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译卷二十九

骑

《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晨来朝，策马奔驰。”古代马是用来驾车的，不能说“奔驰”，【原注】董氏说，顾野王写作“清晨来朝，驱马前进”。说“奔驰”的，是单独骑马的称呼。古公的国家邻近戎狄，他们的习俗尚有相同之处。【原注】程大昌《雍录》说，古代都乘坐车，现在说“策马奔驰”。恐怕这时或许已经由乘车变为骑马了，大概是因为躲避狄人的急迫，来不及驾车。那么骑射的方法就不始于赵武灵王了。【惠氏曰】《诗经》注疏说，驰指策马奔驰，这属于乘车，并非单独骑马。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要让国君乘马回去。《正义》说，古代服牛乘马，马是用来驾车的，不单独骑马。到了战国六国时期才开始有单独骑马，苏秦所说的“战车千辆，骑兵万匹”就是如此。《曲礼》说，前面有车骑的人。《礼记》是汉代的书罢了，经典中没有“骑”字。刘炫认为这左师展要让国君乘马回去，是想和国君单独骑马回去，这是骑马的开端。【原注】《周礼》大司马师帅执提注，提指马上的鼓，有弯曲的木头，提持着鼓立在马鬃上，所以叫提。《正义》说，郑玄大概是依据当时已有单独骑马，举来比拟周代，其实周代都乘坐车，没有轻骑的方法。王应麟说，《六韬》谈论骑战，那本书应当出于周末。又引用《公羊传》，齐侯慰问鲁公，以鞍作为几案。《公羊传》也是周末的书。

春秋时期，戎狄杂居在中原地区的，大抵都在山谷之间，兵车所到不了的地方。齐桓公、晋文公仅仅排斥并击退他们，不能深入他们的地域，是因为用车的缘故。中行穆子在大卤打败狄人，得益于毁车崇尚步兵。而智伯想要讨伐仇犹，赠送大钟，以开辟道路，其不利于用车可以知道了。形势不得不变化为骑马，骑射所以便于山谷。胡服所以便于骑射，因此公子成之类的人，劝谏胡服而不劝谏骑射。意谓骑射的方法一定有在武灵王之前使用的人。【惠氏曰】查《韩非子》，秦穆公送重耳，有骑兵两千。那么单独骑马不始于六国。

骑兵利于进攻，车兵利于防守，所以卫将军遇到敌人，用武刚车环绕作为营垒。

《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鸿门宴时说，沛公就留下车骑，脱身独自骑马。上面说车骑，那么车驾的马，是来时乘坐的。下面说独自骑马，那么单独行走的马，是去时跨骑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个人，都是步行逃跑。《樊哙传》说，沛公留下车骑，独自骑马，樊哙等四人步行跟随，就是这样。

驿

《汉书·高帝纪》，乘坐传车前往洛阳。颜师古说，传就像现在的驿站。古代用车，叫做传车。后来又单独设置马，叫做驿骑。我怀疑这种方法春秋时应当已经有了。比如楚子乘坐驲，在临品会师。祁奚乘坐驲去见范宣子。楚子乘坐驲到达罗汭。子木派驲向王禀告。楚人对游吉说，我将派驲奔去询问晋国，然后告知。《国语》，晋文公乘坐驲，从下脱会见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乘坐驲亲自追赶晏子，到达国境。都是事情紧急来不及驾车，或许是单独乘坐驿马。而注疏家没有提到这一点。【原注】戴侗说，用车叫传，用骑叫驲。晋侯用传召伯宗，那是车。《左传》弦高并且派遽告于郑注，遽，传车。查《韩非子》说，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间来禀告。那么骑也可以叫做传。

谢在杭《五杂俎》说，古代乘坐传都是驿车。《史记》，田横和两个客人乘坐传前往洛阳注，四匹高足马叫置传，四匹中足马叫驰传，四匹下足马叫乘传。然而《左传》说郑子产乘坐遽到达，那么似乎单独骑马了。《释文》，用车叫传，用马叫遽。子产时辅佐郑国，难道缺乏车吗？恐怕来不及，所以乘坐遽，其为驿马无疑了。汉初还乘坐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都私自准备驿马，后来嫌其不快，一概骑马了。

驴骡

自秦以前，传记中没有提到驴的，意谓虽然可能有，但不是人家常养的。【原注】《尔雅》没有驴，而有鼳鼠，身体长须而凶恶，秦人叫它小驴。【汝成案】《尔雅》正义说，这就是鼠类。所谓鼳鼠而郭璞两释之，那么这是兽而不是鼠了。《晋书·郭璞传》说，有物大如牛，灰色，短脚，类似象，胸前尾上都是白色，有力而迟钝。郭璞根据卦名命名，是驴鼠。大概就是这类。《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纱车、匈奴、楼烦、月氏各国，以骆驼、野马、騊駼、駃騠进献。【原注】驴父马母叫骡，马父驴母叫駃騠。《古今注》，用牡马牝驴所生叫駏。【汝成案】《说文》，駃騠，马父骡子。《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匹白骡，非常喜爱。李斯上书秦王说，骏良騊駼。邹阳上书梁王也说，燕王按剑而怒，喂以駃騠。所以是贵重难得的东西。司马相如《上林赋》，騊駼骆驼，蛩蛩驒騱，駃�驴骡。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汝成案

译驴也是人家常饲养的家畜。它的名字最早见于文献。贾谊的《吊屈原赋》说：“驾驭疲弱的牛，让跛脚的驴做骖马。”《史记·日者列传》说：“良马不能和疲弱的驴组成一车四马。”东方朔的《七谏》说：“良马奔逃，却驾驭着骆驼。”刘向的《九叹》说：“退却良马用来转运，腾跃驴骡用来奔驰追逐。”扬雄的《反离骚》说：“驰骋良马却曲折艰难，驴骡步履蹒跚却与之并驾齐驱。”这些又都是把它们看作低贱而不堪使用的。我曾考察驴这种动物，到汉代才得名，到汉武帝时才被充实进上林苑，到汉灵帝时才受到宠幸。【原注】《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在宫中西园驾着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驱驰周旋，以此作为极大的乐趣。于是公卿贵戚争相效仿，甚至乘坐有帷盖的车作为骑从，互相侵夺，驴的价格与马匹相当。然而驴的品种大致出自塞外，自赵武灵王推行骑射之后，逐渐被中国所利用。《盐铁论》说：“骡、驴、骆驼，尾随而入塞。驒、奚、嘶马，都成为我的家畜。”杜笃的《论都赋》说：“胡人少年，驱赶骡驴，驾驭宛马，鞭打駃騠。”《霍去病传》说：“单于于是乘坐六头骡子。”《匈奴传》说：“他们奇特的畜类则有骆驼、驴骡、駃騠、騊駼驒奚。”《西域传》说：“鄯善国有驴和马，多骆驼；乌馲国有驴，没有牛。”而龟兹王学习汉朝的礼仪，外国人就说：“驴不像驴，马不像马。”如果龟兹王所说的骡子，可见外国多产这种动物，而汉人则把它当作奇特的畜类。人也有用父母不同种族来命名的，如《魏书·铁弗刘虎传》所说，北方人称父亲是胡人、母亲是鲜卑人为铁弗。

译军队的行军速度有快有慢

魏明帝派遣司马懿征讨辽东，当时从洛阳出兵不过三千多里，而皇帝询问往返需要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程一百天，攻城一百天，回程一百天，再加上六十天作为休整，这样一年就足够了。这还保留着古人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的遗意。夏侯渊作为将领，奔赴紧急战事迅速，常常出乎敌人意料，军中为此流传谚语说：“典军校尉夏侯渊，三天行军五百里，六天行军一千里。”这种方法可以偶尔用于二三百里的近处，否则为了追逐利益而日行百里，会导致主将挫败，这本来就是兵家所忌讳的。

用木罂瓶渡军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从夏阳用木罂缻渡军。服虔说，用木头捆绑罂缻来渡河，就是这样。古文简略，没有说“缚”字罢了。《吴志·孙静传》记载，孙策诈令军中，迅速准备几百个罂缶，分派军队，夜间投入查渎。也是这种方法。其形状画在喻龙德的《兵衡》中，称为瓮筏。

海师

在海上用兵，古人大概多次实行过了。东吴徐承率领水军从白海进入齐地，这是从苏州下海到山东的路。越王勾践命令范蠡、舌庸率领军队沿海北上溯淮水，以切断吴国的退路，这是从浙东下海到淮水上游的路。唐太宗派遣强伟在剑南伐木造船舰，从巫峡抵达江扬，趋向莱州，这是从广陵下海到山东的路。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乘船横渡渤海，攻打朝鲜。魏明帝派遣汝南太守田豫督率青州各军，从海路讨伐公孙渊。前秦苻坚派遣石越率领骑兵一万，从东莱出右径袭击和龙。唐太宗讨伐高丽，命令张亮率领水军从东莱渡海趋向平壤。薛万彻率领甲士三万，从东莱渡海进入鸭绿水，这是从山东下海到辽东的路。汉武帝派遣中大夫严助，调发会稽军队乘船渡海救援东瓯。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乘船渡海攻打东越，这是从浙江下海到福建的路。刘裕派遣孙处、沈田子从海路袭击番禺，这是从京口下海到广东的路。隋朝讨伐陈朝，吴州刺史萧瓛派遣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到达吴地，这又是从淮北下海到苏州的路。公孙度渡海攻打东莱各县，侯希逸从平卢乘船渡海占据青州，这又是从辽东下海到山东的路。宋朝李宝从江阴率领水军在胶西的石臼岛击败金兵，这又是从江南下海到山东的路。这些都是古人海路用兵的成效。【沈氏说】《海防考》记载，江南的海防要害有四处：一是金山卫，因为靠近海塘，北接吴淞口；二是吴淞江，因为它是苏州、松江两郡的要害；三是刘家河，是从太仓入侵的必经之道；四是白茆港，是从常熟入侵的重要关口。江北的海防要害有三处：一是新港，即三江口，因为逼近扬州；二是北海，是通往新插港的地方，又有盐徒聚集船只于此；三是庙湾，因为它是巨镇，可以通往大海口。翁大立说，海防只有三种策略，出海会合哨探，不让敌人进入港口，这是上策。沿着海塘拒守，不让敌人登岸，这是中策。出海水列阵，不让敌人靠近城池，这是下策。不得已而守城，那就无策了。【陈总兵说】天下沿海的形势，从京师、天津向东，辽海、铁山、黄城、皮岛，对外面对朝鲜，向左延伸东北山海关、宁远、盖平、复州、金县、旅顺口、鸭绿江而抵达高丽，向左绵延东南山东的利津、清河、蒲台、寿光、海仓口，登州而至庙岛、成山卫。登州和旅顺口南北隔海对峙，东面悬着皮岛，西面环绕两京、登莱，这就是辽海。登州一郡突出东海，尽头在成山卫，海船前往盛京、天津的以成山为标准。成山卫转向西南，则有靖海、大嵩、莱阳、鳌山、灵山而到达江南海州，这些都是登州西南的海域。海州以下，庙湾以上，则是黄河入海口。河水浑浊海水清澈，泥沙入海则下沉，实际上支流细流纠结，向东蜿蜒漫长，潮水满时淹没，潮汐有时浅有时深，名叫五条沙。中间深处称为沙行。江南的沙船前往山东的，依靠沙行停泊，船因为底平，稍微搁浅也没有妨碍。福建的船则底圆加上龙骨三段，架接高昂，搁在沙上被浪拍打，立刻就会破碎折断。再加上江浙海潮外面没有藩篱屏山来减缓水势，向东澎湃，所以潮汐的流速比其他省份最急。如果缺乏西风开避，那么船只随水流搁浅，没有不损坏的。因此海船前往山东、两京，必须从尽山对东开船一日一夜，避开那沙洲，才敢向北行驶。因此登莱、淮海稍微放宽海防的，职责在于五条沙为之保障。庙湾以南从如皋、通州而到达扬子江口，内有狼山，外有崇明，锁钥长江，沙坡急潮，其概况相似。而崇明上锁长江，下扼吴淞口，东面有洋山、马迹、花脑、陈钱等山接连浙江的宁波、定海外岛，而嘉兴的乍浦、钱塘的鳖子、余姚的后海、宁波的镇海，虽然沿海相连的要塞，但外有定海为之捍卫，实在是内海的堂奥。只有乍浦一处濒临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的洋山、定海的衢山、剑山，外面则是汪洋，谈论海防的人应当留意。江浙

