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孝经》则是唐明皇亲自作注。后来的儒者辨析阐释其义，书名叫做《正义》，现在通称为疏。

译《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讹误谬误，于是下诏命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布于天下。又因儒学流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各位儒生编撰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高宗纪》记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布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科考试，命令依据此书进行考核。当时只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五经。永徽年间，贾公彦才开始撰写《周礼》、《仪礼》的义疏。《宋史·李至传》记载，李至判国子监时，上奏说：“五经的书本已经刻板印刷，只有《左传》、《公羊传》、《周礼》、《仪礼》、《孝经》、《论语》、《尔雅》这七经的义疏尚未修撰，希望命令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偃佺等人重新加以校对，以备刊刻。”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原注】现在通行的《谷梁传》，是唐代杨士勋的义疏。《孝经》、《论语》、《尔雅》，是宋代邢昺的义疏。《孟子》，是孙奭的义疏。只有《公羊传》的义疏没有著者姓名，有人说这是唐代徐彦撰写的。【沈氏曰】《广川藏书志》说，徐彦不知是何代人，推测应在贞元、长庆之后。现在的人只知道《五经正义》是孔颖达所作，不知道这不是一人所写的书。《新唐书·孔颖达本传》说，起初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剡受诏撰写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难免有谬误冗杂之处，博士马嘉运驳正其过失，下诏命他们重新裁定，但未完成。永徽二年，下诏命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为、侍中高季辅等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士考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张行成、侍高季辅加以增删修改，书才颁布。【钱氏曰】唐人撰写九经义疏，原本与经注分别刊行，所以其分卷也不与经注相同。自宋代以后的刊本，将注疏合为一书，而义疏的卷第于是无法考证。我曾见过宋本《仪礼疏》，每页三十行，每行二十七字，共五十卷，只有卷三十二至三十七缺失，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对、同校、都校对诸臣姓名及宰相参政衔名。又见过北宋刻《尔雅疏》也不载注文。大概邢叔明奉诏撰疏，仍遵循旧式。想来《论语》、《孝经》的义疏，也应当如此，可惜没有见到。日本人山井鼎说，足利学所藏宋版《礼记注疏》，有三山黄唐跋文说：“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汇集于一书，便于翻阅，其他经书唯独缺失。绍兴辛亥年，于是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心加以校对。至于《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且以此赠给同志。”可证明北宋时《正义》未曾与经注合刊，即使南宋初年尚有单行本。

监本二十一史

宋代只有十七史，现在则合并宋、辽、金、元四史成为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来没有刻本，南朝齐、梁、陈、周书在人间流传的也很少，所以前人引书多用《南史》、《北史》及《资治通鉴》，而不涉及诸书，也不再采录辽、金史，是因为行世的版本少。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请求校刻史书，想派遣官员向民间搜购古本，部议担心滋扰百姓，皇上命令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然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没有板的，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完成。【钱氏曰】《南雍志》记载，嘉靖七年，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上奏准校勘史书，礼部议定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博学且有文采，才略也充裕，行文使逐一校对修补，以备传布。【又说】北监板十三经注疏创始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完工。二十一史开雕于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与十三经相同。祭酒林文俊等上表进献。到万历年间，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版式比南监稍工整，而士大夫于是家家有其书，历代的事迹在人间清晰可见了。然而校勘不精，错误谬误更加严重，甚至有不知而妄改的，偶尔举出一二。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对崔挺说：“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群拜纪。”这是《三国志·陈群传》中的事，【原注】陈群，字长文。纪之子。当时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龄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好，后与群交往，更为纪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陆邛传》，邢邵向与邛父子彰交，及见机悟博学，乃谓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为群拜纪。并非隐僻。现在所刻《北史》改为：“今当为绝群耳。”不知纪群为名，而改纪为绝，又倒其文，这已经可笑。【原注】南北板同。又如《晋书·华谭传》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谭齐名。”今本误于始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行。【原注】南北板同。《齐王冏传》末云：“郑方者，字子回。”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郑方。露版极谏，而别其人与书及冏答书于后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题。【原注】北板

译无者。《唐书·李敬玄传》末尾附载李敬玄的弟弟李元素，如今将李敬玄归入上文，而弟弟李元素却跳行另起。这难道不足以彰显太学无人，而给后人留下讥笑吗？【原注】只有冯梦祯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亲手校勘《三国志》，尚且不免有误，终究比其他版本要好。十三经中《仪礼》脱漏错误尤其多，《士昏礼》脱漏“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原注】幸亏有长安石经作为依据来补全这一节，而其注疏却因此亡佚。《乡射礼》脱漏“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漏“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漏“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漏“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这些则是秦火未能焚毁，却亡于官监刻印的。至于历官任期届满，必定刻印一书，用来充作馈赠礼物，这也颇为雅致，但草率付梓，实在不堪阅读。陆文裕【原注】在《金台纪闻》中说，元代州县都有学田，所得收入称为学租，用来供给师生的膳食，剩余部分则用于刻书。工程大的，由几处共同承担，所以校勘刻印颇有精良之作。洪武初年，全部收归国学，如今南京国子监刻印的十七史等书，其中的地名、年月、校勘、工匠等信息都保存完好，可以辨识。如今学田既已废除，不再刻书，而有司偶尔刻印，但只用来充作馈赠礼物，其不精良的程度反而低于坊间刻本，精良的很少见到。【原注】从前入京朝见的官员，其馈赠礼物只是一本书、一方手帕而已，称为书帕。自万历以后，改送白银。听说宋元刻书都在书院，由山长主持，由通儒审定，【原注】主持书院的人称为山长。《宋史·理宗纪》记载，何基，婺州教授，兼任丽泽书院山长；徐玑，建宁府教授，兼任建安书院山长。学者则互相交换传播。所以书院刻书有三点好处：山长无事而勤于校勘，这是第一；不惜费用而工艺精良，这是第二；书板不贮存在官府而容易印行，这是第三。如果有崇尚文治的主持者出现，恢复这种做法并不难。而那些已经被劣等生刊改的书，就无法纠正了。因此，相信并喜好古书，那么旧本不可不保存；多闻而有所怀疑，那么群书也应当一并校订。这难道不是后世君子的责任，又能由谁来承担呢？

译旧唐书的问题在于史事有遗漏缺失，新唐书的问题在于文辞晦涩难懂，应当将两书合刻，作为二十二史之一，就像宋、魏等各国既有各自的史书，又有《南史》、《北史》一样，这就是先例。

张参《五经文字》

唐代用《说文解字》、《字林》来考核士子。那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在开元以前尚未更改经文的时候，【原注】《唐书·经籍志》记载，天宝三年，诏令集贤学士卫包，考订古文《尚书》使其符合今文。篆书、籀书的学问，孩童从小便学习。现在西安府所存的唐睿宗书写于景龙观的钟铭，还带有篆书、隶书的遗法。至于宋人，他们距离古代更加遥远，而解说日益穿凿附会。大历年间，张参撰写《五经文字》，依据《说文》、《字林》刊正谬误，对学者很有功劳。开成年间，唐玄度增补，又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原注】即今西安府学。过去没有刻本，偶尔有残缺，也没有其他版本可以考证。近代有好事者刻印《九经补字》，并让诸生补全这本书的缺漏，凭主观臆断行事。他们不知道这本书专门收录五经的文字，不属于经文的字不收录，却胡乱添加经文之外的字，甚至包括字书中泛泛博杂的训释。我到达关中，清洗元代的石碑，其中有一两个字可以辨认的，明显与所补的不同，才知道近日学者不肯存疑而妄加创作竟到了这种地步。

别字

《后汉书·儒林传》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多近于鄙俗的别字。近鄙，就是如今俗用的字。别字，本应当是这个字，却误写成了那个字，今人称之为白字，乃是别音的转化。【沈氏曰】崇祯十一年，采纳阁臣的建议，因为“查”字系古“槎”字，全部改为“察”，而现今人们又复用“查”字。“查”字本无“察”义，却误用为“察”义，大概也属于近鄙别字之类吧。

山东人刻印《金石录》，在李清照的后序中，有“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一句。他们不知道“壮月”出自《尔雅》，【原注】八月称为壮月。却改为“牡丹”。凡是万历以来所刻的书，多有这类“牡丹”式的错误。【汝城案】这一条各版本都误隶于张参《五经文字》之后，现在依据原写本改正。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传》记载，绍圣年间，蹇序辰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他上疏说，朝廷前日正了司马光等人的奸恶之罪，明示其罪罚，以告知中外。只有那些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诋毁宗庙，轻视两宫，观察事态、考订言论，其实际状况显著昭著。然而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隔八年之间，大概已经无法彻底追究。查核他们的章疏案牍，散落在各有关部门，如果不汇集编纂而保存下来，时间久了必定导致沦丧遗失。希望全部搜讨奸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选派官员分类编纂，每人编成一卷，放置在二府，以向天下后世展示大戒。于是命令蹇序辰及徐铎分类编纂，从此士大夫的灾祸没有谁能幸免。天启年间，篡辑《三朝要典》正是沿用了蹇序辰的方法。

