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从鲁惠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官失职，于是孔子担忧而修订《春秋》，对于惠公以上的记载没有改动，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从鲁隐公以下，则是孔子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的“作《春秋》”。那么，惠公以上的《春秋》，本来就是孔子所认可并沿用的，可惜那些书籍没有保存下来。

【庄侍郎说】《春秋》的宗旨是：不能直书的就避开，不忍直书的就隐晦，不值得书写的就删去，不胜枚举的就省略。言辞依据正道，那么不该书写的都书写其可书的部分，以显示其不可书之处；言辞违背正道而书写的，都隐去其最不忍心的部分，显露其最不可取的部分，从而使人明白那些常不忍心、常不可取之处。言辞看似可以删去、省略却仍书写的，是常人看轻的，却是圣人看重的。《春秋》不是单纯记录事件的史书，不书写的多于书写的，通过不书写的来了解书写的，通过书写的来了解不书写的。

【又说】《春秋》治理乱世必定揭示其细微之处，这就是所说的“礼制在灾祸未发生前加以禁止”。凡是书写的，都有表明的意义，所以《春秋》没有无意义的文字。

【又说】《春秋》的言辞裁断十二位国君的史策并排列出来，那么十二位国君的行事状况没有不显著的。言辞有在一位国君的史策中多次书写的，有在一年史策中多次书写的，有长时间不记载的，有长时间只记载一次的，不能不仔细考察。

【刘氏说】孟子说，《春秋》继承王者的遗迹，行使天子的职权，了解我或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治理国家兼用夏、殷、周三代的制度，已经告诉颜渊，我要复兴东周；又见于不固守旧习的召唤，夏、殷、周三代的道统都不值得效法，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又见于礼制对子游的告知。所以说，我想把道理写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又说，我根据这些行事，加上我的王者之心。忧天悯人，不得已的心情，百代之后仿佛还能看见。

【又说】传文说，亲爱亲人而有差等，尊重贤人而有等级，这是礼产生的根源。《春秋》依据礼义来达到太平，运用坤卦和乾卦的意义来叙述殷代的道统，运用夏历的等级来观察夏代的道统，等级如果不显著，义理将安放在哪里？所以将十二代分为三等，有亲眼所见的三代，有听闻的四代，有传闻的五代。这有两层含义：在亲眼所见的世代，言辞委婉；在听闻的世代，痛惜其祸患；在传闻的世代，减弱其恩义，这是一层含义。在传闻的世代，看到拨乱反正开始治理；在听闻的世代，看到治理逐渐进入升平；在亲眼所见的世代，看到治理达到太平，这是另一层含义。由此辨别内外治理的区别，阐明王道教化的渐进，施行详略不同的文辞。鲁国越微弱，《春秋》的教化就越广泛；世道越混乱，《春秋》的文辞就越治理有序。

【又说】《史记》说，《春秋》上记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制定义法，是有讽刺、褒扬、隐讳、贬抑的文辞。这些不能通过文字直接显现，所以七十位弟子，口头接受其传述的旨意。《汉书》说，孔子去世后微言绝迹，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大义乖谬。假如没有口头传授的微言大义，那么人人都可以通过组织文辞、比较事件而获得。赵汸、崔子方为什么不能与子游、子夏有相同的见识？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张三世、通三统”的义理来贯穿其中，所以他们的体例这边通顺那边阻碍，左支右绌。

译《春秋》是存留疑点而不妄断的史书。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对于缺漏的文字予以保留的情况。史官对于缺漏的文字，圣人也不敢随意增补。《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左传》说，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史官失误所致。僖公十五年夏五月，发生日食。《左传》说，不记载朔日和具体日期，是史官失误所致。凭借圣人的明智，千年后的冬至日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难道还难以考证历法、排布算数以补全其缺漏吗？然而孔子不敢这样做，何况是史文有误且无从考证纠正的情况呢？何况是各国之事仅凭传闻得知而未载入史册的情况呢？【杨氏说】宋代吕大圭的《春秋论》，大抵是说《春秋》不以日月作为褒贬的依据，不以爵位名号作为予夺的标准。主要宗旨有三：一是明辨分际义理，二是彰显名分实质，三是端正细微之处罢了。《左传》这部书，完成它的不止一人，记录它的不止一个时代，可以说内容丰富了，但孔子当时未必见过。史书没有记载的，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庄侍郎说】《春秋》广泛收录各国的记载，依据鲁国史书来精简文字。对于不确切的事情，则义理不可判断，都删去而不记载；记载下来的就是经过判断的，经过判断的就是确切的。所以说，《春秋》是可信的史书。保留缺漏的文字而不增补，实际上是对于不该删削的内容予以保留。不确切的事情就删去，不确切的文字就保留，这样流传万世也不会混乱。况且《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即使孔子在出使各国之余，必定听闻各国政事，难道就可以把一百二十国的珍贵记载增补进本国的记录中吗？【原注】成公十三年，鲁公会合诸侯讨伐秦国。下面的《正义》说，经文依据史官的简策记录，简策上没有的，所以经文也就缺漏了。《左传》的文字采录于简牍，简牍上原本就有，所以《左传》的文字独自留存。【刘氏说】《春秋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共一万八千字，九月写成，传授给子游、子夏等人，他们不能改动一个字。大概鲁国史书的文本原本就是详录内政而略写外事，圣人取用一百二十国的珍贵记载加以增减，其大致原则则略同，所以说“述而不作”。这是阐述周文王的道，而不是阐述鲁国的史。鲁国史书的体例，日常琐事不能不详细记载，而《春秋》全部删去，保留千分之一，以彰显微言大义进行讽刺讥评，作为万世的法则，所以说它不是单纯记事之书。有时写下一笔而删去百笔，有时写下十笔而删去一笔。删去的内容通过保留的文字显现，保留的内容通过删去的部分显现，屈伸变化，以彰显其义理，使人深思而自我醒悟，通过问答来穷究其奥妙，所以说了解他的人不需要告知，告知不是合适的人，即使说了也不被理解。只有子游、子夏能理解，因为理解所以不能增添一个字。至于像改葬惠公之类的事情，不记载，是因为旧史中没有。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不称名的情况，是因为缺漏。【原注】齐国崔氏出奔卫国，去掉名字而记载族氏；宋国杀其大夫山，去掉族氏而记载字，怀疑都是前代史书的缺漏。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实际是被弑却记载为卒，是因为传闻不足以胜过简书的记载，所以沿袭旧史的文字。【原注】邵氏说，讣告说是卒就记载为卒，讣告说是弑就记载为弑。被弑却讣告说是卒，那是传闻如此。传闻不足以胜过简书的记载，所以记载为卒以等待查察，这好比疑案。《左传》成书于获麟之后，搜集广博，实际上是孔子所未见的。然而后来的儒者似乎认为当时已有此书，孔子依据它进行笔削。即使是《左传》解释经文，对于不合之处也多曲意解说；而经学家的议论于是把圣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作为忌讳。因此新说越来越多，是非无法确定。所以今人谈论《春秋》的话都是郢书燕说，是孔子所不能预料的。孔子不说过吗，“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难道只是告诉子张的吗？修撰《春秋》的方法也不过如此。

《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修撰的，《左传》是采录各国史书撰写的。所以所记载的晋国事情，从晋文公主持夏季盟会，政治交往于中原，就用各国史书参证，而一律采用周正。从晋惠公以前，则间或采用夏正。这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那些认为赙赠仲子时称子氏是因为尚未薨逝；平王崩逝，讣告说是庚戌日。【原注】在壬戌日之前十二天。陈侯鲍去世，说是两次讣告，似乎都是揣摩而做出的解说。

三正

三正的名称，见于《甘誓》。苏氏认为，自舜以前必定有以建子、建丑为正月的，其由来尚早。《微子之命》说，统承先王，修明其礼制。由此可知杞国使用夏正，宋国使用殷正，如果朝觐会同则使用周的正朔，在其本国则使用其先王的正朔。唯独晋国是姬姓之国，却使用夏正，这不可理解。【原注】三正之所以不同，怀疑古人分封各国各自有所承受。所以公刘在夏后氏时代，一之日、二之日已经使用建子作为纪年。晋国使用寅月，也是承袭唐人的旧典。《舜典》说，协调时月正日。就是协调这些不统一的时月。【沈氏说】王守溪《春王正月辨》说，汲冢《周书》说，还有我周王，征伐商朝，改正历法异械，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然沿袭夏历。况且《周礼》有正月，又有正岁，周朝时两种正朔实际上兼行。杜预《春秋后序》说，晋太康年间，汲县人在其境内发掘旧墓，得到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记载晋国，起自殇叔，其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

译这一年是正月，都采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来编年。现在考察《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经文记载在春季，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十年，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经文记载在正月，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十一年，晋国杀死了大夫郑父，经文记载在春季，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冬季。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经文记载在十一月壬戌日，而传文却是九月壬戌日。经文和传文的记载有的遵循夏历，有的遵循周历，所以错杂交错如此。【原注】罗泌认为传文依据的是晋国史书，经文则是周历。这与《史记》中记载汉元年冬十月，五星汇聚于东井，实际上是秋七月的错误【沈氏说】毛奇龄说，秦历建亥，而汉朝初年沿袭它，并非错误。道理相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日朔，虢公丑逃奔京师，而卜偃回答献公，认为是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的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日朔。用长历推算，是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日朔。这又是晋国人使用夏历在传文中体现出来的例子。【沈氏说】毛奇龄说，三正依次更替，各种事情都可以讲通，而唯独这些推测占验的事情多用夏历，为什么呢？因为气候的节气有难以整齐划一的地方。卜偃用鹑火、天策来推验黄昏和清晨，这不是使用夏历不行的。

