是可以谴责的。这都是后世拥有国家的人的大戒，能不谨慎吗！
冬天，与郑国讲和，叔还回到郑国主持盟会
《正传》说：“叔还即叔弓，曾孙记载与郑国讲和，是赞美化解怨恨。”于是六年前侵郑、夺取匡地的怨恨就平息了。记载“到郑国主持盟会”，彰显鲁国的志向。《左传》说：“开始背叛晋国。”吴氏说：“与郑国讲和，是因为我想要这样，郑国的卿不来盟会，而我的卿前往主持盟会。”我认为先平息侵郑的怨恨，然后前往主持盟会以断绝与晋国的关系，然而不能没有偏袒私党的私心。
【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哀公十二年【晋定公十四年，齐景公五十年，卫灵公三十七年，蔡昭侯二十一年，郑声公三年，曹阳公四年，陈闵公四年，杞僖公八年，宋景公十九年，秦惠公三年，楚昭王十八年，吴王阖闾十七年】
春天，薛伯定去世
《正传》说：“记载薛伯定去世，是记录盟国的大事。”
夏天，安葬薛襄公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安葬？因为我国派人参加安葬。”这是记录礼制。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
《正传》说：“‘堕’，同‘隳’，是毁坏城墙的意思。”《谷梁传》认为“隳，就是夺取”，这是不对的。记载“毁坏郈邑”，是记录消除祸患，符合礼制。孔子说：“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想要毁坏三都，高氏说：“这时三家的大邑都筑城来自我巩固，所以他们家的家臣借此叛乱，于是毁坏这些城邑。”我认为所谓“只有礼制可以制止祸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卫国的公孟彄率领军队攻打曹国
《正传》说：“记载公孟彄攻打曹国，是记录欺凌暴虐的军队。”《左传》说：“夏天，卫国的公孟彄攻打曹国，攻克了郊地，退兵时滑倒。罗殿没有出来，没有退到队列中。他的车夫说：‘殿后而在队列中，难道是没有勇气吗？’罗殿说：‘与其平时严厉，宁愿被视为没有勇气。’”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毁坏费邑
《正传》说：为什么前面记载毁坏郈邑，这里记载毁坏费邑？是为了记录消除祸患。而定公能够任用圣人，遵循礼制治理国家的美好，由此可见。《左传》说：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都。于是叔孙氏毁坏了郈邑，季氏将要毁坏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国君和三位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的城墙。费邑的人攻打他们，没能攻克。攻入到国君身边，仲尼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攻打他们，费邑的人败退，国人追击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这两个人逃奔到齐国，于是毁坏了费邑。《公羊传》说：为什么要率领军队毁坏郈邑？率领军队毁坏费邑？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礼制。说：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率领军队毁坏郈邑，率领军队毁坏费邑。雉是什么？五块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百雉为一城。胡氏说：礼制规定：国家的军队不超过千乘，都城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乘，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还有叛乱的，所以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是礼制所应当谨慎的。郈、费建成，是三家的城邑，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三卿超越礼制，各自巩固他们的城邑。公室想要扩张却做不到。三桓已经防备，陪臣擅自发号施令，凭借他们的城邑，多次发生叛乱。三家也不能控制，于是向仲
尼，遂堕三都。是谓以礼为国，可以为之兆也。推而行诸鲁国而凖，则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兴灭国、继絶世之义。诸侯大夫各谨于礼，不以所恶于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恶于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顺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译孔子，于是平定了三都。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以此作为开端。如果在鲁国推行并以此为准则，那么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凡是因侵吞小国而获得的土地，必定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诸侯和大夫各自谨慎地遵守礼制，不把自己厌恶于上级的做法施加给下级，也不把自己厌恶于下级的做法用来侍奉上级，上下互相顺从而王者的政教就实行了。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显著成就。
秋大雩
正传曰书大雩志非礼也
冬十月癸亥公会齐侯盟于黄
正传》曰：「黄齐地，书公防齐侯盟于黄，志鲁之求也，结信也。葢齐非有同心于鲁，乃鲁徃求于齐耳。以其地而知之也。夫春秋无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心已相信，何必外要鬼神乎？春秋志鲁之事，非取之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正传曰何以书志天变也
公至自黄
正传曰：「书公至自黄，谨君之出入也。」
十有二月公围成
正传》曰：“成，孟氏邑。书‘公围成’。何《谷梁》子曰：‘围成，大公也。’《左氏》曰：‘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愚谓语有之：‘尾大不掉’，其成之谓乎？夫成，孟孙之邑耳。易置初，若易然。三家越礼，城以自固，陪臣据以作叛，遂如敌国矣。至于勤公亲围之而弗克，岂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是以君子谨履霜之戒焉。”胡氏曰：“仲由为季氏宰，孔子为鲁司防，而不能堕成，何也？”按是冬，公围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防摄相事，然后诛少正夘，与闻国政。三月而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途。及齐馈女乐，孔子遂行。然则围成之时，仲尼虽用事，未能专得鲁国之政也。而辩言乱政如少正夘等，必肆疑沮于其间矣。成虽未堕，无与为比，亦不能为患。使圣人得志，行乎鲁国，以及期月，则不待兵革而自堕矣。
公至自围成
正传曰：「书公至自围，成谨君之出入也，而强臣之罪自见矣。或谓其至危之非也。」
【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晋定十五年，齐景五十一年，卫灵三十八年，蔡昭二十二年，郑声四年，曹阳五年，陈闵五年，杞僖九年，宋景二十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呉阖庐十八年】
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
正传》曰：「垂葭，卫地，一名郥氏。」《书》齐、卫次于垂葭，志非义也，党谋晋也。左氏曰：「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郥氏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鋭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綘，綘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乗轩。齐侯欲与卫侯乗，与之宴而驾乗广载甲焉，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乃介而与之乗，驱之。或告曰：「无晋师。」乃止。愚谓：按此二国谋晋也。夫晋，天下之伯国也，当其盛时，天下诸侯奔走朝聘之不暇，及其伯业之衰，齐、卫与郑诸国乃相与谋叛之，又相与谋伐之，多见其背义之甚矣。