门户之争的人，他们立言的旨意各有所借，章奏的文章互相有是非。作史的人两方都收录并存，那么后来的君子就像拿着镜子照物，没有什么能逃脱其形迹。心胸狭隘的人错误地加以删削，对于这一方就保留其正确的，去掉其错误的；对于那一方就保留其错误的，去掉其正确的。于是进言者的实情被隐藏，而片面之辞得以取胜。况且像《三朝要典》这一书，其言论未必全错，但其意图别有用心，继此之后的著书者也是如此。这就是国论之所以未能平息，百世之下难以相信史书的原因。崇祯帝批阅讲官李明睿的奏疏说，纂修实录的方法，只在于据事直书，那么是非就互见。伟大的王言，大概是万世作史的准则吧？【杨氏曰】《三朝要典》一论梃击案，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的事。一为红丸案，是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的事。一为移宫案，是同年五月初五的事。【沈氏曰】顾炎武曾在小纸上书写，粘在《史阙文》筒端说，章奏大半都是门户之争的言论，而辛酉年初，正值东林党得势之时，言论人人不同，又有不直说而含糊其辞、枝蔓其词的，现在都并存下来。日后删削，保留其本意，而删去其借口即可。《史阙文》即《割补两朝从信录》。

密疏

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宰相及公卿议论政事，实行或不实行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如果奏请允当合宜，必定受到褒奖称颂。如果所论乖僻，因此受到惩戒责备。在藩镇的上表，必定有批答。居要职官员的启事，自有记录。都必须昭然若揭，在人耳目。或者取舍存于堂案，或者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奏议，无不由此而来。近来看到实录，多记载密疏，言论不彰显于朝廷听闻，事情不显扬于当时，从他们家中得到，不足以作为信史。今后实录所记载的章奏，必须是朝廷共同知晓的，才能纪述，密疏请都不记载。这样则道理必定可以效法，人们都趋向公正，爱憎的私意不行，褒贬的言论必定可信。皇帝听从了。这虽然出于李德裕的私心，然而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自从万历末年，章疏一律留中不发，抄传只凭阁臣的揭帖。天启以来，谗言邪恶之人众多，喷薄之言更加厉害。我曾亲眼看见大臣的儿子追改其父亲的疏草而刻印以欺骗世人，想要使盖棺之后，重新作为奋笔疾书的文字，逃避后人的非议，夸耀先见之

译前代的事情，其欺骗蒙蔽的程度比唐代更为严重。所以将其记载在书中，希望撰写史书的君子们详细考察并严厉驳斥它。

译贴黄

章奏的冗杂泛滥，到了万历、天启年间达到了极点。一道奏疏推荐几十个人，累积两三千字还不止，都是旁枝末节的言辞。崇祯皇帝年轻即位，励精图治，阅览奏章勤奋，批阅回复迅速，是近朝未曾有的。然而几个月之后，也颇为厌烦，命令内阁制定贴黄的格式。【原注】崇祯元年三月。随即命令奏疏的撰写者自行摘录奏疏中的要点，不超过一百字，粘贴在公文末尾，以便于阅览。这就是贴黄由来的原因。【沈氏说】《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三月癸亥日，礼科给事中王志道说，如今时局多事，内外密封的奏章，每天不下几万言。曾经考察宋代封事，有贴黄的先例，陈述不妨详尽广泛。而概括要点只有几句话，阅览很容易，采纳简约特别方便，皇上应当责成政府推行这种做法。至于我们之所以爱护陛下的精神，充当陛下的耳目，更希望与同僚各位大臣约定，一道奏疏只单独陈述一件事。一件事直接陈述始末，艰深隐晦的句子，隐语猜谜的习气，全部禁止杜绝。先臣韩文的议论说，谏言草稿不要过于文饰，文饰，皇上就不省察了。不要过多，过多，皇上就不看完了。可以作为立言的法度了。皇帝回复知道了。【赵氏说】如今刑部本以及督抚题报刑名案件的惯例有贴黄，因为篇幅繁多，节略要点另写在一幅纸上，粘贴在公文后面，所以便于阅览。王敬哉《冬夜笺记》说，明朝崇祯年间，辅臣李国□奏请仿效古人撮黄的方法，以此确定格式，于是沿袭至今。考察唐代公文有贴黄的制度，是诏敕所使用的。宋代奏札意思有未尽之处，另外用黄纸粘贴在后面，也叫作贴黄。这样宋代的贴黄已经与唐代不同，然而宋代制度贴黄是奏札所不能尽述的，另外列出条目，写在黄纸上，附在正文之后，像司马温公、苏东坡等文集都有这种情况，有时一道奏疏后面多达十几条。如今的贴黄只是摘取奏疏中紧要的话语粘贴在后面。这样宋代的贴黄主张详尽，如今的贴黄主张简略，如今的贴黄又与宋代不同。况且如今奏疏使用白纸，贴黄也使用白纸。考察江邻几《杂志》说，审刑奏案，贴黄上面更加撮白。王阮亭说不知道撮白是什么话，或许知道如今的贴黄正是宋代的撮白吧。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代制度，颁布敕令有所更改，用纸张粘贴在上面，叫作贴黄。大概敕书使用黄纸，那么粘贴的也是黄纸。如今奏状札子都是白纸，有意旨未尽之处，揭示要点，用黄纸另外写在后面，才叫作贴黄，这是错误的。那些表章大致列举事目与日期里程见于前面以及封皮的，又叫作引黄。

记注

古代的君主，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用来防止过失并给后世君王看。记注的职责由来已久了。唐太宗通晓古典，尤其重视这件事。苏冕说，贞观年间，每天朝会退下后，太宗与宰相参议政事，就命令起居郎一人拿着简册记录。因此贞观的注记，政事被称为完备。等到高宗朝，恰逢皇帝端坐无言，有关部门只奏报辞见两件事。其后许敬宗、李义甫掌权，多妄自议论奏报，害怕史官直书他们的短处，于是奏请让他们随仗便出，不能完备听闻机要事务，因此成为惯例。【沈氏说】《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年二月丙申日，大学士张居正申明史职议说，建国初期设立起居注官，每日侍奉左右，记录言行，实在是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制度。后来确定官制，于是设立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大概因为记载事情重要，所以设官更加详细，原本不是有所罢废。只是自从职名更改之后，于是失去了朝夕记注的规矩，以致累朝以来，史文缺漏简略。就像近来纂修世宗及皇考实录，我们只担任总裁，凡是所编辑的，不过是总集各部门的章奏，稍加删改润色，概括成编。至于朝堂上柱下史的话语，章疏所不及的，即使有见闻，也没有凭据增入。以及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流传的，想要采录，又恐怕失真。因此两朝的大经大法虽然不敢遗漏，但二圣的美谋美策实在大多没有完备，这都是因为史臣的职责废弃而不讲求所导致的等等。一条分管责成，一条史臣侍直，一条记注言动，一条编纂章奏，一条纪录体例，一条开设馆局，一条收藏处所，一条誊录掌管，一条补修记注，共九条。

《旧唐书》姚璹传，长寿二年，升任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从永徽以后，左右史只得以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都不参与听闻。姚璹认为帝王的谋略训诫不能没有记录，如果不从宰相那里宣示，史官无从书写，于是上表请求仗下所谈论的军国政要，由宰相一人专门负责撰录，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撰写时政记，从姚璹开始。【沈氏说】王梅溪议论左右史四件事，一是进史不当，二是站立位置不对，三是不在前殿站立，四是不直接上前奏报，都是当时史职废坏最严重的。进起居注从梁周翰、李宗谔开始。【杨氏说】时政记的方法也不完善，宰相可以容留私情，史官近乎失职。只有太宗的方法，大概符合古代柱下史的本意吧？【沈氏又

译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丙辰日，大学士赵志皋等人恭敬地进呈历代皇帝的《宝训》及《实录》：太祖高皇帝的《宝训》十五卷，《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的《宝训》十五卷，《实录》一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的《宝训》六卷，《实录》十卷；宣宗章皇帝的《宝训》十二卷，《实录》一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的《宝训》十二卷，《实录》三百六十一卷；宪宗纯皇帝的《宝训》十卷，《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的《宝训》十卷，《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的《宝训》十卷，《实录》一百九十七卷；世宗肃皇帝的《宝训》二十四卷，《实录》五百六十六卷；穆宗庄皇帝的《宝训》八卷，《实录》七十卷。共计二千二百四十五卷，装订成一百套。皇上高兴喜悦，命令将其供奉安放在御前，恭敬地备以详细阅览。神宗显皇帝的《实录》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贞皇帝的《宝训》四卷，《实录》八卷；熹宗悊皇帝的《实录》八十七卷。

译四书五经大全

自从朱子撰写《大学》《中庸》章句与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原注：黄干，字直卿，号勉斋先生】著有《论语通释》，而将语录采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于真氏【原注：真德秀，字希元，号西山先生】，名为《集义》，仅止于《大学》一书。祝氏【原注：祝洙，字宗道】于是仿照其例加以补充，编成《四书附录》。后来有蔡氏【原注：蔡模，字仲觉，号觉轩先生】的《四书集疏》，赵氏【原注：赵顺孙，号格庵先生】的《四书篡疏》，吴氏【原注：吴真子，号克斋先生】的《四书集成》。过去的评论者批评这些书内容泛滥冗杂，于是陈氏【原注：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先生】撰写《四书发明》，胡氏【原注：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先生】撰写《四书通》。而定宇的门人倪氏【原注：倪士毅，字仲宏，号道川先生】将这两部书合并为一，颇有删改修正，名为《四书辑释》。【原注：有汪克宽序，作于至正丙戌年。】自从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编纂《四书大全》并颁行给学官，上述各书都被废弃。

