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译卷三十

天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人都懂得天文。“七月流火”，是农夫说的话；“三星在天”，是妇女说的话；“月离于毕”，是戍边士兵的作品；“龙尾伏晨”，是儿童的歌谣。后世的文人学士，有人问起却茫然不知。至于历法，古人不如近代精密。【沈氏说】《明世宗实录》记载，嘉庆二年九月戊寅日，钦天监掌监事光禄寺少卿华上奏说：历代制定历法，更改不一，没经过几代就出现误差，这是由于天周有余、日周不足造成的。元朝至元辛巳年，制定《授时历》，天正冬至的岁差与现在不同。因此正德戊寅年的日食，己卯、庚辰年的月食，时刻分秒、起止方位与本监推算的不符。请求赐予宫中秘藏的历书和本朝《历志》，准许臣亲自督率中官正周濂等人，以及选拔通晓本行、善于推算的人，在今冬至以前，前往观象台，晨昏昼夜推测日影、赤道、黄道、中星的分秒，每日记录，每月汇总，等到来年冬至，用以验证二十四节气、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的情况，以及日躔月离、黄赤二道以及昏旦夜半的中星、七政的度数、紫气月孛、罗睺计都等类，对照至元辛巳年，看是否真的有误差，详细记录上报。并延访通晓历理、善于确立差法的人，让他们参校辨别同异，重新确立历法元点，详细审定岁差，以成就一代的制度。下交礼部商议，请求按照所奏办理。得到旨意，允许其观测，访取秘藏书籍，后来被叫停。《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礼部商议罢免郑世子载堉所进献的《万年历》。其中说：近来有人议论历法有误差应当纠正，然而从哪里纠正呢？一是考察月令中的中星移次是否应合节气，二是测量二至日的日影长短是否应合气候，三是验证交食的分秒起止是否应合时间。就像世子所说，取《大统历》、《授时历》两种历法相比，节气相差三日，时辰相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则移动一日，在晦朔之交则移动一月。那么弦望也应当各差一日，现在似乎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樊深《河间府志》说，我起初读律书，见到私自学习天文者有禁令。后来读制书，见到仁宗对杨士奇等人说，这条法律只是为民间设立的罢了，你们怎么会有禁令？于是将《天元玉历祥异赋》赐给群臣。从律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所担忧的深远。从制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所见的大局。【梅氏说】心的神明，没有穷尽。虽然天很高，星辰很远，有的迟至数千年才见到端倪，但人却能知道，就有新方法来追踪其变化。所以时代越往后，历法越精密，但其大法则在唐虞时期就已确定。现在历法所推算的有四种，叫恒星、太阳、月亮、五星。治历的工具有三种，叫算数、图象、测验的仪器。通过这三种工具得到前四种，推算出运行、迟速、盈缩、交蚀、迟留、伏逆、掩盖侵犯的度数。古今制定历法的七十多家，疏密历代不同，制作各异，其方法都在，可以考察而知，但大致这三种就概括了。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舜使用璇玑玉衡，以整齐七政。历法，就是算数。象，就是图，浑象。璇玑玉衡，就是测验的仪器。所以说在唐虞之世就确定了。历法中最难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是里差，一种是岁差。这两种差，有细微的，有明显的。不是积累误差而变得明显，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知道。但如果距离不是很远，那么误差很细微，不是目力所能到达，不能纳入计算。所以古代没有人知道岁差，从晋代虞喜，宋代何承天、祖冲之，隋代刘焯，唐代一行才开始察觉，有的说百年差一度，有的说五十年，有的说七十五年，有的说八十三年，没有定论。元代郭守敬定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历、泰西历的差法大致相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减岁差天周的方法，那么古代的差迟、现在的差速，这叫岁差的差，可以说精到。至于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不变，而人所居住的地方有东西南北、正视侧视的不同，那么所见各异，叫里差，也叫视差，从汉代到晋代，没有人知道。北齐张子信开始测量交道有表里，这里看不见食的人，人在月外必定反而看见食。《宣明历》本于此，为气刻时，三差。而《大衍历》有九服测食定晷漏法。元代人在四海设置二十七处测验，而近代欧洲航海数万里，以亲身经过的山海路程测量北极为南北差，测量月食为东西差，里差的说法至此而确切。这是集合数千年的积累测量以确定岁差，集合数万里的实验以确定里差。距离越远，误差积累越多，而明白易辨。而且其方法，既然推算数千年数万里而准确，那么应用于近用可以没有疑惑。历法到近日，屡次变化更加精密，因此。但我也说在唐虞之世就确定了，为什么呢？不能预先知道的是差的数值，万世不变的是求差的方法，古代圣人因为太阳所在的位置，不能靠目视和仪器窥探，所以用中星来记录，鸟、火、虚、昴，是万世求岁差的根数。因为太阳的出入发敛，不能靠一方所见为定，所以用嵎夷、

译通过测量昧谷、南交、朔方等地以区分节气候应，这是万世以来寻求里差确定法则的方法。唉，真是达到了极致！学者们知道要汇聚数千年、数万里间人们的心智耳目来研究历法，从而完成古代圣人未竟的事业，就应当思考羲和之后，凡是能提出一种新智慧、确立一种简便方法并流传至今的人，都有他们立法的缘由。等到历法施行久了必然会有变化，也都有变化的道理。于是反复推理论证，心中没有丝毫疑惑，那么我的心就是古代圣人的心，也就是天的意志。这样，古今中外的见解，就可以不设立繁杂的条文而归于至简。超过这个限度，或许有细微的差错变化，出于现行历法之外，也可以依据常规来处理。然而深入探究其变化，并慢慢进行修改，以求达到没有弊病的地步，这就是我编纂《历法通考》的用意。

【又曰】有人问，法律为什么禁止私下研习？回答说，法律所禁止的是占星术，而不是历法。问，这两者有区别吗？回答说，通过日月晕珥、彗星流星、光芒角度的动摇来预先判断吉凶的，是占星家。依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轨迹，观测中星的位置，来观察气候的收敛进退，恭敬地指导民事的，是历法家。《汉书·艺文志》中占星家二十一家，历谱十八家，界限分明。况且禁止私下研习，是禁止他们妄言祸福，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罢了。至于日月星辰，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古人兴办事务都把它们作为候应的依据，又为什么要禁止呢？自从梓慎、裨竃这类人用星象气运来谈论事应，才开始有灾祸祥瑞的占卜，而且说法有的应验有的不应验，只有子产、昭子深刻明白理数的实质，才能驳倒那些矫饰诬妄的言论，所以历学著作宏大，那些迷信祥瑞的小术，就没有依托而自然不行。

问，您的说法可以听听吗？回答说，古代的历法粗略，所推算的往往多不灵验，寻求其中的道理不得，占星家便得以在其中附会。因此日月交会就会发生食，以实际交会和视交会作为判断标准，有固定的度数。而古代历法不精密，有应当发生食却没有发生、不应当发生食却发生了的占卜。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而古代使用平朔，有食发生在晦日，甚至连续两次的占卜。月亮运行有快慢，太阳运行有盈缩，都是固定的度数，可以用小轮法来规范。而古代只用平均度数，占卜说在晦日月亮出现在西方，叫做“朓”，朓则侯王舒缓。在朔日月亮出现在东方，叫做“仄慝”，仄慝则侯王肃敬。月亮在黄道南北运行，历法认为不足二十年而一周，它的交点在黄道上。交点的一半，则出入黄道南北五度有余，都有常理。而古代占卜说，天有三门，如同房屋的四壁。房屋中央叫天街，南边叫阳环，北边叫阴环。月亮经过天街，天下和平。阳道主丧事，阴道主水灾。黄道还有岁差，何况月亮出入黄道时时不同，却想把它固定在房屋中央，不是太荒谬了吗！月亮出入黄道既有南北，而它与黄道同升，又有正升斜降、斜升降正的区别，所以月亮初生时有平有偃。而古代占卜说，月亮初生，仰起，天下有战争。偃卧，有战争则战争停止，没有战争则战争兴起。月亮在黄道有南北，这是原因一。正斜升降，这是原因二。盈缩迟疾，这是原因三。南北里差，看见月亮有早晚，这是原因四。所以月亮初现，有初二、初三的区别。极而言之，则有朔日、初四的差异。而古代占卜说，应当看见却看不见，不应当看见却看见了。遮蔽太阳的是月亮，与云气无关。而占卜说，日食前几天，太阳已经有过失。太阳大月亮小，太阳高月亮低，人们所见到的日月大小大致相等，是因为它们的远近造成的，不是它们本来的形状。然而日月运行各有最高点和最低点，高低不同影子直径也随之不同，所以有时月亮正好遮住太阳，而四面露出光如环状，而占卜把金环食当作阳德旺盛。五星有快慢停留逆行，而古代只知道顺行，占卜把逆行当作灾祸，说，不应当停留却停留，应当离去却不离去。应当停留却不停留，不应当离去却离去，都是变行。五星出入黄道也像日月一样，所以所侵犯的星座可以预先求得。而古代没有纬度，占卜称为失行，列举的例子有凌、犯、斗、食、掩、合、句己、围绕。五星离开黄道不超过八度，那么中宫紫微以及外宫距离远的星星必定没有侵犯的道理，而占卜书中都有记载。近来有著作《贤相通占》的人，删去了黄道极远的星星，也已经知道这是错误的了。至于恒星有固定的数量，也有固定的距离，而占卜者没有仪器来知道它们的度数，又不知道星座出入地平线有蒙气的误差，或者因为横斜视差妄自认为移动，于是说，王良策马，车骑满野。天钩正直，则地维破裂。泰阶平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距离北极近，老人星远，而且靠近浑浊地带，不常见。占卜说，老人星出现，君王多长寿。在二分日在江南候望，老人星高，三个时辰都能看见，却还每年在二分日占卜星星的密疏来进献谄媚之辞。这些仍然是沿袭讹误习惯欺骗，尤其明显彰著的了。

