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鼌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论末云，近代郑端简作名臣记，于韩国公李善长传末载虞部郎中王国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欤？
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闰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闰，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间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梁氏曰】汉兴将相年表天汉以下皆后人所续，以汉书校之，大半乖迕。如刘屈牦为澎侯，而称彭城侯。王章为安平侯，而两书平安侯。韦玄成嗣父为侯也，而曰因丞相封扶阳侯。元帝永光二年，冯奉世击西羌，八月，任千秋别将并进，乃此移奉世击羌之月为千秋，反遗却奉世主帅。斯皆误之大者，其余年月、官职驳戾颇多。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梁氏曰】史记讫太初，而高祖功臣表与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盖大初之见侯称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为限断，故不数之。与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号分纪者，判然不同。表中大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后人妄续，当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后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末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巨定，汉书沟洫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巨定，下云，马车渎水首受巨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巨定入马车渎。【钱氏曰】琅槐属千乘，广饶属齐郡。又临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巨定。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则其名望审矣。史于世表作太公尚，于世家作早尚，以望为号，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组绀，安得预知吕尚而望之？太公乃长老之称。庄子山水有大公任，释文引晋李颐云，太公，大夫称。则或又以吕尚为大师三公故欤？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太王。齐之太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春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杨氏曰】说文田字解，田，陈也。盖以音相近。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书注，公孙龙，赵人，为坚臼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
译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继承《左传》而作，其中记载的兵法非常详尽，凡是亡国之臣、盗贼之佐，只要有一策，也都详细记录。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大半删削了这些内容，似乎没有领会司马光的意思。
《史记》在叙事中寓含论断
古人作史，有不需要直接论断，而在叙事之中就可见其旨意的，只有太史公能做到。《平准书》末尾记载卜式的话，《王翦传》末尾记载客的话，《荆轲传》末尾记载鲁句践的话，《晁错传》末尾记载邓公与景帝的话，《武安侯田蚡传》末尾记载武帝的话，都是史家在叙事中寓含论断的方法。后人懂得这种方法的很少，只有班固偶尔有之，如《霍光传》记载任宣与霍禹的话，看出霍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记载张敞奏报祥瑞，多不属实，全篇都是褒扬，唯独此处寓含贬义，可以说得到了太史公的方法了。【沈氏说】《格论》末尾说，近代郑端简作《名臣记》，在《韩国公李善长传》末尾记载虞部郎中王国用的一篇奏疏，他也是得到了太史公的方法吗？
《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说，宣公初志闰月。那么宣公以前都没有闰月，每三十年多一年，与各国的史书都不符合，那么秦国所用的是什么历法呢？
司马迁作《史记》，在武帝太初年间。《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说，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是作《史记》时正在为侯的人。下面又说，征和二年，侯宗因太子事获罪而死，封国被废除。这是后人所续写的。卷中记载征和的有两处，记载后元的有一处。惠帝、景帝年间封侯的年表记载征和的有一处，记载后元的有三处。建元以来封侯的年表记载征和的有两处。《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梁氏说】《汉兴将相年表》天汉以下都是后人所续写，用《汉书》校勘，大半违背事实。如刘屈牦封澎侯，却称彭城侯。王章封安平侯，却两处写成平安侯。韦玄成继承父亲封侯，却说因丞相封扶阳侯。元帝永光二年，奉世击西羌，八月，任千秋另率军队并进，于是把奉世击羌的月份移给千秋，反而遗漏了奉世主帅的身份。这些都是大的错误，其余年月、官职错乱很多。太始、征和、后元直到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等年号，历书也一样。【梁氏说】《史记》截止到太初，而《高祖功臣表》与《惠景侯表》都说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年。大概太初年间在位的侯称今侯，且不能以太初四年为界限，所以不计算在内。与《建元及王子侯表》以年号分纪的，截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十八十一字是后人妄自续写，应当删去。《惠景表》有太初已后四字，也是衍文。《楚元王世家》记载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记载建始三年有两处。《曹相国世家》记载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到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末尾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扬雄，认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都是后人所续写的。
《河渠书》东海引巨定，《汉书·沟洫志》沿袭它，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查《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巨定，下面说，马车渎水源头接受巨定，东北到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面说，博水东北到巨定入马车渎。【钱氏说】琅槐属千乘，广饶属齐郡。又在临朐下面说，石膏山，洋水源头，东北到广饶入巨定。而《孝武纪》说，征和四年春正月，皇帝巡幸东莱，临大海。三月，皇帝在巨定耕种，回来巡幸泰山，修封禅。计算其道里也应当在齐地，离东海远矣。
凡是世家多本于《左传》，其与《左传》不同的，都应当以《左传》为正。《齐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说】孟子说太公望，那么其名望审矣。史在《世表》作太公尚，在《世家》作早尚，以望为号，未免乖反。又说太公组绀，安得预知吕尚而称望之？太公乃是长老之称。《庄子·山水》有大公任，释文引晋李颐说，太公，大夫称。那么或许又以吕尚为大师三公故欤？这是妄为之说，周之太王，齐之太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称之为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这是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来没有此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这也是太史公之误。《春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杨氏说】《说文》田字解，田，陈也，大概以音相近。《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书》注，公孙龙，赵人，为坚臼异同之说的，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那么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罢了。
商君传，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原注】赵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亦有可疑。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梁氏云】史策书辞既殊，而策复有留赵不报之言，未可并混为一。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遗乐间书与遗乐毅书，用意迥别，其不报宜也。
屈原传，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沈氏曰】此说误。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后，始立为淮南王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先云范阳辩士蒯通，后云齐人蒯通，一传互异。
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
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复，十八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虫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绝夺在前者皆不与。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原注】史记田叔传既云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而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此亦古人附注备考之文。古人著书，有疑则阙之以待考。如越绝书记吴地传曰，湖，王湖当问之，丹湖当问之是也。【梁氏曰】案汉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汉四年薨，史不得称谥，必后人因增政梁孝王世家并改年表也，当云今王襄。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钱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狱事。【又曰】文可互见，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
译《商君传》记载，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领军队包围魏国的安邑，安邑投降。这一定是“安邑”二字有误。下文说，魏惠王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解。于是魏国便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说的是从安邑迁都的事情罢了。安邑是魏国的都城，魏王在那里，怎么能够被包围就轻易投降呢？《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国献出安邑。如果早在五十年之前就已经投降，何必再献一次呢？【原注】《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元年，开始定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攻取了我的邯郸。这也值得怀疑。《虞卿传》中楼昌、楼缓恐怕是同一个人，虞卿进言劝谏也是同一件事。记录者有的认为赵王没有听从，有的认为听从了。太史公两下收录，却没有察觉到重复罢了。
燕王给乐间写信，恐怕就是乐毅的事情，【梁氏说】史书和策书的言辞既然不同，而且策书中还有留在赵国不予回复的话，不可以混为一谈。而传记作者错误地认为是乐间的儿子。然而拿这两件事相互比较，在乐毅当时，燕惠王听信谗言更换将领，乐毅不得不逃亡，后来他往来于燕赵之间，重新与燕国沟通，也没有失掉对旧君的礼节。如果乐间不过是因为言语不被听从，就怨恨君主、断绝关系，即使留下书信也不顾念，这是小人的愤愤不平罢了。【汝成案】给乐间写信与给乐毅写信，用意截然不同，他不回复是应当的。
《屈原传》说，虽然被放逐，仍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想要返回，最终因此看到怀王始终没有醒悟。这似乎表明屈原是在怀王时被放逐的。又说，令尹子兰听说后，非常愤怒。最终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而将他放逐。那么实际上是在顷襄王时期了。“放流”这一节应当放在这段文字之下，太史公随意书写，弄错了次序罢了。【沈氏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随何游说英布时，应当称他为九江王，不应当称他为淮南王。归顺汉朝之后，才被封为淮南王。大概是采录自各种书籍，称呼并不统一。
《淮阴侯传》前面说范阳辩士蒯通，后面说齐人蒯通，同一篇传记中说法互相矛盾。
韩王信游说汉王的话，其实是淮阴侯韩信的话，因为同姓名而弄错了。
《汉书》
《孝武纪》记载，天汉四年秋九月，命令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一等。太始二年九月，招募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罪一等。这是同一件事重复出现，而且都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中十八侯的位次，第一萧何，第二曹参，第三张敖，第四周勃，第五樊哙，第六郦商，第七奚涓，第八夏侯婴，第九灌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陈武，第十四王吸，第十五薛欧，第十六周昌，第十七丁复，第十八虫达。当时上报的是战功，而张良、陈平都是居中策划的臣子，所以陈平列在第四十七，张良列在第六十二。到了十八侯赞语中，则是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武第十五，虫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吸第十八，而没有奚涓、薛欧、丁复，这是后人评定，不是当时的功劳次序了。况且韩信已经被诛杀，怎么还能在功臣位次之中？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原注】这个位次是吕后二年确定的，所以凡是以前已经断绝爵位或剥夺爵位的都不参与。
史家的文章大多依据原本，有的两下收录而没有察觉差异，有的并存而没有来得及统一。《汉书·王子侯表》中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在一卷中再次出现，一个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受封，一个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受封，这是并存未定，应当删去其中一个，却错误地保留了下来。《地理志》在宋地之下说，现在的沛、梁、楚、山阳、济阴、�平以及东郡的须昌、寿张，都是宋国分出的土地。在鲁地之下又说，�平、须昌、寿张都在济东，属于鲁国，不是宋国的土地，应当考证。这是并存不同说法以供参考，应当在下面加小注，却错误地连在一起书写了。【原注】《史记·田叔传》既说司直田仁主管关闭守卫城门，因放纵太子，被交给司法官处死，下面又说，田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书揭发田仁，田仁被族诛死在陉城。现在在中山国。这也是古人附注以供参考的文字。古人著书，有疑惑就空缺下来等待考证。如《越绝书·记吴地传》说，湖，王湖应当询问，丹湖应当询问，就是这样。【梁氏说】查考《汉书》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在天汉四年去世，史书不能称谥号，一定是后人因为增补《梁孝王世家》并修改年表，应当说现在的梁王襄。《楚元王传》中刘德，昭帝时担任宗正丞。参与审理刘泽的诏狱。而刘向传则说，刘更生父亲刘德，武帝时审理淮南王刘安的狱案。同一传中自相矛盾。【钱氏说】以年代推算，刘德不可能有审理淮南王狱案的事。【又说】文字可以互相参见，并非矛盾。又他改名为向是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就即日征召堪、向，想让他们担任谏大夫。这是两下收录而没有对照勘验的。《礼乐志》上面说，孝惠二年，派乐府夏侯宽配备箫管。下面说，武帝确定郊祀的礼仪，于是
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末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原注】后周书蠕蠕并作茹茹，惟列传二十五卷独作蠕蠕。
译设立乐府。《武五子传》仅记载，在长安白亭东边为戾后修建园林。下文又说，戾后八岁时，封戾夫人称为戾后，设置园林和奉邑。乐府的名称早在孝惠帝时期就已确立，戾园的称谓在八年之前便已出现，这是两处记载相互呼应却未能贯通的情况。像刘宋、刘齐两位史家那样精审考据尚且多有未能举出并纠正的疏漏，又怎能怪后世读书人更加粗疏草率呢！【原注】《后周书》中“蠕蠕”一词多写作“茹茹”，唯独在列传第二十五卷中写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觽、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白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
食货志，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面而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繿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原注】山海经，丹山在丹阳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
