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禹，是不敢直呼其君主的名字，从启到发都直呼其名。夏朝末年，才开始有以十天干作为称号的。桀的“癸”，商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都是用称号来代替名字，【原注】《白虎通》说，殷朝质朴，以生日命名儿子。从天乙到辛都是称号。【原注】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都作为《尚书》篇名，只是他们的称号。商朝君王标举称号而不标举名字，名字出现在经书中的只有两个，天乙的名字叫履，辛的名字叫受就是这样。【原注】武庚也是称号，禄父才是名字。说汤、说纣，也都是称号。【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传，受，就是纣。读音相混淆。称号是臣子可以称呼的，所以伊尹说“惟尹躬暨汤”，《颂》说“武汤”、“成汤”、“汤孙”。【原注】《微子之命》说“乃祖成汤”，《多士》说“尔先祖成汤”，都是对臣子这样称呼。说文祖，说艺祖，说神宗，说皇祖，说烈祖，说高祖，说高后，说中宗，说高宗，于是庙号就产生了。说元王，说武王，于是谥号就确立了。说大舜，说神禹，说大禹，说成汤，说宁王，于是称号就繁多了。夏朝以前，纯粹质朴，所以帝王有名而无号。商朝以后，逐渐文饰，所以有名又有号。而德行盛大的，有谥号来赞美他，于是周公因此制定谥法。从天子到卿大夫，善恶都有谥号，而十天干的称号就不设立了。【原注】《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的儿子丁公，丁公的儿子乙公，乙公的儿子癸公。还沿用商人的称呼。陆淳说，《史记》《世本》记载，厉王以前诸侯有谥号的很少，其后才都有谥号。然而王季以上不追赠谥号，还沿用商人的礼制，这是文质适中，符合臣子的道义。唉，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译九族

宗族盟会的排列，先排同姓，后排列异姓。丧服的等级，重视本宗亲属而轻视外亲。这必定有所承袭，并非从周人开始。尧能发扬大德，来亲近九族。孔安国的传注认为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大概是依据《丧服小记》中“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牧誓》列举商纣的罪状，只说昏庸地抛弃了遗留下的王父母弟，而没有提到外亲。《吕刑》申诫诸侯，历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说甥舅，古人所说的先后次序由此可知。所以《尔雅》说，对内宗称为族，对母族和妻族则称为党。而《昏礼》以及《仲尼燕居》中关于三族的记载，郑玄都解释为父、子、孙。【原注】《仪礼·昏礼》中“三族之不虞”的注解说，三族，指父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子的兄弟。《礼记·仲尼燕居》篇中“故三族和也”的注解说，三族，指父、子、孙。杜预却说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以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这些都不是自己的同族，【汝成案】“非”字，今本作“并”。都是外亲中有服制但不同族的人。【原注】《左传·桓公六年》传注。【杨氏曰】杜预之所以不同于孔安国、郑玄，是因为传文中说，修明五教，亲近九族。五教的注已经说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那么九族就不能再从一本统而言，所谓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汝成案】《左传·桓公六年》疏引礼戴尚书欧阳说，九族是异姓有亲属关系的人。父族四，五服之内为一族，父的姐妹出嫁者与其子为一族，自己的姐妹出嫁者与其子为一族，自己的女儿出嫁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亲的父姓为一族，母亲的母姓为一族，母亲的姐妹出嫁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妻子的父姓为一族，妻子的母姓为一族。这里略有不同，因为郑玄驳斥说女子不能与父兄成为异族，所以删去了其母，只取其子。既然认为是异姓有亲属关系的人，却仍然把五服之内算作一族，则言辞不通。如果没有姑母或没有姐妹、没有女儿，那么九族就不完备。这些都是道理上不通的。那么史官称颂帝尧，列举疏远的亲属而遗漏亲近的亲属，岂不是颠倒得太过分了吗。况且九族是同姓，经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去世。传文说，二华，是戴公的族；司城，是庄公的族；六官，都是桓公的族。共公距离戴公九世。【原注】共戴之间凡十三公，除去同世的四公。【沈氏曰】《左传》所说的族是氏族之族，不能说顾炎武有此错误。而唐代《六典》中宗正卿，掌管皇九族的属籍，以区别昭穆的次序，记录亲疏的区别。九庙的子孙，其族有五十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三，高祖之族二十一，太宗之族十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玄宗之族五。这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原注】中宗、睿宗同为一世。【沈氏曰】《六典》所说的乃同宗之族，以此证明九族，恐怕不够精细。如果历世增多，则有不止于九的。而五世亲尽，所以经文中所说的族自九而止。【原注】杜预在《左传》襄公十二年的传注中说，同族指高祖以下。那么前说的错误，不待辨析就明白了。又孔颖达正义说高祖、玄孙没有相及的道理，【原注】桓公六年。不知道高祖的兄弟与玄孙的兄弟本来可以相及，【沈氏曰】高祖的兄弟也亲尽无服，恐怕不在九族之列。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焘之所谓寿命有长短，世代有延促，不可齐同的。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说，嗣濮王赵士歆，在隆兴年间是从叔祖，在绍熙年间是曾叔祖，在庆元年间是高叔祖。这是明确的证据，【原注】我丁未年，在大同遇见代府中尉俊哳，年龄近五十。考察其世次，与孝宗为昆弟。而上距弘治元年已一百八十年，秦晋二府现在的人多为其六七世孙。又何必帝尧的时代，高祖玄孙之族，没有一二人同在的呢。怀疑他们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这也是昧于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路史》说，亲爱亲人，是治理的开始。《礼记·小记》说，亲爱亲人，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向上递减，向下递减，向旁递减，而亲毕矣。这就是所谓的九族。人生下来就有父亲，壮年就有儿子，父、子与自己，这是小宗伯三族的区别。【原注】《周礼》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以辨别其亲疏。其正室都称为门子。父亲是儿子的祖父，因此向上推，以及自己的祖父。儿子是父亲的孙子，因此向下推，以及自己的孙子。这是《礼记》传所说的以三为五。自己的祖父，从自己儿子的角度看，就是曾祖王父。从自己孙子的角度看，就是高祖王父。自己的孙子，从自己父亲的角度看，就是曾孙。从自己祖父的角度看，就是玄孙。所以又向上推以及自己的曾祖、高祖，向下推以及自己的曾孙、玄孙，这就是所谓的以五为九。陈祥道《礼书》说，自己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三为五。《礼记》不说的，是因为父子一体，而

译高祖、玄祖与曾祖同穿丧服，所以不加以区分。为父亲服丧三年，为祖父服丧一年，那么为曾祖应当服大功，为高祖应当服小功，但都服齐衰三个月，是不敢将大小功这种旁系亲属的丧服加在至尊的祖先身上。所以加重其衰麻的规格，是为了表示尊崇；减少其服丧的月数，是因为恩情递减，这就是所谓的“上杀服”。嫡长子服丧三年，庶子服丧一年，嫡孙服丧一年，庶孙服丧大功，【原注】嫡孙，是继承宗庙祭祀重任的人。如果有嫡长子，就没有嫡孙，那么长子以下的儿子都算是庶孙。那么曾孙应当服丧五月，但与玄孙都服缌麻三月，是因为曾孙为曾祖服丧三月，曾祖回报之礼也是三月。曾祖地位尊贵，所以加服齐衰；曾孙地位卑下，所以服缌麻，这就是所谓的“下杀服”。为祖父服丧一年，那么世叔父【杨氏说】世叔应当说成世父叔父，下文同。应当服大功，因为世叔父与父亲同体，所以加服一年。【原注】周代之道重视亲爱，至重者没有超过兄弟的。兄弟的儿子进而服一年，其丧服等同于儿子。父亲的兄弟进而服一年，其丧服等同于祖父。所以说，在死丧的威严面前，兄弟之间极为关怀。如果跟随世叔父的服制就疏远了，增加所不及的服制，【沈氏说】此处下面应当增加“故服大功，再从世叔又疏远了”两句。所以服小功。族世叔父又疏远了，所以服缌麻。这是从父亲这边旁系递减的。祖父的兄弟服小功，【沈氏说】此处下面应当增加“族祖父服缌麻”一句。曾祖父的兄弟服缌麻，高祖父的兄弟无服。这是从祖父这边旁系递减的。同父的至亲服一年，同祖的为从服大功，同曾祖的为再从小功，同高祖的为三从缌麻。这是从兄弟这边旁系递减的。父亲为儿子服丧一年，兄弟的儿子应当服九月，不服九月而服一年的，是因为把他当作犹子而提升服制。从兄弟的儿子服小功，再从兄弟的儿子服缌麻，这是从儿子这边旁系递减的。祖父为孙子服丧大功，兄弟的孙子服小功，从兄弟的孙子服缌麻。【沈氏说】此处下面应当增加“兄弟的曾孙服缌麻”一句。这是从孙子这边旁系递减的。【沈氏说】族祖父服缌麻，是从祖父这边旁系递减的。本来应当增加“曾祖父的兄弟服缌麻”，是从曾祖父这边旁系递减的。兄弟的曾孙服缌麻，是从曾孙这边旁系递减的，应当各自分为两段。至于“高祖父的兄弟无服”这一句，径直应当去掉。大概丧服有加重、有回报、有降等。祖父的齐衰，世叔父从子的一年，都是加重。曾孙的三月与兄弟的孙子的五月，都是回报。至于降等有四品，那就不是五服的正统了。观察九族的训诫，如“丧考妣”的文字，就知道宗族的名分、丧服的纲纪、服制的数目，大概早在二帝之前就有了。【汝成案】先生所说的从世叔，即《丧服》小功章中的从祖父母，族世叔则是缌麻章中的族父母。沈氏此注既违背服制法则，又错引出处。

译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诏延请四代祖先的后裔，下至玄孙一脉。在皇信堂举行宗族宴饮，不依据爵位官阶排列座次，全都按照昭穆次序排列，使用家人之间的礼仪。这是由古代圣人和睦宗族的本意推演而来的。

《舜典》

古时《尧典》《舜典》原本合为一篇，所以在“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四岳咨询时必定称舜为“曰”，是为了与上文提到的帝尧相区别。等到任命大禹时开始称“帝曰”，因为问答的言辞已经明确，就没有嫌疑了。

“惠迪吉，从逆凶”

善恶报应的说法，圣人曾经讲过。大禹说顺应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商汤说天道福佑善良、降祸淫邪；伊尹说只有上帝没有常心，做善事就降下百种祥瑞，做不善事就降下百种灾殃，又说只有吉凶不差错在于人，只有天降下的灾祸祥瑞在于德行；孔子说积善之家一定有余庆，积不善之家一定有余殃。难道真有上帝掌管祸福，像道家所说天神考察善恶，佛教所说地狱果报那样吗？善与不善，是一气相互感应，就像水向下流、火向干燥处燃烧，不期然而然，没有不感应的，没有不应答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意志专一就能触动气机，以及《诗经》所说的上天开导百姓，像埙和篪相和，像璋和圭相配，像取和携相应。如果有不齐整的时候，就像夏天寒冷冬天温暖，是偶然遇到的一天，而不是四季的正气。所以说，真诚是天的道。如果说有鬼神掌管，琐碎地像人间官长那样行事，那么报应中最近的，反而被推远了。

“懋迁有无，化居”

懋迁有无，化居。化，就是货。【原注】古时候化、货二字大多通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随着时势转运货物。索隐说，《家语》中货字作化。运转而不停积叫做化，停留而不分散叫做货。唐尧虞舜的时代，只说化罢了。到了殷人，才开始以货命名。仲虺有不要滋生货利的言论，三风有殉于货色的警戒，而盘庚的诰辞则说不要推举喜好货利的人，于是把化的字移作生化、化成的化，而厚敛的君主、发财的主子大多有不化的东西了。

舜作南风之歌，就是所谓用九歌来劝勉百姓。【原注】《左传》文公八年却缺说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叫做九歌。读了之后才知道，解除百姓怨恨的，一定在于富足百姓的财富。而自己富足财富，却招来天下的怨恨。