问，那么占卜验证可以废除吗？还是天变不值得畏惧呢？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我所说的辨析疑惑，是辨析其中的诬妄。至于君王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反省以回应天的警戒，本来就是恭敬顺从天意的精微用意。古代日食时修德，月食时修刑。德刑本来不是等到日月食才开始修的，遇到变故更加警惕罢了。这是理之当然，不是因为有常数的规律就有所懈怠。

译日食

刘向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发生了三十六次。如今却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间竟发生了八次日食。平均两年六个月就发生一次，古今都极为罕见。灾异有大小、稀密之分，占卜也有舒缓、急促、缓急之别。我所见崇祯年间十七年发生了八次日食，【原注】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四年十月辛丑朔，七年二月丁亥朔，九年七月癸卯朔，十年正月初辛丑朔，十二月乙未朔，十四年十月癡卯朔，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这与汉成帝时期大致相同，但频率和紧迫程度更甚。既然如此，那些认为日食是固定不变的定数，与人事无关的说法，难道不是沉溺于历法家的术数，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奸邪臣子的言论之中吗？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发生了日食。鲁昭公问梓慎说：“这是什么征兆？会带来祸还是福？”梓慎回答说：“在二至二分的时候发生日食，不算灾祸。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分’时日月同道，‘至’时日月相过。其他月份发生日食则是灾祸。”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月在天空中的运行，没有不是固定规律的。【沈氏曰】谈迁在《国榷》中引用李天经的话说，太阳沿黄道中线运行，到了春分秋分时，黄道与赤道相交，这叫“同道”。到了夏至冬至，太阳越过赤道内外各二十三度，这叫“相过”。又说，越过赤道二十三度才是真正的至点，两道相交于一线才是真正的分点。如今节气变化的误差，都是因为推测不能准确符合这个标准罢了。然而天象在上面显现，人事在下面感应。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为了后世那些主张“天变不足畏”的人去迎合君主吧。《汉书·五行志》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对，但在其中模棱两可，认为日食轻微，不会造成大水大旱这样的大灾。那么如果日食严重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日食的罪责，无论是否在二分二至时发生，都有关联。【陆氏曰】西方学说绝不谈论占卜验证。他们认为，日月食、五星的运行，都有固定的轨道和度数，怎么能据此判断吉凶呢。这很有道理。但是七政的运行虽然有固定的轨道和度数，但当它们发生交食凌犯时，也属于气运的范畴。国家和百姓都在气运之中，当然不能没有关联。这就像星命家谈论五星的恩仇，五星的运行与人本无关系，但遇到的人往往都有细微的应验，何况是国家命运这样的大事呢？或许西方学说有所顾忌而不说，那就对了。

月食

日食，是月亮遮挡了太阳。月食，是地球遮挡了月亮。现在西洋天文学这样说。自从西洋历法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陆文裕在《金台纪闻》中说，曾经听说西域人计算日月食时，说日月与地球一样大，如果地球正好遮挡在日轮之上，月亮就会发生食象。南城万实在《月食辨》中说，黄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多一点，对冲的地方必然被地球阻隔，望月时月亮运行正好在黄道交点处，与太阳正相对，地球阻隔了日光，月亮就发生食象了。考察这种说法也不始于近代，汉代张衡在《灵宪》中说，在太阳的对冲位置，光线常常不能会合，是被地球遮蔽了。这就叫“闇虚”在星宿间，星宿微弱月亮经过就会发生食象。记载在《续汉书·天文志》中。俗本中“地”字有误写成其他字的，于是怀疑另有所谓的“闇虚”，从而引起纷纷议论。【原注】《宋史·天文志》说，太阳和火星之外明亮，其对立面必有暗气，大小与日体相同。这是不对的。

静乐人李鲈学习西洋学问，陈述他们的说法说，月亮本身没有光，借助太阳的照射才有光辉。到了望日，月亮、地球、太阳成一条直线，月亮看见地球却看不见太阳，无法借助阳光，所以没有光亮。有人说，不对。曾有一年，月食的时候，应该在日落后，但太阳还没落下，刚从地平线升起的月亮就已经发生食象了。东方的月亮刚升起，西方的太阳还没落下，人们同时看见它们，那么地球并没有遮挡日月，为什么说看见地球却看不见太阳呢？回答说，你看见的不是月亮，而是月亮的影子，月亮其实并没有从地平线升起。怎么验证呢？现在试着把一文钱放在空容器中，把它推远，就看不见钱的形状了，再倒满水钱就看见了，就知道看见的不是钱，而是钱的影子。太阳快落山时，东方苍茫清凉，海气升腾，就像水一样，它映照而升起的也是月亮的影子。如果一定要把东方的月亮当作真月亮，那就是把水面上的钱当作真钱了，对吗？不对吗？又比如渔夫看见鱼浮在水面，投叉刺它，必须稍微低于鱼的位置，才能刺到鱼。浮在水面上的，是鱼的影子。船夫撑篙，篙的一半在水里，看起来像是弯曲的。这都是水能映照物体的缘故。那么月亮被地球遮挡，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杨氏曰】用火靠近火而光芒被夺，这是“精不可有二”的说法。金水内景，这是“暗虚”的说法，说地球影子的说法，最为清晰明白。

岁星

吴国攻打越国，岁星在越国上空，所以最终遭受凶险。苻秦灭燕，岁星在燕国上空，所以燕国复兴不过十二年的时间。这两件事是可信的。慕容超灭亡时，岁星在齐国上空，却被刘裕打败，国家于是灭亡。难道不是天道有时并不灵验吗？所以天时不如地利。

岁星本来就有停留在某国上空却不吉利的时候。它的运行有盈余和短缺，《春秋传》说，岁星放弃它的位置而旅居到明年的位置。《史记·天官书》说，已经停留在某处，又向东或向西离开，该国会有凶险。《淮南子》说，应该停留而不停留，越过而到其他地方。用近事来考察，岁星应该停留而不停留，那个地方必定有灾祸。【原注】考察《授时历》

译段说岁星没有不出现逆行现象的时候，只是早晨逆行四十六天，傍晚逆行四十六天，各自还有零数，总共只逆行九度又七十六分有余，而十二宫大约各占三十度，如果逆行时离开了所在的宫位就为灾异，不离开所在的宫位就不为灾异。

译五星汇聚

史书记载，周朝将要取代殷商时，五星汇聚在房宿。齐桓公将要称霸时，五星汇聚在箕宿。【原注】沈约《宋书·天文志》说：《竹书纪年》记载，帝辛（纣王）三十二年，五星汇聚在房宿。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汇聚在东井。唐天宝九年八月，五星汇聚在尾宿和箕宿。大历三年七月，五星汇聚在东井。宋干德五年三月，五星汇聚在奎宿。【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监报告，五星汇聚并隐没在鹑火。淳熙十三年闰七月，五星汇聚在轸宿。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在西南方汇聚出现。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日，五星汇聚在营室。天启四年七月丙寅日，五星汇聚在张宿。【原注】丙寅月的十四日，太阳在张宿九度，木星在十六度，火星在七度，土星在三度，金星在三度，水星在一度，总共汇聚了四天。占卜说，五星如果会合，这叫做“易行”，有德行的人接受庆贺，改立王者，统治四方，子孙繁衍昌盛。无德行的人遭受灾殃，离开他的国家，灭掉他的宗庙，百姓离去，遍布四方。考查以前史书所载，只有天宝年间不吉利，大概是因为玄宗的政事荒废了。有人说，汉朝跟随岁星，宋朝跟随填星，唐朝跟随荧惑。【梁氏说】《古今黈》认为五星汇聚不是吉祥之兆，而是兵灾的征兆，是秦朝灭亡的应验，因此历举唐朝五星汇聚作为证据，其中最大的，是天宝九年五星汇聚在燕地，祸患延续累世。《资治通鉴》不记载汉朝五星汇聚在东井的事，确实是对的。

四星汇聚，占卜家不认为这是吉祥。验证前代，在张宿，光武帝建立汉朝。【原注】《蜀志》记载，刘豹等人说，建安二十一年，太白、荧惑、填星常常跟随岁星。在牛宿、女宿，中宗继承晋朝。【原注】《晋书·怀帝纪》记载，永嘉六年七月，岁星、荧惑、太白汇聚在斗宿和牛宿。《天文志》相同，但说汇聚在牛宿和女宿，而《元帝纪》则说，永嘉年间，岁星、填星、荧惑、太白汇聚在牛宿和女宿之间。一说四星，一说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赋》说，正值五马南奔，遭遇三星东聚。在觜宿、参宿，神武帝建立齐朝。在危宿，文宣帝取代魏朝。在东井，肃宗恢复唐朝。在张宿，高祖称王于周朝，都是拥有国家的祥瑞。所以汉献帝初年，韩馥因为四星会合在箕宿和尾宿，想要拥立刘虞为帝。唐咸通十年，荧惑（火星）、填星（土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会合在毕宿和昴宿，下诏让王景崇穿着衮冕，军府称臣来压制它。然而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慕容超灭亡时，四星汇聚在奎宿、娄宿。姚泓灭亡时，四星汇聚在东井。【原注】至德二载四月，四星汇聚在鹑首。后晋天福五年，术士孙永因为四星汇聚在斗宿，分野有灾祸，劝南唐主巡视东都。宋靖康元年，太白（金星）、荧惑（火星）、岁星（木星）、填星（土星）四星在张宿会合。嘉熙元年，太白（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火星）在斗宿会合，下诏避殿减膳，来图谋消灾弭祸。这就是天官家所说的四星如果会合，那个国家兵灾丧事一起发生，君子忧虑，小人得势，而不能拘泥于一家之言的占卜了。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汉书·艺文志》记载，《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海中，指中国。所以《天文志》说，甲乙海外，日月不占卜。大概是因为天象所覆盖的范围广大，而二十八宿专门主管中国，所以叫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现在天官家所传承的星名，都起源于甘德和石申。比如郎将、羽林，是三代以下的官职。左更、右更，是三代以下的爵位。王良、造父，是三代以下的人。巴蜀、河间，是三代以下的国家，春秋时没有这些名称。