译外海以马迹山为界，山北属于江苏，山南属于浙江。而陈钱山在东北方向，俗称尽山。山势大，澳口广，可以停泊船只一百多艘。山上出产水仙，海里出产淡菜。海盐的贼船常常停泊在此，江浙的水师更应当在此处多加留意。南边的海岛从衢山、岱山直到定海，东南方向从剑山、长涂直到普陀。普陀正东之外，出了洛迦门，有东霍山。夏天，贼船也可以停泊在此，伺机抢劫洋船后返航。而且与尽山形成南北犄角之势，山脚水深，不加长碇缆不足以停泊。普陀以南从崎头到昌国卫，连接内地，外面有韭山、吊帮，也是贼船停泊的地方。这些都是宁波府所属。从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里面有佛头、桃渚、崧门、楚山，外面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处处都是贼船出没经过的区域。南边连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这是温州所属的内海。乐清东面耸立着玉环，外面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直到北关，以及闽海交界处的南关，实在是温州、台州内外海停泊、砍柴汲水的区域，不可忽视。福建的海内从沙埕、南镇、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伍虎直到闽安，外面从南关、太嵛、小嵛、间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永宁直到白犬，是福宁、福州外护左翼的屏障。南边从长乐梅花、镇东、万安，是右臂。外面从磁澳直到草屿，中间隔着石牌洋，外面环绕着海坛大岛，闽安虽然是福建省的水口咽喉，海坛实在是福建省右翼的扼要之地。从福清的万安，南望平海，里面空虚的海套，这就是兴化。外面有南日、湄洲，再外面是乌坵、海坛，应当留意的是，东北有永宁，东南有乌坵，就像浙江的南屺、北屺，积谷、吊帮、韭山、东霍、衢山，江苏的马迹、尽山一样。泉州北面是崇武、獭窟，南面是祥芝、永宁，左右拱卫，里面藏着郡治，下面连接金门、厦门两个岛屿，以到达漳州。金门是泉州郡的下臂，厦门是漳州郡的咽喉。漳州从太武山向南，镇海、六鳌、古雷、铜山悬钟，处处可以停泊。直到南澳，以划分闽粤。泉州、漳州的东面，外面有澎湖岛三十六个，而关键在于妈宫、西屿头、北港、八罩四澳。北风时可以停泊船只。如果是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停泊，而且风平浪静，黑沟、白洋都可以暂时停泊，以等待潮流。洋面大而山低，水急而流回旋，北边的吉贝，沉礁一线，直伸向东北，一眼望不尽，里面都布满暗礁，仅存一个蜿蜒的港口，不熟悉情况的人不敢划船到达。南边有大屿、花屿、猫屿，北风时不可停泊，南风时适宜巡逻缉查。澎湖的东面就是台湾，北边从鸡笼山对峙福州的白犬洋。南边从沙马崎对峙漳州的铜山，绵延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肥沃的田野，从海到山浅阔相当，大约百里。东西穿山到海大约四五百里，高山重叠，丛林茂密，野番聚集。建立一郡，分为四县。山川形势，生番熟番的习性，像蜂窠蚁穴一样，志书考证记载详备。郡治南抱七昆身，直到安平镇、大港，隔着港口的沙洲直北到鹿耳门。鹿耳门隔着港口的大线头沙洲直到隙仔海翁隙，都是西面护卫府治的地方。而港口中可以出入大型船只的，只有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其余港口虽然多，大船不能出入，仅平底船、四五百石的三板头船可以进出。这也是海外的形势，用来捍卫内地沿海的要地。南澳东面悬峙着海岛，捍卫漳州的诏安、潮州的黄冈。澄海是闽粤海洋适中的要隘，外面有三个小岛。是北澎、中澎、南澎，俗称三澎。南风时，贼船经过暂时停泊的地方。里面从黄冈大澳直到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这虽然是潮州郡支山入海，实在是潮州郡贼船出没的区域，早晨远扬于外洋以伺机掠夺，夜晚西向于岛澳以偷泊。而海贼中特别凶恶的，多是潮州人。赤澳一洋，从甲子门南到浅澳、田尾、遮浪、汕尾、鲘门关、大星、平海，虽然属于惠州，但山川人性与潮州没有不同，所以在居中的碣石设立大镇。下面到大鹏、佛堂门、将军澳、红香炉、急流门，由虎门进入广东省。外面从小星、笔管、沱泞、福建头、太嵛山、小嵛山、伶仃岛、旗纛屿、九州岛洋直到老万，岛屿数不胜数，处处可以砍柴汲水，处处可以停泊。广东的贼船不但有海舶，此处可以伺机抢劫，而且内河的桨船、橹船、渔舟都可以出海，群聚剽掠，广东海域藏垢纳污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广东左面捍卫虎门，右面扼守香山。而香山虽然外护顺德、新会，实在是省会的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匪，港汊四通，奸匪特别多，而且与澳门接壤，外防番舶，与虎门形成犄角之势，有心的人岂能轻视呢！外出

译十安门到达鲁万，这是洋船、番舶往来经过的必经之地。下面连接岸门、三灶、大金、小金、乌猪、上、下川、戙船澳、马鞍山，这些是肇庆所属广海、阳江、双鱼之外的屏障。高州府的电白，外面有大小放鸡岛，吴川外面有硇州岛，下面邻近雷州的白鸰、锦囊，向南直到海安。从放鸡岛向南直到海安，中间悬峙着硇州岛，暗礁暗沙难以全部记载，不是深谙水性的人不敢在里面航行，而高州府的地方实际上依靠沙礁的庇护。雷州这一个郡，从遂溪、海康、徐闻向南延伸四百多里，到达海安，三面濒临大海，宽度约百里，与琼州对峙，渡海一百二十里。从海安绕道西北到合浦、钦州、防城，以及交趾的江平、万宁州，延长一千七百里。所以海安以下廉州的船宜乘南风，以上宜乘北风。从廉州的冠头岭向东，白龙、调埠、州江、永安、山口，处处沉沙，难以一一记载。从冠头岭向西，直到防城，有龙门七十二个水道，每个水道都相通。所谓“径”，就是岛屿间的门道；所谓“通”，就是水道。因为岛屿交错混杂而水道都相通。廉州多沙，钦州多岛。地域以华夏和夷狄为界限，而又出产明珠，不进入交趾，所以在廉州建亭称为“海角”，在钦州建亭称为“天涯”。琼州屹立在海中，地脉从海安渡海而来。南边是崖州，东边是万州，西边是儋州，北边是琼州，与海安对峙。琼山、文昌、乐会、黎水、感恩、临高、定安、澄迈等沿海各州县环绕着熟黎，而熟黎环绕着生黎，生黎环绕着五指岭、七指山。五指山向西，七指山向南。周围陆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通黎人聚居区中心到达崖州五百五十五里，万州东路直通黎人聚居区中心到达儋州五百九十里。从海口港的东路，沿海只有文昌的潭门港，乐会的新潭、那乐港，万州的东澳，陵水的黎庵港，崖州的大蛋港。西路沿海只有澄迈的马袅港，儋州的新英港，昌化的新潮港，感恩的北黎港，可以停泊船只，其余港口虽然多，但不能停泊。而沿海沉沙，行船实在艰险。内山生黎，山岚瘴气特别严重。我们可以住在熟黎地区，而不能住在生黎地区。生黎可以住在熟黎地区，而不能来到我们的地方。熟黎夹在中间，是因为水土适宜的缘故。这也是海外仅次于台湾的地方，可惜田地不广阔，每年依赖高州、雷州供应。虽然出产楠木、沉香等各种香料，与广南相等，在诸番中居首，终究不能与台湾沃野千里相比拟。【程方伯说】粤东山区海边，蜑人、瑶人杂居，是自古以来盗贼充斥的地方。我朝严厉剿杀，逐渐平定。一百多年来，休养生息，百姓物资丰富。等到乾隆五十四五年，盗贼又起。因为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位，战事不断，国内空虚，招致亡命之徒，给他们高官厚禄，提供兵船，让他们劫掠我们的商船渔船以充军饷，名义上叫“采办”，实际上是粤东海盗的开始。当时太平日子久了，水师松懈，缉捕不力，商船渔船失业，跟随盗贼的人很多。地方官也不能防微杜渐，而接济销赃等各种弊端到处都有。等到阮光缵灭亡，群盗无主，争着称雄，于是蔓延不可控制。像现在的乌石二总兵、保东海、八阿婆等盗贼，都是安南大盗陈天保、莫观辅等人的头目。从此以后，增造战船，任命将领出兵，已经二十年了，而盗贼如毛，终究没有成效。统计一年之中，我们擒获的盗贼最多不过一千多人，而贼首沿海一号召，跟随的人像蚂蚁一样。船只不需要打造，都从商船渔船得来。食物货物不需要经营，都从劫掠得来。海洋熟悉得像家门，波涛平静得像平地。我们的军队反而显得怯懦了。军队离开就分散占据各港口，无所不取。军队到来就联合抵抗，没有人敢触犯。我们的军队反而显得困顿了。又因为海船全靠风力，风向不顺，即使相隔几十里，十天半月还到不了。所以海上的军队，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迷雾、傍晚黑夜不战，风暴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面没有停泊之地，都不战。等到交战时，勇力无处施展，全靠大炮轰击，船身颠簸。能击中多少？侥幸获胜，我们顺风追击，贼也顺风逃跑，一望无际的大洋，不像陆地那样可以伏兵擒获。东西南北，随他们去，不像江湖那样可以凭借险阻扼守。必须等到他们的船受伤行动迟缓，包围攻击他们，贼匪计穷，斗败投海，然后抓获他们的一两条船，而其余的船已经飘然远去了。如果正值日暮，贼从外洋逃遁，我们的军队不敢冒险，势必回帆收港。所以消灭他们最难，不大力振作，不容易平定。章自效力四年，三次出洋，亲身冒着箭石。对于风涛的壮厉危险，海道的难易远近，各股贼匪的大小强弱，以及官兵的辛苦才能，大概知道一些。谨摘录筹办海匪事宜若干条，以供采纳。一、战船应该派遣本管的武官监督修理

译从前修造船只，都由出海经事的武官士兵监督修建，工程质量还算扎实。后来因为有不肖的武官士兵向工匠勒索钱财，于是罢免了武官士兵，专门任用文职官员督造。工程完工后，禀报请求查验，如果合格就命令武官接收。费用虽然比以前稍有减少，但工程用料实际上不如从前。因为造船工艺最为深奥微妙，船体坚固与否，不是凭一时外观就能完全看出的。一旦驶入大洋，巨浪颠簸，真实情况就全部显现了。章前曾经带领红单船百号出海，与海军将士同行两个月，看见各船日夜要舀水数百桶，难怪它们沿海停泊时显得无力。船是官兵的城墙、房屋、车马，船如果坚实，作战就勇敢，防守就稳固，追击就迅速，冲锋就坚固。反之，则担心沉没覆亡都来不及，哪里还指望抓获贼寇？回忆在海上时，看见林总兵座驾的海安四号船坚固牢实，行驶快捷，贼匪望而生畏，询问得知是由蔡廷芳监造。可见监工得人，一艘船可以发挥几艘船的作用，不应该因为一两个武官士兵不肖，就认为人人都这样。应该请求将船只依次撤回，彻底整修，就派该管武官士兵监修，他们自身性命相关，自然不允许工匠偷工减料。如果有勒索行为，指名揭发参奏。至于材料费用必然稍有增加，应由藩库足额发放，不要让承修官员赔累，这样工程才能坚固。这是剿灭贼寇的第一要务。

一、篷帆、缆绳、铁锚、舵、桅杆等木料应该增加用料制备。海中浪起时船像升天，浪落时船像坠地。一样东西不牢固，就有覆没溺亡的危险。回忆与海军将士在东西洋面同行三千多里，一遇大风，海军将士就有折断桅杆的。一艘船折断桅杆，全军失色，即使贼船唾手可得，也必定放弃而回港，又不能丢弃给贼寇。必须寻找木材更换，三四天工程才完成，而贼寇已经从容逃遁了。航行三五天，追贼即将赶上，桅杆又坏了。所以出师两个月，没有抓获一个贼寇。应该请求在篷帆、缆绳、铁锚、舵上增加用料修备，并且每船多给一套篷席绳缆，以备不测。灰、麻、油、钉，事事都要宽裕预备。其中主桅尤其关键，即使不能全用坚固完整的大木，也必须镶板加固结实。这些都关系到官兵性命，不可忽视当作小事。

