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卷十三
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原注】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盖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原注】李康运命论云，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成于七国。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诐，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佑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原注】正义曰，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传，既定尔娄猪，盍归我艾豭？寄豭者，谓淫于他室。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着之于燕齐，而独着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汝成案】先生颇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综核名实，稍杂申韩之学。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杨氏曰】时有翟义诸人，则岁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原注】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原注】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
译卷十三
周末风俗
《春秋》终结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年，这一年西狩获麟。又过了十四年，是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年，鲁哀公出逃。第二年，鲁哀公死在有山氏。《左传》便以此作为终结。又过了六十五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年，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七年，是周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年，初次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又过了五十二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年，六国依次称王，苏秦担任合纵长。从此以后，史事才值得记载。从《左传》终结到这里，总共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失散佚，考据古史的人对此感到茫然。比如在春秋时期，尚且尊崇礼制、重视信用，而战国七雄则绝口不谈礼与信了。春秋时期，尚且尊奉周天子，而战国七雄则绝口不谈尊王了。【原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在逢泽会合诸侯以朝见周王。这大概是周显王时期的事。春秋时期，尚且严肃对待祭祀，重视聘问享宴，而战国七雄则没有这些事了。春秋时期，尚且讨论宗法姓氏族属，而战国七雄则没有一句话提及这些。春秋时期，尚且在宴会上赋诗，而战国七雄则听不到了。春秋时期，尚且有赴告和策书，而战国七雄则没有了。国家没有固定的交好对象，士人没有固定的效忠君主，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这是史书的缺略之处，而后人可以凭借意会推知。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周文王、武王的道统就已经穷尽了。【原注】李康在《运命论》中说，文风浅薄的弊端，逐渐形成于周灵王、周景王时期；巧辩欺诈的虚伪，形成于战国七雄时期。沿袭到西汉，这种风气没有改变，所以刘向说西汉承接了千年衰败的周朝，继承了暴秦的残余弊端，贪婪险恶，不习义理。观察史书记录的内容，无非是追求功名势利的人，舞文弄墨、巧言令色之辈，而像董仲舒那样主张端正义理、阐明大道的，不过一两个人而已。大概从春秋之后，直到东汉，风俗才稍微恢复古制，我因此知道光武帝、明帝、章帝确实有移风易俗、由齐变鲁的功绩，只是可惜未能纯粹合乎大道。从这以后，则宋代庆历、元祐年间较为优良了。唉，评论世事而不考察其风俗，就无法彰显君主的功绩。我之所以贬斥周末而推崇东汉，也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所在。
秦纪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共有六处，都是铺陈夸耀他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迹。其中谈到百姓风俗，在泰山刻石中说，男女礼仪顺从，谨慎遵守职事。内外界限分明，无不洁净。在碣石门刻石中说，男子乐于耕作，女子修习女红。仅此而已。只有会稽山一处刻石辞说，修饰省察以宣扬道义，有儿子却出嫁，违背死节就是不贞。防范隔绝内外，禁止淫乱，男女纯洁真诚。丈夫若像寄豭，【原注】《正义》说，豭，公猪。《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既然安置了你的母猪，为何不归还我的公猪？寄豭，是指在别人家淫乱。杀了他无罪，男子秉持道义准则。妻子若逃婚改嫁，儿子便不得认母，【原注】邵氏说，母，是当作母亲看待。全都教化得廉洁清正。为何如此繁琐而不简略呢？考察《国语》，自从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之后，唯恐国人人口不繁衍，所以命令壮年男子不娶老妇，老年男子不娶壮妻。女子十七岁不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不娶，他的父母有罪。生男孩，赐两壶酒一只狗。生女孩，赐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三个孩子，公家提供乳母。生两个孩子，公家提供粮食。内传中伍子胥的话也说，越国十年，生聚。《吴越春秋》甚至说勾践把犯有淫乱过错的寡妇，都送到山上。士人有忧愁思虑的，让他到山上游玩，以愉悦他的心意。当时大概是希望百姓增多，而不再禁止淫乱。传到战国末期，这种风气依然存在。所以秦始皇制定严厉禁令，并特别记载在刻石文中。把这与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迹并列论述，而且不记载在燕齐，却单独记载在越地，那么秦国虽然严刑峻法过度，但其防范百姓、端正风俗的意图，本来与三王并无不同。汉朝兴起以来。沿袭使用秦法直到今天的很多，世间的儒者一提到秦，就认为是亡国的法度，难道没有深入考察吗？【汝成案】先生颇采纳秦法，他谈论政事急于综核名实，稍微夹杂申不害、韩非的学说。
两汉风俗
汉朝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然兴盛，但大义尚未阐明，所以新莽居摄时，歌颂功德、献上传国玉玺的人遍布天下。【杨氏曰】当时有翟义等人，则是岁寒时的松柏。光武帝鉴于此，所以尊崇节义，敦厚勉励名实，所举用的人没有不是通晓经义、品行修养的人，于是风俗为之一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污浊，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流、独行其是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晦冥，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汉的。所以范晔的评论认为，桓帝、灵帝之间，君道乖僻，朝纲日益衰败，国家祸乱屡次开启，自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没有不审察其崩离之势的，而权贵强臣收敛了窥伺盗窃的阴谋，豪俊之士屈从于鄙陋之人的议论。【原注】《儒林传》论。所以朝廷倾覆而未崩溃，决裂而未溃散，都是仁人君子心力所为。【原注】《左雄传》论。可以说是知言了。假使后代的君主遵循而不变革，那么流风至今，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曹操既然拥有冀州
，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阎氏曰】按晋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为谏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是致毁方败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淡之风一盛于王何，再盛于嵇阮，三盛于王乐，而晋亡矣。然其端则自文帝始，此亦论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译推崇奖赏放荡不羁的人。看他多次下达命令，甚至寻求那些背负污辱名声、被人讥笑的行为，不仁不孝却拥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的诏令、十五年春天的诏令、十九年十二月的诏令，意思都相同。于是权术诈伪相继出现，奸邪叛逆之心萌发。所以董昭在太和年间的奏疏中，已经说当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门改以结交游荡为职业。国家的人才不以孝悌清廉修身为首要，反而以趋附权势、追求利益为先。到了正始年间，一两个浮夸虚诞的人施展他们的智识，蔑视周公、孔子的典籍，研习老子、庄子的学说，风俗又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凭借经学来治理，依靠节义来防范，光武帝、明帝、章帝几代人都这样做却仍感不足。破坏规矩、败坏常道的风俗，曹操一人改变它就绰绰有余。后来的君主如果想要树立良好的风气，使人们纳入正轨，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不可以不仔细考察这些啊。【阎氏曰】查考晋世祖泰始元年乙酉年，任命傅玄为谏官，他上疏说，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人便崇尚刑名之学。魏文帝仰慕通达，天下人便轻视坚守节操。此后法纪松弛，放荡不羁的人充斥朝廷，于是使天下不再有清正的议论。导致破坏规矩、败坏常道风俗的是魏文帝，而不是魏武帝。清淡之风第一次兴盛于王弼、何晏，第二次兴盛于嵇康、阮籍，第三次兴盛于王衍、乐广，而晋朝就灭亡了。然而其开端则始于魏文帝，这也是评论历史的人不可不考证的。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吊古文，伯喈炫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原注】玄。王【原注】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原注】弼。何【原注】晏。为开晋之始。【原注】干宝晋纪总论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钱氏曰】王安石之新经义亦清谈也，神州陆沈，其祸与晋等。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杨编修曰】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变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地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沈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自此意浸失，而纲目愈密，名义之防愈疏。礼法日峻，廉耻之途日绌。祖讳不复严，而后生轻薄，蔑视前人，于
译光武帝亲身践行节俭，以此感化臣下。他研讨经书义理，常常直到深夜。当时的功臣如邓禹，有十三个儿子，让各自专攻一门技艺，家庭内部整齐严谨，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权贵如樊重，三代人共同使用财产，子孙早晚行礼致敬，常像对待公家一样。因此东汉时期，虽然人才的洒脱豪放不及西汉，但士人的风气与家规似乎超过前代。
东汉末年，节操道义衰微而文章兴盛，从蔡邕开始。他出仕董卓，没有操守。董卓死后，他惊叹于董卓的无识。看他文集中滥作的碑文颂词，就可以知道他平日为人了。【原注】宋代袁淑吊古文中说，蔡伯喈炫耀文采以求入仕。因为他的文采丰富且交游广泛，所以后人为他立了美好的传记。唉，士人君子处在衰败的朝代，常常背负一世的名声，而能转移天下风气的，看看蔡伯喈的为人，应当引以为戒啊！
正始
魏明帝去世，少帝【原注】史称齐王即位，改年号为正始，共九年。第十年，太傅司马懿杀了大将军曹爽，魏国的大权就转移了。三国鼎立，至此将近三十年，当时的名士风流盛行于洛阳。但他们抛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视礼法而推崇放达，看待君主的危亡如同路人一样，正是这些贤人倡导的。从此以后，竞相效法。如《晋书》说王敦见到卫玠，对长史谢鲲说，没想到在永嘉末年，又听到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在当时著名，没有人不崇敬他，认为他探究微妙之功足以与正始时期相比。《宋书》说羊玄保的两个儿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对玄保说，希望你的两个儿子有林下正始的余风。王微给何偃的信中说，你少年时受玄风熏陶，淹雅修畅，自然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说袁粲对皇帝说，我看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说何尚之对王球说，正始之风还在。后人如此仰慕。然而《晋书》儒林传序说，摒弃孔子的经典，学习正始的余论，把礼法视为流俗，把纵情放诞看作清高。这样虽然虚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但严谨的议论学者并未忘记。因此阐明六艺，郑【原注】玄、王【原注】肃，是汉代的终结。演说老庄，王【原注】弼、何【原注】晏，是晋代的开始。【原注】干宝《晋纪》总论说，风俗淫荡邪僻，耻辱与崇尚失去准则。学者以庄老为宗，而废弃六经。谈论者以虚浮浅薄为辩才，而轻视名节检点。立身行事者，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狭隘节操诚信。做官者，以苟且得志为贵，而鄙夷坚守正道。当官者，以空谈为高，而嘲笑勤勉恪职。以至于国家在上灭亡，教化在下沦丧。羌戎互相僭越，君臣屡次更替。不是林下那些贤人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是什么？回答说，改朝换代叫做亡国。仁义堵塞，以至于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杀，叫做亡天下。魏晋人的清谈，为什么导致亡天下？这是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的言论，以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陷入禽兽状态。【钱氏说】王安石的新经义也是清谈，神州陆沉，其祸害与晋代相等。从前嵇绍的父亲嵇康被晋文王杀害，到武帝革命之时，山涛推荐他入仕。嵇绍当时隐居私门，想推辞不去。山涛对他说，为你考虑很久了，天地四时还有消长，何况人呢。当时传诵，认为是名言，却不知道它败坏道义伤害教化，以至于率领天下人而无父。嵇绍对于晋朝，不是他的君主，忘记父亲而侍奉非己之君，在他未死之前，三十多年之间，作为无父之人也已经很久了，而荡阴之死，哪里足以赎他的罪呢！况且他入仕之初，哪里知道一定有皇帝败绩之事，而可以树立忠名以掩盖晚年呢。自从正始以来，大义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然成为邪说的魁首，就使得嵇绍这样的贤人也犯天下之大忌而不顾。邪正之说不能并存，如果说嵇绍是忠，那么必须说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奇怪他们相继臣服于刘聪、石勒，看着故主穿青衣行酒，而不触动他们的内心吗？因此知道保天下，然后知道保其国。保国者，君主臣子，肉食者谋划。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也有责任啊。【杨编修说】六朝风气论者，认为浮薄败坏名节检点，改变风化，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我核实其实，又有几件不可及的事。说是尊严家讳，矜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清议。大概当时士大夫虽然祖尚玄虚，师心放达，但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都能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琐细之材，虽有陶猗之资，不敢妄参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清流。而朝议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所以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不是这几件事补救之功、维持之效。自此意浸失，而纲目愈密，名节之防愈疏。礼法日峻，廉耻之路日窄。祖讳不再严格，而后生轻薄，蔑视前人，于
是鬻贩宗曾，冒乱族姓。对子骂父，无元方之责言。数典忘祖，多籍谈之流失。为可叹也。门地不复尚，而名德后人，降为皂隶。菜佣市侩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轹士流，而清门旧族，式微不振，至不获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复慎，而伉俪失伦，泾渭莫辨。较量赀财之重轻，则谭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贸丝之氓。趋附一时之炎势，则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暂之出入布币。尤可耻也。流品不复辨，而士气不伸，直节多迕，遂有寡廉鲜耻之辈，望坐下拜于阉竖之门，屈节奔走于权幸之室，干儿义孙，腼颜不顾，气节之丧自此始矣。清议不复重，而小人无忌惮，君子无所执持。乡里之所齿，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权。背父母桑梓之义，而以砥节奉公，甘嘻笑怒骂之来，而惟知固宠干进。心术之坏，于斯极矣。使六朝诸贤遗风未泯，犹足以振末流之委靡，回狂澜于既倒，亦人心风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贤，移风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译这是买卖祖宗，混淆宗族姓氏。对着儿子辱骂父亲，没有元方那样的责备之言。列举典章却忘记祖先，多有籍谈那样的过失。真是令人叹息啊。门第不再被崇尚，而名望德行在后的人，降为贱役。菜贩市侩的儿子，一旦得志，就可以欺凌士人，而清贵的旧族，衰微不振，以至于不能庇护子孙，实在令人痛心啊。婚姻不再谨慎，而夫妻失伦，泾渭不分。衡量财产的轻重，那么谭、邢这样的家族或许不如卖布换丝的小民。趋附一时的权势，那么子南身边的车夫必定不如子暂出入时携带的布币。尤其令人羞耻啊。流品不再分辨，而士气不能伸张，正直的节操多遭抵触，于是有寡廉鲜耻之辈，在宦官门前望坐而拜，在权幸家中屈节奔走，认干爹义孙，厚颜无耻，气节的丧失从此开始了。清议不再被重视，而小人无所顾忌，君子无所坚持。乡里所尊重的人，却愧对治理百姓的职责。名教所不容的人，却出入掌握教化大权。背离父母桑梓的道义，却以砥砺节操奉公自许，甘愿承受嬉笑怒骂，却只知道固宠求进。心术的败坏，在这里达到了极点。假如六朝诸位贤人的遗风未灭，还足以振奋末流的萎靡，挽回既倒的狂澜，这也是人心风俗的一种补救。世间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贤人，有移风易俗志向的人，也应该稍微留意于此了。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杨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盖据二帝蒙尘之初而言。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原注】钻者，取必入之义。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邓绾传，以颂王安石得官，谓其乡人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
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语，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与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邢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矣。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入人甚愉，进退周旋其