人事感天

《易经》传文中说先天后天。考查史书所载，人事在下面感动，天象在上面变化，有在顷刻之间应验而不允许迟缓的。宋武帝想要接受晋朝的禅让，于是召集朝臣宴饮，天晚坐下散去，中书令傅亮敲门进入拜见，请求回都谋划禅代之事。等到出来已经是夜里，看见长星横贯天空，拍着大腿感叹说，我常不相信天文，今天才验证了。隋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那晚狂风大雪，地震山崩，民房大多倒塌，压死一百多口人。唐玄宗做临淄王时，将要诛杀韦氏，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进入苑中。快到二更时，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道如此，时机不可失。唐文宗因为右军中尉王守澄的话，召郑注在浴堂门应对，那晚彗星出现在东方，长三尺。那么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划刺杀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昭襄王谋划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昴，本来就是情理之中。孟子说气专一就能感动意志，说的就是这个吧？【赵氏说】上古之时，人看天很近，《易经》所说的都是天道。《尚书·洪范》详细说了五福六极的征兆，其他诏诰也没有不以顺逆作为吉凶的。《春秋》记载人事，兼记天变，大概是还沿用三代以来的记载方法，不是孔子所创立的。汉朝兴起，董仲舒研究《公羊传》、《春秋》，推演阴阳，成为儒者的宗师。宣帝、元帝之后，刘向研究《谷梁传》，列举其祸福，

译傅以《洪范》。观察《五行志》所记载的内容，天象每一次变化，必定应验在一件事上，通过推究过去来占卜未来，虽然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也不是完全的空话。昌邑王多次微服出行，夏侯胜劝谏说：“长时间阴天不下雨，臣子中有图谋君主的人。”当时霍光正与张安世谋划废立皇帝，怀疑张安世泄露了机密。召来夏侯胜询问，夏侯胜回答说《洪范五行传》中说：“君主没有准则，其惩罚就是经常阴天。这时就会有臣子图谋君主的情况。”霍光、张安世大惊。宣帝将要祭祀昭帝庙，旄头剑掉落在泥中，刀刃朝向皇帝的车驾。宣帝让梁邱贺占卜，他说：“有兵变阴谋，不吉利。”皇上于是返回，果然有任宣之子章藏在庙中，想等皇上到来时作乱，事情败露后被诛杀。京房用《易经》六十四卦轮流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兆，各有占卜应验。他常常先上疏预言将要发生的事，近的几个月，远的一年，没有不屡次应验的。翼奉认为成帝独自亲近异姓臣子，导致阴气太盛，极阴生阳，恐怕反而会有火灾。不久，孝武园的白鹤馆发生火灾。这是汉代儒者谈论天象确实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所以上疏的人都说得深切明白，不再有所忌讳。翼奉说人气内部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变化显现在星象气色上。就像人的五脏六腑，内脏有病则气色表现在脸上，肢体有病则打哈欠伸懒腰表现在容貌上。说得最切中要害的莫过于董仲舒，他说国家将有背离道义的败亡，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仁爱爱护君主，想要制止他的混乱。谷永也说，灾异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过失的手段，就像父亲的明确告诫，改正则祸患消除，不改正则招致惩罚。这都是援引天道来证明人事，仿佛没有丝毫差错。而当时的君主也多因遭遇灾异而恐惧，如成帝因灾异，采纳翟方进的建议，于是将宠臣张放调离京城，赐给萧望之爵位，提拔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为何武的建议，提拔辛庆忌。哀帝也因灾异，采纳鲍宣的建议，召用彭宣、孔光、何武，罢免孙宠、息夫躬等人。他们看待上天似乎有感应相应的道理，所以以实质行动回应而不只是文辞。降及后世，机智巧诈竞相兴起，认为天下事都可以靠人力达成，而上天没有权柄。即使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也不再有意从上天寻求端倪。所以自汉代以后，不再有援引灾异来规劝时政的人，觉得天是天，人是人，虚空辽阔，与人无关。然而想想孔子修订《春秋》，灾异无论大小必定记载，如果与人无关，圣人又何必多言呢！

译黄河水变清

汉桓帝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一带的黄河水变清，襄楷上书进言。黄河，象征诸侯的地位。水清属于阳，水浊属于阴。黄河本该浑浊却反而变清，意味着阴气想要转化为阳气，诸侯想要取代皇帝。第二年皇帝驾崩，灵帝以解渎亭侯的身份入宫继承皇位。《隋书》记载，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黄河、济水变清。十多年后，隋朝取得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武阳郡黄河清澈数里。大业十二年，龙门黄河变清。两年后，唐朝接受禅让建立政权。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徐州、沛县黄河变清，临洮人杨珪上书，也引用了襄楷的话。四年后，宣宗即位。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日，黄河从平陆三门碛以下到孟津，五百多里都变清，持续了七天，随后明太祖兴起。到了前朝尤其应验，正德年间黄河变清，世宗以兴王身份即位。泰昌年间黄河变清，崇祯帝以信王身份即位。

妖人闯入宫禁

自古以来，国家处于中期时，多有妖人闯入宫禁的事情，这固然有气运衰败的瑕疵，也是法纪废弛所导致的。比如汉武帝征和元年，皇上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他是奇异之人，命令逮捕他。男子扔下剑逃跑，追赶没有抓获，皇上大怒，斩杀了守门的官吏。汉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日，渭水虒上有个名叫陈持弓的小女孩，九岁，跑入横城门，进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守门的官吏都没有看见，直到句盾禁中才被发现。绥和二年八月庚申日，郑通里的男子王褒，【原注】颜师古说，是郑县的通里。身穿红色衣服，戴小帽，带剑，进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进入非常室中，解开帷帐的系带佩在身上，被逮捕捆绑审问。王褒，原来是公交车的大谁，最终因患狂病神志错乱，自己不知道进入皇宫的情况，被下狱处死。后汉灵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日，有人身穿白衣进入德阳门，说梁伯夏教我上殿做天子。中黄门桓贤等呼叫门吏仆射想要逮捕捆绑，官吏还没到，过了一会儿那人转身逃跑，搜寻没有找到，不知道姓名。光和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到太官。张博上书说殿山居屋后宫禁，房屋倒塌喧哗，皇上逮捕捆绑审问，供词说忽然自己不知不觉。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日，有人从云龙门进入殿前，面向北拜了两拜说，我应当做中书监。立即逮捕斩杀。【原注】《五行志》干宝说，宫禁庭院是尊贵秘密的地方，现在卑贱的人径直进入，而门卫没有察觉，这是宫室将要空虚，而下人逾越界限的妖异。晋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拿着柘木手杖，身穿红色衣服，来到止车门，上表列为圣人，请求见天子。守门官吏接受供词，供词称姓吕名赐，他说王和的女儿右脚足下有七星，星星都有毛，长七寸，天命让她可以做天下母亲。奏报皇上，立即伏法被诛，并下晋陵诛杀王和。前秦苻坚时，有人进入明光殿，大声呼喊说，甲申乙酉，鱼羊吃人，悲哀啊，没有遗留！苻坚命令逮捕他，一会儿就不见了。陈后主做太子时，有个妇人突然闯入东宫，大声说，毕国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骑着白马，穿着白衣，跟随的男子有八九十人，进入太史局，登上令厅床坐审问，近来有什么灾异？太史令姚玄辨逮捕她，上报皇上，当晚彗星出现在西方天市中，长五尺。武则天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日，有人跑入端门，又进入则天门，到达通天宫，守门人及侍卫没有察觉。唐睿宗太极元年，狂人段万谦潜入承天门登上太极殿，登上御床，自称天子，呼喊宿卫兵士，让他们高呼万岁。唐德宗贞元八年二月丁亥日，许州人李狗儿拿着手杖进入含元殿，击打栏杆，被擒获伏法。唐敬宗【原注】即位。长庆四年三月戊申日，狂人徐忠信闯入浴堂门，杖责四十配流。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一月癸亥日，【原注】新史书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刘德广突然闯入含光殿，诏令交付京兆府，杖杀。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皇上在扬州郊外祭祀，几天后，有个狂人穿戴衣冠，拿着香炉，携带红色袋子，拜在行宫门外，自称上天派遣我做官家儿子，写在袋子里的纸上、刻在右臂上都是这些话。审问他，得不到姓名，皇上认为他发狂，释放不追究。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绍兴府有个狂人突然闯入恩平郡王府第，登上厅堂踏上郡王座位，说，我是太上皇的孙子，来赴郡。审问，始终不说话。元顺帝至正十年春天，京城丽正门楼斗栱内有人埋伏其中，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远近聚集观看。有旨意，取来交付法司审问。只说是蓟州人，追问他从哪里来，都好像无知。于是以不应之罪鞭打他，忽然不知道在哪里了。史家都记载下来，认为是怪异。前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日初一，因为第二天立太子，在奉天门设置香亭，有一个人从外面径直进入，拿着红棍击打香亭，说，先打东方甲乙木。内侍逮捕他，命令交付锦衣卫，也记载在英宗实录中。然而没有像万历四十三年张差一事那样，宫中府中几乎成为无法解释的祸患，经历五朝，流言没有停息，是天意吗？是人意吗？我不能

