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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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自王卿而外无书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为王，则臣亦僭为公，宣十一年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者也。【原注】汉书沛公注，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淮南子鲁阳公注，楚之县公也。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传中如叶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并边中国，白公边吴，盖尊其名以重边邑。【原注】吕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战国策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麃公，【原注】索隐曰，盖麃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汉之际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原注】左传齐亦有邢公、棠公。【汝成案】春秋时，齐有棠公，襄二十五年传正义曰，楚僭号王，故县尹称公。齐不僭号，亦邑长称公者，盖其家臣仆呼之日公。传即因而言之，犹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邢公之称义亦犹彼。此县公之公也。【原注】御史监郡者亦称监公，见曹相国世家。
译《左传》中除了王卿之外，没有称“公”的记载，只有楚国如此。因为楚国的君主已经僭越称王，所以其臣下也僭越称公，正如宣公十一年所说的“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原注】《汉书·高帝纪》“沛公”注，孟康说：楚国旧时僭越称王，其县宰称为公。《淮南子》“鲁阳公”注：楚国的县公。楚国僭越号称王，其守县大夫都称公。《左传》中如叶公、析公、申公、郧、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都位于边境靠近中原之地，白公位于边境靠近吴国之地，大概是尊崇其名号以加重边邑的地位。【原注】《吕氏春秋》中楚国又有卑梁公，《战国策》中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国有麃公，【原注】《索隐》说：大概是麃邑的公，史书失载其姓名。楚汉之际有滕公、戚公、�公、薛公、郯公、萧公、陈、魏公、留公、方与公，汉高祖起初称沛公，太上皇的父亲称丰公，都是楚国遗留的名号。【原注】《左传》中齐国也有邢公、棠公。【汝成案】春秋时期，齐国有棠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传正义说：楚国僭越称王，所以县尹称公。齐国不僭越称王，也邑长称公，大概是因为其家臣仆称呼他们为公。《左传》就沿用了这种说法，就像伯有的臣下说“吾公在壑谷”一样。邢公的称呼意义也与此相同。这就是县公中的“公”。【原注】御史监郡的也称监公，见《曹相国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记秦始皇纪侯公，项羽纪枞公、侯公，高祖纪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纪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甘公，封禅书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东园公，夏黄公，【汝成案】索隐曰，陈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是二人自有姓名与字，非失之也。年远说繁，或出附会。然史云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某某，似非失其名而公之者，岂太史公以四人皆乐遁潜声，因从其自号书之，以着高尚耶？又圈称陈留耆旧传自序，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为司徒，至称十一世。洪氏隶释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盖圈即园也。会稽典录载虞仲翔云，鄞大里黄公洁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是二人又姓圈与黄。第汉哀帝元寿二年始改丞相为大司徒，孝惠时未有是名。圈称所述，恐不足据。仲翔之言，或亦因其自号误为姓云。穰侯传其客宋公，信陵君传毛公、薛公，贾生传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大夫泄公，黥布传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母弟丁公，鼌错传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下邽翟公，酷吏传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终公，艺文志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余传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歆传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瑕丘江公，王褒传九江被公，于定国传其父于公，翟方进传方进父翟公，儒林传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郑君、卢生之比。本朝实录于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谓之马公。是史之阙文，非正书也。【原注】史记高帝纪吕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举姓而言公。汉书高帝纪注，应劭曰，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发其例于此，余并不注。
太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钱氏曰】太史公，官名。迁父子相继为之，非专为尊其父也。史记惟自叙前半及封禅篇中有称其父为大史公者，其余皆迁自称。【又曰】卫弘汉宫仪言位在丞相上。弘，汉人，其言可信，而后人多疑之。予谓位在丞相上者，谓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职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柰何众唇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后传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嵩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间，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汝成案】洪氏隶释汉吴仲山碑云，汉故民吴仲山碑文称吴公仲山。则无官者亦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
译有失去其名而以“公”相称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侯公，《项羽本纪》中的枞公、侯公，《高祖本纪》中的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本纪》中的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中的甘公，《封禅书》中的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中的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中的东园公、夏黄公。【汝成案】《索隐》说，《陈留志》记载，园公姓庾，字宣明，居住在园中，因此以此作为称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是齐国人，隐居在夏里修道，所以号称夏黄公。这两人自有姓名和表字，并非失其名而以“公”相称。年代久远，说法繁杂，或许出于附会。然而《史记》说四人先前应对时，各自说出姓名，说某某，似乎不是失其名而以“公”相称的人，难道太史公因为四人都乐于隐遁潜藏声名，因而顺着他们的自号称谓来书写，以彰显其高尚吗？又据圈称《陈留耆旧传》自序说，圈公是秦朝博士，避乱到南山，惠太子任命他为司徒，直到称十一世。洪氏《隶释》中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大概“圈”就是“园”。《会稽典录》记载虞仲翔说，鄞大里的黄公洁身自好。在暴秦之时，高祖即位，不能招致他；惠帝恭敬谦让，他才出来济世解难。这两人又姓圈与黄。只是汉哀帝元寿二年才开始将丞相改为大司徒，孝惠帝时没有这个官名。圈称所述，恐怕不足为据。仲翔的话，或许也是因其自号而误作姓氏。《穰侯传》中他的门客宋公，《信陵君传》中的毛公、薛公，《贾生传》中的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的中大夫泄公，《黥布传》中的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中的母弟丁公，《鼌错传》中的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中的下邽翟公，《酷吏传》中的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中的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中的终公，《艺文志》中的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另一）毛公、皇公，《张耳陈余传》中的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歆传》中的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中的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中的瑕丘江公，《王褒传》中的九江被公，《于定国传》中的其父于公，《翟方进传》中的方进父翟公，《儒林传》中的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中的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都是失其名而以“公”相称，如同郑君、卢生之类。本朝实录对于孝慈高皇后的父亲也不知其名，称他为马公。这是史书的缺漏文字，并非正式书写。【原注】《史记·高帝纪》吕公注，崔浩说，史书失其名，只举姓而言公。《汉书·高帝纪》注，应劭说，枞公，不知其名，所以称公。注家在此阐发其体例，其余都不再注。
太史公，是司马迁称呼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以尊称他为“公”。【钱氏曰】太史公，是官名。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此职，并非专门为了尊称其父。《史记》只有自叙前半部分及《封禅书》中有称其父为大史公的，其余都是司马迁自称。【又曰】卫弘《汉宫仪》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卫弘是汉代人，他的话可信，但后人多怀疑。我认为位在丞相之上，是指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并非职任尊于丞相。
有尊称老人而以“公”相称的，《战国策》中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人吗？”《史记》中文帝对冯唐说：“公为何让众人非议我？”这也是。《汉书·沟洫志》中的赵中大夫白公，颜师古说，大概是互相称呼尊老的称谓。《项籍传》中的南公，服虔说，是南方的老人。《眭宏传》中的东平赢公，颜师古说，是长老的称号。《元后传》中的元城建公，服虔说，是年老者。《吴志·程普传》中，程普最年长，当时人都称程公。《方言》说，凡是尊老，周、晋、秦、陇地区称他为公。《晋书·乐志》中，项伯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中，号称烦琐细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中，京师都感叹说，这又是李公了。《宦者传》中，种嵩任司徒，告诉宾客说，如今身为公，是靠曹常侍的力量。《魏志·王粲传》中，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倒穿鞋子迎接他，说，这是王公孙。《晋书·陈骞传》中，对父亲陈矫说，主上英明圣哲，大人是大臣，现在如果不合心意，不过是不做公罢了。《魏舒传》中，夜里听到人问，睡觉的是谁？回答说，魏公舒。舒自己知道将要成为公了。《陆晔传》中，堂兄陆机每次称赞他说，我家世代不乏公。《王猛传》中父老说，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中，年轻时在乡间，单人匹马出行，忽然有数百骑者，见到述祖都下马，说，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中，从父太常夔曾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如果在，应当已经做公了吗？回答说，这本来是三司的人。由此可知南北朝以前人的语言，必定是三公才能称公。【汝成案】洪氏《隶释》汉吴仲山碑说，汉故民吴仲山碑文称吴公仲。那么没有官职的人也称公。《周书·姚僧垣传》中，宣帝曾从容对姚僧垣说，曾听说先帝称公为姚公，有这回事吗？回答说，臣蒙受特殊恩私，确实如圣旨所说。皇帝说，这是尊重年长的言辞，并非尊贵爵位的称号。朕将为公建国开家，作为子孙的永久基业。于是封为长寿县公，食邑一千户。
孔融请求高密县为郑玄特立
