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译即使是工匠，也必定不是都对世间有用，他们的技艺不流传，是理所当然的。【杨氏说】现在的文集和现在的科举应试文章，如果不把它们杂乱地摧毁烧毁，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译西京崇尚辞赋，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只有诗、赋两家。那些有名的文人，陆贾的赋只有三篇，贾谊的赋只有七篇，枚乘的赋只有九篇，司马相如的赋只有二十九篇，儿宽的赋只有两篇，司马迁的赋只有八篇，王褒的赋只有十六篇，扬雄的赋只有十二篇，而最多的则是淮南王的八十二篇，枚皋的一百二十篇。而在《枚皋传》中说，枚皋写文章快，接受诏令立刻就能写成，所以他的赋作很多。司马相如擅长写文章但速度慢，所以他的作品少而比枚皋好。枚皋在赋中自己说写赋不如司马相如，他的文章委曲详尽，曲折地顺应事物，都能表达其意，颇为诙谐，但不甚闲雅靡丽，值得阅读的不超过二十篇，那些尤其轻慢戏谑、不可阅读的还有几十篇。这说明辞赋多并不一定好。东汉多碑文、诔文、书序、论难之类的文章。又因为当时崇尚经术，所以训诂之作也很多。凡传记中记录其篇数的【沈氏曰】《救文格论》在此下有北海王睦、临邑侯子騊駼，冯衍、曹褒、郑玄、贾逵，班彪、班固、朱穆、胡广，应奉，应劭、崔驷、崔瑷、崔实、崔烈、杨修、刘陶，张衡、马融、蔡邕，荀爽、荀悦、李固，延笃、卢植、皇甫规，张奂、孔融、杜笃，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黄香、刘毅，李尤、李胜、苏顺，曹众、曹朔、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张升、赵壹，侯瑾、张超、班昭，共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的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邐、荀爽、王逸各百余篇，少的如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陶、騊駼、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在《郑玄传》中说，郑玄依据《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释的各经百余万言，通达之人颇讥讽其繁琐。这说明解经多并不一定好。

秦延君解说《尧典》篇目两字，用了十余万言，仅解说“若稽古”三字就用了三万言，【原注】见桓谭《新论》。这就是颜之推《家训》所说的邺下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意思。【原注】陆游诗：“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

文章以少而兴盛，以多而衰败。以两汉来说，东都的文章多于西京，而文风却衰败了。以三代来说，春秋以后的文章多于六经，而文风却衰败了。【原注】如惠施五车书，他的书竟没有一篇流传下来。《礼记》说：“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杨氏曰】惠施多九其书五车书，未必都是他自己写的。

《隋书·经籍志》记载古人文集，西京只有刘向六卷，扬雄、刘歆各五，这是最多的了，其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多达八十五卷，元帝多达五十二卷，沈约多达一百一卷，这就是所说的“虽多亦奚以为”？【赵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周易》、《毛诗》、《尚书》、《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讲疏二百余卷，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赞序、诏诰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经义注数百卷，《金策》三十卷。简文帝撰《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十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这是帝王著述中最丰富的。晋代葛稚川著书六百余卷。宋代乐史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广孝传》五十卷，《总僊记》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总记传坐知天下记》四十卷，《商颂杂录》二十卷，《广卓异记》二十卷，《诸僊传》二十五卷，《宋齐邱文传》十三卷，《杏园集》十卷，《李白别集》十卷，《神僊宫殿窟宅记》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又编已作为《僊洞集》百卷。周必大著书八十一种，另有《平园集》二百卷。李心传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篇》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李焘作《长编》九百七十八卷，《总目》五卷，《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通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

译宋、齐、梁三朝皇室宗支谱系，王、谢两大家族世系表，以及五代将相年表，合编为四十一卷。王应麟著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与《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与《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六卷，《小学讽咏》四卷。这是文人著述中最为丰富的了。

译著书的困难

诸子之书，除了孟子和荀子之外，像老子、庄子、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子，都自成一家学说。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就不能自成一家了，所以汇集诸子的言论编成书，这是诸子书的一种变化。现在的人写的书，如果一一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必定不能太多，大致都像《吕览》、《淮南》之类罢了。那些一定是古人所未曾完成，后世又不可缺少的，然后才去写，大概就能流传了吧？宋人的书，如司马光（温公）的《资治通鉴》、马端临（贵与）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的精力完成的，于是成为后世不可缺少的书。而其中稍有错漏，尚且还不能避免。如果后人的书越多而错漏越多，越快而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成书看得太容易，并且急于求名罢了。【方东树说】按：像司马光写《通鉴》，孙之翰写《唐史要论》，他们用力精勤，志向坚定如彼，可以用来治疗著书求速的沉疴。伊川先生晚年写成《易传》，门人请求传授，先生说，再等学有所进步。孔子不是说吗，忘记自己身体的衰老，不知道年岁不足，俯首勤勉，直到死才停止。

直言

张载曾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今天的百姓，是我与显达而在上位的人所共有的。用事务来救民，这是显达而在上位的人的责任。用言论来救民，这也是穷困而在下位的人的责任。

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议论。既然如此，政教风俗如果不完全完善，就允许百姓议论了。所以《盘庚》的诰辞说，没有谁敢隐瞒小人的规劝，而国家有大疑问，就占卜百姓的顺从或违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帝停止车驾接受言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唐朝中期，这种意思还保存着。鲁山县令元德秀派遣几个乐工手拉手唱《蒍》歌，唐玄宗因此感动。白居易任盩厔县尉，写乐府及诗一百多篇，规劝讽喻时事，流传到宫中，唐宪宗召他入翰林。也接近于陈列国风，听取百姓歌诵的人了。

诗的教化，虽然主要在于温柔敦厚，但也有直接斥责那个人而不忌讳的。比如“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比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比如“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艳妻煽方处”，比如“伊谁云从，维暴之云”，这些都是直接斥责他们的官职、族姓和名字，古人不以为嫌。《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王逸章句说，是怀王的弟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说，是楚国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像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接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了。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白地斥责周颙，刘孝标《广绝交论》暗中讥讽到溉。袁楚客规劝魏元忠有十失的书，韩愈讽谏阳城作《争臣论》。这都是古人风俗淳厚的表现。