倪氏的《辑释》如今见于刘用章【原注：刘剡】所刻的《四书通义》中。永乐年间所编纂的《四书大全》只是稍有增删，其详略之处大多不如倪氏之书，《大学》《中庸》的“或问”部分则完全相同，但其中存在错误。【原注：《大学》“格致章”的“或问”中说，这也不必等到七十子去世，而大义就已经背离了。】《辑释》引用《汉书》刘歆移太常书中有话说：“等到夫子去世，微言就断绝了；七十子终结，大义就背离了。”又在《孔子家语》后序中也有这两句话。《大全》则删去了所引用的刘歆书的内容，只说是出自《家语》后序，这就失去了本源。《中庸》“九经章”的“或问”引用贾捐之回答元帝的话，《辑释》引用《汉书》本传的文字说：“后宫宠幸众多则贤者隐微，佞臣当权则诤臣闭口。而文帝不实行。”这是贾捐之的话，是说文帝不听后宫幸臣的请求罢了。《大全》却改说成元帝不实行。这既不了解古书，又不辨别语气。至于《春秋大全》，则全部抄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原注：汪克宽字德辅，隐居不仕，用十年之功写成此书】，只是将其中“愚按”二字改为“汪氏曰”，以及添加庐陵李氏等一两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部抄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原注：此书与《胡传纂疏》我如今都拥有】，并将其中“愚按”二字改为“安成刘氏曰”。其他三部经书的后人都不见旧书，也未必不是因袭前人。当时儒臣奉旨修撰《四书五经大全》，发放餐钱，供给笔墨纸张，书成之日，赏赐金帛并提升官阶，国家耗费不知凡几。本以为此书既成，可以彰显一代教学之功，开启百世儒林之绪，却仅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骗士子，唐宋之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不是骨鲠之臣在建文年间已经空无一人？而八股文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的实学，上下互相蒙蔽，以贪图禄利，而无人过问。唉！经学的废弃，实际上从此开始。后来的君子想要扫除并改变它，也难于用力了。

书传会选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日，下诏命令儒臣审定宋儒蔡氏的《书传》。皇上认为蔡氏《书传》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说法与朱子《诗传》不同，以及其他注释与番阳邹季友所论述的之间也有不妥之处，于是下诏征召天下儒臣审定，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总领此事。凡是蔡氏传中正确的予以保留，错误的予以纠正，又采录诸家之说以补充其未尽之处。九月癸丑日，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如今考察此书，如《尧典》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违背天而向右旋转，【原注：陈氏祥道。】《高宗肜日》说祖庚在高宗之庙绎祭，【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说这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诰》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说这是周公辅佐成王的第七年，【原注：张氏。陈氏栎。】都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原注：又如《禹贡》“厥赋贞”，主苏氏轼说赋与田正相当。《泾属渭汭》，主孔传说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终”，主金氏说周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主叶氏、陈氏栎说，古代治狱，以附罪为丽。】这些都可以采纳。然而所采录的既然广博，有时也不恰当。如《金縢》周公居东，说孔氏认为是东征，不对，到了《洛诰》又采纳东征的说法，自相矛盾。每篇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在字音、字体、字义方面的音释辨析得很详细。其传中引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定具备出处，同时也考证典故。【沈氏曰】这些完全是抄袭邹季友的音释，不是刘三吾等人所为，大概已经为永乐年间《大全》开了坏头了。顾炎武也被其所欺骗吗？大概宋元以来，诸儒的规模还在，而写此书的人都是从幼年起从事务本之学，不是由八股文出身的人，所以他们所著的书虽然不及先儒，但对后学还有功劳。到了永乐年间修撰《尚书大全》，不仅删去异说，连音释也不保留了。我常说从宋末到明初，经术

译人才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自从八股文推行而古代学术被抛弃，《四书大全》等书刊行而经学真义消亡，诛灭十族而臣子的节操改变，洪武与永乐年间，也是世道兴衰的一个关键时期。

译内典

古代圣人用来教导人们的学说，其行为规范在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其日常职责在于洒扫庭院、应答问话、进退有度，其文献典籍在于《诗》《书》《礼》《易》《春秋》，其应用于个人在于出仕隐退、去留抉择、人际交往，其施用于天下在于政令颁布、教化推行、刑罚执行。虽然他们内心和顺积累，而外在显现英华光彩，【原注】语出《乐记》。也有体用之分，但并没有“用心于内”的说法。自从老庄之学在战国时期流行，告子主张外在义理，庄子主张超脱天下、超脱万物、超脱生命。于是高明的士人厌弃鄙薄《诗》《书》，认为这些是先王治理天下的糟粕。而佛教后来传入中国，它所宣扬的清净慈悲之说，恰好能触动世人向往之心。六朝的诸位君子从而加以阐发，由清净自在之说推演到极致，以至于达到不生不死、进入涅槃的境界，这就相当于杨朱的为我主义。由慈悲利他之说推演到极致，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这就相当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天下的言论不归杨朱，就归墨子，而佛教竟然兼而有之了。【汝成案】从“自由清净起”至此，根据沈氏校本增补。其传播日益兴盛，后来的学者于是称其经典为“内典”。【原注】“内典”一词见于《册府元龟》引《唐会要》，开成二年二月，王彦进奉旨索取内典目录十二卷。推究其立论的宗旨，不就是要内心信奉佛教而外在排斥儒家吗？内心信奉佛教而外在排斥儒家，这自然是僧侣们的言论，难道士人也应当这样说吗？【钱氏曰】《晋书·何充传》记载，何充喜好佛典，崇修佛寺，供养的沙门数以百计，耗费巨资毫不吝惜。亲友以至于贫困，他却无所施舍。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当时郗愔及其弟郗昙信奉天师道，而何充与其弟何准崇奉佛教，谢万讥讽他们说：“二郗谄媚于道教，二何佞佛于佛教。”王坦之与沙门竺法师关系深厚，每次一起讨论幽明报应，总要约定先死的人应当回报后死的人。后来过了多年，法师忽然来说：“贫道已经死了，罪福都不虚妄，只应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罢了。”说完便不见了。王坦之不久也去世了。殷仲堪年轻时信奉天师道，又精心侍奉神灵，不吝惜财物，却怠于施行仁义，吝啬于周济急难。等到桓玄来攻打时，他还勤于祈祷。王氏世代信奉张氏五斗米道，王凝之更加笃信。孙恩攻打会稽时，僚佐请求防备，他不听从。反而进入静室祈祷，出来后对各位将领说：“我已经请大道鬼兵相助，贼寇自然会破败。”既然没有设防，于是被孙恩杀害。郗愔信奉天师道，其子郗超信奉佛教，杜子恭世代传承五斗米道。当时士大夫喜好怪异迂腐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晋朝日益衰微的原因。王导是江左的夷吾（管仲），而《世说新语》记载他拜扬州刺史时，路过胡人面前，弹指说：“兰阇兰阇。”王导的孙子王珣、王珉，以法护、僧弥作为小字，王珣又舍宅建寺，那么王氏也喜好佛教了。

黄氏《日钞》说，《论语》曾子“三省”章的集注中记载尹氏说：“曾子守约，所以行动必求诸自身，语意已经足够了。”又记载谢氏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圣人，后来越来越远而失去真意，唯独曾子的学说专用心于内，所以传承没有弊病。”心是用来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的，端正内心，正是想要将其施行于治国平天下。孔子门下从未有专用心于内的说法，用心于内，是近世禅学的说法罢了。象山陆氏因此说曾子的学说是从里面出来的，其学没有传承。诸子的学说是从外面进入的。现在流传于世的，都是外入之学，不是孔子的真传。于是他在《论语》之外，自称得到了不传的学问。凡此种种都源于谢氏的说法。后来有朱子，应当在集注中删去这一条。

褚少孙补写《滑稽传》，将传记、杂说称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家。东汉儒者则将七纬视为内学，六经视为外学。【原注】《后汉书·方术传》：“自是习为内学。”注：“内学指图谶之书。”其事秘密，所以称内。《逸民传》：“博通内外图典。”《魏志·管宁传》：“张臶学兼内外。”将图谶的文字，一概归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原注】《后汉书·桓谭传》：“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可得闻。”指的就是谶记。而现在百世之后，大家都清楚地明白其错误。现在所谓的内学，又不在图谶之书，而是转移到了佛教。

