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明世宗确实丧失了天命。【孙兵备说】高宗时出现日食，没有不是天子的，祭祀祖先不应过分亲近私亲。昵，指父庙。天胤，是说天之子。意思是说，自阳甲以来，先王中有寿命不长的，既然继承了天子之位，就是天之子。殷朝自祖丁之后，阳甲到小乙都是兄弟相继。盘庚没有为阳甲立庙，小辛继位又正值殷朝衰微，未能修复庙祀。高宗继承父亲小乙，居丧尽礼，对于父庙的祭祀必定丰盛，而世父的庙没有列入昭穆次序，还是沿袭了盘庚的过失。所以在祭祀成汤的第二天，出现了野鸡鸣叫的祥瑞，既然感念祖己的话，于是修建寝庙。《礼记·丧服四制》说，礼制废弃后又重新兴起。《尚书大传》说，武丁思念先王的政教，接续断绝的世系。这是殷朝到高宗时才开始有兴废之事，就像《殷武》诗中所说寝庙建成非常安定。《唐书·礼乐志》记载，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这四代附庙，睿宗、肃宗、代宗依次迁出。到武宗去世，德宗按次序应当迁出，而在世系上德宗是高祖，礼官才发觉这样不对，认为兄弟不能互为后嗣，不能算作昭穆，于是商议恢复代宗的附庙。而议论的人说，已经迁出的神主，不能再进入太庙。礼官【原注】旧史只说礼仪使，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说，过去晋元帝、明帝时期，已经迁出了豫章、颍川，【原注】豫昌府君，是宣帝的曾祖。颍川府君，是宣帝的祖父。惠帝去世，迁出豫章。元帝在江东即位，提升怀帝，又迁出颍川位。虽然七室，实际上只有五世。大概是听从刁协，以兄弟算作一世。后来都恢复了附庙。【原注】元帝时，已经迁出豫章、颍川，不久听从温峤的建议，恢复原状。明帝去世，又迁出颍川，简文帝即位，恢复原状。这是先例。议论的人又说，庙室有固定的数目，而没有后嗣的神主应当安置在别庙。【原注】开元初年，供奉中宗于别庙，提升睿宗为第七室。礼官说，晋武帝时，景帝、文帝同庙，庙虽然六代，实际上七位君主，到元帝、明帝，庙都是十室。所以贺循说，庙以容纳神主为限，而没有固定的数目。于是恢复代宗的附庙，而将敬宗、文宗、武宗同算作一代。【沈氏说】庙以容纳神主为限，庙下应当有室字。

译何休在解释《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时认为，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处南面且以西为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处北面且以西为尊。依据大袷祭的礼制如此，那么宗庙中昭穆的次序也就随之确定而不再改变了。【杨氏说】用《左传》中关于“跻僖公”的记载来考证，则是兄弟互为继承人。

鄞县万斯大确立他的学说认为，宗庙制度应当完全以《王制》中的说法为准，太祖以下，如果是父死子继的常规情况，那么一个庙供奉一个主牌，三个昭位三个穆位而不能减少。如果是兄弟相继的变通情况，那么同在一个庙但分在不同的室，也是三个昭位三个穆位而不能增多。观察《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和明堂都是五室，就知道同庙异室，古人或许已经有变通的做法，正不可以指认为是后人的主观臆见。《礼记》说，合乎义理就可行。那么即使礼制是先王所没有的，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既然如此，贺循的论述，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范式了。

立叔父

《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国的驷偃去世，他的儿子丝还年幼，他的父亲和兄长立了子瑕。【原注】子游的叔父驷乞。子产对晋国人说，在家族内部谋划，而立长亲为君。这是叔父继承他兄长的儿子。唐宣宗被立为皇太叔，大概就起始于此了。【杨氏说】宣宗的被立，是宦官做的罢了，那些小人哪里会考证旧例呢。

继兄子为君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日下诏说，我虽然向上继承世祖，但对于怀帝、愍帝都北面称臣。现在祭祀太庙，不亲自执杯斟酒，而让有关部门的人行事，在情理上不安。于是实行亲自献祭。这可以说是懂得《春秋》意旨的人了。

太上皇

《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这是死后追尊的称号，就像周朝称太王一样。汉朝则把它作为生前的称号，而后代都沿用了。

《曲礼》说，已经丧父而突然显贵，不为父亲作谥号。有人举周武王为例来质疑，郑康成回答赵商说，周朝道统的基础，兴盛于两位先王，功德由此兴起，王业由此开始，不可以一概而论。如果是夏禹、殷汤就不一样了。据此，那么汉高帝对太上皇尊崇而不加谥号，才是符合礼制的。他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应当也是称号而不是谥号。

皇伯考

魏孝庄帝追尊他的父亲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要迁神主到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元彧上表劝谏说，汉高祖创业，香街有太上皇的庙。光武帝中兴，在南顿建立春陵的寝庙。元帝对于光武帝，关系疏远到服丧期满，尚且亲身奉行子道，入继大宗。高祖对于陛下，亲情确实如同叔父，陛下既然继承大统，怎么适宜加上伯考的名号？况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这是向上继承叔祖父，难道忘记了宗庙承继父母，大概是因为大义所迫以及金德将要兴起，宣帝受托付。从此以后，世代掌握大权。景王、文王，实际上倾覆了曹氏，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祖宣帝，对景王有伯考的称呼。以现在类比古代，恐怕不是同类。又臣子一例，义理在旧典中彰显，合祭失序，导致前经讥讽。高祖德行溢满天下，道义超越无外，肃祖虽然功勋格于宇宙，尚且曾奉礼物称臣。穆皇后禀受坤元之德，又将配享乾位，这是君臣同席，嫂叔同室，纵观古籍，没有这样的事。又上表说，从上古以来，直到后世，崇尚君亲，褒扬显明功德，于是有皇号，最终没有帝名。如果去掉帝称皇，寻求古义，少有依据。没有被采纳。先朝嘉靖年间，追崇的典制与此正相同。沿袭晋朝的称名，使用孝庄帝的故事，大概并不是张桂等大臣的初衷了。【沈氏说】《通鉴》，晋元帝太兴二年下诏，琅邪恭王应当称皇考。贺循说，礼制，儿子不敢把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身上。于是停止。这是前汉师丹引礼来进言，而哀帝不听的情况。

除去祖宗庙谥

汉惠帝听从叔孙通的话，郡国多设置原庙。元帝时，贡禹认为不符合古礼。永光四年，下诏让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依据《春秋》的义理，父亲不在支庶的宅第祭祀，君主不在臣仆的家祭祀，王不在下土诸侯那里祭祀，请求不要再修缮。奏请被批准，于是罢免了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园寝，以及戾太子、戾后的园寝，都不再奉祀。后魏明元贵嫔杜氏，是魏郡邺人。生了世祖，等到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在邺建立后庙。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上表修缮后庙，下诏说，妇人外成，礼制没有单独祭祀的，阴必须配合阳，以成就天地。没听说有莘国设立太姒的飨宴。这是先皇所立的，是一时的至深感念，不是经世的长远制度，可以罢免祭祀。这是古人罢免祖宗的庙而不以为嫌忌。王莽尊元帝庙号为高宗，成帝号为统宗，平帝号为元宗，中兴，后来都去掉了。后汉和帝号为穆宗，安帝号为恭宗，顺帝号为敬宗，桓帝号为威宗。桓帝尊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顺帝尊母亲李氏为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朗将蔡邕商议，孝和以下政事多有祸患，权力转移到臣下，嗣帝殷勤，各自想要褒崇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能坚持正道。依据礼制，和、安、顺、桓四位皇帝不适宜称宗。

译又恭怀、敬隐、恭愍三位皇后并非正嫡，不符合称后的礼制，都请求废除她们的尊号。皇帝下诏说可以。唐高宗的太子李弘，追谥为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奏上奏说，按照礼制，不应该称宗。于是停用了义宗的庙号。这是古人废除祖宗庙号而不以为忌讳的例子。后世浮华的文风日益盛行，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唐德宗刚即位时，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奏说，上元年间，政令出自后宫，才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唐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柄，列代圣君的谥号有增加到十一字的。考察周朝的文王、武王，说文王就不称武王，说武王就不称文王，难道是盛德有所不足吗？这是因为称颂他们最突出的德行罢了。所以谥号多并不表示褒扬，少也不表示贬低，现在列代圣君的谥号过于冗长，超过了古制，请求从中宗以上，都采用最初的谥号，睿宗称为圣真皇帝，玄宗称为孝明皇帝，肃宗称为孝宣皇帝，以节省文字崇尚质朴，端正名分巩固根本。皇上命令百官集会商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杨氏说】奏章的原文说，应当尊奉高祖为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祖为天皇大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睿宗称为圣真皇帝。那两位圣君（玄宗、肃宗）的谥号字数太多，臣愚昧地选择他们美好的称号来纠正云云。所说的两位圣君，是指玄宗和肃宗。只有兵部侍郎袁傪以兵部官员的身份进奏，说陵墓和宗庙中的玉册、木主都已经刻写，不能轻易更改。事情于是搁置。不知道陵墓中玉册上所刻的正是最初的谥号。从此宗庙的规模扩大，谥号的繁杂，沿袭到本朝，遂成为旧典，而臣下不敢议论了。

