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洪武四年四月辛丑日，任命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任命童权为扬州府知府，都赐予冠带。洪武十年二月丙辰日，任命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洪武十五年八月丁酉日，任命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就是这种情况。也曾推举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日。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日，任命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辟举的名称，不应用于科举出身的人。如今俗称为生员是秀才，举人是孝廉，这是不对的。

译举人

所谓举人，就是被推举上来的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记载，鲜于世荣以原官职代理尚书省右仆射事务，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选拔考核举人。《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显庆四年二月乙亥日，皇帝亲自策问考试九百名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日，皇帝亲临殿前考试应岳牧科推举的人，说的也是这种情况。考中者就授予官职，不再称为举人；而没有考中的就必须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原注】《太祖实录》记载，许瑗是饶州乐平人。至正年间，他两次凭借《易经》在乡试中考取第一。但在会试中没有考中。《赣州府志》说，宋代的乡试称为漕试，叫做发解。通过发解后，解送到京城参加会试罢了。考试没有考中的，必须再次参加考试。没有通过乡试进入仕途的人，等到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然后才有朝廷的特别恩赐，称为特奏名，这就不再隶属于乡试了。元代也是这样。直到本朝才确定举人作为进入仕途的途径，这是一代新的制度。查宋代也有不需要再次考试而直接送交京城参加会试的人，称为免解进士。《渑水燕谈录》记载，仁宗籍田时，允许开封国学的举人陪位，因此得以免除解试。不像现在的人把举人作为一个固定的名称。进士是各种科目中的一科，而传记中有说“举进士”的，有说“举进士不第”的。【原注】孟浩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杜甫在天宝初年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唐衢参加进士考试很久没有考中，温庭筠在大中初年参加进士考试多年没有考中，吴筠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皇甫镇参加进士考试二十三次都没有考中。《五代史》也是如此。敬翔在干符年间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郑遨在唐昭宗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李振经常参加进士考试，在咸通、干符年间接连没有考中，郑珏参加进士考试多次没有考中，司空颋在唐僖宗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冯玉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李鏻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多次没有考中，贾纬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只说“举进士”，那么考中与否还不知道，不像现在的人已经考中后才称为进士。【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分试进士，多达一万五千人。这一年赐予及第的有八百五人。从个人角度来说，称为举进士；从朝廷角度来说，称为举人。【原注】唐文宗开成三年五月辛巳朔日下诏，礼部贡院进士举人每年限定放三十人及第。进士举人，是指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进士就是举人，不像现在的人把乡试榜上的人称为举人，会试榜上的人称为进士。【赵氏曰】现在会试考中的人，礼部发榜，只说会试中式举人，必须等到殿试后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才称为进士。如果有事故，来不及参加殿试的人，还是中式举人，不能称为进士。大概还沿袭着唐宋的旧制。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书说，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能体察朝廷求贤的盛意，苟且图谋虚名，有些稍微能写文章、但大义不通的人，都获得乡试推荐，冒名贡士。等到会试落第，其中文章稍好的，得以授予教官职位；差一点的也能升入国子监。导致天下士子都怀着侥幸心理，不追求实学。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有谅上书，请求将以前落第的举人总数统计起来，设法清理。这是明朝初年才开辟举人入仕的途径，而其弊端就已经这样了。然而落第的举人还让他们进入国子监读书三年，允许他们省亲，没有让他们在人间游荡。正统十四年，为了节省京城储备才开始放回原籍，那些放肆无耻的人游说干谒，无所不为。这在成化十四年礼部的奏章中可以看到。到了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里。于是崇祯年间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所属举人，间或有罢黜革除的，但风俗的败坏已经不可挽回了。【沈氏曰】《田间文集》记载，崇祯年间，拟上兴学取士书中有说，国初特别重视国子监，设立六堂积分之法，诏令勋戚公卿大臣子弟在其中读书，举人落第者进入国子监，郡邑生员每年选拔其中的俊秀者贡入国子监充当太学生，那么岁贡者每年一贡，大概是选拔士人。所以国初由监生起家的人，大多做到大官，大概举人与岁贡都称为监生。自从朝廷不重视太学，积分法废除，举人、贡生很少进入其中，而所谓的岁贡又都是郡邑诸生中在学宫久待年限而贡入的人，不是俊秀之选。于是岁贡资格越来越低，又都是年老体衰之人，足以为国家所用的人很少了。

进士

进士就是举人中的一科，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人人都可以称为进士。【原注】唐人未考中称进士，已考中则称前进士。《雍录》引用唐人诗说，曾题名处添前字。《通鉴》记载，建州进士叶京，曾经参加宣武军宴会，认得监军的面容。后来考中，在长安与同年出游，在路上遇到他，马上相揖，因此谤议喧然，于是沉废终身。这是未考中而称进士。考试完毕发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来又扩大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称为登科。所以不同于同试之人者，在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于进士。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日，臣僚说，陛下罢进士，立三

译舍弃上舍法，如今赐给承议郎徐禋进士出身，这在名义与实际不相符，请求改赐同上舍出身。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译科目

唐代的制度，选拔士人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而明经科又分为五类，经科分为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科分为三礼、三传，还有史科。这些是每年常设的选拔科目。那些由天子亲自下诏选拔的，称为制举。【原注】见《唐书·选举志》。像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德堪比伊尹吕尚之类，史书上记载的制举科目共有五十多种。【原注】见《困学纪闻》，唐代制举的名目多达八十六种。因此称之为“科目”。【原注】宋代王安石开始废除其他各科。如今只保留进士一科，那就只有“科”而没有“目”了。却仍然沿用“科目”这个名称，是不对的。【黄氏说】如今特别设立一个科目来等待士人，这是有科而无目。我认为应当仿照其意旨来施行，大致选取当今考试士人的方法稍作改变，并分为几个科目：其一叫精通经术科，方法在于选取十三经的义疏，比较附会其异同，并用所疑惑的问题来质询，如同古代的条议之法；其二叫博综典故科，方法在于选取史书所载，或专门列举一件事，或兼举几件事，让考生论述其得失，这就是古代的史学科目。其三叫洞达时务科，这就是现在的对策之法，一定要让考生直言无讳，直接陈述所见，或许能由此看出他们的抱负。其四叫富有才华科，用诗赋来考试，兼用表文也可以。其五叫明习法律科，方法在于选取古人已发生的事例与刑部案件中疑难的，设定甲乙双方的言辞，让考生剖断决疑，不要拘泥于声律对偶。如果这样各条分为五事，而用一场考试来测试，务必精选人才，而不必扩大录取名额。所录取的士人，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而不让他们立即位列清贵显要的职位。如果国家一定要寻求特别杰出的人才，就应当设立拔萃一科，随时制定规则。让凡是考中上述各条的人，不问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参加应试。录取标准极其严格，而对待他们不拘泥于常规次序，那就更能鼓舞他们的才干了。至于童生的考试，不妨仍然用八股文来从事。因为初学的士人，只以明白事理为急务。