一、作战器具应该逐件精良。海战没有比炮更厉害的，以大为贵。从前贼寇看见官船，逃跑躲避不战，是因为炮少。几年来，贼寇劫掠我们的炮台，虏获我们的官船以及商船夷船，炮位已经多得用不完了。他们的大炮重达四五千斤，我军的大炮不过二三千斤，气势不如贼寇，所幸士兵发射比贼寇精熟。只是须要多备铁钉，参差束缚，大小如炮口，令其在靠近贼寇时入炮发射，一发可伤数十人，比炮弹更厉害。此外如藤牌、鸟枪、长刀、短兵、竹枪之类，都必须备足。至于登船抓贼，没有比火攻更妙的，但我军用火，贼寇也用火，我军的火必须更猛烈更迅速，然后我先烧贼寇，而贼寇不能烧我。听说从前浙江李提督另用小船预先贮存硝石、硫磺、柴草，临时点火，驶近烧贼船，这是古法。只是海上风涛迅猛严厉，火船未必就能靠近贼寇。即使靠近了，贼寇用长竿撞击抗拒，浪头一涌，各自分开数丈，断难得力。不如仍然照现在的方法，用火罐、喷筒为好。查贼寇的火罐装药五六斤，喷筒直径四寸多，长八九尺。我军的火罐装药不过二三斤，喷筒直径不过一寸，长不过二三尺，怎么能胜过贼寇？应该请求制造也如同贼寇的样式。罐筒之中加入辣椒、川乌、斑蝥虫等粉末，毒烟所到之处，贼寇已经昏倒，只是制造必须保密，不要泄露。更有火桶、火斗两样东西，装药越多，火焰越猛烈，须要令其多作预备。在逼近贼船时带上主桅，奋力远远投掷。其投掷火罐也必须上桅，才能及远。这三者的使用，生死胜败决于片刻，必须熟练精练才能先发制人。只要有一两件击中贼寇，贼寇必定纷纷跳水，他们的船就可以得到了。

一、作战士兵应该请求增配。以往惯例捕贼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等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人数原本不少，只是米艇长大，每船掌舵的六七人，管前篷的八九人，管大篷的十余人。又每船炮位多的十七八位，少的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人数常常不够，其火罐、喷筒、藤牌、鸟枪等等物品，往往不能兼顾。倘若遇到贼寇穷困而搏斗，后船接应不及，士兵慌乱，往往先跳水，从前的覆辙可以鉴戒。而贼寇小船六七十人，中等船八九十人，大船一二三十人，其盗首船必定百七八十人。每次看见我军追及贼船，看见他们枪刀林立，就不敢过去。因为想要过去贼船，必须先保护本船，过去的人少则不能杀贼反而被贼所杀，过去的人多则本船空虚，贼寇乘虚而入，必定导致失败。所以用兵以来，抓获贼寇不少，而著名盗首从无一获，都源于此。凡是盗首的船，财货堆积，士兵难道不想抓获？无奈众寡悬殊，所以畏惧而不敢前进。擒贼必须先擒王，得到首领而余党可以解散。此后请求大船配兵百名，中等船八十五名

译小船七十艘。人数既然众多，军心自然壮大，而后贼首方可擒获。至于水师兵力不足以分配调拨，应当立即招募熟习水性的乡勇，让军官士兵随事教导，也可以得力。

一、战船必须经常加热水清洗。海水咸涩，船底容易生长蚝壳，民船每月必定加热水清洗并油刷一次，贼船也是如此。如今官船只洗而不加热水，或加热水而不油刷，所以航行速度往往不如贼船快。总因为军官士兵贫乏，没有款项可以支取，应当请求酌情给予清洗费用，使他们得以趁空闲时清洗油刷。船身的红黑颜色也必须加染鲜明，旗帜也要整齐严肃，这样军容才能壮大，驾驶也才灵活。

一、海岸防守盘查各事，应当请求责成巡道办理。接济贼匪、销赃匿迹，最为诡秘，不住在海岸不能了解其真假虚实。巡道职任监司，地位尊贵事务简省，应当请求会同镇将，督率所属官员，常住海口，切实奉行。一切食用夫马费用，另外筹办公费，不要连累地方官。如果任用得人，那么派遣间谍，收买耳目，招募死士，在风雨昏暗的夜晚，火焚贼船，诸事都可以与将官相机而动。又州县所管辖的海面，少的百里，多的数百里。一个人的耳目精神势难周到，应当由巡道派委佐贰杂职官员，分段管理，给予月费，协同地方官弁，小心防范。凡是出海船只，逐一搜查，如果在自备食用之外，多带柴米、木料、钉灰、油、麻、蒲席、绳缆等物，以及夹带硝石、硫磺、火药者，立即拿办究治。入口时，查明有无销买贼赃。仍然分别勤惰，作为升降依据，对于防守这才得力。只是口岸的接济容易查，而荒村的接济难查，白天的接济可查，而夜间的接济不可查。因地制宜，雇募船只，联合绅士耆老作为耳目腹心，这在于地方官的能力。

一、保甲之法应当切实奉行。古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地方官不是不遵行，但没有精神贯注，终究于事无补。那些盗匪的米布、硝磺、篷索、麻油、枪刀等物，哪一样不是由奸民接济？保甲如果切实实行，难道会有这种情况？这些人贪图盗匪的利益，条告不足以禁止，教化不足以感化，只有用刑罚威慑，或许才知道收敛。近来法网宽疏，不仅同保的人不连坐，即使正犯也多侥幸免罪。大概因为接济销赃的人必定小有资财，一旦到官府，囚徒隶役之类的人或许暗中传授旨意，往往翻供释放。这是办理接济案件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应当请求命令地方官切实编查，一有犯者，诛杀其人，没收其家产，不要稍有姑息，惩一儆百。至于荒凉寂寞的地方，尤为盗贼窝巢，地方官的威权法令穷尽而不能用，那么保甲又属于空谈，不大力整顿，恐怕不容易转变。

一、乡勇应当团练。水师出捕，内地转觉空虚，恐怕盗匪饥穷，乘间入劫。应当请求在拨兵贴防之外，命令地方官委派官员，督率绅士，约定保甲团练乡勇，频繁点阅器械，都要整齐，一有盗警，严密堵御。如果有应当设置炮位的地方，备价申请。如果堵御有方，盗匪自然不能进入，那么盘查接济销赃等事也容易着力。

一、沿海船只应当一律编查。接济销赃没有船不行，议论者说禁止出洋，那么盗风自然平息。这个论调自然正确。只是广东人多田少，牛食鱼盐的利益，一概禁止，那么贫民无以为生，跟随贼匪的更多。况且其势也不能全部禁止。关键在于地方官对于所属商渔盐船，一体照例印烙编查十船为甲，互相保结，给予印照，出入口岸塘汛，逐细查验。所有的蜑艇、渔船，夜间不许留宿口外。至于滨海乡村小船出入不由塘汛的，尤为接济销赃的工具，盗匪所在，趋之若鹜。应当命令地方官选择殷实之人作为船总，责成其访查，夜间总在一处。有不遵者，没收其船，通同作弊者，诛杀不赦。

一、硝磺应当禁止私买。接济的危害，米粮之外火药最甚。听说盗匪购买硝磺，自行制配。广东东部濒海湿热熏蒸，远年墙土都可以煎熬成硝。而硫磺不能处处都产，防范较易。以前往惠州、潮州、嘉应一带密查，曾在丰顺县雁洋径地方，会同揭阳知县查得硫磺坑一处，当时已经禀请封禁。又访得英德县硫磺厂，官磺之外多有私卖，也立即禀请移知南韶连道严密查禁。多年来，盗匪购买颇难。诚恐日久疏于防范，为祸不小，应当命令地方加意查拿，一有私卖，立即处以重典。

一、海上商盐船只应当请求护送，禁止散行。盗匪多劫一船，那么我师多受一船之害。其财物可供食用数月，其船只可用数年。所不用的，勒取米粮、布帛、猪鸡、硝磺等物，听人赎回。愚民不顾法纪，潜购以往，地方官无从稽查。只有红单船与贼为仇，其东西两路商鱼盐船多向贼匪纳银打单，所以得以散行无忌，而接济销赃就寓于其中。这是大害，

译应当请求查禁，不要听任其分散通行，务必将数十条船汇集成一个船队，就近申请官方的师船顺便护送。如果有分散通行的船只，一律逮捕追究。这样盗贼内部没有接济，外部没有劫掠，不用打击就会自行溃败了。

译海运

唐代关于海运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不详。大概是在柳城陷落之后，到开元初年，新设立治所，【原注】《唐书·地理志》记载，营州，柳城郡。万岁通天元年，被契丹攻陷。圣历二年，临时在渔阳设置治所。开元五年，治所迁回柳城。于是转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那里罢了。等到那里的农业种植已经成熟，就不再依赖转运，不像元代那样把它作为固定的制度。《旧唐书·宋【原注】《通典》作“宗”。庆礼传》中，张九龄驳斥谥议时说，营州镇守那些戎夷之地，扼住咽喉切断手臂，叛逆就制服其死命，顺从就作为其主人，这里被称为乐都，由来已久了。过去因为赵翙担任牧守，驾驭没有才能。自从经历毁坏废弃，便滋长了寇盗祸害。圣明的君主临御天下，圣明的谋略独自决断，恢复祖宗的旧制，重续大禹的足迹，用几千名劳役徒众，没有甲兵的强大护卫，指定日期就前往，接受命令就行动，于是衡量土筐和筑具，敲击鼛鼓，亲自统领这项工程，不违背所虑想的，使得柳城成为金汤般的险固，林胡产生腹心般的祸患。不久就停止海运，收取每年的储备，边境安宁，河朔没有骚扰，与那兴师的费用、转运的劳苦，比较其优劣，哪个是利哪个是害？这是停止海运的一个证据。【谢占壬说】海运的方法，第一是古今海道适宜与否不同。操船航海，自古就有。但就其大旨而言，现在胜过古代，近今更胜过从前。其原因没有别的，在于水手熟悉与不熟悉罢了。江南海船前往天津、奉天，所经过的海道如吴淞口外的铜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五条沙，都涨在水底，贴近西岸，而沙脉的东边，海面深阔无边，船只行驶到这里，只需要向东开行，以避开浅滩。熟悉的人，用更香确定方向，用泥色辨别位置，衡量风潮的缓急，测量海面的路程，趋避原本有适中的方法，所谓驾轻就熟。不熟悉的人，或者避开太过而迂回遥远，那么遇到风浪就难以迅速收船靠岛。或者避开不及而搁浅，那么舍弃货物以保全人船。针向差之毫厘，路程谬以千里。这是古代疏略而今天精密的第一点。又如登州所属的石岛、俚岛、鸡鸣岛，威海卫的罘岛、庙岛，都耸立在海滨，环抱内港，船只行驶到这里，如果遇到风潮不顺，都可以进港守风。熟悉的人，知道各岛门户的深浅，各门潮水的顺逆，转旋有法，行止从容。不熟悉的人，船靠近山边，不知进退，水山相激，最容易发生疏忽祸患。这是古代生疏而今天熟练的第二点。前代天津、奉天通商不广，江南海船多到胶州贸易，不过登州，登州海面无从习练。所以前明海运南粮，是从江南出口，运到胶州，仍用漕船，由山东内河两千多里运到登州，再装海船转运天津，是一石米三次换船，一次运输三次增加费用。且不说靡费劳工诸多不便，而且头绪纷繁，弊端百出，程期越远，耗散越多，都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假如使以前的水手也能熟识海道，那么从江南运到胶州，已经绕出浅沙，经过黑水大洋海程已经历两千多里，如果想要直上天津，不过再远千里，而且有沿途岛岸可以安歇守风。为什么已经过了险远的外洋，反而避开平恬的内海，可知未曾阅览登州潮汛，不知潮水的盘旋。未曾经历登州海岛，不谙岛门的深浅，适宜其寸步难行。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开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下，万商辐辏的盛况，亘古未有。从此航海舟人互相研究，凡是造舟的方法，操舟的技巧，器用的完备，山礁沙水趋避顺逆的方法，无不逐渐推究逐渐准确，越熟越精。所以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一年只两次，近来一年行运四回。凡是北方所产粮豆枣梨之类，运到江浙，每年不下千万石。这海道安澜迅速，古今利钝悬殊，又可以想而知了。那么元明实行而不久者，限于人力。至于我朝筹划海运，则地势人工均超千古，似乎不可以前代情形引为比例。第二是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须由吴淞江出口，到崇明南畲山向东北驶过浅沙，而到深水大洋，早晨看见登州山岛作为标准，转向西行，以到达天津。所经江南洋面水不很深，随路可寄碇歇息。进入山东深水大洋，无沙礁浅搁的忧虑，可以畅行，无须寄泊。从登州到天津，沿途山岛均系统连内地，都有营汛弹压，倘遇风潮不顺，随处可以

译沙，龙骨陷入沙中，若风向潮汐不顺，便会有意外风险。因为船只在南洋航行时，山礁众多杂乱，船有龙骨则转弯避让更为灵活方便。如果前往天津，必须先到达江南尽头的山处停泊，等待西风，向东航行一天，避开浅沙，再向北航行才能确保没有危险。所以前往天津、奉天，一年只进行一次。如果是运输漕粮，只要雇佣江南的沙船就足够使用了。因为各省的海面情况不同，船只的样式和器具也因此有所区别，而驾驶船只的方法，器具运用的技巧也各有专长，不是局外人所能完全知晓其关键要点的。

