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卷三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鼓锺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诗谱，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原注】释文曰，从六月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从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从民劳至桑柔五篇，是厉王之变大雅。从云汉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变大雅。正义曰，变者，虽亦播于乐，或无算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今按，以变雅而播之于乐，如卫献公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属于乐府，则奏之以观民风，是亦乐也。是以吴札请观于周乐，而列国之风并奏，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尚陈于天子之廷，况列国之风乎。亭林于是乎失言。况变风亦概而言之，卫风之淇澳，郑风之缁衣，齐风之鸡鸣，秦风之同袍同泽，其中未尝无正声，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释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误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笺云，刺厉王。正用鲁诗说，见汉书谷永传注。则申毛云者，当是伸毛之义，非申公毛公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墉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时人，着诗论一十七篇，朱子当日或未见。【杨氏曰】泰之诗论直云诗无国风之名，不但立正风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见十五篇，无十七篇。【陈氏曰】二南雅颂之入乐，载于仪礼之燕礼乡饮礼及内外传。列国燕享所歌无论已，至鲁人歌周乐，则十三国继二南之后，周礼钥章，迎寒暑则龡豳诗，祈年则龡豳雅，祭蜡则龡豳颂。大戴投壶礼称可歌者八篇，则魏风之伐檀在焉。汉末杜夔能记雅乐，则伐檀之诗与鹿呜驺虞文王并列。十三国变风之入乐又历历可据也。宋程大昌谓有南雅颂而无国风，自邶至豳十三国诗皆不入乐，岂非妄说乎。彼特见苏氏释鼓锺篇以雅以南，误以为二雅二南，故生此说耳。苏氏之谬，前辨之已悉矣，见小雅鼓锺篇。程又谓季札观乐，自邶以下，左传但纪国而不言风，故知无国风之名。不知二南之诗不尽得于境内，兼得之于南国。周召之名不足以尽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为诗名也。十三国之诗皆得于境内，自应举国名以概之。言国言南皆据实而言，其为风一而已。且季札闻邶墉卫则云是其卫风，闻齐则云泱泱乎大风，风之名较然着矣。案吕氏春秋云，禹省南土，涂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实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程以南为诗名，或本于此。然吕览言取风，不言无风也，况吕览岂传信之书耶。【又曰】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旨不同也。王制曰，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诗教乐，其时不同也。故叙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叙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叙诗者之赘，及乐经今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集传于正雅诸诗皆欲以乐章释之，或以为燕享通用，或以为祭毕而燕，或以为受厘陈戒，俱以
译卷三
诗有入乐与不入乐的区别
《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孔子说：“雅和颂各得其所。”那二南、豳的《七月》、小雅中的正诗十六篇、大雅中的正诗十八篇，【原注】《诗谱》说，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属于正经。以及颂，都是入乐的诗歌。邶以下十二国的诗附在二南之后，称为风。《鸱鸮》以下六篇附在豳之后，也称为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在小雅之后，《民劳》以下十三篇附在大雅之后，称为变雅。这些是不入乐的诗歌。【原注】《释文》说，从《六月》到《无羊》十四篇，是宣王时期的变小雅。从《节南山》到《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代儒者申公和毛公都认为是幽王时期的变小雅。从《民劳》到《桑柔》五篇，是厉王时期的变大雅。从《云汉》到《常武》六篇，是宣王时期的变大雅。《瞻卬》和《召旻》两篇，是幽王时期的变大雅。《正义》说，变雅虽然也播于乐中，或者是无固定节拍时所用，或是随事类而歌，又因为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现在考察，将变雅播于乐中，如卫献公让太师唱《巧言》的卒章就是例证。【全氏曰】古代没有不入乐的诗歌，只是宗庙朝廷祭祀宴享不使用，但它们属于乐府，则演奏它们以观察民风，这也是乐。所以吴札请求观看周乐，列国的风诗一并演奏，不称之为乐又是什么呢？古代四夷之乐尚且陈列在天子朝廷，何况列国的风诗呢。顾炎武在这里说错了。况且变风也是概括而言，卫风的《淇澳》、郑风的《缁衣》、齐风的《鸡鸣》、秦风的《同袍同泽》，其中未尝没有正声，这又是不可不知的。【汝成案】《释文》只说前儒申毛，先生误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笺云，讽刺厉王。正用鲁诗的说法，见《汉书·谷永传》注。那么申毛说的，应当是伸张毛诗之义，不是申公和毛公。《乐记》子夏回答魏文侯说，郑音喜好泛滥，使意志淫乱；宋音安于女色，使意志沉溺；卫音急促频繁，使意志烦乱；齐音傲慢邪僻，使意志骄纵。这四种音乐，都沉溺于声色而损害德行，所以祭祀不使用。朱熹说，二南是正风，是房中之乐，也是乡乐。二雅中的正雅，是朝廷之乐。商周之颂，是宗庙之乐。至于变雅则衰微，是周朝卿士所作，用来议论时政的得失。而邶、鄘以下，则是太师所陈列，用来观察民风的罢了，不是宗庙宴享所使用的。但根据程大昌的辩驳，那么二南自称为南，而另外设立正风名目的说法是不对的。【原注】程大昌字泰之，孝宗时人，著有《诗论》十七篇，朱熹当时或许没有见到。【杨氏曰】程泰之的《诗论》直接说诗没有国风之名，不仅仅是设立正风之名不对而已。我看到的十五篇，没有十七篇。【陈氏曰】二南、雅、颂入乐，记载于《仪礼》的燕礼、乡饮酒礼以及内外传中。列国宴享所歌不论，至于鲁人歌周乐，则十三国继二南之后，《周礼》龠章，迎寒暑则吹豳诗，祈年则吹豳雅，祭蜡则吹豳颂。《大戴礼记·投壶礼》称可歌者八篇，那么魏风的《伐檀》就在其中。汉末杜夔能记忆雅乐，那么《伐檀》这首诗与《鹿鸣》、《驺虞》、《文王》并列。十三国变风入乐又有确凿的证据。宋人程大昌说有南、雅、颂而没有国风，自邶至豳十三国的诗都不入乐，难道不是妄说吗？他特别看到苏氏解释《鼓钟》篇“以雅以南”，误以为是二雅二南，所以产生这种说法。苏氏的错误，前面已经详细辩驳了，见小雅《鼓钟》篇。程又说季札观乐，自邶以下，《左传》只记载国名而不说风，所以知道没有国风之名。不知道二南的诗不全是得于境内，也兼得于南国。周、召之名不足以概括，所以说南。南指其地，不是作为诗名。十三国的诗都得于境内，自然应该举国名以概括之。说国说南都是据实而言，其为风是一样的。而且季札听到邶、鄘、卫就说那是卫风，听到齐就说泱泱乎大风，风的名字很明显了。查《吕氏春秋》说，禹巡视南土，涂山氏女命妾前往等候，女作歌说：“候人猗兮。”实际上开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程以南为诗名，或许本于此。然而《吕览》说取风，不说无风，何况《吕览》难道是可信的书吗？【又曰】诗篇都是乐章，然而诗与乐实际上分为两种教化，《经解》说，诗的教化温柔敦厚，乐的教化广博易良。这是教诗教乐其旨意不同。《王制》说，乐正设立四种教化以造就士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是教诗教乐，其时间不同。所以叙述诗的人只说作诗的意旨，其用作什么乐则不涉及。即使《鹿鸣》宴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也是指作诗的意旨而言，其演奏为乐偶然与作诗的意旨相同罢了。叙述只说诗，不说乐，意谓歌诗的方法自然记载于《乐经》，原本不需要叙述诗的人赘述，等到《乐经》现在已不存在，也就无可考证了。《集传》对于正雅诸诗都想以乐章解释，有的认为是燕享通用，有的认为是祭毕而燕，有的认为是受赐陈戒，都以
诗之相似，亿度而为之说。殊不知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意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射乡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舍诗而征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会乐章以立义，与己说相违，不可解也。【汝成案】陈氏雅南说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郑氏释为南夷乐。左传南钥，杜氏以为文王乐。俱不云二南。又后汉陈禅传引诗云，以雅以南，韎任朱离。注引韩诗云，南夷之乐曰南，四夷之乐惟南可以和于雅。又言毛诗无韎任朱离，盖见齐鲁诗。即注语观之，薛君南义既同，而齐鲁诗复列于四夷乐名，可见南为南夷，古义皆然，则程氏说益无据。
译诗歌的相似之处，人们往往凭空揣测并加以解说。殊不知古人将诗用于音乐，不必与作诗的本意相契合，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论述得非常详尽。比如在乡射礼中演奏《二南》，在两君相见时演奏《文王》《清庙》，哪里是因为它们的歌词呢？况且舍弃诗歌而征引音乐，也不同于古人的诗教了。朱熹曾在答复陈体仁的信中说，诗歌的创作本是为了表达心意，并非为了音乐而作，这话很恰当。等到他传授《诗经》时，却牵强附会乐章来确立义理，与自己之前的说法相违背，令人无法理解。【汝成案】陈氏《雅南说》称，《文王世子》中“胥鼓南”，郑玄解释为南方的夷乐。《左传》中的“南钥”，杜预认为是文王的乐舞。都没有说是《二南》。又《后汉书·陈禅传》引用《诗经》说：“以雅以南，韎任朱离。”注引《韩诗》说：“南方夷人的音乐叫南，四方夷人的音乐只有南可以和雅乐相协调。”又说《毛诗》中没有“韎任朱离”，大概是看到了《齐诗》《鲁诗》。从注语来看，薛君对“南”的解释既相同，而《齐诗》《鲁诗》又将其列于四方夷乐的名目之下，可见“南”指南方夷乐，古义都是如此，那么程氏的说法就更没有依据了。
四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原注】据周礼钥章。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诗论谓无国风之目，然礼记王制言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谓自邶至曹十二国为风无害。【杨氏曰】泰之云诗之有风，其原误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着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弒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原注】旧唐书高宗诸子传。黄氏日钞云，国风之用于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国之风未尝被之乐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颂，而未及乎风也。桑中之诗明言淫奔，东莱吕氏乃为之讳，而指为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舝。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钱氏曰】四朝闻见录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陈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窃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辩。考亭微知其然，移书求其诗说。止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学子讲义，今皆毁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辩也。
何彼秾矣
【钱征士曰】传，秾犹戎戎也。按说文，秾，衣厚貌。引此诗。石经同韩诗作茙。按说文无茙字。
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秾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斋五笔曰，春秋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王姬归于齐。庄公十一年当庄王之十四年，齐桓公之三年，又书王姬归于齐。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姊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于此矣。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原注】毛氏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按成王时，齐侯则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适其子，是甥舅为婚，周之盛时必无此事。逮成王顾命丁公，始见于经，而去武王三十余年，又必无未笄之女矣。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雝之德
译四诗
周南、召南，称为“南”，而不是“风”。豳地称为豳诗，也称为雅，也称为颂，【原注】依据《周礼》的记载。而不是“风”。南、豳、雅、颂合称为四诗，而各诸侯国的风诗附列其中，这是《诗经》原本的次序。【原注】宋代程大昌在《诗论》中说没有“国风”这一类目，然而《礼记·王制》中说任命太师陈设诗歌，用来观察民风，这就意味着从邶到曹这十二国的诗歌作为“风”是没有什么妨害的。【杨氏说】泰之认为《诗经》中有“风”，其源头错误在于左氏和荀氏，《王制》所说的并非可疑之处。
孔子删诗