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译一乡，叫做郑公乡。认为“公”是仁德的正统称号，不一定指三事大夫。这是牵强的说法。根据他所引用的例子，都是史书失其名而称公的情况。而“太史公”，又是父子的称呼。《战国策》中，陈轸将要去魏国，他的儿子陈应阻止他父亲出行。《史记·留侯世家》中，我说那小子本来不值得派遣，还是父亲亲自去吧。这些都是把父亲称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中，何偃在路上远远呼喊颜延之说：“颜公延之。”颜延之回答说：“我既不在三公之位，又不是乡野间的公，也不是您家的阿公，为什么称呼我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中，郑道育曾经戏称徐之才为师公，徐之才说：“既然做了你的老师，又做了你的父亲，‘在家为父、出外为师’的伦理，一下子占了两项。”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沈氏曰】格论云，窃以为在今日与人书札诗辞，不妨一二徇俗。若为志状，则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当称公，其无位则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义，作史者所当知也。
史记鼌错传，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人口议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呼错为公，盖以官称之。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赚于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门皆称名。世说言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声于后，皆名也。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张大令曰】其实不尽然。如支道林名遁，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是未尝不以字称公，岂必梁陈以下哉。又魏谚曰，支郎眼中黄。谓高僧支谦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耆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原注】孙升谈圃，有朝士在中书称李宪字，荆公厉声叱之曰，是何人！即出为监当。
古人不以甲子名岁
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为阴。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原注】周礼硩簇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岁之号。注，日谓从甲至癸，辰谓从子至亥，月谓从陬至荼，岁谓从摄提格至赤奋若。后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即阏字。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贾谊鹏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氏说文后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渭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原注】资治通鉴周记一起着雍摄提格，尽元黓困敦，亦用古法。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谓矣。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后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隋书律暦志，王莽铜权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巳，岁次实沈是也。【赵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则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暦志又有太岁在子，太岁在丑之文，则亦以之纪岁矣。建子、建丑、建寅之异，其朔则亦以之纪月矣。汉书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语，则亦以之纪时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谓自莽始也。自此后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荀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
译陆云为祖父作诔文，称吴丞相陆公，诔文说：“维赤乌八年二月乙卯日，吴国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逝世。”称前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文说：“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日，晋国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去世。”王沈祭奠父亲说：“孝子沈敢昭告显考东郡君。”张说为其父赠丹州刺史的先父撰写墓志，每次称呼必定称“君”。既然如此，即使是自己的祖先，也不一概称“公”，这是古人对于名分谨慎的表现。【沈氏说】格论认为，我私下以为在当今与人书信往来或作诗赋文，不妨一两次随顺世俗。但如果撰写志状，那么除了自己的祖先以及官职在三品以上的人，不应当称“公”，没有官位的人称“先生”就可以了。这是正名的道理，修史的人应当知道。
《史记·鼌错传》记载，鼌错的父亲从颍川来，对鼌错说：“皇上刚即位，您执政掌权，侵削诸侯，人们议论纷纷，怨恨您的人很多。”这是父亲称呼儿子为“公”。徐孚远说：“御史大夫属于三公之列。鼌错父亲称鼌错为‘公’，大概是用官职来称呼他。”
僧人也有称“公”的，必定用名字冠在前面。深公，是法深；林公，是道林；远公，是惠远；生公，是道生；猷公，是道猷；隆公，是慧隆；志公，是宝志；澄公，是佛图澄；安公，是道安；什公，是鸠摩罗什。当时的人忌讳直接直呼其名，所以加一个“公”字。【原注】古代僧人都称名字。《世说新语》说安汰在前吐出珠玉，斌亮在后振作金声，都是名字。梁、陈以后，僧人才有字，人们互相称字，称了字就不再称“公”了。【张大令说】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比如支道林名遁，“道林”是他的字。而人们称他为“林公”，这是未曾不用字来称“公”，难道一定要等到梁、陈以后吗？又魏国谚语说：“支郎眼中黄。”指的是高僧支谦，这是僧人又可以称“郎”了。
《宋史·丰稷传》记载，丰稷驳斥宋用臣的谥议说：“凡是称‘公’的，必须是德高望重的大臣或乡里有德行的士人，那么现在宦官称‘公’，也不应当出自士大夫之口。”【原注】孙升《谈圃》记载，有位朝士在中书省称呼李宪的字，王安石厉声斥责他说：“这是什么人！”随即将他外放为监当官。
古人不用干支来命名年份
《尔雅》疏说：“甲到癸为十日，日属阳。寅到丑为十二辰，辰属阴。这二十二个名称，古人用来纪日，不用来纪年。年份自有阏逢到昭阳十个名称为岁阳，摄提格到赤奋若十二个名称为岁名。”【原注】《周礼》硩簇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之号。注解说，日指从甲到癸，辰指从子到亥，月指从陬到荼，岁指从摄提格到赤奋若。后人称甲子年、癸亥年，不符合古法。自汉代以前，起初并不假借。《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焉”即“阏”字。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子是甲子。夜半、初一、冬至。其辨析如此清晰。如果《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天甲子初一。”贾谊《鹏赋》说：“单阏之年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鹏鸟集于我舍。”许慎《说文解字》后叙说：“粤在永元固顿之年，孟陬之月初一甲子。”也都使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子相同的证据。《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指汉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出兵诛灭大宛。【原注】《资治通鉴》周纪一起于着雍摄提格，终于元黓困敦，也使用古法。自从经学日渐衰微，人们趋向简便，于是用甲子到癸亥来代替。孔子说：“觚不像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宋代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说：“从庖牺前后到周厉王，年代模糊不清，借日名甲子来纪年。那么年份称甲子，是假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王莽开始。王莽下诏说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土星在明堂，苍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说天凤七年，岁在大梁，苍龙庚辰。第二年，岁在实沈，苍龙辛巳。《隋书·律历志》记载，王莽铜权铭文说：‘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说：‘龙在己巳，岁次实沈。’”【赵氏说】《天文志》说，甲乙在海外，丙丁在江淮海岱，戊己在中州河济，庚辛在华山以西，壬癸在常山以北。这就又分配到十二分野了。《律历志》又有“太岁在子”、“太岁在丑”的文字，那么也用它来纪年了。建子、建丑、建寅的不同，其初一也用它来纪月了。《汉书·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的话，那么也用它来纪时了。这些都在王莽之前，不能说是从王莽开始的。此后《后汉书·张纯传》说“摄提之年，苍龙甲寅”，《朱穆传》说“明年丁亥之年”，荀悦《汉纪》说“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也说“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说“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在京城寺庙门及州郡官府用白土书写，都写“甲子”字了。
用甲子命名年份，虽然从东汉以后，然而当时制诏、章奏、符檄
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类，皆日也。【原注】宋书武帝纪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诏之日。惟晋书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也。后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暠上表亦云臣去乙巳岁，暠当时改元庚子，不用晋年号。晋书中以甲子名岁者，仅此两见。
译这些文章都没有真正使用过这种纪年方式，凡是称呼年份必定说元年、二年，凡是称呼日子才用甲子、乙丑，像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这类，都是指日期。【原注】《宋书·武帝纪》中有癸卯日颁布《梓材》、庚子日颁布《皮毛》，也都是指下诏书的日期。只有《晋书》中王廙上疏说，我在壬申年被任用为鄱阳内史。查怀帝在永嘉五年辛未年被刘聪俘虏，愍帝在建兴元年癸酉年即位，中间这一年没有君主，所以说壬申年。后代的人没有重大变故却效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原注】李暠上表也说我在乙巳年离开，李暠当时改元为庚子，不使用晋朝的年号。《晋书》中用甲子来称呼年份的，只有这两处。
白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后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子，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庾信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至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矣。【原注】吴后主国山封禅文，旃蒙协洽之岁，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渊献。日当言辛亥，而冒用岁阳岁名，则又失之。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后弒杨太后于金墉城之岁。【汝成案】儒林杜夷传嵩作崧。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旧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中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扬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经中亦有之，如诗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矣。岂非迷于后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之人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却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原注】如谷梁之明年亦是。又有举岁星而言，若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娵訾之口者。从后人言之，则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太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太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原注】今续纲目书至正。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史家追纪月日之法