译称宗的泛滥，始于王莽的三宗。称祖的泛滥，始于曹魏的三祖。唐王彦威所说的末世乱象，是不可以作为典范的。

汉代追尊的礼制

太上皇，是高帝的父亲，称皇而不称帝。【原注】颜师古说，皇，是君主的意思。天子的父亲，所以号称皇。不参与治理国家，所以不称帝。又引用蔡邕的话说，不称帝，是因为不是天子。戾太子，被追尊为悼皇考，是孝宣帝的祖父或父亲，称太子、皇考而不称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禄都尉、南顿令，是光武帝的高祖、曾祖或祖父，称侯而不称帝，称太守、都尉而不称帝，称君而不称帝，这都是汉代人接近古制。而开创这种先例的，是定陶共皇那一议。

谥法

孝宣帝即位，思念戾太子，追尊其名为悼，不避讳，也没有人再提泉鸠里的事，这可见汉代人醇厚。后代沿袭这种做法，却恩怨相寻，反复报复，损害国家的很多。【杨氏说】戾园之事，距离孝宣帝即位已经十七八年了，而且当时的大臣都已经因罪被处死，反复的报复将施加于谁呢？这不是了解情势的话。

季孙问荣鴐鹅说，我想给君主定谥号，让子孙知道。回答说，生前不能侍奉，死后又厌恶他而以此自慰，这有什么用呢？于是作罢。然而谥号为昭，也只是取他习惯于威仪罢了。谥法说，容貌仪态恭敬美好叫昭。查周代的昭王，南征没有回来。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曹昭侯，都被他们的臣子杀害，所以昭不是享受国运、善终的谥号。此外齐、晋、曹、许都有昭公，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而周代的甘昭公，因罪被杀。直到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武帝昭帝，才开始把它作为美谥。而唐代的昭宗也被杀害。【雷氏说】谥法本是《周书》的篇名，自从周公制定谥法，写了这一篇，为后世留下法度。汉魏以来，都增减沿用它。两晋以前，谈论谥法的有十一家，《世本》、《竹书》、《大戴礼》、今文《尚书》、《白虎通》、《广谥》、《独断》、刘熙、《乘奥》、《春秋》、《帝王世纪》就是，实际上都本于《周书》。沈约《谥例序》说，《大戴礼》及《世本》的谥法，沈约时已经亡佚其篇，只取《周书》及刘熙《谥法》、《广谥》旧文，把《乘奥》、《世纪》不同的记载写下来，这是沈约所采用的只有五家。《通考》说贺琛《谥法》四卷，取周公旧谥及沈约所扩充的，叫新谥的，是贺琛所增加的，那么贺氏又只取两家。苏氏奉诏，编定谥法，在晋以前取周公、《春秋》、《广谥》三家，加上沈约、贺琛、扈蒙，成为六家谥法，对古法大概多有增减了。现在查周公谥法，虽然见于《周书》，认为是后人弄乱的，所以《困学纪闻》所载与今本文字迥然不同。苏氏也说周公的书反而取贺琛新法而记载。《戴记》、《春秋》这一篇虽然佚失，《白虎通》引《礼记》谥法六条，《通鉴》唐纪注引《礼记》谥法一条，有尧、舜两个谥号，马融《书注》也称引。马注又说，俗儒以汤为谥，以禹为名，但都不在谥法中。大概汉代时《戴记》列入学官，所以经传可以取来作为训释。汤与桀、纣三个谥号是《广谥》所增加，不见于《戴记》，所以斥为俗儒。后来《独断》取桀、纣，《释例》取汤，所以《路史》说，杜预取《周书》谥法纳入《释例》，增加汤，世人称为《春秋》谥法。就是现在《史记正义》所载的。《史记集解》引禹为谥，大概是《乘奥》、《世纪》的说法吧？

追尊子弟

古代君主只有追尊其父兄，没有尊其子弟的，只有秦文公太子去世，赐谥为竫公，唐代宗追尊其弟故齐王李倓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晋景公有病。立太子州蒲为君，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史记》，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这是内禅的开始。

《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给弟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去世。然而不可考证了。

御容

唐玄宗在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的御容，每天清晨，穿戴整齐朝拜。【原注】见《册府元龟》城门郎独孤晏奏。这是今天奉先殿所自立的做法。宗庙的礼制，人臣不敢轻易议论。然而私下认为两庙二主，不符合严敬之义。大概是《唐书》所说的王玙缘生事亡，【原注】《韦彤传》。而没有体察神人之道的人吧？

封国

唐宋以下，封国只取空名，而不拥有其地。明代也是这样。然而名称不可不慎重。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

译局势变迁，威权松弛，邻近的郡县和著名的邦国，大多享有国家的赋税供养。宋武帝开创基业时，依据古代典制，在神州辖区之内，不再另外分封。然而孝武帝末年，分封宠爱的儿子，只是苟且表达私人的偏爱，违背了训诫准则。隆昌初年，特别开启了对同母弟弟的尊贵待遇，我私下认为这不符合古制。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以遵循旧礼为先，京畿地区的限制断绝，应当遵循过去的制度，赐予茅土、授予土地，都出自外州。于是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隶属于扬州，因为它是王畿的缘故。怎么会有用神皋赤县这样尊贵的名称，来加封旁支庶出的子孙呢？

译宋代封国的大小名称，都有固定的标准。然而陆游曾说，曾子被封为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被封为阳夏县伯。曲阜，即现在的僊源县；阳夏，即现在的城父县。在当初分封时，这两个县已经不存在了，陆游认为这是主管封爵的官员失职。明朝则草率简略得特别厉害，即使是郡王的封号，有的用府名，有的用州名，有的用县名，有的用古县名，有的只是取个美好的名字，起初就没有一定的规则。名称的不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乳母

《旧唐书》记载，唐哀帝天佑二年九月，宫内传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封号为昭仪；奶婆王氏，可封为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经封为郡夫人，现在参照杨氏的例子改封。中书门下上奏说：臣听说周代宫中的职官制度，夫人的名额只有三人。汉代后宫的封号，共有十四等。汉元帝特别设置昭仪，地位相当于丞相，爵位比诸侯王。至于列妾，即使称为夫人，也没有裂土分封郡县的封号。凭借胡组、郭征卿保养汉宣帝的功劳，他们的子孙只接受丰厚的赏赐，而没有封爵。东汉顺帝封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导致汉阳发生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也导致京城发生地震。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护元帝的功劳，赐封号为保圣君。起初并非爵位和封邑，只是选择美好的名字。到了南齐陆令萱，因为干阿奶被授予郡君封号，随即扰乱了制度。唐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县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局女官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制度的败坏，就从这里开始了。后来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为吴县夫人，莫氏为燕县夫人。历年以来，逐渐形成错误的弊病。臣等认为陛下重新振兴国运，再次阐明宏大的计划，遵循高祖、太宗的旧制，实行前代贤君的故事。现在却宣布封乳母为郡夫人，私下想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定社稷的人，难道不面对家人而对所获得的爵位感到惭愧吗？臣等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然处于潮湿处推让干燥处，都彰显了保养的勤勉，但分封土地，且不同于疏封的惯例。况且昭仪在内侍奉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仅次于妃嫱，供奉在左右。怎么可以用嫔妃的封号来增加乳母的荣耀，衡量典礼，确实有违背。希望赐杨氏封号安圣君，王氏封号福圣君，第二王氏封号康圣君。皇帝听从了。【原注】参用《册府元龟》。在国家命运如同缀旒、权臣问鼎之日，却坚持这样的议论。明朝自永乐年间，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列宗沿袭，遂成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于是与魏忠贤内外勾结擅权，比汉代的王圣更甚。

圣节

《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日，皇上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是朕的生日，世俗都以此为欢乐，在朕反而成为伤感。如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在膝下承欢，永远不可能得到了，这就是子路有负米之恨的原因。《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劬劳之日，反而举行宴乐呢？于是流泪数行落下，左右的人都悲伤。当时没有所谓圣节。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日，皇上在降诞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百官上表请求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子和承露囊，天下各州都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入法令。皇帝听从了。十八年闰六月辛卯日，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以及村闾社会就在千秋节先祭祀白帝，报答田祖，然后坐饮散之。八月丁亥日，皇上驾临花萼楼。因为是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以下束帛有差别。皇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这是节名、酺宴的起源。【原注】杜甫诗：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说的就是这个。《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此以这天命名节日，而君臣共同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认为盛大。其后巨盗起，陷两京，从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于是荒废堙没，只有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所以不再记载其详情。唐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日，天成地平节，【原注】史书不记载置节年月。皇上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此后沿袭成为故事。命令沙门道士在麟德殿讲论。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又命令儒士参与。这是斋醮的起源。【原注】《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日，千秋节，命令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那么玄宗时先行之。唐代宗永泰二年十月，皇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余万。从此每年以此为例，后来增至百余万。这是进献的起源。唐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敕令以本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到宫中上寿，其日百寮

