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考察人们的毁誉，那么真情与虚伪便千变万化。与其听信那些游说之人的言论，何不让他们立下保证来举荐人才？所以臣上奏设立十科来选拔人才，那些公正聪明的人可以担任监察官员。确实知道请托徇私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有人不符合所举荐的标准，就严厉谴责绝不宽恕，那么他们就不敢随意举荐了。【沈氏说】前明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癸未日，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分条议论并申明整顿国子监的规制，其中一条说，八股文不足以完全考察才能，科举科目不足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请求命令礼部官员，访求州县中各类非正统学术的人才，稍微参照宋代司马光十科的例子，有的擅长推算历法，有的精通音律，有的通晓兵法，有的精通文字学，各自设立一科。由府州县贡举进入，礼部考核评定，区分等级，选入两京国子监，可以按照选贡的例子，次一等的给予全额廪膳，一同拨选任用。如果日后太常寺等属官的选拔就从乐律科中选取，钦天监等属官的选拔就从历象科中选取，殿阁中书等属官的选拔就从六书科中选取，幕府参赞等属官的选拔就从兵法科中选取，那么平时培养就有基础，而一旦需要时就像从口袋里拿东西一样容易了。

译贤明的君主在寻求贤才时辛劳，在任用人才时安逸。韩非子说，王登担任中牟县令，【原注】《吕氏春秋》记载为任登。他向襄主推荐了中牟的士人中章和胥已。襄主说：“你见过他们，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他的相室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官职。现在他们无功受禄，君主您是只听信耳朵而未曾亲眼考察吗？”襄主说：“我任用王登，既听信耳朵也亲眼考察过了。王登所推荐的人，我也既听信耳朵又亲眼考察，这样依靠耳目考察人就没有止境了。”这是把握关键的理论。子夏告诫樊迟的话说得好啊，他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唐书》记载，崔佑甫担任宰相，推荐举用只看重是否合适的人选，不自我怀疑畏惧，推行至公之道，每天任命十多人。不到一年，任命的官吏将近八百人，大多被认为恰当。皇帝曾经对他说：“人们说你拟定的官员多是亲旧，为什么呢？”他回答说：“陛下命令臣进拟各种官员，进拟的人必须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如果平时不了解听闻，从哪里得知他们的实际情况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凭借德宗的猜忌多疑尚且能听从他，比近代的君主好多了。【原注】《李绛传》记载，德宗问：“多是公的亲旧为什么呢？”佑甫回答说：“所问的应当是任命得当与否罢了，如果不是臣的亲旧，谁了解他们的才能？那些不了解的人，怎敢授予官职？”当时认为这是名言。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日，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陈恭进言，古代选择任用各种官员，全部由选部负责，因此职任专一而事体统一。近来命令朝臣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恐怕打开私相请托的门路，而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请求令其杜绝，统一归由铨部管理。事情下达后，行在吏部尚书郭琎等人覆奏说：“过去朝廷担心掌管铨选的人不能完全了解人才，所以敕令廷臣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这个法令是很好的。假使有徇私舞弊的，国家法度昭然若揭，谁肯一同触犯？现在陈恭听信流言而阻挠良法，未见其恰当。请求令其照旧，皇帝听从了。”

先生《郡县论九》说，选取士人的制度，在推荐时，大致采用古人乡举里选的意思。在考试时，大致采用唐代身言书判的方法。县举荐贤能之士，每隔一年一人，到吏部考试。成绩上等的担任郎官，没有固定名额。郎官中成绩高的可以出外补任县令。次等的担任县丞，在近郡任用。再次等的回到本县，署任主簿、县尉一类职务。而学校的设立，听任县令与本邑的士人自行聘请，称为老师，不称为官员，不隶属于吏部名册。而在京城，则公卿以上官员，仿效汉代三府辟召的方法，参酌使用。天下的士人，有道德而不愿做官的就为人师表，有学术才能而希望在社会上显露自己的，县令可以举荐他们，三府可以辟召他们，这样也可以不遗漏人才了。有人说，每隔一年一人，功名之路不是太狭窄了吗？教化天下的士人，使他们不竞争功名，是王政的大事啊。况且颜渊不做官，闵子骞辞官，漆雕开未能胜任，曾皙志向不同，又何必追求功名呢！

【姜氏说】后世师儒的教育不明，虽然名声闻于族党却不学习面对墙壁的人往往存在，用这样的人，一旦举荐来治理百姓，授予他们政事，即使想不通过文墨考试，能行吗？大概自从选举与学校不再首尾相连，而一切防范刻薄的事情就产生了。虽然明知法令越繁，弊端越多，士风也日益败坏，然而形势却不得不达到这种地步。魏国黄初年间，三辅议论举荐孝廉，不再限制以经学考试，司徒华歆担忧学业从此废弃。到唐代贞观年间，汴、鄜等州所举荐的孝廉，问以帝王政术、曾参《孝经》，都不能回答。宋太祖开宝九年，濮州推荐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在讲武殿召问，大多不符合诏令，还自称素来能习武，试用骑射，则跌倒失序。太祖想让他们隶属兵籍，都号哭请求免除。不考试而举荐，弊端竟然达到这种地步。所以后世无论贤良、文学、孝弟、力田各科，一概用文墨之事考试，也是形势使然。等到极端时，则高科厚禄都取决于方寸之纸，而竟然不再过问其立身的根本了。这是末流的弊端越趋越远，以至于无可奈何的地步。

防范

《隋书·酷吏传》记载，厍狄士文担任贝州刺史，凡是有出入，都封署其门，僮仆不敢外出。这是今天做官的通例，而史书认为是异事，难道不是当时法制虽然严格，而防范不如今天严密吗？末世人们习惯浇薄欺诈，防范日益严重，稍不禁戒，则奸邪之徒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官到任，以防范为第一要义。然而我认为只是没有至公之心来驾驭罢了。《世说新语》记载，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嗣宗从容说，曾经游历东平，喜爱那里的风土，愿意担任东平太守。文王顺从他的意思。阮嗣宗骑驴径直到郡，到任就拆毁府舍的各种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发布教令，一郡清肃。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去。唐代姚合担任武功尉，他的县居诗说，天天门不关闭，长像在山中时。在旷达之士尚且这样做，何况大贤呢？

《大唐新语》记载，姜晦担任吏部侍郎，性格聪悟，识理体。旧制，吏部舍宇全部布置荆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等到姜晦主管选事，全部清除。大开铨选之门，表示无所禁止。有私相引荐安置的

译（王）晦总能预先知晓，召来审问，（那些人）没有不认罪伏法的。起初，朝廷认为王晦改变了以前的规矩，都以为不可行。最终选拔任用得当，贿赂之风得以遏制，满朝文武都赞叹信服。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日，皇上对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人说：“我起初在文书档案上设置关防印记，本意是为了杜绝欺骗蒙蔽，防范奸邪伪诈，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如果是正直的君子，哪里用得着这些呢？从今以后，六科的关防印记全部撤销，并行文通知各衙门，让他们知道我的意思。”

封驳

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只听顺耳之言而无人违抗更大的了。齐景公在国都宴饮赏赐，受万钟俸禄的有三个人，受千钟俸禄的有五个人。命令下达了三次，负责统计的职计官都不服从。景公发怒，下令免除职计官的职务。命令又下达了三次，负责司法的士师官也不服从。【原注】此事见于《晏子春秋》。这正是《诗经》中“畜君”（约束君主）那首诗所作的原因。汉哀帝封董贤为侯，丞相王嘉将诏书封还。【原注】胡三省说，后世给事中封驳诏书的制度源于此。东汉钟离意任尚书仆射时，多次封还诏书。从此封驳之事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尚未成为专职。唐代制度，凡是诏令敕书都要经过门下省，如果有不便之处，可以封还。而给事中拥有驳正违失的职责，这在《唐六典》中有明确规定。【原注】《唐书》记载，给事中在汉代是加官，到唐代隶属于门下省，让他们驳正奏章抄件，涂改删削诏令中不便之处。像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谟、郑肃、韩佽、韦温、郑公元等人，都因封还敕书而在史传中留名。也有被召见当面慰谕的，如唐德宗对待许孟容。也有被宦官嘉奖慰劳的，如唐宪宗对待薛存诚。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任职，对于不可行的制敕，就批写在黄纸后面。官吏请求另外连缀白纸，李藩说：“另外用白纸，那是文书状子，怎么能叫批敕呢？”唐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派宦官赐给他符节，给事中萧仿封还了制书。皇上正在奏乐，来不及另召，宦官派优伶追回符节，到了李燧门前又返回。臣子执法的正直，君主纳谏的明智，由此可以一同看到。【原注】唐德宗时，卢杞被量移为饶州刺史，制书发出，给事中袁高执持不下。提拔浙东观察判官齐总为衡州刺史，给事许孟容封还诏书。唐宪宗末年，皇甫镈奏请削减内外官员俸禄以资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唐穆宗时，任命李训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回制书。提拔刘士泾为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封还诏书。唐文宗时，赦免犯赃罪的官吏，给事中狄兼谟封还敕书。唐宣宗时，赦免康季荣擅自使用官钱，给事中封还敕书。唐懿宗时，贬谪右补阙王谱，给事中郑公元封还敕书。五代时期制度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日，才恢复给事中的封驳职权。而司马池仍然认为门下省虽然有封驳之名，但诏书一概由中书省以下发出，这并不是用来防止过失的做法。【胡氏说】考察唐代的政事堂，是宰相执政议事的地方，原来在门下省，后来移入中书省。因为门下省是给事中所居之地，中书省是阁臣所居之地。唐代给事中有封还诏书的惯例，对于宰相的建言，按理可以驳正。不在门下省议事，而在中书省议事，乃是阁臣志在独揽大权，不让门下省参与听闻，因而无从驳正。等到取得中旨，然后才封还，那时局势已经难以挽回，甘愿缄默的人就多了。这是宰相执政巧妙持权的方法，一定是宗楚客、李林甫这类人所为。明代虽然罢免了门下省的长官，但单独保留六科给事中，来掌管封驳的职责。圣旨必须下发到六科，如果有不便之处，给事中驳正到各部，称为“科参”。【原注】比如所说的抄出驳之、抄出寝之就是如此。六部的官员没有敢抗拒科参而自行其事的，所以给事中的官阶低微但权力特别重。万历年间，皇帝深居九重，沉默寡言，泰昌以后，国家议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依靠抄参的力量，【原注】天启六年，大理寺正许志吉因请求旌表母亲节操的事，被礼科右给事中张惟一抄参。许志吉上疏申辩，奉旨，参驳是科臣的职责，许志吉用险恶言辞掩饰辩解，被罚俸三个月。这是现在的人所不知道的了。

《元城语录》说，王安石推荐李定时，陈襄弹劾他，李定尚未上任。不久李定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了任命文书，辞职，【原注】《清波杂志》记载，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诏书。富弼任知制诰时，封还刘从愿妻子遂国夫人的任命词头。后人于是沿袭这种做法。中书舍人缴还词头从此开始。罢免了李定。接着轮到吕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苏子容，又封还。重新上奏，再次下发，反复了七八次。苏子容和吕大临都被罢免职务，只保留奉朝请的虚衔，名誉显赫。这是祖宗的恩德润泽，百余年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被杀三人，却仍然像起初一样执笔记录有什么不同？