心学

黄氏《日钞》解释《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说，这一章本是尧命令舜的话，舜引申用来命令禹，并加以详细说明罢了。尧命令舜说：“允执厥中。”现在舜在“允执厥中”之上加上“危微精一”的话，是为了让他审慎选择而能够执守中道。这是训导的话，都主要围绕尧的“执中”一语而发。尧命令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现在舜在“天禄永终”之上加上“无稽之言勿听”，直到“敬修其可愿”，又是为了警戒切责，使不至于困穷而永终，这是告诫的话，都主要围绕尧的“永终”二语而发。执中的训导，是正面说法。永终的告诫，是反面说法。大概舜将过去从尧那里得到的训诫，以及他日常努力而自得的东西，全部用来命令禹，使他知道如何执守中道而不至于永终，哪里是为了谈论心而设立的呢。近世喜欢谈论

译心学，舍弃全章的根本宗旨，只谈论人心与道心，甚至只摘取“道心”二字，直接说心就是道，这大概是陷入了禅学而不自知，离尧、舜、禹传授天下的大旨太远了。蔡九峰撰写《书传》，叙述朱子的话说，古代的圣人要把天下交给别人，没有不连同治理天下的方法一并传授的。可以说深得这一章的根本宗旨。九峰虽然也以此阐明帝王的心，但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的说法本来就是正理。后来进献这本书给朝廷的人，却因此用三圣传心的说法来解释。世上的学者于是把书中的十六个字指为传心的关键，而禅学者就借此作为依据了。【方东树说】按：黄氏截取讲解“执中”一词，固然似乎合乎道理，但担心后人因为谈论心而堕入禅学，说蔡氏不应当用传心的说法，这就失去了根本。就像《尚书》二典所载的观测天象、任命官员、平整土地、严明刑罚、制定礼仪、建立教化、奏报庶政、解决饥荒等重大政事，流传万世，哪一件不是圣人之心所寄托的呢？圣人之心在“都俞吁咈”中体现，涵盖于“微危精一”之中，“微危精一”的关键在于“执中”。如果不先使心精纯，又怎么知道“中”在哪里而把握它呢？孔子是“时中”的典范。《中庸》是子思的书。孔子的“时中”，子思作《中庸》，就是传承尧、舜、禹“执中”的宗旨。孟子说，称量才知道轻重，度量才知道长短。事物都是这样，心更是如此。古今神圣与智愚的一切行动作为，都是心的作用。现在做学问想要明白圣人之道，却断绝根本堵塞源头，极力禁止谈论心，不知道这真的符合尧、舜、禹的意思吗？认为荀子引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自道经，明显与佛教明心的说法相近。黄氏所驳斥的，他的议论很恰当。我们所厌恶的禅学“即心是道”，是说它专门从事明心，断绝知见，隔绝义理，用心像墙壁一样，企图侥幸在一瞬间获得洒脱的证悟。至于圣人的教化，兢兢业业以持守心，又精心选择明辨善道，以求达到“执中”，还有什么毛病呢？大概只提“危微”二字，虽然有警惕提醒的意思，但还引而不发。至于接着讲“精一执中”，那么处理下手功夫的方法就非常严密了。又有人说，心只有一个，哪有人心、道心的区别？试问所谓“心只有一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如果认为都是道心，那就绝对不能说古今天下都是圣贤。如果认为都是人心，也绝对不能说古今天下都是邪恶。如果认为既不属于道，也不属于人，粗略地说就像告子所说的知觉运动与禽兽相同，精细地说，就正好堕入禅学“即心是道”以及阳明“本心良知”的说法了。又有人说，孟子说“仁，人心也”，所以人心不能指为欲心。这话更错了。孟子这话是从根本起源上来说的，就是性善的宗旨，也就是所谓的道心，但固然不能说所有人的心都完全合乎仁而没有欲望，所以他又曾说，失去本心，沉溺其心。那沉溺而失去的，就是欲心、人心。如果人心都合乎仁而没有欲望，古今圣人做学问和教化，又何必担忧有不仁的人呢？正因为人心本于仁，但容易堕入人欲的危险，所以圣人既自己精心选择并坚守，以把握其中道，又推广作为教化天下的手段，千言万语，想要使大家都归于仁罢了。但固然不能人人都自觉悟而返回于仁，就依赖这十六字的教化。历代帝王兢兢业业地坚守，不敢失坠，这就是所谓的传心。试着论述一下，认为禅家的“即心是道”与阳明的“本心良知”，大略也都是偏向道心一边，但不能像圣人那样文理细密考察，具备四德，有品节，所以差错失误产生病痛，正是缺少“精一执中”罢了。精一执中，那么所为就能尽精微，谦逊地行使权变而合乎时中。那么圣人之道所以不同于禅学的，其分歧偏全之处正是在这里。程朱所急切为人讲解切中要害、发明分别疑似的，也正是在这里。初学之士想要审察善恶邪正，全在于察识人心、道心“危微”两端的细微差别。致力于修学的儒者想要挽救误认道心而堕入禅学的过失，全在于“精一执中”的学问。《日知录》引用黄氏《日钞》、唐仁卿等人的说法，认为用来驳斥陆王心学是可以的，但认为六经孔孟不谈心学则不可以。我按：心不需要传授，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没有不同的，是理。理具备于我的心，而验证于事物。心，是用来统领这个理并辨别其是非的。人的贤与不贤，事的得与失，天下的治与乱，都在这里判定。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在“危微精一”之间致察，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没有一件事不合于理，而没有过与不及的偏颇的原因。禅学把理当作障碍，而单独指其心说“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的学问，从一心而通达于天下国家的应用，无非是至理的流行，明白透彻，人人相同，历经千年而没有间断。说什么传授呢？俗说浸染，即使是贤者有时也不得不沿用其语，所以冒昧写下我的见解如此。

译《中庸章句》引用程子的话说，这一篇是孔子门徒传授的心法。这也是借用了佛教的说法，其中有不值得斟酌的地方。

《论语》一书中谈到“心”的有三处：一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三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于“操则存，舍则亡”的教诲，孔门弟子没有记载下来，却唯独见于《孟子》。那些末流学者，连圣人如何操持内心都尚未掌握，就贸然谈论从心所欲，这就是所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且白天所做的行为有使本心放失的情况了。

唐仁卿【原注】名伯元，是澄海人。万历甲戌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他在回复别人的信中说，自从新学兴起而名家显赫，那些冒名顶替占据地位的人不少，然而他们谈论学问，不过是讲“心”罢了。我听说古代有学习道，没听说过学习心。古代有喜好学习，没听说过喜好心。“心学”这两个字，是六经和孔孟所不曾提及的。现在谈论学问的人，大概是认为心就是道，而我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危微”的宗旨在那里，即使是上圣也不敢轻易言说。现在的人多责怪我谈论学问而遗漏了心，这哪里比得上您责备我不学习来得容易了结呢？这样我也就可以对您没有推辞了。孔子说：“有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又说：“终日干干，行事也。”我没能做到。孔门的诸弟子，只是偶尔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尚且不允许他们算是好学，更何况是连偶尔达到都做不到的人呢？称他们为不学习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您所说的学习，究竟是仁呢？礼呢？事呢？还是指心呢？抛开仁、礼、事来谈论心，即使您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您的意思一定是说仁与礼与事就是心，用力于仁，就是用力于心；复礼，就是复心；行事，就是行心。那么我的不理解还和昨天一样，称我为不学习是可以的。又说，勤勉为善的是心，勤勉为利的也未必不是心。危险啊，心！判断吉凶，区分人与禽兽，即使是大圣人也必须严防又严防，还敢谈论心学吗？心学，就是把心当作学问。把心当作学问，就是把心当作性。心能够具备性，但不能使心就等于性。所以，寻求放失的心是对的，寻求心本身则是错的。寻求心本身是错的，寻求于心（即在心上下功夫）则是对的。我所痛心于心学的，是因为它寻求心本身。心果真是需要寻求的，那必定不是与我同类的；心果真是可以学习的，那么“以礼制心”、“以仁存心”的说法，岂不是成了心的障碍吗！【原注】卫嵩说，从心不逾矩，是孔子到了七十岁时才敢以此自信。而现在的学者，还未达到“立”的境界就想谈论从心，这往往是引导天下人祸害仁义，必定是因为这种言论。

《论语》说，仁者安于仁。《集注》中谢氏说，仁者心中没有内外、远近、精粗的区别，不是有所存守才不丧失，而是自然不丧失；不是有所整理才不乱，而是自然不乱。这些都是庄子和列子的言论，不是我们儒家的学问。《太甲》说，顾念那上天光明的命令。孔子说，颜回为人，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种善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不丢失。所以说，操持则存在，舍弃则丧失。不等待存守而自然不丧失的人是谁呢？【杨氏说】上蔡的说法，是因为不学习就没有不利，没有思虑就没有不通而遇到的。

举业

林文恪【原注】名材。《福州府志》说，我喜欢向长老前辈询问时事。有人对我说林尚默，【原注】名志，是闽县人。永乐壬辰年进士，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他当时在乡学游学，作为弟子员，就自负其才华应当冠绝海内士人。然而考察当时，考试诸生的是杨文贞、金文靖两位公。尚默当时所学习的不过是举子业罢了，而杨、金两位学士都是文章宿老，蔚然成为儒宗，尚默却能必定与两位公像符节一样契合，为什么呢？当时，学问出于一个源头，上面以此取士，下面以此学习，譬如造车的人不出门，就知道适合四方车辙的契合。正德末年，异端学说兴起，用利益诱惑后生，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学问，诋毁儒学先贤，抨击传注，简直不像样子了。因此学者茫然不知从何跟随，想跟随旧说又恐怕有人主张新说，想跟随新说又不忍心立刻抛弃传注。自己都不能确定，何况别人呢？唉！士人怀抱美玉，驰骋追求却不得志的，哪里说得完呢！所以，射箭没有固定的靶子，那么后羿也不能显出技巧；学问没有固定的论断，那么子游、子夏也不能精巧。想要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一定要从在位者不倡导游移不定的言论开始。