译僖公二十四年冬天，晋侯夷吾去世。杜预注解说，是晋文公即位后才来告丧的。如果不报告晋文公入国继位，【原注】《左传》说，秦伯护送他回国，史书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入国继位。却报告了惠公的去世，把上一年的事当作这一年的事。新君入国的那一天，反而成为旧君去世的那一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怀疑这段经文是简册错乱，【沈氏说】毛奇龄说，春秋的惯例，只记载列国国君的去世，不记载列国国君的即位，整部《春秋》都是如此。至于隔年才来告丧，是因为国家动乱多故，都从缓赴告，并非简册错乱。应当是在二十三年的冬天。《左传》说，九月，晋惠公去世。晋国的九月，就是周历的冬天。【原注】大概是怀公派人来告丧。

隐公六年冬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左传》记载为秋天。刘敞说，《左传》中的日期与经文不同的，是因为左丘明写书时杂取当时诸侯史官的记录，所用三种历法参差不齐，往往令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天，《左传》称之为秋天。考察宋国使用殷历，那么建酉的月份，周历认为是冬天，宋历则认为秋天。

桓公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左传》记载为春天。刘敞说，《左传》所依据的是用夏历来纪时的。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经文记载在九月，《左传》记载为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了成周的禾稼。如果认为是周历，那么麦子和禾稼都还没有成熟。四年秋天，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禾稼后返回。也在九月之前，如果是夏历六月，禾稼也没有成熟。注解说，夺取，大概是芟夷践踏。终究令人怀疑。按《左传》中杂取三种历法，多有错误。《左传》虽然在隐公元年阐明了体例，说“春王周正月”，但间或有未能改正的地方。文章繁多，事情复杂，固然是著书的君子所不能避免的。

闰月

《左传》文公元年记载，于是闰三月，这是不合礼制的。【梁氏说】《左传》记载闰月的有六次，分别是僖公七年、文公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昭公二十年、二十二年。只有文公元年闰三月，昭公二十年闰八月，都违背了将余数归在年终的惯例。而《左传》唯独讥讽闰三月为非礼，无法解释。有人说周历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不能有闰月，所以讥讽它。近代历法家设置闰月，只有正月、十二月罕见。以道理推论，不应该这两个月不设置闰月。考察齐梁以来，也多有闰正月、闰十二月的情况。钱詹事说，古代历法使用恒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一年十二个月，都可以设置闰月。不只是宋元以前，即使明朝也有闰正月、闰十二月。西方历法改用定气，每个节气长短不齐，冬至前后节气最短，所以百余年来从未有闰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的情况。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太阳在申位，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再次漏置闰月了。哀公十二年冬天十二月，出现蝽虫。孔子说，现在火星还在西方运行，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这都是鲁国历法。春秋时，各国的历法也自有不同，经文特别依据鲁历来记载。【原注】《史记》记载，秦宣公在位十二年，开始记载闰月。这是各国历法不同的一个证据。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国杀了大夫胥童。《左传》记载在上年闰月。【原注】上文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日，卫国世子蒯聩从戚地进入卫国，卫侯辄出逃。《左传》记载在上年闰月。【原注》上文有冬天。这都是鲁国漏置闰月的证据。杜预认为是根据告丧来记载，是不对的。【钱氏说】文公元年《左传》注，杜预说，推算历法的开始，作为术数的端首，一年的天数为三百六十六日。日月运行又有快慢，所以必须分为十二个月。举中气来定正月，有余下的日子就归在年终，积累成为闰月，所以说归余于终。孔颖达说，日月在天上运转，犹如人的行走，所以推算历法称为步历。步历的开始，作为术数的端首，是说历法的上元，必须以日月的完整数目为开始，在此之前没有余分，以这一天作为术数的端首，所以说履端于始。日行慢，月行快，凡二十九日过半，月行追上日，称为一个月。过半者，是说一日在历法中分为九百四十分，月行追上日必须四百九十九分，是过半二十九分。现在一年气运一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个月一周只有三百五十四日，缺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没有得到气运一周。细说来说，一年只缺少弱十一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个月有余分二十九，一年十二个月有余分三百四十八。是一年既得到三百五十四日，又得到余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为一九百四十分，则四分，为二百三十五分。现在在余分三百四十八内取二百三十五分，应当减去四分日之一，余分仍有一百一十三。整日只有十一日，又以余分一百一十三减去一日九百四十分，只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余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缺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将一周之日分为十二个月，则每月常三十日余，计算月及日为一月，则

译每月只有二十九日多一点。前一个朔日到后一个朔日相隔二十九日有余，前一个节气到后一个节气相隔三十日有余。每月的天数参差不齐，节气逐渐不再准确。只要观察中气所在的位置，以此作为该月的标准，选取中气来校正月份，所以说“举正于中”。月朔与月节相比，每月多出一日有余，所有多余的日子都归到年终，积累成一个月，就设置为闰月，所以说“归余于终”。【又曰】《史记》、《汉书》在秦代以及汉代改革秦历之前，多次记载“后九月”。文颖说，当时律历废弛，不知道设置闰月，所以称为后九月。颜师古说，文颖的说法不对。如果是因为律历废弛而不知道设置闰月，那么应当直接称为十月，不应该有后九月。大概秦朝的历法，应当设置闰月的都集中放在年末。观察这个意思，应当是取《左传》所说的“归余于终”。考察师古在这篇文章中采用杜预的说法，认为有余日就归到年终，积累而成闰月，并没有将闰月设置在岁终的解释。《春秋》经传所载的九个闰月，除了襄公九年的闰月依据杜预的说法当作“门五日”，其余八个闰月中，只有成公十七年的闰月乙卯晦，昭公二十二年的闰月取前城，传文上面有十二月，知道这两个闰月都在岁终。文公六年的闰月不告朔，传文在冬十一月之后，那么不知道它的闰月是在十一月呢？还是在十二月呢？僖公七年的闰月，惠王去世；哀公五年的闰月，安葬齐景公。哀公十五年的闰月，浑良夫与太子进入。经传上面有冬字，那么不知道它的闰月是在十月呢？还是在十一月呢？还是在十二月呢？都无从知晓。文公元年的闰三月，是不合礼制的。刘歆认为这一年的闰余十三闰，应当在十一月之后，却设在三月，所以传文说非礼也。杜预认为历法上闰月应当在僖公末年，错误地在今年的三月设置闰月，大概是当时通晓历法的人所讥讽的。考察文公元年的闰月，《汉书·律历志》说失之在前，杜氏说失之在后，并不是因为设置闰月应当在岁终而讥讽它。昭公二十年的闰月，杀宣姜。传文上面有八月，下面有十月，孔颖达认为闰月在八月之后。这两个闰月不在岁终，传文有明确的记载。《春秋》鲁历虽然不准确，但如果把应当设置在岁终的闰月移到春季或秋季，恐怕也没有这样的事情。秦汉所记载的后九月，自然是秦历，大概是错误地将设置闰月在岁末的做法附会到“归余于终”的文字上。师古的注释非常明确。后人却认为古代的方法是闰月在岁终，这就大错特错了。

译《史记》记载，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不以为然。这就把鲁历当作周历，是不对的。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颁授朔日已经很久了，所以《汉书·律历志》中六种历法有黄帝、颛顼、夏、殷、周以及鲁历，对于《左传》所说的失闰，都说是鲁历。这大概是本于刘歆的说法。【原注】《五行志》说，周朝衰微，天子不颁授朔日。鲁历不正确，置闰不得其月，月的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广川书跋》记载晋姜鼎铭文说：“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录》、《博古图》记载此鼎都作“王九月”。并论述说，圣人作《春秋》，在岁首则书写“王”，解说者认为，这是谨慎开始以端正开端。现在晋人作鼎而说“王十月”，这是当时诸侯都以尊奉王正为法则，不只是鲁国如此。李梦阳说，现在人往往有得到秦权（秦代衡器）的，也有“王正月”字样。由此看来，《春秋》的“王正月”，必定是鲁国史书的原文。说“王”，是为了区别于夏、殷，并没有其他含义。刘原父认为“王”这一字是圣人的新意，是不对的。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好古代，也在这里可以看出。【原注】《博古图》记载周仲偁父鼎铭文说：“维王五月初吉丁亥。”齐侯镈钟铭文说：“维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铭文说：“维王十月。”

赵伯循说，天子常常在当年冬天颁授来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后，每月捧着月朔的甲子日在宗庙报告，这就是所谓的禀受正朔，所以说“王正月”。

《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古人解释经义的精善之处，后人辨析了数百上千言而没有弄明白的，传文用一个字就讲尽了。

