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我的老师。有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呢？”古人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胡氏说】周代的泉府，汉代的平准，宋代的均输和市易，这是截然不同的三种法度，主管财政的臣子牵强附会地将它们混为一谈，于是成为天下的祸害。泉府的做法是，对于卖不出去的货物，由官府收购，这样百姓就没有积压的货物，这并不是因为货物便宜才去买；对于应时却得不到的货物，由官府提供资助，这样百姓就没有缺乏使用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货物昂贵才去卖。收购是为了让货物不积压，资助是为了让物资不匮乏，这些都不是为了谋取利润，都是为了百姓。平准的做法是，由京师的官员分别主管各郡国的货物，各郡国也各有官员将货物输送到京师。郡国的官员等待货物便宜时收购，京师的官员等待货物昂贵时出售，使得富商大贾无法谋取暴利，而物价不至于暴涨。虽然与商人争夺利润是其隐秘的用心，但抑制物价暴涨，还算是美好的名声。均输是针对上供的物资，市易是针对民间使用的物资。都用内府的钱财在各路、在京师进行垄断，使得民间的一丝一粒、一瓦一椽，如果不是官府就不卖，如果不是官府就不买。又用抵当法贷款给百姓，并索取利息。百姓无法承受，就用严酷的法律督促，不避讳掠夺百姓的名声，不厌倦争夺利益的深渊。这三种法度的相同与不同，不能不知道。【姚刑部说】世人说司马迁因为自己在汉代获罪，不能自我赎免，于是发愤撰写《货殖列传》。我认为不是这样。大概司马迁看到当时的天子不能用宁静淡薄来为天下表率，不考察物资的盈缺，而是用制度来防范礼俗的末流，于是让百姓效仿淫逸奢侈，抛弃廉耻而追逐利禄，贤士困于穷困，无爵位的富人僭越于君主之上。又想到里巷中的小人追逐什一之利，行为极其卑贱，而盐铁酒酤、均输等法，以帝王的财富亲自从事平民的营生，足以感到羞耻。所以他说：“最好的方法是顺应它，其次是引导它获利，再次是教诲它、规范它。”如果用无欲作为心意，用礼教作为手段，人们怎么会不安定？国家怎么会不富足？如果怀着贪欲与百姓竞争，愤愤地想着如何战胜他们，使用苛刻剥削、聚敛财富的手段，对风俗的奢靡没有益处，只是让人徒然担忧自己的财产，怀着终日不安的忧虑，家家户户没有积蓄，物力凋敝，大乱的根源由此开始。所以讥讽那些卑贱的行为来约束那些高贵的人，考察风俗来了解政治，观察奢靡来知道弊端，这大概是司马迁的志向。况且君主追求利益，本来哪里会有尽头呢。当秦始皇统一天下，鞭笞夷蛮，雄才大略震惊当世。等到他窥伺牧长寡妇的资财，侍奉匹夫匹妇，却像害怕失去他们的心意一样。这种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士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天子的尊贵呢？唉，沉溺于物欲的人必定违背正道，这真是令人感慨啊！

译财富聚集在上层，这就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如果不幸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聚集在君主手中，不如聚集在大臣手中。从前殷朝中期，有乱政同位，备齐了贝玉，总括了货宝，贪婪污浊的风气已经很严重了。有一位盘庚出现，于是变革而成就了中兴的治世。到了纣王的时候，任用酷吏征收赋税，鹿台的金钱、巨桥的粮食都聚集在君主手中，【原注】《史记·殷本纪》记载，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金钱。结果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自焚的祸患就降临了。所以尧禅让给舜时，还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易》中的涣卦说，君王居住无咎。《管子》说，与天下共享利益的人，天下会支持他。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天下会图谋他。唉！崇祯末年的事情，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以后的拥有天下的人，要记住啊！【杨氏说】崇祯末年，有人说看见银两还有几十库，有人说其说不者。【柴御史说】理财的人，使收入足够供给支出罢了。承平日久，供给浩繁，减损上层增益下层的念头没有一天不在皇帝心中担忧，而量入为出的规划似乎还没有考虑到最完善的计策。《礼记》说，财用充足，所以百志成。如果稍有窘迫匮乏，那么减免赋税、平定赋税、救济灾荒、厚待下层的大政都不能施行，拖延久了，那么一切苟且的方法随之而起，这不是天下的小事。《大学》中关于理财的话，说生、说食、说为、说用。生和为，事情属于下层，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尽力，上层不过督促其纲纪罢了。食和用，权力掌握在上层，如果不通各直省为计，合三十年之通，使宽然有余不可。最近看到台臣请求定会计疏，内称每年收入三千六百万，支出也三千六百万，食不可谓寡矣。又直隶修理水利。部臣甚至请求捐道府大员，用不可谓舒矣。我看往古承平之余，每以乏财为患。那时的议论不过是每天淘汰冗兵，节省冗员，实行节俭。现在行伍没有虚籍，廪给没有枝官，宫府没有妄费，这是节俭无不至也。过此则刻核吝啬矣。唐宋朝的税粮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使明朝万历以前，征追也止以八九分为准。到了张居正当国，乃以十分考成。现在直省钱粮俸饷之外，存留最少。而且地丁有耗羡，关税有盈余，盐税有溢额，这是取之亦无不至也，过此则为横征暴矣。然而就今日计之，则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了。以皇上的仁明，国家的休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蔽之方，是为失时。以臣等身荷重恩，备官台省，而不能少竭涓滴，协赞远谋，是为负国。虽然事情至重，断非浅见所能周悉。然而事无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了。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饷，散遣汉军。一曰改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为什么呢？臣听说宋太祖有天下时，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到英宗治平年间，至百二十万，国力为此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实行保马之法以汰兵，实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而国事已经去了。明朝的宗枝不仕不农，仰给宗禄。到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吃，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为什么？力不足以给之也。现在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人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盖一衍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止，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那么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蔽亦必如有明之宗室，这是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私下认为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都应该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地，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吴琮等都曾请求开垦。请派遣有干略的大臣前往分道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别发出帑金为之建堡墩，起屋舍，置耕牛农具，分各旗满洲除了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的次丁、余丁力能耕种的，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此外不再升科。只令其农隙操演，那么数年之后，皆成劲卒，复可资满洲生计。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养赡蒙，徒资靡费，莫若令其分地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这是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至于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的旨意，以定例太拘，有力愿出者，为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怕出旗后无以为生，以故散遣寥寥无几。现在请求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概许出。其家见任居官者，各给三年之俸银。其无居官者，统一给六年之饷银。其家产许

译让他们随身携带，任凭他们自行方便。因为他们隶属旗籍已有一百年，势难空手离去，如果允许他们带走家产，又给予三年或六年的俸禄，用这一项财产去经营，也可以抵得上每年所给的俸禄。这样贫富各自都能得到安置，而五年以后，国家财政的节省将是无穷的。即使一时不能全部给足，分作几年，依次遣散，国库也不至于大幅短缺。那些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的官员，各自按照品级，陆续改任绿营的提督、总兵、参将等武职，这就是安顿汉军的方法。

臣又认为，耗羡归公是天下的大利，但在今天，也是天下的大弊。过去康熙年间，法制宽泛简略，州县在地丁税之外，私自征收火耗，那些陋规匿税也没有完全剔除，上司借此分肥，京官借此勒索，游手好闲之人借此沾光。分肥就与之互相蒙蔽，勒索就与之四处宣扬，沾光就与之勾结说情。导致贪风未除，国库粮仓多有亏空。自从耗羡归公之后，一切弊端都洗涤干净，这是大利。然而以前这原本出自私征，并非正式经费，那些正直的官员不肯妄取，上司也不敢强求。那些贤能的人则能用地方的钱财办地方的事。所以康熙年间的循吏多有实绩可记载，而财用也能流通。自从归公之后，民间的缴纳等同于正税，而丝毫的收支都掌握在内部手中。地丁的公费，除了官吏的养廉银之外，已经没有剩余。官吏的养廉银，除了分给幕客、家丁的薪俸工资，以及事上接下时的应酬，车马柴米等繁杂费用之外，也没有剩余。每当地方有应当推行的事、应当兴办的工程，捐献自己的钱财既苦于贫困，申请公款实在不容易。于是督抚只上奏调遣属员，便算是整顿地方了，不去问兴利除弊的事。州县只料理案卷文书，便算是才能兼备了，不去问农桑教养的事。臣不敢泛泛引用，请拿近事确凿有据的来说。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开垦荒地更大的了，而广东一省，荒田多达二万顷，没有人过问。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兴修水利更大的了，而西北各省的水道从未疏浚。陕西的郑国渠和白渠，古人说可灌溉田地六万顷，如今淤塞，灌溉不到一百顷。湖广出产大米，接济东南，而湖岸的堤工派官派民，终究没有长久之策。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平粜更大的了，而高价粜出则时价不能平抑，低价粜出则采买没有来源，议论纷纭，终究没有定局。其他情况可想而知。这都是因为一丝一毫都取自公款，有司每办一件事，上怕户部、工部的驳斥诘问，下怕身家财产的赔累，只选取那些外观好看而无实际救济的事，每天奔走以此作为勤勉。所以说，这是天下的大弊。

百姓的利益有穷尽，所以圣人的法度必须改变。如今耗羡归公的法度势不可改，只有为地方另外设立一项公款，使做事的人没有财用窘迫的忧患，然后才可以考核他们治理的成效。臣请求常平仓的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这一项留作各省的公用，除了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外，其余如灾害有赈恤，孤贫有养赡，河渠水利有兴修，贫民开垦有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有修治，采买仓谷的价值不足，都从这项中支给，用本地的钱财供本地的使用。如果有大的工程大的费用，则督抚合并全省的款项来通融。还有不足，则调动邻省的款项来协济。稽查的权力属于司道，核减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内部不必重重核查。这样经费充裕，条目疏阔，而地方的实政都可以推行。

有人怀疑恢复采买则谷价会贵，不知道常平仓实行两千年了，是最为良善的法度。以前采买与收捐并行，又正值各省都有荒歉，赈贷买粮，杂乱地同时举行，所以谷价贵，并非仅仅常平仓的买补就能导致谷价贵。而且捐监这一项，或者银粟兼收，或者丰收时收实物，歉收时折银，都可以调剂常平仓的不足。有人怀疑这项不归入正供，有司必定多侵蚀浮冒。不知道奸巧贪婪的人，即使是正供也能消耗蛀蚀。廉洁谨慎的人，即使昏暗也不敢自欺。设官分职，托付以人民，只可立法来惩治贪婪，不可因噎废食。唐人减少刘晏的船料，而漕运不能接续。明人把周忱的耗米归为正项，导致拖欠百出，路上多有饿死的人。大国不可以小道治理，善于理财的人本来不这样。这是捐监应当充作公费的原因。

三种方法实行之后，则度支有定数。其他如关税、盐课的溢额都可以酌情裁减，以宽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捐之类都可以永远停止，以清理仕途。民力宽裕则教化推行，仕途清朗则风俗端正。教化推行而风俗端正，皇上以敬慎勤勉的身姿，总揽纲纪，巩固长久基业，就像泰山有四维支撑一样。臣日夜思考，认为当今的要务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

译唐朝自从实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向州府缴纳赋税，分为三类：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原注】《旧唐书·裴休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相同。元稹上奏说，臣遵奉前后制敕及每年的旨条，在两税留州、留使的钱款之外，如果额外征收一文钱或一件物品，州府长官一律按枉法计赃论处，并命令出使御史访察上报。到了宋太祖干德三年，下诏各州在支度经费之外，所有金帛全部送往京城，不得私自截留。【原注】《宋史·食货志》。从此，一文钱以上的收入都归朝廷所有，而账目记录比唐朝时更加细微详尽。然而宋朝之所以日益衰弱而无法振兴，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原注】《宋史》说，宋朝将军队聚集在京城，外地州郡没有留存钱财，天下的开支全部出自三司，所以费用逐渐增多。古人说古代把财富藏于民间，自汉朝以后，财富虽然已不在民间，但还留在郡国，不至于全部运往京城，这也是汉人的好制度。后来的君主懂得这一点的很少了。