译宋朝的风俗
《宋史》说，士大夫忠义的气节，到了五代时期已经变化得荡然无存。宋朝初年兴起时，范质、王溥等人还残留着一些遗憾（指前朝遗风未完全肃清）。宋太祖首先褒奖韩通，其次表彰卫融，以此来显示朝廷的意向。真宗、仁宗时代，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朝廷内外的大臣们都知道以名节为高尚，崇尚廉洁知耻，完全去除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们奋起勤王，临难不屈，到处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时，忠贞守节的人相望不绝。【杨氏说】金人说，宋朝灭亡时只有李侍郎一个人（坚守节操）。这是根据二帝被俘之初的情况而言的。唉！看哀帝、平帝时代的风俗可以转变为东京（东汉）的风俗，五代的风俗可以转变为宋朝的风俗，就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风俗了。《易经》剥卦上九爻辞说“硕果不食”，阳气穷尽于上，就会在下面重新生长出来。
君主驾驭事物的方法，没有比抑制浮华、制止争竞更大的了。宋朝自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然所用的人或许不恰当，但风俗醇厚，喜好崇尚端正方直，评论世道的士人称之为君子之道兴盛。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突然奖赏趋炎附势之徒，深深铲除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产、蹇序辰、王子韶等奸臣，一时被提拔任用，而士大夫有了“十钻”的名声。【原注】钻，是取必定能进入的意思。班固《答宾戏》中说，商鞅挟持三种权术来钻营孝公。《邓绾传》记载，他因歌颂王安石而得官，对同乡人说：“笑骂由你，好官须由我来做。”那些钻营进取的人，乘机钻空子。逐渐发展到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国事日益败坏，膏肓之疾终于不可救治。后来的人只说他的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令是百姓的祸害，却不知道他改变人心、改变士人心态是朝廷的祸害。那些对百姓的祸害，可以一天之内就更改，而对朝廷的祸害却历经数十百年，滔滔大势一去而不可返。李应中说，自从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自己都不知觉。人们趋利而不知义，那么君主的权势就日益孤立。这可以说是知言了。《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巴涂在泥巴上一样（越弄越糟）。那使得庆历年间的士风一变而为崇宁年间士风的，难道不是王安石教猴子爬树的效果吗？
《苏轼传》记载，熙宁初年，王安石创立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说，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与贫。臣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图富强。仁宗持法极宽，用人有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臣下的过失，未曾轻易更改旧章。考察他的成功，就说尚未达到极致。说到用兵，则是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则是仅够使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所以仁宗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论的人看到仁宗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振作兴起，于是想要用苛细明察来矫正，用智巧来整齐，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谋求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享受到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晋升的门路，使人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之职，半步之间就可以图谋，使得按常规调任的人全都产生非分之想。想要风俗敦厚，怎么可能得到呢！近年朴拙的人越来越少，巧于进身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哀怜并救正他们。当时议论新法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深切的。根本性的言论，君主应当独自观看并反复诵读。
《东轩笔录》记载，王安石执政，更新天下的政务，而宿望旧臣议论不协调，王安石于是选用新进之士，给予破格待遇，所以一时政事不久都举行了，而两禁台阁内外的重要权位，没有不是新进之士的。【原注】《石林燕语》记载，旧例，在京职事官极少任用选人。熙宁初年，稍想革除资格制度的弊端，开始下诏选举到可以试用的人，都让他们担任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差使，等两年后取旨，或者授予馆职，或者升资任，或者只给合入的差遣。当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的身份首先担任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时，还认为太急促，于是请求即使是选人而没有历任外官，以及虽然历任但不满年限的，都不得选举。于是特地下诏邢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年不再用此例，自从开始登第就直接担任禁从之职了。等到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吕惠卿突然获得政柄，有射杀后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他得君，认为可以倾覆夺取王安石的地位，于是更加朋附他，以兴起大狱。不久王安石再次被召，邓绾反攻吕惠卿，吕惠卿自知不安，于是条列王安石兄弟的过失数事当面奏报，皇上封藏吕惠卿所说的话给王安石看。所以王安石上表中有说“忠不足以取信，所以事事想要自己表明清白；义不足以胜奸，所以人人跟他结为仇敌”。大概就是指这个。不久吕惠卿出知亳州，王安石复相，承接党人之后的局面，平日身边的亲信都去除了，而在位的人已经不可信，可信的人又才能不足以任事，当时只与其子王雱谋划，而王雱又死了，知道道难以行通了，于是慨然再次请求罢去，于是以使相的身份再次镇守金陵，不到一年就纳节（交还兵权）。很久之后，得到会灵观使的职位。他阐发王安石的情事，极为切当。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但难以取悦。而《大戴礼记》说，有这样的人，容貌辞气让人进入其中非常愉快，进退周旋
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士习、蠹民生，而己亦不飨其利。【原注】苏辙疏吕惠卿，比之吕布、刘牢之。书曰，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译他与人交往极为圆滑，依附他人极为迅速，背叛他人也极为容易。考察王安石昔日所信用的人，不仅改变了士人的风气、损害了百姓的生计，而且王安石自己也没有享受到好处。【原注】苏辙弹劾吕惠卿，将他比作吕布、刘牢之。《尚书》说，后来的嗣王不能善始善终，辅政的大臣也不能善始善终。身为大臣的人，能不把人心风俗看得重要吗！
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曰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柴氏曰】奢俭之弊，自古叹之，至近今为尤甚。习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尝览北齐书有禁浮华一诏曰，顷者风俗流荡，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姬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复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维新，思蠲往弊，反朴还醇，纳民轨物，可量事立条式，使俭而获中。此诏倘施之于今，殊觉曲尽晓切，若读书有用为救时之贤，当期中流一柱。【陆清献曰】风俗承明季之衰，其浇侈之习已非一日。愚以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无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导民者导之而已。非敢谓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体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则经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厌纵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则何惮而不为？今民间冠昏丧祭之礼，宫室衣服饮食之节，初未尝有定制也，维其力之能为，则无所不可。富者炫耀，贫者效尤，物力既绌，则继之以贪诈，故靡丽日益，廉耻日消。诚宜书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逾越，庶几俭朴可兴，贪诈可弭。其一则学校宜广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荡，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礼义之可重耳。苟礼义不足动其心，则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乐，忠厚必不如淫荡之可慕。学校者，所以教民礼义也。今惟州县有学，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册籍，核其进退，未尝有所谓礼义之教。人不知以行谊自重，则惟以服美为荣，何怪风俗之日浇日侈乎。选方正有道之士为州县之师长，重其禄秩。而又仿古里塾党庠之制，以农隙教导其民，使知礼义之可重，而无慕乎浇侈。其一则赏罚宜审也。民之所以从上令者，以其赏罚行焉耳。赏罚不行，而欲其从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赏罚亦綦严矣，而独于奢俭淳浇之际未有赏罚行焉。胥吏被文绣，富贾为雕墙，而有司不问。子弟凌父兄，悍仆侵家长，而有司不问。而其忠厚朴素不随时好者，则徒为笑于乡里，不闻有所奖励。如此安望其不为浇侈乎？宜敕有司，以时访于境内，举其尤者赏罚之，而即以风俗之淳疵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劝，而莠民知惩。凡此者皆所以导民之具，而风俗之本原也。诚一一举行之，而皇上以恭俭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树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内外，有不去奢从俭，返朴还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闻！倘曰簿书、期会、钱谷、兵师，今日之急务，何暇为此迂阔？愚恐风俗日浇日侈，
译《东轩笔录》又说，王安石在中书省任职时，编写《新经义》来传授给学者，所以太学的学生几乎达到三千人。又命令判监、直讲评定学生的学业，安排在上、中、下三舍。而民间传说考中中舍、上舍的人，朝廷将破格提拔。于是轻浮的书生矫饰言行，凭空制造虚名，奔走于公卿门庭的人像集市一样拥挤。
苏轼在《易传》兑卦的解说中说，六三、上六，都是兑卦中的小人，以取悦为事是相同的。六三，所处的位置不当，而处于两个阳爻之间，以求取悦为兑，所以说“来兑”，意思是初爻和二爻没有招唤而它自来。它的心容易知晓，它造成的危害浅，所以两个阳爻都吉利，而六三凶险。上六，超然于外，不被外物牵累，这是小人寄托于无求来取悦的，所以说“引兑”，意思是九五爻牵引它而后才到。它的心难以知晓，它造成的危害深。所以九五爻诚信于剥卦，虽然它的心大概是不了解而认为上六是贤能的，并非取悦小人的实质，如果了解它的实质就会远离它，所以有危险而不凶险。那么上六之所以不光明，为什么呢？回答说，难以进取，是君子的事。如果上六被牵引而不取悦，那么它的道就光明了。这番议论大概是为神宗任用王安石而发的。孟子说，好名的人，能让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一筐饭、一碗汤也会表现在神色上。王安石当时处在低微的官位，极力推辞那些不必推辞的。已经显贵，应该推辞却不再推辞。矫情求取声誉的私心，本来就有识之士就知道了。孔子论观察人，说考察他所安于什么。又说表面假仁假义而行为违背，却安然自若，在国家必定闻名，在家族必定闻名。这就是欺世盗名之徒，古今是一样的，君主能不考察吗？
陆游《岁暮感怀》诗说，在过去祖宗时代，风俗极其纯美。人才兼有南北，议论忘记彼此。谁让各自结党，更替兴起。中间经历金人的祸乱，这种风气还没有停止。如果建立太平基业，请从淳厚风俗开始。【柴氏说】奢侈与节俭的弊端，自古以来就感叹，到近代尤其严重。习俗改变人，只有在上位的人用力挽回。我曾经阅览《北齐书》有禁止浮华的一道诏书说，近来风俗流荡，浮华竞争日益滋长。家中有吉凶之事，务必追求奇异。婚姻丧葬的费用，车马服饰的华丽，动辄耗尽一年的资财，来谋求日日的富有。又奴仆佩戴金玉，姬妾穿着罗绮，起初以创作为奇，后来以超过从前为丽，上下贵贱，没有等级差别。现在国运属于革新，思考消除过去的弊端，返璞归真，使百姓纳入正轨，可以酌情制定条令，使节俭而合乎中道。这道诏书如果施行于今天，特别觉得详尽透彻，如果读书有用来救世的贤人，应当成为中流砥柱。【陆清献说】风俗承继明末的衰败，其浇薄奢侈的习气已经不是一天了。我认为想要改变今天的风俗，而登上隆盛的古道，没有其他办法，也只是用三代引导百姓的方法来引导罢了。不敢说三代的法律可以一一施行于今天，然而大体上本来有不可改变的。其一就是经制应当确定。百姓之所以不敢放纵耳目，有上面的法制作为防范罢了。如果法制所不及，那么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现在民间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宫室、衣服、饮食的节度，起初不曾有确定的制度，只要力量能够做到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富人炫耀，穷人效仿，物力既已匮乏，就接着产生贪婪欺诈，所以靡费华丽日益增加，廉耻日益消亡。确实应当书写为确定的制度，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不得逾越，或许节俭朴素可以兴起，贪婪欺诈可以消除。其二就是学校应当推广。百姓之所以不陷入淫荡，安于朴素，是因为他们知道礼义值得重视罢了。如果礼义不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朴素一定不如奢靡快乐，忠厚一定不如淫荡令人羡慕。学校，是用来教百姓礼义的。现在只有州县有学校，又只涉及学生。而管理这件事的人也只掌管名册，考核升降，不曾有所谓礼义的教育。人不知道以品行自重，就只以服饰华美为荣，奇怪风俗日益浇薄奢侈吗？选拔方正有道的人作为州县的师长，提高他们的俸禄。又仿照古代里塾党庠的制度，在农闲时教导百姓，使他们知道礼义值得重视，而不羡慕浇薄奢侈。其三就是赏罚应当审慎。百姓之所以听从上面的命令，是因为赏罚施行罢了。赏罚不施行，却想要他们听从命令，是不可能的。现在朝廷的赏罚也很严厉了，而唯独在奢侈节俭、淳厚浇薄的方面没有施行赏罚。胥吏穿着锦绣，富商建造雕饰的墙壁，而有关部门不过问。子弟欺凌父兄，悍仆侵犯家长，而有关部门不过问。而那些忠厚朴素不随世俗喜好的人，只是在乡里被人嘲笑，不曾听说有所奖励。这样怎么希望他们不浇薄奢侈呢？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按时在境内访查，举出特别的人赏罚，并且就以风俗的淳厚或浇薄作为考核政绩的优劣，或许有关部门不敢忽视，良民知道勉励，而莠民知道惩戒。凡这些都是为了引导百姓的工具，而风俗的根本源头。如果一一施行，而皇上以恭俭的德行端正教化源头于上，公卿大臣树立敦厚守素、宣扬德意于下，寰海内外，有不摒弃奢侈遵循节俭，返璞归真，共同登上三代盛世的，未曾听说过！如果说文书、期限、钱粮、军队，是今天的急务，哪有空做这些迂阔的事？我担心风俗日益浇薄奢侈，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末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原注】晋书卞壶传。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原注】齐、梁、陈诏并云洗除先注，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阕后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奸咨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锺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杨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为此也。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唇，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
译清议
古代圣明的君王用来端正百官的方法，既然已经制定了官刑来警戒在位者，又为他们设立闾师，建立乡校，在州里保留清议，以辅助刑罚的不足。这种制度推广到郊野和遂地，记载在礼经之中。区分井田疆界，在《毕命》中被称颂。两汉以来仍然遵循这一制度，乡举里选，必定先考察其生平，一旦玷污清议，终身不被社会接纳。君子有畏惧刑罚的心理，小人存有知耻改过的风气，教化在下层形成而上层不必严苛，舆论在乡里确立而百姓不犯法。降及魏晋，虽然设立九品中正制多有不实，但其遗留的意旨并未消亡。凡是被纠察弹劾并交付清议的人，就终身废弃，等同于禁锢。【原注】见《晋书·卞壶传》。到了宋武帝篡位，于是下诏，凡是有违乡论清议，以及贪污、淫乱、盗窃的，一概荡涤洗除，与他们重新开始。从此以后，凡是遇到特殊的恩赦，赦文中都有这样的话。【原注】齐、梁、陈的诏书中都说洗除先前的记录，当时乡论清议必定有记载的条目。《小雅》衰废而中原微弱，风俗衰败而叛乱兴起。然而乡论的污点，竟然烦劳诏书来为之洗刷，难道不是三代的直道尚存于民众之中，而畏惧人多议论的现象仍见于变风之时吗？我听说在下位有鳏夫，因此被举用；与三凶相比，没有才能，因此被投弃。即使是二帝的举措，也未尝不咨询草野之人。那么推崇月旦评来辅助秋官，推进乡评来扶持国家正道，或许也是广开视听所优先考虑的，而王道治理中不可缺少的。
陈寿在父亲丧期，生了病，让婢女丸药，客人去探望他，乡党认为这是贬损的议论，因此他沉滞多年不得升迁。阮简在父亲丧期，出行遇到大雪，寒冷冻僵，于是去见浚仪令，县令为其他宾客设黍臛，阮简吃了，因此招致清议，废顿近三十年。温峤作为刘司空使者劝进，母亲崔氏坚决挽留他，温峤扯断衣襟离去，直到后来显贵，乡品仍然不过关，每次晋升爵位都需发诏。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居父丧时，赠送给他十余首五言诗，文章流传于世，因此被废黜不列入荣伍。张率因父亲丧事离职，他父亲有侍伎数十人，善于歌唱的有姿色，同乡仪曹郎顾玩之请求聘娶。歌女不愿意，于是出家为尼。曾经因斋会在张率宅第，顾玩之写飞书，说与张率通奸，南司将此事奏闻，高祖爱惜他的才华，压下奏章，但依然招致世论，服丧期满后很久不任职。官职的升降本源于乡评的肯定与否，这还近乎古代的风俗吧？
天下风俗最坏的地方，清议尚存，还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消亡，干戈就至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提议，凡十恶、奸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以及犯赃至徒刑者，将其名字书写在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自毁坏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按时巡视，按律治罪。皇帝批准。十八年四月辛丑，命令刑部记录内外各衙门官员犯法罪状明显者，书写在申明亭。这是前代乡议的遗意，后来的人视其为具文。风纪官员只以刑名为事，而对于辅佐教化、革新民众的意旨似乎不相关，难怪江河日下啊！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说，从朝廷到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级下降，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的，沉溺于贿赂。而仲长敖《核性赋》说，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以自卫，只依靠诈伪，互相残害。等级下降，至于台隶僮竖，只知盗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受贿赂，而人人皆如吏士之为。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如僮竖之为。自其束发读书之时，用来劝勉他们的，不过是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做官，就追求其最大的欲望。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气，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用什么方法？回答说，只有名可以战胜它。名之所在，上之所用，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弃，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弃禁锢于家。即使有一二矫伪之徒，也胜过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人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车戴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俗衰败，道义缺失。所以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还能使他们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也可以救积污之俗了。【杨氏曰】三代以下，唯恐他们不好名，为此也。