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末，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纪也。
译自从三国鼎立，天象分曜之后，文人大多舍弃年号而使用干支纪年。魏国程晓赠给傅休奕的诗中说：“龙集甲子，四时成岁。”晋国张华的《感婚赋》中说：“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的《愍怀太子诔》中说：“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的《祭从弟敬远文》中说：“岁在辛亥，月惟仲秋。”他的《自祭文》中说：“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说：“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代陶隐居的《真诰》也记载了“己卯岁”。到了杜预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溯说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原注】吴后主的《国山封禅文》中说：“旃蒙协洽之岁，月次陬�之舍，日惟重光大渊献。”这一天应当说是辛亥日，却冒用岁阳岁名，这就又错了。
晋惠帝时，庐江人杜嵩作了《壬子春秋》。壬子年，即元康二年，是贾后在金墉城弑杀杨太后的那一年。【汝成案】《儒林杜夷传》中“嵩”字作“崧”。
唐代有人预先书写而不称年号的情况。《旧唐书·礼仪志》说：“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举行禘祭，到辛巳年十月举行祫祭。到甲中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丙戌年十月又举行祫祭。到己丑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辛卯年十月又举行祫祭。”其中辛巳年以下都不说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记载唐代铜镜铭文说：“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日，扬州总管府铸造青铜镜一面，充作癸未年元旦朝贡之用。”其中癸未年也不说武德六年，这是因为当时屡次更改年号的缘故。这一面铜镜既有正书（当时书写），又有豫书（预先书写）的不同，也是变例。
史家的文章必定以日连系月，以月连系年。钟鼎文则不尽然，多有只有月而没有年，只有日而没有月的情况。【原注】六经中也有这种情况，如《诗经》中的“吉日庚午”就是。商代母乙卣上的铭文说：“丙寅，王赏赐□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是日。《博古图》却认为商朝建国始于庚戌年，历经十七年而有丙寅日，在仲壬即位的第三年，这就太牵强了。难道不是被后世用甲子纪年的方法所迷惑，而想要强加给古人吗？
春秋时期，各国都各自纪年。表达在言语中，有时错综复杂不易理解，就有举出该年发生的人事来说明的。比如“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却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等。【原注】如《谷梁传》中的“明年”也是。又有举岁星位置来说明的，比如“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娵訾之口”等。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直接说甲子年、癸亥年呢？由此可知古人不用干支来纪年。
《太祖实录》从吴元年以前都书写干支，不符合古法。太祖当时实际上奉宋小明王的年号，所以有说法认为应当纪龙凤年。考察《史记》，高帝初年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世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的《滁州龙潭碑文》说：“元末帝至正十四年”，我私下认为当时天下还是元的天下，书写至正，正符合《史记》书写秦年的体例。【原注】现在《续纲目》书写至正。又有兼书的情况，《汉书·功臣侯表序》说：“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涉之岁。”
史家追记月日的方法
有人说，“铸刑书之岁”是对的。但下面说“齐燕平之月”，又说“其明月”，为什么不直接说正月、二月呢？回答说，这正是史家文字缜密的地方。史书的文章有正纪，有追纪。上面说“春王正月，与齐平。二月戊午，在濡上结盟。”这是正纪。这里说“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去世。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安抚他们。”这是追纪。追纪如果再说正月、二月，就会让人怀疑一年之中有两个正月、二月，所以变换文辞来说。这是古人史法的严密之处。
《左传》追记的文字不止这些。比如襄公六年传，郑国子国来聘问。四月，晏弱修筑东阳城并随即包围莱国。甲寅日，填塞护城河，环城逼近女墙。到杞桓公去世的那个月。乙未日，王湫率领军队和正舆子棠人的军队攻击齐军，齐军大败他们。丁未日，攻入莱国，莱共公浮柔逃到棠，正舆子、王湫逃到莒国，莒国人杀了他们。四月，陈无宇在襄宫献莱国的宗庙器物。晏弱包围棠。十一月丙辰日，灭掉了棠。七年传，郑僖公做太子时，在成公十六年与子罕到晋国，不受礼遇。又与子丰到楚国，也不受礼遇。到他即位元年，朝见晋国，子丰想向晋国申诉并废黜他，子罕制止了他。十九年传，在四月丁末日，郑国公孙虿去世，向晋国大夫报丧。二十五年传，在会于夷仪的那一年，齐国人修筑郏城。其五月，秦晋和解。二十六年传，在齐国人修筑郏城的那一年，其夏季，齐国乌余带着廪丘投奔晋国。三十一年传，在国君去世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昭公七年传，在齐军从燕国返回的那个月，罕朔杀了罕魋。又晋韩宣子执政，聘问诸侯的那一年，婤姶生了儿子，取名叫元。这些都是追纪。又如《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也是追纪。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竟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后书癸巳。甲午为正书，而癸巳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书甲戌，后书癸酉。甲戌为正书，而癸酉则因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弒，先书五月癸亥，后书乙卯、丙辰。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患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杨氏曰】有终言之者，其日月本阔绝，并终其事于此，如既而悔之之类。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书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后外也。【原注】邵国贤曰，二丙戌，一是即书，一是追书。即书者，纪事之职，追书者,承赴之体。后人作史，凡一日再书，则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
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长洲文待诏征明以庚寅岁生，刻一印章曰维庚寅吾以降，意谓与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岁言，无论古人不以甲子名岁。且使屈子生于庚寅，至楚怀王被执于秦壬戌之岁，年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将至乎？
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
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原注】李虚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祸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时也。自宋而后，乃并其时参合之，谓之八字。见谢肇淛五杂俎.后周苏绰作大诰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原注】桓公六年，三时不害。皆谓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见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见于礼。【原注】尔雅疏，日入后二刻半为昏。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鼌，曰薄暮，曰黄昏，见于楚辞。纪昼则用日，史记项羽纪，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后纪，八月庚申旦，平阳侯●见相国产计事，日餔时，遂击产。彭越传，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淮南王安传，旦受沼，日食时上。汉书五行志，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晡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
译古人修史，选取相互关联的事件，不严格拘泥于具体的月份和日期，因此有追记前事，也有补记后事。《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记载甲午日晦，后记载癸巳日。甲午是正序记载，而癸巳则是因后续事件而追记前事。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记载甲戌日，后记载癸酉日。甲戌是正序记载，而癸酉则是因后续事件而追记前事。昭公十一年楚灵王被弑，先记载五月癸亥日，后记载乙卯、丙辰日。乙卯、丙辰是正序记载，而五月癸亥则是因前事而补记。大概史家的文章常担心被月份和日期所束缚，导致事件不能连贯，所以古人设立这种变通的体例。【杨氏说】有终结性叙述的，其日期原本相隔较远，将整件事终结于此，就像“既而悔之”这类情况。
有先记载以引出事件的。《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记载本月戊辰日，王守澄葬于浐水，这是在壬戌、癸亥日之前记载的。
重复记载日期
《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丙戌日，桓公会见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日，卫侯晋去世。重复记载日期，是因为两件事都应当系于日期。先记载桓公的事，是因为先内后外的原则。【原注】邵国贤说，两个丙戌日，一个是即时记载，一个是追记。即时记载，是记录史实的职责；追记，是承接讣告的体例。后人修史，凡是同一天记载两次，就说“是日”。
古人必定用日月来系属年份
自《春秋》以下，记载的文章必定用日系属月，用月系属时，用时系属年，这是史家的常规法则。《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日，楚昭王出逃。庚辰日，吴王进入郢都。这是不记月而记日。刺客传，四月丙子日，伏兵甲士于窟室中。这是不记年而记月，是史家的变通体例。大概这两件事已经见于吴、楚两世家，所以文字从简。
《楚辞》说“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生”。摄提，是年。孟陬，是月。庚寅，是日。屈原在寅年寅月庚寅日出生。王逸章句说，太岁在寅叫摄提格。孟，是开始。正月叫陬。意思是说自己以太岁在寅的正月初春庚寅日降生。这是对的。有人说摄提是星名。《天官书》所说直斗杓所指，用来建立时节，不是这样。哪有自述世系生辰，却不讲年份而只讲月日的呢？【原注】长洲文待诏文征明生于庚寅年，刻一方印章叫“维庚寅吾以生”，意思是与屈原同年，这是不对的。屈原所说的庚寅，是日。如果说是年，且不论古人不以甲子命名年份。况且如果屈原生于庚寅年，到楚怀王被秦国俘虏的壬戌年，年仅三十三岁，怎么能说“老冉冉其将至”呢？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的说法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的说法。《洪范》讲岁、月、日，不讲时辰。《周礼》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的位置，不讲时辰。屈原自述出生年月日，不及时辰。吕才的《禄命书》也只讲年月日，不及时辰。【原注】李虚中用人生年月日所对应的干支推算人的祸福生死，百不失一，起初不用时辰。自宋代以后，才将时辰也参合进去，称为八字。见谢肇淛《五杂俎》。后周苏绰作《大诰》说，君王省视岁，卿士省视月，众官省视日，办事者省视时。
古代无所谓时辰。凡是说时，像《尧典》的四时，《左氏传》的三时【原注】桓公六年，三时不害，都指春夏秋冬。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把岁、时、日、月、星、辰称为六物。《荀子》说，积累细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也是指春夏秋冬。自汉代以后，历法逐渐精密，于是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大概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行不废。
一天之中用来分记时辰的，叫日中，叫昼日，叫日昃，见于《易经》。叫东方未明，叫会朝，叫日之方中，叫昏，叫夕，叫宵，见于《诗经》。叫昧爽，叫朝，叫日中昃，见于《尚书》。叫朝时，叫日中，叫夕时，叫鸡初鸣，叫旦，叫质明，叫大昕，叫晏朝，叫昏，叫日出，叫日侧，叫见日，叫逮日，见于《礼记》。【原注】《尔雅》疏，日入后二刻半为昏。叫鸡鸣，叫日中，叫昼，叫日下昃，叫日旰，叫日入，叫夜，叫夜中，见于《春秋传》。叫鼌，叫薄暮，叫黄昏，见于《楚辞》。记载白天则用日，《史记》项羽纪，项王于是向西从萧晨攻击汉军，向东到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后纪》，八月庚申日早晨，平阳侯曹窋见相国审食其计事，日餔时，于是攻击审食其。《彭越传》，第二天，日出十余人后，后到的到日中。《淮南王安传》，早晨受诏，日食时上朝。《汉书》五行志，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晡时食从西北，日落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用火发书。日中贺发，晡时到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