立言不为一时

天下的事情，有言论在当时，而效果在几十几百年后显现的。《三国志》记载，司马朗有恢复井田制的建议，说以往因为百姓各自有累世的产业，难以中途夺取。现在承受大乱之后，百姓分散，土地产业没有主人，都成为公田，应该趁此时恢复。当时没有实行。等到拓跋氏拥有中原，命令绝户人家的宅基地、桑榆田都成为公田，用来分配给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从此开始，直到隋唐都遵守它。《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恶劣。北齐文襄王建议，称钱币一文，重五铢的，允许入市使用。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放两个秤，挂在市场门口，如果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五铢但夹杂铅锡，都不允许使用。当时没有实行。等到隋文帝拥有天下，重新铸造新钱，文字叫五铢，重量符合文字。在关卡放置样品，不符合样品的没收销毁。而开元通宝的样式从此确立，到宋朝时还模仿它。

《唐书》记载，李叔明任剑南节度使，上疏说道教佛教的弊端，请求本道将寺庙定为三等，道观定为二等，上等寺庙留僧人二十一人，上等道观留道士十四人，每等递减七人，都选择有修行的人，其余还俗为民。唐德宗认为好，以为可以在天下实行。诏书下达尚书省商议，不久停止了。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合并裁减天下寺观，敕令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两座寺，每寺留僧人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座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总共毁坏寺庙四千六百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两千多人。而在明朝洪武年间也稍微实行他的方法。《元史》记载，京师依赖东南运粮，耗尽民力航行于不可测的水域。泰定年间，虞集建议，京东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齐，芦苇生长的地方，海潮每天到达，淤积成肥沃的土地，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水造田。允许富人想当官的，集合众人授予土地，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夫之田，任万夫长。千夫、百夫也这样。三年看成效，根据土地高低确定征收额度。五年有积蓄，任命以

译官员，就当地储备的粮食供给俸禄。十年后佩戴符印，可以传给子孙，如同军官的制度。这样，可以减轻东南漕运的压力，以舒缓民力，而游手好闲之徒也都有了归宿。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等到顺帝至正年间，海运无法到达，听从丞相脱脱的建议，于是在江南设立分司、农司，招募能种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作为农师，当年于是获得大丰收，至今水田遗留的好处还有存在的，而戚将军继光又在蓟镇修筑，这些都是当初提出建议的人所没有见到的。然而事物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天下的道理本来不出于此。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本来不指望鲁国的定公、哀公，周朝的景王、敬王，而唯独告诉颜渊。等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几乎过了三百年，于是实行了。孔子告诉颜渊，其实是告诉汉武帝。孟子想要任用齐国，说，用齐国称王如同反手一样容易，如果是滕国就不能任用。而告诉文公的话也没有贬低齐梁，说，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这就是王者的老师。唉，天下的事情，有见识的人，不一定遇到那个时代。而遇到那个时代的人，或许没有那种见识。那么开创事物的功绩，确立言论的作用，岂可缺少呢。

译朱熹撰写《诗经》传注，论及秦国的《黄鸟》篇时，认为这种殉葬习俗起初只是出于戎狄的风俗，因为没有圣明的君王和贤能的诸侯去讨伐这种罪行，于是人们习以为常。因此，即使是像秦穆公那样贤明的人，也不免受到后世评论者的指责，人们只是哀怜三位良臣的不幸，并感叹秦国的衰败。等到王政纲纪废弛，诸侯专断命令，杀人毫无顾忌，到了这种地步，人们就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了。历代沿袭这种陋习，直到本朝英宗皇帝才开始革除这千古以来的弊端。我恭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日皇帝写给祥符县王有爝的信中说：“周王去世，我深切悲痛哀悼。他在世时曾上奏，安葬选择近地，遵循节俭简约，以节省民力。从妃嫔、夫人以下，不必跟随殉葬。年纪轻且有父母的，各自遣送回家。”【原注】周宪王名有炖。著有《诚斋集》。宪王虽然有此遗命，但到他去世时，妃子巩氏竟然自缢殉死，被谥为贞烈，以一品礼制安葬。大概是因为皇帝刚登基之初，就受到宪王奏疏的感动，而且朱熹的《诗经》传注也启发了他的天资聪慧。唉，真是仁德啊！

先生给人写信说：“援引古事来筹划当今，也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方法。然而这类故事，不希望让在位的人知道。今天的事情，兴办一项利益就会增添一项祸害，比如想要实行沁水的转运之法，那么河南必定受到骚扰；开辟胶莱的运河通道，那么山东必定发生动乱。”又说：“亲眼目睹世风的趋向，才知道治乱的关键必定在于人心风俗，而用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的手段，那么教化和纲纪是不可缺少的。”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为什么文人这么多呢！本来就有那些不懂经学、不通晓古今，却自命为文人的人。韩愈《符读书城南》诗说：“文章难道不珍贵吗？经书的训诫才是根本。积水没有根源，早晨满了晚上就干了。人如果不通晓古今，就像马牛穿着衣服一样。行为陷入不义，何况还指望获得好的名誉。”而宋代刘挚训诫子孙，常说：“士人应当以器量和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既然这样，那么以文人名声显赫于世，哪里值得看重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采摘我的花叶，却不食用我的果实”啊。

黄鲁直言，几十年来，先生君子们只凭借文章来提拔奖赏后辈，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也有这种风气，而陆深【原注】对此记载得很详细。刘文靖【原注】健。告诫吉士的话，李梦阳【原注】空同。对此非常不平。【原注】见《停骖录》。

《宋史》记载，欧阳修与学者交谈，从未谈及文章，只谈论政务。他说：“文章只用于修饰自身，政事可以惠及百姓。”【杨氏说】欧阳修擅长文章，所以不谈文章而谈政事；蔡襄擅长政事，所以不谈政事而谈文章。一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长处，一个是为了激励自己的短处。古人的用意，不是浅薄的后辈所能理解的。

先生给友人写信说：“《宋史》记载刘安世每次告诫子弟说：‘士人应当以器量和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我自从读了这句话，就断绝了应酬性的文字，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器量见识而不堕入文人的行列。中孚为他去世的母亲请求撰写传记多次，我最终都推辞了。大概是因为只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情，而与经术政理的大道无关，我就不写。韩愈振兴了八代以来的文风，如果他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等篇章，而一概谢绝所有的墓志铭和行状，那么他确实是近代的泰山北斗了。”