夏筑蛇渊囿
正传》曰：「书『夏筑蛇渊囿』，志不时也。时者，农食所自出，民之天也。而违之，是弃民也。」
大搜于比蒲
正传曰：「何以书？志非礼也。搜春畋也，而行之于夏，且大聚众焉，非礼矣。」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
正传》曰：「书卫伐曹，着陵弱之亟也。曹本无罪，可声；卫特以其不叛晋而亟伐之，非义也。」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正传曰：背君曰叛。书「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则无上之罪见矣。左氏曰：晋赵鞅谓邯郓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寘诸晋阳，絶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説剑而入，涉賔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午之子】涉賔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寜独我死，请以我説赵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愚谓君
译秋季举行大雩祭。
《正传》说：记载大雩祭，是记述不合礼制的行为。
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哀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正传》说：“黄是齐国的地方，记载鲁公防备齐侯在黄地结盟，是记述鲁国的请求，是为了建立信用。大概齐国并没有与鲁国同心，而是鲁国前往齐国请求罢了。从地点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春秋时期没有好的盟约，盟约是忠信衰薄的表现。内心已经互相信任，何必向外祈求鬼神呢？春秋记载鲁国的事，并不是赞许它。”
十一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述天象变异。
鲁哀公从黄地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黄地回来，是谨慎地记录国君出入的情况。
十二月，鲁哀公包围成地。
《正传》说：“成，是孟氏的封邑。记载‘公围成’。为什么？《谷梁传》说：‘围成，是鲁公的大错。’《左传》说：‘将要毁掉成地，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毁掉成地，齐国人必定会到达北门，况且成地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地，就等于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将不毁掉成地。’冬季十二月，鲁公包围成地，没有攻克。我认为有句话：‘尾巴太大就摇不动’，说的就是成地吧？成地不过是孟孙的封邑罢了。起初更换守将，好像很容易。三家超越礼制，筑城来自我巩固，家臣据城作乱，于是就像敌国一样。以至于国君亲自包围它而不能攻克，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这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君子要警惕履霜的告诫。”胡氏说：“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孔子做鲁国的司寇，却不能毁掉成地，为什么呢？”查考这一年冬天，鲁公包围成地没有攻克。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事，然后诛杀少正卯，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商贾在市场中守信，男女在路上有别。等到齐国赠送女乐，孔子于是离开。那么包围成地的时候，孔子虽然执政，还不能专掌鲁国的政事。而像少正卯这样用巧言扰乱政事的人，必定在其中肆意怀疑阻挠。成地虽然没有毁掉，但没有人与它结盟，也不能造成祸患。假使圣人得志，在鲁国推行教化，等到满一年，那么不待动用武力就会自然毁掉了。
鲁哀公从包围成地回来。
《正传》说：记载鲁公从包围成地回来，是谨慎地记录国君出入的情况，而强臣的罪过就显现了。有人说他回来是因为危险，这是不对的。
【敬王二十三年】十三年【晋定十五年，齐景五十一年，卫灵三十八年，蔡昭二十二年，郑声四年，曹阳五年，陈闵五年，杞僖九年，宋景二十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吴阖庐十八年】
春季，齐侯、卫侯停留在垂葭。
《正传》说：“垂葭，是卫国的地方，也叫郥氏。”记载齐、卫停留在垂葭，是记述不合道义的行为，是结党图谋晋国。《左传》说：“春季，齐侯、卫侯停留在垂葭，实际上是郥氏派军队讨伐晋国，将要渡河。众大夫都说：‘不行。’邴意兹说：‘可以，精锐军队讨伐河内。’传令必定几天后才能到达绛都，绛都不到三个月不能出河，那么我们已经渡过水了，于是讨伐河内。齐侯都收敛众大夫的车驾，只有邴意兹乘车。齐侯想与卫侯同乘，与他宴饮并驾车乘坐载有铠甲的车，派人报告说：‘晋国的军队到了。’齐侯说：‘等到您驾车的时候，我请求代劳。’于是穿戴甲胄与他同乘，驱车前行。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国的军队。’于是停止。我认为：查考这两国是图谋晋国。晋国，是天下的霸主，当它兴盛时，天下诸侯奔走朝聘都来不及，等到霸业衰微，齐、卫与郑等国于是相互图谋背叛它，又相互图谋讨伐它，多见其背弃道义之甚了。”
夏季，修筑蛇渊囿。
《正传》说：记载“夏筑蛇渊囿”，是记述不合时宜。时，是农食所出的时节，是百姓的天。而违背它，就是抛弃百姓。
在比蒲举行大搜。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记述不合礼制。搜是春季田猎，而在夏季举行，而且大规模聚集众人，不合礼制。
卫国的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正传》说：记载卫国讨伐曹国，是彰显欺凌弱小的急切。曹国本来无罪，可以声讨；卫国只是因为它不背叛晋国而急切地讨伐它，不合道义。
秋季，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叛乱。
《正传》说：背叛君主叫叛。记载“赵鞅入于晋阳以叛”，那么无上的罪过就显现了。《左传》说：晋国的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的贡赋五百家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午答应了，回去告诉父兄，父兄都说：“不行。卫国之所以成为邯郸，是因为把他们安置在晋阳，这是断绝卫国的道路。不如侵犯齐国而图谋它。”于是照做并归还给晋阳。赵孟发怒，召午并囚禁在晋阳，让他的随从解剑而入，涉宾不同意。于是派人告诉邯郸人说：“我私下讨伐午，你们想立谁就立谁。”于是杀了午、赵稷【午的儿子】涉宾，以邯郸叛乱。夏季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包围邯郸。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而相互和睦，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听说后，告诉赵孟说：“先防备吗？”赵孟说：“晋国有法令，首先惹祸的人死，做后手可以。”安于说：“与其危害百姓，宁可我独自死，请让我说服赵孟。”不同意。秋季七月，范氏、中行氏讨伐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它。我认为君
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故臣叛之间不容以髪。赵孟专权自恣，始欲易置邯郸午而不可，遂擅杀午以召中行之伐，而奔晋阳，其背君无上甚矣，非叛而何？胡氏曰：赵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书曰「叛」，何也？人臣专土，与君为市，则是▯弑之阶、坚氷之戒，岂无以有已之义乎？后世大臣有困于谗间，迁延居外，不敢释兵，卒以忧死者，亦未明人臣之义故尔。故直书「入于晋阳以叛」。