译就知道了。

译《周礼·阍人职》中说，穿着奇异服饰、行为怪异的人不得进入宫禁。郑玄注解说，怪民是指狂悖失常的人。由此可见，先王本来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所以预先设防加以防范。【惠侍读说】怪异的人没有不穿奇异服饰的，看看汉代江充的事就可以明白。

诈称太子

宋高宗南渡后，有诈称徐王赵棣的，诈称信王赵榛的，诈称越王赵偲次子的，诈称钦宗第二皇子的，诈称荣德帝姬的，诈称柔福帝姬的，没有不依法处死的，最终也没有异议。然而到了弘光年间，王之明那件事，朝廷内外流言四起，喧嚣不止，藩镇借机起兵，至今民间还有人怀疑他是真的。这也是亡国之兆啊。

卫太子在湖县自杀，汉武帝为他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事实清楚明白。十年之后，还有像成方遂那样乘着黄犊车到北阙去，官吏百姓聚集观看的达到数万人，公卿大臣都不敢说话。何况正值非常变故，事情发生不到一年，我们君主的儿子，天下人心所向，众口喧腾，最终难以一一晓喻呢？把他关在中城狱舍，不加刑讯，这是合乎情理的，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的臣子就加以诬蔑诋毁。

晋朝会稽王司马道子被桓玄杀害，以临川王司马宝的儿子司马修之作为道子的继承人，尊道子的妃子王氏为太妃。义熙年间，有人自称是元显【原注：道子的世子】的儿子司马秀熙，从蛮地避难而来，太妃请求让他继承，于是修之搬回别第。刘裕怀疑他是假冒的，加以查验，结果发现他是散骑郎滕羡的奴仆勺药，最终被判死刑弃市。太妃没有醒悟，哭得非常悲痛。【原注：出自本传】近时的议论多有类似于此的。

外国天象

从前有人说，北方沙漠诸国只占卜昴星以北的天象，这也不完全正确。【原注】《晋书·天文志》说，当时虽然石勒、石虎僭越称帝，但他们的强弱常占卜于昴星，与太微、紫宫无关。考察史书，流星进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赵虎死，孛星出现在太微、大角，荧惑、太白进入东井而苻生被杀，彗星起于尾箕扫过东井而燕灭秦，彗星起于奎娄扫过虚危而慕容德占有齐地，太白侵犯虚危而南燕灭亡，荧惑在匏瓜中忽然消失进入东井而姚秦灭亡，荧惑守心而李势灭亡，荧惑侵犯帝座而吕隆被灭，月亮掩食心大星而魏宣武帝被杀，荧惑进入南斗而孝武帝西奔，月亮掩食心星而齐文宣帝死，彗星出现而武成帝传位，彗星经过虚危而齐国灭亡，太白侵犯轩辕而周闵帝被杀，荧惑进入轩辕而明帝被杀，岁星掩食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被杀，荧惑进入太微而武帝死。如果是金朝，则是太白进入太微而海陵王被杀，白气贯穿紫微而高琪杀胡沙虎，彗星从大角升起而哀宗灭亡。其他难以一一列举。中国有都城，就像人家有住宅，星气失常，就像住宅中有妖祥，主人在就由主人承担，主人不在就由居住者承担，这是一定的道理。而以内外为界限，这是儒生的见解，不足以谈论天道。

魏明帝问黄权说，天下鼎立，哪里是正统？黄权回答说，应当验看天文。过去荧惑守心而文帝崩逝，吴蜀无事，这就是征兆。晋康帝建元三年，岁星侵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给哥哥庾冰写信说，岁星侵犯天关，占卜说，关梁应当分离。近来江东没有其他变故，江道也不艰难，而石虎连年两次关闭关口，不通信使，这又是上天愤怒，不分皂白的征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此前荧惑进入南斗，离去后又回来，停留六十天。皇上根据谚语说，荧惑进入南斗，天子下殿逃跑。于是光脚下殿来禳除灾祸。等到听说北魏皇帝西奔，惭愧地说，胡人也应验天象吗？

星事多凶

淮南王刘安根据门客的话，说彗星长满天空，天下兵祸将大起，图谋叛乱，结果自刎，国家被废除。眭孟说大石自立，倒下的柳树又起来，应当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人，结果以妖言罪被杀。赵广汉问太史中懂星气的人，说今年应当有杀戮大臣的事，就上书告发丞相的罪，结果自己因腰斩罪被杀。甘忠可推演汉朝有再次受命的运势，结果以欺君惑众罪下狱病死，弟子夏贺良等人采用他的说法被杀。齐康侯知道东郡有兵祸，私下告诉门人，被王莽所杀。卜者王况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佐，为李焉作谶书十余万字，王莽都把他们杀了。国师公刘秀的女儿刘愔说宫中将有白衣会，结果自杀。西门君惠告诉王涉，说国师公的姓名应当成为天子，于是谋划用所部兵马劫持王莽，事情败露被杀。王郎精通星历，曾经说河北有天子气，结果因僭越称帝被杀。襄楷说天文不利于黄门常侍，应当族灭，结果陷王芬自杀。刘焉听到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请求做益州牧，结果因天火烧城，忧惧病死，儿子刘璋投降给刘备。孔熙先推演宋文帝必将以非正常方式去世，祸由倡优肉欲引起，江州将出天子，结果最终与范晔等人谋反，被弃市，并害死彭城王。郭麘说代替吕氏的是王氏，又说凉州分野有大兵，所以举事，先推举王详，后推举王乞基，结果最终代替吕隆的是王尚，又说灭亡秦国的是晋，于是南逃，秦人追赶并杀了他。刘灵助占卜尔朱氏应当灭亡，又说三月底我必入

译定州，于是起兵，在三月被擒杀于定州。苗昌裔说太祖后来应当再得天下，赵子崧熟闻此说，靖康末年起兵，檄文颇为不敬，最终因被贬而死。明成祖永乐末年，钦天监官员王射成说天象将有改朝换代的变故，孟贤等人相信他，图谋拥立赵王高燧，一并被伏诛。这几人的占卜，不能说没有应验，却恰好因此祸及自身，所以占卜预知未来的方术，只有正直的人可以学习。【胡氏说】考察受命的符瑞，五经都没有这种说法，大概起源于东汉吧？用什么来证明呢？虢国灭亡时，蓐收神告知他们。秦国灭亡时，华阴神告知他们。刘曜灭亡时，佛塔相轮告知他们。苻坚灭亡时，武库兵器告知他们，这都是因为有物凭依。大概改朝换代之际，必定经过大规模杀戮而后安定，事先死去的都是无罪之人，是上天之心所哀怜的。那些鬼神，以宣扬阴阳二气的化育为职责。天下有必然动乱的形势，因此兴起告知世人，使人知道趋吉避凶，并非故意显示灵异以自我夸耀。至于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伟大的上帝，必定选择特别爱护百姓的人而后将天下授予他。汉朝的两位开国皇帝正值天下大乱，能够爱护上天所生的百姓，所以天命归于他们。项羽、樊崇拥有天下大半，不爱护上天所生的百姓，所以天命离弃他们。战争兴起数年之间，上天的意志在用兵之际才决定，不是可以预先确定的，这种事鬼神从哪里得知呢？所以鬼神能说出亡国的征兆，不能说出受命的人。光武帝用符命之说来自神化，所以从此以后，不法之徒多假借符命迷惑众人。如山贼张满兵败被俘，还说谶文误了我，这就是光武帝开启的先例。况且牧野之战的勇猛并非因跃鱼而鼓舞，进入武关的锋芒并非因击蛇而磨砺，黄星在四纪以前升起，似乎有违背助顺之意，野雉在神祠旁鸣叫，又怎符合辅佐贤者的道理。何况张掖石瑞，在晋朝是符瑞，在魏朝却是妖异。青盖入洛，燕马饮渭，不是帝王巡行，而是降旗。赤精的谶言，祥瑞发于济阳，而贺良不知道。僵柳的书文，征兆形成于公孙，而眭孟未识别。由此看来，那些李守的占卜，西门君惠的话语，如同枭鸟在弹丸旁鸣叫，乌龟在网罟内说话，只是加速自己的死亡罢了。上天爱护百姓至极，哪里会留下这些虚妄荒诞的迹象，疑惑误导无知之人接连被杀，必定不是这样。