巧言

《诗经》说：“巧言如簧，脸皮真厚。”孔子也说：“巧言令色，仁德很少。”又说：“巧言败坏德行。”巧言不仅仅指言语，凡是今人所作的诗赋、碑文、行状等足以取悦他人的文章，都属于巧言一类。不能做到不说巧言，不足以成为通达的人；只有能做到而不说，才是天下的大勇，所以孔子认为刚毅木讷接近仁德。学者用力的地方在这里，而不在那里。

天下不仁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喜好犯上作乱的人，一种是巧言令色的人。从小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以至于弑杀父亲和君主，都是喜好犯上作乱的推演。从耸肩谄笑、意见未同就附和，以至于害怕失去权位，无所不为，都是巧言令色的推演。然而这两种人常常相互依存而立足于世。有王莽的篡位弑君，就一定有扬雄的《美新》颂扬。有曹操的禅让代位，就一定有潘勖的九锡册命。【原注】《世说新语》说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们说它与《训》、《诰》风格相同。因此，动乱由此产生，犯上的人做首领，巧言的人做辅助。所以大禹称巧言令色的人为孔壬，与欢兜、有苗归为一类。这真是可怕啊！【原注】周穆王作《冏命》说：“不要以巧言令色，阿谀逢迎。”那么学者应当怎么做呢？必须先以孝悌为本，以消除其悖逆陵暴之心。接着以忠信为继，以去除其阿谀逢迎的习气。使一言一行都出于本心，而不让不仁加诸其身，这样然后才可以修身治国。【原注】记录者在《论语》开头列出有子、曾子的话，是为了补充孔子平日所未及说的内容，其中的次序也不是没有用意的。

世人说魏忠贤起初不识字，但他口含天宪，是因为有一两个文人代他起草文书。《后汉书》记载梁冀只能写写算算，他诬告太尉李固时，扶风人马融为他起草章表。《唐书》记载李林甫自己没学问

译起草诏令的人，仅仅能够执笔书写，而郭慎微、苑咸这些庸劣的文士，代替他们拟定诏书。又说高骈上书，肆意做出丑恶悖逆之事，胁迫要求天子，而吴人顾云用文辞来粉饰他的奸邪。《宋史》记载章惇掌权时，曾说，元佑初年司马光担任宰相，任用苏轼掌管起草诏令，所以能够鼓动四方。于是让林希掌管起草诏令，对元佑年间的各位大臣施展毒辣手段。唉，哪个朝代没有文人呢，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深思华而不实与务实之间的区别啊。【杨氏说】林希起草贬谪苏轼的诏令完毕后，扔下笔站起来说，今天毁坏了我的名节了。

译文辞欺人

自古以来用文辞来欺骗人的，没有比谢灵运更甚的，其次就是王维。谢灵运身为开国元勋的后代，承袭了国公的爵位。刘宋代晋时，他不能像徐广、陶潜那样隐居山林泉石之间。【杨氏说】徐广曾经侍奉过桓玄、刘裕，实际上不能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既然做了宋朝的臣子，又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到了元嘉年间，他多次升迁至侍中。他自认为是名流，应当参与时政，但宋文帝只以文学义理来接待他，因此他心生怨恨。他又上书劝谏讨伐河北，以至于屡次获罪被弹劾，甚至起兵抗拒抓捕。于是作诗说：“韩国灭亡时张良奋发，秦朝称帝时鲁仲连感到羞耻。我本来自江海之间，忠义之心感动君子。”等到临刑时，又作诗说：“龚胜没有余生，李业有最终的结局。”如果谢灵运想要效忠于晋朝，为什么前后的言行如此矛盾呢！史官记载他为叛逆，并不苛刻。王维担任给事中，安禄山攻陷两京，王维被拘禁在普施寺，被迫接受伪职。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他的党徒，王维作诗说：“万户伤心野烟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叛乱平定后，王维下狱。有人将这首诗报告给行在（皇帝所在之处），他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请求削去官职以赎兄长的罪，肃宗于是特别宽恕了他，责罚授予太子中允的官职。襄王僭越称帝，【杨氏说】唐僖宗光启二年出逃，朱玫拥立襄王。逼迫李拯担任翰林学士。李拯既然已经接受了伪职，心中不安。当时朱玫掌权，百官秩序混乱。李拯曾经在朝退后，骑马停在国门，作诗说：“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诵完毕，流下眼泪。等到王行瑜杀死朱玫，襄王出逃，李拯被乱兵所杀。两个人的诗相同，一个死了一个没死。而文人墨客交游之士多袒护王维，比如杜甫称他为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却侍奉叛贼的吗？现在有些人在颠沛流离之后，投靠异姓，直到被排斥不容，才发出忠愤的言论，与那些名声污损于伪籍却自托忠心，比作谢灵运、王维一类的人相比，我认为他们更加卑劣。

末世人情更加巧诈，写文章而不感到羞耻，本来就有早上赋写《采薇》这样的篇章，晚上就有捧读檄文的喜悦的人。如果根据他们的言论来选取人才，那么鲁仲连可以车载，王蠋可以斗量了。说，不是这样，世上如果有懂得言辞的人出现，那么这个人的真伪就可以通过他的言论来辨别，最终无法逃脱。《黍离》中的大夫，开始时心神不定，中间时哽咽难言，后来时如醉如痴，无可奈何，而托付给苍天，这是真实的。汨罗江边的宗臣，言辞沉重，反复陈述，心烦意乱，而他的词句不能按次序排列，这是真实的。栗里的征士，淡然好像忘记了世俗，而感愤的情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微显露他的情感，这是真实的。那些急切地自我表白而发表言论的，是虚伪的。《易经》说：“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惭愧；心中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支离；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屈曲。”《诗经》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祸乱因此蔓延。”观察情感的真伪，摒弃浮华的言辞，君子的道理，兴王的大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修辞