译臣子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是无处可逃的，所以臣子与叛乱之间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间隙。赵孟专权放纵，起初想更换邯郸午的职位而未能成功，于是擅自杀害邯郸午，招致中行之地的讨伐，自己逃奔到晋阳，他背离君主、目无尊上的行为太过分了，这不是叛乱又是什么？胡氏说：赵鞅进入晋阳抗拒范氏和中行氏，《春秋》却直书为“叛”，这是为什么呢？人臣独占土地，与君主做交易，这就是弑君之阶、履冰之戒，难道没有违背臣子道义的地方吗？后世的大臣有被谗言离间所困，拖延时间居住在外，不敢放下兵器，最终因忧虑而死的人，也是因为不明白人臣的道义才这样的。所以《春秋》直书“进入晋阳以叛”。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正传》曰：朝歌，晋属邑。书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讨无上之罪也。左氏曰：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即荀跞】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即荀寅】相恶。魏襄子【名曼多】亦与范昭子【即吉射】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髙彊【子尾子】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愚谓臣叛之间，不能以髪者也。二子擅伐赵鞅而逐之，则背君无上矣。又奔朝歌，是背君无上之大者也。故《春秋》书以罪之。胡氏曰：「按左氏，知文、韩简、魏襄子与荀寅、范吉射相恶，将逐范荀，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不均矣。请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败，奔朝歌。晋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专政，贿赂公行，内外离析。示威平丘，而齐叛；辞请召陵，而蔡叛；盟于沙咸，而郑叛；次于五氏，而卫叛；涖于郑，防于夹谷，歃于黄，而鲁叛。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内。故奔于晋阳而赵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与士吉射叛。以晋国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晋事，或畧而不序，或贱而称人，或书侵以陋之，责亦备矣。至是三卿内叛，直书于防，见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徳，宠赂章也。』晋卿始祸縁卫贡也，乐祁见执，献扬楯也；蔡侯从呉荀寅货也；昭公弗纳，范鞅赂也；而晋室自是。不复能主盟矣。故为国以义，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见诸行事，亦可谓深切着明矣。
晋赵鞅归于晋
正传曰：「书晋赵鞅归于晋，则晋君纵贼之罪见矣。」左氏曰：「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愚谓赵鞅之背君无上，春秋既以叛书之矣，此其来归，韩、魏为请之耳。赵鞅负叛君之大罪，而听韩、魏之请以归之，春秋书此，见晋君之无刑政也。胡氏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复；寅、吉射以无助，故终叛。」春秋书「鞅归于晋」，非与之也，以罪晋侯纵失，有罪无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恶，始祸晋国之载书，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讨以警乱臣，又亢不衷，狥韩、魏之请而许之复，无政刑矣，其能国乎？先儒或谓「言归者，以地正国也」。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则其説误矣。以地正国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胁，人臣擅兴无罪以兵谏者，真爱其君也。使后世贼臣称兵向阙，以诛君侧为名，而实欲胁君取国者，则此説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
正传曰：「书薛弑其君，比使人求其迹，而罪人斯得矣。何以言薛而不名其人？史之书以报之，未实其人也，疑以传疑，史之法也。故书薛，然而弑君之罪人不可终逃矣。」胡氏以称国而弑为大臣之罪，与孙明复以为举国之人皆可诛，均之为误矣。
【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晋定十六年，齐景五十二年，卫灵三十九年，蔡昭二十三年，郑声五年，曹阳六年，陈闵六年，杞僖十年，宋景二十一年，秦惠五年，楚昭二十年，呉阖庐十九年卒】
春，卫公叔戌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正传》曰：何以并书奔？志卫侯之不君，公叔戌之不臣也。左氏曰：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防而告之。史防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防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
译冬天，晋国的荀寅、士吉射逃入朝歌，以此背叛晋国。
《春秋正传》说：朝歌，是晋国的附属邑。记载荀寅、士吉射逃入朝歌以叛，是为了讨伐他们背弃君主、无视上级的罪行。《左传》说：范皋夷在范吉射那里不受宠幸，却想在范氏内部作乱。梁婴父被知文子（即荀跞）宠幸，文子想让他担任卿职。韩简子与中行文子（即荀寅）互相憎恶。魏襄子（名曼多）也与范昭子（即吉射）互相憎恶。所以这五个人谋划，打算驱逐荀寅而让梁婴父代替他，驱逐范吉射而让范皋夷代替他。荀跞对晋侯说：“君主命令大臣，挑起祸端的人处死，盟书记载在黄河边。现在三位大臣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公平了。请求把他们都驱逐。”冬天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讨伐范氏、中行氏，没有成功。这两个人打算讨伐国君，齐国的高彊（子尾子）说：“多次折断手臂就知道谁是良医，只有讨伐君主是不可以的，百姓不会赞同。我因为讨伐君主而在此地。三家尚未和睦，可以全部攻克。攻克了他们，国君将和谁在一起？如果先讨伐君主，这是促使他们和睦。”没有听从，于是讨伐国君。国人帮助国君，这两个人战败，国人进而讨伐他们。丁未日，荀寅、士吉射逃奔到朝歌。我认为臣子背叛君主之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宽容。这两个人擅自讨伐赵鞅并驱逐他，就是背弃君主、无视上级了。又逃奔到朝歌，这是背弃君主、无视上级的大罪。所以《春秋》记载以定罪他们。胡氏说：“按照《左传》，知文、韩简、魏襄子与荀寅、范吉射互相憎恶，打算驱逐范、荀二人，对晋侯说：‘君主命令大臣，挑起祸端的人处死，盟书记载在黄河边。现在三位大臣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公平了。请求把他们都驱逐。’于是奉公讨伐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战败，逃奔到朝歌。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威势使天下臣服。等到大夫专权，贿赂公然盛行，内外离心离德。在平丘展示威势，齐国背叛；在召陵推辞请求，蔡国背叛；在沙咸结盟，郑国背叛；在五氏驻扎，卫国背叛；在郑国巡视，在夹谷设防，在黄地歃血，鲁国背叛。诸侯在外面背叛，大夫在里面背叛。所以逃奔到晋阳，赵鞅背叛；逃入朝歌，荀寅与士吉射背叛。凭借晋国这样的大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春秋》对于晋国的事，有时省略而不叙述，有时贬低而称人，有时记载侵伐以表示鄙陋，责备已经很完备了。到了这三卿内部背叛，直接在防地直书，显示出其后果。所以臧哀伯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彰明。’晋国卿大夫挑起祸端，起因于卫国进贡，乐祁被拘捕，献扬楯；蔡侯跟随吴国，荀寅行贿；昭公不接纳，范鞅行贿；而晋室从此不再能主持盟会了。所以治理国家依靠道义，不依靠利益。《春秋》的大法，就在这里。体现在行事上，也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