部刺史

汉武帝派遣刺史巡视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升称职或不称职的官员，审理冤狱。用六条来查问事情：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规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背公向私，旁门左道谄媚牟利，侵吞百姓财产，聚敛作奸。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体恤疑难案件，煽动逼迫杀人，发怒时随意用刑，高兴时随意赏赐，烦扰苛刻残暴，剥削百姓，

译所纠察的，是山崩石裂、妖异祥瑞及讹诈谣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苟且迎合自己所喜爱的人，遮蔽贤能，宠信顽劣之徒。第五条，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倚仗权势，向所管辖地区请托办事。第六条，二千石官员违背公道，向下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损害政令。又规定年终可以乘坐传车奏报事务。职位低微而使命尊贵，官职小而权力重，这是以小制大、内外相互维系的本意。【原注】《元城语录》记载，汉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刺史，管辖十三州，秋季巡行郡国。秩级为六百石，却能检举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其权力最重。秩级低微则其人激昂奋发，权力重大则能实现志向。【王氏曰】刺史权力重大，但在内部隶属于御史中丞。陈咸任御史中丞时，总领各州郡的奏事，考核评定各位刺史。薛宣任御史中丞时，执法于殿中内外，总领各州刺史。薛宣多次陈述政事上的便利措施，举奏各州刺史、郡国二千石官员，所贬退和所进用的人，黑白分明，就是这种情况。这制度原本从秦朝派遣御史出外监察各郡开始。《史记》说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中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大概是在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初就已经设立这种制度了。【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监御史是秦朝的官职，掌管监察郡县。汉朝废除，由丞相派遣属吏分派到各州刺探，不是常设官职。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部刺史，掌管奉诏按条察举各州，秩级六百石，共十三人。成帝末年，翟方进、何武才说按照《春秋》大义，应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不用卑贱者凌驾于尊贵者之上。刺史位同下大夫，却凌驾于二千石之上，轻重不相称。请求罢免刺史，改设州牧，秩级二千石。而朱博认为按照汉朝旧例，设置部刺史，秩级低微而赏赐优厚，都能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州牧秩级实为二千石，位次仅次于九卿。九卿缺额时以高第者补任，其中才能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罢了。恐怕功效衰退，奸邪之人不能制服。于是罢免州牧，恢复设置刺史。【原注】《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灵帝时期政教衰败缺失，四方兵寇四起。刘焉认为刺史威权轻，建议改为牧伯，请求选拔重臣担任此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州牧职权之重从此开始。刘昭的议论认为，刺史监督纠举不法之事不过六条，乘坐传车周游各地，没有固定的治所，秩级仅六百石，未产生凌犯上级的祸端。成帝改为州牧，其祸端才开始扩大。【原注】唐代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说，汉朝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不法之事，通籍于殿中，乘坐传车奏事，居无定处，权力不直接统治百姓。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州牧的设置，才能平庸者仅能循资历自保，强者甚至专权割据土地。【原注】《新唐书》记载，李景伯任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俌商议，说现在天下各州分属都督，都督专断生杀刑赏大权。如果任命不当，则权力过重祸端滋生，不符合强干弱枝的原则。希望罢免都督，保留御史，按时按察，秩级低微而责任重大，以制约奸邪之人，这样方便。于是停止设置都督。然后才知道刺史六条是百代不变的良法。而现在的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是符合古人本意的。【原注】《唐书》记载，监察御史掌管分察百官，巡按州县。其优点在于一年一任。太守县令的官职不可以任期短，但监临的职务不可以任期长，任期长则感情亲近而弊端产生，威望轻而法律被玩弄，所以一年一任的制度，又是汉朝法律所不及的，而察吏安民的功效已在二三百年间显现。【原注】唐代李峤请求在十个州设置一名御史，以一年为限，使其亲自到属县，或进入乡里，督察奸邪讹诈，观察采集风俗，此法正是明代所实行的。至于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受贿不法，这只是这些人不称职罢了，不能因为太守县令的贪婪残忍而废除郡县，难道因为巡按官员的浊乱而停止御史制度吗？至于秩级仅七品，与汉朝六百石的制度相同。《王制》记载，天子派遣大夫作为三监，监察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金华应氏说，方伯是天子委任以总领外务的人，又有监御史来监察他们，大概是因为方伯权力重大容易专断，大夫地位卑微则不敢放肆。这是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统属的深意，何必担忧轻重不相称呢？如果不通达前人立法的本意，而轻易议论变更，没有不招致祸乱而制造事端的。我在汉成帝、哀帝之际，看到了汉朝治理的无方了。

译唐朝自太宗贞观二十年，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共二十二人，依据六条规定巡察四方，罢免或提升官吏，皇帝亲自临朝决断，郡守以下因贤能而被提拔的有二十人，因罪被处死的有七人，被流放以下及被免职罢黜的有数百人。此后频繁派遣使者，有的称为按察，有的称为巡抚。到玄宗天宝五载正月，任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人分道巡视天下风俗及罢免提升官吏，这就是“巡按”这一名称的由来。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日，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书说：我思虑百姓，心意必定遍及天下。自古以来的好长官，恩福犹如滋润京城。因此历次选拔各地长官，寻求杰出的统领。岂止是刺探考察，还将委托他们安抚宁静。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人，责任寄托已深，名声与实绩兼备。都通晓治理之道，更加巩固公正之心。有的虽头发花白但精力不衰，有的如白圭般毫无瑕疵。可以规范郡国，使百姓安康。近年以来，数个州郡歉收，导致流民增多，怎能不令人牵挂？而官吏有的不畏法不仁，不安分不便民。确实需要纠正过失，关键在于任用贤能。希望消除疾苦的根源，以符合中正之道。如果法令在一道施行，利益便惠及万人。我设置官职，以等待有才能的人。【原注】唐开元年间，有人建议选拔郡守县令，停止采访使。姚崇上奏说，十道采访使尚未完全得人，天下三百多个州县，数量多倍，怎能保证郡守县令都称职？

于文定在《笔麈》中说，元朝的风纪监察制度，在内诸司有不法行为者，由监察御史弹劾；在外诸司有不法行为者，由行台御史弹劾，这就是如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的制度。只是所谓的行台御史，终究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返回治所，这是长官差遣，并非朝廷直接任命，其地位较轻。本朝御史统属于内台，奉命出巡，一年更换一次，与汉朝派遣刺史的制度相同，唐宋以来都不及此。【原注】唐中宗神龙二年，派遣十道巡察使，诏令每两年更换一次。韦忠谦说，御史一出，应当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本朝多有这样的人。

《金史·宗雄传》记载，自熙宗时，派遣使者考察官吏治绩的得失。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遣一次负责罢免提升官吏的使者。所以在大定年间，郡县官吏都奉行法律，百姓繁衍滋生，号称小康。章宗即位，设置九路提刑使。【原注】这就是如今的按察使。

六条之外不察

汉朝时，部刺史的职权不过是用六条来考察郡国罢了，不应当干预郡守县令的事务。【原注】《三国志》中，司马宣王回复夏侯太初的信说，秦朝没有刺史，只有郡守长吏。汉朝虽然有刺史，只奉行六条而已，所以刺史乘坐传车，其属吏称为从事，没有固定的治所，属吏不成其为臣属，后来才转变为正式的官署。所以朱博任冀州刺史时，告诫官吏百姓，想要告发县丞县尉的，刺史不予考察，黄绶官各自前往郡府。鲍宣任豫州牧，因审理诉讼超出诏书规定的六条而被弹劾。而薛宣上疏说，官吏多行苛政，政教烦琐细碎，大抵过错在于部刺史。有的不遵循职守，举措各凭己意，过多干预郡县事务。《翟方进传》记载，翟方进升任朔方刺史，为官不烦苛，所考察的符合六条规定就举发。自从刺史的职权向下侵扰，郡守县令才开始难以作为，天下事务就像梳理乱丝一样更加混乱了。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告诫治理江西的监察御史花纶等人，从今以后，只有官吏贪污受贿、卖法枉法及案情重大的，按法律逮捕审问，其他小事不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

秦朝设置御史以监视各郡。汉朝废除，丞相派遣史官分赴各州刺探，不常设。汉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后，刺史持节都督。【原注】《魏志》说，自汉朝末年以来，刺史统管各郡赋税政务于外，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司察的职务而已。汉朝时只有十三州。到梁朝时，南方偏安之地就设置了一百七十州。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郡，以州统县，【原注】《杜氏通典》说，以州治良，职权如同郡守，不再有刺举的职务。从此刺史的虚名存在而实职废除。后来虽然有刺史，都是太守的互称，【原注】有时改郡为州，才称为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则称为太守。其实是一回事。并非旧日刺史的职权，只治理一郡罢了。由此说来，汉朝的刺史如同如今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的刺史如同如今的总督，隋以后的刺史如同如今的知府及直隶知州。【原注】《新唐书·地理志》说，唐朝兴起，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浩杨亿上疏说，昔日秦朝开郡置守。汉朝以天下分为十三郡，任命刺史统领。此后因郡改为州，似乎太守改为刺史。降及唐朝，也曾变更，没过几年，又恢复旧制。如今多任命省署官员出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贰。这是权宜之计，岂能作为长久的准则？臣请求各州都设置刺史，根据户口多少确定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等等级，品秩制度大致

译依照旧制，与常参官相比照品级资历。官员调动升迁，省去通判的名目，只设置从事的职位，建立廉察使府来统领，依据地图来划分区域。过去太平兴国初年，下诏废除支郡，是出于一时的考虑。十国相连，后周的制度尚存。一道设置长官，唐朝的制度可以寻考。至于政令的推行，风俗教化的施行，先到达府，由府到达州，由州到达县，由县到达乡里，从上到下，由近及远，好比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提起网的总绳则众目张开，振动物品的领子则群毛顺理。由此说来，支郡不可废除的道理就很明白了。臣请求恢复设置支郡，隶属于大府，根据地理情况来分割，如同漕运系统的统领，名分有伦常，官职事务自然能办好。又看到唐朝制度，内外官员除了俸钱之外还有禄米、职田，又供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等役人，各自根据官品高低确定人数，每年征收他们的租税以资助家用。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来供给公用。自从唐末战乱，国家用度不足，百官俸钱都减半，其余额外供给的一切暂时停止。现在地方官员在减半的俸禄中还要扣除“除陌”税，又在减半俸禄的三分之一中，有三分之二用其他物品抵充，拿到市场上变卖，十成中只能得到一两成，尚且不够糊口，哪里谈得上代替耕种呢。过去汉宣帝下诏说，官吏能勤勉办事而俸禄微薄，想让他们不侵扰百姓，是困难的。于是增加官吏俸禄，载入史册。私下看到如今那些年轻时入朝做官，贡献力量担任职位的人，他们的俸禄不能养活九口人，比不上周朝的上等农夫。他们的禄米不曾达到百石，比不上汉朝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地位没有比这更高的，每月俸禄收入不及军中千夫长，这难道是考察古制的意思吗？请求今后百官俸禄杂项供给都遵循旧制，既然使他们的收入丰厚，就可以要求他们廉洁自守。官员且限制在定员之内，按理应当比旧日费用减少。观察这些，那么当今所沿用的大致都是宋朝遗留的弊病了。【杨氏说】俸禄微薄，从宋朝开始就是这样，天下之所以缺少守法循理的官吏，原因就在这里。