没有成为天子，那么即使建子（以十一月为正月）也不敢称之为正，《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就是这样。【原注】传文说，一月，是周朝的正月，如同《豳诗》所说的“一之日”。已经成为天子，就称之为正，又加上“王”字以区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就是这样。

春秋时月并书

《春秋》同时书写时和月，在古代没有见过。考察《尚书》，如《泰誓》说：“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说：“秋，大熟，未获。”说到时就不说月。《伊训》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说：“惟一月壬辰。”《康诰》说：“惟三月哉生魄。”《召诰》说：“三月惟丙午胐。”《多士》说：“惟三月。”《多方》说：“惟五月丁亥。”《顾命》说：“惟四月哉生魄。”《毕命》说：“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说到月就不说时。【原注】朱文公回答林择之，也有古史体例不书时的说法。其他钟鼎古文大多如此。《春秋》独自并举时月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编年史，有时、有月、有日，大多是义例所规定，不容许缺漏任何一项。【原注】有人怀疑这是孔子的特笔，这是不对的。旧史既然以春秋为名，自然应当书时。况且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不可能二年书春，元年却不书春。由此可知，认为以时冠月出自孔子的人，是不对的。

建子之月而书春，这是周人称之为春了。《后汉书·陈宠传》说，天正建子，周朝以此为春。元代熊朋来《五经说》说，阳气生于子即为春，阴气生于午即为秋，这就是所谓的“天统”。

谓一为元

杨龟山回答胡康侯的信说，您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春秋》深明其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国先正其心。这种说法似乎太支离破碎了，恐怕改元最初没有这个意思。【原注】这本于《汉书·董仲舒传》，臣谨按，《春秋》所谓“元”的意思，一，是万物所从开始的地方。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为元，是看待大始而想要正本。【汝成案】把一称为元，固然不是从作《春秋》开始的。然而不说一月，而说正月，不说一年，而说元年元日，意义必定有所取。董氏阐发元的义理，也没有强行附会孔子。三代正朔，如同忠、质、文的崇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斗纲的端点，连贯营室，织女的纪限，指向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所以叫星纪。五星起于其初，日月起于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自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造就为首周环，这是五行的道理。周据天统，以时而言。商据地统，以辰而言。夏据人统，以人事而言。所以三代之时，只有夏是正。说《春秋》以周正纪事是对的，正朔必定出自天子，改正朔，恐怕圣人不会做。如果说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落霜冻杀死豆类，如果以夏时来说，那么十月陨霜，正是其时，不足为异。周十月，是夏的八月，如果以夏时冠月，应当说秋十月。【原注】熊朋来也说，如果依照夏时周月的说法，那么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才可书春罢了。【汝成案】《左传》在隐元年大书春王周正月，是为了说明《春秋》所书的春是当时天子的春，而正月也是当时天子的正月。孔子作《春秋》使人信服，不使人怀疑。如果以夏时冠周月，那么称之为何？而桓六年秋八月壬午

译举行大规模阅兵。这实际上是夏历的六月，正值农忙时节，不宜展示武力，所以因不合时宜而加以记载。如果说夏历月份加冠于周历月份之上，为什么不记载为夏历八月呢？

译《五代史·汉本纪》的评论说：君主即位称元年，这是常理，孔子在修订《春秋》之前，本来就是这样。即使是暴君昏主、荒谬平庸的史官，他们记录事情的先后远近，没有不以年月一二来计数的，这是事理的自然如此。【原注】吴莱的本子在此处，作《改元论》。所谓把“一”称为“元”，大概是古人的用语罢了。等到后世那些曲解学术的人，才开始说孔子书写“元年”是《春秋》的大法，于是把改元当作重大的事情。徐无党注释说：古代称一年的第一个月，也不说“一月”而说“正月”，《国语》称六吕为“元闲大吕”，《周易》排列六爻称为“初九”，大概古人说数字大多不说“一”，不仅仅把年称为“元”。吕伯恭《春秋讲义》说：用“元”来命名日期，是《虞书》的典章。【原注】《尚书》说：“月正元日。”用“元”来命名祭祀，是商朝的训诫。【原注】“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日、时辰的首位称之为“元”，大概已经很久了，难道是孔子作《春秋》才开始命名的吗？解说《春秋》的人却说《春秋》把“一”称为“元”，这大概是想要深入探求经文的旨意，反而把它弄浅薄了。

改月

三代改月的证据，见于《白虎通》所引用的《尚书大传》的话，非常明确。那话说：夏朝以孟春月为正，殷朝以季冬月为正，周朝以仲冬月为正。【原注】“正”就是正月。夏朝以十三月为正，崇尚黑色，以平旦为朔日。殷朝以十二月为正，崇尚白色，以鸡鸣为朔日。周朝以十一月为正，崇尚红色，以夜半为朔日。不以二月以后为正的原因，是万物不齐，没有合适的统领，所以必须以三微之月为正。周朝以十一月为正，就命名为正月，不叫十一月了。殷朝以十二月为正，就命名为正月，不叫十二月了。夏朝以十三月为正，就命名为正月，不叫十三月了。【原注】洪迈说：十三月，是承接十二月而言，就是正月。【沈氏说】朱氏《尚书埤传》也说“十有二月”，孔氏认为这是商王所建的子月，是对的。《左传》梓慎说：火星出现在夏天，是三月；在商朝，是四月；在周朝，是五月。这是确凿的证据。蔡传认为，正朔改了而月朔不改，这种说法不对。胡氏引用《伊训》、《太甲》中“十有二月”的文字，作为商人不改月的证据，这与孔传不合，也没有明确的依据。【原注】《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传曰：“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传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丧期满，未曾以十二月为岁首。”【杨氏说】秦朝以十月为正，史家都这样记载。

胡氏又引用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作为证据，这是不对的。《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颜师古说：凡是这些月的名称，都是太初正历之后记事的人追改的，不是当时本来的称呼。【杨氏说】师古的议论也未见其必然，大概三代有改月的，有不改月的，汉儒所说的有质家、文家的区别。以十月为岁首，就把十月称为正月。现在的真正正月，当时称为四月罢了。其他都类似这样。《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十月。”师古说：汉朝当时还以十月为正月，所以举行朝岁之礼，史家追记为十月。【原注】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合在东井，应该是建申之月。刘攽说：按照历法，太白、辰星离开太阳的度数通常不过一两次，现在十月却跟随岁星在东井，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五星是以秦朝的十月聚合在东井罢了。秦朝的十月，是现在的七月。太阳当时在鹑尾，所以太白、辰星得以跟随岁星。据此足以证明记事的文字都是追改的，只有这件事失于追改，于是把秦朝的十月当作汉朝的十月了。把七月误作十月，正足以作为秦人改月的证据。胡氏错了。【沈氏说】《魏书·明帝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说黄龙出现。”于是，有司上奏认为魏朝得到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元，定为孟夏四月。这是魏人改月的例子。又说：改太和历为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然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都以正岁的斗建作为历数的顺序。

天王

《尚书》的文字只称“王”，《春秋》则称“天王”，因为当时楚、吴、徐、越都僭越称王，【杨氏说】吴、楚的王不通行于天下，顾氏的话不对。所以加上“天”字来区别它们。赵子说：称天王，是为了表明没有第二个至尊，这是对的。【杨氏说】不是因为诸国僭越称王，自然应当效法天罢了。

邾仪父

邾仪父称字的原因，是附庸的君主没有爵位可称，如果直接书写他的名字，又不是对待邻国君主的礼节。所以称他的字。【原注】《诗序》：“《车邻》，赞美秦仲。”孔氏说：秦仲，是以字配国的。附庸未得爵命，没有谥号可称。地位低于子男，而高于蛮夷之国，【原注】郳犂、介葛卢书名。与萧叔朝公，【原注】杜预解释“叔”是名，不对。是同一类例子。《左氏传》说：尊重他，《公羊传》

译说，褒奖他。不对。【原注】这也是史家的惯例，并非旧史书称邾克，而孔子将其改为仪父。【雷氏说】《左传》和《谷梁传》都将邾视为附庸国，并不确切。《公羊传》说邾娄颜得罪了天子。天子杀了颜而立其弟术，天子驾崩后，术仍将国家归还给颜的儿子夏父。夏父将国家分为五份，并将滥地封给术。《世本》说都颜居住在邾，肥迁徙到郳。宋衷注解说，邾颜另外将小儿子肥封在郳，成为小邾子。《世族谱》说，夷父颜对周朝有功，他的儿子友被另外封为附庸，居住在郳。据此可知邾并非附庸。《传》中说鲁国赋税为八百乘，都国赋税为六百乘，两国曾互相攻伐，而且其地东有翼堰离姑，在今天费县境内；西有訾娄虫类，在今天济宁境内；北边与鲁国接壤，南边与楚荆接壤，长补短，方圆一百多里，有郳、滥作为附庸，这难道是不能直接朝见天子的吗？