译命妇应当在光顺门进呈名册参拜祝贺。宰相认为古代没有皇帝生日接受祝贺的礼仪，于是上奏废止了这一做法。【原注】《韦绶传》记载，韦绶因为七月六日是穆宗的诞辰节，请求在这天百官到光顺门祝贺太后，然后向皇帝祝寿。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宰相上奏说古代没有生日称贺的仪式，这件事于是停止。元稹的《长庆集》中有《贺降诞日德音状》。考证《册府元龟》，次年长庆元年七月庚子日，仍然举行这种礼仪，而史书遗漏了这件事。又记载，敬宗宝历元年六月，下诏停止这种礼仪。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日，皇帝诞辰日，僧人和道士在麟德殿讲论。第二天，皇帝驾临延英殿。皇帝对宰相说：“诞辰日设斋，沿袭已久，不能马上废除。我虽然设置斋会，只是对着王源中等人暂时进入殿内。【原注】王源中担任翰林学士。至于僧道讲论，我都不亲自聆听。”宰相路随等人上奏说：“诞辰日的斋会，本来不是中国的教法。臣下曾见开元十七年张说、源干曜请求将诞辰日定为千秋节，内外宴饮作乐，以庆祝吉祥的日子，颇为符合礼制。”皇帝非常赞同。宰相于是请求将十月十日定为庆成节，皇帝听从了。开成二年九月甲申日下诏说：“庆成节是我的生辰，天下赏赐宴会，希望共同欢乐安泰，我不愿宰杀牲畜，用以表示好生之德。从今以后宴会吃素食，允许陈列干肉和肉酱，永远作为常例。”又下敕令：“庆成节，应当命令京兆尹按照上巳节、重阳节的先例，在曲江聚会文武百官，在延英殿举杯祝寿暂且停止。”【原注】太和九年，疏浚曲江建造紫云楼，仍然允许公卿士大夫之家在江边建立亭馆。从此武宗定为庆阳节，宣宗定为寿昌节，懿宗定为延庆节，僖宗定为应天节，昭宗定为嘉会节，哀帝定为干和节。【原注】均出自《册府元龟》。那么这种礼仪创始于玄宗、文宗两位皇帝，确立于张说、源干曜、路随三人的上奏，后来于是编入法令，流传百代。【杨氏说】宋、辽、金没有哪位皇帝不设立诞辰节的。

译《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干曜、右相张说率领文武百官等人上表说：“我们听说圣人出世，日月便记录其初始；王者的恩泽深厚，风俗便流传于其后。所以少昊氏有流虹感应的记载，商汤本有玄鸟降命的传说。孟夏时节有佛陀降生的供奉，仲春时节修持道祖的符箓。追溯本源、乐享其始，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恭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阴阳二气合而显神，九龙沐浴而圣体成，清明之气汇聚于玉露，爽朗之风冠绝于金天。月份正值仲秋，日期恰在端午。这是常星隐匿的夜晚，祥瑞光照室内的时刻，群臣互相庆贺说，这是圣人降生的时辰，怎能不把它作为美好的节日呢？比起曲水修禊、重阳射猎、端午采线、七夕设宴，怎能相提并论。臣等不胜恳切之愿，请求将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列入法令之首，颁布于天下，都令宴饮欢乐，休假三天。群臣在这一天进献甘露醇酒，奉上万岁寿酒，王公贵族进献金镜绶带，士人百姓用丝线结制成承露囊互相馈赠问候，乡村社邑举办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答田神。上可彰显玄天，光大开启大圣；下可显扬皇家的教化，垂留恩泽无穷。异域观察风气，也能看到美好的习俗。”皇帝手诏回复说：“凡是节日，有的因为天气推移，有的因为人事标记。八月五日是我的生辰，感念先圣的庆灵，承受皇天的眷顾。你们请求定为令节，上献美好的名称。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谷正熟，万宝已成。由我开创古制，举措不逾越礼法。朝野同欢，这是美事。依照你们的请求，宣布交给有关部门。”【原注】路随奏议不收录。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八月庚辰日，停止天下进献圣节、冬至的表笺，皇上说：“元旦是一年的开始，天运更新，君主效法天道治理天下，臣下进表称贺，礼仪上也适宜。生辰、冬至，文书就太繁多了。从前唐太宗说生辰是父母辛劳的日子，况且我的父皇、皇母早逝，每逢这一天，不胜悲悼，怎么忍心接受天下的祝贺呢？应该都停止。从此每逢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接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屡次上表请求，然后才允许。那年九月乙巳日，皇上在奉先殿接受朝贺，在谨身殿宴请群臣，每年以此为例。然而不接受进献，不赋诗，不赐酺饮，不斋醮，这就是圣谕所说的勉力遵循中道节制的意思。”

君主丧礼

世人说汉文帝的丧礼，是以日代月。考察史书，这只是施行于官吏百姓，而没有一概施行于臣子。诏书说：“诏令到达，官吏百姓三天后脱去丧服。天子的丧礼应当齐衰三个月，现在改为三天，所以称为以日代月。”又说：“殿中应当哭临的人，早晚各哭十五次。已下，穿大红丧服，十五日穿小红丧服，十四日穿纤服，七日后脱去丧服。‘已下’指下棺，即已经安葬。从刚去世到安葬，都穿衰服。等到安葬后，改为大功，再改为小功，再改为纤服，以显示逐渐减轻丧服的渐变。从刚去世到安葬，没有固定的日期。”【原注】刘攽说：“文帝制定这个丧服制度，是从安葬之后算起，安葬之前，则服斩衰。汉代各位皇帝从去世到安葬，有的有一百多天，未安葬则丧服不除。后世于是以日代月，又不通盘计算安葬的日期，都是大错特错。而安葬之后，变为轻服，又是三十六天。总计起来，也是一百多天。这是针对臣子的制度，未曾以日代月。”至于臣民百姓的丧礼，不制定礼法，而听任他们自行处理，有的厚有的薄。【原注】《魏其武安传》记载，想要以礼制作为丧服制度，以兴起太平。由此可知汉初未立丧服制度。然而三年之丧，能够实行的很少。【原注】《孟子·滕文公》记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可见丧纪的废弛已经很久了。史书记载公孙弘后母去世，服丧三年。【原注】《史记》本传。哀帝时，河间王刘良为太后服丧三年，成为宗室的表率，加封万户。【原注】《汉书》本纪。原涉父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因此在京师显名。【原注】《游侠传》。铫期父亲去世，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去世，哀痛毁损三年，不出庐寝，服丧期满，瘦弱得只剩骨架。【原注】并见《后汉书》本传。鲍昂守丧，毁损瘦弱三年，服丧期满，便隐居在墓旁。【原注】《鲍永传》。薛包为父亲和后母服丧六年，哀痛超过常礼。【原注】《刘赵淳于传》。这是从厚的一方。翟方进后母去世，安葬后三十六天，脱去丧服，起来处理政事，认为自己是汉相，不敢逾越国家的制度。【原注】《汉书》本传。这是从薄的一方。东海王刘臻及弟弟蒸乡侯刘俭，母亲去世，都吐血毁伤眼角，直到穿练红丧服，追念当初父亲去世时，年幼，哀礼有缺失，于是又重新实行丧礼制度。【原注】《后汉书》本传。袁绍出生时父亲就死了，弱冠之年，任濮阳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又追行父亲丧服，总共在墓旁结庐六年。【原注】《三国志》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同。这是先前缺失而后迫于形势实行的。薛宣任丞相，弟弟薛修为临淄令，后母病死，薛修离职守丧，薛宣对薛修说：“三年丧服，少

译能够实行的人。兄弟之间互相驳斥，认为不可，于是修最终服从。这是在同一门第之内，厚薄各随其心意罢了。【原注】见《汉书》本传。然而哀帝绥和二年，下诏博士弟子父母去世，给予三年守丧之假。【原注】颜师古说，宁指在家持守丧服。见《汉书》本纪。而应劭说，汉律规定，不为亲人服三年丧的，不得被推举选拔。【原注】见《扬雄传》注。由此可见，朝廷用来训导臣民的法度，未曾不以三年丧制为定规。至于为君主服丧的礼制，自战国以来，本来就已经长期废弛。汉文帝特意将其定为法令，以博取百姓的赞誉，反而招致后代无穷的讥讽。【原注】平帝时，王莽命令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到了唐玄宗、肃宗去世时，便改为刚去世后的二十七日。【原注】《唐书·崔佑甫传》记载常衮的议论说，礼制规定为君主服斩衰丧两年，汉文帝权宜制定为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去世，遗诏也是三十六日。群臣不忍心在安葬后就除去丧服，大致过了四个月。高宗去世，依照汉代的旧例。武太后去世，也是如此。到了玄宗、肃宗去世，才开始将天子丧期改为二十七日。大概是越改越短，因而也不免追悔汉文帝开了这个坏头。

译《晋书·羊祜传》记载，晋文帝去世，羊祜对傅玄说：“三年的丧期，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服丧，从天子到百姓都如此，汉文帝废除了这一制度。如今皇上天性至孝，虽然被夺去丧服，实际上仍实行丧礼。如果借此机会革除汉魏时期薄葬的陋习，而复兴先王的礼法，不也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世风气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顺势废除了它。废除了几百年，一旦恢复古制，难以实行。”羊祜说：“如果不能使天下人都合乎礼制，暂且让君主服满丧期，不也好吗？”傅玄说：“这样做是有父子之情而无君臣之义，三纲之道就亏损了。”羊祜于是作罢。傅玄的话，可以说是用口才来应对他人，不能顺着君主的孝心善推其意，以确立一国的制度，而只是顺从流俗的过失。不久贾后杀害婆婆，刘、石篡夺帝位，难道不是谋划不周密的缘故吗？

后秦姚兴的母亲虵氏去世，姚兴哀痛过度，不亲自处理政务。群臣请求依照汉魏的旧例，下葬后即改穿吉服。尚书郎李嵩上疏说：“下葬之后，应当穿素服临朝，以此率先倡导天下的仁孝之举。”姚兴听从了他的建议。如果像傅玄、羊祜【沈氏说】元本作杜预。那样的见解，他们远远不及姚兴的臣子了。