译知县

知县，并非县令，而是让他管理县中的事务。【原注】“知”就是“管”的意思。杜佑《通典》所说的检校、试、摄、判、知等官职就是这类。唐代姚合任武功县尉时，作诗说：“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也称其为“知印”，这个名称始于贞元年间以后。起初还带一个“权”字。白居易文集中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说：“华阴县令去世，正值非选补之时。”【原注】唐代制度，凡是选官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唐皎传》记载，贞观年间，唐皎任吏部侍郎。在此之前，选官在四季进行，没有期限。唐皎请求从冬初开始，到季春结束。后来便成为定法。征收赋税、勉励农耕，政务不可缺失。前任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长期辅佐本府，颇有勤勉的政绩。属县的利弊，你务必全面了解。宜暂借铜墨之权，试用你的才能，待有所建树，再议正式任命。这就是“权知”，并非正式的名称。至于普遍设置知县，则始于宋初。《本朝事实》说，五代任用官员，凡是曹掾、簿尉中那些狭隘无能，乃至昏庸老迈不能驱使的人，才任命为县令。所以天下的县邑，大多治理不好。横征暴敛，恶劣行径万状。至于戏谑之言，多以县令为笑柄。【原注】魏泰《东轩笔录》同。

建隆三年，才开始任用朝官担任知县。其间又参用京官，或幕职官担任。《宋史》说，宋初，内外所授官职多非本职，只以差遣作为资历，历经建隆四年，下诏选拔朝士，分别治理繁剧的县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佑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治理县政从此开始。又说，起初州郡多缺官，县令的选拔尤其低劣，多为清流所鄙薄，每当不得调任时，便下诏吏部选拔幕职官担任知县。从此以后，便废除县令而设置知县，沿用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说，唐代制度，县令空缺，由佐官代理县令，称为“知县事”。李翱任工部时，志文中说“摄富平尉知县事”就是此类。如今差遣京官称为知县，差遣选人称为县令，与唐代不同了。

宋代结衔，称为“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因为他们本来不是该府、该州、该县的正式长官，而是代理其事，所以这样说。【原注】《山堂考索》记载，宋太祖开国，召集各镇将领会集京城，赐宅第以留住他们。分别命令朝臣出守各郡，号称“权知军州事”。“军”指兵事，“州”指民事。于慎行《笔麈》说，宋代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拔朝官知县，小县三千户以下选拔京官知县，所以知县与县令不同，是以京朝官的衔头知某县事，并非外吏。如建隆三年，冤句县令侯陟因清廉干练闻名，提拔为左拾遗知县事就是此类。如今直接说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知县，文辞重复而意义错误了。

北齐治理县政，多用卑贱之人。至于士人阶层，以担任百里之官为耻。【原注】见《北史·元文遥传》。五代选拔县令，必定都是鄙陋猥琐之人。自古以来，将社稷百姓寄托给庸俗琐碎之人的，有这两次失败。以今比照古代，恐怕相同。【汝成案】五代任用官员，凡是狭隘无能者才任命为县令，其庸俗琐碎是适宜的。宋代则总掌民政，劝课农桑，有驻军则兼任兵马都监或监押，开始任用朝臣为知县，其间又参用京官或幕职官担任。天圣年间，天下多缺官，而县令选拔尤其低劣，贪婪庸碌、年老懦弱长期不得调任的人，便成为县令。众人多次言说其危害百姓，于是下诏制定举荐之法以加重县令选拔。然而自政和以后，士大夫都轻视县令之选，吏部两次选任不注录的很多，那么想要得到合适的人就很难了。章俊卿说，在雁鹜（指胥吏）之间弄权，倚仗法律像鹰虎一样暴虐，像溪壑一样贪婪地索取，像星火一样紧急地催逼。名义上带着劝农的职责而实际不符，职权寄托在经营农田而事情不讲求。科罚的赋税，私自收入作为己物。沾籍（指籍没财产）之法，轻率使用作为自己的威势。又说，一握州郡的符节，便放纵贪欲。诉讼文书不问曲直，监狱市场不究是非。穷昼彻夜，只求钱财。县道既极度煎熬，民间又难以催索。于是实行一切权宜之政，依据无根之词。打开告发之门以罗织无罪之人，设置罗织之狱以陷害富民。守令的过失大致可见于此。后来金、元也沿袭其弊端。然而自宋至元，其间并非没有廉洁威严、慈爱能干可称道的人，只是都重内轻外，于是贤者鄙夷，职事多昏庸贪浊。前明尤其重视进士，乡举以下，不得嘉奖提拔，而天下吏治视出身轻重，败坏尤甚。先生《郡县论》因此多有愤激之谈，大概由此引发。

知州。

宋代叶适说，五代的祸患，专在藩镇。宋太祖思虑安定天下，认为不削弱节度使，则祸患不息。于是暂设通判，以监视统辖刺史而分其权柄。命令文臣权知州事，使名义似乎不正、任期似乎不久，以减轻其权力。【原注】宋敏求说，凡是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建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这是以四品官临五品州。同品为知，隔品为判。此后只有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担任判官，其余都

译知州。监当官负责管理榷税，都监统领军队，而太守【原注】就是刺史。他们只是呆板地空管着城池，受理诉讼罢了。各镇的将领都束手听从命令，退休回到京城担任宿卫，昔日节度使的祸害全都消除了。于是四方万里之外的地方都尊崇京城，朝廷的文书早上下达，傍晚就汇报执行情况，事务的伸缩缓急，都掌握在朝廷手中。这是宋朝初期本来设有刺史，另外设置知州来取代其权力。后来就废除刺史而专门任用知州，把原本临时设置的名称变成了固定的官职了。

译《新唐书》记载，唐宪宗元和初年，李吉甫担任宰相。他担忧藩镇势力强大专横，便从容地向皇帝进言，说如果让所属郡县的刺史能够自主施政，那么社会风气教化就可以成就。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出十多名郎官出任刺史。宋太祖让京官来统制州县，大概是从赵公开始开创这一先例的。

知府

唐代的制度，京城的郡才称为府。到了宋代，凡是曾经作为潜邸（皇帝即位前的封地）的地方都升格为府。宋初，太宗、真宗都曾担任过开封府尹，后来没有继任者，于是设置“权知府”一人，由待制以上的官员充任。【原注】《皇朝政略》说，凡是任命知府，必定带上“权”字，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及杂学士如果是待制，也只是暂时派遣而已。陆游《渭南集》说，权知府是从李符开始的。崇宁三年，蔡京请求罢免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员。牧由皇子统领，尹由文臣充任。由此可见，权知府是为了避讳京尹的名号。现在直接任命为知府，是不对的。【杨氏说】朝廷的制度，历代不沿袭前代，即使称为知府又有什么妨害呢。

守令

所谓天子，是执掌天下大权的人。他如何执掌大权呢？就是把天下的权力寄托给天下的人，而权力最终归于天子？从公卿大夫到百里之地的县令，哪怕是一命的小官，无不分割天子的权力，各自治理自己的事务，而天子的权力反而更加尊贵。后世有不善于治理的人出现，把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收归上层，然而万事纷繁广泛，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掌控的。【原注】沈约在《宋书》中评论说，孝建、泰始年间，君主威权独自运转，闲置百官，权力不向外假借，然而刑罚政令纠葛杂乱，道理难以遍及通达。于是权力转移到了法律上，因此制定很多法律来禁止防范。虽然大奸大恶之人有所不能逾越，但贤能智慧的臣子也无法在法律之外效尽微薄之力，大家只是战战兢兢地奉行法律，以求没有过错罢了。于是天子的权力不寄托于人臣，而寄托于吏胥，所以天下最紧急的，是亲近百姓的守令官员。而当今最没有权力的莫过于守令，守令没有权力，百姓的疾苦无法上达，怎么能指望他们实现太平、延续国运呢！《尚书》说，元首琐碎烦杂，股肱懈怠，万事就会败坏。大概到了守令日益轻贱，而胥吏日益重要的地步，天子的权力已经被剥夺，国家就不再是它的国家了，还谈什么政令呢！削减考核功绩的繁杂条款，遵循长期任职的成效，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并赋予他们权力，或许守令贤能而民事得以治理，这是当今的急务。【汝成案】法令不修明，德教依附于何处？自古循良官吏没有比两汉更盛的，宣帝仁政布化，除害兴利，打击豪强，追捕盗贼，恩威并行，边疆安宁。这确实是法律简略、权力专一，得以自主措施的效果。然而其中贪婪残酷、阴险卑污之人，依仗宦官，结交外戚，暗中倚仗强大援手，肆意违法，宾客子弟广泛收受贿赂，升降生死，任凭个人恩怨，前史所记载的，几乎占良吏的一半，这难道不是由于权势过重吗？只是汉代骑士隶属于太守，得以自行征发，不失时机，奸邪之人被消灭，郡国安宁，这比唐宋高出很多。考察前明初年没有考察制度，弘治后才确定条目，称为贪、酷，为民害；称为不谨、罢软，戴冠带闲住；称为老、疾，退休；称为才力不及、浮躁浅露，降调外任。起初并非不综合考核，以兴治理，后来法律存在弊端产生，也是势所必然。至于吏胥执掌苛刻细微的条款，作为出入营私的资本，窥探官吏的短长，哪个朝代没有呢？这在于仁明君主，根据事情决定取舍，如果一定要完全削减考核功绩的繁杂条款，反而恐怕执行法律不通畅，法律之外或许会有偏颇轻重。

元代吴渊颖在《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中说，当今世道，每以三年作为守令任期届满，还不足以刷新郡县的耳目就离任了。更何况用人不能专门辟举，遇事不能专门议决，钱粮全部被官府拘束而不能专用，军队不从民间产生而不能参与听闻。大概古代治理郡县的人，自行辟举令丞，唐代的大藩镇，也多自行辟举幕府僚属。所以太守主管一郡的事务，有的掌管财政，有的审理刑狱，各有分工，太守不烦劳而政事自然治理。虽然县令主管一邑，县丞则辅助治理并掌管农田水利，主簿掌管文书，县尉督捕盗贼，县令也不劳累，只是独自议论政事的当否而已。现在从一命小官以上，都出自吏部，遇到一件事，公堂上签字画押，甲说是乙说否。吏胥或许借此作奸犯科，勾稽文书，修补漏洞、涂改岁月，填塞供词，而更加不能详尽了解百姓的情况。【汝成案】守令、胥吏与各部长官的胥吏相互勾结作恶，而治理大为败坏。就像交易之家不自己管理而把事务托付给奴隶之手，有权势之家不自己掌握而把职责委任给左右之人。至于唐代的赋税，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军队则郡有都试，而只由太守调遣。宋代兴盛时，每年有常贡，官府所在之处，用度有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所以士人都乐于其职而急于建功。军队虽然不及唐代，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训练击刺，各自保卫乡里，敌人到来即出发，而郡县本来兼领的。现在则官府以钱粮为重，不留余款，常俸甚至不能自给，所以多有赃吏。军队则从近处戍守到远处，既成为客军，名册伍符各有统帅