王维桢想在科举之外仿照汉唐旧制，再设立几个科目，来招收天下的奇才。他不知道进士科偏重造成的弊端，积累了两三百年，如果不彻底打破成规，即使有其他才能的人，也没有途径进用。【赵氏说】明朝一代，最重视进士。凡是京城中清贵显要的职位，举人都不能参与。即使是同样的外任选拔，重要繁难的缺额必定等待甲科（进士），而乙科（举人）只能得到偏远简小之缺。他们升迁调动的规则也各不相同，甲科担任县令的，受到巡抚、按察使的卓越推荐，部院征召，必定首先轮到他们，不出几年，就能得到御史、部曹等职位。而乙科沉沦于外任僚属，只能按常规调任罢了。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年间，给事中陆粲虽然上疏请求变通。隆庆年间，内阁大臣高拱也请求科贡与进士并重，但最终没能挽回。甚至万历三年，特别诏令巡抚、按察使及有司，贤良与否一体推荐弹劾，不得偏重甲科，但积重难返依旧如故。《明史》邱橓说，现在推荐则先进士，而举人、监生如果没有凭借的人不被录用。弹劾则先举人、监生，而进士即使有非议也很少涉及。于是同样的官员，不敢同席而坐，并肩而立。贾三近上疏说，巡抚、按察使等大臣，遇到州县长吏，大抵重视甲科而轻视乡举。同样的宽厚，在进士身上就是安抚体恤，在举人身上就是姑息养奸。同样的严厉，在进士身上就是精明干练，在举人身上就是苛刻暴戾。因此做举人的，如果不是头发秃白、牙齿脱落就不被选用。这可以看出当时的风尚了。

制科

唐代的制度，天子亲自下诏称为制举，用来等待非常之才。《唐志》说，所谓制举，由来已久了。自从汉代以来，天子常常称制下诏，陈述他所想问的问题而亲自策问。唐朝兴起，世代崇尚儒学。虽然当时的君主贤愚好恶不同，但喜好善行、求取贤才的心意从未稍减。所以从京师到州县有司，常选之士按时推举，而天子又亲自下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隐逸与其不能自达的人，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力气极大），绝艺奇伎，无不兼取。其名目，随君主临时所想要选拔的人而定。而列为固定科目的，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类，其名最著。【杨氏说】又有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是薛稷所应考的。长才广度、沈迷下僚科，是张倚所应考的。文词雅丽科，是彭殷贤所应考的。道侔伊吕科，是张九龄所应考的。词标文苑科，是张道济所应考的。洞晓玄经科，是独孤常州所应考的。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是李元成所应考的。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在行在所会见，对待他们的礼节非常优厚。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也时常出于其间，并非没有收获。【王氏说】唐代有考中进士后又考中制科的，如刘蕡考中进士第，又应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马怀素养中进士第，又考中文学优赡科。阎朝隐连续考中

译进士科、孝悌廉让科。贺知章考中进士科、超群拔类科。有考中明经科后又考中制科的，如归崇敬考中明经科，又考中博通坟典科。有获得官职后又考中制科的，如张鷟考中进士科，被任命为岐王府参军，因制举各科成绩均为甲等，再次调任长安县尉。殷践猷担任杭州参军，考中文儒异等科，就是这类情况。

译宋朝初年，沿袭后周显德年间的制度，设立三个科目，不限定过去的资历，现任官员、平民百姓都允许应诏参加。景德年间增加到六个科目。熙宁以后，多次废除又多次恢复。宋人称之为大科。【原注】《叶祖洽传》记载，太宗每年设立大科。《邵氏闻见录》记载，富郑公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穆伯长对他说，进士科不足以尽展你的才华，应当通过大科来闻名于世。现在把殿试进士也错误地称为制科。

宋朝徐度《却扫编》说，本朝制科最初沿袭唐朝制度，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研究精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道理、通达教化，共三个科目。应考者包括内外职官、前资现任官员、平民百姓，都允许各州及本司解送，上报吏部，面对皇帝考试策论一道，限定三千字以上。咸平年间，又下诏文臣在内外幕职州县官及平民中，推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年间，又下诏设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古代典籍、通达教化，才识兼备、明晓体用，武略足以安边、精通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大深远、才能胜任边防重任，详明吏治道理、通达从政等六个科目。【杨氏说】“武足安边”四字多余。天圣七年再次下诏，凡是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务，不曾犯赃罪及私罪且情理轻微的，都允许少卿监以上官员奏举，或者自己进呈状文请求应考前六科。仍然要先进呈所写的策论十卷，每卷五篇。等到送到中书省和门下省审阅。如果文辞道理优秀，适合应考制科，就具名上报。派遣官员考试论六篇，合格就面对皇帝考试策论一道。又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个科目。凡是平民及贡举人中非工商杂类的人，都允许当地转运司及州县长官奏举，或者在本籍投状请求应考。州县考察品行没有污点犯罪的人，就缴纳所写的策论十卷，每卷五篇，审阅文辞道理稍优的，就上报转运司审查乡里名誉，在辖区内选取有文学的官员再详细审查，确实有文行可称道的，就把文卷送到礼部，委派主判官审阅，选取文辞道理优秀的具名上报。其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年间，全部废除。而让进士廷试，废除三题而只考策论一道。建炎年间，下诏恢复贤良方正一科，然而没有应诏的人。

