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公三年，盟于长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二十四年，郑伯如晋，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国语，襄王使召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上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可以见稽首之为重也。自敌者皆从顿首，李陵报苏武书称顿首。
译鲁公三年，在长樗结盟，鲁公行稽首礼。知武子说：“天子尚且在位，而您屈尊行稽首礼，我们国君感到惶恐了。”
鲁公二十四年，郑伯前往晋国，郑伯行稽首礼，晋宣子推辞。郑国大夫子西作为傧相，说：“因为陈国作为屏障，依仗大国势力而欺凌虐待我国，我们国君因此前来请罪，怎敢不行稽首礼呢。”
鲁哀公十七年，在蒙地结盟，齐侯行稽首礼，鲁公行拜礼。齐国人发怒，孟武伯说：“如果不是天子，我们国君没有需要行稽首礼的对象。”
《国语》记载，周襄王派遣召公过和内史过赐予晋惠公策命，晋侯手持玉圭姿态卑下，行拜礼而不行稽首礼。内史过回国后向襄王报告说：“手持玉圭姿态卑下，是废弃了作为信物的玉圭。行拜礼而不行稽首礼，是欺骗他的上级。废弃信物则没有威镇，欺骗君王则没有臣民。”由此可以看出稽首礼的分量之重。
对于地位对等的人，都采用顿首礼，李陵给苏武的回信中就称“顿首”。
陈氏礼书曰，稽首者，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礼也。然君于臣亦有稽首，书称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于非其君亦有稽首，仪礼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劳介，介再拜稽首是也。盖君子行礼于其所敬者，无所不用其至。则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大大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时，晋穆嬴抱太子顿首于赵宣子，鲁季平子顿首于叔孙，则顿首非施于尊者之礼也。【原注】礼书以顿首为首顿于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似未然。古惟丧礼始用稽颡，盖以头触地，与稽首乃有容、无容之别。
稽首顿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顿首。蔡邕独断，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姚刑部曰】周礼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仪右手至地，左手加诸右手，首加诸左手，是为拜手稽首。礼曰，稽首，据掌致诸地，以稽留其首于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顿首，首不加于手而叩诸地。三曰空首，仪若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动，两手相击而后拜，所谓抃也，礼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顿首者，皇急以谢过。空首者，降拜以受赐。穆天子传，赐许男骏马十六，许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节之共也。君辞之，则升成拜，成拜然后稽留其首。然而礼于降阶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盖降阶者、固欲稽首然，然而君于时辞之矣，势不可以不速矣。振动之拜则以庆贺。此四者皆下之于上之利，君于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于臣之甚者则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谢者则亦顿首焉。五曰吉拜，常祭之礼也，平交相接之常礼也。首与尻平，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丧礼也。稽颡触地，无容而拜也。颡顿于地而稽留之曰稽颡。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肃拜，俯下手也。手相加致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诸地曰肃拜，礼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肃而已矣。妇人非丧事，虽君赐，无手拜，肃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轻者肃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动，次顿首，次凶拜，极矣。奇拜、褒拜以多寡为重，七者盖兼得名之。郑康成谓拜而后稽颡为吉拜，稽颡而后拜为凶拜者，非也。礼家记人子弟受宾吊赗仪，皆拜稽颡，故曰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为父母长子稽颡，非三年之丧，以吉拜，吉拜不稽颡也。苟稽颡，则凶拜矣。奚论其先后？使周公制礼，明以稽颡而后拜，乃得为凶拜也，则人皆识之矣，孔子不必言，吾从其至者矣。古人必以两手交为拜，稽颡在地，则两手不得交，故徒稽颡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凤氏曰】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据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则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弥加敬焉，则俯首顿地，曰顿首。稽首则首至地，稽留顷刻乃举，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遭丧拜则尚右手，哭而以首触地无容，迟迟举首曰稽颡，致哀也。稽首致敬，稽颡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颡者后拜，其节遂相反。元公制礼如是。后人以谢宾故，拜则后稽颡焉。孔子曰，拜而后稽颗，颓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二者皆凶拜，后稽颡则周衰之变礼。孔子从其至，犹之众拜乎上，违而从下之意，所以复礼也。士丧礼曰拜稽颡，谓拜礼用凶，即先稽颡。而文先言拜者，不知后人有后稽颡之变，则言稽颡而后拜可知也。康成以先稽颡者释太祝之凶拜，诚是。不以彼稽颡者为周衰变礼，而以为殷礼，引以释太祝之吉拜，则非。夫稽颡不得云吉，所云吉拜者，贾疏引杂记父在为妻不稽颡者是。他如舅姑之主妇丧，凡男妇之摄丧主者皆不稽颡，而变手之左右上者以别之，但别以手，无大远于吉，故曰吉拜。原拜义，字从两手
译陈氏《礼书》说，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和士对其君主的礼节。然而君主对臣下也有稽首，《尚书》记载太甲对伊尹稽首，成王对周公稽首就是例子。大夫对非其君主也有稽首，《仪礼》中君主慰劳宾客，宾客再拜稽首；慰劳副使，副使再拜稽首就是例子。大概君子对所尊敬的人行礼，没有不竭尽诚意的。那么君主对臣下稽首，是尊崇德行；大夫和士对非其君主稽首，是尊崇主人。春秋时期，晋穆嬴抱着太子对赵宣子顿首，鲁季平子对叔孙顿首，可见顿首并非用于尊者的礼节。【原注】《礼书》认为顿首只是头顿在手上而已。
荀子说，头与手平齐叫拜，头低于手叫稽首，头触地叫稽颡。这似乎不对。古代只有丧礼才用稽颡，大概因为头触地，与稽首有“有容”和“无容”的区别。
稽首顿首
现在的表文中都称稽首、顿首。蔡邕《独断》说，汉朝承袭秦朝法令，群臣上书都说“昧死言”。王莽篡位，仰慕古法，去掉“昧死”，改称“稽首”，光武帝沿袭而不改，朝臣称“稽首顿首”，非朝臣称“稽首再拜”。【姚刑部说】《周礼·大祝》辨别九种拜礼，第一种叫稽首。其仪态是右手触地，左手加在右手上，头加在左手上，这叫拜手稽首。《礼记》说，稽首，手掌据地，将头稽留在手上，所以叫稽首。第二种叫顿首，头不加在手上而叩击地面。第三种叫空首，仪态像稽首，但拜的速度很快，不能将头稽留在手上，好像空拜未拜的样子。第四种叫振动，两手相击而后拜，这就是所谓的抃，《礼记》说这是拜服。稽首，是服从到了极点。顿首，是惶恐急切以谢罪。空首，是降阶拜礼以接受赏赐。《穆天子传》记载，赐给许男十六匹骏马，许男降阶，再拜空首。降阶空首，是臣子职分的恭敬。君主推辞，就升阶完成拜礼，完成拜礼然后稽留头部。然而礼制中降阶的拜礼也称稽首，这是泛称而已。大概降阶时，本来想要稽首，然而君主当时推辞了，情势上不得不快。振动之拜用于庆贺。这四种都是下对上之礼，君主对神最尊贵者以及极度尊敬臣下时也用稽首，平辈之间有谢罪时也用顿首。第五种叫吉拜，是日常祭祀的礼节，也是平辈交往的常礼。头与臀部平齐，所以荀子说，平衡叫拜，下衡叫稽首。第六种叫凶拜，是丧礼。稽颡触地，无容而拜。颡顿于地而稽留叫稽颡。第七种叫奇拜，是一拜。第八种叫褒拜，是再拜。第九种叫肃拜，是俯身下手。手相加触地叫手拜，从稽首以下都是手拜。手不触地叫肃拜，礼制认为这不足以称为拜，所以说受伤者不拜，只肃拜而已。妇人非丧事，即使是君主赏赐，也不手拜，只肃拜而已。九拜之中，最轻的是肃拜，其次是吉拜，再次是稽首、空首、振动，再次是顿首，最重的是凶拜。奇拜、褒拜以次数多少定轻重，这七种兼得名号。郑康成认为拜而后稽颡为吉拜，稽颡而后为凶拜，这是不对的。礼家记载人子弟接受宾客吊唁赗赠的仪节，都是拜稽颡，所以说拜稽颡，这是哀戚到了极点。为父母长子稽颡，如果不是三年之丧，就用吉拜，吉拜不稽颡。如果稽颡，就是凶拜了。何必论先后？假如周公制礼，明确说稽颡而后拜，才算是凶拜，那么人们都知道了，孔子就不必说了，我遵从最极致的。古人必定以两手相交为拜，稽颡在地，两手就不能相交，所以只稽颡叫不成拜。成拜，就是手拜。【凤氏说】男子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据地，再以左掌交于其上，然后俯伏，所以《郊特牲》说，拜，是服从。更加尊敬，就俯首至手，这是《周官·太祝》说的空首。更加尊敬，就俯首顿地，叫顿首。稽首则头至地，稽留片刻才举起，所以《郊特牲》说，稽首，是服从到了极点。遭遇丧事拜则尚右手，哭着以头触地无容，慢慢举起头叫稽颡，这是致哀。稽首致敬，稽颡致哀，它们的情意大不相同。稽首是先拜，稽颡是后拜，它们的节次相反。元公制礼如此。后人因为谢宾的缘故，拜则后稽颡。孔子说，拜而后稽颡，是颓废于其顺。稽颡而后拜，是极其至诚。二者都是凶拜，后稽颡则是周朝衰微的变礼。孔子遵从最极致的，如同众拜在上，违背而随从下，是为了恢复礼制。《士丧礼》说拜稽颡，是说拜礼用凶，即先稽颡。文中先说拜，是因为不知道后人有后稽颡的变礼，那么说稽颡而后拜就知道了。康成以先稽颡解释太祝的凶拜，确实是对的。不认为那稽颡是周衰变礼，而认为是殷礼，引用来解释太祝的吉拜，则不对。稽颡不能说吉，所说的吉拜，贾疏引《杂记》父在为妻不稽颡的是。其他如舅姑为主妇丧，凡男女摄丧主者都不稽颡，而改变手的左右上下以区别，只是用手区别，与吉礼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叫吉拜。推究拜义，字从两手