译只是知道坐着吃郡县的租税，但这已经不再属于郡守县令的职责范围了。征辟官吏、处理政务、管理财政、治理军队，这是郡县的四种权力，而现在都不能由郡县专断，因此上下级的体制虽然看似相互维系，但政令却不统一；法令虽然看似可以遵守，但议论却不一致。担任郡守县令的人既然不能胜任其职，想要商议法律之外的变通办法，必定会因循守旧、习以为常，避嫌碍例，从而都无法有所作为。更何况，古代有“三时耕种，一时讲武”的便利之法，如今兵农分离日益严重。遇到一年收成不好，郡县的租税全部达不到定额，军队没有现存的粮食，东挪西借，仓库空虚，而郡县也没有多余的积蓄以备使用。如果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乡里萧条凄凉，农民面有饥色，而郡县尚且不能进行赈救，只能坐视百姓流离失所。因此，说到处理政务，事权不在郡县；说到兴办利事，利权不在郡县；说到治理军队，兵权不在郡县，还怎么能再谈论富国裕民的道理呢？必须将这四者的权力统一归还给郡县，那么郡守县令必定能胜任其职，国家可以富强，百姓可以富裕，而士兵和农民也都能各安其业了。

译宋理宗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上奏说，当今挽救弊政的策略，主要方面有四点：应当采纳夏侯太初合并州郡的建议，使县令能够直接向朝廷通达；采用宋元嘉六年的断案之法，使县令能够专心于安抚百姓；效法宋太祖让朝廷官员出任县令的典制，以加重他们的权力；遵循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意旨，以激励他们的气节。然后再为他们厘清田界，明确户籍，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裁减横征暴敛。这几条建议，在当今也可以采纳施行。

《旧唐书·乌重胤传》记载，元和十三年，乌重胤任横海节度使。他上奏说：“我认为河朔地区之所以能抗拒朝廷命令，其大致原因可以看清。这是因为刺史失去了职权，反而让镇将统领兵事。如果刺史各自能履行职分，又拥有镇兵，那么节将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奸诈，难道能占据一个州来反叛吗！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廷命令，只是因为剥夺了刺史、县令的职权，自己专断威福罢了。我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经发出公文，将职权归还给刺史，各州的军队，也都命令刺史收管。”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法制得以修立，各自回归名分。此后虽然幽、镇、魏三州沿袭河北旧习互相更替，但在沧州一道，唯独听从朝廷命令、接受更替，这都是因为乌重胤的处置使得然。

祖宗朝，凡是担任大府知府职务的人，多有赐予敕书，但这没有固定的惯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要赴任，因为廉州紧邻珠池，是交趾的咽喉要地，近来被广西流寇攻陷城池，百姓困苦凋敝，特别请求赐予敕书。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沈氏说】况钟在苏州府任职，也赐予敕书。吉安府知府许正要赴任，因为吉安多强宗豪右，诉讼繁多，也请求赐予敕书，使他能够权宜处置。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

刺史、太守、郡相得以召见

两汉兴盛时期，尤其重视太守。史书说，汉宣帝任命刺史、太守、郡相时，总是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语。有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吧！”当时太守常能得以召见，有时赐予玺书，君臣之间，关系并不疏远隔绝。汉文帝对季布说：“河东是我的股肱之郡，所以特别召见你。”汉武帝赐给严助书信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你要用春秋大义来回答我，不要用苏秦那样的纵横之术。”赐给吾丘寿王书信说：“你在朕面前的时候，智略汇聚。等到你担任连接十余城的太守，肩负四千石的重任，【原注】颜师古说，太守、都尉都是二千石。现在寿王担任都尉，不设太守，所以说四千石。职事全都荒废，盗贼横行，很不称职，与你从前在朕面前的表现相比，为什么这样呢？”光武帝慰劳郭伋说：“贤能的太守，离京城不远，【原注】郭伋担任颍川太守。河水滋润九里，希望京城也能蒙受福泽。”天下之大不过数十个郡国，而二千石官员的品行才能都能被皇帝简拔知晓，因此官吏职守修明，民情得以通达。这与后世将耳目寄托于监司，在文书簿册上粉饰功绩的做法相比，有亲疏繁简的不同了。在唐代，还保留着这种意旨。玄宗开元十三年，皇上亲自挑选各司长官中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命令宰相和诸王在洛水边为他们饯行，御笔书写十韵诗赐给他们。宣宗时，李行言从泾阳县令升任海州刺史，李君奭从醴泉县令升任怀州刺史，都是采纳民间舆论，用御笔提拔。他们入朝谢恩时处理州务，万里之远，如同在台阶前一样亲近。君主想要亲近百姓，一定要从亲近大吏开始。

《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令允许新除授的官员及刺史等，在假日于宣政门外谢恩，随即进状辞行。他们在朝堂受官礼谢，并不需要等待假日开启。本朝旧制，凡是任命都督、刺史，都要临轩册拜，特别以示恩礼。近年虽然不再册拜，但地方长官受命之后，都在便殿口头对答并赐予衣物，大概是为了亲近【原注】唐代避讳“民”字，改为“人”。官员，恩礼不可废除。当时宰相李吉甫的舅舅裴复新除授河南少尹，请求迅速赴任。恰逢寒食假日，李吉甫特别上奏，请求让他兼任刺史。一同有此任命，这不是旧典。现在虽然名为陛辞，却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的分别，更加遥远隔绝。

汉代令长

汉代时，县令、县长对于太守虽然称为属吏，但往往能自行其意，不被上官剥夺权力。比如萧育担任茂陵令，恰逢考核，萧育排在第六，而漆县令郭舜排在最后，受到责问。萧育为他求情，扶风太守愤怒地说：“你考核排在第六，刚刚免罪，哪有空闲为左右的人说话！”等到退下出来，传召茂陵令到后曹，应当以职事对答。萧育径直走出，曹书佐跟随拉扯萧育，萧育按住佩刀说：“萧育是杜陵男子，为什么要去后曹！”于是快步走出，想要辞官。第二天早上诏书召他入宫，拜为司隶校尉。萧育经过扶风府，门官属吏数百人在车下拜谒。陶谦担任舒县令，太守张盘是同郡先辈，与陶谦的父亲是朋友，心里特别亲近他，但陶谦耻于向他屈服。张盘曾跳舞给陶谦看，陶谦不站起来。张盘坚持让他起立，陶谦才站起来。跳舞又不转身，张盘说：“不该转身吗？”陶谦说：“不能转身，转身就胜过别人了。”像这样的事在当今，即使是同僚也难以忍受，而古人却能在上级面前这样做。汉代长吏

译他能够自立于世，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译《宋史·司马池传》记载，司马池被授予永宁主簿。他与县令关系恶劣。司马池因公务拜见县令，县令面朝南，傲慢地坐着不起身。司马池拉着县令面向西，并排坐着讨论公事，毫不稍加屈服。

京官必须任用做过州县长官的人。

《通典》说，晋朝制度，没有做过宰、县官的，不得入朝担任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上疏，认为郡县选举，历来被轻视，应当改正这种弊端。将郡县分为三等，三年考核升降，有称职的才补任京官。如果不曾做过州县长官，不得担任内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唐朝张九龄对玄宗说，古代刺史【杨氏说】刺史应当说成太守。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州县长官更重要的了。凡是未曾做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选成绩优异，也不得担任侍郎、列卿。未曾做过县令的，即使政绩良好，也不得担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州县长官，即使是偏远地区的，也不让在外任职超过十年。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三省侍郎空缺时，选择曾担任刺史的人；郎官空缺时，选择曾担任县令的人。唐宣宗大中改元时，下制说，古代郎官出外治理，郡守入朝为相，这是为了重视亲近百姓的官职，急迫于为政的根本。自从浮薄风气长久盛行，这种正道逐渐消亡，争逐清要之途，便达到显贵。治理百姓的方法未曾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急，通晓天下的利弊，是不可能的。殿廷近臣，大概是备顾问的，如果不知道百姓的疾苦，凭什么承受我的眷顾和征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中，未曾担任过刺史、县令的，宰相不得拟议人选。宋孝宗时，臣僚说，行政事务必须经历后才知晓，人才必须试用后才显现。做县令的，必须先做丞、簿。做郡守的，必须先做通判。做监司的，必须先做郡守，都有等级差别。未曾经历亲近百姓的职务，不适宜骤然提拔。因此规定知县以三年为一任，未经过两任，不任命为监察御史。这就是开元、乾道时期的吏治之所以独高于近代的原因。明朝内阁之地，必定选取翰林院官员，名字在丙科，才开始分配县令职务。于是治理百姓的职务被轻视，而文书钱谷的职务一概归于俗吏了。汉朝谚语说，求官漫长，怨恨而死的人占一半。【原注】《风俗通》。而宋神宗曾对宰相说，我想到祖宗以百战得天下，如今将州郡托付给庸人。常常深切痛心。后来的君主，应当把这话写在座位右边吗？

贞观初年，马周上言，古代郡守县令，都精心选拔贤德之人，想要有所任用，必须先试用他们治理百姓，有的由二千石高官考选优异入朝为宰相。现在只重视内官，县令刺史的选拔颇被轻视。又刺史多是武夫勋臣，或者京官不称职才出外补任。折冲、果毅身强力壮的入朝为中郎将，其次才补任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提拔的，十中不能有一。所以百姓不安，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凭着太宗的政治，而马周还有这样的言论，就知道重视内官轻视外官，是自古共同的忧患。君主如果要想亲近百姓，必须先亲近治理百姓的官员，然后太平的功业才可以期望了。

宗室

汉朝唐朝的制度，都是以宗亲和庶姓参用。入朝为宰辅，出外为州牧郡伯的，没有哪代没有。【杨氏说】汉朝宗室做宰相的，西汉只有屈牦而已，东汉也不常见。汉昭帝始元二年，因为宗室没有在位的，举荐茂才刘辟强、刘长乐，都担任光禄大夫，刘辟强守长乐卫尉。汉平帝元始元年，下诏宗室做吏的，举荐廉洁的佐史，补任四百石。【原注】师古说，说宗室做吏的，都令他们举荐廉洁的，各自从本来的秩级，而依照廉洁官吏升迁为佐史的，惯例补任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日，命令有关部门选拔宗室中有才能的人。宗正推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祈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丛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朏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参军承嗣，都授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诏书说，至公的任用，本来没有偏私。只要善人在那里，哪里隔绝亲疏。四从叔知正等人，都有才名，被公族推举，秉持清高的节操，兼具远大的资质。我常忧虑同宗之人，不勤于德行。常悬置高官，以劝勉他们跟随。先前委托宗卿，精心内部举荐，衡量才能考察品行，历任超过时限，名数虽然多，升闻却少，光荣承受这个选拔，确实在于得人，固然可以提拔到清要之位，迁升于台阁，将观察志向于七子，希望借助名声于八人。书上不是说吗，九族和睦，协调百姓。凡是现在的懿戚，能不慎重吗。违背道义漫不经心，义理上对王法没有私情。修身效节，恩惠岂能薄于他人。期望他们率先垂范，激励我的风俗。深宜自我勉励，以符合明言。天宝三年正月，下诏皇五等以下亲属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的，委托宗正寺拣选闻荐。【原注】宪宗元和二年下诏略同。德宗贞元二年八月，任命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将军，对宰相说，我不愿独用外戚，所以选拔宗室中有才行的人奖拔他们。昭宗干宁二年六月丁亥初一，任命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任户部尚书判度支，兼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书说，支度牢笼的事务，弛张经制的适宜，应当选择通才，使他继承成绩。大家都说叔父，承受我的