三江

北江，是现在的扬子江。中江，是现在的吴淞江。【原注】向东延伸向北会合于汇，大概是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说南江，而用三江来体现。南江，是现在的钱塘江。【原注】本于郭璞的说法。【全氏说】关于三江的说法，其中用中江、北江、南江来解释的，汉代孔氏传根据经文，说有中、有北，那么南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三江。它们的道路是从彭蠡分为三股流入震泽，从震泽又分为三股入海。查考江汉的水在汉阳会合，合流数百里到湖口，与豫章江会合，数千里而入海，就是所谓的彭蠡。那么江到彭蠡是并三为一，未曾分一为三。况且震泽在现在的常州、湖州、苏州三府地，从隋炀帝开凿江南河才开始与江相通。当禹的时候，江湖从哪里会合。而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曾听说分为三股。所以前辈说安国未曾南游，不熟悉吴楚地理，是书传的说法不对。班固《地理志》指松江为南江，永阳江、荆溪诸水为中江，大江为北江。司马迁《郡国志》沿袭它。这与书传所说的本来不同，而孔颖达引用它来证明传，司马贞把它列入索隐，王安石也采纳他的说法。但他所说的中江，出自丹阳芜湖县西南，到会稽阳羡县东入海的。查考阳羡与丹阳虽然相接，而两地中间高，又都有山丘间隔，水分东西流。江在阳羡的固然可以通海，而芜湖的水都向西北流，合宁国、广德、宣歙诸水向北流入大江，怎么能南流以上阳羡呢。那些水都是支流，不足以当作大江。经文明确有中江，却违背它，非常没有意义。于是有人说《地理志》的中江，在洪水时原本有，禹堵塞它以奠定震泽，那么为什么不说是三江既塞，是地志的说法尤其不对。《水经》说，江到石城分为二，其一就是经文所说的北江。南江则从牛渚上桐水，过安吉县，为长涑，历湖口，东边则松江流出。江水奇异分开，叫做三江口，东到会稽余姚县东入海。它对于东江缺失。不知道桐水，是现在的广德。长涑，是现在的太湖。其中间高，水不相通，也如同丹阳与阳羡。而南江既然是吴松，怎么能再从余姚入海。所以胡朏明怀疑“东则松江出焉”十五字，是注误混入经文。大概地志以松江为南江，《水经》以分江水为南江，道元想援引《水经》来符合地志，所以曲折传述。总之与《禹贡》不合，是《水经》的说法又不对。郑康成《书注》，左边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康成未曾见过书传，然而他的说法颇为符合，只是不说入震泽罢了。唐魏王李泰《括地志》说三江都汇聚于彭蠡

译（岷江）汇合成为一条江流入大海。既然汇合成为一条江，那么仍然不能说有三条江。因此《尚书注》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盛宏之《荆州记》说，长江发源于岷山，到达楚国都城，于是江面宽达十里，称为南江。到达寻阳，分成九条水道，向东在彭泽汇合，经过芜湖，称为中江。向东北到达南徐州，称为北江，流入大海。这原本是《汉书·地理志》旧注的说法，认为岷山是大江的发源地，到九江是中江，到徐陵是北江，一个源头而分出三个名称。现在记载在《初学记》中，而徐锴在《说文解字注》中推崇这种说法。但这仍然是一条江，不是三条江。它与孔安国、郑玄说法不同的地方，不过是一个把南江当作大江的下游，一个当作源头，差别不大。那么《荆州记》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贾公彦在《周礼疏》中沿袭孔安国、郑玄的说法并加以改变，说长江到寻阳，向南汇合成为一条，向东到扬州，又分成三条水道流入大海。但是彭蠡湖在寻阳的南面，哪里见过江汉的分流到寻阳才汇合，而大江的汇合到彭蠡湖又分开的情况呢？那么《周礼疏》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初学记》又引用郭璞《山海经注》，说三江是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是大江的发源地。崃山，是中江的发源地。崌山，是北江的发源地。这在《山海经》中原本并没有用来解释《禹贡》的三江。而杨慎因此说各家在下游寻找三江，为什么不向上游探寻呢。大概认为三江发源于蜀地，而注入震泽。《禹贡》记载它们的源头，以及它们的下游。却不考察大江与震泽本来不相通，况且也没有想到三江都在夔门三峡以西，怎么能越过梁州、荆州而记载在扬州呢？何况《山海经》怎么能用来解释《尚书》呢？试着读《海内东经》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高山”的话，这是又一个三江了，这本来就是特别不值得相信的。那些用松江、东江、娄江来解释三江的人，张守节说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叫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名叫松江，古称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湖，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三百多里，名叫下江，也叫娄江。这是本于庾仲初《扬都赋注》，而庾仲初又本于顾夷《吴地记》。《吴越春秋》所说的范蠡乘船出三江口，与《水经》所说的奇分是一样的。陆德明已经引用过，张守节才开始主张这种说法，而薛季龙、朱乐圃、蔡九峰都认为是对的。但是根据各种书籍，都说三江口而不认为就是三江。况且东江、娄江只是吴松江的支流，所以孔颖达已经否定它，说不与《职方氏》相同。现在考察《扬都赋注》，那么东江、娄江都流入海。根据《史记正义》则只有娄江流入海。那么三江仍然属于一条江，而东江、娄江两条江至今没有考证。那么《吴地记》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虞氏《志林》说松江到彭蠡分成三条水道，大概就是指松江、东江、娄江而言，那就更加错误了。彭蠡是中江、北江、南江的汇合处，它的水既已流入大江，就从毗陵入海，而松江是从吴县入海，怎么能到彭蠡呢？那么《志林》的说法尤其错误。黄东发主张庾仲初、张守节的说法却又怀疑它，说我曾经乘船到吴松江，完全看不到所谓的东江、娄江。考察《吴志》有白蚬江、笠泽江，大概指的就是它们吧。不知道白蚬江就是东江，笠泽江就是松江。黄东发忘记了张氏的原注而凭空猜测，那么黄东发的说法也是错误的。金履祥说，太湖之下关于三江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吴松江七十里，中间是松江，东南是娄江，北边是东江。一种说三江，吴松江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也怀疑松江、东江、娄江不足以充当三江，而究竟另外有什么江呢？这是想为它辩解却做不到。如果韦曜说吴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他的意思是因为大江的景观已经举了彭蠡，于是向南提到松江，再向南是浙江，再向南是浦江。然而浦江发源于乌伤，向东经过诸暨、始宁、曹江，然后返回永兴的东边，与浙江汇合，那么只是钱塘江的支流罢了。或者甚至祖述《吴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为三江。那么浦江不过是浙江的附庸，而剡江并不能与浦江并列，大江的支流有数百条，如果随便列举而错误地指认，可以吗？只有《水经·沔水》中篇注引用郭璞说，三江是岷江、松江、浙江。《初学记》错误地引用为韦曜的话。大概扬州东南有扬子江，又东南有吴松江，又东南有钱塘江。三处入海，而各自雄踞一方，是扬州三大景观，南边距离荆楚，东边尽于越地，中间举出勾吴，此外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恰好符合《职方氏》大川的宗旨，即使《国语》范蠡说与我争夺三江五湖利益的，不是吴国吗？伍子胥说，吴国与越国，被三江环绕。环绕吴越边境，是两国必争之地，不是岷江、松江、浙江又是什么呢？好啊。蔡传《旁通》说，三江不必涉及中江、北江的文字，而只求其利害所在。扬州水大的，没有比扬子江、松江、浙江更大的。经文记载彭蠡之下，为什么舍弃大江而远录湖水的支流，那么中江、北江与三江不合明显了，况且岷江入海则彭蠡诸水跟随了。郑玄、孔安国诸家所说的中江、北江、南江，已经包含在松江中了，松江入海则具区诸水跟随了。庾仲初、张守节诸家所说的松江、东江、娄江，已经包含在浙江中了，浙江入海则浦阳诸水跟随了。韦曜、赵岐诸家所说的浙江、浦江、荆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大概举出三大景观，而各种小江都具备在其中了，这些说法

译都可以废弃。我曾考证，宋代淳熙年间，昆山县令边实撰写县志时说，大海从西渒分为南北两支，由斜转而向西至朱陈沙，称为扬子江口。由徘徊头向北至黄鱼垛，称为吴松江口。由浮子门向上称为钱唐江口。三江既已汇入，大禹的遗迹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最为得当。于是有人怀疑大江只是一条水道，不应该既用来标示荆州，又用来标示扬州。不知道《诗经》中“江汉朝宗”的记载，江尚且兼带汉水而言，到了扬州才开始有专称。何况从南康到海有一千五百里，不能专属荆州。试着用《禹贡》的书写法则来说，淮海属于扬州，海岱属于青州，海岱及淮属于徐州。如果认为写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公之于其他地方，那么夏代的史官也失掉了书写法则。又有人怀疑大禹在会稽会合诸侯，是在摄政之后，如果是治水的时候，浙江未曾听说疏导，不能预列于三江之中。不知道《禹贡》概括众流，不应唯独遗漏浙江，而会稽又是扬州山镇所在，必然没有四年不到的道理。它不在导水篇中提及，或许是因为施功较少，所以略去罢了。如果顾炎武怀疑古所谓中江、北江、南江就是郭璞所说的三江，那么我又不敢以为然。根据先儒的说法，固城等湖是阖庐伐楚时开凿用来运粮的，何况经文中江明确指大江，似乎无需附会。如果胡渭既主张郑玄的说法，又以秦汉之际别有三江，认为分江水东历乌程至余姚，合浙江入海的为南江。以芜湖水东至阳羡，由太湖入海的为中江。合岷山为北江。这种说法虽然与《禹贡》无关，但也属于不考据。分江水从安庆到贵池，就有山溪阻隔，如何能东行合浙江。芜湖之水其北入江的既不另标一名，其东由太湖入海的怎么能再称为江呢。胡渭想要纠正《汉书·地理志》和《水经》的错误，却不知道出自自己的揣测之词了。郭璞的说法，黄文叔颇不以为然，后来季氏图开始引之东汇泽，陈氏阐发它，归有光因此定为定论。我私下认为郭璞的说法是不易的。【姚刑部说】《汉书·地理志》说，芜湖县中江，从西南流出，向东到阳羡入海。吴县南江，在南向东入海。毗陵北江，在北向东入海。《禹贡》的三江都在这里了。《禹贡》之后，周代职方认为扬州的河流，国语认为环绕吴越之境。下至秦汉人，凡是说三江的，都是这三江。夫江汉既已合流，其下游为北江的固然不必是汉水，为中江的固然不必是江水。然而导川的文字分别记载，说导漾东为北江，导江东为中江，是约略其地势南北而概括划分，以表明江汉均为水道罢了。郑康成本依据《地理志》来注释《禹贡》，所以疏引其说曰，江在彭蠡分为三孔，东流入海。是说江自彭蠡而下才开始流为三股。又说，经文说东迤为南江，其解释尤其好。盖《地理志》石城县分江水，首受江的，是南江的开始。而在吴县南向东入海的，是南江的末流。导川有北江中江，而遗漏南江，难道合乎情理吗。所以说导江至于东陵，其分而东流的，迤逦入海，是南江。其北流的，又会于汇，而后为中江。世人都说会于汇是彭蠡，而实际上不是。是现在江合彭蠡，过湖口，才东北流，是会汇而后北，不是北会于汇。而且经文简略，导漾导江，辞皆互见。导漾已经说东汇泽为彭蠡了，导江不必再说。那么这汇在石城分南江之后，芜湖分中江之前，是巢湖吗。夫说禹三江的，没有比《汉书·地理志》更详细的，没有比康成注书更好的，可惜不能尽见。自是之后，江水支分，南流湮失，人怀疑所不见的，而说法乃日益纷杂。韦昭以松江、钱塘、浦阳为三江，其言开始谬误。郭景纯则以今大江替代其浦阳。夫浦阳古不与江通，不应当名为江，景纯替代它是正确的。而景纯所数的三江，实即《地理志》三江的末流，固不如《地理志》原委分明。若夫庾仲初以娄江、松江、东江为三江，原流猥短，何以名为扬州之川。其谬殆不足辨。而徐坚《初学记》不知得谁氏之说误以为康成，乃以彭�为南江，岷江为中江，汉为北Jiang。夫经于导川，言其下流才为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接受的大水岂止六七，而何以谓之三江。且扬州其川三江，而入江之地非扬州也。其论无一可通，与《疏》所引之郑注绝相背，这岂是康成所言哉。近世胡渭著《禹贡锥指》，知屈庾仲初之徒，顾信《初学记》之所谓郑说者，猥谓芜湖石城之水流凿于阖庐，非禹迹，何其谬也。墨子云，禹南为江汉淮汝，向东流，注入五湖之处，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以江汉向东流，注入五湖之处，是石城芜湖水真是禹所为，非阖庐凿也。荀子曰，禹开通十二渚，疏导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阖庐未远，如果石城芜湖水乃是阖庐凿的，其知之必先于胡氏矣。【钱学博主说】《禹贡》之三江，