《旧唐书》，薛谦光任左补阙，上疏说，臣私下观察古代取士，实在不同于今天。先观察名行的本源，考察其乡邑的赞誉，崇尚礼让以磨砺自己，彰显节义以标榜诚信，以敦朴为最高标准，以雕虫小技为次要科目，所以人们崇尚劝让之风，士人去除轻浮之行。希望做官的人必修贞确不拔的操守，实行难进易退的规矩，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以歪曲其是非。所以计算贡举的贤愚，即是州将的荣辱，假使秽行显露，也是乡人的厚颜。因此李陵投降而陇西惭愧，干木隐居而西河赞美。所以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亡。
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诏改为制。才出，试遣搜敡，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译利欲胜过名声，贪婪暴虐的风气就会盛行。自从七国之乱以后，虽然纵横之术混杂其间，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以考察百种德行为标准。因此，讲究礼节的士人勤勉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被乡里推崇为高尚，然后才被官府征召。如今选拔人才违背了实际情况，乡里的评议完全由小人的笔杆子决定，品行修养没有长辈的公正评论，科举考试在州府中喧闹竞争，祈求恩宠拜伏不止。有的因为皇帝诏令（避武后名讳，将“制”改为“制”）刚颁布，就派遣人四处搜索，在官府门前奔走，出入王公贵族的府第，呈递启帖和诗歌，只希望得到一点恩泽。不惜牺牲一切，只希望能得到提携之恩。所以世俗称举人为“觅举”。“觅”是自我求取的意思。如果追求私利的心切，那么公正的道理就会背离；贪恋官职的本性显露，那么廉洁的风气就会淡薄。由此可知，虽然府衙的命令看似崇高，却不同于叔度那样勤勉谦让；虽然黄门侍郎已经显贵，却没有秦嘉那样忠诚恳切的言辞。即使不能抑制自己、推举贤能，也不肯等待三次任命。所以选拔官员补充职位，在礼部喧闹不已；州郡贡举宾王，在台阶门庭前争讼不休。诽谤议论纷纷汇聚，逐渐形成风气。那些争夺荣耀的人必定有争利之心，谦逊的人也没有贪赃枉法的累赘。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怎么能不改变呢？对于中等资质的人，道理在于习惯风俗。如果重视谨慎厚道的人，那么怀抱俸禄的人必定推崇德行来修养名声；如果打开趋炎附势的大门，那么投机取巧的人都会弯腰曲背去攀附权贵。攀附权贵则百姓遭受其害，修养名声则百姓蒙受其福。风俗教化的演变，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唉，这番话可以说切中了当今时弊。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程编修曰】三代以降，士气之盛，无过于东京。论者谓明章尚道崇儒所积而致，愚则谓儒林一派开自西京，其所由来者渐矣。盖自武帝立五经学，登用儒士，由秦以来，风气为之一变，特不能择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矫伪耳。光武明章，远承末绪，又从而重之，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者，儒术盛而士气奋矣。由武帝以迄桓灵，三百余年，积之如此其厚。而上无精明浚哲之君，柄臣椓人，迤逦用事，清议在下，党祸遂兴，举端人正士一举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国家须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应也且或真少而伪多，苟无术以择之，必且舍麦菽而取糠稗。及其积之既久，真行着而风俗成，虽复抑之屈之，务使革而从我，而有所不得。贤者果无益于人国也哉。余论古，每以东京士习之醇，为西汉之所酿而成！明士气之盛，为两宋程朱之学所蕴而发。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葘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孙弘。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允。【原注】公孙敖。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原注】尹翁归。涿郡之贤常颁羊酒。【原注】韩福。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杨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原注】应劭曰，礼贵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谷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着，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原注】存者赐之以先生之号，殁者则加之以谥。如杨播隐居不仕，至德中，赐号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阎氏曰】今人动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弘布
译汉朝人凭借名节来治理国家，所以人才兴盛。如今的人凭借法令来治理国家，所以人才衰微。【程编修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士人风气的兴盛，没有超过东汉的。评论的人认为是因为明帝、章帝崇尚道德、推崇儒学所积累而达到的，我却认为儒学一脉是从西汉开启的，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大概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提拔任用儒生开始，自秦朝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只是不能选拔真正的儒者，舍弃了董仲舒的纯正典雅，而任用了公孙弘的矫饰虚伪罢了。光武帝、明帝、章帝，远远承接了西汉末年的余绪，又进一步重视它，这就是所谓以诚心推行教化，儒术兴盛而士气振奋了。从汉武帝到桓帝、灵帝，三百多年，积累得如此深厚。然而上面没有精明睿智的君主，权臣和奸佞之人相继掌权，清正的舆论在民间，党锢之祸于是兴起，正直的人士一举被清除殆尽，实在令人惋惜。国家急需人才到了极点，在刚开始寻求人才的时候，下面响应的人或许真才少而伪才多，如果没有方法去选拔，必定会舍弃麦豆而选取糠稗。等到积累久了，真正的品行彰显而风俗形成，即使再压制它、委屈它，务必使它改变而顺从我，也有所不能。贤者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我评论古代，常常认为东汉士人习俗的纯正，是由西汉酝酿而成的；明朝士气的兴盛，是由两宋程朱之学蕴藏而爆发的。
宋代范仲淹给晏殊上书说，如果名教不崇尚，那么做君主的就会认为尧舜不值得效法，桀纣不值得畏惧。做臣子的就会认为八元不值得推崇，四凶不值得羞耻。天下难道还会有好人吗？人不爱惜名声，那么圣人的权柄就失去了。
今天用来改变人心、荡涤污浊风俗的，没有比劝勉学习、奖励廉洁这两件事更紧迫的了。天下的士人，有能够笃信好学，到老都不厌倦，卓然可以担当方正、有道举荐的，授予他翰林、国子监的官阶，而听任他出仕或隐居，那么人们都知道向学，而不争竞于科举科目了。各部门的官员，有能够洁身自爱、爱护百姓，依礼告老还乡，而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储备的，赐给他五顷或十顷的土地，作为子孙的世业。并且免除他的租赋，恢复他的丁徭，那么人们都知道自我坚守而不贪图财货贿赂了。难道要等到再次派遣葘川才收罗牧猪的儒生，【原注】指公孙弘。优孟陈述言论才录用背柴的公孙敖。【原注】指公孙敖。扶风的儿子特别赐予黄金。【原注】指尹翁归。涿郡的贤人常常颁发羊酒。【原注】指韩福。于是使得名望高的隐士，德行作为同僚表率的官员，当时怀着稽古的荣耀，死后仰慕遗留的清高恩泽，不胜过用科举名位、爵位俸禄来劝勉人，使他们争着进取而贪婪利益吗？以名节来治理国家，必定从这条途径开始。【杨氏说】这也是不得已而堵塞其流弊的方法。
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说，汉朝兴起以来，辅佐的大臣在位，自身行为节俭，轻视财利重视道义，没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人。他位居宰相封侯，却使用布被、吃糙米饭，俸禄用来供给故旧宾客，没有剩余，可以说减损了制度【原注】应劭说，礼制贵在有固定的尊卑，衣服有等级。而引导下属、敦厚风俗的人，与内心富有而外表装作怪异服饰来钓取名誉的人截然不同。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按次序应继承嫡系的人，爵位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记载，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廉节操的士人，下诏赐给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率田豫家粮食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下诏说，已故隐士李谧，屡次推辞征召，志向坚守淡泊朴素，儒者隐士的操守深可嘉奖赞美，可以远远比照惠康，近处准比玄晏。谥号为贞静处士，并在他的门闾立碑，以表彰高洁的节操。《唐六典》记载，如果蕴藏道德于乡野，名声和实际都很显著，即使没有官爵，也赐谥号为先生。【原注】活着的人赐给他先生的称号，去世的人则加给他谥号。如杨播隐居不仕，到德宗年间，赐号元靖先生就是这样。《宋史》相同。据我所见，崇祯年间曾经采纳巡按御史祁彪佳的言论，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待诏。
《唐书》记载，牛僧孺，是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弘的后裔，幼年丧父，在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靠它生活。由此可知隋朝的赐田，到唐朝二百年后他的子孙还守着它，如果是金银布帛的赏赐，廪禄的恩惠，早就化为尘土了。本朝正统年间，把武进的田地赐给礼部尚书胡濙，他的子孙也至今守着它。所以我私下认为奖励廉洁的典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好啊！管仲能言善辩。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大概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拿取的，不知羞耻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人如果这样，那么祸败乱亡也就没有不到来的。何况作为大臣，没有什么不拿取，没有什么不做，那么天下难道有不乱的，国家难道有不亡的吗？然而在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评论士人，说行为要有羞耻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没有羞耻的羞耻，真是无耻啊，又说羞耻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玩弄权术机巧的人，没有地方用得上羞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不廉洁而到了违背礼义的地步，其根源都产生于不知羞耻。所以士大夫的不知羞耻，这就是国家的耻辱。【阎氏说】现在的人动不动就称道廉耻，其实廉洁容易而羞耻难。如公孙弘布
被脱栗，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盖廉乃立身之一节，而耻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译被脱去栗米，不能说不廉洁，但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多么无耻啊！冯道刻苦节俭，不能说不廉洁，但侍奉过四个姓氏的十个君主，多么无耻到了极点啊！大概廉洁只是立身的一个方面，而羞耻之心才是根植于内心的大德，所以廉洁还可以勉强做到，而羞耻之心不容许虚伪。我观察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抛弃礼义，丢弃廉耻，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然而松柏在严寒中最后凋零，鸡在风雨中不停啼鸣，在那昏暗的时代，本来也没有缺少独自清醒的人。近来读《颜氏家训》中有这样的话：齐朝一位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很通晓书信文书。我教他鲜卑语和弹琵琶，稍微想要让他通晓。凭借这些来侍奉公卿，没有不被宠爱的。我当时低头不回答。奇怪啊，这个人教育儿子的方法！如果凭借这种行业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做。唉，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做官，还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意旨。那些卑顺地取悦于世的人，能不感到羞愧吗？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罝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已，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原注】见韩非子。
流品
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原注】殷景仁、刘湛。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张敷传，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时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艑载沙门。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其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说，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斆，登榻坐定。斆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书羊侃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阉人所坐。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为东林诸公大玷。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荡。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沈
译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良好的风俗。
古人治军的方法，没有不以廉耻为根本的。《吴子》说，凡是治理国家、统领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导他们，用义来激励他们，使他们懂得羞耻。人有了羞耻心，在大的方面足以作战，在小的方面足以坚守。《尉缭子》说，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风俗，这样才能让人舍生忘死。而姜太公回答周武王，将领有三种优势：一是知礼的将领，二是勇力的将领，三是克制私欲的将领。所以礼是用来整顿朝纲、治理军队的，连《兔罝》诗中那些勇武的男子，也都源于文王和后妃的教化，哪里会有淫乱采樵者、偷窃牛马、对百姓施暴的人呢？《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时，羌族首领感念张奂的恩德，赠送二十匹马，先零族酋长又赠送八枚金鐻。张奂都接受了，然后召集主簿在众羌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我也不把它们牵进马厩；即使金像粟米一样多，我也不把它们揣入怀中。”于是把马和金全部退还。羌人性情贪婪但崇尚官吏清廉，此前有八位都尉，大多喜好财货，被羌人视为祸患，等到张奂端正自身、廉洁自守，威严教化大为推行。唉，自古以来，边疆事务的失败，有不始于贪婪索取的吗？我对辽东的事情深有感触。
杜甫的诗说：“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另一版本作“廉耻将”，诗人的本意未必涉及这一点。然而我看《唐书》记载，王佖担任武灵节度使。在此之前，吐蕃想要建成乌兰桥，每次在河边预先储存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中运走，扔进河流，最终没能建成。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无谋略，先厚赠贿赂，然后集中人力建成桥梁，并修筑月城防守。从此朔方抵御寇敌都来不及，至今成为祸患，这都是因为王佖贪财所致。所以贪婪的人担任主帅，边城就会晚开城门。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即使像郢书燕说那样误解原意，或许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吧？【原注】见《韩非子》。
流品
自晋宋以来，特别看重门第品级，所以即使只是微小的一方之地，也还能建立国家。《宋书·蔡兴宗传》记载，蔡兴宗担任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职务如故。被征召回京城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国家政事，权势显赫一时，他穿着鞋走到蔡兴宗面前，不敢就座，过了很久才离开，始终没有请他坐下。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狄当去拜访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下。后来中书舍人王弘受到太祖的宠爱，皇上对他说：“你想做个士人，如果能坐在王球那里，才算判定了。”殷景仁、刘湛都是杂流，没有什么益处。如果去拜访王球，可以称旨就座。等到王弘到了，王球举起扇子说：“不能这样。”王弘回来，依照事情禀报皇上。皇上说：“我也对他没办法。”五十年间有这三件事。《张敷传》记载，张敷升任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军记室参军。当时刘义恭向文帝请求一位精通佛理的僧人，恰逢张敷休假回江陵，入宫辞行，文帝命令用后艑船载僧人。张敷不遵从诏令，说：“我生性不耐混杂。”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赱都掌管重要事务，因为张敷是同省的名门之后，想去拜访他。周赱说：“他如果不接纳我们，还不如不去。”狄当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必担心不能得到座位。”张敷预先设置两张床，离墙壁三四尺远。两位客人就座，应酬非常愉快。过了一会儿，张敷叫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周赱等人吓得变了脸色而离去。《世说新语》记载，纪僧真得到齐世祖的宠幸，曾经请求说：“我出身于本县的武吏，遭逢圣明时代，晋升到这样的荣耀，无所需求，只求陛下让我做个士大夫。”皇上说：“这由江斆、谢瀹决定，我无法置喙，你可以自己去拜访他们。”纪僧真奉旨去拜访江斆，登上榻坐定。江斆回头命令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纪僧真丧气而退，把情况告诉世祖。世祖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梁书·羊侃传》记载，有宦官张僧胤去拜访羊侃，羊侃竟然不向前迎接，说：“我的床不是阉人所坐的。”自从万历末年，士大夫不知道用礼来约束自身，而声气波及宵小之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是东林诸公的大玷污。诗字颁行于车夫仆役，以至于公卿上寿，宰相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是有原因的。