孔子删减《诗经》，是为了保存各诸侯国的风诗，其中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一并保存下来。就像古代的太师陈设诗歌，用来观察民风。而季札聆听这些诗歌，以此来知道各国的兴衰。正因为善与不善两者并陈，所以可以观察，可以聆听。世间并非尧舜二帝，时代并非上古，本来就不能使四方之风只有纯正而没有淫邪，只有治世而没有乱世。文王的教化施及南国，但北边鄙野的杀伐之声，文王也不能教化。假如那些诗歌尚且存在，而进入孔子的删选，必定会保存南方的乐音以联系文王的风化，保存北方的乐音以联系纣王的风化，而不会容许抹去其中任何一方面。因此《桑中》的篇章，《溱洧》的作品，孔子没有删去，是为了记载淫邪的风气。《叔于田》是赞美共叔段的言辞，《扬之水》《椒聊》是追随共叔段的言语，孔子没有删去，是为了彰显动乱的根源。淫奔的诗歌收录下来，不止一首，是为了记载那种风气之甚。一国之中都淫邪，而其中有不变节的人，就急忙记录下来，《将仲子》是畏惧人言，《女曰鸡鸣》是互相警示以勤勉生计，《出其东门》是不羡慕美色，《衡门》是不愿向外追求。选取其辞藻，比拟其音律，去除那些繁琐且泛滥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删”。后来的拘泥之儒不明白这个宗旨，竟然说淫邪奔放的诗歌，不应当收录在圣人的经典中。这跟唐太子李弘说商臣弑君，不应当记载在《春秋》的史册中有什么区别呢？【原注】见《旧唐书·高宗诸子传》。黄氏《日钞》说，国风用于宴享的，只有二南，而列国的风诗未曾配乐。孔子所说的端正的是雅和颂，而没有涉及到风。《桑中》的诗歌明确说是淫奔，东莱吕氏却为之讳饰，而指认为是雅正之音，这就错了。真德秀《文章正宗》，他所选的诗一扫千古的陋习，归于正旨。然而弊病在于他以理为宗，得不到诗人的情趣。况且如《古诗十九首》，虽然不是一人所作，而汉代的风貌大致具备于此。现在用真德秀所删减的来读，与“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有什么区别呢？唐诗《山有枢》的篇章。“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大概也是《邶风·雄雉》“于飞”的意思。《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舝》。十九首中没有很大的优劣，一定要以防范淫邪、端正风俗的宗旨严格地绳削，虽然矫正了昭明太子的偏颇，恐怕失去了国风的意义。六朝浮华，固然应当删落，使得徐陵、庾信不能为人，陈、隋不能成为一代，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不是执着于理的过错吗？【钱氏说】《四朝闻见录》说，考亭先生晚年注解《毛诗》，全部去掉序文，把彤管当作淫奔的工具，把城阙当作偷期幽会的地方。陈止斋得到这个说法而认为不妥，说把一千七百年女史用的彤管和三代的学校当作淫奔的工具、偷期幽会的地方，私下里觉得不安。独自收藏这个说法，不与考亭辩论。考亭稍微知道是这样，写信请求他的诗说。止斋回答说您近来与陆子静争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我未曾注解《诗经》，所以解说《诗经》的不过是与门人学子讲义，现在都毁掉了。大概是不想助长陆、陈的辩论。
何彼秾矣
【钱征士说】《传》说，秾就是戎戎的样子。查《说文解字》，秾，衣服厚重的样子。引用这首诗。石经同韩诗作茙。查《说文解字》没有茙字。
《山堂考索》记载林氏说，二南的诗歌虽然大体上是美诗，也有刺诗，不只是西周的诗歌，而东周也参与其中，根据《何彼秾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了。它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儿子，查《春秋》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这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下嫁于齐襄公，不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儿子又是什么呢？【原注】洪氏《容斋五笔》说，《春秋》庄公元年相当于周庄王四年，齐襄公五年，记载王姬归于齐。庄公十一年相当于庄王十四年，齐桓公三年，又记载王姬归于齐。庄王是平王的孙子，那么所嫁的王姬应当是姐妹，齐侯的儿子就是襄公、桓公，二者必居其一。解说的人一定要认为是西周的诗歌，当时没有平王，于是把平解释为平正的王，齐解释为齐一的侯，与《尚书》所说的宁王同义，这是妄说。【原注】毛氏《传》说，平，正也。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孙女，嫁给齐侯的儿子。查成王时，齐侯就是太公，而把武王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这是甥舅通婚，周朝兴盛时必定没有这种事。等到成王顾命丁公，才见于经书，而距离武王三十多年，又必定没有未及笄的女子了。根据诗人想要说那个人的子孙，就必定直说，如称卫庄姜，就说齐侯的儿子，卫侯的妻子，东宫的妹妹，邢侯的姨母。赞美韩侯娶妻，就说汾王的甥女，蹶父的儿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这首诗，是刺诗，因为王姬徒有容貌的盛美，而没有肃穆雍容的德行
，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雝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墉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锺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箾南钥，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繻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书刘夏逆王后于齐亦此意。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一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原注】说苑引书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隶释载郭辅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贤姣孋。汉魏间人作已如此。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
译（前文缺失），靠什么来教化百姓呢？所以说：“为何那样浓艳呢？那是唐棣的花。为何不庄重和顺呢？那是王姬的车驾。”诗人似乎是说：她的容貌本来就像唐棣花一样美丽，然而王姬的车驾为何不庄重和顺呢？这是讥讽她。按照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这是对的；但说这是讽刺的诗，在义理上并不妥当。因为《诗经》从《邶风》《墉风》直到《桧风》《曹风》，都是太师所陈列的。其中既有赞美也有讽刺，至于《二南》的诗，则被用作宴饮之乐、乡射之乐、射礼之乐以及房中乐，像《鼓钟》诗末章所说的“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说的“象箾南钥”，《文王世子》所说的“胥鼓南”，怎么会有讽刺呢？这一定是东周之后，其诗能够保存《二南》的遗音，而圣人将其附在篇末的。况且自平王东迁以来，周朝的德政日益衰微。麦禾被掠夺，繻葛之战爆发，几乎无法号令兄弟诸侯国。而且在庄王时期，鲁、卫、晋、郑各国日益多事，于是王姬下嫁，以在强大的齐国树立外援，追寻盟府中坠落的誓言，继承婚姻中早有的友好关系。况且她下嫁时还能修明周朝的旧典，容貌的盛美、礼节的完备都有可取之处。圣人怎能不记录它，以显示在东方振兴周道的心意呢？【原注】《春秋》襄公十五年记载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也是这个意思。大概东周以后的诗，能够附在《二南》中的，只有这一篇而已。后来的儒者却怀疑它，从而产生种种纷杂的说法，这哪里懂得圣人的心意呢？有人问：《诗经》中所说的，只称颂她的容貌，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妇女有四种德行，容貌是其中之一。说到她的容貌，德行就可以知道了。【原注】《说苑》引用《尚书·五事》，第一条是貌，貌，是男子用来表示恭敬的，是妇人用来表示姣好的。所以《硕人》诗赞美齐侯夫人，以至于极尽形容之能事。而《野有死麕》中贞洁的女子也说“有女如玉”。即使唐代人为妃主写碑文，也多有许多赞誉她们姿色的。【原注】洪适《隶释》记载郭辅碑说，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高大贤良、姣好美好。汉魏之间的人写作已经如此。难道像宋代以下的人，以此为忌讳，而不提及吗？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婚姻是王道的大事，下嫁到齐国，这是甥舅之国，太公之后，是先王用周礼治理诸侯的根本。《诗经》之所以能附在《南》中，就是因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东周以后的事就无可称道，而民间的谣谚讽刺都归属于《王风》了。况且《二南》与民风来源不同，宣王时期并非没有《雅》诗，那么平王以后难道就没有《南》诗吗？或许这首诗原本就附在《南》中，而孔子没有删去，这也与前面的说法没有不同。
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江氏曰】东迁后之诗，何以不入王风而入召南，其以此诗为有王者之化，异于黍离诸篇，故特附之召南欤。
邶墉卫
邶墉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墉卫。【原注】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墉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墉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墉之民于雒邑。故邶墉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雷氏曰】周书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民。孔晁于立禄父注云，封以郑，祭成汤。又云，东谓卫。殷，邶墉。霍叔，相禄父也。汉书地理志曰，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墉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墉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诗谱曰，武王以纣京师封武庚，为殷后。又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墉，东谓之卫。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并云墉在纣都之西，郑夹漈则中卫南墉东邶，伯恭则南邶东墉北卫，九域志谓武王立禄父在观扈地，路史亦谓武庚封邶，即漕邑，今滑之白马。此宋以前诸说之不同也。案经传凡言武庚之国皆谓之殷，则武庚实封于邺南之殷可知。此时商之宗庙在殷，故周书曰俾守商祀。庙社在殷，而纣居朝歌，故牧誓曰，昏弃厥肆，祀，弗答。逸书曰，侮灭神祇，不祀。孔注，郑字乃郼字之伪，即谓殷也。诗谱之纣城以朝歌言，北谓之邶东谓之卫，自是定解。惟南谓之墉，不如服王皇甫之说为确。朝歌之南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监。惟西地河内亦有殷名，即怀之殷城。书曰，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汉志又云，以邶封武庚，盖一监处东，一监处西，邶近殷都。霍叔处之，实与武庚共地而理。殷都在纣城之北一百五十余里，故诗之变风首列邶。孔注亦云，霍叔．相禄父也，惟其共地而理，叔受其制，故叛周降辟，霍从末减。书云，管叔相者，乃诸侯之命卿，在下车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监，在既封之后。据逸书竹书，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监，在十二年四月初。【又曰】三监之中有霍叔，此经之明文，无可疑者。汉书志及书伪传谓三监有武庚，无霍叔，非是。其分监之地即邶墉卫是也，其所封之国则管蔡霍是也。邶墉卫皆武庚之封土，其国都则近邶，武王使三叔处此者。王封禄父为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盖待以客礼，使为方伯。遵用商之旧制，使其弟为之监，非曰胜国余孽，必监之，以防其蠢动也。追成王立三叔，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东征，于是殷之国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后乃悉封康叔。诗谱谓武庚诛后，更建此三国，以康叔为之长，后世子孙并彼二国，此不然也。左传季札观乐，为之歌邶墉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以邶墉属之康叔，则康叔时已有邶墉可知。圣人于变风首列此者，见此三地后虽康叔之国，前实武庚之封，所以着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无私天下之心。无如武庚三叔变而不善，沦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义，而即以风示后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内无卫名，卫本殷之封国，姚姓故宇，其地在斟观氏之墟，不在河内，见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弇以虎贲伐卫，灭之，见周书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书曰建管叔于东。盖殷畿千里，凡在东河以外者通谓之东。周公践殷，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宇于殷墟，名曰卫，自是河内始有卫名。
邶墉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墉，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
译那为何如此繁盛呢？将庄王之事附在《召南》之下，这与将文侯之命附在《尚书》中平王之事的做法是一样的。【江氏说】东迁之后的诗歌，为什么不归入《王风》而附在《召南》呢？大概是认为这首诗体现了王者的教化，不同于《黍离》等篇章，所以特意附在《召南》吧。
邶、墉、卫