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原注】周礼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沈氏曰】公羊传定八年至乎日若时而出。谷梁传庄七年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寤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原注】颜氏家训，或问，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则指寅，晓则指午矣。自寅至午，凡历五辰。冬夏之月虽复长短参差，然辰间辽阔，盈不至六，缩不至四，进退常在五者之间。更，历也，经也，故曰五更尔。【沈氏曰】通鉴注，一更为甲夜，二更为乙夜，三更为丙夜，四更为丁夜，五更为戊夜。【左暄曰】按汉仪，凡中官漏夜尽，鼓鸣则起，钟鸣则息。卫士甲乙徼相传，甲夜半，传乙夜，相传尽五更。而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师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时已以率更名官，则更之名疑不始于汉魏也。【又曰】唐书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是更之有点亦由来久也。汉书西域传杜钦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王伦传，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王尊传，漏上十四刻行临到。外戚传，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酉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原注】南齐书天文志始有子时、丑时、亥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有景时、午时。景时者，丙时也。
译记录夜晚的时间则依靠星辰，《诗经》中说“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中说“降娄星运行到中天时天就亮了”，都是这个意思。【原注】《周礼》中司寤氏依据星辰来划分夜晚。如果不辨识星辰，就分别描述夜晚的情况，称为“夜中”。【沈氏曰】《公羊传》定公八年记载“到了日若时太阳才出来”，《谷梁传》庄公七年记载“因为发生了异常变化而记录其时间，那时已经是夜中了”，所说的“夜半”、“夜向晨”都是这种情况。分别描述夜晚但不详细，于是就有了将夜晚分为五份，并称为甲、乙、丙、丁、戊的说法。《周礼》司寤氏掌管夜晚的时间，注解说，夜时指夜晚的早晚，就像现在的甲夜到戊夜。【原注】《颜氏家训》中有人问，一夜为什么分为五更？回答说，汉魏以来，称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也叫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都以五为节制。之所以这样，假设正月建寅，斗柄傍晚指向寅位，拂晓则指向午位。从寅到午，总共经历五个时辰。冬夏月份虽然长短参差不齐，但时辰之间间隔广阔，多不超过六个，少不低于四个，进退常在五个之间。更，就是经历、经过的意思，所以叫五更。【沈氏曰】《资治通鉴》注解说，一更是甲夜，二更是乙夜，三更是丙夜，四更是丁夜，五更是戊夜。【左暄曰】根据《汉仪》，凡是中官漏刻夜晚结束，鼓声响起就起床，钟声响起就休息。卫士甲乙轮流警戒传递，甲夜过半，传递给乙夜，依次相传直到五更结束。而《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朝官职中有太子率更，颜师古注解说，掌管知晓漏刻，所以叫率更。秦朝时已经用“率更”命名官职，那么“更”的名称大概不始于汉魏。【又曰】《唐书·百官志》记载，左右街使，掌管分别巡察六街的警戒巡逻。日暮时，鼓声八百响后关门。乙夜，街使率领骑兵巡逻呼喊，武官暗中探查。五更二点，鼓声从宫内发出。可见“更”有“点”也是由来已久。《汉书·西域传》杜钦说，斥候士兵分为五份，夜晚敲击刁斗自卫。《天文志》记载，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记载，从甲夜到五鼓，曹爽才把刀扔在地上。《晋书·赵王伦传》记载，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一更筹，以鼓声为应和。将夜晚分为五份仍不详细，于是就有了说漏刻上几刻的说法。《五行志》记载，早晨漏刻未尽三刻，有两个月亮重叠出现。又说，漏刻上四刻半，才稍微有光亮。《礼仪志》记载，夜晚漏刻未尽七刻，钟鸣接受祝贺。《东方朔传》记载，微服出行在夜晚，漏刻上十刻向西出去。《王尊传》记载，漏刻上十四刻出行到达。《外戚传》记载，白天漏刻上十刻时崩逝。又说，夜晚漏刻上五刻，抱着孩子与舜在东交掖门相会。自南北朝史书以上都是如此。所以《素问》说，一日一夜，分为五份。《隋志》说，白天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没有十二时辰的名称。只有历书说，鸡叫三声天亮，抚摸十二节结束于丑时，而下文却说，朔旦冬至正北，又说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接说子酉午卯。《汉书·五行志》说日加辰巳，又说时加未。《翼奉传》说日加申，又说时加卯。《王莽传》记载，天文郎在前面按着栻盘，日时加某，王莽旋转席子跟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也说，今日甲子，时加于巳。《髀经》也有加卯、加酉的说法。如果是记事的文章，不使用这种说法。【原注】《南齐书·天文志》开始有子时、丑时、亥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有景时、午时。景时，就是丙时。
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沈氏曰】格论十二下有时字。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沈氏曰】格论考之史记以下无。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沈氏曰】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冬寸月己未，镇恶与城内兵斗、且攻其金城。自食时至中晡。注曰，日加申为晡。中晡，正申时也。申末为下晡。凡城内牙城，晋宋时谓之金城。亦注云。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昳为土王，下晡为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谓丑、辰、未、戌四时也。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汉书隗嚣传，至昏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呜，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渝于蒙谷，是谓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杨氏曰】今之十二时，则据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岂人之所为乎。
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后人伪撰入之也。【杨氏曰】此又抑古书以从己说，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几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鲁相瑛孔子庙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原注】后汉书魄嚣檄文曰，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汝成案】表元文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大地之心，得仁寿之理，并下疑脱字，不尔当以并同绝句。
时有十二，而但称子，犹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称甲子也。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云，熹
译《左传》中，卜楚丘说：“日有十个数目，所以有十个时辰。”而杜预的注解则认为有十二个时辰，虽然没有设立十二地支的名称，但其中“夜半”就是现在所说的子时，“鸡鸣”是丑时，“平旦”是寅时，“日出”是卯时，“食时”是辰时，“隅中”是巳时，“日中”是午时，“日昳”是未时，“晡时”是申时，“日入”是酉时，“黄昏”是戌时，“人定”是亥时。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沈氏说】《格论》在“十二”之下有“时”字。这种说法始见于此。考察《史记·天官书》说：【沈氏说】《格论》在“考之《史记》”以下没有文字。从旦到食时，从食时到日昳，从日昳到餔时，从餔时到下餔，从下餔到日入。【沈氏说】《资治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冬十月己未日，刘裕与城内士兵交战，并且攻打他们的金城。从食时到中晡。注解说，太阳运行到申位称为晡。中晡，正是申时。申时末称为下晡。凡是城内的牙城，晋宋时期称为金城。也注解说。《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有“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昳为土旺，下晡为金旺。又有“四季”之说，注解说土旺，这是现在人所说的丑、辰、未、戌四个时辰。《吴越春秋》中有“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那么这十二个名称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史记·孝景纪》记载，五月丙戌日，发生地震。在早食时，又发生地震。《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记载，进酒，到鸡鸣时停止。《王莽传》记载，以鸡鸣为时辰。《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到黄昏时于是溃围而出。《齐武王传》记载，到食时，赐给陈溃。《耿弇传》记载，人定时，步果引兵离去。《来歙传》记载，臣在夜人定后，被什么人贼伤？《窦武传》记载，从早晨到食时，士兵投降的几乎殆尽。《皇甫嵩传》记载，夜里整顿军队，鸡鸣时，奔驰奔赴敌阵。战斗到晡时，大破敌军。《晋书·戴洋传》记载，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日，禺中时，有大风从东南刮起，折断树木。《宋书·符瑞志》记载，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发生月食，荧惑星经过。人定时，荧惑星出营室，宿羽林。都使用这十二个时辰。
《淮南子》记载，太阳从旸谷升起，在咸池沐浴，拂过扶桑，这叫做晨明。登上扶桑之上，开始将要前行，这叫做朏明。到达曲阿，这叫做朝明。来到曾泉，这叫做早食。停留在桑野，这叫做宴食。到达衡阳，这叫做禺中。面对昆吾，这叫做正中。到达鸟次，这叫做小迁。到达悲谷，这叫做晡时。回到女纪，这叫做大迁。经过泉隅，这叫做高舂。停留在连石，这叫做下舂。羲和停止，六螭休息，这叫做悬车。靠近虞泉，这叫做黄昏。到达蒙谷，这叫做定昏。按照这个说法，从晨明到定昏是十五个时辰，而卜楚丘认为是十个时辰。不知道现在所说的十二个时辰，是由什么人确定的。【杨氏说】现在的十二个时辰，是根据十二地支确定的。这也是自然的道理，难道是人为制定的吗。
《素问》中有说“岁甲子”的，有说“寅时”的，都是后人伪托撰入的。【杨氏说】这又是压制古书以顺从自己的说法，未免浅陋。
年月朔日子
现在的人说日，多称为日子。日，是指初一、初二之类；子，是指甲子、乙丑之类。《周礼·职内》注说，如果说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者说甲，或者说子，是一样的。《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是发布檄文的时候。汉代人没有称夜半为子时的，这是错误的。古人的文字，年月之下必定连着朔日，必定说朔日的第几天，然后又连着干支，所以叫朔日子。比如鲁相瑛《孔子庙碑》说，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这是“日子”这一称呼的起源。如果是史家的文字，则有子而无日，《春秋》就是这样。【原注】《后汉书·隗嚣檄文》说，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日，不说二十一日。但在朔日说朔，在晦日说晦，而“旁死魄”、“哉生明”的文字见于《尚书》，那么也有兼着日期书写的了。
《宋书·礼志》记载，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达，这是古文移文的格式，陈琳的檄文只是省略了一个“甲”字罢了。
《南史》记载，刘之遴与张缵等人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中令班固，而现在的本子没有上述年月日子。《隋书》记载袁充上表称，宝历元年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同与诞圣之时相同。【汝成案】表文原文“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白地契合大地之心，得到仁寿之理，下面疑似脱字，不然应当以“并同”断句。
时辰有十二个，但只称子，就像干支有六十个，但只称甲子一样。
汉代人的文字，有在朔日必定重复书写“一日”的。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说，熹
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后人之简矣。【杨氏曰】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则古历合朔不专在一日，故又云一日。
译汉平帝五年五月辛酉初一，第一天是辛酉日。绥民校尉熊君的碑文说，建安二十一年十□月丙寅初一，第一天是丙寅日。这就显得繁复而无用，不如后人的简略了。【杨氏说】朔是指日月合朔，古人有日食发生在晦日的情况，因此古代的历法中合朔并不专门固定在初一这一天，所以又加上“一日”的说法。
