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而周武王凭借统一的制度建立了周朝。如今北方的度量衡，乡村与城镇各不相同，甚至有以五斗为一斗的情况，在一个集市上，两种斗具同时使用。至于土地面积，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的。【原注】《大名府志》中记载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的。测量用的步弓，有以五尺为一步的，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一一步的。这就叫做工匠不信任统一的法度。【赵氏曰】《晋书》中挚虞论述音乐，说当时的尺比古尺长将近半寸，乐府使用这种尺，所以音律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挖掘出古尺，尚书上奏，认为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应当以古尺为标准。这说明晋代时的尺度已经比古尺长，但也还不至于长三寸。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唐尺的一尺相当于六朝尺的一尺二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古尺的二寸五分，相当于当今的一寸八分。周祈在《名义考》中说，周尺仅相当于当今的六寸六分。稗史记载，宋代司马侑刻制的布尺，比周尺长一尺三寸五分。邱琼山说，周尺比当今的钞尺长六寸四分。王棠说，明代的钞尺与当今的裁尺相近。如果法度不统一，百姓就会滋生巧诈之心。如果有圣王兴起，统一权量并整顿田界，这是首要的任务。《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五年，皇帝下诏给各州郡，核查垦田的顷亩以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仍及十几位郡守，因丈量田地不实，被下狱处死。而《隋书》记载，赵煚担任冀州刺史时，制作了铜斗铁尺，放置在集市上，百姓觉得便利。皇上听说后，命令颁行天下，作为常法。这或许也可以施行于今日吧？

译地亩大小

以靠近城郭的为上等田地，远离城郭的为中等、下等田地。这是因为自金元末年，城池沦为废墟，人口稀少。先耕种的人靠近城郭。靠近城郭的，是洪武年间的册田。后垦荒的人远离城郊，远离城郊的，是继任时期新增的税科。所以赋税轻重不同。

《广平府志》说，田地有大小之分，是因为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古以来未曾改变。从建国初年有奉旨开垦、永远不起税的，有因为土地低洼碱薄而无税粮的，现在一概丈量出来计入数额，所以原来的定额田地少，而丈量出来的田地反而多。官吏担心亩数增多，惊动上级，而给百姓带来祸害，于是用大亩折算小亩，以凑合原来的定额数目。从此向上汇报，则用大亩，以投入黄册；向下征收摊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所以各县的大亩，有的用小地一亩八分折算一亩，依次递增到八亩以上折算一亩。既根据土地的高低制定差等，又都合并一县丈量的土地，投入一县原来的定额，以敷足一县的粮税，赋役由此产生，这只是后人一时的权宜之计。考察其他郡县，如河南八府，唯独怀庆地小，粮重。开封三十四州县，唯独杞县地小，粮重。大概是因为元末没有严重残破，所以唯独比其他郡邑重。天下初定，日不暇给，丈量田地的命令、均丈的方法有所不够详细，【原注】解缙《大庖西封事》说，土地的高低不均，而起税的轻重没有区别。有的肥沃而税反轻，贫瘠而税反重。这说明洪武年间就已经如此。而中原之地，放眼望去全是荆棘，也无法按亩来规划。唐代陆贽有话说，创制之初，不务求齐平。供应有烦简的不同，地方官有能力的差异。各地的徭赋，轻重相差悬殊。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这是导致弊端的根源，古今一样。而井田不均，赋税不平，已经三百年了。所以《东昌府志》说，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划不一，人们可以随意长短广狭。而《大名府志》说，田赋必须均等然后才能长久，除去沙茅之地另立户籍外，请檄文各州县长官，统一标准来丈量，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为准亩，以亩准赋，仿照江南鱼鳞册式来编次。旧籍中不整齐的定额全部废除，而括取现存的，均摊于各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站、均徭、里甲之类，都按例视其差等。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了。就知道均丈的议论，前人已经著述，而现在可以通行于天下了。【阎氏曰】江都的田地一万七千余顷，定额征收银五万余两。高邮田地二万五千余顷，定额征收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地九千余顷，定额征收银四万四千余两。不是泰州的田地仅为高邮的三分之一，赋税重于高邮三倍，大概是泰州是大亩，而高邮是小亩。又如兴化田地二万四千余顷，定额征收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地二千余顷，定额征收银二万余两。不是宝应仅为兴化的十分之一，赋税重十倍，大概是宝应是大亩而兴化是小亩。小亩则一亩为一亩，而赋税轻。大亩则数亩折算一亩，而赋税重。《赋役全书》内都没有注明。钱粮款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其不可不明。

《宋史》说，宋代田制不立，田亩转易，人口隐漏，兼并冒伪，未曾考按。【原注】王洙传，王洙说天下田税不均，请求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布州县，以均其税。【沈氏曰】《宋食货志》，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又说，宣和年间，李彦在汝州设置机构。凡是民间美田，让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县全部括为公田，焚烧百姓旧券，让田主输租，申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漕运使也不奏请免除，全部均摊到其他州。【原注】宦者传。这说明经界不正，赋税不均，从宋代就已经如此，又不只是金元末年。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划定疆界分设邑县必定相互依附，天下都是这样。现在则州县所属乡村，有距离治所三四百里的，有城门之外就是邻属的，那么幅员不可不更改。下邽在渭北而并入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入富平，像这类，都宜复设。而大名县距离府城七里，可以省入元城，那么大小不可不均。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原注属真定】威县【原注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原注属真定】地。清河、【原注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原注属东昌】地。郓城、【原注属兖州】范县【原注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原注属兖州】地。清州的益都等县都有高苑地，淮安的宿迁县有开封的祥符县地。大

译同之灵丘、广昌两县之间，有顺天府的宛平县土地。有的距离县城一二百里，有的隔着三四个州县，藏匿奸邪、教唆逃犯，往往必定经过这里。而严重的情况，比如沈丘（原注：属开封府）的县衙，其土地赋税却隶属于汝阳（原注：属汝宁府），这种交错混杂的情况不能不加以纠正。卫所的屯田，有的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田交错混杂，时间久远便弄不清户籍册籍，那么军民界限不能不清理。水边的土地涨落不定，比如蒲州西门外三里处，就用它来补充朝邑县坍塌的土地，致使陕西人渡河去耕种，以至于发生争斗杀伤，这种变故不能不通晓。《周礼》中的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划定其疆界，没有混杂分离的土地。如果有圣王兴起，应当派遣使者分别巡视郡县，绘制地形图，以山川为基准，以田界为标准，使土地、城邑、民居相互协调，或许诉讼就会减少而风俗就会淳朴了。（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日，将民户不足三千的州都改为县，改制的共有三十七个州。）

