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七万五千，保宁只有二万。然而优越的两郡情况不同，如果在一个县内，那么都是西南的充实之地，而靠近城墙十里以内，田地用步来计量，赋税依据田地征收。二十里以外，田地用绳来测量，不再用步计量了。五十里以外，田地大约估算，不再用绳测量了。官府的赋税没有固定的数额，私下的价格也没有固定的估价，为什么如此悬殊呢。只是太平日子长久，世代相传，百姓都安于现状，认为理所当然，自己不觉察罢了。君王制定行政区划安置百姓，就根据土地征收赋税，哪有大小轻重不同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况且以所管辖的州县来说，真定三十二个，西安三十六个，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阳、镇江、太平只有三个县，汉阳、兴化只有两个县。那些直隶的州，就像徐州、泽州有四个县，郴州有五个县，嘉定有六个县，潼川有七个县，俨然像一个府一样；而那些小的甚至到了没有县可以管辖的地步。况且明朝初年的制度，大多沿袭元朝的旧制，平阳一路总共统领九个州，几乎占据山西的一半。到了洪武二年，才让泽、潞、辽、沁四个州直接隶属于山西行省，而现在还有五个州。像蒲州，自古以来单独作为一个郡，屡次有人提出建议，都被户部所阻挠。归德一个州，向来属于开封，到了嘉靖二十四年才分为府。天下刚刚平定，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沿袭元朝的错误，竟然长达二三百年。【原注】崔铣说。现在的郡大的方圆千里，下属的县有几十个。担任长官的人，连名字和数目都不能全部知晓，哪里还指望他能治理好呢？应该让大的郡不超过四百里，县百里。那么后来的君王，审察形势来制定统辖范围，衡量幅员来划定郡县界限，那么土地用来征收赋税，才是平定天下的首要任务，不能因为开始考虑的艰难而废弃万年的利益啊。【阎氏曰】宋绍兴十一年，临江军知军王伯淮上奏说，清江县有税钱四十多贯，苗米四百多石，人口和土地都在高安。经界划定后，两县按照产业认领赋税。于是清江有税没有田，高安有田没有税。清江不免把没有田地的税分摊增加到原有额度的田地上，高安就把没有税的田地分摊减少到原有额度的税上。这是高安得到了偏轻的好处，而清江得到了偏重的祸害了。【又曰】怀庆府知府纪诫上疏说，比如西华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在册土地只有一千九百九十四顷多一点，嘉靖十一年，新丈量土地一万九千七百七十顷多一点。永城县原有土地一千五百三十顷多一点，嘉靖十一年，新丈量出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九顷多一点。这两个县如此，其他县可以知道。这是土地实际增加了一倍于原来，那么粮食应该增加而不增加，反而把它的粮食分摊出去，这轻的更加显得轻了。至于河内县原来编户一百二十多里，现在合并为八十三里，修武县原来编户六十里，现在合并为二十九里。其他县也都类似这样。人口逃亡而土地逐渐荒芜，那么土地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粮食应该减少而不减少，反而把它的粮食包赔下来，这重的更加重了。难怪怀庆的百姓日益困于征敛，最终无法自安了。【汝成案】先生这条论述详细见于第十卷地亩大小州县界域。阎氏的注释附在下面尤其合适。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上言，所属的蒲、解二州，距离府治遥远，请求改为直隶山西行省更为便利。朝廷没有准许。到了天启四年，巡按山西的李日宣，请求将二州十县分立为河中府，治所在运城，由运使兼任知府事务，运同兼任清军职务，运副兼任管粮职务，运判兼任理刑职务。此事下达给户部，户部下达给山西，山西下达给河东，河东下达给平阳府商议，最终搁置没有实行。【原注】按汉朝河东郡有二十四县，后汉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割河东郡汾水以北的十县设立平阳郡。这就是所说的想要制作价值千金的狐皮袍子，却去和狐狸商量要它的皮。况且商洛对于关内，陈许对于大梁，德律对于济南，颍亳对于凤阳，自古以来都不相统属。离开府治既远，又增添司道机构，于是有一个府的地方却设有四五个司道，官员越多而百姓越受骚扰，原因就在这里了。从前仲长统在《昌言》中说，中原地区有十亩地共种一棵桑树的紧迫，偏远州郡有荒野土地未被开垦的情况。范晔《酷吏传》也说，汉朝制度，郡守管辖范围广阔，户口众多。而后汉马援传记载，平定交趾后，上奏说，西于县户口有三万二千，偏远边界距离县庭一千多里，【原注】庭，指县庭。请求分为封溪、望海二县。朝廷准许了。《华阳国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说，郡境南北长四千，东西长五千，属县十四，土地疆界遥远，县令、县尉不能彻底查究奸恶凶徒。当时有盗贼发生，督邮追捕查案，十天才能到达，盗贼已经远逃，踪迹断绝。那些犯罪被逮捕的，验证文书审讯，从春天到冬天，不能查清完结。法律尚未施加，有时遇到宽赦的命令。因此盗贼公然横行，奸邪之人不绝。太守巡视农桑不到四县，刺史巡视辖区不到十县。请求分为二郡。后来于是分为三巴。《水经注》记载，山阴县，是汉朝会稽郡的治所。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因为县城遥远，前往会稽非常困难，请求分割设置。于是以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这些都是偏远县份的害处，已经在往事中显现了。《北齐书》记载，赫连子悦被任命为林虑太守，世宗前往晋阳，路经这个郡，于是询问有什么不便之处。子悦回答说，临水、武安二县，距离郡治遥远，山岭重叠，车马步行艰难。如果向东归属魏郡，则地势平坦道路近便。世宗笑着说，你只知道方便百姓，没觉得损害了郡守的利益。【杨氏曰】干，指郡守从郡中获取的利益。子悦回答说，所说的因为百姓疾苦，不敢因私利而违背良心。唉，现在的州郡长官，能不徇私情而考虑百姓便利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属县

自古以来郡县的制度，只有唐朝做得适中。现在考察地理志中属县的数量，京兆、河南二府各有二十县，河中、太原二府各有十三县，魏州十四县，广州十三县，镇州、桂州各十一县，其他虽然大的，也不过十县。这大小相互制约，多寡相等，安定均平的效果难道不能从往事中看到吗？后代的君王还可以取来作为借鉴。但其中有一二县的郡也有可以合并的。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诏书说，划分疆界设立都护，大概是为了共同治理。地形约束疆域制度，也应该稍微均衡。将要惩戒难以消除的祸端，在于设立防备而不混乱。所以贾谊的建议以楚国之地增益梁国，宋氏的规划分割荆州为鄂州。斟酌往事，应该有变通。这虽然是一时的言论，也是治理国家制定郡县制度的长远策略。

州县品秩

汉朝时县制，万户以上设县令，秩级从千石到六百石。减万户设县长，秩级从五百石到三百石。唐朝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六等，品级各有差别。【汝成案】唐制，除了羁縻州外，有雄、望、赤、�、辅、上、中、下八等，见于新旧《唐书》地理志。实际上是以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而刺史的秩级据此而定。《唐六典》所说上州刺史一人，从三品。中州刺史一人，从四品。下州刺史一人，从四品下，就是这样。《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敕令，太平时间久，户口日益增多，适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为下州。那六雄、十望州、三辅等以及另敕同上州的，都督及畿内州都同上州。缘边州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那些亲王在中州、下州任刺史的，也作为上州，亲王离任后仍恢复原状。因此刺史的尊贵暂时提升其州的等级，不是通行的制度。第六典成书于此时，那么说中州三万户以上，下州户口不满三万的，为什么歧异如此之大？至于县，则新志有赤、畿、�、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十等，没有说京的。考察《六典》说，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诸县令各一人，正六品上。各州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各州中县令一人，正七品上。各州中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上。各州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这是唐朝时县的等级有十

译而品级则是六品。又在万年、长安条下的注文中说，开元十一年设置北都，将晋阳、太原作为京县。十七年巡视陵墓，又将奉先作为京县。又在县丞二人从七品上条下的注文中说，本朝设置京县丞三员。在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条下的注文中说，本朝京县设置二人。那么唐代有京县是明确的了。先生所说的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级六等，大概是根据于此。不知道《新志》为何遗漏了京县，所以著录此说。《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规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县丞、主簿的品级如同中县。洪武六年八月壬辰日，将天下府分为三等，粮二十万石以上的为上府，品级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的为中府，品级正四品。十万石以下的为下府，品级从四品。【原注】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改变这一制度。洪武十四年十月，确定考核黜陟之法，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直接隶属于王府上司，驻有军马守御，地处驿站要道，边疆冲要之地为繁剧，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为简静。后来于是统一了它们的品级，只设立繁、简的名目，才能优异者调任繁剧之地，才能不足者调任简静之地。古代列爵只有五等的用意，于是完全丧失了，此类情况。

译府

汉朝称为郡，唐朝称为州，州就是郡。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唐初只有京兆、河南两府，武则天把并州改为太原府。唐玄宗把蒲州改为河中府，益州改为成都府。唐肃宗把岐州改为凤翔府，荆州改为江陵府。唐德宗把梁州改为兴元府。只有兴元府是因为唐德宗曾巡幸此地，其余都是建都的地方。【原注】《旧唐书·田悦传》记载，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请求李纳称齐王。把幽州改为范阳府，魏州改为大名府，恒州改为真定府，郓州改为东平府。《李希烈传》记载，李希烈僭越称帝，把汴州改为大梁府。这说明把州称为府，是僭越的行为。后梁把汴州改为开封府，后唐把魏州改为兴唐府，镇州改为真定府。【原注】《册府元龟》记载，长兴三年，中书省上奏，本朝定都长安，以京兆府为首。现在定都洛阳，请求把河南府列为首位。那五个府，以前以凤翔府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代次。中兴初年，提升魏博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这些都是创业兴王的地方，应该列在五府之上，合起来成为七府。到了宋朝，大的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尘录》说，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创业，提升宋州为归德府，后来改为应天府。【钱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太祖晋王身份即位，提升并州为太原府。【钱氏曰】大观元年，真宗以寿王身份被立为太子，提升寿州为寿春府。【钱氏曰】政合六年。仁宗以升王身份被立为太子，提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继大统，把齐州改为兴德军。神宗从颍王被立为太子，提升汝阴【钱氏曰】即颍州。为顺昌府。【钱氏日】政和六年。哲宗从延安郡王被立为太子，提升延州为延安府。【钱氏日】元佑四年。徽宗以端王身份即位，提升端州为肇庆府。【钱氏日】重和元年。钦宗从定王被立为太子，此前已提升定州为中山府。【钱氏日】政和三年。太上皇以康王身份中兴，提升唐州为德庆府。【钱氏日】绍兴元年。当今皇上以建王身份被立为太子，提升建安为建宁府。【钱氏日】绍兴卅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百姓董世多进呈状子，因为英宗曾担任巨鹿郡公，又因为岳州知州孙勰进言，英宗曾担任岳州防御使，皇帝下诏加以讨论。当时邢州已升为安国军，于是把邢州改为信德府，岳州改为岳阳军。这一年十月，又下诏对列位圣祖潜邸所管辖的地方，再次加以讨论。因为真宗曾担任襄王，提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曾担任庆国公，提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曾担任宜州刺史，把宜州改为庆远军。神宗曾担任安州观察使，把安州改为德安府，又曾担任光国公，把光州改为光山军。哲宗曾担任东平军节度使，把郓州改为东平府，曾担任均国公，把均州改为武当军。徽宗曾担任宁国公，把宁州改为兴宁军，又曾担任平江、镇江军节度使，一并升为府。又因为太宗曾担任睦州防御使，提升睦州为遂昌军。当今皇上即位之初，提升隆兴、宁国、常德等府。这些都是潜藩拥兵之地。【原注】隋炀帝大业九年下诏说，博陵作为定州，地处冲要。先皇曾在此历练，王化由此远播，所以道德冠绝豳风，义理高于姚邑。朕巡抚百姓，来到此地，瞻望郊野，怀德思止。可以把博陵改为高阳郡，赦免境内死罪以下犯人，免除赋税一年。于是召见高祖时的旧吏，都量才授职。这是前代提升郡名的旧例。然而因为先皇曾在此任职，追思旧德，才有这道特诏。到了宋朝，只是列出空衔，就加以恩数了。《玉照新志》说，徽宗曾封遂宁郡王，提升遂州为遂宁府，曾封蜀国公，提升蜀州为崇庆府。沿袭至今，没有郡不升为府的。而狭小的地方，如滁、和、泽、沁、郴、�、卭、眉之类，仍然以州命名。又有隶属于府的州，名称特异，但亲自处理民事与县尹没有区别。【原注】凡是唐、宋旧设的州，都有附郭县，而州官不亲自处理民事。元初裁减冗官，命令州官兼领。洪武初年，把附郭县并入州。浦士衡说，本朝建立府州，多沿袭前代。其中最特别的，是以州统县，而省去县并入州，刺史以下行使县令的职权。所谓名存实异，与宋朝以前不同。【钱氏日】考察宋朝时州升府的名号，济南，本齐州，政和六年。袭�，本兖州，政和八年。兴�，本曹州，崇宁三年。�昌，本许州，元丰三年。淮�，本陈州，宣和元年。开�，本澶州，崇宁五年。�间，本瀛州，大观二年，记载在元年。�源，本赵州，宣和元年。�德，本潞州，崇宁三年。�阳，本晋州，政和六年。京�，本永兴军，宣和二年。临�，本杭州，建炎三年。�兴，本越州，�兴元年。�江，本苏州，政和三年。�江，本