又说，近日讲学的人，更加接近道理却大大扰乱了真实。依附他们门下的士人都为了获取荣名，于是你一唱百人和，开始时伐木的人呼喊“邪许”，然而慢慢叩问他们，不过是想在终南山寻找捷径，而其中实际上没有人能反省。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说，唉！在制举业中开始引入禅说的，是谁呢？追溯其源头，大概是由一两个聪明才辩的人，厌恶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的学说，喜欢简便而畏惧约束，其开端始于南宋南渡末年，而慈湖杨氏的书最为显著。建国初期，法令严密，不遵循程朱的言论是不行的。大概到了摘取良知学说的时候，士人稍微有了异学。然而我看他们的书，不过是师友讲论立教明宗罢了，不曾将其引入制举业。他们的弟子龙溪、【原注】王畿。绪山，【原注】钱德洪。阐明了他们老师的学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未曾将其引入制

译这是科举应试的文章。龙溪的科举文章没有流传下来，而阳明、绪山的文章则条理清晰、有据可查。衡量比较他们的文章，态度严谨慎重，好像从未肆意妄为地想要与朱熹学派的学者有所不同。那么，现在从事这种风气的人，是谁开创的呢？我暂且隐去他的姓名，又详细批注他的文章，让学者知道，把宗门（心学）的糟粕当作科举文章的开端，是从这个人开始的。【原注】万历丁丑科的杨起元。唉，退而沦为禅宗的传灯录，对于佛教最初的教义，其深浅相比已经相差很远了，更何况那些牵强附会、援引儒家以迎合墨家（此处指异端邪说）的人，其鄙陋低劣岂是说得尽的。现在他们的主要论点不过是说耳朵天生就能听，眼睛天生就能明，这就像告子说的“生来如此就是本性”一样。等到他们厌恶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迂阔而抛弃它，就像告子说的“言语上不通，就不去内心探求”一样。任凭自己随意行事而盲目行动，没有不流于小人那种无所顾忌的。这就是《中庸》只谈本性不谈心的原因，孟子谈心却一定要追溯其本性的原因，《大学》谈心却一定要说端正其心的原因。我将来会有专门的论述，现在暂且概括地说这些，学者们可以因此打消念头、回头反省了。

译又说，嘉靖年间，姚江学派的书虽然在世上盛行，但读书人为了科举考试，仍然谨慎地恪守程朱理学，没有人敢用禅宗思想来窜改圣人之道的。自从兴化、华亭两地的执政者推崇王阳明之学后，隆庆戊辰年（1568年）的《论语》程文破题，首次开启了宗门风气。（原注：破题见下文。）这年的主考官李春芳，是兴化县人。此后风气浸染，没有止境。科举考试的文字大半剽窃王阳明门人的言论，暗中诋毁程朱理学。

坊间刻印的书中有伪作的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说：“良知者，廓于学者也。”查考罗文毅（罗伦）在成化二年考中进士，当时士人没有异端学说，如果真有这篇文章，那么良知的说法就始于罗伦（字彝正），而不始于王阳明（字伯安）了。况且前人作破题也没有这种体例。（原注：旧日的文章，破题或两句，或三句，必须穷尽题意。嘉靖八年，主考官改变体例，创立了轻佻的格式。孔子是圣之时者也，程文破题说：圣人者，立大中者也。试录一出来，士人议论哗然。因为这是借用了前朝名臣的话罢了。）

破题使用《庄子》

“真”字，五经中没有，最早见于老子和庄子的书。《老子》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中，孔子严肃地说：“请问什么是真？”客人说：“真，是精诚的极致。”（原注：《荀子》中“真积力久”也是这个意思。）《黄庭经》说：“积精累气以为真。”《大宗师》篇说：“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说：“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所以称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归向其真正的宅舍。《汉书·杨王孙传》说：“死者，是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这是万物各自返回其本真。《说文解字》说：“真，僊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说：“真者，僊也，化也。从匕（bǐ），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bǐ），入其所乘也。”（原注：人老了就接近死亡，所以“老”字从匕（bǐ）。既死就返回其本真，所以“真”字也从匕（bǐ）。以生为寄居，以死为归宿，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的名称。秦始皇说：“我羡慕真人。”自称真人，不称朕。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下诏把四子之书称为真经，都基于此。）后世相传，于是“真”就与“假”相对。李斯上书秦王说：“那击瓮叩缻，弹筝拍腿，而歌唱呼号呜呜地使耳目快意的人，是真正的秦声。”韩信请求做假王，高帝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为什么要做假王呢？”又更改东垣为真定。窦融上书光武帝说：“岂可背离真正的旧主，侍奉奸伪之人。”这与老庄所说的“真”也稍微不同其旨意了。（原注：现在说的真，古代叫实。现在说的假，古代叫伪。《左传》襄公十八年，让乘车的人左边放实物，右边放伪物，用旗帜在车前，拖着柴草跟随。假王如同假君。假相国，唐人称为借职，就是这样。现在人所谓的假也不对。宋朝避讳玄字，用真字代替，所以庙号叫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玄冥，玄枵改为真枵。《崇文总目》把《太玄经》称为《太真》，则还尚未脱离其本意。隆庆二年会试，主考官厌恶五经而喜好老庄，摒弃旧闻而推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题说：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罢了。（原注：《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开始明白地把庄子的话引入文章。从此五十年间，科举所用，无非是佛老之书。彗星扫过北斗文昌，而御河的水变成了赤血。崇祯时，才重申旧日的禁令，但士大夫都从小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动笔就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的邪声，如果不十年不近乐器，就无法断绝。虽然如此，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他写的书，还有所谓“无极之真”的说法，我又怎么责备现在的人呢。（原注：罗氏《困知记》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聚。太极与阴阳五行，不是两样东西，不应当说合。又说，《通书》未曾一语提及无极。）

孟子说，所不虑而知者，是良知。下文明白指出是爱亲敬长。至于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那就必须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了。现在的学者，明面上使用孟子的良知，暗地里使用庄子的真知。

科场禁约

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书说，近来皇上采纳都给事中张问达的话，正了李贽惑世诬民的罪，全部焚毁他所著的书，这崇正辟邪，是很盛大的举措。臣私下认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之外，不列入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定的为准。这就是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宗旨。自从人文趋向繁盛，士人习气逐渐淡薄，开始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止，逐渐追求新奇。新奇不止，逐渐趋向诡僻。开始还依附诸子来树立旗帜，现在竟然尊崇佛老二氏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只以南华（庄子）西竺（佛教）的话为宗为竞。以实

译把虚空当作实有，把实有当作虚空。把名教视为桎梏，把纲纪看作赘疣。把放荡高论当作神奇，把逾越规矩、抹杀是非廉耻当作宏大。选取佛书中谈论心性、与儒家学说略为相近的内容，窜入圣人言论之中；选取儒家经典中带有“空”字、“无”字的地方，强行与禅宗教义等同。谈论道义既已驳杂混乱，撰写文章又不成章法。世道在狂澜中崩溃，经学几乎沦为荒草。臣请求将市面上所有的新说邪议，命令地方官混合焚烧。生员中引用佛书一句的，廪生停发廪膳一月，增生、附生不许补廪，引用三句以上的降级开除。考中举人的墨卷引用佛书一句的，勒令停考一科，不许参加会试，引用多的则革除功名。【原注】万历二十八年，礼科摘取湖广举人董以修在《四书》义中使用的“无去无住”、“出世住世”等语，处罚停考五科。恳请皇上明谕申饬，务必执行。自古有仙佛盛行的时代，圣学必定不明，世运必定不兴盛。即使能真正达到其极致，也对国家没有益处，何况是拾取佛家唾余，用来掩盖自己追求名利的行径呢？道术的分野已经很久了。自西晋以来，在儒家正道之外另立佛、道二家。自南宋以来，在儒家正道内部又分裂为两派。再后来，则吸取佛教的精义，暗中依附于儒家正道之内。【原注】如陈白沙、王阳明等人。【汝成案】依据沈校本补入。再后来，则尊崇佛教的名法，明显地游离于儒家正道之外。【原注】如李贽之流。【汝成案】依据沈校本补入。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执守中道、建立准则，群臣同心同德、风气一致，世运的流向不知将止于何处。皇上说：“祖宗治理天下、确立教化，尊崇孔子。通过明经选拔人才，表彰宋代儒者。近日的学者不仅非议诋毁宋儒，甚至逐渐诋毁讥讽孔子，抹杀是非，抛弃行为检点，这样怎能得到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所用？阅览你们的奏疏，对世间教化大有裨益，可以开列条款奏报上来。”仙佛原本是异端之术，适宜在山林独自修习，有好尚此道的人，任凭其辞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实录》在万历三十年三月己丑日记载说，采纳礼部尚书冯琦的建议，下诏云云，但冯琦的奏疏一字未载，为什么呢？从此稍微得到纠正。然而旧习染深，不能彻底清除。又在位的人多把庇护士子的科名视为阴德，也不怎么揭发。到了末年，诡僻之风更加严重。【沈氏曰】《中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诏谕礼部大臣说：“文体败坏，到了今天达到极点，不只是士人习气的浅陋，也是因为阅卷官自由地遵循这种轨则，互相效法崇尚，不知道其中的错误，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士人怎能不靡然顺从呢？今后房考官见到有背离经义、违背注疏，穿凿附会、揣摩迎合，以及摘取佛书、俗书，隐晦怪诞的内容，必定弃取不用，严重的参劾处罚。仍然刊布谕旨，预先使众人知晓。”