译简求人才，并非偏私我的宗族，而是为了彰显王室的威德。因此整个唐朝共有十一位宰相出自宗室，【原注】郇王一系有李林甫、李回，郑王一系有李程、李石、李福，小郑王一系有李勉、李夷简、李宗闵，恒山王一系有李适之，吴王一系有李岘，惠宣太子一系有李知柔。而旧史称赞他们说，我们宗族的英才，是皋【原注】嗣曹王。与李勉。宋祁认为，周朝和唐朝任用人才不猜疑，掌握了亲近亲属、任用贤才的道理。只有本朝不设立这种制度，于是身为宗室亲属的人大多沉溺于富贵，狂妄地自高自大，不懂礼义。至于那些贫穷的，则游手好闲、四处谋生，什么事都干。名义上是天子的枝亲，实际上却是被抛弃的废物。【原注】宋朝时凡是宗室中不成器的，俗称为泼撒太尉。曹冏所说的，现在的州牧、郡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有的几个国家由一人统领，有的兄弟共同占据，而宗室子弟竟然没有一人夹杂其间。【原注】《六代论》。正是说明了明朝当时的情况。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换授的法规，但平时没有教导，选拔也没有方法，没有见到有显著树立一官政绩的人。三百年来，当朝的大臣都畏惧回避而不敢进言，等到天子独自决断施行，已经太晚了。那么亲近亲属与任用贤才并用，是古人能够拥有国家、长治久安的原因，后来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原注】正统十四年，也先侵犯京师，诏令诸王率兵勤王。不久敌寇退去，诏令停止进军。大理寺丞薛瑄上奏说应当挑选诸王中最贤能的二三人，召来参与重大决策，匡辅圣明的君主。皇帝说不必召见。

译光武帝中兴汉室，确实依赖各位刘姓宗室的力量。然而他即位之后，只有继续封爵的典制，却没有举荐贤才的诏令。明帝、章帝以后，恩泽教化，仅仅先施于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纪》记载，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设立学校，配置五经博士。注解说，四姓指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他们的子弟被称为小侯。却未曾听说对宗族亲属加以重视。然而亲近与疏远的人一并任用，尚且效法西汉旧制，所以到了灵帝、献帝时期，荆州、交州、益州等地的宗室各自专掌一方军政，而刘备借此在蜀地称帝，就像倒下的树木又生出新的枝芽。这与宋朝两位亲王渡海逃亡，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振作的情形，不可相提并论了。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撰写《皇室维城录》，大概是对宗室势力不振有所感慨吧？【原注】史书记载，自唐玄宗以后，诸王不出宫居住，不另立府邸，大概是因为永王李璘起兵，君主开始疏远猜忌自己的兄弟。假如能让宗室子弟像曹王李皋那样，有三五人能够自行树立功名，分散布置在天下各地，担任地方长官，哪里会到大盗攻陷都城、权臣觊觎皇位，而十六宅的诸王都被逆贼杀害的地步呢？

明朝宗室，自天启二年开设科举，只考中一名进士。朱慎镭名列阉党案件之中，成为宗室的耻辱，这是不教育、不学习的结果。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十二人，只有朱统鉓以庶吉士出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而在他最初入选翰林院时，还有人怀疑宗室子弟能否胜任，吏部尚书王永光说，既然可以考中翰林，就可以担任庶吉士。于是录取了他。其他换授官职的很多，但在国家动荡之际，却听不到他们有杰出的才能谋略。

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本朝宗室，惯例授予环卫官职，裕陵才开始让非袒免亲的宗室担任外官，接着又有考中科举的人，【原注】《五杂俎》记载，宋朝时宗室分散居住在各郡县，入籍参加科举考试。在京师的，另由玉牒所登记。到绍兴十一年，采纳程克俊的建议，将考核合格的宗室附在正式奏名的殿试名单中。后来杂进各种科目，与平民百姓同等，而他们的仕途政绩也接连不断。【杨氏说】宰相只有朱熹一人。然而没有担任侍从官的。宣和五年，才任命赵子崧为徽猷阁待制，接着赵子●也被任命。八年，又任命赵子栎，然而靖康之变随即发生。明朝的事情，与宋朝如出一辙。

从前后魏元志担任洛阳令，不畏惧强权。孝文帝对邢峦说，这孩子终究可以成才。所谓王孙公子，不雕刻也自然成器。邢峦说，经霜的竹子枝条，所以多有坚劲的节操。不是鸾鸟就是凤凰，根本在于本枝。君主的宗族亲属，难道一定没有才能优于平民百姓的吗？【杨氏说】能任用宗室的，没有谁比得上后魏。元仪虔、元澄勰，自然是至亲，那些元匡顺、元罗乂，都有权力和声望。屈指算来其余的人，不可胜数。

哀叹管叔、蔡叔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近兄弟，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鉴于吴楚七国之乱，而压制削弱诸侯，以至于内外都衰微，根本和枝末都虚弱，这是西汉灭亡的原因。【原注】宋朝沈怀文劝谏孝武帝说，陛下既然明白管叔、蔡叔被诛杀的道理，希望推崇唐叔、卫康叔的寄托。深得富辰劝谏周王的旨意。只有圣人以公正无私的心，处理亲疏关系，所以国家长久，天下蒙受其福。

《金史》记载，密国公完颜璹，是世宗儿子越王永功的儿子。天兴初年，国事危急，曹王完颜讹可出质，完颜璹已经卧病在床，请求人带他到隆德殿拜见哀宗。皇帝问，叔父想说什么？完颜璹上奏说，听说讹可想要出使议和。讹可年幼，恐怕不能办成大事，臣请求作为副使，或者代替他前往。皇帝安慰他说，南渡之后，【原注】宣宗迁都汴京。国家比起承平时期，有什么供养，然而叔父也未曾得到恩泽。无事时把你放在冷僻之地，不顾念你。有急事时把你投到危险境地。叔父尽忠固然可以，天下人将怎么看我？叔父休息吧。于是君臣相对流泪。哀宗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的话语足以令人悲伤。章宗防范压制兄弟，而他的祸患最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后世君主的永远鉴戒吗！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亲近亲属更优先的。而明朝对待亲王及其宗属，则是地位越重反而越疏远，俸禄越多反而越贫困。确实像汉哀帝时杜业上言所说，宗室诸侯微弱，与囚犯没有区别。《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使司上言，秦愍王的儿子故庶人朱尚蚧，男女十人，都没有成家，请求按照诏令在军民家中自行选择婚配。皇帝批准了。当时他的长女已经四十岁，长子三十六岁了。这距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的曾孙，而怨旷的感慨不能上达已经如此，何况几代之后的人呢！对于他们请求名字、请求婚配，无不收取费用，如果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就在部中搁置不理。

《宋史》赵希跃传记载，宗室大多贫困，而刚出生就有训名，过继给别人超过礼制，官吏受贿没有节制，没有人敢自己陈述。《云麓漫钞》说，宗籍凡是袒免亲以上，都赐名。于是有人寄托不庄重的言语，以及取奇怪偏僻的字样，作为戏笑。明朝的弊端与此相同。

宗室子弟固然很少修身自好，而朝臣看待他们好像不是同类的人。《唐书》记载，德宗初年执政，诸王有官职的都命令出宫就班，岳阳等一十个县主，在诸王院，很久没有出嫁的，全部命令

译按照礼制降等出嫁。两百年来，没有人把建中时期的旧事向朝廷报告。崇祯年间，唐王写信，叙述阁老于文定的话说，唐玄宗的十王宅、百孙院，都在京城。凡是有所请求，都要贿赂韩虢才能得逞。宪宗时，诸王长久不出宫，也必须厚赂宦官才能达成所求。他们因为是宗室近亲，而且聚居在都城，尚且不免要攀附权贵。何况是千里之外的藩封，两百年后的旁支亲属，有不结交左右近侍作为依靠的吗！唉！于文定说结交左右近侍而得逞，还算是轻慢。如今恳求下级官吏，卑微哀求小吏，不这样最终就不能得逞，不更加严重吗？又说，汉代臣子说，有白头老人教我说话。唉！我继承了这个传统。一个人叹息，王道就亏损。现在即使是穷巷陋室，尚且能得到如云雨般的恩泽，而耳目所不能到达，恩泽所不能周全的，没有比皇族更严重的了。《杕杜》诗作而晋国衰微，《角弓》诗刺而周朝衰替，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深刻鉴戒。【汝成案】王司农《明史稿》说，日渐剥削弱化，虽然支子代代有封立，但恩泽逐渐降低，规制没有增加。那些旧封远的，宗派繁衍昌盛，俸禄难以供给，末代疏远平庸，不免饥寒。即使号称强大的藩王，也被法律条文牵制，长官可以束缚他们，所谓真诚寄托的人是没有的。又说，明太祖建立藩王东宫，亲王赐以嘉名，以示传世久远。到了万历中叶，仅及祖训的一半，而不亿之丽，宗禄亏缺，议论的人于是有减少岁禄，限制宫妃，并且限制支子请求的建议。从此支属承继宗祧的，亲王没有旁推的恩惠，群从继世的，郡封断绝再袭的例子，以及名婚不时有严厉禁令，本折互支没有定期。启祯时，军饷短缺，大农担忧，日忧难支，怎么能顾念藩维？亲王或许可以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给不足。一旦盗贼兴起，无力抵御，徒手就戮，宗社成为废墟。可惜他的话，前明藩王困窘的状况，正与先生所述唐王的话没有不同。然而明朝的诸王，在位勤勉，行为孝友，才艺通美的人，本来不乏其人。其他觊觎非分，自取诛戮的人不论，而淫昏残酷，渎乱纵恣的人尤其众多，难道都是恩泽不能到达吗？那么封禄的丰厚，正好成为骄横的资本，这是困辱所由及，而法纲所由密的原因。

译藩镇

明代的祸患，大致与宋代相同。岳飞对张所说：“国家定都汴京，依靠河北作为坚固的屏障。如果凭借险要之地，设置重镇，一座城池被围困，其他城池或扰乱敌人或进行救援，金人就不敢窥视河南，那么京师根本之地就稳固了。”文天祥说：“本朝鉴于五代动乱的教训，削除藩镇，一时虽然足以矫正尾大不掉的弊端，但国家因此逐渐衰弱，所以敌人到达一个州，这个州就破败；到达一个县，这个县就残破。现在应当把境内分为四个镇，使它们地广人多，足以抵抗敌人，约定日期一齐奋起，只进不退。敌人防备多而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们民众中的豪杰又伺机从其中出击，那么敌人就不难击退了。”唉，世人说唐朝亡于藩镇。然而从中唐以后，唐朝没有最终被吐蕃、回纥吞并，也没有被黄巢灭亡，未必不是藩镇的力量在起作用。宋朝到靖康年间才设立四道，金朝到兴元年间才建立九公，不是太晚了吗？【杨氏说】九公之中只有武仙稍微像样，其余都不值得称道。