译润州，政和五年。庆元，原为明州，绍熙五年。瑞安，原为温州，咸淳元年。建德，原为严州，咸淳元年。嘉兴，原为秀州，庆元元年。安庆，原为舒州，庆元元年。江宁，原为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宁国，原为宣州，乾道二年。隆兴，原为洪州，隆兴元年。江陵，建炎四年设置荆南府，淳熙元年恢复。常德，原为鼎州，乾道元年。宝庆，原为邵州，宝庆元年。建宁，原为建州，绍兴三十二年。崇庆，原为蜀州，淳熙四年。嘉定，原为嘉州，庆元元年。潼川，原为梓州，重和元年。遂宁，原为遂州，政和五年。顺庆，原为果州，宝庆三年。隆庆，原为剑州，绍熙元年。同庆，原为成州，宝庆元年。绍庆，原为黔川，绍定元年。咸淳，原为忠州，咸淳元年。重庆，原为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原为英州，庆元元年，史志遗漏了年份。德庆，原为康州，绍兴元年。静江，原为桂州，绍兴三年。庆远，原为宜州，咸淳元年。燕山，原为幽州，宣和四年更改。云中，原为云州，宣和三年。成都，原为益州，嘉祐四年恢复。太原，降格为并州，嘉祐五年恢复。【杨氏说】后面还有真定、凤翔两府。【汝成按语】《宋史·地理志》记载，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代成德军节度，原为镇州。庆历八年初次设置真定府路安抚使，统领真定府。考证唐代元和十五年，才开始改称为镇州，汉代沿袭，不久又恢复为府。后周又改为镇州。现在说庆历八年初次设置真定府路，统领真定府，虽然没有记载哪一年恢复，推测应该在宋朝初年。凤翔府则是唐代至德初年升格，宋朝沿袭，并非由州升格，所以顾氏、钱氏都没有计入。杨氏说后面还有这两府，是错误的。史志说，江宁府，开宝八年平定江南，恢复为升州节度。天禧元年，升格为建康军节度。钱氏《考异》说，按照南唐建都金陵，以升州为江宁府的情况。宋朝平定江南，恢复为升州，设置江宁节度。天禧元年，升格为江宁府，更改江宁军额为建康。这部史志特别没有说清楚，江宁升格为府是在天禧元年。现在说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大概是计算宋高宗时的时间。又说，太原府，河东节度。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刘继元，降格为紧州军事。《考异》说，应当说降格为并州。嘉祐五年，恢复为太原府。这与这里所疏证的一致。只是嘉祐五年距离太宗元年将近八十五年。那么与王明清所说太宗以晋王身份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的说法就不同了。钱氏这条下面注说大观元年，既与后面所疏证的不同，考证史志说元丰年间为次府，大观元年升格为大都督府，也不是由州升格，那么注中所说更加错误了。隶属于州的县，既带有府名，又带有州名，而实际上不曾受州管辖。【原注】只有到任时缴验凭证必须由州转呈府，还存有虚应故事的意思。体制混乱而名实混淆了。我私下认为应该沿袭唐代制度，凡是郡下辖几十个城的，分割成两个或三个，而以州统领县，只有京都才称府，难道不是统一而容易遵循吗？【杨氏说】这就是唐代的制度。

译乡亭的职官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县长都是秦朝的官职，掌管治理该县。户口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俸禄等级为一千石到六百石。不足万户的设县长，俸禄等级为五百石到二百石。都设有县丞和县尉，俸禄等级为四百石到三百石。【原注】《宋书·百官志》记载，汉朝制度县丞只有一人。县尉，大县设两人，小县设一人。这些属于长吏。俸禄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史等等级，这些属于少吏。【原注】《武帝纪》记载，元光六年下诏说，少吏犯禁。《宁成传》记载，做少吏，必定欺凌他们的长吏。大抵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原注】《宋书》记载，五家为一伍，由伍长主管。两伍为一什，由什长主管。十什为一里，由里魁主管。十里为一亭，由亭长主管。《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张章，父亲曾任长安亭长，后来失去官职。可见亭长也称官职。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原注】《张敞传》注，颜师古说，乡有秩者，是啬夫之类的人。啬夫、游徼。【原注】《宋书》又有乡佐。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职责是审理诉讼、征收赋税。游徼巡视禁绝贼盗。【原注】《宋书》记载，乡佐有秩主管赋税，三老主管教化，啬夫主管争讼，游徼主管奸邪不法之事。县大抵方圆百里，人口稠密则面积减小，人口稀少则面积扩大，乡亭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秦朝的制度。《高帝纪》记载，二年二月，下令推举民间五十岁以上，有德行能率领众人向善的人，设置作为三老，每乡一人。从乡三老中挑选一人作为县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在事务上互相教导，免除徭役戍边。【原注】三老是乡官，所以壶关三老茂得以给太子上书言事。《黄霸传》记载，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这种制度并非始于秦汉，自从诸侯兼并开始，管仲、蒍敖、子产等人治理他们的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原注】《管子》书说，挑选贤能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而《周礼·地官》从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胻、比长，从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那么三代明王的治理也不超出这个范围。正因为在一个乡之中，官员配备齐全而法令详细，然后天下的治理就像网在纲上，有条理而不混乱。到了今天，一切荡然无存。况且守令不足以胜任，却多设监司，监司又不足以胜任，又重设牧伯。层层叠加尊贵厚重的职位，居于他们之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实现治理，何况托付给不适当的人呢！后魏太和年间，给事中李冲上言，应当效法古代五家设立一邻长，五邻设立一里长，五里设立一党长，长官选取乡里强壮谨慎的人。邻长免除一人的徭役，里长免除两人，党长免除三人，所免除的是征发戍边，其余同平民一样。三年没有过失就提升任用，提升一个等级。孝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说，邻里乡党的制度，由来已久。想要使风俗教化容易普及，每家每天都能见到，以大督促小，从近到远，就像身体指挥手，树干统领枝条，然后户口赋税平均，道义兴起诉讼平息。史书说立法之初，多称不便，等到事情施行后，计算节省过去十倍以上，于是海内安定。后周苏绰制定六条诏书说，不只是州郡的官员，都需要好人。至于党族、闾里、正长的职位，都应当审慎选择，各自得到一乡的选拔，互相监督统领。隋文帝凭主观意志改变古制，开皇十五年，开始全部罢免州郡乡官。而唐代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由此论之，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自古至今，小官多的时代昌盛，大官多的时代衰败，【原注】《文献通考》说唐朝初年只有上、中、下都督府，后来则有节度、观察、团练诸使。宋朝初年只有转运使，后来则有安抚、提刑等官。《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八年九月癸未，晋州男子郇模用麻辫发，拿着竹筐苇席，在东市哭泣，请求献上三十字，一字代表一件事。他说“练”字，是请求罢免诸州团练使。他说“监”字，是请求罢免诸道监军使。【沈氏说】《通志》记载《唐六典》开元十道图说，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两京及州县的城内分为坊，城外为村里及村坊，都有正长，负责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设有长来互相禁约。注说，里正兼管督促种植农桑，催征赋役。兴亡的途径无不由此而来。【杨氏说】这个论述很正确，只是恐怕得不到合适的人选罢了。

汉朝时啬夫地位虽低，尚且能够自行履行其职责。所以爰延任外黄乡啬夫，仁政教化大行，百姓只听说啬夫，不知道郡县。【原注】《后汉书》本传。而朱邑从舒桐乡啬夫【原注】舒县的乡。官至大司农。病重将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我从前做桐乡官吏，那里的百姓爱我，一定要把我葬在桐乡，后世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百姓。【原注】颜师古说，尝指烝尝之祭。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把他葬在桐乡西郭外，百姓共同为他起冢立祠，每年按时祭祀，

译至今未曾断绝。【原注】出自《汉书·循吏传》。这两位君子，都是本县人。如果必定要交换任职地点、更换治理的百姓，难道情况就是这样吗？【钱氏曰】汉代的地方三老、啬夫中，政绩特别显著的人，可以连续提拔到大官，所以贤才常常出自其中。郡县的属吏也是如此。现在虽然想要重视他们的选拔，但这些人本来没有晋升的途径，地方官员又屡次凌辱他们，那些愿意充任此职的不过是奸诈狡猾、不知羞耻之徒罢了，怎么能辅助县令治理政事呢？

译当今各县衙门前大多张贴榜文说：诬告者加三等罪，越级上诉者笞打五十。这是先朝留下的旧制，也保留了古代在象魏公布法律的遗意。现在人们认为不经过县官而直接向司府上诉，叫做越诉。这并不正确。《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日，命令有关部门挑选民间年高、公正且能胜任事务的老人，处理乡里的诉讼。如果是户婚、田宅、斗殴等案件，就由里胥裁决。事情涉及重罪的，才向官府报告。如果不经过里老处理而直接向县官诉讼，这才叫做越诉。【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日，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说，洪武年间，天下各县乡都设有申明亭和旌善亭，百姓有善恶行为就记录下来，以示劝诫和惩罚。凡是户婚、田土、斗殴等日常事务，都由里老在这里剖断。如今亭宇大多荒废，善恶不再记录。小事不经过里老，就直接跑到上级官府，诉讼繁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景泰四年，诏书还说，百姓中有懒惰、不务正业的人，允许里老依据《教民榜》的例子进行惩治。天顺八年三月的诏书规定，军民家中有人做盗贼，曾经审断后仍不改正的，有关部门就在他家门上大字书写“盗贼之家”四个字。能够改过的，允许里老和亲邻互相担保，才予以除去。这也是古代画衣冠、异章服以示羞辱的遗意。只有大小事务相互维系，详略各自执掌，然后上面不烦扰，下面不骚扰。唐朝到大历以后，战乱兴起，赋税烦重。而刘长卿客居霅溪时题诗给李明府说：“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大概是因为县令的职责没有向下侵扰，小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能延续国命一百多年，直到僖宗、昭宗之后才彻底败坏。那么，那些鸣琴治政、戴星出巡的天下统治者，应当有所安排才是。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说，太祖高皇帝命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须选择年高有德、众人信服的人，让他们劝勉百姓行善。乡里的争讼，也让他们审理判决。下面有益于民事，上面有助于官府。近年所用的人，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有的出自隶仆，为了规避差役赋税。县官不考察其年龄德行如何，就让他们充任，使得他们凭借官府，妄自尊大，在乡里肆虐。有的遇上上级官员巡视，就巧言进谗，颠倒黑白，挟制官吏。近来有犯法者，已经依法审问。私下担心天下州县都有这类情况，请求加以禁止约束。皇上命令重申洪武旧制，有滥用非人者，连同州县官都置于法。然而从此里老的地位变轻，权力也衰落了。【原注】《英宗实录》说，松江知府赵豫温和平易接近百姓，凡有诉讼，都交给公正的老人剖断，有愤争不止的，就由他调和，所以百姓称他为老人。当时被称为良吏。正统以后，里老往往保留令、丞的职位，朝廷因而允许，这更是弊政。见于景泰三年十月庚戌日，太仆寺少卿黄仕扬的奏章。