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时暴胜之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钱氏曰】史文但称昆弟子。当时大臣、后族犯法者众，周能以法绳之，故武帝嘉其尽力无私，非谓周所逐捕者即卫皇后、桑大夫也。【孙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卫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权贵而逐捕之也。本文并不云治桑卫狱，无缘以此为班氏之谬也。
王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风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原注】美阳故城在今扶风县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误，当是幽王。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二志小字
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原注】本志司马彪所譔。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宇，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后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后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汉书不如史记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见淮阴、淮南传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则下矣，江则更下矣，息则无赖耳，原不合作特传。【钱氏曰】二淮两字不成语。
荀悦汉纪
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弈，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原注】或曰，进即尽字，财货也。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荀纪为长。
译《天文志》记载，魏地的分野是觜、觽、参三宿。其疆界从高陵以东，直到河东、河内，南面包括陈留以及汝南的召陵、●疆、新汲、西华、长平等地，颍川的舞阳、郾、许、鄢陵等地，河南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等地，都属于魏地的分野。查《左传》子产说，将实沈迁到大夏，主司参宿。所以参宿是晋国的星宿，然而其疆界也应当到黄河为止。如果像志书所列陈留以下的郡县，都在黄河以南，在春秋时期本属于陈、郑两国，是角、亢、氐三宿的分野，不应当并入魏地。魏国本来建都安邑，到惠王时才迁都大梁，这是依据后来的疆土，割裂附会，难道不荒谬吗？
《食货志》记载，单穆公劝谏景王铸造大钱。这源自《国语》。景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这是废除轻钱、改用重钱，不利于百姓的事情。班固却接着说，以此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因此受益。这违背了原意。
《地理志》丹阳条下说，楚国的先祖熊绎受封于此，传至第十八代，楚文王迁都郢。这是错误的。查《史记·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住在丹阳。徐广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说，丹阳城依山跨丘，周长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面全部面临深涧，西面环绕亭下溪，南面靠着长江，险峻峭壁耸立，确实是天然的坚固屏障。这是楚熊绎初封丹阳时的都城。《地理志》认为是吴子（吴国）的丹阳，推究吴楚相距遥远，隔着荆山，不可能远在吴国境内，这是不对的。【原注】《山海经》记载，丹山在丹阳南面。郭璞注，即今建平郡丹阳城，在秭归县东七里。
《枚乘传》上文说，吴王不采纳，枚乘等人离开去了梁国。下文说，枚乘又劝谏吴王。大概吴王起兵的时候，枚乘已经居家，又给他写信，否则没有理由再次劝谏。
《杜周传》记载，杜周任执金吾时，追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兄弟子侄，执法苛刻严酷。查《百官公卿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任御史大夫。四年去世。而卫太子巫蛊案发生在征和二年，杜周去世已经四年了。【原注】那时暴胜之任御史大夫。又过了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岩因燕王旦之事被杀。史家的错误如此。【钱氏说】史文只称“昆弟子”。当时大臣、后族犯法的很多，杜周能依法制裁他们，所以武帝嘉奖他尽力无私，并不是说杜周追捕的就是卫皇后、桑弘羊本人。【孙氏说】所说的追捕，自然是指桑弘羊、卫氏兄弟子侄犯法，杜周能不避权贵而追捕他们。本文并没有说审理桑弘羊、卫氏的案件，没有理由以此作为班固的错误。
《王尊传》记载，皇上巡幸雍地，经过虢县。查现在的风翔县是古雍城，而虢县在陕西，巡幸雍地怎么会经过虢县？应当是经过美阳的笔误。【原注】美阳故城在今扶风县城北二十里。而且上文本来就说，从虢县令转任槐里守，兼任美阳令的事务。
《王商传》记载，春申君献上有身孕的妻子，生下了怀王。这是错误的，应当是幽王。
《外戚传》记载，将共王的母亲和丁姬迁回定陶，葬在共王墓旁。查丁姬先前已经葬在定陶，这里“及丁姬”三个字是衍文。
《汉书》二志小字
《汉书》地理、艺文二志中的小字，都是班固（孟坚）的原文。那些“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的，是颜师古的注释。近刻本《汉书》不刻注释的，误把这些当作颜师古的注释而一并删去。
《续汉郡国志》说，本志只有郡县名是大字，【原注】本志是司马彪撰写的。其山川地名全部是细注，现在改为大字，新注考证阐发，由臣刘昭采集。这说明前书（《汉书》）的小字是班固的原文，就像后汉书的细注一样。那些师古等人的诸家注释，就像后汉书的新注一样。当时流传的版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罢了。
《汉书》不如《史记》
班孟坚著书，受限于既定体例，而不能变化。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尾记载蒯通的事，让人读后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淮南王的问答，情态横生，文辞也工妙。现在全部删去，而把蒯通、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合为一传，蒯通最冤，伍被次之，两篇淮南王的传记寥落不堪读了。【全氏说】蒯通、伍被只应附见在淮阴侯、淮南王传中，总之蒯通还可以，伍被就差些，江充更差，息夫躬则是无赖，原本就不该立专传。【钱氏说】“二淮”两字不成语。
荀悦《汉纪》
荀悦《汉纪》将纪、表、志、传改为编年体，其叙事枯燥无味，有时首尾不全，稍有不同之处，都以《汉书》为好，只有一两条可取。杜陵人陈遂，字长子。皇上微贱时，与他游戏赌博，多次输给陈遂。皇上即位后，逐渐被进用，做到太原太守。于是赐给陈遂玺书说，制诏太原太守，官位尊贵俸禄厚重，可以偿还陈遂的赌债了。妻子君宁当时在旁边，知道情况。陈遂于是上书谢恩说，这事在元平元年赦令之前。他受到的厚待如此。《汉书》把“负遂”写成“负进”，又说，可以偿还赌进（赌债）了。“进”是悼皇考（汉宣帝父亲）的名讳，宣帝不应使用。【原注】有人说，“进”即“尽”字，指财物。《史记·吕不韦传》记载，车乘进用不饶。荀悦《汉纪》更好。
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荀纪为长。【原注】按汉书粲而不殊，当作●而不诛。说文，●，●●散之也。从米，杀声。徐引左氏定公四年传，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传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索葛反。后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译元康三年三月，下诏说：“听说象有罪，而舜将他封在妫水边，这是骨肉至亲，流放而不加诛杀。因此封前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以理解，荀勖的记载更为合理。【原注】按：《汉书》中的“粲而不殊”，应当是“散而不诛”。《说文解字》：“散，米散之也。”从米，杀声。徐锴引用《左传·定公四年》：“王于是乎杀管叔而散蔡叔。”意思是流放他如同散开米粒。现在《左传》作“散蔡叔”，上面的“散”字也读作索葛反。后来若有善于阅读的人，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将这些不同的记载注在班固《汉书》之下，足以成为史学家的一大助力。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后汉书
后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址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
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卫附城。【原注】师古曰，如古附庸，王莽传，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白有说。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后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功。岂无钱者？【杨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钱，亦不然。【孙氏曰】桥公于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于六年。此五六年间，虽有陆贾之橐，荡然无余，亦事理所恒有。公为人刚急则有之，末闻以贪黩称，不可以此议史文之矛盾。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孙氏曰】按党锢传上既列张俭、刘表于八及，而下文张俭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则以张俭为八俊，刘表为八顾。盖此但指目俭之同乡有八俊、八顾、八及。表传号为八顾，谓此与上文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者不同耳。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后，琼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巾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渚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
三国志
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后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
孙亮太平元年，孙綝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入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杨氏曰】止羽下添一濑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谱牒，【梁氏曰】史通杂说篇谓太史公之创表，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宇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大事记谓史记
译记载王莽的事迹，从始建国元年开始，之后便称其二年、其三年直至其十五年，以区别于正统王朝，并且完全抹去了天凤、地皇的年号。
《后汉书》
《后汉书·马援传》上篇说，皇帝曾说，伏波将军论兵，与我的想法相合。下文却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妹征贰反叛，于是皇帝下诏拜马援为伏波将军。这是采辑各种书籍，草率成文，而忘记了“伏波”二字没有出处。自从范晔以来，史书像这样的错误很多。
《桓谭传》说，当王莽居摄、篡位杀人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竞相称赞他的美德，制作符命来讨好他。只有桓谭独自坚守节操，沉默无言。查《汉书·翟义传》，王莽依照《周书》作《大诰》，派遣大夫桓谭等人颁布并晓谕应当还政于孺子的意思，回来后封桓谭为明告卫附城。【原注】颜师古说，像古代的附庸，王莽传中，应当赐爵关内侯的，改名为附城。这说明桓谭曾经接受过王莽的封爵，史官为他避讳罢了。光武帝最终没有任用桓谭，当然有他的理由。
《杨震传》说，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门前上书，指责陈述得失。皇帝发怒，将他逮捕下诏狱拷问。杨震上疏救援不被采纳，赵腾最终死在闹市。这是安帝时的事。而《张皓传》却说，清河人赵腾上书谈论灾异，讥讽朝政，逮捕赵腾拷问。张皓上疏劝谏，皇帝醒悟，减轻赵腾死罪一等。这又说是顺帝时的事。难道有两个赵腾吗？
桥玄以太尉身份罢官，在里舍就医。他的小儿子十岁，独自在门边游玩，突然有三人持棍棒劫持他，进入屋舍登上楼阁，向桥玄索要财物。由此可知他家并不贫穷。却说，等到他去世时，家中没有产业，丧事无处停殡。史传的文字前后矛盾。桥玄在灵帝时期，三次担任三公，功勋卓著。难道没有钱吗？【杨氏说】因为儿子被劫就说他有钱，也不对。【孙氏说】桥公在光和元年居家时被劫，死于光和六年。这五六年间，即使有陆贾那样的财宝，也荡然无存，这也是常理。桥公为人刚烈急躁是有的，没听说他以贪婪著称，不能以此议论史文的矛盾。
《刘表传》说，刘表与同郡张俭等人一起被诋毁议论，号称八顾。而《党锢传》中刘表、张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孙氏说】查《党锢传》上篇已将张俭、刘表列于八及，而下文张俭的同乡朱并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各自署号，结为部党，那么张俭是八俊，刘表是八顾。大概这只是指张俭的同乡中有八俊、八顾、八及。刘表传号称八顾，是说这与上文海内仰慕风范的人互相标榜的不同。
蒯越、韩嵩以及东曹掾傅巽等人劝说刘琮投降曹操，那么在刘表死后，刘琮赦免韩嵩并释放他了。下文却说，曹操到达州治，才释放韩嵩的囚禁。这是史家想要将美德归于曹操，而不顾上下文相违背。
《蔡邕传》说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董卓任司空，征召他，他称病不去。董卓严厉命令州郡，举荐蔡邕到府中。蔡邕不得已，到任祭酒。而《文苑传》中有议郎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边让的一封信。查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正值蔡邕亡命之时，无缘无故能上奏记推荐人吗。
《郡县志》说，睢阳本是宋国，有鱼门。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国人俘获了宋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作为证据。查杜预注，鱼门，是邾国的城门。不是宋国的。
《三国志》
《蜀志·谯周传》说，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刘备尚未称帝时，就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上言，前后不同。查谯周死于晋泰始六年，享年七十二岁。而昭烈帝刘备即位那年谯周才二十三岁，未必在劝进之列，以本传为准是对的。
孙亮太平元年，孙綝杀死滕胤、吕据，当时是魏高贵乡公的甘露元年。《魏志》说，甘露二年，任命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刺史。《吴侯本传》说，孙壹入魏，黄初三年死去。这是错误的。
《陆抗传》说，任命陆抗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从关羽到白帝。文字难以理解。查《甘宁传》说，跟随鲁肃镇守益阳，抵御关羽。关羽号称有三万人，自己挑选精锐士兵五千人，投到县上游十余里的浅滩，说想夜间渡河。鲁肃派一千士兵增援甘宁，甘宁于是夜间前往。关羽听说后，停止渡河，而结柴为营。现在就把这里称为关羽濑。据此则应当说从益阳到白帝。【杨氏说】在“羽”字下加一个“濑”字就可以了。
作史不立表志
朱鹤龄说，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就有十表、八书。表用来记载治乱兴亡的大略，书用来记载制度沿革的大端。班固将书改为志，而年表比《史记》更加详细。大概表之所以设立，始于周代的谱牒，【梁氏说】《史通·杂说篇》说太史公创制表，排列行序萦纡以相连接，编写字迹整齐而相排列。即使燕越万里，而在方寸之内犬牙可接。即使昭穆九代，而在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读文字便能看到，举目即可详知。这就是它令人畅快的原因。《大事记》说《史记》
十表意义宏深。通志谓史记一书功在十表。诚哉斯语！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失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踵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史皆无表志。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论云，作文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覧博物者不能为，其考订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下能徧。自东京以后，典册既缺，人趋苟且。陈寿三国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二史并因之不立志，其它诸史虽立志，而秕谬特多。夫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矣。
译十表的意旨宏大深远。《通志》说《史记》一书，功劳在于十表。这话确实如此！十表与纪传相互补充、出入印证。凡是列侯、将相、三公九卿中，功名显著的人，已经为他们立了传记；此外的大臣，既没有累积的功劳，也没有明显的过错，如果一一立传则不胜枚举，但他们的姓名、爵位、籍贯、生死盛衰的踪迹，终究不能就此湮灭，于是就在表中记载他们。又有些人的功过事迹，在传记中没有详尽完备的，也在表中加以记载。以年份为经，月份为纬，一目了然。撰写史书的体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范晔的《后汉书》缺失了表，使得后来的学者无法考察这两百年间用人行政的关键环节，实在令人叹息。这种缺失始于陈寿的《三国志》，范晔沿袭了他，后来的作者又援引《后汉书》为例，年表都被省略了。【原注】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都没有表和志。不知道写史如果没有表，那么立传就不能不增多，传记越多，文字就越繁冗。而事迹反而可能遗漏而不被记载。欧阳修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撰写《新唐书》时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这才恢复了班固、司马迁的旧制。【沈氏曰】《救文格论》说，写文章最难的是志，纪传记载一个人的始末，表志记载一个朝代的始末，不是学识广博的人不能胜任，其考订的功夫也不是积累岁月所能普遍完成的。自东汉以后，典籍缺失，人们趋向苟且。陈寿的《三国志》开始不立志，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都沿袭他不立志，其他各史虽然有志，但错误特别多。没有志不能算是完整的史书，有志但不贯通不能算是优秀的史书。