译《汉书》说，孔子的话，关于人性与天道，是听不到的。而董仲舒被交付狱吏，夏侯胜、夏侯始昌被囚禁，眭孟被诛杀，李寻被流放，这是学者的大教训。【原注】《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又说，星象之事凶险强悍，不是深沉细密的人不能遵循。【原注】《艺文志》。蜀汉杜琼精通术数，起初不观察天文，没有什么议论。谯周常问他原因，杜琼说，想要弄懂这门学问很难，必须亲自观察，识别它的形态颜色，不能相信别人。日夜辛苦，然后才能知道。又担心泄露，不如不知道，所以不再观察了。后魏高允精通天文，游雅多次拿灾异之事问他，高允说，阴阳灾异，很难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恐怕泄露，不如不知道。天下精妙的道理很多，何必急着问这个？游雅才停止。北齐权会通晓风角玄象，学生中有请问的，始终不解说。常说，这门学问可以知道，不可以言说。各位都是贵族子弟，不靠这个进身，何必麻烦问这个。只有一个儿子，也不传授这门术数。【陆氏说】历法推算难而易，占卜验证易而难。历法推算所争的，常在分秒的细微处，不是道理明白心思细密的人不能窥见其门径，然而有现成的方法可以依据而知。占卜验证则占卜的书都在，然而以二十一史来看，有时同样的灾变而事应各异，有时灾变很大却完全没有事应，不是心思通达造化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了。

石虎的太史令赵揽因天文而死，苻生的太医令程延因方脉而死，所以《淮南子》说，好事的人没有不中伤的。【原注】注，中伤。

图谶

《史记·赵世家》，扁鹊说秦穆公醒来后叙述上帝的话，公孙支记录并收藏，秦谶于是出现了。《秦本纪》，燕人卢生出海回来，用鬼神之事，于是奏上录图书，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那么谶记的兴起实际上始于秦人，而在西汉末年兴盛。【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论引《黄帝终始传》。

秦始皇防备匈奴，而灭亡秦朝的是小儿子胡亥。汉武帝杀掉中都官诏狱囚禁的人，而即帝位的是皇曾孙病已。苻生杀掉鱼遵，而代替苻生的是东海王苻坚。宋废帝想南巡湘中，而代替子业的是湘东王刘彧。齐神武帝讨厌见沙门，而灭亡高氏的是宇文氏。周武帝杀掉纥豆陵氏，而篡夺周朝的是杨坚。【原注】见《隋书·王劭传》。隋炀帝诛灭李浑家族，而禅让隋朝的是李渊。唐太宗诛杀李君羡，而变革唐朝的是武则天。周世宗代替张永德，而继承周朝的是艺祖。【胡氏说】考察占卜预测的学问，可信而有证据的好，然而即使有证据，对祸福的定数也没有益处。汉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发生。谷永说，只是日食则妾不见，只是地震则后不见。两者都发生，明显是同类事情不同人。杜钦说，日食，是中宫的部门。地震，是掖庭之中。这一定是正妻妾室争宠而为害的人。杜钦、谷永说法相同，都知道导致灾祸的是两个人，一个正后，一个嬖妾，清清楚楚在眼前，只是不能说他们的名字罢了。后来昭仪姊妹，不是这两个人吗？所谓可信而有证据。然而妨碍继嗣伤害君主的祸害，不在日食地震时，而在永始、元元之间，与绥和末年相距二十多年。当两种异象都发生时，恰好有一个许后代替承受谴责，满朝安然，认为罪过在许后。谷永等人不能说不是许后，所谓对祸福的定数没有益处。嬖妾入宫，处在耳目之前，妨碍继嗣，伤害圣躬，在二十年后。告诫则时间太早，征应则时间太远，这是天意不可知的。李淳风对太宗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那个人已在宫中。李淳风的术数似乎优于谷永、杜钦，却不能指出那个人而除去他。即使知道那个人，未必敢直言。即使直言，未必能决意除去。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可信而没有益处。

孔子闭房记

自从汉朝以后，凡世人所传帝王改姓受命的说法，一切附会到孔子身上。如沙丘的灭亡，卯金的兴起，都说孔子预先知道而预先为之作谶。其书大概不止一种。魏高祖太和九年诏令，从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的，一律焚毁，留下的以大辟论处。《旧唐书·王世充传》，王世充将谋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自称能解图谶，于是上《孔子闭房记》，画一个丈夫持一竿以驱羊，解释说，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王世充大喜。详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图》，今则托之李淳风而不言孔子。【原注】【隋书·艺术传】临孝恭著《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时，计刻则以百刻为一日。今历家每时有十刻，则一百二十刻了。为什么叫百刻呢？说，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三、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谓之大刻。合一日计算，得九十六刻。其不尽者，放一个初初在初一之上，放一个正初在正一之上，谓之小刻，每刻只当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计算，为初

译起初有十二个时辰，作为正初的十二个时辰，又得到四个大刻，加上前面的，总共为一百刻。

译宋人王逵在《蠡海集》中说，关于百刻的说法，每一刻分为六十分，一百刻总共得到六千分。将这些分数散布于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得到五百分。这样，一个时辰占据八刻零二十分，将八刻截断作为初刻、正刻各四刻，再把二十分的零数分为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困学纪闻》所载易氏的说法也相同。

《周礼》中挈壶氏的注解说，漏箭昼夜总共一百刻。【原注】“刻”字最早见于《汉书·宣帝纪》，五凤三年诏书说，神光立刻显现，照耀斋官有十多个刻。又说，鸾凰聚集在长乐宫东阙的树上，飞下停在地面，停留了十多个刻。《礼记·乐记》说，各种度数得到数目而有常法。注解说，百度，就是百刻。《灵枢经》说，漏水下流一百刻，用来区分昼夜。《说文解字》说，漏壶用铜器盛水，刻节，昼夜一百节。《隋书·天文志》说，从前黄帝创设观测漏水，制作器具取法，用来区分昼夜，后来因此任命官员。《周礼》中的挈壶氏就是他的职务，他的方法总是一百刻分配于昼夜。【汪氏说】《左传》昭公五年传，日的数字有十个，所以有十个时辰，也应当对应十个位置。凡是数字以十计算的，古代都用甲乙来排序。而十个时辰则从日中到日昳，其顺序从日中逆数到食时，又逆数到旦时。如果用现在的十二时辰来计算，就是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为十位一、二、三、四的顺序，古代只是将昼夜各分为五个时辰罢了。梁天监六年，武帝将昼夜一百刻分配给十二辰，每辰得到八刻，仍然有剩余分数，于是将昼夜定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完整的八刻。【原注】汉哀帝、新莽时期以一百二十刻为一日，梁武帝以九十六刻为一日。【钱氏说】现在的方法以九十六刻为一日，大概源于萧梁。由此可知，每辰得到八刻，仍然有剩余分数的，是古代的方法。《五代史·马重绩传》，马重绩说漏刻的方法，以中星考察昼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中的二十分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这是自古所用的，现在失传了。以午正作为时辰的开始，向下侵入未四刻十分作为午时，因此昼夜昏晓都失去了正位，请求依照古法改正。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五代会要》，后晋天福三年，司天监上奏说，漏刻经书上说，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玉海》说，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时为正，终八刻三分之一则交入下一个时辰。《国史志》说，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击一次鼓，八鼓后进入下一个时辰的牌子，剩余二十分为鸡鸣，鸡鸣声绝击十五鼓，作为时辰的正位。

雨水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开始下雨，桃花开始开花，黄鹂鸣叫，鹰化为鸠。开始下雨，是说天上降下的是水而不是雪。现在的历法去掉这一句，是嫌雨水作为正月的中气吗？郑康成《月令》注说，《夏小正》，正月启蛰。汉朝起初也以惊蛰为正月的中气。疏引《汉书·律历志》说，正月立春为节，雨水为中，二月惊蛰为节，春分为中。这是西汉末年刘歆作《三统历》将惊蛰改为二月节。然而《淮南子》先雨水、后惊蛰。那么汉朝初期已有这种说法。【原注】《逸周书·周月解》，春三中的中气，雨水、春分、谷雨。而蔡邕《月令问答》说，问者说，既然不用《三统》，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都是《三统》的法度，单独使用它什么呢？回答说，孟春，《月令》说，蛰虫始震，【原注】现在写作振。在正月。仲春开始下雨，那么雨水在二月。因为相合，所以使用它。这说明《三统》未曾将雨水改在惊蛰之前，改它的是《四分历》，【梁氏说】古历以惊蛰居雨水之前，谷雨居清明节之前。从汉朝到现在，雨水先于惊蛰、清明先于谷雨。考察《礼记·月令》疏，说刘歆更改节气名称，洪容斋依据《春秋》疏，说太初时更改，两种说法都不对。《汉书》岁术是依据刘歆《三统历》所载，节气与古代没有不同，那么节气名称的更改不仅不是始于太初，也不是始于刘歆。大概是东汉章帝时，使用《四分历》，才更改的，司马彪《续汉书》可以证明。所以郑康成《月令》注说，汉朝起初也以惊蛰为正月中，汉朝起初以雨水为二月节。《汉书》注说，现在叫雨水，现在叫惊蛰，现在叫清明，现在叫谷雨。郑、班两位先生处于章帝改历之后，特意注释以说明。只有蔡邕《月令问答》说，《四分历》仍然使用《三统》，以惊蛰先于雨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歧异？《礼记》疏有误。现在二月间尚有雨雪，只有南方地热，有正月下雨的。【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纪》，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下雨，大概将下雨视为异常。《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注，启蛰是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启蛰。【原注】王应麟说，改启为惊，大概是避景帝讳。那么应当依照古代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才是对的。【原注】《律历志》又先谷雨，后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中子生母叫义，母生子叫保，子母相得叫专，母胜子叫制，子胜母叫困。《抱朴子》引用《灵宝经》

译说，天干地支中上生下叫做“宝”，下生上叫做“义”，上克下叫做“制”，下克上叫做“伐”，上下相同叫做“专”。把“保”当作“宝”，把“困”当作“伐”，现在的历法家沿袭使用这些说法。