汉代对于三老，授予他们秩位，发放他们俸禄。而文帝的诏书，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引导百姓。当时担任三老的，多是忠信老成之士。上面的人礼遇他们非常优厚，所以人们知道自我珍重，而贤才也往往出于其中。新城三老董公，拦路劝说汉王为义帝发丧，从而收服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阐明戾太子的冤屈，史册上光辉灿烂，被万世称道。近世的老人，则听命于官府，什么事都做，所以稍知廉耻的人不肯做这个，而愿意做的，大都是奸猾之徒，想倚仗权势欺压百姓。这与太祖设立老人的初衷相违背了。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管乡里的赋税，多的甚至达到十余万石。运粮到京城，得以朝见天子。洪武年间，有的因人才而被授予官职。到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以及江西庐陵、吉水两县的耆民，六年四月监察御史张政，各自陈述粮长的危害，说他们加倍征收粮石，折算子女，包揽诉讼，把持官府。屡次整顿，其祸患稍减，但从未因此废除粮长，只有老人则是名存实亡了。【原注】现在州县有的称耆民，有的称公正，有的称约长，与在官府服役的庶民没有区别。

巡检，就是古代的游徼。【原注】《元史》记载，成宗大德十年正月，提升巡检为九品。洪武年间尤其重视，特别赐予敕书，【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日。见《御制文集》第七卷。又制定了考课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闰十二月辛酉日。等到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设巡检司四十五处。【原注】二十年四月。自从弘治以来，大多进行裁撤，所存不到从前的半数。巡检裁撤了，总督就增加了，【原注】崇祯年在苏州、保定各设总督，唐朝自干元以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的设置，正与明代屡次增设总督、巡抚、兵备相类似。为什么呢？巡检在祸乱未萌发时遏制，总督在祸乱已发生后治理。【杨氏说】巡检裁撤而总督增加，这是一个重大的升降变化。

里甲

常熟陈梅说，《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

译同族设有师。五族组成一党，党设有正。五党组成一州，州设有长。五州组成一乡，乡设有大夫。其间大小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然而归结起来，从上到下，所管理的都不超过五人，这是在周详细密之中获得了简易的意旨，这是周代一代良法美意。后世人才远远不如古代，却想让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的赋税，名目繁多杂乱又比过去加倍，即使想不琐碎杂乱，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因此论述说，用县治理乡，用乡治理保，【原注】有人称之为都。用保治理甲，参照所谓不超过五人的原则而加倍，也自然周详细密，也自然简易，这是斟酌古今的一个方面。又说，一乡有多少保，不妨多或少。为什么呢？因为顺应民居分布，方法采用圆融。十甲千户，不得增减。为什么呢？因为稽查成数，方法采用方正。【沈氏说】设立保甲，是为了让天下的州县重新分担治理。州县地域广阔，广阔则官吏的耳目有顾及不到的地方。民众众多，众多则行为的善恶有未能详知的情况。保长、甲长所统辖的范围近且人少，他们的耳目没有不照见的，善恶无处隐藏。从而上报给州县，评判是非，那么里党得到治理，而州县也没有不得到治理的。现在的州县遵从上级大吏的命令，推行保甲，却最终没有效果，不是保甲制度不好，而是担任保长、甲长的人选不好。所以推行保甲，必须先选择担任保甲长官的人然后才可以。保长统领十甲，甲长统领百户，将百户分为十人统领，称为牌头。牌头则由朴实正直的平民担任，保长、甲长则必须选择贤能之士担任。如果担心贤能之士担任现在的保长、甲长而有所不屑，那么只有让州县重视这件事，慎重选择人选，以诚意寻求，以礼币聘请，告知他们分担治理的意义，让他们整顿所属，纠举邪僻凶恶之人，上报州县，也能施展他们的心思才力，自然没有不屑的顾虑。统领平保的是乡，乡则从士大夫中聘请。对待他们的隆重，委任的专一，比起保长、甲长更加加倍。等到功过已经显著，就权衡其大小轻重而赏罚升降，作为劝勉惩戒。必然感激恩德畏惧威严而职责无不尽力。虽然如此，想要这样，不是州县所能擅自决定的，责任在上级大吏。而上级大吏也不能独自专断，必须将此事上奏朝廷，确定额定员额，依次规定俸禄官位，建立考核升降的法度，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乡遂的制度，从两汉后魏直到唐代盛世、明朝初年，大致仿照实行，都能以善治而适宜民众。而大儒如朱熹，名臣如苏绰，近世名儒如魏子才、顾宁人，又没有不称其为治理教化基础的，那么这不是迂远而不切实际就可以知道的。在变革之初，必定共同议论其不便之处，实行久了有利，就会共同安于它了。【姚大令说】漳州、泉州一向以盗贼多著称，连年诛杀捕拿不算少，而抢劫的风气不停止，那么捕拿能捕尽吗？现在朝廷法令以保甲为消除盗贼的首要任务，这在西北地区实行，或许有效。然而实行不好，民间已经多有弊病。东南地区不是阻隔于江湖就是濒临大海，闽广之间山深林密，往往是兵役不能到达的地方，只有群凶亡命者隐藏在那里。驱赶急迫他们就逃跑，聚集的人日益众多，其作为隐忧很大，又不只是抢劫的祸患而已。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向来显著，藏匿凶恶之人，常常面对数千兵役，不能抓获一个罪人。现在想要依次编排其户口，登记察访，又日新月异，让他们记录出入生死迁徙，详细上报官府，恐怕愚顽的百姓不能如此纷纷不嫌麻烦。莹常常认为，保甲之法应当审时度地，变通实行，只要师法其意旨就可以了。

译掾属

《古文苑注》记载，王延寿《桐柏庙碑》中提到婢人名，认为掾属都是郡中本地人，这可以考证汉代用人的制度。如今考察汉代碑刻，情况确实如此，不仅仅这座庙是这样。大概当时只有太守、国相由朝廷任命，而从曹掾以下，没有不是本郡人的，所以能够了解当地的人情，从而兴利除害。那些征辟任用的人虽然出自太守、国相之手，但不像后代的官员，一经任命以上都由吏部决定。所以广汉太守陈宠入朝担任大司农，和帝问他治理郡县有什么方法，陈宠叩头谢恩说：“臣任用功曹王涣，来选拔贤能；任用主簿镡显，来拾遗补阙。臣只是奉行传达诏书罢了。”皇帝于是非常高兴。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他们的名声都传到了京城，载入史册。而鲍宣担任豫州牧时，郭钦上奏弹劾他举措烦琐苛刻，代替二千石长官署任官吏。由此可知，署任官吏是二千石长官的职责，州牧代替尚且被认为是烦琐苛刻，如今由天子代替，理所当然事务烦杂而每日都应付不过来。【原注】隋文帝开皇二年，废止征辟署任，命令吏部除授品官担任州郡佐官。当时刘炫对牛弘说，过去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设置县令罢了，其余的僚属则由长官自行征辟。由此可知，自行征辟掾属，直到齐魏时代仍然如此。《宋史·选举志》记载，宋朝初年，内外小职任，长官得以自行奏请征辟。熙宁年间，全部废止归由选部。然而重要地方的职任，如沿边兵官、防河、捕盜、重课额的务场之类，不久又设立专门法令允许举荐。于是征辟设置不能完全废止。又有一种变化，铨选注授的方法改为抽签，而吏治因此大大败坏。

《京房传》记载，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由此可知汉代掾属没有不使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是打破常规。杜佑《通典》说，汉代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大多用本郡人担任，三辅县的则兼用其他郡的人。【原注】《黄霸传》记载，补任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说，三辅郡得以任用其他郡的人，而卒史唯独是二百石，所谓特别优异的人。等到隋朝改革选举制度，全部使用其他郡的人。【沈氏说】陈谅直说，隋朝废除乡官，改革自行征辟，调动选人，改变荐举，纷纷更易，全都用防范私弊的手段来对待天下人，三代制度未尽灭于秦朝的，到这里就一点不剩了，最终等于秦朝迅速灭亡。确实啊，治理天下的人在于彼而不在于此。

唐高宗时，魏玄同担任吏部侍郎，上疏说：“臣听说傅说说过，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邦国议定都城，树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贪图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过去的邦国，就是现在的州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人民有确定的主人。自己寻求臣佐，各自选拔英贤，那些大臣才由王朝任命罢了。秦朝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沿袭这一制度，有沿袭有改革，诸侯得以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那些傅相大官则由汉朝设置。州郡的掾史、督邮、从事，全都委任给太守。自从魏晋以来，才开始归吏部管理。相继沿袭，直到今天。用刀笔来衡量才能，依据簿书来考察品行，法令的弊端，由来已久。大概君子重视因循而害怕改革，有不得已的时候，也应当运用独到的见识，制定卓越的主张。如今选司所实行的，不是上古的良法，而是近代的权宜之计，应当迁移改革，实在是最为紧要的。为什么说呢？丈尺的度量，所及的范围大概很短。钟庾的容器，所积累的难道很多吗？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怎么能委托给少数人的手中呢？假使公平如权衡，明察如水镜，力量也有极限，照察也有穷尽，铨选综合的事务既多，混乱失误也就广泛。又加上担任此职的人，有时并非合适的人选，岂止是愧对那些清正通达的人，也将耗尽那些平庸妄为的人。私情故旧既然施行，什么事做不出来？贪赃私利一旦开启，以及万端弊端。以至于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举笔，看权势而措情。加上外表厚道内心深沉，险恶如溪壑。选择言辞观察行为，还担心不周全。如今让百行九能在一面分析，僚属各种品类专断于一司，这也太难了。上天保佑大圣，比屋可封。成认为有道之人以卑贱为耻，得到时机不怠慢。各种入流的人，每年数以千计。群司列位，不再增多。官有定员，人无定限，选集开始，雾积云屯。擢叙最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杂，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