高宗设立博学宏辞科，共十二题，包括制、诰、诏、表、露布、檄文、箴、铭、记、赞、颂、序文，其中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文体。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录取的人才兴盛，很多成为卿相翰苑。现在的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考一道，也是略微模仿这个意思。而苟且简略、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的人，也都考中，这是专门重视初场的过错，【孙氏说】沈作喆《寓简》说，我考中进士科后。跟随石林先生到卞山，我当时想请求考试博学宏词，石林先生说，宏词不值得去做，应当留心制科的工夫。据此，那么宋朝所谓的博学宏词不是制科。近代人称博学宏词为制利，大概因为制举没有固定科目，用来等待天下的才杰，由天子亲自策问，所以称为制科。宋高宗创立这个名称，三年一次考试，与制举没有固定科目不同。然而也必须召试定等，然后授官，那么也可以称为制利。

甲科

杜氏《通典》，按照法令文科等级，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為二等，然而秀才科很久废除，而明经虽然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阎氏说】按照《唐书》，各位进士考试时务策五条，帖经所读一大经，经策全部答对为甲第，策得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等。自武德以来，明经只有丙丁第，进士只有乙科而已。《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皇上亲自策试应制举人在含元殿，敕令说，近来没有甲科，朕将保存上等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在勤政楼，考试举人登甲科的三人，杨绾为首，超授右拾遗，登乙科的三十多人。【原注】《册府元龟》。杜甫《哀苏源明》诗说，制可题来干，乙科已大阐。然而现在进士统称甲科，是不对的。【赵氏说】现在世人称进士为甲榜，因为他们曾经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举人称为一榜，后来因为进士有甲榜之称，于是以一为乙，而称举人为乙榜，是不对的。又说，宋朝时进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是绍兴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说】朱子有同年录，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录说，字符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岁，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无，一举娶刘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王乡三桂里，父为户。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重谨慎，选举秀才，擢第很少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核都为上等。这就是北齐时期，就已经多没有甲科的人了。

甲乙丙科始见于《汉书》儒

译《林传》记载，汉平帝时期，每年考核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担任郎中；乙科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因射策考中甲科而担任郎中。《匡衡传》记载，匡衡多次射策都没有考中，直到第九次，才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补写《史记》。

译十八房

如今的制度，会试任用考试官二人，总裁会同考试官十八人，分别审阅五经试卷，这称为十八房。【原注】《宋史》记载，各房分经始于理宗绍定二年。明嘉靖末年，诗赋五房，《易经》《尚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总共只有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两科，因为《易经》试卷较多，增加一房，减少《尚书》一房，仍然只有十七房。到了丙戌科，《尚书》和《易经》的试卷都多，于是恢复《尚书》为四房，这才成为十八房。到了丙辰科，又增加《易经》和诗赋各一房，成为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四年会试同考官共二十人，翰林词臣十二人，六科和六部各四人。比起癸未以前十七房时，各衙门都增加了一人。天启乙丑科，《易经》和诗赋仍各五房，《尚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共十五房。崇祯戊辰科，又恢复为二十房。辛未科，《易经》、诗赋仍各五房，共十八房。癸未科，又恢复为二十房。现在人们一概称为十八房。

《戒庵漫笔》说：【原注】这是江阴人李诩所著。我年轻时学习举业，并没有刻印的窗稿。有个书商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了灯下课业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张纸。来到我家私塾，挑选其中几篇，每篇酬谢铜钱二文或三文。记得唐荆川【原注】唐顺之。考中会元，他的文稿也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位姻亲共同刻印的。薛方山【原注】薛应旗。考中会魁，他的三场试卷，我怂恿他的常熟门人钱梦玉，用东湖书院的活字版印行，没听说有坊间刻本。现在满眼都是坊间刻本，这也是世风浮华不实的一个验证。【原注】我按：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文僖的批语中，已有“自刻印时文流行，学者往往记诵，很少以讲究义理为事”的话，那时已有刻印的文章，只是不多罢了。杨子常【原注】杨彝。说，十八房刻本，从万历壬辰年的《钩玄录》开始。旁边有批点，从王房仲【原注】王士骕。选编《程墨》开始。到了乙卯年以后，坊间刻本有四种：叫《程墨》，是三场主考官及士子的文章；叫《房稿》，是十八房进士的作品；叫《行卷》，是举人的作品；叫《社稿》，是诸生会课的作品。到一科《房稿》的刻本有数百部，都出自苏州杭州，而中原北方的商人购买带走。天下人只知道这东西可以考取功名，享受富贵，这就叫学问，这就叫士人，其他书籍一概不看。从前丘文庄在天顺、成化盛世，距离宋元不远，已说士子有登名前列，却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的。举国上下只读十八房的文章，读上三五年，一旦侥幸登第，那么无知的童子俨然与公卿相互揖让，而文武之道被弃如破鞋。【原注】《宋史》记载，理宗朝，奸弊更加滋长。有关部门命题苟且简略，或执偏见臆说，或发策问事讹误错乱，所取之士既不精纯，几年之后又让他们主持文事，是非颠倒更加严重。当时称为谬种流传。唉！八股兴盛而六经衰微，十八房兴起而廿一史废弃。【阎氏曰】按归太仆《送童子鸣序》，曾见元人题其所刻之书，说自从科举废除而古书稍出，我深深感叹他的话。如今进士之业更加兴盛，士人不再知道有书了。不读书而治学，这是子路的巧言善辩，而孔子所厌恶的议论吗？顾氏正同。从前闵子骞因为原伯鲁不喜欢学习，而预言周朝的衰败，我年轻时见有一二好学的人，想通晓旁经而涉猎古书，就遭到父师父的责骂，认为必定不能专心于帖括，而将成为坎坷不利之人。这难道不是所谓大人患失而迷惑的人吗？【原注】陆氏说，大人害怕违背众人而失去地位，心志惑乱，所以顺从流俗的说法，也说可以不学习。至于国家的盛衰，时代的治乱，也就可知了。

经义论策

如今的经义论策，名称虽然正当，却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使用诗赋，虽然说是雕虫小技，但不是通晓古今的人不能写作。如今的经义始于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所立的法，命令吕惠卿、王雱等人制定。【原注】《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初一，废除诗赋及明经诸科，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命令中书省撰写大义式颁行。