译新学的兴起，人们都把六经视为泥土草芥，因此不再阅读传注。崇祯三年，浙江乡试的题目是“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文说，这是不失其时的意思。第三名龚广生的文章，误以为这是历法中一日十二个时辰的“时”，却因此夺得本经科的首名，并被刻印为范文。崇祯九年，应天乡试的题目是“王清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中提到“内有以遏徂莒”，注解说，莒，在《诗经》中写作“旅”，意为众人。说的是密国侵扰阮、徂、共三国的民众。第二十三名周天一的答卷，误以为这是《春秋》中莒国的“莒”，也考中了，礼部科考官员没有发现错误。诏令不能执行到了这种地步。【杨氏说】考官既然已经瞎了眼，礼科官员也失去了视力，天下的人不能全被诬蔑。上面丧失的却在下面得到了，我恐怕会有暗中嘲笑的人。

朱子晚年定论

《宋史·陆九渊传》记载，起初，陆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相会，辩论各自的学问，大多意见不合。等到朱熹任南康知军，陆九渊去拜访他。朱熹带他到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讲授《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听的人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学者隐微深固的弊病。至于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则通过书信往来，争论不休。

王文成【原注：王守仁】所辑录的《朱子晚年定论》，现在的学者大多相信它，不知道当时罗文庄【原注：罗钦顺】已经曾写信与他辩论了。那封信说，详细考察《朱子定论》的编撰，大概是认为朱子中年以前所见未真，到晚年才有所领悟。于是从他的论学书信几十卷中，摘取这三十多条，其主旨都倾向于内向求理的，认为这是他在领悟之后所得，从而断定这是他的定论。这选择应当也算精当了，只是不知道所谓的晚年，以哪一年作为确定的界限？偶然考证得知何叔京去世于淳熙乙未年，当时朱子年仅四十六岁。两年后丁酉年，《论语》《孟子》集注和《或问》才完成。现在选取回复何叔京的四封信，作为晚年的定论。至于集注和《或问》，却认为是中年未定的说法。我私下担心这是考证不够详细，而立论过于武断。又选取回复黄直卿的一封信，监本只说“这是向来差误”，没有“定本”二字，现在编撰者增加了这两个字，而序言中又把“定”字改为“旧”字，却未详细说明“本”字所指。朱子有回复吕东莱的一封信，曾提及定本的说法，但并非指集注或《或问》。所有这些，我都不能没有疑问，但这还不足以深入讨论。我私下认为您天资绝世，且日益精进。向来恍然有所领悟之后，自以为验证于五经四子，充沛如同决开江河而流入大海。又自以为精明的确，透彻再无可疑之处。我固然相信这不是虚言。但又认为唯独与朱子的说法相抵触，推究事理，难道可能吗？其他话我不敢请教，曾经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都是与张南轩答问的书信，其中第四封书信也自以为对于实体似乎更加精明，于是又取圣贤之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则没有一条不相合。大概平日所疑惑而未明白的，现在都不待安排，往往自然显现出洒脱之处，与您序言中所说的没有一句话不相似。书中阐发您的见解，不能说不明白。而卷末的一封信，提纲挈领，尤其详尽。我私下认为千圣相传的心学，大概没有超出这个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唯独不被您所采纳？难道也是偶然吗？如果认为这两封信是对的，那么《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和《或问》就不容许有另一套道理。如果认为它们不相合，那么您精明的见解，就决然与朱子不同了！这三十多条，不过是暂且取来以证实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怎么知道没有毫厘之差在其中作祟，从而造成抵触的大裂痕呢！又您在朱子之后，特别推崇草庐吴氏，认为他见解尤为真切，而选取他的一条说法，附在三十多条之后。我私下认为草庐晚年所见是否真切，实在难以知晓。大概我们儒家所说的昭昭明白，佛教也常常这样说，毫厘之差正在于此。即使草庐所见确实符合我们所说的昭昭明白，怎么知道不是他四十年间钻研文义的成效，大概是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的呢。大概即使是明道先生那样高明纯粹，又早得亲炙于周敦颐，以激发他吟风弄月的趣味，也必须反求于六经而后得之。只是他所禀赋的接近生知，闻一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的不同罢了，又怎么能以从前钻研文义为非，而以落入这种框套为悔呢？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自《庄子》，蹄，古“罤”字通，兔网也。】是可以的。夸耀鱼兔的获得，反而追咎筌蹄，认为多事，这可以吗？东莞陈建作《学蔀通辩》，选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的书信，逐年编辑而成，辩解说，朱、陆早同晚异的实情，两家的谱集记载得很明白。【原注：黄氏《日钞》说，朱子回复陆子寿书信反复论述丧祭之礼，回复陆子美书信辩驳太极和西铭，直至再次为止，回复陆子静书信辩驳尤为急切，列举其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人言的共七条，最后又逐条注释，斥责其空疏杜撰。】

译况且说，如果说并非如此，各自尊重所听到的，各自践行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书籍也在此处停止。近世东山赵汸回答江右六君子的策问时说，朱子答复项平父的信中有去除短处、汇集长处的言论，【原注】这只是朱子谦虚自己、教诲他人的言辞，未曾教导人们去从事陆氏的学问。难道鹅湖之论到这时才相合吗？假如他们在晚年合并，那么他们精微的言辞和深刻的义理必定有契合之处。而子静已经去世了，这就是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萌芽的原因。程篁墩【原注】敏政因此，于是著《道一编》，将朱陆的异同分为三节，开始时像冰炭一样相反，中间时怀疑与相信各占一半，最终时像颊骨与牙床一样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由此形成了。王阳明沿袭此说，于是有了《朱子晚年定论》的记录，专门选取朱子议论中与象山相合的，与《道一编》中辅车相依的说法正好相互呼应。所有这些，都是颠倒早晚，以弥合陆学，而不顾曲解诬蔑朱子，深深欺骗误导后学。所以现在按年代编排来辩驳，而两家早晚的实情，近儒颠倒的弊端，全都昭然若揭了。又说，朱子有朱子的定论，象山有象山的定论，不可强行相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这是象山的定论。主敬涵养，以确立根本。读书穷理，以推致知识。身体力行，以实践实质，三者交修并尽，这是朱子的定论。于是有人只谈涵养，有人只谈穷理，有人只谈力行，这是朱子针对人的教化、针对病的药方。现在却把只谈涵养的当作定论，以附合象山，这诬蔑朱子太严重了！又说，赵东山所说的，大概是寻求朱陆生前无可相同的实情，而在死后却臆测他们后来必定相同，本想安排早异晚同，甚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静去世后，朱子给詹元善的信说他的学说颇流行于江湖间，损害贤者的志向，而增加愚者的过错，不知道这祸患何时才能停止。大概已经预知后人尊崇陆氏的弊端。而东山辈不考察这封信，强行附会以为相同，为什么呢？这样岂不是正好彰显朱陆平生未曾相同，正好自我彰显其牵强附会、欺骗世人的弊端？为什么近世都相信它，而不能察觉呢。【姚氏曰】元代虞文靖有送李彦方任闽宪的诗，其序说，先正鲁国许文正文实表彰程朱之学，以辅佐至元的治理，天下人心风俗所系，不可诬蔑。近来晚学小子，不肯细心穷理，妄引陆子静的学说来欺骗自己、放弃自己。甚至想要更改《论语章句》，直接斥责程朱的学说为非，这也不是对陆氏有见解，只是用来掩饰其猖狂不学，以欺骗他人罢了，这在《王制》中是必定不容许的。闽中自从中立归来，已有道南的感叹。从仲素到愿中再到元晦，头绪明白，都在闽中，不能不在彦方出行时抒发。去除一个贼吏，治理一项弊政，不如这一件事能够端正人心，这是儒者的能事。按文靖师从吴文正门下，文正的学问以象山为宗，而虞公立论如此，那么师生所学也有不必相同的吗？又是这时文学修明，谈道讲艺各有师承，洛学闽学之教正昌盛，而喜好异端之士又再次另辟蹊径，那么源头深远而末流更加分散，无怪乎此后歧途百出了。昔日裴延龄掩盖有当作无，指无当作有，以欺骗君主。陆宣公说他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现在篁墩辈分明掩盖有当作无，指无当作有，以欺弄后学，难道不是我们道中的裴延龄吗！又说，昔日韩绛、吕惠卿代替王安石执政，当时号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我认为近日继陆学而兴起的，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是护法善神。【原注】这本书对朱陆两家的同异考察极为精详，而世人不知道，只知道他有《皇明通纪》，又不知道《通纪》是梁文康储之弟梁亿所作，而托名于清澜。宛平孙承泽说阳明所编，其意图是想借朱子来攻击朱子。况且我们的孔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是说好古敏求，说多闻多见，说博文约礼，到老删述不休，还想要借寿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定在致知，涵养必定在主敬，德性在此，问学在此。如果错误地认为朱子支离，晚年悔恨，那么孔子所谓的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都是早年的支离，必定像无言、无知、无能那样才是晚年自悔的定论。由此看来，那么《晚年定论》的刊刻，真是阳明舞文弄墨的书了。大概自从弘治、正德之际，天下士人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由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导新说，鼓动海内。【原注]文成与胡端敏世宁是乡试同年。一天对端敏公说，您是人杰，只是少讲学，端敏回答说，我哪里敢望您，只是恨您多讲学罢了。嘉靖以后，跟随王氏而诋毁朱子的人，开始在人间接踵而至。而王尚书【原注]世贞。发策说，现在的学者偶尔有所窥探，就想尽发先儒的学说而出其上。【杨氏曰】尽发先