宋神宗去世，范祖禹上疏论述丧服制度，说：“先王制定礼法，君主的丧服与父亲相同，穿斩衰服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把君主当作父亲来侍奉。自从汉代以来，不仅臣子没有丧服，君主也不实行三年的丧期。本朝自祖宗以来，外朝虽然采用易月之制，宫中却实行三年的丧服。君主的丧服如同古制，而臣下仍依照汉制，所以十二天举行小祥祭，一年后又举行小祥祭。二十四天举行大祥祭，两年后又举行大祥祭。【原注】按这是唐制，不是汉制，范祖禹弄错了。既以日计算，又以月计算，这是礼法没有依据的。古时候两年后举行大祥祭，中间那个月举行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现在却穿惨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这是礼法不合经典的。丧服已经除去，到了下葬又穿上丧服，附祭宗庙后即改穿吉服，才八个月，就立刻完全改穿吉服，无所不佩戴，这又是礼法没有渐进过程的。每月初一、十五群臣穿朝服前往殡宫，这是穿着吉服临丧。君主在上穿丧服，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作君主的私丧，这两者都是礼法所不安的。宁宗小祥祭时，诏令群臣改穿纯吉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率情变古以来，只有我孝宗穿丧服三年，朝衣朝冠都用大布制成，可惜当时没有一并确定臣下执丧的礼制，这是千载无穷的遗憾。孝宗去世，随从臣子罗点等人商议，令群臣在易月之后未脱下丧服，只有朝会处理事务时暂用黑带公服，按时节仍去临慰，直到大祥祭才除去丧服。佗胄专权，才在小祥祭时改穿吉服，而且腰带不用金饰，鞓带不用红色，佩饰不用鱼形，鞍轿不用文绣，这对群臣有什么损害？对朝仪有什么伤害？议论于是停止。然而终究没有能斟酌三代圣王的遗意，而确立适中制度的人。”

杨用修说：“《舜典》记载，二十八年，帝尧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三年，百姓中有爵位任命的人。为君主穿斩衰服三年，是礼法。四海停止音乐。礼不下庶人，而且有农耕、经商、劳役之事，怎么能都穿斩衰服，只是停止音乐而已。这是当时君主丧礼的制度。”

朱子作《君臣服议》，说：“古时候所说的方丧三年，大概是说比照父母的丧期而言。侍奉亲人，亲人去世而致丧三年，是情之至、义之尽。侍奉老师，老师去世而心丧三年，是说其哀痛如同父母而无丧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能尽。侍奉君主，君主去世而方丧三年，是说其丧服如同父母，而亲疏有别，这是义之至而情或许有不能尽的。应当参酌人情，斟酌古今的适宜，分别贵贱亲疏的等级，作为降杀的标准。且以嫁娶一事来说，应当自一个月之外允许军民，三个月之外允许士吏，复土之后允许选人，附祭宗庙之后允许承议郎以下，小祥祭之后允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祭之后允许中大夫以下，各自借吉服三天，其中大中大夫以上则必须等到禫祭之后才能行吉礼。官职低而差遣职事高的依从高者，迁官者依新官，贬官者依旧官。这样也不违背古制，无害于今世，大概可以实行了。”

太仓陆道威【原注】名世仪。曾创立君丧五服之图，其大略是说，嗣君及勋戚大臣穿斩衰服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穿斩衰服一年，四品以下穿斩衰服九月，七品以下穿斩衰服五月，士庶人穿斩衰服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于远远隔绝，而丧服有降杀，也不至于抵触难行。这大概是本于朱子的意思，而实际上出于魏孝文帝所说的，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作为除服的区别，大概稍近于古制，易于实行于今世之说。然而三代的制度，也未尝不是这样。所谓为君主穿斩衰服三年，是指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主君。至于庶人为其国君，只穿齐衰服三月。【原注】《白虎通》说，王者去世，京师的百姓丧期三月为什么呢？百姓地位低贱，所以三月而已。又说，王者去世，臣下服丧有先后为什么呢？恩情有深浅远近，所以制度有日月的区别。《服问》说，

译国君为天子服丧三年，夫人如同外宗为君主服丧一样，世子不为天子服丧。注解说，不服丧，与王畿之外的百姓相同。【杨氏说】这也如同九族的服制，诸侯是天子的儿子，那么大夫就是天子的孙子，其余的以此类推。而诸侯的大夫按时接见天子，则穿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戴牡麻制成的丧带，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杂记》说，大夫在公馆居住以守完丧期，士人在练祭后就回家。大夫住在庐舍，士人住在涂白的房间，【原注】这是说国君的丧事。《正义》认为这是根据地位尊贵恩情深重、地位卑下恩情浅轻的等级来区分的。《檀弓》说，国君的丧事，各位达官的首领用丧杖。这就是用来区别亲疏、明确贵贱的方法，本来就有不同。现在除了天子之外，再没有所谓的国君，但等级威严的区别却从未与古代不同。如果根据实情制定丧服，使三代以来的礼制重新出现在今天，而人们懂得尊重君主、亲近上级的道理，这也是淳厚风俗的一个方面。【原注】朱熹说，百官如同丧父丧母一样，这是他们的本分。四海之内停止八音，从礼的角度来说，就过分了。为天子服三年的丧，这是在王畿之内，诸侯的国家则不是这样。礼制规定，为君主、为父亲只服斩衰。君主指天子、诸侯以及拥有封地的大夫。大夫的封邑以大夫为君主，大夫以诸侯为君主，诸侯以天子为君主，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服斩衰。诸侯的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因为礼制中没有两个斩衰的缘故。百姓则在王畿之内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王畿之外不服丧。国君的丧事，诸侯中达官的首领用丧杖。达官指能够通达君主、得以奏事的人，各自以其首领为准。首领用丧杖，其下属不用丧杖是可以知道的。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一统，百姓应当为天子服什么丧？回答说，三个月，天下都服丧。土地虽然有远近，听到丧讯有先后，但也不过是三个月。

译丧礼中，主人不得登上厅堂。

济阳人张尔岐说，现在人们接受吊唁的位置，是主人伏在棺材东侧哭泣，宾客进门后，面向北进行吊唁。拜礼结束后，主人走下厅堂，面向北拜谢宾客。大家习惯成自然，把它当作固定的位置，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不对的。不知道当主人在棺材东侧伏地哭泣时，妇女们应当在哪里呢？女宾到来时，主人是否要回避呢？主人回避而男宾又到来，主人又该在哪里伏着等待呢？这既失去了男女内外的位置区分，又妨碍了主宾拜谢的礼节。考证古代士人的丧礼，主人进入室内坐在床的东侧，众位主人在他后面，面向西。妇女夹在床的两侧，面向东。这是在入殓以前，主人在室内哭泣的位置。至于拜谢宾客，则是从西阶上下，位于西阶的东侧，面向南拜谢，本来就不在厅堂上等待宾客。等到入殓后停灵，主人住在门外，依靠着丧庐，只有早晚才进门祭奠。进门时，主人位于厅堂下正对东墙的位置，面向西，以北为上。外兄弟在他的南面，以南为上。宾客随后，以北为上。门东面，面向北，以西为上。门西面，面向北，以东为上。西面，面向东，以靠近者为上。主人本来就不再在厅堂上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在厅堂上就位、以北为上的只有妇女，所以主人不得登上厅堂。现在主人在棺材东侧拜伏的位置，正是古代主妇的位置。如果依照周公、孔子的旧制，入殓以前，以床东侧为位置；入殓停灵后，厅堂下正对东墙面向西就是主人的位置。主人正当位于此，那么内外的区别、宾主的礼仪，就没有不恰当的了。

《南史》记载孔秀之的遗令说，世俗用仆役侍妾在灵前助哭，应当是因为丧主不能做到纯挚深切，想用嘈杂的声音来掩盖。如果灵魂有知，我应当会嘲笑这种做法。【张氏说】听说京城的风俗，有丧事的人用仆隶代替哭泣，济南城中民间也有这样做的，名叫“号丧”。这大概是误读了朱熹《家礼》中“代哭”的文字而导致的谬误。《家礼》原本依据《仪礼·士丧礼》所说的“乃代哭，不以官”。郑玄注说，“代”是更替的意思。孝子刚遭遇亲人丧事，悲哀憔悴，防止他因过度悲伤而伤害生命，让他更替哭泣，声音不断即可。国君根据官员尊卑，士人根据亲属疏远来安排。三天之后，哭泣没有固定时间。《周礼》中的挈壶氏，凡遇丧事，悬挂壶以代替哭泣。

居丧期间不吊唁他人

礼制规定，父母的丧事期间不吊唁他人。因为情感有所专一，而顾不上其他。孔子说，三年的丧期，练祭之后不聚在一起站立，不结伴旅行。君子用礼仪来修饰情感，在三年丧期内去吊唁哭泣，不也是虚伪吗？《谷梁传》说，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去吊唁，鲁人不吊唁。天子的丧事尚且可以不吊唁，何况朋友故人的丧事呢？【原注】孔氏说，如果有服丧关系的人，则前往哭泣。有人怀疑末世政事繁重，有丧事的人不能不出门，唯独废除这个礼制，难以实行。这也一定要等到安葬完毕、卒哭祭之后，或许才可以吧。