《典谟》、《爻象》，这是两位帝王三位君王的话。《论语》、《孝经》，这是孔夫子的话。文章就在这里，性与天道也不外乎在这里。所以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好啊！游定夫的话说，不能写文章而想要听闻性与天道，好比建造几仞高的墙，却用浮尘聚沫作为基础，没有这样的道理。后来的君子，在下学之初就谈论性道，却把文章当作小技，而不必用力。然而孔夫子不是说，它的旨意深远，它的言辞华美吗？不是说，言辞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远吗？曾子说，注意言辞语气，这就远离鄙陋悖谬了。曾经看见现在讲学的先生从语录入门的，多不善于修辞，或者反而用子贡的话来讥讽他们说，孔夫子的性与天道可以听闻，孔夫子的文章不可以听闻。【钱氏说】释家的语录始于唐代，儒家的语录始于宋代。行为像儒家而言语像释家，不是用来垂范教化的。君子的言辞语气，必须远离鄙陋悖谬。语录流行而儒家有鄙陋悖谬的言辞了。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语录流行，则有德行而不一定有言论了。【姚刑部说】言辞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远。出辞气不能远离鄙陋，曾子告诫过。何况解说圣经来教学者，遗留给后世而夹杂鄙陋的言语呢？在唐代，僧徒不通文墨，于是书写他们的师语以俚俗，称为语录。宋代儒者弟子大概过分效仿，然而因为弟子记录先师，害怕失去真实，还有可取之处。明代自己著书的人，也效仿这种言辞，这有什么可取的呢？

杨用修说，文，是道。诗，是言。语录出现而文与道分离了，诗话出现而诗与言分离了。

自从嘉靖以后，人们知道语录不文，于是王元美的札记、范介儒的肤语，上规法扬雄，下效法文中子，虽然所得有深浅的不同，然而可以说是懂得言辞的人了。

文人摹仿的弊病

近代文章的弊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经不是最高境界，何况遗弃神理而只得到皮毛的呢。况且古人作文，有时有利钝，梁简文帝给湘东王的信说，现在有人效仿谢乐康、裴鸿胪文章的，学谢则达不到他的精华，只得到他的冗长。师法裴则蔑弃他的长处，只得到他的短处。宋

译苏轼说，现在的人学习杜甫的诗，只得到了他粗浅庸俗的一面。【原注】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人以杜甫为师，开始贬低唐代诗人的学问，称之为江西诗派。金代元好问的诗说，杜甫自有价值连城的宝玉，怎奈元稹只识别出普通的石头。写文章这件事，不过是儒者的末节小事，尚且想要做到陆机所说的“抛弃已披戴的晨花，开启未振发的夕秀”，如今还不见有这样的人才。进而窥探著述的领域，就更加困难了。

译模仿《楚辞》的人，一定不如《楚辞》。模仿《七发》的人，一定不如《七发》。大概是因为他们心中先有一个古人作为榜样，既害怕失去那个标准，而笔力又无法自由施展。这就是寿陵少年在邯郸学步的典故所说的道理。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枚乘创作《七发》，构思新颖，辞藻华丽，意旨丰美，上可媲美《楚辞》，所以令人喜爱。后来模仿它的人，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骃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等，模仿得太刻意，完全没有新意。傅玄又把它们汇编成《七林》，让人读不到结尾，往往就把它扔在桌案上了。柳宗元的《晋问》虽然也用了这种体裁，却超然独立，另辟蹊径，激昂清壮，汉晋以来文士的弊病因此一扫而空。东方朔的《答客难》，自然是文章中的杰出之作。扬雄模仿它，写成《解嘲》，还有驰骋自如、自得其中的妙处。至于崔骃的《达旨》、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间》，都是逐章逐句地摹写，它们的弊病与《七林》相同。等到韩愈的《进学解》出现，这种弊病才一扫而空。洪迈的话很恰当，然而这只是从辞藻的工巧拙劣来评论罢了，如果从立意来看，终究不能超出古人的范围。

比如扬雄模仿《易经》而作《太玄》，王莽依据《周书》而作《大诰》，都是费尽心力却日益拙劣的人。【原注】《世说新语》记载，王隐评论扬雄的《太玄》虽然精妙，但没有益处。古人称之为屋下架屋。

《曲礼》教导说不要抄袭别人的言论，不要随声附和，这是古人著书立说的根本。

文章繁简

韩愈写《樊宗师墓铭》说，古人写文章必定出自己手，降等而不能做到就剽窃窃取。后来的人都指着前人互相沿袭，从汉代到现在都使用同一套法则。这极其切中今人的弊病。至于樊宗师的文章，则是为了纠正时人的过失而又犯了另一种过失。【原注】比如《绛守居园池记》因为“东西”二字平常，而改为“甲辛”，几乎像吴人呼庚癸那样晦涩了。写文章需要注释，这在秦汉以前还可以。如果今天写文章没有注释就无法理解，那就是追求简练反而得到了繁琐，两方面都失去了。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原注】胡缵宗修《安庆府志》，记载正德年间刘七的事情，大字写着：“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在“贼七”下面小字注释说：“姓刘氏。”拿给别人看，没有不笑话他的。不知道近日那些学习秦汉文风的人，都是刘七这一类人。

言辞以表达清楚为主，不论它是繁还是简。繁简的争论兴起，文章就灭亡了。《史记》繁复的地方一定胜过《汉书》简略的地方。【原注】《容斋随笔》评论卫青传中封赏三位校尉的话，《史记》胜过《汉书》的地方正不仅仅在此。《新唐书》的简略，不是简略于事而是简略于文，这就是它的弊病。【钱氏说】文章有繁有简，繁的不能简略使它变少，就像简的不能增加使它变多。《左传》的繁复胜过《公羊传》《谷梁传》的简略，《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说文章没有繁复而能工巧的，也不是全面的论断。

时子通过陈子把话告诉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孟子，这里不需要重复出现而意思已经明白。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而住在一起的人，他的丈夫出去，就一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他的妻子问他和谁一起吃喝，他说都是富贵人家。他的妻子告诉妾说，丈夫出去，就一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问他和谁吃喝，都是富贵人家，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我将窥探丈夫的去向。有人送给郑国子产一条活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人把它养在池子里。管理池塘的人把它煮了吃了，回报说，刚放下去的时候，它还困倦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悠然自得的样子，然后悠然游走了。子产说，它得到合适的地方了！它得到合适的地方了！管理池塘的人出来，说，谁说子产聪明？我已经把它煮了吃了，还说，它得到合适的地方了！它得到合适的地方了！这里必须重叠叙述而情事才能详尽，这是孟子文章的妙处。如果进入《新唐书》，对于齐人一定说，他的妻子怀疑而窥探他，对于子产一定说，管理池塘的人出来而嘲笑他，两句话就完了。所以言辞以表达清楚为主，不以简略为主。刘器之说，《新唐书》叙事喜欢简略其辞，所以事情多郁结而不明白，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里有繁简之分呢？从前的人论说认为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那就错了。当时进呈《新唐书》的表文说，它的事迹比前人增加，它的文辞比旧史节省。《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的原因，弊病正在这两句话上。【杨氏说】大凡成见最害事，宋祁立意崇尚简略，于是就有不当简略而简略的地方，总之《新唐书》的体例自然好。