尹源在《唐说》中说：“世人说唐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诸侯强大，这没有穷尽事理。削弱唐朝的，是诸侯；唐朝已经衰弱了，而长久没有灭亡的，是诸侯维系了它。燕、赵、魏首先扰乱唐朝制度，独占土地进行治理，如同古代的建国，这是诸侯中的雄杰。但他们都依靠唐朝作为轻重倚仗，为什么呢？假借王命来互相制约，就容易且顺从。唐朝虽然以此为病，也不能将他们排斥在外。所以河北顺从而听命，那么天下作乱的人就不能实现他们的乱局；河北不顺从而变乱，那么奸雄或许依附而起。德宗时期，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他们的僭越，但最终败亡，这是因为田悦在前叛乱，武俊在后顺从。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夷平郓州，战事牵连四方，而乱局没有发生，最终成就中兴之功，这是因为田氏接受命令，王承宗归顺国家。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整顿三镇，断绝他们联合的计划，于是王师的征讨得以成功。像这样两百年间，专断国命的奸臣逆子有之，诛杀将相的有之，但不敢窥视皇位，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畏惧诸侯的势力。等到广明之后，关东不再属于唐朝，方镇互相侵伐仍然以王室的名义。等到梁祖起兵河南，刘仁恭轻敌作战而失败，罗氏内部归附，王镕请求结盟，于是河北的事态就失去了。梁人一举，就取代唐朝拥有天下，诸侯没有人能与他争锋，这是形势使然。假使凭借僖宗、昭宗的衰弱，趁着黄巢、蔡州的动乱，而田承嗣镇守魏州，王武俊、朱滔占据赵、燕，力量相当，土地相连，形势应当没有人敢率先行动，何况不是正义之举呢？像这样，即使梁祖残暴，也不过是在一方称霸罢了，怎么能强行禅让天下？所以唐朝衰弱的，是因为河北强大；唐朝灭亡的，是因为河北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分割天子的势力，你的议论不是过分了吗？回答说，秦、隋的势力，没有分给诸侯，但灭亡比唐朝更快，怎么样呢！”

不仅如此，契丹人进入大梁，却不能占有它，也是因为藩镇的势力沉重。王应麟说：“郡县削弱，那么戎狄的祸患就猛烈了。”

《宋史》记载，刘平担任鄜延路副总管。他上奏说：“五代末期，中原多事，只有控制西戎是得当的，中原不曾派遣一骑一卒远驻塞上，只是任用被众人信服的地方豪强，封以州邑，征收赋税的收入，足以供养士兵和士人，因此没有边境的忧虑。太祖平定天下，鉴于唐末藩镇势力强盛的教训，剥夺他们的兵权，收回他们的赋税收入，从节度使以下，只坐领俸禄。如果某方面有警报，就统领军队出征讨伐。事情结束后，士兵回归宿卫，将领回到本镇。那些边境世代承袭的，应当与此不同，却错误地将朔方的李彝兴、灵武的冯继业，一概也迁徙到内地。从此灵夏仰仗中原戍守，千里运送粮草，士兵和百姓都困苦了。宋朝初年的事，折氏承袭而府州得以保存，继捧入朝而夏州失守。一得一失，足以作为后人的鉴戒。”贾昌朝担任御史中丞，请求陕西沿边各路守臣都带上安抚蕃部的名号，选择其中族大势大且有功劳的人为首帅，如同河东折氏那样，或许可以作为藩篱的坚固保障。

《路史·封建后论》说：“天下的歪曲，末端不足以危害事理，而矫正歪曲的歪曲常常更深。天下的弊端，不足以危害事情，而挽救弊端的弊端常常更大。正值至和二年，范蜀公在谏院，建议说：恩州从皇佑五年秋天到去年冬天，知州一共换了七任，河北各州大体如此。希望兵马熟练，怎么能够得到呢！我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洲王德恭，都有材勇智虑，可以责成他们治理，请求让他们长期任职。然而事势不同于往昔，现在不从大局出发而只举三两个州这样做，用一筐土阻挡江河，还是没有益处。请拿昔日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以及冯晖、杨重勋的事情来说。冯晖，节度灵武，而杨重勋世代拥有新秦，作为西北的藩屏。后来冯晖去世，太祖于是迁徙他的儿子冯翊，而把近镇交给杨重勋。于是这两方开始耗费朝廷的经略。折、李两姓，自五代以来，世代拥有他们的土地，两寇畏惧他们。太祖于是让他们世代承袭，常说边境寇贼内侵，非世代承袭不能克制。守持世代承袭，那么他们的子孙久远家业，势必爱惜吝惜，分外防备，假使叛乱涣散，自然可以治理讨伐。纵然他们反噬，原陕一帅抵御他们就足够了。何况朝廷恩信不违背，怎么……”

译至于他呢？这就是圣人的深谋远虑，治理国家的最高算计，本来就不是那些浅薄庸俗的人所能理解的。后来议论的大臣急忙认为世袭不便，折氏则凭借在河东的功劳，暂且让他们继续世袭，而李氏于是被调往陕西，因此就失去了灵夏。国家与郡县，其事务本来就有天壤之别。议论的人认为太祖鉴于五代时期的教训，解除各位将领的兵权，是因为封建制度不可恢复。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太祖不实行封建，只是不推崇封建的名义，而封建的实质却已经在暗中谋划并隐性地运用了。李汉超任齐州防御使，监管关南兵马，共十七年，敌人不敢窥探边境。郭进以洛州防御使的身份守卫西山巡检，累计二十年。贺惟忠守卫易州，李谦溥任隰州刺史，姚内斌知庆州，都长达十余年。韩令坤镇守常山，马仁瑀守卫瀛州，王彦升驻守原州，赵赞驻守延州，董遵诲屯兵环州，武守琪戍守晋州，何继筠牧守棣州，以及张美守卫沧州、景州，都长期担任其职务。管理盐铁专卖的利益，贸易交易的权力，全部交给他们。又让他们得以自行招募勇猛之士，作为自己的爪牙，军队中的政令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因此二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深奥隐秘的策略，大概是让人遵循它却不知晓罢了。为什么议论的人不推究其中的缘故，于是认为军队是天子的军队，郡县不得拥有。所以自从宝元、康定年间，凭借中原的势力却不能抵挡一方之地的元昊，靖康年间的寇难，敌军长驱直入百里，直捣梁师，完全没有了藩篱的限制，最终崩溃，没有人能够支持。从今日来说，这哪里只是冬日水上的薄冰那样脆弱。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常出现，而大臣们常常弊病在于不知道根本的事务，这就是我每每责备征普，认为唐朝和我朝不实行封建，都是郑公韩王不知道用帝王的大道来责难他们的君主，而实行这种寻常苟且的治理的原因。

译黄氏《日抄》说，宋太祖时期，不过是任用李汉超等人，让他们自行镇守边防，而边境的战事警报不会传到朝廷。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对待戎狄等外族，没有谁能像我们太祖那样得法的。如果不让镇守边疆的人长期任职或世袭，却想亲自控制万里疆域，如同近在眼前一样，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藩镇制度既已废除，而州县官员的任用处置又不得其法。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贼夜间攻入城中，劫掠了知州王守信和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偽上书进言，《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他的国家。”自从五代战乱以来，各方割据城池堡垒，天下分裂如豆剖瓜分，长达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僭越伪政权，天下一统。当时的议论者竟然下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护城河，收缴兵器甲胄，撤除武备。由书生担任州长官，大郡只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作为随从护卫。号称长官，实际上如同旅客。名为郡城，却空旷如同平地。虽然这是为了尊崇京师而压制郡县，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但也并非符合中庸之道。

【杨氏说】天下本来没有百年不变而不败坏的法度，可贵的是有扶危救弊的人才，方孝孺的深思熟虑论述得差不多了。大概太祖是为了削弱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是为了杜绝僭越伪政权觊觎皇位的野心，不得不这样做。然而设立法度来救世，时间久了弊端就会产生。救弊的方法在于顺应时宜，迅速如转动圆规，不可拘泥固执。如今江淮各州的大患有三：城池坍塌毁坏，这是其一；兵器装备不完备，这是其二；军队不熟练训练，这是其三。希望陛下特别施展英明决断，允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一并设置守捉军士，多不超过五百人，操练弓剑，然后逐渐修缮城墙，完备甲胄，那么郡国就有抵御外侮的防备，长官也能免除被劫掠的忧虑了。唉！人们只看到太祖废除节度使，为宋朝带来百年的利益，却不知道剥夺州县的兵权与财权，其危害直到数百年后仍未停止。陆机所说的“一人横行，城池自然夷平”，难道不是崇祯末年的事情吗！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懃上疏，请求将昌平、通州、易州、霸州四州作为四个辅郡，驻扎重兵来保卫京师。皇帝下旨嘉奖采纳。交由相关部门商议复核，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魏书》记载，灵太后时期，四中郎将兵力寡弱，任城王元澄上奏，应当让东中郎将带荥阳郡、南中郎将带鲁阳郡、西中郎将带恒农郡、北中郎将带河内郡，选拔二品、三品的亲信贤能之人担任，配备强兵，这才是深根固本之计。灵太后打算听从，因为议论者意见不同而作罢。等到尔朱荣到达河阴，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抵抗敌人，这也是事后的明显验证了。

金朝都城在大梁，贞佑四年，元军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御史台进言，敌军越过崤山、渑池，深入腹地，逼近西郊。他们知道京师屯驻重兵，不再攻城求战，只是用游骑阻断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这也是包围京师的渐进步骤。如果只以守城为事，中都的危机又将在今日显现。【原注】《元史》记载，太祖八年，分兵三路伐金，河北郡县全部攻下，只有中都、通州、顺州、真定、清州、沃州、大名、东平、德州、邳州、海州十一座城池没有攻下。这正是臣等感到寒心的原因。不直接攻打京师，而是放任他们攻击其他州县，这就像火灾在腹心，却拨弄到手脚上，毕竟都是同一个身体。希望陛下明察。契丹【原注】后来改为辽。辽太祖将要攻打幽州，他的皇后述律氏指着帐前的树说，这棵树没有树皮，可以存活吗？太祖说，不可以。皇后说，幽州有土地有人民，也像这棵树一样。我用三千骑兵掠夺其四野，不过几年，他们就会困顿而归顺我们了。【原注】赫连勃勃称帝时，众将劝他先夺取关中。勃勃说，我的大业初创，士兵不多，姚兴也是一时之雄，众将效命于关中，暂时不可图谋。我现在专门固守一城，他们必然全力对付我，我军不是他们的对手，灭亡可以立等可见。不如用骁勇骑兵如风驰电掣，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击前，使他们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如。不到十年，岭北、河东都将成为我的所有。等到姚兴死后，继位之子昏庸软弱，再慢慢夺取长安，都在我的计谋之中了。古人用兵的智谋，大多出于此。跨越山河，深入二三千里，到达淮河、泰山之间，这不仅仅是幽州的四野、大梁的西郊。而谋划国事的臣子竟然没有一策来抵御他们的来犯和攻击他们的退兵，这就明显说明郡县的防守不足以依赖，而调集的援兵不足以使用了。《诗经》说，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畏惧。后来治理国家的人何不以此为鉴？