译忧虑与喜悦中考察他的智谋。用繁杂的事务烦扰他，来观察他的才能。用利益诱惑他，来考察他的廉洁。《周礼》规定选拔人才始于学校，在州里评议，向六事报告，然后推荐给王庭。在汉代尚且还这样。州郡积累他们的功绩才能，然而只是被五府征辟，五府举荐他们的属官，然后升迁到朝廷。三公参与任命，尚书向天子奏报。一个人的任用涉及众多方面，一个士人的晋升谋划得很详细，所以官员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很少有败坏事情的情况。魏晋相反，失误很多。于野所论述的，大概只是小小的宋朝罢了，尚且认为不能承受其弊端，何况当今呢？我私下看到诏书，常常命令三品、五品官员推荐士人，下到九品，也命令举荐人才，这是圣朝虚心求贤的意思。但是褒贬不明确，没有人谨慎地举荐。况且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这是圣人的确论。自身尚且滥竽充数，明镜怎能识人？现在想要务必得到真实的人才，同时也应该选择举荐的人，水流清澈因为源头洁净，影子端正因为表率正直。不详细考察举荐人的品行才能，却指责被举荐人的平庸滥竽，是不可能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宾客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那样渺小，尚且能如此，何况凭借神皇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却不建立长久之策，奠定无穷的基础，完全掌握选拔贤才的方法，却只是顾念魏晋的遗风，留意周隋的弊政，我私下感到困惑。伏愿稍微回转圣虑，特别采纳草野之言，大致依照周汉的规矩，来分担吏部的选拔。就希望所用之人精详，很少出现差错。奏疏呈上没有被采纳。

译唐玄宗时，张九龄担任左拾遗，上书说道：“尚书省的郎官，是依据贤能来任命的。虽然知人善任很难，难道不能选拔十个人中得到五个贤才吗？如今拘泥于固定的条例，依据资历来分配职位，得不到真正贤能的人。如果刺史、县令，一定要在辖区内选拔合适的人。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核才能和品行，可以列入官阶品级的，然后送到吏部，再加以选择。根据所用人才的多少来评定州县的优劣，那么州县就会慎重地推举人才，可以做官的人才就会增多。吏部顺着这个成果，就不会有今天的繁杂了。”【原注】《柳浑传》记载，唐德宗曾经亲自选拔官吏，京畿地区的县令有政绩的，召见宰相谈论，大家都祝贺皇帝得到了人才。只有柳浑不祝贺，说：“这不过是京兆尹的职责罢了，陛下应当选拔我们这样的人来辅佐圣德，我们应当选拔京兆尹，承受大的教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处理琐碎的事务。代替京兆尹选拔县令，不是陛下所应该做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都令史

《通典》记载，晋代有尚书都令史八人，俸禄二百石。与左右丞共同掌管尚书台的事务。南朝宋、齐也是八人，梁代五人，称为五都令史。过去任用的人常常地位低下，【原注】《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尚书令史十八人，俸禄二百石。然而《梁冀传》说，学生桂阳人刘常，是当世的名儒，梁冀召他补任令史来羞辱他。由此可知这个职位不是士人阶层所担任的。梁武帝下诏说：“尚书五都令史，职务参与政事要害，不仅总理众多部门，也相当于两位丞的规格。近来虽然寻求人才，未能达到精妙的选拔。可以改革任用士人，以尽揽当时的英才。”于是让都令史享受奉朝请的待遇，重视他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所谓的都令史，还是二百石的俸禄，而间或任用士人担任。然而南齐陆慧晓担任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任以来，咨询执掌选拔事务，陆慧晓独断专行，不曾与他商量。皇帝派人告诉陆慧晓说：“都令史熟悉旧例，可以共同商量。”陆慧晓说：“我六十岁了，不能再咨询都令史，来担任吏部郎了。”所以当时担任吏部郎的，大多能胜任用人之职。自从隋代以来，令史负责文案繁琐琐碎的事务，逐渐变得卑微冗杂，不参与官品。【原注】《金史》记载，皇统八年，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正隆二年废除。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再次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二十三年闰月戊午，皇帝对宰相说：“女真进士，可以依照汉人进士，补任省令史。”儒者操守廉洁，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以吏员出身的人从小做吏，习惯于贪污，等到做官，本性不能改变。政治的兴衰，确实由此而来。章宗纪记载，明昌二年五月成辰，下诏御史台令史都用终场举人充任。李完传记载，尚书省令史，正隆年间任用杂流。大定初年，因为太师张浩奏请才开始统一选取进士，天下人认为恰当。现在请求用三品官的子孙及终场举人委托台官辟用，皇帝采纳了他的话。选举志说，整个金代，科举选拔的人才最为兴盛。诸宫护卫以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做官进身都列在正班。这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吗？以令史官做到宰相的，移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张万公、粘割斡特勒、董师忠、王蔚、马惠迪、马谋、杨伯忠、贾铉、孙铎、孙即康、賈益谦都有传记。到了现在，品级更加卑微，权力更加重大，八柄诏王，竟然不在官员而在吏员了。

《旧唐书》记载，许子儒担任选部官员，不注重鉴察人才，有令史缑直，【原注】新、旧《唐书》都写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的减笔字，现在根据《册府元龟》校正。是他的心腹。每次注拟官职，大多委托令史下笔，许子儒只是高枕而卧，对缑直说“平配”。因此补授失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唉，还不如现在把缑直当作当官，把平配当作法令呢。

胥吏的权力之所以日益加重而不可拔除，是任用法令的弊端造成的。开诚布公地任用大臣，疏阔简略地处理各种事务，那么文法就会减少而邪路就会清除，庸才就会退避而奸邪就会消退了。

吏胥

天子所依靠来平治天下的是百官。所以说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又说，天工由人来代替。现在剥夺百官的权力而全部归于吏胥，这就是所谓的百官是虚名，而执掌国家权力的是吏胥罢了。郭隗告诉燕昭王说，亡国与役处在一起，唉，这多么可怕啊！秦国因为任用刀笔吏而亡天下，这本来就是明显的例证。

唐代郑余庆担任宰相，有主书滑涣，长期掌管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琪互相勾结为奸，每当宰相议事，与刘光琪意见不同的，让滑涣前往请求，必定成功。各地的书信财物充满他的家门，弟弟滑泳官至刺史。等到郑余庆再次进入中书省，与同僚集会商议，滑涣指陈是非，郑余庆愤怒地斥责他，不久，被罢免为太子宾客。那年八月，滑涣贪污事发被赐死。宪宗听说郑余庆斥责滑涣的事，很看重他。很久之后，再次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原注】《唐书》本传。韦处厚担任宰相，有汤铢担任中书小胥，他所掌管的称为孔目房。宰相遇到休假，有内状发出，就召汤铢到延英门交付，送给知印宰相。因此渐渐以机要权力自专，广泛收受财物贿赂。韦处厚厌恶他，对他说：“这是半个滑涣了。”

译于是借故将他驱逐。【原注】《册府元龟》。身为大臣，却有着《易经》中“甘临”卦所警示的忧虑，以及“遯”卦所揭示的退避之弊，那么当今的君子比起唐代贤臣来，真是惭愧多了。

译谢肇淛说，自古以来，官吏法律网罗的严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自宰相，下至驿站、仓库的巡查人员，没有不用虚浮的文辞互相应酬的。而京城的官员尚且可以，外地的官吏则情况更严重了。大抵官员不留意政事，一切交给胥吏，而胥吏所执行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案卷、历年来的成例，不敢分毫逾越。而上级既然以此责备下级，那么下级也不得不以旧例和虚文来应付。一旦有不应付的，那么上级的胥吏又会趁机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所以郡县的官吏日夜奔波劳碌，觉得时间不够用，而吏治最终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

又说，本朝立法太严，比如户部官员不允许苏州、松江、浙江人担任，因为那里赋税多，担心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然而弊端的漏洞都由吏胥造成，堂司官员调动频繁，哪里能知道这些？现在户部十三司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可以说是眼睛能看清秋毫，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了。

先生《郡县论》第八篇说，菜正则的话说得好，说现在天下的官员没有封建世袭，而吏胥却有封建世袭。州县的弊端，吏胥在其中盘踞，父亲传儿子，哥哥传弟弟。而那些特别狡猾奸诈的，就进而成为院司的书吏，来牵制州县的权力。上级明明知道他们是天下的大害，却不能去除。假使官员都是千里以内的人，熟悉那里的民事，并且终身任职，那么上下职责分明，民心就安定了；文法废除，吏治就简明了。官员的力量足以驾驭吏胥还有余力，吏胥没有把持官员的手段，而自然遵守法律。古人所说的在民间豢养百万虎狼，将一下子全部清除。治理天下的愉快，哪有超过这个的。

又《随笔》说，一个县里，靠官府获利的人大概有数千人。他们倚仗诉讼繁多、刑罚苛刻，就能吓唬勒索别人的钱财。所以一个差役往往由六七个人共同担任，如果不制造事端，靠什么养活自己？应该每个差役只保留一个正副供驱使，其余的都罢免遣散，让他们自行经营谋生。而关键又在减少事务，事务少了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吓唬勒索。即使强迫他们服役，也会有不愿而逃跑的人。这是安抚百姓的紧急事务。

法制禁令，是君王所不废弃的，但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根本在于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罢了。所以说，居敬而行简来治理百姓。周公作《立政》一书说，文王不偏听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又说，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文王不敢专断。他叮嘱后人的意思可以说到了极点。秦始皇治理天下事务，无论大小都决断于皇帝，皇帝用衡石称量文书，日夜有呈报，不符合呈报规定不得休息。而秦朝因此灭亡。太史公说，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然而奸伪萌生兴起，到了极点，上下互相欺骗，以至于不能振作。那么法律禁令繁多，是用来加速灭亡的工具，而愚昧昏暗的君主还以为不够。杜甫诗说，舜举用十六位贤相，身尊道高。秦朝任用商鞅，法令像牛毛一样多。又说，你看灯烛张挂，反而使飞蛾更密集。这切中近朝的事了吗？

汉文帝下诏设置三老、孝弟、力田的常设员额。命令他们各随其意，来引导百姓。三老地位卑微而让他们能随其意，这就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厚，而上比成康盛世的原因。【杨氏说】与任用吏胥是同样的弊病，只是表现不同，最终都归于不能振作罢了。

诸葛孔明开诚布公，而上下交往，人们没有闲话，凭借小小的蜀国，还能达到小康。曹操、孙权任用法术来驾驭臣下，而篡逆相继，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天下的事，本来不是法律所能防范的。

叔向给子产的信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法制繁多。法制繁多，那么巧滑之徒都能以法律为市场，即使有贤者，也不能施展自己。这就是国事一天比一天不好的原因。杜元凯解释《左传》说得好，说法律施行则人服从法律，法律败坏则法律服从人。【原注】宣公十二年传的解说。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细考究事势，预先为变通留出余地。后人承受其已经产生的弊端，拘泥于旧章，不能变革，又设立一个法律来补救，于是法律越繁多弊端越多，天下的事一天天变得琐碎，最终模糊而不能施行，【原注】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师古说，眊，不明。上下互相蒙蔽，认为没有违背祖制罢了。这在明朝最为严重，比如勾军、行钞两件事，立法来补救法律而最终都不好。

宋叶适说，国家因唐五代的极大弊端，收敛藩镇的权力全部归于皇帝，一个士兵的名册，一个财物的来源，一个地方的守卫，都由君主亲自掌管。想要独占大利而不承受大害，于是废弃人才而使用法律，废弃官员而使用吏胥，禁防细密，特别与古代不同，而威权最为不分，虽然如此，难道有这种事吗？所以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却畏惧别人，是一代的法度又有使之如此的原因。又说，现在内外上下，一件事的小，一个罪的微，都先有法律来等待。极尽一世人的志向思虑所遍及，忽然得到一个智慧，自以为很奇特，而法律本来已经完备了，这是法律的严密。然而人的才能不能尽展，人的志向不能伸展，昏然低头，一切听从法度，而事功一天天堕落，风俗一天天败坏，