第三点，四季的风向规律。海船从江南前往天津，往返的快慢都以风向规律为标准，而风向规律则因时令不同而有所差异。春季西北风少，东南风多，从南到北大约需要二十天。从北到南则是顺风，无法驾驶，必须等到秋后北风起时，才能返航。秋季北风多，南风少，从南到北大约需要一个月，从北返回南大约需要二十天。冬季西北风盛行，从南到北则无法航行，从北返回南半个月即可到达。这是四季风向的常规规律。有时沿途进入岛屿等待风向，即使有延误，最多也不过一个月。内河行船必须顺风，而且一旦遇到狂风，被夹在两岸之间，尤其容易损坏船只。外海宽敞，只要不是正南北方向的逆风，都可以调整船帆驾驶，即使遇到狂风，大洋中没有山岸冲撞的危险，不能造成祸患。只有外国洋船比这大几倍，错过了顺风，就寸步难行，必须等到次年顺风的时候才能扬帆起航。至于暴风也有固定的时期和日期，沿途可以守候岛屿躲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风期，初一船在江南，看天气晴朗且有顺风，就可以扬帆起航，经过三五天，就可以驶到山东石岛，停泊在岛内，以躲避暴风期。风向除了南、北、东、西四个正方向外，还包括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共计八个方向。海中如果遇到风暴，所忌讳的只是担心单面东风将船吹搁浅在西岸浅处造成危害。此外七个方向的暴风，或者被吹停在北岛，或者停泊在南洋，或者闯到东海，等待风停后再返回，都可以没有危害。这样看来，四季的风向规律有常规可以揣测，四季的暴风也有定期可以依据，占卜方法可以参考，而不知道的人一概说风波不可预测，这不是熟悉航海的人说的话。

第四点，趋利避害。夏至后南风盛行，海船从南前往北，很少有意外发生。立秋后北风初起，从北返回南，也很少有意外。春季四面风向不定，不像冬季北风那样紧急，如果有意外，大约在一千次中只有两三次。冬季西北风当令，从南向北则无法航行。从北向南，如果遇到东风紧急，被吹到浅处，将船上的货物抛弃几成，船身变轻，就可以安然无恙的情况是有的。或者到达西岸沙洲极浅的地方，搁浅受损的情况是有的。或者遇到西北狂风，被吹到外国几个月后才返回的情况也有，这大约在一百次中有一两次。这只有商人乘时求利，出高价雇船，不得不冒险赶运。如果是运输漕粮，就不在狂风险阻的时候，只要夏季运输装载，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谚语说，夏至南风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说的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大约有四十多天，当令的南风。一年中履险如夷，就在这个时候。

第五点，防止弊端，清除源头。浙江海船的水手都安分守己，不同于游手好闲之人。每艘船大约二十人，各有专职，规矩严整。因为他们生长在海边，航海经营，习以为常，就像乡下人务农，山里人砍柴一样。而且都是船户选用的可信之人，有家有室，来历清楚。假如损坏一艘船，商货价值五六千金，船价也值五六千金，无不协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道的人或许担心货物被盗卖，谎称人船全部丢失。货物或许被盗卖，船可以藏匿，但船册上有姓名、年龄相貌、箕斗等舵手水手等二十人的记录，终究不能永远藏匿而不出现。或许担心谎报船货在内洋丢失，人从海边登岸。既然可以登岸，就可以就近报告军营汛地保甲查验损坏船只的痕迹。或许担心谎报船搁浅在沙洲，将货物抛入海中，以保全人船。这只有在冬季北风紧急时，偶尔会有，但也一定有前后众船的消息可以查考，如果是运输漕粮，不在冬季狂风险逆的时候，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总之船户各自保全身家，舵手水手等也各有家眷保人互相牵制，如果有情弊，一船二十人的口角行踪，万无不暴露的道理。所以商人的货物从不用人押运，只以揽载票据为凭，约定好，如果上漏下湿，短缺受潮发霉，船户照数赔偿。只有风波不可预测，则船户、商家各自没有赔偿抵偿。现在如果装运漕粮，如果有短缺受潮发霉，就可以按照商例赔偿。那风波不可预测这一项，夏季顺风，前往北方本来没有这种祸患。然而官方事务章程必须统一，才为万全。因此想到内河运船到北方时日长久，沿途耗损的米必然很多，而交付正米之外还有升合盈余，外海运往北方，毫无耗散，那么余米的数目自然更多。万一风波不可预测，就约定用众船的余米均摊赔偿，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余无缺，同时可以使众船互相监察弊端，极为周密。至于南装北卸，

译自有官府负责弹压。岛屿驻防暂且停止，也有军营汛地稽查。各省沿海口岸都设有关卡防守，海船进出必须查验船牌来历，哪里容许丝毫隐瞒？或许担心船只数量众多，散漫无法稽查，那么可以登记某户的船只，规定装载某县的粮食，分县稽查，尤其简便。更有经过牙行，可以充当众船的保领，自然不用担心散漫无法稽查了。

六、海程的捍卫。当今圣上治理天下，四海肃清。商贾往来，都享受安乐利益。我航海经营，私下看到南洋军营汛地防御森严，北省海程更需要捍卫。这是因为闽、浙、广东三省海面悬山丛杂，海水不深，如果战船缉捕，容易躲避，所以往年洋匪滋扰，都在南洋。江苏洋面都有沙脉，匪徒船只底部都有龙骨，一旦商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无法逃遁。所以此前洋匪未平定，江浙商船赴北方运货，都到江苏运售，不敢载回本籍，这是匪船不过江南的明证。往年偶尔有窜到北方的，不是因战舰严追，就是被暴风飘至，冒险逃命，苟延残喘而已。山东洋面都是深水大洋，向东渺无涯际，无处避风。西岸山岛连接内地，海船出入必有军营汛地稽查，匪船无照不敢停泊岛内。在悬海中飘荡，一遇狂风，无处立足。天津有黄盖坝守卫门户，利津有牡蛎嘴作为咽喉，奉天地势东抱旅顺，南对登州، 堪作海防关键。这四省洋面是天然的保障。或许担心外国商船偷偷北上洋面游荡，不知道外国水土仰赖中华药物以养命，急于水火，正都感激恐惧不暇，哪里敢偷偷游荡犯法？而且他们所经过的海面如七洲、沙头、清水、泻水、万里长沙、千里石塘，都是海中极险之区，不是船身巨大不能驾驶。而船身既大，行驶必然迟缓，我国家战舰商船便捷如飞，优劣悬殊，防御尤其容易。至于他们分驾散船，在闽广浅海还可以齐驱并驾，若到北海大洋，断难鱼贯而行。就像江南商船，同日扬帆出海，虽然有百艘之多，次日一到大洋，前后左右四散开行，影踪无法指认，直到早晨看到登州山岛，才能进岛会齐。而巡缉营船星罗棋佈，常在岛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迹，这海面的辽阔，捍卫的森严，可想而知了。

如果运输漕粮，必定要筹划万全，只需江南战舰在江浙交界的尽山防护。南海悬山到此为止，所以名叫尽山。中间怀抱内港，或许担心匪类潜藏。此外直到天津，并没有悬海山岛可以潜匿的。即使登州紧对的大钦、小钦、大黑、小黑、大竹、小黑等山，都是海面孤山，并没有环抱内港，四月受风，不能停泊。而且与登州近在咫尺，登州镇哨船巡查最密。或许说粮运大事，虽然北洋无须为护送之计，但国家体制也应有官兵押运。为了稽查船户的需要，似乎只需粮道大员、运粮千总以及各省水师千百总官员，各省水师壮兵一千名，分船押运，足以资弹压。同时可以使水师后进新兵熟悉海性，经历波涛，实在对海防大有裨益。

七、水脚汇筹。江浙两省商船，近年陆续增加，选择其中船户殷实、杠具坚固的，足有一千余艘。大小统计，每船可装仓斛南粮一千多石。至于水脚价目，原有贵贱不齐，大抵随货物利润的厚薄决定水脚的轻重。数十年来雇船大概情形，极贵时每关石计永脚规银三两，每两折合实钱六百七十六文。每关担计仓斛两石五斗有余，合计每仓斛水脚实钱八百一十文。大概水脚每石三两，间有这种价格，但银子不是足银，斗不是仓斗，不可不明辨。每年揽载商货可运三四次不等，现在如果夏季顺带便装漕米一次，每仓石酌情给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运装商货三次统计所获水脚价银仍如全年运商货四次了。只是必须每年春季准许其先运商货一次，立夏前后必定可以如期回南。夏至以前将江浙等处粮米驳运至上海，装下海船，陆续开行。到大暑节必定可以齐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备驳船卸下存天津北仓，再转运通仓。处暑以前务必使海船全部回空，使其再装秋冬两次商货回南。这样官商并运，两无延误。大概船户所深虑的，只恐装卸漕粮迁延日月，错过顺风时令，认为一年仅行两次，那么所获水脚价银不敷水手工钱及添补杠具之用。又担心南方兑粮米色不干，到北方交卸升斗不敷，天津驳运通仓不知道如何经理，一切章程茫无头绪，所以有畏难不前之势。殊不知升斗例有盈余，驳船自有官家准备，南装北卸自可限期赶紧，兑漕米色定例干圆洁净。

译而海船顺风运往北方，所需时日不多，既无损耗散失，也不致蒸坏发霉，且可安置气筒，通风透气，各包封样品米，可期待色泽质地毫无差别。果能在立法之初，将官方的事务与民间的情况妥善参议，给予公平合理的安排，那么船户没有不踊跃跟从、始终遵奉的。况且殷实的商贾富户必定会有添造海船以谋求利润的人，即使全部的漕粮也可以装运，如同现在商船暂时赶运一样，全部漕粮则须分春夏两次装运，才能满足应用。至于山东、直隶两省所需的江南货物，在内河减运之后，海船装载南方货物，趋利如飞，更必然容易充裕。即使逢到北方歉收、南方丰收之时，更可额外增添运输四川、广东、台湾的米石源源接济，尤为迅速。所忧虑的是事情固然难于开始，又更难于善终。如果雇船运粮，装卸的日期必须限定，节气不要逾期。若使日久弊病滋生，南北胥吏需索陋规，驳船装卸辗转延迟，给水脚扣色减平，种种侵吞牟利，必致公私两误。甚至那些殷实的船户求做无业的穷民而不可得，又不可不预先防范。

八曰春夏兼运的时日。海船运漕，夏季最为便捷。如果想要权宜赶运全部漕粮，惟有春夏两次运装。其装粮的时日，须在年内兑粮，陆续驳装到海船，正月初一齐开放行，等到天津开冻后必定可以全部到达。驳卸到天津北仓，限定一个月卸完。到谷雨、立夏两节，海船全部空船返回，赶赴关东运装客货。到小满节必定可以如数返回南方，再装漕米。夏至后前往北方，立秋以前又可以全部到达天津交卸，仍限定一个月卸完。白露节空船返回，再运关东客货。如果能在九月内到达南方，还可以赶赴山东近处赶装客货。年底全部返回南方，再装次年的漕米。那么海船更有裨益了。

【施彦士曰】以今日来筹划海运，其最便利的有四点，其无可怀疑的有四点。过去邱浚忧虑海道不熟，打算招募渔户造船，往返十余次，以寻找元人的故道。隆庆年间，王宗沐因不熟习海道，有莺游山的失误。崇明人沈廷扬，生长在海上，尚且上疏三次，才开始踏勘小试，以逐渐增加。如今开海禁一百三十余年，江浙滨海多以船为业，往来天津，熟悉有素，都是踏勘之人，也就是历试之人，无需另外招募屡试。这是便利之一。过去的人打算在昆山、太仓起厂造船，然而一经官造，大多虚器不堪用。如今沙船大的二三千石，小的也千余石不等，招募其坚致牢实的，百无一失，无需另外建造。这是便利之二。又漕运多设置儧督官员，如今即选择船户中殷实良善的人督之，无需另外委派，反而多掣肘。这是便利之三。其雇价似乎可以照沈廷扬的提议，每石二两六钱，折合苏石六百余钱。即以造船银及旗丁行粮给之，已经省了大半，无需另外开帑藏。这是便利之四。