，凡拜皆主手，言两手据地，俯伏者拜之，正即尚书之拜手，玉藻之据掌，大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数有加而别，振动以拜之容色变而别，吉拜以拜时手异尚而别，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别，顿首、稽首、稽颡以拜而首至地各异而别，空首、顿首、稽首、稽颡皆拜时有为而为，非拜义所主也。若肃拜则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别，拜主手言益可见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颡，先以两手据地如常，然后引首向前叩地。稽颡而后拜，开两手，先引首叩地，却交手据地如常。檀弓，秦穆公使吊重耳，重耳稽颡而不拜。曰稽颡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确证。太祝注引尚书拜手当空首，是谓首拜至手。而拜属首，则顿首、稽首、稽颡，皆误认为正言拜也。至于振动之拜，施于事变不常，若后世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之意。或乃谓恪恭之极。如聘宾三退负序之属，不拜而致敬更甚于拜。夫既云不拜，即敬甚于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而拜而列九拜，是更不问拜义所主，此不可以说经也。自太祝注以拜手当空首，而拜属首因谓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也。至吴幼清又混稽首、稽颡为一，谓以凶礼，故易首字为颡，以别于吉，遂谓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为稽颡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顺，阎百诗据康成吉凶拜之注，幼清稽颡即稽首之说，遂谓先稽首者为凶拜，后稽首者为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嘻！以阎氏读书有识而承误不辨，且勿论。抑子思当日不受则不受耳，而乃以丧礼处，岂有此情事耶？阎氏又讲论语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两揖而己。夫折腰则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当拜，当沿拜属首之误。不知古无折腰礼，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见郑康成礼注。论语上如揖，集注曰手与心齐，亦其征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却至肃使者。杜注曰，肃手至地，若今揖。大误。夫手至地则折腰矣，甲者将为两手据地俯伏之拜，则札叶菱其肢体而有所不便，故用妇人肃拜，立而身微俯，敛两手当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礼析疑亦沿杜氏之误，而谓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肃拜，总缘不识拜主手言，而不属首也。【凌学博曰】空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敬其臣则拜手稽首，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礼也。贾氏仪礼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穆天子传许男再拜空首，郭注空首，头至于地，则即稽首，非此空首矣。振动即丧礼拜而后踊也。振动之拜，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盖凶事之振动犹吉事之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丧礼，君使人赗，主人皆拜稽颡成踊。非君之吊禭赠则拜而不踊。是拜而后踊，于君始行之，故曰与稽首同。杜子春曰，振读为振铎之振，动读为哀恸之恸。其义甚明，惜先后郑之失其解也。
译凡是拜礼都以手为主，意思是两手按地，俯身趴伏，这就是拜。这正就是《尚书》所说的“拜手”，《玉藻》所说的“据掌”，以及《大祝》所说的“奇拜”。褒拜因为拜的次数增加而有所区别，振动因为拜时的容色改变而有所区别，吉拜因为拜时手的动作不同而有所区别，空首因为拜时头只到手而有所区别，顿首、稽首、稽颡因为拜时头触地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空首、顿首、稽首、稽颡都是在拜时因特定情境而为之，并非拜礼本义所主要强调的。至于肃拜，则更是因为站立着俯身下手，手不触地而有所区别，由此更可见“拜以手为主”的说法了。朱子说：“拜而后稽颡，是先以两手按地如常礼，然后引头向前叩地。稽颡而后拜，是张开两手，先引头叩地，然后交手按地如常礼。”《檀弓》记载，秦穆公派使者吊唁重耳，重耳稽颡而不拜。既然说了“稽颡”，又说“不拜”，这更是“拜以手为主”的确凿证据。《太祝》注引《尚书》“拜手当空首”，是说头拜到手。而将拜归属于头，那么顿首、稽首、稽颡，都被误认为是正言拜礼了。至于振动之拜，用于变故不常之时，如同后世“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的意思。或者说是恭敬到了极点。如聘问之礼中宾客三次退至序墙之后，不拜而致敬，其敬意更甚于拜。既然说不拜，且敬意更甚于拜，怎么能列入九拜之中呢？况且以不拜而拜列入九拜，这是完全不顾拜礼本义所主，这不能用来解释经义。自从《太祝》注将拜手当作空首，而将拜归属于头，于是认为拜手、稽首，是先作空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到了吴幼清又将稽首、稽颡混为一谈，说因为凶礼，所以将“首”字改为“颡”，以区别于吉礼，于是说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为稽颡而后拜。所以“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接受”。《孟子》中的文字偶有倒顺，阎百诗依据郑康成关于吉凶拜的注解，以及吴幼清稽颡即稽首的说法，于是说先稽首的是凶拜，后稽首的是吉拜，子思用凶拜表示不接受。唉！以阎氏读书有见识却承袭错误而不辨，暂且不论。况且子思当时不接受就不接受罢了，难道会用丧礼来对待吗？哪有这样的情理呢？阎氏又讲解《论语》中“拜而受之”说如同现在的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说两揖而已。折腰就是臀部高头低下，俗话所说的打恭。用这个来当作拜，是沿袭了拜归属于头的错误。不知道古代没有折腰礼，古代的揖，身体微微俯身，手与心齐平向前推而已，见郑康成礼注。《论语》上如揖，集注说手与心齐平，也是其证据。《左传》成公十六年，却至肃使者。杜预注说，肃手至地，如同现在的揖。大错。手至地就是折腰了，穿甲胄的人如果要做两手按地俯伏的拜礼，那么甲胄会束缚肢体而有所不便，所以用妇人的肃拜，站立着身体微微俯身，收敛两手当心稍向下移而已。方氏《三礼析疑》也沿袭杜氏的错误，而说低下头而俯首至地叫肃拜，总缘于不认识“拜以手为主”的说法，而不归属于头。【凌学博说】空首，是君回答臣的拜礼。君拜他的臣子都是空首，如果特别敬重某位臣子则拜手稽首，如太甲对伊尹，成王对周公，这是非常礼。贾氏《仪礼疏》说空首拜，是君回答臣下拜的法度，这是对的。至于《穆天子传》中许男再拜空首，郭璞注空首，头至于地，那就是稽首，不是这里的空首了。振动就是丧礼中的拜而后踊。振动之拜，诸儒说法各不相同，只有杜子春说得对。大概凶事的振动如同吉事的稽首，都是拜礼中最重的。《士丧礼》，君派人赠送助丧财物，主人都拜稽颡成踊。如果不是君来吊唁赠物，则拜而不踊。这是拜而后踊，从君开始实行，所以说与稽首相同。杜子春说，振读为振铎的振，动读为哀恸的恸。其义理很明白，可惜先后郑氏失去了正确的解释。
百拜
百拜字出乐记。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献，士饮酒之礼，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鲁曰，按乡饮酒礼无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礼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礼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会典，四拜者，百官见东宫亲王之礼。见其父母亦行四拜礼。其余官长及亲戚朋友相见止行两拜礼。是四拜唯于父母得行之。今人书状，动称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礼。唐李涪刊误曰，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赵氏曰】如李涪说，是唐人郊庙尚祗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见亲王、东宫四拜，子于父母亦四拜。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
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四拜之始，盖因谢罪而加拜，非礼之常也。【原注】黄庭经十读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书用百拜，亦为无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则古人必稽首然后为敬，而百拜仅宾主一日之礼，非所施于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则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过犹不及，明知其不然而书之，此以伪事其亲也。
洪武三年。上谕中书省臣曰，今人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笔记云，一书载，米元章与人书，至某再拜则置笔几上，正衣冠，对书再拜。昔人于书问间古道如此。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于是礼部定仪，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曰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曰书付某人。
九顿首三拜
九顿首出春秋传。然申包胥元是三顿首，未尝九也。杜注，无衣三章，章三顿首。每顿首必三，此亡国之余，情至迫切，而变其平日之礼者也。七日夜哭于邻国之庭，古人有此礼乎？七日哭也，九顿首也，皆亡国之礼也，不可通用也。
韩之战，秦获晋侯，晋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无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顿首，晋大夫之三拜也。
楚语，椒举遇蔡声子，降三拜，纳其乘马。亦亡人之礼也。
周书宣帝纪，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后代变而弥增，则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拟上帝，凡冕服之类十二者皆增为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东向坐