黄震《日钞》说，苏辙《古史》修改《史记》，多有不当。比如《樗里子传》，《史记》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滑稽多智。似乎把母亲当作滑稽了。那么“樗里子”三个字可以省略吗？《甘茂传》，《史记》说，甘茂，是下蔡人。侍奉下蔡的史举，学习百家的学说。《古史》说，下蔡史举学习百家的学说。似乎史举自己学习百家了，那么“事”这一个字可以省略吗？由此知道文章不可以以省字为工巧，字如果可以省，太史公早就省了。

文人求古的弊病

《后周书·柳虬传》，当时的人论文章体裁有今古的不同，柳虬认为时代有今古，文章没有今古。这是非常恰当的理论。如今的人不能成为二汉，就像二汉不能成为《尚书》《左传》一样。

译于是柳虬选取《史记》《汉书》中的行文法则作为古雅的标准，甚至更过分地摘取其中的一两个字句用在文章中，这实在是不相称。【原注】元代阿鲁图呈递《宋史》的奏表说，况且辞藻的繁简要根据史事而定，而文风的古今要顺应时代。这大概是采用了柳虬的话。【杨氏说】《宋史》又太过繁冗，一位皇帝的本纪竟然多达九卷，这哪里还能符合史书的体例呢？

译拿今天的地名觉得不够古雅，就借用古代的地名；拿今天的官职觉得不够古雅，就借用古代的官名；舍弃今天日常通用的字，而借用古代通用的字，这都是文人用来掩饰自己浅陋的方法。

《唐书》记载，郑余庆的奏议一类文章喜欢使用古语，比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关部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人们讥讽他不合时宜。

宋代陆游在《前汉通用古字韵》的跋文中说，古人读书多，所以写文章时偶尔用上一两个古字，起初并不认为这是精巧，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古字、哪个是今字。近来却有人抄录摘取史书中的古字放入文辞中，自以为精巧美妙，不知道有人在嘲笑他们。我偶然看到这本书，为此叹息，写下这些作为后生的警戒。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说，凡是书写官衔，都应当符合实际。比如廉访使、总管之类，如果改称为监司、太守，这就扰乱了官制，久远之后就无法考证了。

何孟春《余冬序录》说，现在的人称呼别人的姓氏一定要换成世家望族的名号，称呼官职一定要用前代的职名，称呼府州县一定要用前代的郡邑名，想要以此显得与众不同，却不知道在文字间写上这些，对文章的工拙有什么好处？这不仅于理没有可取之处，而且在事理上又有妨碍。姓李的人称为陇西公，姓杜的称为京兆，姓王的称为琅邪，姓郑的称为荥阳，用一个姓氏的望族名号来概括所有人，可以吗？这种弊病，从唐末五代间孙光宪等人开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谷为五柳公，大都是用古人的号来概括同姓的人，尤其令人鄙夷。官职郡邑的设置，历代都有沿革，现在一定要用前代的名号来称呼，将来又依据什么来考证呢？这就是所说的于理没有可取之处，而在事理上又有妨碍。【沈氏说】《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应科请求纠正奏疏体例的奏疏第二条说，第二戒是沿袭。比如称呼辅臣不说王家屏、沈鲤，而说山阴、归德；不说高拱、张居正，而说新郑、江陵。有时称呼官职和地方，不说吏部尚书、礼部侍郎，而说大冢宰、少宗伯；不说户部郎中、工部员外，而说度支郎、将作官属；不说北直、南直、浙江、云贵，而说燕、吴、豫章、越、滇黔。这类情况，沿袭已久，终究应当引以为戒。

于慎行《笔麈》说，《史记》《汉书》文字的精妙本来自有原因，并不是说它们的官名地名很古雅。现在的人羡慕它们文章的雅致，往往取用它们的官名地名来用于今天，这应该被古人嘲笑。《史记》《汉书》的文章如果要复古，为什么不把三代的官名用于当时，而只记录实际情况呢？文章的雅俗本来不在于此，只是混淆失实，无法昭示后人，大家是不这样做的。我向来不擅长文辞，没有什么模拟，至于名分的细微之处，则不敢苟且。平常的小作品，或许有迁就金石文字的情况，但断不敢在官名地名上用古字替换今字。前辈名家也多是这样。

古人集中没有冗杂重复

古人的文章不仅一篇之中没有冗杂重复，一部文集中也没有冗杂重复。比如称赞别人的善行，如果出现在祭文中，就不会再出现在墓志铭中；如果出现在墓志铭中，就不会再出现在其他文章中。后来的人读他的全集，可以互相参照看到。还有互相见于别人文章的情况，比如欧阳修写尹师鲁的墓志铭，不说近日古文从师鲁开始，因为认为范仲淹的祭文中已经说过了，可以互相参照，不必重复出现。大概欧阳修自信自己与范仲淹的文章都可以流传后世，也可以看出古人重视爱惜自己的言论。

刘禹锡写《柳子厚文集序》说，凡是子厚的姓名、仕宦经历、年龄以及修身的大致情况，韩愈的墓志铭和祭文中已经有了。又可见古人不一定要求文章出自自己之手。

书不应该有两篇序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官在开头写序，副主考官在结尾写序，这是职责所在。凡是书籍也与此类似。比如在建国初期，府州县志书编成，必定推举当地德高望重且有文采的先生写序，否则就是在该府州县做官的人。请求的人必定合适其人，其人必定自审无可推让才去写。在该地做官的人，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这本书有功，就不推让给当地先生；当地先生，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这本书有功，做官的人就不敢写了。如果义理取于独断，就有自己写而不推让给当地先生和官员的情况。以上这些，所说的就是职责。所以序只有一篇，如果有别的阐发，就作为后序。也有只记载年月而没有序的。现在却有两篇序了，甚至有连续三四篇序还不止的。两篇序不符合体例，不合适其人不符合职责，世上的君子不学习却喜欢多言。