译《职方氏》所说的三江。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江在吴县南面入海，北江在毗陵县北面入海，中江从芜湖西南流出，向东到阳羡入海，都是扬州的水系。这是解释《职方氏》，也就是解释《禹贡》了。自从郑玄注《尚书》开始，另有一种说法：左边汇合汉水的是北江，右边汇合彭蠡的是南江，岷江在中间的是中江。如果这样，那么夏口以北是北江，湖口以南是南江，夏口到湖口之间是中江。而从湖口以下只有一条江，用《禹贡》导水的经文来检验，关于汉水说“向东汇泽为彭蠡，向东为北江，流入海”；关于沱水说“向东斜向北汇合于彭蠡，向东为中江，流入海”。那么从湖口以下分为三江，大概不如郑玄的说法了。考察班固所说的，长江流过湖口确实分为三条，走南道的是南江，走北道的是北江，走中道的是中江，符合《禹贡》导水的经文，确实是不可更改的定论。考察《水经》记载：沔水从沙羡县北面南流入江，合流到居巢县南面，向东到石城县，分为两条，其中一条向东北流，经过牛渚、毗陵入海的是北江；从石城东流入贵口，到余姚入海的是南江；从丹阳芜湖县向东到会稽阳羡入海的是中江。都与班固的说法相合，只有班固说南江从吴县南面入海不同罢了。然而班固又说石城分出的江水，源头承接长江，向东到余姚入海。郦道元引用桑钦《地理志》也说江水从石城东出，经过吴国南面为南江。大概余姚入海的江，就是吴县南面入海的江。余姚和吴县之间是丹阳、海盐、乌程、余杭、钱塘等县，南江由此入海，确实在吴国的南面，后来设为县，所以班固记载南江入海的地方既归于余姚，又归于吴县。《水经》附记不详中江的源头，但现在还有它的遗迹。杨行密修筑五堰，江流才开始断绝。永乐年间，设置三坝，陆路行者有十八里了。然而从银林以西，邓步以东，水流依然存在。可知两条江虽然从石城、芜湖分开，但都汇合于太湖。所以郦道元认为南江就是汇合于浙江浦阳江的谷水，而咸淳《毗陵志》认为荆溪是中江，只有北江是从毗陵入海。这足以证明三江确实有三条，不像郑玄那样把三江合为一条了。【王氏说】考察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说，唐景福三年，杨行密将领台蒙修筑五堰，拖拽轻便船只运送粮食，而中江的水流才开始变窄。五堰是：银林堰在溧水县东南一百里，长二十里的。稍东叫分水堰，长十五里。又东五里叫苦李堰，长八里。又五里叫何家堰，长九里。又五里叫余家堰，长十里。这就是所谓的鲁阳五堰。后来改为上下两坝，通称东坝。据此，似乎东坝创始于台蒙。其实《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涂县有芜湖水，在县西南八十里，源头出自县东南的丹阳湖，西北流入大江。那么元和以前此地已经设置堰。所以水不向东流而西北入江，与《汉书·地理志》向东到阳羡已经不符了。然而《汉书·地理志》中江虽然到阳羡入震泽，如果毗陵的北江，就是现在通州入海的大江，不入震泽。吴县的南江就是松江，是震泽的下流，不是入震泽的。二孔认为这都是入震泽，非常荒谬。而且这三江虽然有南北中的名称，与《禹贡》导水的中江、北江无关，也与扬州三江无关。而二孔牵强附会合为一，独不思大江安流，千古没有改变，远在震泽东北二百多里，由扬子江入海，这难道是入震泽的吗。却说江分为三，共同入震泽，岂不是误把《汉书·地理志》的三江当作《禹贡》的三江，因为《汉书·地理志》三江中的中江入震泽，就认为三江都入震泽吗。司马贞《史记索隐》错误相同。再考察江湖相通始于周末，并不是大禹的遗迹。大概《汉书·地理志》中江就是现在芜湖的县河，高淳的胥溪，溧阳的永阳江，宜兴的荆溪，西连固城、石臼、丹阳等湖，承接宣州、歙州、金陵、姑孰、广德及大江水，东连三塔湖、长荡湖，到达荆溪、震泽。这水在三代以上本来不相通，中间三五里就有高地，还是后代开凿所遗留。大概春秋时阖庐伐楚，用伍子胥的计策开凿的。《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攻克鸠兹，到达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到达桐汭。都由此路，从此江湖才开始相通。《河渠书》说，东方则开通沟渠连接江淮之间，就是夫差所开的邗沟，在吴国则开通渠道连接三江五湖，就是阖庐所开的胥溪。而后世误以为是大禹的遗迹，知道大禹时江湖本不相通，就知道汉朝的南江、中江与《禹贡》三江无关。【又说】《汉书·地理志》南江、中江固然与《禹贡》三江无关了，而又有分江水、渐江水两条，分江水出自丹阳郡石城县，源头承接长江，向东到余姚入海，经过两个郡，行程一千二百里。渐江水出自丹阳郡黟县南蛮夷中入海。《水经》渐江水出自三天子都，北过余姚，东流入海。郦道元注说，《山海经》称之为浙江。到钱塘称钱塘江，与浦阳江合称浦阳江。这水本出自山溪，无需疏凿。

译况且与长江中间隔着，重重山峦重叠屏障，断没有相通的事情。《说文解字》水部“渐”字注说，水从丹阳黟县南蛮中流出，向东流入海。又“浙”字注说，江水向东流到会稽山阴，称为浙江。渐、浙本是一水。浙字注中的“江水”应当是“渐江水”。如果因为脱漏了字，怀疑是大江的支流，可以汇合浙江，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如果说分出的江水，班固虽然记载它出自石城，但汉代的石城废县现在在贵池县西七十里，已经不再有这条水了。如果确实像首受江的说法那样，余姚却在浙江东岸，又中间隔着宁国、广德、湖州等地，都是山岩沟壑遮蔽亏损，这条水怎么能越过而向东到达余姚以入海。这应当存疑。于是《水经注》沔水中篇说沔水与长江合流，又向东经过彭蠡泽，又向东到达石城县，分为二。其一向东北流，经过毗陵县北成为北江。其一向东到达会稽余姚县东入海。这大概是附会《汉书·地理志》的分江水，因为《汉书·地理志》另有南江在吴南，所以不直接称为南江，而郦道元的注于是直接称为南江，并援引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的说法，以此水与松江、浙江强行贯通，想要附会一江分为三目。他的说法说，南江向东与贵池水汇合，向东北成为长渎，向东注入具区，称为五湖口。这下面南江又分二派，一派向东流出成为松江，向下七十里分为三江口入海。一派又向东到达会稽余姚县东入海。用这二派合北江成为三江。考察石城分江水，现在淹没不可再见。而所谓贵池水，池州府志说它入江处名贵口，那么是还复向西注入长江，并非汇合分江水而向东的。即使有这条水，由贵池到安吉而成为南江，以入太湖了。所谓松江，本承接太湖，何以见得它上承接分江，它的别派又凭什么更从余姚入海。于是郦氏解释为南江，自五湖口向东经过今乌程、余姚，合浙江入海。试想今诸暨南、余姚西北，浙与浦阳江同入海的，自然是渐江一派，乃是黟、歙下流，与贵池以下有什么关系呢。《禹贡》概括众流，没有单独遗漏浙江的道理，而会稽又是日后会合诸侯计算功绩的地方，只是因为施功少，所以不在导水中提及罢了。三江既入，是一件事。震泽底定，是另一件事。后世的解书者必定说三江都由震泽，以二句相蒙为文，而他们的说法才开始纷纭了。【原注】程大昌说，弱水既西，泾属渭汭。必定说“既”这一语为起下文，那么弱水未西，它能越过秦陇而扰乱泾渭吗。可以说是令人解颐的论述。【沈氏说】便是“既”这一语非起下文，而“底”这一字实缘上文，必定执一而论则固陋了。况且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难道不是相蒙之文吗。

译赐予土地和姓氏

今天的天下，人人没有固定的土地，人人都有姓氏。大概自从赐予土地的制度废除后，唐宋以下的帝王后裔与平民等同，没有世代守成的稳固。赐予姓氏的制度废除后，魏齐以下，北方沙漠地区的姓氏混杂在中原诸夏之中，失去了氏族的本源。【原注】《春秋传》说，允姓的奸邪之人，居住在瓜州。这大概是古代将三苗分置于北地的意思。后来的浅陋儒生，读《禹贡》却不知道其含义的很多了。【汝成案】《国语》说，皇天嘉许他，赐给他天下，赐姓为姒，氏为有夏。赐给四岳封国，任命为侯伯，赐姓姜，氏为有吕。这是本书的确切解释。因为出生而赐予姓氏，古代只有黄帝如此。黄帝的儿子二十五人，由四位母亲所生，分为十二个姓氏。只有古代帝王神灵，能辨别知晓不同的德行，所以同一母亲所生的儿子可以赐予多个姓氏。尧舜时代，虽然也有赐姓，不过是沿用前世的姓氏来命名，有夏、有吕，都是以国为氏。三代君王知道这种做法不能实行，所以建立了宗法制度。如果后世想要赐姓，那么汉代的刘、唐代的李、宋代的赵足以作为法则吗？至于说北方沙漠地区的姓氏混杂在中原诸夏之中，这又似乎认为北魏改姓是错误的，两方面都没有道理了。先生仅仅因为帝王之后与平民等同，于是感慨至此，这自然是偏激的言辞。

他的五个弟弟

夏商时代，天子的儿子被封国成为公侯的，在经书中没有记载。因为太康空占职位，而有他的五个弟弟，如果让他们同时建立封国，作为国家的屏障，后羿怎么会篡夺夏朝呢？富辰说，周公哀伤夏殷两朝末代君主疏远亲戚导致灭亡，所以分封亲戚，来藩屏周朝。【原注】杜氏解释说，吊，哀伤也。咸，同也。周公哀伤夏殷末世的君主疏远亲戚，以至于灭亡，所以广泛分封他的兄弟。而少康将他的庶子封在会稽，来奉守禹的祭祀，二十多代，直到越国的句践，最终称霸诸侯，有禹的遗风，这也是鉴于太康孤立的祸患而这样做的吧。至于孔子所说的“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产，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从这里知道了。

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

尧舜禹都建都在河北，所以称为冀方。到太康才开始失去河北，而五个儿子侍奉他们的母亲跟随他，于是迁都到河南，再传两代到相，最终被寒浞所灭。古代的天子失去他的旧都，没有能够保住国家的。周朝失去丰镐，平王向东迁都。晋朝失去洛阳，宋朝失去开封，元帝、高宗迁都到江南，于是国家就衰败不振了。只有殷朝五次迁都，是因为河水泛滥，而不是敌人的窥伺，所以形势不同罢了。唐朝自从玄宗以后，天子屡次外出巡狩，但不久就恢复国家，是因为没有放弃长安。所以郭子仪迎回皇帝的表章，代宗流泪。宗泽还京的奏章，忠义之心归附。唉！幸好寒浇放纵欲望，不被民心所依附，少康才得以凭借一支军队而诛杀他。后来的君主如果不幸失去都城，而想要谋划复兴的人，要记住这一点啊。

夏朝的都城本来在安邑，太康在洛水以南打猎，而后羿在黄河拦截，那么冀方的土地就落入后羿手中了，只有黄河以东和以南是夏朝所有的。到后来的相失去国家，依附于斟灌、斟鄩两国。于是后羿派寒浇带兵，杀了斟灌，【原注】在今寿光县。去攻打斟鄩，【原注】在今潍县。相于是被灭。【原注】《左传》哀公元年。于是把寒浇安置在过，【原注】今掖县。来控制东方。把豷安置在戈，【原注】杜氏解释，在宋郑之间。来控制南方。【原注】《左传》襄公四年。那时靡逃到有鬲，【原注】今在德平县。位于黄河以东。少康逃到有虞，【原注】今虞城县。位于黄河以南。而从黄河以内，没有不安于乱贼统治的了。结合魏绛、伍子胥两人的言论，可以观察当时的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施德行、谋划复兴，也是艰难地用力啊。【原注】《竹书纪年》说太康元年就居住在斟鄩，这是不对的。

古代的天子常居住在冀州，后人沿袭这个说法，于是把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歌》说，览冀州兮有余。【杨氏说】《楚辞》的本意大概是说由南望北，表明其高远罢了。《淮南子》说，女娲氏杀黑龙来拯救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原注】桓公五年。郑，是同姓的国家，在冀州。【原注】正义说，冀州，是天下之中的州，唐虞夏殷都建都于此，因为郑靠近王畿，所以举冀州来说明。

胤征

羲和空占官位，是轻慢上天。葛伯不祭祀，是遗忘祖先。至于动用六师的诛伐，兴起邻国的征讨，古代的圣人敬天尊祖到了极点。所以《王制》说，天子巡守，他削减贬黜诸侯，必定先从不敬不孝开始。

只有元年十二月

只有元年十二月乙丑，元年，是太甲的元年。十二月，是建子之月。大概商汤的去世必定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殷朝练祭后附祭，伊尹在祖先庙里祭祀，奉着嗣王恭敬地拜见阙祖，将汤附祭在庙里。【原注】不是朔日，因为附祭没有固定的日子。先君附祭庙里，然后嗣子即位，所以成就为王，那么伊尹就明确说明烈祖的盛德，来训诫君王。如果从桐宫回到亳都，以第三年的十二月，那么正逢其时，而不是有所取意。【杨氏说】十二月，是商朝的正月。