邶、墉、卫本是三监之地，自从康叔受封不久，就统一归属于卫国了。采诗的人仍然保留其旧称，称之为邶、墉、卫。【原注】《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本是殷商的旧都。周朝灭掉殷商后，将其京畿内的土地分为三国，即《诗经·国风》中的邶、墉、卫。邶地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墉地由管叔治理，卫地由蔡叔治理。以此监视殷商遗民，称为三监。所以《尚书》序言说，武王去世后，三监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弟弟康叔，号称孟侯，以辅佐周室，将邶、墉的百姓迁到洛邑。因此邶、墉、卫三国的诗歌风俗相同。【雷氏说】《周书·克殷》篇说，立王子武庚，命令管叔辅佐。《作雒》篇说，武王灭殷，于是立王子禄父，让他守护商朝的祭祀。在东方建立管叔，在殷地建立蔡叔和霍叔，让他们监视殷商遗民。孔晁在“立禄父”的注中说，封以郑地，祭祀成汤。又说，东指卫地，殷指邶、墉。霍叔辅佐禄父。《汉书·地理志》说，周灭殷后，将其京畿内分为三国，即《诗经》中的邶、墉、卫。邶封给纣子武庚，墉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诗谱》说，武王用纣王的京城封武庚，作为殷的后嗣。又分其地设置三监，让管叔、蔡叔、霍叔治理。从纣王都城向北称为邶，向南称为墉，向东称为卫。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都说墉在纣都之西，郑夹漈则认为中卫、南墉、东邶，伯恭则认为南邶、东墉、北卫，《九域志》说武王立禄父在观扈之地，《路史》也说武庚封于邶，即漕邑，今滑州的白马。这是宋代以前各种说法的不同之处。考察经传凡提到武庚的国家都称为殷，那么武庚实际上封在邺南的殷地是可以知道的。此时商的宗庙在殷，所以《周书》说让他守护商祀。宗庙社稷在殷，而纣王住在朝歌，所以《牧誓》说，昏庸地废弃了祭祀，不予回应。《逸书》说，侮辱灭弃神祇，不进行祭祀。孔注说，郑字是郼字的讹误，即指殷地。《诗谱》所说的纣城是以朝歌而言，向北称为邶，向东称为卫，这自然是确定的解释。只有向南称为墉，不如服子慎、王子雍、皇甫士安的说法确切。朝歌以南逼近大河，不可能再设置一个监。只有西边的河内也有殷名，即怀州的殷城。《尚书》说，在东方建立管叔，在殷地建立蔡叔、霍叔，《汉书》又说，用邶地封武庚，大概是一个监在东方，一个监在西方，邶靠近殷都。霍叔驻守那里，实际上与武庚共同治理。殷都在纣城以北一百五十多里，所以《诗经》的变风首先列出邶。孔注也说，霍叔辅佐禄父，正因为共同治理，叔父们受制于他，所以叛周降服，霍叔因从属而减轻刑罚。《尚书》说管叔辅佐，是指诸侯的命卿，在下车伊始之时。注解说，霍叔辅佐，是指方伯的三监，在封地之后。根据《逸书》和《竹书纪年》，任命管叔辅佐，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日。任命三监，在十二年四月初。【又说】三监中有霍叔，这是经文的明文，无可怀疑。《汉书》志及《尚书》伪传说三监中有武庚，没有霍叔，是不对的。他们分管的地区就是邶、墉、卫，他们所封的国家则是管、蔡、霍。邶、墉、卫都是武庚的封土，其国都靠近邶，武王让三叔驻守在这里。周王封禄父为上公，上公九命为伯。古制，天子派大夫为三监，监视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大概是以客礼相待，让他们作为方伯。遵循商朝的旧制，派自己的弟弟作为监，并不是说胜国的余孽，必须监视，以防其蠢动。等到成王即位，三叔及武庚叛乱，周公不得已而东征，于是将殷的国土命康叔及中旄父治理，后来才全部封给康叔。《诗谱》说武庚被诛后，重新建立这三国，以康叔为首领，后世子孙合并那两国，这是不对的。《左传》季札观乐，听到邶、墉、卫的歌，说，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是这样的，这是卫风吧。将邶、墉归于康叔，那么康叔时已有邶、墉可知。圣人在变风中首先列出这些，是看到这三地后来虽然是康叔的国家，以前实际上是武庚的封地，所以彰显武王、周公对待殷商大公至正、无私天下的用心。无奈武庚和三叔变坏而不善，一同灭亡。这就是名字寄托其意义，并以此风示后世不安分的人。【又说】殷商以前，河内没有卫的名号，卫本是殷商的封国，姚姓故宇，其地在斟、观氏的废墟，不在河内，见《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注·河水》。武王灭殷，命令百弇率领虎贲攻打卫，灭掉了它，见《周书·世俘》篇。开始在此地安置管叔，所以《周书》说在东方建立管叔。大概殷畿千里，凡在东河以外的都通称为东。周公践祚于殷，降服三叔，开始命康叔居住在殷墟，命名为卫，从此河内才开始有卫的名号。
邶、墉、卫是总称。不应当分别某篇是邶，某篇是墉，某篇是卫。分为三者，是汉儒的错误。因为这首诗的篇目特别多，所以分为三个名称。
，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原注】观小雅六笙诗，毛公颇有升降，黍离之篇，毛公以为王，齐诗以为卫，则知今诗之次序多出于汉儒也。新序，黍离，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诗今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邶墉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墉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原注】若据汉书言，迁邶墉之民于雒邑，则成王之世已无邶墉。【魏源曰】左氏载季札观乐，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三名一实，连而不分，视为之歌唐，为之歌魏，判然二国者殊例。是邶墉卫之不可分，犹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宫文子引今邶风柏舟威仪之语，以为卫诗。毛公分一国为三，盖徒因简编过大，而未念其名实之不相符。此异左传者一也。刘向新序以黍离为卫寿闵兄，则知鲁诗必列于卫风，而不列入王风之首矣。郑箴膏肓，述何彼秾矣，不以平王为平正之王，则是东周平王之诗，而不当次诸二南之后矣。此异三家者二也。国风之例，尼采风观民，各从其所得之地，不从其所咏之人。故木瓜，卫人美齐桓，则系诸卫。猗嗟，齐人刺鲁庄，则系之齐。乃缁衣为周人美郑武公，为卿士之诗，何以不系之王而系之郑。考公羊传，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祭仲将往省于留云云，此即郑桓公寄拏与贿于郐，而得其国，旋以留为下邑，而王风邱中有麻，彼留子嗟之诗所为作也。邱中与缁衣之诗皆郑桓公为王朝卿士时，小惠要结周民，说而歌之，既皆畿内民风，自当同列王风之末。故鲁诗以大车为哀息君之诗，正以郑息同为畿内之国，故与其为周人所咏之诗同殿王风。毛以邱中畿缁衣二诗一系之王，一系之郑。既乖民风各系本国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车邱中有麻之诗，凡为周民咏郑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离之两伤，较然明矣。此异于鲁诗公羊者三也。
译（《诗经》的编排）用各自篇名冠于其上，这并非孔子的旧制。【原注】看《小雅》中的六首笙诗，毛公颇有升降调整；《黍离》这一篇，毛公认为属于《王风》，而齐诗认为属于《卫风》，由此可知现在《诗经》的次序大多出自汉代儒者之手。《新序》记载，《黍离》是卫宣公之子寿哀悯其兄而作。考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乐，（乐工）为他歌唱《邶》《鄘》《卫》，季札说：“美啊，深沉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就是《卫风》吧。”而在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的言论引用《卫诗》说：“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这首诗现在是《邶风》的首篇，却不说《邶》而说《卫》，由此可知连起来说叫《邶》《鄘》《卫》，单独说就叫《卫》，其实是一回事。就像说“殷商”、说“荆楚”一样。大概西周之时，本来就有《邶》《鄘》的诗，等到周幽王亡国时散佚了，但乐官的职守仍不敢废除其名号吧。然而名号虽旧，辞章却是新的了。【原注】如果依据《汉书》所说，将《邶》《鄘》的百姓迁徙到雒邑，那么成王时代就已经没有《邶》《鄘》了。【魏源说】《左传》记载季札观乐，为他歌唱《邶》《鄘》《卫》说“美哉”，“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就是《卫风》吧”。三个名称一个实质，连在一起不可分割，这与分别歌唱《唐》、歌唱《魏》，判然分为两个国家的例子截然不同。因此《邶》《鄘》《卫》不可分开，就像说“殷商”、说“荆楚”。所以北宫文子引用现在《邶风·柏舟》中关于威仪的话语，认为是《卫诗》。毛公将一个国分为三，大概是仅仅因为简编过大，而没有考虑到名实不相符。这是与《左传》不同的第一点。刘向《新序》认为《黍离》是卫寿哀悯其兄所作，由此可知鲁诗必然将其列于《卫风》，而不会列在《王风》之首。郑玄《箴膏肓》叙述《何彼秾矣》，不把平王理解为平正之王，那么这是东周平王的诗，就不应当排在《二南》之后。这是与三家诗不同的第二点。《国风》的体例，孔子采风观民，各自归入所得之地，不归入所咏之人。所以《木瓜》是卫人赞美齐桓公，就归入《卫风》；《猗嗟》是齐人讽刺鲁庄公，就归入《齐风》。那么《缁衣》是周人赞美郑武公作为卿士的诗，为什么不归入《王风》而归入《郑风》？考察《公羊传》，古代郑国处于留地。先郑伯有善于郐公的人，借以夺取郐国而迁徙郑国，于是废弃留地。庄公死后，祭仲将前往留地省视等等，这就是郑桓公寄放财物与贿赂于郐国，从而得到其国，随即把留地作为下邑，而《王风·丘中有麻》、《彼留子嗟》这些诗就是因此而作的。《丘中》与《缁衣》这两首诗，都是郑桓公担任王朝卿士时，用小恩惠笼络周民，周民高兴而歌唱的，既然都是王畿内的民风，自然应当一同列在《王风》的末尾。所以鲁诗以《大车》为哀叹君王的诗，正是认为郑、息同为王畿内的国家，所以与周人所咏之诗一同列在《王风》之末。毛公将《丘中》《缁衣》两首诗，一个归入《王风》，一个归入《郑风》。这既违背了民风各自归入本国的体例，而且因此连《大车》《丘中有麻》这些诗，凡是周民咏叹郑、息的，都不知道所指何事，分开来两败俱伤，显然明了。这是与鲁诗、《公羊传》不同的第三点。
邶墉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原注】左传作郐。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谁将西归，是镐京尚存，故郑氏谱以为当夷王厉王之时，苏氏以桧诗皆为郑作，非也。
邶墉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原注】止斋集答黄文叔书。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广，不得为邶墉卫也。【汝成案】三诗皆言卫事，故班氏谓之同风，其不当分为三名甚明。马永卿曰，邶墉卫在王风黍离之前，存前代后也。与雷氏言正合。若然，则康叔既封犹标其地，是初为三国，非三监明矣。
黎许二国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墉。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之旨，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
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原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曰，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丧大记曰，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隮于西
【钱征士曰】传，隮，升也。案许叔重不收隮字。当为跻，跻，升。释诂文彼作升，俗字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辉注，以隮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
邶墉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墉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师之本名。马永卿述元城刘先生之言，亦谓邶墉卫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原注】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误矣。【李文贞曰】周初之风是谓二南，其诗自畿内达于侯国，以为文武之世，道一风同，无间中外。其后采诸列国者归其本部，则邶墉以下是畿内所得者，附于雅则有小雅中谣咏诸诗，故成康后畿内无风。盖俗化既散，不能比于二南，又不可别自为部，故归之雅。及乎既东，则巡守不行，而列国无诗。平王初年，周太师犹举旧职，欲存风雅二体。节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离以下，畿内民俗曰风，其称风而与西周别者以此。至其晚岁，则并此亡之。东迁，风雅亦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先儒感于诗亡之义，乃以雅为西，以风为东，而有降黍离于国风之说。夫王号犹在，谁则降之。鲁犹有颂，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为风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疏曰，诗者缘政而作，风雅系政广狭。又绎郑志言，幽厉以酷虐之政，被于诸侯，故为雅。平桓则政教不及畿外，故为风。义亦甚正。惟谱次豳下，则见转一孔，盖名尊而实淆矣。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
译邶、鄘灭亡已久了，所以《大师》中只保留其名。而三国风气相同，无非是卫国人所作。桧（原注：《左传》作郐）灭亡不久，而《诗》尚存，因此区别于郑国，各自成为“风”。《匪风》这一篇，大概是西周尚未灭亡时的作品吧。（原注：诗中问“谁将西归”，说明镐京尚存，所以郑氏《诗谱》认为应当在周夷王、周厉王之时，苏氏认为桧诗都是郑国人所作，这是不对的。）
邶、鄘、卫是三个国家，不是三监。殷商之时，王畿方圆千里，周朝则将其分为三个国家，如今它们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在百里之间设立这三监，又合并武庚为一监，这都是不对的。宋代陈傅良（原注：《止斋集·答黄文叔书》）认为，自荆山以南，由蔡叔监管；管叔监管河南；霍叔监管河北。蔡，是原来的蔡国。管，则是管城。霍，就是所谓的霍太山。其地域广阔，不能说是邶、鄘、卫。（汝成案：三首诗都讲述卫国的事，所以班固称它们为同风，不应当分为三个名称非常明显。马永卿说，邶、鄘、卫在《王风·黍离》之前，保存的是前代的历史。这与雷氏的说法正相符合。如果这样，那么康叔受封后仍然标举其地，说明最初是三个国家，而不是三监，这是很明显的。）
黎、许二国
许国没有“风”，而《载驰》这首诗被收录在鄘风中。黎国没有“风”，而《式微》、《旄丘》这两首诗被收录在邶风中。这是圣人阐明幽微旨意、复兴灭亡国家的心意。
诸姑伯姊
《泉水》这首诗，其中所说的“诸姬”，就像《硕人》中的“庶姜”。古代作为媵妾而来、作为侄娣陪嫁的，必定都是同姓的国家。她们年龄的长幼，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则不可知晓，所以有“诸姑伯姊”的称呼，就像《礼记》中所说的“伯父伯兄”一样。贵为小君（诸侯夫人），却能谦逊地居于众妾之下，这就是所说的“她的衣袖不如她的妹妹”的情形了。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是与大国交往，朝见、聘问、会盟、征伐等事务，称为“王事”。（原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子展说：“《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安宁居住？坚守侍奉晋、楚，以藩卫王室。王事没有荒废，有什么常理呢？”《丧大记》说：“安葬之后，与人立君，说的是王事，不说国事。”又说：“国君安葬后，王政进入国内，等到卒哭之后才服王事。”他们国内的事务，称为“政事”。）