凡是书有所阐发，写序是可以的。无所阐发，只记载成书的年月就可以了。人的弊病在于喜欢替别人写序。

唐代杜牧《答庄充书》说，自古以来给文章写序的，都是后世尊崇那个人而为他写的。现在我和您同生在今世，想要给您尚未完成的文章写序，本来就不可以。读这话，现在喜欢替别人写序的人可以停止了。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说，序，是叙述作书的旨意。大概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每编成一卷，就有序，最为雅正驯良。左思赋《三都》完成，自认为名声不显著，向皇甫谧求序。从此缀

译有文采的士人，大多依靠他人来传布自己的名声，都急切地追求名望，唯恐别人不了解自己。等到他们的著作流传既久，保存下来的刻本，有的模糊不清难以阅读，有人抄写后重新刻印，于是人们又为之作序，这时适宜叙述重新刻印的缘由就可以了。然而现在的作序者，如果不是追溯评论前代贤人，妄加优劣的评判，就是过分称赞好事，多设吹捧的言辞，这些都是我所不赞同的。读了这番话，现在喜欢为古人集子作序的人就可以停止这种做法了。

译古人不为他人立传

列传这一名称始于太史公，大概是史书的体例。如果不担任撰写史书的职务，就没有人为他人立传的，所以有碑文、有志文、有行状而没有传。梁代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这是用寓言的形式而称之为传。韩愈文集中有三篇传，分别是太学生何蕃、泥瓦匠王承福、毛颖。【原注】还有《下邳侯革华传》，那是伪作。柳宗元文集中有六篇传，分别是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木匠李赤、蝜蝂、何蕃，只是选取他们的一件事而称之为传。王承福这类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而称之为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是戏作，而称之为传，大概是比作稗官野史一类。至于段太尉，就不叫传，叫《逸事状》，柳宗元不敢为段太尉立传，是因为自己不当史官之职。从宋代以后，才有为他人立传的，这是侵夺了史官的职责。【杨氏说】《段太尉逸事状》，这是想要呈送史馆，就采用行状的体例，怎么能说是传呢。【姚刑部说】传和状这类文体，虽然源于史官，但意义不同。刘先生曾说，古代为达官名人立传的，是史官的职责。文人作传，大都是为泥瓦匠、种树者这类人罢了。那个人如果稍微显贵，就不应当为他立传，为他写行状呈送史官罢了。我认为先生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古代国史立传并不很拘泥于官位品级，所记载的事迹还比较详细。又如实录记载臣子去世，必定简要叙述其一生的贤与不贤。本朝实录不记载臣下的事迹，史馆凡是任职者没有赐谥号以及因事殉职的，不得立传。乾隆四十年，规定一品官才赐谥号，那么史书中立传的也就无几了。我收录古代传状的文章，并记载这个义理，让后来的文人得以选择。《太平御览》书目中列出古人别传几十种，称之为别传，是为了区别于史家的正传。

志状不可妄作

志和状在文章家中属于史书的支流，呈送史馆，流传给后人，是史书的本源。史书用来记事，也用来载言。所以不读那个人一生所写的文章，不可以为他作志状。那个人活着时在公卿大臣之位，如果不熟悉一朝的大事，不可以为他作志状。那个人活着时在部门官署之位，如果不熟悉一个部门的掌故，不可以为他作志状。那个人活着时在监司守令之位，如果不熟悉一方的地形风俗、因袭变革利弊，不可以为他作志状。现在的人不通晓这些，却妄自为他人作志。史家又不加考辨就承用这些志状，因此出现矛盾不合之处。孔子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说的就是这类人吧？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一定都读父亲留下的书籍。读父亲书籍的人不一定能通晓官府掌故。至于为他人作志的，必定是一时的文苑名士，却不能够详细考究，却说，子孙写的行状是这样说的，我就依据它。大臣家可能有不识字的子孙，但文章家不可能有不通晓当今的宗师，却想让籍谈、伯鲁这类人作为文人承担过错，唉，如果是这样，那么天下就全是文人了。

作文润笔

蔡邕文集中为当时权贵写的碑诔很多，如胡广、陈寔各三块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两块碑，至于袁满来年仅十五岁、胡根年仅七岁，都为他们写碑。如果不是贪图润笔费，不至于做到这样。史传因为蔡邕名望重，隐而不说罢了。文人受贿，难道只有韩愈的谀墓金吗？【原注】李商隐《齐鲁二生》说，刘义拿着韩愈几斤金子走了，说，这是谀墓的人所得到的，不如送给刘君祝寿。韩愈不能阻止。现在这件事记载在《唐书》中。

王楙《野客丛书》说，作文接受酬谢，不是从晋宋开始的。看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居长门宫，听说司马相如天下擅长写文章，奉送黄金百斤为文君买酒，司马相如因此写文章，以启发皇上，皇后重新得到宠幸。这种风气在西汉已经存在。【原注】按陈皇后没有重新得宠的事，这篇文章大概是后人拟作的，但也是汉人的笔法。

杜甫作《八哀诗》，李邕一篇说，干谒的人充满他的门庭，碑版照耀四方。丰屋挂着珊瑚钩，麒麟织成的毯子。紫骝马跟随剑几，义取没有虚过的年份。【原注】李邕本传，擅长碑颂，人们奉送金帛请他写文章，前后所接受的数以万计。刘禹锡祭韩愈文说，公的鼎侯碑，志隧表阡，一个字的价格，运来的金子如山。可以说是揭露真赃的人啊。【原注】《侯鲭录》，唐代王仲舒任郎中，与马逢友善。常常责备马逢说，贫穷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不寻找碑志来救急？马逢笑着说，刚才看见人家骑马呼叫医生，立刻可以等待。这虽然是戏言，当时风俗可见了。从前扬雄尚且不肯接受商人的钱，记载在《法言》中，而杜甫却称之为义取，那又不如唐寅直接认为是利了。《戒庵漫笔》说，唐子畏有一本巨册，自己记录所作，文簿封面题曰利市。【原注】现在市肆帐簿多题这两个字。

《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裴均的儿子拿着万缣，请求撰写先父的铭文。韦贯之回答说，我宁愿饿死，怎么能做这种事？现在靠卖文为生的人可以感到羞愧了。