译即位，就是继承先君的王位。在尚未举行祔祭之前，对待死者要像对待生者一样，王位仍然属于先君，所以必须等到祔庙之后，嗣子才正式即位。殷代在练祭之后举行祔祭，因此即位一定在周年之后；周代在卒哭祭之后举行祔祭，所以过了年就可以即位了。【原注】例如鲁成公在八月去世，十二月下葬，鲁襄公在次年正月即位。也有不等安葬就即位的，像鲁国的文公、成公那样，这大概是礼仪的细微缺失吧。

译三年丧期结束后，才登上天子之位，这是舜和禹的做法。在练祭时附祭于祖庙，在视祭时即位，这是殷朝的做法。过了年正月才即位，这是周朝的做法。世道变迁愈趋下流，在灵柩前即位便成为后代的通行礼制了。

西伯戡黎

凭借关中地区兼并天下的人，必定要先取得河东地区。秦国夺取三晋之后才灭亡燕国和齐国，苻氏夺取晋阳之后才灭亡燕国，宇文氏夺取晋阳之后才灭亡齐国。所以西伯攻克黎国，殷人便恐惧了。

少师

古代的官职有职责不同而名称相同的，太师和少师就是这样。比干担任少师，就是《周官》所说的三孤之一。《论语》中的少师阳，则是乐官的副手，《周礼》称之为小师。所以《史记》说纣王将要灭亡时，他的太师疵和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朝，后来的儒者误传以为是微子。【原注】《周本纪》。《汉书·古今人表》也有太师疵和少师强。【杨氏曰】《古今人表》把挚、干、缭都当作纣王的乐官，董江都的说法也是如此。如果微子不归顺周朝，金仁山的辨析极为正确。【沈氏曰】《宋微子世家》说，武王取代纣王攻克殷朝，微子便拿着祭器来到军门。那么后来的儒者也是依据《史记》，而太史公的传闻有所不同。

殷纣之所以亡

自古国家太平日子久了，法制废弛，上面的政令不能贯彻到下面，没有不灭亡的。纣王因为不仁而灭亡，天下人都知道。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纣王作为君主，沉溺于酒色，逞一时之威，以至于剖开孕妇、砍断胫骨，大概相当于齐文宣帝罢了。商朝的衰败已经很久了。第一次变化是盘庚时期的文书，卿大夫不听从君主的命令。第二次变化是微子时期的文书，小民不畏惧国家法律。至于抢夺神灵的牺牲，用来容纳自己，将要吃却没有灾祸，可以说是百姓轻慢上级，威刑不能确立了。【原注】《史记》燕王喜给乐间的信说，纣王时，民心不归附，监狱里的囚犯自己跑出来。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来守成，尚且不能保全，何况纣王狂饮昏虐，祖伊奔告他也不省察呢。齐文宣帝的恶行未必少于纣王，而齐国因此强盛；高纬的恶行未必超过文宣帝，而齐国因此灭亡，这是因为文宣帝继承了神武帝的基业，纲纪大体建立，又有杨愔等人辅佐，君主在上昏庸而政治在下清明。到了高纬时，国家法律荡然无存，所以宇文氏得以夺取政权。那么讨论纣王的灭亡和武王的兴起，说以极度的仁义讨伐极度的不仁，是片面的言论，算不上探究根源的论断。【汝成案】亭林痛心于明朝末年的典章废坏，所以愤激而言。其实沉湎酒色、逞威作福、国家法律荡然无存，都是不仁的表现。如果不仁还可以讲道理，那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怎么能说这不是探究根源的论断呢。

武王伐纣

武王讨伐商朝，杀死纣王而立他的儿子武庚，宗庙没有毁坏，社稷没有迁移，当时殷朝并没有灭亡。与往日不同的，只是不再朝见诸侯，不再拥有天下罢了。所以《书序》说，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朝，作了《大诰》。又说，成王废黜了殷朝的命数，杀死了武庚。【原注】《荀子》说，周公杀了管叔，使殷国成为废墟。注解说，虚读作墟，意思是杀了武庚，把殷朝的顽民迁到雒邑，朝歌成为废墟。这样看来，殷朝失去天下，是在纣王自焚之时。而灭亡其国家，是在武庚被杀之时。大概武庚保存殷朝，还有十多年，如果武庚不叛乱，那么殷朝就不会被废黜了。

武王攻克商朝，天下大定，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却不把原来的都城分封给周朝的臣子，而是仍然分封给武庚，降为侯国，却还能守护祖先的故土。【原注】《蔡仲之命》说，你在商朝惩治管叔。武庚未被杀时，还称其为商。武王没有独占天下的野心，也不以叛逆之事怀疑他的子孙，这与后世篡弑君位的人不同，由此可见。等到武庚叛乱后，才命令微子启代替殷朝，但一定在宋国，说是大火的祭祀，商人沿袭，不迁移其土地。由此可知古代圣王征伐诛讨，夺取天下而不夺取国家，诛杀其君主，慰问其百姓，而保存先世的宗祀罢了。【原注】高诱《淮南子》注说，天子不灭国，诸侯不灭姓，这是古时的政治。武王难道不知道商朝的臣民，那些不愿为周朝效力的，都是故都的人，公族世家聚集的地方，流风善政存在的地方，一旦有不安定，容易动摇，却一定要分封给他们的后裔。大概是不以叛逆怀疑其子孙，而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道理。所以宋公朝见周朝，就说是臣子。周人对待他，就说是客人。从天下来说，是侯服于周。从其国人来说，是以商朝的臣子侍奉商朝的君主，没有改变初衷。平王以下，距离微子的时代远了，却说孝惠取自商，【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传》。说上天抛弃商朝很久了，【原注】《僖公二十二年传》。说利于伐姜，不利于商，【原注】《哀公九年传》。我由此知道宋国得以称为商。【原注】《国语》，吴王夫差开凿深沟，通向商鲁之间。《庄子》，商太宰荡向庄子问仁。《韩非子》，子圉在商太宰那里见孔子，商太宰派少庶子去市场。《逸周书·王会篇》，堂下左边，商公夏公立在那里。《乐记》，商乐，是五帝遗留的声音。

译商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称他为商。郑玄注解说，商，是宋国的诗歌。【阎若璩说】查考《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孝惠公在商地娶妻。这是宗人衅夏对鲁哀公说的话。宋人林氏注解说，称商而不称宋，是为了避宋定公的名讳。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不说抛弃宋国而说抛弃商朝，正是下文“我虽然是亡国之余”的意思，也是一姓不再复兴的说法。现在拿这个来证明宋国可以称为商，我私下担心顾氏没有理解当时立言的用意。宋国人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寻求诸侯的支持。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夺盟主之位，是灾祸，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这里断然应当称宋，那么那里称商就可以意会了。利于讨伐姜姓，不利于商。不说讨伐齐国与宋国而改说姜和商，是为了与上文“阳兵”押韵，这是古人写作的常例。下文说讨伐齐国可以，敌对宋国不吉利，不采用押韵，就直接称齐宋，本来称号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自从武庚被诛杀而宋国重新受封，于是商人清楚地知道武王和周公的心意，君臣上下各自安守本分，不再有恐惧怨恨不平的意思。这与后世君主一战夺取别人的国家，摧毁其宗庙，迁徙其重器的情形不同。【原注】《乐记》说，把殷的后人安置在宋。这原本出自《吕氏春秋》，是战国时人的妄言。认为武王刚下车就封微子，更是错误。

译有人说，把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把顽民看作是商朝风俗颓靡的百姓，这是前代儒者的误解。大概古代先王用兵，不杀戮而等待人，这是仁德。东征的战役中，被诛杀的主谋只有一个人，就是武庚；策划叛乱的主谋只有一个人，就是管叔。在这之下的，有的被囚禁，有的投降，有的被迁徙。而所谓的顽民，都是参与叛乱的党徒。没有连坐并诛的法律，而又不能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殷都，所以不得不迁徙他们，并原谅他们的本心。不忍心把他们抛弃到四方边远之地，所以迁到洛邑。又不忍心直言他们叛乱，所以只称他们为殷顽民。那些参与叛乱而被迁徙的人，大抵都是商朝的世袭大臣和大族；而没有参与叛乱而留在殷都的人，就像祝佗所说的分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镐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就是。【阎氏说】所以把陶氏、施氏、繁氏、椅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当作殷朝的庶民了。那么上文说分给鲁公殷民六族，让他们率领宗族，整顿分支的族众，带领他们的部属，以周公为法则，接受周朝的任命，这是在鲁国任职事。一说是宗氏，二说是分族，还能说他们不是商朝的世臣大族吗？难道同一氏族分给康叔的，唯独是平民吗？这无法解释。并不是把整个国家的人都迁徙了。有人说，怎么知道他们是叛党呢？回答说，从召公所说的“仇民”可以知道，不叛乱怎么能称为仇敌。不是敌视百姓，古代圣王没有与整个国家为仇的。

上古以来，没有杀害君主的事情。商汤对待夏桀，只是放逐他罢了。如果纣王不自焚，武王未必不用商汤对待夏桀的方式来对待纣王。纣王自焚，这是武王的不幸。当时八百诸侯，虽然都有铲除暴政的志向，但是一听说他们的君主被杀，天下的人也会悲痛疑惑、震惊害怕，而不能不归罪于武王，这就是伯夷斥责武王暴虐的原因。等到武王废除商朝的政令，分封殷朝的后人，而不贪图他们的土地，天下于是知道武王的用兵是不得已的，然后才安心于纣王的灭亡，而不认为是周朝军队的过错，所以箕子的歌谣只是怨恨狡童罢了，没有其他的怨恨。这不是因为伯夷亲近而箕子疏远，也不是武王开始暴虐而后来仁德，而是时势不同。

《多士》这篇书，在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诫商王的士人。说，不是我小国，敢于夺取殷朝的命数。亡国之民而称他们为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把天下看作公有的，而不抹去他们旧日的名分，殷人因此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这是奠定基业了。

《泰誓》

商朝的德泽深厚啊。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所有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臣属的。武王讨伐纣王，却说，独夫受，大肆作威，是你世代的仇敌。说，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士，灭绝你的仇敌。何至于此。纣王的不好，也只在他自身，甚至把他的先世也当作仇敌，难道《泰誓》的文章是魏晋间人伪造的吗？【原注】蔡氏说，《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乎不是完全出自一人之口。又引用吴氏的话，怀疑这本书是晚出的，或者不是完全当时的原文。大概已经看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是注家的体例，不敢直言其伪罢了。【杨氏说】世仇是说你的祖先遭受他的凶虐，不是把他的先世也当作仇敌。

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袭承了美好的祥瑞，讨伐商朝必定能胜利。讨伐君主的大事，而寄托于梦，谁相信呢。大概就是《吕氏春秋》记载伯夷、叔齐的话，说武王宣扬梦境来说服众人。【原注】《左传》昭公七年，卫国史朝的话说，筮卦袭承于梦，是武王所用的。这是当时已有此语。

孟子引用《尚书》，王说，不要害怕，是安抚你们，不是敌视百姓。像崩塌一样磕头。现在改作，没有人不害怕，安抚执持不是敌视，百姓战战兢兢，像崩塌一样磕头。后儒虽然曲为之说，但无法讲通了。

百姓有过在我一人

百姓有过，在我一人。凡是百姓没有安定的食物，不顺应天性，不遵循常法，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现在我应当顺应民心，来诛杀无道之人。蔡氏说百姓都有责任于我，似乎迂曲。【杨氏说】蔡传因为下面有“今朕必往”的意思。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行从周出发，去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行从周出发，就到了丰。《毕命》，王朝步行从宗周出发，到了丰。不敢乘车而步行出国门，恭敬到了极点。【原注】马氏说，丰，是文王庙所在。郑氏认为出庙入庙都步行。现在按《书》说步行从周出发，那么不仅仅是在庙里。《雍录》认为步行二十五里，那就又太远了。后世的君主骄纵怠惰，于是有乘车在国中行走，坐着接见群臣，这不是先王的制度了。【原注】皇帝乘车出房，见于《汉书》叔孙通传，是秦朝的仪制。【沈氏说】西河毛氏《经问》说，字书辇行叫步，谓用人拉车，所以字以二夫行车为形，而意义就由此而来。考察《杂记》有士丧与天子相同的三件事，一是乘人。又《周礼》巾车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辇车,用人拉。这不是古车，不用人可知。