画像设置

古代在丧事中有重器，在附祭时有神主来依附神灵，在祭祀时有尸来象征神灵，而没有所谓的画像。《左传》记载在太公庙举行尝祭，麻婴担任尸，孟子也说弟弟担任尸，而春秋以后就没有听说有尸的事情了。宋玉《招魂》开始有“像设君室”的文字。尸礼废除而画像兴起，大概是在战国时期了。【原注】汉代文翁在成都石室设置孔子坐像，其坐姿是脚跟向后，膝盖向前，七十二弟子侍立在两旁。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只设立礼殿，依照《开元礼》，临祭时铺设席位而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上奏，南岳衡山神庙年久失修，塑像剥落，请求重修。依照祭祀山川的制度，内部筑坛，外部设立厨库，周围环绕围墙，附带斋室，而去除庙宇塑像，这样礼制符合经典，神灵不被亵渎。事情下达后，礼部尚书胡濙认为，建国初期更改神号，不除去画像，一定有明确的见解，难以批准实行。现在查阅《凤阳县志》记载，洪武三年，诏令天下城隍只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以前的爵位称号一律革除。不久，又下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的，用水浸泡，泥留在正中壁上，却画上云山图。像在两侧走廊的，泥留在两侧走廊壁上。千年的陋习，因此改变，后人大多不知道。嘉靖九年，诏令革除先师孔子的封爵和塑像，有关部门犹豫不决，多在殿内添砌一堵墙，把像放在中间，以搪塞明确的诏令。愚昧的世俗真是难以明白啊。

宋文恪【原注】即宋讷。国子监碑文说，从夫子以下，画像不用泥土绘制，祭祀用神主，数百年的陋习才得以革除。这说明太祖已经先制定了这个制度，只是没有通行天下罢了。【汪氏说】现在曲阜孔林还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画本，传说是子贡所画，晋代顾恺之重新摹写，这可信吗？至于唐代吴道子画的先圣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孔庙有石刻，是南宋太学的遗存。【梁氏说】一座庙中，有的用像，有的用主，就分歧了。曾读元代姚牧庵《汴梁学记》说，泥像不是祭祀圣人的方法，后世没有人觉察其错误而这样做。郡县不同，形状不一，长短胖瘦，老少善恶，只随工匠的巧拙。即使画得再好，又怎么可能是圣人活着时盛德的容貌呢？这非常不符合神妙莫测、无声无臭的道理。

译从前长安新庙建成，在廊庑上绘制了六十一位人物和二十四位儒者。画工担心他们面容雷同，便让人观看，并挑选显贵大臣画在上面，大概是描摹今人的相貌，却冠以先贤的名号。致使路过并认识的人，拍手谈论说，这是某某，那是某某。未曾见到他们在日后产生敬意，反而先来一时不恭敬。这个国家如此，怎能断定其他国家不会这样？一年祭祀两次，只是借先贤的位置，来用礼器祭祀今人，这怎么可以呢！【左暄说】后稷庙所铸造的金人，明堂四门墙壁上所画的尧舜桀纣，以及周公抱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画，记载于《孔子家语》。越王命令工匠用良金铸造范蠡的塑像并朝拜礼敬，记载于《国语》。土偶人与桃梗对话的说法，记载于《战国策》。这些画像、塑像、金像、木像，在汉代以前都已经存在。至于孔圣人拥有画像，由来已久。汉景帝时期，太守文翁建造石室，刻制石像。韩敕修葺孔庙后的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三年，而碑文中有关于改画圣像的记载。《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光和元年，设立鸿都门学，绘制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这些在史书及金石文字中可考证的记载。至于塑像则不知始于何时，有人怀疑始于魏兖州刺史李仲璇。然而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只说修建容貌像，那么本来就不是从李仲璇开始的。明代张璁命令天下学官全部撤除塑像，议论的人认为他做得对。而本朝邵长蘅又有恢复孔子塑像的议论，恐怕是不对的。

译从祀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子从祀孔庙，定于宋理宗淳祐元年。颜回、曾参、思、孟轲四子配享，定于宋度宗咸淳三年。从此以后，国家没有不同的议论，士人没有不同的习尚。历经元朝到明朝，先王的统治虽然灭亡，但先王的道统依然存在，理宗的功劳真是伟大啊。【原注】《宋史》赞语说，他身处末世，未能取得大的成效。后世有人用理学来复古帝王主治天下，考察论说匡正辅佐的功劳，实际上是从这位皇帝开始的。

十哲

【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担任国子祭酒的是陈宜中。黄氏所说的祭酒，应当是指陈宜中。只是查考陈宜中的传记，并没有记载这件事。

孟子说，后来，子夏、子张、子游因为认为有若像圣人，想要用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他们勉强曾子，曾子说：“不行，孔子就像江汉的水洗涤过，秋天的太阳暴晒过，光明洁白，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慈溪黄氏【原注】黄震。说，门人因为有若的言行气象类似孔子，所以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有若的学问究竟怎么样呢？曾子认为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的，不是有若所能继承的，所以制止了他们，这并不是贬低有若。有若虽然不足以与孔子相比，但孔门所推崇的人，当时没有人比得上有若，这是可以知道的。咸淳三年，提升从祀，以补足十哲，众人的议论中一定有有若。祭酒写信，极力诋毁有若不应当提升，而提升子张。【原注】《宋史·礼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颛孙子张为陈国公，提升为十哲之位。不知道《论语》一书中，孔子未曾深深赞许子张。【原注】按照理宗所作的颛孙子赞，其末尾说“色取行违，作戒后人”，似乎也是不足之辞。根据孟子这一章，那么子张正是想要侍奉有若的人。陆象山天资高明，主张直指本心、顿悟，不让人从事学问，所以曾经斥责有子的孝悌之说为支离破碎。为什么学习他学说的人不加考察，而在千年之后凭空攻击有若呢？当时的议论就是这样。我按：《论语》首篇就录取了有子的话三条，并且与曾子并称为“子”，门人实际上是想要让这两人承接孔子的道统。传记说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文。有若去世，鲁悼公去吊唁。他被鲁国人重视，又可想而知了。十哲的祭祀，确实应当纠正。【原注】孟子不说有若像孔子，而说有若像圣人。《史记》却说有若相貌像孔子，错误得很。【沈氏曰】张能鳞在江南视学，对总督、巡抚具题崇祀先贤、先儒的详文说，先贤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贱、南宫子子容、原子子思，有的以孝悌著称，有的以君子成德著称，有的以君子尚德著称，有的怀有独行君子的德行，都是孔门的高足弟子，不亚于宰我、冉有，应当跻身十哲之列。大概十哲的名号，只是因为跟随孔子周游陈蔡而追思他们，不必限定为十个人。如果像孟子的高足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公孙丑，在七篇中书法都以“子”称呼，也如同孔门有颜回、曾参、闵子骞等人一样。至于万章、公孙丑，议论问答特别详细，也对后学有功，都应当补祀在两庑。宋代范文正公亲手传授《中庸》给张横渠，开启了闽地风气的先河，举荐胡安定为教授，教化大行，应当与欧阳修并祀两庑。如果说他们没有传注的功劳，可以援引江都、昌黎的例子。《香祖笔记》记载郑端简的话说，有子的话四次出现在《论语》中，大体类似圣人。公西赤志在礼乐，有治理邦国的才能，难道不比宰我、冉求强吗？考察我和他的言行不必远求于史传，《论语》中多有记载，他们与宰我、冉求的优劣如何？应当将这两人进祀于殿上，将宰我、冉求改祀于两庑中。这个议论也很公平。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件事必定祭祀开创它的人，耕种祭祀先农，养蚕祭祀先蚕，学习祭祀先师，道理是一样的。《旧唐书》记载，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苌弘、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夏、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肃、王弼、范宁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纪》没有賈逵，只有二十一人，现在依照《礼仪志》增加。又按，《唐六典》祠部名中有賈逵。然而贞观时未祭祀七十二弟子，所以是二十二人。开元八年敕令，七十二子都允许从祀，那么卜子夏已经在其中，而先儒只有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说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这也是错误的。他们代用他们的书，流传于国家贵族子弟。从今以后在太学有事，都让他们配享宣尼庙堂。这大概是为了报答他们传注的功劳。直到宋仁宗、英宗时期，没有改变，可以说是符合古人敬学尊师的意思了。神宗元丰七年，开始进祀荀况、扬雄、韩愈三人。这三人的书虽然有的符合圣人之道，但没有传注的功劳，不应当祭祀。祭祀他们的是王安石，配享王雱，是从祀的地位。【原注】《宋史·礼志》，神宗熙宁七年，听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的建议，让孟子同颜回配享殿上，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