重厚
世道衰微，人才不振。王伾的吴语，郑綮的歇后语，薛昭纬的《浣溪沙》，李邦彦的俚语辞曲，无不登上朝廷，被用作辅佐大臣。致使在下的人羡慕他们的风流，认为这是通达洒脱。而栋梁折断，屋瓦崩塌，天下将无处遮蔽了。等到政局动荡之后才怀念老成之人，【原注】《大雅·荡》。流离迁徙之余才思念贤俊之士，【原注】《文侯之命》。这哪里还来得及呢？有国家的人推崇重厚的大臣，抑制轻浮的士人，这是移风易俗的大要。
侯景列举梁武帝的十大过失，说皇太子说话只限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评论阎朝隐的文章，像华丽的服饰、艳丽的妆容，燕歌赵舞，观看的人忘记疲劳，如果类比于风雅，那就是罪人了。现在的词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淫辞艳曲，传布于国门，就像北齐阳俊所作的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抄写而售卖，在市场上不绝，诱惑后生，败坏风化，应该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烧，或许可以端正人心术。【沈
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
译刘氏说：唐代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国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国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些曲调哀怨悲凉，路人听到后，都悲伤哭泣。
钱氏说：古代有儒、释、道三教，自从明代以来，又多了一教，叫做小说。小说演义类的书籍，士大夫、农夫工匠、商人没有不熟知听闻的，以至于不识字的儿童妇女也都听说并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这种教化比儒、释、道更为广泛。佛道尚且劝人向善，小说却专门诱导人作恶，奸诈邪恶、淫乱盗窃的事情，儒、释、道书籍不忍心直言的，它们必定详尽描绘、穷尽形态，津津有味地谈论。把杀人当作好汉，把玩弄女色当作风流，丧心病狂，毫无顾忌。子弟中安逸居住而缺乏教育的已经很多了，又有这类书籍来引诱他们，还奇怪他们接近禽兽吗！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扬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唇，好轻则招淫。
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杨氏曰】显达之烧麈尾别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当引入。
耿介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乡原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君、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梁氏曰】扬雄作太玄准易，作法言准论语，未免妄矣。依仿体例，摹合词意，与王莽之学大诰金滕何异？东坡讥其以艰深文浅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宓与王商书，谓子云行参圣师，比之孔子。吴陆绩释玄谓玄经与圣人同趣，虽周公孔子不能过。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马温公以为大儒，孟荀殆不足拟。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余誉之者甚众，而且力为湔洗。或谓法言安汉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谓太玄疾莽而作。或辨其无美新之事。冯元成以美新为刘棻作。汪琬跋雄传引杨庄简公子云祠堂记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诸人说上符命、投阁皆谷子云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后人。宋绍兴中，陈公辅疏论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言出王安石，无足论已。孝廉翁承高尝云，汉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凉州，为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独缺朔方，亦可证其为莽大夫也。
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
俭约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蚧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暦末，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从百余，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
译何晏脸上敷粉，手不离粉盒，走路时频频顾盼自己的身影。邓扬走路姿态舒展放纵，坐立时身体倾斜倚靠。谢灵运每次出入，身边扶着搀着他的人常有几个，后来他们都因罪被杀。而魏文帝曹丕体态容貌不庄重，风尚通达洒脱，因此他在位时间不长，后代皇位也短促。史书都将这些事迹附在五行志中，认为是因为仪容不恭敬。从前子贡从礼仪容止的俯仰之间，就能知道两位君主的疾病与祸乱，这是有所依据的。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牢固。扬雄在《法言》中说，言语轻浮会招致忧患，行为轻浮会招致罪过，仪容轻浮会招致讥讽，喜好轻浮会招致淫乱。
四明人薛冈说，士大夫的子弟不应该让他们读《世说新语》，还没得到其中的隽永意味，先学会了简慢傲慢。推究这话来说，可以说是善于教育了。防止他们产生放纵轻浮的苗头，而引导他们进入有道德、有恒心的境界，这是用正道培养蒙童的方法。南齐陈显达对他的儿子们说，麈尾和蝇拂，是王、谢两家那样的名门望族才用的东西，你们不需要拿这些东西。随即从面前取来烧掉了。【杨氏说】陈显达烧麈尾是另有一层意思，并不是教导子弟要庄重，不应当引入这里。
耿介
读了屈原《离骚》的篇章，才知道尧舜之所以能超出于常人，是因为他们耿介正直。如果与流俗相同，与污浊的世道相合，那就不能进入尧舜的道德境界了。
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这就叫做耿介，与此相反的就叫做昌披（放纵不羁）。大道就像大路一样明显，尧和桀的区别一定就在这里。
乡原
老子的学说之所以不同于孔子，是因为他“和光同尘”，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卜居》、《渔父》两篇已经说尽了，并不是不知道那些话可以听从，而是道义上不应该那样做。扬雄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反而写《反离骚》岂不是不应该吗？推究他的主要旨意，生于这个时代，就为这个时代，只要善良就可以了。这就是他成为王莽大夫的原因吧？【梁氏说】扬雄作《太玄》仿效《易经》，作《法言》仿效《论语》，未免有些狂妄了。依仿体例，摹合词句意思，与王莽学习《大诰》《金滕》有什么不同？苏东坡讥讽他用艰深的文字掩饰浅陋的内容，也不喜欢他。然而有不可理解的地方，蜀地人秦宓给王商写信，说扬雄的行为参合了圣师的准则，把他比作孔子。吴国人陆绩解释《太玄》，说《玄经》与圣人旨趣相同，即使是周公、孔子也不能超过。《抱朴子》把扬雄比作孔子，司马光认为他是大儒，孟子、荀子几乎不足以与他相比。曾巩认为扬雄符合箕子明夷的智慧。其余称赞他的人很多，而且极力为他洗刷。有人说《法言》是安汉公王莽的话，是仇家添加的。有人说《太玄》是痛恨王莽而作的。有人辩白他没有《美新》之事。冯元成认为《美新》是刘棻写的。汪琬在扬雄传后跋引杨庄简公《子云祠堂记》说扬雄不在王莽那里做官。而王安石等人说上符命、投阁都是谷子云的事，不知道后人从哪里得到这些说法。宋绍兴年间，陈公辅上疏议论王安石说，王莽篡位，扬雄不能死节，又在他那里做官，还写了《剧秦美新》的文章。王安石却说，扬雄做官符合孔子无可无不可的道理。话出自王安石，不值得讨论罢了。孝廉翁承高曾说，汉朝分十三州刺史，王莽把朔方并入凉州，成为十二州。扬雄作十二篇《州箴》，唯独缺少朔方，也可以证明他是王莽的大夫。
《卜居》、《渔父》，是合乎法度的言语。《离骚》、《九歌》，是放达的言语。
俭约
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这是君子担任宰相职责时做的事。汉朝汝南人许劭，担任郡功曹。同郡人袁绍，是公族豪侠，从濮阳令任上回来，车马随从非常盛大，进入郡界，就谢罪说，我的车马服饰怎么能让许子将看见呢？于是只乘一辆车回家。晋朝蔡充好学，有高雅的志趣，体态容貌尊严，被人敬畏。高平人刘整，车马服饰奢华美丽，曾经对人说，纱縠，是我平常穿的衣服。遇到蔡子尼在座，整天都感到不安。北齐李德林父亲去世，当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亲自驾驶灵车，返回博陵安葬。崔谌休假回乡，将要去吊唁，随从有几十骑，逐渐减少留下的人，等到李德林门前，才剩下五骑，说，不能让李先生怪罪别人炫耀权势。李僧伽修身治学，不应征召。尚书袁叔德来拜访李僧伽，先减少仆从，然后进门。说，见到这位贤人，我羞愧面对华丽的车马。只有君子能够以身作则来感化别人，所以居官能教化一方，在朝廷能教化天下。魏武帝时，毛蚧担任东曹掾，主管选举，用节俭来引导人，天下的士人没有不廉洁节操自我勉励的，即使是受宠的权贵，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唐朝大历末年，元载被杀，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本性贞正廉洁，车马服饰俭朴，在朝廷没几天，人心自然感化。御史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宁的弟弟。家里富有钱财，在皇城之南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崔宽当天就暗中派人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的行营，听说杨绾拜相，坐中的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次出入，随从有一百多人，也当天减损，只留下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忌惮杜黄裳为相，命令一个胥吏寄钱几千缗，毡车子一辆。使者到了门前，不敢送。等候了几天，有绿色的车子从家里出来，跟着两个婢女，穿着破烂的青衣，说是相公夫人。使者赶紧回去，告诉李师古。李师古打消了他的念头，终身不敢改变节操。
。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译这就能禁止郑人的过度奢侈，何必等到三年。改变洛邑人的矜持夸耀，无需耗费三纪的时间。在自身修养，在家中践行，向乡里展示罢了。大道难道遥远吗！
大臣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杨氏曰】说在陆放翁之温公布被铭。季文子卒，大夫人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阎氏曰】史称吕正献平生以人物为己任，凡当世名贤，无不汲引。余所尤异者，濂洛关陕诸贤皆为所荐。周茂叔传，熙宁初，知郴州。用赵抃及吕公着，荐为广东转运判官。程伯淳传，用吕公着，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之荐，则与司马光共疏其行义，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寻擢崇政殿说书郎。张子厚传言其有古学，神宗召见，授崇文院校书。子厚弟戬亦荐焉。邵尧夫虽未被荐，公着居洛中，雅敬尧夫，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夫道学诸公之在当世，贵近大臣能不出力排击诋侮者已难，又从而荐诸朝廷，使皆获其用。呜呼，若正献者，不独得大臣以人事君之义，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贞当国，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贞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闻者叹服。【又曰】韩魏公判大名，上疏极论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便甚。潞公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为人主之龟鉴矣。余因思当仁宗之时，文潞公则能斩史志聪。当英宗之时，韩魏公则能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为专，宰相亦不以为嫌。何一再传之后，二公之人犹故也，宰相之权犹故也，而其言则不能与宦者争胜负。此无他，人主之敬大臣与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则诚，诚则明，明则左右不得关其说。不敬大臣则疑，疑则闇，闇则左右得以窃其柄。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贪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末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饰簠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原注】石林燕语，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官
译大臣
《礼记》说：大臣守法度，小臣守廉洁，官职等级有序，君臣互相匡正，这是国家富强的表现。所以想要端正君主并整顿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然而王阳关于黄金的言论，当时的人已经惊怪他的奢侈；公孙弘以布被闻名的事迹，正直之士又讥讽他的虚伪。那么考察他的一生并确定他实际行为的方法，只有观察他的最终结局，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杨氏说】道理体现在陆游的《温公布被铭》中。季文子去世，夫人整理衣物准备下葬，季文子坐在位子上。家臣准备家产作为丧葬用品，发现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妾，没有吃精粮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礼器，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人积蓄，这难道不能称为忠诚吗？诸葛亮向后主上表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全靠这些家产，自有富余。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额外的开支，随身的衣食全靠官府供给，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一分一毫。如果臣死的时候，不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财物，以免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确实如他所说。廉洁不过是臣子的一种节操，但《左传》称之为忠诚，诸葛亮认为这是不负君恩，实在是因为臣子欺骗君主、误国害民，必定是从贪图财货开始的。身处尊位，享受丰厚待遇，装饰房屋，美化自身，这也是人的常情，哪里知道高祖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恨诅咒，最终竟然与国家一同败亡呢？如果确实知道大臣家业的丰俭，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盛与污浊，那么就可以审慎选择宰相的方法，也能得到使百姓富裕的道理。【阎氏说】史书称吕公着平生以选拔人才为己任，凡是当世的名贤，没有不汲引推荐的。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濂洛关陕等地的贤人都被他推荐。周敦颐传记载，熙宁初年，周敦颐任郴州知州。因为赵抃和吕公着的推荐，被任命为广东转运判官。程颢传记载，因为吕公着的推荐，被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推荐程颐，则是与司马光共同上疏陈述他的品行道义，诏令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不久提拔为崇政殿说书郎。张载传记载他精通古学，神宗召见，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张载的弟弟张戬也被推荐。邵雍虽然没有被推荐，但吕公着居住在洛阳时，非常敬重邵雍，经常与他交往，还为他购买了园宅。道学诸公在当时，权贵近臣能不极力排挤诋毁他们已经很难了，反而向朝廷推荐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任用。唉，像吕公着这样的人，不仅懂得大臣以人事奉君主的道理，他为我们的道统增添的光辉又是怎样的呢！【又说】徐阶执政时，毕恭在言官任上，满朝大臣严厉对待毕恭甚于徐阶，议论要将毕恭外放。徐阶说，各位是畏惧他吗？大家都局促不安地说，哪里是畏惧他，只是黄门官切直，担心他招致祸患罢了。徐阶说，不是这样，我也畏惧他。只是想到人谁没有私心，私心必定损害公义。有这样的人在，不敢放纵自己，可以减少过错。听到的人赞叹佩服。【又说】韩琦任大名府判官时，上疏极力批评青苗法。不久文彦博也为此进言，皇帝说，我派了两个中使亲自询问民间，都说很方便。文彦博说，韩琦是历经三朝的宰相，不相信他，却相信两个宦官吗？这话太深刻了，真可以作为君主的借鉴。我因此想到，在仁宗时期，文彦博能够斩杀史志聪。在英宗时期，韩琦能够流放任守忠，而天子不认为他们专断，宰相也不认为有嫌隙。为什么传了几代之后，这两个人还是原来的人，宰相的权力还是原来的权力，但他们的言论却不能与宦官争胜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尊敬大臣与不尊敬大臣罢了。尊敬大臣则真诚，真诚则明智，明智则左右近臣不能干预他们的言论。不尊敬大臣则猜疑，猜疑则昏暗，昏暗则左右近臣得以窃取权柄。
杜黄裳是元和年间的名相，却因富有而受到讥讽。卢怀慎是开元年间的庸臣，却因清贫而受到奖赏。所以贫穷时观察他不取什么，这是占卜宰相的重要言论。
除贪
汉代赃罪被弹劾，有的死在狱中，有的在途中自杀。唐代赃吏多在朝堂上处决，特别宽恕的才长期流放到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下诏规定，官吏枉法，赃物一匹以上，都先杖打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免的诏文中，每次都说，死刑以下的罪，已经发觉和未发觉的，已经定罪和未定罪的，在押囚犯和正在服刑的，罪行无论轻重，都赦免。官吏犯赃不在赦免范围内。然而仍有被贬到远方，谪官到蛮荒边境的。而卢怀慎郑重地进言，认为枉法施恩于奸恶，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由此可知，扰乱政治的同僚，商朝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因贪婪而败坏官职，《夏书》训诫必须处死。三代的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个原则的。
宋朝初年，郡县官吏承袭五代时期的习气，贪财害民，所以特别严厉惩处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任英州知州，收受赃款七十余万，皇帝因为岭南刚平定，想要惩治聚敛之吏，特别下诏将他处死。而南郊大赦时，十恶、故意抢劫杀人以及官吏受赃者不予赦免。史书说宋朝法律有三条可以得到循吏，而不赦免犯赃是其中之一。天圣以后，士大夫都知道修饰礼器并厉行廉洁，这是因为上面有鼓励的缘故。【原注】《石林燕语》记载，熙宁年间，苏颂任审刑院判官，金州知州张仲宣因枉法赃罪，论罪当死。按照惯例，命官因赃罪论死，都宽免死罪，杖打脊背，刺字发配海岛。苏颂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可杀则杀。张仲宣是五品官
，今杖而黥之，得元辱多士乎？乃诏免黥杖，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然惩贪之法亦渐以宽矣。于文定【原注】慎行。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论斩。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正统初，遂多特旨曲宥。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