晋赵鞅回到晋国
《春秋正传》说：“记载晋赵鞅回到晋国，那么晋君放纵罪犯的罪过就显现了。”《左传》说：“韩、魏为赵氏请求。”十二月辛未日，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我认为赵鞅背弃君主、无视上级，《春秋》已经以叛乱记载他了，这次他回来，只是韩、魏为他请求罢了。赵鞅负有背叛君主的大罪，而听从韩、魏的请求让他回来，《春秋》记载此事，显示出晋君没有刑罚政令。胡氏说：“三人的背叛，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赵鞅因为有援助，所以得以复位；荀寅、士吉射因为没有帮助，所以最终背叛。”《春秋》记载“赵鞅回到晋国”，不是赞同他，而是为了谴责晋侯放纵罪犯，有罪却没有政令刑罚。叛逆，是人臣的大恶，晋国盟书上记载的挑起祸端者死，既不能对赵鞅执行死刑，奉行天讨以警戒乱臣，又刚愎自用，顺从韩、魏的请求而允许他复位，没有政令刑罚了，这样的国家能长久吗？先儒有人说“说归，是以地正国”。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如果以地正国可以，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人臣擅自无罪兴兵以兵谏的，才是真爱他的君主。假使后世贼臣称兵向朝廷，以诛杀君主身边人为名，而实际上想胁迫君主夺取国家，那么这种说法就是开启这种行为的，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
薛弑其君比
《春秋正传》说：“记载薛弑其君，比派人寻找他的踪迹，而罪人就抓住了。为什么说薛而不指名其人？史官记载上报，没有证实其人，疑以传疑，是史官的法度。所以记载薛，然而弑君的罪人不能最终逃脱。”胡氏认为称国而弑是大臣的罪过，与孙明复认为举国之人皆可诛，都是错误的。
【敬王二十四年】十四年【晋定十六年，齐景五十二年，卫灵三十九年，蔡昭二十三年，郑声五年，曹阳六年，陈闵六年，杞僖十年，宋景二十一年，秦惠五年，楚昭二十年，吴阖庐十九年卒】
春天，卫公叔戌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春秋正传》说：为什么同时记载奔？是为了记录卫侯不像君主，公叔戌不像臣子。《左传》说：起初，卫公叔文子上朝请求宴请灵公，退朝后见到史黌并告诉他。史黌说：“您必定有祸了。您富有而君主贪婪，罪过恐怕会波及您吗？”文子说：“是的，我不先告诉您，是我的罪过。君主已经答应我了，怎么办？”史黌说：“无害。您作为臣子可以免祸。富有而能
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戍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将为乱。」又曰：「春，卫侯逐公孙戌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愚谓由二传观之，则灵公以贪而信谗，故不能容其臣。公叔戌以骄而行怨，故不能安其身。《春秋》直书，屡书其事，而君不君、臣不臣之罪并见矣。胡氏曰：「公叔戌将去南子之党，夫人愬曰：『戍将为乱』，故公叔来奔。赵阳、北宫结皆戍党也，故亦出奔。而灵公无道，不能正家，以丧其大臣之罪着矣。戍又以富见恶于卫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积而能散，以财▯身，不为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尚庶几乎。」
译臣子若能如此，必定能免于祸难，上下都认同这一点。公叔戌骄傲，恐怕要灭亡吧？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我只见过你这样。骄傲而不灭亡的，从未有过。公叔戌必定会遭遇祸患。」等到文子去世，卫灵公开始厌恶公叔戌，因为他的富有。公叔戌又打算清除夫人南子的党羽，夫人便向卫灵公进谗言说：「公叔戌将要作乱。」又说：「春天，卫灵公驱逐公孙戌及其党羽，所以赵阳逃奔到宋国。公叔戌也来投奔我们。」愚以为，从这两段传文来看，灵公因为贪婪而听信谗言，所以不能容纳他的臣子。公叔戌因为骄傲而招致怨恨，所以不能保全自身。《春秋》如实记载，多次书写这件事，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罪过就都显现出来了。胡氏说：「公叔戌打算清除南子的党羽，夫人进谗言说：『公叔戌将要作乱』，所以公叔戌来投奔。赵阳、北宫结都是公叔戌的党羽，所以也出逃。而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因此丧失重臣的罪过就彰明了。公叔戌又因为富有而被卫侯厌恶。富有，是怨恨的聚集地。假如公叔戌能积累财富而又能散施，用钱财来保全自身，不成为贪婪之人怨恨的对象，以此来保住他的爵位，还差不多。」
三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正传曰：「书楚陈灭顿，以顿子牂归，则二国陵暴之罪见矣。」左氏曰：「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絶陈好。」二月，楚灭顿。愚谓：由是观之，顿无可声之罪，惟以欲事晋而背楚，以絶陈耳。爱人不亲，反其仁，而遽以其不亲已，合二国之众以伐防小之国，俘其君，灭其宗社，可为爱人乎？于继灭举废之义，何如也？
夏卫北宫结来奔
正传》曰：「结与赵阳皆公叔戌之党。书『卫北宫结来奔』，罪灵公之弃其臣也。」左氏曰：「公叔戌之故也。」愚谓灵公以南子之谗而弃三臣，结等三臣附党行私，使身见逐而宗祀不守，则不知世卿、贵戚无可去之义。《春秋》屡书，交讥之也。
五月，于越败呉于檇李。呉子光卒。
正传曰：何以书？着诈兵也。左氏曰：呉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呉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颈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愚按：此乃越诈兵隂谋以取胜者也。先使死士再禽而不动，又使罪人三行属剑自刭，以乱吴师之心目，而伐之，此勾践败呉之诡谋也。呉虽有擅兴首祸之罪，然而越之以诈而败人之兵，其罪更甚矣。胡氏曰：书败者诈战也。定公五年，于越入呉，至是败呉于檇李，会黄池之嵗，越又入呉，悉书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呉子败越，栖勾践于会稽之上，岂独不告而史防不书？疑仲尼削之也。呉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然则夫椒之战，复父雠也，非报怨也。春秋削而不书，以为常事也，其防防矣。愚谓非仲尼削之，以为常事也。夫春秋无义战，而书之者多矣。夫差为父报雠，庶防义战矣。仲尼乃削而不书，乌乎书？大扺史之法为报书也，不报则不书。圣人因史之文而不改耳。
公会齐侯卫侯于牵
正传曰：「书公会齐、卫于牵，着非义之会也。」左氏曰：「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鲋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愚谓由是观之，三国之会于牵，为谋救中行氏也。张氏曰：「齐景公苟欲求霸，诛晋之乱臣以正其国可也。当是时，孔子已去鲁，故会齐、卫合谋救范中行氏。三国之君同为会而助不衷，得《春秋》书之之防矣。」
公至自会
正传曰：「何以书？谨君之出入也。而不义之会，将何以致？反靣之词乎？」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