自从唐开成初年，归融担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奏说，天下一家，哪里不是君王的土地？内外的财富，都是陛下的府库。而到宋元祐年间，苏辙担任户部侍郎，则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藏在民间。其次藏在州郡。州郡有余财，那么转运司就经常充足。【原注】相当于现在的布政司。转运司充足，那么户部就不会困乏。自熙宁年间以来，谈论利税的大臣不知本末，想要富国，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那么上供的财物就不能接续。上供不能接续，那么户部也疲惫了。两司既已困乏，【杨氏曰】两司指转运司和户部。即使内库另外储藏的财物堆积如山，但也委弃成为腐朽的泥土，对财政计算毫无益处。因此仁宗时富弼任青州知州，朝廷想把青州的财物运入京城，富弼上疏劝谏。金世宗想把郡县的钱财运入京城，徒单克宁认为这样民间的钱财就会更少，也劝谏而作罢。据我所见，明朝的事情，把外库的银子全部解送户部，大概始于末世，而不是祖宗的制度。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府库没有比四川更盛的，我在戊子年主持四川乡试，询问藩司，库储有八百万。【原注】银两的数量。即使成都、重庆等府也不下二十万，顺庆也有十万。这是因为四川没有起运的粮食，而专门预备西南用兵的缘故。两浙的赋税冠绝天下，我在丁亥年北上，滕师少松对我说，癸酉年他督学浙江时，藩司库储八十万。后来他任方伯，只剩四十万。现在任中丞，藩司说不到二十万了。十年之间，积蓄竟然空荡如此。等到我己丑年任广西参政，顾臬使从浙江粮储来，询问他，他说浙江藩司现在已不到十万了。广西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开动，每年以收入作为支出罢了。我甲午年任山东参政，藩司也不足二十万的储备。庚辰年进入云南，云南藩司也不满十万，与浙江相同，每年取用矿税五六万。现在太仓所积蓄的也只有老库四百多万，有事则从太仆寺取用。我乙未年任太仆寺副卿时，也只有老库四百万，每年马价不够用，就从草料项下取用。这是因为十年间东有倭寇西有哱拜，用于这两个库的超过二百万的缘故。他所记载的万历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到了天启年间，采用操江范济世的奏议，所有外地储备都命令解送京城，而搜括的命令从此开始了。现在将上谕全文录在这里，使后来考察世变的人得以阅览。天启六年四月七日，皇上谕令工部都察院，朕考虑宫殿工程开始兴建，费用宏大，现在虽然不久就能完工，但所欠的各项价银已将近二十万。况且辽东尚未收复，军饷浩繁，如果不尽力查核，多方清理，那么大工程必然缺乏延误，而边疆何时能安宁。这实在不符合朕仰补三朝缺失典制的胸怀，也不符合臣下像子女侍奉父亲那样的情谊。朕阅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述的内容，确凿有据。他所管辖的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先前已有旨意全部起运解送，到达京城之日，按数目查收。像这样急公好义、顺从上意的诚心，足以作为大小臣工的模范。如果天下有司都同心同德，朕还担忧什么鼎建工程的殷繁、军饷的难以筹措呢。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那些银两为什么还没有解送到？你们工部都察院立即发文催促，以应急用。况且天所生的财物只有这么多，既然上面不在官府，下面不在民间，怎么可以目睹时局艰难，忍心把它放在无用的地方呢？朕听说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际收在库里的约有二十多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时，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多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的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多万两。连同前院除去支销费用，余银约有八十万多两，刷卷察盘可以确证。又南太仆寺解过的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现在寄存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銀约有七万两，寄收在应天府。又操江寄存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存在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的余银约有三十多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以确证以上七宗，都应当遵照范济世所奏的事例，彻底清理查核，

译南京守备太监刘敬、杨国瑞应立即委派廉洁干练的官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兵部、都察院及巡抚、巡按等官员，责令相关经管衙门仔细核查，迅速起运解送。若有敢推诿回避、避嫌怨、隐匿拖延、怀私心抗拒阻挠者，必定追究罪责。如果起运解送不完，那么巡抚、巡按等官员都不允许考核期满升迁调任。刘敬等人也不允许互相包庇蒙蔽、徇私枉法，必须竭尽全力、急公好义，尽心搜刮，这样大工程、边防事务才有依靠，国家有用的物资不至于被贪官污吏侵吞，以彰显我宽裕国家、体恤百姓的恩德心意。

又听说南京内库中，祖宗所藏的金银珍宝都被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走进献。先帝谕旨中所说，将我祖宗库中储存的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得几乎一空，不知这些东西被运到了哪里。从此搜刮不止，以至于加派赋税。加派不止，以至于要求捐助，直到国家灭亡。由此说来，搜刮的命令始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国库空虚、民力匮乏的原因就在于此。

【原注】崇祯元年六月奉旨：范济世阿谀逢迎逆阉，虚报操练银两，贻害地方，着戴冠带闲住。以英明的君主继位，尚且不免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那么懂得上下如同一身、内外如同一体的，只有圣王才能做到。《传》说：“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聚敛财货的，必定是小人。”这难道不确实吗！

【胡氏曰】唐朝将各州的赋税分为三份，一份上供朝廷，一份送交使司，一份留在州县。送交使司和留在州县的都供给官府的费用，天子不过问。汉朝制度，山川园池市肆租税的收入，从天子到封君汤沐邑，都有各自的私奉养，不列入天子的经费，就是这种办法。唐朝的山川诸赋大多归入天子，所以用免除徭役的钱充当古代汤沐邑的费用，交给官府，不这样做不足以堵塞贪污而培养廉洁。不久，德宗时期，李泌请求将留州之外的全部输送到京师。元友直勾检各道，税外的物品全部归入户部。后来裴泊又将送交使司的财物全部作为上供，上供大大增加，却不增加赋税，当时认为是善政。其实只是彼此改名，都使上供更加丰厚，州县支出更加微薄，只知道财利的权柄应当由上级掌管，不再分别佣工的钱义理上应当留给下级。况且还有不增加赋税而百姓已经困苦的情况。官府百事萧条，不得不向民间强行摊派，细微到斗斛折变的微利也归于官府。大到飞苞驿篚，囊金椟帛，输送给权贵之门，行暮夜者全部取自百姓。辗转相需，不加限制，就辗转相蒙，不再检察。一纸命令，使天下的官员都丧失节操，天下的百姓日益倾尽资财。政治的不善，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是熙宁以后的覆辙。

立国的道理之所以看重货财，是说如果用来享乐，那么庭实旅百都能从中取足。如果用来军事，那么坚甲利兵足以防备不测，金汤之固没有粮食也守不住。君主亲自贬损自己，与天下共同遵守节制，不敢违背，所以使经费有余，民间不被征敛所困。征敛既尽，官府所负必然很多，谴责不止，罢黜斥责也很多，奸胥知道长官屡次更换而侵盗也增多，官府厌倦检察，强行摊派平民更多，奸民害怕摊派波及自己，所以拖延正赋以等待侥幸免罪的人也很多了。不知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种情况，必定要在上供之外，仍然将庸钱留给州县，然后杜绝监司胁取的空子，堵塞长官强行摊派的漏洞，使贤者足以养廉，贪者必定获罪，而后王道才能实行。

译开设科举选拔士人，天下的百姓就一天比一天愚昧；设立限额征收赋税，天下的财富就一天比一天困窘。我从未见过没有人才和财富却能治理好国家的。那么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有培养人才的方法，然后科举制度才可以设立；一定要有增加财富的办法，然后赋税才可以征收。

先生在读《隋书》时写道：“古今称赞国家财政富足的，没有比得上隋朝的。然而考察史传，却未见隋朝有什么富国的术数。在周朝时，酒类有专卖，盐池和盐升有禁令，进入市场有税收。到了开皇三年，这些全部废除。酒专卖、盐铁、市场税，是后人认为关乎国家财政的大项，而隋朝一概不取，所依赖的只是赋税罢了。然而开皇三年，原本征收一匹绢的调税，减为二丈；原本服役十二番的丁役，减为三十天，这是采纳了苏威的建议。接着开皇九年，因为江南刚刚平定，免除十日赋役，其余各州都免除当年的租税。开皇十年，因为天下无事，进一步放宽徭役赋税，百姓年满五十岁的，缴纳代役金后免除劳役。开皇十二年，下诏河北、河东地区，当年的田租减免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力役和调税全部免除。那么隋朝对于赋税的宽缓大概就是这样。然而文帝接受禅让之初，就营造新都并迁居，接着平定陈朝，又接着讨伐江南、岭南的叛乱者，那么这十几年间，营造修缮和征伐战争未曾停止过。史书称文帝对于赏赐有功之人，一点也不吝惜。平定陈朝凯旋，于是举行庆赏，从宫门外的夹道，堆积布帛一直延伸到南郊，依次颁发，耗费三百多万段，那么又未曾吝惜钱财。既然不是通过苛捐杂税来获取财富，而且时常有征发劳役来消耗财富，而赏赐又毫不吝惜，那么按理说用度应该空虚匮乏，为什么却如此殷实富足呢？考察史书，说是文帝亲身践行节俭，后宫穿着洗过的衣服，车驾供御的物品如果有破损的就命令修补使用，非宴饮不过一道肉菜。有关部门曾经用布袋装干姜，用毡袋进献香料，都被认为是浪费费用，受到严厉谴责。唉，这样才知道《易经》所说的‘用制度来节制，不损害财物，不伤害百姓’，孟子所说的‘贤明的君主一定恭敬节俭，礼遇下属，向百姓取财有节制’，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良策，而不是迂腐空泛的言论。汉文帝和隋文帝都因为亲身践行朴素节俭而富国，汉文帝师法黄老，隋文帝任用法律，但他们所行的暗合圣贤之道。后来谈论孔孟之道却实行管仲、商鞅之术的人说，如果善于理财，即使拿天下财富供自己享用也可以。他们的党羽于是倡导‘丰享豫大，惟王不会’的说法，粉饰六艺，文饰奸邪之言，来误导国家，至于他们富国强兵的效果，远远不及隋朝，难道不荒谬吗？”【钱氏说】这是本于马贵与的说法，记载在《文献通考》中。宁人亲手抄录的意思，是想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将“讱”当作“顾”作，于是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古代的君主未曾忌讳谈论财富，所厌恶于兴利的人，是因为他们必定会伤害百姓。从前明太祖曾经罢黜谈论利益的御史，对侍臣说：“君子得到职位，想要推行其道；小人得到职位，想要成全其私欲。想要推行道义的人，心存天下国家；想要成全私欲的人，心存伤害人和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姓周的御史，实录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是唐太宗责备权万纪的遗意。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出产铁，请求设置炉冶。皇上说：“我听说治世，天下没有遗漏的贤才，没听说天下有遗漏的利益。而且利益不在官府就在百姓，百姓得到利益，财源就通畅，而对官府有益；官府独占利益，利源就堵塞，而必定损害百姓。现在各冶所数量多，军需不缺，而百姓的生计已经安定，如果再设置这个，必定会严重扰民。”于是杖责他并流放到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圣祖不喜欢贪财的意思，可以说非常深切了。自从万历年间矿税以来，求利的方法纷纷出现，而且持续了几十年，而百姓生活更加贫困，国家财政也更加困窘。那么治乱盈虚的规律就可以知道了。作为上位者，可以只求利益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吗？

《新唐书》宇文融、杨慎矜、王鉷列传赞说：“开元年间，宇文融开始因为谈论利益得到宠幸。当时天子看到海内安定治理，安然有排斥四方外族的心思。宇文融揣度皇帝正在调集兵粮，所以提议征收隐户剩田来迎合皇帝的心意。利说一开，天子恨得到他太晚，不到十年就让他当了宰相。虽然后来获罪，但追恨宇文融的才能还没有完全施展。天宝以来，对外供给军需，对内迷惑艳妃，所费不可计算。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等人各自以聚敛刻薄进身，剥削下层来增益上层，每年进献盈余的缗钱百亿万，作为天子的私藏，用来供给横行的赏赐，而天下的经费照旧。皇帝认为他们能干，所以重用官职，多次派遣，尊显烜赫。天下流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关部门只是充数不再做事。而韦坚等人欲望已经满足，还利用权势嫉妒，想要屠杀消灭，四族都覆灭，被天下人耻笑。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家危险’，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唉，芮良夫讽刺厉王时说，所怒甚多，而不防备大难！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前车覆而后车不知警戒，臣子因此丧命，君主因此亡国，可悲啊！”

读孔孟的书，却进用管商之术，这是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做的，而现在却到处都是这样。