译如今如果施以杖刑并刺面，难道就能让众多士人感到羞辱吗？于是下诏免除刺面和杖刑，只流放到岭南以外。从此便成为惯例，然而惩治贪官的法律也逐渐宽松了。于慎行说，本朝姑息纵容的政治比宋朝还严重，战败的将领可以不死，贪污巨万的官员仅仅被罢免官职，而轻微的刑名案件反而像凝脂一样严密细致，这是轻重都失当啊。大概从永乐年间开始，贪官被贬谪戍边，宣德年间改为运砖或缴纳粮食来赎罪，逐渐变得宽松，不再追究前朝的法律了。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因收受数千金赃款，被判斩首。皇上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刘观虽然不好，我终究不忍心对他用刑。命令将他发配到辽东戍守。正统初年，于是多有特别旨意宽容赦免。唉，法律不确立，诛杀不必然，却想要让做官的人不贪污，是不可能的。君主既然放弃了掌握生杀大权的柄权，而那些所谓的大臣都是只会玩弄刀笔、搜刮财物的庸才，罗列细枝末节的小事，来当作天下的政务，吏治怎么能变好呢？
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祗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抺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祸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阎氏曰】按桓即位于闰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乔为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诏乃即位后四十四日丙戌下，于李、杜皆不相涉。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诀杖，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原注】师古曰，罪疑惟轻也。亡赎罪之法。【原注】亡、无同。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原注】师古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原注】师
译《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特别厌恶贪官污吏。邓州留后陶玘，被内乡令成归仁弹劾，因在正税之外非法摊派，被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被剥夺历任的任命文书，长期流放到绥州。亳州刺史李邺，因贪污受贿被赐死。汴州仓库官吏犯赃，其中有个叫史彦珣的，是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塘的亲戚。王建立上奏为他求情，希望免除死罪。皇上说：“王法没有私情，怎么能因私情而枉法！”供奉官丁廷徽，善于巴结权贵，监管仓库时犯赃，侍卫使张从宾设法救他。皇上说：“吃着国家丰厚的俸禄，却偷盗国家的仓库物资，即使苏秦再生，也说服不了我。”于是将他们一并处死。因此，后唐在五代中被称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记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因百姓控告他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决只让他赎铜抵罪。皇帝下诏说：“李商招认的罪过，都在案卷中清楚记载。大理寺定罪，虽然引用了律条，但事情仍有考虑不周之处，道理仍有未尽之处。古代制定法律，意在爱惜人才。况且自从历代圣君相继，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知道遵守禁令，刑罚于是从轻。自丧乱以来，廉耻之心的人很少。我一旦统治天下，历经多年，常宣扬公正无私的风气，每次革除以前的弊端，只求不滥施刑罚，都坚守无私的原则。李商不致力于养育百姓，专门谋求滋润自己，刚听说他处事不公的事件，就决断那些状告他的人。又因为夺取有主的庄田，鞭打原本的住户。国家给州县颁发官印，只是为了处理公文，他却拿着官印下乡，向百姓索取财物。根据这些行为，他怎么能当官？应该剥夺他历任的官职，杖杀。”读这篇诏书，明宗可以说是掌握了刑罚轻重的权衡之道了。
《金史》记载，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抺阿没剌因贪污在狱中死去，皇上说他不被陈尸示众，已经是很大的恩幸了。贫穷而成为盗贼，大概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污而死，愚蠢也太厉害了。他的几个儿子都可以除名。因为贪官而祸及其子，似乎不符合“恶行只止于其身”的原则。然而贪婪的人败坏门风，他的儿子必定没有廉洁清正的品质，那么世宗的诏令也不算过分。《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辅佐君主，而汉桓帝即位时的诏书中有说：“贪官污吏的子孙不得详细举荐。”【阎氏说】查考汉桓帝在闰六月庚寅日即位，前三天丁亥日，李固已被策免。杜乔任太尉是在次年的六月。诏书是在即位后四十四日丙戌日下达的，与李固、杜乔都不相干。难道这不是汉人已经实行的事情吗？
《元史》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日，敕令中外官吏，赃罪轻的决杖，重的处死。
有庸吏的贪，也有才吏的贪。《唐书·牛僧孺传》记载，穆宗初年，牛僧孺任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污当死，宦官为他申辩。皇帝说：“李直臣有才能，我想宽恕他并任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只是拿着俸禄讨好取容罢了。天子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约束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因为才能过人，所以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的话对，于是作罢。现在的贪婪放纵者，大抵都是有才能的官吏，如果让他们敬畏法律并以正道运用他们的才能，未必不是治世中的能臣。
《后汉书》称袁安任河南尹，政令号称严明，但从未因赃罪审讯过人，这是近日主张宽厚论者所拿来做借口的。但我所见，几十年来姑息养奸的政策，以至于纲纪解体松弛，都是这种言论造成的弊端啊。唉，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呢？”
朱熹说近世流俗被阴德的说法迷惑，多把纵容赦免有罪之人当作仁德，这就像君主把施行赦免当作仁德一样。孙叔敖斩断两头蛇而官至楚相，难道不是阴德的回报吗？
唐代柳氏家法，做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宽贷贪官污吏。这是今天士大夫做官的法则。宋代包拯告诫子孙，有犯赃的，不得回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这是今天士大夫教育子孙的法则。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说，孝文帝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官吏因赃罪获罪的都被禁锢，不得做官。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不偏袒亲戚。罪行清楚的伏法受诛，有疑点的从轻处理，【原注】颜师古说，罪疑惟轻。没有赎罪的制度。【原注】亡、无同。所以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天下断案只有四百起，与废除刑罚没有区别。武帝开始统治天下，尊重贤人任用士人，开拓疆土数千里，自认为功大威行，于是顺从欲望。用度不足，于是实行权宜之计，让犯法的人赎罪，纳粮的人补官，因此天下奢侈，官场混乱百姓贫困，盗贼并起，逃亡的人众多。郡国害怕伏法受诛，就选择那些擅长文书、熟悉计簿、能欺骗上级官府的人，让他们担任高职。【原注】颜师古说，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即高职。奸邪行为不胜枚举，就选取勇猛能苛刻对待百姓、以苛暴威服下属的人，让他们居于高位。所以没有道义而有钱财的人显赫于世，欺骗谩骂而擅长文书的人尊贵于朝廷，悖逆而勇猛的人显贵于官场。所以世俗都说，为什么要孝顺兄弟？钱财多就光荣。为什么要礼义？擅长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勇猛就能临官。所以受过黥刑、劓刑和髡钳刑的人，仍然捋起袖子在世上执政。行为虽然像猪狗，但家富势足，指手画脚，这就是贤人。【原注】颜师
古曰，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原注】师古曰，相，诸侯相也。守，郡守也。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呜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赎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后可以立太平之本。
译古人说，转动眼睛来指点事物，发出气息来役使他人。所以把做官而积聚财富的人称为雄杰，身处奸邪而获取利益的人称为壮士。兄长劝勉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犯法可以用钱赎罪，求取士人得不到真正的贤才。诸侯的相和郡守崇尚财利，这是诛罚不能执行所导致的。现在想要兴起最好的治理，达到太平盛世，应当废除赎罪的法令。对于相和守在选拔举荐时不依据实情以及有贪污行为的人，就立即执行诛罚，不仅仅是免官。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做善事，崇尚孝悌，轻视商人，进用真正的贤才，举荐真正廉洁的人，天下就治理好了。唉，今天的变故比这更严重。自从神宗以来，用财物赎罪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国家的纲纪不能振作，而人心大大败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十年了。《尚书》说，不任用贪爱财物的人，敢于恭敬地创造生机，安抚人民、谋划人民安居乐业，依次恭敬地执行。一定要像这样，然后才可以确立太平的根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隐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禁锢奸臣子孙
唐太宗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原注】贞观七年正月戊子诏，文见旧唐书。武后令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原注】新唐书。至德中，两京平，大赦，惟禄山支党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子孙不原。【原注】新唐书。宋高宗即位，诏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皆误国害民之人，子孙更不收叙，【原注】清波杂志。而章惇子孙亦不得仕于朝。【原注】宋史章悖传。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梼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后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着。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弒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迁配驩州。【原注】虔通归国，授滁州总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岁余而死。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七月戊申，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将高元礼，以宇文化及之党，皆除名，徙于边。
册府元龟，权万纪为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弃君亲，首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卫左右，请从屏黜，以为惩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语，杨昉为左丞时，字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廷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杨元禧传载，武后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原注】史言元禧忤张易之，密奏，左贬。然此制自是当时公论。
宋末蒲寿庚叛逆之事，皆出于其兄寿●之画。是时寿●佯着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于唆都。其后寿庚以功授平章，富贵冠一时，而寿●亦居甲第。有投诗者云，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呜呼，今之身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尝无其人也。或欲盖而弥彰，则无逃于三叛之笔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
译禹又打算命令近臣，从诸曹侍中以上，家中不得私自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违犯者立即免去官职、削去爵位，不得再担任官职。这个建议现在也可以实行。自从万历年间以后，天下的水利工程、碾磨、渡口、市集没有不属于豪绅的，沿袭下来成为常事了。
禁锢奸臣的子孙
唐太宗下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的子孙，不让他们列入官籍。【原注】贞观七年正月戊日子诏，原文见于《旧唐书》。武则天命令杨素的子孙不得担任京官及侍卫。【原注】见于《新唐书》。至德年间，两京平定，大赦天下，只有安禄山的党羽以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的子孙不予赦免。【原注】见于《新唐书》。宋高宗即位，下诏说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都是误国害民的人，他们的子孙不再录用，【原注】见于《清波杂志》。而章惇的子孙也不得在朝廷做官。【原注】见于《宋史·章惇传》。明太祖取得天下，下诏说宋末蒲寿庚、黄万石的子孙不得做官。饕餮的形象铸在周鼎上，梼杌的名字记载在楚书中，古人确实有这样的做法。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按察司各自选择当地的一两个奸臣，是王法尚未施加，或者施加了但未彻底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监狱门前的石头上，作为世人的警戒。并且禁止他们的后代入仕，九种刑罚不忘，百代难以更改，这也是先王树立风范的意思吧？
《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二年六月辛卯日下诏说：“天地确定了位置，君臣的道义由此彰显。卑高既已陈列，人伦的道理于是显著。因此要敦厚风俗，教化天下。即使时代经历治乱，君主有的昏庸有的英明，疾风中的劲草，芬芳不断绝，剖开心脏、焚烧身体，赴汤蹈火如同回家。他们难道不爱惜七尺之躯，看重百年的生命吗？实在是因为君臣的道义重大，名教所推崇，所以能在当时彰显大节，在身后树立清风。至于像赵高导致秦二世灭亡，董卓毒死弘农王，这是人神所痛恨的，不同朝代同样愤慨。何况平庸的小人、心怀凶恶悖逆，远观典籍，没有不被诛灭的。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过去在隋代，投靠晋王府，炀帝因为旧日府邸的情分，特别喜爱他。于是竟然忘记轻视君亲，暗中图谋弑君叛逆，密探空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旦发动，天下之恶，谁说可以容忍？应当夷灭宗族、焚烧首级，以彰显大刑，只是年代不同，屡次遇到赦令。可以特别免除极刑，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削除名籍、削去爵位，迁徙配流到驩州。”【原注】裴虔通回国后，被授予滁州总管。常常自己说，我铲除隋室，以开启大唐。有不满的神色。等到获罪，怨恨愤懑一年多而死。《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二年七月戊申日，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高元礼，因为都是宇文化及的党羽，都被削除名籍，迁徙到边疆。
《册府元龟》记载，权万纪担任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上奏说宇文智及接受隋朝的厚恩，却蔑弃君亲，首先进行弑君叛逆，这是人臣所共同痛恨的，万代所不原谅的。现在他的儿子却担任千牛，侍卫在左右，请求将他屏除黜退，作为惩戒。皇帝批准。【原注】《大唐新语》记载，杨昉担任左丞时，宇文化及的子孙申诉资历荫庇，朝廷认为事情隔了两个朝代，而且他们家亲族也多，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杨昉判决说，父亲弑杀隋主，儿子申诉隋朝的资历，活着的尚且配流远方，死去的更不应该录用。当时的人深深赞赏他。
杨元禧传记载，武则天制书说：“隋朝尚书令杨素，过去在本朝，早就蒙受特殊待遇。秉承凶邪的品德，怀着谄媚奸佞的才能，迷惑扰乱君主，离间骨肉。动摇嫡长子，何止是掘蛊之祸。诱导煽动后主，最终造成请蹯之衅。活着是不忠的人，死了是不义的鬼。自身虽然侥幸免死，儿子最终被族诛。这就是奸逆的谋略成为他的庭训，险薄的行为遂成门风。刑罚虽然施加，分支后裔仍然存在，怎么可以让他们再跟随近侍，列入朝班。我继承百王，恭敬统治四海，上嘉奖贤能的辅佐，下憎恶贼臣，常常想在万机之余从容不迫，在千载之外褒贬人物，何况年代不远，耳目所存在的呢？那杨素以及兄弟子孙，都不得让他们担任京官及侍卫。”【原注】史书说杨元禧违抗张易之，秘密上奏，被左迁贬官。然而这道制书自然是当时的公论。
宋末蒲寿庚叛逆的事情，都出于他哥哥蒲寿宬的谋划。当时蒲寿宬假装穿着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显示不臣服于两个朝代。却暗中为蒲寿庚写降表，让人从水门秘密送出，向唆都表示归顺。后来蒲寿庚因为功劳被授予平章，富贵冠绝一时，而蒲寿宬也居住在豪宅。有投诗的人说：“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无知。”【原注】见于《泉州府志》。唉，现在身为戎首而外表寄托高名的人，也不是没有的。有的人想要掩盖却更加明显，那就逃不过三叛的笔伐了。
家事
孔子说，管理好家庭，所以治理可以迁移到官职上。子木向赵孟询问范武子的德行，赵孟回答说：“范武子的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实情。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话。”子木回去告诉楚王，楚王说：“他适宜光辅五位君主，成为盟主。”
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后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李文贞曰】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乎其人。吾所阅乡邦旧家，朝着显籍多矣，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泽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冲寒犯之，则根可护。譬之炉炎，不当风扬之，则火可宿。收敛约素，和顺谦卑，所以护其根而宿其焰也。
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僮约乎？【柴氏曰】觇有家者之兴废，当论其德，如醇谨勤俭者必兴，浇薄荒淫者必废。故高车驷马，列鼎鸣钟，良田美宅，歌儿舞女，非兴也，兴而恒与废相倚。短布单衣，筚门蓬户，糟糠不厌，形容枯槁，非废也，废而恒与兴相伏。但居室有轨范，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势，将来堂构定自可期。【又曰】闲家之道，必以正身为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见士大夫势处可为，不自检括，惟日事声色货利，以鸣得志。于是门客借筹，舍人登垄，渔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乡曲，珍玩充盈，倡乐呼拥，夜饮朝眠，纵恣万方，致使风节无余，子孙不肖，故家乔木一旦扫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遗，正自无涯。而相国曰，令后世贤，师吾俭。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之霍光，而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之能立者鲜矣。
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秦王畏之。成帝宠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而汉业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乱。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闲情有寄，着于简编，禁纲所弛，不以为罪。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村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虽吞舟有漏，未必尽挂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