陈寿三国志、习头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皆无志。【杨氏曰】思廉、百药、德棻皆唐初人，其不着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史文重出
【汝成案】汉书云云，已见前。元本此旋下仅一条，别书是条于上，疑先生删去，潘氏误入云。
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马贵与文献通考因而录之，不知其误。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论合二条为一，末有夫以二刘之精核，章怀之详明，马贵与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伺欤数句，而无上条之注。
史文衍字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讳武。后父不当言讳，讳字衍。【杨氏曰】五代时有讳后父者。
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原注】本纪建初八年诏同。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原注】贾逵传，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原注】徐防传注引汉官仪曰，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则此毛字明为衍文也。
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字。
史家误承旧文
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末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己亥，晋王讳来朝。张煚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字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宇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原注】册府元龟，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戊
译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没有“志”，所以沈约在《宋书》中，把前代史书所缺漏的“志”都补上了。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都没有“志”。【杨氏说】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都是唐初人，他们不撰写“志”，是因为另有修撰“志”的诏命。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应为韦安石或韦述之误，此处依原文译）、李延寿另外修撰了五代史的“志”，皇帝下诏编次后并入《隋书》。古人继承传闻、记述往事的心意，可以说是非常宏大了。
史文重出
【汝成案】《汉书》云云，前面已经见过。元刻本此处下面仅有一条，别本将此条置于上面，怀疑是先生删去了，潘氏误入云。
《汉书·王子侯表》中，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在一卷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侯，一次是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侯。那么王子中就多出了一个侯了。【原注】马贵与在《文献通考》中因而录用了它，不知道这是错误的。
《续汉书·郡国志》中，候城改属玄菟郡，而辽东郡又出现了一个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東郡又出现了一个无虑。必定有一个是应该删去的，那么天下的郡国中就少了两个城。【沈氏说】《救文格》将这两条合并为一条，末尾有“夫以二刘之精核，章怀之详明、马贵与之淹博，而皆仍其失”等几句，而没有上面那条的注释。
史文衍字
《汉书·吴王濞传》中，吴国有鄣郡铜山。错误地多了一个“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中，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错误地多了一个“高”字。《党锢传》中，黄令毛钦操兵到门。错误地多了一个“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中，桓思窦皇后的父亲名讳武。皇后的父亲不应当称“讳”，“讳”字是衍文。【杨氏说】五代时有称皇后父亲为“讳”的情况。
《儒林传》中，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毛，《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总共十四位博士。太常负责差次总领。按照这个说法则是十五位，不是十四位，大概是多了一个“毛”字。其下文记载建初年间的诏书，有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有不设立学官的话。【原注】本纪建初八年的诏书相同。又下卷说，赵人毛苌传授《诗》，这就是《毛诗》，未能设立。【原注】《贾逵传》中，建初八年，诏令诸儒各自选拔高才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经遂行于世。而《百官志》中博士十四人，本注说，《易》四位，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位，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位，鲁、齐、韩氏。《礼》两位，大小戴氏。《春秋》两位，公羊严、颜氏。【原注】《徐防传》注引《汉官仪》说，《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总共十四位博士。那么这个“毛”字明显是衍文。
《灵帝纪》中，光和三年六月，诏令公卿举荐能通晓《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的各一人，全部任命为议郎。《尚书》上面脱漏了“古文”二字。
史家误承旧文
史书之中多有沿用旧文而没有来得及修改的。《史记·燕世家》称“今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中“今上”二字再次出现，《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今上”各出现一次，指的是玄宗。《韦贯之传》中，“上即位”指的是穆宗。这些都是旧史的文字，作书的人失于改削罢了。
《宋书·武帝纪》中，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中，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个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个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中，升明三年正月丁巳，任命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任命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中，派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中，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上毛龟；十九年二月己亥，晋王讳来朝；《张煚传》中，晋王讳担任扬州总管；《王韶传》中，晋王讳班师；《铁勒传》中，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中，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中，临淄王讳举兵诛杀韦武；《睿宗纪》中，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等；《玄宗纪》中，诏令以皇太子讳充任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中，周王讳为西朋。这些都是当时臣子的言辞。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中，甄后说，讳等自随夫人。这个“讳”字是明帝的名字，是当时史家的文字。《宋书·武帝纪》中，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中，宇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中，皇帝对勰说，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这些都是应当称名的地方，史臣不敢直斥罢了。然而《宋纪》中也有称刘裕的，一卷之中往往杂见。【原注】《册府元龟》中，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戊
文选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
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
天文志，虚二星，冢宰之宫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传宰上之木拱矣，则墓亦可称为宰。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冢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钱氏曰】予作考异，与此暗合，今已删之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后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后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顗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后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后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弘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杨氏曰】以弘为洪，来人避讳改书。
宋书
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钱氏曰】肥如故县即谓广陵侨立之肥如县，非辽西之肥如县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为正，其时肥如已省，故不载。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敉宁云，宋书列传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有到彦之传，而此书独缺。约之史法，诸帝称庙号，而谓魏为虏。今帝称帝号，而魏称魏，良与南史体同，而传末又无史臣论，疑非约书。然其辞差与南史异，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张畅传，十九卷又有张畅传，传中称庙号，魏称虏，传未有史臣论，则六卷畅传非约书明矣。是当削去，何未之详考而互存耶？
魏书
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小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强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强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强，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纠，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
梁书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宜帝讳詧，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困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杨氏曰】姚恩廉讳父名而改之，其直书者援班彪之例。【钱氏曰】按思廉修梁陈书，皆因其父察所譔而续成之。梁书诸论述其父说必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仿孟坚汉书称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称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传二十七论称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是传刻之误。察非唐臣，不应系以史臣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后周书
庾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渚之误。【钱氏曰】漂渚是用韩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经过之地，不应连用子胥事。且漂母进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见淮阴侯传，无庸破漂为溧也。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睢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原注】战国策作菱夫。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胥奔吴，至溧阳，逢女子濑水之上。【原注】古溧、濑同字。子胥跪而乞餐
译《文选》中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表文原本应当称名，却改为称公、称王，这也是臣子的谦辞。
《晋书》
《晋书·宣帝纪》，在司马懿身为魏国臣子的时候，无不称他为帝。等到蜀将姜维听说辛毗到来，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而来，贼人不会再出来了。”所谓的贼人，就是司马懿，当时在蜀国人看来自然应当称他为贼。史家杂采各种书籍，来不及详细考证，一篇之中帝与贼的称呼互相出现。
《天文志》说：“虚宿二星，是冢宰的宫位。主管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之事，又主管死丧哭泣之事。”按此处的冢宰应当是冢人。【原注】有人认为《公羊传》中有“宰上之木拱矣”，那么墓也可以称为宰。又说：“轸宿四星主管冢宰辅臣。”那就是《周官》中的冢宰了。
《艺术传》戴洋说：“从前吴国讨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周瑜死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袭击关羽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周瑜已经死了十年了。【钱氏曰】我作《考异》，与此暗合，现在已删去了。
《顾荣传》前面说友人张翰，后面又说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面说封谢艾为福禄伯，后面又说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说举孝廉入洛，《周顗传》说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说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说丁绍。《石勒载记》前面作段就六眷，后面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面作句摩罗耆婆，后面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作弘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杨氏说】把弘写成洪，是来人避讳改写的。
《宋书》
《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说：“永初年间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是辽西的县，那里的百姓南渡后侨置在广陵。《符瑞志》所说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县石梁涧中出土钟九口，证明广陵有肥如县。然而南沛太守下又说：“《起居注》记载，孝武帝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所在肥如县。”当时已经没有肥如县了，应当是肥如故县所在地。两汉、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矛盾。【钱氏说】肥如故县就是指广陵侨置的肥如县，不是辽西的肥如县。志书以孝武帝大明八年为断限，那时肥如已撤销，所以不记载。况且两汉的肥如自在辽西，怎么能属于广陵，分属沛郡呢？【沈氏说】周敉宁说，《宋书》列传六卷末，臣穆等按语，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有到彦之传，而这本书唯独缺少。按照沈约的史法，各位皇帝称庙号，而称魏为虏。现在皇帝称帝号，而魏称魏，确实与《南史》体例相同，而传末又没有史臣论，怀疑不是沈约的书。然而其文辞与《南史》略有不同，所以特别保存下来。靖按：六卷有张畅传，十九卷又有张畅传。传中称庙号，魏称虏，传末有史臣论，那么六卷张畅传不是沈约的书是明显的。这应当删去，为何不详细考证而互相保留呢？
《魏书》
《魏书·崔浩传》，崔浩擅长书法，小人多托他写《急就章》。从少到老，起初不惮劳苦。所写的数以百计，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触犯国讳，他谨慎到了这种地步。史家在冯代强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强魏起漠北”，因为避汉强之讳，所以改作代强，魏初国号叫代，所以如此。颜师古《急就篇序》说：“避讳改易，逐渐变得杂乱无章，正是指此。”郦道元《水经注》把广汉并作广魏，就是这类例子。