译贫苦百姓更加无处申诉，奸邪之人更加得逞，这是上下共同担忧的问题，而臣不敢欺瞒。又说，万里之遥的地方，百姓的愁苦叹息，皇上都知晓。虽然如此，却没有托付重任，天下只是泛泛而治罢了。百年的隐忧，一朝的祸患，都是皇上独自承担，而群臣并不参与。如果万里之遥的地方，都由皇上制定政令，那么皇上确实有利。百年的隐忧，一朝的祸患，都由皇上独自承担，那它的危害会怎样呢？这就是外敌之所以能够侵犯而无法抵御，仇耻之所以最为深重而无法报复的原因。

译陈亮上书宋孝宗说：五代时期，军事和财政的大权被下属倒持，宋太祖皇帝将这些权力收归中央，以此平定祸乱。后世人不推究他的本意，一味地收紧权力，导致郡县空虚，根本和枝末都变得衰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日，命令有关部门将各项事务由每月汇报改为每季度汇报，将季度汇报的数据汇总为年度汇报。凡是府、州、县中轻重不同的囚犯，就依照法律判决，不需要再转发上级。如果确实有违法枉断的情况，由御史台和按察司纠举弹劾。命令颁布后，天下人都感到便利。【管氏说】明朝时大臣专权，现在内阁、六部、总督、巡抚最终不过是奉行传达职责罢了。明朝时言官争辩激烈，现在给事中和御史都不能有大肆议论。明朝时士人多讲求学问，现在聚集门徒、结成社团的人已经渺无音讯。明朝时士人秉持清议，现在一旦涉及科举事务，考场中策问士人的文章涉及时政的都不予录取。明朝的习俗已经弊坏了，其初衷在于培养士气、积蓄人才，用力举荐而全部改变，那么在道理上就不能公平，反而会引起其他弊端。为什么呢？祸患常常出于所防备的地方，而弊端每每产生于所矫正的地方。

省官

光武帝中兴时，海内百姓可以数得清，只剩下十分之二三，边塞破坏，亭障烽火台灭绝或空置，太守、县令招回流民。皇帝笑着说，现在边境没有人，却设置长官治理他们，就像春秋时期的素王（空有名义而无实权）一样。因此，省并郡国及官僚，屡次见于史书。总之说，战争平息后，天下事务减少，文书和徭役，务必从简从少，甚至达到十分之一。由此可知，省官的原因在于事务减少。现在文书日益繁多，诉讼日益增多，而居上位的人主张裁减，那么天下的事务必将杂乱不堪而无法胜任，无法胜任到了极点必然再次增加官员，而事情就无法处理了。【沈氏说】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日，下诏革除冗官。各司、府、州、县添设、添注、署职的人员，除了钱粮繁重者照旧保留外，其余参政、参议、同知、通判县丞不属于定额设置的，都命令回原籍等待空缺补缺。【汝成案】宋太祖下诏说：官吏混杂，难以求得治理。俸禄微薄，难以要求廉洁。与其冗员而增加费用，不如省官而增加俸禄。这话真正通达治国的根本。

晋朝荀勖的议论，认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崇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清心。抑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案，忽略细微苛刻之处，宽恕小的过失，对于喜欢改变常规以谋取利益的人，必定执行诛罚。这就是所谓的省事。这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治理国家的人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在官员多寡之间纷扰了。

选补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召张敞，任命为胶东相。张敞请求对追捕有功效的官吏，可以暂时比照三辅地区特别优异的标准，【原注】如淳说，壹切，是权宜之计。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的秩级为百石。又《循吏传》中左冯翊有二百石的卒史，这就是所谓的特别优异。天子准许了。上报名册给尚书，调补县令的有几十人。这是汉朝时县令多从郡吏中特别优异者选取，因此熟悉事务而没有不胜任的忧患。现在却一律交给刚脱去布衣（初入仕途）的书生，其中通晓吏事的人十中不过一二，而软弱无能的人却占了八九。又不选择人的才能，而以抽签投钩作为选用的方法，因此把百里之地的命运托付给庸劣无才的人，既害了百姓，最终也害了自己。于是烦剧的地方就成了官吏的陷阱，年年更换，弊端更加深重而无法挽救。然而汉朝的官吏多通晓经术，所以张敞能够举荐他们，宣帝能够任用他们。现在天下儒生不像儒生，官吏不像官吏，那么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去任用了。

于慎行《笔麈》中说，太宰富平孙丕扬，忧虑宦官请托，难以顺从或违抗，在大选外官时，创立了掣签之法，一时间宫中相传认为这是最公正的，下至街巷百姓都一致称颂，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体制。【杨氏说】富平这样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就像崔亮停止按资历选拔，或许还被当作圣人呢。不是有深刻见识的人，哪里知道它的极端呢。古人看到选拔官吏的条格，却而不看，认为一个官吏就足够了。为什么在衡量鉴察的地方，把自己置于一个官吏的职位，而没有秉持成法，也太鄙陋了。至于人才的长短，各有所适宜。资格的高低，各有所便利。地方的繁简，各有所契合。道路远近，各有所标准。现在却一律交给抽签，这是蒙住镜子可以寻求照明，折断秤杆可以坐着揣度。从古以来，没听说过这种方法。【汝成案】陈鼎《东林列传》孙丕扬传，在此之前，大选外官，竞相请托。孙丕扬创立掣签法，将签分为四个角落，东北则以北京、山东为主，而以河南的汝州、彰德、归德，南京的庐州、凤阳、淮阳附之。东南则以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而以广西的梧州、平乐、桂林附之。西北则以陕西、山西为主，而以河南的怀庆、开封、河南、南阳，湖广的郧阳附之。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贵为主，而广西的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至。至于起复调简。地方偏僻缺员孤立，或者人多于缺，又借助附近之地，以通签法之穷。吏部的掣签，从孙丕扬开始。考察《明史》选举志，其初用拈

译阄选之法。到了万历年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分条上奏整顿政务的十八件事，其中一条是提议掣签。尚书李戴拟定施行，上报后获得批准，孙丕扬接着推行这一制度。由此可见，掣签之法并非始于富平，只是分地掣签之法到富平时才变得详尽罢了。

译南方人选拔南方人，北方人选拔北方人，这是往年的旧例。宋政和六年，下诏规定知县的注选，即使距离再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就是九百里。如今的选人，动辄涉及数千里，不熟悉当地风土，听不懂当地语言，而且赴任安家所需的费用又不可估量，这简直是让天下人陷入困境。想要革除铨选制度的弊端，难道一定要这样才算至公吗？君主如果能开诚布公，那么从大臣以下直到京朝官，没有不可信任的人。而铨选的地方也不一定非要在京师。唐贞观元年，京师米价昂贵，开始将选人分派到洛州进行选拔。到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路遥远，河洛地区是天下中心，于是下诏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简选。留放完毕后，一同赶赴京师，称为东选。这就是东都掌管一次选事。黔中、岭南、闽中的官员不由吏部选拔，委托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日，敕令从今以后每年派遣五品以上强明清正官员充任南选使，并让御史一同前往注拟。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诗曰：“选曹分五岭，使者历三湘。”《儒学传》记载，仲子陵是蜀人，掌管黔中的选补。他乘驿车路过家乡，西人以此为荣。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日，下诏专门委托南选使，停止派遣御史。这就是黔中、岭南、闽中各掌管一次选事。《新唐书》记载，张九龄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张九龄又是岭南人。《李砚传》说，代宗即位，征召李砚为荆南节度使、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说，罢相后任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在洪州设置铨选机构。《刘滋传》说，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知选事。当时京师刚经历寇盗之后，天下旱蝗，米价飞涨，选人不能赴调，于是任命刘滋在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这就是江南又掌管一次选事。宋神宗下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的官员罢任后，迎送劳苦，令转运司制定标准就地注选，免除他们赴选。这也是参用唐人的方法。建炎南渡后，开始下诏福建、两广的缺额都归吏部，只有四川依旧。如今的议论者必定说，这样做会多开请托的门路，而开启受贿的途径。难道唐人全都清廉，而今人都贪婪污浊吗？孔子告诉仲弓说：“举荐你所了解的人。”如今取士，礼部用糊名的方法选拔，这是举荐他所不了解的人。吏部用抽签的方法注选，这是任用他所不了解的人。这是让臣下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等到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适宜，那么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百姓就会背离，百姓背离就会兴起战事。于是军前除授官吏，连那些细微的法度也不能遵守。哪里比得上廓然大公，让人得以举荐他所了解的人并明察其功绩，在其任职期间责求其成效呢？唐太宗对侍臣说：“刺史，朕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各举荐一人。”玄宗开元九年，敕令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荐县令一人，根据政绩善恶对举荐者进行赏罚。沈氏说：开元十三年，皇上亲自选拔诸司长官中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命令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在洛水边饯行，供张非常盛大，赐给御膳，太常备乐，内坊歌妓助兴，皇上亲自书写十韵诗赐给他们。明朝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日，敕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举荐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的掌科给事中、各道的掌道御史，各举荐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提拔任用他们。想要挽救当今的弊病，必须这样贤才才能得以获得，政治才能振兴。

自从南北互选之后，赴任的人动辄数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任。而当地风土不熟悉，语言难以听懂，政权所寄托的多在狡猾的胥吏手中。曾子固说，同样是做官吏，有的中州之人被用在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有的燕、荆、越、蜀，海外万里之人被用在中州，以至四方偏远之乡，相互交换前往。他们山行水涉，在沙莽中奔驰，往往遭受风霜冰雪瘴雾之毒的侵袭，加上蛟龙虺蜴虎豹之群的抵触，冲波急流、溃崖落石的覆压，他们出发时无不携带干粮药物，选择船只更换马匹，依靠兵力护卫而后行动，戒朝奔夜，经历寒暑变化而后到达。到达后，官舍器械被服饮食之具，土风气候之宜，以及人民谣俗语言习尚之务，变化难以遵循，其情难以把握，于是多愁居惕处，叹息而思归。等到时间久了，所习惯的已经安定，所蒙蔽的已经解除，那么任期有期，可以引退离开了。所以不能专心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属的仁德，而为后世留下可守之法。如果九州之人各自在其本土任职，不在西封在东境，士人不必勤劳，舟车舆马不必费力，就已经传其邑都，坐其堂奥。道路所经，升降之倦，凌冒之虞，没有接触于其形体，