奴仆
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乃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原注】潘岳西征赋曰，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来矣。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已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又曰，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原注】师古曰，监奴，奴之监知家务者也。及显【原注】光妻。寡居，与子都乱。夫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烝弒之臣。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杨氏曰】显，故婢也。光夫人东闾氏殁，立为妻。
译《史记》记载宣曲任氏说，富人们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克制自己，崇尚节俭，致力于耕种和畜牧。在耕种畜牧方面，别人都争着买便宜的，任氏却独自选择价格高但品质好的。因此他家富过几代。然而任公家规严格，如果不是耕种畜牧所得，就不穿不食。公事没有做完，自己就不能喝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虽然富有，但君主也重视他。《汉书》记载张安世说，安世尊为公侯，封邑万户，但他自己穿着粗布衣服，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家中仆役七百人，都有手艺做事。内部治理产业，积累细微之处，因此能增殖财富，比大将军霍光还富有。《后汉书》记载樊宏的父亲樊重说，世代擅长农耕，喜爱经营产业，性格温和宽厚，有法度。三代人共同拥有财产，子孙早晚行礼恭敬，常像对待公家一样。他经营产业，东西没有废弃的，督促役使仆役，各得其所，因此能上下同心协力，财利每年翻倍。现在的士大夫懂得这些的很少，所以富贵传不过三四代就衰落了。【李文贞说】世上没有百年全盛的家庭，人没有几十年平安顺遂的运势，兴衰到了极点，关键在于人。我所见过的家乡旧家，朝廷显赫的很多，荣华富贵转瞬即逝，天幸可以侥幸求得吗？祖上的恩泽可以依赖吗？好比花木，不经历严寒霜冻，根就无法保护。好比炉火，不当风扬起，火才能留存。收敛简约，和顺谦卑，是用来保护根本和留存火焰的。
两家奴仆争道，霍家的奴仆进入御史府，想踩踏大夫的门，这是霍家灭亡的原因。奴仆跟随宾客，把酒肉当作平常，这是董贤败落的原因。那么今天的官员评价，难道要先考察他们的仆役约束吗？【柴氏说】观察有家的兴衰，应当论其德行，如醇厚谨慎勤俭的人必然兴盛，浇薄荒淫的人必然败落。所以高车驷马，列鼎鸣钟，良田豪宅，歌儿舞女，不是兴盛，兴盛时常与败落相依。短布单衣，柴门蓬户，糟糠不饱，形容枯槁，不是败落，败落时常与兴盛相伏。只要居家有轨范，教子能成立，不必有炎炎之势，将来堂构定自可期。【又说】治家的道理，必以正身为先，身正而家随之教化。每见士大夫处于可为之势，不自检点，只每日从事声色货利，以鸣得志。于是门客出谋划策，舍人登垄，渔利及于市场，舞文弄墨行于乡曲，珍玩充盈，倡乐呼拥，夜饮酒朝睡眠，纵恣万方，致使风节无余，子孙不成器，故家乔木一旦扫地，可不哀哉！于是知道清白官吏所遗留的，正自无涯。而相国说，让后世贤人，以我的节俭为师。这话很有意味啊。
以正色立朝的孔父，却因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的霍光，却因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能立的很少啊。
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国铁剑锋利而倡优拙劣，秦王畏惧。成帝宠幸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类，而汉业因此衰败。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于是混乱。今天的士大夫才任一官，就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家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章典籍说】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是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闲情有寄托，著于简编，禁纲所弛，不以为罪。我们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来，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从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那么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了。那些流娼村妓，渔色售奸，都触犯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虽然吞舟之鱼有漏网，未必尽挂爰书。但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
奴仆
《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家，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而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说，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原注：潘岳《西征赋》说，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也说，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的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的，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唉，这是六逆之所由来啊。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以下，只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原注：都是老奴。）又说，当初，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他计事。（原注：师古说，监奴，是奴中监管家务的。）等到霍显（原注：霍光妻。）寡居，与冯子都乱。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的人，却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现在士大夫的仆役，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的。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所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杨氏说）霍显，故婢也。霍光夫人东闾氏殁，立为妻。）
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原注】古诗，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而晋灼引汉语以为冯殷，则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措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唇，至斯而甚。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主嚆矢乎？
译严嵩（分宜）的家仆永年，号称鹤坡。张居正（江陵）的家仆游守礼，号称楚滨。【原注】古诗中曾说，从前有霍家的奴仆，姓冯名子都。而晋灼引用《汉书》认为冯殷即冯子都，那么子都也是表字。他们不仅专权受贿，而且朝廷中许多人赠送他们诗文，俨然与士大夫互为宾主。名号的轻贱，文章的卑劣，到了这里就达到了极点。后来阿谀奉承宦官并为其建祠，不正是这些人开启了先河吗？
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史言吕不韦家童万人，嫪毐家童数千人。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郑司农周礼司厉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风俗通言，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吴中亦讳其名，谓之家人。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讼简风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无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妇也。事长官者，属吏也。惟盗贼之子女，乃为罪隶而役于官。九职臣妾聚敛疏财，质人掌民人之质剂。盖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后世宫赐奴婢，亦以罪役耳。战国秦汉以接，平民始得相买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笃老，子妇多事，然后佣仆赁妪，以助奉养。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妇不主中馈、事舅姑，而饮食必凿，燕游惟便，缝纴补缀皆取办于工，仍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妇安焉，子顺焉，盖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过矣。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然遭乱离焚剽，则常泰然无虞，盖其色不足贪也，家无积货可羡也。虽盗贼奸凶，不能不留农夫野妇耕织，以供战士。而劫辱系虏斩刈无遗者，则皆通都大邑搢绅家室主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盖有确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风，不特金陵为然，盖力作之教微，憜游之风炽，其积习相沿，已几于不可改也。
闻人
颜氏家训，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余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后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留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后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后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锺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昉于此。
田宅
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乃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书又言马燧赀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原注】白乐天诗，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元微之诗，萧相深诚奉至尊，旧居求作奉诚园。秋来古巷无人扫，树满空墙闭戟门。通鉴作奉成园，又以为马璘之第，并误。按马璘传，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己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之乱，法度堕驰，内臣戎帅竟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德宗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用寻尽。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二月朔，赐群臣会宴于延康里故马璘池亭，自后每逢令节皆然。则二马身后略同。然谓之故马璘池亭，而不曰奉诚园也。雍录，奉诚园在安邑坊，本马燧宅，燧子畅献之。王锷家财富
译人口中奴仆众多，吴地最为严重。【原注】史书记载吕不韦家中奴仆万人，嫪毐家中奴仆数千人。如今吴地做官的人家，有的多达一二千人。他们专横跋扈、残暴蛮横，也唯有吴地最为严重。若有王者兴起，应当将他们全部免除奴籍成为良民，并迁徙他们去充实远方空虚的土地。士大夫人家所使用的仆役，都应命令他们出资雇佣，如同江北地区的惯例。【原注】郑司农在《周礼·司厉》注中说，现在的奴婢，是古代的罪人。《风俗通》说，古代制度本来没有奴婢，奴婢都是犯事的人。如今吴地也忌讳“奴婢”这个名称，称之为“家人”。那么豪强横暴之风一旦清除，四方乡间的百姓就能安心睡觉。身为士大夫的人，也不再受制于人，可以勉励自己行善。诉讼减少、风俗淳朴，必定从这里开始。【方侍郎说】古代没有奴婢。侍奉父兄的，是子弟；侍奉公婆的，是儿媳；侍奉长官的，是属吏。只有盗贼的子女，才作为罪隶在官府服役。《周礼》九职中臣妾负责聚敛疏财，质人掌管百姓间的契约。大概士大夫人家才开始有奴婢，如同后世宫廷赏赐的奴婢，也是以罪役身份。战国秦汉时期相接，平民才开始互相买卖为奴。然而清贫的儒生，必定是父母年老、儿媳事务繁多，然后才雇佣仆役和保姆，来辅助奉养。金陵的风俗，中等以上人家，妇女不主持家务、侍奉公婆，而饮食必定精致，宴饮游乐只求方便，缝纫补缀都交给工匠办理，仍然坐着役使几名仆妇和婢女，少的也有一二人，妇女安适，儿子顺从，大概是用对待母亲的礼节来侍奉妻子，这就过分了。我常看见农家妇女耕种砍柴，辅助男子劳作，有时下雨，脱下鞋子投入工作，形体如同鸟兽。然而遭遇战乱焚烧掠夺，却常常安然无恙，大概是因为她们姿色不足以贪恋，家中没有积蓄货物可供羡慕。即使是盗贼奸凶，也不能不留下农夫野妇耕织，以供战士使用。而被劫持侮辱、捆绑俘虏、斩杀收割无一幸免的，都是大城市中士大夫人家的妻室子女。人事的感召，天道的增减，大概有确实不可改变的规律。【汝成案】如今这种风气，不只是金陵如此，大概是劳作教育的教化微弱，游手好闲的风气炽盛，积习相沿，已经几乎不可改变了。
闻人
《颜氏家训》说，从前周公洗一次头要握发三次，吃一顿饭要吐哺三次，用来接待出身寒微的士人，一天所见的有七十多人。门口不停留宾客，是古人所看重的。缺乏教化的家庭，守门人和阉奴无礼，有的因为主人睡觉吃饭或发怒，拒绝客人不得进入，江南人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称善于对待士人，遇到这类人，当着宾客的面杖打他们。他的门生童仆接待他人，进退周旋、俯仰应对，言辞神色，无不严肃恭敬，与主人没有区别。《史记》记载，郑当时告诫门下客人到来无论贵贱，不让客人在门口久留。《后汉书》记载，皇甫嵩降低身份结交士人，门口没有滞留的客人。而《大戴礼记》中，武王门上的铭文说，恭敬对待宾客，贵贱没有差别。那么古人已经说过了。看那后汉赵壹对待皇甫规，高彪对待马融，一次拜见都不见面，终身不见。身为士大夫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和梁寿一起乘坐辇车在府第内游观，敲钟吹管，有时接连日夜。客人到了门口，不得通报，都请求谢罪给守门人，守门人累积千金。如今所谓的“门包”，大概起源于此。
田宅
《旧唐书》记载，张嘉贞在定州时，亲近的人有劝他置办田产的，张嘉贞说，我荣幸地历任高官，曾担任国相，在没死之前，哪里会担心饥饿。如果受到谴责，即使富有田庄有什么用？近来看见朝廷官员广泛占有良田，等到死后，都成为无赖子弟酒色享乐的资本，非常没有意义。听的人赞叹佩服。这可以说得到了二疏（疏广、疏受）遗留的意旨。至于世事变化日新月异，人情更加险恶，有因为富有厚实的名声反而使后人没有立锥之地的，也不可不予以考虑。书中又说马燧的资财货物天下第一。死后，儿子马畅继承旧业，屡次被豪强宠幸之人索取。贞元末年，中尉曹志廉暗示马畅，让他献出田园宅第，顺宗又赐给马畅。宦官逼迫索取，仍然指使施舍给佛寺，马畅不敢吝啬。晚年财产全部耗尽，死后，几个儿子没有房屋可住，以至于受冻挨饿。如今奉诚园的亭台馆舍，就是马畅的旧宅。【原注】白居易诗云，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元稹诗云，萧相深诚奉至尊，旧居求作奉誠园。秋来古巷无人扫，树满空墻闭戟门。《资治通鉴》写作奉成园，又认为是马璘的宅第，都是错误的。查考马璘传，天宝年间，贵戚勋贵之家已经追求奢靡，但墙屋还存有制度，然而卫国公李靖的家庙已经被宠臣杨氏当作马厩了。等到安史之乱，法度败坏松弛，宦官武将竞相追求奢豪，亭台馆舍尽力穷极才停止。马璘的宅第建造中堂，花费二十万贯钱。德宗即位，列举格令，宅第不得逾越制度，仍然下诏毁坏马璘的中堂以及内官刘忠翼的宅第。马璘的家园进献给官府，此后公卿赐宴多在马璘的山池。子弟品行不端，家用很快耗尽。《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十八年二月初一，赐群臣在延康里故马璘池亭会宴，此后每逢令节都如此。那么两马死后情况大致相同。然而称为故马璘池亭，而不叫奉诚园。《雍录》记载，奉诚园在安邑坊，本是马燧的宅第，马燧的儿子马畅献出。王锷家财富
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后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岛军作乱杀稷，纳其室女，以伎媵处之。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译在公家收藏中，等到于公去世，有两个奴仆控告他的儿子于稷篡改父亲留下的遗表，隐匿所献出的家财。宪宗打算派遣宦官前往东都查抄清点，因为裴度进谏而作罢。于稷后来担任德州刺史，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仆从姬妾出行。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物而图谋他，教唆本州军队作乱杀死于稷，纳了他的女儿为妾，把那些歌伎侍妾安置下来。我看到当今的大户人家，因酒色挥霍而败家的占三分之一，因内部争斗倾轧而破家的占三分之一，因意外的侮辱掠夺而失家的又占三分之一，于是三桓的后代就衰微了。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质斯异，自非魁瑰，多囿土俗。秦晋僿鲁，吴越剽诡，凡有撰述，视彼情性，南北异学，自古然矣。然止偷情机警见黜上圣，尚属齐民，其于学殖不为增损。自义理明而训诂废，考证精而气节衰，染翰操觚，词皆掊击。汗牛充栋，书或破碎。虽云浩博，奚补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刚愎是用，许郑程朱不足当其一吷，渊云甫白奚能敌彼微言。说既佹僪，义复抓摫，或以土羹木胾托为淳古，或以楮叶棘猴目为精确。欲合汉宋，先失师承。欲正风雅，已蹈伪体。即援引奥赜，佐其雄辨，穿穴渊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经术，日益舛驰，放效夸诩，且先有识。遂乃掎摭利病，诋娸才硕，虚憍之气中于心术，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马文渊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犹思建功边陲。而浪泊西里，见飞鸢跕跕堕水中，终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辙，【原注】王荆公诗，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阮嗣宗咏怀诗所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者也。若夫知几之神，处亢之正，圣人当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后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学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原注】蒙斋笔谈，富郑公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亦时为烧炼丹竃事。守亳时，迎颍州僧正容馆于书室，亲接弟子礼。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侧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后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僊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土。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门徒之称。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后，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宫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