译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说而不说，那么众人就会推崇他，认为他是有羞耻心的人。上面的人这样做，下面的人就会效仿，于是掌管钱粮的职务、征收赋税的部门，过去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却捋起袖子争相担任。礼义沦丧，盗窃之风盛行，如果轻视道义而看重利益，不掠夺就不会满足。后世兴起王道的人，应当对此深加惩戒和警惕，以改变天下贪婪邪僻的风气，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译先生读《宋史·陈遘传》说：“我读《宋史·忠义传》读到陈遘，史臣因为他坚守城池、死守节操，却因‘经制钱’一事而贬损他的辞藻，只说天下至今仍有‘经总制钱’的名称，却不提它危害百姓的罪过，又把过错分给翁彦国，我认为不对。《鹤林玉露》说，宣和年间，大盗方腊扰乱浙东，朝廷军队讨伐他。任命陈亨伯【原注：宋人避高宗名讳，称他的字为亨伯。】以发运使的身份经制东南七路的财赋。于是建议，如卖酒、卖酒糟、商税、牙税以及头子钱、楼店钱等都稍微增加数额，单独列项征收，称为‘经制钱’。后来卢宗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等到翁彦国担任总制使，仿效他的办法，又征收盈余部分，称为‘总制钱’。靖康初年，下诏废除这些税目。战争爆发后，议论的人请求再次施行，税目逐渐扩大，比起宣和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今天，成为三十个县的极大祸患。当初陈亨伯开创这种恶例时，他的哥哥听说后，在家庙哭泣，说这是剥削百姓、积聚怨恨，祸患必定会波及子孙。后来叶正则撰写《外稿》，长久以来认为必须彻底废除经总制钱，天下才能治理，太平才能有望。那么宋朝之所以灭亡，是从经总制钱开始的，而这种税的兴起始于陈亨伯。虽然他卧守中山，全家十七人被叛将杀害，但这不足以掩盖他剥削百姓的罪过。起初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却留下无穷的祸患，对上得罪了太祖、太宗，对下得罪了百姓。而他割颈剖腹，在中山一瞑目而死，不过是普通男女坚守小信罢了，怎么能列入忠义传呢！”

俸禄

当今贪婪索取的风气，之所以牢固地存在于人心而不可去除，是因为俸禄微薄而无法供养家庭。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众士的俸禄加倍。《王制》规定，诸侯国的下士俸禄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汉宣帝神爵年间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正，治理之道就会衰败。现在小官吏都勤于事务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鱼肉百姓，很难啊。应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原注：如淳说，律法规定，百石官吏月俸六百。韦昭说，如果吃一斛米，就增加五斗。】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其中千石以上官吏的俸禄少于西汉旧制，六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多于旧制。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代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绩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也吃得上等农夫的口粮，对外足以奉公忘私，对内足以赡养亲人、施予恩惠。”【原注：指分禄以赡养宗族、姻亲，以及故旧之人。】现在在位的人，俸禄不够代替耕作，这不是推崇教化根本的方法。应商议增加官吏俸禄。唐朝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州、下州刺史七万。赤县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县令四万。赤县县丞三万五千，上县县丞三万。赤县主簿、县尉三万，畿县、上县主簿、县尉二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制书说：“衣食既已充足，廉耻之心才会知晓。至于像资用不充裕，或者贪求不止，败坏名声触犯法律，实在是由此引起的。京城附近尤其难以供给，那些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原注：唐朝时官职多，有员外设置的，所以分别说明。】今后每月供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的费用，宜按十分之二增加。同正员官增加十分之一。仍作为常规制度。而白居易担任盩厔县尉时写诗说：‘官吏俸禄三百石，年末有余粮。’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唐朝兴起时，上州司马品秩五品，年俸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职足以庇护自身，食物足以供给家庭。现在的制度，俸禄不过唐朝的十分之二三，他们无法自我供养，怎么能不向百姓索取呢？’从前杨绾担任宰相，承接元载奢侈之后，想用节俭改变风气，却先增加百官的俸禄；皇甫镈以宰相身份判度支，请求减少内外官吏的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拒绝执行，这可以说是通晓教化治理本源的人了。

《汉书》说王莽时，天下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作奸犯科，收受贿赂，以自我供给。《五代史》说北汉国家小、百姓贫困，宰相月俸仅一百缗，节度使仅三十缗，其余官吏仅有微薄的资给而已，所以该国廉洁的官吏很少。《穆王书》说：“爵位重而俸禄轻，群臣就会勾结起来侵害百姓，毕程氏因此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代官吏都有职田，【原注：晋、魏、隋、唐书都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职田多少的规定。】所以他们的俸禄厚重。俸禄厚重，官吏就多努力而廉洁。如陶潜种植秫米，【原注：见《晋书》本传。】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离开官署，【原注：见《宋书》本传。】都是公田存在的证据。《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日，下诏确定官吏员额，区分正从官职，【原注：正如正一品、正二品，从如从一品、正二品。】给予俸禄，颁发公田。《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十月辛酉日，制书赐予百官公田，以其租税收入充当俸禄数额。这是建国初期此制尚未废除，不知哪一年收回职田归公，而只折换俸钞，【原注：《实录》《会典》都不记载。】其数额又比前代轻，这才无法要求官吏廉洁了。【潘氏说】先师有言，忠诚守信、厚重俸禄是用来鼓励士人的。没有养廉的条件，却要求人廉洁，万万不能。汉朝制度，官职最卑下的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一百六十

译石，实际每年一百八十多石。唐宋时期，除了俸田之外，还有职田，以及春冬两季的衣物、兵器、随从、役使等供给，以优待他们的劳力，而县令的租税收入甚至有高达九百斛的。既然已经给予丰厚的俸禄，却仍然贪污违法，将其置于严刑峻法之下，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当今的俸禄制度，比起前代已经微薄。自战乱兴起以来，又加以裁减节省，在京师做官的人，车马随从和衣物皮裘常常苦于供给不足。近日承蒙朝廷特别恩赐，四品以下官员在秋冬两季准许发放全额俸禄，可见体恤群臣的深厚情意。更希望广泛发布善政，斟酌古今情况，增加俸禄供给，臣下看到如此优厚的体恤，没有不人人感激奋发的，这难道不是提倡廉洁、教导忠诚的一条途径吗。【汝成案】本朝在常规俸禄之外，加倍发放养廉银。顾名思义，臣下应当如何感激奋发。

译《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三月庚辰日，兼管行在户部事务的礼部尚书胡濙，奏请文武官员七年分的俸禄钞，每石减少旧额，折合钞十五贯。以十分为比例，七分折合官绢，每匹抵钞四百贯；三分折合官绵布，每匹抵钞二百贯。皇帝批准了。胡濙最初提出建议时，与少师蹇义等人商议，蹇义等人极力表示不可，说：“仁宗皇帝在太子东宫时间很久，深知官员折俸数额微薄，所以即位后特意增加了几倍，这是仁政，怎么可以违背呢。”【原注】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日，每月增加供给在京文武官员及锦衣卫将军、总旗、小旗每人米五斗，杂职官员、吏员以及各卫总旗、小旗、军士、力士、校尉等有家属的每人米四斗，无家属的每人米五升，都折算为俸禄粮支给的钞。胡濙起初想每石减作十贯，听到蹇义等人的话后，才定为十五贯。【原注】查洪熙元年闰七月，尹松说，官员俸禄用钞折算米，各地米价贵贱不同，每石有折四五十贯的，也有折六七十贯的。那时折钞还符合米价。现在这样实行，小官员俸禄不足的很多了。【原注】以上是《实录》的文字。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说，每俸禄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合布一匹。后来又规定布一匹折合银三钱，这样十石米折合银仅三钱。【原注】正统六年十一月丙辰日，增加供给在外文武官吏军士的俸禄粮，原定粮一石给钞十五贯，现在增加十贯，为二十五贯。十二年四月丙辰日，又减为十五贯。景泰七年二月甲辰日，命令折俸钞每七百贯给白金一两。天顺元年正月壬辰日诏令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钞都准给银，听从户部奏请，因为官库钞少的缘故。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日，减少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先前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来因为户部裁减节省，定为十五贯。到这时尚书马昂又奏请每石再省五贯，皇帝批准了。当时钞法久已不行，新钞一贯，时价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堆积在市场店铺，路过的人都不看。用十贯钞折俸一石，那就是斗米一钱。小吏俸禄微薄，没有用来养廉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日，户部请求用布一匹，准折文武官员俸粮二十石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禄粮，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到这时户部尚书杨鼎奏称，京库胡椒苏木不足，甲字库多积压绵布。按当时估价，阔白布一匹可准钞二百贯，请求用布折米，仍参照折钞例，每十贯折一石。先前折俸钞米一石钞二十五贯，逐渐减至十贯。这时钞法不行，钞一贯值二三钱，这样米一石仅值钱二三十文。到这时又用布折，布一匹时价不过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这样米一石仅值十四五钱。自古百官俸禄之微薄，没有像这样的。后来遂成为常例。大概国家初建时民间所纳官粮都是米麦，有时折为钞布。百官所受俸禄也是米，有时折为钞。后来钞不行，而代之以银。于是粮的价值愈重，【原注】崇祯年间粮一石至折银二两。而俸禄的价值愈轻，其弊病在于用钞折米，用布折钞，用银折布，而世人没有探究其源流的。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日，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称，臣听说书上说，凡是正直的人，先富裕然后才能产生善行。现在在外各衙门文臣，离家远任，妻子随行。俸禄厚的每月给米不过三石，薄的给一石、二石，又多折为钞。九年任期内，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费用，道路往来的花费，亲友问候馈赠的需要，期满罢官闲居的用途，如果俸禄不充足，就不免失去操守，而陷入罪过的很多了。请求敕令朝廷大臣会议，酌情增加，使足以养廉。像这样如果仍有贪污，惩罚他们绝不赦免。事情下发到行在户部，户部以既定制度为由，没有实行。

《北梦琐言》记载，唐代宰相毕諴家原本寒微。他的舅舅是太湖县的伍伯，【原注】伍伯就是现在号杂职行杖的人。宰相对此感到羞耻，让他罢去此役，为他除授一个官职。多次派人传达心意，终究不听从命令。特别除授选人杨载做这个县的县令，参辞那天，在私宅延请就坐，与他约定要注销其籍贯，送他入京。杨令到任后，详细传达台旨。伍伯说，我下贱，怎么会有外甥做宰相呢？杨令坚持勉励他，他才说，我每年公税享有六十缗事例钱，【原注】大概像现在的工食。如果没有败缺，终身优厚，不知相公想让我做什么官职？杨令详细上报，相国叹赏，也认为他的说法对，终究没有夺其志向。凭伍伯的役职而每年有六十缗，难怪台皂之微都知道自重。于是相信《汉书》所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都稍微自重，不敢枉法，妄自拘系留人。这确实是清吏的根本任务。说贪婪浇薄的积习不可改变而廉洁安静的人，真是不知道治体的言论了。

助饷

君主的原则，在于不贪图群臣百姓的财物。如果能不贪图群臣百姓的财物，

译这样，群臣百姓也不会认为君主拥有这些财物有利可图，府库中的财富才能长久保全。《旧唐书·柳浑传》记载，柳浑担任宰相时，上奏说：已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是先朝的名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孝行被表彰，门闾受到旌表，京城里隋朝留下的旧宅第，只有田季羔一家拥有。如今却被堂侄田伯强递上状子，请求卖掉宅第，招募市井之人马，用来讨伐吐蕃。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恐怕会助长那些心怀不满、企图侥幸的人的气焰。讨伐贼寇自有国家的筹划，哪里需要依靠侥幸求进之徒，况且这样做会毁弃义门，损害风化教化。希望对他稍加责罚，也可以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像唐德宗这样喜好财货的君主，尚且能够听从宰相的话，不接受田伯强的献纳，后来的君主可以深思了。王明清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百姓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皇上因为国家用度已经稍微充裕，推辞不接受，并下诏说：今后富裕的百姓不允许进献财物。唉，这大概就是宋朝之所以能在南渡后得以复存的原因吧？

译汉武帝尊崇卜式来教化天下，尚且是用爵位来劝勉。如今却用威势来胁迫，外戚之家常常惶恐不安，无法自保，而在他们门上挂牌说“此房实卖”，京城之中十户人家就有五户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南唐书》记载，后主在位时，规定六枚铁钱等价于一枚铜钱。但到了他晚年，一枚铜钱却等价于十枚铁钱。等到国家灭亡时，各郡所积累的铜钱多达六十七万缗。唉！这就是所说的府库中的钱财并非其真正的财富啊。