《吕氏春秋》，出去就用舆，进来就用辇，务求自己安逸，叫做招蹷之机。

译【原注】枚乘的《七发》本于此，作为导致蹶痿之病的缘由。宋人吕大防说，前代的君主在宫禁之中也乘坐车辇，而祖宗们都从内庭步行，出来驾临前殿，这是勤勉自身的法则。【原注】周辉《清波杂志》。

译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皇上认为诸子年岁已长，应当让他们习于勤劳，以免骄纵懒惰，于是命令内侍制作麻鞋和行囊。每次出城稍远，就骑马走三分之二的路程，步行走三分之一。到了崇祯帝，也曾步行到南郊祈祷。唉，皇祖的教诲深远啊。

大王王季

《中庸》说，武王最后承受天命，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尊大王、王季为王。【庄侍郎说】追尊大王、王季为王，而不追谥号，是因为王业的踪迹从这里开始，实际上他们是商朝的诸侯，必定尊崇文王为太祖，这样就不会干扰商朝先王的统绪，这是很明白的。【杨氏说】根据《中庸》的本文，也只是周公所制定的礼制如此，不一定是武王去世之后的事。《大传》说，武王在牧野之战，祭祀完毕后退兵，于是率领天下诸侯，手持豆、笾等祭器，迅速奔走，追尊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为王。两种说法不同。现在考察《武成》篇说，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而在告谕各国君主的文书中，称大王、王季。《金縢》篇的祝辞说，如果你们三位先王。这说明在武王时期已经追尊大王、王季为王，而《中庸》的说法并不准确。【沈氏说】陈谅直说，武王承受天命时，年纪已经垂暮，周公作为弟弟担任宰相，一代的制度创制都出自他的手，所以把成就德行的功劳归于他。《中庸》的意思原本不是指周公即位之后，是后人自己误会了它的指向。《绵》这首诗，上面称古公亶父，下面称文王，这说明在古公没有上尊号之前，文王已经称王，而《大传》的说法并不准确。【汝成案】《诗》疏说，后世称前世为古公，就像说先王、先公一样。太王追号为王，不称王而称公，这是因为本于他生前的事，所以说的是他生前的称呼。诗人追颂，多夸大尊号，但如果意思有别，始终不同，那么文辞就分文质，不能因此怀疑文王称王在追王之前。又考察《诗》《礼记》的疏，多说文王称王在灭崇之后，而《冲远书疏》又说文王在断虞、芮讼之后改称元年。文王既然没有称王，却能改元，这是因为诸侯在自己国家各自称元年等等。如果这样，那么在虞、芮质成时，文王尚未正式确立王号，《大传》的说法就没有失误。大概追尊的礼仪断自武王，至于说周公追尊大王、王季，这是用天子的礼仪改葬太王、王季，而不是上尊号。先生和庄侍郎前面的说法也没有区分清楚。仁山金氏说，武王举兵之日已经称王了，所以向上帝祭祀，行天子的礼仪，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这必定不是史臣追记的言辞。后来的儒者，因为忌讳圣人的事而加以掩饰，是不对的。然而文王的王与大王、王季的王自然不同时代，而追尊大王、王季必定不在周公即位之后。【原注】怀疑武王未攻克商朝时，先已追尊文王。《史记·伯夷传》，西伯去世，武王载着木主，号为文王，向东讨伐纣王。

彝伦

彝伦，是天地人的常道，如下面所说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微、五福、六极都包含在其中，不止是孟子所说的人伦而已。能够尽自己的本性，以至于能够尽人的本性，尽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而彝伦就有序了。【杨氏说】极尽五行、五事、八政之类，概括为人伦，毫无遗漏，所以叫达道。

龟从筮逆

古人求神的方法不止一种，所以卜和筮并用，而最终以龟卜为主。《周礼》说，凡国家大事，先筮后卜。注解说，应当用卜的先筮，就是事情有渐进的过程，如果筮的结果凶险就停止，不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的情况，就知道古人本来不拘泥于此。大卜掌管三兆的方法，其经兆的体例都有一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有一千二百种，所以传文说，筮短龟长。【原注】《左传》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利，筮之吉利。卜人说，筮短龟长，不如听从长的。注解说，物产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长，滋长而后有数。龟是象，筮是数，所以象长数短。《曲礼》正义说，凡物初生则有象，离初既近，且包罗万形，所以为长。数是终末，离初既远，推寻事数，才能求得象，所以以为短。自汉朝以下，文帝代来，还有大横的兆象。《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后来就没有听闻了。唐朝的李华于是有了废除龟卜的议论。【原注】见《旧唐书》。

周公居东

君主年少，国家疑虑，周公又出居在外，而上下安宁，没有心腹之患，这是两位公的功劳。武王誓师时说，我有十个治国的臣子，同心同德，在这里可以看到了。荀子说，两位公仁智，而且不蔽塞，所以能扶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平。【徐鸿博说】《鲁世家》，有人谮毁周公，周公逃往楚国。根据《战国策》惠施说，从前王季历葬在楚山的末尾，栾水侵蚀他的墓。季妇鼎铭文说，王在成周，王迁到楚麓。《左传》十三年迎接晋侯于新楚，杜注说，新楚，是秦地。《括地志》，终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的地方。武王墓在万年县西南三十里的地方。周公逃往楚国，应当是因为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的墓地，必定不是远涉东都。

译庄大令说：《洛诰》记载，只有周公长久地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共历七年。《尚书大传》说，第一年平定祸乱，第二年攻克殷商，第三年平定奄国，第四年分封诸侯并册封康叔，第五年营建成周洛邑，第六年制定礼乐，第七年还政于成王。完全没有周公避居东都之事。用《诗经》来考证，大概是成王居丧守制，周公担任冢宰，百官各自总领职事而听从周公。除去丧期后，周公便东征。东征的第二年，成王因风雷之变而感悟，到奄地迎接周公。那么“长久辅佐承受天命”，是从东征开始算起的。《小毖》虽然是东征之后的事，但也在这七年之中。况且《尚书》所说的七年，大概是成王即位的第九年，《尚书》综合计算年数所以说七年，并不是指纪年。而郑玄却认为周公摄政时称元年，等到还政成王，又更改年号。这些都是尸佼、荀卿之流创立的邪说，被乱臣贼子所借口。汉代儒者沿袭错误、承继讹传，遭遇王莽篡位，借经艺加以粉饰，违背扰乱天理常道，却仍然不能醒悟，实在令人愤慨叹息啊。

译微子之命

微子对于周朝，大概是接受了封国而没有接受爵位。接受封国是为了保存先王的祭祀，不接受爵位是为了显示不做臣下的节操，所以终身被称为微子。【原注】孔氏《书传》说：“微”是王畿内的国名，“子”是爵位。微子去世后，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衍继承他的哥哥，是继承宋国而不是继承微国。那么为什么称他为微仲呢？这是秉承微子的心意。【沈氏说】毛西河《经问》说，微子仍然封在微地，爵位为子；后来又改封在宋地，爵位为公，那就是接受了爵位。继承殷商的祭祀来守护三恪，那么既是周朝的臣子，又是周朝的宾客。如果终身称微子而不称宋公，这是史书的体例如此，就像康叔改封为卫侯，也终身称康叔，不称卫侯一样。他的弟弟衍未曾封在微地，却仍然称微仲，这也是史书的体例。周朝有同封一地而称号相同的，虢仲、魏叔就是这样。微仲并非同封一地。有先后建立国家而后称号也相同的，吴大伯、吴伯雍就是这样。微仲与宋国相同，未曾与微国相同，然而称微仲的原因，称“微”，是因为作为国君的介弟，原本可以称兄长的国号作为自己的称号，《春秋》记载吴季就是这样。称“仲”，是因为既然做了国君，仍然可以称自己的字作为字，《诗序》秦仲就是这样。都是史书的体例。至于衍的儿子稽就远了，于是才开始称宋公。唉，我从《洪范》篇中说到十三年，以及《微子之命》以其旧爵位命名篇章，就知道武王、周公的仁德，不剥夺人们所坚守的原则。后来的经学之士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抱着礼器投降的臣子和倒戈的士兵在天下接连不断。【汝成案】先生的道理很正确，但核对《命》篇的意义，似乎不一定如此。《康诰》不叫《卫诰》，《康王之诰》、《文侯之命》活着时就称谥号，而且篇中明确说建立你为上公，周朝既然任命了他，微子应当没有不接受的道理，这也是史官的原文罢了。又前面沈氏引用毛西河《经问》说，《春秋》记载吴季是这样。考察《春秋》只记载蔡季、纪季，没有吴季，毛氏错了。

酒诰

酒是天降下的恩命，也是天降下的威严。纣王因为酗酒而灭亡，文王因为不厚于酒而兴盛。兴亡的关键，其根源都在于酒，那么用来保全天命而敬畏天威的，后人不可不谨慎。

召诰

古代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所以召公营造洛邑，乙未日从周出发，戊申日早晨到达洛邑，总共十四天。军队行进每天三十里，所以武王讨伐纣王，癸巳日从周出发，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总共二十五天，《汉书》认为是三十一天，错了。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的长子。《召诰》又以纣王为长子说：“皇天上帝，改变他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商的命运。”又说：“有王虽然年幼，是长子啊。”人君被称为天子，所以仁人侍奉天就像侍奉亲人。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能有收获。武王告诫康叔，既恭敬遵循你文考（父亲）的德行，又寻求殷商先代哲王的经验，又寻求商朝老成之人，又另外寻求古代先哲王的教诲。太保告诫成王，先以考察古人的德行为首，然后以考察谋略出于天为进。等到成王制定周官也说，学习古代然后入官，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相信而喜好古代。又说，喜好古代勤勉地探求它。又说，君子通过多识前言往行，来积蓄他的德行。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不学习古代而想要考察天道，岂不是不耕种而求收获吗！

节性

降下善质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这是性善说的来源。节制本性，只有每天进步，这是性相近说的来源。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完善你的本性，好像先公的酋长一样。这是天命，有本性，君子不把它称为天命。

汝其敬识百辟享

人君坐在明堂而统御九州，不但要察知群臣人心的向背，也应当知道四方国家的忠奸。所以嘉禾同颖，是赞美侯服宣扬风化。进贡他们的精华，是告诫明王谨慎德行，这就是所谓敬识百辟享。从前唐明皇达到治世时，接受张说千秋的镜子，听取元结蒍子的歌，也能以正直敢言为珠玉，以仁德贤能为器物币帛。等到王心一旦放纵，谄媚阿谀日益盛行，开凿广运潭，招致江南的货物，广陵的铜器、京口的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靓妆鲜服，应和的人有百人。于是不久蓟门的叛乱就发生了。那么韦坚、王鉷这些人，剥削百姓来奉承他们的君主，都是不致力于享礼的。《易经》说，公向天子进献，小人不能胜任。像明皇这样的人，岂不是享礼多仪而百姓说不享的人吗。

惟尔王家我适

朝觐的不去殷商而去周朝，诉讼的不去殷商而去周朝，于是周成为天子，而殷成为侯服。这就叫做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

【汝成案】王会之先生，在宋度宗咸淳十年去世，未曾入元。先生注称为元儒是错误的。

《多方》的诰辞说，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而《多士》王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所以《多方》应当在《多士》之前，后人颠倒了它们的篇第罢了。【原注】元儒王柏的论述也与此相同，但更置大多，不敢相信。奄地背叛周朝，是武庚被诛杀后害怕，于是与淮夷、徐戎一起兴起，而周公东征，才到达

译历时三年之久，孟子说，讨伐奄国用了三年，惩处其君主是正确的。【原注】讨伐奄国，是成王时期的事。上文说辅佐武王，是因为诛杀纣王而连带提及罢了。已经攻克之后，成王亲自到奄国，大概是施行巡狩之事，《尚书·序》说成王已经亲至奄国，将要迁移其君主到蒲姑，是正确的。【原注】《多方》篇说，周公说“王这样说”，这是周公尚未迁移殷人，而周王已经亲至奄国了。孔安国传认为奄国再次叛乱，是拘泥于篇章的先后顺序而强行做出的解释。【原注】至于“再”、“三”的用法，应当采纳蔡氏的说法。