《梁书》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梁宜帝名詧，所以改之。大概是《襄阳以来困史》的原文。然而其论则直书姚察。【杨氏说】姚思廉避父名而改之，其直书者是援引班彪的例子。【钱氏说】按思廉修《梁书》《陈书》，都是因其父姚察所撰而续成之。《梁书》诸论述其父之说必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仿效孟坚《汉书》称司徒掾班彪之例，其只称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只有列传二十七论称“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是传刻之误。姚察非唐臣，不应系以史臣。
书中也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后周书》
《庾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江。”漂渚当是溧渚之误。【前氏说】漂渚是用韩信漂母之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并非经过之地，不应连用伍子胥之事。况且漂母进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见于《淮阴侯传》，无庸破漂为溧也。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睢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溧水。”【原注】《战国策》作菱夫。索隐曰：“刘氏云，溧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胥奔吴，至溧阳，逢女于濑水之上。”【原注】古溧、濑同字。“子胥跪而乞餐”
，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后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濑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译女子吃了食物后，随即离开，自己投水自尽。后来伍子胥想要报答她，便把白金投入这条水中，因此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投金濑。《金陵志》说，江上有个沙洲叫濑渚，就是这里。有人以为这两句不应该都使用伍子胥的典故，却不知道古人写文章不拘泥于这种限制，就像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也都是使用司马迁的典故。
隋书
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后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着，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后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孙氏曰】此自前后二事，魏书释老志则哀帝时，受经之博士弟子乃秦景宪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单名景，又真诰称其官为羽林郎，是名与官俱不同。
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俨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儁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
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琛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着屐登听事。闻室中有叱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听事何也！因迁之于庙。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征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原注】南史同。南史萧猷【原注】本作渊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原注】按宋书惠明传无此事。
旧唐书
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镕郑从谠刘邺张浚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原注】册府元龟言，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修上，并赐缯彩银器，并及前朝刘煦。当时避晋高祖嫌名，或谓之李氏书。【钱氏曰
译《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由伊存口授《浮屠经》。又说，后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出使天竺，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牟尼立像。考察自哀帝末年至东汉明帝初年，将近六十年，即使秦景尚在人世，也应当八十多岁了，不能再次出使极远之地。这大概是本于陶隐居《真诰》，称孝明帝派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从等十四人到大月氏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秘藏于兰台石室。修史的人知道张骞是汉武帝时的人，姓名早已显赫，所以删去了他，只提及秦景。而前后未能核对一致，所以有的说是哀帝时，有的说是明帝时。【孙氏说】这本来是前后两件事，《魏书·释老志》则说哀帝时受经的博士弟子是秦景宪。明帝所派遣的秦景既然单名景，而且《真诰》称他的官职为羽林郎，这是姓名与官职都不同。
《突厥传》上篇说沙钵略可汗向西攻击阿波，击败并擒获了他。下篇说，雍虞闾凭借隋朝赐予的旗鼓，向西征讨阿波，敌人以为得到了隋朝军队的援助，大多来投降归附，于是活捉了阿波。这必定是同一件事，错误地重复记载成了两件事。
《北史》中同一件事出现两次
《北齐书》记载，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日，封皇子高俨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丑日，封太上皇帝之子高俨为东平王。同一件事记载了两次，必定有一处错误。
《徐之才传》记载，徐之才曾与朝廷官员一同出游，远远望见一群狗竞相奔跑。众人试着让他看，徐之才随即应声说：“是宋鹊，是韩卢，是追逐李斯向东逃跑，还是背负帝女向南离去。”他的序传又说，在路上看见狗，温子升戏弄说：“是宋鹊，是韩卢。”神儁说：“是追逐丞相向东逃跑，还是共帝女向南离去。”同一件事出现两次，而且序传是李延寿自述其祖先，不应当援引他人的事迹来附会增补。
《宋书》《齐书》《梁书》与《南史》中同一件事记载互相矛盾
《南齐书》记载，李安民任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灵守护郡衙听事，太守不能上去，太守到任，必须用轭下的牛祭祀神灵。李安民信奉佛法，不给神灵牛，穿着木屐登上听事，又在听事上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葬在庙旁，现在称为李公牛冢。李安民在任上去世，世人认为是神灵作祟。考察《宋书·孔季恭传》，孔季恭任吴兴太守。在此之前，吴兴接连丧命太守，传说项羽神灵为卞山王，住在郡衙听事，二千石官员到任，常躲避他。孔季恭住在听事，竟然没有灾祸。《梁书·萧琛传》记载，萧琛调任吴兴太守。郡中有项羽庙，当地百姓称为愤王，非常灵验，于是在郡衙听事安置床帐作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官员都在厅堂拜祭而躲避居住在其他房间。萧琛到任，将神灵迁回庙中，安置而不怀疑，【原注】《南史》说，萧琛到任，穿着木屐登上听事。听到屋中有斥责声，萧琛严厉地说：“活着不能与汉高祖争夺中原，死后占据这听事做什么！”于是将神灵迁到庙中。又禁止杀牛解祀，用肉干代替肉。这似乎是一件事，而修史的人一个认为是遭祟，一个认为是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记载，萧惠基的弟弟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召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灵，向来酷烈。世人说，萧惠休侍奉神灵谨慎，所以得到美好的升迁。【原注】《南史》相同。《南史·萧猷》【原注】原本作渊猷。传，任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灵交饮至一斛，每次酹酒祭祀，尽情欢醉，神灵影像也有酒色，所祈祷必定应验。后来任益州刺史，正值齐苟儿反叛，攻城，兵粮都耗尽，于是遥祷请救。有田老遇见数百骑兵如风而至，说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天萧猷大破苟儿。这又认为是获得保佑，更加不可信了。又《南史·萧惠明传》记载，泰始初年，任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传项羽多住在郡衙听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去。萧惠明对纲纪说：“孔季恭曾经担任此郡，没听说有灾祸。”于是盛设筵席榻床接待宾客。几天后，看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箭对着萧惠明，随即不见，于是发背疮，十天后去世。这又与李安民相类似，而稍微改变了说法。【原注】考察《宋书·惠明传》没有此事。
《旧唐书》
《旧唐书》虽然颇为繁芜，但事迹明白，首尾完备，也自有可观之处。其中《唐临传》“今上”字样出现两次，《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样各出现一次，都是指玄宗，大概是沿用旧稿而未改正的。《懿宗纪》记载，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的小儿子李克用杀害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这就直接书写了他叛乱的罪行。而《哀帝纪》末尾说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镕传》《郑从谠传》《刘邺传》《张浚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考察此书编纂于刘煦，后唐末帝清泰年间任丞相，监修国史，到晋少帝开运二年，此书才完成。【原注】《册府元龟》说，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员外郎李为光等修撰进上，并赐缯彩银器，都及前朝刘煦。当时避晋高祖名讳，或称之为李氏书。【钱氏说】
】旧唐书修于石晋时，初命宰相赵莹监修。莹罢，以宰相刘煦代之。若后唐时，监修国史及宰相虚衔。亭林误仞为一事，盖未考五代会要也。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译《旧唐书》修撰于后晋时期，起初任命宰相赵莹监修。赵莹被罢免后，由宰相刘煦接替。如果在后唐时期，监修国史与宰相都是虚衔。顾炎武误将两件事当作一件事，大概是没有考证《五代会要》的缘故。朝代更迭变迁，典籍文献浩繁丰富，来不及一一详加审察而将其并存，后来的读者可以借此观察世道的变迁了。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杨氏曰】欧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别有礼志故也。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瑶、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入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
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鲭录曰，方等者即周徧义。【杨氏曰】作萧方者，当是传写之误，必非欧公原本。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原注】后异母兄。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旧书。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原注】旧书。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绦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原注】此二事已见于新唐书纠缪，今仍录之。
杨玚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管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原注】此说又见韦皋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晟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原注】马燧杨收传并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长六尺五寸。【钱氏曰】古尺短于今尺，它书已言之矣。【赵氏曰】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眦，以兵迎乘舆。三人
译杨朝晟一个人立了两篇传记，一篇在第七十二卷，一篇在第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记载，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初一，皇帝在泰山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己巳日，登山举行封禅之礼。庚午日，在社首山举行禅礼。因此初一在山下祭天，第二天登封，又过一天在社首山禅祭，次序非常明确。《新唐书》改为说，正月戊辰日在泰山封禅，庚午日在社首山禅祭。于是把祭天、封山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并且系于戊辰这一天，文字虽然简略但事实却不准确了。【杨氏说】欧阳修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另外有《礼志》记载的缘故。
《天后纪》记载，光宅元年四月癸酉日，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丁丑日，又迁往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日，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中宗纪》记载，嗣圣元年【原注】这一年九月改元光宅。正月，被废居在均州，又迁往房州。查考《旧唐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日，废皇帝为庐陵王，幽禁在别处。四月丁丑日，将庐陵王迁往均州。垂拱元年三月，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中宗本纪》也相同，只是把四月写成了五月，然而没有先迁往房州这一节。怀疑《旧唐书》是从欧阳修那里得来的，大概是广泛采录而出现了错误。
《代宗纪》上书写四月丁卯日，将皇后幽禁在别殿。下书写六月辛亥日，追废皇后张氏。既然说“追废”，那么张皇后被杀就明白了。却不记载她的死，也是疏漏。
《文宗纪》记载，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日，李训以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者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少尹罗立言，谋划诛杀宦官，没有成功，李训逃往凤翔。下面说，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了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明、罗立言、王瑶、郭行余。却唯独对李训不记载他的死，况且李训是逃入终南山，还没有到达凤翔，这也是不恰当的。
《艺文志》记载，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应当写作萧方等，他是梁元帝的世子，名叫方等。【原注】《侯鲭录》说，方等就是周徧的意思。【杨氏说】写作萧方的，应当是传抄的错误，必定不是欧阳修原本的写法。
《新唐书》的志，是欧阳修所作，很有裁断，文字也明达。而列传出自宋祁之手，则简略而不明白。两人的水平高低，相差很远了。比如太宗长孙皇后传，安业【原注】皇后异母兄。的罪过，万死不能赦免，然而对妾不慈爱，天下人都知道。【原注】《旧唐书》。改为说，安业罪死无赦，然而对待妾不以慈爱，户都知道。意思虽然没有不同，但“户知之”三个字完全不成文。又如德宗王皇后传诏说，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想要祭祀的人听从这个规定。【原注】《旧唐书》。改为，有诏祭物不用寓，想要祭祀听之。不过是省去了《旧唐书》四个字，然而不注释就无法理解了。
史家的文章，惯例没有重复出现。如果不得已而重复出现，就应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这才叫做简略。比如崔沔驳斥太常寺关于增加宗庙笾豆的议论，他的文章在两处记载于本传及韦绦传，多达二三百言。又比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俊四人谈论志向，以及来济统领吏部，于是让孙处俊做通事舍人，这两件事都记载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个人，一处说是宣城人，一处说是江都人。如果忽视这些，也就不能说是善于简略了。【原注】这两件事已经见于《新唐书纠缪》，现在仍然录在这里。
杨玚传记载，有关部门帖试明经，不考核大义，而是选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的方法，用纸贴住上下文，只留下中间一二句，用难以记忆的内容困住人。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二日乙卯之类。这样那么学习《春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请求帖试平文。现在改为年头日尾，对仗虽然工整，但意思不通了。
严武传，担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因为曾任宰相而担任巡内刺史，严武傲慢无礼不把他当回事，最厚待杜甫，然而想要杀杜甫好几次了。李白作《蜀道难》，是为了警告房琯和杜甫的。这是宋人穿凿附会的言论。【原注】这个说法又见于韦皋传，大概是因陆畅的《蜀道易》而编造出来的。李白《蜀道难》的创作，应当在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人们都说锦城快乐，却不知道畏途的危险、异地的忧患，就事作诗，没有别的寓意。等到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就又作诗说，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喜。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做长安。一个人的作品前后不同如此，也是时势造成的。