译后魏田制

【汝成案】《周礼》中的闾师，是任用工匠来整治材料事务。现在写作“余材”。考证《魏书》相同，恐怕是误脱。又“贡其材”，《周礼》作“贡其物”。

后魏虽然兴起于北方荒漠，占据中原，然而其垦田、均田的制度有足以作为后世法度的地方。景穆太子监国时，下诏说：《周书》说，任用农夫从事耕作，进贡九种谷物。任用园圃之人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任用工匠从事剩余材料的事务，进贡器物。任用商人从事市场事务，进贡货物。任用牧人从事畜牧事务，进贡鸟兽。任用嫔妃从事女红事务，进贡布帛。任用衡官从事山岭事务，进贡其材料。任用虞官从事沼泽事务，进贡其物品。于是命令有关部门督促京畿之内的百姓，让没有牛的人借别人的牛来耕种，并替牛主除草来偿还。凡是耕种二十二亩，就除草七亩，大致以此作为比率。让百姓各自在田地首端标上姓名，以便知晓他们的勤勉或懒惰。禁止饮酒和游戏的人。于是垦田大大增加。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日下诏说：我继承皇位十五年了，每次阅览先王的典籍，治理各种事务，积蓄已经积累，百姓永远安定。等到末世，这种道统衰败。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连一处居所都望不到，致使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没有多余的财物。有的人为了争夺田界而丧命，有的人因为饥荒而抛弃产业。而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巡视州郡，与地方长官平均分配天下的田地，劝勉督促农桑，振兴富民的根本。其制度是，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百姓年龄达到服役标准就受田，年老免役以及身死就归还田地。各种桑田不在归还和重新分配的范围内。男子每人给田二十亩，按规定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株，榆树三根。不是种桑的土地，男子给一亩。依法规定种植榆树和枣树，限定三年内种完，没种完就剥夺其没种完的土地。于是有了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唐朝时仍然沿袭。唉，君主想要留心民事，而创立百世的规矩，这也如同运于手掌之上罢了。宋林勋作《本政》一书，而陈同父认为必须有英雄特起的君主，在变革之后使用，难道不是知言的人吗。

开垦荒地

明朝初年，承接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年间，下诏说有能力开垦的人，就作为自己的产业，永远不征收赋税。【原注】这时方孝儒有因为荒地而恢复古代井田制的建议。到了正统年间，流民聚居，下诏让他们登记户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日，户部尚书张凤等人上奏，山东、河南、北直隶以及顺天府没有定额的田地，甲刚开荒耕种，乙就告发他不纳税粮。如果不征收赋税，争竞的途径终究难以杜绝。今后凡是告发争竞的，应当依照本部所奏，减轻征收赋税，则例每亩征收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征收草二束，不仅永远断绝争竞的根源，而且稍微帮助仓库的积蓄。皇帝听从了。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人弹劾张凤等人不遵守祖制，不体恤民怨，皇帝不听。然而自古没有永远不征收赋税的土地。国家初年只是为了招徕垦民，立法的过失，反而开启了日后的争端，而彼此互相告发，投献给王府勋戚以及西天佛子，【原注】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难怪经界不正，赋税不均了。【杨侍郎说】劝勉百姓开垦，务必使野外没有荒地。只是有的地方山深林密，有的地方是沙土盐碱，开辟既艰难，旱涝赋税缺乏，所以百姓很少尽力。私下思考如果命令各州县，除了原来申报可垦的地亩外，凡是有贫瘠难垦的土地，都准许按照盐碱地轻税的标准征收赋税，那么百姓必定振奋，地利可以广泛收取。百姓承垦，就发给执照作为产业，照例十年后征收赋税。如果那土地本来就是沃土，则不在此例。【胡御史说】陕西督臣，每年酌情动用官银，借给百姓开垦，命令在秋收时按当时价格偿还粮食。先后动用款项发放借银六万余两，共收到粮食约十余万石。这是已试验的成效，以此作为方法。凡是西北近边的土地，如直隶的永平、宣化，山西的大同、朔平、宁武，甘肃的宁夏、西宁等府，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且盛京的奉天、锦州二府，土地肥沃广阔，水源丰富，一经开垦，就是膏腴之地。如果命令全部按照陕西的方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疆百姓有能力耕种的，必定没有不愿意的。只是领银交粮的时候，不得勒索需索，那么民情就踊跃了。【曹给事说】开垦原本是为了利民，然而所奉行的不好，流弊有二，一是以熟地作荒地。州县迎合上司意旨，并未勘验夺取，预先申报亩数，以邀取急功近利的名声。等到知道不足，就责成现有的熟田，以符合所报的数目。二是以荒地作熟地。河流侵蚀坍塌涨落不常，山麓难以灌溉，州县不再实地勘验，全部计入报垦的数目。赤贫缺乏粮食的百姓，只贪图眼前官府给的牛种，官府给的草舍，以糊口度日，而不顾那土地不可开垦。十年之后，百姓不得不报熟，官府不得不升科。幸好薄收，完纳官粮不足。稍遇歉收之年，年终没有资财，而逃亡失业了。所以凡是经过申报开垦的地亩，无论是否升科，都命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其中有向来是还粮熟田，混报开垦的，就立即举首除额，免除其