译设立官职只有百个。

成王撰写《周官》一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而夏商两代官职加倍，这是因为时代相距不远，其官职数量的多寡为何如此悬殊呢？况且天下的事务，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职位，像管理仓库的委吏、管理田猎的乘田也不可缺少，而说二帝时代竟然能用一百个官员包揽内外所有事务，我不敢相信。考察传注，也只是认为这是因时制宜，而没有详细考证其实情。我认为唐虞时代的官员不止一百个，其中被咨询并任命的大臣有二十二人，其余九官的辅佐，以及殳斨、伯与、朱虎、熊罴这类人，以及侍从仆役，直到州的十二个师，以及四海边远地区设立的五个长官，以名声通达于天子的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官员则是周穆王命令中所说的谨慎选拔僚属，而天子不亲自决定其升降黜免的。所以说，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是因为急于处理首要事务；尧舜的仁爱，不能遍爱众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夏商时代，法令日益详尽，而君主的职权日益被下属侵夺，由天子直接任命的官员增多，所以官职数量加倍。从《立政》一书来看，内至亚旅，外至表臣百司，以及夷微、卢烝、三诧、阪尹等官职，又是虞夏时代所没有的，由此可知。杜佑《通典》说汉初，王侯国的百官，都像汉朝一样，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都自行设置。等到景帝惩戒吴楚之乱，削减其制度，罢免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武帝时，又下诏凡是王侯官吏中秩禄二千石者，不得擅自补任。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都由刺史、太守自行补任，历代沿袭而不改变。到了北齐武平年间，后主失政，多有奸佞幸臣，于是赐给他们卖官，分占州郡，下至乡官，多降中旨，所以有敕令任用州主簿、郡功曹的情况。从此之后，州郡征辟士人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朝廷，因此外吏不能精核，由此而起。所以刘炫回答牛弘，认为大小官员都由吏部选拔，【赵氏曰】《隋书》记载，刘炫回答牛弘说，过去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设置县令而已，其僚属则由长官自行征辟，现在大小官员都由吏部选拔。据此，那么天下官员尽归吏部选拔的制度，实际上是从隋朝开始的。然而官吏归吏部选拔，那么朝廷的权力就不会下移。如果听任长官征辟设置，无论末流浇薄，攀附贿赂之风必然严重。即使其中号称贤智的人，也多因意气微恩而使其产生私感，以致形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的人比比皆是。这就是政事日益繁杂的原因。而沈既济的建议，想要让六品以下及僚佐之类允许州府征辟任用。【原注】《唐书·百官志》说，起初，太宗精简内外官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说，我用这些来等待天下的贤才足够了。后来的人看到《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认为周朝之所以达到大治就是这样，而不知道除了“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不敢知晓。那么周朝的制度虽然详尽，而意思仍然不同于唐虞。追求大治的君主，怎么能以天子的身份干预铨选之事呢。

司空

司空，孔安国传认为主管国家空旷的土地以安置居民，未必如此。颜师古说，空，是洞穴的意思。古人穴居，主管挖掘土地为洞穴以让人居住。【原注】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这话必有根据。《易传》说，上古穴居而野处。《诗经》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现在河东的人还多有穴居的。【原注】今人称为窑，即古代的陶字。《庄子》说逃虚空，虚空就是今人所说的冷窑。洪水之后，没有比安定民居更紧急的了，所以伯禹担任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

读《顾命》这一篇，看到成王刚去世时，康王与其群臣都穿吉服，而没有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的贤能，反而不及子产、叔向，确实可疑。反复阅读，知道其中有脱简。【原注】不提及殡礼，知道是缺文。哪有新君已经朝见诸侯，而成王尚未下葬，史官略无一言记载的呢？而狄设黼扆缀衣以下，就应当归属于康王之诰。【原注】伏生本将《顾命》《康诰》合为一篇。自此以上，记载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载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见诸侯之事。古代君主对即位之礼非常重视，所以在宗庙即位，接受先王的命令，祭祀完毕而朝见群臣，群臣布币而拜见，然后才成为君主。《春秋》对于鲁公即位则记载，不即位则不记载，大概有遭遇时变，而不行此礼的，如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康王处于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官记录其仪文训告，作为一代的大法，这就是此书之所以流传的原因。《礼记》说，未除丧，不称君，而现在书说，王戴麻冕穿黼裳，这是逾年之君。又说，周朝卒哭而祔，而现在说，诸侯出庙门等待，这是已经祔之后。【原注】《礼记》说，卒哭称为成事，这一天用吉祭代替丧祭。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现在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这是七月之后。因为其中有脱简，而后来说书的人都将它们系于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产生后儒的议论。而不考虑初崩七日之间

译诸侯凭什么能够全部到来呢？【原注】苏氏也知道这句话不通顺，却认为是来问疾的诸侯。有人问，改换吉服可以吗？回答说，这是周公制定的礼制，以宗庙为重，不敢穿着凶服去接近神灵，解除三年的丧服，以尽片刻的敬意，这是礼义所在，也是天子与士人、庶民不同的地方。《尚书·商书》中有记载：在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奉着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难道可以穿着丧服进入宗庙吗！【原注】《汉书·孝文帝纪》记载，元年冬季十月辛亥日，皇帝在高庙谒见。大概是还遵循这个制度。【杨氏说】看孝文帝在十月谒见，就知道商朝是在十二月了。

译传贤的时代，天下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尧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舜避居到南河之南，以避让尧的儿子。传子的时代，天下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只有在元年十二月乙丑这一天，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着继位的君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杨氏说】尧年老时舜代理国政，道理自然明白。天下可以没有君主的说法大概是不对的。

从狄设黼扆、缀衣以下，都是陈列在朝廷上的。设置四张席子，是因为朝见群臣、听理政事、供养国老、宴饮亲属，都是新天子应当做的事，而不是侍奉亡者的说法。从王戴麻冕、穿黼裳以下，都是宗庙中的事。从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是康王临朝听政的事。

周朝的末世，本来就有不等安葬就先拜见宗庙的情况了。《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周王死在荣锜家里。五月庚辰，拜见新王。六月丁巳，安葬景王。这里所说的拜见新王，是指在先王的宗庙里拜见王子猛。不等丧期就拜见王子猛，不等丧期就安葬景王，是因为子朝争夺国位。然而不说即位，只说拜见新王罢了。谁说在成王、康王太平无事的时候实行这种变礼呢。

《尚书》脱落的简篇很多。比如《武成》这一篇，蔡氏认为还有缺漏的文字。《洛诰》戊辰，王在新邑，那么王到达洛邑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周公、召公到达洛邑都详细记载了月日，而王却没有记载。金氏认为其中一定有缺漏的文字，大概是伏生年老忘记了吧。那么《顾命》脱简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宾牟贾说，如果不是有司失传，那么武王的意志就荒废了。我在《顾命》中敢引用这句话，来断决千载以来的疑惑。【凤氏说】天子诸侯在丧期即位，有固定的地点，有固定的时间。《康王之诰》说，王出在应门之内。应门之内就是路门之外，是治朝君位所在。天子诸侯有三朝，只有治朝每天视为正朝，就在这个地方即位，以向臣民显示有君主，安定众人的心志，杜绝奸邪的萌芽。天子如此，诸侯也如此。只是天子在路门外庭院正中面对门，诸侯避天子而在路门外庭院的左边。所以《周礼》说，君主穿着朝服出门向左，面向南。这是即位地点的固定规定。《康王之诰》原本与《顾命》是一篇，天子七天而殡，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木，上溯乙丑日已经九天了。大夫以上敛殡诸死事，不计算死亡的日子，所以第七天壬申日殡，癸酉日是殡的第二天。而在这一天接受顾命，即位也在这一天，那么继位的君王在殡的第二天即位，这是周公的制度。诸侯也如此。《春秋》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国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国君即位。灵柩在癸亥日运回，那么认为国君死于壬戌日。所以丁卯日殡，而国君在戊辰日即位，也是殡的第二天。所以杜预注说，诸侯五天而殡，殡则继位的君主即位。所谓即位就是所说的视朝，后世称为临朝，所谓向臣民显示有君主就是这样。而诸侯也可以推知。这是即位时间的固定规定。自从伪《伊训》暗中袭用舜格文祖的文字，又袭用太保毕公率领诸侯进入应门的典制而说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都在，似乎即位必须先拜见祖先。不知道格文祖的，是舜已经服完丧期。服完丧期亲自执政，固然应当拜见祖先，在丧期没有拜见祖先的礼节。又伪《伊训》与拜见祖先连文，似乎即位一定在宗庙。胡文定《春秋传》、蔡九峰《书传》沿袭此说，不知道即位是为了向臣民显示有君主，正当在治朝，经传也没有在宗庙即位的文字。《公羊传》因为《春秋》元年正月记载即位的有七位国君，于是说诸侯过一年才即位，知道天子也过一年才即位。不知道《春秋》七次记载元年正月国君即位的都是讥讽，始于桓公而成于文公，他们于是习以为常罢了。大概桓公因为被弑，产生疑虑迟疑徘徊，以试探众人的心志，直到过了一年才敢举行即位之礼。经书记载，是志在改变古制。文公正月即位的，僖公死于十二月乙巳，春秋长历十二月没有乙巳。大概是迫于岁末，所以推迟到正月罢了。况且继位的君主即位不是过一年，《左传》也有明确的文字。庄公八月死，传就说子般即位，而十月传说贼杀子般。文公七年四月，宋成公死，传说昭公即位而安葬，有康王、定公可以证明，那么子般、宋昭公即位，在殡的第二天可以推知。隐公元年经前传说，隐公即位而奉戴他。庄公三十三年传说，立闵公。闵公二年传说，立僖公。庄公也一定在桓公十八年四月丧柩运回后六天即位，所以隐公、闵公、庄公、僖公元年正月经都不记载即位，而传又各自解释原因，说是摄政，说是夫人出奔，说是动乱，说是公出，左氏似乎也以元年正月七次记载国君即位为典制，从而为之辩解，而不知道恰好与子般、宋昭公未过一年明确记载即位自相矛盾。天子诸侯在丧期，即位的时间地点如此混杂不明，只有《顾命》《康王之诰》可以纠正。后人反而依据《伊训》《公羊传》怀疑驳斥《顾命》《康王之诰》，不是本末倒置吗。【胡氏说】自古继位的君主接受顾命的礼节，只见于《尚书》的成王、康王。苏氏说冕服不合礼，引用孔子因丧服而冠的道理。朝廷的典礼，应当直接举出本义。杂取其他文字，以意贯通，是不对的。穿着丧服继承宝位，情理上必然没有。麻冕黼裳，是天子的祭服，与衮冕不同。麻冕黼裳，也不是纯用祭服。所以

译注解说，因为不从事奠祭和祝祷之事，所以不纯粹穿着吉服；既然在班列中有位置，又不能纯粹穿着凶服。在吉凶之间斟酌，以显示礼制的变通，这并非仓促间决定的，或许是自古以来沿袭如此罢了。先王刚去世时，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又不能立刻举行即位的礼仪。继位的君王在初丧时确定位置，以主持丧事的位置来确定其君主的身份，天子没有回答诸侯拜礼的礼节，而主持丧事的孤子却有拜稽颡的礼节，接受天子的册命时则回答拜礼。接见诸侯，不在丧次却回答拜礼，并且对其臣下直呼其名，这些都与平常的朝会不同。至于列国的大夫，想要借吊丧的机会来拜见新君，那已经是下葬后很久才即位，所以叔向以丧礼尚未完毕为由拒绝他们，这与上述情况不同。【汝成案】《公羊传》说在棺木停放在两楹之间后，才即位。这句话必定有所依据。天子七天之后下殡，这本书说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料，供给攒涂之用，这就是下殡。从此以下，在已故天子的灵柩前接受册命，随即在治朝接见诸侯，然后返回完成丧服，这些都是癸酉日的事情。在事情、情理和礼制上，意思没有不协调的。下殡之后才穿衰麻丧服，下殡时还穿着玄端礼服，只是束发并腰系麻带罢了，没有脱下丧服穿吉服的嫌疑。

译矫虔

《说文解字》说，“矫”字从“矢”，意思是揉制箭杆。所以有使用力量的含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的话说，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国语·周语》注说，以欺诈手段执法叫做“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国家动乱没有政令，小民有冤情却无法申诉，有冤屈却得不到审理，于是不得不向神明诉苦，诅咒盟誓的事情便由此兴起。苏公遭遇暴公的谗言陷害，便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屈原遭到子兰的谗言陷害，便向五帝祷告以求公正裁决。从皋陶听讼断狱直到里巷间的普通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而那些往来于人间的鬼神，有时也显灵示现，于是赏罚的大权便转移到了幽暗冥冥之中，那些愚昧的百姓畏惧君王的斧钺，往往不如他们畏惧鬼神的责罚。然而世间的君子还从中有所采纳，用来辅助君王政令的穷尽之处。今天所流传的地狱之说、感应之书，都是苗民诅咒盟誓的遗留习俗。如果君主明明遵循常道，使鳏寡孤独之人无所遮蔽，那么王政在上施行，人们自然不再向神明有所求索。所以说，有道之世，鬼神并不显灵。所谓断绝天地相通，就是这样罢了。【胡氏说】鬼神，是前代圣人尊崇而称呼的，百官因此畏惧，万民因此顺服，这都是为了端正人心。王道大明时，降福降灾，都取决于自身，大概就不需要借助神明办事了。正道不明，事理不可信，不得不向神明求救，以避免意外的灾祸。愚民小夫借此希望得到无端的福分，武人剧盗在神像前磕头，出了庙门却去行凶杀人。推测九黎扰乱道德的时代，大抵都是如此。《尚书》说，伯夷降下法典，纠正民众只依靠刑罚。大概纠正民众的邪妄，只应当用典礼来示教。《曲礼》胜过刑罚，邪妄就平息了。那些不遵循礼法的人，刑罚必然施加。所以狄公毁坏淫祀，说的就是折服于刑罚的意思。