元佑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上言，进士御试答策，多是预先准备的文章，工拙差别不大，难以考核比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道题，施行已久，前后选拔人才不少。况且如今朝廷现行文字多讲究声律对偶，不是学问广博贯通，不能成篇。请求施行祖宗三道题的旧法，下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道题经义。举人暂且让他们试策，此后全部试三道题。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预先准备的文章了。【原注】《宋史》徐禧传记载，神宗看他所上的策论说，徐禧说朝廷用经术改变士人，十之八九，然而窃取他人言语，不求心通的人占一半。这话是对的。陈后山《谈丛》说，荆公经义推行，举子专门诵读王氏章句，而不理解义理。

译王安石后悔这件事，说：“我本想把死记硬背的学究变成有真才实学的秀才，没想到却把秀才变成了学究。”哪里知道几百年之后，连学究的本质也丧失了呢？这种制度如果不改变，那么人才一天天消耗殆尽，学术一天天荒废浅陋，从五帝三王以来的天下，将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魏鸿博说】用四书五经出题来端正根本，废除八股文，改为制义、论、策，让人能够充分发挥才能，适应实际用途，以挽救这种败局。请说说它的方法：凡是童生参加小学考试，写一篇论，考科场指定的经书白文三篇，四书一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中指定的经一篇，春秋传一篇，规定从某处开始，默写到某处结束，兼有唐代考校文字、宋代帖括的意思。生员考试四书一篇，指定的经一篇，策问一篇。乡试考策问一篇，春秋一篇，判词一篇，四书一篇，指定的经一篇。会试考策问两篇，判词六篇。凡是小学、四书、经书的论，没有固定的体裁，没有长短格式的限制，以及禁止称引秦汉以下的得失和当代时务等禁忌。凡是出题，不要割裂章句来卖弄文辞，不要轻慢而不合经义。凡是判词必须依据法律，去掉对偶。像审理案件的语言，或者设置情境出题，让人议论其罪行。凡是考策问，考州县官的就以该州县的利害为题，乡试以该乡的利害为题，会试以天下的利害为题。会试的策问，概括论述国势治道，或者古人治理国家的事迹。其中一份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掌出题，另一份让生员各自选择自己擅长的，专才的人回答一科，通才的人回答数问。考中进士参加殿试，就让他们杂陈自己的见解，并加以考问难倒，以此确定官职。赵鼎说，王安石设立虚无的学问，败坏了人才。陈公辅也说，王安石让学者不研究春秋，不读史记汉书，而是学习他所作的三经新义，都是穿凿附会、破碎无用、空洞的言论。如果现在所谓的时文，既不是经传，又不是子史，辗转相承，都是杜撰无根的话。【原注】前辈的时文没有字没有出处，现在只让士子作文，自己注明出处，无根的话就不能进入文章，自然就会缩手退却了。金史记载，明昌元年，命令举人的程文，所用的典故可以自行注明出处。因此这一科考中的人十个人当中，其中八九个都是白徒。而一旦在乡试中举，就以营求关系、说情请托作为谋生的计策。于是在州里就没有人不是势豪，到四方就没有地方不是游客，而想要求得天下的安宁，百姓的淳朴，这难道不是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人吗？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乡试。第一场考四书疑问、本经义以及四书义各一道。【原注】元代制度设有四书疑、本经疑。洪武三年开科举，将《大学》中“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两节，与《孟子》中“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并为一题，询问这两部书所论述的平治天下的大旨有何同异，这就是宋代的方法。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问一道。考中者，十天后，再用五项内容考核他们，即骑、射、书、算、律。骑马观察其驰骋是否便捷，射箭观察其中靶多少，书法通晓六义，算术通晓九法，律法观察其决断能力。诏书中有说，我特意设立科举，以选拔怀才抱德之士，务必在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博通古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其中被选拔的人，我将在朝廷亲自策问，观察他们的学识，评定高低，并授予官职。拜读这道诏令，真是所谓寻求有实用的人才啊。到洪武十七年，命令礼部颁布科举成式，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不能完成的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沈氏说】四书义限制在二百字以内，经义、论、策都在三百字以上，这也见于《太祖实录》。文辞增加了而实际内容被废弃，大概与最初诏书求贤的方法稍有不同。而实行了二百多年，这并不是很好地继承祖宗的意思。【原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日，儒学生员兼习射箭与书法、算术，等到他们进入科贡时一并考核，后来废除不再实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日，北京国子监助教王僊官说，近年生员只记诵文字，以准备科贡，对于字学、算法几乎不懂。改入国子监，在各部门实习，写字粗拙，算术不通，怎么能居官理政？请求命令天下儒学生员兼习书法和算术。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沈氏说】《元史·选举志·科目篇》记载，仁宗皇庆二年，确定科场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使用朱熹的章句集注，义理精明、文辞典雅的为中选。第二场考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制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都用朱熹的章句集注，再用自己的意思总结，限制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经》以朱熹为主，《尚书》以蔡沈为主，《周易》以程颐、朱熹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允许用三传及胡安国传，《礼记》用古注疏，限制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诏诰用古体，章表用四六体，参用古体。第三场考策一道，在经史、时务内出题，不崇尚浮华辞藻，务必直达，限制一千字以上完成。乡试、会试同例。乡试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会试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年一次，开试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试在三月初七日。汉人、南人考策一道，限制一千字以上完成。蒙古、色目人考时务策一道，限制五百字以上完成。元统年间，又稍变程序，减少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加本经义。将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改为本经疑，增加第二场古赋外诏诰、章表一道。【赵氏说】宋代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元、明沿袭它。万历戊戌年，御史乔璧星认为举子穿厚衣进入考场，便于夹带，请求改期在三月，穿单夹衣，那么弊端可以清除。李九我驳斥他。张幼于也有《冬会试移期议》一篇。然而整个明代，未曾更改。本朝开始改在三月，远方士子既免去了匆忙，天气暖和没有呵冻之苦，衣服单薄没有夹带之弊，是最为善政。至于殿试的日期，元代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谢恩在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后来遂成惯例。然而二月会试，三月朔日就殿试，那么礼部阅卷的日子无几，岂不太急促？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传胫在五月朔日。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试，四月二十一日殿，二十五日传胫。