朝隮于西
（钱征士说：《传》说，“隮”，升也。按：许慎《说文解字》不收“隮”字。应当是“跻”，“跻”，升。《释诂》文中那作“升”，是俗字。）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用《周礼》十辉注，以“隮”为虹，这是对的。说不到一个早晨雨就停了，则未必正确。谚语说：“东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意思是说下雨。）大概虹霓杂乱交错，无论雨晴，都不是天地间的正气。楚襄王登上云梦之台，眺望高唐之观，所说的就是“朝云”了。
王
邶、鄘、卫、王，是列国的名称，大概始于成王、康王之时吧。只有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而《大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那些采自商朝故都的，就归属于邶、鄘、卫；那些采自东都的，就归属于王。（原注：“王”也是周初《大师》的本名。马永卿转述元城刘先生的话，也说邶、鄘、卫本是商朝的畿内，所以排在“王”之上。那些采自列国的，则各自归属于其国。到了骊山之祸，先王的诗歌大多已经缺失散佚，而孔子所录的都是平王以后的诗，这就是“变风”得名的原因。诗虽然变了，但《大师》的本名则不敢改变，这就是十二国之所以还保留旧名的原因。先儒认为“王”的名称不应当与列国并列，而解释说，将《黍离》列于国风，是把王的德行等同于邦君，（原注：晋代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这是错误的。（李文贞说：周初的风诗称为二南，其诗从畿内通达于侯国，认为在文王、武王之时，道一风同，没有内外之别。后来采自列国的归入其本部，那么邶、鄘以下就是畿内所得的，附于雅则有小雅中谣咏诸诗，所以成王、康王之后畿内没有风诗。大概风俗教化已经散乱，不能比于二南，又不可单独成为一部，所以归入雅。等到东迁之后，则巡视不再进行，而列国没有诗。平王初年，周太师还举着旧职，想要保存风、雅两种体裁。《节南山》以下，由卿大夫所作的称为雅；《黍离》以下，畿内民俗称为风，其称风而与西周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到了晚年，则连这也亡失了。东迁之后，风、雅也仅仅止于平王，所以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先儒感于“诗亡”的意义，于是以雅为西，以风为东，而有将《黍离》降入国风的说法。既然王的称号还在，谁把它降了呢？鲁国还有颂，孔子没有更改它，肯把周雅降为风吗？（汝成案：郑玄说，其诗不能再称为雅，所以贬低它称为王国之变风。疏说，诗是缘政而作，风、雅系于政事的广狭。又推演郑志的话，幽王、厉王以酷虐之政，施加于诸侯，所以为雅。平王、桓王则政教不及畿外，所以为风。义理也很正确。只是谱次排在豳风之下，则见转一孔，大概是名义尊贵而实际混淆了。）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列的诗已经亡失了。春秋时，国君、卿大夫赋诗没有涉及这些的，这是孔子所不能见到的，因此《诗》
无正风。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秾矣为平王以后之诗。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译没有端正的风气。
《周南》《召南》、《豳风》以及《小雅》《大雅》，都是西周时期的诗歌，直到周幽王时期为止。【原注】只有《何彼秾矣》是周平王以后的诗。其余十二国的风诗，则是东周时期的诗。王者的教化踪迹消亡，诗歌也就随之消亡，这是指西周的诗歌消亡了；诗歌消亡后，各诸侯国的史实就无法通过诗歌来了解，于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史书便出现了，这就是所说的“诗歌消亡之后，《春秋》才产生”的意思。《周颂》是西周的诗歌，《鲁颂》是东周的诗歌。成王、康王时代，鲁国难道没有诗歌吗？如今也已经失传了。所以说“诗歌消亡”，是指各诸侯国的诗歌消亡了。那些产生于天子直辖地区的诗歌，如《雅》、《南》、《豳》、《颂》，则本来就没有消亡。
日之夕矣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传。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原注】檀弓。于文日夕为退。【原注】说文系传。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衙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原注】曾子问。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
大车
岂不尔恩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郑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之次序。先邶墉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墉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楚吴诸国无诗
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传。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原注】晋语。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
豳
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太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钥章，逆暑迎寒，则龡豳诗。祈年于田祖，则龡豳雅。祭蜡则献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原注】谓钥章之豳诗，以鼓锺琴瑟四器之声合钥也。笙师，龡竽笙埙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钥也。视瞭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钥也。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诗，特其以器和声有不同尔。鸱鸮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皆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并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筐。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土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
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
译太阳快要落山了，鸡栖息在墙洞中，太阳快要落山了，羊和牛从山上下来。这是君子应当回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怎么能不思念呢？
君子应当在天色昏暗时回家休息，太阳快要落山了还不回来，那么他的妻子就会思念他。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那么他的母亲就会盼望他。【原注】《列女传》。夜晚住在外面，那么他的朋友就会慰问他。【原注】《檀弓》。在文字上，“日夕”意味着退归。【原注】《说文系传》。因此，酒器中没有占卜夜饮的宾客，官道上有着夜间行走的禁令。所以说，看见星星还在行走的人，只有罪犯和奔赴父母丧事的人吧。【原注】《曾子问》。至于酒德衰败而沉溺于长夜醉酒，官场邪气兴起而在昏暗中乞求哀怜，天地之气乖违而晦明交替的节律混乱了。
大车
难道不是对你有情吗？畏惧你而不敢，这是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即使你诉讼我，我也不顺从你，这是有羞耻心并且能归于正道。
郑
从邶到曹，都是周初太师编排的次序。先排邶、墉、卫，因为那是殷商的旧都。其次排王，因为那是周的东都。怎么知道这是周初的次序呢？邶、墉，晋国后来称为唐，都是西周的旧地。只有郑国是周宣王所封，中兴之后才在太师的编排中确立其名。而排在各国之前，是因为郑国也在王畿之内，所以排在王之后。郑桓公的时候，诗歌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以《缁衣》为首。
楚吴诸国无诗
吴国和楚国没有诗歌，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而被删去吗？不是的，是太师原本就没有收录。楚国的祖先熊绎僻居在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在荒野中生活，只有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用来供奉王事，而周朝没有分封礼器。【原注】《左传·昭公十二年传》。岐阳的盟会，楚国作为荆蛮，只放置茅草和草垫，设立望表，与鲜牟一起看守燎祭之火，而不参与盟会。【原注】《晋语》。这也是没有诗歌可以采录的原因。何况吴国自寿梦以前，未曾与中原各国通好呢。滕国和薛国没有诗歌，是因为它们地位卑微。至于虢国和郐国都被郑国所灭，而只有虢国没有诗歌。陈国和蔡国都列名于春秋的会盟，而只有蔡国没有诗歌，这是主管官员失传的缘故。
豳
从周南到豳，统称为国风。这是前代儒者的错误，程泰之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代的诸侯国中没有豳国。这不是太师所采录的，而是周公追念王业的开始，创作了《七月》这首诗，兼具雅和颂的声调，用于祈祷和报谢的祭祀。《周礼·籥章》记载，迎暑迎寒时，就吹奏豳诗。在田祖那里祈祷丰收时，就吹奏豳雅。祭祀蜡神时，就献祭豳颂。雪山的王氏说，这一首诗有三种用途。【原注】所谓籥章中的豳诗，是用鼓、钟、琴、瑟四种乐器的声音配合籥舞。笙师吹奏竽、笙、埙、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共十二种乐器，用雅乐器的声音配合籥舞。视瞭摇动鼗鼓，敲击颂磬和笙磬，共四种乐器，用颂乐器的声音配合籥舞。凡是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数量的尺度，以十二声作为齐量的标准，调和音乐也是如此。这里使用《七月》这一首诗，只是用乐器和声有所不同罢了。《鸱鸮》以下的诗篇，或者是周公所作，或者是为周公而作，都附在豳诗之后。虽然不用于配合音乐，但与二南同为周朝盛世时的诗歌，不是东周以后列国的国风，所以没有其他可以附着的。
言私其豵
先给我的公田下雨，然后才到我的私田，这是先公后私。说先猎取小野猪归私，献大野猪给公，这是先私后公。自从天下成为一家，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抚养自己的子女，人有所私，本来就是情理上不能避免的，所以先王不禁止它。不仅不禁止，而且加以体恤。建立国家亲近诸侯，分封土地赐予姓氏，划定疆界分配田地，集合天下的私利以成就天下的公利，这就是王政的原因。至于对官员的训诫则说以公灭私，然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的耕作，田地足以供给他们的祭祀，使他们没有“将母”的叹息，没有室人的责备，这也是体恤他们的私利。这个意义很久没有弄明白了。世上的君子必定说，有公而无私，这是后代的美好言辞，不是先王的最高训诫。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自携带财物，束帛微薄，装在筐中。这不仅是为了尽装饰的礼仪，也是为了远离财物而培养羞耻心。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银，还封在书册之间，由守门人递送。现在则亲自呈上座位，直接从怀中取出，交接收取不假他人之手，茶余饭后的话题无非是这些财物，穿着衣冠却像装着钱袋，朝廷班列中却有市井的容貌。至于拾到遗金而对管宁，倚靠被囊而酬谢温峤，竟然没有愧色，完全不放在心上，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先王制定筐篚的礼仪，难道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而向人们展示远离财物的意义吗？以此来防范百姓，百姓仍然轻视礼仪而看重财物。
罄无不宜
无不适宜，适宜于室家，适宜于兄弟，适宜于子孙，适宜于百姓。洁净地制作酒食，用来孝敬祖先，禴、祠、烝、尝，对于公庙的先王，得到万国的欢心，来侍奉他们的先王。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百姓质朴，日常饮食。如果让机智一天天增长，奸诈虚伪萌生，上下都不能安宁，神明从哪里降下福佑呢？有起信险恶肤浅的族群，那么高祖就会降下不祥。有造谣惑众的百姓，那么继位的君王就没有能长寿的。所以有道之世，人醇厚，工匠朴实，商人淳朴，女童贞静，上下都有美好的德行，至治的馨香感动了神明。那么祈求上天永保命数的实质，一定在于观察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见司马法。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原注】传曰，腓，辟也。笺曰，腓当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原注】古时营陈遇阙处仍以车补。周礼车仆，掌阙车之萃。注，阙车，所用补阙之车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党率游阈四十乘。注，游车，补阙者。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原注】注，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原注】正义曰，名生于不足。观夫鹿呜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原注】如韩奕之篇尤侈。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原注】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并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原注】唐书原州平凉郡，治平高。广德元年，没吐蕃。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归治平高。计周人之御俨犹，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原注】汉武帝始开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闳泽，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高平曰原，盖古人之通称也。【全氏曰】尚书大传，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春秋题辞，高平曰太原。故平凉亦有太原之名。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