译建除

建除的名称，源自北斗七星。最早见于《太公六韬》，其中说，开设牙门时常要背对建位而面向破位。《越绝书》记载，黄帝初年，执掌辰位而破除巳位，霸王之气显现于地户。《淮南子·天文训》说，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午为定，未为执，申为危，酉为成，戌为收，亥为开，子为开，丑为闭。《汉书·王莽传》记载，十一月壬子日正值建位，戊辰日正值定位。这大概是战国以后的说法。《史记·日者列传》中有建除家。【陆学博说】《抱朴子》记载，进入名山，以甲子日作为开除日，每日由十二个字轮流值班，自古就有，也是月与日相互对应。

解缙在封事中说道，制定历法以明确时节，指导百姓劳作，只需顺应播种的适宜时机，何必使用建除这种谬误？以及方向煞神之说，事情非常没有意义。孤虚宜忌，也都不合常理。关于东行西行的议论，天德月德的书籍，我料想虞舜时代的历法必定没有这类文字，应当记载的，是日月运行、星辰次序，仰观俯察，事情符合逆顺，七政齐一，正是这类内容。

艮巽坤干

历法家天盘二十四时，有所谓艮、巽坤、干的说法，不知其起源。查《淮南子·天文训》说，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南为蹄通之维。北斗指向子，则是冬至。加十五日指向癸，则是小寒。加十五日指向丑，则是大寒。加十五日指向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所以说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向寅，则是雨水。加十五日指向甲，则是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向卯中绳，所以说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向乙，则是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向辰，则是谷雨。加十五日指向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向巳，则是小满。加十五日指向丙，则是芒种。加十五日指向午，则阳气极，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向丁，则是小暑。加十五日指向未，则是大暑。加十五日指向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向申，则是处暑。加十五日指向庚，则是白露降。加十五日指向酉中绳，所以说秋分。加十五日指向辛，则是寒露。加十五日指向戌，则是霜降。加十五日指向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向亥，则是小雪。加十五日指向壬，则是大雪。加十五日指向子。所谓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就是艮、巽、坤、干。后人省略文字，取卦名来对应罢了。

太一

【钱学博说】紫宫太一，就是耀魄宝。所以《隋书·天文志》说，北极大星，是太一座。【又说】历法家称之为太岁。

太一的名称不知始于何时。【原注】吕祖谦《大事记》说，古代的医生观察八风的虚实邪正来治病，因此有太一九宫之说。黄氏《日钞》注《吕氏春秋》太一曰，此时尚未成为神名。【杨氏说】礼必定本于太一，这是太一名称的开始。又《楚辞》有东皇太一。称之为上皇。《史记·天官书》记载，中宫天极星，其中明亮的一颗为太一常居。【原注】《周礼》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禅书》记载，亳人谬忌奏请祭祀太一的方术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是五帝。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于东南郊祭祀太一，用太牢，历时七日，筑坛，开通八方的鬼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设立其祠，常按谬忌的方术奉祀。后来有人上书，说古代天子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三位神，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准许。命令太祝领祭，在谬忌太一坛上，按照其方术。这是太一之祠的起源。《易纬·乾凿度》说，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原注]河图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纵横十五，故曰大一，取其数以行九宫。惠氏说，查九宫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在北，九在南，三在东，七在西，四在东南，六在西北，二在西南，八在东北，五居中，方位与《说卦》相同。《乾凿度》所谓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以十，即大衍之数。刘牧称之为河图。宋姚小彭说现在所传戴九履一之图，乃是《易纬·乾凿度》九宫之法。自有《易经》以来，诸易师未有以此为河图者。郑玄注释说，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是地神【原注】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未。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开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

译从兑宫，由此到艮宫，由此到离宫，运行便周遍了。上游在太一宫休息，然后返回紫宫，运行从坎宫开始，到离宫结束。【原注】后汉黄香作《九宫赋》。《南齐书·高帝纪》依据太一九宫占历推算，从汉高帝五年到宋顺帝升明元年，太一所在的位置。《易干凿度》说，太一取它的数，来运行九宫。九宫中，一是天蓬，用来制约冀州的郊野。二是天内，用来制约荆州的郊野。三是天冲，其对应应在青州。四是天辅，其对应应在徐州。五是天禽，其对应应在豫州。六是天心，七是天柱，八是天任，九是天英，其对应应在雍州、梁州、兖州、扬州。天冲，属木。天辅，也属木。所以木行太过或不及，灾祸就在青州、徐州。天柱，属金，天心也属金。所以金行太过或不及，灾祸就在梁州、雍州。只有水没有对应的宫位。这就是用九宫来制约九分野。《山堂考索》说，汉朝设立太一祠，就是甘泉泰畤。唐朝称之为太清紫极宫。宋朝称之为太一宫。宋朝尤其重视太一祠，因为太一在九宫中飞移，每四十多年迁移一次，所临之地就不发生兵灾疫病，不出现水旱灾害。在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在东南郊立祠祭祀，称之为东太一。在天圣年间，仁宗在西南郊立祠祭祀，称之为西太一。在熙宁年间，神宗建立集福宫祭祀，称之为中太一。

译《宋史·刘黻传》记载，在西太一宫祭祀事件中，奸佞之人进言说：“太一所降临的星分野内会有福气。近年太一从吴地移至蜀地，如果祈禳的说法可信，那么西北坤维之地应当安稳无事。”【原注】此处应为“西南”。如今五六十个州郡，安全的不到十个，战败投降的接连不断，福气在哪里呢？汉武帝在长安祭祀太一，到晚年却因虚耗而遭受祸患，后来才后悔方士的谬误。虽然他的后悔来得不早，但终究比始终不知悔改的人要好。

正月、五月、九月

【阎氏说】宋代王应麟《野客丛书》记载，正月、五月、九月是忌讳之月，其说法尤为详细，应当参考查阅。

唐朝的新法令将正月、五月、九月定为忌讳之月，现在的人沿袭这一习俗，认为不宜在这几个月上任。查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日，下诏说：“从今以后，正月、五月、九月不得执行刑罚，禁止屠宰。”【原注】诏书说：“佛经精妙，清净的业行始于慈悲。道教冲虚，最高的德行在于去除残杀。四季的禁令，不砍伐幼兽和鸟卵。三驱的教化，不猎取前方的禽兽。这是为了推崇仁惠，繁衍万物，建立政令治理国家，都遵循这一道理。我恭敬地承受天命，安抚养育众生，时刻想着养育之恩，不敢忘记警戒和安睡。商汤撤去捕兽的网，希望追随前人的美德；齐宣王舍去牛，确实符合我的本意。从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以及每月的十斋日，都不得执行刑罚。各地公私场合，都应当停止屠宰。”白居易在杭州的诗中说：“仲夏是斋戒的月份，三十天断绝荤腥。”

《云麓漫钞》说，佛教《智度论》记载，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观察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耀南赡部洲，唐太宗推崇佛教，【原注】太宗应为高祖。所以正月、五月、九月不吃荤，百官不发放羊钱。后来因此就不在这几个月上任。《菽园杂记》说，新官上任，应当祭告神祇，必须宰杀牲畜，所以忌讳。我认为，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本是五行家的说法，并非因为屠宰。这种传说已久，也不始于唐朝。《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张融代理祠部、仓部两个曹司，仓曹因为正月是世俗所忌讳的，问太仓是否可以开仓？张融议论说，不应当拘泥于小的忌讳。《北齐书·宋景业传》记载，显祖将要接受魏的禅让，有人说，阴阳书说五月不可入官，犯了忌讳最终会死在位子上。宋景业说：“大王成为天子，没有下一任，难道能不最终死在位子上吗？”显祖非常高兴。【原注】《南史·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五月五日出生，他的祖父王猛说：“从前孟尝君因为恶月出生而成为齐国的相国。”因此五月被称为恶月。又查考《左传》，郑厉公恢复公父定叔的职位，让他以十月入官，说：“这是好月份，凑足盈数。”而颜师古注释《汉书》，李广命运数奇，认为命运单数不双。【原注】《段会宗传》也足以恢复雁门的骑兵。应劭说：“踦就是只。”段会宗从沛郡下任为雁门太守，又因犯法免职，成为单数不双。《霍去病传》记载，各位老将常常滞留不双。那么以双数为良，单数为忌，喜欢双数厌恶单数，古人已经有了。【原注】《后汉书·桓谭传》记载，卜筮中的单双之类，大概古代就有这种术数。《辽史》记载，正月初一，皇帝在窗间掷米团，得到单数被认为是不利的。

《册府元龟》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日下诏，从今以后，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个节前放开屠宰一天。【原注】即中和、重阳二节。

唐朝人正月、五月、九月斋戒，不禁止闰月。白居易有《闰九月九日独饮》诗说：“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可见闰九月可以饮酒。

《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令说：“道家的三元，确实有科条戒律。我曾经精心祈祷，时间也很久了，但起初没有蒙受福气，念头不在这里。本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京城内的人应当有屠宰，命令河南尹李适之负责，全部赎取。那些各部门厨房每日的肉料也责令统计奏报。百姓在这天也停止宰杀渔猎等，以及肉料食用。从今以后，两京及天下各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也应当禁止。又《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日初一敕令，斋月断屠，出自佛教。国家创业，距离梁隋不久。卿相大臣，有的沿袭这种弊端。杀牛的人既然获得厚利，纠察的人暗中接受请求。正因为万物生长之初，适宜断屠三天。历代圣祖忌日断屠一天，仍然照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令三元日各断屠三天，其余月份不禁。这就是道家的说法，是正月、七月、十月，而不是正月、五月、九月，又与武德二年的诏书不同。【原注】现在人所说的三官斋用此说。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习俗每年有三龙祠，常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祀天神，这与三个单月相同。