译韩愈被封为昌黎伯，与左丘明等二十二位贤人一同配享从祀。宋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与颜回、孟子一同配享于殿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被封为临州伯，在诸贤的末尾从祀。这是增加配享从祀人员的开始，但没有包括董仲舒。直到元文宗至顺元年，才将董仲舒列入从祀。【沈氏说】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皇上采纳行人司副使杨砥的建议，罢黜杨雄，将董仲舒列入从祀。根据杨砥的奏疏，说董仲舒先前没有列入祀典，不知是何缘故。宋理宗宝庆三年，将朱熹列入从祀。【沈氏说】清朝康熙五十二年，特将朱子列入十哲之列，配享先圣。宋理宗淳祐元年，将周敦颐、【原注】避光宗庙讳，去掉“惇”字。张载、程颢、程颐列入从祀。景定二年，将张栻、吕祖谦列入从祀。度宗咸淳三年，将邵雍、司马光列入从祀。以当今的观点来看，只有程子的《易传》，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以及蔡氏的《尚书集传》，胡氏的《春秋传》，陈氏的《礼记集说》，才是所谓被朝廷采用其著作，流传于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向皇帝建议，请求按照胡安国、蔡沈的先例，让元朝儒者陈栎从祀。皇帝敕令江西方面考察其事迹上报。南轩（张栻）的《论语解》、东莱（吕祖谦）的《读诗记》又次一等。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也是辅翼六经的著作。【沈氏说】《元史·祭祀志》记载，至正十九年，胡瑜上牒请求将宋朝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沉、真德秀五位先生的名爵列入从祀。二十二年，都追赠为太师，封为公爵，但没有列入从祀。到了明朝嘉靖九年，想要用制定礼制的功劳来掩盖其过分亲密的过失，却逞私意妄加议论，随意决定人员的进出，完全违背了古人的宗旨。【原注】去掉了戴圣、刘向、马融、贾逵、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改让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在其家乡受祀，二十二个人中只保留了九人。成化初年，刘定之议论认为，左丘明以下的经师二十二人，虽然其中有不无可议之处，但在世道衰微，秦朝焚书，汉朝崇尚黄老，魏晋崇尚佛教的时候，这二十二人坚守遗留的经典，辗转传授，讲解注释，各自竭尽才力，以等待后来的学者，那么他们的功劳大概也如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子孙，虽然衰微无力振作，尚能保守姬姓的宗庙谱牒，历经春秋、战国而不灭亡幸存下来。即使有大过错，也应当宽恕，何况是小过失呢。又说，我私下认为，孔子是素王。七十弟子是辅助他开创基业的人。二十二位经师是辅助他传承道统的人。【杨氏说】戴圣治理九江，多有不守法度的行为，他的儿子及宾客成为群盗。马融为梁冀起草奏章，害死李固。王肃三次反驳王弼，成为清谈的始作俑者。杜预贿赂权贵。怎么能因为他们的传注功劳，就将他们列在圣人的左右呢？如果因为一件事的瑕疵，就废除传经的祭祀，那么宰我主张短丧，冉有聚敛财富，也不应当列入十哲吗？抛弃汉儒保全残缺经典的功劳，而奖赏末流论性谈天的学问，于是语录类的书籍日益增多，而五经的意义荒废丛生，是从明朝人议论从祀开始的。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遵循贞观年间的制度吧？【沈氏说】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日，山西提学副使吕纯如请求让曾任资政殿大学士的范仲淹、我朝霍州学正曹端列入从祀，他的言论云云。请求曹端从祀，在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上疏了。【又说】清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学院余正健题奏先儒范仲淹从祀孔庙，也举出延请胡瑗进入太学、勉励张载读《中庸》两件事，并且说，能在《大易》中变通，在《春秋》中著褒贬。又请求朝廷，让各地州县设立学校，以祭祀先圣、先师等事，都对圣道大有功劳。应当援引横渠（张载）、明复（邵雍）、涑水（司马光）等贤人的先例，以弥补百年祀典的缺漏。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胡氏说】从祀的贤人，七十弟子没有可议论的，其余则是历代所增减的。因此进用而设祭，退黜而剥夺，无不经过众贤人的讨论，以求得众人心意相同，然后才跻身于先圣先师的旁边。进用董仲舒，是尊崇王道。进用后苍，是传承礼制。进用王通、胡瑗，是师法后人。进用杨时，是驳斥新经学，为了卫道。进用胡安国、蔡沈，是注解《书》、《春秋》。进用真德秀，是因为《大学衍义》一书可以辅助人主治理天下。尊崇王道，传承经义，师法后人，著书辅助人主，罢黜邪说以卫道，都是对天下后世有益的，天下后世想要得到并师从他们。进用他们祭祀，不是对这些人有私情，而是因为他们的道无时不在人心之中。罢黜荀卿，是因为他主张性恶。罢黜扬雄，是因为他出仕王莽。罢黜王弼，是因为他崇尚老庄。罢黜杜预，是因为他主张短丧。罢黜马融，是因为他依附权贵。罢黜刘向，是因为他向君主进献方士的书。罢黜吴澄，是因为他侍奉元朝而失节。主张性恶，崇尚异端，缩短丧期，依附权奸杀害忠直，向君主进献方士的书而丧失名节，都是对天下后世有害的。天下后

译世人所深以为戒的，即使那个人在其他方面有显著的名声，但这件事不可作为典范，因此将他除名，并不是对他个人有怨恨，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应当出现在师法效法的地位上。其中刘向还可以宽恕，那《鸿宝》之书，是他年轻时所作，后来他直言进谏的气节足以成为法则，如果因为早年的过错就抛弃他，这是不允许人改过自新。至于欧阳修得以配享孔庙，相传是因为他在濮议上迎合皇帝心意而获得的，作为臣子逢迎君主喜好，却附会古代义理，他的用心不可追问。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如果学习他在朝廷上的直言，他不应当在邹浩、刘安世之后才被列入；如果学习他在乡里的教化，也没听说过有像蓝田吕氏那样的美好风范。那些被祭祀的人和他都被祭祀，尤其让人不安。不如将欧阳修除名而提拔杨万里，杨万里的学问本于诚意，纯正可作法则，而且正气直词，见于论说的，都足以扶持纲常，善化人心，对后世有功，提拔他并祭祀他，不算过分。

【张氏说】嘉靖九年，罢黜公伯寮等十三人。公伯寮应当被罢黜，是不用说的。秦冉、颜何两人，是因为怀疑《史记》记载有误而被罢黜。我认为，有过错而废除他，不如有过错而保留他，这应当重新商议恢复。扬雄侍奉王莽，戴圣身为赃吏，马融依附权势，王肃策划篡逆，吴澄忘记宋朝而仕元朝，都没有理由平反。其他如荀况、刘向、贾逵、何休王弼、杜预，都因为学术有瑕疵而被罢黜，不像扬雄等人那样严重伤害名教，即使不能恢复列入两庑，也应当在乡里祭祀，像林放的例子那样也可以。

【方东树说】孔庙配享，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有更正，明代徐溥曾说，诸儒配享，不是对道有功是不可以的。说得好。然而在宋代以前，义理尚未显明，人们不知道训诂不是真正的学问，经与人分离是不可以的。何况秦火之后，汉代儒者确实有保全残存典籍的功劳，魏晋诸儒确实有训诂名物的益处，即使有遗留的品行问题，也应当从宽对待。唐代贞观年间的祭祀，是因为当时使用他们的书，垂范于国子监，祭祀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劳，是适宜的。在宋代以后的儒者，经过程朱讲辨，义理昭著，那么必须经行兼备才可以吗？如果不兼备，宁可取他的品行，不能以著述偏重。杨廷和等人没有见识，执著于有无著述来拘泥于胡安定、薛文清的配享，是不对的。顾氏目睹明代儒者心学放纵的过失，以及语录空疏的弊病，创立救弊的言论，专门重视著述。认为应当遵循贞观的制度，说荀况、扬雄、韩愈三人的书虽然符合圣人之道，但没有传注的功劳，不应当配享。却不知道颜回、闵子骞等贤人曾著什么书，而世人竟以虚车剿说为对圣道有功。历来汉学诸人祖述这种偏颇的言论，于是蔽罪程朱，痛斥义理，专门重视著述，奉郑康成、许叔重为极致，与议配享的宗旨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顾亭林在今天，见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后悔他言论的失误。

【汝成案】欧阳文忠因为议濮园而被世人诋毁，但实际上并非附会经义，迎合君主。胡氏讥讽他，想要罢黜他的配享，是过分的。刘子政虽然进献方术，但忠诚端亮，言论符合儒先，胡氏认为他的过失可以宽恕，直言进谏可以效法，不应当罢黜，确实如此。戴圣枉法，虽然传授礼经，怎能免除他的过错？只是他的赃罪，恽子居曾经广泛考证辨析。林放、秦冉、颜何三位贤人，我朝很久就恢复了他们的配享。嘉靖年间罢黜的人，也有间或恢复的。配享的名儒，先前只有陆清献一人，近来又提拔了孙夏峰、汤文正、唐陆宣公，明代的黄忠端、刘忠介、吕省吾。尊崇儒者奖励义理，既不同于空谈性天，也不专门矜夸训诂，不像先生及方氏所讥讽的那样。

译嘉靖年间将欧阳修列入从祀，是为了推行大礼，这出自皇帝个人的私意。将陆九渊列入从祀，是为了推崇王守仁，这出自臣下个人的私意。这与宋朝人将荀子、扬雄、韩愈三人列入从祀，以及王安石被封为舒王配享太庙，是同一种做法。

成化四年，彭时上奏说，汉晋时期，道统没有传承，幸好有专门传授经学的老师讲诵经典，来教导学者，文化因此得以不致衰败。马融、范宁这些人虽然学问品行不够纯正，也不能废除他们的地位。