张孝忠传，张孝忠魁梧，身高六尺。李晟传，身高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矮，现在以六尺为高，在其他书中没有见过。【原注】马燧、杨收传都记载，身高六尺二寸。高力士传，身高六尺五寸。【钱氏说】古尺比今尺短，其他书已经说过了。【赵氏说】大概是宋祁用唐尺记载的，所以六尺就是高身了。
《旧唐书》段秀实传，暗中劝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一同谋杀朱泚，用军队迎接皇帝。三个人
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谓姚令言之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砒。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译这些人，都是秀实平素所赏识提拔的。这里所说的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共为三人。考察文意，姚令言之上应当少了一个“及”字。《新唐书》于是说：勾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仪谋叛乱。这三个人，都是秀实一向所厚待的。而下文才提到大吏岐灵岳。姚令言是叛贼，怎么会有肯与秀实共谋的人呢？
旧唐书高僊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诗鄂不韡韡。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杨氏曰】考异云，会要作马，今从实录。
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宇何所本邪？【杨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确传，太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钱氏曰】此条吴氏纠谬已有之。
旧唐书郑綮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綮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
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
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杨氏曰】自是子京见解之偏，其改傅奕辟佛疏及柳玭家训，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禆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误。辽史于滦州下云，石
译《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两传都说四镇节度使是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的两传却说安西节度使是马灵詧，刘全谅传则说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是马灵詧。查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解说：不蒙，是蕃官的姓氏。古时候“不”字有“夫”的读音，【原注】如《诗经》中的“鄂不韡韡”。“不蒙”应该就是“夫蒙”，然而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姓马了。《新唐书》沿袭了这种说法，两个姓氏都出现了。而《突厥传》则说安西节度使是夫蒙灵詧。【杨氏说】《考异》说，《会要》写作马，现在依据实录。
《马总传》记载，李师道平定后，将郓、曹、濮等地划分为一道，任命马总为节度使，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年，刘总献出幽州、镇州等地，诏令马总调任天平军。然而又召马总回京，打算重用他。恰逢马总去世，穆宗因为郓州百姓依附信赖马总，又下诏让他回镇守。上文说“诏令马总调任天平军”，这里的“总”是指马总。下文说“召马总回京”，这里的“总”也是指马总。又说“恰逢马总去世”，这里的“总”是指马总。又说“郓州百姓依附信赖马总”，这里的“总”也是指马总。这在人物的主次、文字的繁简上都不恰当。应当说“诏令调任天平军”，去掉“总”字。其下则说“恰逢刘总去世”，在文辞上没有增加，但意思就明白了。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带的柳泌事迹中说，柳泌被关押在京兆府监狱，狱吏呵斥他说：“何必苦苦做这种虚假矫饰的事？”柳泌说：“我本来没有这个心思，是李道古教我的，并且说能活四百岁。”府吏防范严密，担心他暗中变化逃脱。等到解开衣服准备执行死刑时，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异。话语虽然繁琐，但叙事却明白。《新唐书》只说：“都是李道古教我的。”解开衣服立即行刑，最终没有其他异样。去掉了中间的话，那么“其他异样”这两个字依据什么呢？【杨氏说】是根据上文来说的。
《曹确传》记载，唐太宗制定法令，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三人。查《百官志》记载，唐太宗裁减内外官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钱氏说】这一条吴氏《纠谬》中已经有了。
《旧唐书》郑綮传记载，唐昭宗认为他有才学蕴蓄，就在常奏班簿的侧面批注说：“郑綮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省的胥吏到他的家中参拜，郑綮笑着说：“各位大大地错了，如果天下人都认不得字，宰相还不如郑五呢。”胥吏说：“这是出自圣旨的特恩，明天就会下诏。”郑綮举起手说：“万一真是这样，会把别人笑死的。”第二天果然下了诏令。《新唐书》改作：“不久听说诏令下达，感叹说：‘万一真是这样，会把天下人笑死的。’”诏令已经下达了，哪里还有“万一”的说法呢？
《礼乐志》记载，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苌弘、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逹、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又重复了这段文字，却漏掉了贾逵，写成二十一人。
《林蕴传》记载，泉州莆田人。父亲林披，因为临汀多山鬼淫祠，百姓厌恶痛苦，撰写了《无鬼论》。刺史樊晃上奏任命他为临汀令。这应该是先任命为县令，后撰写《无鬼论》，而文章颠倒了顺序。
凡是吴氏《纠谬》已经涉及到的，不再论述。
前人曾说宋祁不喜欢对偶的文章，他修史，于是唐朝一代竟然没有一篇诏令。比如德宗的《兴元诏》，没有收录在书中。徐贤妃劝谏太宗的疏，狄仁杰劝谏武后营造大像的疏，仅仅寥寥数语。而韩愈的《平淮西碑》却全文载入。史书是用来记载事情的，诏书和疏奏都是国家大事，反而不如碑颂重要吗？柳宗元的《贞符》，是迎合恩宠、掩饰罪过的文章，与司马相如的《封禅颂》不同，载入书中尤其显得无知。【杨氏说】这自然是宋祁见解的偏颇，他修改傅奕的《辟佛疏》以及柳玭的《家训》，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说朝廷与金约定灭辽，只求石晋贿赂契丹的故地，而不考虑营、平、滦三州。这三州不是石晋贿赂的，而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助的。后来王黼后悔，想要一并得到，派遣赵良嗣前往请求再三，金人不给。这是史家的错误。查《资治通鉴》，起初幽州以北七百里处有渝关，下面有渝水通海，从关东北沿着海边有一条路，路窄的地方只有几尺宽，旁边有乱山高峻，不可逾越，向北直到进牛口。旧时设置八防御军，招募土兵守卫，田租都供给军粮，不进入蓟州，幽州每年提供丝织品和棉絮，以供战士穿衣。每年早收庄稼，清理田野，加固壁垒，以等待契丹。契丹到来，就关闭壁垒不战。等他们离去，挑选骁勇之士，占据险隘拦截他们，契丹常常失利逃跑。士兵都自己经营田园，奋力作战有功，就赐予勋位增加赏赐。因此契丹不敢轻易入侵。等到周德威担任卢龙节度使，依仗勇力，不修边防，于是失去了渝关的险要。契丹经常在营、平之间放牧。又查《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攻克平州，俘获刺史赵思温、副将张崇。二月，到达平州。甲子日，在平州卢龙军设置节度使。辽的天赞二年，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这样营、平二州，是契丹凭借兵力从唐朝夺取的，而不是从刘仁恭那里得到的，更不是贿赂以求援助。至于滦州本是平州之地，辽太祖用俘虏的户口设置滦州。在刘仁恭时，还没有这个州，尤其没有根据。【沈氏说】这也是史家千年未纠正的错误。《辽史》在滦州下说，石
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原注】金史张觉传，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执弗与。
译晋割让土地，位于平州境内。这也是错误的。【原注】《金史·张觉传》记载，平州自从归属契丹后，便单独编为一支军队，坚决不肯交出。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康伯王大宝传。惟胡铨二书不改。
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原注】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杨氏曰】韩通传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进，三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传似本其家志状，与其祖景同为一传，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原注】刘祁，字京叔，浑源人，着归潜志。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人，着壬辰杂编，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奴申传赞。【钱氏曰】贞佑南迁以后事迹多取元、刘两家，章宗以前则实录具在，非出二人笔也。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弈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杨氏曰】金史较辽史为胜。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原注】本纪。息州行省谥之曰昭宗，【原注】完颜娄室传。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着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传中并称金义宗。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钱氏曰】宋史述与交兵事，亦止称大元，未尝内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议两史之优劣。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原注】白撒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
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杨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两传。【钱氏曰】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大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各，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已秕缪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祎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末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汪氏曰】元太祖
译元朝人撰写《宋史》，在《天文志》中，诸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的表述，都改成了“北兵”、“北主”。昴星本是胡星，也改称为北星。只有北河星下方有一颗星叫胡门，却无法更改，于是保留了原文。
书中凡是“卤”字都改成了“敌”字，以至于把“金卤”改成了“金敌”。【原注】见陈康伯、王大宝传。只有胡铨的两篇奏疏没有改动。
阿鲁图进呈《宋史》的表文
元朝阿鲁图进呈《宋史》的表文中说，后来瀛国归顺朝廷，吉王航海逃亡，齐国灭亡后探访王蠋，从而保存了坚守节操的大臣；楚国灭亡后晓谕鲁公，足以令人敬重这个恪守礼制的国家。《金史·忠义传序》说，圣元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史官商议凡例，前代忠于职守的大臣，请求如实记载而不避讳。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这都是宋朝以来尊崇经典、儒者重视节义的效果，当时的人心风俗还保留着三代直道的遗风，不仅仅是因为元朝君主贤明。【原注】《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杨氏说】韩通的传记现在在《宋史》中，称为周三臣，韩通是第一个，李筠是第二个，李重进是第三个。
齐武帝派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沈约犹豫是否要为袁粲立传，向皇帝请示，皇帝说，袁粲本来就是宋室的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记载，富弼出使契丹，争论“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君主知道不可强求，于是说，我应当亲自派人去商议。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回国上奏说，我用死来拒绝他们，他们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答应他们。朝廷最终还是用了“纳”字给了他们。《辽史·兴宗纪》也说，感念富弼的话，和议才确定下来。而《刘六符传》却说，宋朝派遣使者，增加岁币以换取十个县。刘六符与耶律仁先出使宋朝，确定进贡的名称，宋朝对此感到为难。刘六符说，本朝兵强将勇，人人都愿意对宋朝用兵。如果任凭他们俘获掠夺，以满足欲望，与进贡二字相比，哪个更多？况且大军驻扎在燕地，万一向南进发，拿什么来抵御？顾及小节，忘记大患，后悔将来不及。宋朝于是听从了他们，岁币称为贡。《耶律仁先传》也是如此。两部史书都由脱脱监修，却不同到这种地步。【原注】刘六符传似乎依据其家谱志状，与其祖父景同为一传，而有重复的文字。
《金史》
《金史》大致出自刘祁、元好问两位先生的笔下，也相当可观，【原注】刘祁，字京叔，是浑源人，著有《归潜志》。元好问，字裕之，是秀容人，著有《壬辰杂编》，元朝人取用这些资料编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奴申传赞》。【钱氏说】贞佑南迁以后的事迹多取自元、刘两家，章宗以前则实录尚存，并非出自这两人笔下。然而其中多有重复而显得繁琐的地方。孔毅父《杂说》认为，自古以来史书记载两人同一件事，必定说某人的话在某人传中。《晋书》记载王隐劝谏祖约下棋的一段，在两传中都出现了，这就显得文字繁琐了。正与此病相同。【杨氏说】《金史》比《辽史》要好。
海陵王诸子传赞应当引用楚灵王的话说，我杀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落到这个地步吗！【原注】《左传》昭公十三年。反而引用荀首的话说，如果不拿别人的儿子来交换，我的儿子难道能得到吗？似乎失当。
完颜承麟被缢死，完颜承麟谥号为哀宗，【原注】见本纪。息州行省谥他为昭宗，【原注】见《完颜娄室传》。史书以哀宗为定论。而《食货志》末尾及《百官志》又有义宗的称呼，不注明是谁上的谥号。【原注】《元史》列传中都称金义宗。
金朝与元朝连兵二十多年，书中虽然称大元，但内外之旨截然不移，这是金朝人所作而非元朝人所作，这就是它好的原因。【钱氏说】《宋史》叙述与交兵的事，也只称大元，未曾内元而外宋，不能以此议论两史优劣。
完颜承麟即位不过一两天，而史书还称他为末帝。【原注】见《白撒传》。这与宋朝两位皇帝被削去帝号截然不同，所以知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元史》
《元史》列传第八卷速不台，第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了两传。第十八卷完者都，第十九卷完者拔都，也是一人作了两传。大概是因为其成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杨氏说】第三十七卷石抹也先，第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也是一人两传。【钱氏说】开国功臣首推四杰，而赤老温没有传记。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王也没有传记。丞相见于表中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到一半。太祖诸弟只传了一个，诸子也只传了一个，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本纪有时一事而再书，列传有时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有时有姓无各，诸王表有时有封号无人名。这些义例上的明显错误已经如此荒谬了。宋濂序言说，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宋濂、臣王祎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戌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礼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没有实录可征，因此未能成为完书。皇上又诏仪曹派遣使者行遍天下，凡涉及史事的，命令郡县上报。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记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二卷。凡是前书有所未备的，颇加补完。【汪氏说】元太祖