年号当从实书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纭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祷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原注】若病其难知，只须别作年表一卷。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后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杨氏曰】最参错莫如十六国，尝欲作一年表，顷与方陵言之。【钱氏曰】然则明太祖纪当以龙凤纪年，可无疑也。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二年，鄋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传亦云。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号，此为未读史记、汉书者矣。【原注】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甗鍑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国五年五月国铸第四。【原注】吕大临曰，侯治国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数也。文选魏都赋刘良注，文昌殿前有锺，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锺。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曰后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马廷鸾传，瀛国公即位，召不至。自罢相归，又十七年而薨。甚为得体，然其它传复有书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号
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末，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
译年号应当依据事实来记载
正统的议论，始于习凿齿，不过是尊奉汉朝为正统，而将魏、吴两国视为伪政权罢了。自从编年体史书出现，人们对于年号应当遵循哪一家产生了疑惑，于是议论纷纷。年号与正朔本来没有关联，所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孔子却记载为鲁隐公元年，为什么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依据鲁国人所称谓的来记载，所以称为元年。如果晋国的《乘》史保存下来，那么这一年必定记载为鄂侯二年。如果楚国的《祷杌》史保存下来，那么这一年必定记载为武王十九年。看《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子家给晋国韩宣子的信中说：“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又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这是自称本国的年号。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回答晋国使者时说：“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我国国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接着说“我二年、我四年”，这是同时称呼两国的年号。所以像《三国志》，在汉人传记中自然使用汉朝年号，在魏人传记中自然使用魏朝年号，在吴人传记中自然使用吴朝年号。推而广之，南北朝、五代、辽、金也都各自使用自己的年号，这就叫做依据事实。【原注】如果嫌这样难以知晓，只需另外制作一卷年表即可。况且王莽篡夺汉朝，班固为他作传，对于始建国、天凤、地皇等年号，一一用来纪年，大概是因为不得不用来纪年，并非尊奉他为正统。后人写史书，却把编年当作头等大事，这种论世的学问就浅陋了。【杨氏说】最参差错杂的是十六国时期，我曾想制作一年表，最近跟方陵谈过此事。【钱氏说】那么明太祖的纪年应当以龙凤年号来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春秋传》也有使用他国年号的。齐襄公二十二年，鄋瞒攻打齐国，注解说，这是鲁桓公十六年。僖公四年，子然去世。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注解说，这是郑僖公四年、鲁襄公六年，郑简公元年、鲁襄公八年。
汉朝时诸侯王可以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即孝景帝三年，【原注】《楚元王传》也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即地节元年之类就是这样。《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这是指淮南王安开始即位的那一年。注释的人不理解，竟说这是淮南王作书的元年，又说淮南王僭越称帝，这是没有读过《史记》、《汉书》的人。【原注】赵明诚《金石录》有关于楚钟铭文“惟王五十六祀”的论述，正属于此类。
又考证汉朝时不只是王，即使是列侯在其封国中也可以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帝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帝后四年，简侯奇元年，就是这样。吕大临《考古图》周阳侯甗鍑铭文说：“周阳侯家铜三习甗鍑，容量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理封国五年五月，封国铸造第四件。”【原注】吕大临说，侯治理封国五年，是从自己继承侯位的那一年开始计算的。《文选·魏都赋》刘良注，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文说：“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初丙寅，制作蕤宾钟。”魏四年，是曹操为魏公的第四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即是明洪武元年。直接书写二十八年。从此以后，书写为后一年、又一年，四月丙戌，皇帝在应昌去世，这时明太祖即位三年，却仍然书写元主为帝，并且不加上明朝的年号，深得史法。怀疑这出自圣明的裁断，不只是宋、王两位公能恪守古法。【原注】《宋史·马廷鸾传》，瀛国公即位，召他不至。自从罢相归家，又过了十七年去世。非常得体，然而其他传记又有书写至元年号的。
英宗命令儒臣修撰《续通鉴纲目》，也书写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写吴元年。
史书一年有两个年号
古时君主改元，都是从下诏的那一天开始，不曾追改以前的月日。《魏志·三少帝纪》上面书写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面书写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面书写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面书写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面书写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面书写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面书写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面书写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面书写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面书写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面书写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面书写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面书写显庆六年二月乙末，下面书写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面书写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面书写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面书写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面书写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面书写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面书写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愈《顺宗实录》上面书写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面书写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像这类情况，都是依据事实来记载。到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嫌其杂乱，于是创立新例，必定取最后的年号冠于春正月之前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后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杨氏曰】史家已云尊帝为太上皇矣，岂有以太上皇而纪年号者乎？近于言之不顺，故必冠以义宁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后人因谓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礼官范谦等因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请改正革除建文年号。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庙实录终，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成祖初，尝有旨称建文为少帝，故礼官云然。万历十六年，司业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与景泰不宜附录，并奏。上从礼臣沈鲤议，改正附录一事。圣安纪事云，崇祯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复懿文皇太子庙谥曰兴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谥曰让皇帝，庙号惠宗。追上景皇帝庙号代宗，盖从礼臣顾锡畴所拟。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沈氏曰】礼未逾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犹在万历四十八年，熹宗既即位，明岁当改为天启之元年，登极以后不称泰昌，则光宗之纪年废矣。于是用廷臣议，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终，俱称泰昌元午，如唐顺宗永贞年号附于德宗贞元后之例。【杨氏曰】正当分注，还以初号为主，如万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之类，其光宗之纪则直称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实录，万历廿二年八月癸酉，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发祥，固当列高庙纪首。而献皇帝庙貌虽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庙本纪，以体追王之心。议列传则贵贱并列，美恶皆书，不得序达官而遗卑秩，褒高贤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学为乞哀，于肃愍为迎立，是非刺谬，亟当改正之也。
年号古今相同
水经注谷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后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
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干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佑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弘、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原注】天启六年，部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译《春秋》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杜氏说，定公在六月才即位，所以《正义》说，定公没有即位，必定不会改元。而在春夏季就称元年，是因为没有改元的日子必定承袭前君主的年号，于是春夏季应当把这一年称为昭公三十三年。到了六月，改元之后才用元年来记事。等到史官确定编年策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体例，不能上半年从前君算起，下半年从后君算起，虽然年初也统属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君之年就称元年。从汉魏以来，虽然在秋冬改元，史家在春夏季就用元年冠于其上，这是沿袭古法。查考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这个体例，然而有不通之处。《春秋》在昭公三十三年春季就记载定公元年，是因为昭公已经在上年十二月去世了。如果像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才禅让给魏，而正月之初，汉帝还在世，就加上魏文帝黄初的年号，那就违背了《春秋》的道义了。哪有旧君主还在世，当时的人都遵奉他的正朔，而后来的史官却反而追夺他的年号呢！