然而有怀疑大洋之险，或不免漂溺的。不知商民往来海外，遭覆溺的百不一二，又多在秋冬，若春夏二运，南风甚利，最为稳当。况且兑粮时原有每石加耗，如今可量裁之，取一斗给船户，以备各船通融赔补，而正额定额万无一失。这是无可怀疑之一。然而有怀疑改运后旗丁难于安置的，不知朝廷签丁所以济运，并非因为丁无生计而以漕运济之。况且变通之初，即事有渐，近海如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十七帮，约计军船二千四百余只，每年都须造船二百数十只，如今先举二百余船的米数由海抵通，而省该丁造船的劳费，仍给月粮，休归军伍，或者另开屯田，使安耕凿，以渐转移，有何不便？这是无可怀疑之二。前嘉庆十六年筹办海运，督抚上奏说十二不可行，说头号沙船不过五六十号，每船不过带米400石。这是有意从少而言。若实计全数，那么沙船大的二三千石，即使慎重正供，七分装载，也可装一二千石，况且其余次号沙船力胜一千余石的也不下一千余号。这是无可怀疑之三。至于所称带米400石，须水脚一千余两，大概是就前明沈廷扬所议每石二两六钱的计算。若就现在的民价，每石一两四钱，每两折630文，合足882文。而关东一石当江苏二石五斗那么苏石只须300余文。即使极贵的价如沈议二两六钱的，折合苏石也只需600余文。况且现定价值酌议加增，有不踊跃从事的人吗？这是无可怀疑之四。

其所可虑的盖不在受载而在卸裁，恐怕斛手舞弊。不在水力短少而在胥吏需索，恐怕浮费无穷。诚使船户知道随到随卸，绝无抑勒稽留，尚且争先恐后，而何海运之不可行呢？至于程志忠所禀五条沙之险，大概是为尖底闽船而言的。若平底沙船，远在沙外往来，过成山头时，风利不必泊，无风

译可以抵御风浪，完全听不到沙船畏惧其险恶的说法。沈廷扬曾说，耕种要问奴仆，织布要问婢女。而把海道的情况去询问那些向来不熟悉海事的委员，这能作为依据吗？【沈阁部说】如果海道真的可行，那么浙江的粮食应当从哪里起运？有人怀疑是从杭州、嘉兴、宁波、台州各府入海，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查考此事，元、明两代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事迹来核对，似乎都是运到太仓刘家港，登上海船才出发。考察史书，至元二十二年，用一万军队装载江淮米粮泛海，从利津到达京师。又至元二十五年，把江南的米粮用陆路背负到淮安，交换闸七，然后入海，那么当时还没有完全使用刘家港的海道。等到武宗至大四年，把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地运粮，率领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礁。沙洲涨起导致水浅，粮船容易损坏，又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停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也不适合在江中航行。于是把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充作运粮，这才开始完全使用刘家港入海。从此以后，海运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所以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诏令江浙等地的粮食全部运到仓库等候海运，那么刘家港应当自有仓库，浙江断没有另外直接赴海起运的道理。况且元末方张之乱，史书特别记载诏令派遣兵部尚书巴延特穆尔、户部尚书齐履亨，在江浙征收海运粮。先由海道到庆元抵达杭州，率领海船在嘉兴的澉浦等候，而平江的粮食辗转运到杭州的石墩，又走了一舍之后才抵达澉浦，然后装载上船。海滩浅涩，亲身经历艰苦，那么此前不经过这条路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后来户部尚书贡师泰用闽盐换粮，由海道运到京师，或许仍然由此处出发。但都是多事之秋，其实并非本意。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征南大将军汤和在明州造船，运粮输送到直沽。又过了两年，命令户部在苏州太仓储存粮食，以备海运，供给辽东。五年，命令靖海侯吴桢督理海运。统率数万水军，从登州向辽阳运送军饷。这些都是战争中的权宜之计，所以入海的地方不一。但大局也只从太仓出发，所以万历《会计录》说，永乐元年，命令江南民粮全部运到太仓州，在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出登莱大洋，到达直沽。把昆山州改为太仓卫，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陶宫保说】海运与河道互为表里。《禹贡》记载扬州贡赋，沿海到达淮河，冀州夹着右边的碣石山入海，这就是海运的开始。秦、唐虽然也偶尔实行，但道路难以查考。明代则从胶莱内河转运到登州，实在劳民伤财。只有元代海运时间最长，后来因为道路险恶，另开新道。明人沿着澳岸寻找道路，不是礁石就是浅滩，难怪其难，自然不如元代所开的新道，即现在沙船所行的吴淞口到十滧一路为宜。而由此运米入海，实际上是今年才开始的。只是属于初次实行，不敢不加倍慎重，详细询问，用记载来验证，找到捷径。至于大洋浩瀚，本来没有岸边，虽然船工用更香定时间，用水色验证，用罗盘格定方向，终究难以确切指出道路的里程数目。只有根据西岸相对的州县询问地点，比照核算，不相差太远。那些小岛微屿也难以全部记载，谨摘录叙述大概，略分段落，并绘图附说。第一段，从上海县黄浦口岸向东行五十里，出吴淞口入海，绕行宝山县的复宝沙，延伸到崇明县的新开河，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到十滧，这是内洋，可以停船，作为候风放洋的地方。崇明县地第二段，从十滧开行即属外洋，向东延伸一百八十里到畲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是荒礁，没有居民，不可停泊，但能抛锚，作为向东出大洋的标准，属苏松镇管辖。第三段从畲山向正北微偏东行，到通州吕泗场相对的洋面，约二百多里，水深十丈，可以抛锚。从此以北，进入黑水大洋，到大洋梢相对的洋面，约一百四十里，属狼山镇右营管辖。又北从如皋县相对的洋面起，到黄沙洋港相对的洋面，约二百六十里。又北从泰州相对的洋面起，到黄家港相对的洋面，约二百二十里，属狼山镇掘港营管辖。又北到斗龙港相对的洋面，约二百里。又北到射阳湖相对的洋面，属盐城营管辖。又北到黄河口相对的洋面，属庙湾营管辖，均一百二十里。黄河口稍南有五条沙埂，应当避开。又北到安东县灌河口相对的洋面，约九十里，属佃湖营管辖。又北到海州赣榆县鹰游门相对的洋面，约一百八十里，属东海营管辖。总计从畲山到鹰游门一千五六百里，统归狼山镇汛区。凡船只经过畲山，就没有岛屿可以依靠，用罗盘格定方向，转针向北略微向东行。如果东南风则针头偏东一个字，如果西南风则针用子午。江南畲山与山东省铁槎山遥相对望，称为南槎、北槎。行船应用子午针，因为江南云梯关外向东有一道大沙，

译从西向东，暗沙延伸极远，潜伏在海中，恐怕东风过盛，船行偏向西边，因此罗盘指针必须偏向东方，避开暗沙，再换回正针。这片沙洲向东北方向堆积形成沙埂，船夫称之为沙头山。如果船行过于偏向东方，一直向北行驶，就会看到高丽的群山。所以接近大沙洲时，仍需偏向西方，才能对准成山一带。第四段经过鹰游门，往北就是山东日照县的边界，属于山东水师南洋汛管辖。再往北到达文登县的铁槎山，从畲山到这里才开始见到岛屿。再往北到达文登县的马头嘴，进入东洋汛的边界。途经苏山岛、靖海卫以及荣成县的石岛养鱼池。石岛居民密集，可以停泊，只是岛门朝向东南，春季顺风时容易进入却难以驶出。从鹰游门到石岛大约六百余里，虽然用罗盘确定方向，但仍需经常使用水托。水托，是用铅做坠子，用绳子系着探测水深作为准则，每五尺为一托。在十滧开船试水，水深在十托到二十托之间。驶过畲山后，试水水深均在三十托左右。顺风行驶两天多，海水都是黑色的，再试水到十托左右，就知道船已到达大沙洋面。驶过大沙洲后，试水逐渐变深，达到五十托左右。看到海水呈绿色，就是山东洋面。顺风再行驶一天，试水二十托左右，海水仍是绿色，遥望北槎山及石岛一带，山头隐约可见。再行驶半天，就到达石岛洋面。这是前往北方的固定航路。第五段，从石岛到俚岛洋面大约一百六十里，俚岛到成山洋面大约一百四十里，都属于荣成县地界，是南北交通的要害之地，可以停泊，海水呈绿色，罗盘仍用子午线略偏东。从成山转向，改罗盘向西略偏北，进入北洋汛边界。到达文登县的刘公岛大约一百多里，再向西到威海卫一百多里，再向西到福山县的之罘岛一百多里，再向北到蓬莱县的庙岛二百多里。从石岛起至庙岛止共九百余里。之罘岛西北一带有暗礁船行需偏向东方以避开它。另外庙岛以东有常山头浅滩，应当避开，试水水深在十五六托到二十托不等。船到庙岛，以东南风为最顺。总计东省洋面有一百零五个岛屿，其中有二十五个岛屿是海道要地，而庙岛尤其重要，可以停泊。第六段从庙岛经过掖县小石岛，就进入直隶天津海口，大约九百里，罗盘指向大西偏北，沿途试水水深在十四五托，再至六托左右，海水黄色，水底是软泥，可以抛锚等待潮水进口。大约计算海口逆流拉纤一百八十余里，就抵达天津东关外。总计从吴淞口出十滧。向东进入大洋，到畲山，向北到铁槎山，历经成山，向西转向之罘岛，稍向北抵达天津，总计水路四千余里。【又曰】自古以来的海运，如《禹贡》所说碣石入河。从黄、腄起，到辽左止，是在瀛、沧、登、莱境内，对渡过关东，路程不多。唐宋偶尔进行粮食运输，数量更少，所以史书没有记载。明初，张赫等人初次运输三十万石，最多达到七十万石。永乐年间，陈瑄开始在直沽建仓，也是以百万石为名。后来沈廷扬从淮河口开洋，七天抵达天津，当时人们惊叹为奇异之事，其实经营已经历时一年多，所运的只有二万六千石而已。即使元代海运最多，起初运输也仅四万二千石，实行七八年，仍然只运米数十万石，漂没损失动辄以万计。从未有初次试行就装米一百六十余万石，自始至终没有溺死一人，没有损失定额漕粮一粒，像如今所运输的这样。仰望圣人在位，海神、河伯无不尽职，而瀛洲百姓、蜑民生长于太平盛世，熟悉沙线，驾驶技术日益精湛，过去望洋兴叹，认为波涛不可测度的人，早已将其视为平坦大道，扬帆直上。没有礁石悬崖的险峻，没有港湾汊道的曲折环绕，反而比内河更容易。议论的人常说河运耗费钱财，海运耗费人力，从今看来，海运果真耗费人力吗？那么耗费钱财的说法，除了海运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呢？苏松几个府州的漕粮额度居天下之首，而运丁船只经过内河，提溜挽闸，驳运浅滩，以及押运、交兑、攒验的费用大多不能节省。运丁疲惫向官府索取，官府又向百姓征问，民力疲惫了，而官府和运丁也困顿。假如苏属海运得以实行，每年节省的费用不止十分之四五，东南民力或许得以恢复！如果说海运困难，说是盗贼，说是潮湿，说是侵蚀。实际上都无需忧虑，只是担心南方兑粮容易而北方卸粮困难，章程不可不预先制定罢了。【汝成案】先生《郡国利病书》引用王氏宗沐的议论说，另开通海运，两条漕路并行运输，国家财政更加充足，那边不来而这边来，先臣邱浚早就说过。这是国家深远重大的计策，这是第一个好处。漕河河道狭窄，闸口像珍珠一样串联，漕船势必结帮，以防争抢超越。等候日久则百弊丛生，而军粮费用增加。如今海运开洋，不必结帮，这是第二个好处。海运既然开通，虽然有漂流，实际上没有拖欠。而且漂流也不等待勘报稽违，以误总计，这是第三个好处。如今漕河浙江苏、松、常、镇、宁、国、太平共粮几乎二百万石，每石扣过江米七升，总共耗费米十三万二百石，而进入淮河以后遇到浅滩，又

译需要剥船。如今实行海运，那么过江米和盘剥费用可节省数十万，这是第四利。漕河运军兑米完毕后，畏惧空船返回时牵挽的劳苦，往往凿沉船只而逃跑，每年耗费不计其数。如今海运没有船就无法返回，那么沉船之事便可避免，这是第五利。各军有行粮、赏钱和安家费。如今实行海运，船大且人多，允许他们稍带南方货物，免除抽税。逐渐减少行粮等各项费用，这是第六利。漕河行粮，有在水次随时支取的，每每征收不齐，即使改为实物发放，守候也颇为艰难。若是海运，则必须全部给足，凡是一应料价、轻赍、月粮等项料理自然齐备，这是第七利。漕运日久，损耗米粮不计其数。海运则行程迅疾，损耗米粮可以节省，这是第八利。海运既已实行，百货汇聚，物价既低廉，行户也富裕。以货物折算米粮，这也是深谋远虑者所不废弃的，这是第九利。辽东孤悬海外，粮饷运送极为艰难，海运既通，则水路直达，如同洪武三十年的旧例，这是第十利。历代漕运，大抵是雇募转般，如今实行直达，往返疲劳。若是海运，则每次五鼓开船，巳时即停。春初开始兑米，夏末便停止。疲困自然恢复，这是第十一利。兑运的弊端，在于盗卖侵吞，甚至官军都逃跑，如今实行海运，想盗卖卖给谁？想逃往何处？这是第十二利。那些关于得失的言论，虽然如同蹄筌（工具）一般，但海运的利益在前明已经大致显现了。