文侯之命

《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三年，宠幸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逃奔到申国。八年，幽王立褒姒的儿子伯盘【原注：古“服”字与“盘”字相似而误。】为太子。九年，申侯联合西戎和鄫国。十年，周王军队攻打申国。十一年，申人、鄫人以及犬戎攻入周都，杀死幽王和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郑子拥立宜臼在申国即位，虢公翰拥立王子余臣在携地即位，两位周王同时存在。周平王元年，周王东迁到雒邑。晋侯会合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跟随周王的人马到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在携地杀死王子余臣。【原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壬子日，朝廷向诸侯宣告的话说，携王违背天命，诸侯废黜他，而拥立周王的继承人。杜预认为携王是伯服，大概是没有考证清楚。【杨氏说】看《左传》后序，成侯已经见于《竹书》，只是不太相信罢了，并非没有考证。】那么《文侯之命》，是报答他拥立自己的功劳，而期望他取得杀死携王的成效。郑公子兰跟随晋文公东迁时，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人答应了他。如今平王既已在申国即位，【原注：申国在今信阳州。】从申国迁到雒邑，又让周人戍守申国，【原注：《竹书纪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犯申国。三十六年，周人戍守申国。】那么申侯的进犯、幽王的被杀，不能说不是出于平王的意愿。当时的诸侯只知道嫡长子应当即位，而不考察他参与弑君是可以诛杀的。虢公拥立王子余臣，或许看到了这一点。自从文侯动用军队，废黜携王以消除威胁，平王的地位就稳固了。后来的人只以成败论人，而不考察其中的缘故，于是说平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而惋惜他抛弃岐山、丰邑七百里之地，这难道是能了解当时实情的人吗？孔子出生在两百年以后，大概有所不忍言说，而在《尚书》中收录《文侯之命》，在《诗经》中收录《扬之水》篇章，其旨意微妙啊。【原注：《葛藟》诗序说平王抛弃他的九族，似乎也不能完全说错。《古今人表》将平王、申侯与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在下下等。传言平王东迁，大概是周朝的臣子美化他的名声罢了，综观事实并非如此。凡是说“迁”的，是从那里到这里的说法，盘庚迁到殷就是如此。幽王灭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都荡然无存，镐京之地已经被西戎所有。平王于是从申国向东退保到雒邑，天子的国家与诸侯没有区别，而且又有携王与他抗衡，两人同时作为君主长达二十年，他能够保存周朝的祭祀已经是幸运了，还指望他中兴吗？【原注：如东晋元帝，不能说是迁到建康。【汝成案】《春秋》始于平王末年，而假托始于让位的隐公，或许也有微妙的用意吧。

秦誓

有《秦誓》所以列出《秦誓》，有秦诗所以收录秦诗，这是述而不作。说孔子预先知道天下将要被秦国统一而保存这些文献的，【原注：邵雍的说法。】是轻视了解圣人啊。秦穆公的强盛，仅仅称霸西戎，未曾做过中原的盟主，不用说齐桓公、晋文公，即使也不敢望楚灵王、吴夫差之项背，会合诸侯而掌握天下的权柄。《春秋》以后，秦国大概中衰。吴渊颍【原注：莱。】说，秦国的兴起，始于孝公任用商鞅，成就于惠王夺取巴蜀，蚕食六国，吞并二周。战国时期的秦国，不是春秋时期的秦国，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原注：从获麟之年直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二百六十年。】孔子怎么会知道周

译难道一定会被秦国兼并吗？至于所说后世有男子，自称秦始皇，进入我的房间，颠倒我的衣裳，到沙丘就死了的，这接近于图澄、宝志那一类人的说法，不是用来谈论孔子的。

译《甘誓》是天子之事，《胤征》是诸侯之事。将它们并存，表明诸侯之事可以继承天子之事。《费誓》《秦誓》的留存也是这个道理。

《古文尚书》

【汝成案】原注中，颜师古说“中者”云云，考察《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条注释，应当是《儒林传》的注释。“中书”，是天子所藏之书。这是误文。

汉代的《尚书》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而古文本身又分为两类。《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分为五十七篇。”颜师古说：“孔安国《书序》说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他奉诏作传，引用《书序》分别冠于各篇之首，最初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序赞》说后来又丢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又说：“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两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原注】欧阳生字和伯，史书失载其名。夏侯胜，胜的堂侄夏侯建，都传授伏生的《尚书》。颜师古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的。”【原注】其中《泰誓》不是伏生所传，颜师古一并提及，详见下文。这就是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的情况。又说：“《古文尚书》，出自孔子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想要扩建他的宫殿，从而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都是古文字。共王进入住宅，听到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就停止不再毁坏。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原注】颜师古说：“在行世的二十九篇之外，又得到十六篇。”安国献上这些书，遭遇巫蛊之祸，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原注】颜师古说：“中者，是天子的书。”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通常简长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字；简长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落的字数十个。【原注】《志》自己说这所述的本于刘歆《七略》，不知道中古文就是安国所献的吗。等到王莽末年，遭遇赤眉之乱，焚烧殆尽。《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它，因此兴起他的家族。逸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更多了。”【原注】说这是最多的，是为了说明张霸增加一百零二篇是伪作。遭遇巫蛊之祸，没有立于学官。安国担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授给胶东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少子，又传授《左氏春秋》。胡常传授给虢徐敖，又传授《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各种学说都得以确立。【原注】《传》末又说，平帝时，确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而《后汉书》十四博士中没有，大概是光武帝时废除的。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原注】提及刘歆，是因为哀帝时，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想要确立这些学说的缘故。又说：“世间所传的一百零二篇，出自东莱张霸，分析合并二十九篇，成为数十篇。”【原注】有的分析，有的合并。又采撷《左氏传》《书序》作为首尾，总共一百零二篇，有的篇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寻求古文的人，张霸因为能作一百零二篇，被征召用中书校勘，发现不对。这又是孔氏古文与张霸的书分为两类的情况。《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僖，鲁国鲁人。从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又说：“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的贾逵为他作训诂，【原注】《贾逵传》，肃宗喜好《古文尚书》，下诏让贾逵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的同异，共三卷，皇帝认为很好。马融作传，郑玄作批注，从此《古文尚书》在世上显扬。”又说：“建初年间，下诏让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以及《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等第者，担任讲郎，在近署供职。然而孔僖所受的安国之学，最终没有传承，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的传承，却为之作训、作传、作批注，那么孔安国、郑玄的学说又应当分为两类，而无可考证了。”【钱氏曰】杜林及贾逵、郑玄、马融诸儒所传的《古文尚书》，就是安国的真古文，但不是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罢了。《刘陶传》说：“刘陶通晓《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校正文字三百余处，名为《中文尚书》。”【原注】说参用今文古文之中。汉末战乱，没有传承。如果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原注】又有王肃、范宁、李容、姜道成注《古文尚书》。《新唐书》作姜道盛。开元之时，尚有其书，未曾亡佚。按陆氏《释文》说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也不过是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原注】一，《尧典》并《舜典》慎徽以下为一篇。二，《皋陶谟》并《益稷》为一篇。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般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

译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的。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与康王之诰合并为一篇。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令。二十七，费誓。二十八，秦誓。至于《泰誓》则是另外从民间获得的，合并后共为二十九篇。【原注】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记载，伏生独自获得二十九篇，用来教导齐鲁地区的学者。然而《泰誓》并非伏生所获得。按照马融的说法，《泰誓》是后来才获得的。郑玄在《书论》中也说，民间获得了《泰誓》。《别录》记载，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墙壁内获得了《泰誓》一书，进献给朝廷。那么《泰誓》并非伏生所传授，而说二十九篇，是因为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看到《泰誓》出现并得以流传，被纳入伏生所传授的篇章之内，所以史书总括地说出自伏生，不再详细区分。分析实际情况，获得《泰誓》的时间与伏生所传授的并不相同。而且这也不是现在的《泰誓》。【原注】其中有“白鱼跃入王船”等语句，董仲舒在对策中引用过。所谓多出的十六篇，并不包含在其中。《隋书·经籍志》说，马融、郑玄所传授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混杂了今文，孔子的旧书，自称绝无解说。【原注】《正义》说，郑氏在伏生所传授的之外增补了二十四篇：《舜典》一篇，《汨作》两篇，《九工》九篇共十一篇，《大禹谟》十二篇，《益稷》十三篇，《五子之歌》十四篇，《胤征》十五篇，《汤诰》十六篇，《咸有一德》十七篇，《典宝》十八篇，《伊训》十九篇，《肆命》二十篇，《原命》二十一篇，《武成》二十二篇，《旅獒》二十三篇，《同命》二十四篇，以一篇为一卷共九卷，合为一卷，总共十六卷，以符合《汉书·艺文志》中多得十六篇的数量。这就是张霸等人所作的伪书。与《旧唐书》所载的卷目不同。【钱大昕说】认为郑氏所传增补的二十四篇是张霸等人所作的，这是孔颖达的臆测。晋代秘府所存的，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都亡失了。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获得孔安国的传注，上献给朝廷。【原注】《正义》引用《晋书》说，太保郑冲将古文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汝南人梅赜，于是梅赜上献了这本书。又说，这本书亡失了《舜典》一篇。这本书自东汉以来诸儒都不曾见过，郑玄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凡是引用这本书的文字，都注为“逸书”。增多了二十五篇，【原注】《大禹谟》一篇，《五子之歌》二篇，《胤征》三篇，《仲虺之诰》四篇，《汤诰》五篇，《伊训》六篇，《太甲》三篇共九篇，《咸有一德》十篇，《说命》三篇共十三篇，《泰誓》三篇共十六篇，《武成》十七篇，《旅獒》十八篇，《微子之命》十九篇，《蔡仲之命》二十篇，《周官》二十一篇，《君陈》二十二篇，《毕命》二十三篇，《君牙》二十四篇，《冏命》二十五篇。以配合伏生的二十八篇，而去掉了伪《泰誓》，又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分为一篇，就成了现在的五十八篇。其中《舜典》亡失缺漏，取王肃本中“慎徽”以下的传注来接续。【原注】陆德明《释文》说，梅赜上献孔氏传注的古文《尚书》，亡失了《舜典》一篇，当时因为王肃的注颇似孔氏传注，所以取王肃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来接续孔氏传注。齐明帝建武四年，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在大航头获得一本，其中有“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给朝廷，议论者都认为不是真本。等到江陵战乱，那篇文章传入中原，学者们对此感到奇异，刘炫于是将其列入各版本之中。那么现在的《尚书》，今文古文都有，三十三篇固然杂取了伏生、孔安国的文字，而二十五篇出自梅赜，《舜典》二十八字出自姚方兴，又合并在一起。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就不如没有书本。在今天更加验证了这一点。【孙兵备说】《尚书》有四种，其中两种是伪作，三种是亡失的。一是汉文帝派晁错向伏生学习的《尚书》二十八篇，《泰誓》后来获得，大小夏侯为二十九篇，欧阳氏将《盘庚》分为三篇为三十一篇，马氏、郑氏将《泰誓》分为三篇，又将《顾命》分出《康王之诰》为三十四篇，加上《书序》而为它们作注，就是《隋书·经籍志》所称的马融注《尚书》十一卷，郑玄注《尚书》九卷。这二十八篇经文，是伏生壁藏之余，见于《史记》《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根据王充《论衡》也说，伏生怀抱百篇，藏于山中。景帝派晁错前往跟随他学习《尚书》二十余篇。而伪孔安国序称伏生失去了原本，口头传授。朱熹也承袭了这个错误，大大违背了汉代人的说法。大概是误会了卫宏所说的伏生让他女儿传言教晁错，以为是口授经文。不知道卫宏所说的传言，是传授经义，不是原文，或许就是《大传》。孔安国也传授今文，所以《史记》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阅读它。当时称伏生的书为今文，大概是在孔壁蝌蚪文既出之后，称今以区别于古。而且秦时改篆书用隶书，诸儒有的用隶书写经，以便诵读。刘向既用中古文校勘三家经文脱简脱字文字之异，后汉杜文又得到漆书古文，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

译于是今文与古文合流，《隋书·经籍志》称马融、郑玄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混杂了今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马融、郑玄所注的，虽然只是伏生的书，但既然从张恭祖那里接受了逸出的十六篇，分为二十四篇，又注释了壁中百篇的序，于是题名为《古文尚书》。而唐人还称此为今文，是因为被伪古文所迷惑。