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原注】汉书注，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宾主位东西面。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是也。史记。赵奢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田单传言，引卒东乡坐，师事之。淮阴侯传言，得广武君，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王陵传言，项王东乡坐陵母。周勃传言，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田蚡传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南越传言，王太后置酒，汉使者皆东乡。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楼护传言，王邑父事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向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后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桓荣传言，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执业。【原注】皆待以宾师之位。此皆东向之见于史者。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乡。自东阶而升，故西乡。而南乡特其旁位，如庙中之昭，故田蚡以处盖侯也。
孝文纪，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注
译百拜
“百拜”一词出自《乐记》。古人的拜礼如同现在的鞠躬，所以总计一次宴席之间，宾客与主人互相拜礼，接近达到百次。注解说，在“壹献”（士饮酒之礼）中，用“百拜”来比喻次数多是也。【原注】徐伯鲁说，按照《乡饮酒礼》，并没有百拜，这只是特别夸张的说法罢了。如果是平常的礼仪，只是一拜、再拜，即使是臣子对君主也仅止于再拜，孟子说君主命令将礼物送给他，他再拜稽首然后接受，就是如此。礼仪到了末世变得繁琐，从唐代以下就有四拜。《大明会典》规定，四拜是百官拜见东宫亲王的礼节。拜见自己的父母也实行四拜礼。其余官员长官以及亲戚朋友相见，只实行两拜礼。这样看来，四拜只有在拜见父母时才能实行。现在的人写信，动不动就称“百拜”，为什么呢？
古人没有四拜的礼节。唐代李涪在《刊误》中说，祭祀天地只限于再拜，那礼节已经非常隆重，尚且不可以增加。【赵氏说】按照李涪的说法，唐代人在郊庙祭祀尚且只行再拜，前朝《大明会典》规定，臣子拜见君主行五拜礼，拜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儿子对父母也行四拜礼。大概礼仪的规格长久以来习以为常，成为上下通行的惯例，所以必须增加隆重程度以示差别，这也是时代风气不得不然的趋势。现在的人媳妇拜见婆婆，拜礼必定是四拜。详细考察其来源，起初只是再拜，接着跪着献上衣服、文书，承接筐篚，则跪着接受，常常在这个时候交接多有失误，所以四拜接连不断罢了。
《战国策》记载，苏秦路过洛阳，嫂子像蛇一样爬行匍匐，行四拜礼，自己跪下谢罪。这是四拜的开始，大概是因为谢罪而增加拜礼，并非礼仪的常规。【原注】《黄庭经》说“十读四拜朝太上”，也是增加拜礼。
现在的人给父母写信用“百拜”，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照古人的拜礼，那么古人必定稽首然后才算恭敬，而百拜仅是宾主一天之间的礼节，不是用来对待父母的。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拜礼，那么天子只限于五拜，又哪里会有百拜呢？这两种情况都是过犹不及，明明知道不对却这样写，这是用虚伪的态度侍奉亲人。
洪武三年。皇上对中书省大臣说，现在人写信多称“顿首再拜百拜”，【沈氏说】《香祖笔记》说，有一本书记载，米芾（米元章）给人写信，写到“某再拜”时，就把笔放在几案上，整理衣冠，对着信再拜。从前的人在书信往来中古道如此。都不是实际的礼仪。于是规定仪式，让人遵守。于是礼部制定仪制，凡是给尊者写信称“端肃奉书”，回复则称“端肃奉复”。地位相当的人称“奉书”、“奉复”。上级对下级称“书寄”、“书答”。卑幼对尊长则说“家书敬复”。尊长对卑幼则说“书付某人”。
九顿首三拜
“九顿首”出自《春秋传》。然而申包胥原本是三顿首，不曾有九顿首。杜预注解说，《无衣》三章，每章三顿首。每顿首必定三次，这是亡国之余，情感极其迫切，而改变了平日的礼节。在邻国的庭院哭诉七天七夜，古人有这样的礼节吗？七天哭诉，九顿首，都是亡国的礼节，不可以通用。
韩之战，秦国俘获晋侯，晋国大夫三拜稽首。古代只有再拜稽首，没有三拜。申包胥的九顿首，晋国大夫的三拜，都是如此。
《楚语》记载，椒举遇见蔡声子，走下台阶三拜，收下他的四匹马。这也是亡国人的礼节。
《周书·宣帝纪》记载，诏令所有应当拜礼的人都以三拜完成礼节。后代变化而逐渐增加，就有了四拜。不知道天元（指周宣帝）自比上帝，凡是冕服之类十二项都增加为二十四项，而鞭打人也以一百二十下为限度，名叫“天杖”，然而没有四拜。
东向坐
古人的座位以东向为尊。所以宗庙祭祀，太祖的座位东向。即使是交际的礼节，也是宾客东向而主人西向。【原注】《汉书》注，如淳说，君臣位置南北相对，宾主位置东西相对。《新序》记载，楚国的昭奚恤设立一个东向的坛，秦国使者到来，昭奚恤说，您是客人，请就上位，就是如此。《史记》记载，赵奢传中提到，赵括东向而坐，朝见军吏。田单传中提到，带领士兵东向而坐，以师礼对待他。淮阴侯传中提到，得到广武君，东向而坐，西向相对，以师礼对待他。王陵传中提到，项王东向而坐，王陵的母亲西向。周勃传中提到，每次召见儒生说客，东向而坐，责备他们催促我说话。田蚡传中提到，召客饮酒，让他的哥哥盖侯南向而坐，自己东向而坐，认为自己是汉相尊贵，不能因为哥哥的缘故私自违逆。南越传中提到，王太后摆设酒席，汉朝使者都东向而坐。《汉书》盖宽饶传中提到，许伯邀请他，于是前往，从西阶上去，东向特别独坐。楼护传中提到，王邑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楼护。当时邀请召见宾客，王邑坐在尊位之下，自称贱子，祝寿。在座的有几百人，都离开席位伏地。只有楼护东向正坐，称呼王邑的字说，公子富贵如何？《后汉书》邓禹传中提到，显宗即位。因为邓禹是先帝的首功，拜为太傅，进见时东向而坐。桓荣传中提到，皇帝曾经驾临太常府，让桓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拿着经卷。【原注】这都是以宾客老师的地位对待他们。这些都是东向在史书中出现的例子。《曲礼》说，主人走东阶，客人走西阶。从西阶上去，所以东向。从东阶上去，所以西向。而南向是旁边的位置，如同庙中的昭位，所以田蚡用来安置盖侯。
《孝文纪》记载，西向推辞三次，南向推辞两次。注
旧唐书，卢简求子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燕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是唐人亦以东向为宾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汉书隽不疑传，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滨，闻暴公子威名旧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两膝着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史记范睢传言，秦王跽而请，秦王复跽。而褚先生补梁孝王世家，帝与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帝跪席举身曰，诺。是也。礼记坐皆训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言，管宁尝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原注】诗瓠叶传，炕火曰炙。正义曰，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竃。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庾信小园赋，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宇。
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
冠服
汉书五行志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见五六十年服饰之变亦已多矣，故录其所闻以视后人焉。
豫章漫钞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筩。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巾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编民，亦以此巾见。
太康县志曰，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土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余。
内丘县志曰，万历初，童子发长犹总角，年二十余始戴网。天启间，则十五六便戴网，不使有总角之仪矣。万历初，庶民穿腃靸，儒生穿双脸鞋，非乡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厢边云头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者。先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今富者皆服之。又或着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几二十年矣，服之不●，身之灾也。兵荒之咎，其能免与
衩衣
通鉴，唐僖宗干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衩，楚懈反。广雅，梢袺衽谓之●衩，一曰襢衣。李义山诗，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赵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当时已有此制。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岳珂桯史云，至
译《旧唐书》记载，卢简求的儿子卢汝弼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府中有一座龙泉亭，卢简求任节度使时，亲手写了一首诗，题在亭子的西壁上。卢汝弼后来也担任副帅，每次在亭中宴饮聚会，从未坐在宾客位上面向西，只是低头罢了。这说明唐代人也以面向东为宾客之位。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汉时仍然如此。《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登上厅堂坐定，他伏在地上说：“我隐居在海边，早就听说暴公子的威名了。”这就是例证。
古人的坐姿都是双膝跪在席上，如果有敬意，就挺直身体站起来，这就叫长跪。《史记·范睢传》记载，秦王跪着请求，秦王又跪着。而褚先生补写的《梁孝王世家》记载，皇帝和梁王都陪坐在太后面前，太后对皇帝说：“我听说殷朝之道重在亲爱亲人，周朝之道重在尊重尊长，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皇帝跪在席上，挺直身体说：“是。”这就是例证。《礼记》中“坐”都解释为“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记载，管宁曾经坐在一张木榻上，积五十多年，从未曾伸开两腿坐在榻上，膝盖所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原因就在于此。
土炕
北方人用土砌成床，下面留空用来生火，叫做炕。古书中没有记载。【原注】《诗经·瓠叶》传注说，炕火叫做炙。《正义》说，炕，是举的意思，指用东西串起来举在火上烤。《左传》记载，宋国寺人柳在座位上烧炭，快到的时候就撤去。《新序》记载，宛春对卫灵公说：“您穿着狐裘，坐在熊皮席上，墙角有灶。”《汉书·苏武传》记载，凿地为坑，放置微火。这些大概接近于炕，但不是真正的炕。【原注】庾信《小园赋》说，管宁的藜床虽然磨穿但可以坐，嵇康的锻灶既然暖和就可以睡。《旧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冬天都建造长坑，下面烧微火来取暖。这就是现在的土炕，只是写成“坑”字。