正传曰：「书齐宋会于洮，着不义之会也。」左氏曰：「范氏故也。」然则此会为助范中行氏也。齐侯前既与鲁、卫为牵之会，今复与宋为洮之会，是果于不义之行而不知悔矣。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正传》曰：「公羊」以为石尚天子之士。脤者，俎实也。腥曰脤，熟曰膰。何以书？志非礼也。受胙，礼也；致胙，非礼也。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诸侯助王祭也。天子祭而受胙于神，乃颁胙于助祭之诸侯，以诸侯助祭同受之于神故也。鲁未甞助祭于周，而天王致之胙，何谓乎？《春秋》书之，见天子之不君，而诸侯之不臣。其所感慨深矣。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正传》曰：「书蒯聩出奔宋，则父子乱伦之罪并着矣。」左氏曰：「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羞之，谓戱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
译三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亡了顿国，将顿国国君牂俘虏带回。
《春秋公羊传》说：“《春秋》记载楚国和陈国灭亡顿国，并将顿君牂俘虏带回，那么这两个国家欺凌暴虐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左传》说：“顿君牂想要侍奉晋国，背叛楚国并断绝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二月，楚国灭亡了顿国。我认为：由此看来，顿国没有可声讨的罪过，只是因为想要侍奉晋国而背叛楚国，以及断绝与陈国的关系罢了。爱护别人却得不到亲近，应当反省自己的仁爱，却立刻因为别人不亲近自己，就联合两国的军队去讨伐一个弱小的国家，俘虏其国君，灭亡其宗庙社稷，这能算是爱护别人吗？这符合《春秋》继承灭亡、举荐废黜的道义吗？
夏季，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春秋公羊传》说：“北宫结和赵阳都是公叔戌的党羽。《春秋》记载‘卫国北宫结来投奔’，是谴责卫灵公抛弃他的臣子。”《左传》说：“这是因为公叔戌的缘故。”我认为卫灵公因为南子的谗言而抛弃三位大臣，北宫结等三位大臣结党营私，导致自己被驱逐，宗庙祭祀无法守护，这就不知道世袭卿大夫、贵族亲属有不可罢免的道理。《春秋》屡次记载，是互相讥讽他们。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国国君光去世。
《春秋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彰显使用诈术的战争。”《左传》说：“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勾践抵御，在檇李列阵。勾践担忧吴军阵容严整，派死士两次擒获吴军，吴军不为所动。又派罪人三行，把剑挂在脖子上，辞别说：‘两国国君交战，我们擅自干扰旗鼓，在国君前行时反应迟钝，不敢逃避刑罚，甘愿赴死。’于是自刎而死。吴军注视他们，越王趁机进攻，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中阖庐，伤了他的脚趾，拿走他的一只鞋，回到陉地去世，距离檇李七里。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只要自己出入，那人必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吗？’那人就回答：‘是的，不敢忘记。’三年后向越国报仇。”我认为：这是越国用诈术阴谋取胜。先派死士两次擒获而不为所动，又派罪人三行挂剑自刎，来扰乱吴军的视听，然后进攻，这是勾践打败吴国的诡计。吴国虽然有擅自兴兵、挑起祸端的罪过，但是越国用诈术打败别人的军队，其罪过更严重了。胡安国说：“记载‘败’是因为是诈战。定公五年，越国进入吴国，到这时在檇李打败吴国，到黄池会盟那年，越国又进入吴国，都详细记载在史书中，因为越国报告了。哀公元年，吴国打败越国，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难道只是因为没有报告而史官不记载吗？怀疑是孔子删削了。吴国国君光去世，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只要自己出入，那人必定对他说：‘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吗？’那人就回答：‘是的，不敢忘记。’三年后向越国报仇。那么夫椒之战，是为父报仇，不是报怨。《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认为是常事，其含义深远。”我认为不是孔子删削，认为是常事。因为《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而记载的很多。夫差为父报仇，或许算是正义的战争了。孔子却删削而不记载，那要记载什么呢？大概史官的法则是报告了才记载，不报告就不记载。圣人沿袭史官的文字而不改动罢了。
鲁定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卫侯。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鲁定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卫侯，是彰显这不义的会见。”《左传》说：“晋国人包围朝歌，鲁定公在脾地和上梁之间会见齐侯、卫侯，谋划救援范氏和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领狄人军队袭击晋国，在绛地作战，没有取胜而返回。士鲋逃奔周王室，小王桃甲进入朝歌。”我认为由此看来，三国在牵地会见，是为了谋划救援中行氏。张氏说：“齐景公如果想要求取霸业，诛杀晋国的乱臣来整顿国家是可以的。当时孔子已经离开鲁国，所以会见齐侯、卫侯合谋救援范氏和中行氏。三国国君一同会见而帮助不正当的行为，得到了《春秋》记载的讥讽。”
鲁定公从会见之地返回。
《春秋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谨慎对待国君的出入。而不义的会见，将用什么来致意？是反面的言辞吗？”
秋季，齐侯和宋公在洮地会见。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齐侯和宋公在洮地会见，是彰显这不义的会见。”《左传》说：“这是因为范氏的缘故。”那么这次会见是为了帮助范氏和中行氏。齐侯先前已经和鲁国、卫国在牵地会见，现在又和宋国在洮地会见，这是果然坚持不义的行为而不知道悔改。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归还祭肉。
《春秋公羊传》说：“《公羊传》认为石尚是天子的士人。脤是祭器中的肉。生肉叫脤，熟肉叫膰。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不合礼制的行为。接受胙肉，是礼制；送达胙肉，是不合礼制的。‘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说诸侯辅助天子祭祀。天子祭祀而从神那里接受胙肉，然后分发给辅助祭祀的诸侯，因为诸侯辅助祭祀而同神一起接受胙肉。鲁国未曾辅助周天子祭祀，而周天子送达胙肉，这是什么意思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现天子不像天子，而诸侯不像诸侯。其中的感慨很深啊。”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春秋公羊传》说：“记载蒯聩出逃到宋国，那么父子扰乱伦理的罪过就都显现了。”《左传》说：“卫侯因为夫人南子召宋朝在洮地会见，太子蒯聩向齐国献盂，经过宋国野外，野人歌唱说：‘既然已经定了你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的公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少君，少君见我，我回头看你就杀她。’速说：‘好。’于是朝见夫人，夫人看见太子，太子三次回头看，速不前进，夫人看见他的脸色哭着逃跑，说：‘蒯聩要杀我。’”
公执其手以登防，太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自郑奔齐。太子告人曰：「戯阳速祸余。」戯阳速告人曰：「太子则祸余。」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説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胡氏曰：「世子，国本也。以宠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国；以欲杀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轻宗庙社稷之所付托，而恣行矣。」春秋两着其罪，故特书「世子」，其义不繋于与蒯聩之世其国也，而灵公无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国本，至使父子相残，毁灭天理之所由着矣。