四书疑如同唐人的判语，设定疑难之事询问，以观察其学识。四书义如同今人的判语，不过是靠记诵得来罢了。如果学识值得称取，那么刘蕡的回答仅一篇就足够了。大概一个时代的人才，只凭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选取其长处，那么七篇也不足为难，甚至有同时作五经二十三篇的，如崇祯七年的颜茂猷，【原注】奉旨特赐中式及殿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这对经术有何裨益，对国家有何用处呢。

实录说，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日，诏令在国子监诸生中，选拔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到三十七人。命令他们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望大用，称他们为老秀才。屡次赐予罗绮、袭衣、巾靴，礼遇非常优厚。【原

译注】后来选拔庶吉士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源于此。由此可见，圣祖对各位生员所期望的，本来就不只是八股取士的文章。然而可惜大臣中没有通晓经学的人才，致使一代选拔贤才的典制仅仅停留于此，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宗皇帝对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说：“朝廷所重视的是安抚百姓，而百姓不能蒙受福泽，是因为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是因为学校教育失去了教化功能，所以每年贡举中愚笨不贤的人十之七八。他们不通晓古代事务，不明白事理，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托付安抚百姓的重任呢？当初贡举制度实行，不过四十年，弊端就已经如此，那些维护旧局的臣子还借口祖制而坚持不变吗？”【沈氏说】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礼部回复御史薛继茂陈述科场事宜的八条建议，把端正文风作为第一要义，认为纯正典雅的词句不会出自倾邪侧媚之口，怪诞险恶的言论必定不是坦荡平易之心。近来士风败坏，都是因为主考官不致力于推崇雅正、排斥浮华，而奇诡的文章得以售取功名，士子们自然随风倒去。今后会试的主考官，应当申令告诫分房阅卷官，务必选取纯正典雅、符合规范的文章，不得夹杂收录奇僻之作，成为海内的标准。两京各自的试录朱卷墨卷，解送到礼部，逐一详细审阅。如果仍然沿袭弊端风气，士子除名，试官参劾处理。皇上批准了这个建议。四十三年十二月戊辰，礼部上奏申令告诫会场事宜，其中申令禁止说，文章必须尔雅纯粹、平正通达，一一符合先民典范的才收录。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才情奇艳也不录取，怪僻的文章张贴出示警戒，严重的还要议处惩罚。字数限制以五百字为标准。揭晓后，本部会同礼科仔细审阅。

三场

明初三场考试制度，虽然有先后顺序，但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士子的精力大多专攻于一经，轻视考古。主考官阅卷，又保护初场所中的试卷，而不深入考察第二、三场。从前所说的三场，不是闭门苦读十年、读书千卷，不能具备这三场的能力。现在却追求快捷成功，不过是在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的文章记诵，入场之日，抄誊一遍，就可以侥幸考中，而本经的全文有不读的。率领天下人成为急于求成的童子，学问因此衰落，心术因此败坏。宋嘉佑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现在的举人以二千人为标准，请求放宽时间限制，先以策问考试并考核。选择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略而不答所问的、误引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理识乖张荒诞的、杂犯旧格不符合格式的，这七类人先去掉，估计二千人可以去掉五六百人。用留下的人依次以论题考试，又如前法考核，又可以去掉二三百人。留下的人考试诗赋，不过一千人了，在一千人中选取五百人，少而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考核精当，那就尽善了。即使考核不精，也不至于大大泛滥，因为那些节抄剽盗的人都已经先以策论去掉了。等到诗赋，都是已经通过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于乖张荒诞的人，即使诗赋不工巧，也可以中选。【钱氏说】乡试会试虽然分三场，实际上只有一场。士子所诵读学习的，主考官所鉴别评判的，不过是四书文而已。四书文实行四百余年，考场可以出的题目，士子早已预先拟好。每一榜出来，抄录旧作，侥幸考中的，大概不少了。现在想要革除这个弊端，改用诗赋论策，那么识见的人必定哗然阻止，认为圣贤之言不可不尊崇，士子所习难以骤然改变，这种说法必定行不通，弊端终究难以革除。我私下认为应当以五经文为第一场，四书文为第二场。 five经卷帙既多，题目难以预先拟好，都是八股文，不能推托为末流习气，这样研究经书的人逐渐增多，而抄袭雷同的弊端或许稍微平息吧？这样可以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的人没有途径进入。现在拥有天下的人，不能恢复两汉举士的方法，不得已而以言语取人，那么文忠的议论似乎也可取。大概救今日之弊，没有比去除节抄剽盗的人更紧急的了，而七类人在所先去，那么闇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逐渐减少，科场也从此清朗。

拟题

今日科场的弊病，没有比拟题更严重的了。且以经文来说，初场考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考场可以出的题目不过数十道。富家巨族延请名士在家塾中，将这数十题各撰写一篇，按篇酬谢价钱，让他们的子弟及僮奴中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之八九符合，就把所记的文章抄誊上卷，与在风檐下构思相比，难易迥然不同。四书也是这样。发榜之后，这些人便成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士子靡然从风，而本经也可以不读了。我听说往年五经之中，只有《春秋》只记题目，但也必须兼读四传。又听说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能否记住的。百年以来，丧服等篇都删去不读，现在连《檀弓》也不读了。《尚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经》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经》则删去讼、否、剥、遯、明�、睽、蹇、困、旅等卦不

译（科举考试的内容），仅仅限于这几十道题目罢了。阅读《论语》只选取一篇，翻阅《庄子》不过一尺多厚。【原注】见《隋书·崔赜传》。因循陋习，内容简略，追求快速，迎合时俗。【原注】见《旧唐书·薛谦光传》。前人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一年就完结了；前人需要一年才能熟习的事情，现在一个月就完结了。文章靠抄袭而成，成绩靠请人代笔而得。最终问他们未曾读过的经典，竟然有茫然不知是什么书的人。所以我认为八股文的危害等同于焚书，而败坏人才的程度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杀的儒生还要严重，只不过（当时）只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人罢了。