叛贼侵犯京城，史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军饷短缺，于是发布檄文招募富人出钱助国。檄文大意说，在郊外祭祀本是从容雅致的礼仪，唐玄宗尚且有郑崇韬；出塞征战本是侥幸求胜的图谋，汉武帝尚且能遇到卜式。这是桐城诸生姚士晋的言辞。然而百姓终究不肯出钱资助官府，而京城沦陷，大概就像孟子所说的抛弃国土而逃离一样，即使有很多钱财又有什么益处呢！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百姓有人挖到了黄金，地方官员将其进献朝廷。皇上说，百姓得到黄金，而我占有它，非常没有意义。命令将黄金归还给百姓。【原注】《明太祖实录》。天启初年，辽东战事紧急，有人提议捐助钱财。朝中舆论认为这是教猴子爬树（意指违背常理，难以为继）。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上疏请求将灵鹫寺废弃后剩余的田亩变卖以资助工程。奉旨，詹以晋贪图贱价，图谋夺取寺院产业，可以削去官籍贬为平民，仍令他自行修缮寺宇，田地中已变卖为民间产业的，责令赎回归还本寺，以此作为贪利锱铢的警戒。在权阉当道的时代，下面有这样的议论，上面有这样的圣旨，这也是三代直道的遗存啊。

馆舍

读孙樵的《书褒城驿壁》，才知道那里有水池、有鱼、有船。读杜甫的《秦州杂诗》，又知道驿站有池塘、有树林、有竹子。如今的驿舍几乎像仆人的围墙一样了。我见到天下作为唐代旧治所的州，其城墙必定宽广，街道必定笔直，官舍如果是唐代旧建的，其基址必定宏大宽敞。宋代以后所设立的，时代越近，制度越简陋。这又是孙樵记中所说的州县都像驿站一样，而人情苟且的程度比前代要百倍千倍了。

如今之所以百事荒废，正是因为国家将州县的钱财，一丝一毫都收归上级，而官吏与百姓都陷入困境，于是没有资金来兴修举事。延陵季子游历晋国，说，我进入他们的都城，新屋简陋而旧屋华美，新墙低矮而旧墙高大，我因此知道他们的民力已经枯竭了。【原注】《说苑》。这又不只是人情苟且的缘故。

汉代制度，官府、乡亭的屋漏损坏，墙垣倒塌不修缮的，视为不胜任，先自行弹劾。古人之所以百事都能兴举，就是因此。

街道

古代的王者，对于国都内的道路，有条狼氏清扫道路上的杂草污秽，使之洁净。对于郊外的道路，有野庐氏通达四方边境，合方氏通达天下，使渡口桥梁相互连接，不至于陷落断绝。又有遂师巡视道路进行修缮，候人掌管各方道路的治理。至于司险掌管九州的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通达道路。那么舟车所到之处，人力所通之地，没有不平坦宽阔的了。晋文公称霸时也说，司空按时平整道路。而道路如果堵塞，河流没有舟桥，单子据此占卜陈灵公的灭亡。自从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泥泞遍布郊关，污秽集中在京城。《诗经》说，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君子行走其上，小人在旁观看，回头顾盼，不禁泪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说苑》记载，楚庄王讨伐陈国，驻扎在有萧氏。对路室的人说，巷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不疏通沟渠呢？凭借楚庄王的霸业而留意于一条巷子的沟渠，由此可知他勤于民事。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廷祚奏请禁止车牛，不许在天津桥来往。明代制度，两京设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统计国郊及野外道路、宿息处、水井、树木。《国语》中，单襄公陈述周制告诉周王说，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设立边鄙食邑以守卫道路。《释名》说，古代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道路旁有夹沟以疏通雨水。古人在官道旁边必定都种树，以标记里程，以荫蔽行旅。因此南方的棠树，是召伯休息的地方。道路周围的杜树，君子前来游览。本来就已经宣扬美好的风俗歌谣，流恩泽于后代。子路治理蒲地，树木非常茂盛。子产辅佐郑国，桃李垂挂于街道。下至隋唐时代，官槐官柳也常见于诗篇，这还是人存政举的效果。近代政令废弛，法律松弛，任由人砍伐，周道如砥，变得光秃秃的，而官府没有不剪伐树木的考虑，百姓少有遮风避雨的庇护了。《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将作大匠掌管修缮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并在道路两侧种植桐树、梓树之类。这是古人本来就有专职。【原注】《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御沟称为杨沟，是因为在上面种植高大的杨树。《后周书·韦孝宽传》记载，韦孝宽任雍州刺史。在此之前，路侧一里设一个土堆标记，经过雨水侵蚀倒塌毁坏，每次都需要修缮。自从韦孝宽到任，就命令辖区内应在土堆标记处种植槐树代替，既免去了修缮的麻烦，行旅又得到了遮荫。周文帝后来问起此事，说，难道只有一州这样吗，应当让天下都这样做。于是命令各州在道路两侧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

译百里之内种植五棵树。【原注】唐代王维诗中说：“槐柳阴阴到潼关。”《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在两京道路及城中苑囿内种植果树。【原注】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在城内六街种植树木。【原注】《中朝故事》说，天街两旁种植槐树，俗称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树，也称为“柳衙”，因为它们成行排列。韦应物诗中说：“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旧唐书·吴凑传》记载，官街树木缺损，主管部门种植榆树来补种。吴凑说：“榆树不是九衢大道上适宜观赏的树木，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成荫时，吴凑去世，人们指着槐树怀念他。《周礼·朝士》注说：“槐”的意思是“怀”，让人在此怀念。【原注】《淮南子》注相同。既然如此，那么当今的官员长久以来就没有值得怀念的政绩了。

译桥梁

《唐六典》记载，天下用船连接的浮桥有四座，【原注】黄河上有蒲津、太阳、河阳三座，洛水上有孝义一座。用石柱支撑的桥梁有四座，【原注】洛水上有天津、永济、中桥三座，灞水上有灞桥一座。用木柱支撑的桥梁有三座，【原注】都在渭水上，分别是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大型桥梁共有十一座，都由国家的工匠负责修缮，【原注】这里列举的是京都交通要道上的桥梁。其余的桥梁都由所属州县随时进行营建和修缮。那些没有桥梁的大渡口，都配备船夫，根据渡口的规模大小和施工难易程度来确定等级。如今京畿地区荒芜，桥梁废弃毁坏，雄县与莫州之间，每到秋季洪水来临，年年道路断绝，那些拖拽车轮、招揽船只的无赖之徒借此牟利。潞河的渡船夫勒索旅客钱财，甚至导致朝廷下诏弹劾。工部不加以修缮，地方长官不过问，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日，顺天府府尹李裕上言，本府渡口之处，每年水涨时以及天气严寒时，官府修造渡船，以便人们往来。近来有无赖之徒冒充权贵名号，私自制造渡船，强行索取往来行人的财物，严重危害百姓，请求敕令巡按御史严厉禁止。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何况在边远地区，怎能期望像赵充国治理湟水以西的七十座桥梁，使得军队可以像从枕席上走过一样顺利呢？《五代史》记载，王周担任义武节度使时，定州的桥梁毁坏，压坏了百姓租用的车辆。王周说：“桥梁不修缮，是刺史的过错。”于是赔偿百姓粮食来修缮桥梁。这又是当今有关部门所感到羞愧的。

人聚

太史公说，汉文帝时期，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他们的意愿，却不加以扰乱，所以百姓得以安宁，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曾去过集市。【原注】见《史记·律书》。刘宠担任会稽太守时，狗不在夜里吠叫，百姓不见官吏，白发苍苍的老人未曾见过郡守。【原注】见《后汉书·循吏传》。史书所称道的，其遗留的风尚还可以想象得到。唐朝自开元全盛时期，姚崇、宋璟担任宰相，天下太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这就是唐朝兴盛的原因。到了大历以后，四方多事，赋税徭役频繁兴起，而小民奔走于官府，终日不得空闲。元结作《时化》篇，说百姓被征赋所伤害，州里变成了祸患的处所。这就是唐朝衰败的原因。【原注】宋熙宁年间，推行新法，苏轼在杭州作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衰败的政令自古都是一样的。我年轻时见到山野的百姓，有的从出生起就没见过官长，安于田间耕作，不去城里。等到末世，徭役繁多，诉讼众多，终年的劳作有一半耗费在官府，而小民即使有两顷田地，也有“头枕衙门眠”的谚语。【原注】见《曹县志》。不久山中有了负隅顽抗者，林中多有潜伏的草寇，于是他们舍弃田园，迁徙到城郭之中。又变本加厉，求取功名的人，申诉冤屈的人，全都来到京师，京城附近比郊野道路还要拥挤，微小的利益都要争夺，五十年来，风俗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如今想要安定百姓的心并改变他们的行为，必须在于制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满足于饮食，美化他们的服饰，然后教化才能推行，风俗才能向善吗？

百姓聚居在乡村则治理得好，聚居在城市则混乱。聚居在乡村则土地得到开垦，田野得到治理，想要百姓没有恒心，是不可能的。聚居在城市则徭役繁多，诉讼众多，想要百姓有恒心，是不可能的。

过去在神宗时代，君主无为而治，天下少有战事。郡县之人来到京师的，大抵是拥有官籍的官员，他们的仆从也不过三四个人，再往下就是一两个举人、贡生和运送白粮的解户罢了。几乎达到了古人所说的“道路上行人稀少，集市朝廷长满野草”的境界。【原注】见《盐铁论》。那时难道没有山野之人、游客向公卿请托，各自凭借一种技艺谋生，但人数不多，衣食所需，容易满足。自从东部战事兴起，广泛招募士兵，杂流之士大谈兵法，九门之内填满了街道巷弄，以至于有人上书自荐，投匦告密，甚至有人在内廷结交宦官，窥探君主的喜怒，而君主的威福有时都无法施行了。《诗经》说：“我出生之初，崇尚无为。我出生之后，遭遇这百种灾祸。”说到这些，每每为之流泪。

想要清理京城道路，在于让百姓各自聚居在他们的乡村开始。

访恶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都逮捕狡猾的官吏和豪强百姓，查究他们的罪行，重者判处死刑。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中，以及出行巡视各县时，不在无事的时候。他有所逮捕，是为了以一警百，官吏百姓都信服，恐惧，改过自新。所谓逮捕坏人，就是如今巡按御史访察恶人的做法。武断乡里的豪强，舞文弄法的官吏，主持诉讼的讼师，都能被访察到。到了政治浑浊混乱的时候，就借此作为陷害百姓的手段。纠正这种弊端的人竟然连同访察一起停废，无异于因为噎食而废食了。

《传》说，子产向然明询问政事，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子女一样，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所以诛杀不仁的人，是为了爱护百姓。

《说苑》记载，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询问政事。蹇老说：“忠、信、敢。”董安于说：“什么是忠？”回答说：“忠于君主。”说：“什么是信？”回答说：“信于当下。”说：“什么是敢？”回答说：“敢于惩治不善之人。”董安于说：“这三条足够了。”

《盐铁论》说：“水中有猵狚，池中的鱼就劳苦；国家有强暴之人，平民就消亡。”

盗贼课

译《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制定了“沈命法”，规定：如果群盗兴起而没有发觉，或者发觉后抓捕的人数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那么从二千石高官到基层小吏，主管官员一律处死。那些小吏因为害怕被诛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人，会因考核不合格而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隐瞒，用文字游戏来逃避法律制裁。这就是汉代所谓的“盗贼课”，而法律弊端的种种表现，都尽数包含在这几句话中了。

《汉书》记载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勃海、辽东两地的盗贼同时兴起，他上书请求去治理。他说山阳郡有九万三千户，人口五十万以上，直到年终统计，尚未抓获的盗贼还有七十七人（原注：《汉纪》记载为十七人）。其他各项考核事务也大致如此。他长期在清闲的郡县任职，希望调任去治理情况复杂的郡县。那些尚未抓获的盗贼还有七十七人，他却认为郡内治安清明（原注：《汉纪》说，张敞任太守时，郡内治安清明）。这难道不是宣帝使用法律比武帝时期宽松吗？然而武帝末年，大盗群起，派遣绣衣使者手持斧钺在郡国间斩首，才能平定。而在宣帝时代，那些带着牛、背着小牛犊的流民，都被驱赶回归农田耕作。最终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见，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不完全依赖严刑峻法而能行得通的，这是不能与那些只懂刀笔文书、拘泥于琐碎事务的俗吏去讨论的。