边县

宋元佑八年，知定州苏轼进言，汉代晁错为汉文帝谋划防备边境的策略，不过两件事，其一曰迁徙远方之人来充实空虚之地，其二曰设置边县来防备敌国。如今河朔西路沿边的州军，自从澶渊之盟讲和以来，百姓自行团结，组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又自行推举家资武艺为大家所信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录事，称为头目。带着弓去锄地，佩着剑去砍柴，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方敌人相同。私下设立赏罚，比官府更严。分班巡逻，铺屋相望。如果泄露北方贼寇或本土强盗的消息而没有抓获，当班的人都要受到重罚。遇到紧急警报，击鼓集合众人，顷刻间可以聚集千人。器甲

译骑兵和战马，常常像敌人到来一样戒备森严。这是因为那里是亲戚坟墓所在的地方，人们为了保卫家园而战，敌人非常畏惧他们。先前朝廷中镇守定州的著名大臣，如韩琦、庞籍，都特别用心地安抚、体恤当地百姓，将他们作为自己的爪牙和耳目来使用，而庞籍又对相关的规章、约束和赏罚制度进行了增减调整。如今虽然这些名目依然存在，但若追究其实用效果，已不如往日。我请求朝廷制定法规，稍微给予一些优待，明确设立赏罚，以示惩戒和劝勉。奏章一共呈上两次，都没有得到回复。这是宋代弓箭社的制度，虽然在太平时期废弛了，但在靖康之变时，河北的忠义之士大多出自于此。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能在这闲暇之时实行这种寓兵于农的策略，就不会像崇祯末年那样，纷纷责成有关部门去操练军队、储备物资了。【杨氏说】韩愈关于客兵和土兵的策略，可以从这里得到印证。【陈鸿博说】如今塞外的大宁、开平、兴和、东胜等旧地，都是我们牧场的区域，与各部落交错杂居。热河、八沟、营郑家庄，虽然分别设有副都统、总管驻防，但从河屯营以西到开平旧卫，其街道遗迹尚存。兴和现在有屯田的客户，独石口外则有红城、归化城作为东胜的旧地。那些地方土地肥沃，泉水深厚，水草丰美，适宜屯田和放牧。如果在开平故地，设置一名屯牧使，总领其事，再分别设置口外四路的满汉同知隶属于他，划定疆界分驻，联合起来互相支援。现在内务府上三旗及会稽司各衙门的闲散人员，大约有数万人。除了汉军披甲者外，闲散人员也有两万余人。这些人与其让他们聚集在京城吃饭，贫困窘迫、百无聊赖，不如将他们迁徙到塞下，让他们各自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每年拨发三万人，再招募愿意前往的边民，分别给他们种子、粮食和牲畜，让他们分地屯田放牧。挑选其中骁勇敏捷的人训练为士兵，在耕种放牧之余，再复习骑马射击和刺击的方法，称为屯军。让他们世代守护这份基业。五年以后，才开始征收耕种和放牧的税赋，就用这些来供给屯军犒劳的需要。再用剩余的力量，修缮城墙堡垒，整顿武器装备，只要让人各自为守，经费的支出，就从屯牧的盈余中获取。

译宦官

汉和熹邓皇后诏令宦官近臣在东观研读经传，用以教授宫中女子。前秦苻坚挑选聪慧有见识的宦官及女奴，设置博士讲授经书。至于巷伯能作诗，被收录在《小雅》中；史游的《急就章》，著录在《艺文志》里。古代本来就有这种情况，而且不限于特定的人。我太祖皇帝深刻惩戒前代宦官的弊端，命令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这条禁令不再执行。宣德年间，于是设立了内书堂。【原注】《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七月，任命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四年十月，命令行在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实录》说陈山为人学问浅薄、急功近利且不明大体，皇上轻视他。他退休回乡后，恩宠礼遇一概没有给予。那么他教授小内使读书也是卑贱之事。从前隋朝蔡允恭任起居舍人，皇帝派他教宦官，蔡允恭以此为耻，多次称病推辞。宋朝贾昌朝任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实际上教授内侍，谏官吴育上奏罢免了他。凭借宣宗皇帝纳谏求言的美德，而朝廷大臣却没有议论到这件事，逐渐导致执掌笔杆的宦官尊贵等同于内阁，而大权旁落，无法再收回，这难道不是内书堂造成的祸患吗？【原注】英宗驾崩，典玺局局丞王纶因年老侍奉东宫，希图掌握权柄。而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因为曾奉命在内书馆任教，王纶曾向他求学。于是内外勾结，图谋进入内阁。不久事情败露，获罪。王纶到钱溥家，执弟子礼，坐在钱溥的上座，喝酒直到傍晚才离开。《周礼》规定，寺人，王宫内廷五人。内竖，人数是寺人的两倍。当时侍奉左右的臣子都是士人，而妇女和宦官的权势就衰落了。唐太宗诏令内侍省不设三品官，以内侍作为长官，官阶第四。不让他们处理政务，只负责门阁守卫、宫廷扫除，领取俸禄而已。武则天时期，稍微增加了人数。到中宗时，黄衣宦官达到两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约达到四万人，宦官中黄衣以上的有三千员。【原注】玄宗开始设置内侍省监二员，秩级三品，由高力士、袁思艺担任。由此可知宦官的兴盛，是由于宫嫔众多。而君主想要不亲近受过刑的人，就应当以远离女色为根本。【唐氏曰】凡是宦官引导君主沉溺酒色，引导君主荒废游乐，引导君主奢侈享乐，引导君主厌恶见到正直的人。权臣趁机而上，上面隐瞒没有不听的，下面巧诈没有不达的，国家的大权下移了。明确显示出便于进身的门路，邪曲之人进用，贤良正直之人受挫。进言则死罪可活，求取违背心意则有功也死，刑罚不公正、赏罚不恰当了。这七种祸患，其祸害尚小。然而刚毅英明的君主或许会中其中的一两种，法制无法加强，告诫训导没有益处，即使是神圣的君主大概也无法奈何他们了。把公卿当作童仆蓄养，天子就孤立了。驱逐屠杀忠良，朝廷就空了。挟制天子，战乱就起了。这三种祸患，其祸害极大，必定要灭亡宗庙社稷才停止。然而杜绝它们很容易，请把它定为典章，说，凡是宦官不授予官职，不担任事务，不穿命服。后世臣子有建议设立宦官的职司及让他们参与军事的，杀无赦！凡是宦官在朝廷传达命令，见到宰相要跪着传达言语，跪着接受言语，不得站立。在厅堂传达命令，见到九卿要站着传达言语，站着接受言语，不得坐下。在路上遇到百日内授官的官员，见到要下马，经过后上马，不得乘坐车马。对抗公卿的斩首，对抗百官的流放！大臣不直言进谏的处死，小臣不直言进谏的罢免！

王世贞笔记说，高帝时，宦官不得参与外朝事务，见到公侯大臣叩首非常谨慎。【原注】宋濂《大明日历序》说，后妃居于内宫，不干预任何政事。外戚也循理畏法，没有敢依仗宠幸来祸害百姓的。宦官之类的人，只供给扫除的劳役。其家法的严厉，是第五点。到了永乐初年，狗儿等宦官渐渐在军中立下功劳。后来因为厌倦处理朝政，逐渐委托他们处理文书，久而久之便称为心腹了。太监郑和等人因为奉命，率领水师出海到海外诸夷，于是宦官中有出使的人了。西北大将多是洪武旧人，心里不能没有疑虑，想以心腹参预其中，于是宦官中有镇守的人了。王振时，皇上年轻，不每天接见大臣，于是宦官中有直接传达旨意行事的人了。

国史记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前往山西采办天花，诈传诏旨，擅自役使军民，这就是弄权的开端。仁宗即位，凡是出差的内臣，限定十日内全部撤回京城。见于诏书的，有采办宝石、采办金珠香货、采办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忌讳不写。【原注】《实录》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派遣内官杨宝，二十年十月癸巳派遣内官韦乔同御史察勘两京及天下仓库出纳两件事。到了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上奏，朝廷最近派遣内官内使，购买各种物品，每样物品设置局所，有拘集人员的骚扰，有供应的烦扰。朝廷所需很少，民间耗费很大，应当都召回，只让有关部门购买缴纳。诏令听从了他。于是还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末所记载的，管事袁琦假借公务为名，擅自派遣内官内使，欺凌虐待官吏军民，逼迫索取金银等物，以至于被车裂而死，而他的党羽十余人都被斩首。唉！制定法律如果宽松，其弊端还会贪婪。到了万历中年，矿

译征税的使者纷纷四出，却借口祖宗的成例，那么外廷的大臣们就会联名争辩，却无可奈何。因此武王不泄露近臣。【杨氏说】明朝一代，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些人，他们的祸害本来就不必多说了。其余的皇帝，除了太宗、仁宗之外，没有不任用宦官的。端皇亲眼见到逆贼太监的祸患，却最终还是让宦官监军，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宦官统领军队，也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仁宗实录》记载，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不能独自决断军政事务，完全听从宦官的指使。皇帝下诏谴责他低眉顺眼，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记载，交址左参政冯贵，善于用人。他曾得到五百名土军，这些士兵勇猛善战。冯贵对他们抚育甚厚，每次率领他们讨伐贼寇，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后来这些军队被宦官马骐夺走，冯贵与贼寇作战失利，于是战死。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日，皇帝下诏谴责宦官山寿说，叛贼黎利，本来只是一个穷困窘迫的小寇，如果早点用心捕捉，就像探取鸟巢中的雏鸟一样容易。你竟然固执己见，再三上奏，只从事招抚，以致养虎为患，留下祸根。等到方政等人进讨时，你拥有一千多名官军，却坐守乂安，不来往策应，眼睁睁看着他们失败。这就是交址失守，实际上源于宦官，而仁宗、宣宗两位皇帝也只是加以谴责罢了。王振的专权，土木堡之难，这难道不是祸乱的开端吗？

关于交址这件事，宦官的罪恶，《实录》并没有完全记载。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说，臣回想永乐年间，平定交址，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来因为镇守的内臣贪婪暴虐，导致失去人心，竟然丢失了那片土地，天下至今议论纷纷不止。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象得到。《易经》师卦上六爻辞说，不要任用小人，否则必然扰乱国家。难道不是可信的吗！

成祖天威远播，没有人不臣服。他去世不久，就放弃了交址。齐桓公首霸，而宦官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机，《春秋》已经记载了这件事。所以姤卦初六爻一阴初生，周公就发出警告。

正统九年正月辛未日，任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陈怀等人，统领军队出境，剿灭兀良哈三卫。朱勇会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徐亨会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马亮会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会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当时王振专权，才有这样的派遣，后来便以此为惯例。到了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都受他制约，军队没有纪律，宋谦、朱冕全军覆没。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日，工部办事吏徐镇说，受过宫刑的人，不应侍奉在君主身边。太祖高皇帝惩诫汉唐的弊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不让他们统领军队，只让他们守门传命罢了。近来奸宦王振，趁机专政，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王爵天宪都出自他的口，生杀予夺任由自己的爱憎。又大量引荐同类如郭敬等人，作为心腹，出京监管边事。皇上刚即位，乞求借鉴以前的过失，宦官有参与朝政及监军镇守的，全部让他们回宫，各守本职。这样宦官就没有挑起祸端的借口，国运就有长久延续的征兆了。事情被搁置没有实行。