《水经注》记载，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座大堂很高大，宽广可容纳一千名僧人。下面全部用石头砌成，上面涂抹泥灰。地基内部疏通，像树枝脉络一样分散。地基侧面室外四处生火，热气向内流动，整个大堂都温暖。这是现在暖房的制度，形容得非常详尽。
冠服
《汉书·五行志》说，风俗狂妄轻慢，改变节操和法度，就会出现轻浮奇怪的衣服，所以有服妖。我所见的五六十年间服饰的变化也已经很多了，所以记录我所听到的，给后人看。
《豫章漫钞》说，现在人所戴的小帽由六瓣缝合而成，下面缀有檐，像竹筒。阎宪副阎闳对我说，这也是太祖所制，意思是六合一统。杨维桢字廉夫，戴着方巾去见太祖，太祖问他的制度，他回答说：“四方平定巾。”太祖很高兴，命令士人都可以戴这种帽子。商文毅字用之，也是戴着这种方巾去见太祖。
《太康县志》说，建国初期，衣衫的褶子前面七道，后面八道。弘治年间，上衣长下衣短，褶子多。正德初年，上衣短，下衣长三分之一，普通百姓多穿中停（上下等长）。帽子则是平顶，高一尺多，士大夫不少于八九寸。嘉靖初年，衣服上衣长下衣短，像弘治时。市井少年的帽子尖长，俗称为边鼓帽。弘治年间，妇女的衣衫仅遮住裙腰，富贵人家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的裙子，用金彩做膝襕。发髻高一寸多。正德年间，衣衫逐渐变大，裙褶逐渐增多，衣衫只用金彩补子，发髻逐渐增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盖，裙子短褶少，发髻高得像官帽，都是铁丝做胎，高六七寸，口周长一尺二三寸多。
《内丘县志》说，万历初年，童子头发长还扎成总角，二十多岁才开始戴网巾。天启年间，则十五六岁就戴网巾，不让他们有总角的仪态了。万历初年，平民穿腃靸，儒生穿双脸鞋，不是乡先生头戴忠靖冠的人不得穿厢边云头履。【原注】俗称朝鞋。到了近日，门快、舆皂无非穿云履，医卜星相无不戴方巾，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苏东坡巾。以前，妇女没有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裙，现在富贵人家都穿这些。又有人穿百花袍，不知是谁首创。万历年间，辽东兴起冶服，五彩绚烂，不到三十年就遭到屠戮。这花袍流行快二十年了，穿它不吉利，是自身的灾祸。兵荒马乱的罪责，难道能免除吗？
衩衣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干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考进士，王凝先及第，曾经穿着衩衣去见崔彥昭。衩，音楚懈反。《广雅》说，梢袺衽叫做衩，一说叫襢衣。李义山诗说，芙蓉作裙衩。又说，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止官民步卒等人穿对襟衣。只有骑马允许穿，因为便于骑马的缘故。不该穿而穿的治罪。现在的罩甲就是对襟衣。《戒庵漫笔》说，罩甲的形制，比马甲稍长，比袄短。正德年间，由武宗首创。近日士大夫有穿的。查《说文解字》，没有袖子的衣服叫做襦。赵宧光说，是半臂衣。武士叫做蔽甲，方俗叫做披袄。小的叫背子。就是这个形制。《魏志·杨阜传》记载，杨阜曾经看见明帝戴着帽子披着缥绫半袖，问明帝说：“这在礼制上是什么法服？”当时已有这种形制。
左衽
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说，陈益作为出使金国的属官，经过滹沱河光武庙，看见塑像左衽。岳珂《桯史》说，至
涟水，宣圣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设五百应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明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干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译涟水的宣圣殿，孔子塑像衣襟向左掩。泗洲塔院设置五百罗汉像，有的用泥塑，有的用石刻，衣襟都向左掩。这种形制大概是金人设立的，直到明朝初年还没有完全废除。这在《明实录》中有记载：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的给事中王释之上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上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干上奏。屡次奉到明帝的旨意，却未能立即改正。
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乡左，反生时也。正义曰，衽，衣襟也。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沈氏曰】此为第二条。
行幐
诗，邪幅在下。笺云，邪幅，如今行膝也。逼束其胫，自足至膝。左传，带裳幅舄。注同。亦作偪。礼记，偪屡着綦。释名，偏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幐，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战国策，苏秦赢幐负书担囊。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幐。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着行幐钉鞋，更鞚上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今之村民往往行幐而不袜者，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着袜，【原注】始从衣字。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
乐府
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暦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原注】后汉书马廖传言，哀帝去乐府。注云，哀帝即位，诏罢郑卫之音，减郊祭及武乐等人数。是亦以乐府所肄之诗即名之乐府也。
寺
【阎氏曰】马援传，晓狄道长归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于张湛传。又高阳令杨着碑，醳荣投黻，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原注】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汉时解耳。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汉书元帝纪注，师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风俗通曰，寺，司也。唐书杨收传，汉制，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后汉书安帝纪，皇太后幸雒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注，寺，官舍也。张湛传，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注，寺门即平陵县门也。乐恢传，父为县吏，得罪于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吴志凌统传亦云，过本县，步入寺门。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语，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裔宾客。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负经至，舍于鸿胪寺。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梭遂以为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马寺也。僧居称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曰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处，曰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汝成案】明史职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云南布政使司。永乐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后又置交址、贵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罢交址布政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使司。考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省
译《丧大记》记载，小敛和大敛时，祭服不要倒置，都采用左衽。郑玄注说：左衽，就是衣襟向左掩，这是与生人相反的做法。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衽，就是衣襟。生人衣襟向右掩，因为左手解开衣带比较方便。死人则衣襟向左掩，表示不再解开。【沈氏说】这是第二条。
行幐
《诗经》说：“邪幅在下。”郑玄笺注说：邪幅，就像现在的行幐。紧紧束缚小腿，从脚到膝盖。《左传》说：“带裳幅舄。”郑注与此相同。也写作“偪”。《礼记》说：“偪屡着綦。”《释名》说：偏幅用来紧紧束缚自己，现在叫作行幐，是说用它裹脚，可以跳跃轻便。《战国策》记载，苏秦穿着行幐，背着书，挑着袋子。《吴志》记载，吕蒙为士兵制作红色衣服和行幐。《旧唐书》记载，唐德宗进入骆谷，遇到连绵大雨，道路险峻湿滑，卫士大多逃回朱泚那里。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的儿子李升，以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等六人，担心有奸人危害皇帝，互相咬臂结盟。他们穿着行幐和钉鞋，轮流骑马，到达梁州，其他人都不许靠近。等到返回京城，皇帝都任命他们为禁卫将军，恩宠待遇非常优厚。
古人的袜子大致是用皮革做的。《春秋左氏传》注说：古代臣子拜见君主时要脱掉袜子，既然脱了袜子，就会露出邪幅，人们就能看见它，《采菽》这首诗因此被吟咏。现在乡村百姓往往只穿行幐而不穿袜子，这是古人的遗制。吴国的贺邵容貌举止美好，坐着时常穿着袜子，【原注】“袜”字最初从“衣”部。很少让人看见他的脚。那么汉魏时期不穿袜子而露出脚的人就很多了。
乐府
乐府是官署的名称。它的官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记载，张放派大奴骏等四十多人，聚集党徒，携带兵弩，白天闯入乐府，攻击射杀官署人员。《霍光传》记载，弹劾昌邑王，在大殿前殿动用乐府的乐器。《续汉书·律历志》记载，汉元帝时，郎中京房懂得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皇上派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玄成在乐府测试询问京房。就是这些。后人把乐府采集的诗歌直接称为乐府，这是错误的，称为古乐府更是错误。【原注】《后汉书·马廖传》记载，汉哀帝裁撤乐府。注解说，哀帝即位，下诏罢免郑卫之音，减少郊祭和武乐等人员。这也是把乐府练习的诗歌直接称为乐府。