译《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十六年，各郡国的盗贼到处并起，攻掠抢劫，杀害当地的长官。郡县派兵追讨，军队一到盗贼就解散，军队一走又聚集起来。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这四个州尤其严重。皇上于是派遣使者下到各郡国，允许盗贼互相揭发检举，五人共同斩杀一人者，免除他们的罪责。官吏即使逗留回避或故意放纵，都不予追究，只以擒获讨伐盗贼的成效作为考核标准。那些因辖区内发生盗贼而不进行抓捕的州牧、太守、县令、县长，以及因懦弱畏惧而弃城逃跑的官员，都不视为失职，只以抓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考核的优劣，【原注】注：殿，是后，指考核居于末位；最，是总括之首，指考核居于首位。只有包庇隐藏盗贼的才治罪。于是盗贼互相追捕，盗贼全都解散，将他们的首领迁徙到其他郡县。分配田地，供给口粮，让他们安定生活。从此牛马可以自由放牧，城门不用关闭。光武帝精通吏治事务，所以他治理盗贼的方法是这样的。天下的事情往往因宽松而成功，因严密而失败，大体都是如此，又岂止是考核盗贼这一件事呢！

禁止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止百姓携带弩和铠甲，违者迁徙到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规定民间的铁叉、搭钩、利刃之类全部禁止，不久全国战乱兴起，隋炀帝身死国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日，诏令全国，凡是汉人持有铁尺、手挝以及带刃的杖，全部上缴给官府。六月戊申日，清查各路马匹，凡是色目人拥有马匹的，征收三分之二，汉人的马匹全部收归官府。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日，清查天下马匹，一品、二品官员允许乘坐五匹，三品官员三匹，四品、五品官员两匹，六品以下官员各一匹。【原注】《陈天祥传》记载，兴国军因为登记兵器导致动乱，行省命令陈天祥暂代本军事务。陈天祥命令以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长，放宽兵器禁令，以顺应百姓便利，境内于是平定。后来接任的人致力于改变旧政，严厉整治隐藏兵器的人，陈天祥离任不久，兴国再次发生变乱，邻近郡县以及大江南北许多城邑大多趁机杀害守将响应。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日，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凡是有马的收归官府。不久盗贼遍布，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日，命令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增设判官一员，每县增设主簿一员，专门率领义兵从事守御。所以刘基（刘文成）有诗说：“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唉，我看天下，愚夫愚妇，一旦有能力就能战胜我。古代的圣王已经说过了。

汉武帝时，公孙弘上奏说，禁止百姓携带弓弩。吾丘寿王反驳他，认为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现在陛下彰显明德，建立太平，天下日益教化，远方归附。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如果真能阐明教化的本源，并引导百姓向善，保卫家园，那么每家都有鹤膝弩，每户都有犀渠盾，正好足以夸耀国家风俗的强盛。【原注】《旧唐书·郑惟忠传》引用《吴都赋》。而不至于引导百姓使用不祥的兵器了。

水利

欧阳修撰写《新唐书·地理志》，凡是开凿一条渠道，建立一座堰坝，没有不记载的。各县之下实际上兼有河渠志，也可以说是详细而有体例了。大概唐代担任县令的人还能够利用一地的财力，兴修短期的工程。而志书所记载的，大致在天宝年以前的占十分之七，难道不是因为太平盛世，吏治修明而百姓疾苦得以传达，所以常常凭借百里之内的官员而创立千年的利益。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征收赋税为急务，而农业和水道就没有闲暇去讲求了吗？然而自大历到咸通年间，仍然不断记载在册。而现在担任官吏的，几十年都没有什么作为。水日益干涸而土日益堆积，山泽之气不通畅，又怎么能没有水旱灾害呢？崇祯年间，有辅臣徐光启著书，特别详细地论述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也说，传曰：“雨，是水气所化。”兴修水利也是致雨的方法。孔子称赞禹说：“尽力于沟洫。”而禹自己也说：“疏通田间小沟，直达大河。”古代圣人有天下的大事，却不遗漏这样的小事。自从干时记载于齐人，枯济征验于王莽，古代的通津巨渎，今天大多成为细流，而中原的田地夏旱秋涝，年年受灾。【陈同知曰】三代沟洫的利益，小的由百姓自己来做，大的由官府来做。沟洫挖出的土，就用来修筑道路。所疏通的水，就用来防备旱涝，所以沟洫是万世的利益。后世担心废弃的土地太多，其实并不多。一井的步数约一百八十丈，作为沟畛的只有八尺而已。一成的步数约一万八千丈，作为洫与涂的只有十四丈四尺而已。总共计算废弃的土地，不到二百分之一。现在重新兴修，必定有人担心事情难以完成，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我观察甽田的方法，一尺深的甽，二尺深的遂，一边耕种一边就能完成。现在苏湖地区的田地，九月种麦，必须做成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那些平坦宽阔的地方，万轮鳞次栉比，整齐均一，一个月就能全部完成。古代的遂径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设计五年完成沟浍，则集合八家的力量先治理一条横沟，田首的步数为一百八十丈

译（前文省略）每家出三人，就地挖掘泥土，两天就完工了。第二年用八十家的劳力整治洫，洫的宽深是沟的三倍，长度是沟的十倍，估算工日，三天完成一半，七天全部完工。又过一年用八百家的劳力修建浍，浍的宽深是洫的三倍，长度是沟的百倍，估算工日，十天完成一半，三十天全部完工。如果把三十天的工程量分摊到三年中负责，必定能够完成。等到工程全部建成，百姓开垦田地以获取利益。一年之中，各家修缮自己的遂，众人整治沟洫，官府督促百姓疏浚浍，遇到小的水旱灾害可以不挨饿，十分之饥荒可以救活其中一半，所以说这是万世的利益。百姓一旦失业就会挨饿，十天断绝粮食就会饿死。这正说明他们应该各自为生，各自出力。然而整年开垦田地，仍然挨饿甚至饿死，一是因为年成不好，二是因为沟洫没有治理。年成不好，人力无法改变。沟洫不治理，农民无力独自完成，官府可以统一力量来治理。不治理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没有大水大旱时，就坐着看而不认为有必要治理。等到水旱灾害来临，救济抚恤来不及，又完全无能为力。加上百姓粮食的丰歉一定要几年后才能显现，国家的利弊也一定要几年后才能显现，事情没有眼前的功效，官府没有严格的考核，所以我们的百姓生死饥饱完全听命于不可预知的年成，而没有十分之一的防备，百分之一的救济。斌认为救荒没有好策略，在未荒之时修建沟洫，这是预先救济的策略。即使在荒时修建沟洫，让饥民通过做工来获取食物，这是一举两得的策略。然而土地形状不同，人的习俗不同，按照方尺的图纸，调动十万民众。像汉武帝那样轻率地使用民力，坐在宽敞的房子里，衡量溪谷之外。像王安石那样想把梁山泊变成农田的，那本来就不可能做到。即使春天商议划定田界，秋天商议派遣使者，像宋朝天禧年间提点刑狱兼管劝农的职务，而对百姓没有丝毫益处，那也是名义美好而不可依赖的。所以修建沟洫，一定要向乡里的长老和里长咨询，把总务交给郡守，把完成的责任交给县令，把任务分给县丞和主簿，这样亲近而不扰民，长久必定成功。现在召集四境的长老，体察人情和地势，有明确知道可以兴修沟洫的，按照里计算工日，绘制图纸来施工。有废弃的土地可以沟通的，就招募附近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做。官府补助不足的部分，田地建成后授予这些人，五年后开始征税，十亩抵一亩。有沟洫，其田地成为永久利益的，就用从事本业的人来充实田地。官府均衡劳力，春夏做工五天，秋天做工十天，冬天做工二十天，县丞主簿亲自监督，县令每隔一段时间视察一次，先完成的登记在官府，未完成的记录在簿册上，等到明年继续完成。百姓田地一顷，允许沟地半亩，县令不让沟渠道路占用邻居田地的，转给邻居补偿。田地不足一顷的，就按劳力计算而不允许占用。田地二十亩以下的，免除他们的劳力。蓄水和排水的利益，两个县共同享有，那么郡守就责成两个县令。县令如果调任，就把簿册交给接任的人。凡是县令设置农田考核，郡守监察，那些阻碍成功以及借名扰民的罢免。苏州、湖州的百姓善于种植水田，春天收获豆麦，秋天收获禾稻，中等年成的收入大概能得到三石。而北方种旱地的人不能达到一半，是因为没有种植水田。凡是谷物的种植，禾稻的产量是种稻田的两倍，水田又是旱田的两倍。西北地区土性高燥，适宜种麦子和高粱。所在低平的田地就是下等产量，因为它们不适合高粱麦子的习性，而且雨水一过，水没有地方排放的缘故。如果真的能勤于相度，分年规划土地，仿照沟洫的意思，准备蓄水和排水作为水田，种植禾稻来辅助晚熟作物，那么高地之水四处汇聚造成灾害的，必定会转而成为利益。而且修建沟洫，不是古代那种凭空求利的人相比的。用民田兴办民利，不派遣使者，不征发徭役，不招引流民，看其大小功力，随做随成，有小水旱，这里丰收那里歉收，那么邻近的人必定会请求他的方法而自行实施，不要担心事情在开始时难以考虑。【官氏说】南北方向不同，高低地势不同，燥湿性质不同，所以旱田不能变成水田，就像水田不能变成旱田一样。如果一定要把荆州扬州的物产遍植于雍州冀州，这只是知道谈论水利，而不知道根据土地的利益来获利。而且如果真的实行遂人沟洫的方法，那么西北旱田也有利，哪里比东南差呢？为什么呢？西北各州土地面积已经是东南的几倍，而且谷物种类繁多，有适宜五种作物的，有适宜四种作物的，有适宜三种作物的，周原肥沃，土脉深厚而水源深远，其肥沃程度比东南的涂泥又何止一倍，所担心的只是水和旱罢了。沟洫修好而水旱有备，那么西北各州每年的收入不仅不减于东南，而且成倍增长无数了。有人怀疑井田已经废除，想要恢复遂人的方法，势必要行不通，这又不对。善于复古的人也只是学习其意思罢了。看周礼遂人的方法，原本与稻人的方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所以用潴来蓄水，用防来防止，用遂来均分，一定要排列舍而后用浍来排水。旱田则涝灾占十分之六七，旱灾占十分之二三，所以遂人五沟的大小不同，其实都是沟。揣度先王修建沟洫的本意，只是想让水多的年份，水在沟中流动而不泛滥。水少的年份，又可以蓄积沟中的水来滋润田地罢了。现在只要

译勘察地势低洼的地方，将其作为行水的区域；又勘察地势最低的地方，将其作为蓄水之所。疏通水道的节点，扩大排水的间距，不必完全恢复古代的沟洫制度，就已经获得了沟洫制度的利益了。

译龙门县，就是现在的河津。向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是贞观十年修筑的。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是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开凿的。灌溉的田地肥沃，每亩收获十石。向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也是长孙恕开凿的。设有龙门仓，是开元二年设置的，用来储存渠道灌溉田地的收成，转运到京城，以节省关东地区的漕运费用，这就是汉代河东太守番系的策略。《史记·河渠书》所说的黄河改道，渠道不利于农田，收成不能抵偿种子成本。而唐朝人实行这一策略，竟然获得了利益。由此可知天下没有难以成就的功业，关键在于用人罢了。说后人所做的事一定不能超过前人，不也是诬蔑吗。

唐朝姜师度担任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皇帝下诏说，从前史起灌溉漳水的策略，郑国、白起开凿泾渠的利益，从此以后，声名业绩就缺失了。同州刺史姜师度洞察细微，智慧显露于迹象未形之时。他不顾私身的节操，所怀抱的必定倾尽。奉行公道的原则，知道该做的就没有不做的。近来他担任大司农，首先开凿沟渠。年成的功效尚不明显，众人的议论纷纷扰扰。因为他的忠诚恳切值得嘉奖，所以依旧委任他。暂时免除他九卿的重任，授予他巡察六条的职权。秋收过半，他的功绩成效很多。粮食是人的天，农业是政事的根本。我因此巡视省察，不畏惧严寒，将要表达劝勉体恤的情怀，特意冒着风霜的弊害。现在原野上的田地满眼望去，田间水沟连绵不断，向来长满荆棘的地方，遍布成为种植水稻的河川，粮仓里有堆积如山的丰饶，关中地区获得了每亩如金般的滋润。本来经营此地，想要利于平民，因为百姓尚未开化，恐怕农业被虚弃，所以由官府开发，希望让他们互相教导诱导。功业既然已经成就，想着要和他们共享。那些屯田内先前有百姓登记在籍的土地，近来招募人作为主人，也按照顷亩的数量割还给他们。那些官屯的熟田，如同同州有贫苦下等且缺少土地的户，自己办理劳力能够经营种植的，按照数量给付给他们，剩余的土地暂且依照从前由官府收取。姜师度因为功绩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赐给丝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龟》。本传记载，姜师度既然喜好沟渠，在所到之处必定发动众人开凿，虽然有时有不利的情况，但成功的也很多。读了这道诏书，才知道“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两句话，是建功立业的根本。孙叔敖决开期思之水，灌溉雩娄的田野，楚庄王知道他可以担任令尹。【原注】《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魏王为群臣祝酒说，让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原注】魏文侯时，西门豹担任邺令。史起进言说，魏国实行百亩的田制，唯独邺地是二百亩，这是田地贫瘠的缘故。漳水在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这是不智慧。知道而不兴修，这是不仁德。仁德和智慧西门豹都没有尽到，哪里值得效法。于是任命史起为邺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原注】《史记》。查考《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的漳水支渠来灌溉民田。那么这里指的是西门豹所开凿的。作为君主，有率领众人兴办事业的勤勉，有授予方略任用人才的谋略，就不担心没有孙叔敖、史起这样的臣子了。