平北狄诸国，宪宗续平西域诸国，则纪传皆有之。刘郁西使记作于中统四年，具载诸国山川风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为元裔，则元太祖、世祖之勋绩洵奇伟矣。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纪太祖以来事迹，翰林学土承旨押不花等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其后撒迪请备录，皇上固让。大凡往来奏答与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续为蒙古脱卜赤颜，置之奎章阁。从之。则太祖之勋迹以奎章阁无书而不传矣。总裁仍濂、祎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埙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眉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译平定北狄各国，宪宗接着平定西域各国，这些在纪传中都有记载。刘郁的《西使记》写于中统四年，详细记载了各国的山川风土，如今西北四十八部都是元朝的后裔，那么元太祖、世祖的功勋业绩确实奇特伟大。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奎章阁编纂《经世大典》，请求从翰林国史院取来《脱卜赤颜》一书，记载太祖以来的事迹，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等人说，《脱卜赤颜》事关机密禁令，不可以让外人传抄，我们不敢奉诏。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后来撒迪请求全部抄录，皇上坚决推辞。大凡往来的奏章答覆与训诫辞命，以及燕铁木儿等人宣力效忠的事迹，续编为蒙古文《脱卜赤颜》，放置在奎章阁。皇帝听从了。那么太祖的功勋事迹因为奎章阁没有书籍而不传于世了。总裁官仍是濂、祎两位大臣，而编纂记录的人只有赵埙始终负责这件事。然而元史的完成虽然不是一时一人之功，但宋濂、王祎两位公与赵埙也难免有疏忽的过错。从前宋朝吴缜说，当新修史书刚呈上的时候，如果朝廷交给主管部门，委派官员复核审定，让他们诘问驳难，审定刊修，然后让朝臣广泛议论，是否如此。那么初修的人一定不敢草率，审核复核的人也不敢模棱两可，或许才能得到完善的史书，可以长久流传。于是历代修史的臣子都只求苟且完成，崇尚文治的君主也多厌倦阅览，没有能实行他这种说法的。洪武年间，曾经命令解缙修正《元史》的错误，那本书留在宫中不流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钱氏曰】滑州自唐来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余年耳。干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随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称崇信军者，节度军号，非改州为军也。枣阳本随州属县，南宋升为枣阳军，则与随州各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为崇信军，又为枣阳军。此两军者一为虚衔，一为实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皂白，且枣阳与随各自为郡而强合之。又云复因兵乱迁徙无常，欲以弥缝其失，则舛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叶已为节镇，称护国军，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称河中府，与唐无异。护国军之号，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异，宋非废府而称军，金亦未尝去护国军之号。志中此类甚多，举之不胜举也。【又曰】宋时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县分繁简耳。单本刺史州，后升为团练，其州名仍旧也。志乃云，后唐改为单州，宋升团练州。是误仞团练为州名矣。史臣乏不学如此，岂不贻笑千古？志又云，济宁路，唐麟州，周于此置济州。按元之济宁路治巨野县，在唐则为郓州之巨野县耳。唐志虽云武德四年以县治麟州，五年州废。然唐有国三百年，其称麟州者仅一年，岂可以此概一代乎？宋承后周之旧，济州真治巨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说也？志于济州下又云，唐以前为济北郡，治单父。唐初为济州，又为济阳郡，仍改济州。周濒济水立济州，宋因之。此条尤可怪异。夫元之济州治任城，唐之济州则治卢，即隋之济北郡也。元和以后，省济州，以卢县隶郓州，自是无济州之称矣。后周始于巨野立济州，卢与巨野邈不相涉，岂可混而为一？周濒济水立济州二句，当书于济宁路，亦不当在此条也。唐以前济北郡治单父，不知何据？考太平寰宇记，单州单父县，后魏尝置北济阴郡。或因是误仞为济北郡耶？郴州之郴阳县，志云，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颇疑之，谓湖南旧为宋土，而敦字犯宋庙讳，且宋志郴州倚郭为郴县，非敦化也。顷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改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而元史臣乃以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真可笑也。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末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
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钱氏曰】蒙古灭金之时，亦未有国号。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则金亡久矣。金史纪传皆追称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奸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
译《世祖纪》记载，中统三年二月，将兴州、松州、云州隶属于上都。四年五月，将上都路的望云县升格为云州，松山县升格为松州。由此可见，在三年时尚未升格为州，预先记载为州是错误的。【钱氏说】滑州从唐代以来直到金元时期名称没有改变，而方志却说，唐代改为灵昌郡，宋代改为武成军，元代仍然称为滑州。考察唐代方志虽然州郡名称兼用，但将州改为郡，不过是在天宝至德这十几年间罢了。干元年以后，又恢复为滑州。难道可以用这十几年的情况来概括整个唐代吗？况且将州改为郡，十道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滑州改了而其他州没改。武成是节度使的军额，而滑州升为节度使始于唐代，原本号称义成军。宋太宗时期为了避讳，才改为武成。编写方志的人连唐代的方镇表都没有读过啊。随州也是唐代设置的，宋代沿袭，其称为崇信军，是节度使的军号，并不是将州改为军。枣阳本来是随州的属县，南宋时升格为枣阳军，那么就和随州各自成为一个郡了，而方志却说，宋代是崇信军，又是枣阳军。这两个军，一个是虚衔，一个是实土，却混为一谈，已经不分黑白，而且枣阳和随州各自为郡却强行合并。又说后来因为战乱迁徙无常，想要以此弥补其过失，那么错误就更严重了。河中府从唐代中期已经是节度使镇，称为护国军，而河中府的名称没有改变，宋代、金代都沿袭它。方志却说，宋代名为护国军，金代又恢复为河中府。不知道宋代、金代都称为河中府，与唐代没有不同。护国军的称号，从唐代、五代、宋代，金代也没有不同，宋代不是废除府而称军，金代也没有去掉护国军的称号。方志中这类错误很多，列举起来不胜枚举。【又说】宋代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四个等级，以此来区分州的大小，就像现在的州县区分繁简一样。单州原本是刺史州，后来升为团练州，其州名仍然照旧。方志却说，后唐改为单州，宋代升为团练州。这是误把团练当作州名了。史官缺乏学问到这种地步，难道不贻笑千古吗？方志又说，济宁路，唐代是麟州，后周在这里设置济州。按照元代的济宁路治所在巨野县，在唐代则是郓州的巨野县罢了。唐代方志虽然记载武德四年用县治所设置麟州，五年州废除。然而唐代立国三百年，称为麟州的仅仅一年，难道可以用这一年来概括整个朝代吗？宋代继承后周的旧制，济州确实治所在巨野，却对此不置一词，又有什么说法呢？方志在济州下又说，唐代以前是济北郡，治所在单父。唐初为济州，又改为济阳郡，仍然改回济州。后周临近济水设立济州，宋代沿袭它。这条记载尤其奇怪。元代的济州治所在任城，唐代的济州则治所在卢，也就是隋代的济北郡。元和以后，撤销济州，将卢县隶属于郓州，从此就没有济州的称呼了。后周开始在巨野设立济州，卢和巨野相距遥远互不相干，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后周临近济水设立济州”这两句话，应当写在济宁路下面，也不应当写在这条里。唐代以前济北郡治所在单父，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考察《太平寰宇记》，单州单父县，后魏曾经设置北济阴郡。或许是因为这个误认为是济北郡吧？郴州的郴阳县，方志说，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为现在的名字。我向来对此颇有怀疑，认为湖南旧为宋代领土，而“敦”字触犯宋代宗庙讳，况且宋代方志郴州倚郭为郴县，不是敦化。最近看到王象之《舆地纪胜》引用《寰宇记》说，晋天福初年，避宗庙讳，将郴州改为敦州，将郴县改为敦化。汉初，州县名称全部恢复旧称。可见敦化这个名字是石晋所改，不久就废除了。而元代史官却认为至元十三年将敦化改为郴阳，真是可笑。
本纪有遗漏月份的，列传有重复书写年份的。
《天文志》既然记载了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本纪又详细书写，不免重复。志末说其余见本纪。也不符合体例。
各种志书都是案牍文书，并没有熔铸规范。如《河渠志》说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说田司徒、郝参政，都是案牍中的称谓。
《张桢传》中有回复扩廓帖木儿的信说，江左每日想着进犯上国。这是指明太祖。晋代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说，伏惟陛下远追古圣，荡然无忌，所以即使是敌国的诽谤之言，都尽情抒发，而不加删改忌讳，以此来彰显大通之道。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指元代，内外之辞如此明白。
《顺帝纪》，大明兵攻取太平路，大明兵攻取集庆路。那时国号还没有定为大明，说大明，是史官追记的。古人记事的文章有不得不这样的，大致如此。【钱氏说】蒙古灭金的时候，也没有国号。大元的国号建立于世祖时期，那么金朝灭亡已经很久了。《金史》纪传都追称大元，这是明初史官沿用的惯例。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说，《史记·商君本传》说，不告发奸恶的人腰斩，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同赏，隐匿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罚。《通鉴》删去了“不告奸者”一句，而将隐匿奸恶的罪过当作不告奸的罪过。本传又说，百姓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通鉴》删去了这句话。
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汉赐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译本传又说，名田、宅、臣妾的，按照家次来分配。《通鉴》删去了“以家次”三个字。都应当以本传为准。【原注】所谓按照家次，就像汉朝赐给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愍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着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已为愍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钱氏曰】宝应王懋竑谓，孟子书所言齐王皆愍王，非宣王。愍王初年，兵强天下，亦必有过人之才，故孟子许其足用为善，而好勇好货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丧邦之辱。后人校孟子书者疑孟子不当仕愍王时，添入宣王谥，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记所书得其实。【赵氏曰】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愍王，遂致纷纭莫定。按国策燕王哙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疑。史记所以系之愍王者，则以愍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而愍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愍王。然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章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距本有三十余年，则破燕者宣王，为燕所破者愍王，国策本自明白。计宣王破燕之后不久即殁，愍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正与燕昭二十八年之数约略相符。则国策之文原与孟子相合，而顾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属武断。总由未尝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之语耳。【雷氏曰】此周赧王元年、齐宣王七年事也。纪年谓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时齐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立之十年，田午弒剡自立，是为桓公。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败魏于马陵，时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为元年。后元之十五年，威王卒。时周显王之四十八年，齐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为齐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时周赧王之元年也。国策燕王哙既立一篇，亦三称齐宣王。一则曰，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又曰，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夫纪年成于魏史。其人与孟子同时，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验，何致反误？战国策虽短长书，词多蹖驳。然纪事之言不必皆谬。如王哙既立一篇亦经之佳证已。自太史公作史记，于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书末出，襄哀字讹，不知惠有改元之事，犹可说也。至齐之桓、威、宣、愍，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愍王十年，田齐世家又缺而不录，反取孟子劝伐之说载于燕世家，此实大谬。唐初竹书虽传，而晋书束皙传诬之于前，太平御览、寰宇记诬之于后，于是纪年一书，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止据史记集解所引荀勖、和峤之言，记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斗，议论滋纷。朱子通鉴纲目虽从温公，而孟子序说仍袒史记，甚以荀子北足败燕句疑似之词，疑孟子与之不合。他若吕东莱大事记谓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黄氏震日抄谓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愍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乱。国朝阎百诗四书释地又将子之事移上十年，谓当周显王之四十五年。鹤短凫长，说之不同如此。盖自史迁移齐年于前，温公移齐年于后，迄今千年，经儒者百数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断，即巧作调人。未有定论。予弱龄读孟子，即疑此事
译孟子认为伐燕是齐宣王时期的事，这与《史记》的记载不同。《资治通鉴》将齐威王、齐宣王的去世时间各向后推移十年，以符合《孟子》的记载。现在考察《史记》，齐愍王元年对应周显王四十六年，岁在着雍阉茂。过了八年，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又过了两年，齐国攻破燕国，杀死了燕王哙。又过了两年，燕国人拥立太子平，这已经是齐愍王十二年了。然而《孟子》书中“吾甚惭于孟子”一句，当时在位的仍是齐宣王，为什么不把齐宣王的去世时间向后推移十二三年，这样就能与《孟子》的记载完全吻合，却偏偏拘泥于十年这个整数呢？【钱氏说】宝应人王懋竑认为，《孟子》书中提到的齐王都是齐愍王，不是齐宣王。齐愍王初年，兵强马壮，威震天下，必定有过人的才能，所以孟子赞许他足以行善，但他好勇、好货、好色且不能自我克制，因此遭受了亡国的耻辱。后来校勘《孟子》的人怀疑孟子不应该在齐愍王时出仕，便添入了“宣王”的谥号，但还有没来得及添改的地方，所以知道《史记》的记载才是真实的。【赵氏说】孟子亲手著书说是齐宣王，难道会有错误吗？然而《史记》却说是齐愍王，于是导致纷纭不定。查考《战国策·燕王哙既立》篇，明确记载了子之的动乱，储子劝齐宣王趁机推翻燕国，并记载了孟子劝齐王伐燕的话，齐宣王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去讨伐燕国，可见伐燕是齐宣王无疑。《史记》之所以把它系于齐愍王，是因为齐愍王的出逃死亡确实是因为乐毅伐齐，而乐毅伐齐确实是因为齐国攻破燕国，替燕昭王报仇。而齐愍王在位二十九年，心想燕齐互相报复不应这么久，所以不得不把伐燕的事归于齐愍王。然而《战国策》说齐国攻破燕国后两年，燕昭王才即位。又燕昭王筑宫礼遇郭隗一章说，昭王与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然后才任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池。这样齐国攻破燕国到燕国攻破齐国，相距本来有三十多年，那么攻破燕国的是齐宣王，被燕国攻破的是齐愍王，《战国策》原本就明白无误。计算齐宣王攻破燕国后不久就去世，齐愍王继位。二十九年，才被燕国攻破，计算其年份正好与燕昭王二十八年之数大致相符。那么《战国策》的文字原本就与《孟子》相合，却又说应当把齐宣王的去世时间再向后推移十二三年，更是武断。这都是因为没有留意燕昭王即位二十八年才开始报仇这句话的缘故。【雷氏说】这是周赧王元年、齐宣王七年的事。《竹书纪年》说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去世。第二年，田悼子即位。齐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去世。十二月，齐宣公去世。第二年，田和即位。这时是齐康公元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即位。即位十年，田午杀死田侯剡自立，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十八年，对应梁惠王十二年。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威王即位。齐威王十四年，在马陵打败魏国，这时是梁惠王二十八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为元年。后元十五年，齐威王去世。这时是周显王四十八年，齐威王三十六年。第二年为齐宣王元年，伐燕在齐宣王七年，这时是周赧王元年。《战国策·燕王哙既立》一篇，也三次称齐宣王。一处说，苏代与子之交好，等到苏秦死后，齐宣王又重用苏代。又说，太子平谋划将攻打子之，储子对齐宣王说，趁机推翻他，攻破燕国必定成功。又说，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伐燕，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竹书纪年》成书于魏国史官之手。其人与孟子同时，改元、伐燕等事都是亲眼所见，怎么会反而错误呢？《战国策》虽然是纵横家的书，言辞多有驳杂。但记事的话不一定都错。如《燕王哙既立》一篇也是很好的证据。