寺
【阎氏说】《马援传》记载，马援告诉狄道长回到官舍守卫。注解说，寺舍，就是官舍。这早于《张湛传》。又有高阳令杨着的碑文说，抛弃荣华，投弃官服，步行走出城寺。
“寺”字从古至今经历了三次变化。三代以上，凡是说“寺”的都是奄竖（宦官）的名称，《周礼·寺人》注解说，寺的意思就是侍奉。《诗经》说“寺人孟子”，《易经》的“阍寺”，《诗经》的“妇寺”，《左传》的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殿人惠墙、伊戾、寺人柳、殿人罗，都是这类人。【原注】崔杼派圉人驾车，寺人御车而出。自从秦朝让宦官担任外廷的职务，官舍就通称为寺。【原注】《说文解字》说，寺，就是廷。有法度的地方，这不过是汉代的解释罢了。汉代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延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原注】另外御史府也称为御史大夫寺。《汉书·元帝纪》注，颜师古说，凡是府庭所在的地方都称为寺。《风俗通》说，寺，就是司。《唐书·杨收传》说，汉代制度，总领群官听政叫省，分派事务专门治理叫寺，各官府所在的地方都叫寺。《后汉书·安帝纪》记载，皇太后驾临洛阳寺，以及若卢狱审录囚徒。注解说，寺，就是官舍。《张湛传》记载，告假回到平陵，望着寺门步行。注解说，寺门就是平陵县门。《乐恢传》记载，父亲做县吏，得罪了县令。乐恢十一岁时，常常俯伏在寺门前。《吴志·凌统传》也说，经过本县，步行进入寺门。后来变化，佛教僧侣的居所，也称为寺了。【原注】《石林燕语》记载，汉代以来，九卿官府都名叫寺，鸿胪寺是其中之一。原本用来接待四方宾客。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从西域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住在鸿胪寺。死后，尸体不坏，因此留在寺中。于是就把这里作为佛教僧侣的居所，就是洛阳的白马寺。僧侣居所称寺，本源就在这里。
省
十三布政使司，现在人称为十三省，是沿袭元代的旧制而错误称呼的。元代时行中书省有十一个，叫辽阳等处，叫镇东，叫陕西等处，叫四川等处，叫河南江北等处，叫云南等处，叫江浙等处，叫江西等处，叫湖广等处，叫甘肃等处，叫岭北等处。明朝初年沿袭元代制度，设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因为京畿、应天等府直接隶属于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现在应当称为十三布政使司，不应当称为省。【汝成案】《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等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设置云南布政使司。永乐元年，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后来又设置交址、贵州布政使司。宣德三年，罢免交址布政使司，除了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使司。考察明代制度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帝时省
云南一人，永乐则贵州止设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实共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肇域志，数交址，称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误耳。我朝为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隶，曰江宁，曰江苏，曰安徽，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甘肃，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湖南、甘肃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宁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宁府，自是移安庆云。
译云南设一人，永乐年间则贵州只设一人，这样算来仍有二十四人，但实际上共同治理一省，所以说十三。先生撰写《肇域志》时，将交趾计入，称为十四。这里仍说十三，就是因此。只有洪武九年才开始改设行省，这里说七年，是错误的。我朝设有承宣布政使司的共十九个，分别是直隶、江宁、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甘肃布政使司，分别于康熙三年、六年分设。江宁布政使司，于乾隆二十五年设置。在此之前，安徽布政使司治所在江宁府，从此迁往安庆。
职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韩宣以当受杖，豫脱裤缠裈而缚。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荀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秕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
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原注】通鉴注，唐谓州曹诸司参军为判司。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后，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懈，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后奏，则着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后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蒙传，为司徒左西属。蒙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则不独外吏矣。南齐书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钱氏曰】晋书王坦之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止是空文，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罚者，别繇犯忤主心，非关常准。泰始、建元以来，并来施行。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人怀惭惧。乞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今日公谴拟杖之所自始。
世说，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犹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觊传，为御史中丞，鞭令史。为有司所纠，原不问。
南齐书张融传，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梁书江蒨传，弟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干免官。郎官之杖，虚杖也，故至于千。僮干之杖，实杖也，不得过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干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后数百人。统役僮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干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干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为严切。高允传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言，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则有如高阳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杀职官，【原注】任城王澄传。唐邕之以录尚书而挝挞朝士【原注】本传。者矣。
押字
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俗谓之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记言，得晋永宁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则晋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齐书，太祖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名，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
译职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帝，后代沿袭此制，有了杖打属官的法律。曹操性情严厉，掾属处理公务时往往被加杖。【原注】《魏略》记载，韩宣因为应当受杖，预先脱下裤子缠上裈裤然后被捆绑。南朝宋刘道锡任广州刺史时，杖打治中荀齐文直至垂死。北魏刘仁之监造晋阳城时，杖打了前任殷州刺史裴瑗和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下诏，各官府在论处属官罪责时，若有律法规定较轻但情节严重者，允许在律法之外酌情决杖。燕荣任幽州总管时，元宏嗣被任命为长史，因害怕受辱，坚决推辞。皇上得知后，敕令燕荣说：“弘嗣受杖十下以上的罪责都要奏报朝廷。”燕荣愤怒地说：“小子怎敢戏弄我！”于是派弘嗣监收仓库粮食，扬米时只要发现一粒糠或一粒秕谷就加以惩罚，每次鞭打不满十下，但一天之中有时多达三四次。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诗中写道：“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代自主簿、县尉以上官员就不再施加鞭打，这比南北朝时期要好得多了。
《黄氏日钞》中，读韩愈《赠张公曹》诗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原注】《资治通鉴》注解说，唐代称州曹诸司的参军为判司。那么唐代的判司，大概也是主簿、县尉一类吧？然而唐代对待低级官员虽然严厉，但低级官员还能依法自我申辩，比如刘仁轨任陈仓尉时，擅自杀死了折冲都尉鲁宁就是例子。本朝判司、主簿、县尉用来安置新科进士，而管理仓库、监当等职不以羞辱他们，这比唐代更看重他们了。然而近来上级官员对下属役使苛刻、责罚严厉，甚至超过奴仆，这是官场的耻辱，也是法律的屈辱，此事关系到世道人心。
唐代自从战乱兴起以后，杖决的执行就不限于主簿、县尉了。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懈，柳仲郟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任观察使时，规定刺史以下六品官员必须先受杖然后再奏报，这就写进了法令。《宋史》记载，理宗淳祐二年三月，下诏今后州县官员有罪，帅司不得擅自加杖责罚。