《汉书》记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为百姓修筑水利，制定约束刻在石头上，立在田边，以防止纷争。【原注】《晋书》记载，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筑召信臣的遗迹，划分疆界刻石，使有确定的分界，公私共同获利。这是今天分水制度的起源。

洪武末年，派遣国子监的生员和人才分别前往天下的郡县，召集官吏百姓，趁着农闲修治水利。洪武二十八年，奏报开凿天下郡县的塘堰共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这是圣祖勤勉为民的成效。

雨泽

洪武年间，命令天下州县的长官每月奏报雨泽情况。大概古代龙星出现而举行祈雨祭祀，《春秋》三次记载不降雨的意图也是如此。太平日子久了，往往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请求将各地的雨泽奏章分类送给事中收存，皇上说，祖宗之所以命令天下奏报雨泽，是想预先知道水旱灾害，以施行体恤百姓的政令，这是良法美意。现在州县的雨泽奏章堆积在通政司，上面的人怎么能知道？又想要送给事中收存，这是想让上面的人始终不知道。这样白白劳累州县做什么。从今以后，各地所奏报的雨泽，一到就密封进呈，我亲自阅览。【原注】现在《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雨泽奏本的格式。唉，太祖从卑微出身，升为天子，他看待四海之广就像我的庄田，亿万民众就像我的佃户，所以他留心民事如此。当时的长官得以陈述百姓的疾苦，而里老也能到朝廷自行陈述。后世的雨泽奏报于是逐渐废弃，天灾隔绝而听不到，民间的隐情堵塞而无法上达，然后才知道圣主的意图不仅仅在于祈求丰年。百姓亲近而国家治理得好，是有原因的啊。

河渠

黄河记载在《禹贡》中，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这是它的故道。汉代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东南决口，注入巨野泽，连通淮河、泗水。汉武帝亲自临视，征发数万名士卒堵塞决口，在上面修筑宫殿，名叫宣防宫。引导黄河向北流，恢复大禹的旧迹，而梁楚之地再次安宁没有水灾。从汉代到唐代，黄河没有造成灾害将近千年。【阎氏说】查考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译恢复大禹治理黄河的旧河道，没有水灾，这是《史记·河渠书》中的文字。如果看《沟洫志》，则接着说，自从堵塞宣房之后，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出了屯氏河。《地理志》在魏郡馆陶条下注释说，黄河水分流出来成为屯氏河，向东北流到章武入海，说的就是这个。虽然不知道确切发生在哪一年，但肯定是汉武帝元封二年壬申之后，汉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之前的事情。我曾经说，大禹时代，黄河从碣石入海，到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从邺县东北入海，这是第一次变化。汉武帝元封之后，汉宣帝地节之前，黄河又从勃海郡章武县入海，这是又一次变化。这是古今的大事，顾炎武（亭林）也没有考证到吗？【钱氏说】田蚡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不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强行堵塞未必能顺应天意。这是老成持重、为国谋划的话。当时厌恶田蚡的人说，田蚡的封邑在河北，所以阻挠堵塞黄河的工程，这其实不是公正的评论。《五代史》记载，后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黄河决口，淹没汴、曹、濮、单、郓五个州的境内，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湖相连，泛滥数百里，黄河于是由北转向东。《宋史》记载，熙宁八年七月乙丑，黄河在澶州曹村大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聚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两派，一派汇入南清河流入淮河，一派汇入北清河流入海河。又由东转向南了。元丰以后，又决口向北。议论的人想要恢复大禹的旧河道，而大臣极力主张让黄河回东的提议。【原注】《宋史·河渠志》序说，自从滑台、大伾曾经两次泛滥，就恢复了大禹的旧河道。当时奸臣建议，一定要让黄河改回原来的河道，耗尽天下的力量去堵塞它，屡次堵塞屡次决口，直到南宋南渡之后，把祸患留给了金朝。等到金元时期，黄河的趋势日益向南而不可挽回。所以现在的黄河不是古代的黄河了。从中牟以下夺取了汴水，徐州以下夺取了泗水，清口以下夺取了淮河，总共三次夺取之后才流入大海。如今年代久远，河床日益增高，淮河、泗水又不能容纳了。朝廷的议论既然把这种夺取当作常态，掌管水利的官员又趁着决口的机会谋取私利，不仅危害百姓生活，妨碍国家财政，而且对于天地的气运未必没有关联。

译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论及礼制时说，四渎的祭祀规格比照诸侯。之所以称为“渎”，是因为“独”的意思，即独自流入大海，所以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被称为四渎。如今淮河独自承受黄河的全部水流，这大概是把两条渎水合而为一了。自宋朝以前，黄河独自入海，尚且能造成沿河州郡的灾害，何况现在黄河与淮河合流，而清口又汇合汴水、泗水、沂水这三条水一同归于淮河呢？《实录》记载天顺七年金景辉说，黄河不遵循故道，并流入洛水，这是妄行。过去河水还有蓄积的地方，如巨野、梁山等处；还有分流的地方，如屯氏、赤河之类。虽然元朝人排导黄河入淮，但东北方向的河道还略微存在。现在却用一条淮河来容纳众水的归流，而没有丝毫的渗漏了。邵国贤作《治河论》，认为大禹治水直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治理得当，他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极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大禹所留出的空地非常广阔，所处的地势非常容易，所追求的效果非常微小。现在的治水者与大禹相差甚远，而所留出的空地却比大禹狭窄，所处的地势却比大禹困难，所追求的功绩却比大禹宏大。大禹疏导黄河自大伾以下，分播汇合，顺着水流的方向加以疏导，不与水争利，所以水得以保持其本性，而没有冲决堤岸的祸患。现在一杯水举起来倒在土地上，必须有一平方尺的面积才能容纳它，这是形势使然。黄河自大伾以上，水就像在杯子里一样；自大伾以下，水就像在土地上一样。用已经在土地上的水，却想要约束它、周旋它，像它在杯子里时那样，大禹也不能做到，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河南、山东的郡县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官署亭舍与民居相邻而居，凡是大禹所留出来给水的空地，现在的人都占为己有。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土地，而不是水占据我们的土地，所以理所当然会有冲决堤岸的祸患。所以说所留出的空地比大禹狭窄。大禹治水随地施功，没有拘束阻碍。现在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都是漕运的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是宗室藩王的所在地。左顾右盼，动不动就受到掣肘。假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让它一定顺从我们的意愿，何况水是无情的物体，它怎么能蜿蜒曲折来成就我们的事情呢？所以说所处的地势比大禹困难。况且大禹治水只是去除水患淹没的灾害罢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追求，现在却依赖它来漕运。水流不到汴水了，又担心毁坏临清；水流不到临清了，又担心毁坏济宁；水流不到济宁了，又担心毁坏徐州；假如都没有毁坏，又担心漕渠不足以运输。把这些都解决了，才称为治水。所以说所追求的功绩比大禹宏大。沈氏说：《方舆纪要》有一段说，如果说为什么不使黄河与淮河分道而行，反而让淮河助长黄河的气势，黄河遏制淮河的气势呢？那么合流之后，海口就会大大开辟。因为黄河不向旁侧决口，主流自然加深，得到淮水的辅助而更加加深，这是利用淮河来辅助黄河了。这与邱仲深、邵国贤等人的议论完全不同。从两位文庄公的话来看，那么河水向南流去的趋势已经极盛，而一代之臣不过修补漏洞，以应付眼前的责任罢了，怎么能指望他们为百姓考虑百世的长远利益呢？到了今天，决堤溢水的灾害没有一年不报告。唉！这确实不是人力所能治理的了。汝成案语：两位文庄公的话，自然是此前治理黄河得失的明证。

《禹贡》中关于治水的说法，有“播”和“潴”。水的本性是汇合就会冲击，骤急就会溢出。所以分别疏导它，用来减弱它的冲击力，向北分播为九河就是如此。在旁边蓄积它，用来节制它的溢出，大野已经蓄积就是如此。一定要让它有所容纳而不成为暴虐，然后聚集美好可以丰富物产，流走污浊可以造福百姓，而百姓的利益，由此就兴起了。钱氏说：大禹治水，让水在地中流动，无所谓堤防。一提到堤防就劳费无休，于是成为国家的大患。黄河是北条的河流，从洚水、大陆，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的。大禹的故迹，现在运道从临清到天津的就是。东汉以后，黄河从千乘入海，就是现在的大清河。从唐朝到宋朝、金朝，都走这条路。金朝、元朝之间，黄河逐渐向南决口，开始汇合汴水、泗水、淮河以入海，与大禹黄河入海的海口相距将近两千里，而北条的水已经变成南条了。它两岸的堤坝每年每月增高，高于民田房屋，而且与城墙平齐。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不让它在地中流动，而让它在地面上流动，想要它没有决溢的灾害，不也很难吗！现在谈论河防的人，以潘季驯为师。潘季驯治河的方法不过说清水可以蓄积不可以泄放，黄河适宜合流不适宜分流罢了。清水应当蓄积固然不用多说，黄河适宜合流则是潘季驯一人的言论，古代没有这种说法。大禹治理黄河，分开为两条渠道，疏导为九条道路，顺着它的本性引导它注入大海，何尝不可以分流呢？堵塞它的支流，约束它让它归于一条，想要借助河水的力量来冲刷海口的泥沙，这个计策本来就已经错了。古人说，河流壅塞就会溃决，伤人一定很多。说黄河不适宜分流，而增加堤坝来抵御它，一旦溃决溢出，堤坝不能抵御，又耗费国家钱财来堵塞它，侥幸成功，而官吏反而受到重赏，这是国家的巨大蛀虫。潘季驯的方法，坚守了一百五十年，而它的效果如此，说他是熟悉河务，我不相信。周济说：大禹分开两条渠道，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在高地上，分播为九河，

译同样是逆着河道流入大海。水的本性是向下流动，却把它承载在高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水的本性，是用来治理的；善于利用它的本性，治理的人应当谨慎节制并慎重使用它。如果地势高而突然向下，以后就没有可以再下的地方了；突然向下是妄自把力量用在无用的地方，没有可以再下的地方，势必导致水势浸淫涣散，归向大海的道路不畅，下面壅塞上面溃决。黄河到了大伾山，南岸的山势尽头，地势平坦广阔，土质疏松容易流失，所以屡次决口。厮渠把水承载在高处，西边紧逼大山，山根土质坚实没有决口的危险。而其关键尤其在于节制它向下的本性，不让它直接流尽，积蓄全部力量归向大海，疏浚为九条河道，是为了澄清它；同为逆河，是为了激荡它，这就是大禹治水功绩之所以长久的原因。

近代谈论治理黄河的人，都主张用水攻沙，这只是知道逆河这一说法罢了。水的本性固然一定向下，但向下也有区别。承载水的是地，而在地上运行的是水。因此，不只是辨别地与地之间的高低，还必须辨别水与水之间的高低。大海的位置低于黄河，不用问也知道，但海水却往往与黄河水相平。海水清澈而静止，黄河水浑浊而湍急。清澈则轻而飞扬，浑浊则重而坠落。黄河水流入大海就潜伏而行，潜伏而行则四面都被海水所抵拒，迅速向下的力量十不存三，所以进入大海几十里后，没有不在中间隆起形成尖形淤积，两旁分流泄水的，这是它的形势必然如此。如果能使黄河水经常高于海水，那么铺展在海面上，而它流去的势头应当更加遥远了。即使不能这样，应当让它逐渐向下而不突然。即使不能这样，应当让它下落前势头长，下落后路程短。势头长则水力完整，路程短则人力节省。这就是把它承载在高处、同为逆河的宗旨。