司空图传记载，隐居在中条山，王重荣父子很敬重他，多次馈赠礼物，他不接受。曾经为他写碑，赠送几千匹绢，司空图放在虞乡，市人得以取用，一天就取完了。既然不占有

译赠送财物，而接受它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得已，这又是其次的情况。【赵氏说】隋朝郑译被封为沛国公，官位至上柱国。高颎为他制作戏言说：“笔干了。”郑译回答说：“我出任地方长官，拄着拐杖说要回来，没有得到一文钱，拿什么来润笔呢？”这“润笔”二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宋朝时甚至将其定为法令。沈括《笔谈》记载太宗设立润笔钱，多次下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次上朝谢恩时，发文督促此事。杨大年撰写寇莱公拜相的麻词，其中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之语。寇莱公认为这正是表达我心中的想法，额外赠送百金。说“额外”，那么就有常规的例子可知。周益公《玉堂杂记》记载，汤思退起草刘婉仪进位贵妃的制书，高宗赐予润笔钱几乎达到万缗，赐予的砚台尤其奇特。起草制书尚有恩赐，那么臣下按惯例有馈赠更不用说了。唐朝时虽然没有定制，然而韩昌黎撰写平淮西碑，宪宗将石碑拓本赐给韩宏，韩宏寄来绢五百匹。韩昌黎不敢私自接受，特意上奏请示旨意。又撰写王用碑，王用的儿子寄来鞍马和白玉带，也特意上奏请示旨意。杜牧撰写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寄来彩绢三百匹，也特意上奏报告。穆宗诏令萧俛撰写成德王士真碑，萧俛推辞说：“王承宗的事情没有值得记载的。”又撰写进后制书，按惯例得到馈赠，如果勉强接受，就不符合我一生的志向。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凭借区区文字，馈赠与接受，都上奏请示，那么这已经成为朝野通行的惯例了。又欧阳修《归田录》记载馆阁撰写文章按惯例有润笔。到了后来，于是有不按时送润笔钱而派人督促索取的。这又是求文者吝啬馈赠的鄙陋行为。

译文章若交付给不合适的人，

《元史》记载姚燧向许衡请教文章之道，许衡告诫他说：“弓箭这类器物，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了，他们也会用来对付别人。文章固然本是士子显扬名声的利器，然而如果先有了名震一世的名声，那么面对那些想役使你的人，你将如何应对呢？把文章给不合适的人，与拒绝给不合适的人，都是有过错的，这并不是保全自身、应对世事的正确方法。我看前代的马融，因受邓氏之害，不敢再违逆权贵，于是为梁冀起草奏章。李固又写了《大将军西第颂》，因此被正直的人所羞耻。徐广担任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向他致敬，台内派徐广制定礼仪，从此内外官员都执行下级对上级官的礼节，徐广常为此感到羞愧悔恨。陆游晚年再次出仕，为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受到清议的讥讽。朱熹曾说他才能太高，行迹太接近权贵，恐怕被有权势的人拉拢，不能保全晚节。这些都是把文章给了不合适的人。祸患的到来，比耻辱更轻微，在迫不得已时，与其给予，宁可拒绝。至于那些节俭美德、含蓄才华，其作用在此之前的，那就更需要懂得察知细微之处的君子了。

少年人尚未显达，投书给知己以求见面的文章也不应轻易写作。韩愈文集中有《上京兆尹李实书》，说：“我来到京师，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所见到的公卿大臣数不胜数，都能恪守官职、奉行职责，没有过失罢了。没有见到像阁下这样赤心侍奉皇上、忧国如家的人。今年以来，不下雨有一百多天，种子不能入土，野外没有青草，而盗贼不敢兴起，谷价不敢昂贵，一百个坊、一百二十个司、六军、二十四县的人，都像阁下亲自临到他们家中一样。老奸巨猾、积赃已久的恶人，销声匿迹、受挫沮丧，魂飞魄散，踪迹灭绝，如果不是阁下条理分明、镇服四方，宣扬天子的威德，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等到他写《顺宗实录》，记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时，却说：“李实谄媚侍奉李齐运，迅速升迁到京兆尹，依仗宠信、强横固执，不顾法律条文。当时春夏干旱，京畿地区缺乏粮食，李实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反而致力于聚敛征收，用来供给进奉。每次奏对总是说：‘今年虽然干旱，但谷物很好。’因此租税都不免除，百姓穷困到拆毁房屋卖瓦木，借贷麦苗来应付官府。凌驾于公卿以下，随喜怒诬告奏请迁黜，朝廷畏惧忌惮他。曾有诏书免除京畿地区的拖欠租税，李实不执行，仍按诏书征收如初。勇于杀害，官吏百姓无法生存。等到他被贬，街市里欢呼，都袖子里藏着瓦砾，在路边等候他，李实从小路才得以逃脱。”【杨氏说】《顺宗实录》并非朱熹原本的记载。此处或许有过分之处，所谓溢美溢恶，自古如此。与前面所上的书信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原注】《鹤林玉露》摘录此事作为疑点。难道不是少年人尚未显达，投书给知己以求见面，而不自觉失言吗？后来的君子，可以以此为戒。

假设之辞

古人写赋，多用假设之辞。叙述往事，作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合事实。《子虚赋》、《亡是公》、《乌有先生》的文章，已经始于司马相如了。后来的作者确实继承了这个意思，谢庄的《月赋》，说陈王刚丧应玚、刘桢，端坐忧愁、多有闲暇。又说，拿起笔和纸，命令王粲写作。按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随军征吴，二十二年春在途中病死。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都去世，也是这一年。到明帝太和六年，曹植被封为陈王。怎么能挑剔史传，来议论这篇赋的不合事实呢。庾信的《枯树赋》既说殷仲文出任东阳太守，又有桓大司马，也是同样的例子。【原注】殷仲文是桓玄的侍中，桓大司马则是桓玄的父亲桓温。这是因为殷仲文有“此树婆娑”的话，桓玄的儿子有“木犹如此”的感叹，于是把两件事凑合成文。而《长门赋》所说的陈皇后重新得宠，也本来没有这回事。俳谐之文不应当与它严肃地争论。【原注】《长门赋》是后人托名之作，司马相如在元狩五年去世，怎么能说孝武皇帝呢。【杨氏说】《庄子》中，孔子见孙叔敖，又说庄子见鲁哀公，年代相隔很远。古人作文，既然多用寓言，就不必计较了。