译群黎，就是庶民。百姓，就是百官。说“民之质矣”，是兼百官与庶民而言，这就如同说“人之生也直”一样。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代制度，一辆战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负责固守衣装者五人，饲养马匹者五人，砍柴挑水者五人。【原注】见《司马法》。这些人随车行动，就像脚上的腓肠肌一样。【原注】《传》说，腓，就是辟。《笺》说，腓应当作芘。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步兵与车兵相互依赖，短兵与长兵相互护卫，行进停止相互扶持，这就是所谓节制之师的原因。繻葛之战，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国君，摆出鱼丽阵，先排偏师后排伍卒，伍卒填补偏师之间的空隙，步兵不跟随战车，遇到空缺就立即补充，这已经与众不同了。【原注】古代军营阵势遇到空缺处仍用战车来填补。《周礼》车仆，掌管填补空缺战车的聚集。注解说，阙车，就是用来填补空缺的战车。《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派潘党率领四十辆游车。注解说，游车，就是填补空缺的车。大卤之战，魏舒请求毁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辆战车的兵力改为三个伍。【原注】注解说，乘车作战的，每车三人，五车共十五人。现在去掉战车，改以五人为一伍，分为三个伍。摆出五个阵势以相互隔离，两个伍在前，一个伍在后，专任右角，参任左角，偏任前拒。专门依靠步兵，以求快捷迅速，然而这也必须在山林险阻之地，才可以采用。步兵不能对抗骑兵，这是赵武灵王颁布变服骑射的命令之后，后世沿袭下来的。所以战胜敌人，是因为更加轻便快速，然而一旦失败，也毫无自保之力，这才知道车战谋划深远。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以至于累万者。车战废止而首功兴起。先王用兵，只求使敌人屈服罢了，不期望多杀人。杀人之中又有礼制，用这种毒害天下的方式而民众顺从，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宋沈括对神宗说，车战的好处见于历代。然而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五种驾驭技巧曲折回旋，利于快捷迅速。现在民间的辎重车重大，一天走不了三十里，所以世人称之为太平车，只可以应用在太平无事的日子罢了。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是宣王中兴的作品，为什么称为变雅呢。《采芑》传解说，是说周室的强盛，车服的华美。说它强盛华美，这就显得粗劣了。【原注】正义说，名称产生于不足。看《鹿鸣》以下的各篇，在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恰当而没有夸大的言辞。大雅称颂文王武王，都本着他们敬天勤民的意思，至于说到伐商的功绩盛大，也不过说“会朝清明”就停止了。那么宣王的诗难道没有比前人更奢侈的吗。【原注】如《韩奕》这一篇尤其奢侈。一传而周朝就灭亡了。唉，这就是太子晋所说的，从我们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开始贪天之祸，本来不需要等到《沔水》的忧虑、《祈父》的讽刺才显现出来。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亨、郑玄都不详细考证其地点。认为就是现在太原阳曲县的，始于朱子，【原注】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都这么说。而我不敢相信。古代说大原的地方很多，如果指这首诗，那么必须先求泾阳在哪里，然后大原就可以弄明白了。《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边，是《禹贡》泾水发源的地方。《后汉书·灵帝纪》，段颎在泾阳打败先零羌。注解说，泾阳县属于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是汉泾阳县的地界，现在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就是。那么大原应该就是现在的平凉，而后魏设立原州，也是取古代大原的名字罢了。【原注】《唐书》原州平凉郡，治所在平高。广德元年，被吐蕃占领。节度使马璘上表在灵台的百里城设置行原州。贞元十九年，迁治所到平凉。元和三年，又迁治所到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回归治所平高。计算周人抵御俨犹，一定在泾原之间。如果指晋阳的太原，在大河以东，距离周京一千五百里，哪有敌人从西边来，军队却向东出的道理呢。所以说天子命令我在那朔方筑城。而《国语》宣王在大原统计人口，也是因为这地方靠近边境而作为抵御戎狄的准备，一定不会在晋国统计。又查《汉书》贾捐之的话，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于是天下溃败背叛。这也是指平凉而不是晋阳。【原注】汉武帝才开始开辟朔方郡，所以秦地只有陇西、北地、上郡为止。如果指晋阳的太原，那么它外面还有雁门、云中、九原，就不能说不过大原了。如果《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率师在太原打败狄人，以及子产对叔向说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那是现在的晋阳。而怎么能把晋的大原当作周的大原呢。【原注】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闳泽，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大概是古人的通称。【全氏说】《尚书大传》，大而高平的地方叫做太原。《春秋题辞》，高平叫做太原。所以平凉也有太原的名字。
我读《竹书纪年》而知道周朝有戎祸，大概始于穆王征伐犬戎。六师向西进发，没有不率服归顺的，于是迁徙
戎于太原。【原注】十七年。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车屡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原注】后汉书西羌传并用此。严尤以为周得中策，盖不考之言。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原注】自迁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原注】竹书纪年自共和以后多可信，盖亦必有所传，其前则好事者为之尔。
译周人将戎人迁徙至太原。【原注】此事发生在周懿王十七年。用穷兵黩武的军队去执行迁徙戎人的政事。在周懿王、周孝王时期，戎人的战车屡次被征伐；到了周夷王七年，虢公率领军队讨伐太原的戎人，到达俞泉，缴获马匹一千匹。这说明昔日被内迁的戎人，如今已成为寇仇而被征讨。周宣王时期，虽然号称中兴。但在宣王三十三年，周王军队讨伐太原的戎人，未能取胜。宣王三十八年，讨伐条戎和奔戎，周王军队战败溃逃。宣王三十九年，讨伐羌戎，在千亩交战，周王军队再次战败溃逃。宣王四十年，在太原清点民户。这与后来东汉西羌叛乱的大致情形相似。周幽王六年，命令伯士率领军队讨伐六济之戎，周王军队战败溃逃。【原注】《后汉书·西羌传》也引用了这段记载。严尤认为周朝采取的是中策，大概是没有考证的言论。于是关中地区，戎人得以完整地居住其间，而崤山以东的申侯甚至与他们结盟并入侵周室，【原注】从迁徙戎人至此，历时一百七十六年。《国语》中说申国、缯国和西戎正强大，王室正骚动。大概宣王时期，其祸患如同汉朝安帝时期；幽王时期，其祸患如同晋朝怀帝时期。戎人带来的祸患并非一日之故，而三川地震、檿弧之谣都恰好应验在那个时候。那么宣王的功绩，估计也不过相当于唐朝的宣宗，而周人赞美宣王，也就像鲁人歌颂僖公一样，事迹平庸而文辞浮夸。书籍不能完全表达言语，因此要论述那个时代，像毛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独自洞察到言语之外的情意吗？【原注】《竹书纪年》自共和行政以后大多可信，大概也必定有所传承，其前的内容则是好事者编造的罢了。
莠言自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原注】原壤。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原注】郭舍人。于是摇头而舞八风，【原注】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岁，【原注】阎知微。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
臧孙纥见卫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
【钱征士曰】作都于向，事在幽王六年，见竹书纪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原注】左传隐十一年。解轵县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济源县界。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拏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汝成案】日者传云，以义置数十百钱。又云，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是问卜者兼用钱粟矣，此特偏引一语尔。【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凿之米以享神，谓之糈。楚辞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将下，愿怀椒糈要之，使筮者占兹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传。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貆，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原注】韩非子。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
【钱征士曰】礼记中庸郑注，读曰栽，谓生物也。与笺异，盖三家说也。亦作縡，见汉书扬雄传。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
夸毗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原注】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
译谄媚的言语从口中说出。
谄媚的言语，就是污秽的言语。就像郑国宴请赵孟时，伯有赋《鹑奔》之诗那样。君子在官署就谈论官署的事，在府库就谈论府库的事，在仓库就谈论仓库的事，在朝廷就谈论朝廷的事。轻慢侮弄的态度不施加于小人，戏谑放荡的言辞不施加于妃妾。自从世风尚且推崇通达变通，人们安于轻慢无礼，宋玉登墙偷看的丑行，淳于髡灭烛取乐的故事，竟然告诉君王，流传于文字，忘却了这些是污秽的言论，却叙述为美谈。以至于“执女手”的言语，在临丧之际发出。【原注】原壤。啮咬妃子嘴唇的咏叹，在侍宴之余宣扬。【原注】郭舍人。于是摇头跳舞八风，【原注】祝钦明。手挽手歌唱万岁，【原注】阎知微。抛弃人伦，没有君子，国家的命运也就随之衰败了。
臧孙纥在郲地拜见卫侯，退下来后告诉别人说，卫侯大概不能回国了，他的言语如同粪土。国家灭亡了还不改变，凭什么复国。用粪土比喻他的言语，就像《诗经》中的谄媚之语一样。
皇父
【钱征士说】在向地建造都城，这件事发生在周幽王六年，见于《竹书纪年》。《九域志》记载同州有向城，就是这里。
王室正动荡不安，人心危惧。皇父作为执掌国政的大臣，却在向地营造城邑，【原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解轵县西有地名向上，在今天的济源县境内。于是那些多次受命、积蓄丰厚的权贵跟随他离开了，庶民中有车马的人也跟随他离开了，大概也是知道西戎已经逼近，而王室将要倾覆了。凭借郑桓公的贤能，尚且将家眷托付给虢、郐两国，那么当时的国势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不顾君臣大义而先离开，以成为民众仰望的对象，那么皇父实在是首恶。从前晋国的王衍，看到中原已经大乱，于是游说东海王司马越，让弟弟司马澄镇守荆州，族弟司马敦镇守青州，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的险固，青州有背海的险要，你们二人在外，而我留在这里，足以形成三个巢穴了。卑鄙小人的心思，难道也是千年之后才吻合的吗。
握着粟米出去占卜
古时候钱币尚未广泛使用，《诗》《书》中都没有货币的文字，而问卜的人也用粟米。汉初仍然如此。《史记·日者列传》说，占卜如果不准确，不会夺取祭神的米。【汝成案】《日者列传》说，按道义放置几十上百钱。又说，这种德行，难道只是几十上百钱吗。这是问卜的人兼用钱币和粟米，这里只是偏引一句话罢了。【惠氏说】古代占卜祭祀先用精凿的米来享神，叫做糈。《楚辞》说，巫咸将要在傍晚降临啊，怀着椒和糈来迎接他。王逸注，说巫咸将要下来，愿意怀着椒和糈迎接他，让占卜者占测吉凶之事。《管子》说，神龟不显兆象，握着粟米占卜的人屡次命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说，私人，是皂隶之类的人。天下有道，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以尊贵有固定的尊位，卑贱有等级的威仪，用来辨别上下而安定民心。周朝衰微时，政令靠贿赂达成，而官员的军队多得不胜其富。【原注】《左传》襄公十年传。更严重的是，私人的子弟都能进身担任官职，而文武周公的法度就尽失了。《候人》中穿红绂带的贱人，曹国因此灭亡。不狩猎而悬挂貆皮，魏国因此削弱。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将其列为六逆，又不只是但叔之子被讥讽年幼，尹氏的姻亲被指责才具琐碎而已。自古以来国家吏治混杂而多端，没有不趋向危乱的。举荐贤才，慎重对待名位和器物，难道不是君主应当兢兢业业自我坚守的吗。
不醉反耻
他们醉了不好，不醉反而感到羞耻。所谓一国都疯狂，反而把不疯狂的人当作疯子。凭借箕子的忠诚，尚且不敢回答纣王的过失。【原注】《韩非子》。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有不效法他的吗。卿士们互相效法不合度，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化而不芬芳啊，荃蕙化为茅草，这就是楚国以六千里之地成为仇人奴役的原因。所以圣明的君主重视特立独行的人，而疏远苟且同流的人。在未危之时保全国家，必定从这里开始。
上天之载
【钱征士说】《礼记·中庸》郑玄注，读作栽，意思是化生万物。与毛传不同，大概是三家诗的说法。也作縡，见于《汉书·扬雄传》。
上天的化育，无声无臭。效法文王，万邦信服。君子侍奉上天是怎样的呢。也就是，效法文王罢了。那效法文王是怎样的呢，做君主止于仁，做臣子止于敬，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罢了。
王欲玉女