译都仪父称字，是附庸国的君主。郳犂来朝见，称名而不称字，地位低下了。介葛卢来朝见，不称“朝”，地位更低下。白狄来朝见，略去其君主的名号，地位更加低下。

仲子

隐公元年秋七月，周天子派宰晅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所谓惠公仲子，就是惠公的母亲仲子。文公九年冬，秦国人来送僖公成风的禭赠。所谓僖公成风，就是僖公的母亲成风。【原注】这就像晋简文帝母亲、会稽王太妃郑氏被称为简文宣太后一样。国学明教臧焘所说的“以儿子来称呼母亲，同时表明尊贵的来源”，正是这个意思。《谷梁传》说，母亲以儿子的谥号为氏，【原注】注解说，妻子不能直接配享君主，所以以儿子为氏。按：妻子不能直接配享君主，这是《仪礼》传文中的说法。仲子是什么人？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左传》认为她是桓公的母亲，桓公尚未即位，就用夫人的礼仪尊崇他的母亲，而且在她未去世时就送赗赠，这些都违背人情，不可信。【原注】《公羊传》也认为她是桓公的母亲、惠公的妾室。将妾室系于君主之下，比起将母亲系于儿子之下，在义理上就短浅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鲁国有两个仲子，孝公的妾室叫仲子，惠公的妾室也叫仲子，【原注】《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传记载。周公和武公死后葬在薛地，孝公和惠公娶的是商国女子，从桓公以下娶的是齐国女子。而隐公的夫人又是子氏。两传所闻不同，所以说法纷纭。

这也是鲁国史书的原文，大概因为鲁国有两个仲子，不得不称她为惠公仲子。《考仲子之宫》一文中不称惠公，是承接上文而省略了辞语。【姚刑部曰】鲁国的仲子有两个，前后不同。《春秋》记载归赗于桓公母亲未去世之时，必定不会怀疑是桓公的母亲；记载考其宫在君夫人子氏去世终了的年份，必定不会怀疑是惠公的母亲，所以不嫌同称。然而还有像《左传》那样见识偏狭的，是圣人所未能料到的。

《释例》说，妇人没有外出行事，按礼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如郑武公娶申国女子，称武姜；卫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称庄姜，就是这样。妾室不能直接配享君主，不得已而系于儿子。仲子系于惠公而不得，便系于孝公。成风系于僖公而不得，便系于庄公，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情况。

《春秋》十二公中，夫人见于经书的，有桓公夫人文姜，庄公夫人哀姜，僖公夫人声姜，宣公夫人穆姜，成公夫人齐姜，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原注】声姜不记载迎娶和到达，文公、成公不记载出生。文公夫人出姜不记载薨逝和安葬。隐公夫人子氏记载薨逝但不记载安葬。昭公夫人孟子变薨为卒，不记载安葬，不称夫人。那些妾母见于经书的，有僖公母成风，宣公母敬嬴，襄公母定姒，昭公母齐归，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称夫人小君。只有哀公母定姒变薨为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的如隐公母声子、桓公母仲子、闵公母叔姜，都不见于经书。定公母则经传都缺失。而所谓惠公仲子，就是惠公的母亲。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原注】《左传》认为是桓公母亲，《公羊传》认为是隐公母亲，都不对。记载卒而不记载葬，是因为夫人的礼仪，是随从君主的。《春秋》的体例，安葬君主则记载，安葬君主的母亲则记载，安葬妻子则不记载，以此来区别礼仪的轻重。隐公还在位而夫人薨逝，所以不记载安葬。注解说因为隐公被弑的贼人未讨，所以不记载，这是不对的。

成风敬嬴

成风、敬嬴、定姒，【原注襄公四年】齐归，记载为夫人，记载为小君，为什么呢？因为国人称她们，旧史书也记载她们，孔子怎能贬低她们。在后世就像秦国的芈革氏、汉代的薄氏被称为太后一样，直书其事，过失自然显现。定姒【原注定公十五年】鲁国有两个定姒。记载安葬而不记载夫人、小君，是因为哀公尚未正式即位。【原注刘原父曰，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室，哀公尚未成君，所以也不敢称其母为夫人。】孟子则连安葬都不记载，是不成丧礼。

君氏卒

君氏卒，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的体例来衡量，以《左传》的说法为是。不称子氏，是因为子氏不止一个，所以系于君主以作区别，就像仲子系于惠公一样。如果是天子的卿，则应当举其名，不仅仅称氏。【原注《公羊传》《谷梁传》作尹氏。【杨氏曰】卒也有不举名的情况，怎么解释呢？或者因为赴告时不用名，所以书尹氏，崔抒奔逃，就是这样的体例。【惠侍读曰】天子之外的诸侯是嗣位者，所以卒称爵位。内诸侯是受禄者，所以卒称氏。天子的王子弟，则以王子为氏；或者称其采邑，则以采邑为氏，都不称爵位。《春秋》记载外诸侯的卒很详细，记载内诸侯的卒很简略。外诸侯卒而微且不名的共有五个，隐公七年滕侯，八年宿男，庄公三十一年薛伯，僖公二十三年杞子，成公十六年滕子，都不名，都是小国，地位微贱，所以不名。强大而不名的只有一个，但出现了四次，成公十四年秦伯，昭公五年秦伯，定公九年秦伯，哀公三年秦伯，都不名。秦国是强国。惟

译罃是稻的名称，其余都不称名，是为了贬低它们，所以不称名。鲁国境内的诸侯去世的有三人，分别是尹氏、王子虎、刘卷。其中不称名的只有尹氏一人罢了。有人说，这是讥讽世卿制度。持这种说法的人，大概是因为看到周朝的尹氏、齐国的崔氏都是世卿，有的弑杀了君主，有的扰乱了王室，《春秋》都称其氏而不称其名，所以认为这是讥讽。然而，那么对外国诸侯称爵位而不称名又怎么解释呢？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的去世都不称名，他们的去世是以爵位来记载的。尹氏也不称名，他的去世是以氏来记载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对尹氏产生怀疑呢？诸侯去世时称名而安葬时不称名，去世时通报而安葬时不通报。通报，是向天子通报。所以《春秋》记载内外诸侯的去世，都以天子的名义临视而称名。那些地位卑微的国家不称名的，如宿、杞、薛、滕，都是因为衰微，不能以名号通达于天子。后来晋国主持华夏盟会，扶持并保存了它们，因此得以让名号通达，所以滕、杞、薛都称名了。鲁国境内强大的如尹氏，国外强大的如秦伯，都有跋扈不臣之心，所以《春秋》三次记载尹氏，尹氏去世，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四次记载秦伯，始终贬低他而不称名，那么圣人的心意就体现在言辞中了。尹氏，《左传》写作君氏，为什么呢？是传抄错误。解说的人认为君氏是君主的母亲，所以称君氏，而不称姓。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左氏传》，然而《左氏传》庄公元年传中说，夫人逃到齐国，不称姜氏，是断绝亲属关系。那么不称姓，就是断绝亲属关系，这可以吗？《春秋》三传都可以相信，选择其中最好的采纳。尹氏主持丧事，王子虎主持盟会，刘卷主持会盟，所以记载他们的去世。【又曰】王子虎就是叔服，文公元年来参加葬礼的，公羊、谷梁两传都这样说。《左氏传》认为就是僖公二十九年盟会翟泉的那位，经文记载王人，传文称王子虎。《左氏传》依据国史，两传依据师传，哪种说法对呢？《左氏传》说同盟才去吊唁，吊唁就记载，可以采纳。诸侯不奔丧，尹氏怎么能主持丧事？古代束修之礼不出国境，王室大夫没有玉帛之使不与外国诸侯交往。春秋时期主持会盟，不只是刘卷、王子虎，却唯独记载这两人的去世，大概是因为他们来通报就前往吊唁，所以记载他们的去世。来通报的，是因为他们曾经有玉帛之使。尹氏没有听说，似乎是王室的重臣，所以贬低而不称名。【庄侍郎曰】尹氏去世，天子的大夫不记载去世。这为什么记载？公羊子说，天王去世，他是诸侯的主君。礼节相接恩惠就相及了，那么恩惠记录他吗？因为公奔丧而记录他。《春秋》把诸侯奔天王之丧当作常事，却不记载，是避讳后来不奔丧。因为我们的君主尹氏而记录他的去世，那么奔丧就显现了。为什么称氏而不称名。公羊子说，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这是圣人的心意吧。【汝成案】君氏，《左传》认为是声子，先生主张这种说法，近儒都这样。然而不如公羊、谷梁作尹氏恰当。如果君氏是隐公的母亲，那么隐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鲁国是谁？如果是桓公的母亲，桓公尚未为君，那就是惠公的妾。即使隐公因为让位而遵从正君的礼制，也不应该在八年前预先记载。《左氏传》没有传文，谷梁认为隐公的妻子。如果这样，那么妻子尚且记载夫人、记载姓、记载薨，而母亲却不记载，又去掉她的姓，很不恰当！定公十五年记载姒氏去世，公羊传说，定姒是谁？哀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哀公尚未为君。谷梁传说，是妾的称呼。哀公的母亲。即使隐公因为摄政而谦让不为君，以妾的称呼而记载，也不应当贬去她的姓，很明显。那么没有比公羊的说法更好的了。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公羊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这是《春秋》的通则。子氏是隐公的母亲，那么君氏是尹氏就确定了。如果把君氏当作隐公的夫人，隐公的夫人子氏，不是昭公的夫人孟子相比，也没有理由断绝去掉她的姓。而且以夫人的氏而冠以君，那么言语不顺而名分不正。如果毛西河解释为郑国大夫尹氏，这就更加穿凿。外国大夫不记载去世，即使隐公与他一起归来成为鲁臣，也不是大夫。怎么知道？隐公不封爵大夫，谷梁氏已经阐明这种说法了。