史家混乱年号，始于《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日，唐公李渊进入京城，辛酉日，遥尊皇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下面接着记载说，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作乱，皇帝在温室驾崩。查考这是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却蒙受代王在长安的年号，非常无理。【杨氏说】史家已经说尊皇帝为太上皇了，哪有以太上皇来纪年号的？这接近于言语不顺，所以必定冠以义宁年号。写史的是唐朝臣子，不得不这样。然而在炀帝本纪中记载十三年，在恭帝本纪中记载二年，两方面都符合事实，似乎也没有妨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记载四年六月己巳日，下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日，正是史臣如实记载，与前代相符，只是不明确记载建文年号，后人因此称之为革除。【沈氏说】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礼部官员范谦等人因为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的请求，改正革除建文年号。覆奏应当命令史局在神宗实录终了时，摘取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的遗事，重新称建文年号，辑录为少帝本纪，诏令将建文事迹附在太祖高皇帝之后，而保留其年号。成祖初年，曾有旨意称建文为少帝，所以礼官这样说。万历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认为建文不应革除，与景泰不应附录，一并上奏。皇上听从礼臣沈鲤的建议，改正附录一事。《圣安纪事》说，崇祯十七年七月戊子日，追复懿文皇太子庙谥为兴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谥号为让皇帝，庙号惠宗。追尊景皇帝庙号为代宗，这是采纳礼臣顾锡畴所拟定的。英宗实录上记载景泰八年正月辛巳日，下记载天顺元年正月壬旬有六日，而没有抹杀事实。况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如果依照司马光的体例取泰昌年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那么诏令文书一一都应当追改，而且会诬蔑先皇了。所以纪年的方法，从古法才是正确的，不以一年有两个、三个年号为嫌。【沈氏说】礼制规定未满一年，不改元，明代遵循这一规定。光宗一个月就驾崩，还在万历四十八年，熹宗即位的第二年应当改为天启元年，登极以后不称泰昌，那么光宗的纪年就废除了。于是采纳廷臣的建议，从八月朔日到十二月终，都称泰昌元年，如同唐顺宗永贞年号附在德宗贞元之后的体例。【杨氏说】应当分注，仍以初号为主，如在万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的之类，其光宗的纪年则直接称元年八月。【沈氏又说】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日，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编纂正史，议论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应当详细考察旧例，创立两纪，不要让孙子蒙受祖父的年号，弟弟袭用哥哥的年号。德、懿、熙、仁四祖的发祥，固然应当列在高庙纪首。而献皇帝庙貌虽然崇高，神器未曾履践，应当遵循前例，冠于世庙本纪，以体现追尊王位的心意。议论列传则贵贱并列，美恶都记载，不得只排列高官而遗漏卑职，褒扬高贤而遗漏巨奸。至于如把方孝孺说成乞哀，把于谦说成迎立，是非颠倒错谬，应当立即改正。
年号古今相同
《水经注》谷水下千金堨前说太和五年，是曹魏明帝的太和。后说朝廷太和中，是北魏孝文帝的太和。
割并年号
唐朝一个皇帝改年号十余次，其见于文献必定全书，没有割取一字用之的。到宋朝才开始有熙丰、政宣、建绍、干淳的说法，已经是不敬，然而还是一个皇帝的年号自相连属，没有合并两个皇帝而称之的。又必定用上一字，只有元丰因为元字与元佑没有区别，所以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并两个皇帝的年号而为一称。【原注】天启六年，部门奏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说，列圣年号昭然，怎么说二正？近来又有去掉上字而称庆历、启祯的，更为不通了。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已有之。史记天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广。是犍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是犍为、牂牁二郡。魏都赋，恒碣碪●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译地名取用单字，如登莱、温台，这样是可以的。如真顺、广大，就不通顺了。然而汉人已有这种用法。《史记·天官书》说：“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说：“燕也是勃碣之间的一个都会。”注释说，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说：“成命于巴宕。”注释说，巴郡宕渠县。魏晋以后才开始多有这样的说法。常琚《华阳国志》说：“分巴割蜀，以成犍广。”这是犍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说：“跨蹑犍牂。”这是犍为、牂牁二郡。《魏都赋》说：“恒碣碪●于青霄。”这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皞、济水为皞济，【原注】僖二十一年。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原注】曹相国世家，张释之、田叔、魏其、郑当时列传。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原注】蔡泽传。以伊尹、管仲为伊管，【原注】邹阳传。以绛侯、灌婴为绛灌。【原注】贾生传。
孙氏西斋录
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后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原注】其后宋范祖禹作唐鉴，竟用此书法。
通鉴书改元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杨氏曰】内自有当年改元者，如苻生是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祠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昺祥兴元年，非也。黄溍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后元年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钱氏曰】吴仁杰谓后元乃承征和而言，本云征和后元年耳，其说可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后人追纪之，则曰后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佑年号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薜昌序所譔凤翔法门寺碑，天佑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钱氏曰】茂贞于唐昭宗时已封秦王，通鉴谓茂贞自称岐王者误也。又史言茂贞奉天佑年号，此碑之末亦书天佑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佑，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佑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岐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佑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佑者。
通鉴书葬
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原注】徐邈曰，凡书葬者，据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
通鉴书闰月而不着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闰未有不在岁终者。【钱氏曰】春秋时，闰不皆在岁余。【汝成案】其说详见四卷闰月条。自太初暦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着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
译人名取用一字者，《左传》以“太皞”、“济水”为“皞济”，【原注】僖公二十一年。《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原注】《曹相国世家》、《张释之、田叔、魏其、郑当时列》。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原注】《蔡泽传》。以“伊尹”、“管仲”为“伊管”，【原注】《邹阳传》。以“绛侯”、“灌婴”为“绛灌”，【原注】《贾生传》。
孙氏《西斋录》
唐人写史没有什么避讳。孙樵所作的《西斋录》乃是私人修史。至于起用已被废黜的王氏之魂灵，上配天皇；列举高后擅权执政的年份，下系中宗，大义凛然。看待孔子在沟洫昭墓道上，不书写定正（之事），而（孙樵的做法）反而超过了孔子。
此说本于沈既济驳斥吴兢关于史事的议论，认为应当将天后并入孝和帝纪，每年书写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做某事，改某制，那么帝纪称孝和而事迹叙述太后，名分礼制两全。至于姓氏名讳，入宫的原因，历任职位的资历，以及才艺智谋，年岁崩葬，另外编纂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后，题其篇名为则天顺圣武皇后。此事虽然未实行，但史家称赞它。【原注】后来宋代范祖禹作《唐鉴》，竟采用这种书法。
《通鉴》书写改元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期，嗣位改元的都在当年，这是史家为了便于叙述事件，连属书写，其实都是改明年元号。不能认为十六国之中，数十位君王都不逾年而改元。【杨氏曰】内部自有当年改元的，如苻生就是这样。也一定有逾年而称元的，只是史家没有考证罢了。
《金石录》依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相合。如果依照帝纪，那么建武六年应当是己亥。现在此碑与西门豹祠殿基记都是庚子，由此可知帝纪的错误，这是相差一年的证据。然而《载记》也不完全相合，前人作史，只保存年号而已，起初并不在意年月日。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昺祥兴元年，是不对的。黄溍《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大概也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号，史家省略文字，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说改元祥兴。由此推论十六国之事，必定与此相同。
后元年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在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才称为中、后。如果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称为后。【钱氏曰】吴仁杰认为后元是承接征和而言，本来说是征和后元年，他的说法可以采纳。光武帝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是自称为中，不可一概而论。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的年号，后人追记，则称为后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佑年号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为秦王。等到得到薛昌序所撰写的凤翔法门寺碑，天佑十九年建立，而文中已称秦王，那么早于同光二年了，大概是李茂贞自己所称。【钱氏曰】李茂贞在唐昭宗时已封秦王，《通鉴》说李茂贞自称岐王是错误的。又史书说李茂贞奉行天佑年号，此碑末尾也书写天佑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却都用天复纪年，到天复二十年止，也与史书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当时昭宗改元天佑，迁往东都，被梁所迫。而晋人、蜀人认为天佑年号不是唐朝所建，不再称用，只称天复。前蜀世家则说建立与唐朝隔绝而不知道，所以仍称天复。说法不同。按照此碑，岐人也称天复，史书记载有误。
又现在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写的龙泉禅院记，内述天佑十九年。按照此地本属梁，此记乃是追削梁号，而改称天佑的。
《通鉴》书写葬
《通鉴》书写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有云，甲寅，葬魏主珪于盛乐金墉。不说魏葬，而说葬魏。有人认为仿效《春秋》的文辞，我认为不对。《春秋》书写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都是鲁国派遣其臣参加葬礼，所以这样写。【原注】徐邈说，凡是书写葬的，是根据我方而言葬。如果南北朝时期，本国自己安葬，就应当书写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日，魏葬明元帝于金墉。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日，魏葬太武皇帝于金墉。这样就对了。