《晋书·王蒙传》记载，王蒙担任司徒左西属。王蒙因为这个职位如果有过失就应当受杖，坚决推辞。皇帝下诏停止处罚，他仍然不就任。可见不只是外任官吏如此。《南齐书·陆澄传》记载，郎官旧例有坐杖之罚，有名无实。陆澄在任时，累积前后的罚责，一天之内一并受了一千杖。《南史·萧琛传》记载，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因坐杖受罚的都立即执行。萧琛于是秘密上奏说：“郎官受杖，起自后汉，那时郎官地位卑微，亲自主管文案，与令史没有区别，所以郎官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以此为耻。自魏晋以来，郎官地位逐渐重要，现在正参用高贵显赫之人，【钱氏曰】《晋书·王坦之传》记载，仆射江虨主持选拔，打算拟任王坦之为尚书郎，王坦之听说后说，自过江以来，尚书郎只任用第二等人才，怎么能用这个职位来拟任我？江虨于是作罢。吏部又接近通达显贵，不应该官位高、品级高的人却遵循旧例受罚。所以从来弹劾止于空文，允许推延迁就，或者遇到赦免之恩，或者进入春季法令，便能停止。宋元嘉、大明年间，有受罚者，另外是因为触犯主上心意，无关常规标准。泰始、建元以来，一并施行。自从奉诏之后，已执行的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下，无不使人感到惭愧恐惧。请求特别恩赐允许输纳赎金，使郎官与令史有所区别，以彰显优厚宽缓的恩泽。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应当受罚的依旧不再执行。这就是今日公罪拟杖的起源。
《世说新语》记载，桓公在荆州，以威刑肃整事物为耻。令史受杖，正好从朱衣上经过。桓式年轻时，从外面进来，说：“刚才从阁下经过，看见令史受杖，上面掠过云根，下面拂过地足。”桓公说：“我还嫌它太重。”这是令史穿着朱衣而受杖。【原注】《南史·孔觊传》记载，孔觊任御史中丞，鞭打令史。被有关部门纠举，宽恕不追究。
《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大明五年制令，二品清官，对行僮、干吏施杖不得超过十下。《梁书·江蒨传》记载，弟弟江葺任吏部郎，因杖打曹中干吏而被免官。郎官的杖，是虚杖，所以可以达到千下。行僮、干吏的杖，是实杖，不得超过十下。然而这也是失中之法。
沈统，大明年间任著作佐郎。在此之前，五省官员所配给的干吏、行僮不得杂役，太祖时期，因此被免官的前后数百人。沈统役使行僮过度，有关部门奏请免职，世祖下诏说：“近来干吏、行僮多不恭敬供给，主人可以酌情允许施杖。”允许对干吏施杖从此开始。
押字
《集古录》中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都是草书其名，现在俗称为画押，不知始于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记》说，得到晋永宁元年的砖，上有匠人姓名，下面有文字如押字。那么晋代已有此法，然而不可考证。《南齐书》记载，太祖在领军府时，让纪僧真学习他的笔迹署名，回复书信都交给僧真。太祖看了，笑着说：“我也不能再分辨了。”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写“苟”小写“文”，“容”
字大为父。陆倾戏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北史，斛律金不识文字，初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神武乃指屋角，令识之。北齐书，厍狄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陈书，萧引善隶书，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唐书，董昌僭位，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今人亦谓之花字。北齐后主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黄伯恩谓，魏晋以来法书，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故或谓之押缝，或谓之押尾。后人花押盖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牍，或只用押字，与名用之无异，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于檄移。【原注】癸辛杂识，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云体是也。不知南北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言，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则战国时已有之，又不始于后世也。
译字大是崔父的字。陆倾开玩笑说，您家既然以“大”为奇，那父亲也不小。《魏书》记载，崔玄伯尤其擅长书写花押，特别精巧细致，却看不出笔迹的痕迹。《北史》记载，斛律金不认识文字，起初名叫敦，苦于难以签署，改名为金，取其简便易写。仍然觉得困难，高欢便指着屋角，让他照着那个形状写。《北齐书》记载，厍狄干不识字，签署名字时写“干”字，却逆向向上画，当时人称这叫“穿锥”。还有一位武将叫王周，签署名字时先写“吉”字，然后再写成外面的框。《陈书》记载，萧引擅长隶书，陈宣帝曾翻阅奏章，指着萧引的签名说，这字的笔势翩翩，好像鸟儿将要飞翔。《唐书》记载，董昌僭越称帝，下达制诏都亲自签署名字。有人说，帝王没有签署诏书的惯例。董昌说，如果不亲自签署，凭什么知道我是天子？现在的人也称这种签名为花字。《北齐后主纪》记载，开府仪同三司有一千多人，领军将军一时就有二十人，接连签署文书，各自写花字，【原注】《北史》记载为“依字”。不写全姓名，不知道是谁。黄伯恩说，魏晋以来的书法精品，梁朝御府收藏的都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等人题名在纸张的首尾接缝处，所以有的称为押缝，有的称为押尾。后人的花押大概沿袭于此。又说，唐朝人以及本朝初期的前辈与人书信，有时只用花押，与使用名字没有区别，上奏章也偶尔如此，近世于是将花押用于檄文和移文中。【原注】《癸辛杂识》记载，古人称花押为花押印，是将名字稍作花样变化，如韦陟的五云体就是这样。不知道南北各史书中提到花押的竟然这么多。而《韩非子》中说，田婴命令官吏准备签署契约，计算斗石参升的账目。那么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并不是始于后世。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御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按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是则以亲署为押，已见于三国时矣。【原注】南北朝谓之画敕。
邸报
宋史刘奉世传，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吕溱传，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字见于史书盖始于此时。然唐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则唐时已有之矣。【阎氏曰】唐诗话，韩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不从。云云。是邸报字亦见于此。
酒禁
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周书酒诰，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故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尔之诗始作，其教严矣。汉兴，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之，自谓遵其约束，乃园中闻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张饮，与相应和。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礼，酇侯既阙之于前。纠民以刑，平阳复失主于后。弘羊踵此，从而榷酤，夫亦开之有其渐乎？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原注】困学纪闻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后，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干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奏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陈通政曰】孙公嘉淦以高粱祗堪供造酒之用，推论禁止之弊，谓于生计有损。此说诚矫枉过当。夫使果重其罚而立致其效，则家有盖藏，巷无群饮，岂非为治者至愿？所虑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于休养之乐，安知耗谷之患。而但以为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原注】沈括笔谈言，太宗朝，禁卒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
译《三国志·少帝纪》注引《世说新语》及《魏氏春秋》都记载，姜维侵犯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被征召回朝讨伐姜维。到达京城时，皇帝驾临平乐观观看军队经过。中领军许允与身边的小臣密谋，趁司马昭辞别时将他杀死，统领他的军队撤退。大将军（司马昭）已经在前殿写好诏书，司马昭进入时，皇帝正在吃粟米，优伶云午等人唱道：“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指的是鸭子。皇帝害怕，不敢发作。按：鸭子是劝皇帝押印诏书的意思。这样看来，以亲笔签署作为“押”字，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原注】南北朝称为画敕。
邸报
《宋史·刘奉世传》记载，在此之前，进奏院每五天将定好的报状上报枢密院，然后传送到各地。而邸吏往往提前将消息报下，或者伪造家书，放入邮驿传递。刘奉世请求废除定本，去掉实封，只通过普通信函传送报道，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吕溱传》记载，侬智高侵犯岭南，下诏命令奏邸不得擅自报道。吕溱说，一方有警报，让各道听到，共同做好防备。现在想让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曹辅传》记载，政和年间以后，皇帝经常微服出行。起初民间还不知道，等到蔡京的谢表中出现“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从此邸报传遍四方。邸报一词见于史书大概始于此时。然而唐代孙樵文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那么唐代就已经有了。【阎氏曰】《唐诗话》记载，韩翃长期居家，一天半夜，客人急促敲门。祝贺说，员外升任驾部郎中知制诰。韩翃说，弄错了。客人说，邸报说制诰缺人，中书省两次推荐名字，没有同意。等等。可见邸报一词也见于此处。
酒禁