译有人怀疑“君氏”这个名字在别处没有见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左师看见一位夫人正在步行驾车，便询问她，回答说：“是君夫人氏。”大概当时就有这样的称呼。那么去掉“夫人”二字，就是“君氏”了。【原注】战国时期齐国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是鲁隐公的妻子，是正妻，所以史书用“薨”字。君氏，是鲁隐公的母亲，是惠公的继室，属于妾室，所以史书用“卒”字。

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呢？春秋初期，距离西周不远，嫡庶的区别还非常严格，所以仲子另居别宫并献上了六羽，这就是所谓的还秉持着周礼。从僖公以后，日益僭越逾越，这在经文中是可以看到的。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降爵为子，薛侯降爵为伯，杞侯降爵为伯又降为子，这是贬低他们吗？【原注】滕子来朝见，张无垢、胡康侯认为这是贬低他朝见桓公。【杨氏说】贬低他朝见桓公是最迂腐的。如果要贬低，可以称人，也可以称名。至于称名已经是极致的贬低了，降他们的爵位是不合情理的。古代的天下和现在一样。崔呈秀、魏广微，天下没有人称字，提到他们时就称名，称名是因为厌恶他们，厌恶他们称名就已经是极致的贬低了。如果降少师为太子少师，降尚书为侍郎、郎中、员外，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三国降爵是怎么回事呢？沙随程氏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因为被诸侯的政治所困迫而自我贬低。【原注】孙明复已经有这种说法，伊川《春秋传》大致相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产争论继承问题说：“郑国是伯爵、男爵，却要求它承担公侯的贡赋，恐怕供应不上。”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子服景伯说：“鲁国向吴国缴纳的赋税是八百乘，如果成为子爵、男爵，那么就要把一半的邾国归属吴国，而像邾国侍奉晋国那样侍奉吴国。”这些都是证据。春秋时期，卫国已经称公了。到了末期，降爵为侯，又降爵为君。【原注】《史记·卫世家》记载，昭公时，三晋强大。卫国像小侯一样，隶属于他们。成侯十六年，卫国再次降爵号为侯。嗣君五年，再次降爵号为君。这在《史记》中有记载，但后人还有不知道的。高诱解释《吕氏春秋》中的卫嗣君说，秦国贬低他的爵号为君。滕、薛、杞的情况也是如此，【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齐国人请求让邾国参加，宋国人请求让滕国参加，都没有被允许参加盟会。定公元年，修筑成周城，宋国的仲几说：“滕、薛、郳，是我们役使的国家。”那么它们不仅是自我贬低，而且是大国的私属了。所以鲁国的史官因此这样记载。

小国贫穷，那么滕、薛、杞就降爵称伯、称子；大国强大，那么齐国的世子光就排在莒、邾、滕、薛、杞、小�之上，【原注】齐世子光八次会盟诸侯，其中五次都排在诸侯之下。到了襄公十年伐郑的会盟，排在滕、薛、杞、小�之上。十一年再次会盟，又进排在莒、邾之上。这是时势造成的。《左传》说是因为先到达而进位，这也是托辞罢了。

阙文

桓公四年、七年缺少秋冬两季，定公十四年缺少冬季，【原注】《公羊传》庄公十年缺少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季，僖公二十八年冬季没有月份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没有月份，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日而没有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年号前没有“王”字，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甲戌有日期而没有事件，这些都是《春秋》的阙文，是后人的脱漏。【原注】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没有事件，却不记载首月，杜氏《释例》认为是阙误。《谷梁传》有桓公无“王”字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孔子在继隐公之后记载“公即位”，那么桓公的志向就显现了，何必去掉“王”字来贬低他呢？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不记载“天”，是阙文。【原注】文公五年，周王派荣叔归还含玉，并且●同。如果说因为赐给桓公而贬低他，那么桓公即位，《春秋》本来就已经承认他是公了。商臣而记载为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记载为齐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的爵位没有什么可以贬低的，哪有贬低到天王身上的呢？

僖公元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不说姜。宣公元年，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不说氏。这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说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说何相同，都是阙文。圣人的经典，平易正大。

邵国贤【原注】宝。说，夏五，是鲁国史官的阙文呢？还是《春秋》的阙文呢？如果说是鲁国史官的阙文，那么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为什么唯独阙略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向后世显示呢？阙略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向后世显示，推想不诚伯高的心思，这是对后世不诚，圣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孙忌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夏五，是《春秋》的阙文，不是鲁国史官的阙文。

范介儒【原注】守己。说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是传经者的脱文罢了。说是孔夫子阙疑，我不相信。【原注】按甲戌、己丑似乎是鲁国史官的文字，所以《左传》已经有再赴的说法。【顾司业说】《春秋》文字多有阙误，三传大多附会，而《公羊》、《谷梁》尤其严重。其中大的如纪子伯、莒子盟于

译“密”字，原本就是史官缺失的文字，但研习《公羊传》《谷梁传》的人却认为纪国原本是子爵，后来因为天子要在纪国娶妻，所以提升其爵位为侯，增加封地百里，以彰显孝敬。汉代沿袭这一做法，凡是立皇后，先封她的父亲为侯，晋升为大司马、大将军，封爵泛滥从此开始。我曾推究并论述此事，日食中缺失记载日期和朔日的共有十次，这本是史官的疏漏，但《谷梁传》却说，只说日期不说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只说朔日不说日期，是因为日食发生在刚交朔时。查考自鲁襄公十五年以后，没有不记载日期和朔日的，难道从那时到鲁哀公获麟将近百年间，总共没有发生日食在前或在后的情况，而偏偏在鲁襄公以前参差不齐、不确定呢？那么《谷梁传》的说法就是错误的。外国诸侯去世，缺失记载名字的共有十次，也是史官的疏漏。但《左传》却说，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查考鲁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但鲁隐公八年宿男去世却不记载名字。鲁成公十三年，滕国参与诸侯共同讨伐秦国，但鲁成公十六年滕子去世却不记载名字。杞国与鲁国结为婚姻，但鲁僖公二十三年杞成公去世却不记载名字，那么《左传》的说法就是错误的。夫人不记载姜氏，以及去掉姜保留氏、去掉氏保留姜的共有四次，而《左传》却说，不称姜氏，是断绝亲属关系，符合礼制。贾逵又说，哀姜被杀的罪行较轻，所以只贬去姜字。《公羊传》《谷梁传》又认为出姜不宜在齐国完成婚礼，穆姜不宜跟随丈夫的丧礼出嫁，所以都贬去氏字。去掉姜保留氏，去掉氏保留姜，既然不成语句，况且文姜、哀姜的罪行难道需要去掉她们的姓氏才能明白吗？至于甥舅联姻，事由父母做主，却一定要追究她们是否符合礼制，岂不是陷入抚摸骖马、移动臼石的讥讽吗？这也太拘泥固执而不通达了。王不称天的共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史官脱漏，三次是从简略文法。而胡氏在关于赐给桓公任命、归还成风的赠丧物品以及会葬时却说，圣人去掉天字以示贬斥。在归还仲子的赠丧物品时，王已经称天了，难道在前一事只罪责宰亘，而对天王没有贬斥，在这几件事又只责难天王，而对荣公、召公没有讥讽吗？鲁桓公五年，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这只是从简略文法，与“公朝于王所”意义相同。而胡氏认为这是桓王失于讨伐，难道“朝于王所”不责难诸侯，反而责难周王吗？如果一定要认为鲁桓公十四年不记载王，是责难桓王和元王，那么宣王也是篡位弑君，为什么记载王？如果一定要认为鲁桓公四年、七年不记载秋冬，是责难周王失于刑罚，那么鲁昭公十年不记载冬，鲁定公十四年不记载冬，又怎么解释？秦国讨伐晋国、郑国讨伐许国、晋国取代鲜虞，这些都是偶然缺失“人”字，但《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贬斥。秦国且不论，晋国的罪行没有比帮助乱臣立君更大的。鲁襄公十四年，在戚地会见孙林父以安定卫国，当时没有听说贬斥；晋郑伯射中周王肩膀，不曾有微词表示贬斥，却沾沾自喜地责难他们讨伐许国、讨伐鲜虞，可以说是舍大求小、舍本逐末了。所有这些，都是《公羊传》《谷梁传》倡导的，而后来诸儒如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也已经辩驳过了，而在宋代中期又大为兴盛，大概也有原因。自从诸儒攻击三传，王安石于是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不列入学宫。朱熹反之，矫枉过正，于是将圣经中残缺不全的地方，都认为是精义所在，恢复《公羊传》《谷梁传》的旧说。而吕祖谦、叶梦得、张元德等诸儒都跟随他。由此，《春秋》在唐代以后稍为明晰的，又在南宋南渡后变得晦暗不明，难道不是势态相互激荡造成的吗！我因此浏览诸家的学说，在南宋南渡以后兼取黄仲炎、吕大圭、程端学、俞皋、齐履谦五家，列出阙文一百多条，使学者在这里不再强求其可通，那么对于诸儒支离穿凿的言论也就扫除过半了。【汝成案】顾氏的论辩颇为通达精辟，但不通达两家的义例，特别失去了微言大义。事情有窒碍难通之处，就归咎于阙文，这就更加助长了南宋以来师心武断的学说。【惠侍读曰】诸侯有的按日记载去世，有的按月记载去世，有的按时记载去世，《公羊传》《谷梁传》都有说法。其中按两天记载去世的，只有鲁桓公五年的陈侯鲍。当时陈国动乱，所以再次赴告。再次赴告，一次是报告动乱，一次是报告丧事。《春秋》只记载王室动乱。列国来报告动乱，就直接记载其事，而不记载“乱”字，记载“乱”字就嫌与王室相同。况且记载“乱”字就不按日记载，因为动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只有弑君按日记载，其余不按日记载。两次按日记载就说明不是动乱，很明显。有人说，两天之间有阙文。我未曾听说过。《公羊传》说，用两天记载去世，是“尸”的意思，在甲戌日死亡，己丑日死亡，而找到尸体。考“死”即“尸”，《汉书》读为尸，谓有狂易之病，飞亡而死，己丑日才找到他的尸体。所以《春秋》按照再次赴告的日期记载，大概说君主死不得其日，所以辜负了他的臣子。【汝成案】《谷梁传》说，不知道死亡的日子，所以举两天来包罗。就是这个意思。