陈皇后重新得宠的说法，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说的屈原到了快乐之国，介子推回来接受俸禄一样。

古文中未加改正的隐晦之处

陆机的《辨亡论》，他称晋军，上篇称为王师，下篇称为强寇。

文天祥《指南录》序中“北”字都是“卤”字。后人不知道他的意思，不能改正。谢翱《西台恸哭记》，本当说文信公，却错误地说颜鲁公，【杨氏说】原文只说唐宰相鲁公，没说颜。本当说季宋，却说季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后人改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到二百八十卷石敬瑭把山后十六州贿赂契丹的事，说从此之后辽灭晋，金破宋，下面缺了一行文字，说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却忌讳不写，这有待于后人补完。汉人说《春秋》所贬损的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的人，其事都见于书中，【原注】《汉书·艺文志》。所以定公、哀公之间多有微辞，何况是改朝换代、制定华夏制度的人。孟子说：“不了解那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论述他的时代。学习他的文章却不知道，那就不配称为君子了。”

译郑所南在《心史》中记载文丞相的事迹，说文公自己在序言中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其中没有称呼对方为“大国”、为“丞相”，也没有自称“天祥”，这些都不是文公原本的用语，旧版书籍都直接斥责那个敌酋的名字。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流行的文集版本或许都是传抄书籍的人所改动的。

译《金史·纥石列牙吾塔传》记载，北中也派遣唐庆等人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记载，北中大臣拿出舆地图给他看；《完颜赛不传》记载，按春从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法，大概是指“卤中”（即金人自称的“卤”地），修史者沿用了金人的说法而未加修改。

《晋书》中关于刘元海、石季龙的记载，作史者为了避唐讳而改其名，后世引用该书的人大多不知道原因而沿袭其改法，只有《资治通鉴》一并改回本名。

卷二十

非三公不得称公

《公羊传》说，天子的三公称公，前代王者的后裔称公。天子的三公称公，指的是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等人。前代王者的后裔称公，指的是宋公等人。杜佑《通典》说，周代的制度，除了二王之后，列国诸侯的爵位没有达到公的。《春秋》中有虞公、州公，或者是沿袭殷商的旧爵位，或者是曾经担任过天子的官职，子孙沿用这个称号罢了，并非周代的典制。周平王东迁之后，列国诸侯都僭越称公。【梁氏说】《史记·卫世家》记载，周平王任命武公为公。东迁以后，诸侯在其国内都称公，从未有天子任命诸侯为公的情况。武公大概是入朝担任天子的卿士罢了。孔子作《春秋》而将其记载下来，有时称公，有时不称公。生前不称公，下葬时则称公。列国不称公，鲁国则称公，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同时见于史书，而天下的大法就彰明了。【左暄说】春秋时期，各大国都僭越称公，那些称侯、伯、子、男的不过是些小国罢了。孔子作《春秋》，凡是会盟征伐，一定依据原本的爵位来记载，不因为他们僭越称公而改变。而称之为公，这就是所谓的“《春秋》乃天子之事”。而在记载下葬时，凡是侯、伯、子、男都记载为公，只有桓公十七年记载“癸巳，葬蔡桓侯”。啖助说，称侯，大概是蔡季贤德，向周王请求谥号。凡是诸侯向周王请求谥号，周王的策书上就写谥号为某侯，各国史官因而记载下来，所以西周诸侯的纪传都依据原本的爵位。春秋时期，下葬既不再请求周王的命令，因而私自谥号为公，史官顺从而记载下来，以显示其不合礼制。又有起初称侯，后来称子的，如《春秋》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卒”，桓公二年记载“滕子来朝”就是这样。有起初称侯，后来称伯的，如隐公十一年记载“薛侯来朝”，昭公三十一年记载“薛伯卒”就是这样。有起初称侯，后来称伯称子，又改称伯又称子的，如桓公二年记载“杞侯来朝”，庄公二十七年记载“杞伯来朝”，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杞子卒”，文公十二年又记载“杞伯来朝”，襄公二十九年又记载“杞子来盟”就是这样。杜预、杨士勋、刘敞、叶梦得认为可能是当时周王所贬黜。程可久、朱熹认为可能是困于大国的责难，赋税沉重而自我贬低，这些都不可确知。而说孔子凭自己的意志进退予夺，则是不对的。西汉有七相五公，【原注】《西都赋》李善注说，公、御史大夫、将军，是通用的称呼。查《后汉书》，汉献帝对御史大夫郗虑说：“郗公，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呢？”可见御史大夫得称公。而光武帝则设置三公，【原注】《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书中的文字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宏公宋、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固公、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公烈崔、胡公广、王公龚、杨彪公、荀公爽、皇甫嵩公、董卓公、曹操公，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就没有称公的。）《三国志》中如汉的诸葛公亮、魏的司马公懿、吴的主张公昭、顾公雍、陆公逊，《晋书》中如卫公瓘、张公华、王公导、庚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温公、刘裕公之类，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就没有称公的。史书到了唐代，称公不必都是高官。直到今天，志状之文，人人都可以称公了。唉，多么泛滥啊！多么虚伪啊！【原注】如郑端简《名臣记》中无人不称公，这就不是史书的体例了。【钱氏说】王安石《临川集》中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行状》、《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大理寺博士曾公、工部郎中傅公、员外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封郎中孙公、侍御史王公墓志铭。

《大雅·公刘》郑玄笺说，诸侯的臣下称君主为公。《白虎通》说，臣子在他们的国内都褒称其君主为公，《诗经》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是鲁国人的称呼。侯，是周室的爵位。

《秦誓》中，公说：“嗟我士听无哗。”《秦誓》中称公，与《春秋》中称秦伯，不是很不一致吗？回答说，《春秋》以道义来正名分，五等爵位由天子颁授，不容许僭越差错。如果《秦誓》是本国的记载，孔子只是沿用了旧文罢了。“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也是秦人的诗歌。

周平王以后，诸侯通称为公，那么就有不必专限于本国的情况了。《硕人》这首诗说：“谭公维私。”《左传》中郑庄公的话说：“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

周朝兴盛时期，也有群公的称呼，见于《康王之诰》及《诗经·云汉》，这还如同五等君主，《春秋》记载他们，通称为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