译处理。至于新垦的田地，到了应当增加赋税的时候，也必须亲自勘察。如果确实是庄稼成熟，可以长久维持的，才开始增加赋税。如果土地贫瘠，庄稼不能成熟，就立即免除赋税。

译苏松两府田赋之沉重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韩愈认为天下的赋税，江南地区占了十分之九。以今天的情况来看，浙江东西两路又占了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府又占了浙江两路的十分之九。查考洪武年间，【原注】依据各种职掌记录。全国夏税秋粮以石计算，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其中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石。由此可见，这一个布政司和三个府的地方，其田租比全国为重，其粮额比全国为多。如今国家定都燕京，每年从江南漕运米粮四百余万石，以充实京师。而这五府的粮额，几乎占了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臣私下以苏州一府来推算其他各府。苏州一府下辖七县，【原注】当时尚未设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十顷，占全国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地总数之中。却要缴纳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在全国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的岁额之内。其科征之沉重，民力之枯竭，由此可知了。【沈氏说】苏州的田地大约占全国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税大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弱。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在给巡抚侍郎周忱的信中说，五代吴越钱氏征收两浙田地税，每亩三斗。宋朝时均定两浙田税，每亩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鲍廉作《琴川志》说，建国之初，完全削除了钱氏额外配给的税目。派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自乘坐驿马，均定税数，只设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铜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铜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向百姓征收的不过如此。自从熙宁、丰年间变法，崇宁、大观年间多事，靖康、建炎年间战争兴起，随时增加税赋，然而宋朝初年的税额尚未达到一斗。元朝进入中原，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下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合。【原注】见《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全国田税也不过三升五升，其中最少的有三合五合的。于是天下的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唯独苏松两府的百姓因为赋税沉重而流离失所的很多。如今粮税沉重的地方，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的。请说说其中的缘故。建国之初没收土豪的田租，有因为充当张氏义兵而被没收的，有因为虐待百姓获罪而被没收的。有关部门不体谅圣上心意，将没收的田地，完全依照原来的租额起征粮税，每亩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百姓的苦难从此产生。【原注】《宋史》记载建炎元年，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园作为官田，减少租额三分。洪武初年，没有人用这个先例上言。为什么呢？田地没收之前，小民向土豪缴纳租子，早上去晚上回罢了。后来变成私租为官粮，于是到各仓送纳，运输经过江湖，动辄经历岁月，有二三石只纳一石的，有四五石只纳一石的，有遭遇风波盗贼的，以致多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的奏疏也说输纳到官仓，道路遥远，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弊端更多，比输纳富民之租更甚，自洪武时已然如此。我按：宋朝华亭一县，即今天的松江一府。在绍熙年间，秋苗税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年间，贾似道买民田作为公田，增加粮税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朝末年，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略微增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朝更轻，然而到大德年间，没收朱清、张瑄田地后，至元年间又没收朱国珍、管明等人的田地，一府税粮达到八十万石。等到元朝末年，张士诚又合并诸拨属财赋府，以及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地。到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石，租税既太重，百姓不能忍受。于是皇上怜悯百姓重困，屡次降下恩德诏令，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之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已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低于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我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没有如此沉重的。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饿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卖女。还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跑，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先前蒙受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的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也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次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之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绸门摊课钞，全都停止征收。前后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多到不可计算。由此看来，徒有重税之名，完全没有征税之实。希望阁下转达皇上，考察古代税法，斟酌取舍，以适合当今的方法来征税，减轻沉重的税额，使百姓能按期输纳。这样国家既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了。

今按

译宣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乾从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府巡视回来，上奏说：苏州等地的百姓有很多逃亡的，询问当地老人，都说这是由于官府弊政使百姓困苦所致。比如吴江、昆山的民田，每亩旧税五升，小民租种富户田地，缴纳私租一石。后来这些田地没入官府，依照私租减去二斗，也就是十分中取八分。拨赐给公侯、驸马等项的田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来因故归还官府，又依照私租的例子全部征收。况且十分中取八分，百姓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全部征收呢？全部征收则百姓无法供给家用，必然导致受冻挨饿，想要不逃亡也不可能了。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将没官的田地以及公侯归还官府的田地租税，都按照当地官田的标准征税，每亩税六斗。这样田地就没有抛荒的祸患，而小民得以安定生活。朝廷下交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日，下诏说：各地旧额官田征税标准不一，租税粮食过重，农民无法承受。从今年开始，每亩田地，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去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各减去十分之三，永远作为定例。宣德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上奏说：松江府华亭、上海两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多石，都是古额。征税太重，请求依照民田征税，这样征收容易完成。皇上命令行在户部会同官员商议，弹劾周忱变乱成法，沽名钓誉，请求治他的罪。皇上不允许。宣德七年三月庚申初一，下诏说：凡是官田、塘、地的税粮，不分古额近额，都依照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日的诏书减免，不许故意违抗。辛酉日，皇上退朝后，驾临左顺门，对尚书胡濙说：我昨天因为官田赋税过重，百姓苦不堪言，下诏减去十分之三，以缓解民力。曾经听说外面有议论，朝廷每下诏免除租赋，而户部都不批准。更严重的，文书告诫有关部门，有“不要以诏书为借口”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废置诏令，阻塞恩泽，不让它下达，其罪责如何！如今减租的命令务必严格执行。《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有子说：“百姓不足，君主怎能富足？”你们都是士人，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我昨天有诗阐述这个意思，现在展示给你们，你们要牢记不忘。胡濙等都叩头谢恩。那首诗说：官租颇为繁重，在过去大概有原因。而这些耕种田地的人，原本都是贫苦下层的百姓。耕作已经劳累，缴纳赋税也很艰辛。于是导致衣食微薄，拿什么供养自身？深切怜悯使我内心悲伤，过去的旧例怎能遵循？下诏减去十分之三，在四方普遍施行。先王看待万民，如同父子般亲近。这是重视国家根本，难道说是夸耀我的仁德！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日，行在户部上奏：浙江、直隶、苏州、松江等地减免税粮，请求命令各地巡抚侍郎连同府县官员，用心核实。那些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清楚列出数目，送交户部审核。朝廷听从了。【原注】查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的田地还有七斗以上的，现在与民田平均，还有三斗七升。这说明这道旨意当时没有完全奉行。【王上舍说】粮食为什么虚高呢？苏州府现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现额一百二十万石。然而在宋朝时，苏州不过三十多万，松江不过二十多万。即使元朝增加赋税，苏州也不过八十万多，松江也不过七十万多。现在的赋额比宋朝高出七倍，比元朝也高出三倍。不仅如此，就像湖广省额征二百三十万，而苏州一府的数量就超过了它。福建省额征一百多万，而松江一府的数量就超过了它。难道天下的田地都生长粟米，而这两个郡唯独下雨金子吗？建文帝下诏免除，而在永乐年间恢复。周文襄请求减免，而在万历年间增加。近代巡抚请求减免浮粮的相继不断，而事情逐渐不施行。大概因为苏松是财赋重地，是国家的根本，难以讨论减免抚恤罢了。于是有人提出变通的说法，有人说：明朝虽然说是重额，但漕运赠米就在正米之中。而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只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北，重粮田纳银一两，抵米四石。输布一匹，抵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想而知。现在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达到五钱多，而加耗还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又有浮数不计其数，有时导致一亩的租税不能办成一亩的税，这加耗的危害不浅啊。浮粮难以豁免，加耗不能减少吗？有人说：明朝折色，在次年二月分十限开征，现在在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那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难测，丰歉未定，于是监司督促有司，有司督促里役，里役督促编户，如果不是向债家借据，把衣服送入当铺，将用什么来应付！这早征的祸患至深啊。浮粮难以豁免，催科不能延缓吗？又有人说：征输减少一分，小民就受一分的恩惠。试着以苏松田地计算，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的，每平米一石