译夫人孙于齐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是断绝与她的亲属关系。二年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再次称“姜氏”，表明鲁国人又把她当作国君的母亲来对待，忘记了杀父之仇而与仇人交往。先有“孙”于齐，后有会齐侯，这期间她曾回到鲁国，但《春秋》没有记载，是为国家避讳，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刘敞说，《左传》说，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断绝亲属关系，这是合乎礼的。意思是鲁国人断绝与文姜的亲属关系，不把她当作亲人，这才符合礼制。【原注】杜预认为文姜按理应与齐国断绝关系，却又逃往齐国，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魏书·窦瑗传》引注说，夫人有参与杀害桓公的罪行，断绝亲属关系，符合尊崇父亲的大义。称赞庄公顾全大义，断绝与有罪者的关系，所以说合乎礼。大概以前的儒者都主张这种说法。那么母亲可以断绝关系吗？宋襄公的母亲得罪了国君，被送回父母之国。等到襄公即位，想见她一面却因道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来自我悲叹。然而宋国也没有迎接她回来，因为她曾得罪先君，不能因私情而废弃君命。孔子评论这首诗并记录下来，认为宋姬不算不慈爱，襄公也不算不孝顺。现在文姜的罪行更大，断绝亲属关系，有什么损害道义的呢！【汝成案】此说本于胡安国，并阐发了其义理。

《诗经·猗嗟》的序言说，此诗讽刺鲁庄公不能防范其母文姜，因而有哀痛以思念父亲、诚敬以侍奉母亲、威严刑罚以驾驭下属的说法。这些都是从末端进行禁止，而没有推究其根本。文姜返回鲁国，必定是与庄公的丧事一同到达的。她孙于齐，是因为不被国家舆论所容而离开的，【原注】在国内避讳说“奔”，所以称为“孙”。文姜去齐国，那是她父母之国，何至于用“孙”字？这直接书写而义理自然显现。在此时断绝关系，那么臣子的道义就伸张了，日后丑恶的行径就不会登上史册了。庄公年轻，执政的大臣不能坚持大义，让她再次回到鲁国。她凭借君母的尊贵，挟持齐国的强大，放纵淫乱，最终到了不可制约的地步。《易经》说，君子做事要谋划于开始。《左传》“断绝亲属关系”这一句话，深得圣人的意旨。而鲁国人既然不能实行，后儒又蒙昧其义理，所谓作为臣子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遇到变故就不知道变通，难道不是真的吗。

公及齐人狩于样

庄公四年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冬，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夫人宴请齐侯，还可以记载。庄公与齐侯打猎，是不应该记载的。所以改变文辞说“齐人”，称“人”，是把他当作仇敌。杜预认为是地位卑微的人，这是错误的。

楚吴书君书大夫

《春秋》对于吴、楚，小心翼翼，不愿意把他们的国君名称给他们。楚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庄公十年，只称“荆”。二十三年，在他来聘问时称“人”。二十八年，又改称“荆”而不称“人”。僖公元年，开始称“楚人”。四年，在召陵结盟，开始有大夫。【原注】《公羊传》认为文公九年，派椒来聘问，才开始有大夫，这是错误的。又说夷狄不书氏，这也是不对的，屈完已经书氏了。二十一年，在孟地会盟，开始书“楚子”。然而派宜申来献捷的是楚子，【原注】二十一年。却不书国君。围宋的是子玉，【原注】二十七年。救卫的是子玉，战城濮的也是子玉，【原注】二十八年。却不书统帅。圣人的意旨，是让他们不能立刻等同于中原诸侯。吴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成公七年，只称“吴”。襄公五年，在戚地会盟，在他来听诸侯和好时称“人”。十年、十四年，又改称“吴”，单独会盟而不称“人”。二十五年，在巢地攻城而死，开始书“吴子”。【原注】吴本为伯爵，春秋认为他僭越称王，降低按四夷的例子，书“子”。【杨氏曰】春秋降低他的爵位，也不是这样。吴既然不通中国，那么按四夷的例子也是适宜的。二十九年，派札来聘问，开始有大夫。然而灭州来，【原注】昭公十三年。在长岸作战，【原注】十七年。在鸡父战败，【原注】二十三年。灭巢，【原附】二十四年。灭徐，【原注】三十年。讨伐越国，【原注】三十二年。攻入郢都，【原注】定公四年。在檇李战败，【原注】十四年。讨伐陈国，【原注】哀公六年。在柤地会盟，【原注】同上。在鄫地会盟，【原注】七年。讨伐我国，【原注】八年。讨伐齐国，【原注】十年，十一年。救援陈国，【原注】十年。在艾陵作战，【原注】十年。在橐皋会盟，【原注】十二年。都称“吴”，而不称“人”。在黄池会盟，【原注】十三年。书“晋侯及吴子”而区别其会盟。直到《春秋》结束，没有书统帅的，是让他们始终不能等同于中原诸侯。由此可知，书国君、书大夫，是《春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政治交往已经涉及中原了。用后世的事情来说，像刘、石十六国之类，略去不记罢了，到了魏、齐、周，则不得不承认它们为国家，而列于史册。辽、金也是如此。这就是孔子记录楚、吴的原因。然而在详尽记载之中寄托了抑制他们的意旨，圣人的心意大概可以看到了。

亡国书葬

纪国已经灭亡却记载葬纪叔姬，是为了保存纪国的记忆。

译陈国已经灭亡，但史书仍记载安葬陈哀公，这是为了保存陈国的历史。这是圣人的情怀在行事中体现出来的。

译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许国国君新臣去世，《左传》说，许穆公死在军中，用诸侯的礼仪安葬他，这是合乎礼制的。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他死在军中，这是旧史官的缺漏，孔子不敢擅自增补。《谷梁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认为是因为桓公的军队在国内；刘敞认为许穆公离开军队回国后死在国内，这种说法是穿凿附会的。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夫人”指的是哀姜。哀姜去世已经七年了，鲁国人对此有疑问，所以她没有附祭于婆婆，直到这次借着禘祭的机会才迎致她。不称“姜氏”，是承接元年“夫人姜氏死在夷地”的记载。哀姜参与了弑杀两位国君的事，却仍然让她配享庄公，这是扰乱礼制了。明白了郊祀和社祭的礼仪，理解了禘祭和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岂不是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迎致夫人，提升僖公的牌位，都是鲁国礼制衰败的表现，也是孔子所哀伤的事情。胡安国认为“夫人”是成风，成风当时还活着，怎么能说“迎致”呢？这也说不通。【惠侍读说】“吉禘于庄公”，为什么不说是“在太庙”呢？在太庙举行禘祭并迎致庄公，是因为庄公才举行吉禘，所以记载说“吉禘于庄公”。庄公的丧期未满二十五个月，所以用“吉”字来讥讽他。吉禘，是指新立的君主牌位进入宗庙，与先君相接，借此举行大祭。所以不称“宫”，明确说明不是新宫，那么在太庙还有什么疑问呢？在太庙为什么不记载？是为了避嫌。有什么嫌疑呢？如果在太庙举行吉禘并迎致庄公，就嫌疑庄公不应该被迎致，并且与“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相同。夫人不应该被迎致，所以记载“致”；庄公不应该举行吉禘，所以记载“吉”。“用”的意思是借助，借助禘祭就像借助郊祀一样。秋天九月不可以举行郊祀，迎致夫人不可以借助禘祭。大禘祭要等到丧期结束，国君丧期结束才举行，借助禘祭来迎致夫人，是违背礼制的。国家的大事，只有郊祀和禘祭。《春秋》多次记载郊祀，不多次记载禘祭。只记载了这两次禘祭，都是讥讽。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禘祭”，那是按时举行的禘祭。不记载“禘”而记载“有事”，是说这是国家的常规事务。常规事务不记载，非常规事务才记载。有人说，禘祭只有一次，怎么会有三次，吉禘、时禘，都是《春秋》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的人做的。《春秋》凡是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的事情，比如吴、楚的国君安葬，以臣下召见君主，以及臣下驱逐他的君主，都不记载在史册上，为什么唯独记载这种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的祭祀呢？【江氏说】不说“风氏”，是因为君主的母亲不可直接指斥。如果是迎致哀姜，那么哀姜有谥号，怎么能只称“夫人”呢？而且把神主附祭于宗庙，也不能说是“用致”。【沈学博说】僖公不是哀姜所生，齐桓公诛杀哀姜，僖公必定不会尊奉她为夫人，而且必定不会等到八年之后。那么“夫人”确实是成风。妾媵没有助祭的事情，尊奉成风，是为了将来附祭受食之地，于是迎致成风，作为当日入庙的典礼，所以《春秋》因为这是非常规之事而记载它。