请求改革这种制度，凡是《四书》《五经》的文章都考查疑难义理，让考生通过精通一部经典来贯通其他五部经典。而且每一部经典之中也各自有疑难义理，比如《易经》中郑玄与王弼的不同解释，《诗经》中毛亨与郑玄的不同解释，《春秋》中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的不同解释，以及唐宋各位儒者不同的学说。《四书》《五经》都依照这种方式出题，【原注】汉代所说的“发策决科”，正是这样。回答的人必须像朱熹所说的那样，贯通经文，列举各家学说，并用自己的见解做出判断。【原注】见《宋史·刘恕传》，刘恕考进士，诏令能讲解经义的人另外上报名字，应召的才几十人。刘恕用《春秋》《礼记》作答，先列出注疏，然后引用前代儒者的不同说法，最后用自己的见解做出判断。一共二十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这样。

所出的题目不局限于盛世、衰世、治世、乱世，【原注】《宋文鉴》记载张庭坚有一篇题为《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经义文章。使人无法猜题拟作，而他的文章一定是考场上的即时之作，那么考生是否通晓经典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有文采也可以检验了。如果还不行，那就暂且采用唐宋赋诗押韵的方法，还可以杜绝截取、抄袭、剽窃、盗窃的弊端。因为题目可以猜拟，但韵脚无法必然猜中，文章的优劣还是靠他自己创作，必定不至于靠抄录一遍别人的文章就能考中的人了。

表文的题目专门出自唐宋时期的策论题目，兼问古今之事，【原注】如王梅溪文集中所载。人们自然不得不通读《资治通鉴》了。科举应试的文章，前人向来鄙视排斥，认为它对经学没有益处。现在竟然还不是出自考生本人的手笔，怎么更加低劣了呢！

译读书而不能通晓五经的人，必定也不能通晓其中任何一经，不应当分经考试士人。况且像唐宋时期，还有用《老子》《庄子》等书命题的情况，比如《卮言日出赋》，以至于考生们相继叩击殿槛请求明示。现在不过是五经，再加上三礼三传，也不过是九经罢了。这些都不学习，怎么能称为士人？《宋史》记载，冯元被授予江阴县尉。当时诏令流内铨以明经者补任学官，冯元自荐通晓五经，谢泌笑着说，古人钻研一经直到白头，你还年轻，能全部通晓吗？冯元回答说，通达的人能够以一理贯穿所有经典。谢泌又询问疑难义理，冯元辨析清晰没有滞碍。【朱检讨说】考试士人的方法，应当仿效洪武四年会试的成例，出题先考五经而后考四书，学政在府、州、县、卫考试应当经书并试，也是先经后书。因为四书是共同的内容而五经是独特的内容，专精于其独特的部分，而对于共同的部分也不肯落后于人，那么经义和书义大概就能一并治理好了。

《石林燕语》记载，熙宁以前，用诗赋选拔士人，求学的人没有不先遍读五经的。我见到前辈即使没有科举功名，人们也大多能杂引五经，大概是因为自幼学习时经常研习，所以到老也不忘记。自从改考经术以来，人们教导儿子往往只传授一经，其他经书即使读了也不能精通，而且教导他们的人未必都通晓五经，所以即使是经书的正文也有很多遗漏错误。如果现在人们问答之间，称别人所习的经为“贵经”，自称所习的经为“敝经”，尤其可笑。

科举考试的方法，应当让它难而不应当让它易，如果改变方法而给予难题，那么侥幸投机的人就会减少。少一个侥幸投机的人，就少一个营求患得患失的人，士人的风气就可以逐渐清明。况且士子知道它难，那么刻苦攻读的日子就多，多一个刻苦攻读的人，就少一个整天聚在一起言不及义的人，士人的习气就可以逐渐端正了。

墨子说，现在假如有一个诸侯在这里，治理他的国家，说，凡是我国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奖赏并尊重他。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惩罚并轻视他。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必定是能射箭驾车的人欢喜，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恐惧。又说，凡是我国忠信的人，我将奖赏并尊重他。不忠信的人，我将惩罚并轻视他。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忠信的人欢喜，不忠信的人恐惧。现在如果要求士人兼通九经，记诵《通鉴》历代之史，并且说，像这样的人才录取，不像这样的人才黜退。我认为必定是好学能文的人欢喜，而不学无文的人恐惧。然而那些用不可行的说法来扰乱我们法令的，都是不学无文的人，君主可以不听从他们。

今天想要革除科举的弊端，必须先展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暂停考试几年然后再实行，这样才可以得到人才。晋元帝采纳孔坦的建议，听任孝廉等到第七年才考试，【原注】胡三省注，放宽期限叫申。古代有人这样做过。【汝成案】科举能否得到人才，取决于所尊崇崇尚的是什么。进士、明经，充任选官是一样的。前人议论停年法导致资历长、名声好的人壅塞铨选政务，哪有科目可以使人才沉滞的？这不是探究根本的说法。

题目切合时事

考试题目有很多规劝切合时事的，这也是虞帝“你违背正道我就纠正你”的遗意。《宋史·张洞传》记载，在开封考试进士，赋题是《孝慈则忠》。当时正议论濮安懿王称皇的事，英宗说，张洞意在讽谏我。宰相韩琦进言说，进言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足以警戒。皇上心意消解。古代的君主，近处尽到官师规劝的责任，远处通达乡校议论的意见，这个义理确立，争谏的途径就宽广了。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是因为魏忠贤开始掌权。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是因为杖杀工部郎万憬。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那年监生陆万龄请求为魏忠贤在国学建祠。【原注】陆万龄上疏将魏忠贤铲除奸党比作诛杀少正卯，将编定《三朝要典》比作作《春秋》，请求皇上特制碑文，并在后室祭祀其父，以比拟启圣祠。崇祯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因为媚阉诸臣刚定逆案。这些都可以开启皇帝圣聪而主持国家大义的。当时是末世，而沔水鹤鸣的义理仍然存在于士大夫中，可以想见先朝的遗风教化。如果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将公孙强比作陈启新，是将曹伯阳比作皇上，是不应该说的，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将周公比作魏忠贤，则是无君之渐，也见于弹劾文书中。【沈氏说】赵维寰《雪庐焚余稿》说，甲子科各乡试录，言语多触犯忌讳，魏阉一概绳之以法，如陈子壮、方逢年、顾锡畴章允儒等人近二十人，前后都被削夺功名。从此丁卯年各位主考官，出题措辞都极力献媚，那些既不触犯忌讳也不献媚的，只有江西福建两地的二三录罢了。