译请求减免一斗。对于科则二斗以上的田地，每平米一石，请求减免七升。对于科则二斗以下的田地，每一石请求减免五升。那些一斗五升以下的荡地、山地、涂地等，则不在商议减免的范围内。像这样，对国家财政没有亏损，而三百年的积弊就有好转的希望了。全部免除难以商议，逐步递减难道不可行吗？这三种说法，都是变通得当的方法。但是，减少损耗、延缓征收只能解救一时之急，不足以作为万世的长策。科则递减可以缓解百姓的困苦，不足以充实国家的储备。为当今打算，不如将苏州、松江两地的浮粮摊派到天下税额较轻的田地上。每亩以一合为比率，那么这两郡多出的赋税就可以减少大半。这样，天下没有增加赋税的痛苦，而这两郡有减免赋税的实际好处。国家用度没有丝毫亏损，而百姓生活有再次复苏的快乐。【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皇帝下旨免除苏州府定额征收的地丁银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这是听从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等人的奏请。当时苏州府条折兵饷、徭役里甲、人丁匠班、随漕经费等各项，每年征收银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两零；松江府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两零。苏州府正耗、漕白等各项，每年征收米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中的地丁银，苏州府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余两，松江府六十七万四千余两。苏州府的这项地丁银，每到次年奏销的时候，百姓拖欠必定达到三十多万两，松江府必定达到十五六万两。计算苏州的田地、山荡、滩溇等，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余顷，松江共有四万零八百余顷。这个月，户部复议光禄寺卿杭奕禄的奏请。皇帝敕令江南督抚，在苏州、松江两府的州县，凡是有田的人，在恩免定额征收的钱粮数额内，十分之中减免佃户三分。查得两府恩免定额征收的是条折银两，租田的人交纳的都是米石，所减免的三分应当以米来计算。按照条折米一斗折银一钱的例子，如果有田的人恩免定额征收银一钱，那么在这一钱银之内，在交租人的名下减免米三升，以此为准。圣上恩赐免除两府定额征收四十五万两，业主得到三十一万五千两的恩惠，佃户也分得十三万五千石的恩惠。等等。皇帝下旨依议迅速执行。

译官田自汉代以来便已存在。《宋史》记载，建炎元年，朝廷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园作为官田。开禧三年，诛杀韩侘胄，次年设立安边所，凡韩侘胄及其他权贵宠臣被没收的田地，以及属于官府的围田、湖田，都隶属于安边所，每年缴纳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多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多缗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人上言，请求依照祖宗限田的议定，在两浙、江东、江西地区，将官民户超过限额的田地，抽取三分之一购买充作公田，若能得一千万亩田地，则每年可有六七百万斛的收入。丞相贾似道主张并推行此议，首先在浙西六郡实施，凡是田亩起租满一石的，给予二百贯钱，依次递减。有关部门以多买田地为功绩，都将七八斗虚报为一石。后来田地减少，加上土地贫瘠导致租税亏损，以及佃户拖欠租税而逃亡的情况，官府都向田主追偿，致使六郡百姓大多家破人亡。【原注】《理宗纪》说，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这六郡，已购买公田三百五十多万亩。其中平江的田地最多，【原注】《似道传》记载，包恢任平江知府时，督责购买田地，甚至动用肉刑。元朝统治天下后，这些田地都由官府单独管辖。《松江府志》说，元朝时的苗税，除了公田外，还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管辖的原宋朝后妃田地，用以供给太后。江浙财赋府管辖没收的朱、【原注】清。张【原注】珣。的田地，用以供给中宫。【原注】《元史》记载，天历二年十月，设立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稻田提领司管辖没收的朱、【原注】国珍。管【原注》明。的田地，赐给丞相脱脱。拨赐庄【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记载，至正四年六月己巳日，赐给脱脱松江田地，为此设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司。【钱氏曰】拨赐庄似乎不是赐给脱脱的。管辖宋朝亲王以及新籍入的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地，【原注】还有汪关关满经历的田地。赐给影堂寺院、诸王近臣。还有括入白云宗僧人的田地，【原注】《元史》成宗纪记载，大德七年七月，罢免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地令依照惯例缴纳租税。仁宗纪记载，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上言，白云宗总摄所统领江南有头发的僧人，不赡养父母，逃避徭役损害百姓，请求追回所受的玺书银印，勒令还入民籍。朝廷听从。这些田地都不属于州县原有的定额。而《元史》所记载的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人，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人，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寺、万寿寺，无不使用平江的田地。而平江的官田又多，到了张士诚占据吴地时，他所任命的平章、太尉等官都出身于贩夫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间购买献纳的财产遍布平江，而一旦纳入版图，也按照租簿没收。不久，富民沈万三等又大多因事被没收财产，因此改平江为苏州，而苏州的官田多且越来越多。所以宣德七年六月戊子日，知府况钟所奏报的数字，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干多石，其中民粮仅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多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多石。这是一府的田地几乎全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况且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的一石，奉诏减免其十分之三，仍为七斗，这意味着民间的田地一旦归官，一亩的粮食就变成十四亩了。【原注】《实录》记载，宣德七年七月己未日，行在户部奏报直隶、松江府没收的官田，应准许按民田例起科。皇上听从。命令各处没收的官田粮都依照此例。这固然是一种极重且难以扭转的形势，始于景定，终于洪武，而征收的额度是绍圣、熙宁以前的十倍。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的金花官布之法，以宽缓官田，但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变。至于官田的农具、车牛，起初都由官府供给，而每年缴纳其税，久而久之无法查问，而其税又派到田上。然而官田，是官府的田地，属于国家所有。而耕种者，犹如人家的佃户。民田，是百姓自有的田地。各自为一册而征收，犹如《宋史》所说的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说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而未尝合并。沿袭日久，版籍错误脱落，疆界无法寻找，乡村百姓未曾见过册籍，买卖过户之际，往往将官田当作民田。而里胥的飞洒移换，又层出不穷无法究尽。所谓的官田，已不是昔日的官田了。乃至诉讼不断，而赋税混乱。于是景泰二年，听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的建议，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给民田轻租之家承纳，以及归并则例。四年，诏令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的官民田。【原注】在此之前，正统年间，户部会同官员商议，令江南小户的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酌情将大户的民田改为官田，以凑足数目。后来又因御史徐郁上奏，令