译灵公拉着他的手登上城墙，太子逃往宋国，并将他的党羽全部驱逐。因此，公孟彄出逃到郑国，又从郑国逃往齐国。太子对人说：“戏阳速给我招来了祸患。”戏阳速对人说：“太子才是给我招来祸患的人。”太子行事无道，命令我杀害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就要杀害我。如果杀了夫人，他将用这个理由来诬陷我，所以我虽然答应却并未行动，以此来免除我的死罪。谚语说：“百姓依靠诚信得以保全。”我是凭借诚信和道义啊。胡氏评论说：“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因为宠爱南子，所以不能保全世子，反而让他离开国家；因为想要杀害南子，所以不能安定自身，以至于出逃，这是轻视宗庙社稷所托付的重任，而放纵妄为啊。”《春秋》同时记载了双方的罪责，所以特意书写“世子”，其含义不在于是否与蒯聩继承国家有关，而在于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风，从而危及国家的根本，致使父子互相残杀，毁灭了天理所昭示的伦理纲常。
卫公孟彄出奔郑
正传》曰：「公孟彄曾帅师，乃卫用事之卿也。灵公疑其为蒯聩之党，而逐之，遂出奔郑。灵公惑于南子，所以不正。凡正人皆为所恶。春秋书『出奔』，着灵公之无道也。正人尽去，而邪道大行矣。」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
正传》曰：“何以书？交讥之也。宋景公宠嬖向魋，公子地出奔，母弟辰为之请，止弗听，而辰亦出奔。入萧与地叛，又自萧而来奔。春秋书之，一以见景嬖佞弃亲为不君，辰不胜一朝之忿，出奔忘君为不臣，胥得罪矣。”
大搜于比蒲
正传》曰：「书『大搜』讥亟也，五年大搜礼也。」
邾子来会公
正传》曰：会者，偶相见之词。先儒以为会公于比蒲，夫小之事大，当脩朝礼于都，受之于庙。邾子偶因比蒲之搜而来会公于此，则非礼矣。《春秋》书之，讥非礼也。见邾子之来，定公之受，皆非礼也。
城莒父及霄
正传曰：「莒父及霄鲁二邑书，城二邑，讥劳民也。」夫既方堕费郈矣，今又城莒父及霄鲁，可谓反覆而政令不一矣。或曰：「葢公叛晋助范中行氏，故惧齐而城二邑，是则惑之甚也。」已不治而欲治人，以不正可得乎？堕三都，孔子深谋也。既堕费郈，未能堕成，孔子遽以女乐去司防，自此而孔子之説不行矣。此二邑之所以复城也。或曰：「此或者讥不时乎？」曰：「非也。」或曰：「此当是冬事，其搜其城，非不时也。逸其文，故是年无冬耳。」应之者曰：「然则先儒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苟文有脱误，乌乎徴诸？」
【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晋定十七年，齐景五十三年，卫灵四十年，蔡昭二十四年，郑声六年，曹阳七年，陈闵七年，杞僖十一年，宋景二十二年，秦惠六年，楚昭二十一年，呉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正传曰：「何以书？志礼也。以小事大，邦交之宜也。悔过之善也。邾子以比蒲之会为不成礼，故正月来朝，悔前过，葢前愆而得以小事大，邦交之礼矣。故春秋善之。」左氏曰：「邾隠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髙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防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髙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正传曰：「鼷鼠即小鼠，噬牛伤皮，无不死者，何以书？志灾异也，着不敬也。」谷梁子曰：「不敬，莫大焉。」愚谓：「灾异由天，敬谨由人，故能致敬谨，尽视牲之礼，重典守之责，则虽有天灾，无从生矣。」故郊牛鼠食而死，虽或天灾，乃不敬之致也。《春秋》书此，则鲁君臣之不敬，而僣窃之非礼，皆可见矣。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正传曰：「书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着楚之愤暴也。」左氏曰：「呉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胡氏曰：「夫灭人之国，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乗楚之约，尽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谓国必自灭，而后人灭之，非灭之者独有罪也。国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为有命，而又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则是不知命矣。书以归罪豹之不能死位而与归也。故楚子书爵，而胡子豹名。愚谓直书其事，而其罪自见，不繋乎名与否矣。若夫楚子灭人之罪大，胡子侵楚之罪小，《春秋》书之，特罪其大者耳，非罪豹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传曰：「此周之夏五月，即夏之春三月也。此因郊牛死，改卜牛涤之故，在五月也。何以书？失礼之中，又失礼焉。于此见矣。鲁不当郊，一失也；郊牛之死，二失也；行之夏五月，非时，三失也。」
壬申公薨于髙寝
正传曰：「书公薨于髙寝，志国君之大故也。而其非正见矣。」左氏曰：「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
译卫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正传》说：“公孟彄曾经率领军队，是卫国掌权的卿大夫。卫灵公怀疑他是蒯聩的党羽，于是驱逐他，他便出逃到郑国。卫灵公被南子迷惑，所以行为不正。凡是正直的人都被他厌恶。《春秋》记载‘出奔’，是为了彰显卫灵公的无道。正直的人全部离去，而邪道就大行了。”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出逃来鲁国。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互相讥讽。宋景公宠爱嬖幸向魋，公子地出逃，同母弟辰为他请求，景公不听，辰也出逃了。他进入萧地与公子地一起叛乱，又从萧地出逃来鲁国。《春秋》记载这件事，一是为了显示景公宠信奸佞、抛弃亲族是不像君主，二是显示辰不能克制一时的愤怒，出逃而忘记君主是不像臣子，两人都获罪了。”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阅军队。
《正传》说：“记载‘大搜’是讥讽过于频繁，每五年举行一次大搜是符合礼制的。”
邾子来会见鲁公。
《正传》说：“会，是偶然相见的词。以前的儒者认为是在比蒲会见鲁公，小国侍奉大国，应当在都城修习朝见之礼，在宗庙接受朝见。邾子偶然因为比蒲的搜阅而来在此会见鲁公，这是不合礼的。《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不合礼。可见邾子前来，鲁定公接受，都不合礼。”
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的城墙。
《正传》说：“莒父和霄是鲁国的两座城邑，记载修筑这两座城邑，是讥讽劳役百姓。”既然刚刚拆毁了费邑和郈邑，现在又修筑莒父和霄这两座鲁国城邑，可以说是反复无常而政令不统一了。有人说：“大概是因为鲁公背叛晋国，帮助范氏和中行氏，所以害怕齐国而修筑这两座城邑，这是非常糊涂的看法。”自己都不治理好却想去治理别人，用不正当的方法能得到吗？拆毁三座城邑，是孔子的深谋远虑。已经拆毁了费邑和郈邑，没能拆毁成邑，孔子因为女乐之事离开了司防，从此孔子的主张就不能实行了。这就是这两座城邑之所以重新修筑的原因。有人说：“这难道是讥讽不合时宜吗？”回答说：“不是的。”有人说：“这应当是冬季的事，搜阅军队和修筑城墙，并不是不合时宜。遗漏了文字，所以这一年没有冬季的记载。”回应的人说：“那么以前的儒者说《春秋》用一个字来褒贬，如果文字有脱漏错误，哪里能征引呢？”