古代圣王对于酒，先用礼制来引导，后用刑罚来约束。《周书·酒诰》说，如果有人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不要放过，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这是在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典。《周官》萍氏，稽查酒类，谨慎管理酒类。而司市，禁止在集市上随意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了，就搏斗并杀死他们。这是在太平的国家使用中等刑罚。一献之礼，宾主互相拜了一百次，整天饮酒却不会醉。那么还没到用刑罚的时候就用礼制来防范。所以成王、康王以后，天子没有贪酒的过失，卿士没有酣歌的过错。到了周幽王，天不湎尔的诗才开始作，教化严厉了。汉朝兴起，萧何制定法律，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替他，自称遵守他的约束，却在园中听到官吏醉歌呼喊，也取酒大饮，与之相应和。这是连那统一的方法都丧失了。用礼制防范百姓，酇侯（曹参）在前面已经缺失了。用刑罚纠正百姓，平阳侯（曹参）在后面又失去了主导。桑弘羊继承这个做法，从而实行酒类专卖，这也是逐渐开启的吧？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汉昭帝始元六年，采纳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了专卖，但仍然允许百姓按律占租卖酒，每升酒四钱。于是把它作为国家获利的一个途径，而酒禁的松弛实际上滥觞于此。【原注】《困学纪闻》说，酒类专卖的危害甚于鲁国初税亩。然而史书记载，自汉宣帝以后，有时禁止，有时开放。到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下诏天下州县，各量定卖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律禁止。从此名义上禁止而实际上允许卖酒，意在征收钱税而不在于酒了。宋仁宗乾兴初年，进言的人认为天下酒税每月比每年增加，没有极限，不符合古代禁止聚众饮酒、节约用度的意思。宋孝宗淳熙年间，李焘上奏说，设法劝饮，以敛取民财。周辉《清波杂志》认为，只怕百姓喝得不多而税赋不盈余，这是酒类专卖的弊端。到现在，既不征收酒税也没有禁令，民间于是把酒作为日常所需，如同饮食一样不可缺，像水流一样，到处都是，而关于厚养民生、端正德行的议论没有人起来坚持了。【陈通政曰】孙嘉淦认为高粱只堪供造酒之用，推论禁止的弊端，说对生计有损害。这个说法确实矫枉过正。如果确实加重刑罚而立即见效，那么家有积蓄，巷无聚饮，难道不是治理者最大的愿望吗？所忧虑的是不能禁止罢了。天下太平日子久了，习惯于休养的快乐，哪里知道耗损粮食的祸患。而只认为欲望所在，是日常的习惯。
邴原游学，不曾饮酒，就像大禹疏远仪狄一样。诸葛亮治理蜀地，路上没有醉人，就像周武王教化妹邦一样。
《旧唐书·杨惠元传》记载，杨惠元担任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守奉天，下诏移驻京西，戍兵一万二千人，以防备关东。皇帝驾临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杯传到，神策将士都不喝，皇帝派人问他们。杨惠元当时是都将，回答说，臣刚出发奉天时，本军主帅张巨济与我们约定说，这次行动，将建立大功，成就大名，凯旋之日，应当共同欢乐。如果没有战功，没有理由饮酒。所以臣等不敢违约而饮酒。出发后，有关部门在道路上供应食物，只有杨惠元一军瓶罍不开封，皇上称赞感叹很久，降下玺书慰劳。等到田悦叛乱，下诏杨惠元率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在御河夺取三桥，都是杨惠元的功劳。能这样统领军队整齐，那么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原注】沈括《梦溪笔谈》说，宋太宗朝，禁卒买鱼肉及酒进入营门的有罪。
北魏文成帝兴安四年，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斩首。金海陵
正隆五年，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女子没官。可谓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过，故不久而弛也。
译正隆五年，朝廷规定官员饮酒者处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规定酿酒者本人发配服役，财产和妻女没收归官。这可以说是使用严酷刑法了。然而立法过于严苛，所以不久就废弛了。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爻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原注】黄鲁直作黄彝字说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为足。徐尚书石麒有云，传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而为火矣。
赌博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考之汉书，安丘侯张拾、邔【原注】其己反。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并坐搏揜，免为城旦。【原注】货殖传，掘冢博揜，犯奸成富。王符潜夫论，以游博持掩为事。师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钱之属也。【原注】后汉书梁冀传，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皆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为右卫将军，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刘康祖传，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戏免。南史王质传，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晋陶侃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揣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将吏则加鞭朴。卒成中兴之业，为晋名臣。唐宋璟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将责名儡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后为开元贤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博，无饮酒。内外闻之，莫不悚息。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乃救时之首务矣。
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后出，专主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
晋中兴书载，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
辽史，穆宗应暦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解曰，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原注】按应暦十九年为宋太祖之开宝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戏，不知其所自来。而其年二月己巳，即为小哥等所杀。君臣为谑，其祸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京债
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愤，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原注】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
译水是大地的险阻，酒是人的险阻。所以《易经》爻辞中谈到酒的，没有不是坎卦；而萍氏掌管国家的水禁，水和酒由同一官员管理。【原注】黄鲁直在《黄彝字说》中说，酒善于使人沉溺，所以六种彝器都以船作为足。徐尚书石麒曾说，传书说，水柔弱，人们轻慢而玩弄它，所以多死于水。酒的祸害比火更猛烈，但它亲近人却比水更甚，是有原因的，世人全都因酒早死而不觉悟。读这些话的人可以知道保全生命的道理。《萤雪丛说》说，近年陈公大卿生平喜好饮酒，一天在席上与同僚交谈，引用“知命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问他，那人说，酒也是危墙。陈公因此有所感悟，于是终身不饮酒。近来米酒不足，而烟酒兴起，那就真的变成火了。
赌博
万历末年，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偶尔有互相跟随赌博的。到天启年间，才开始流行马吊游戏。而现在的朝中官员，像江南、山东，几乎没有人不做这个的。就像韦昭评论所说，耗尽白天，接着点燃蜡烛。人事荒废而不修，宾客旅人断绝而不接待。唉！可怪啊。考察《汉书》，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辟方，都因赌博获罪，被免为城旦。【原注】《货殖传》说，挖掘坟墓赌博，犯奸邪而成富。王符《潜夫论》说，以游荡赌博为事。师古说，搏，或作博，指六博。揜，是意钱之类。【原注】《后汉书·梁冀传》说，能拉满弓、弹棋、格五、六博、蹴鞠、玩意钱的游戏。都是游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说，任右卫将军，因与奉朝请毛法因玩蒲戏，得钱一百二十万，被罢官在家任职。刘康祖传，任员外郎十年，两次因玩樗蒲戏被免。《南史·王质传》说，任司徒左长史，因招聚赌徒被免官。《金史·刑志》说，大定八年规定，品官犯赌博法，赃物不满五十贯的，依法杖责，允许赎罪。再犯的杖责。皇上说，杖责，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应当先有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现在法律犯赌博的，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跟随舍余吃粮差操，也是这个意思。但一百人中没有一个因罪受罚的，上下互相包庇而法律不执行所以如此。晋朝陶侃勤于吏职，整天敛膝危坐，边疆多事，千头万绪，没有遗漏。各位参佐有人因谈戏废事的，命令取他们的酒和博具，全部投入江中。将吏则加鞭打。最终成就中兴大业，成为晋朝名臣。唐朝宋璟任殿中侍御史，同僚有人在台中赌博的，将要责问姓名而罢黜他，赌博的人惶恐躲藏。后来成为开元贤相。而史书说文宗急切于求治，每当刺史当面辞行，一定殷勤告诫说，不要嗜赌，不要饮酒。内外听到，无不惊恐叹息。那么勤于吏事而纠正风气过失，乃是救时的首要任务了。
《唐书》说杨国忠因善于玩樗蒲而得入供奉，常常后出，专管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错。皇帝高兴地说，是度支郎的才能啊。最终任用他而败坏。玄宗末年，荒淫佚乐，于是让小人占据君子的位置，这也是国家的妖孽啊。现在的士大夫不仰慕姚崇、宋璟，而学习杨国忠，也终究必亡而已。
《山堂考索》说，宋朝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书的人说进士萧玄之本名琉，曾因赌博受杖刑，现在改名赴考登第，诏令有关部门召萧玄之诘问，他承认，剥夺他的敕书，赎铜四十斤，遣散他。宋朝制度如此严格，现在的进士有不擅长赌博为耻的了。
《晋中兴书》记载，陶士行说，樗蒲，是老子入胡所作，是外国游戏罢了。近日士大夫多玩它，怎么能不使天下都变成外国呢？