译主管部门平均分配并扣算赋税，务必让民田按比例附带官田来缴纳粮税，以缓解贫困。全都交由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而民田大多被官府豪强占据，无法彻底查清，弊端依旧。至此，有关部门再次上奏议论此事，户部请求采纳这个建议，命令周忱平均确定搭派比例，敢有倚仗强权阻挠的，逮捕治罪。朝廷听从了。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提出倡议，田地不分官民，税赋不分等级，一律以三斗起征。苏州、松江、常州三府跟随效仿，从官田的七斗、六斗，下到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标准。而州县的税额，各自根据其所拥有的官田多少轻重作为标准，多的如长洲县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如太仓县每亩征收二斗九升。国家失去了历代积累的公田，而小百姓却代替官府缴纳无底的租赋，事情的不公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而当时的士大夫也都顺从没有异议，也是因为治理如同乱丝，不能固守两三百年来纸面上的虚设税科，而导致百姓的祸害像水一样越来越深，无法挽救。【原注】只有唐太常鹤征撰写《武进志》，极为感叹惋惜。我曾经议论过，自夏商周三代以后，田地等待买卖，所谓业主即使连陌跨阡，也不过是其锱铢之价，而价格的高低又随时代变化。地力的盈虚，人事的盈亏，大抵几十年就变化一次。为什么一旦纳入官府，就如同山河边界一样不可变动呢？况且景定年间的君臣，他们购买这些田地，不过是用告牒、会子这些虚名，不售卖的东西，逼迫夺取，以至于彗星出现百姓愁苦，从而自取亡国。【原注】《宋史》记载，购买公田五千亩以上，用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纸二分半。五千亩以下，用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纸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纸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部用会纸。等到买田事成，每石官府只给四十贯，而一半是告牒。百姓拿着它无法出售，六郡骚动不安。四百多年之后，推究重赋的根源，还是它的遗祸。【原注】《宋史》说它的弊端极多，租税尤其沉重。等到宋朝灭亡，遗留的祸患还没有停止。这话真正确切啊。何况没入的田地本来就没有支付价值呢！至于今天，佃户不是昔日的佃户，而业主也不是昔日的业主。那么官田，也将随着册籍一起销除，如同车牛一样全部耗尽。还坚持官租的说法来寻求解决，本来就已经不可行，【原注】《隋书·李德林传》记载，高祖把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给李德林。皇帝驾临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百姓的财物，高氏强行夺取，在里面建造房屋。皇上命令有关部门估量归还地价。这就是用当代的君主归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了。又考查《后汉书》，谯元子瑛，奉送家中钱财千万给公孙述，以赎回父亲死罪。等到元瑛去世，天下平定。元瑛的弟弟庆拿着状纸到朝廷自陈，光武帝命令所在地方归还元瑛家的钱财。就知道君主以天下为心，本来应当如此。而想要全部改从民田，恢复五升的税额，却又惊骇众人而损害国家。如果有王者兴起，都效法三壤，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巡视吴中，逐县清丈，确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征收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豆，山塘涂荡以升合计的，附在册后，而一概称为民田，只有学田、屯田才称为官田，那么百姓安居乐业而赋税容易完成，比起绍熙以前，还减少五六倍。难道不是去除历代横征暴敛，而建立万年永久利益的吗？【汝成案】阎氏《潜邱札记》引作，捐弃不可得的虚计，而不是损害上级。建立百世永久利益，而不是改变古法。假使唐宋两太宗处于此时，早上听到晚上就会实行了。若璩说，何必两太宗，明宣宗大概曾经有意于此。《实录》记载他五年诏令减少官田旧额粮，七年又重申命令减免，不许有关部门故意违抗。只是上面受制于不违背祖制，下面又有行在户部的艰难阻碍，不能充分实现他的仁心，成就他的仁政，至今诵读他的诗，百世之下仍然让人感激涕零。阎氏所引，应当是林亭初刻的本子，宣宗《实录》及诗现在已在前条引用。从前唐末，中原驻军所在，都设置营田，以耕种荒地。后来又招募高资户，让他们输课佃种。户部另外设置官司总领，不隶属州县。梁太祖攻打淮南，掠夺得到牛以千万计，供给东南诸州农民，让他们每年输租。从此历经几十年，牛死了而租税不免除，百姓非常痛苦。周太祖素知这个弊端，采用张凝、李谷的话，全部罢免户部营田，务必让那些百姓隶属州县，那些田庐牛农器都赐给现佃者，作为永业，全部免除租牛课。这一年，户部增加三万余户。有人说营田有肥饶的，不如卖掉它，可以得到钱数十万缗来资助国家。皇帝说，利在于民，就像在国一样。我用这些钱做什么呢？唉，以五代的君主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日后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早上听到晚上就实行的。【原注】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的黄子游说，青阳县的苗税七八倍于其他县，因为南唐曾经把县作为宋齐

译丘享有食邑，因此缴纳三斗，后来这便成为定额。诏令减免苗税二分半，征收科米二分。

译现在保留的官田，只有卫所屯田、学田、勋戚受皇帝赏赐的庄田这三类。南京各衙门所管辖的草场和田地，佃户也辗转典当买卖，与民田没有区别。

苏州一府，只有吴县的田地不曾统一划为一等，至今仍有官山、私山的名称，官山每亩征收五升，私山每亩征收一升五勺。

现在高淳县西部有个永丰乡，是宋代的湖田，也就是所谓的永丰圩。《文献通考》记载，永丰圩，从政和五年围湖造田开始，起初命令百姓申请租种，后来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又赐给秦桧，接着划拨隶属行宫，现在隶属总所。【原注】《宋史》记载，建康府永丰圩，每年租米定额为三万石。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考中进士，任溧水县知县。《永丰谣》说：永丰圩连接永宁乡，一亩官田要交八斗粮，人家种田不分厚薄，只要交清了官租心里就快乐。前年大水冲垮了斗门，圩底的禾苗被淹没了一半，里胥报告灾情县官却发怒，至今追缴租税如同追魂。有田追租还不足为怪，竟然把官田当作民田来卖。富户得到了田地，穷人却缴纳租税，年年旧租未清又结下新债。旧租刚交完，新租又催逼，更要去城中卖掉小黄牛，一头牛一千文任凭时价估算，债主只算利息不算本金。唉！有牛可卖您不要悲伤，东邻卖牛还卖儿子，只愿儿子还在我身边，明年还能耕种官田。读这首诗，可知当时官佃的苦难就已经如此。【原注】《元史》阎复传记载，江南公田租税过重应当减免，以救济贫民。而将官田当作民田处理，也不始于近日了。

元稹《集奏状》中写道：右臣所在州的百姓田地，每亩只征收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税酒钱共出二十一文。至于各种职田，每亩大约征收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如果是京城官员上司的职田，百姓还必须把粟米换成米并雇车运送，比较起来正税接近四倍。那些公廨田、官田、驿田等的租税轻重，大约与职田相似。这说明官田的苦难，从唐代就已经存在，并非始于宋元。所以先朝洪熙、宣德年间，屡次下达诏书，命令民间有抛荒的官田，招募人开垦耕种，按照民田的条例起征租税。而且不只是苏松常三府如此。