译三反
当今人情有三种悖逆常理的现象，叫做越是谦卑越是虚伪，越是亲近越是疏泛，越是奢侈越是吝啬。
召杀
巧诈招致杀身之祸，嫉妒招致杀身之祸，吝啬招致杀身之祸。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的士人，轻浮薄俗、奢侈淫逸，这是梁、陈两朝诸帝遗留的风气。河北的人，好斗狠戾、抢劫杀人，这是安史之乱诸凶徒残留的教化。
南北学者之病
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就很难啊。今天的北方学者就是这样。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卖弄小聪明，这就很难啊。今天的南方学者就是这样。【汝成案】疆域既然不同，资质也就各异，如果不是魁伟瑰奇的人才，大多受限于地方习俗。秦晋一带粗野鲁钝，吴越一带轻捷诡谲，凡是著书立说，都要看当地人的性情，南北学风不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然而只是偷安情性、机警狡黠被上圣所贬斥，尚且属于普通百姓，对于学术的积累并没有增减。自从义理之学昌明而训诂之学荒废，考证之学精微而气节衰微，提笔写作，言辞都是抨击。书籍多到汗牛充栋，内容却支离破碎。虽然号称浩博，对取舍有何补益？至于智慧自矜，刚愎自用，许慎、郑玄、程颐、朱熹都不足以抵挡他们一声冷笑，扬雄、班固、杜甫、白居易又怎能敌过他们的微言大义。学说既然怪异，义理又杂乱，有的把土羹木块当作淳古，有的把纸叶棘猴视为精确。想要融合汉学与宋学，先失去了师承；想要匡正风雅，已陷入伪体。即使援引深奥隐晦的道理，辅助其雄辩，钻研幽深精微之处，伸张其新意，又有什么益处呢？文章经术，日益背离正道，放纵效仿、夸耀自诩，且先于有识之士。于是挑刺指责利弊，诋毁才学硕大之人，虚骄之气侵入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范文正公
史书记载，范文正公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快乐。而文正公自己为郊外友人王君写的墓表说，如今这地方，宾客坐满厅堂，钟鼓陈列庭院，白发苍苍担忧边事，对着酒席很少快乐，哪里比得上圭峰月下，倚靠高松，听长笛声，欣然忘记天下事的时候呢？马文渊年轻时有大志向，到了晚年，还想着在边疆建功立业。而在浪泊西里，看见飞鸢跕跕落入水中，最终想到了少游的话。古今同此一辙，【原注】王荆公有诗，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过壶头。阮嗣宗咏怀诗所说，宁愿与燕雀飞翔，不随黄鹄高飞。黄鹄游历四海，中途将归于何处呢？至于洞察几微的神明，处于亢极的正道，圣人面对时，也必定有道可循。
辛幼安
辛幼安的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归。这不是用姜伯约的事。《吴志》记载，太史慈，东莱黄人。后来在孙策手下立功，曹操听说他的名字，给太史慈写信，用箱子封着。打开查看，没有说什么，只贮存了当归。幼安长期在南朝做官，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也是廉颇希望被赵国重用的意思。看他和陈同甫酒后的言论，不能知晓他的心事吗。
士大夫晚年之学
南方士大夫，晚年大多喜欢学习佛学。北方士大夫，晚年大多喜欢学习仙道。一生做官，到老得闲，正应该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来弥补从前的缺失，而知识不能达到，流于异端，他们与求田问舍那类人行为虽然不同，但孜孜以求私利的心却是一样的。《宋史·吕大临传》记载，富弼在家退休，研习佛学。【原注】《蒙斋笔谈》，富郑公年轻时喜好道教，自称有吐纳长生之术，相信得很笃定，有时也做烧炼丹炉的事。守亳州时，迎接颍州僧正容住在书室，亲自接待弟子之礼。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代三公没有具体职务，只有有德的人担任，对内则在朝廷论道，对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古代的大人担任这个职位，必定要用这道来觉悟百姓，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难道会因为职位的进退、年岁的盛衰而改变吗？现在大道未明，人们趋向异学，不入庄子，就入释家，怀疑圣人未尽善，轻视礼义不值得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是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兴败坏的风俗。至于移精变气，务求长年，这是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的喜好，难道是世间对公的期望吗？富弼谢罪。以达尊大老而接受后生的规劝，实在不容易得到。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渑阳县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令说，看他们的文理，是崇尚道法。至于时用的事情，不切合实际。可以各自从其所好。一并罢官，度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令说，听说百官家中大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来妻子之间，无所避忌。【原注】现在江南还有门徒之称。有的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相涉足左道，严重败坏大猷。从今以后，百官不得随意容纳僧尼道士等到家。因为吉凶需要设斋，都在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允许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查缉。
唐制，百官斋日虽然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過。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
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译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次见到僧人法宝，必定坐在他的下位，有失大臣的体统，分别杖责二十下；僧人法宝妄自尊大，杖责二百下。
贫者事人
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而扫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竃。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干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原注】辽史，圣宗统和元年十一月，诏民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坐罪。若刘安世劾章惇，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末葬，不得别财异居。【原注】李元纲厚德录。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为美谈。如杨椿、张公艺、江州陈氏、浦江郑氏之属，并见旌异。而袁君载独云，每见义居之家，交争相疾，甚于路人，则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也。余谓一家内外大小，果能同心协力，自当以共居为善，倘其间未免参差，恐难强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为愈耳。至于父子别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门户，挟诈相倾，则恶之大者。史记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以为国俗之敝。而陆贾家于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后人或谓之为达。至唐姚崇遗令，以达宫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仿陆生之意，预为分定，将以绝其后争。呜呼，此衰世之意也。
汉桓帝之世，更相滥举，时人为之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原注】见抱朴子。当世之俗，犹以分居为耻。若吴之陈表，世为将督。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母若不能，直当出别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陈氏礼书言，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
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
五杂俎言，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余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溪，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
译贫者事人
贫穷的人不凭借财物来侍奉他人，然而也并非没有自我表现的方式。江边的贫家女子，常常抢先打扫房屋、铺设席子。陈平在乡里助办丧事时，以先到后走的方式提供帮助。古人的风范，是我们这一辈人应当努力效仿的。
分居
南朝宋孝建年间，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上奏说：“如今士大夫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异居的，十家中就有七家；平民百姓父子分产单过的，八家中就有五家。情况严重的，甚至面临危难死亡时互不相知，遭受饥寒时互不相顾，猜忌嫉妒、谗言陷害在其中滋生，不可胜数。应当明确禁令，以改变这种风气。”当时江东的风气就已经如此了。《魏书·裴植传》记载，裴植虽然从州府领取俸禄供养母亲并资助各位弟弟，但各自拥有独立的财产，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分开做饭，一家之中有好几个灶台。这大概也是沾染了江南的风俗吧。隋朝卢思道出使陈国，作诗嘲笑南方人说：“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说，蜀地人聪明敏捷但轻浮急躁，尤其擅长意钱的游戏，小人轻视情义礼法，父子大多分家异居。《册府元龟》记载，唐肃宗干元元年四月，下诏：百姓中有不孝顺父母、分户分产、玷污风俗、败坏名教的，先杖打六十，发配到碛西服役。有官职品级的，禁锢其人身，上报朝廷。《宋史》记载，宋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日，下诏荆蜀地区的百姓，祖父母、父母在世的，子孙不得分产异居。开宝二年八月丁亥日，下诏川峡各州，查访百姓中有父母在世而分户分产的，判处死刑。宋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日，禁止川峡百姓在父母在世时让儿子出去做赘婿。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日，下诏诱使子弟分割家产的，由当地官府擒拿逮捕，流放发配。他们教化百姓、敦厚风俗的用心，可以说是深厚且诚挚了。【原注】《辽史》记载，辽圣宗统和元年十一月，下诏百姓中有父母在世而分户异居的，治罪。如果像刘安世弹劾章惇，父亲在世，却分户分产，断绝灭绝了道义礼法，那么史书传记记载下来，作为正统的议论。马亮担任御史中丞，上言说父祖未安葬，不得分产异居。【原注】见李元纲《厚德录》。如今江南仍多有此俗，人家儿子娶了媳妇，就要求分家。而有些老成持重的人，认为两个女人同住，容易产生嫌隙竞争，和睦相处的方法不如分开做饭，这难道是君子的言论吗？【柴氏曰】累世同堂居住，自古以来就是美谈。如杨椿、张公艺、江州的陈氏、浦江的郑氏等，都被表彰为异例。而袁君载却独自说，每次看到义居之家，互相争夺嫉妒，比路人还严重，那么极美反而成了不美。所以兄弟应当分家，适宜尽早确定，倘若能相亲相爱，即使异居异产，也不妨碍成为孝义之人。我认为一家之内无论老少，如果真能同心协力，自然应当以共同居住为善，倘若其中难免有参差不齐之处，恐怕难以强行聚合，如果不和睦，不如分灶吃饭更好。至于父子分户，如蔡京、蔡攸各自立门户，挟持欺诈互相倾轧，那是极大的恶行。《史记》说商鞅治理秦国，命令百姓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又说秦国人家富裕的，儿子成年就分家；贫穷的，儿子成年就出去做赘婿，认为这是国家风俗的弊病。而陆贾在好畤安家，有五个儿子。拿出出使越国所得的财物，卖了千金，分给儿子们，每人二百金，让他们各自经营生产。陆生常坐着安车驷马，带着十名歌舞琴瑟的侍者，佩带价值百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与你们约定，经过你们家时，你们供给我的人马酒食，尽情享用十天再换一家。谁死了，谁就得到宝剑、车骑、侍从。”后人有人称他为通达。到了唐代姚崇留下遗令，因为担心死后子孙失去荫庇，多至贫寒。在方寸之间，兄弟像参商二星一样争斗。想要模仿陆生的意思，预先分定财产，以此来杜绝后来的争夺。唉，这是衰世的想法啊。
汉桓帝时期，互相滥举人才，当时人对此有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原注】见《抱朴子》。当时的风俗，仍以分居为耻。如吴国的陈表，世代担任将督。兄长陈修去世后，陈表的母亲不肯侍奉陈修的母亲，陈表对母亲说：“兄长不幸早逝，我统领家事，应当奉养嫡母。母亲如果能为了我委屈情志顺承嫡母，这是我的最大愿望。母亲如果不能，就应当直接出去另住。”于是两位母亲感悟，变得和睦。由此可以看出东汉的流风遗俗了。
陈氏《礼书》说，周朝兴盛时，宗族之法得以施行，所以能以此维系百姓而百姓不散。等到秦国采用商君的法令，富人有儿子就分居，穷人有儿子就出赘，由此这种风气波及上层，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知道有敬重宗族之道。逐渐浸染后世，习以为常。而当时君主用来统御百姓的，只有服丧纪律罢了。偶尔有纠合宗族，传了一两代而不散的，人们就认为奇异，称为“义门”，难道不是因为名声产生于不足吗？
应劭《风俗通》说，凡是兄弟同居，是上等；互通有无，是次等；谦让，是下等。难道这不是中庸的品行，而现代人却认为难以做到吗？
《五杂俎》说，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原因，他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进献。他的心意美好，但并未尽善。居家治理众人，应当让纲纪法度截然分明有章法，才能长久实行。如果姑嫂争吵，奴仆放纵，而作为家长者仅仅含默隐忍而已，这连一天都住不下去，何况九世呢？说得好啊，浦江郑氏对宋太祖说的话：“臣家同居没有别的，只是不听妇人的话。”
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汝成案】颜氏家训，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譬犹居空，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争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所以然者，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处重责而怀薄义也。又曰，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尔。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此即郑氏不听妇言意也。然阴忮性成，侜张百出，女诫虽陈，淄蠹逾甚，即妇言不听何益哉！昔姚刑部以为出妻之事，后重于古，私昵之情益多，治家之严正益衰，女德有所怙而益放，是论亦齐家道也。惟俗狃脱辐，事托蒸梨，或虐威姑，或移宠惑，贫富生嫌，赘余益憾，不特出无所归为可矜耳。再适为难，曲容是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质中人，变化斯易。嘻嘻嗃嗃，贤者当反身矣。
译罢了。这是关于伦理纲常的论述，即使经过百代也不会改变。【汝成按语】《颜氏家训》中说，兄弟之间的关系，与外人不同，期望越深就越容易结怨，关系越亲近就越容易化解矛盾。这就好比居住的房屋，有一个洞穴就把它堵塞，有一条缝隙就把它涂抹，这样就没有倒塌损毁的担忧。如果对雀鼠的侵害不加顾虑，对风雨的侵蚀不加防范，等到墙壁塌陷、柱子腐朽，就无可救药了。仆妾就像雀鼠，妻子就像风雨，这种比喻真是深刻啊！又说，妯娌之间，是容易发生争执的地方，即使是骨肉至亲居住其中，也不如各自分散到四海，在霜露降临时相互思念，在日月轮转中彼此遥望。何况让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处在容易争执的环境中，能够没有隔阂嫌隙的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们在处理家务公事时夹杂私情，在承担重大责任时却怀着浅薄的道义。又说，妇女主持家中饮食，只负责酒食衣物的礼仪罢了。国家政事不可让她们参与，家庭事务不可让她们干预。如果她们有聪明才智，通晓古今，正应当辅佐丈夫，弥补他的不足，一定不会出现母鸡司晨招致灾祸的情况。这就是郑氏所说的不听妇言的意思。然而如果阴险狠毒的本性已经养成，奸诈诡计层出不穷，即使《女诫》已经颁布，像蛀虫一样侵蚀家庭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那么即使不听妇言又有什么益处呢！从前姚刑部认为，休妻的事情，后世比古代更严重，私下宠爱的感情越来越多，治家的严正风气越来越衰微，妇女的德行有所依仗而更加放纵，这也是论述齐家的道理。只是世俗习惯于脱去车轮的辐条（比喻败坏规矩），做事寄托于蒸梨（比喻虚妄不实），有的虐待婆婆，有的转移宠爱迷惑人心，贫富产生嫌隙，多余的人更加怨恨，不仅仅是因为被休弃后无处可归值得怜悯罢了。改嫁困难，所以崇尚委曲求全。王伯厚说得好：言语行为可以欺骗外人，但不能欺骗家人。所以《家人》卦的象辞说，君子说话要有内容，行动要有恒心。资质中等的人，改变起来比较容易。对待家人时而严厉时而温和，贤者应当反省自身了。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原注】谓应赋之丁，遇父母亡，则免差科，谓之孝假。按此后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礼，则不征其赋者也。可谓得化民之术者矣。
父子异部
三国志言，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今之江浙之间多有此风，一入门户，父子兄弟各树党援，两不相下。万历以后，三数见之。此其无行谊之尤，所谓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者矣。
生日