《民劳》本是召穆公劝谏周王的言辞，却假托为周王的心意，用来告诫公卿百官，所以说，王想要爱护你们，因此大力劝谏。就像《转予于恤》中呼唤祈父，《从事不均》中怨恨大夫，所谓说话的人无罪，而听的人足以警戒。难道也是在监谤的时候，疾威的日子不敢直指斥责而这样说吗。然而乱君的国家，没有治国的臣子。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那么就不只是周王刚愎拒谏了。
夸毗
上天正愤怒，不要做夸毗之人。《释训》说，夸毗，身体柔顺。【原注】《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指佞人足恭，善于进退。天下只有身体柔顺的人，常常足以给百姓带来忧患而招致天祸。夏侯湛曾说，居位的人以善于自保为静，以少交往为慎，以弱断为重，以
怯言为信。【原注】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原注】长庆集策。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原注】宋史本传。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原注】乐天作胡旋女诗曰，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译怯懦之言被视为诚信。【原注】这是为了消除疑虑。白居易曾说，以沉默顺从来保住职位的人被认为是明智的，以柔顺态度来安身立命的人被认为是贤能的，以直言敢谏而危及自身的人被认为是狂妄愚蠢的，以坚守正道而保持中立的人被认为是固执不通。因此朝廷中缺乏敢于直言的士人，朝堂上少见坚持过错的臣子。从国家到家庭，逐渐形成这种风气。所以父亲训诫儿子说，不要因耿直正直而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因方正刚直而招致悔恨过失。况且谨慎沉默积存于内心，就会导致职事荒废于外。刚毅果断的心志被压抑，畏惧忌讳、因循守旧的性格便养成了，反而认为履行职责、坚守正道的人是不通晓时务，担任官职、执行法度的人是不通晓事变。因此考核官员优劣的记录虽然书写却不真实，升降官员的制度虽然完备却不执行。【原注】出自《长庆集·策》。罗点曾说，对事情无所肯定或否定，就说是得体。随世俗沉浮，就说是胸襟宽广。众人沉默自己独自发言就说是沽名钓誉，众人浑浊自己独自清白就说是标新立异。【原注】出自《宋史》本传。观察这三人的言论，对于末代风俗的弊病可以说是恳切而详尽的了。至于谄媚奸邪之气日益炽盛，刚强克制之德消亡，朝廷中多是阿谀逢迎之流，士人保全着随和苟且的福分。如果沿袭这种风气，不改变这种习俗，必将使全国的人都变成巧言令色、奸诈虚伪之人而后已。那么动乱灾祸产生的根源，难道不是由那些谄媚逢迎之辈造成的吗？【原注】白居易作《胡旋女》诗说，天宝末年时局将要变化，臣妾人人都学习圆滑转圜。因此屈原痛恨楚国的士人，称他们像油脂一样滑腻、像皮革一样柔软，而孔子也说我没见过刚强的人。
流言以对
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面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郄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汝成案】明封疆勋旧多伤于谗，而卒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徒流言以对也。
申伯
【雷氏曰】申为方伯，非伯爵。嵩高之四章，钩膺濯濯。惟金路有钩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为方伯明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原注】竹书纪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则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原注】左传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县申。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即輶车驾镳之輶。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
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琢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原注】魏书地形志，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杨氏曰】据水经注则周有两韩国，不可不辨。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湿水径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原注大全载朱子之言，亦以此为不可晓。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援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江氏曰】梁山在韩城，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经注，鲍邱水过潞县西，高梁水注之，水东径梁山南。潞县，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当固安县之东北也。禹治冀州水，恒卫既从，则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韩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则韩始封在韩城，至宣王时，徙封于燕之方城欤？【雷氏曰】路史谓韩于幽王之世失国，此用国语应韩不在之说，谓失其近燕之国也。盖失于北而迁于西，故王符曰其后韩西也。韦昭谓韩于平王之世失国，此则指其所迁之国，近于禹贡之梁者。韩之二国皆有梁山，故郑氏误以迁国为封国。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原注】左传富辰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竹书纪年，平王十四年，晋人灭韩。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上言涉河，下言及韩，又曰，寇深矣。是韩在河东，亦非今之韩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韩，晋地。文公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韩城之地。益明战于韩非此也。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
译用流言来应对。
强御多怼，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强御之臣。他们心中多有怨恨疾恶，却独自窥探君主的心思，深居宫禁之中却喜好打听外面的事情，于是假借流言来中伤他人，就像管叔、蔡叔散布流言离间周公那样。没有根据的话，哪里没有呢？凭借斛律光是旧将的身份，就有“百升明月”的谣传；凭借裴度是元勋的身份，就有“坦腹小儿”的讥讽。所谓用流言来应对，就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寇贼就会在内部产生，怨恨诅咒就会在民间兴起。郄宛的祸难，进献祭肉的人无不诽谤令尹，这就是所说的“有人作恶，有人祝祷”啊。孔颖达在《诗经·采苓》的疏中说，谗言的兴起，是因为君主屡次向小人询问小事。这能不谨慎吗！【汝成案】明朝封疆大吏和开国功臣多被谗言所伤，最终导致人才流失，国家衰败，都是因为朝廷中奸邪之徒用流言来应对。
申伯
【雷氏曰】申伯是方伯，不是伯爵。《嵩高》第四章说“钩膺濯濯”。只有金路车才有钩膺，这是上公九命所乘坐的，可见他受命担任方伯是明确的。
申伯是周宣王的舅舅。他在周朝立下功劳，所以吉甫作了《崧高》的颂诗。他的孙女是周幽王的王后，无罪被废黜，申侯于是联合犬戎攻杀了周幽王。【原注】《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四十一年，王师在申地战败，那么宣王末年，申侯已经叛变了。不久申国又被楚国所困扰，《戍申》的诗因此作。在宣王时期，周朝兴盛而申国因此强大；在平王时期，周朝衰微而申国因此削弱；到了庄王时期，申国就成了楚国的县了。【原注】《左传》哀公十七年说楚文王将申设为县。两位舅舅对于周朝，功劳和罪过不同，但他们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也是自找的。宋左师对华亥说：“你丧失了宗室，对别人有什么益处？别人对你又有什么益处。”读这两首诗的人，难道只是讨论两位周王的得失吗！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就是輶车驾镳的輶。意思是容易举起。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向仁德。又说，有人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德上吗？我没有见过力气不足的。
韩城
《水经注》记载，圣水流经方城县故城北，又向东南流经韩城东。《诗经》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周王赐给韩侯，他的追貊部族，统辖北国。王肃说，现在琢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为寒号。这是不对的。【原注】《魏书·地形志》记载，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杨曰】根据《水经注》来看，周朝有两个韩国，不可不加以辨别。查考《史记·燕世家》，易水向东分为梁门。现在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就是汉代的方城县。《水经注》也说，湿水流经良乡县北界，经过梁山南，高梁水发源于此。这就是所说的“奕奕梁山”了。旧说认为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说，武王之子最初封于韩，那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际上担任司空，周王命令他用燕国的民众修筑城池。我怀疑同州距离燕国两千多里，即使召公担任司空，掌管邦土，衡量土地远近，兴办事务任用民力，也应当征发近甸的民众，怎么会有役使两千里以外的人来筑城的道理呢。召伯经营申国，也说依靠谢地的人；齐桓公修筑邢城，不过宋、曹两国，而《召诰》中“庶殷攻位”，蔡氏认为这是迁往洛邑的民众，没有役使纣都民众的道理。这些都是经书中的明证。【原注】《大全》记载朱子的话，也认为这不可理解。况且追貊是东北的夷族，而蹶父的靡国都达不到，似乎也说明韩土在北陲的远方。又考王符《潜夫论》说，过去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国。所以《诗经》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他援引韩西也姓韩，被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应当有传授，现在以《水经注》为准。【江氏曰】梁山在韩城，燕地也有梁山。《水经注》记载，鲍邱水经过潞县西，高梁水注入，水向东流经梁山南。潞县，就是现在的通州，它的西边有梁山，正当固安县的东北。大禹治理冀州水，恒水卫水顺从，那么燕地的梁山本来就是他所安定的。韩城的梁山，只是名字偶然相同罢了。那么韩最初封在韩城，到宣王时，迁徙封于燕地的方城吗？【雷氏曰】《路史》说韩在幽王时期失国，这是采用《国语》中“应韩不在”的说法，说是失去了靠近燕国的国家。大概是在北方失国而迁徙到西方，所以王符说其后是韩西。韦昭说韩在平王时期失国，这是指他所迁徙的国家，靠近《禹贡》中的梁地。韩的两个国家都有梁山，所以郑玄误把迁国当作封国。
查考《毛传》对梁山、韩城都不说其地点，郑玄的笺却说，梁山，现在左冯翊夏阳西北。韩，是姬姓的国家，后来被晋国所灭，所以大夫韩氏把它作为邑名。【原注】《左传》富辰说，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族。《竹书纪年》记载，平王十四年，晋人灭韩。查考《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和秦伯在韩地作战。上文说渡河，下文说到达韩地，又说，寇贼深入了。这说明韩地在河东，也不是现在的韩城。所以杜预的注解只说韩，是晋地。文公十年，晋人伐秦，夺取少梁，才得到现在韩城的地方。更加证明战于韩不是这里。至于“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那么郑玄已经知道自己的说法
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琢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原注】孙毓亦云。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又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原注】即貊字。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濊貊者，皆在东北。【原注】史记货殖传，燕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武帝纪注，服虔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玁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陈氏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训燕为安，云，古平安时众民所筑完也。则燕师二字为不词矣。王肃、孙毓皆以燕为燕国，得之。至水经注载肃语，谓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王符潜夫论亦言宣王时有韩侯国近燕，近儒有据此立说，谓此诗之韩在今顺天府固安县，非西安府之韩城县，殆未必然也，为此说者，因燕远于韩，不得用其师。貊是东夷，与今韩城隔远，不应以貊锡韩耳。然命燕城韩，东莱引春秋事例之，洵为允当，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会，五服咸至，无间远近。山甫城齐，自镐而往，与燕之去韩路亦相等。至以貊为东夷，郑氏注周礼据汉世言之耳。鲁颂淮夷蛮貊，莫不率从，本谓淮夷行如蛮貊。非谓蛮貊亦服鲁，传义不谬也。孟子言貊五谷不生，此北方气寒之证。说文亦以貉为北方豸种口此诗其追其貊又与奄受北国连文，其为北陲荒裔无疑矣。貊，俗字也，本作貉。此诗追貊，书华夏蛮貊，石经皆作貃，注疏作貃，诸本因之。【又曰】吕记、朱传以燕为燕国，其说当矣。然所谓燕师者，直是燕国之民。而召公子孙受封于燕者，率之以城韩。自朱传谓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此言非也。燕虽召公之国，召公未尝至燕也，召公自食采于畿内。若召公率之，则所用之众乃王师也。王师而谓之燕师，天子而蒙侯国之号，可乎？况召公为司空，不见经典。朱子为此说者，特因崧高疏载王肃语，谓召公为司空，主缮治，遂意召氏当世居此职耳。不知宣王时，城谢则使召穆公，城齐则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空之职，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歴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韩大约在成王时也。周书顾命列诸臣位次，召公尝为冢宰，而司空则属毛公。详见孔氏书传。左传又云，聘季为司空，见定四年。则成、康之世，为司空者已有两人明着于经传，而召公不与焉，安得谓召氏世居此职耶？又周家六卿并无世职者。成王时苏公为司寇，康叔亦为之。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幽王时番为之，郑桓公亦为之。谓司空独世属召公，岂其然乎？【汝成案】陈氏之说辨矣，第既主王肃、孙毓之说，以燕为燕国，复云诗之韩城在今西安，又主鲁颂传淮夷蛮貊，谓淮夷行如蛮貊以训此貊字义，固当矣。然同州去燕二千余里，独以此赋功属役，诚乖理势。周公作洛，是筑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犹言不见要服者，以远于役事而恒瘚焉。岂城此侯邑，而惟勤是远国？至山甫城齐，自镐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护，非率镐众往也。而云燕之与韩路亦相等，舛凿甚矣。考韩之先祖，是武王之子。括地志，同州韩城县南十八里为古韩国。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是有两韩国也。史记燕世家曰，燕北迫蛮貊。山海经曰，貊国，其地近燕。则雷氏讥康成误以迁国为封国，信矣。然尚有疑者。竹书，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徐位山因曰，（后）[彼]盖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时别有燕师城韩。若然，镐燕既近琢郡，司空营度土功，是以令役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韩国者，似误。