译心思被其思虑所牵动。到了那里，耳目口鼻及全身百体所需的供养，好像不出自自家；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朝夕相见，好像不出自本乡。山川的形势，土地、田产、市井、风谣、习俗、言辞议论的变化，利害得失、善恶的条理脉络，不是孩童时期所听闻的，就是少年长大后所游历考察的。不是自己亲身获得的，就是乡里的先生长者所告知的。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安定，所有事务的适宜之处都已如此习熟，所以能够专心思虑、勤勉职事，以宣扬皇上的恩德。而修治百姓的急务，其施行的先后次序不需要旁征博问、长久考察，而取舍损益的关键已经在胸中决断，哪里会拖累孤客远居的忧患，而用苟且的方式决断事务呢。曾氏所说的，大概是在政和年间未制定制度以前，与先生讨论明代互选制度的得失正好相合。后人的议论，大抵都祖述这个观点。其他的弊端也可以类推。只是淳朴之风已经淡薄，嫌隙怨恨容易积累。如果轻易改任近郡，就会使法律轻重失当，危害也不小。现在规定教授等官不选任本郡人，典史以上不选任同省人，任期满定为六年，父母年老可以请求调任近地。铨选政令既然详尽，私恩也就得以实现。邻省的风土人情并不十分差异，本来就容易施政。远省虽然岁月遥远，但揣度衡量其中的曲折，兴利除害，何必担心艰巨。廉洁清明、惠爱百姓的人尽心于民事，远近又有什么不同？如果是昏庸贪婪的人，即使任命在本郡，又有什么好处呢。从前唐朝末年，曾经在岭南暂时实行过这一制度。唐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上奏说：“我认为海边险要之地选择官吏，与江淮地区不同。如果不熟悉当地风俗，就难以探求百姓的疾苦。况且岭南过去的弊端是南选，现在的弊端是北资。我管辖二十二州，只有韶、广二州的官僚，每年由吏部选授，如果不是下级衙门贫弱无能的令史，就是远处没有才能的人，等到到任，都有积欠的债务，十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肯知廉耻。我到任四年，完全了解情况。潮州官吏希望特别遵循旧例，不让吏部注拟，暂且委托本道寻求人才。如果摄官廉洁谨慎有名声，依照前例允许观察使奏请转正。事情可以经久适用，法令可以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册府元龟》。《唐书》记载，韩佽在元和中担任桂管观察使，管辖二十多州。从参军到县令，大约三百员，吏部所补授的才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观察使考察人才后补任职务。欧阳詹，泉州晋江人，他的祖先都担任本州州佐、县令。闽越之地肥沃广阔，有山泉禽鱼。虽然能通晓文书吏事，也不肯向北做官。这本来是前人认为弊法而改弦更张的。处在高位的人，难道可以不任用读书人吗。【杨氏说】现在之所以没有言论提及，是因为避嫌的方法更胜一筹。

译在掣签法尚未实行之前，选官部门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填补空缺，虽然很多时候是为某人选择适合的职位，但也还能做到为某个职位选择合适的人选。自从新法实行以后，一切都听凭不可预知的命运，导致繁剧重要的地区连续几任都得不到贤能的县令，相继被罢免斥责。君子之道在于极度的公正，如果存有一丝避嫌之心，就会导致把用人当作试验。从前唐皎担任吏部侍郎，当引入铨选时，有人说他家在蜀地，于是就把他派往吴地。又有人说他父母年老，先前在江南任职，就宣布他前往陇右。史书对此加以讥笑。像这样用人，难道能达到太平治世的道理吗！《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日，河南府知府徐麟因为母亲年老，居住在蕲州的广济，请求终养母亲。皇帝下诏改任徐麟为蕲州府知府，让他就近奉养母亲。圣明的君主兴起，胸怀坦荡对待万物，他用来劝勉群臣的做法真是到了极点。【钱氏说】如今州县既然把选调分为二等，而总督巡抚又请求挑选人员到省城试用，于是由吏部选任的空缺扣留了十之八九，铨选的权力完全转移到了总督巡抚手中，而贪官污吏日益严重，这是不信任吏部而信任总督巡抚的弊端。总督巡抚的权力越重，而州县官员的贿赂就越不可禁止。每一个空缺出现，钻营得到的人往往不惜花费成千上万的贿赂，怎么指望其中有良吏呢！顾氏只知道掣签法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却不知道外面有卖官鬻爵祸国殃民的弊病，这种弊端更加深重且毒害更大。那么孙丕扬的掣签法还不可以过分指责，总督巡抚既然已经有举荐弹劾的权力，就不应该再赋予他们铨选的权力，内轻外重，恐怕不是杜绝渐萌、防止细微祸患的计策。

万历末年，常熟人顾大韶写了《竹签传》，其文体模仿《毛颖传》写成。文中说签对皇上说，上至庶吉士、科道官的选拔，下至乡试、会试取士，全都使用我，我才能施展我的才能。这是愤世嫉俗的滑稽之言，但用它来晓谕世人，可以说是罕见的比喻而能让人明白。楚王厌恶纽结，盆子探取符命，古人用这些来确立帝王，而今天仅仅用在选拔人才上吗？

唐代所谓的铨选，有留任和放归两种。【原注】《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是选拔人的方法有四种，一是身，体貌丰伟。二是言，言辞辨正。三是书，楷法遒美。四是判，文理优长。这四项都可以取用，就先看德行，德行相同看才能，才能相同看劳绩。被选中的人留任，没被选中的人放归。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宋白说，长名榜决定留任和放归，留任者入选，放归者不得入选。【原注】《长安志》说，尚书省南边另有吏部选院，称为吏部南院，是选人聚集的地方，榜单列在院外。《杨国忠传》记载，旧例，每年在南院张贴木板作为选式就是这样。已经确定注授，就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审阅，有不可留任的就被罢黜，所以放归的人多而留任的人少。景云年间，任用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願为侍郎，都不畏惧强权，请托之路断绝，聚集的有一万余人，留任的三铨不过两千人，人们佩服他们的公正。宋代时这种制度还存在，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日，下诏未通过铨试的人不得由朝廷直接除授。没有像近代那样一登科就受禄，如同拿着凭证一样。

停年格

现在谈论停年格的人，都说起源于后魏的崔亮。现在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之处。传中说，升任吏部尚书。当时羽林军新近杀害张彝之后，灵太后命令武官可以依照资历入选。官员既少，应选的人多，前尚书李韶沿袭常规提拔人，众人嗟叹怨恨。崔亮于是奏请制定格制，不问贤愚，专门以停解日月的长短为断，即使官职需要这个人，停解日期在后的最终也得不到。庸才下品，年月久远的就先提拔任用。沉滞不得升迁的人都称赞他的能力。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殷周依靠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沿袭，又设置中正。仔细考察过去，没有不审慎举荐的，虽然未尽完美，足以收到十之六七的效果。而朝廷贡举秀才，只求其文章，不取其义理。察举孝廉只论章句，不及治道。设立中正只辨别氏族，不考核人才。至于取士的途径不广博，淘汰的道理不精当，而舅舅您掌管铨衡，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呢？天下的士人谁还会修习名节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很有深意，我乘时侥幸，得以担任吏部尚书。常想举荐正直之人，以报答明主的恩德，这是我的本愿。昨天制定这个格制，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被你责怪，千载之后，谁知道我呢！古今不同，时宜必须不同。为什么呢？从前有中正品评才能等级，上报尚书，尚书根据情况，量人授职。这是与天下群贤共同爵位。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遗漏的人才，没有滥举的现象，而你却说只能收到十之六七。况且今天的选拔专归尚书，以一个人的鉴察来观察天下。刘毅所说一个吏部，两个郎中，却想要彻底考察人物，何异于用竹管窥天而求其广博呢！如今功臣很多，又加上羽林军入选，武夫崛起，不懂书计，只能拉弓前驱，追踪捕杀罢了。忽然让他们佩印乘车，责以治绩，这就是所谓未曾操刀却让他专断切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假设千人共一个官职还没有官职可授，何况一人望一个官职，怎么不怨恨呢

译唉！我近来亲自执掌选官，认为不适宜让武人入选，请求赐予他们爵位，厚待他们的俸禄。既然朝廷没有听从，所以我权且设立这个标准，以任职年限作为限制罢了。从前子产铸造刑书来挽救弊政，叔向用正法来讥讽他，这与你用古礼来责难权宜之计有什么不同呢？孔子说过，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我的本意也是如此，只是希望后来的君子能明白我的心意罢了。后来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元徽相继担任吏部尚书，贪图这种制度对自己有利，便沿袭实行。从此贤能与愚笨混同，泾水渭水般的清浊无法分辨，北魏丧失人才是从高亮开始的。【原注】辛琡担任吏部尚书，上书说，百姓的命运系于地方长官，如果只取任职年限，不考察贤与不贤，道理就像大雁飞行一样，次序如同穿在绳上的鱼，拿着名册呼唤名字，一个官吏就足够了。任用几个人，怎么能称为选拔人才呢？奏章呈上，没有回复。然而观察他回答书信的旨意，考察当时的时事，由于羽林之变在前已经姑息纵容，武人的任命在后又滥开先例，不得已才设立这个规矩。如今上面没有凌驾压迫的勋贵，下面没有喧哗造反的叛党，有什么疑虑和忌惮，而不恢复前代君王的制度，却以任职年限作为断限呢！

译《魏书·辛雄传》记载，辛雄上疏说：“自从神龟末年以來，选拔官员专门以资历年限为标准。士人不论善恶，只要年头久了就先予叙用；职位不论繁简难易，名字轮到就授予官职。掌管文书的官吏把按次序和日期办事当作自己的功劳，主持选拔的人把任用年老资历深的人当作公平正直。况且平庸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鄙陋的，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才识浅薄的人，把百里之地的政令托付给贪官污吏，他们都只追求财货贿赂，肆意放纵心意，禁令虽然繁多，却抵不过他们的贪欲。导致徭役分配不均，征发调遣违背常理，横征暴敛充斥家门，囚犯充斥道路。两位圣明的皇帝颁布诏令，却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划一的法令，悬挂着却不使用。从此朝廷内外百姓相继作乱，大概是因为官员任命不得其人，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命运的缘故。唉，这大概就是魏朝之所以不久就灭亡的原因吧？”

《北齐书·文襄帝纪》记载，文襄帝代理吏部尚书。北魏自从崔亮以后，选拔人才常常以资历年限为制度，文襄帝于是改革旧制，选拔提拔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又淘汰尚书郎，精心选拔出身名门的人来充任。至于有才能名声的士人，都被推荐提拔。

《通典》记载，唐朝自从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太平日子久了，百姓安康风俗富足，谋求进取的人众多，参加选拔的人逐渐增多。总章二年，裴行俭担任司列少常伯，开始设立长名姓历榜，推行铨选注官的方法，又确定州县官员资历的高低升降，作为惯例，此后没有人能改变它。到了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担任侍中兼吏部尚书。在此之前，选拔部门注授官职只亲近考察人的才能与否，有的不按次序越级提拔，有的老死在下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人。又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从大地方调到小地方，有的起初在近处后来去远处，都没有定制。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循资格，【原注】《新唐书》本传记载，起初，吏部选拔人才，不以资历考课为限制，所奖拔的只看才能，往往得到杰出的人才任用他们，士人也自我奋发。后来士人众多，专门致力于奔走竞争，铨选评定歪曲不正。裴光庭为了惩戒这种情况，依据裴行俭的长名榜，于是制定了循资格。凡是官员任期届满，按若干选期集合，各有差等，官位高的选期少，官位低的选期多，不问能否胜任，选期满了就注授官职。限定年限按级晋升，不得逾越，没有受过谴责的人都有升迁没有降职，平庸愚笨沉滞的人都高兴，称之为圣书。虽然小有常规，但选拔人才的方法却丧失了。如果有特殊才能和高尚品行的人，允许越级提拔。然而有这种制度却没有实际执行，有关部门只是遵守条文奉行格式，按照资历惯例办事罢了。从宋朝以下，资历制度的大致都本于裴光庭。