吴中的百姓，有田产的占十分之一，为人耕种的占十分之九。他们的田亩很窄，而且凡是沟渠道路都合并其租税到田地之中，一年只有秋禾一熟，一亩的收成不到三石，【原注】凡说石的，都以官斛计算。少的不过一石有余。而私人租税重的达到一石二三斗，少的也有八九斗。佃户耗尽一年的力气，施肥劳作，一亩的费用可达一缗，而收获之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有今天交完租明天就乞贷的。所以既然减低了粮额，就应当禁止限制私人租税，上等田不得超过八斗，这样贫穷的人逐渐富裕，而富有的人也不至于贫穷。《元史》成宗纪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当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大臣说，陛下即位之初，诏令免除今年田租的十分之三。然而江南与江北不同，穷人租种富人的田地，每年缴纳租税。现在所免除的只惠及田主，那些佃民缴纳租税依旧，这是恩惠惠及富户，而没有惠及贫民。应当命令佃民应当缴纳给田主的租税，也按照所免除的数额减免。皇帝听从了。【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日，刑科给事中年富也有此请求。大德八年正月己未日，诏令江南佃户，私人租税太重，以十分为比例，普遍减免二分，永远作为定例。前一件事是特别的恩惠减免，后一件事是永久定额的减免，都是为了宽缓佃户。这说明优待百姓的政策，前代已经有实行的。汉武帝时，董仲舒说，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看到的租税是收成的一半。唐德宗时，陆贽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的每亩达到一石，这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租税还是减半。土地，是君王所有的。耕种，是农夫所做的。而兼并土地的人，竟然坐享其利。希望现在凡所占有的田地，大约制定条令限制，裁减租价，务必利于穷人。董仲舒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分租，陆贽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包租。然而还称之为豪民，称之为兼并之徒，【原注】《食货志》记载，豪民侵凌，分田劫假。颜师古说，分田，是说穷人没有田地而取富人田地耕种，声称共同分配其所收获的。假也是说穷人租赁富人的田地。劫，是富人劫夺其租税，侵欺他们。宋代以后就公然称为田主了。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年，下制说，每年的庸调，八月征收，农事尚未结束，恐怕难以办到。从今以后，延长到九月二十日为限。到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日，征收天下地亩青苗钱，用来供给百官俸禄。【原注】田一亩，税钱十五文。所谓的青苗钱，因为国家用度紧急，等不到秋天，在禾苗青绿时就征收，所以叫青苗钱。主管此事的是青苗使。【原注】这与宋代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钱之法不同。那是在青黄不接之时，借钱给贫民而收取利息。本来称为常平钱，民间称为青苗钱罢了。于是成为后代豫借的先例

译起初。【张大令说】根据这些记载，青苗法在唐宋两代原本不同，为什么《宋史》中赵瞻对神宗说，青苗法在唐朝末代已经实行过。范镇也说，唐朝末年的制度不值得效法。这似乎是在指责王安石效法唐朝的弊政。考察唐朝时，长安、万年两县，有官府设立本钱，分配给各户，收取利息以供给杂项费用。宋朝的常平钱正与此相同，所以赵瞻等人举唐朝为例来说明。他们也称其为青苗法，是依照当时的称呼而言。陆宣公说，养蚕的事刚兴起，就已经缴纳丝织品税。农事尚未结束，就急忙征收谷物租税。上司的责罚既严厉，下级官吏的威势暴虐又急促。有粮食的人急于卖出而损失一半价值，没有粮食的人求借而花费加倍的酬劳。宪宗元和六年二月，下诏说因为新旧粮食未接济，经营办理尤其艰难。凡是有供给费用的，委托观察使用供军钱，方圆借便，不得随意抽取百姓的钱财。所以韩文公有《游城南》诗说，白布长衫紫领巾，差役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树生葚，一起到田头乐享社神。这是说三四月之间尚未发动差役和科税。到了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日，因为军粮不足，敕令河南尹预先借征夏秋税。那时内外离叛，不到一个月，国家灭亡君主被杀。明宗即位，颇知爱护百姓。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开始征收条流税，节气早的五月十五日征收，八月一日纳足。依次类推，最晚的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三年十月丙子日，皇上对侍臣说，近来朝廷征收谷物布帛，多不等待收获纺绩完毕。于是诏令三司，从今以后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这样庄宗虽然有三月预借的命令，但实际上未曾实行。然而后代国势危殆，不像同光年间，而春初就出榜开征，其危害百姓又更严重了。【沈氏说】卢熊《苏州府志》说，赵顺孙，字和仲。处州缙雲人。咸淳四年，以显文阁待制的身份任平江知府兼发运使。在此之前，郡库空虚，通常在夏初征收百姓租税。顺孙说，古时候十月缴纳禾稼，现在提前半年，百姓怎么承受得住？众人说，这惯例实行三十年了，不然将有缺乏经费的忧虑。他首先用俸禄收入及例卷所供资助购粮的本钱，并抑制浮费来接续，购粮将近二十万斛，最终免除了预征。《诗经》说，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吃我的苗。谢君直说，苗未秀而食之，是贪婪到了极点。现在实行预借的，是吃苗的政策。有不殴打百姓而适合去乐郊的吗！

译虞谦，在洪武末年担任杭州府知府，曾提出建议，认为僧侣和道士是百姓的祸害。如今江南地区的寺院田地多则达数百顷，而徭役却从未波及他们。贫民没有田地，往往被徭役所困扰。请求制定制度，僧道每人拥有田地不超过十亩，其余田地用来平均分配给平民。起初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随后又认为这不符合旧制，于是废弃了该提议。【杨氏说】这是仁政啊。如果当权者推行实施，难道不是官民两便吗？【汝成按语】虞谦的建议是正确的。而当时认为这不符合旧制，于是废弃不实行，这是错误的。元朝时崇尚佛教和道教，朝廷、后宫、公主、卿相等人，凡是赏赐田产动辄数百顷，又不缴纳赋税，因此日益富裕。白云宗总摄又广泛侵占土地，以至于田地连片，跨越州郡。后来虽然多次下诏令让他们像民户一样出租土地，但随即废弃不再执行。明朝初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所以虞谦有这番言论。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寺院势力已经日渐衰败消耗，即使有寺院田地也按照标准征税，不再像从前那样豪富了。