一说汉武帝末年，孔氏壁中出土的《古文尚书》，杜林得到了它，西州的郑氏继承了它。张恭祖都依据这个原本与伏生的书对照，增多了十六篇，与伏生的二十九篇合在一起，加上序共四十六篇。古代竹简和帛书用途不同，篇卷数目相同罢了，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文经四十六卷。而班固自己注为五十七篇，是因为内部将《盘庚》《泰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为两篇，《九工》分为九篇，除去序，数起来是五十八篇，《武成》后来亡佚，所以说五十七篇。古文增多的篇目没有传注，所以《儒林传》称司马迁向孔安国询问原委，而不说孔安国作传，马融称为逸出且无师说。汉晋诸儒都见过全书，有的称为逸书，不是亡佚的意思，是说逸出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唐人怀疑没见到古文，这是被迷惑了。孔颖达引用束皙说孔子壁中书，将开始宅殷。《隋书·经籍志》说，晋代秘府所存的，有《古文尚书》经文，又记载有徐邈撰写的《古文尚书音》一卷，梁代五经博士刘叔嗣注《尚书逸篇》二卷。《唐书·经籍志》有徐邈注三卷。陆德明说永嘉之乱后，众家之书都亡佚了，古文大概在这个时候断绝了。

一说汉成帝时，张霸所作的百两篇书，既用中书校对，发现不对，就废黜了他的书。现在遗留的文字仅在王充《论衡》中见到，说伊尹死，大雾三日。孔颖达错误地把古文二十四篇当作张霸的伪书，又把郑玄所引的“胤征厥篚玄黄”当作张霸书的词句，可以说是把不狂的人当作狂人。张霸的书自魏晋以来，未见称述，大概亡于汉代。

一说晋元帝时，梅赜所上的《尚书孔传》五十八篇，引用书序冠于各篇之首，妄称是郑冲所传的古文。齐代姚方兴又献上《舜典》，有“乃命以仅”以上二十八字。隋代刘炫取而列入原本第次，起初有的被朝议驳斥，有的在河洛地区不行。到了孔颖达为伪传撰写正义，郑注逐渐衰微。那时孔壁古文早已亡佚，于是无人能辨别其真伪。所以刘知几《史通》称姚方兴采集马融、王肃的义理来伪造孔传《舜典》，举朝集议，都认为不对。《北史·儒林传》称南北章句喜好崇尚，互有不同。江左的《尚书》是孔安国，河洛的《尚书》是郑康成。《隋书·经籍志》则称到隋代孔郑并行，而郑氏很衰微。现在考察梅赜书的篇数与古书不相符。采集会合书传又多错乱，与司马迁所从孔安国询问原委的文字大不相同，与明显违背郑说的难以一一列举。如果把胤征的人名当作国名，把旅獒的酋豪当作犬，尤其奇怪。伏生二十九篇，本文存在此书中，也有的删改。如“二十有八载”下，改“放勋”为“帝”字。《说文》引《周书》上以记之，现在成了《虞书》。“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子娶涂云云”，都脱去了“帝曰”“禹曰”，幸亏有《孟子》、董仲舒书、《史记》、《汉书》、《论衡》可证。伪孔《古文尚书》，宋代吴棫、朱文公曾经怀疑，当时不能广泛考证以证明其伪误，近代阎若璩、惠栋互相考证，辨别黑白而针砭膏肓，学者才知道伪孔传不是真古文。

《尚书》一遭秦火之厄，则百篇变为二十九篇。二遭建武之厄，而亡《武成》。三遭永嘉之厄，则众家书及古文尽亡。四遭梅赜之厄，则以伪乱真，而郑学衰微。五遭孔颖达之厄，则以是为非，而马郑之注亡于宋代。六遭唐开元时之厄，诏令卫包改古文从今文，则连伪孔传中所存的二十九篇本文也失去了真貌。七遭宋开宝中之厄，李鄂删定释文，则连陆德明的音义也都不符合旧貌了。

译我私下怀疑，上古时期有《尧典》而没有《舜典》，有《夏书》而没有《虞书》，而且《尧典》也属于《夏书》。【孙氏说】查考《左传》文公十八年明确记载，《虞书》列举舜的功德，说“慎徽五典”等等，怎么能说只有《夏书》而没有《虞书》呢？我私下认为，古人大概将《尧典》《舜典》两篇归为《虞书》，将《大禹谟》以下归为《夏书》。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并称之为《尧典》，那么《书序》将其另分为《舜典》就是错误的。【赵氏说】查考孟子《咸丘蒙》章引用《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止八音。”孟子生活在秦焚书之前，必定亲眼见过《尚书》真本，并引用它作为《尧典》。那么这明显是《尧典》的文字，而晋人将其分在《舜典》中，是错误的。况且《史记·尧本纪》直到禅位后二十八年尧去世才结束，如今《舜典》所载的观测天象、确定巡狩、封山治水、制定刑法、诛杀四凶等事，都在《尧本纪》中。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多向孔安国请教，所以孔安国是研究古文《尚书》的人，而司马迁原本作《尧本纪》。由此可知，古文《尧典》原本不止于“厘降二女”，必定到“遏密八音”才结束。【姚氏说】依据《史记》，将“遏密八音”以上归为《尧典》，将“月正元日”以下归为《舜典》，文气仍然是割裂的。经文直接叙述舜的事，中间不容许划分。大概另有《舜典》而现在已经失传，不必截断其他篇章来补足它。《左传》庄公八年引用“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用“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用“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用“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用“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次引用“念兹在兹”，二十六年引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用“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用“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用“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邦”，而都称之为《夏书》，那么后来将其称为《虞书》就是多余的了。【原注】《正义》说，马融、郑玄、王肃的《别录》题都叫《虞夏书》，因为虞、夏同属一类。为什么呢？记录这本书的人必定出自夏朝的史官，虽然传说源自唐尧，但润色成文无疑有待于后人，所以篇首说“若稽古”，以古为言，明显不是当时的记录。历经三位圣王，事属一家。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事业，不称为《夏书》又是什么呢？正因为是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事业，那么记述尧就可以见到舜，不像后世的史书，每位帝王立一本纪，然后才成为全书。【赵氏说】《左传》称为《夏书》的，是因为《典》《谟》原本是夏朝史官追记的，所以春秋时期还沿用旧称。孔子删定题为《虞书》，是因为其中的事都是虞廷的事。就像《隋书》修于唐朝，而称为《隋书》，《唐书》修于宋朝而称为《唐书》一样。

帝说：“来，禹，你也发表高论。”承接上文皋陶所陈述的，是一时的言论。王走出在应门之内，承接上文诸侯在庙门外等候，是一时的事。《书序》将其分为两篇，是荒谬的。

《书序》

益都孙宝侗字仲愚说，《书序》是后人伪作，逸书的名称也大多不合规范。至于如《左传》定公四年祝佗告诉苌弘，说到鲁国时说：“任命伯禽，而封于少皞的故地。”说到卫国时说：“任命康诰而封于殷的故地。”说到晋国时说：“任命唐诰而封于夏的故地。”那么伯禽之命、康诰、唐诰，是周书的三篇，而孔子必定收录的。如今只有《康诰》存在，而另外两书失传。写《书序》的人，不知道它们的篇名，而不列入百篇之内，疏漏显然。那么不仅《书序》可疑，连同百篇的名称也不可全信了。他将“命以伯禽”解释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恰当，现在记录他的说法。【钱氏说】顾炎武不信《书序》，然而《书序》不可废除。

《正义》说，《尚书》遭遇秦朝焚书而亡佚。汉初不知道篇数。武帝时有常蓼侯孔臧，是孔安国的堂兄，给孔安国写信说，当时人们只听说《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它有百篇。如今考察传记引用《尚书》，并没有《书序》所亡佚的四十二篇的文字，那么这些篇名也不可全信。

丰熙伪《尚书》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然不能没有错误。学者不幸，生在二千多年之后，相信古代而存疑，是他们的本分。近世解说经书的人，没有比喜好奇异更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说法异于常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弃本经的训诂，而到诸子百家的书中寻求。还觉得不够，就舍弃近代的文献，而到远古寻求。还不够，就舍弃中国的文献，而到四海之外寻求。如丰熙的《古书世本》，尤其奇怪。【原注】鄞人说是出自其子丰坊伪撰。又有《子贡诗传》，后儒往往被迷惑。所谓箕子朝鲜本，是说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巿倭国本，是说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建立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两国所译的书，他的曾祖父河南布政使丰庆录得，收藏在家里。查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犹存。”大概以前已有这种说法，而叶梦得已经怀疑

译这。诗人寄托情志的言辞，难道一定真有那件事吗？日本向唐朝进贡职方物产已经很久了，从唐代到宋代，历代寻求书籍的诏令都不能得到，而在两千年之后庆熙才得到它，他得到它又不献给朝廷而藏在家中，为什么呢？【原注】宋咸平年间，日本僧人奝然带着郑康成注解的《孝经》来进献，没有说还有《尚书》。至于说箕子传授的古文《尚书》从《尧典》到《微子》，就不应该另外有一篇逸失的《尚书》，而却一一完全与伏生、孔安国所传授的相同。它说后面附有一篇《洪范》，大概只是看到《左传》三次引用《洪范》都称之为《商书》。【原注】《文公五年》引用“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用“三人占，从二人”，《襄公三年》引用“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正义》说，箕子是商人所说的，所以称之为《商书》。却不知道“王者”是周人的称呼。“十有三者”是周史的记载，不能算是商人的书。《禹贡》把“导山”、“导水”移到九州之前，这是不知道古人先经后纬的道理。【原注】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就说，再整理说明所治理的山川首尾所在。这是自从汉代以来，另外没有不同的文字。《史记·夏本纪》也是先说九州而后说“导山”、“导水”。《五子之歌》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为不押韵而改它为“可不敬乎”，说是依据鸿都石经。根据《正义》的说法，蔡邕所书的石经《尚书》只有今文三十四篇，没有《五子之歌》，庆熙又为什么不去考证而妄言呢？【原注】《五子之歌》是孔氏古文，东晋豫章内史梅赜上所献，所以《左传》成公十六年引用“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用“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预注都认为这是逸失的书。《国语》周单襄公引用“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单穆公引用“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解释也认为是逸失的书。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方边远之地，如果确实有残存的简册，可以补益经文而辅助圣道，本来是君子所追求的，而且唯恐得不到。如果对于经文没有益处，而只是制造怪异来迷惑人，那么对于学问来说，也就称之为异端罢了。我因此感叹古代的君子，遵守经文，即使是章句先后之间也不敢擅自更改，所以元行冲奉明皇的命令，用魏征所注的《类礼》撰写疏义成书进献，却被张说驳斥，说章句隔绝，违背旧本，最终不能在学官设立。《礼记》是二戴所收录的，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何况其篇目的次序，本来没有深义，而魏征所注又是本于孙炎。【原注】字叔然，东汉末年人。凭借累代名儒的作品，加上皇帝的诏旨，却不能改变经生所坚守的，大概唐代人对于经传严肃到如此程度。所以啖助对于《春秋》，超越三家，多有独到见解，而史官还讥讽他不依据所承袭的，自创名学，说后生诡辩，是啖助所开创的。至于近代的人，他们对于读经粗疏破坏，远远不如古人，又没有先儒作为依据，而凭主观臆断妄作。刊刻传记还没有停止，进而议论圣经了。更改章句还没有停止，进而改文字了。这是陆游对宋人所感慨的。【原注】陆务观说，唐代及本朝初年，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何况圣人呢。自从庆历年间以后，各位儒者阐发经旨，前人不及。然而排斥《系辞》，毁谤《周礼》，怀疑《孟子》，讥讽《尚书》中的《胤征》、《顾命》，不难议论经文，何况传注呢。赵汝谈甚至说《洪范》不是箕子所作。而现在更加厉害。徐防有话说，现在不依据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循老师为非义，以己意为得理，轻侮道术，逐渐形成习俗，唉。这是学者所应该深深警戒的。像庆熙这类人，又不足以谈论了。【原注】近来有人说得到朝鲜本《尚书》，在《洪范》八政的末尾添多了五十二个字。查元代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禃来朝见，在中书省设宴。问说，传闻你们国家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回答说，与中国书没有不同。由此知道这五十二个字，也是伪造的。汉代东莱张霸伪造《尚书》一百零二篇，用中书校对，不是真的。张霸推辞说是受父亲传授，父亲有弟子尉氏樊并，诏令保存其书。后来樊并谋反，才废除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捧着香酒，站在东阶，廷臣登阶赞颂说，“假王莅政”的话，王莽于是依据它，来称居摄。由此知道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是犯上作乱的开端，《大学》所教导的禁于未发，大概必须首先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