《辽史》说，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玩叶格戏。解释说，宋朝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的游戏。【原注】按应历十九年是宋太祖的开宝二年，是契丹先有这个戏，不知它从哪里来。而那年二月己巳，就被小哥等人所杀。君臣开玩笑，其祸害竟不旋踵。这不祥之物，而现在的士大夫整天拿着它，能免于效仿的罪责吗！
《宋史·太宗纪》说，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令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说，至元十二年，禁止民间赌博，犯者流放到北地。治理乱世用重典，本来应当如此。
今天致太平的道路从哪里来？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京债
赴铨守候，京债的累赘，现在最严重。《旧唐书·武宗纪》说，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报，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导致他们贪求，无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原注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得官者，允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的料钱，到支取时折下，所希望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以责求清廉。听从了。大概唐朝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的只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的官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还念其举
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二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
译债务的拖累，先前由户部预先发放两个月的俸禄，这不仅是体恤下属的仁政，也有劝勉廉洁的法度。与如今官员到任后，先要偿还京城债务，剥削下属尚且不足，有时甚至借库银来抵偿的情况相比，其中的得失优劣显而易见。
若夫圣主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宫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两，着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元年二月，诏中书省，自今新除府、州、县官，给赐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着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俾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还乡者亦给车舟。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
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原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着为令。
纳女
汉王商为丞相，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王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为大中大夫张匡所奏，免相，欧血薨，谥曰戾侯。后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及卒，尚书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谥曰文灵。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后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弃归
汉书衡山王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以王女之贵，为人妻而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礼制其臣下也。
罢官不许到京师
后汉书言，汉法，罢免守令，非征召不得妄到京师。【原注】苏不韦传。今制，内外官员至京师，必谒鸿胪寺，报名见朝。至南京，必谒孝陵。罢职者不得入国门。【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诏逐罢闲官吏人等。此汉人之成法，所以防夤缘，清辇毂之意深矣。
册府元龟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
译至于圣明君主所施行的政令，有超越前代的。《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七月丙子日，任命郡县官员二百三十四人，赐给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父亲同此数，母亲、妻子及长子各减半。府、州、县的佐贰官按长官的一半赐给，父亲同此数，母亲、妻子及长子再减半。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一样，州、县吏目、典史按佐贰官再减半，父母妻子都同此数。至于路途费用，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按知府的五分之三赐给，治中减半，通判、推官按五分之二赐给，州同知按府通判赐给，经历及州判官按府同知减半赐给，县丞、主簿按知县再减半赐给，知事、吏目、典史都是十两，定为法令。皇上说：“如今新授官职的多出身平民，到任之初，或许向人借贷，那么日后不免侵吞百姓利益，不设法培养他们的廉洁，却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就难了。”洪武元年二月，诏令中书省，从今以后新授府、州、县官，赐给白金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日，皇上对中书省大臣说：“官员中在京等候选任的，应当尽早授予官职，立即让他们赴任。听说久住客店的人，每天有所花费，甚至穷困，向人借贷。昔日元朝的弊政，这也是其中之一。那些常规选任的官员滞留京城，资用既缺乏，便沦为医卜之人，使人丧失操守，实在是朝廷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对。从今以后，铨选之后，按品级差别，都给予路途费用，仍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送他们赴任，定为法令。”十七年七月癸丑日，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说：“做官的人得到俸禄奉养双亲，这是人子所愿。然而有路途遥远而不能奉养父母的，请求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使他们得以迎养父母，以尽人子之情。”朝廷议论认为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的，官府提供舟车，已有定例。从今以后凡是距离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应当依例提供。皇帝批准。【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令已故官员的妻子儿女回乡的也提供车舟。这难道不是爱护百姓的仁政先于体恤官吏吗？
居官负债
做官负债，虽然不是君子的行为，似乎不触犯国法。但考察古代，有因不偿还债务而免除列侯爵位的。《汉书》记载，孝文帝三年，河阳侯陈信，因不偿还他人债务超过六个月，被免职【原注】免除侯爵。就是这样。有因不偿还债务而贬官的。《旧唐书》记载，李晟的儿子李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溺酒色，肆意豪奢，积债达数千万。他的儿子向回鹘借贷一万多贯钱不偿还，被回鹘控告。文宗发怒，贬李惎为定州司法参军。就是这样。然而这还是前代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那么回鹘应当更借钱给他，并为他谋求好的缺额了。
《元史》记载，太宗十二年，因官民向回鹘借贷金子偿还官府，每年加倍利息，名叫羊羔息，危害极大。诏令用官物代为偿还，共七万六千锭。仍命令，凡是借贷时间久远的，只还本金与利息相等为止。定为法令。
纳女
汉王商任丞相，皇太后曾下诏询问王商的女儿，想让她充备后宫。当时女儿生病，王商心里也感到为难，以生病为由回答，女儿未入宫。等到王商因闺门之事被审查，自知被王凤中伤，惶恐害怕，又想送入女儿作为援助。于是通过新得宠幸的李婕妤家表白想见女儿，被大中大夫张匡上奏，免去丞相职务，吐血而死，谥号戾侯。后魏郑羲任西兖州刺史，贪婪鄙陋，纳女儿为嫔妃，被征召为秘书监。等到他去世，尚书拟定的谥号是宣。诏书说：“盖棺定谥，激浊扬清。郑羲虽然早有文学业绩，但治理缺乏廉洁清正。尚书为何竟遗忘至公，违背明典！依据谥法，博学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谥号定为文灵。”古代的士大夫以纳女儿入后宫为耻，今人却以此为荣了。
古代的名士尚且不肯与外戚同列。魏夏侯玄任散骑黄门侍郎，曾经进见，与皇后弟弟毛曾并坐。夏侯玄以此为耻，不高兴，表现在脸色上。宋路太后颇参与政事，弟弟路琼之的宅第与太常王僧达的门相对。路琼之曾经盛装车马仪仗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不向他行礼。路琼之向太后诉苦，太后大怒，告诉皇上说：“我还活着，就都欺凌我家，死后就要乞食了。”想治王僧达的罪，皇上说：“路琼之年少，自然不应轻率拜访诸王。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因这事加罪？”
王女弃归
《汉书》衡山王传记载，衡山王太子的女儿无采，嫁后被休弃回家。以王女的高贵，作为人妻却还有被休弃的。近代“七出”的条款尚存，而王侯也不能以非礼制约束臣下。
罢官不许到京师
《后汉书》说，汉法规定，罢免的太守、县令，除非征召不得随意到京城。【原注】见《苏不韦传》。现在的制度，内外官员到京城，必须拜谒鸿胪寺，报名见朝。到南京，必须拜谒孝陵。罢职的人不得进入国门。【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日，诏令驱逐罢免闲居的官吏等人。这是汉人的成法，用来防止攀附钻营，清静京城的用意深远。
《册府元龟》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日，太傅致仕。王建立，
不由诏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上章，允归乡里。通事不敢引对，留于阁门久之。自至后楼召见，帝以故将，不之罪。则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尝弛也。
译没有奉诏旨来到京城，【原注】建立，先前已经上奏章，获准返回故乡。通事不敢引见应对，让他留在阁门很久。后来从后楼召见，皇帝因为他曾是旧将，不追究他的罪责。由此可知，五代的朝廷，这种法度也未曾松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