【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晋定公十七年，齐景公五十三年，卫灵公四十年，蔡昭公二十四年，郑声公六年，曹阳公七年，陈闵公七年，杞僖公十一年，宋景公二十二年，秦惠公六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吴夫差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邾子来朝见。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礼制。以小国侍奉大国，是邦交的适宜做法。是悔过的善举。邾子因为比蒲的会见不合礼，所以在正月来朝见，悔过以前的过错，弥补以前的过失，得以实行以小国侍奉大国的邦交之礼。所以《春秋》称赞他。”《左传》说：“邾隐公来朝见，子贡观看。邾子拿着玉，姿态高傲抬头仰视；鲁公接受玉，姿态谦卑低头俯身。子贡说：‘从礼的角度看，两位君主都有死亡的征兆。礼，是死生存亡的根本，将在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中体现出来。朝见、祭祀、防务、军事，都在这里观察。现在正月互相朝见，却都不合度，心已经亡失了。美好的事情没有根本，怎么能长久？高傲仰视，是骄傲；谦卑俯身，是衰替。骄傲接近动乱，衰替接近疾病。君主是主导者，大概先死亡吧？’”
小鼠啃食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
《正传》说：“小鼠就是老鼠，啃咬牛伤及皮毛，没有不死的，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异，彰显不敬。”《谷梁传》说：“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认为：“灾异来自上天，敬谨来自人为，所以如果能做到敬谨，尽到视察牺牲的礼仪，重视典守的责任，那么即使有天灾，也不会发生。”所以郊祭的牛被鼠啃食而死，即使是天灾，也是不敬导致的。《春秋》记载这件事，那么鲁君臣的不敬，以及僭越窃取的无礼，都可以看到了。
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去。
《正传》说：“记载楚子灭胡，把胡子豹带回去，是为了彰显楚国的愤暴。”《左传》说：“吴国入侵楚国时，胡子全部俘虏了靠近胡国的楚邑。楚国平定后，胡子豹又不侍奉楚国，说：‘存亡有天命，侍奉楚国做什么？多收取费用罢了。’二月，楚国灭掉胡国。”胡氏说：“灭掉别人的国家，罪行很大。然而胡子豹趁着楚国盟约，全部俘虏了靠近胡国的楚邑，所谓国家必定自己先灭亡，然后别人才灭掉它，灭掉它的人并非独有罪过。国君创造命运，不可推诿于天命，既然认为有天命，却又贪生怕死、忍受耻辱，不为了社稷而死，这是不知天命。记载‘以归’，是为了归罪于豹不能死守君位而被带回去。所以楚子记载爵位，而胡子豹记载名字。我认为直接记载事情，罪行自然显现，不取决于是否记载名字。至于楚子灭人的罪行大，胡子侵楚的罪行小，《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是特别归罪于罪行大的，并不是归罪于豹。”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正传》说：“这是周历的夏季五月，即夏历的春季三月。这是因为郊祭的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并清洗的缘故，所以在五月举行。为什么要记载？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在这里可以看出。鲁国不应当举行郊祭，这是第一次失礼；郊祭的牛死了，这是第二次失礼；在夏季五月举行，不合时宜，这是第三次失礼。”
壬申日，鲁公在高寝去世。
《正传》说：“记载鲁公在高寝去世，是为了记录国君的重大变故。而其不正之处也显现了。”《左传》说：“夏季五月壬申日，鲁公去世。”孔子说：
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谷梁曰：「髙寝非正也。」愚谓：「命不可言，礼则有定。子贡以髙卑俯仰而知公之不久，偶中耳。至于诸侯死正寝，礼也。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贵正也。公之薨不于正寝，而于髙寝，非正终矣。其生也为叛臣季孙意如所立，已不得正其始；其终也于髙寝，又不得正其终。春秋书之，窃取之情可见矣。
译子贡不幸说中了，这是让我多嘴多舌啊。」《谷梁传》说：「在高寝去世是不合正道的。」我认为：「天命不可妄言，礼制却有定规。子贡凭借对高下俯仰的观察，知道鲁公不久于人世，只是偶然说中罢了。至于诸侯死在正寝，这是礼制。曾子说：「我还求什么呢？我能够合乎正道而死，这就够了。」可见重视合乎正道。鲁公去世不在正寝，而在高寝，是不合乎正道地结束了生命。他生前是被叛臣季孙意如拥立的，已经不能合乎正道地开始；他死在高寝，又不能合乎正道地结束。《春秋》记载这件事，窃取君位的情状就显而易见了。
郑罕达帅师伐宋
正传曰：「书郑伐宋，志非义之兵也。」左氏曰：「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愚谓郑纳宋叛人公子地，又为地伐大国，欲取地以居之，葢不待贬而罪恶见。
齐侯卫侯次于渠蒢
正传曰：「何以书？志义举也。」左氏曰：「齐侯、卫侯次于遽挐，谋救宋也。」愚谓据此，则二君渠蒢之会，葢因郑为叛人，公子地伐宋，故合兵救之也。其义则善矣，然而次于渠蒢，不免逗遛观望，所谓见义而不为，无勇矣。
邾子来奔防
正传》曰：「书『邾子来奔防』，则非礼自见矣。」公羊子曰：「其言『来奔防』何？奔防非礼也。天子崩，诸侯奔防会塟；诸侯薨，诸侯使士吊，▯之大夫塟之礼也。今邾子不知礼之品秩，而惟大国之畏，以所行于天子者行之，同列失礼之甚者也。故《春秋》书之，而取义自见。」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正传》曰：「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其称姒氏者，妾母以子贵。哀公未君，不得推贵其母也。」故《公羊氏》曰：「何以不称夫人？哀未君，是也。」《左氏》以为「不赴且不祔者，非也。」何以书？「志君母之大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正传曰书日有食之志天变也
九月滕子来会塟
正传》曰：「书『滕子来防塟』，志非礼也。以所事天子者事鲁也。」
丁巳塟我君定公，雨不克塟。戊午日下昃，乃克塟。正传曰：「书雨不克塟，戊午日昃乃塟，志不得乎礼也。夫塟必有备，有备无患，何雨不克塟之有？书雨不克塟，则是无备，非礼矣。塟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亲之神也。今日下昃乃克塟，则是无虞，祭无虞，非礼矣。」谷梁子曰：「塟既有日，不为雨止，礼也。雨不克塟，丧不以制也。」左氏以为「雨不克襄事，礼也」，非矣。
辛巳塟定姒
正传曰：「书塟定姒，志君母之大事也。」公羊子曰：「定姒何以书塟？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塟。胡氏曰：「曾子问：「并有丧则如之何？」子曰：「塟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后轻。」
冬城漆
正传》曰：「书『冬城漆』，志非礼也。定公、定姒连丧继塟，土血未干，而兴不急之役，忘哀以劳民，非礼矣。」张氏曰：「城漆，谋伐邾也。定公之丧，邾子来奔，事鲁谨矣。哀公初立，不务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劳民力，啓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呉人乗间以伐其国。齐人问罪，而取讙阐。利未得而害随之，谋国如此，其不终也，宜哉。」
春秋正传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三十六明湛若水撰哀公【名蒋，定公子，母定姒，四嵗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笔】