六月乙酉日，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述宦官监军的过失。

庚子日，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求禁止压制宦官。

三年九月辛卯日，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述内官苦害军民十件事。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日，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人说，正统末年，王振专权，致使先帝远播，宗社几乎危亡。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起兵焚烧关隘，想要危宗社。今日牛玉专权，图谋废黜皇后，欺侮陛下。这些都是让四方嘲笑，被万世议论的事情。臣请求从今以后，一是不许宦官参与国政，二是不许外官与宦官私下交结，三是不许宦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以来宦官贤良的万无一人，无事之时看似谨慎，一听到国政，便作奸犯科。如听说陛下将任用某人，必先出卖此人以作为自己的功劳。听说陛下将做某事，必先泄露以张扬自己的权势。人心日渐归附，威权日渐加重，而宦官的祸乱就开始了。这是臣等劝陛下不许内臣参与国政的原因。宦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中不知廉耻的人，多与他们交结。有馈赠金宝珠玉，加之卑躬屈膝的，宦官便认为他们贤良，朝夕在陛下面前称赞他们。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的，宦官便认为他们不贤，朝夕在陛下面前诋毁他们。陛下天纵圣明，固然不被迷惑，但日复一日的浸润，未免产生怀疑。被称赞的人骤然升迁显位，被诋毁的人长久屈居下僚，怨恨归于朝廷，恩惠结于宦官，而宦官的祸乱就开始了。这是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宦官交结的原因。宦官弟侄等人，授职任事，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聚集奸邪，豢养恶人，家人上百，资财上万，田地连片千顷，马匹拴系千匹。宦官因为有这些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体虽然在宫内，心实在宫外，内外相通而祸乱由此而起。这是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宦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的原因。陛下如果能鉴戒那三人的既往，实行这三件事于当今，那么祸乱自然不发生，灾害自然不产生。倘若不然，那么祸起萧墙，变生肘腋，日后的祸患有不可言说的。然而臣等今日所说的，乃是举出朝廷所忌讳的。臣等虽然愚笨，也知道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身居言官之位，不可苟且容身。

译如果陛下能够推行而不迟疑，那么我们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了。皇上责备李徽等人胡乱进言以博取名声，命令吏部将他们全部调任为州判官。【原注】奏疏草稿是李钧写的。

译中都的变故，是宦官败坏朝政的前车之鉴。不到一年，派遣去各地监守的宦官四处出动，这是因为外朝已经没有人可用了。平阴之战，夙沙卫殿后时斥责殖绰说：“你殿后的是国师，这是齐国的耻辱。”天子因此让天下的士大夫感到羞耻，而士大夫却不以为耻，反而成群结队地攻击宦官。朝廷的议论虽然喧哗，但皇上心里并不相信。等到暂时撤换宦官后，士大夫果然也不堪任用，于是再次任用宦官，而国事已经不可为。从前唐德宗即位，疏远斥退宦官，亲自任用朝中士人，张涉凭借儒学入宫侍奉，薛邕凭借文雅登上朝堂，后来都因贪污败露。所以宦官和武将得以借口说：“南牙的文臣贪污动辄达到巨万，却指责我们扰乱天下，难道不是欺骗蒙蔽吗？”于是皇上开始怀疑，不知道依靠谁了。唉，我不知道今天攻击宦官的人，真的比宦官好吗？内廷既然不可用，外廷也就没有人可用，那么国事又将托付给谁呢？直到昭王叹息，思念良将已经死去；武帝咨嗟，忧虑名臣将要耗尽。而火势蔓延无法扑灭，渡河最终灭亡，真是令人痛哭流涕啊。因此，人才不是一代所能成就的，古代先王在多难之时能得到贤臣的帮助，是因为他们预先培养人才而储备广泛。《诗经》说：“为子孙留下谋略，以安翼辅佐儿子”，子桑做到了这一点。拥有天下而为子孙考虑的人，必定在于人才。

《金史·完颜讹可传》中，刘祁说：金人南渡之后，近侍的权力尤其重要。大概是因为宣宗喜欢用这些人作为耳目，窥探监察百官，所以奉御辈采访民间，号称“行路御史”。有时得到一两点事情，就入宫奏报。皇上因此责备台官泄露机密，都抵罪。又方面军的大权虽然委托给将帅，又派遣一名奉御在军中，号称“监战”。每当临机应变，多被他们牵制，遇到敌人就率先逃跑，所以军队多丧败。哀宗沿袭不改，最终导致亡国。评论说：用近侍治军，既掣肘，又听信谗言杀人，失去了政令刑罚。唐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近侍监军。金朝重蹈覆辙，可悲啊！【原注】金朝的近侍不是宦官，由世袭贵族或吏员担任，见《斜卯爱实传》。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日，皇上谕令礼部及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有所区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帝斟酌古制，规范今世，唯独严格防范近习，敕令内官不得干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从根本上澄清源头，用意非常深远。朕鉴后追前，凛然持守祖训。从今以后，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无论是典礼缮戎，还是鸠工管钥，或是司膳服，或是办文书，都要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的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就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细考察旧典，开列职掌具奏。礼部右侍蒋德璟上疏说：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宫，掌管于小宰。古代圣人垂法，下戒将来，大概是因为谨慎。【原注】天启元年四月，御史张捷上疏说：请令中官在礼部接受考察，定为五年一次，如同京察例。太祖高帝确实详细考察前代，而取其中正。他设置内官，监司局库各有定员，品级不过四品，俸禄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禁，预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绝假窃之渐。至于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虽然二十五年曾派遣太监聂庆童前往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纳马匹，以茶给予。但往谕属番，与军民无关，且不假事柄，也是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没有其他特遣。这就是所以达到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础。至于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但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的。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的。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的。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者称监枪的，但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到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并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更加不是祖宗之旧了。其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榷税开矿之遣，都是利少害多，也是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只有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前，我皇上剪除逆珰，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不豫政事，外臣不行交结这两句话，足以概括千古治乱之源。臣等伏读宝训，深溯遗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启，遵典章则职守自恪，严内外则侵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弊，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各监局职掌着为令甲，可考见的，胪列上呈，恭候圣明裁。得旨申饬。

宦官有祠堂，自英宗赐王振

译起初是这样。到了魏忠贤，则是活着就赐建祠庙，而且遍布天下。所以圣人告诫不要制作俑。

译禁白宫

《实录》记载，成化元年七月丁巳日，直隶魏县百姓李堂等十一人，自行阉割以求晋升，皇帝下令将他们逮捕送交锦衣卫监狱治罪，并流放到南海子种菜。自祖宗以来，凡是阉割的人，必定是俘虏来的奴隶，或是罪大恶极应当处死的人。让他们免于死刑而得以生存，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不忍心让无罪的百姓遭受古代的酷刑。从景泰年间以来，竟然有自行阉割以求晋升的人，朝廷虽然暂时治他们的罪，但最终还是收留他们加以任用。因此，京畿地区的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希求富贵的人，纷纷效仿成风，往往残害自己的身体以及子孙，每天前往礼部投献。从此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他们成为国家的祸害非常严重。【原注】这是史臣刘吉等人的话。【唐氏曰】如果不重视宦官，就不会有人自行阉割以求侥幸晋升。这是除恶务尽的根本之道。等到宦官祸害严重之后才禁止，那就来不及了。

《余冬序录》说，永乐二十二年，下令凡是自行阉割的人以不孝论处，军人犯罪连坐本管头目、总小旗，百姓犯罪连坐有司、里老。【原注】《实录》记载，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卯日，严禁自行阉割，犯者都发配充军。成化九年，下令私自净身的人，本人处死，家属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屡次申明禁令。弘治五年，自行净身的人，本人以及动手的人都要处死，全家充军，两邻以及提供住宿的人不举报、有司里老包庇隐瞒的，一体治罪。对于禁止尚未残害身体的人，法律非常严厉。永乐二十三年，【原注】仁宗皇帝即位。兴州左屯卫军人徐翼，有儿子自行阉割，进入宫中做内侍。徐翼上奏请求免除军籍，皇上说：“作为父亲应当教导儿子，作为儿子应当赡养父母。你有儿子却不能教导，让他残害自己的身体，违背亲恩，断绝人道，败坏风俗教化，都源于你，还敢希望免除军籍吗？”拿出他的儿子让他代替服军役。宣德二年，下令自行净身的军民，各自恢复原来的户籍，不许投入王府及有权势的人家藏匿，以躲避差役。如果犯法，本人以及藏匿的人处死，该管的总小旗、里老、邻居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当时军民多自行阉割希望晋升，间或有因赦免而获免罪的人。刑部请求依照旧制，不论赦免前还是赦免后，都论以不孝的重罪，皇帝听从了。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百姓徐义白白阉割他的幼子以求晋升，下诏发配充任广西南丹卫军，妻子和幼子都跟随前往。十五年，净身的人，命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促驱逐回原籍。弘治元年，命令锦衣卫拘捕送交顺天府，递解回原管官司点名核查，不许容许放纵。十三年，命令以前净身的人曾经被发遣，不等待收取，私自来到京城，图谋进用的人，判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对于告诫已经残害身体的人，法律也不是不周到。然而宦官布满朝廷，金玉塞满道路，到了今天反而更加兴盛，那么法律真的实行了吗？

宋仁宗没有继承人，太常博士吴及上言说，古代圣明的君王，重视断绝人的后代。现在宦官家里，竞相寻求别人的儿子，灭绝人伦，以希求爵位俸禄。孩童有什么罪？陷入刀锯之下，有因此早死的。有病而早死，太平盛世尚且怜悯，何况没有病呢？有罪而阉割，前代君王尚且不忍心，何况无罪呢？我听说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只有十人罢了。唐太宗制定制度不超过百人。现在拿祖宗时候比较，当时宦官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臣愚以为，胎卵被剖伤，凤凰就不会到来。继承人没有生育，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恳请陛下发出德音，详细制定条令禁止，暂时停止宦官进献养子。有擅自阉割孩童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那么天心必定感应，继承人必定众多。招致福祥、安定宗庙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奇，暂时停止内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

古代先王治理土地，不抛弃土地，但也不过度开发土地。田间道路宽达九轨，有多余的道路了。保留山泽的界限，秋水多得有所停蓄，有多余的水了。因此功业容易建立而难以毁坏，一年的计划虽然不足，但世代的计划却有余裕。后来的人一概用急迫的心态去做，商鞅决裂阡陌，中原的疆界条理就荡然无存。宋朝政和以后，围湖占江，东南的水利也就堵塞了。【原注】《宋史·刘韐传》记载，鉴湖被百姓侵占耕种，官田收取的租税每年二万斛。政和年间排干湖水作为田地，增加到六倍。《文献通考》记载，圩田、湖田大多兴起于政和以来。在浙江一带的，隶属于应奉局。在江东一带的，蔡京、秦桧相继得到。大抵现在的田地，以前的湖泊。只知道湖中的水可以排干来开垦田地，而不知道湖外的田地将全都变成水。于是十年之中荒年常有六七成，而比较所得反而不及前人。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图小利。想要实行井田法，就必须从这两句话开始。

斗斛丈尺

古代帝王对于权量，对于天下，每五年巡狩一次就校正一次，《虞书》中“同律度量衡”就是如此。对于国都之中，每年校正两次，《礼记·月令》中说“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就是如此。【原注】洪武初年，命令每三天一次校勘斛斗称尺。所以关石和钧，大禹凭借它兴起夏朝。谨慎权量，审慎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