纺织的利益

如今边疆郡县的百姓，既不懂耕种，又不懂纺织，虽然拥有体力却安于游手好闲。华阴人王弘撰著文议论，认为延安一府的布帛价格比西安贵数倍，既得不到纺织的利益，每年又有购买布匹的费用，生计日益窘迫，国家税收日益拖欠。【陈文恭说】陕西自古就是蚕桑之地，如今长久废弃松弛，绸帛依赖江浙，花布来自楚豫。百姓粮食本就不足，还要卖掉粮食来制衣，难怪家中很少有积蓄。这不是百姓懒惰，而是没有人教导他们罢了。现在应当每个州县发放一套纺织工具，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样式制造，分散发给乡里，招募外郡会纺织的人作为师傅。就以百姓的勤勉懒惰、手艺优劣，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一两年间，百姓享受到利益，自然会自行纺织，就不需要烦劳督促了。计算延安一府有四万五千多户，每户不下三个女子，总共已有十三万余人，这带来的利益难道不是非常多吗？查《盐铁论》说，边疆百姓没有桑麻的利益，仰赖中原的丝絮才能穿衣。夏天不脱厚衣，冬天不离土炕，父子夫妇都藏在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说，我先前担任五原太守，当地风俗不知道纺织，冬天堆积草料，伏卧其中。如果见到官吏，用草缠在身上，令人酸鼻。【原注】如今大同人多是这样，妇女出草就穿纸裤，真是所谓的裸虫啊。我于是卖掉储备物资，得到二十多万钱，前往雁门、广武迎接织工，让巧手的人制作织机，于是纺织来教导百姓织布。【原注】《后汉书》将其采入本传。这说明古人已经有过这样的行为了。《汉书·地理志》有云，冬天百姓既已入内，妇女同巷相随夜间纺线，一个月可得四十五天的工效。八月开始纺线，为公子制作衣裳。这是豳地的旧俗。如果引导推行，富强的效果，敦厚淳朴的教化，难道难以达到吗？【唐氏说】吴地的丝织品衣被天下，聚集在双林。吴越、闽番直到海岛，都来此交易。五月带着银子到来，堆积得像瓦砾一样。吴南各乡，每年有百十万的收益，因此虽然赋税沉重困穷，百姓还未至于空虚，房屋船只的繁庶胜过其他地方，这是蚕桑的厚利。四月忙于养蚕，不分男女老幼，集中精力不做他事。没有赋税没有荒废，用三十天的劳作，不像农业那样需要四季之久，却获得一半的利益，这是蚕桑的可贵之处。养蚕之地，北不过松，南不过浙，西不过湖，东不到海，不过方圆千里，之外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就没有桑树了。那些没有桑树的地方，人们认为不适合种桑。如今楚、蜀、河东以及所不知的地方也多有桑树，为什么万里之内相同，而相隔一畔就适宜不同呢？桑树如同五谷，没有土地不适合种植。一畔之间，目睹其利益却不效仿，百姓的懒惰也太严重了！我想让桑树遍布海内，有禾苗的土地必有桑树。这在当今，应当责成地方长官，在务蚕之乡选择人作为师傅，教导百姓饲养和缫丝的方法，并丰厚他们的俸禄供给。那些移植桑树因路途遥远无法到达的，就等待数年之后，逐渐靠近再分发。而地方长官则节省骑乘随时出行，踏勘土地，观察桑树的盛衰。进入家中，查看蚕的好坏。最终比较丝的多少。多的奖励，少的告诫，废弃的惩罚。不出十年，海内都将种满桑树。昔日我行走于长子，略微写在篇章中，可以取法借鉴。

吴华核上书，想要禁止绫绮锦绣，以保全百姓的根本，丰富谷帛的产业。他说如今官吏士兵的家庭，少的没有子女，多的有三四个，少的有一两个。通令每户有一个女儿，十万家就有十万人。人人都纺织，一年一束，就有十万束了。让四方疆域之内，同心协力，数年之间，布帛必定积累。任凭百姓使用五色，随意服用，只是禁止绮绣无益的装饰。况且美貌的人不等待华丽的色彩来推崇喜好，艳姿的人不等待文绮来招致喜爱，拥有它没有益处，废弃它没有损失，为什么爱惜而不暂时禁止，以充实府库的急需呢！这是救乏的上策，富国的根本事业。假使管仲、晏婴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个方案。如今编织品日新月异，奢侈轻薄日益严重，砍削雕饰回归质朴，意思也是可行的时机吧？【杨氏说】空谈禁令是没有用的，必须确实有清心寡欲的学者，才能收到还淳返朴的效果。

马政

分析因应夷狄险阻之地，是先王安置百姓的方法。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传》庄

译这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这是先王安置厩中马匹的方法。

译汉朝晁错说，命令百姓中拥有车骑马一匹的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原注】颜师古说，应当是对于当兵的人免除其三个人的兵役，对于不当兵的人则免除其钱税。见本传。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富裕，百姓在街巷中都有马，田间小路之间成群结队。骑着母马的人，被排斥而不能聚集。【原注】见《汉书·食货志》。至于边塞开拓之地，桥桃献上了千匹马。【原注】见《货殖传》。班壹躲避战乱，【原注】“墬”是古“地”字。在楼烦一带聚集了数千群马牛羊。【原注】见《叙传》。那么民间马匹的兴盛程度就可以知道了。汉武帝在轮台悔过之后，于是恢复了免役养马的法令。【原注】即免除三人兵役的法令。见《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下诏天下拥有马匹的人，州县都先以邮递、军旅的差役，确定免役户等并以此提升等级。百姓畏惧劳苦，于是大多不养马，所以骑射之士比过去减少了。从今以后各州百姓，不限是否有马，只要家里养马十匹以下，免除驿站邮递差役，征发行军时确定户等不以马匹作为资产。【原注】见《唐书·兵志》。古代的君主，想要百姓拥有马匹到了这种程度。只有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日，禁止河南地区饲养母马。【原注】见《魏书·本纪》，延昌元年六月戊寅日，解除河南母马的禁令。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日，清查各路马匹，凡是色目人拥有马匹的，每三匹取两匹，【杨氏说】色目人指女直、畏吾、钦察、契丹等。汉人的马匹全部收归官府。敢隐匿或私下交易的处以罪罚。【原注】见《元史·本纪》。《实录》记载，永乐元年七月丙戌日，皇上告诫兵部大臣说，近来听说民间马价昂贵，大概是禁止百姓私自养马的缘故。汉文帝、汉景帝时，里巷中马匹成群，百姓有的就是国家有的。应张榜告示天下，允许军民养马不要禁止。又说，三五年后，大概马匹会逐渐繁殖增多。这是承接元朝禁止养马之后，所以有此谕令。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日，皇上再次告诫兵部，命令民间饲养官马的人，每两年缴纳一匹小马驹，使他们有余力饲养私马。到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著百姓王从义，养马繁殖增多，多次进献。这是小规模实行而取得小规模成效的例子，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恢复汉唐免役养马的法令。

驿传

《续汉书·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设一个驿站。《史记》记载，田横乘坐传车前往洛阳，还没到三十里，到达尸乡厩置就是这种情况。唐朝制度也是这样，【原注】见《唐书·百官志》，凡是二十里设一个驿站。白居易诗说，从陕州到东京，【原注】即今陕州到河南府。山势低矮道路逐渐平坦。风光四百里，【原注】在当代为三百里。车马走了十三程就是这种情况。【原注】桑维翰对晋高祖说，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个驿站。有的行程一天跑十个驿站，岑参诗说，一个驿站过一个驿站，驿骑如流星般流动。清晨从咸阳出发，傍晚到达陇山头。韩愈诗说，奉命到山东安抚叛军，每天奔驰三百里还嫌慢就是这种情况。【原注】天宝六年，敕令从今以后左降官，每天奔驰十个驿站以上。又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壬申日，消息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华清宫，【原注】在今临潼县。六天就到达了。至德二年九月癸卯日，广平王收复西京。甲辰日，捷报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凤翔府，一天就到达了。而唐朝制度，赦书每天行五百里，那就不仅仅限于十个驿站了。古人因为设置驿站多，所以行程快而马匹不疲乏。后人因为节省费用的说法，历次裁减合并，甚至有七八十里才设一个驿站的，导致马匹倒毙、官吏逃跑。正是这个缘故，何不考察一下前代史书呢？【原注】比如通州潞河驿，四十里到夏店驿，五十里到公乐驿，五十里到蓟州渔阳驿。现在把夏店、公乐两个驿站合并到三河，那么一个驿站就七十里的距离了，难道不劳累吗？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到西乐驿，四十五里到伏城驿，四十里到真定府恒山驿，仍然保持旧制。如果合并为三个驿站，也一定不堪其弊了。