用“小君”称呼成风，是混淆了嫡妻与妾室的分别。虽然如此，这还比尊奉哀姜要好。道理在于汉光武帝废黜吕后，而让薄氏配享高祖庙。

以及大夫荀息。

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从王法来说，是更换太子；从臣子和儿子的角度来说，国君和父亲的命令存在。【原注】古人重视父亲的命令，伯夷因为父亲命令的缘故，不继位而逃让给叔齐就是这样。所以荀息的忠诚与孔父、仇牧相同。【杨氏说】给荀息也是可以的，这就像《五代史》对待王子明一样。【庄侍郎说】《春秋》对贤者要求完备，孔父、仇牧、荀息能够以一节先于王法，《春秋》不要求他们完备。《春秋》推崇这三个人，祸乱不是从这些人产生的。这些人一心忠于事先确定的目标始终不变，是孔父、荀息；突然发生变故而不惊惧，不顾惜自身，是仇牧。

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

《春秋》的文辞有跟随同类而改变的情况。僖公十八年，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二十年，齐国人、狄国人在邢国结盟。同时列举两个国家，而狄国也称“人”，这是行文不得不如此。【原注】庄公二十三年，“荆国人来聘问”。赵氏鹏飞说，称“人”，不是提升他们的地位。如果只写“荆来聘问”，就好像举国都来了，文辞不顺，所以写“人”字来使文辞完整，不然，二十八年“荆代替郑国”，为什么不写“人”呢？如果只有狄国，就不称“人”。十八年，“狄国救援齐国”。二十一年，“狄国侵犯卫国”就是这样。《谷梁传》说，狄国称“人”，是提升他们的地位。为什么不在救援齐国时提升他们，而在攻打卫国时提升他们呢？于是又解释说，因为善行积累然后才提升他们。攻打卫国有什么善行呢？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許男、顿子、沈子、徐人、越国攻打吴国。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也是同样的例子。【原注】陆氏《纂例》说，凡是夷狄与诸侯并列排序都称“人”，以便行文，只是君臣用词相同。

周王进入王城不记载。

周襄王复位，《左传》记载夏天四月丁巳日，周王进入王城，而《春秋》经文不记载。它的文辞是史官的记录，史官没有记载的，孔子不能增加。《路史》认为周襄王未曾复位，而王子虎替他留守，这是凭空捏造的说法。【原注】它的说法是，《春秋》开始记载天王出居，后四年五月记载公朝见天王，冬天天王在河阳狩猎，公朝见天王，文公八年记载天王去世，未曾记载“入”。王猛住在皇，敬王住在狄泉，这些都是京畿内的地方，而他们进入时还记载。天下

译郑国是主君，郑国是他国，既然已经远离并戒备了。哪有进入却不记载的呢？迎纳天子，安定王室，这是人臣的极大功勋，如果不记载在经文中，又何必有《春秋》呢？然而那么周襄王未曾进入（王城）。况且周惠王曾经到郑国，并居住在栎邑。【原注】鲁庄公二十年。他出奔不记载，他返回不记载，用路史的话来类推，那就是未曾出奔，未曾返回了。周庄王、周僖王、周顷王去世都不记载，用路史的话来类推，那就是未曾去世了吗？【原注】赵氏说，《春秋》中周王去世三次不记载，是因为王室没有通告，鲁国也没有赴告。我认为这仅仅是因为旧史没有记载，而这两者的意义自然显现。邵氏说，周襄王出奔时，曾经向诸侯告急，所以孔子依据简策而记载。他返回时，以及周惠王的出奔和返回，都没有向诸侯通告，简策上没有记载，孔子即使从传闻中得知，怎么能增加记载呢？至于周敬王的即位，则是孔子所见的时代。王子朝逃奔楚国，而且有使者来通告诸侯，何况是周天子呢？简策上记载的本来就很清楚，所以狄泉的记载，成周的记载，都写下来了。

译事情没有比天王入朝更重要的了，但《春秋》没有记载，所以孔子自己说：我只是传述而不创作。

星孛

《春秋》记载星孛，有的说明它从何处升起，有的说明它进入何处。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进入北斗。不说明它从何处升起，是因为重点在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出现在大辰。向西到达银河，不说明到达银河，是因为重点不在银河。

子卒

叔仲、惠伯跟随君主而死，是合乎道义的，但国史没有记载。对于平时未曾阐发幽微道理而涉及的人，大概就是指那些匹夫匹妇的愚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没有人知道他们。【全氏说】惠伯所辅佐的，是应当立为世子的太子，已经主持丧事了，襄仲突然出来杀了他，这种死，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现在探求圣人之所以不记载的原因，却找不到，于是加以诋毁，这是不对的。荀息在晋国，并不是能引导君主走正道的人，等到他年老昏聩，以死殉乱，圣人记载他，认为这还胜过里克、士会之类的人，并不是完全赞许他。如果惠伯则是真正的忠臣。那么圣人不记载他为什么呢？回答说：那些文字是史官记录的，本来旧史就没有记载，圣人无从增加，况且已经避讳国家的丑恶，不记载子赤被弑，那么惠伯也就无从依附记载了。【钱氏说】惠伯的死不见于经书，是缺文。不应当贬低他。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孔宁、仪行父跟随灵公在国内宣淫，杀害忠谏的泄冶，君主被弑不能殉死，跟随楚子进入陈国，是《春秋》所谴责的人，所以记载说：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却说这两个人借楚国之力来报君主的仇，灵公完成丧事，讨伐贼人，国家恢复，功劳足以弥补过错。唉！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话，陈国就要成为楚国的县邑了，这两个人就是楚国的臣仆了，还有什么功劳可言？幸好楚子重新封立陈国，成公返回国家。这两个人没有丝毫力量，而杜氏为他们曲解，使得后世欺诈不忠的臣子得以援引来自我辩解。唉！这也比那些已经为他人郡县却还说报仇的人强吗？【沈学博说】陈国国小君弱，没有贵戚世臣，就无法立国。春秋时期的世臣，是与君主相辅相成的，所以臣子有罪，断绝他本人，不断绝他的世系，因为积累贵族的声望深入人心已久，楚国也是顺应陈国想要选择有利的人而归还他们罢了。后世儒者责备楚国固然正确，但没有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形。

赞同楚子保全陈国，不赞同楚子接纳两位大臣。公羊子已经说过：保全陈国是悖逆的。

三国来媵

十二公的时代，鲁国女子嫁给诸侯很多，唯独宋伯姬记载三国来陪嫁，大概是因为她是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从齐国回来。就是穆姜。【杨氏说】不如“录贤”的说法合理。

庶出的儿子不记载出生，所以子同出生特别记载。庶出的女儿不记载出嫁，不记载陪嫁，所以伯姬嫁给宋国特别记载。【杨氏说】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表明嫌疑。【庄侍郎说】子同出生，举荐他合乎礼制，命名他合乎道义，得以区别于嫡子的法则。最终能够享有国家，传位给子孙，这是难以从天命得到的。圣人敬重并喜悦他，所以记载在简策上，不因为父母的恶行连累他的儿子。《尚书》说：你于是迈开脚步从自身做起。蔡仲之所以成为忠臣孝子，就是如此。将要观察他的后代，必须先端正他的开始，谨慎地记载它。

《卫硕人》的诗说：东宫的妹妹。正义说：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联系太子来说，表明与太子同母，显示夫人所生的尊贵。由此可知古人嫡庶的区别，不仅儿子如此，女儿也是如此。【汝成案】古代选择配偶，必定适合所出。所以晏平仲送女儿到晋国，说：先君的嫡女。由此可知嫡庶的区别必定先从女子开始严格，这是为了端正根本。

杀或不称大夫

凡是记载杀其大夫的，道义系于君主，而责备他专断杀人。盗贼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文字上不能说盗贼杀大夫，所以不说大夫。【原注】杜氏说：因为以盗贼为文，所以不得说他们是大夫。其道义不系于君主，就像盟会中的卿，只写名字罢了。胡氏认为这是定罪而削去大夫称号，是不对的。

阍人弑吴子余祭。说吴子，那么君主就可知了，文字上不能说吴阍人弑其君主。【原注】盗贼杀蔡侯申与此相同。《春秋》中凡是这样的都是赵子所说的避免不成句。谷梁子说：不称其君主，阍人不得称其君主。是不对的。【杨氏说】阍不是名字，所以不说君主。