自从太史公作《史记》，在魏国增加哀王一代，这是因为竹书尚未出土，襄、哀二字讹误，不知道惠王有改元的事，还可以解释。至于齐国的桓、威、宣、愍，错移他们的即位年份，对于齐人伐燕的事不知折衷于《孟子》，而年表说在齐愍王十年，田齐世家又缺漏不录，反而把孟子劝伐的说法载入燕世家，这实在大错。唐初竹书虽然流传，但《晋书·束皙传》在前面诬蔑它，《太平御览》、《寰宇记》在后面诬蔑它，于是《纪年》一书，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只依据《史记集解》所引荀勖、和峤的话，记载惠王改元的事，而齐宣王伐燕终究寻求不到说法，于是把齐宣王的即位移后十年以迁就《孟子》，此后议论者疑信各半，议论更加纷纭。朱熹《通鉴纲目》虽然跟随司马光，但《孟子序说》仍然袒护《史记》，甚至以荀子“北足败燕”这句疑似之词，怀疑《孟子》与之不合。其他如吕祖谦《大事记》说齐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所以赶上伐燕的事。黄震《日抄》说齐宣王伐燕在易王初立时，攻取十城。齐愍王伐燕，才是子之的动乱。本朝阎若璩《四书释地》又把子之的事移前十年，说应在周显王四十五年。鹤短凫长，说法不同如此。大概自从史迁把齐国的年份移前，司马光把齐国的年份移后，到现在一千年，经儒者百数十人共同商讨此事，不是逞其臆断，就是巧作调停。没有定论。我年轻时读《孟子》，就怀疑此事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围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杨氏曰】宣纪本云幸雍，荀氏纪则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后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强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原注】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原注】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原注】并在今平陆县。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原注】六典，东都有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原注】计大原仓虽属陕州，当在河北。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原注】疑当作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谈氏曰】温公之作通鉴也，参同订异，采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殚，真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继左氏而兴者，谁复与京哉！然亦间有七病，请类举-—二，以概其余。所谓漏，如汉高帝二年，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为算赋，诏谳疑狱。十一年，减省口赋，下诏求贤。十二年，为秦始皇、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魏公子无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号为高皇帝，令郡国诸侯王各立高祖庙。下诏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鉴皆不载，则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遗如此，则余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遗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饥、郊天祀庙、行幸还宫、命相封王，皆通鉴所慎重，而汉以前缺者十之一，汉以后缺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庐江连率李宪据郡称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称帝。四年，遣马成击宪。六年，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封帛意为渔阳侯。而通鉴于宪之称王称帝则书，于马成破宪、帛意斩宪则不书，是为无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驰道，至孝武崩，乃罢之而通鉴但书罢，不书立，是为无首。汉惠帝三年，冒顿遗高后嫚书，樊哙愿将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曰，前冒顿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夷者甫起。歌吟之声正谓平城之歌也，而通鉴删去之，则歌吟二字无所谓矣。献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卒，别驾糜竺率州人迎备。备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
译《史记·万石君列传》记载，石庆曾担任太仆驾车出行。皇上问车中有多少匹马，石庆用马鞭点数马匹完毕后，举手回答说：“六匹马。”石庆在众子中最为简慢随意，然而尚且如此。太史公的本意，是说石庆虽然简慢，但仍然恭敬谨慎，不敢轻率地立即回答。文中说他“简易”，正是为了引出下文的意思。《资治通鉴》删去了“然犹如此”这一句，完全失去了原本的要旨。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六年，任命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两万骑兵入侵汉朝，杀死辽西太守，掠走两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又入侵渔阳、雁门，各杀死、掠走一千多人。既然说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那么地点在渔阳是可以知道的，而又说“又入侵渔阳”，这就疏漏了。考察《史记·匈奴传》原文则说，击败渔阳太守军队一千多人，包围汉朝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有一千多骑兵，也几乎全军覆没。恰逢燕地救兵赶到，匈奴才撤退离去。原文如此精密。《资治通鉴》修改得不恰当。
《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春三月，皇帝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资治通鉴》将其改为：春正月，皇上巡幸甘泉，在泰畤祭天。《考异》引用《宣帝纪》说，三月巡幸甘泉。但《宣帝纪》原本没有这段文字，不知道司马光依据的是什么？【杨氏说】《宣帝纪》原本说巡幸雍地，荀氏的《汉纪》则说巡幸甘泉，恐怕是这样的。
光武帝自从平定陇、蜀之后，除非有紧急警备，未曾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经询问军事之事，光武帝说：“从前卫灵公问陈（阵）法，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根据《后汉书》原文，皇太子就是明帝。《资治通鉴》却将此事记载在建武十三年，那时东海王刘强还是太子，这也是不妥当的。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上奏，从集津到三门，开凿山路修建车道十八里，以避开砥柱的险阻。查《旧唐书·李泌传》并没有这件事，而《食货志》说，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原注：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原注：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原注：都在今平陆县】。开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开湍急险峻的水流。从江淮逆流而上经过鸿沟，全部运入河阴仓，从河阴运送并纳入含嘉仓，【原注：《唐六典》记载，东都有含嘉仓】。又运送并纳入太原仓，【原注：计算太原仓虽然属于陕州，应当在河北】。这称为北运，从太原仓顺渭水漂流，以充实京城。总共三年运输七百万石，节省陆路运输的佣工费用四十万贯。又说，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三门山以疏通运输，开辟三门山顶运输【原注：疑当作“逾”】越岩险之地。让背负绳索牵引船只，升上安流，从李齐物开始。天宝三载，韦坚代替萧炅，利用浐水在望春楼东边开凿广运潭并藏船其中。这样看来，北运始于裴耀卿，尚且陆路行走十八里。河运始于李齐物，则直达长安。距离贞元年分有四十五年，没有理由会有李泌再次开凿三门的事情。【谈氏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酌同异，采撷精要，搜求奇闻，十九年中，心力俱竭，真可谓先后有序，精粗不杂，继承《左传》而兴起的，谁还能与他比肩呢！然而也有偶尔的七种弊病，请列举一两条，以概其余。所谓遗漏，如汉高帝二年，立汉社稷，施行恩德，赐予百姓爵位，设置三老，确定上帝山川的祭祀。四年，初次征收算赋，下诏审理疑难案件。十一年，减免口赋，下诏求贤。十二年，为秦始皇、楚国隐王、魏国安厘王、齐国愍王、赵国悼襄王、魏国公子无忌各自设置守冢人员，各有差别。皇帝驾崩，太子即位，上尊号为高皇帝，命令郡国诸侯王各自建立高祖庙。下诏减免田租，恢复十五税一的税率。这些都是重大的政事，而《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那么那些小事可想而知。又即使在高祖十二年，遗漏尚且如此，那么其余一千三百五十年中的遗漏就可想而知了。其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灾饥荒、郊天祀庙、巡幸还宫、任命宰相封王，都是《资治通鉴》所慎重记载的，而汉朝以前缺失的十分之一，汉朝以后缺失的十分之三。至于更始元年，王莽庐江连率李宪占据郡县自称淮南王。光武帝建武三年称帝。四年，派遣马成攻打李宪。六年，李宪逃跑，他的军士帛意追赶并斩杀李宪，封帛意为渔阳侯。而《资治通鉴》对于李宪称王称帝则记载，对于马成攻破李宪、帛意斩杀李宪则不记载，这就是无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设立南北两条驰道，直到孝武帝驾崩，才废除它们，而《资治通鉴》只记载废除，不记载设立，这就是无首。汉惠帝三年，冒顿给高后送来侮辱性的书信，樊哙愿意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中横行，中郎将季布说：“从前冒顿在平城包围高帝，汉军三十二万，樊哙作为上将军，不能解围，天下人歌唱说：‘平城之下确实艰苦，七天不吃东西，不能拉开弩弓。’现在歌唱的声音还没有断绝，受伤的人刚刚起来。歌唱的声音正是指平城的歌谣，而《资治通鉴》删去了它，那么‘歌吟’二字就没有着落了。献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去世，别驾糜竺率领州人迎接刘备。刘备说：“袁公路近在寿春，此人四世五公，是海内所归附的，您可以把州交给他。”
。孔融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鉴删去四世五公四字，则冢中枯骨无所谓矣。所谓复，如晋安帝义熙十年，西秦乞伏炽盘灭南凉，虏其太子虎台，既而以虎台妹为后，遂厚待虎台。至宋营阳王景平元年，炽盘后密与虎台谋杀炽盘，事露皆见杀。而通鉴于义熙十年豫书杀虎台，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详书之。唐太宗贞观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而通鉴一载之于七月，又载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本在圣暦二年，而通鉴于神功元年、圣暦二年两书之。钦望罢为太子宾客，本在久视元年二月，而通鉴于圣暦元年、久视元年两书之。所谓紊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通鉴于此即书平原君好客养士之事。今按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是为赧王之五年也，则惠文之生或当在六七年之间。至十七年，武灵王传位于惠文王，则惠文于是时亦不过十二三岁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则是时或止数龄耳，岂便能养士？然则平原君之养士，后事耳，何可便缀于此？汉高祖六年，始封张良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为太子少傅，辅太子镇关中。故良自称，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后之语也。而通鉴即载于五年良从帝入关之时。不知是时良尚未封侯，未为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师、万户侯自居？且通鉴极严于暦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载之事而删之者甚多。乃细核其中时日之错乱者亦复不少，如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扬州刺史。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充为左仆射。庚寅，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请上禊宴于乐游苑。庚申，东魏进丞相高洋爵为齐王。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丙午，湘东王绎下令讨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后十五日，岂得反叙之于前？且二月既有丙戌与庚寅，则三月必无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则月内不应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为庚辰，则次日即为辛巳，何反书于丙午之后？且一月而丙午再见焉。所谓杂者，如晋穆帝永和三年，赵麻秋攻枹罕，凉州将张悛欲弃大城，宁戎校尉张璩从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张天锡讨李俨，遣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孝武太元元年，苻坚伐凉州，张天锡遣征东将军掌据帅众三万，军于洪池。张璩、常据、掌据，若为三人。今考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则本一人之事也。但载记作张璩，十六国春秋作常据。通鉴于永和中已从载记，于太和中又从十六国春秋，于太元中复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据。夫张也、常也、掌也，姓则歧而为三。璩也、据也，名且析而为二，使读者惑焉。毛宝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将军庚方之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书曰，穆之，宝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伐燕，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又书曰，虎生，宝之子也。前称名，后称字。宋武陵王赞，小宇智随。明帝泰始六年，书以王子智随为武陵王，其后则又皆书武陵王赞，前称字，后称名者是。晋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稚，讨母弟仁于平郭，兵败，幼稚为仁所获。至咸康三年仁败，则又曰，慕容幼、慕容稚皆东走，幼中道而还。是分一人为二人。晋安帝元兴二年，姚兴遣使者梁斐、张构使沮渠蒙逊，而通鉴书，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是合二人为一人。北齐幼主高恒禅位于任城王湝，自称守国天王。而通鉴误守为宋，胡身之不考北齐书，妄为注曰，齐犹未亡，不应遽改国号，宋国当是宗国。凡此者皆误也。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请政先仁恕，二请勿求边功，三请中官勿与政事，四请国亲勿任台省，并罢斜封、员外等官，五请行法自近，六请杜赋外贡献，七请勿造寺观，八请接大臣以礼，九请容纳直言，十请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时弊。方帝
译孔融说：“袁公路难道是忧国忘家的人吗？他不过是坟墓里的枯骨，哪里值得在意！”而《资治通鉴》删去了“四世五公”四个字，那么“冢中枯骨”的说法就没有依据了。
所谓“复”，例如晋安帝义熙十年，西秦乞伏炽磐灭掉南凉，俘虏了南凉太子虎台，随后将虎台的妹妹立为皇后，于是厚待虎台。到了宋营阳王景平元年，炽磐的皇后暗中与虎台谋划刺杀炽磐，事情败露，两人都被杀。而《资治通鉴》在义熙十年就预先记载了杀虎台的事，到了景平元年十月又详细记载此事。唐太宗贞观元年，突厥遭遇大雪，平地积雪数尺，各种牲畜大多死亡，连年饥荒。而《资治通鉴》既在七月记载，又在十二月记载。武则天任命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原本是在圣历二年，而《资治通鉴》在神功元年、圣历二年两次记载此事。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原本是在久视元年二月，而《资治通鉴》在圣历元年、久视元年两次记载此事。
所谓“紊”，例如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弟弟赵胜为平原君，《资治通鉴》在此处就记载了平原君喜好宾客、供养士人的事。现在查考《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为妃。这是周赧王五年，那么赵惠文王的出生大概就在六七年之间。到了十七年，武灵王传位给惠文王，那么惠文王此时也不过十二三岁罢了。平原君又是他的同母弟弟，那么此时大概只有几岁，怎么能供养士人呢？那么平原君供养士人，是后来的事，怎么能就附缀在这里呢？汉高祖六年，才封张良为留侯。十一年，皇上征讨黥布，任命张良为太子少傅，辅佐太子镇守关中。所以张良自称，凭三寸舌头做帝王的老师，封万户侯，这是布衣的极致，对张良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十一年以后的话。而《资治通鉴》却记载在五年张良跟随皇帝入关的时候。不知道那时张良尚未封侯，未任太子少傅，怎么能先以帝王老师、万户侯自居呢？况且《资治通鉴》对历法日期极其严格，日月稍有不符合，连带所载之事而删去的很多。然而仔细核查其中时日错乱的也不少，例如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二月丙戌，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扬州刺史。乙巳，任命尚书仆射王充为左仆射。庚寅，東魏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致请皇上在乐游苑举行禊宴。庚申，東魏进丞相高洋爵位为齐王。四月庚辰初一，湘东王萧绎任命上甲侯萧韶为长沙王。丙午，湘东王萧绎下令讨伐侯景。乙巳在庚寅之后十五日，怎么能反而叙述在前面呢？况且二月既有丙戌和庚寅，那么三月必定没有甲申。三月既有甲申，那么月内不应又有庚申，四月初一也必定不是庚辰。四月初一既然是庚辰，那么次日就是辛巳，怎么能反而写在丙午之后呢？况且一个月内丙午出现了两次。