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咸通三年，南蛮攻陷交址，朝廷征调各道军队赶赴岭南。当时湘江、漓江逆流运输，工程劳役艰难，驻屯广州的军队缺乏粮食。润州人陈璠石到朝廷上书说，从江西、湖南逆流运输粮食，无法满足军队需求，士兵粮食吃尽就会溃散，这应当深入考虑。臣有奇计可以供给南方军队。天子召见陈璠石，陈璠石于是上奏说，臣的弟弟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跟随海船到了福建。往返的大船一只，可以运载千石粮食。从福建装船出发，不到一个月就能到达广州。得到几十艘船，就可以运送三万石粮食到广州。又引用刘裕从海路进军击败卢循的历史典故。执政大臣认为他说的对，任命陈璠石为盐铁巡官，前往扬子院专门督管海运，于是康承训的军队都不再缺乏供给。【沈氏曰】邱浚说，海运从秦朝就已经有了，而唐朝人也转运东吴的粳稻来供给幽州、燕地。然而那只是用来供给边疆地区的需求而已，用来充实国家储备则始于元朝初期。伯颜平定宋朝，命令张瑄、朱清等人拿着宋朝的图籍，从崇明由海路进入京城。至元十九年，才开始建立海运的策略，命令罗璧等人制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路抵达直沽。这时还有中滦的陆路运输，并不专靠海路。二十八年，设立都转运万户府，督管每年的运输。到了元朝中期，用江淮、江浙财赋府所办理的粮食充作运输。从此直到元朝末年，专门依赖海运了。议论的人说，虽然海运有风浪漂没的危险，但是比起河运的费用，所得的利益更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都没有废止。梁梦龙说，《元史》称元人海运，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有积蓄的富饶。如今国家定都燕京，财赋从东南来的仅仅依靠会通河一条，有见识的人不无意外的忧虑。如果寻找元人海运的道路，另外开通海运一路，与河运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河运，而浙西、浙东濒海一带由海运，这也不是坏策略。又说，元人从海运有时损坏粮食，是因为从太仓、嘉定向北出发。如果仅仅从淮安向东，沿着登州、莱州停泊在天津，本名北海，中间多岛屿，可以避风，与东南大海渺茫无际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确实商议在此处运输，这是名义虽然同于元人，而利益实际上专在于便利了。《山居赘论》说，《禹贡》说浮于江海，到达淮泗，又说夹着右边的碣石进入黄河，这是贡赋的道路未曾不兼用海路。秦人运送粮草，从黄、腄、琅琊这些负海郡县出发，转运到北河，其制度并非完全不对，而是使用百姓失去了正道。议论的人说海运始于秦，而效法于元，这难道是通论吗。

烧荒

守卫边疆的将士，每到秋天草木枯萎，出塞放火，叫做烧荒。《唐书》记载，契丹每次入侵幽州、蓟州，刘仁恭每年焚烧塞下的草，使契丹不能留在那里放牧，马匹多死亡，契丹于是请求结盟就是如此。这种方法从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战国策》记载，公孙衍对义渠君说，中原没有战事对秦国，那么秦国将要焚烧，获取你的国家。

《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英说，抵御外敌没有比烧荒更好的了，大概外敌所依赖的是马，马所依赖的是草。近来烧荒，远的不过百里，近的五六十里，外敌的马匹来侵犯，半天就可以到达。请求命令边将，遇到深秋，率领军队约定日期一同出塞，在数百里外放火焚烧，使外敌的马匹没有水草依赖，这样虽然我方有一时的劳苦，而整个冬天可以安居了。翰林院编修徐珵【原注】后来改名为徐有贞。也请求每年九月，全部命令坐营将官主持边防，分为三路，一路从宣府到达赤城、独石，一路从大同到达万全，一路从山海关到达辽东。各自出塞三五百里，烧荒侦察。如果遇到边寇出没，就相机剿杀。这是先朝烧荒的旧制，确实是守卫边疆的好方法。

家兵

古代做将领的人一定有平时预备的士兵。《春秋传》记载，冉求用武城人三百人作为自己的徒卒。《后汉书·朱儁传》记载，交址贼人反叛，任命朱儁为刺史，命令他经过本郡招募家兵。张燕侵犯河内，逼近京城，派出朱儁担任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了他。《三国志·吕虔传》记载，担任泰山太守，率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都投降了。《晋书·王浑传》记载，担任司徒，楚王玮将要杀害汝南王亮，王浑称病回家，率领家兵一千多人闭门抵抗玮，玮不敢逼近。【汝成案】将领的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载，如王越、马永、马芳、梁振、李成梁、满桂、张神武、赵光教、金国风、侯良柱等人的传记中都有，并且都取得了成效。其开始则出于战国时暗中豢养死士，汉朝李陵的荆楚剑客也是这一类。兴盛于唐朝，藩镇的牙兵，称为外宅儿，甚至结为义子。大概因为在军队中久了，不得不使用精锐先锋，以求取胜。然而豢养他们不容易，解散他们更难，因此招致祸乱也时常有之。担任军事指挥的人只应当选拔士兵，提拔其中的豪杰俊才，优厚他们的奖赏，勤于他们的训练，那么屠夫酒保都可以使他们成为劲旅。虽然官员有调动，或许有几年的功夫毁于一旦的感叹，然而所到之处如此，转移并非困难，保卫自身保卫国家，所帮助的多了。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给寺僧

译诏书的辞令说：“王世充窃据非分之地，竟敢违背天道常理。法师等人皆能深刻洞察细微的变化，早早识破精妙的因果，擒获那凶恶的逆贼，廓清这片净土。听闻此事令人欣喜赞赏，真是不可思议。如今东都局势危急，王世充早晚将被消灭。你们都应努力完成这伟大的功业，以留下美好的典范。”当时立下功劳的有十三人，裴漼在《少林寺碑》中所称的志操、惠玚、昙宗等人，只有昙宗被拜为大将军，其余的人都不接受官职，朝廷赐给他们土地四十顷，这就是少林僧兵的起源。查考《魏书》，孝武帝西逃时，率领五千骑兵宿营在●西扬王的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背着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嵩山僧人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划叛乱，纠集数百名勇士，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趁洛城没有守兵，企图突然发动袭击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报告了变故，留守吕元膺于是出兵包围他们，贼人突围而出，逃入嵩岳山棚，最终被全部擒获。《宋史》记载，范致虚任命僧人赵宗印为亢宣巡司参议官，兼管节制军马。赵宗印以僧人编为一军，号称“尊胜队”；以童子编为一军，号称“净胜队”。既然如此，那么嵩山、洛水之间，历来就有奇特的僧人了。

译嘉靖年间，少林僧人月空接受都督万表的檄文，在松江抵御倭寇。他的徒弟三十多人，自行编组，手持铁棒击杀倭寇众多，最终全部战死。唉，能够拿起武器捍卫边疆，就不能因为他们是剃度出家的僧人而将他们排斥在外了。

宋朝靖康年间，有五台山僧人真宝，和他的徒弟在山中习练武艺。宋钦宗在便殿召见他，命他返回山中，聚集兵力抵抗金兵。昼夜苦战，寺庙房屋全部被焚毁，被金兵俘获。金人用各种方法诱劝，他始终不顾，说：“我的佛法中有‘口回’（出尔反尔）的罪过，我既然已答应宋皇帝以死报国，怎么可以妄言呢？”于是安然受死。

而南宋德祐末年，常州有位叫万安的僧人起义，作诗说：“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这大概也有屠羊说的遗意吧。

【赵氏说】《后周书》记载，齐主高纬被俘后，任城王高潜仍然坚守，前来应募的沙门也有数千人。《唐书》记载，李罕之年轻时是僧人，后来还俗做了强盗。曾尧臣《独醒志》记载，庐山圆通寺，南唐时赐给千顷田地，供养极其丰厚。曹彬等人渡江时，寺僧前来抵抗。金陵陷落，才逃遁离去。金主完颜亮死后，山东豪杰都起兵，有位僧人义端也聚集了一千多人，想要逃遁。辛弃疾知道他将要投奔金国，追杀了他。《金宣宗纪》记载，夏人侵犯积石州羌族边界，许多部落陷落，只有桑逋寺僧人看逋、昭逋、斯没以及答那寺僧人奔鞠等抵抗不从，下诏赏赐各位僧人钤辖、正将等官职。明朝成化年间，刘千斤作乱，康都督招募紫微山僧人惠通去剿灭。惠通直接闯入贼营，与刘千斤搏斗，刘千斤于是投降。崇祯年间，史记言任陈州知州，因为流寇充斥，于是招募士兵，聘请少室山的僧人来训练他们。这些都是僧兵的历史故事。

毛葫芦兵

《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三年，设立南阳、邓州等地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招募当地人为军队，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守城效力。因为乡人自己团结，号称毛葫芦军，所以以此命名。《朵尔直班传》记载，金商义兵用兽皮做箭袋像葫芦一样，号称毛葫芦军，非常精锐。《大学衍义补》记载，如今唐、邓山里的居民，用毒药浸泡箭矢来射兽，箭到弦响，野兽应声倒下，称为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上言，宋朝时多用刚县夷人戴冠，用白芀子兵打败了他们。白芀子，就是现在的民壮。

方音

五方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如果结交天下的士人却操着一乡一方的口音，也是君子所不取的。所以仲由的粗野，孔子对此感到忧虑。舌头卷曲说话不清的人，是孟子所斥责的。而《宋书》说高祖虽然世代居住在江南，楚地方言没有改变，雅正的风流没有听说。又说长沙王刘道怜向来没有才能，言语口音很楚，举止行为，多有鄙陋拙劣之处。《世说新语》说，刘真长拜见王丞相，出来后，有人问见到王公怎么样？回答说，没见他有什么特别，只听到他说吴语罢了。又说，王大将军年轻时，旧有乡野之名，语音也是楚音。又说，支道林入东，见到王子猷兄弟回来，有人问见到各位王怎么样？回答说，见到一群白颈鸟，只听到叫哑哑的声音。《北史》说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声音混杂夷夏。即使在公宴上，诸王也常常侮弄他。凭着创业之君，中兴之相，尚且不免时人的议论，何况士大夫呢。北齐杨愔称赞裴谳之说，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只有这家的兄弟完全没有乡音。他所轻视的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著书作文，尤其忌讳俚俗。《公羊传》多用齐语，《淮南子》多用楚语，如果《易传》、《论语》何尝有一个字呢。如果是讲经授学，更加重视文言，所以孙洋、蒋显曾学习《周官》但口音违背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赋》，大概口音有楚夏的区别，是土风的差异。那么学徒就不会到来。【原注】《梁书·儒林传》陆倕说。李业兴学问深博，但旧音不改，就被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传。邺下人士音辞鄙陋，风度操守愚拙，那么颜之推不愿意做他们的老师。【原注】《家训》。这就是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大概必须从他的发言开始。

《金史·国语解序》说，现在《文尚书》言辞多奇怪涩滞，大概也是当世的方音。

《荀子》每说，按《楚辞》每说“羌”，都是方音。刘勰《文心雕龙》说，张华论韵，说士衡多楚，可以说是含着灵均的声音余韵，失去了黄钟的正响。

国语

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都依据国语。后来沾染华俗，大多不能通晓，所以记录其本言相传教习，称为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用国语翻译《孝经》的宗旨，教给国人，称为《国语孝经》。【原注】并见《隋书·经籍志》。而历考后魏、北齐两书，如孟威因明解北人语，敕令在著作局，以备推访。孙搴因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珽因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真因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令作突厥语翻译《涅架经》，送给突厥可汗。都受到当时君主的赏识，恩宠超过群僚。然而他们的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令，不得在朝廷上说北俗语言，违者免除所居官职。【原注】《魏