【敬王二十六年】元年【晋定十八年，齐景五十四年，卫灵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郑声七年，曹阳八年，陈闵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呉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传曰书公即位正始也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正传曰：书楚子三国之君围蔡，志报怨也。左氏曰：春，楚子围蔡，报栢举也。里而栽，广丈，髙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呉。胡氏曰：夫男女以辨，则是降也；疆于江汝，则迁其国也。而独书围蔡，何也？蔡甞以呉师入郢，昭王奔随，壊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国复寜，帅师围蔡，降其众，迁其国，而春秋书之畧者，见蔡宜得报，而楚子复雠之事可恕也。圣人本无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议雠之轻重，有至于不与共戴天者。今楚人祸及宗庙，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则不可以有立，而天理灭矣。故特书围蔡而称爵，恕楚之罪词也。愚谓胡氏之论是矣，然不必称爵乃可恕楚之罪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正传曰：何以书？谷梁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夏四月郊
译郑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
《正传》说：“记载郑国讨伐宋国，是记录不义的军事行动。”《左氏传》说：“郑罕达在老丘击败宋国军队。”我认为郑国接纳宋国的叛臣公子地，又为了公子地去讨伐大国，想要夺取土地让公子地居住，大概不需要贬斥，其罪恶就已经显露了。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符合道义的行动。”《左氏传》说：“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谋划救援宋国。”我认为根据这个，那么两位君主在渠蒢会师，大概是因为郑国为了叛臣公子地讨伐宋国，所以联合军队去救援宋国。他们的道义是好的，然而驻扎在渠蒢，不免逗留观望，这就是所谓的见到正义的事却不去做，缺乏勇气。
邾子逃奔到防地。
《正传》说：“记载‘邾子逃奔到防地’，那么不合礼制就自然显现了。”《公羊传》说：“说‘逃奔到防地’是什么意思？逃奔到防地是不合礼制的。天子去世，诸侯逃奔到防地会合参加葬礼；诸侯去世，诸侯派遣士人吊唁，由卿大夫主持葬礼，这是礼制。现在邾子不懂得礼制的等级，只是畏惧大国，把对天子所行的礼节用在这里，是同等级诸侯中失礼最严重的。所以《春秋》记载此事，其取义自然显现。”
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正传》说：“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室。称她为姒氏，是因为妾母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哀公尚未即位，不能推尊他的母亲。”所以《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哀公尚未即位，这是对的。”《左氏传》认为“没有报丧且不附祭”，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要记载？“是记录君主母亲的大丧事。”
八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
《正传》说：记载发生日食，是记录天象变异。
九月，滕子前来会合参加葬礼。
《正传》说：“记载‘滕子前来防地参加葬礼’，是记录不合礼制。把侍奉天子的礼节用来侍奉鲁国。”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正传》说：“记载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是记录不合礼制。安葬一定要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怎么会有因为下雨没能安葬的情况？记载因为下雨没能安葬，就是没有准备，不合礼制。安葬的日子，太阳正中时举行虞祭，是为了安抚亲人的神灵。现在太阳偏西才安葬，就是没有虞祭，祭祀没有虞祭，不合礼制。”《谷梁传》说：“安葬既然定了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是礼制。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是丧事不遵循法度。”《左氏传》认为“因为下雨没能完成丧事，是礼制”，这是不对的。
辛巳日安葬定姒。
《正传》说：“记载安葬定姒，是记录君主母亲的大丧事。”《公羊传》说：“定姒为什么要记载安葬？因为她是未逾年之君的母亲。”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胡氏说：“曾子问：‘同时有两件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安葬先轻后重，祭奠和虞祭先重后轻。’”
冬季修筑漆地城墙。
《正传》说：“记载‘冬季修筑漆地城墙’，是记录不合礼制。定公、定姒接连去世相继安葬，泥土血迹未干，却兴办不急之务的劳役，忘记哀痛而劳役百姓，不合礼制。”张氏说：“修筑漆地城墙，是谋划讨伐邾国。定公去世时，邾子逃奔到防地，侍奉鲁国很谨慎。哀公刚即位，不致力于善待邻国，却为了土地的缘故，劳役百姓，激起民怨。二年夺取他们的田地，七年俘虏他们的国君，最终让吴国人趁虚而入讨伐他们的国家。齐国人问罪，夺取了讙阐。利益没得到而祸害随之而来，这样谋划国事，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
《春秋正传》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传》卷三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哀公【名蒋，定公之子，母亲是定姒，四岁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天，《春秋》绝笔】
【敬王二十六年】元年【晋定公十八年，齐景公五十四年，卫灵公四十一年，蔡昭公二十五年，郑声公七年，曹阳公八年，陈闵公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吴夫差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哀公即位。
《正传》说：记载公即位，是端正开端。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
《正传》说：记载楚子和三国国君包围蔡国，是记录报复怨恨。《左氏传》说：春天，楚子包围蔡国，报复柏举之战。挖掘壕沟，宽一丈，高是宽的两倍。军队昼夜驻扎九天，像子西的素服一样。蔡国人男女区分开来，在江水和汝水之间划定边界后撤退。蔡国于是请求迁往吴国。胡氏说：男女区分开来，就是投降；划定江汝边界，就是迁走他们的国家。却只记载包围蔡国，为什么呢？蔡国曾经让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昭王逃到随国，毁坏宗庙，迁移祭器，鞭打平王的坟墓了。至此楚国恢复安宁，率领军队包围蔡国，使他们的民众投降，迁走他们的国家，而《春秋》记载简略，是表明蔡国应当得到报复，而楚子复仇的事可以宽恕。圣人本来没有怨恨，而怨恨出于不怨恨，所以议论仇怨的轻重，有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现在楚国人祸及宗庙，耻辱波及父母，如果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洗耻辱，就不能立足，天理就灭绝了。所以特别记载包围蔡国并称爵位，是宽恕楚子罪过的措辞。我认为胡氏的论述是对的，然而不必称爵位就可以宽恕楚子的罪过。
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改卜用另一头牛。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正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谷梁传》说：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改卜用另一头牛，是记录不敬。郊祭用的牛每天检查，磨角就知道受伤，夏季四月举行郊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