《通鉴》书写闰月
《通鉴》书写闰月而不注明是哪个月，说是仿效《春秋》的法度，是不对的。《春秋》时期，闰月没有不在岁末的。【钱氏曰】《春秋》时期，闰月不都在岁末。【汝成案】其说详见第四卷闰月条。自从太初历施行，每月都可以置闰，如果不注明是哪个月，或者上月无事，那么后来的读者必定费事追寻了。《新唐书》也是这样，只有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才书写说，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
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已入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译史书对于君主尚未即位的记载体例，《左传》中晋文公未进入国都时称为公子，已进入国都后称为公。《史记》中汉高祖未称帝时称为汉王，未称王时称为沛公。五年，即将在垓下作战时，却说皇帝在后面，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面，等到下文才说诸侯及将相共同请求，尊汉王为皇帝，这在言辞上就不顺畅了。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原注】萧子显南齐书亦同此例。
史书一人先后历官
汉书沟洫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后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后历官不同之法。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史书郡县同名
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钱氏曰】耿弇传、马武传。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原注】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钱氏曰】晋书陶回传、吴志吕范传。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沈氏曰】格论于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宁国之类，法当直书其县，清河、永丰之类，法当并载其府。而宋史阙焉，故有一人而两地并祀者。【谢中丞曰】伏见江西省吉安、广信二府所属皆有永丰县，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样，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奸徒假借，以此县所用印信朦混于彼县，恐一时难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县又有同名于各省者，如江省有宁州，而陕西、云南所属皆有宁州。江省有长宁县，而奉天、四川、广东所属皆有长宁县。江省有新城县，而直隶、山东、浙江所属皆有新城县。江省有龙泉县，而浙江、贵州所属皆有龙泉县。再如江省有新昌县，而浙江亦有新昌县。江省有德化县，而福建亦有德化县。江省有安仁县，而湖南亦有安仁县。江省有广昌县，而山西亦有广昌县。江省有石城县，而广东亦有石城县。江省有兴安县，而广西亦有兴安县。江省有永宁县，而贵州亦有永宁县。其它各省之州与州同名，县与县同名者，并有府与府同名者，如奸徒有意作弊，则借此影射隔省，更无从辨察，皆应别改嘉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县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则有太平府，安徽与广西同。州则有忠州，四川与广西南宁府同。通州，直隶顺天府与江苏同，开州，直隶大名府与贵州贵阳府同。永宁州，山西汾州府与广西桂林府、贵州安顺府同。赵州，直隶与云南大理府同。县则有会同县，湖南靖州与广东琼州府同。宝丰县，河南汝州与甘肃宁夏府同。海丰县，山东武定府与广东惠州府同。泸溪县，江西建昌府与湖南辰州府同。清溪县，四川雅州府与贵州思州府同。凤台县，安徽凤阳府与山西泽州府同。桃源县，江苏淮安府与湖南常德府同。龙门县，直隶宣化府与广东广州府同。石门县，浙江嘉兴府与湖南澧州同。东安县，直隶顺天府与湖南永州府、广东罗定州同。新安县，直隶保定府与河南河南府、广东广州府同。乐安县，江西抚州府与山东青州府同。永安县，福建延平府与广东惠州府同。甘泉县，江苏扬州府与陕西延安府同。石泉县，陕西兴安府与四川龙安府同。清河县，直隶广平府与江苏淮安府同。太和县，安徽颍州府与云南大理府同。山阳县，江苏淮安府与陕西商州同。海阳县，山东登州府与广东潮州府同。东乡县，江西抚州府与四川绥定府同。宁乡县，湖南长沙府与山西汾州府同。建昌县，直隶承德府与江西南康府同。唐县，直隶保定府与河南南阳府同。太平县，安徽宁国府与浙江台州府、山西平阳府、四川绥定府同。安平县，直隶深州与贵州安顺府同。乐平县，江西饶州府与山西平定州同。镇平县，河南南阳府与广东嘉应州同。清平县，山东东昌府与贵州都匀府同。华亭县，江苏
译沈约撰写《宋书》，在本纪第十卷中，从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日开始记载进封齐公爵为齐王；然而在前面的第八卷中，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日，已经记载任命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从此以后，“齐王”的称号屡次出现在篇章中，这种说法是不顺当的。【原注】萧子显的《南齐书》也与此例相同。
史书记载一人先后担任不同官职的方法
《汉书·沟洫志》先称博士许商，接着称将作大匠许商，后来称河堤都尉许商，这是记载一人先后担任不同官职的方法。《尚书·君奭》说：“我听说往昔，成汤既已承受天命，当时就有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当时就有保衡。”伊尹和保衡是同一个人，成汤时他尚未担任保衡，到太甲时才担任此官，所以变换文字来称呼他。
史书记载郡县同名的问题
汉代时，县有同名的，大抵加上东、西、南、北、上、下的字来加以区别。这大概是本于《春秋》的体例。燕国有两个，就有一个称为北燕。邾国有两个，就有一个称为小邾，这就是例子。如果郡县同名但所在地不同，那么在县名前必定加一个“小”字。沛郡不治理沛县，而治理相县，所以记载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理广阳县，而治理蓟县，所以记载广阳县为小广阳。【钱氏说】见《耿弇传》、《马武传》。丹阳郡不治理丹阳县，而治理宛陵县，所以记载丹阳县为小丹阳。【原注】现在顺天府保定县称为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为小太平。【钱氏说】见《晋书·陶回传》、《吴志·吕范传》。后人作史大多混同书写，而没有区别了。【沈氏说】《格论》在此之下又说，以现在的地理来说，像大名、宁国这类，按法应当直接书写其县名；像清河、永丰这类，按法应当一并记载其府名。而《宋史》却缺失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一人而在两地同时祭祀的情况。【谢中丞说】我见到江西省吉安、广信二府所属都有永丰县，它们的印信篆文是同样的字样，同在一省之中，却有相同的印信。倘若奸徒假借，用这个县所用的印信蒙混那个县，恐怕一时难以辨别，容易滋生弊端。至于其他江省州县又有与各省同名的，如江省有宁州，而陕西、云南所属都有宁州。江省有长宁县，而奉天、陕西、广东所属都有长宁县。江省有新城县，而直隶、陕西、浙江所属都有新城县。江省有龙泉县，而浙江、陕西所属都有龙泉县。再如江省有新昌县，而陕西也有新昌县。江省有德化县，而陕西也有德化县。江省有安仁县，而陕西也有安仁县。江省有广昌县，而陕西也有广昌县。江省有石城县，而陕西也有石城县。江省有兴安县，而陕西也有兴安县。江省有永宁县，而陕西也有永宁县。其他各省的州与州同名，县与县同名，并且有府与府同名的，如果奸徒有意作弊，就借此影射隔省，更无从辨察，都应当另外更改美好的名称。【汝成案】现在天下各省府州县同名的不止这些，如府则有太平府，安徽与广西相同。州则有忠州，四川与广西南宁府相同。通州，直隶顺天府与江苏相同；开州，直隶大名府与贵州贵阳府相同。永宁州，山西汾州府与广西桂林府相同。赵州，直隶与云南大理府相同。县则有会同县，湖南靖州与广东琼州相同。宝丰县，河南汝州与甘肃宁夏相同。海丰县，山东武定府与广东惠州相同。泸溪县，江西建昌府与湖南辰州相同。清溪县，四川雅州府与贵州思州相同。凤台县，安徽凤阳府与山西泽州相同。桃源县，江苏淮安府与湖南常德相同。龙门县，直隶宣化府与广东广州相同。石门县，浙江嘉兴府与湖南澧州相同。东安县，直隶顺天府与湖南永州、广东罗定相同。新安县，直隶保定府与河南河南、广东广州相同。乐安县，江西抚州府与山东青州相同。永安县，福建延平府与广东惠州相同。甘泉县，江苏扬州府与陕西延安相同。石泉县，陕西兴安府与四川龙安相同。清河县，直隶广平府与江苏淮安相同。太和县，安徽颍州府与云南大理相同。山阳县，江苏淮安府与陕西商州相同。海阳县，山东登州府与广东潮州相同。东乡县，江西抚州府与四川绥定相同。宁乡县，湖南长沙府与山西汾州相同。建昌县，直隶承德府与江西南康相同。唐县，直隶保定府与河南南阳相同。太平县，安徽宁国府与浙江台州、山西平阳、四川绥定相同。安平县，直隶深州与贵州安顺相同。乐平县，江西饶州府与山西平定相同。镇平县，河南南阳府与广东嘉应相同。清平县，山东东昌府与贵州都匀相同。华亭县，江苏
松江府与甘肃平凉府同。西宁县，直隶宣化府与甘肃西宁府、广东罗定州同。广宁县，盛京锦州府与广东肇庆府同。武宁县，江西南昌府与湖南常德府同。咸宁县，湖北武昌府与陕西西安府同。新宁县，湖南宝庆府与四川绥定府、广东广州府同。兴宁县，湖南郴州府与广东嘉应州同。大宁县，山西隰州与四川夔州府同。山阴县，浙江绍兴府与山西大同府同。山水县，陕西邠州与广东广州府同。建始县，湖北施南府与四川夔州府同。宁海县，盛京奉天府与浙江台州府同。宁远县，湖南永州府与甘肃巩昌府同。怀远县，安徽凤阳府与陕西榆林府、广西柳州府同。定远县，安徽风阳府与陕西汉中府、四川重庆府、云南楚雄府同。安远县，江西赣州府与湖北荆门州同。宣化县，直隶宣化府与广西南宁府同。昌化县，浙江杭州府与广东琼州府同。安化县，湖南长沙府与甘肃庆阳府、贵州思南府同。永定县，福建汀州府与湖南澧州同。安定县，陕西延安府与甘肃巩昌府同。安福县，江西吉安府与湖南澧州同。永福县，福建福州府与广西桂林府同。长乐县，福建福州府与湖北宜昌府、广东嘉应州同。建德县，安徽池州府与浙江严州府同。而谢疏之与今异者，如宁州，甘肃庆阳府与云南临安府同。疏乃无甘肃，而有江西、陕西。广昌县，直隶易州与江西建昌府同。疏乃无直隶，而有山西。永宁县，江西吉安府与河南河南府、四川叙永厅同。疏乃有贵州而无河南、四川。长宁县，江西赣州府与四川叙州府、广东惠州府同。疏乃又有奉天。考之于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于府州县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以别之，是亦无虑奸徒之作弊矣。
译松江府与甘肃平凉府同名。西宁县，直隶宣化府与甘肃西宁府及广东罗定州同名。广宁县，盛京锦州府与广东肇庆府同名。武宁县，江西南昌府与湖南常德府同名。咸宁县，湖北武昌府与陕西西安府同名。新宁县，湖南宝庆府与四川绥定府及广东广州府同名。兴宁县，湖南郴州府与广东嘉应州同名。大宁县，山西隰州与四川夔州府的县同名。山阴县，浙江绍兴府与山西大同府的县同名。山水县，陕西邠州与广东广州府的县同名。建始县，湖北施南府与四川夔州的县同名。宁海县，盛京奉天府与浙江台州的县同名。宁远县，湖南永州府与甘肃巩昌府的县同名。怀远县，安徽凤阳府与陕西榆林府的县及广西柳州府的县同名。定远县，安徽凤阳府与陕西汉中府的县、四川重庆府的县及云南楚雄府的县同名。安远县，江西赣州府与湖北荆门州的县同名。宣化县，直隶宣化府与广西南宁府的县同名。昌化县，浙江杭州府与广东琼州的县同名。安化县，湖南长沙府与甘肃庆阳府的县及贵州思南府的县同名。永定县，福建汀州府与湖南澧州的县同名。安定县，陕西延安府与甘肃巩昌府的县同名。安福县，江西吉安府与湖南澧州的县同名。永福县，福建福州府与广西桂林府的县同名。长乐县，福建福州府与湖北宜昌府的县及广东嘉应州的县同名。建德县，安徽池州府与浙江严州的县同名。
而谢疏中与当今不同的情况，例如宁州，甘肃庆阳府与云南临安府的州同名。谢疏中没有甘肃，却有江西和陕西。广昌县，直隶易州与江西建昌府的县同名。谢疏中没有直隶，却有山西。永宁县，江西吉安府与河南府的县及四川叙永厅同名。谢疏中有贵州，却没有河南和四川。长宁县，江西赣州府与四川叙州的县及广东惠州府的县同名。谢疏中又有奉天。拿这些与当今情况考证，都不相符，相隔百年，行政区划沿革不同。而当今制度，对于府、州、县中同名的，在官印上分别加上省名以作区别，这样也就无需担心奸徒借此作弊了。
郡国改名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又云，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舂陵，本舂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曰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后汉书党锢传，刘佑，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杨氏曰】每见称建安为魏，此恐未然。孝若为妙才曾孙犹可也，小颜于音注姓字文颖下，亦云魏建安中则非。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书人同姓名
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曰草火讹可、曰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曰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原注】成二年。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太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诃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钱氏曰】讥诃古人，始于宋儒。曾子固云，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老子未见非耳。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史书下两曰字
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宇。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书多有两曰字，如公都子日、告子曰、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公孙丑曰、伊尹曰、公孙丑曰、诗曰。