祭礼

陆道威在《思辨录》中写道，想要在祭礼中寄托确立宗法的意思。他说古人最重视宗子，然而宗子想要统一全族众人，没有比祭法更好的方法了。朱熹《家礼》所载的祭礼虽然详细整齐且有法度，但只有身为宗子且拥有官爵及丰厚家产的人才能实行，不能推广到贫穷的士人。而且一年四次聚集全族众人，繁重难以举行，没有等级高低的区别。我的想法是仿照古代族食世降一等的意思，制定宗祭法。年初祭祀始祖，凡是五服之外的亲属都参加，由大宗主持。仲春祭祀四代祖先，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别按昭穆次序，居左右两侧，聚集高祖这一支的族人，由继承高祖的宗主主持。仲夏祭祀三代祖先，以曾祖为主，祖考分别按昭穆次序居左右两侧，聚集曾祖这一支的族人，由继承曾祖的宗主主持。仲秋祭祀两代祖先，以祖为主，考妣居左侧昭位，聚集祖这一支的族人，由继承祖的宗主主持。仲冬祭祀一代祖先，以考为主，聚集父亲这一支的兄弟，由继承祢的宗主主持。都由宗子主祭，其余的儿子则献祭品以助祭。这不仅使爱敬之心各得尽致，而且祖考高曾的尊卑等级分明，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乎与古礼没有什么违背。【陆中丞说】只有恢复了庙制，实行了宗法，然后才能举行始祖的祭祀。虽然祭祀始祖，士人和平民一定没有祧主合食的礼仪。只有让人各自祭祀自己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才便于百姓且适宜于风俗。为什么呢？始祖，支子不祭祀，祭祀必须告知宗子。庙制既已丧失，宗法又不实行，族人离散，谱牒散失，不知道谁应当作为大宗，因而妄自担任宗子的职责，人自为礼，家自为尊，必定导致人人都祭祀自己的始祖。本意是为了复古，却恰好扰乱了风俗，朱熹所以说不是全都应当祭祀。而《家礼》一书特意去掉了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的礼仪，用意深远啊。所以我才说，只有恢复了庙制，实行了宗法，然后才能举行祖先的祭祀。然而始祖虽然不是全都应当祭祀，但本来就有祭祀始迁之祖和始为大夫者的情况。报本追远，确实也不禁止，他们的神主应当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则都在迁毁之列。古代人刚死时立重，三次虞祭卒哭后，撤去重埋掉它。重也是神主。埋瘗的制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能归咎于魏晋。琼山邱氏说，始祖亲尽。将他的神主藏在墓所，大宗每年率领族人祭祀一次。这是将神主藏在墓中，而不在祠堂。又说，第一世以下的祖先亲尽，以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移神主而埋掉，每年率领子孙祭祀一次。这是埋掉神主而不藏在祧室。何况祫祭，是礼仪中最大的。天子礿、禘、尝、烝都祫祭。诸侯礿、禘，一礿一祫，尝祫，烝祫，而且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常则不烝，烝则不礿。凡是四时的祫祭，只在太庙享祭群庙的神主，而不涉及祧庙。只有大祫才合祭群庙、毁庙，并在太庙一并祭祀。然而它的制度或者以三年为期，或者以五年为期。《公羊传》称之为大事，《礼器》称之为大飨王事，礼仪之隆重如此。现在士人和平民却每年祫祭一次，而在冬至祭祀，不是太轻率了吗！《中庸》上祀之礼，朱熹说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无穷，而在“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一句，不说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无穷，朱熹大概是斟酌后说出的，没想到今天又有别的解释。所以我才说，虽然祭祀始祖，士人和平民一定没有祧主合食之礼。如果族兄弟同堂共居，只设高祖一个神主，而嫡长子孙主持祭祀，也还是宗法的意思。如果分家之后，作为支子的人远在百里数十里之外，甚至迁徙流离，远至隔府隔省，开始时只最终奉祢主而行，后来难道不祭祀高曾祖吗？如果设虚位祭祀，而不立神主，那么人得以设立四亲神主的就少了，又哪有高曾以上所祧的神主？得以奉祀始祖、祧祖及四亲神主的，一定是大宗的子孙可以。支子奉祢主而行，尚且不能为高曾祖立神主。宗子既奉四亲，又可以上与始祖群祧奉祀。然而所谓宗子，不知道他果真是大宗与否。经过一两代，又迷失了统绪，这样则又必定有人以程颐自任，说不能当我的世，而以非大宗为借口。仁孝之念，人人都有，最终归结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尽当祭之说不能实行。如果不问宗之大小，而都祭祀始祖，哪里比得上不问宗之大小，而都祭祀四亲，使人得以各尽其诚，对于有服之尊而不越礼犯分呢？所以我又推演《家礼》所未详之处，说，人各自祭祀其高曾祖考，为便于民而宜于俗。有人说，高曾祖考祭祀则都祭祀，古人具有成

译法度，不应当随着时世而随意增减。回答说，大凡礼制都是根据义理而设立的，礼中有上杀、旁杀、下杀的说法，《中庸》中讲到“亲亲之杀”，这说明古人在礼制上，凡事都有等级差别，何况丧服制度，父母都服丧三年，而高祖只服齐衰三月，【原注】这是现行律法的规定。可见丧礼已有等级差别，为什么唯独在祭礼中不能实行呢？这虽然是创新之举，恐怕对风俗教化不无裨益。【凤氏曰】程子说，从天子到平民，高祖都有丧服，有丧服就都有祭祀。大夫设三座庙，太祖庙祭祀太祖，昭穆两座庙具备四位祖先的神主。士设一座庙，也祭祀四位祖先的神主。他的言论原本于礼制，确凿不可改变。《仪礼》的《丧服经传》、《大传》、《小记》都谈到大小宗的制度，这是大夫和士的制度。大宗暂且不谈，继承父亲祭祀的是小宗，宗奉继承高祖祭祀的人，五代之后就要迁移。继承的意思是主持祭祀，继承父亲祭祀的，是庶子的嫡长子主持祭祀，与庶子同宗，庶子去世，兄弟宗奉他，这就是继承父亲祭祀的小宗。推而广之，继承祖父祭祀的小宗，继承曾祖父祭祀的小宗，继承高祖祭祀的小宗，都是以主持祭祀为标志。这是庶子的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宗奉他的原因，所以称为宗，因为他们所祭祀的是庶子。又过五代，庶子的亲缘关系就尽了，不再祭祀。四从兄弟不再宗奉他，所以称为小宗。小宗尚且祭祀高祖，那么大宗就更不用说了。而大夫和士祭祀到高祖，经典中并非没有依据。古代祭祀必须有尸和神主，士的丧礼是一座庙，其文说“在祖庙门外设置盥洗”，又说“迁移到祖庙”。注解说，士的祖庙和父庙合在一起。这是一座庙两座神主见于经典的例子。以此类推大夫的昭穆两座庙，那么四座神主就可以知道了。我认为士祭祀四代祖先，士丧礼中的祖庙实际上包括三代祖先，而一座庙具备四座神主。天子的庙制，同堂异室，始于汉明帝。实际上周代大夫和士的庙制已经具备，为什么说先王没有而不由义理兴起呢？【陆中丞曰】世俗在四通八达的道路和空地上建立祠庙，以显示尊贵奇异，不知道这违背礼制，不值得效法。古代庙和寝相连，神和人互相依靠，一定在中门之外，正寝的东边。一代自为一庙，各有门，有堂，有寝。后来才变为同堂异室的制度，而其世代数量一定以官爵的高低为标准。做官的即使做到宰相，在古代仅为大夫，只能建立三座庙。因为制度繁重，难以遵行，经过程朱等大儒根据情理斟酌，创立祠堂，得以祭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点一定仍在正寝的东边。正寝，就是现在的厅堂，或一间或三间。中间设四个龛，龛中放木匣，木匣中藏神主，龛外垂帘，用一张长桌盛放，其位置以西为上，如此而已。这是我祖先未曾实行，也不能实行的。于是想到嘉兴住宅在厅堂的东边又有正屋，现在适宜在第三层向南的屋内设立祠堂，完全按照《家礼》的制度。从我高祖到我父亲共四代。古人有的以始封的君主为始祖，有的以始迁的祖先为始祖。论始封，我的祖先确实受大夫之命，子孙可以世代祭祀不废。但既然遵循《家礼》，就可以不奉始祖之祀，这等待后世斟酌实行，不必预先规定。至于以西为上，有人说鬼神崇尚右边。但如今世俗生人以东为上，死后又以西为上，于人情有所不安。明初采用行唐令，胡秉中说。许庶人祭祀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在左父在右。邱琼山说，士大夫家祭祀四代的，也应当这样。徐健庵《读礼通考》记载此图式，中间的左边是高祖考妣，中间的右边是曾祖考妣，高的左边是祖考妣，曾的右边是考妣，四个龛相隔，都面向南。当时的制度既协调，人情也安定。如果如今世俗的祠堂，既不依从人伦，而又祭祀到数十代之远。其旁系亲属不问愚智，一律奉神主入祠。其子孙不分贵贱，竟然执鬯主持祭祀。徒然扩大宫室，不以僭越为耻，哪里值得效法！【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建立家庙的少，偶尔有一二代族人，只建立祠堂，其制度与古礼和会典都不符合。我认为贤明且知礼又有能力的人，自然应当依礼典建立家庙，只奉高、曾、祖、考。如果随众建立祠堂，也应当衡量古今，不失礼意。其祠宇宜建两层，外为庙，内为祧室。庙中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昭穆次序排列。亲缘关系尽了的人应当奉神主于祧室，每年一次合祭。偶尔有尊贵而特别兴起以及贤明而有学问行为被世人共同推崇的人，仿照古代有称宗在昭穆之外的意思，公举入庙，按班次附食，或许可以变化而不失其正呢？【汝成案】会典规定品官家祭之礼，在居室的东边建立家庙，一品至三品，庙五间，中间三间为堂，左右各一间隔一墙，北为夹室，南为房。堂南檐三门，房南檐各一门，台阶五级。庭院东西厢房各三间，东藏遗物衣物，西藏祭器。庭院环绕以墙，南为中门，又南为外门，左右各设有侧门。四品至七品，庙三间，中间为堂，左右为夹室，为房，台阶三级，东西厢房各一间，其余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庙三间，中间宽左右窄，台阶一级，堂及墙都只有一门，庭院无厢房，用箱子分