译“当是”二字应当废除。不学习的人就借用“一贯”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没有德行的人就躲进性命之学的领域，来使人无法责问。这三句话，完全概括了当时的情形。所以王门的高足弟子是泰州学派（王艮）和龙溪学派（王畿）这两个人。泰州学派传了一代成为颜山农（颜钧），再传成为罗近溪（罗汝芳）和赵大洲（赵贞吉）。龙溪学派传了一代成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再传成为李卓吾（李贽）和陶石篑（陶望龄）。从前范武子论述王弼、何晏两人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认为他们造成的当世祸患较轻，而遗留后世的危害严重；自毁的恶行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较大。而苏东坡说李斯扰乱天下，以至于焚书坑儒，都是由于其老师荀况高谈异论而不顾后果所致。《困知记》和《学蔀编》，确实是当今中流砥柱般的著作了。

译《姑苏志》说姚广孝（荣国）著书一卷，名叫《道余录》，专门诋毁程朱理学。《实录》和《本传》记载姚广孝撰写《道余录》，诋毁先儒，被君子所鄙视。姚广孝死后，他的朋友张洪对人说：“姚广孝对我恩厚，如今死了，我没有什么报答他的，但每次见到《道余录》，就把它烧掉丢弃。”姚广孝的才能不比王阳明差，而不能推行他的学说，是因为姚广孝处于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时代，而王阳明处于世道衰微、邪说又起的时代。

嘉靖二年，会试出题，（主考官是蒋冕、石瑶）说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终究不能调和，而现在的学者却想要强行统一他们，难道是喜欢陆九渊的便捷，而想要暗中诋毁我们朱子的学说吗？探究他们的用心，与何澹、陈贾这些人难道相差很远吗？至于写在简册上，公然肆意诋毁，来推销他们的私见。礼官援引祖宗朝代的旧例，焚烧他们的书并禁止斥责他们，难道不可以吗！《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二年，鄱阳人朱季友到朝廷，献上他所著的书，诋毁宋儒。皇上大怒，派遣使者押送到饶州，会同司府县官杖责他，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烧毁。当时朝中大臣如果有能坚持这种论调的，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那些对世道负有责任的人，怎能没有履霜坚冰的忧虑。

凭一个人而改变天下，其流风延续一百多年的，古代是有的。王夷甫的清谈，王介甫的新说，（《宋史》林之奇说，过去的人认为王何清谈的罪过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的祸乱，考察其端倪，王氏确实负有王何的责任。）放在现在，就是王伯安的良知说。孟子说，天下生存很久了，一治一乱。拨乱反正，难道不在于后世的贤人吗！

李贽

《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说他壮年做官，晚年剃度出家，近来又刻印《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在海内流行，惑乱人心。把吕不韦、李园当作智谋，把李斯当作才力，把冯道当作吏隐，把卓文君当作善于选择佳偶，把秦始皇当作千古一帝，认为孔子的是非不足以依据，狂妄荒诞悖逆，不可不毁。尤其可恨的是，寄居在麻城，行为放纵不拘，与无良之辈在庵院游玩，挟带妓女，白天一起洗澡，勾引士人的妻女进入庵院讲法，甚至有带着被褥枕头住宿的，整个地方像发了狂一样。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的观音，都是士人的妻女。年轻后生喜欢他的猖狂放肆，相继煽惑，以至于公然抢劫别人的财物，强行搂抱别人的妇女，如同禽兽，而不加顾惜。近来缙绅士大夫也有诵咒念佛，供奉僧人膜拜的。手持念珠，当作律戒。室内悬挂佛像，当作皈依。不遵守孔子的家法，而沉溺于禅教沙门的，往往出现了。近来听说李贽将要移到通州，通州距离京城四十里，如果一旦进入京城，招致蛊惑，又成为麻城的延续。希望敕令礼部，发檄文给通州地方官，将李贽押解回原籍治罪。仍然发檄文给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的各种书，以及搜查他家未刻的，全部烧毁，不要让祸害遗留到后生，世道幸运！得到旨意，李贽敢倡导乱道，惑世诬民，就让厂卫、五城严拿治罪。他的书籍已刻未刻，让所在官司全部搜查烧毁，不许存留。如果有徒党曲意庇护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查奏报治罪。不久李贽被逮捕到京，惧怕罪责不吃东西而死。我按，自古以来，小人无所顾忌而敢于背叛圣人的，没有比李贽更严重的。然而虽然奉行严旨，但他的书在人间流传依然如故。（谢在杭《五杂俎》说，李贽先做官做到太守，而后剃度为僧，又不居住在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求权贵，人多畏惧他的口而善待他。拥传出入，剃头坐轿，张黄盖，前后呵殿，郡县官员不敢与他平起平坐。不久，进入京城，因罪下狱而死。这也是接近于人妖的了。福建人持论公正如此。）

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疏奉旨，李贽各种书怪诞不经，命令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售，仍然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欢他的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锺惺

锺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年间庚戌科进士。天启初年，任福建提学副使，大肆打通关节。遭父丧去职，还挟带姬妾游武夷山，而后才上路。巡抚南居益上疏弹劾有说，各种规矩都逾越，五经扫地。把学子变成钱树，桃李感到羞耻。把商贩登上讲席，门墙成为市场。公然抛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继亲讳而冶游。怀疑是病狂丧心，岂止是文人无行。（辛酉年，福建提学佥事。癸亥年，丁忧。甲子年，京察。因此沉废在家。）于是选历代诗名叫《诗归》，他的书盛行于世。不久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耍小聪明，自立新说，天下士人靡然从之。而论者就忘记他不孝贪污的罪过，并且把他列为文人了。（钱氏说，

译古人对经传，敬奉如同神明，尊崇如同师长，谁敢僭越而加以评论？对经传的评论繁多，是从近代开始的，而没有比越地的孙氏、楚地的锺氏更严重的了。孙氏评论书籍，对于《大禹谟》则讥讽其文辞排比对偶。他评论《诗经》，对于《车攻》则讥讽其“选徒嚣嚣”一句，认为没有体现“闻无声”的深意。对于孔子删定的典籍，他竟打算拿着铁锤去敲击，又怎能怪他对班固的史书、萧统的文选，像对待蒙昧孩童一样诋毁，像驱赶奴仆一样斥责呢！锺氏评论《左传》，其他不详细论述，仅以《郑伯克段于鄢》这一传来说，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句子是，大隧之中凡四句，是所赋的诗。锺氏错误地将“大隧之中”作为句子的断点，而把“融融泄泄”当作叙述事件的语句，于是抹杀它，说是俗笔。句读分辨不清，文理不通畅，却俨然用红黄笔墨评定优劣，把衡量标准加在经传之上，这就叫做不尊崇圣人就没有准则，这就叫做侮辱圣人的言论，而世人却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相继效仿传述。学术日益偏颇，而人心日益败坏，其祸害有不可尽言的。孙氏名矿，现在世上所传的孙月峰就是此人。我听说福建人说，学政贩卖生员是从王伯敬开始的。当时的学政，对于王伯敬本来应当像茶肆供奉陆鸿渐那样，把他奉为招财进宝的神，又怎能怪读他所选的诗，认为他是使风骚再兴的人呢？他的罪过虽然不及李贽，但也是败坏天下风气的人之一。

译科举到了抄写佛书的程度，讲学到了男女混杂的程度，考试到了出卖生员资格的程度，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巨大变故，其严重程度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所以我把这些事记在五经诸书之后。唉！礼义廉耻这四种道德准则不弘扬，国家就会灭亡！管子早就说过这话了。

窃书

汉代人喜欢把自己写的书假托为古人所作，像张霸的《百二尚书》、卫宏的《诗序》之类就是如此。晋代以后的人则有把别人的书窃取来当作自己作品的，像郭象的《庄子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之类就是如此。至于明代这一代的人，他们所著的书没有不是窃取盗用的。