宋朝孙沫在《资格论》中说：“夏商周三代以后，选举的方法，其始终全都失误的，大概就是国家的资历制度吧！现在贤才潜伏在下层的，是资历阻碍了他们。官职废弃在官府中的，是资历牵制了他们。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历。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历出身的人众多。万事之所以困顿疲敝，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的，都是资历制度的失误。上天降生大贤大德的人，不是私下厚待他们，是将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人有大材大智的，不是独自快乐其身，是将让他们拯救百姓的穷困。现在小人累积时日就取得高贵官职，君子端正身心却困于卑位，贤者顶着不肖者在上面，而愚者役使智者在下面，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才能，所以说，贤才潜伏在下层的，是资历阻碍了他们。才能足以胜任其职位，却因拘泥于岁月而防备他。力量不足以称其职位，却因累积考级而得到它。得到的不是所求的，所求的不是所任的。职位不衡量才能，功劳不考察实际。所以说，官职废弃在官府中的，是资历牵制了他们。现在计算岁数资历而争夺年劳的，日夜互相争斗。有关部门越级一个名号，差一级，就整衣成群争诉。严重的甚至怀揣黄敕放在丞相面前，他们的行为义理与市井商贾相差无几。所以说，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历。来则暴虐一邑，任期满了，又去虐一州，不是因为贪赃败露，直到死也不被罢免。虎吏磨牙吃人，贤者郁死在山野，而百姓不能爱护他们的父母。所以说，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历出身的人太多。资历之法起于后魏崔亮，又在唐朝裴光庭时重新实行，这两个人，在当时就已经被定罪，不必等后人讥讽了。然而实行于前世，不过数十年罢了。后来得到称职的人纠正并更改它，所以祸患不大。现在资历的弊端，流漫根深蒂固，沿袭成为常法，正将要世世代代遵行它。过去的人不知道这是错的，后来的人不知道纠正它，所以说，万事困顿疲敝，百官废弛，法制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虽然如此，也不是没有小利，小利是蠢愚而废滞的人得到的，小便是年老而庸昏的人得到的。但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则是大失，大害。然而主持选拔部门的人也认为这法简单而易于遵守，百官千群，不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个官吏在前面核查簿册，呼名而授官罢了。坐在庙堂的人也认为这法重要而易于实行，大官大职，列籍按姓氏，差第日月，杂乱而登用。上下互相蒙骗，而贤才离去越来越远，令人叹息。当今的急务，确实应该大力废除弊法，简拔异能，爵位以功劳为先后，任用以才能为序次，不要以积累勤劳的人为高叙，

译不把资历深厚、考核长久的人作为优先选拔的对象。以智慧与愚笨来区分，将善与不善陈列在面前，然而万事不能治理，各种功业不能兴盛，我愚昧未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译金章宗对宰臣说：“现在用人过于拘泥于资历，按资历升迁的制度始于唐代，像这样怎么能得到人才呢？”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说：“不拘泥于资格，是用来对待非凡的人才的。”章宗说：“崔佑甫担任宰相，不到一年推荐了八百人，难道他们都是非凡的人才吗？”

铨选制度的危害

宋代叶适论述铨选制度的危害说：“甄别人才有序，升降官员不失当，是朝廷最重要的事务。所以从最低级的官员以上，都想要任用天下贤能的人，而不让不贤的人得以进入。我私下奇怪君主制定法律，常常为不贤的人提供便利，而消磨贤才，最终都落入不贤的人手中。其中官职最重要、危害最严重的，就是铨选制度。吏部是朝廷的关键部门。尚书、侍郎是天子的近臣，让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担任这样的官职，把甄别升降天下士大夫的权力交给他们，却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说：‘我一点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也一点也不自信。’至于人的贤与不贤，事情的罪与功，地方的远与近，资历的先与后，俸禄的厚与薄，空缺的多与少，就说这一切都有法律了。天下法律最详尽、曲折难解最多的，难道还有比铨选之法更甚的吗？唉，给人官职，给人俸禄，百姓的性命，治理国家的根本都由此产生，为什么要把天下的大权自己束缚蒙蔽起来，从而成为天下大弊端的根源呢？虽然这样已经几百年了。继承这种做法的不止一人，学士大夫勤勉刻苦，诵读孔孟之道，传承先王之道，未曾不知道所谓的治国之道，不像今天的法律制度。等到他们一旦担任这些官职，就闭口不言，拱手旁观，四处询问吏胥，去问他们应当知道的法令，吏胥上下其手来观察他们，这些人也理直气壮地辩解道：‘我是有司，本来就应该遵守这些法律罢了。’唉，难道这些人本性就如此浅陋吗？陛下拥有名位和器物，作为激励众人的工具，通过授予或剥夺、进用或罢黜来安排天下，怎么忍心沿袭几百年的弊端，沉溺于区区腐朽的法律，从而消磨天下的人才，而甘心让不贤的人获利？这样那么治国之道从哪里产生，治国的功绩从哪里显现呢？况且从唐代中期以前，吏部用人的意图还有可考证的，现在所沿用的只是其衰败混乱后的残余弊端罢了。历代君王的常道，难道陛下不能恢复吗？”

杨万里撰写《选法论》，其上篇说：“臣听说选法的弊端在于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而在吏胥，三尺法律，恰好成为吏胥谋取财富的来源，而不能成为朝廷为官员选拔人才的工具。所谓的尚书、侍郎两位官员，只是坐在案前执笔，闭着眼睛在文书末尾签字罢了。况且吏胥犯法的一定会治罪，受贿的一定不会赦免，朝廷的意思难道真的是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吗？不是朝廷的意思，而是法律的问题。意图上是信任官员的，但法律上未曾信任官员，朝廷也不自信。天子不自信，那么法律的可行与否由谁决定呢？只能由吏胥决定罢了。朝廷制定法律，本意是为了防止吏胥作奸犯科，而在使用法律时，却由吏胥来决定，这样就是吏胥的话胜过法律，而朝廷的权力轻于吏胥。他们的话胜过法律，他们的权力重于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怎么能不奉承吏胥呢！长官和副长官不是说奉承吏胥，而是说我们奉承法律。然而法律不由官员决定，而由吏胥决定，这不是奉承吏胥又是什么？这就叫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现在有一件事，法律规定这样可行，那样不可行。士大夫在吏部有所求，拿着文书请求说：‘我符合法律所允许的条件。’而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行。按理说这毫无疑问是可行的。退下后，吏胥拿出一寸纸告知说不可行。既然说不可行，按理说这不可行就没有更改的可能，没过多久又拿出一寸纸告知说可行。况且可行与不可行，有一定的法律，而运用可行与不可行法律的人，却没有一定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吏胥。士大夫刚到时，依靠法律所允许的，也依靠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贤能，而不拜见吏胥，所以与长官和副长官当面说可行，退下后询问吏胥，吏胥说法律不可行。长官和副长官无法质问，也就说确实如此。士大夫于是对于未决定的法律，不请示长官和副长官，而是向吏胥行贿。吏胥说可行，但不要急。等待长官和副长官遗忘时，骗取他们的承诺，昨天剥夺今天给予，早上这样晚上那样，长官和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不呵斥。吏部的权力不归吏胥而归于谁呢！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开始时有缘由，积累时有渐进，而形成时根基牢固而不可动摇。那么什么是缘由呢？弊病在于忽视大体，谨守小法罢了。吏胥从他们谨守的地方入手，并窃取他们所忽视的地方，这就是它不可破除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思考说：我们的铨选，果真只在于谨守小法罢了，那么一个吏胥执笔就足够了，又何必选择天下的贤者来做尚书侍郎呢？仁爱的人任命尚书侍郎，大概不止于谨守小法罢了。所以不如略去小法而责成大体，让他们知道小法的可行与否，起初并不关系大体的利害，那么吏部长官和副长官就可以出主意而自行决定，关键是不失铨选的大体，而不损害立法的大意罢了。

译大体上遵循原则而忽略细枝末节，那么官吏的任免就不由胥吏决断，胥吏的权力就会逐渐减轻；胥吏权力减轻后，长官和副职中贤能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而选拔制度也就可以逐渐改革了。

其下篇说：“我听说吏部的权力，既不同于宰相，也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宰相与一个普通胥吏之间的巨大差异，不需要智者也能明白。既然说吏部的权力不同于宰相，又说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这是为什么呢？

如今，朝廷百官的升降，贤能的人得以任用，不贤的人得以罢免，这是宰相的权力。拟定州县百官的人选，下至县尉，上至知州和副职，这是吏部的权力。朝廷的百官，无论是通过大科异等选拔的，还是进士甲科之首的，没有不经过吏部的；没有不经过吏部而能当官的。今天的县尉未必不是未来的宰相，何况今天宰相所升降的官员、台阁所布列的官员，都是从前在吏部升阶拜见侍郎的人。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不同于宰相。

虽然如此，吏部所谓的“注拟”（拟定人选）是什么呢？刚入仕的人就得到县尉的职位，从县尉升迁的人就得到县令、县丞的职位。由此类推，直到幕职官，都是依据这个法规。再往上直到知州和副职，也是依据这个法规。符合资格的就叫“应格”，不符合资格的就叫“不应格”。说是“应格”了，即使是贪婪的人、疲软的人、年老的人、年幼无知的人、愚笨无知的人、平庸无能的人都能得到职位，得到职位的人不觉得羞愧，给予职位的人也不觉得为难。说是“不应格”了，即使是真正贤能、廉洁守志的人，也都得不到职位。得不到职位的人不怨恨，不给予职位的人也不怜悯。吏部的人说：“他们不羞愧也不怨恨，我的事情就完了。”

这就像招募役夫，记录他们役期的长短并分列甲乙，按照役期的远近来安排劳逸，叫一个胥吏翻阅名册，就足够了，这是县令用来制止小民争讼的方法。吏部拟定百官人选，却把天下百姓的生命寄托在他们身上，竟然也只是为了制止争讼罢了。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也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

现在吏部也有所谓的“铨量”（考核衡量）了，拱手让他们写字，来观察他们能否写好字；召医生来查看，来探察他们是否有病；赞礼让他们拜见，来测试他们视听的明暗、筋力的老壮。所谓的“铨量”，就是这样罢了。那么贤与不贤、愚与智有什么区别呢？

从前晋朝任用山涛为吏部尚书，朝廷内外的官员大多被他提拔。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告诉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散骑以下的官员都委托给你。”蔡廓仍然认为这是失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大概古代的吏部，即使是黄门、散骑这样的官职，也都由吏部考核选拔，那么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人，难道也只是选取如今所谓“应格”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如今所谓“铨量”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呢？

【原注】《宋史·苏绅传》记载，苏绅上言说：“古时候，从黄门、散骑以下，以及隋朝的六品官、唐朝的五品官，吏部都能专断去留。现在的审官院流内铨，相当于古代的吏部；三班院，相当于古代的兵部。不询问官职的闲散或繁忙，才能的长短，只以资历的深浅决定先后，有关部门只负责登记簿籍罢了。想要让贤与不贤有所区别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朝廷稍微加重尚书的权力，让他能够考察百官的才能与否，从而决定任用或罢免。至于县丞、县尉以下，官职小且责任轻的，固然不能每个人都去考察。至于县令，寄托着百里百姓的生命；知州和副职，寄托着一郡百姓的生命，难道不重大吗？况且天下有多少州，一州有多少县，一年之中，除了在职的和等待的，到吏部拟定县令的有几人，拟定知州和副职的又有几人，也不过三百多人罢了。以一年三百多人的知州、副职和县令，分散在三百六十天的日子里，那么一天拟定的，即使多补少，也没有多少。一年之间，如果不能考察三百多人的才能与否，那么担任尚书的也就是木偶罢了。按月计算而不粗略，按年计算而不精细，那么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十之五六吗？即使不是五六，难道不是十之三四吗？用这个比较那个，不是更好吗？

有人问：‘尚书的权力重了，就会得以行私，怎么办？’这是不对的。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举荐他们的属官，而德宗怀疑各部门所举荐的都是有私情的，或者接受贿赂的。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不过是从台省长官中挑选，难道担任长官就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担任宰相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僚属？关键在于精心选择长官。’陆贽的话说尽了。现在朝廷百官，谁不是宰相进拟的而不怀疑呢？至于吏部长官和副职的拟定，却唯独怀疑他们行私吗？精心选择尚书，并赋予他任用和罢免的权力，让他能够精心选择知州、副职和县令，而不专门用条文法规拘束他，或许天下不才的官吏可以淘汰，而天下的治世还可以复兴吧？