古今神祠

《史记·封禅书》说，秦雍旁边有百多个祠庙，其中陈宝尤其著名。它的神有时一年不来，有时一年来几次，来时常在夜里，光辉像流星。从东南来，聚集在祠城，就像雄鸡，声音殷殷，说是野鸡夜鸣雌声。又说，雍菅庙有杜主。杜主，是周朝原来的右将军。在秦中最小的鬼神。自从西汉以后，秦

译当时所供奉的神灵毫无灵验迹象。《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军中常有齐地巫师歌舞祭祀，供奉城阳景王以求福佑，巫师狂言景王大怒说：“应当做朝廷的官员，为何做盗贼？”有人嘲笑巫师便立刻生病，军中惊恐震动。《琅邪王京传》记载，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官吏百姓供奉祭祀，神灵多次降下神谕，说官府中多有不便。《魏书》记载，起初，城阳景王刘章因对汉朝有功，所以他的封国为他立祠。青州各郡辗转效仿，济南尤其盛行，多达六百余座祠庙。商人甚至假借二千石高官的车马服饰仪仗，演奏倡乐，奢侈之风日益严重，百姓因此贫困，历代长官无人敢禁止。太祖到达时，【原注】当时任济南相。全都毁坏祠庙房屋，禁止官吏百姓不得祭祀。【原注】应劭《风俗通》说，从琅邪、青州六郡到渤海都邑乡亭聚落，都为他立祠，制作装饰五工千石的车驾，商人依次为他设立服饰印绶，配备官属，烹杀牲畜讴歌，纷乱接连数日，辗转互相欺骗炫耀，说是有神明，其谴责询问祸福立刻应验，历经年代久远，无人纠正。只有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概禁止，政令肃然清明。陈蕃、曹操之后，又渐渐恢复原状。然而考察史书，晋代仍有其祠庙。《晋书·五行志》记载，临淄有大蛇背负两条小蛇，进入汉代城阳景王祠中。《慕容德载记》记载，慕容德到齐城，登上营丘，来到汉代城阳景王庙。而现在并没有其庙宇。《宋书·元凶劭传》记载，用辇车在宫内迎接蒋侯神像，叩头乞求恩赐，拜为大司马，封为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授节钺。苏侯被封为骠骑将军。【原注】胡三省《通鉴注》说，苏侯神即苏峻。《南齐书·崔祖思传》记载，崔祖思任都昌令。跟随青州刺史垣护之进入尧庙，庙中有苏侯神像坐在那里。垣护之说，唐尧是圣人，却与苏侯神同坐，现在想纠正它，如何？崔祖思说，使君如果清除这个座位，那就是尧庙再次除去四凶。于是各种杂神都被清除。《礼志》记载，明帝在鸡笼山建立九州庙，大量聚集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钟山王，苏侯至骠骑大将军。《南史·齐都昏侯纪》记载，迎接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自从诛杀始安王萧遥光后，便加位相国，最后又号称灵帝，车马服饰仪仗完全依照王者规格。《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时，大旱严重，下诏祈求蒋帝神。十旬不下雨，皇帝愤怒，命装载芦苇，想要焚烧其庙。将要点火时，神像上方忽然有云如伞，随即大雨倾泻，台中宫殿都自行震动。皇帝恐惧，飞速下诏追回停止。不久恢复平静，从此皇帝敬畏信奉更深。自从登基以来，未曾亲自到庙，于是备齐法驾，率领朝臣修谒。《陈书·武帝纪》记载，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日，驾临钟山祭祀蒋帝庙。《宋书·孔季恭传》记载，此前，吴兴频繁丧亡太守。传说项羽神为卞山王，居于郡府听事，二千石官员到任，常避开他。《南齐书·李安民传》记载，太守到郡，必须祭祀以轭下牛。李安民信奉佛法，不给神牛，穿着木屐登上听事，又在厅上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李安民也去世，世人认为是神灵作祟。现在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也有卞山王，却也不闻灵验响应。【原注】《魏书》记载，任城王元澄任扬州刺史，到任后毁坏蒋子文庙。梁简文帝集有《吴兴楚王神庙碑》说，楚王既然弘扬释教，只献车牛。这是神牛自武帝时革除的。江总《卞山楚庙诗》说，盛祀流传百世，英威能维持多久？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等神以后出现，反而受到世人崇奉。关壮缪的祠庙遍布天下，被封为帝君。难道鬼神之道也随时代更替吗？应劭说，平帝时，天地六宗以下及诸小神共一千七百所，如今营垒寓所夷灭，宰官器物缺亡。大概物盛则衰，是自然之道，上天或许想要返归根本吧。而《水经注》引用吴猛转述庐山神的话，说神道之事也有转换。从前孔子回答宰我关于黄帝的问题，说生时百姓得其利百年，死后百姓畏其神百年，灭亡后百姓用其教百年，所以说黄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叫柱，食于稷，汤迁走他而祭祀弃。连帝王神圣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鬼之类就更可知了。

译春秋时代，人们还知道滥设祭祀是不对的。所以卫国国君梦见夏代的相，宁子却不进行祭祀；晋国国君占卜桑林之事，荀罃却不祈祷。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河神作祟。昭王不祭祀，说：“夏、商、周三代规定的祭祀，祭祀的对象不越过境内能望见的大山大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是楚国境内能望见的大川。我虽然缺乏德行，但河神并不是我得罪的对象。”到了屈原的时代，沅水、湘水一带却一同祭祀河伯，这难道就是所说的楚人迷信鬼神、越人迷信禨祥，也都兴起于战国时期吗？凭借昭王所不祭祀的对象，却被屈子歌唱，由此可以知道风俗是从哪里开始变化的了。【原注】《云麓漫钞》说，自从佛教典籍传入中国，有了龙王的说法，而河伯就无人知晓了。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日，皇帝下诏说：“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封号，始于唐代。尊贵的名号，历代都有增加。在我看来，这并不恰当。岳、镇、海、渎都是高山大河，从天地开辟以来直到今天，英灵之气聚集而成神灵，必定都是受命于上天，幽深微妙难以测度，哪里是国家的封号所能加封的？违背礼制、不合常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忠臣烈士，虽然可以加封号，也只有在当时为宜。礼制是用来明确神与人、端正名分的，不可以僭越差错。现在应当依照古代的制度，凡是岳、镇、海、渎都去掉前代所封的名号，只用山水本来的名称来称呼它们的神灵。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并改正。历代的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初封的名称作为正式封号，后世溢美之词都予以革除。这样神灵降临之时名正言顺，符合礼制，才符合我依礼侍奉神灵的心意。”其中东岳的祝文说：“神灵有历代的封号，我反复详细考虑，敬畏不敢效仿。”这可以说是卓绝千古的见解。然而到了永乐七年正月丙子日，进封汉秣陵尉蒋君的神灵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为什么不考察圣祖的既定法度呢？

佛寺

晋代许荣上疏说：“我听说佛是清远玄虚的神灵。如今僧尼往往依附佛法，连五戒这种粗浅的法度尚且不能遵守，而迷惑的徒众却竞相敬奉，又侵吞百姓财物来施惠，这也并不符合布施的道理。”《洛阳伽蓝记》记载有比丘惠凝死后复活，见到阎罗王，查阅一个比丘，是灵觉寺的宝明，他自己说，出家之前曾担任陇西太守，建造灵觉寺完工后，抛弃官职出家。阎罗王说：“你担任太守时，歪曲法理、枉法行事，劫夺百姓财物。假借建造这座寺庙，并非你的功劳，何必多此一举？”交付有关部门送入黑门。这虽然是寓言，却是居官者佞佛者的针砭。

梁武帝问达磨说：“我自即位以来，建造寺庙、抄写经书、度化僧人，多得无法计算，有什么功德？”回答说：“并没有功德。”皇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回答说：“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同影子跟随形体，虽然存在却不是真实的。”在佛教中已经有能这样说的人了。

宋明帝将旧宅邸改为湘宫寺，极其壮丽。想建造十级浮屠却做不到，于是分为两座。新安太守巢尚之罢官入京觐见，皇上对他说：“你到湘宫寺去了吗？这是我的大功德，花了不少钱。”通直散骑侍郎虞愿在旁边侍立，说：“这都是百姓卖儿卖妇的钱所建造的，佛如果有知，应当慈悲怜悯。罪过高于浮屠，有什么功德！”【赵氏说】天下迷惑人的邪教，佛教最为严重，其次则是天主教。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各部都信奉佛教，中国也佛教盛行，如西洋的古里国、锡兰国等国，南洋的占城等国，东洋的日本、琉球等国都信奉佛教。其余海外诸国则都信奉天主教了。【严氏说】白莲教，是汉末张鲁的遗留。张鲁父子居住在汉中，用妖术迷惑众人，他们的首领叫祭酒。跟随的人每人出米五斗，当时称为米贼。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这种祸患。近来听说教中也有祖师名号，入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得财物全部均分，用小小的邪术足以迷惑人，所以愚昧的人多被迷惑。然而该教以信奉佛教、念经、持斋、戒杀为名，聚集的徒众多为软弱之人，不堪战斗。【洪氏说】如今楚地所属的百姓，聚集徒众劫掠众人，在一隅之地嚣张跋扈。起初是受白莲、八卦等教迷惑，想要祈福。后来因为地方官员多方挟制，又加上贵州苗民骚乱不安，波及数省，横征暴敛没有限度，愤怒之下不考虑祸患，借起事来逃避灾祸。邪教的蠢动由此产生。【钱氏说】以前读沈继祖弹劾朱文公的奏疏，有“吃菜事魔”的话，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最近读李心传《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我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的风俗，方腊以前，法律禁令尚宽，而事魔的风俗还不甚猖獗。方腊之后，法律禁令愈严，而事魔的风俗愈不可胜禁。州县官吏平时坐着看一切不问罢了，偶尔有贪功或畏事的人稍微追踪查究，那么一方之地流血积尸，至于房屋积聚、山林鸡犬之类，焚烧杀戮，没有剩余。自从方腊平定，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了，应当恻然动心，而思考想要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我听说事魔的人，每乡每村有一二个狡猾之人，称为魔头。全部记录乡村姓名，互相诅咒结盟为党。凡事