靠近大海的地方既然平坦，河道不狭窄，那么进入大海就没有力量，所以必须做成逆河。而逆河的上游与其加深，不如加宽。衡量整条河的水量，计算它的容量，宽必然浅，窄必然深。深则损害地势的高处以顺应大海，而大海处于低处的比例就进一步减少。浅则它的高处全部进入大海，犹如从高屋脊上倒水。窄则深，深则水势猛烈，猛烈则挟带泥沙多，这是把中原的土壤打入大海形成尖形淤积。宽则浅，浅则澄清，澄清则挟带泥沙少，这是留下进入大海的尖形淤积来培厚中原的低地。这就是疏浚为九条河道的宗旨。

贾让说得好，不要与水争地。又恐怕人们不明白水容量的说法，而引用齐国和魏国各自离开黄河二十五里筑堤来证明它。那离开黄河二十五里的堤，比起今天所说的遥堤相距更远。然而金堤尽头而九河相接，其游荡的水波宽广平坦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大陆泽以上，黄河水不能不浑浊，与其让它进入大海，哪里比得上留下来培厚兖州？于是顺着形势疏浚它，它的数量恰好是九条。占用的土地既宽广，淤积更加澄清，水流更加清澈。经过的年份越久，低地越高，逆河进入大海将更加通畅，九条河道填平成为平坦的土地。后人感叹大禹的痕迹不能再看到，却不知道这本来是大禹祈祷祭祀而希望、计算日期等待的。

现在却不是这样，筑堤、阻挡、逼迫、束缚它，使它没有地方容纳它的水流，而不得不发泄它的怒气，那么它不从地下而横溢在原野沼泽之间，本来就不奇怪了。丘仲深说用一个淮河承受黄河的全部水量，然而考察前朝徐有贞治理黄河，还在濮水和汜水之间疏浚分水的渠道，不让它们并趋一条道路。自从弘治六年，修筑黄陵冈以断绝它从北边来的道路，而黄河水流总汇在曹州和单州之间，还曾在兰阳、仪封各开一个口子而向南泄水。现在又堵塞了它，所以黄河在今天想向北不能，想向南不能，只通过一条道路进入淮河，淮河狭窄而不能容纳，又高而不利于向下，于是每年在邳州、宿州以下决口，以祸害百姓而妨碍漕运。而邳州、宿州以下，左右都有湖泊，黄河必然随之流入。我预见刘贡父所说的，另外开凿一个梁山泺的，将在今天的淮泗之间。而百姓变成鱼鳖的忧患恐怕还没有结束。

译黄河治理的败坏，始于沿河百姓贪图河水退去后的利益，占据河旁沙洲湿地耕种，无能的官吏顺势将这些土地登记入官，此后河水无处容纳，便横溢决堤造成灾害。贾让曾说，古代建国定居、划分土地，必定留出河流湖泊的空间，估量水势所不及之处。大河不设堤防，小水流入池塘沼泽，低洼处作为蓄水之地，使秋水多有停歇之所，左右水流宽缓而不紧迫，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是疏通河道让水流通畅。又说，内黄境内有沼泽，方圆几十里，周围有堤坝。过去十几年，太守将此地分配给百姓耕种，百姓如今在沼泽中建造房舍，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元史·河渠志》说，黄河干涸时，旧有的水泊污池多被权贵之家占据。一旦遇到洪水泛滥，水流无处归去，于是造成灾害。由此看来，不是黄河侵害人，而是人侵害黄河。我经过山东巨野、寿张等地，古代蓄水之地，没有一寸土地不被耕种，人们忘记了昔日这里曾是河流浸没的地方。近来有一位寿张县令修撰县志，竟说梁山泺只有十里宽，那所谓八百里的说法，不过是小说迷惑人的话罢了。这连五代、宋、金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原注】《五代史》记载，后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黄河决堤，淹没汴、曹、濮、单、郓五州境内，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记载，梁山泺即古巨野泽，绵延数百里，济、郓等州依赖其蒲草鱼类的利益。《金史·食货志》记载，黄河已改道，梁山泺水位退去，土地广阔，派遣使者安置屯田。在沙湾尚未修筑之前，徐有贞的奏疏也说外面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作为泄洪区。书生的言论，岂不可笑！

陆文裕在《续停骖录》中说，黄河灾害有两种，一是决口，一是泛滥。决口的灾害偶尔出现，而泛滥的灾害每年都有。即使贾鲁的三种方法得以成功，也只是小小的补救罢了。况且需要年年施行，其劳苦和费用岂是说得尽的。现在想要治理黄河，不大片放弃数百里的土地是不行的。先修建湖泊池塘来蓄积漫溢的水波。其次，在沿河地带，仿照江南圩田的方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洪水。然后疏浚淤积的泥沙，让水从地中流过。这样，水向下润湿的本性、向东流动的趋势就得以实现了。

按陆文裕的意思，就是贾让的上策和中策，但不敢明说。贾让说，现在实行上策，迁徙冀州处于水冲要道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放河水向北流入大海。河西靠近大山，河东靠近金堤，水势不能远距离泛滥，一个月自然安定。反对者会说，如果这样，毁坏城郭、田舍、坟墓数以万计，百姓怨恨。现在沿河十个郡县，每年修堤的费用将近万万，等到发生大决口，被残害的人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况且大汉王朝统治万里疆土，难道会与洪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项功业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平安，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使百姓得以灌溉农田，分散削弱水势的猛烈，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是挽救败局的手段。唉，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谁能排除众人的非议，开创非常之举呢。

平当受命统领河堤事务，上奏说根据经义治水，有决口和深川，而没有堤防壅塞的记载。宋开宝年间的诏书也说，我每次阅读前代书籍，详细探究经典水道。至于夏禹所载，只说疏导黄河入海，顺着山势疏通河道，没听说用力制约湍急水流，广泛修筑高岸。现在谈论治水的人，计策不出堤防和堵塞两件事。箕子回答武王的询问，首先说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天帝于是震怒。后世治河的臣子都是鲧，不是他们愿意做鲧，而是国家教导他们做鲧，因此水患不除，常理败坏。【原注】崔瑗《河堤谒者箴》说，疏导不是正确的疏导，堵塞不是正确的堵塞，八方田野填塞淤积，水位高于民居。

利用黄河作为漕运的是大禹，堵塞黄河作为漕运的是明人。所以古代叫河渠，现在叫河防。

听前辈说，天启以前，没有人不从黄河决口中获利的。侵吞克扣金钱，从总河到闸官，没有不获利的。支领工钱口粮，从办事人员到游手好闲无食之人，没有不获利的。不获利的，只有业主罢了。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在填淤之中，常能获得数倍收益，而溺死的只是百分之一二而已。于是年年修治，年年冲决，从而招致今日的祸害，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了。国家的制度使得这样，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哪里值得责备呢。

不仅如此。那些都市人士，为人办一件事，置办一件物品，没有不索取报酬的。百官各司接受朝廷的一个职位，一次差遣，没有不计算其收获的。从府史胥徒上到公卿大夫，真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了。如果不使天下人心回归，使他们先义后利，终究不能达到太平。所以我认为，当今的要务是端正人心，比抑制洪水更紧迫。【陈鸿博说】元明两代，黄河水势更加趋向南方，于是与淮河在安东汇合入海。淮河被黄河夺走，水流不能迅疾，因此蓄积在洪泽湖，危害更加严重。明代潘季驯开始使用束淮刷沙法，引导洪泽湖注入淮河的水，引七分进入清口冲刷黄河泥沙，分三分通过运河到达长江。外面修筑高家堰

译（前文缺漏），使得淮河有力。在内部设置船只疏浚河道，使运河深邃通畅。从此几十年没有水灾，这也叫做顺应形势引导水流，所以功效特别显著。大概从宋朝以来，治理黄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自从开国之初，为防止海寇侵入云梯关，因此在关口排列梅花桩，而海口逐渐淤塞。自从在淤地上设立苇荡营，而海口日益堵塞。自从引洪泽湖水进入高宝湖，而淮河变弱、黄河减缓，清口也日益壅塞。到现在又过了几十年，下游堵塞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么上游决口的情况就日益严重，这是形势必然，不值得奇怪。近年河水上涨泛滥，就直接注入洪泽湖，于是用一个湖泊来容纳黄河、淮河两条大河的水，湖身既然不能容纳，加上黄水挟带泥沙淤积垫高，洪泽湖更加浅窄，不是向东溢出到高宝湖，就是向西注入微山湖，淮扬、徐海等郡县每年遭受其害。【又曰】大禹治理黄河时，分流为九条河道，疏导为两条渠道，因为黄河水流湍急凶悍，所以分流以减弱其势头，引导河水向北流，它所汇入的水还比较少。从此以后，汉朝有屯氏渠和东郡渠。唐朝元和年间，在黎阳开挖古黄河，以决开旧黄河的水势，于是滑州就没有水灾了。从宋朝到明朝中期，黄河水向东南流，而宋朝分为两派，元朝有三条岔流。明朝在濮水、汜水之间，兰阳、仪封的边界，尚各有支流渠道，不让它们并行于一条河道。现在黄河水流已经归于一道，又从中牟以下汇合汴水，徐州以下汇合泗水，清口以下汇合淮河等大水，来助长其势头，奔腾迅猛，自然比大禹时增加了好几倍。却专门依靠一个海口作为尾闾的排泄口，而海口又仅存昔日的两三处，像这样却想要黄河不为患，这一定是现在的治水者比大禹更强才可以。所以想要消除黄河水患，必须先探求其源头，详尽了解其末流。它的发源自有来处，那么上游应当多开挖引河，以减弱其湍急。它的归宿有所停蓄，那么下游应当广泛开辟海口，以畅通其水流。黄河自大伾向东流入平地二千多里，才到达大海。汇合则势头强大而冲突，分流则力量减弱而水流安宁，这是形势使然。为现在的计策，应当先在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水流经的地方，考察地势形势，根据高低，分流引导其水流。将湍急凶悍的水流引到坡地作为支流，将低洼的地方蓄积为大泽，疏通其淤塞而排泄其涨水，那么上游有所分流，而冲决的祸患自然减少。至于安东海口，虽然多淤塞，但现在漕标六营，如东海的莺游门，佃湖的灌湖口，庙湾的窈港，小关的野潮洋，盐城的新洋、斗牛二港，所有各海口都离黄河不远，引导分流注入，用力很容易。又苇荡营及黑风口及射阳湖旁都是昔日黄河入海的地方，现在已淤塞几十里，开挖难以施工，放任不管则遗害无穷，应当将这几十里的土地全部舍弃，撤除屯聚的士兵百姓，任由黄河水流泛滥，那么海口既恢复，而下游壅塞的祸患也消除了。然而这还是小的方面。黄河水性无常，向南流已经六百多年了。现在南河日益淤塞，高于北岸了。水性就下，应当顺应其势头而有利地引导它。河南封邱北岸与直隶、山东交错，应当先用水准测量，确定其高低。其中封邱险口，金龙口最为严重，昔日北流的旧迹还有存在的。如果决开金龙口，由大名引导注入漳河，汇合滹沱等水，借以冲刷泥沙，到达天津，以恢复北流的故道，南北分流，黄河水患自然减少。【裘文达曰】黄河不是可以治理的，也只是顺其自然，引导它罢了。现在的黄河更无需治理，也只是引导它使其回到它应该去的道路罢了。为什么呢？黄河汇合淮河，不是它想要的，纵然下游多开支流，以减弱其势头，而不让它与淮河分离，终究是淮河的祸害，而也不是黄河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黄河想要它不害淮河而永远没有祸患，只在于顺其自然来引导它。而顺其自然，只在于让它与淮河分离，寻找它应该去的道路向东流。它的策略是什么呢？也说，改变其流向，加宽其河身，加深其河底，不与水争地罢了。所谓改变其流向，不是另开河道。大概宿迁西境九龙庙东现有小河，分流黄河水进入中河以济助漕运，北直隶骆马湖，支流为十字河。从九龙庙到中河的刘老涧，本来是黄河与淮河分离，由石濩湖东归的正道。现在将宿迁县治南边的河身堵筑几丈，建造石闸作为运河，使水进入九龙庙的河，以到达中河，那么由黄河走的运道就不多于清口了。黄河的河身则从九龙庙到中河、刘老涧，开辟使其与大河相等，以到达骆马湖、茆家河、下游六塘河。又将六塘河下游旧石濩湖分为南股北股，两条河开挑合并为一条，以恢复湖泊的旧貌。其南股河口直通五丈河，北股河口靠近义支河与六里河。就在五丈、义支、六里三条河之间开挖几条支流以到达大海。最北的一条经过芦伊山北，由黄家觜入海。最南的一条即归头图口改挑直下入海，不让它再进入湖河。这样黄河就永远与淮河分离了。有人说，从刘家涧、茆家河到桃源的史家集，又经过河头集、大口门到沭阳低村，这是历年商议行走的港河。又由低村经过唐沟、马厂、汤家涧、穆家桥到达大涟河入海，计二百六十多里，