生日之礼，古人所无。【原注】余昔年流寓蓟门，生日有致馈者。答书云，小弁之逐子，始说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原注】魏晋间，人以父亡为孤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赵彦深见母，自陈幼小孤露。亦谓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诗，平生早偏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尝设斋讲。自阮修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薨后，此事亦绝。是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杨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于唐明皇帝之开元十七年。【钱氏曰】古有上寿之礼，无庆生日之礼。汉书，卢绾与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贺两家。是贺生子，非贺生日也。唐中宗景龙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诞辰，内殿宴群臣，联句。册府元龟载，唐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诞之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终宴，尚书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此帝王生日上寿之始。宋史礼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二十斛，令诸司供帐，京府具衙前乐，许宴其亲友，且遂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俄又赐枢密使副参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壶，米面各二十斛。其后以废务非便，奏罢会，而赐如故。此大臣生日宴会之始。考容斋三笔载，冯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流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恳辞不受。则宰相生日有赐，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挥麈录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以宠藩镇。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赐之，自是执政为例。礼志载，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赐宰臣秦桧辞免生日赐宴诏，是南渡复有生日赐宴之例也。东坡内制集具载赐生日诏，自宰相、执政而外，又有赐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隐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祖华原郡王宗愈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祖汉东郡王宗瑗生日礼物口宣、赐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扬王颢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大宁郡王佖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祚国公偲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咸宁郡王俣生日礼物口宣、赐建安郡王宗绰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荆王頵生日礼物口宣、赐嗣濮王宗晖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遂宁郡王佶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普宁郡王似生日礼物口宣、赐济阳郡王曹佾生日礼物口宣。是宋时亲王等生日均有赐礼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陈思王植
陈思王植初封临菑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苏则传。司马顺，【原注】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子，初封习阳亭侯。【原注】魏志杜恕传注引晋书作龙阳。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
译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下诏说：“听说百姓中有人家丁多、户口高，为了逃避赋役，父母尚在，却分家另立户籍、分开居住，应命令州县核查。家中丁口在十人以上的，免除两丁的征行赋役；五丁以上的，免除一丁。随即要求他们同籍共居，以敦厚风化教化。那些承担赋税的丁口，若遇父母去世，则免除差役科税，称为‘孝假’。”【原注】所谓“孝假”，是指应服赋役的丁口，遇到父母去世，就免除差役科税，叫做孝假。这是后周太祖制定的制度，如果遭遇丧礼，就不征取其赋税。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教化百姓的方法啊。
父子分属不同派系
《三国志》记载，冀州的风俗，父子分属不同派系，互相诋毁赞誉。如今江浙一带多有这种风气，一旦进入家族门户，父子兄弟各自树立党羽援手，两方互不相让。万历年以后，这种情况多次出现。这是品行道义上特别恶劣的表现，所谓“只有哀悼”，如今不让我执政的人获罪，上天只让我的民常大乱罢了。
生日
过生日的礼仪，古人是没有的。【原注】我往年流寓蓟门时，过生日有人送来馈赠。我回信说：“《小弁》中被放逐的儿子，才开始诉说自己的生辰；《哀郢》中被放逐的臣子，才提及初度（生日）。《颜氏家训》说：江南风俗，孩子满周岁时，为他制作新衣，洗浴装饰，男孩面前放置弓矢纸笔，女孩面前放置刀尺针线，再加上饮食物品以及珍宝服饰玩物，放在孩子面前，观察他首先选取什么，以此检验他的贪廉智愚，称之为‘试儿’。亲戚表亲聚集，因此形成宴会。从此以后，如果双亲健在，每到这一天，常有饮食之事。没有教养的人，即使已经孤苦无依，【原注】魏晋时期，人们把父亲去世称为孤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少加孤露’；赵彦深见母亲，自陈幼小孤露。也称为偏露，唐代孟浩然《送莫氏甥》诗中说‘平生早偏露’。他们在这一天都大摆宴席，酣畅地享受音乐，不知道有所感伤。梁孝王年轻的时候，每到八月六日生日，曾经设斋讲经。自从阮修容【原注】梁元帝的生母。去世后，这件事也就停止了。由此可见，这种礼仪兴起于齐梁之间。等到唐宋以后，从天子到平民，无不崇尚修饰。这一天开筵召客，赋诗祝寿，而古人反本乐生的心意，却离得越来越远了。【杨氏说】以生日宴请百官，始于唐明皇开元十七年。【钱氏说】古代有上寿之礼，没有庆贺生日的礼仪。《汉书》记载，卢绾与高帝同一天出生，乡里用羊酒祝贺两家。这是祝贺生子，不是祝贺生日。唐中宗景龙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诞辰，在内殿宴请群臣，联句作诗。《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日，在皇帝诞辰之日，大摆酒席音乐，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宴会结束，尚书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将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写入法令，颁布天下，都令宴乐，休假三天。群臣在这一天进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这是帝王生日上寿的开始。《宋史·礼志》记载，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因为宰相王旦生日，下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 twenty 斛，命令各官府提供帷帐，京城官府准备衙前乐，允许宴请他的亲友，并且会聚近臣以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不久又赐枢密使副参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壶、米面各二十斛。后来因为废弃政务不便，奏请罢免聚会，但赏赐依旧。这是大臣生日宴会的开始。考察《容斋三笔》记载，冯道在后晋天福年间担任宰相，下诏赐给他生辰器币。冯道因为幼年流离失所，早丧父母，不记得生日，恳切推辞不接受。那么宰相生日有赏赐，并不始于宋代。王明清《挥麈录》说，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代，用来宠幸藩镇。五代时派遣使者，后周世宗眷顾魏宣懿，开始赐给他，从此执政者成为惯例。《礼志》记载，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赐予宰臣秦桧辞免生日赐宴的诏书，这是南渡后又有生日赐宴的惯例。苏轼《内制集》详细记载了赐生日的诏书，除了宰相、执政之外，还有赐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隐生日礼物的口宣、赐皇叔祖华原郡王宗愈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叔祖汉东郡王宗瑷生日礼物的口宣、赐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叔扬王颢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弟大宁郡王佖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弟祚国公偲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弟咸宁郡王俣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建安郡王宗绰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叔荆王頵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嗣濮王宗晖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弟遂宁郡王佶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皇弟普宁郡王似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赐济阳郡王曹佾 birthday 礼物的口宣。这是宋代亲王等人生日都有赐礼物惯例，不仅仅是宰相。
陈思王曹植
陈思王曹植初封临菑侯，听说魏氏取代汉朝，散发衣服悲哭，文帝因此怨恨他。【原注】见《魏志·苏则传》。司马顺，【原注】字子忠，是宣王第五弟司马通的儿子，初封习阳亭侯。【原注】《魏志·杜恕传》注引《晋书》作龙阳亭侯。等到武帝受禅，感叹说：“事情违背了唐尧虞舜之道，却假借禅让的名义。”于是
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瓒，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瓒闻召，不从，曰，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广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进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祼将之土、劝进之臣远矣。
译（他）悲伤哭泣。因此被废黜，流放到武威姑臧县。虽然遭受罪罚流放，但坚守志向不变，最终去世。滕王李瓒，是隋高祖的母舅。周宣帝驾崩，高祖进入宫禁，将要总揽朝政。李瓒听说被召见，不肯服从，说：“做隋国公，恐怕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还要做灭族的事呢？”广王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朱全忠称帝，与宗室亲戚在宫中饮酒赌博。酒喝得正酣，朱全昱忽然用掷骰子的器具，击打盆中进献的散酒，斜视皇帝说：“朱三，你本是砀山的一个平民，跟随黄巢做盗贼。天子任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到了极点，为什么一旦要灭亡唐朝三百年的社稷，自称帝王？即将招致灭族之祸，还赌博做什么！”皇帝不高兴，于是停止了酒局。上天与人世发生变革，而内心不愿顺从的，竟然是新兴朝代的至亲，他们比那些举行裸祭、劝进称帝的臣子贤明多了。
降臣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汉魏，而马日磾、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手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谷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单复齐，弘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原注】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是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汉之际，有郑君，【原注】见史记郑当时传。失其名。尝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诸籍臣名籍，【原注】谓不称项王而斥其名。郑君独不奉诏。于是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金哀宗之亡，参政张天纲见执于宋，有司令供状书金主为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呜呼，岂不贤于少事伪朝者乎？
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
本朝
古人谓所事之国为本朝。魏文钦降吴，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吴亡之后，而蔡洪与刺史周浚书言，吴朝举贤良是也。颜氏家训，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原注】之推父协，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承圣未，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效卜地烧砖。值本朝沦没，流离至此。之推仕历齐、周及隋，而犹称梁为本朝，盖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矣。【杨氏曰】汉时掾史亦谓郡治为本朝。
旧唐书，刘昫撰。昫为石晋宰相，而其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杨氏曰】昫于废帝时监修国史，所谓国史者，唐书也。
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
书前代官
陶渊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颜延之身为宋臣，乃其作诔，直云有晋征士。真定府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立，其末云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书甲戌岁，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偓。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犹书唐官，而不用梁年号。
宋史刘豫传，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甲子不书僭年，豫亦无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为后
商之世，兄终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庙制何如。商书言七世之庙，贺循谓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设兄弟六人为君，至其后世当祀，不及祖祢。【庄侍郎曰】亲亲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丰于祢。知自仁率亲，而不知自义率祖，以亲亲害尊尊也。王为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义，则民将安仿哉？礼俗不刑，义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
译降臣
《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得入场。《说苑》记载，楚国攻打陈国，陈国西门被烧毁，让投降的百姓去修缮。孔子经过那里，不行轼礼（不俯身扶轼表示敬意）。《战国策》中，安陵君说，先君亲手接受太府的法典，法典上篇说，国家即使大赦，投降城池的人以及逃亡者的子弟也不在赦免之列。【原注】注解说，指以城池投降的人以及逃亡者的子弟。下到汉魏时期，像马日磾、于禁这类人，以至于呕血而死，不敢厚颜活在人世，当时的风尚由此可知。后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写文章的人多庇护李陵，有智谋的人有时称赞谯周。这种说法一旦流行，那么国家就没有坚守节操的大臣，人就没有树立节义，反而变节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却不觉得羞愧。奇怪什么五代时期的冯道（长乐老），把平生经历当作荣耀，灭绝廉耻而不顾呢！《春秋》僖公十七年，齐军在遂地被歼灭。《谷梁传》说，没有遂地为什么说遂？那是还存有遂地。所以王蠋死了而田单收复了齐国，弘演逃亡而齐桓公救援了卫国，这足以树立人臣的榜样，而让投降城池的人和逃亡者的子弟不被人类所齿列。【原注】现在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叫做惰民，世代从事贱业，不敢与平民并列。志书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宋将焦光瓒的部曲，因为背叛宋朝投降金朝而被排斥。
楚汉相争之际，有位郑君，【原注】见于《史记·郑当时传》。失其名。曾经侍奉项羽，项羽死后归属汉朝。汉高祖命令所有项羽的臣属直呼项羽的名字，【原注】指不称项王而斥责其名。只有郑君不奉诏。于是高祖全部拜授直呼项羽名字的人为大夫，而驱逐了郑君。金哀宗灭亡时，参政张天纲被宋朝抓获，有官员命令他在供状上把金主写成虏主，张天纲说，杀就杀，哪里用得着供状！官员不能使他屈服，听任他随意书写。张天纲只写了故主而已。唉，难道不比那些早早侍奉伪朝的人贤德吗？
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书，自从开元以来，宰相之家没有被逆贼所玷污的，给子孙一人官职。
本朝
古人把所侍奉的国家称为本朝。魏国的文钦投降吴国，上表说，世代承受魏国的恩德，不能扶持本朝，抱愧俯仰，无处安放自己。又如吴国灭亡之后，蔡洪给刺史周浚的信中说吴朝举荐贤良也是这个意思。《颜氏家训》记载，先父、先母都没有回到建业旧山，临时安葬在江陵东城外。【原注】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是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承圣末年，启奏请求前往扬都，想要经营迁葬。蒙受诏赐银百两，已经在扬州小效占卜土地烧砖。正值本朝沦没，流离至此。颜之推历任齐、周及隋朝官职，却仍然称梁为本朝，大概是因为臣子的言辞不可改变，而当时上下也不以此为嫌。【杨氏曰】汉代的掾史也称郡治为本朝。
《旧唐书》，刘昫撰写。刘昫是石晋的宰相，而他的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杨氏曰】刘昫在废帝时监修国史，所谓的国史，就是唐书。
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年间，注中凡是称宋都叫本朝、我宋，解释地理都用宋朝的州县名。只有第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说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说今大元辽阳府，第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说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第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在锦州设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第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因为宋朝没有这些地方，不得已而书写。
书写前代官职
陶渊明在宋元嘉四年去世，而颜延之身为宋臣，却在他写的诔文中，直接说是有晋征士。真定府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其末尾说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写。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却仍然书写齐朝官职。韩偓自己书写裴郡君祭文，书写甲戌岁，书写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这一年朱温篡唐已经八年，仍然书写唐朝官职，而不使用梁的年号。
《宋史·刘豫传》，刘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写甲子不书写僭越的年号，刘豫也无可奈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为后
商朝时期，兄终弟及，所以十六世而有二十八位君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是兄弟三位君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是兄弟四位君王。不知道他们的宗庙制度如何。《尚书·商书》说七世之庙，贺循认为殷世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于七室，那么应当只祭祀父祖而已。【原注】徐邈也说，如果兄弟昭穆，假设有兄弟六人为君，到他们的后世应当祭祀时，就达不到祖祢了。【庄侍郎曰】亲亲尊尊，是最大的教化，没有不是天子的后裔，典祀丰厚于父祖。知道从仁爱率导亲人，却不知道从道义率导祖先，用亲亲损害尊尊。君王是下士的榜样，先损害尊尊的道义，那么百姓将效仿什么呢？礼俗不立，道义德行于是衰替，这是不可不纠正的事情。以此了解古代，以此考察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