译《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召见朝臣，下诏禁止使用北语，一律采用正音，禧赞同此事。于是下诏规定，三十岁以上的人，习惯姓氏已久，或许不能立刻改变。三十岁以下，目前在朝廷任职的人，语音不允许依旧使用，如果故意违犯，应当降爵罢官。如果依旧沿袭旧俗，恐怕几代之后，伊水洛水一带，又会变成披发之人。我曾与李冲讨论此事，李冲说，四方语言，究竟知道谁是正音？帝王所说的，就是正音了，何必改变旧俗而遵从新音？李冲的这番话，应当判死罪，于是对李冲说，你实在辜负了国家！李冲摘下帽子谢罪。《北齐书·高昂传》记载，当时鲜卑人共同轻视中原朝士，唯独敬畏服从高昂。高祖每次向三军申令，常说鲜卑语。高昂如果在场，就改用华言。孝文帝是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的主君，齐神武帝也是有大略的英雄。契丹偏居北方边陲，起初以本国语言作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从此金、元也多沿袭这一做法，【钱大昕说】《元史》没有《国语解》。于是北方习俗的语言就载入史书，流传于后代了。

译后魏平阳公丕的传记记载，丕向来喜爱本族的风俗，不通晓新的制度。到了迁都洛阳、改变官职服饰、禁止旧有语言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皇帝也不强迫他，只是用大道理诱导开示，让他不产生异议。改变风俗的困难就是这样。如今，拓跋和宇文氏的语言在史册中不传者已经荡然无存，当时众多楚人喧哗的影响，固然不能胜过三纪年间迁都殷都的教化。

后唐康福擅长各种蕃族语言。明宗处理政务的闲暇时，经常召他进入便殿，咨询时事，康福就用蕃语上奏。枢密使安重诲厌恶他，曾经当面告诫他说：“康福只是扰乱奏事，有朝一日要斩了他！”

外国风俗

考察九州的风俗，考证前代的史书，中国不如外国的情况是有的。《辽史》说，契丹部族生活的资财仰赖畜牧，纺织毛皮、饮用乳汁，作为衣食。各自安于旧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见繁华奇异之物而改变故习。家家富足，军事装备整齐完备，最终虎视四方，使强国朝贡、弱国依附。《金史》记载，世宗曾经对宰臣说：“我见到女真人的风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习染了汉风，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东宫不知道女真人的风俗，只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还尚且保留，恐怕日后一旦改变这种风俗，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与臣下谈论古今，又说：“女真人的旧俗，虽然不识字，但他们祭祀天地、尊敬亲戚、尊崇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节情意周到，都出于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没有不同。你们不可忘记。”于是禁止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习南方人的衣着，违犯者治罪。又说：“女真人的旧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现在下棋、玩双陆，应当全部禁止，命令他们练习骑射。”又说：“辽不忘旧俗，我认为是对的。海陵王学习汉人的风俗，是忘本。如果依照国家的旧俗，四境可以无忧，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说，回纥风俗朴实厚道，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志专一，强劲健勇无敌。自从对唐朝有功，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建造宫室居住，妇女有粉黛文绣的装饰。中国因此虚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了。从前祭公谋父的话说，犬戎敦厚，能遵循旧德，而坚守始终纯固。由余回答穆公说，戎夷的风俗，上级蕴含淳厚之德，来对待下级。下级怀有忠信，来侍奉上级。一国的政治犹如一身的治理，他们之所以有国而长久，世代都使用这种方法。等到居住日久，逐渐沾染华风，不致力于诗书，只征求玩好之物，服饰竞争没有等级，财物贿赂溢于浪费，骄纵淫逸、矜夸傲慢，渐渐成为习惯，于是中行说有改变风俗的讥讽，贾谊有五饵的策略。再后来，则有像张昭远因为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言沙陀不会长久。张舜民见到太孙喜好音乐、美女、名茶、古画，而知道契丹将要灭亡。后来的君子如果确实以此为鉴，就知道战胜他们的道理了。

《史记》说，匈奴的狱讼长久者不超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超过几人。《盐铁论》说，匈奴的风俗略于文饰而敏于行事。宋朝邓肃对高宗说，外国的巧妙在于文书简单，简单所以迅速。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多，繁多所以迟缓。《辽史》说，朝廷之上，事务简单职权专一，这是辽兴盛的原因。【原注】又说，皇帝四季巡守，宰相以下在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了任命官僚，只实行堂帖权差，等待皇帝所在之处取旨，才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史以下，不再奏闻，听任中书铨选。那么外国能胜过中国的，只是因为它简易罢了，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而效法别人的短处，我看到它立刻就会弊病丛生。

《金史·食货志》说，金兴起于东海，其风俗纯朴诚实，可以回归古制。刚进入中原时，百姓多流亡，土地多空旷闲置。兵威所加，遗民恐惧，何求而不得？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使用唐朝的永业口分来制定民产，仿效其租庸调的法令来充足国用，何至于百年之内，所谋划的纷纷扰扰与其国始终相伴呢？其弊病在于急于一时的利益，沿袭久坏的法令。到了中期，鄙弃辽的俭朴，袭用宋朝繁缛的文饰。惩戒宋朝的宽柔，加上辽的操切政治。这是抛弃两国的长处，而并用其短处。繁缛胜过必然导致伤财，操切胜过必然导致害民。直到金朝末年，国用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此而来吗？立法不慎重于开始，变法以挽救其弊病，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其对金朝时弊的论述非常明确切中。

魏太武帝开始制定反逆、杀人、奸盗的法律，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没有系讯连逮的烦扰。百姓安于其治。宋朝余靖说，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将近百年，而百姓没有南顾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易。盐和麦都便宜，科役不烦扰的缘故。这就是省刑薄敛的效果不分中外了。

徙戎

武则天时期，外国多派遣子弟入朝侍奉，其中的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容等，都因为充当侍子，得以遍观中国形势，其后竟然成为边患。在此之前，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说，我听说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没有信用，易动难安。所以斥居

译塞外之地，远离中原。前代史书所称，由来已久了。然而帝王恩德广布，有时他们来朝拜，愿意接受教化的诚意，请求行纳贡之礼，贡事完毕就返回父母之国，用指南车引导他们，这是三王的盛大典礼。自从汉魏以后，就改变了这种风气，务求装饰虚名，征召侍子。下令让他们解散辫发，穿着中原衣冠，在京城建造房屋，不让他们回国，这又是中叶的旧例。比较其中的利害，那么三王的做法是对的，汉魏的做法是错的。论其得失，那么远离边境长而征召人质短。殷鉴不远，怎么能不忧虑。从前郭钦向武皇献策，江统向惠帝进谏，都认为戎狄进入居住，必定产生事变。晋帝不采纳两位大臣的长远策略，喜好羡慕向化的虚名，放纵他们学习《史记》《汉书》等书，授予他们五部都尉的官职，这都是计策的失误。我私下认为突厥、吐蕃、契丹等，过去因为入朝侍奉，都受到特殊的奖赏。有的手持戟站在丹墀，列入军职名册。有的在学府中拖着衣襟，高傲地步入仕途。服装改换毡裘，语言兼通中原。熟悉汉法，目睹衣冠的礼仪。眼看朝廷典章，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从图史中窥探成败，从古今中察知安危，识别边塞的盈虚，知晓山川的险易。有的委任他们经略的功劳，让他们施展才能。有的怜悯他们思念故土的心志，放他们回部落。对国家虽然有冠带的虚名，在戎人方面却增长了纵横的智谋。虽然有慕化的美名，只是取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随即在日后产生。等到回到部落，很少不举兵的。边境遭受灾祸，实在由此而来。所以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对于齐国人，尚且不可以展示给他们，何况对于敌寇戎狄呢？谨按楚国的申公巫臣逃到晋国，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狐庸做吴国的行人，教吴国作战布阵，使他们背叛楚国。吴国于是攻打楚国，夺取巢，夺取驾，攻克棘，进入州来，子反一年七次奔命。他之所以能谋划楚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按《汉书》，桓帝将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晋，其后终于有刘石之难。假使五部不迁徙，那么晋朝的国运还不可估量。鲜卑不迁徙到幽州，那么慕容就没有中原的僭越。又按《汉书》，陈汤说，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为什么呢，兵器朴钝，弓弩不利。现在听说颇得汉人的技巧，然而还是三而当一。由此说来，锋利的兵器尚且不可以让敌人得到方法，何况让他们身处中原而使他们习见呢。从前汉东平王请求太史公书，朝臣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之说，不可以给诸侯。这就是本朝诸王尚且不可以给，何况外国呢！我私下计算秦国兼并天下，以及刘项之际，多年用兵，人户凋散，用晋惠帝相比，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的强盛实过于五部的微弱。当往昔，冒顿的强盛，乘中原的虚弊，高祖被困平城。而冒顿不能进入中原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兵力不足以侵犯诸夏，力量不足以攻破汾晋。他之所以解围而放走高祖，是因为不习惯中原的风俗，不安心中原的美好。生长在碛漠之北，认为穹庐胜于城邑，认为毡罽美于章绂。既然安于所习而乐于所生，所以没有窥视中原之心，是因为生不习汉的缘故。难道有心不乐汉而想要深入的吗？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终于能在中原自振的原因，是因为少居内地，熟悉汉法，不仅是元海悦汉，而汉也悦之。一朝背叛，四民响应，于是鄙弃单于的称号，窃取帝王的名号，贱视沙漠而不居，占据平阳而鼎峙，是因为居汉的缘故。假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掠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以北，怎么能使他倡乱呢？当今皇风远播，含识革面，凡在虺性，无不怀驯，正使由余效忠，日殚尽节。依我愚虑，国家正将无穷的国祚传给后世，倘若防备守卫不谨，边臣失策，那么狡寇称兵，不在方外，这不是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我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概禁绝，如果先前在中国者也不可再让他们回蕃，那么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译明永乐、宣德年间，鞑靼人来归降，大多请求留在京师居住，朝廷授予他们指挥、千百户等官职，赐予俸禄以及银钞、衣物、房屋、日常器具，安排他们定居，这些人被称为“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上言说：“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把百姓当作初生的婴儿般爱护，而把蛮夷当作禽兽般疏远。对待百姓像对待婴儿一样，是亲近他们；对待蛮夷像对待禽兽一样，是疏远他们。虽然圣人主张一视同仁，但施行恩惠必定是从亲近的人推广到疏远的人，没有见过婴儿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却先对禽兽施恩惠的，更何况是夺走婴儿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圣人难道忍心这样做吗？

我私下看到京师的降人不下万余人，比起京畿地区的百姓，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他们每月领取的俸米，比起在朝的官员，比例也达到三分之一，而实际发放的数量有时是全额有时是半数，实际所得更是成倍增加。仅以米俸来说，在京的指挥使是正三品，按规定应领俸米三十五石，实际只发一石，而达官却实际领取十七石五斗，这相当于供养十七位半在京官员的俸禄。用有限的粮食去资助无限的开销，想要百姓富裕、仓库充实，是不可能的。

近来连年荒旱，五谷歉收，而国家的用度却不能短缺。因此天下的米粮通过水路陆路一同运往京师，每年运入数百万石，军民耗尽财力物力，冒着严寒酷暑，顶着风霜，痛苦不堪言说，然后一个壮丁能带着几斛米到达京师，已经是侥幸了。如果运到中途，食物不足，衣物不够，而官府督促责罚得更加紧急，因此人们来不及救死扶伤，往往倒毙路旁而死的，数不胜数。那些降人坐享俸禄，得意洋洋。唉！既夺走百姓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又驱使百姓出力来供给他们，百姓最终因饥困而死，而禽兽却吃饱喝足，这是仁人君子应当痛心疾首的。

至于俸禄，是用来培养廉洁的。现在在朝官员都实际领取一石俸米，以一个人计算，日常花费不过够十天用，何况还有父母妻子呢？我认为，想要他们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边防军队，是用来抵御外侮的。现在边军长期驻扎在苦寒之地，他们用来保护妻子儿女、抵御饥寒的，只有每月的军粮。粮食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求，想要他们誓死守卫，是不可能的。

现在如果遣散这些降人，臣愚昧地认为可以消除一个祸害而得到三个好处。为什么呢？计算降人一年的俸禄不下数十万石，节省下来可以保全百姓的生命，可以供给边军的需求，可以满足京官的俸禄。保全百姓的生命，那么国家根基稳固而安宁；供给边军的需求，那么士兵会效死职守；满足京官的俸禄，那么官员会知耻而保持廉洁。得到这三点，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

我又听说圣王的道理，贵在祸患未萌发时就消除它。《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我观察到达官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满足他们的俸禄，让他们长久居住不离开，腥膻之气弥漫京畿。无益的耗费尚且不值得吝惜，还有更严重的。蕃人贪婪而好利，时而臣服时而背叛，变幻无常。他们来降，并非心悦诚服，实际上是羡慕中原的利益。况且降人在他们那里，未必不自己耕种而食，自己纺织而衣。现在在中国，却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源源不断来降的，是中原诱导他们的结果。诱导不停止，那么来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一旦边疆有警讯，他们势必不会安心。前世刘渊、石勒之乱，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因此圣人把蛮夷当作禽兽来畜养。他们来时，惩戒并抵御他们，不让他们长久居住；他们去时，防守并防备他们，不诱导他们再次来降。他们对国家百姓的考虑，极其深远。