所谓“杂”，例如晋穆帝永和三年，赵国麻秋攻打枹罕，凉州将领张悛想放弃大城，宁戎校尉张璩跟随他。海西公太和二年，张天锡讨伐李俨，派遣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进军。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坚讨伐凉州，张天锡派遣征东将军掌据率领三万军队，驻扎在洪池。张璩、常据、掌据，如果是三个人。现在查考《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原本是一人的事。只是《载记》作张璩，《十六国春秋》作常据。《资治通鉴》在永和中跟随《载记》，在太和中又跟随《十六国春秋》，在太元中又不知依据什么写成掌据。张、常、掌，姓氏分歧为三；璩、据，名字又析分为二，使读者困惑。毛宝的儿子毛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武二年，建武将军庾方之任命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书中说：“穆之，是毛宝的儿子。”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讨伐燕，派遣冠军将军毛虎生开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汇入清水。又书中说：“虎生，是毛宝的儿子。”前面称名，后面称字。宋武陵王萧赞，小字智随。明帝泰始六年，书中记载以王子智随为武陵王，其后又都记载武陵王赞，前面称字，后面称名。晋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派遣庶弟慕容幼稚，在平郭讨伐同母弟慕容仁，兵败，慕容幼稚被慕容仁俘获。到了咸康三年慕容仁败亡，又说：“慕容幼、慕容稚都向东逃跑，慕容幼中途返回。”这是将一人分为二人。晋安帝元兴二年，姚兴派遣使者梁斐、张构出使沮渠蒙逊，而《资治通鉴》记载：“秦派遣使者梁构到达张掖。”这是将二人合为一人。北齐幼主高恒禅位给任城王高湝，自称守国天王。而《资治通鉴》误将“守”写成“宋”，胡三省不考证《北齐书》，妄加注释说：“齐朝尚未灭亡，不应立刻改国号，宋国应当是宗国。”凡此种种都是错误。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为宰相，姚元之以十件事要挟皇帝，一请求政令先以仁恕为本，二请求不要追求边疆战功，三请求宦官不要参与政事，四请求皇亲国戚不要担任台省官职，并罢免斜封、员外等官，五请求执法从亲近的人开始，六请求杜绝赋税以外的贡献，七请求不要建造寺观，八请求以礼接待大臣，九请求容纳直言，十请求不用母后家族的人，都切中时弊。当时皇帝
励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尽。而温公乃曰，当时天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要，弃不取。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顺诛，以子仪代之。光弼惧，乃入请曰，一死固甘，请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乱，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涕泣相勉以忠义，遂荐之朝，诏命光弼节度河东，分兵东讨。然则光弼之请乃子仪初为节度，犹未荐之朝也。作传者漫以请死事置之分兵东讨下，此词臣之笔误，而温公谓，是时唐之号令犹行天下，若制书已除光弼为节度，子仪安敢擅杀之？遂皆删削。是因秉笔者之微疵，遂没荐贤者之大度。凡此者，皆执也。至所谓诬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堑而死。文帝为之伤悼不已，赋诗以美其节。宋书载之甚详，魏书亦无异词。而通鉴乃云，冲与荥阳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与降，忠逆之极致，可混而书之乎？周天元为太子，狎昵郑译，多失德。鸟丸轨在武帝前每直言其过。帝问宇文孝伯，孝伯亦不为之讳。轨后侍内宴，捋帝须日，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太子于是每遭捶挞。及天元即位，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为译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译因言捋须事，天元因杀轨及孝伯。通鉴于因言捋须事上逸一译字，胡身之乃以事由乌丸轨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须事为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岂求免死耶？然终于不免也。身之一误，遂使贤如孝伯而蒙谮贤之谤矣。唐人皮日休，新旧唐书皆不为立传。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隐居鹿门山，以圣道自任。咸通中，成进士，官至国子博士。进书两通，一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学科。一请以韩愈配飨太学，谓其蹴杨墨，践释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苏州，与陆龟蒙为友。著书数十卷，皮子三卷。黄寇中遇害。而通鉴于僖宗广明元年书，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此虽本旧唐书本纪与新唐书黄巢传。及考巢传，言其僭号之后，欲以伪官污朝臣，如裴渥、豆卢琢辈皆居显职，然惟贼党乐从之，召王官无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闾，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杀之。则日休之为翰林学士，或亦伪诏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圣道自任，于古人中识孟子，于时人中识翰愈，是亦孟韩之徒也。而谓其甘心臣贼乎？况云皆杀之。北梦琐言为信然矣。
译在励精图治的初期，提出建议不嫌太早，也不嫌详尽。然而司马光却说，当时天下的事情只有这十条，必须根据具体事务来启发开导君主，哪里能一下子全部要求做到，于是舍弃不采纳。安思顺担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李光弼都担任牙门都将，两人关系不和睦。不久安思顺被杀，由郭子仪接替他的职位。李光弼感到恐惧，于是入府请求说，一死固然甘愿，请求免除我妻儿的罪责。郭子仪快步走下台阶，拉着他的手一起上堂并排坐下。说，如今叛贼倡乱，非您不能东征讨伐，哪里是怀有私怨的时候呢？两人流泪哭泣，以忠义互相勉励，于是郭子仪向朝廷推荐李光弼，皇帝下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兵东讨叛贼。那么李光弼请求免死这件事，是在郭子仪刚任节度使时，还没有向朝廷推荐他之前。撰写传记的人随意把请死这件事放在分兵东讨之后，这是文臣的笔误，而司马光说，这时唐朝的政令还在天下通行，如果制书已经任命李光弼为节度使，郭子仪怎敢擅自杀他？于是全都删削了。这是因为执笔人的微小瑕疵，就埋没了推荐贤才者的宏大胸襟。像这类情况，都是固执己见。至于所谓诬蔑的情况，比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军攻占虎牢关，司州刺史尹冲投井而死。宋文帝为此悲伤悼念不止，作诗来赞美他的节操。《宋书》记载得很详细，《魏书》也没有不同的说法。而《资治通鉴》却说，尹冲与荥阳太守崔模都投降了魏国。死节与投降，是忠逆的极致，可以混淆记载吗？周宣帝做太子时，亲近郑译，多有失德行为。宇文轨在武帝面前常常直言他的过错。武帝问宇文孝伯，宇文孝伯也不为他隐瞒。宇文轨后来侍奉内宴，捋着太子的胡须说，好老公，只是遗憾后代软弱罢了。太子于是常常遭受鞭打。等到周宣帝即位，问郑译说，我腿上的杖痕是谁造成的？郑译说，事情起因于宇文轨、宇文孝伯。郑译于是说了捋胡须的事，周宣帝因此杀了宇文轨和宇文孝伯。《资治通鉴》在“因言捋须事”上面漏了一个“译”字，胡三省于是把“事由宇文轨”断为一句，把“宇文孝伯因言捋须事”断为一句，于是注释说，宇文孝伯为何说出这样的话，难道是求免死吗？然而最终还是没有免死。胡三省的一个错误，就使得贤良如宇文孝伯的人蒙受了被诬陷贤者的诽谤。唐人皮日休，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只有孙光宪《北梦琐言》说，皮日休字袭美，是襄阳竟陵人。隐居鹿门山，以弘扬圣人之道为己任。咸通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博士。进献两本书，一本请求废除庄周、列子的书，以孟子作为学科。一本请求让韩愈配享太学，认为他踢开杨朱、墨翟，践踏佛教、道教，使孔子的道光明如日星。不久寓居苏州，与陆龟蒙成为朋友。著书数十卷，有《皮子》三卷。在黄巢之乱中遇害。而《资治通鉴》在僖宗广明元年记载，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这虽然本于旧《唐书》本纪与新《唐书》黄巢传。但考察黄巢传，说他在僭称帝号之后，想用伪官职污染朝臣，像裴渥、豆卢琢等人都在显要职位，然而只有贼党乐从，征召王官没有去的。黄巢于是大肆搜捕里巷，凡是逃亡不赴任的都杀了。那么皮日休担任翰林学士，或许也是伪诏这么说罢了。皮日休既然能以圣人之道为己任，在古人中赏识孟子，在当时人中赏识韩愈，这也是孟子、韩愈一类的人。却说甘心臣服贼人吗？况且说都杀了他们。《北梦琐言》才是可信的。
通鉴不载文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原注】册府元龟。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
卷二十七
汉人注经
左氏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元凯注传，必曲为之疏通，殆非也。郑康成则不然，其于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往往驳正，如周礼职方氏，荆州其浸颍湛。注云，颖水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注云，春秋传曰除道梁●，营军临随，则●宜属荆州，在此非也。仪礼丧服篇，唯子不报，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注云，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以为主谓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为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经似在室，传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矣。士虞礼篇用尹祭注云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无云脯者，今不言牲号而云尹祭，亦记者误矣。于礼记则尤多置驳。如檀弓篇，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注云，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持宠虐民，非也。救仲衍请繐衰而环绖注云，吊服之绖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封诸侯注云，祭统曰，古者于谛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今此行尝可也，而封诸侯则违于古。封诸侯，出土地之事，于时末可，似失之。断薄刑，决小罪注云，祭统曰草艾则墨，谓立秋后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母有坏堕自相违，似非。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注云，古者于尝出田邑，此其尝并秋而禁封诸侯割地，失其义。郊特牲篇圹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则此是仲春之之礼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后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记者误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陈也注云，尸或诂为主。此尸神象，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时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尝相弒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注云，春秋时，鲁三君弒。又士之有诔由庄公始，妇人髽而吊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弒，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杂记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注云，妻之党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执壁，作此赞者失之矣。此其所驳虽不尽当，视杜氏之专阿传文则不同矣，经注之中可谓卓然者乎！【杨氏曰】古人注书之体本就书注书，不为驳难。小颜云，诋诃言辞，掎摭利病，乃效矛盾之仇雠，非复粉泽之光润。顾氏所取正所诃也。
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
译《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
李因笃对我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比如屈原的为人，司马迁在赞语中说他与日月争辉，却不被写入《资治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因为《出师》中“出师未捷”这一首诗被王叔文吟诵，那么他的姓名也不会登上史册了。我回答说，这本书本来是用来辅助治国的，哪有空闲去记录文人呢？从前唐朝丁居晦担任翰林学士，唐文宗在麟德殿召见他应对，于是当面授予他御史中丞的官职。第二天制书下达，皇帝对宰相们说，丁居晦做得这个官。我曾拿当时谚语称杜甫、李白等人为“四绝”的事问丁居晦，丁居晦说，这不是君主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曾经因为这件事记得丁居晦，现在所以提拔他担任中丞。【原注】《册府元龟》。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见识几乎比唐文宗还要低下了。【汝成案】不记载文人是正确的，但屈原不应当算在这类人里。劝谏楚怀王入秦，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计，《资治通鉴》将此事归在昭睢名下而没有提及屈原，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漏。
卷二十七
汉代人注解经书
左丘明解释经义，大多不能符合圣人的本意。杜预注解《左传》，必定曲折地为之疏通，这大概是不对的。郑玄则不是这样，他对于《周礼》《仪礼》这两部经书以及《子夏传》，往往进行驳斥纠正。比如《周礼》职方氏篇，说荆州的水泽是颍水和湛水。郑玄注解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应当属于豫州，在这里说是荆州的水泽是不对的。又说豫州的水泽是波水和●水。郑玄注解说，《春秋传》说“修路架桥于●水，军营临近随国”，那么●水应当属于荆州，在这里说是豫州的水泽是不对的。《仪礼》丧服篇，说只有儿子不报丧，传文说，出嫁的女子为父母服丧一年，所以说“不报”。郑玄注解说，只有儿子不报丧，男女都是不报丧的。传文认为主要指出嫁的女子，似乎有失误。女子为祖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是不敢降低对祖父母的丧礼。郑玄注解说，经文似乎指在家的女子，传文似乎指已出嫁的女子。公妾以及士妾为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妾不能体现君主的身份，得以为自己的父母服完丧。郑玄注解说，那么女君有因为尊贵而降低对父母丧礼的情况，与《春秋》大义虽然身为天王之后，仍自称“吾季姜”，是说子女的尊贵不施加于父母，这传文似乎有错误。《士虞礼》篇用尹祭，注解说，尹，是祭用的干肉。大夫和士祭祀没有说用干肉的，现在不说牲口的名称而说尹祭，也是记录者的错误。对于《礼记》则尤其多有驳斥。比如《檀弓》篇，齐国的谷王姬去世，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丧，注解说，应当是舅舅的妻子，不是外祖母。外祖母又服小功丧。季子皋埋葬他的妻子，践踏了别人的庄稼，注解说，仗势欺压百姓，不对。救仲衍请求穿粗麻丧服并系环形丧带，注解说，吊丧的丧服系在舅舅身上，不对。《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赐封诸侯，注解说，《祭统》说，古人在谛祭时，分封爵位赐予服饰，顺应阳气之义。在尝祭时，分出田地城邑，发布秋季政令，顺应阴气之义。现在这样做尝祭可以，但封诸侯则违背古制。封诸侯，是划分土地的事，在这个时节不可以，似乎有失误。决断薄刑，裁决小罪，注解说，《祭统》说“草艾则墨”，是指立秋之后。刑罚没有比墨刑更轻的。现在在纯阳的月份决断刑罚裁决罪过，与母亲有毁坏堕落的说法自相违背，似乎不对。季夏之月，命令渔夫刺杀蛟龙，捕捉鼍，登岸取龟，捕捉鼋，注解说，这四种都是甲壳类，秋天才坚硬成熟。《周礼》说，秋天进献龟鱼。又说，凡取龟用秋季。这是夏季的秋天，作《月令》的人以为这个秋天依据周朝的时节，周朝的八月，是夏历的六月，因此写在这里，似乎有错误。孟秋之月，不要用来封诸侯，设立大官。不要用来割让土地，派遣大使，支出大笔钱财，注解说，古人在尝祭时分出田地城邑，这里将尝祭与秋天禁止封诸侯割地混为一谈，失去了其本义。《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解说，说祭祀社神，那么这是仲春的礼仪。仲春用火耕田，田猎停止熄灭野火，然后献祭禽兽，到了季春火出而百姓才开始用火。现在说季春出火，是牧誓社，记录者有错误。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是冬至，注解说，说日子随着周朝郊祭上天的月份而至，阳气新生，顺应用事，而使用辛日，这种说法不对。郊祭上天的月份而冬至，是鲁国的礼仪。三王的郊祭一律使用夏历正月，鲁国因为没有冬至，在圜丘祭天的事。所以在建子之月郊祭上天，表示先有事。尸陈，注解说，尸有的解释为主。这尸是神的形象，应当从“主”来解释，说“陈”，不对。《明堂位》篇，夏后氏崇尚明水，殷商崇尚醴酒，周朝崇尚酒，注解说，这都是当时所用的，说“崇尚”不对。君臣不曾互相杀害，礼乐刑法政俗不曾互相改变，注解说，春秋时，鲁国三位君主被杀。又士人有诔文从庄公开始，妇人披发戴麻而吊唁始于台骀，说君臣不曾互相杀害，政俗不曾互相改变，也近乎诬蔑了。《杂记》下篇，有人说主持丧事而依附于丈夫的家族，注解说，妻子的家族自主持丧事，不对。子男圭五寸，注解说，子男执璧，作此赞辞的人有失误。这些驳斥虽然不完全恰当，但与杜预专门迎合传文不同，在经书注解中可以说是卓然出众的了！【杨氏曰】古人注解书籍的体例本就依据书本注解，不进行驳斥诘难。小颜说，诋毁呵斥言辞，指摘利弊，乃是效仿矛盾仇敌，不再是粉饰润色之光。顾氏所取正是所诃斥的。
《论语》中孔子见南子，孔安国注解说，行道既不是妇人的事，而弟子不高兴，与之祝誓，义理可疑。这也是汉代人怀疑经书而不敢强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