译因为文意不通，所以郑玄将“燕”训释为“安”，并说：“多么宏大啊，那韩国的城池。那是古时太平盛世百姓所修筑完善的。”只有王肃认为梁山是涿郡方城县的山，并将“燕”解释为燕国。【原注】孙毓也这样说。现在对于梁山采用郑玄的说法，对于燕国采用王肃的说法，这两者不能同时贯通，却又巧妙地创立召公担任司空的学说，可以说是非常牵强且实际上错误的。又关于“追”和“貊”，郑玄根据《经传》认为“貊”大多是东夷，所以《职方》掌管四方夷狄中的九貉，【原注】即“貊”字。郑玄在《郑志》回答赵商时说，九貉就是九夷。又在《秋官·貉隶》的注中说，是征伐东北夷所获得的战俘。而汉代所说的濊貊，都在东北。【原注】《史记·货殖列传》说，燕国向东控制秽貊、朝鲜、真番的利益。《汉书·武帝纪》注中，服虔说，秽貊在辰韩以北，高句丽、沃沮以南，向东直到大海。于是郑玄在笺注末尾添加了两句话：“后来追人和貊人，被玁狁逼迫，逐渐向东迁移。”这又可以看出郑康成内心不安而迁就自己的学说。【陈氏说】“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玄笺注将“燕”训释为“安”，说：“古时太平盛世百姓所修筑完善的。”那么“燕师”二字就不通顺了。王肃、孙毓都将“燕”解释为燕国，这是正确的。至于《水经注》记载王肃的话，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王符《潜夫论》也说宣王时有韩侯国靠近燕国，近儒据此立论，说这首诗中的韩在现在的顺天府固安县，而不是西安府的韩城县，这大概未必正确。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因为燕国距离韩国太远，不能使用燕国的军队。貊是东夷，与现在的韩城相隔遥远，不应该把貊赐给韩国。然而命令燕国为韩国筑城，东莱先生引用《春秋》的事例来类比，确实恰当，而且不仅如此。周公营建洛邑，四方百姓大会合，五服之内都来到，不分远近。山甫为齐国筑城，从镐京前往，与燕国到韩国的路程也差不多。至于将貊视为东夷，郑氏注《周礼》是根据汉代的情况而言的。《鲁颂》说“淮夷蛮貊，莫不率从”，本是说淮夷的行为像蛮貊一样，不是说蛮貊也服从鲁国，传义没有错误。孟子说貊地五谷不生，这是北方气候寒冷的证据。《说文解字》也将貉视为北方的兽类，所以这首诗中的“追”和“貊”又与“奄受北国”连在一起，其为北方边远荒僻之地无疑了。“貊”是俗字，本字是“貉”。这首诗中的“追貊”，《尚书》中的“华夏蛮貊”，石经都写作“貃”，注疏写作“貃”，各版本沿袭之。【又说】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将“燕”解释为燕国，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所谓的“燕师”，只是燕国的百姓。而召公的子孙受封于燕国，率领他们为韩国筑城。自从朱熹说韩国初封时，召公担任司空，周王命令他率领众人修筑这座城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燕国虽然是召公的封国，但召公未曾到过燕国，召公自己在京畿内食邑。如果召公率领他们，那么所用的众人就是王师。王师却称为燕师，天子却蒙受侯国的称号，可以吗？况且召公担任司空，不见于经典。朱子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崧高》的疏文记载王肃的话，说召公担任司空，主管修缮治理，于是推测召氏世代担任此职。不知道宣王时，修筑谢邑则派遣召穆公，修筑齐城则派遣樊仲山甫。穆公一人尚且未必常居司空之职，何况他的祖先呢！又查考召康公历经文、武、成、康四王，分封韩国大约在成王时。《周书·顾命》排列诸臣位次，召公曾担任冢宰，而司空则属于毛公。详见孔氏《尚书传》。《左传》又说，聘季担任司空，见于定公四年。那么成、康之世，担任司空的已有两人明确记载于经传，而召公不在其中，怎么能说召氏世代担任此职呢？又周朝六卿并没有世袭职务的。成王时苏公担任司寇，康叔也担任过。穆王任命君牙为司徒，而幽王时番担任，郑桓公也担任过。说司空唯独世属召公，难道是这样吗？【汝成案】陈氏的辨析很清楚了，只是既然主张王肃、孙毓的说法，将“燕”解释为燕国，又说诗中的韩城在现在的西安，又主张《鲁颂》传文“淮夷蛮貊”，说淮夷的行为像蛮貊一样来训释这个“貊”字的含义，固然恰当。然而同州距离燕国两千多里，唯独以此分配劳役，确实违背情理。周公营建洛邑，是修筑王城，五服之内都来到，是合适的。而郑康成还说不见要服的人，是因为远离劳役而经常懈怠。难道修筑这座侯邑，只有勤勉的远国才去吗？至于山甫为齐国筑城，从镐京前往，这是王命前往，考察规划教导监护，不是率领镐京的众人前往。却说燕国与韩国的路程也差不多，错误太明显了。考韩国的先祖，是武王的儿子。《括地志》说，同州韩城县南十八里是古韩国。王肃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这是有两个韩国。《史记·燕世家》说，燕国北面逼近蛮貊。《山海经》说，貊国，其地靠近燕国。那么雷氏讥讽郑康成误将迁国当作封国，确实可信。然而还有可疑之处。《竹书纪年》说，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修筑韩城。徐位山因此说，（后）[彼]大概是追述其祖先的事，不是宣王时另有燕师修筑韩城。如果这样，镐京和燕国既靠近涿郡，司空规划土功，所以命令两地服役。而《括地志》所说的古韩国，似乎有误。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原注】家语。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吕氏春秋。书载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咈其耈长，旧有位人。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耈德也。
驷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垧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
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余年，作诗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徐●曰】习凿齿曰，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栋曰，尔雅，翦，勤也。诗言太王自邠迁歧，始能光复祖宗，修朝贡之职，勤劳王事也。●按，习氏之义，证以雅训及惠氏之解，则知文王三分有二，犹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当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继轨，虽天佑歧周，亦不得遽云翦断矣。【汝成案】翦有数训，尔雅释诂，勤也。释言，齐也，见左传杜注者则削也，尽也，毛传于甘棠训去，于閟宫训齐，郑训断，惟勤义小异，而郭氏无注。本朝邵氏正义以为践之通，引践修旧好、不足以践礼为训，亦牵强。其余诸训虽小有轻重，大意则同。诗书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辞，此亦靡有孑遗之类，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据以注论语，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词害意。又实之以商道浸衰，周日强大，又似未审时势，遂致诸家纷纭耳。
玄鸟
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栗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鳦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杨氏曰】简狄吞卵，非独子长之说，其来旧矣。要毛公之说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惑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陑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
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直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原注】郑氏曰，襄公时，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国卿大夫
译像山岳那样稳固，像河流那样奔流。
像山岳那样稳固，是扎营的方法；像河流那样奔流，是布阵的方法。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能扎好营垒，然后才能布好阵势。所以说军队出动要依据纪律，又说不要违背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的节律，等到整齐划一才停止。管仲谋划称霸国家的策略，尚且先整顿内政，将军事命令寄托其中，使将士耳目熟悉，心志安定，像山岳那样不可动摇，然后才出兵使用他们，就像从千仞高的山溪中决开水流一样迅猛。
不吊唁不祥之事
威仪不合规范，贤人的死亡，妇女和宦官专权横行，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而日食月食等天象灾异，山川的变异，鸟兽草木的怪异现象，这些都是小的不祥。《传》说，人如果没有过失，怪异现象不会自行产生。所以孔子回答鲁哀公时，认为老人不接受教化，年轻人不学习，是风俗的不祥。【原注】出自《家语》。荀子说，人有三不祥：年幼而不肯侍奉年长，地位低贱而不肯侍奉尊贵，不贤而不肯侍奉贤人，这是人的三不祥。周武王战胜殷商，得到两个俘虏并询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怪异现象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国有怪异现象，白天看见星星，天上落下血雨。”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确实是怪异现象，但不是最大的。我国最大的怪异现象是儿子不听父亲的话，弟弟不听哥哥的话，君主的命令不能推行，这才是最大的怪异。”武王离开席位，再次拜谢他们。【原注】出自《吕氏春秋》。《尚书》记载箕子的话也说：“竟然不畏惧该畏惧的人，违背那些年高德劭、原本在位的人。”从我所经历看到的五六十年间，国家风俗民情全都如此，不教不学的人遍布天下，而一两个稍有才识的人都是少正卯、邓析那样的人，这难道还要等到三川枯竭才为周朝悲哀，岷山崩塌才为汉朝担忧吗？《尚书》说，习惯与本性相成。《诗经》说，就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起陷入败亡。识时务的士人之所以仰慕圣明的君王，心系年高德劭之人，原因就在这里。
驷
鲁僖公节俭以满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因此有广阔的牧场和繁盛的牲畜。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大帛帽子，致力于选拔人才、训练农业，疏通商业、惠及工匠，尊敬教化、鼓励学习，授予方向、任用贤能，因此有騋牝马三千匹之多。那么古代的马政都基于农田劳作。我没有见过马厩里有肥马、田野里有饿死的人却能治理好国家的。
实始翦商
太王处于武丁、祖甲的时代，殷商的国运尚未衰落，从哪里会有翦灭商朝的事情呢？僖公的时代距离太王已经六百多年，作诗的人只是根据太王奠定王业的基础，而加以夸张的说法罢了。就像《泰誓》中说“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地奉行天威一样，就像《康诰》中说“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诛灭强大的殷商一样，也是后人追述的说法。张载说，在一日之间，天命没有断绝，仍然是君臣关系。【徐乾学说】习凿齿说，从前周人歌颂祖宗的功德，追述翦灭商朝的功劳。惠栋说，《尔雅》中，“翦”意为勤勉。《诗经》说太王从邠地迁到岐山，开始能够光复祖宗基业，修习朝贡的职责，勤勉于王事。●按，习氏的解释，用《尔雅》的训诂以及惠氏的解释来证明，就知道文王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仍然联合六州的民众奉命勤勉于商朝。在太王初建基业时，正值殷商继承祖业，虽然上天保佑岐周，也不能立刻说是翦断商朝了。【汝成案】“翦”有几种解释，《尔雅·释诂》中意为勤勉；《释言》中意为整齐，见于《左传》杜预注的则是削去、尽的意思；毛传在《甘棠》中解释为去除，在《閟宫》中解释为整齐，郑玄解释为断绝，只有“勤勉”的意思略有不同，而郭璞没有注释。本朝邵氏《正义》认为“翦”是“践”的通假字，引用“践修旧好”、“不足以践礼”作为解释，也很牵强。其余各种解释虽然轻重略有不同，但大意相同。《诗经》《尚书》追溯受命的本源，常有溢美之辞，这也属于“靡有孑遗”之类，不必深究。只是朱熹依据此来注释《论语》，认为太王因为有翦灭商朝的志向，未免因词句而损害了本意。又用商朝道义逐渐衰落、周朝日益强大来充实这个观点，又似乎没有审察时势，于是导致各家说法纷纭。
玄鸟
阅读经传的文字，整个商朝时期，没有提到祥瑞的。而大戊时的桑树之祥，高宗时的野鸡鸣叫之祥，因天现妖异而修德反省的有这两次，就知道鉴于夏王矫饰欺瞒上天而战战兢兢，大概是汤的家法。简狄吞下鸟卵而生下契，这不是矫饰欺瞒得很严重吗？毛亨传解释说，玄鸟，就是燕子。春分时玄鸟降临。汤的先祖有娀氏的女儿简狄，嫁给高辛氏的帝喾，帝喾率领她与她在郊禖祈祷而生下契，所以追溯其根源，认为是天命所归，因为玄鸟到来而生下契。这可以破除司马迁的错误了。【杨氏说】简狄吞卵，不只是子长的说法，由来已久了。但毛公的说法不可改变。