近日边疆多次告警，而降人聚集在京师，我曾经恐惧得睡不着觉。恳请陛下决断于心，为万世长久之计，请求敕令兵部，将降人逐渐调往天下各都司卫所，他们的势力既然分散，必定能各自安身立命，这不仅节省国家无数无益的耗费，而且消除了潜在的祸患。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土木堡之变时，被编置在京畿附近的达官达军，一时蠢动，大肆掠夺村庄，甚至有驱赶逼迫汉人归附敌寇的。户科给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讲劉定之一起上言，应该设法迁徙他们，让他们居住在南方。于是任命左都督毛福寿担任左副总兵，挑选率领河间、东昌的达军，前往湖广辰州等地征讨苗族，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上奏请求在贼寇平定后，就把他们分布在那里的各卫所守御，然而离开的人不多。【原注】天顺元年七月丁丑日兵部上奏，从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调往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随征的达官达军共一千八百人。而在天顺初年，兵部尚书陈汝言，迎合依附权宦，全部命令将他们取回，于是让曹钦得以结交其中的骁勇豪强，与他们一同造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强盗不断，也是由达军带头引发的。

明初，将土达安置在宁夏、甘州、凉州等地。太平日子久了，种类繁衍增多，到成化四年就发生了满四之变。

楼烦

楼烦是赵国西北边境的国家，那里的人强悍，擅长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巡视新开拓的土地，于是出代地，在西河遇到楼烦王，并征召他的军队。“致”的意思是，征召他们的人来使用。所以在楚汉相争时期，多任用楼烦人单独组成一支军队。《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阳都侯丁复，以赵国将领的身份从邺县起兵。到达霸上后，担任楼烦将军。而《项羽本纪》记载，汉军有善于骑射的

译者，楼烦人也。【原注】应劭说，楼烦是胡人。即现在的楼烦县。查考楼烦地域广大，不止一县的人。那么汉朝就有楼烦的士兵了。《灌婴传》记载，击破拓公王武，斩杀楼烦将领五人。攻打龙且，活捉楼烦将领十人。在陈下攻打项籍军队，斩杀楼烦将领二人。在相地攻打黥布的别将，斩杀楼烦将领三人。《功臣表》记载，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身份攻打项籍，俘获楼烦将领。那么项王和黥布也各自有楼烦的士兵了。大概自古以来用蛮夷攻打中原的，始于周武王，牧野之战的军队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而晋襄公在殽地击败秦国，实际上是用姜戎作为犄角之势。大的称王，小的称霸，于是赵武灵王沿袭此法用来图谋秦国，而鲜卑、突厥、回纥、沙Dto从此在中国境内不绝了。

译吐蕃与回纥

大抵外国语音都没有准确的汉字对应。唐朝的吐蕃就是今天的土鲁蕃，唐朝的回纥就是今天的回回。《唐书》记载回纥又名回鹘。《元史》中有畏兀儿部，畏就是回，兀就是鹘。所谓回回，也是回鹘的音转。【原注】《辽史·天祚帝纪》中有回回国王。《元史·太祖纪》将回鹘、回回列为两个国家，恐怕不对。【钱氏曰】说今天的回回就是古代的回纥是不对的，但说元朝的畏兀儿是回鹘的音转则是对的，元朝时畏兀儿也称畏吾儿。赵子昂撰写的《赵国文定公碑》说，回鹘是北庭人，就是现在所谓的畏吾儿。欧阳原功撰写的《高昌偰氏家传》说，伟兀是回鹘的音转。他们的地盘原本在哈剌和林，即今天的和宁路。后来迁徙居住在北庭，北庭就是今天的别失八里城。恰逢高昌国势微弱，于是兼并夺取了高昌。高昌就是今天的哈剌和绰。伟兀也是畏兀儿的异体写法，而回鹘就是回纥，赵、欧两位先生说得非常详细。回回与回鹘实际上并非同一族类。《元史·太祖纪》记载，汪罕逃往河西、回鹘、回回三国。《世祖纪》记载，制定军官等级条例，让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人，依照各自官品担任万户府达鲁花赤。《文宗纪》记载，各道廉访司官员，任用蒙古人两名，畏兀儿、河西、回回、汉人各一名。《薛塔剌海传》记载，跟随征讨回回、河西、钦察、畏兀儿等国。《明史·哈密传》说，那里部落杂居，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互不统属。又说，哈密原本就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个种族。那么回回与回鹘本来就以地域区分了。只有阿合马本是回回人，而《元史·奸臣传》却说是回鹘，这可能是传抄错误。所谓畏吾儿，又是畏兀儿的音转。【原注】《册府元龟》。查国史叙述铁勒种类说，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苾、乌护、纥骨等部落。契苾就是契弊。乌护就是乌纥，后来成为回鹘。纥骨就是纥扢斯，演变为黠戛斯。大概夷狄语音有缓急之分，导致翻译用语不同。《大明会典》记载，哈密是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面的大碛外，是西域各番族往来的要道。那里的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个种族杂居。那么回回与畏兀儿又是两种不同的族类了。【原注】郑所南《心史》说，畏吾儿是鞑靼为父、回回为母所生。【钱氏曰】《心史》是伪造的，不可信。自从唐朝会昌年间回纥衰弱，投降幽州的先后有三万多人，都分散隶属各道，开始杂居在中原地区而不改变其本族习俗。杜甫《留花门》诗说，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说，种类盘互，缟衣如荼。挟持邪术作蛊，浸淫天下。如今遗留的风俗也没有比过去衰微多少。

《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日，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立摩尼寺。皇帝准许了。这就是今天礼拜寺建立的由来。

《新唐书·常兖传》说，起初，回纥有战功的人可以留在京城。戎狄本性容易骄横，后来竟然建造宅第、佛寺，有时在其中埋伏甲兵。多次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取含光门的鱼符契券逃到城外。那么自从肃宗、代宗以来，回纥本来就有居住在京城的人了。

《实录》记载，正统元年六月乙卯日，将寄居在甘州、凉州的回回迁徙到江南各卫，共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当时西陲有警讯，不得已采取迁徙戎狄的策略，然而他们的族类于是就在江东繁衍了。【原注】正统三年八月，有归附的回回二百二人，从凉州迁徙到浙江。

明朝初年，对于来投降的人虽然待遇优厚，但防备从未不周到。福建漳州卫指挥佥事杨荣因为进表到京城，替编置在漳州的回回给同类寄信，奉旨以勾结外夷的罪名，贬为大同立功的事官。【原注】正统四年七月辛未日。后来文教熏陶，戎狄之心逐渐改变，蛮貊的后裔于是有登科第、袭冠裳的。只是回回坚守本国习俗，始终不肯改变，结成党伙，在民间作恶。凭借累朝的德化，却不能训导他们顽劣粗犷的习性，所谓吃桑葚而怀好音，确实难以言说了。

天子没有缘故不杀牛，而现在的回子整天杀牛作为膳食，应该先禁止这一点，那么夷狄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改变。唐朝时的赦文常说，十恶五逆，纵火抢劫，持刀杀人，官吏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赦免范围内。可见古代法律以屠牛为重。如果像韩滉治理江东那样，认为盗贼没有牛酒就不能啸聚结伙，于是禁止屠牛，以断绝他们的阴谋。这又是明识之士应该预先防范的。

西域天文

西域人擅长天文，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唐书》记载，泥婆罗国，很懂得推测月亮的盈亏，兼通历法算术。天竺国，擅长天文历算之术。罽宾国，派遣使者进献天文经。拂菻国，其王城门楼中悬挂一个大金秤，用十二枚金丸系在秤杆两端，用来观测太阳的十二时辰。制作一个金人，大小如人，立在旁边，每到一时辰，金丸就落下，发出铿锵的声音。

译歌唱，用来记录日期和时辰，毫厘不差。这大概并非始于回回、西洋。【原注】《元史·张思明传》记载，大德初年，张思明被提拔为左司都事。有人进献西域的称量方法，张思明认为这会迷惑众人，不予采用。

译王忠文公王祎的《集》中有《阿都整除回回司天少监诰》，说：“天文之学，那些出自西域的，简约而能精微，虽然其术数不与中国古法相同，但因为它多次应验，所以近代多采用它。另外设立官署，来掌管它的职事。”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进献通晓天文的大慕阇。他智慧幽深，问他没有不知道的。伏乞天恩，召他来询问各种教法。知道他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请求设置一个法堂，依照本教供养他。这与现在的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在玄宗时代实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在朝中多有学识的人吗。

三韩

现在的人称辽东为三韩，查考《书序》成王既伐东夷传，说海东诸夷有驹丽、扶余、馯、貊之类。《正义》说，《汉书》有高驹丽、扶余、韩。没有这个“馯”，“馯”就是“韩”，音同而字不同罢了。《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六年，东夷韩国人率领部众到乐浪内附。《东夷传》说，韩有三种，一叫马韩，二叫辰韩，三叫弁辰。【原注】《晋书》、《梁书》写作弁韩。马韩在西边，有五十四国，它的北边与乐浪接壤，南边与倭接壤。辰韩在东边，有十二国，它的北边与濊貊接壤。弁辰在辰韩的南边，也有十二国，它的南边也与倭接壤。总共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中一国。大的有一万多户，小的有几千家，各自在山海之间，土地合计方圆四千多里，东西以海为界限，都是古代的辰国。马韩最大，共同拥立他们的族人为辰王，统辖三韩之地。【原注】《汉书·朝鲜传》，真番、辰国想上书见天子，又被阻隔不通。颜师古说，辰指辰韩之国。《史记》误作真番旁边的众国。《三国志·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攻破高句骊、濊貊、韩、那等数十国，各自率领部落投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的夷人韩、濊貊，各自率领他们的部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东夷马韩、新弥等国，依山带海，距离州治四千多里，历代未归附的二十多国都派遣使者朝献。杜氏《义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的东南。这是它们的疆域与朝贡的始末。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法制出自韩国所做。后魏阳固《演赜赋》，目睹三韩的连绵兮，看见卉服的悠悠。这是它们的风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管三韩、鲜卑、乌桓、獯狁、沃沮之类。这是它们的占象。《宋史·高丽传》说，崇宁以后开始铸造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颙三韩国公俣。它的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是扶余，弁韩是新罗，【原注】《北史》以辰韩为新罗。马韩是高丽。开泰年间，圣宗讨伐高丽，俘虏三国遗民设置县。据此乃是俘虏三国之人设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罢了。【原注】正如汉时上郡有龟兹，不能便以为是西域的国家。现在的人却称辽东为三韩，是把内地看作外国了。推究其缘故，本于天启初年失去辽阳，以后的章奏文章于是有称辽人为三韩的，是将其外化了。现在辽人却用它自称，这也是自我外化了。

《北史》，新罗，它的祖先本是辰韩的种族。地处在高丽东南。辰韩也叫秦韩，相传说是秦朝逃亡的人躲避劳役来到此地，马韩割让它的东界让他们居住。因为秦人所以命名为秦韩。他们的言语名物有类似中国人的地方。辰韩王常用马韩人担任，世代相传。辰韩不能自立王，明显是因为他们是流移之人，所以常被马韩所控制。辰韩起初，有六国，逐渐分为十二国，新罗是其中之一。这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定百济，分割其地设置五个都督府，其中一个叫马韩。

大秦

现在的佛经都题写大秦鸠摩罗什译，说是姚兴的国号，不对。【孙氏曰】遍探释藏佛经都题写姚秦鸠摩罗什译，没有写大秦的，不知道亭林依据什么？况且鸠摩罗什生于天竺，距离大秦国还远，不应当题写大秦。大秦是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城四百多座，小国役属的有数十个。又说，天竺国，西边与大秦相通。这是国名的偶然相同。而传说认为它的人民都高大端正，类似中国人，所以叫大秦，本来不一定如此。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为佛太子，说大秦国来，应当称王小秦国。把中国称为小秦，那就更加夸诞了。

干陀利

韩文公《广州记》【杨氏曰】昌黎并没有《广州记》，是《送郑权序》罢了。有干陀利，注家都缺漏。查考《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风俗与林邑、扶南大致相同。出产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别精好，是各国中最优的。【原注】梁王僧孺有《谢赐干陀利所献槟榔启》。周弘正

译周弘正传记载，有罪应当流放的人，皇帝下诏将其赐给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记载，天嘉四年，干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只有《宋书·孝武帝纪》记载，孝建二年，斤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原注】《南史》记载相同。将“干”写作“斤”，怀疑是错误。【汝成案】《梁书》中没有周弘正传。周弘正传见于《陈书》。至于“有罪应当流放”等语，则见于《南史》。考证原本也有错误，应当是传抄时脱漏了“南史”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