【陆清献曰】人才不担心其被阻塞停滞。天下的才能是无穷的，而朝廷的官位是有限的，用有限的官位供给无穷的才能，前后相守，历经岁月而不能立即被任用，这是形势使然。这只有在上位的人有办法鼓舞他们，鼓舞的方法得当，那么阻塞停滞的弊端就会消失。善于用人的人，担心的是没有方法鼓舞他们，不担心的是没有方法疏通他们。自古人才之多没有超过夏商周三代的，建立官职之少也没有超过三代的。然而三代的时候，没听说有阻塞停滞的祸患，没有别的，是因为鼓舞的方法得当罢了。鼓舞的方法，没有比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典制更好的了，使得中等才能的人不能越级

译进而进用，以遵守选官法规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破格提拔而登用，以变通选官法规的僵化。凡是如今在籍候补候选的人，应当命令所在地的总督、巡抚每年各自根据其职务表现进行考核，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上报吏部，使其能够越级选任。而郡县的地方官员，也命令总督、巡抚每年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使其能够越级升迁。越级

译而选拔人才，一省每年不过一人，并不妨碍常规选法。而杰出之士得以及时任用，中等才能的人也会勉力自我激励，不至于萎靡不振、自暴自弃。虽然授职的时间看似遥远，但都有早晚可选的希望，就不觉得遥远了。虽然升迁的途径看似艰难，但都有早晚可升的希望，就不觉得艰难了。像这样，还有什么壅塞停滞的担忧呢？这就是所谓用鼓舞来疏通。如今仕途之所以壅塞，是因为流品太杂。除了科举出身之外，还有任子（荫补），又有例监，有投诚者，有府史杂流，这是朝廷为了广开用人之路，虽然不可偏废，但其中难道没有冒滥应当核查的人吗？应当严格规定，使有一才一艺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而不致开启侥幸之门。有贪污的人，随时纠察弹劾，而在考核的时候尤其应当严格核查。汉朝的制度，长官可以自行征召属吏，当时的文学才俊都出自其中。应当仿效这种制度，让天下长官得以征召有出身的士人担任属吏，既可以平息奸猾之风，而未就职的士人也能稍展其才，这都是今日疏通选政的方法。【姚大令说】后世取士的途径很广了，科第取士，鸿博取士，馆职吏员取士，乃至纳资者取士。登进的人很多，却常有无人可用的感叹，难道是执政者的过错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登进的方法应当有常规标准以杜绝奔竞之门，甄拔的途径必须有特殊科目以选拔非常之才。上述几种途径，可以得到寻常之士。至于那些奇才智勇、怀有非常谋略的人，难道会屑屑于从事这些吗！即使这几种途径中有这样的人，用科条来约束他们，用名实来核查他们，刻板的标准足以埋没人才，他们所怀持的志向宏大，区区标准不足以让他们显露才能，他们只会逃避离去罢了。何况他们穷愁失意，放浪于风尘湖海之中，郁郁不得志，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情况呢！那些有雄才绝智、怀有济世之才的人，这类人往往不能斤斤计较于言行称誉之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放下小节才能显现大才。举世不觉而独自言之的人，必定有观察时势的见识；举世共趋而独自不顾的人，必定有长远的谋略。接见这些人，考察他们的议论，不要用资格来拘束他们，不要用毁誉来迷惑听闻，这在于执政者的鉴择了。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说，国家设立铨选，以听取群吏的治理。其掌管在七司，著录在法令中，所遵守的是法度。如今升降操在胥吏手中，有所谓的惯例。长官有迁改，郡曹有替换，来的人不能全知，去的人不能尽告。索取惯例而得不到，虽然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再被议论。引用惯例而不当，虽然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再能伸张。贿赂公行，奸弊滋甚。曾经看到汉朝的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的意思，就像现在的惯例。如今吏部七司应当设置例册，凡是经过申请，或堂白，或取旨的，每一件事结束后，命令郎官依次拟定，而长官书写在册上，永远作为惯例。每半年上报尚书省，仍然通报御史台。像这样，巧吏就无处施展，而铨叙就平允了。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说，法是公天下而制定的。例是因人而立以破坏天下公道的。过去的祸患在于用例破法，如今的祸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从例行而法废了。所以谚语称吏部为例部。这就是铨政的祸害，在宋朝时就已经担忧了，而今日尤其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以操持两可之权，以在下市利。世世相传，而即使以朝廷之力也不能拔除而去之。例的祸害太严重了，又岂只是吏部如此呢。【原注】古代没有“例”字，只作“列”。《礼记·服问》：“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上，下附下，列也。”注：“列，等比也。”释文：“徐邈音例。”即后人的“例”字。直到《汉书·何武传》说：“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杜钦传说：“不为陛下广持平例。”王莽传说：“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才开始加人作“例”。

寇莱公做宰相，章圣曾经对两府说，想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寇莱公正议论此事，吏有以文籍进呈的。寇莱公问是什么书，回答说，是例簿。寇莱公说，朝廷想用一个衙官，尚须检例吗？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败坏国政的正是由此而来！司马温公与吕惠卿在皇帝面前议论新法，温公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不才而黜退他可以，不可让两府侵夺其事。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做什么？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上例！如果用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做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

员缺

员缺的名称，从晋时已经有了。《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有十辈。【原注】《世说》注引山涛启事说：“吏部郎史曜出缺处当选。”【沈氏说】《史记·儒林传》，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这是汉时已有缺名。【钱氏说】《韩安国传》，梁内史缺。《汉书》，杜业说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第

译这是陛下您所亲自知晓的。方进向来与司直师丹交好，恰逢御史大夫职位空缺，方进让师丹上奏，称咸谋取非法利益，请求查办核实。最终未能查出什么，而方进果然自己得到了御史大夫的职位。《循吏传》记载，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那些被表彰的人中选拔，按次序任用。《酷吏传》记载，后来左冯翊职位空缺。《佞幸传》记载，之后御史大夫职位空缺。《薛宣传》记载，御史大夫责任重大，不是平庸之才所能胜任的，现在应当从众卿中选拔，来填补这个空缺。又说，恰逢司隶职位空缺，况担心咸会担任此职。那么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缺”这一称呼，并非始于晋代。《魏书·元修义传》记载，元修义升任吏部尚书。当时上党郡职位空缺，中散大夫高居请求担任。到了唐代赵憬提出审官六议，于是出现了“人少缺多”、“人多缺少”的说法。而崔湜以中书侍郎身份掌管吏部选官事务，甚至预支使用了三年的员额空缺。如今狐咺在吏部任职，杨炎担任侍郎，到了分配空缺职位时，将不好的空缺分给了杨炎。这个名称沿袭相传，至今没有改变。

译《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御史大夫崔从上奏说，战事尚未平息，谋求仕进的人很多。近来每逢选拔官吏，难免因为职位空缺而滞留人才。曾经感叹遗漏了人才，仍然招致怨恨。这也类似于当今截留候选人的情况。

《大唐新语》记载，刘思立担任考功员外郎，他的儿子刘宪担任河南县尉。刘思立今天去世，明天参加选拔的人中就有人索要刘宪的职位空缺。戴深对此深深叹息，认为这是名教所不容许的，便在刘宪的名籍上注明他品行不端。那个人等到走出选拔之门时，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也狼狈得迈不开步子了。朝廷都称赞戴深能够整顿风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过只是索要一个丁忧守制期间的职位空缺，哪里至于被清议所排斥呢？不知道由此推想，如果有亲人还没死就设下陷阱来谋取职位的情况，也是人情中必然会出现的了。孟子说，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德就不可胜用；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那么义理就不可胜用。如果反过来扩充这种坏心，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希望后世掌握选拔大权的人常以端正风俗为心，那么国家必然会有得到人才的庆幸。

卷九

人材

宋代叶适说，法令日益繁多，治理的制度日益严密，禁止防范束缚到让人无法行动的地步，而人的智谋思虑自然不能超出规矩法度之内，所以人才也因此不振作。现在与人稍微谈及规矩之外的事，就摇手不敢去做。凭借汉朝那样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陈汤尚且对文书官吏扼腕叹息，何况今天呢？难怪豪杰之士无法自我奋发，而一同归于平庸懦弱。

假如枚乘、司马相如学习今天的经义，就一定不能发挥他们的文采。假如管仲、孙武阅读今天的科条律令，就一定不能运用他们的权谋策略。所以法令是败坏人才的工具。用来防范奸邪而得到的人才占十分之三，用来阻碍豪杰而失去的人才常占十分之七。

从万历以前，法令繁多但辅以教化，所以治理还能达到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在而教化消亡，于是机巧变化日益增多，而才能日益减少。其中的君子擅长断绝缨带（指逃避责任）却不能获取敌人的首级，其中的小人善于偷马却不愿解救君主的祸患。确实像墨子所说，让他们治理官府就盗窃，守卫城池就背叛，让他们审理案件就不公正，分配财物就不均平。又像《吕氏春秋》所说，担任官职就荒废混乱，面对财物就贪婪获取，位列近臣就持守谏诤，统领军队就疲弱胆怯。又如刘蕡所说，谋略不足以剪除奸邪凶恶，而欺诈足以操纵威福；勇气不足以镇守保卫国家，而暴虐足以侵害乡里。唉，我由此看出仅有法令是没有用的。

《实录》记载，宣德五年八月丙戌，皇上退朝，驾临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人侍奉。皇上问，选拔庶吉士，用什么方法可以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杨溥回答说，严格推荐，精细考核，何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呢？皇上说，近代有连坐举主的法令，凭借一句话的推荐而想要保证他终身无过，不是很难吗？我认为教养有正道，人才自然会出现。汉代董仲舒说，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要寻求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得到文采一样。这是懂得根本的言论。仅仅遵循三年考核的条文，而不实行三物教民的典章，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成就允厘的治理。

保举

《宋史》记载，元祐初年，司马光担任宰相，上奏说，治理政事得到合适的人就安定，然而人的才能有的擅长这方面而短于那方面，即使是皋、夔、稷、契各守其职，中等人才哪里可以要求完备呢？所以孔子门下用四科选拔士人，汉朝用多条途径得到人才。如果挑剔瑕疵掩盖优点，朝廷就没有可用的人；如果根据才能授予职位，世上就没有可抛弃的士人。我担任宰相，职责是选拔官员，但见识短浅狭隘。士人中有淡泊退隐、长期滞留不得升迁的，或者出身孤寒被遗漏的，怎能全部了解？如果专门引荐相识的人就嫌疑于私心，如果只按资历顺序未必都是人才，不如让在位的达官贵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然后才能符合至公，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请求朝廷设立十科选拔士人，第一科是行义纯固可做师表科，【原注】有官职和无官职的人都可以举荐。第二科是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原注】只举荐有官职的人。第三科是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原注】只举荐文武有官职的人。第四科是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原注】只举荐知州以上资历的人。第五科是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原注】有官职和无官职的人都可举荐。第六科是学问广博可备顾问科，【原注】同上。第七科是文章典雅华丽可备著述科，【原注】同上。第八科是善于审理狱讼尽公得实科，【原注】只举荐有官职的人 。第九科是善于治理财赋，公私都便利科，【原注】同上。第十科是熟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原注】同 上。所有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官从观文殿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内举荐三人，并详细陈述保任，中书省设立名册记录。以后有事需要人才，就由执政大臣查阅名册，看他们曾经被举荐的科格，随事试用，有功劳又记录在名册上。内外官职空缺，选取试用有效的人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然备录所举荐官员的姓名，那个人任职无状就按谬举之罪论处。贵在人人慎重，所举荐的都是人才。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交游旧识，无法了解他们的品行才能，不仅涉及徇私的嫌疑，而且所选取的范围太窄，哪里足以尽得天下的贤才呢？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