古人把三十里称为一舍。《左传》记载，楚子进入郑国，后退三十里才答应讲和。注解说这是后退一舍。而《诗经》说，我的衣服已经做成，在三十里处。《周礼·遗人》说，三十里有宿处，宿处有路室。那么汉人驿马三十里设一个驿站，是有来源的。【原注】《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说，《司马法》说追逐不超过三舍，三舍是九十里。

建国初期，凡是驿站都有粮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日，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上奏，县在山谷中，土地贫瘠百姓贫穷，遇到年成不好，公私都没有办法。只有南关驿有储备粮食，臣等不及等待批复，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皇上嘉奖他称职。仅凭这一件事，当时储备的充裕，法令的宽缓，贤良县令体恤下民的权力，明君居高临下的听取，都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那么驿站设有粮仓，不仅是为了供给宾客使臣，也是用来应对凶年荒灾艰难困苦，实在是《周礼》中遗人掌管的事务。那些只知应试的晚辈，哪里足以了解先王的政令呢。

现在十里设一个铺，【原注】俗写作铺。设置卒役来传递公文。【原注】《金史》记载泰和六年初设急递铺，腰系铃铛传递，每天行三百里。《大名府志》记载，唐朝有银

译“牌”这种文书，在宋熙宁年间有“金宇牌”和“急脚递”。岳飞奉诏撤军时，一天之内收到十二道金字牌，就是这种情况。

译孟子所说的“置邮而传命”，大概古代就已经有了。《史记》记载，白起出发后，出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汉书·黄霸传》注中，颜师古说，邮亭书舍，是指传送文书时停留的地方。

漕运里程

《山堂考索》记载，唐代的漕运制度，凡是陆路行程，马每天走七十里，步行及驴每天走五十里，车每天走三十里。水路行程，重载的船，逆流而上在黄河每天走三十里，在长江每天走四十里，其他河流每天走四十五里。空船逆流而上在黄河每天走四十里，在长江每天走五十里，其他河流每天走六十里。顺流而下的船则不论轻重都统一标准，黄河每天走一百五十里，长江每天走一百里，其他河流每天走七十里。转运、征收、运送、缴纳都依据里程来节制快慢，其中像三峡、砥柱这类险要地段不限制在此范围内。这种方法可以不完全耗尽人马的体力，也没有滞留延误的祸患。现在经过淮河、洪泽湖以及空船返回的期限，还保留着这种用意，但是使用车驴时却一定要耗尽全天的力气才停止，以至于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这难道不是后人比前人更加急迫吗？然而其效果是可以看到的。【汝成案】漕运始于秦汉，但转运的法则始于魏隋，而在唐宋时期兴盛，但大都有利弊。现在看李俊卿的叙述，在当时弊端已经如此，那么说转运可以补救直达运输，恐怕不是这样吧。

行销食盐

松江李雯论述食盐，说盐产于盐场，就像五谷生长在地里一样，应当在盐场确定定额，征收一次税之后，不再过问它流向哪里，这样国家和百姓都受益。他又说，如果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也都是官盐了。这个论点切实可行。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谈论恢复海运，引用杜甫的诗句“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作为证据。我在谈论盐法时也引用杜甫的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如果像现在的法令那样，各有行销食盐的地界，吴地的盐怎么能到达蜀地呢！人人都诵读杜诗，却不知道这个典故。这就是所说的诵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务，却不通达的人。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日，山西行省上奏说，大同的粮储从陵县、长芦运到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让商人在大同仓存入米一石，在太原仓存入米一石三斗的，都抵充盐引一引，每引二百斤。商人卖完后，就用原来发给的盐引亲自到所在官府缴销。这样，转运的费用节省而军需储备充足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这就是开中盐法的开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代盐法没有比开中更好的了。开中，就是招募商人向边疆输送粮食而给他们盐。后来这种方法也实行于内地。

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专门利用专卖盐法来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昌、汝州、郑州、邓州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似乎认为盐吏多了州县就会受到骚扰，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制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江岭之间距离产盐地远的地方，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这叫做常平盐。官府获得利润，而百姓不缺乏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末年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疲弊。今天盐利不能兴起，正是因为盐吏不能罢免，读史的人可以感慨而有省悟了。

行销食盐的地区有远近的不同，离官府远而离私盐近，百姓就不得不买私盐。既然买了私盐，那么兴办贩卖的人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增多而刑狱滋生了。《宋史》说江西的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的汀州也与虔州接壤，虔州的盐不好，汀州本来不产盐，两州的百姓大多盗卖广南盐来谋取利益。【原注】又说，虔州的官盐从淮南运来，卤水潮湿混杂劣质，分量不足一斤，而价格高达四十七钱。岭南的盐贩进入虔州，用一斤半抵充一斤，纯白不杂，卖二十钱，因此虔州人都吃岭南盐。虔州就是现在的赣州府。宋代时屡次议论不能决定，现在最终食用广东盐。每年秋冬，农事刚结束，常常几十上百人结成群，拿着铠甲兵器旗帜，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到之处抢劫百姓的粮食布帛，掠夺百姓的妇女，与巡捕的官吏士卒搏斗，有时导致杀伤，就起兵为盗，依仗险要地势，捕快不能抓获，有时赦免他们的罪行招安他们。元末的张士诚，凭借盐徒的身份盗据吴会。那些小小的兴办贩卖的人，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没有断绝过。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是两浙行销食盐的地区，而民间大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颜色青黑，比官盐好。等到游历大同，所吃的都是蕃盐，坚硬精致好。这是地理便利的优势，不是国家法令所能禁止的。明明知道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的规制，考核私盐的查获，每季度若干，作为固定的额度，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啊。

宋嘉祐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麒上书，请求停止发放茶本钱，放任茶户贸易，而官府收取租钱，与所在地的征税，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疆购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利源而宽缓民力。仁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诏书说，历代的弊端，一旦得以消除，确立为经常的制度，不再更改。

译这虽然是在王安石执政时期，但对于茶法并没有做出改变，他的说法可以通用于盐税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