译将遗留的祭器收藏起来，陈列在东西两侧的厢房。其余七品以上的官员，都设置四个房间，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祖先，昭位（父祖辈）在左，穆位（子孙辈）在右，祖母、母亲等女性祖先按配偶搭配，神位朝南。高祖以上的祖先，亲缘关系尽了就迁入祧庙，将神主牌位收藏在夹室中。东西厢房作为附祭的位置，伯父、叔父、祖父、兄弟、子孙中成年但没有后嗣的人，以及伯父、叔父的长殇（十五至十九岁死亡），兄弟的长殇、中殇（十二至十四岁死亡），子孙的长殇、中殇、下殇（八至十一岁死亡），以及先于丈夫去世的妻子，都用木板按照辈分用墨书写名字，男性在东，女性在西，神位东西相对。每年在四季的仲月（第二个月）选择吉日进行祭祀。每个房间设置一张供案，附祭位的东西两侧各设一张供案，堂屋南面设置一张香案，配备香炉和灯架，祝版案设在香案西侧，酒尊和爵杯案设在东厢房，盥洗盘设在东阶上。视察宰杀牺牲的情况，一品至三品官员，用羊一只、猪一只；四品至七品官员，用牛一头、猪一只；八品以下官员，用小猪的肩部，不单独宰杀整只小猪。视察清洗祭器的情况，三品以上官员，每张供案配备俎（切肉板）两个、铏（盛羹器）两个、敦（盛黍稷器）两个、笾（竹制盛果脯器）六个、豆（木制盛肉酱器）六个；七品以上官员，笾四个、豆四个；八品以下官员，笾两个、豆两个。都配备俎一个，铏和敦的数量与俎相同。举行三献礼，行礼时都是一跪三叩。中午时分才吃剩下的祭品。三品以上官员，四季祭祀全部举行；七品以上官员，春秋两季举行；八品以下官员，春季举行一次。世袭爵位的公、侯、伯、子参照一品待遇，男爵及以下按品级递减，在籍的进士、举人参照七品待遇，恩贡、拔贡、岁贡、副贡生参照九品待遇。凡是恭敬地遇到皇帝恩赐追封，诏书到达时，举行焚黄告祭礼。牺牲和膳食参照所追封的爵位，膳食供案参照追封的世数。主人及以下人员跪下，听完宣读诏书后，捧着神主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更改题写神主牌位完毕后，诵读祝文，献酒如同四季祭祀的礼仪。有顶戴的贡生、监生、生员，其家祭在寝室的北面，设置龛位，用木板区分四个房间，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以祖母、母亲等女性祖先配享。服丧亲属中成年但没有后嗣的男女，按辈分书写纸位附祭，祭祀完毕后焚烧纸位，每年在四季的节日取出，进献两盘谷物，肉类、蔬菜、水果等四类器具，两碗羹汤、两碗饭，进献完毕后，吃剩饭如同八品官员的礼仪。初一、十五上香献茶行礼，因事告知祖先如同初一、十五的礼仪。平民百姓以正寝的北面作为龛位，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逢年过节进献蔬菜、水果和新物品，每张供案不超过四件器具和羹饭。其初一、十五以及因事告知祖先的礼仪，如同贡生、监生、生员的礼仪。

译女巫

《周礼》中女巫在祈雨祭祀中跳舞，但只在干旱之时使用。让女巫在旱祭中跳舞，是为了尊崇阴气。《礼记·檀弓》记载，遇到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问道：“我想暴晒女巫，怎么样？”县子回答说：“上天不降雨，却指望愚昧的妇人，恐怕太疏远了吧？”这是使用女巫的证据。汉朝沿袭秦朝焚书坑儒后的状况，祭祀时使用女巫。北魏郊天祭祀的礼仪，女巫登上祭坛摇动鼓，皇帝行拜礼，皇后行肃拜礼。杜岐公说：“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以成为雄武之主。当时办事的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人大多是谋略之士，很少有通晓儒家经典的大学者，所以郊祀上帝时，后宫及女巫都参与。”

《魏书·高祖纪》记载，延兴二年二月乙巳日下诏说：“孔子禀承通达圣明的资质，体现生来就知的度量，穷究事理，尽人性，道德光辉照耀四海。近来淮河、徐州地区尚未归顺，宗庙阻隔在不当之处，导致祭祀典章停滞，礼仪规章灭绝，于是使女巫和邪术之士，淫乱地进献不合礼制的东西，杀牲歌舞，倡优狎昵，这难道是尊崇明神、敬奉圣道的做法吗？从今以后，祭祀孔子庙，规定只用酒和干肉，不允许妇女混杂其中，以祈求非分的福分。违犯者按违抗诏令论处。”《大金国志》记载，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下诏说：“过去边境多事，南方未归顺，导致孔庙颓败，礼典衰微，女巫混杂邪术之士，淫祀违礼。从今以后，祭祀孔庙，规定只用酒和干肉，违犯者按违抗诏令论处。”

《唐书·黎干传》记载，代宗时，黎干任京兆尹。当时大旱，黎干制作土龙，自己与巫觋相对跳舞。一个多月没有应验，又去孔子庙祈祷。皇帝笑着说：“我祈祷孔丘已经很久了。”于是命令毁掉土龙。

卷十五

陵

古代王者的埋葬，只称为墓。《左传》说：“殽地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尚书》传也说：“桐宫，是商汤的墓。”《周官》中的冢人，掌管公墓的土地。都只说墓不说陵。到了春秋以后，才有称为丘的。楚昭王的墓称为昭丘，赵武灵王的墓称为灵丘，而吴王闽闾的墓也叫虎丘。大概一定是因为依山而建而高大的，所以在这一两位君主之外就没有听说了。《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五年，开始建造寿陵。《秦本纪》记载，惠文王葬在公陵，悼武王葬在永陵，孝文王葬在寿陵。开始有称为陵的。【原注】《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说，园邑的兴起，始于强秦。《通典》记载，襄陵，有晋襄公的陵。到了汉朝，就没有皇帝不称陵的了。宋代施宿《会稽志》说，从先秦古书来看，帝王墓都不称陵，而陵的名称实际上始于汉朝。这是不对的。

墓祭

《太甲》之书说：“王前往桐宫居丧。”这是古人庐墓的开始。【雷氏说】桐与汤墓无关。桐，是亳东的城邑，即《续汉书·郡国志》所说的桐亭。《左传》记载，凡是宋国修筑城门，都以所朝向的城邑命名。北边叫桐门，就是因为虞城南五里有桐邑。《韩诗外传》说，商汤葬在征。现在的扶风征陌就是。《曾子问》记载，宗子离开住在别国，庶子没有爵位而居住在这里，可以祭祀吗？孔子说：“祭祀吧。”请问怎么祭祀？孔子说：“面向坟墓筑坛，按时祭祀。如果宗子死了，告知坟墓后在家祭祀。”这是古人祭墓的开始。【原注】《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马融说，毕，是文王墓的地名。这是纬书的话，不可信。《礼记》说古代不在墓前祭祀。宗子离开住在别国，是事务的变化。将要祭祀而筑坛，是礼仪的变通。秦兴起于西戎，宗庙之礼无人知晓，而在墓旁特别建立寝殿。【原注】见《汉官仪》。《宋书·礼志》记载，汉朝各陵都有园寝，是承袭秦朝的做法。解说的人认为古代前面是庙后面是寝，以象征君主前面有朝堂后面有寝宫。庙用来安放神主，四季祭祀，寝有衣冠，象征生前的器具以进献新物。【沈氏说】《宋书·礼志》这一节，已在《续汉书·祭祀志》中出现。汉朝西京已经崇尚此礼。叔孙通传记载，在渭北建立原庙，衣冠每月出游。【原注】师古说，从高帝陵寝取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次。韦玄成传记载，园中各有寝便殿，每天在寝祭祀，每月在庙祭祀，每季在便殿祭祀。寝每天四次进献食物，庙每年二十五次祭祀，便殿每年四次祭祀。【原注】这些都是承袭秦朝的制度，所以祭祀如此亵渎。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在原陵朝拜，如同元会礼仪，而上陵之礼从此兴起。【原注】蔡邕记载说，过去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仪不能完全得知。光武帝去世开始葬在这里。明帝继位，过了一年群臣朝贺正旦，感念先帝不再能听到看到此礼，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到园陵创立此礼。每正月丁日，祭祀郊庙完毕，依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 princess、诸王、大夫、外国朝见者、侍子、郡国计吏在陵聚会。八月，饮酎礼也如此。洛阳各陵都在晦朔、二十四节气、伏腊及四季祠庙，每天进献饭食，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掌管，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整理被枕，准备盥洗水，陈列妆具。【原注】贡禹上奏说，武帝选取数千名美女填充后宫。等到去世，昭帝年幼，霍光专权，不知礼正，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