景泰初年，也先奉上皇到边境，边臣不接纳，虽然有社稷为重的说法，但当时朝中议论就有以奉迎迟缓为讥讽的。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大概有讽谏之意。

试文格式

经义的文章，流俗称为八股，大概始于成化以后。股者，

译“八股”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天顺年间以前，经义文章不过是阐述演绎传注，有的对仗，有的散行，起初没有固定的格式，而且单句题也很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考《乐天者保天下》一文，起讲先提三句，随即讲“乐天”，形成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再讲“保天下”，形成四股。接着收束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验《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起讲先提三句，随即讲“责难于君”，形成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再讲“谓之恭”，形成四股。接着收束二句，再作大结。每一组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由浅入深。【原注】也有将两句、四句联属成对，排比十几对构成篇章，而不局限于八股的。那种两扇立格的，【原注】指题目本身是两对文，也就是两大对。那么每一扇之中各有四股，其行文次序和章法也与此相同。所以今人相传称之为八股。如果是长题，则不拘泥于此。嘉靖以后，文体日益变化，但询问儒生，却都不知道八股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孟子说，高明的工匠教导人必定依据规矩。现在写时文的人，难道一定要打破规矩、违背法度吗？

译开头的一两句，或者三、四句，叫做破题。大体上多用对偶句，这是宋代人相传的格式。【原注】这原本依据的是唐代赋体的格式。【钱氏说】宋末有魏天应所著的《论学绳尺》一书，都是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其中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体、原题等格式，可见论体文也有破题。接着阐述题目的含义，写四、五句，叫做承题。然后提出孔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等也都是这样。为何发出这样的言论，叫做原起。到了万历年间，破题只限两句，承题只限三句，不再使用原起。文章末尾在阐发圣人的言论完毕后，抒发自己的见解，或几十个字，或一百多字，叫做结尾。明朝初年的制度，允许涉及本朝时事的议论。后来科举法令越来越严密，担心有人借此炫耀自己，只允许谈论前代的事，不得涉及本朝。到了万历年间，结尾只限三、四句。于是国家大事没有始末，在位的官员畏首畏尾，这种征兆已经在科举文章中显现出来了。

科举试卷文章的格式，第一行写“第一场”，顶格书写。第二行写“四书”，退一格书写。第三行写题目，再退一格。五经以及第二、第三场也是如此。至于试文则不能再退格，仍然提起顶格书写。这就是题目要退两格的原因。如果是岁考的试卷，则第一行写“四书”，顶格书写。第二行写题目，只退一格。经义、论体文也是如此。【原注】要知道自古以来，书籍文章前面的标题行没有不顶格书写的。后来学政敷衍了事成为风气，士子们的试卷省略了“四书”“五经”字样，竟然直接从题目写起，依照大场考试的格式一概退两格。圣经反而退后，自作主张反而抬高，这在道理上是不通的。然而人们习以为常而不觉察，也已经很久了。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沿袭这个例子不分古今，诗文一概以退两格作为题目。万历以后，坊间刻书盛行，每篇题目的文章必在下方注明作者姓名，而刻印古书的人也效仿这种做法。比如题目是“周郑交质”，退两格，该行末尾写“左丘明”。题目是“伯夷列传”，退两格，该行末尾写“司马迁”。改变历代相传的古书格式，以模仿时文的样子，让古人看到，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

程文

自从宋代以来，将录取的士子所作的文章，称为程文。《金史》记载，承安五年，下诏让考试词赋的官员各写一篇程文，作为举子的范式，考试后送到省里收藏。到了本朝，起初也采用士子的程文刻印。后来多由主考官撰写，于是又将士子所作的文章另外称为墨卷。【沈氏说】《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提议，试录中的程文应当参照乡试的例子进行删减，原卷不宜完全掩盖初意。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十五年八月，命令礼部会同翰林院，选定从开国到嘉靖初年考中的文章一百多篇，刊印颁布到各地的学校，作为准则。当时的礼部尚书是沈鲤，兼任翰林学士。

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确立了一种格式然后才写文章，那文章就不值一提了。唐代取士考赋，而赋的末流最为冗长泛滥。宋代取士考论策，而论策的弊端也与此相同。明代取士考经义，而经义不成文章的情况比前代更严重。这都是因为用程文的格式来束缚，所以文风日益低下。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之所以能独步千古，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程文的格式束缚。想要振兴今天的文章，在于不要用格式来拘束，这样杰出的人才就会涌现出来。

判词

举子在第二场写五条判词，还沿用唐代铨选考试的遗意。至于近年，士人不研读律法，只是抄录旧本。入场时每人只记住一种律，或者是吏部律，或者是户部律。记住五条，在考场中就可以互相交换。考中的试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规定，那些请人暗中代写判词的，民间称为“判罗”，这是最无耻的行为，请求张贴榜文以惩罚他们。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省奏报，吏部南曹关呈报，今年及第的进士中，三礼科的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词完全相同。核查状纸称，临近考试日期，偶然捡到判词草稿抄写干净，实在不知道判词不合常规。敕令说，贡院选拔人才，详细考核学业，南曹试判，激励劝勉做官。刘莹等人既不钻研文章，只应直接陈述事实，怎能互相传递草稿，侮辱亵渎公家考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将他们除名并治罪。【原注】《宋史·太祖纪》记载，开宝六年八月丁酉日，泗州推官侯济因试判假手于人，被杖责并除名。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且令其获罪。如今以堂堂一统、人才盛世的局面，士子公然互换判词，长达一二百年，视为通弊，却不加觉察。传之后代，难道不会成为笑谈吗！