书家凡例
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题
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
译郡国改名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日，将舂陵乡改名为章陵县。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日，光武帝驾临章陵，修缮园林宗庙，祭祀旧宅。又记载，于是为所有舂陵宗室修建祠堂。上文称章陵，是当时的名称；下文称舂陵，是因为这些人是原本舂陵侯的宗室，不能因为县名改变而追溯更改他们的籍贯名称。这是史家用字严谨细致的体现。
《史记》记载，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这说法不妥，应当说是东垣人。《卢绾传》记载，汉高帝十一年冬，将东垣改名为真定。《儒林传》记载，汉朝兴起时，田何由齐地田氏迁徙到杜陵。颜师古注释说，刚迁徙时那里还不叫杜陵，大概是史家追述当时的情况。
《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夏侯胜，字长公。起初，鲁共王分出鲁国的西宁乡来封给儿子节侯，单独隶属于大河郡，大河郡后来改名为东平郡，所以夏侯胜是东平人。《赵广汉传》记载，赵广汉，字子都，是涿郡蠡吾人，原本隶属于河间郡。《后汉书·党锢传》记载，刘佑是中山安国人，安国后来单独隶属于博陵郡。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记载，大夫名朔，字曼倩，是平原厌次人。魏国建安年间，【杨氏说】每当看到称建安为魏，这恐怕不对。孝若是妙才的曾孙还可以这样说，小颜在音注姓字文颖下，也说魏建安中则非。将厌次分出来设立乐陵郡，所以他又被称为郡人。这些都是郡国改名的例子。
史书人同姓名
《史记》记载汉高帝时有两个韩信，就区别称为韩王信。《汉书》记载王莽时有两个刘歆，就区别称为国师刘歆。这种方法的根源在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杀其君光的事件中，有两个贾举，就区别称为侍人贾举。
《金史》中有两个讹可，一个叫草火讹可，一个叫板子讹可。有三个娄室，分别叫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
述古
凡是叙述古人的言论，必须引用说话的人。如果古人又叙述古人的言论，就要两人都引用，不可以抄袭作为自己的说法。《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颐（正叔）在《传易》中解释未济卦三阳爻都失位时，说，这个义理，是听成都隐者说的。即使是当时人的言论，也不敢埋没那个人，这是君子的谦逊，然后才可以进入学问的境界。
引古必用原文
凡是引用前人的言论，必须使用原文。《水经注》引用盛弘之《荆州记》说，江中有九十九个沙洲，楚地谚语说，沙洲不到一百，所以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中原的野心，于是增加一个沙洲，以凑足一百之数。他僭越称帝几十天，宗族灭亡，自身被杀。等到他倾覆败亡，沙洲也消毁。如今皇上在西边，忽然有一个沙洲自然生成，沙流回旋堆积，不久就形成了。没过多久，皇帝就在江汉地区登基了。《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作，而《荆州记》中所指的“今上”则是南朝宋文帝，因为宜都王即帝位的事情，古人并不认为这是忌讳。
引书用意
《尚书·泰誓》说，纣王有亿万夷人，离心离德。我有十个乱臣，同心同德。《左传》引用时就说，太誓所说的商朝兆民离心，周朝十人同心，是指众人。【原注】成公二年。《淮南子》说，舜在河边钓鱼，一年之后，钓鱼的人争着处在急流浅滩，把弯曲深潭让给舜。《尔雅》注引用时就说，钓鱼的人不争曲隈。这些都是省略文字而使用其意。
文章推服古人
韩愈的文章振兴了八代以来的文风，对于骈偶声律的文章应该不屑一顾。但他的《滕王阁记》推崇王勃所作的序，并且说，私下高兴名字列在上面，词句排在三王之后，感到荣耀。李白《黄鹤楼》诗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首。这就是所谓的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现在喜欢讥讽古人，翻驳旧作的人，其居心可知了。【钱氏说】讥讽古人，始于宋儒。曾巩说，王安石非议前人几乎殆尽，唯独黄帝、老子没有被非议。宋代洪迈的孙子倬任宣城丞，自己写题名记，洪迈告诉他，其他文章还可以随能力高低下笔，这样的记岂能触犯不韪呢？这是因为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的缘故。因为题目与文公相同，就认为触犯不韪，古人的谨慎厚道如何啊。
史书下两曰字
注疏家凡是引用书籍，下面用一个“曰”字。在引用的书中又引用书，则下面用一个“云”字。云和曰意义相同，变换文字以便阅读，这出自《论语》“牢曰，子云”是正确的。如果是史家记载的言辞，可以下面用两个“曰”字，如《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正确的。【原注】《孟子》书中多有下两个“曰”字的情况，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公孙曰、伊尹曰、公孙丑曰、诗曰等。
书家凡例
古人著书，凡例就随着事情记载在书中。《左传》中说到“凡”的，都是凡例。《易经》乾坤二卦用九用六，也是凡例。
分题
古人作书，在一篇之中有分题，就在篇首标明篇题，在下面列出分题。如《尔雅》释天一篇，下面列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岁阴、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宿、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出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等。
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阼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后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着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后。
译疏家称之为“题上事”，意思是标题上文的内容。像《周公践阼》以及《诗经》的篇章句读，都在篇末加以标题，这里也是如此。现在查考《礼记·文王世子》篇中有说“文王作为世子时”，有说“教导世子”，有说“周公践阼”。《乐记》篇中有说“子贡问乐”，也与此例相同，后人错误地将其连缀到正文之中。又如《汉书·礼乐志》中的《郊祀歌》，《练时日》第一、《帝临》第二，共十九首，都将篇名标在每章的末尾。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两个篇题，因传抄错误，竟然被置于篇后。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
作诗之旨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赓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后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后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原注】石林诗话，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或非其所长，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长而不作，贤于世之不能而强为之者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后人之见耳。
渭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烝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
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宇、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后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原注】雨无正篇，韩诗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饶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原注】古人但谓之音，不谓之韵，今姑从俗名之耳。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閟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
译《尔雅·释亲》这一篇，石经本中“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现在国子监刻印的本子都把这些改动了。
卷二十一
作诗的宗旨
舜说：“诗是用来表达心志的。”这是诗的根本。《王制》记载，命令太师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这是诗的功用。荀子论述《小雅》时说：“痛恨当今的政治而追思往昔，其言辞有文采，其声调有哀伤。”这是诗的情感。所以诗是王者的踪迹。建安以后直到齐梁，所谓辞赋华丽而过度，在作诗的宗旨上偏离得很远了。
唐代白居易给元稹的信中说：“年纪逐渐增长，经历的事情逐渐增多，每次与人交谈，多询问时政事务。每次阅读史书，多探求治理之道。这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事件而作。”又自述他的诗，关于褒美讽刺的称为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歌》的创作，并且说：“喜欢我的诗的人，邓鲂、唐衢都死了，我和你又困顿挫折，难道《诗经》六义四始的风气，上天将要破坏而不可维持吗？又不知道上天是不想让下民的病苦上达于君主吗？”唉，可以说懂得立言的宗旨了。
晋代葛洪《抱朴子》说：“古诗讽刺过失，所以有益而珍贵。现在的诗纯粹是虚浮的赞誉，所以有害而低贱。”
诗不必人人都作
古人君臣朋友聚会，不必人人都作诗。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作诗有什么害处？如果一人先倡导而意思已经表达尽，那么也没有必要再续作。所以在虞舜朝廷上，皋陶赓续歌唱，而禹、益没有声音，古代的圣人不愿意做雷同的言辞、多余的作品。柏梁台的宴会，金谷园的集会，一定要人人都以诗鸣响，于是芜杂累赘的言论开始在世上多了起来。
尧命令制定历法而没有歌，文王推演《周易》而没有作诗，没听说后世的人议论他们劣于舜和周公。孔子以传承文化自任，上接文王的统绪，然而他的事业在六经，而他自己所作的歌只限于《龟山》、《彼妇》等作品，为什么如此稀少呢。是他不能吗？是我无暇参与吗？
宋代邵博《闻见后录》说：“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交好。习之的文章，是退之所敬重的。退之与东野唱和倾倒一时，习之唯独没有诗，退之也不议论。”【原注】《石林诗话》说，人的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都是韩退之的高徒，而这两人唯独不流传他们的诗，不应该散失亡佚而没有一篇存留，估计或许不是他们的擅长，所以不作罢了。两人因为不是擅长而不作，贤于世上不能而勉强为之的人。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交好，师鲁的文章，是永叔所敬重的。永叔与圣俞唱和倾倒一时，师鲁唯独没有诗，永叔也不议论。
《五子之歌》恰好得到五章，认为每人各一章，这又是后人的看法罢了。
《渭阳》是秦世子送舅舅的诗，而晋公子没有一句话。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作《烝民》之诗以赠仲山甫，作《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这三个人没听说他们有回答，由此可知古人的诗不以没有和答为嫌。
诗题
《三百篇》的诗人，大抵诗写成后，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来命名篇章，所以十五国风并没有一个题目，雅颂中间偶尔有一个。像《常武》，赞美宣王。像《勺》、像《赉》、像《般》都是宗庙的音乐。后来的人取来命名的一篇，叫《巷伯》。从此以外没有了。【原注】《雨无正》篇，韩诗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两句。五言诗的兴起，始于汉魏，而《十九首》并没有题目，郊祀歌、饶歌曲各以篇首的字为题。又如王粲、曹植都有《七哀》而不一定相同其情感。六子都有《杂诗》，而不一定相同其意义，那么也就如同《十九首》了。唐人用诗选拔士人，开始有命题分韵的方法，而诗学衰落了。
杜甫的诗多取篇中的字命名，如《不见李生久》，就用“不见”命名篇章。《近闻犬戎远遁逃》，就用“近闻”命名篇章。《往在西京时》，就用“往在”命名篇章。《历历开元事》，就用“历历”命名篇章。《自平宫中吕太一》，就用“自平”命名篇章。《客从南溟来》，就用“客从”命名篇章。都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的体式。
古人的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的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的，其诗本于情。有题而后有诗的，其诗顺从于物。
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
《三百篇》的诗，句子多则必定转韵。【原注】古人只称为音，不称为韵，现在暂且依从俗名罢了。魏晋以上也是这样。宋齐以下，韵学逐渐兴起，人文趋向巧饰，于是有强行用一韵到底的，终究不及古人的变化自然。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的，唯独《閟宫》第四章用了十二字，如果就此一韵引而伸之，并非不可以成章，而在意义上必定有不达之处，所以末四句转一韵。由此可知以韵随我的，是古人的诗。以我随韵的，是今人的诗。自从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有此弊病。
叶少蕴《石林诗话》说：“长篇最难，魏晋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