《世说新语》说，起初注解《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穷尽它的宗旨要义。向秀在旧注之外作了《庄子义》，精妙地剖析奇异的意旨，极大地弘扬了玄学风气。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注解于是散失，但还有别的版本流传。郭象这个人，品行轻薄，却有出众的才华。他看到向秀的注解没有流传于世，就窃取来当作自己的注解。他自己注解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动了《马蹄》一篇，其余各篇只是点定文字句子罢了。后来向秀注解的别本出现，所以现在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注本。当今的人只有轻薄的品行而没有出众的才华，不能通晓作者的本意，他们窃取而成的书，一定不如原本，称之为“钝贼”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旧唐书》记载，姚珽曾经因为他的曾祖父姚察所撰写的《汉书训纂》多被后来注解《汉书》的人隐去名字，当作自己的学说，姚珽于是撰写了《汉书绍训》四十卷，用来阐发旧有的义理，在当时流行。我读明代弘治年以后的经学解释书籍，都是隐没古人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学说的。

先生《钞书篇》说，我的先祖说，著书不如抄书。凡是今人的学问一定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书籍的广博一定不及古人。年轻人要努力啊，只有读书罢了！又说，凡是写书的人，最忌讳的是把前人的书改窜后当作自己的作品。班固改《史记》，一定不如《史记》；宋祁改《旧唐书》，一定不如《旧唐书》；朱熹改《资治通鉴》，一定不如《资治通鉴》。到了当今时代，著书的人几乎遍布天下，就有盗用前人书籍当作自己作品的人了。所以得到明人的书一百卷，不如得到宋人的书一卷。

勘书

凡是校勘书籍一定要用能读书的人。偶然看到焦氏《易林》的旧刻本，有“环绪倚鉏”一句，其实是“环堵”的误写。注解说，“绪”大概当作“佩”。又有“井堙水刊”一句，其实是“木刊”的误写，注解说，“刊”大概当作“利”。这错得太远了。幸好这些错误出自前人，虽然他们不读书，但还能遵守原文，不敢擅自改动。如果像近代的人那样，凭主观臆断去改动，那么文字更加晦涩，意义更加错乱，流传到后世即使有善于读书的人，也茫然无法寻求真相了。那么现在书坊刻书不挑选合适的人，而把校勘工作委托给他们，难道不是大害吗！

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这是引用《汉书·贾山传》中“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形容驰道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三辅决录》说，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锥，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作为往来的路径。【原注】《水经注》相同。现在误作“金槌”，又改为“椎轮”。唐代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还将贵公主，嫁与侲檀王。”这是引用《晋书·载记》中河西王秃发侲檀。现在误作“耨檀”，又改为“褥毡”，这比起把“金根车”改为“金银”来，更是严重了。

《庄子》说，婴儿出生，没有石师就能说话。一个版本作“所师”。大概魏晋以后，写书多有写草书的，所以把“所”讹误为“石”。【杨氏说】“石”，古字“石”和“硕”通用，不应该作“所”。作“所”的是妄改。【钱氏说】经史应当得到善本，现在通行的南北监本以及汲古阁本，《仪礼》正文多有脱简。《谷梁传》经文和传文也有混杂错乱。《毛诗》往往把《释文》混杂进入郑玄的笺注。《周礼》《仪礼》也有把《释文》混杂进入注中的。《礼记》中《礼器》《坊记》《中庸》《大学》的疏残缺不可读。《孟子》每章有赵氏的章指，各种版本都缺失。《宋史》孝宗纪缺一页。《金史》礼志、太宗诸子传各缺一页，都有宋元刻本可以校补。如果每天读错误的书，妄生驳难，不被大方之家耻笑的很少。【又说】现在的人重视宋刻本，认为一定没有错误，这并不完全正确。陆游跋《历代陵名》说，近世士大夫所到之处，喜欢刻书版，却完全不校勘，错本书散满天下，更加误导学者，不如不刻更好。这是说南来初刻本已经不能没有错误了。张淳《仪礼识误》、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列举的各本异同很多，善于读书的人应当选择而取用。如果偶尔依据一个版本，相信它一定不可更改，这是书商的议论。

改书

苏轼《志林》说，近代的人轻易凭主观意见改书，鄙陋浅薄的人好恶大多相同，所以附和的人众多，于是使古书日益讹误错乱，深可愤恨厌恶。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阙文的情况。自从我年轻时，看到前辈都不敢轻易改书，所以蜀本大字书都是善本。

《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候书籍必定文字统一，不知道的就空缺，询问故老。到了衰世，是非没有定论，人各凭私意。所以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阙文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啊。大概是哀伤

译那些浸染（指史官记录）不公正。由此可知，穿凿附会的弊端自汉代就已经存在，所以才有通过行贿来篡改兰台漆书，以符合其私意的情况。

译万历年间，人们大多喜好篡改古书，人心的邪僻，风气的败坏，从此开始。比如骆宾王替徐敬业讨伐武氏的檄文，原本出自《旧唐书》。文中说“伪临朝武氏”，是因为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那时武氏只是临朝听政而尚未改朝换代。近刻的古文，改作“伪周武氏”，没有考察檄文中所说的“包藏祸心，窥伺神器”，乃是武氏尚未篡位之时，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原注】过了六年，天授元年九月，才开始改国号为周。那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所以说“君之爱子，幽禁在别宫”。不了解那个人，不考察那个时代，就擅自改动文章，谬误流传，至今没有停止。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其荒诞不经。魏文帝《短歌行》中“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指的是他的父亲武帝，改为“圣老”，评论说“圣老”二字奇特。《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说，天后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宏，监国且仁明孝悌。天后正图谋称制，于是鸩杀了他，立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难免一死，与两个弟弟每天侍奉在父母身边，不敢明说，于是作《黄台瓜辞》，让乐工歌唱，希望天后醒悟而哀怜。歌词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得瓜好，再摘使得瓜稀。三摘还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最终被天后驱逐，死在黔中。他说“四摘”，是用以比喻四个儿子。认为不是“四”所能穷尽，而改为“摘绝”。这些都是不考察古事而随意臆断的说法，难道不是小人而肆无忌惮吗！

《易林》

《易林》大概是东汉以后的人撰写，而假托给焦延寿的。焦延寿生活在昭帝、宣帝时期。【原注】《汉书·京房传》说，焦延寿因为好学得到梁王的宠幸，梁王供给他资用，让他尽心学习。学业完成后，作为郡史被察举，补任小黄令。按此梁敬王定国，在昭帝始元二年继位。四十年后去世，正值元帝初元三年。【沈氏曰】《后汉书·崔骃传》记载，他的祖父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来决断吉凶，多有应验。晋代李石《续博物志》说，崔篆著《易林》，有的叫《卦林》，有的叫《象林》。王安石《许氏世谱》说，后汉汝南许峻，著《易林》，流传于世。【梁氏曰】许周生说，《东观汉记》记载，永平五年，京师小雨，皇上驾临云台，召沛献王辅用《周易卦林》占卜，卦辞说：“蚁封穴户，大雨将集。”现在这两句话载于《易林》中，可见现在流传的《易林》就是《周易卦林》。献王在永平时已经用它来占卜，那么它也不是东汉人所作，或许是后来有所掺入罢了。那时《左传》未立学官，现在《易林》引用《左氏》的话很多，又往往使用《汉书》中的事，如说“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乎是用李寻传中的话。“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乎是用成帝起昌陵的事。又说“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说“大蛇当路，使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人应该说的话。【左暄曰】左暄按许曼传，许曼的祖父许峻也著《易林》。崔篆的《易林》不可考，许峻所著的《易林》，范晔认为至今流行于世，那么后世所传的《易林》当即许峻的书，而人们误以为是焦延寿的。【又曰】《易林》中如“刘季发怒”等语，评论者认为不是汉人应该说的，似乎是汉以后人所著，这不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季”的地方不止一处，这本来就是汉人常说的话。

卷十九

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之所以不能断绝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它阐明道理，记载政事，体察民间疾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像这样的文章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益处。至于怪力乱神之事，无根据的话，抄袭的说法，谄媚阿谀的文章，像这样的，有损于自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就多一篇的损害。【钱氏曰】身处患难不要说怨天尤人的话，身处显贵不要说矜夸自己傲视他人的话，论说学术不要说违背圣人道理的话，评论人物不要说结党营私丑化正人的话。

先生给友人的信中说，孔子删述六经，就是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的心意。而现在那些注释虫鱼、命名草木的人，都不足以谈论这个。所以说，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春秋》的写作，只是言论罢了，却称之为行事，因为天下后世用它来治理人民，将要把它称为空言是不可以的。我不自量力对此有所见解，所以凡是文章不关乎六经的宗旨、当世的事务的，一概不写。而既然已经以阐明道理、拯救人民为目的，那么对于当今普遍存在的祸患而没有专门指责某人的，也就不敢回避了。

文章不贵多

两汉文人著作极少，史书在他们的传记末尾常说，所著共有若干篇。只有董仲舒达到一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者十几篇，或者三四篇。史书记录它们的数量，大概是称赞它们，不是嫌它们少。现在的人著作却以多为富，多就必定不能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