试判起源于唐高宗时期。起初吏部选拔人才，将要亲近其人，复核其行政事务。开始选取州县案牍中的疑难争议，测试其断案能力，从而观察其才能与否。后来时间渐久，参选的人众多，案牍浅显，不足以为难他们。于是采集经籍中的古义，假设甲乙双方，让他们判断。接着来的人更多，而通晓经书正典又不足以作为考题，于是征引僻书曲学中隐伏的含义来提问，【杨氏说】如《文苑英华》所载黄闰判之类。只怕别人能知道答案。优秀的登上科第，称为入等。非常拙劣的称为蓝缕，各有升降。参选的人有资格限制未到而能试写三篇文章的，称为宏词。试写三条判词的，称为拔萃，也叫超绝。词藻优美的可以得到不拘限而授予官职。

译如今朝廷的制度，是将吏部选拔官员的方法施用于科举考试，想要让专攻一经的士人都通晓行政事务，其用意非常美好；又不采用假设甲乙等虚拟案例，只依据法律条文，尤其显得公正大方、合乎体制。但是，那些记忆力强、年仅五尺的孩童，凭借十天左右的功夫就能全部回答而无困难，这又凭什么来判定人才的高低优劣呢？大概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吏部选拔官员时短暂引试的片刻之间，而不能施行于考场中众人聚集、整日考试的场合。难怪各人只记忆自己所属部门的法规，互相调换部门就无法应对。朝廷的制度中，有名目存在而实际上被废弃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不得已而采用这种制度，难道不像《通典》所说的那样，用时事疑难案件来提问，让考生依据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且不违背经义吗？

译经文字体

生员名不副实的弊端，到今日已达到极点。要求他们背诵四书五经的全文，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再要求他们通晓六书，字体符合正体，一千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做到。淘汰的方法，这并不难，只需分为两场考试。第一场让他们默写四书一千字，经文一千字，凡是错漏原文以及字体不符合规范的，张贴出来予以除名。第二场再考核他们的文章义理，那么像矍相之射那样被淘汰后仅存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有人说，这只是细枝末节，难道足以成为才士的累赘吗？周官教导国子学习六艺，射箭驾车之后，接着学习六书。而汉代考试书法九千字以上，才能担任史官。用周朝童子的功课来要求成年人，用汉代掾史长官的标准来要求秀士，尚且不能做到，那么将他们退回田间，他们有什么理由推辞呢？北齐在朝堂上策问孝秀，对答中有错漏的人被叫起站在席位后面，字迹潦草低劣的人罚饮墨水一升，文理粗疏的人剥夺席位并没收容刀。僭越称帝的君主尚且建立这样的制度，以全盛的朝廷，求才的君主，却不考虑除弊的方法，考核实际的成效，与天下人因循守旧于混浊之中，认为这样顺应人情罢了。权文公曾说，常情被习惯所战胜。躲避祸患，安于时世，使自身处于安逸，直到老死，自以为得计，难道还会去揣摩古今风俗，整顿教化的根本，推究事物的始终，长驱远驭吗？古今道理一致，令人感慨万千。

史学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上言，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三部史书，劝善惩恶，仅次于六经。近来史学废绝，以至于有人身处朝班，却对朝廷旧章一无所知。于是设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中，关于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连同刘昭所注的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的《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学习《南史》的兼通《宋书》《齐书》的志，学习《北史》的通晓《后魏书》《隋书》的志。自宋代以后，史书烦琐冗长，请求只询问政理成败的原因，以及人物得失关乎当代的内容，其余一概不问。本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的实录，连同《贞观政要》共为一史。【原注】朱熹也曾提议分年考试士子，以《左传》《国语》《史记》两汉史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律历地理为一科。如今史学废绝比唐代更严重，如果能依照此法选拔，十年之间，可以得到通达政体的人才，对国家未必没有益处。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思上言，举人轻视史学。如今谈论史学的人只选取汉唐统一天下的事迹，认为三国、六朝、五代不是盛世而耻于谈论。然而那些进取的得失，守御的得当与否，筹划的疏密，安置兵民的方法，形势成败的痕迹，如果加以探讨研究，对国家有补益。请求告知东宫，凡是考核命题，杂出自各种史书，无所拘忌。考核的时候，稍微重视论策，不要只凭第一场决定去留。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史书记载薛昂担任大司成，缺乏学术素养，士子有用《史记》《汉书》语法的，就立即黜退。在哲宗时，曾请求罢免史学，哲宗斥责他为世俗佞臣。唉，为什么近世俗佞臣这么多呢！【汝成案】薛昂，元丰年间进士。起初主张王氏之学，后来又依附蔡京。甚至全家为蔡京讳言。薛昂曾误及此事，就自己打自己的脸颊。谄媚卑鄙到这种地步，罢免史学是应该的了。

卷十七

生员额数

生员还被称为官员，有定额称为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开始设置生员七十二员，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或孙子担任。太学一百四十员，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四门学一百三十员，选取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郡县分三等，上郡学设置生员六十员，中郡、下郡以十人为差。上县学设置生员四十员，中县、下县也以十人为差。这是生员名称的开始，而明代制度也大致仿效它。

明朝初年，诸生无不依靠官府供给粮食在学中读书。《会典》说，洪武初年，规定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日供给膳食，允许从民间选拔补充，仍然免除他们两个丁口的差徭。【原注】正统六年闰十一月乙未日，因为直隶保安州临近边境，民众稀少，减少儒学训导一员，生员合并为两斋，岁贡依照县学的例子。后来因为人才多的地方，允许增广名额，也不过增加三人、五人而已。沿袭下来逐渐增多，于是宣德元年，确定名额如同廪生的数量。后来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的名目。【原注】《大明会典》，正统十二年奏准，在常额外，军民子弟愿意入学的，提调教官考选俊秀，等待补充增广员缺，一体考送应试。查《实录》，这是听从凤阳府知府杨瓒的建议。在此之前，廪生、增广生额外的人，只称为入学寄名。这时才准许他们等待空缺补充为增广生。久而久之，就称为附学，没有固定名额，而学校从此泛滥了。以往每学生员不过几十人，所以考试容易精细，课程容易严密。【沈氏曰】《元史·选举志·学校篇》，仁宗延佑二年，集贤学士赵孟�、礼部尚书元明善等商议，国子学贡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