敷奏其勇
施展并献出他的勇力，不震惊不摇动，不迷惑不恐惧。如果不是承受大任的人，突然承担天下的重任，很少有不怕恐惧而失去操守的，这就是公孙丑之所以有动心之问的原因。渡过陑水讨伐夏朝，开创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不怀疑，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勇力了。怎么能做到这样？大概是“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的意思吧？
商汤和周武王亲身实践了这一点，学习商汤勇力的人又怎么样呢？震惊百里，却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酒，就近似于这种勇力了。
鲁颂商颂
《诗经》的次序，就像《春秋》的年月，孔子依据原有的文献，阐述而不创作。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容貌，用来告祭宗庙。鲁国的颂，只是颂扬他们的君主，而列在周颂之后，是因为鲁人称它为颂。【原注】郑氏说，襄公时，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史克作了这首诗。然而《春秋》列国卿大夫
赋诗，无及此四篇者。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缔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原注】宋史张方平传。此最学者之大病也。【刘氏曰】诗何以风先乎雅？着诗、春秋之相终始也。风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风之使缺，诗于是终，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诗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统也；终运之以三颂，春秋之通三统也。周南终麟趾、召南终驺虞，春秋之始元终麟也。变风始于邶、墉、卫，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变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内诸夏而外吴楚也。鲁颂先乎商颂，春秋之寓王也。颂以商为殿者，谓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质也。托夏于鲁，明继周以夏，继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又始，易终未济之义也。王者损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袭，托王者于斯，一质一文，当殷之尚忠，敬文迭施，当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义也。孔子序书，特韫神恉，纪三代，正稽古，列正变，明得失，等百王，知来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诗。故曰诗、书、春秋，其归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义也。
译作诗，没有超过这四篇的。世俗儒者认为孔子尊崇鲁国，所以将鲁颂提升为颂，这是不对的。鲁国人称之为颂，孔子怎么能不称之为颂呢？这是因为作为下属不违背上级。《春秋》记载鲁公、记载郊祭，也是同样的道理。孟子说，它的文字是史官记录的。不只是《春秋》如此，即使六经都是这样。现在的人认为圣人写作，一定有惊世骇俗的见解，这是用私心来对待圣人。世人读书像王安石那样，刚进入贡院，就想把院里所有的事都纷纷更改。【原注】《宋史·张方平传》。这是学者最大的弊病。【刘氏说】《诗经》为什么国风排在雅之前？是为了彰显《诗经》与《春秋》相始相终的关系。国风，是王者事迹所留存的地方。王者的事迹消亡，采集诗歌的使者缺失，《诗经》于是终结，《春秋》于是开始。《春秋》尊奉文王，《诗经》的四始无不以文王为根本。以《周南》《召南》为基础，对应《春秋》的大一统；以三颂为终结，对应《春秋》的通三统。《周南》以《麟之趾》终结，《召南》以《驺虞》终结，对应《春秋》始元终麟。变风始于《邶》《鄘》《卫》，对应《春秋》中的故宋；《王风》次之，对应《春秋》中的新周。变雅始于宣王的征伐，对应《春秋》内诸夏而外吴楚。《鲁颂》排在《商颂》之前，对应《春秋》中寓王于鲁。《商颂》排在最后，是说挽救周代文风的弊病，应当采用殷商的质朴。将夏代寄托于鲁国，表明继承周代的是夏，继承夏代的是商，三王的道如同循环，终结了又重新开始，这是《易经》终篇为《既济》之后接《未济》的含义。王者增减变革的道理，三王五帝不相沿袭，将王者寄托于此，一质一文，应当像殷商崇尚忠信，恭敬与文饰交替施行，这是夏代的教化，这是《春秋》的通义。孔子编次书籍，特别蕴含深意，记载三代，考证古事，排列正变，阐明得失，排列百王，预知未来，无不以《春秋》为根本，也就无不具备于《诗经》。所以说《诗经》《尚书》《春秋》，它们的归宿是一致的。这些都是删述中的微言大义。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原注】汲冢周书，伊尹朝献商书，附于王会解之后即其例也。
诗序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烕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原注】朱子日月传曰，此诗当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原注】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自当是幽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严太仆曰，虞惇按，亭林顾氏之说最为有见，三百篇前后世次错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闵管蔡，成王时诗也，而在采薇、出车之前。灵台，民始附文王时诗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后。盖经秦火，简编残脱，汉儒掇拾补缀，厪而存之，未必皆孔氏之旧矣。至于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应从序陈古刺今之说。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经文及史传，皆当作刺幽王。非刺厉王之诗也。
卷四
鲁之春秋
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传昭公二年。【江氏云】韩子观鲁春秋，此未笔削之春秋也。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使伯禽以后之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耶？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鲁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义而托始于隐，是因笔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余年之事皆无徽，岂圣人之心哉！迹熄诗亡，孟子就当时之春秋推说耳。【左暄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鲁史之旧本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考而知者，如公羊庄七年传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传文之可据者。又有见于他书者。坊记载夫子之言曰，故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孔颖达春秋疏曰，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春秋无此文，坊记云然者。礼，夫人初至，必书于策，若娶齐女，则云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孟子初至之时，亦当书曰夫人姬氏至自吴，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书，盖直云夫人至自吴，是去夫人之姓直书曰吴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着，全去其文，故今经无其事。此又夫子春秋与旧史不同之一证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虽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然不应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无纪载。【阎氏曰】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又左传隐七年谓之礼经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自隐
译列国的国风为什么没有鲁国？太师陈说，原本称为鲁诗，但不把它称为颂。孔子是鲁国人，跟随鲁国而称之为颂，这就像鲁国史书称鲁公一样，然而《泮水》篇的文字却原本称鲁侯。
商诗为什么排在鲁诗之后？回答说：草庐吴氏曾经论述过，太师所掌管的是当代的诗。商诗是先代的诗，所以排在周、鲁之后。【原注】《汲冢周书》中，伊尹朝见进献商书，附在《王会解》之后，就是这样的例子。
诗序
《诗经》的年代次序必定不可信，现在的《诗经》也未必都是孔子所整理的。况且如褒姒灭亡周朝，是幽王时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经营镐京，是宣王时的诗，却排在后面。作序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这十首诗，都当作讽刺幽王的作品，恐怕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初嫁时的事，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风》，是庄姜失位时所作，《燕燕》，是送归妾时所作，《击鼓》，是国人怨恨州吁时所作，却排在前面。【原注】朱熹《诗集传》说，《日月》这首诗应当在《燕燕》之前，下面的篇章以此类推。《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秦穆公去世后的事，却排在前面。这些都在经文中明确记载可以作为依据，所以郑玄认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都是讽刺厉王的诗。【原注】《十月之交》有“艳妻”的说法，自然应当是幽王。汉朝兴起之初，学者改变了它们的次序罢了。而《左传》中楚庄王的话说，武王作《武》乐，其末章说“耆定尔功”，第三章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现在《诗经》只把“耆定尔功”一章作为《武》，而第三章作为《赉》，第六章作为《桓》，章节次序又相互错乱。《仪礼》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正义》认为《采苹》旧时在《草虫》之前。知道今天的《诗经》已经失去了古人的次序，不是孔子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了。严太仆说，虞惇按，亭林顾炎武的说法最有见解，三百篇前后年代次序错乱很多，如《小雅·常棣》，哀悯管叔、蔡叔，是成王时的诗，却在《采薇》、《出车》之前。《灵台》，百姓开始归附文王时的诗，却在《文王》、《大明》之后。大概经过秦朝焚书，简编残缺脱落，汉代儒生搜集补缀，勉强保存下来，未必都是孔子的旧貌了。至于《楚茨》、《信南山》八篇，以及《黍苗》一篇，应当遵从《诗序》陈古刺今的说法。《十月之交》四篇，考证经文及史传，都应当当作讽刺幽王。不是讽刺厉王的诗。
卷四
鲁之春秋
《春秋》不始于隐公。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看书籍，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原注】《左传》昭公二年。【江氏说】韩宣子观看鲁《春秋》，这是未经删削的《春秋》。《春秋》应当始于伯禽。为什么始于隐公？怀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国史书不存在，孔子依据存在的加以修撰，未必有什么取义。假如伯禽以后的《春秋》都还存在，那么周初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孔子为什么不保存盛世的事作为法则，反而只保存衰世的事作为警戒呢？夏、殷的礼制，杞、宋不足以证明，孔子为此惋惜。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丢失了七篇，孔子因而保存下来。假如鲁《春秋》完整存在，孔子有所取义而假托始于隐公，是因为删削《春秋》，反而使惠公以前二百多年的事都没有迹象，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迹象熄灭诗歌消亡，孟子是就当时的《春秋》推论罢了。【左暄说】《春秋》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去的删去。鲁国史书的旧本不存在，所以删削的新义无法考证。然而也有可以考证而知晓的，如《公羊传》庄七年说，未修《春秋》说，下雨星不到地一尺又返回。君子修《春秋》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这是传文中可以依据的。又有见于其他书籍的。《坊记》记载孔子的话，所以鲁《春秋》还去掉夫人的姓氏称吴，她死称孟子卒。孔颖达《春秋疏》说，鲁《春秋》去掉夫人的姓氏称吴，《春秋》没有这段文字，《坊记》这样说。礼制，夫人刚到，必定写在简策上，如果娶齐国女子，就说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这孟子刚到的时候，也应当写夫人姬氏从吴国来到，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写的，大概直接写夫人从吴国来到，是去掉夫人的姓氏直接写吴而已。仲尼修《春秋》，因为犯礼明显，完全去掉这段文字，所以现在经文没有这件事。这又是孔子《春秋》与旧史不同的一个证据。大概必定起自伯禽受封，直到中世。当周朝兴盛时，朝觐会同征伐的事都在其中，所以说，周礼而成之者，是古代的良史。【原注】孟子虽然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但不应当伯禽到孝公二百五十年完全没有记载。【阎氏说】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道《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都是周公留下的法则，孔子从而修撰，何必说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呢。又《左传》隐七年称为礼经，杜注说，这话凡例是周公所制礼经。自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