译这难道不是接近石濩湖吗？然而港河长久淤塞，仅存旧迹。而唐沟以下的地形高于石濩湖，又因河道不宽，若开辟它，两旁需要迁移的居民无数，路虽然近但费用超过它，确实不如石濩湖优越。至于所谓加宽河身、加深河底的说法，无论河流改道与否，都是必须做的。加宽河身，应当参照南方大江而稍作缩减。大江河面窄的有七八里，宽的有三四十里。如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宽的不超过十里，窄的仅有一二里，如徐州城北甚至不足一里，难怪水势泛滥无法控制。现在想要开辟两岸使其宽阔，就应当从下游的石濩湖开始。石濩湖有三万四千五百多顷，确实很广阔。自从分为南北两条支流后，其中因为有民田，两岸间又有民舍。大禹疏导黄河必定舍弃土地，怎么能在湖底种田和建房呢？现在应当将田地恢复为湖泊，而西起沭阳张将军庙东至海州北魏庄等地的民舍，以及北支河北的龙沟庙，都应当迁移。北支河北、北皂沟以北随即加宽加深。靠近北支的，将土运到北皂沟以北作为北堤。靠近南支的，将土运到南支河南的高家沟、沈家集等处作为南堤。这样湖身宽阔，河身也就宽阔了。其下游五丈、义支、六里三条河之间所开的几条支流，就是《禹贡》中的九河逆河，合计起来，应当共有五六十里，以通达海口，这样黄河下游就能容纳全河之水而没有狭窄紧迫的祸患。其自石濩湖以西，由宿迁、�州、铜山至河南巩县等处，凡是河身狭窄的地方都开辟它，使达到十里、八九里的宽度，这样河身就不会太窄于大江，三次汛潮不至横向泛滥。所谓加宽河身，不过是用来疏导水流罢了。加深的方法本于大禹疏浚河道的遗制。大禹的方法已经无法得知了，现在只需用搜沙及土方挑土的方法，就可以成功。近日有主张百龙搜沙的说法，方法是用龙舟百艘，各在舵后放置一块五尺长的木板，顺着木板用铁制成逆鳞，木板四角放置铁环，用来系铁索，舵尾两人守护，令其高低提放，以搜取积沙。船的靠近前方两旁安装水轮各一个，让两人用脚转动。船行进不论上下，帆风推动水轮，使逆鳞触动泥沙，随水流进入大海。又在海口搜沙，使没有阻滞。这个方法很好，现在再加以完善。其方法每艘用熟悉水性的士兵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由一名武官督管。现在请求在春夏秋三季，督令排成雁行阵的十艘船，每日行船搜沙。在秋末、三冬及春初水势未发之时，就督令按照土方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每年派三人工时协助挑淤，全部用这些土加厚旧堤。这样每年实行成为常规，水流在地中，不再加高堤坝，河身可以没有浅淤的祸患，这又是加深河底以容纳水流的策略。三种策略相辅相成，确实是万世无尽的福祉。质疑的人或许说，舍弃南北两条支流的田地，如何弥补国家赋税的损失？不知道以湖为田，即使没有异常涨水也遭受淹没，从哪里得到国家赋税呢？况且黄河淮河有旧患则灾害波及千余里，商议减免赈济不下数百万，现在永远除去这有名无实的定额，用一年的赈济费用供给迁移的百姓还有剩余，而河患既平息，将使千余里庄稼无伤，增加谷粟数百万斛，就可以节省数百万的减免赈济，这才是大大有利于国家赋税。质疑的人又说，开辟河道的夫役及百龙搜沙的人员和船只，耗费国库难道不太多吗？每年治河的夫役，数量繁多。现在只将一两年合用的夫役，在水枯时并力兴工，其夫役应当够用，况且开辟之后不必再开辟，所谓一劳永逸。至于搜沙士兵的工食，不宜从轻，但计算每艘给银三百二十两，百艘不过三万两千，建造船只、修理船只及河员俸禄食粮银两，不及十万。实行既有效，则每年抢修诸费大大节省，而沿河冗员可以裁减。现在查江南河库供抢修名曰部拨协济的约银四十七万六千余两，供俸禄薪饷名曰外解河银柴价的约银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余两，两项共七十万二千六百余两，都是江南每年常额，河东河库及兴举大工的費用都在外。现在搜沙的费用不及十万，其节省国库又如何呢？自海口至巩县界，河道辽远，如果百艘不足，就加倍其数，也不及二十万，每年计算节省常额七八十万，功效与费用的差距如此之大。为国家民生考虑的人，难道认为我这刍荛之言可以采纳吗？【又说】黄河由六塘河趋向南北两条支流以归海，确实找到了正道。而六塘河接受骆马湖下流，沂水爆发时，沭阳、安东、海州常受其害。现在又合并大河，恐怕危害更加严重，怎么办？回答说如果南北两条支流恢复石濩湖的旧貌，又兼开辟河身而加深它，那么即使沂水、沭水都归入大河，也没有祸患了。一定要与大河分开，则由茆家河经河头集北引入�河，稍微迁移旁居民，加挑宽深，一劳永逸，是万世之利。说，这都是主张大河由南归海而言的，如果不得已而向北，古河故道必定选择其一，将从哪条道

译可以使水流畅通，并且对漕运没有阻碍吗？如果必须退而求其次，考虑北归的方案，关键在于不可将黄河引归天津，因为漳河、卫河、汶河三水已经汇合，不能再增加黄河的水量了。从张秋向东经过东阿、禹城，直到滨州、阳信、蒲台、利津以及海口，这是古代的大清河，也就是汉代千乘郡的故道。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德州、棣州之间的黄河泛滥成八条支流，王景依据这一情况取得了治河的成功。历经汉、唐直到后周八百年间没有黄河水患。如今寻找这条故道进行疏浚，河流通畅，可以庆幸地迎来安澜了。但是，这八条河道大多已经淤塞，重新加以疏浚，其工程并非容易。与通过六塘河入海相比，耗费的钱财更多罢了。至于想要对漕运没有阻碍，这就更难说了。运河由南向北，黄河从西南经过张秋向东北流去，在张秋南北建造石闸，南旺湖的汶水不能像济水那样穿过黄河向北流。那么，从张秋到临清二百多里，都应当引黄河水来补充漕运，每年免不了有疏浚浅滩和淤泥的工程。在临清南部建造石闸，不能再让黄河水流入北部，以免淤塞北河。这样大概就可以对漕运没有阻碍了。而在南旺以南多分引汶水来补充漕运，也可以永远没有浅水干涸的担忧。因为南旺到张秋只有一百三十多里，不需要汶水那样大的水量。这个策略想要做到有利无害，尤其需要黄河下游多分设支流，否则张秋南北都将遭受大河的灾害，漕运道路就会多有阻塞。所以说这是次一等的策略。问：开辟河道达到十里宽，东西长达千余里，耗费的钱财无法估量，即使募捐恐怕也不足以完成，怎么办？答：开辟河道并非一定要整个河道都开辟。在南北两岸开挖的地方，各自将挖出的泥土输送到四五里外作为厚堤，就以两堤之间作为河道，堤内的平地比现在的河底更低，可以作为河道，那么就不必全部开辟，而河道宽度已经达到十里、八九里不等了。此后每逢水落时，靠近河道的百姓每人出三个工役，连同水丁八百人，协力开挖，将泥土输送到堤外，广泛种植宫柳和杂木，几年后堤坝高厚如山丘，草木杂根纵横交错盘结，即使有异常的水涨，也不能造成灾害了。战国时期，齐国与赵国、魏国修筑堤坝，都距离黄河二十五里，两堤之间共计五十里。现在只有十里，怎么可以再狭窄呢？这个方法无论南归还是北归，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与水争夺土地，将巩县以东的黄河变为底柱以西、龙门以北的黄河，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质疑的人说：两堤之间河道宽十里，靠近河道的田园房屋将怎么办？答：想要成就大功，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姑息迁就以取悦他人、博取声誉，办法在于处理得当罢了。而且靠近河道的地方必定不是良田，河道既已宽阔，靠近堤坝的水也不深，广泛种植芦苇，也不会废弃百姓的利益。又何况富裕的人必定不会住在靠近河道的地方，贫民所居住的方丈之地，原本就不是他们私有的，让他们迁徙到堤外，也不算过分。问：堤坝工程稳固，即使不拓宽河道，难道还有溃决的忧患吗？答：即使有坚固厚实的石堤能保证黄河不溃决，也不能保证黄河不漫溢，所以依靠迁徙堤坝是不可靠的。问：靠近河道的居民每年出三个工役进行开挖，难道不会怨恨劳役偏重吗？答：黄河水涨，靠近河道的人首先遭受灾害。如果真的能永远没有黄河灾害，怎么会吝惜三个工役呢？至于沿河沿堤有居民的，也根据土地情况来征发劳役。因为他们的土地属于官府，不让他们出租获利，即使征发劳役他们也不会怨恨。【又说】江北的水患，以黄河为最大，淮河次之。所以治理了黄河，就不能不治理淮河。虽然如此，黄河不治理则淮河没有理由治理，黄河治理了则淮河就无需治理了。因此治理黄河就应当治理淮河，而治理淮河仍然不出治理黄河的范围。怎么说呢？治理淮河的关键也是不让黄河与淮河汇合罢了。因为黄河与淮河汇合，不仅沿河的土地遭受其害，即使沿河的百姓也没有不遭受汇合之害的；分开淮河，不仅沿河的土地享受其利，即使沿河的百姓也没有不享受分开之利的。我曾论述黄河与淮河在清口汇合，修筑大墩，其危害不可胜数。其中最大的危害有五点：从清口到云梯关，淮河河道被黄河占据的十分之七，在洪泽湖以南修筑高堰以防备淮河决口，在东边修筑大墩直达中流，以激起淮河的怒涛，遏制黄河向南而使其向东。黄河与淮河的水势没有常态，三次汛期的涨溢难以预测。假如两水同时强劲，高堰失守，天长、六合等县的居民将化为鱼鳖。这是危害一。凤阳虽然土地贫瘠，以前从未听说屡次受灾。自从清口被黄河水流阻挡，西起颍州、寿州，东至泗州、盱眙，田园房屋频繁遭受水淹，减免赋税和赈济没有一年停止，流亡迁徙的人不可胜数。这是危害二。修筑大墩，借以冲刷黄河，黄河涨水就疏浚它入海，淮河涨水却不肯让它完全流走，所以即使遇到平常的水涨，沿淮的庄稼也多受损伤。这是危害三。阳城县的颍水，天息县的汝水，浚仪县的睢水，扶沟县的涡水，都以淮河为泄洪口。淮水流被堵塞，那么众水就不能流通，归德、汝宁、陈州、许州等郡邑常常成为泽国。前年曾开挖大洪等河，但下面没有泄洪的地方，即使加以疏浚治理，也无济于事。水失去了常态，祸及邻省。这是危害四。泗州东边紧逼洪泽湖，每年春月之后，城池陷在水中，官府寄治在盱眙。秋冬水落，州民缴纳赋税不肯到来，州守在荒城中设柜督促催缴已经几十年。这是危害五。总括这五种危害，拖延岁月，耗费钱财，损害百姓，没有尽头，能不思考改变计策来安置它吗！况且淮水本来没有危害，而危害

译况且，这是大堤之所以形成的缘故。淮河并非对大堤有所需求，却最终导致大堤成为祸害，这是因为黄河与淮河合流所致。黄河与淮河合流，于是约束淮河以抵御黄河，这样大堤不得不修筑，高堰不得不加高，而五种祸害便无法消除。所以想要消除五种祸害，不如让淮河畅通流淌。想要让淮河畅通流淌，不如让黄河从宿迁以北分流，从而与淮河分离。所以说治理黄河就应当治理淮河，治理淮河仍然离不开治理黄河。治疗疾病必须先找到受病的根源，抵御敌寇必须在其必经之地。如今清口是黄河与淮河流经的地方，本来就是祸患的根源。黄河与淮河不分离，我不知道五种祸害将如何消除。【汝成案】陈氏认为潘季驯约束淮河冲刷泥沙的方法很好，钱氏严厉抨击他，认为他不熟悉河务。然而衡量其道理和形势，似乎没有可以替代潘季驯策略的办法，那么文达所说的话就恰当地切中了关键。至于百龙搜沙的方法由江阴祝锦中创立，也是疏通通达海口的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