译吃菜事魔的人不吃肉食，一旦家中遇到变故，同党的人都会出力来赈济抚恤。大概是因为不吃肉食所以花费节省，因此容易满足。同党的人彼此亲近，因为亲近所以互相抚恤，事情就容易办成。我认为这符合先王引导百姓互相亲近、友爱、帮助的意图，而且甘于淡泊，致力于节俭，具有古代淳朴的风气。如今民众的师长和首领既然不能以此作为施政方针，反而被吃菜事魔的首领窃取，用来蒙蔽迷惑他们的党徒，使大家都把恩德归于魔头，于是又附加上邪僻有害教化的说法。百姓愚昧无知，认为跟随魔头吃饭容易满足，事情容易办成，所以认为魔头的说法都可信而争相归附，这就是法律禁令越严厉却越无法禁止的原因。恳请陛下考虑到百姓迷惑已久，下达哀怜体恤的诏书，使人清楚地知道，不吃肉食所以花费节省因而容易满足，同党的人彼此亲近因而互相抚恤所以事情容易办成，这是自然的道理，并非魔头的力量。至于邪僻有害教化，比如不祭祀祖先之类，则是信奉魔头的罪过。朝廷责令监司，郡县责令太守县令，宣示明晓诏书旨意，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又选择平时言行被乡里信服的人，挨家挨户去告知。其中如果有能至诚用心率领众人归向善道的，给予优厚的奖赏，以激励他们的党徒。希望旧有的习俗听到风声就能发生巨大改变，这确实是一方百姓的幸运。诏令各路帅臣和宪司进行安排处理，不得骚扰生事。由此可知，吃菜事魔，就是现在人所说的邪教。陆游在条对状中说，自古盗贼兴起，如果只是因水旱饥荒，迫于寒冷饥饿，啸聚攻劫，那么只要处置得法，就可以安抚平定，必定不能成为朝廷的大忧。只有妖邪勾结坏人，平时欺骗迷惑良民，结党营私早已确定，等待时机发动，那么他们的危害就不容易预测。鉴于这类人到处都有，淮南称为二禬子，两浙称为牟尼教，江东称为四果，江西称为金刚禅，福建称为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下数十种。明教尤其严重，甚至有秀才、吏员、军兵也相传习。他们的神号叫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称号。身穿白衣头戴乌帽，到处结成社伙。伪经妖像，刻板流传散布。把祭祀祖先当作招引鬼魂，永远断绝血食祭祀。把溺器当作法水，用来沐浴。其他妖邪荒谬之事，难以一一列举。他们互相勾结习染，如同胶漆般牢固。万一暗中发动，令人寒心。【汝成案】现在所谓的教派，到处都有，而各地不同，名目极多，无法穷尽查究。大体上依附佛法，用祸福来迷惑人。他们敛钱聚众，采用的是张鲁的方法。入教的人大多因为迫于穷困，一旦入教就可以传徒敛钱，所以很容易蔓延，有时牵涉到三四个省。煽惑的人多了，狡猾的人趁机利用，偶然被长官的不平之事激怒，于是蠢蠢欲动，其实并非有心背叛朝廷。钱氏所引用的，深深切中实情，古今未曾不同。

译泰山治鬼

我曾考察泰山的渊源，神仙之说兴起于周末，鬼神之说兴起于汉末。《左传》、《国语》中没有封禅的记载，这说明三代以上没有神仙之说。《史记》、《汉书》中没有考究鬼神的言论，这说明元帝、成帝以上没有鬼神之说。《盐铁论》说，古时候平民百姓，只用鱼和豆类祭祀，士人设一座庙，大夫设三座庙，按时祭祀五祀，没有出门祭祀的习俗。如今富贵人家祈求名山大川，杀牛击鼓，戏子歌舞。那么出门进香的习俗，从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自从哀帝、平帝时期，谶纬之书出现，然后才有像《遁甲开山图》所说的那样，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主管生，梁父主管死。【汝成案】《史记·赵世家》中，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云云，那么泰山成为神灵，应当是从霍泰山传讹开始的。《博物志》说，泰山又称天孙。意思是它是天帝的孙子，主管召唤人的魂魄，知晓人寿命的长短。这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如《后汉书·方术传》中，许峻自称，曾经重病三年不愈，于是拜谒泰山请求延命。《乌桓传》中说，死者的神灵归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就像中国人死者的魂灵归于泰山一样。《三国志·管辂传》中，管辂对他的弟弟管辰说，只怕到了泰山治理鬼魂，不能治理活人，怎么办？而古辞《怨诗行》中说，齐度游历四方，名字系在泰山的簿录上。人间的快乐没有尽头，忽然间就归向东岳。曹植《驱车篇》中说，魂灵所归属的地方，逝者对此有所感应。刘桢《赠五宫中郎将诗》中说，常常担心游历岱宗，再也见不到故人。应璩《百一诗》中说，年命已到桑榆之年，东岳与我相期。那么鬼神之说的兴起，大概是在东汉时期吧？

有人说，地狱的说法，本源于宋玉的《招魂》篇。长人、土伯，就是夜叉、罗刹之类。烂土雷渊，就是刀山剑树的地方。虽然是文人的寓言，但意思已经接近了。于是魏晋以后的人，就演绎这种说法，并附会到佛教典籍中。从前宋代的胡寅说，阎立本绘制地狱变相，而周兴、来俊臣得到它，用来助长他们的酷刑。又谁知道宋玉的文章实际上是它的源头，孔子说用俑殉葬是不仁道的，是有原因的啊！

蕃俗信鬼

少数民族的风俗迷信鬼神。匈奴想要杀死李广利。李广利骂道，我死后必定灭亡匈奴？于是匈奴屠杀李广利来祭祀。恰逢连续雨雪数月，牲畜死亡，人民疫病，粮食歉收，单于害怕，为李广利建立祠室。慕容俊在龙城遏陉山斩杀冉闵，山周围七里草木全部枯死，蝗虫大量兴起，人们说冉闵作祟，慕容俊派遣使者祭祀他，谥号悼武天王。那天大雪纷飞。魏太祖杀死和跋，诛灭他的家族。后来世祖西巡五原，回驾途经豺山，校猎，忽然遇到暴风，云雾四面闭塞。世祖感到奇怪而询问，群臣说和跋世代居住在这里，祠冢尚存，或许能导致这种变故。皇帝派遣古弼用三牲祭祀，雾气随即消散。后来世祖搜狩的日子，每次都先祭祀他。大概伯有为厉鬼，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而少数民族畏惧鬼神，则又不能用常情来论断了。

卷三十一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是同一个地方。唐朝的首都在关中，而它的东边是黄河，所以称为河东。元朝的首都在蓟门，而它的西边是山，所以称为山西，都是各自根据京畿附近的地形而言的。【杨氏曰】这只是根据黄河和山而言罢了，如果像顾氏所说，应当说成东河西山了。

古时候所谓的山西就是现在的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萧何安抚山西。《方言》中，从山向东五国的郊野。郭璞解释说，六国中只有秦国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说，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陕西的，都指太行山，因为它在天下之中，所以用这座山来标示地势。《正义》认为是指华山以西，这是错误的。【王氏曰】《后汉书·邓禹传》中，邓禹率领各军大破樊参、王匡等军队，于是平定河东。光武帝派遣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策书中说，前将军邓禹斩将破军，平定山西。这是把河东称为山西。汉代河东、太原、上党等郡都在太行山以西，即现在山西省的太原、平阳、蒲州、潞安、汾州等府，自汉代以来，名称没有改变。有人说只有河东一郡在山西，这很不正确。又郑兴对更始帝说，陛下一旦建号山西，豪杰争相诛杀王莽，打开关门郊迎云云，注解说，山西是指陕山以西。陕，是隘口。侯夹切。大概就是指关中，现在陕西西安等府是。如果《吴盖陈臧传论》中说，山西既定，威临天下。注解说，诛杀隗嚣、公孙述。那么陇蜀都能称为山西，又不只是像郑兴传那样把关中称为山西了。【汝成案】《说文解字》，陕，弘农陕也。夹声。陕，隘口。夹声。王氏引用陕，隘口。侯夹切。这是误把陕当作陕，大概这两个字俗体混淆很久了。

陕西

《续汉书·郡国志》中，陕县有陕陌，【原注】就是现在的陕州。二伯所分，所以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中，黄河水，又向东得到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中，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进军。《北史·魏孝武帝纪》中，高昂率领精锐骑兵在陕西追上皇帝。《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