邾子来会公

定公十四年，在比蒲大搜，都子来会公。《春秋》没有记载来会公的，来会不是朝见，是在大搜的地方会合。嘉庆的事不在野外完成，所以第二年正月又来朝见。

葬用柔日

《春秋》葬礼都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日中才能安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日，安葬我君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日，日偏西才能安葬。己丑、丁巳，是占卜的日子，推迟到第二天，是事情的变故，不是用刚日。【原注】经文所记载的葬礼，列国之君没有不是柔日的。只有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共公是刚日，那也是因为下雨不

译能够安葬，却拖延到第二天才进行的。汉代人不懂得这个含义，长陵（高帝）在丙寅日安葬，茂陵（武帝）在甲申日安葬，平陵（昭帝）在壬申日安葬，渭陵（元帝）在丙戌日安葬，义陵（哀帝）在壬寅日安葬，都使用了刚日。杨氏说：不只是下雨，日食之类也都是如此。只是庚辰日安葬，没有发生日食罢了。

译《穆天子传》记载，成姬的葬礼在壬戌日举行。我怀疑这本书是后人伪造的。

诸侯在丧期内的称呼

凡是继位的君主，要等到第二年正月才记载即位，然后才正式成为君主；如果未满一年，就称“子”；如果未满一年且先君尚未安葬，就称其名。先君刚去世时，为人子者不忍心认为父亲已经亡故，在父亲面前儿子应称名，所以称名，如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去世，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去世，就是这种情况。已经安葬，则儿子的本分已尽，君主的道统开始，称“子”而不称名。如文公十八年子去世，僖公二十五年卫子（原注：即成公），二十八年陈子（原注：即共公），定公三年邾子（原注：即隐公），就是这种情况。（原注：《杂记》说，君主去世，太子号称“子”，等待时仍像君主一样。郑玄注说，这是指未满一年的情况。满一年就改元，国家不能空无君主一年。（原注：《白虎通》说，满一年称公，是因为臣民之心不能一日无君。依据终始之义，一年不可有两位君主。（梁氏说）查考《史记》，卫戴公没有元年，而称元年，是因为戴公也想满一年改元，但他自己来不及等到，他的臣子怜悯他在艰难危苦的关头经营再造，不忍让他从未成为君主的例子，就把懿公九年作为戴公的元年。这是朱熹《纲目》的体例，没想到古人已经有这样做的，正可见人情相去不远。所以有不等安葬就即位的，就已经成为君主。如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日，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原注：即惠公），宣公十一年陈侯（原注：即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原注：即共公）、卫侯（原注：即定公），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恭敬地守护并重视社稷。（原注：杜预《左传》注，卫宣公未安葬，惠公称侯，以接待邻国，是不合礼的。大概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些都是周公的制度，鲁国史官的文字，而孔子遵循的。《公羊传》说，君主在世称世子，（原注：世子下面仍应连缀名字，如陈世子款、郑世子华之类。）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满一年称公，这是正确的。

未安葬而称名，也有不称名的。如僖公九年宋子（原注：即襄公），定公四年陈子（原注：即怀公），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顺从相同的体例。（原注：盟会的文字，顺从相同的体例而记载，不能独自不同。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让王猛住在皇，刘蚠也在丧期。已经安葬而不称名，也有称名的。如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这是为了表示区别。（原注：因为与敬王的王子朝相嫌。

郑伯突出奔蔡，是已经即位的君主。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是已经安葬但未满一年的“子”。这是根据文义不得不这样，不是圣人压制忽而提拔突。（原注：忽、突都称名。是为了区别嫌疑。杜预注，是轻视他。不对。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是未安葬居丧的“子”。里克弑其君卓，是满一年已经即位的君主。这是根据文义不得不这样。《谷梁传》说，称其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儿子。不对。（杨氏说）凡是《谷梁传》的说法，失之巧妙而琐碎。

未满一年记载爵位

即位的礼仪，必须在满一年的正月，即位后国人才称他为君。春秋时期，有先君已经安葬，不等满一年就先即位的。如宣公十年，齐侯派国佐来聘问。（原注：即顷公。）成公四年，郑伯伐许。（原注：即悼公。）称爵位，是顺从该国的通报，也用来彰显他不孝父亲的罪过。

姒氏去世

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不记载“薨”，不称夫人，安葬时不称小君。大概春秋自成风以下，虽然把妾母当作夫人，但必须等公即位后才称她。这个姒氏不称，是因为本来没有这件事。（原注：《左传》说是不成丧，不对。后世的君主多在灵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安葬，就尊其母为皇太后。（原注：《续汉礼仪志》，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当天就在灵柩前即天子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上奏批准。群臣都出吉服，入会如仪。等到所生之母，也按惯例加封。妾贰于君，子疑于父，先王的礼制就亡失了。

卿不记载族氏

《春秋》的文字，不记载族氏有两个含义。无骇去世，挟去世，柔会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溺会齐师伐卫，是因为还没有赐氏。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从晋国回来，到笙地就逃奔齐国，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意如从晋国回来，婼从晋国回来，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因为上文已经提到，所以省略其辞。（原注：《公羊传》宣公元年传，遂为什么不称公子，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的，只写卒名。注，卒，是尽的意思。尽只举名的，是省文。就像后人作史，一条之中再次出现的，不再写姓。《左传》不得其解。对于溺会齐师伐卫就说厌恶他，对于归父还自晋就说赞许他。哪有厌恶他就去掉族氏，赞许他又去掉族氏的呢？

春秋隐公、桓公时期，卿

译大夫中被赐姓的还很少，所以无骇去世时，羽父替他请求赐族。【姚氏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就不再能称公曾孙了。像无骇这样的人直接以名行世，等到他去世时，就赐给他族氏。这是以他祖父的字作为族氏。公子、公孙在自己身上必定没有赐族的道理。《春秋》中的季友、仲遂、叔肸都是以字配合名连称的，所以杜预的注释都说那是字。像挟、柔、溺都还没有氏族。【原注】《谷梁传》不封爵大夫的说法接近事实。但没有得到其实情。庄公、闵公以后，就不再见于经书了，那时没有不赐氏的了。

译刘原父说，诸侯大国设置三位卿，都由天子任命。中等国家设置三位卿，其中两位由天子任命。小国设置三位卿，其中一位由天子任命。【杨氏说】根据《王制》的记载，小国只有两位卿，没有由天子任命的。大国的卿受三次任命，中等国家的卿受两次任命，小国的卿受一次任命。他们在周王朝的官阶中都相当于士。【原注】韩宣子称晋国的士起，受三次任命所以名和氏都通称，受两次任命只称名，受一次任命则略称为人。周王室衰微，礼制废弛，强国兼并弱国。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见于经书中的也都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时期，距离西周不久，制度还有保留，因此鲁国有无骇、柔、挟，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为人。到了后期，没有不名氏通称的了。而邾、莒、滕、薛的国君日益削弱，转而按照小国的惯例称为人罢了。解说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说曹、秦以下的国家都没有大夫，担心当时有见于记载的会损害他们的臆测，于是又凭空构建来掩饰他们的谬误，他们本来不知道王者和诸侯的制度以及班爵的情况罢了。

有人说，翚不称公子是为什么呢？杜氏说，公子，是当时的宠称。【原注】《宣公元年》注。翚称公子，是桓公赐给他的。他在隐公篇终了时不称公子，是因为还没有赐给。【原注】刘原父说，公子虽然亲近，但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任命为大夫则名和氏得以通称，未任命为大夫则只能称名，不能称公子。如果专指他的罪过，则直接书写就自然明白了。

齐国的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已经赐氏了。卫国的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还没有赐氏。胡氏认为，以国为氏的是连累到上级，称公子的是诛及其身，这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立此论罢了。

大夫称子

周代的制度，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位，而大夫虽然尊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都以何、仲、叔、季为称。【原注】《诗经》说，叔兮伯兮。这是大夫的称呼。《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庙。杜注，夷，是谥号。伯，是字。大夫死后书写字。【阎氏说】考察《春秋》自庄公十二年卫大夫已称子，石祁子就是。大夫称子没有比这更早的。【杨氏说】伯、叔，是大夫和士的通称。三桓的祖先叫共仲，叫僖叔，叫成季。孟孙氏称子是从蔑开始的，【原注】文公十五年。【阎氏说】考察《国语》有孟文子，即《左传》的文伯，又早于蔑称子。叔孙氏称子是从豹开始的，【原注】襄公七年。【阎氏说】考察《国语》定王八年有叔孙宣子，即《左传》的叔孙宣伯。又早于豹称子。季孙氏称子是从行父开始的【原注】文公十三年。闵公元年记载季子，二年记载高子，都是《春秋》的特笔。【阎氏说】季孙行父称子，见于文公六年，不必等到十三年。【杨氏说】特笔也不对，是依据史书的旧文罢了，看《公羊传》就明白了。晋国的各位卿在文公以前没有称子的，魏氏称子是从犨开始的，【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栾氏族称子是从枝开始的，【原注】僖公二十八年。【阎氏族说】考察《左传》桓公三年有栾共叔，然而《国语》称为栾共子，又早于栾氏有贞子。赵氏族称子是从衰开始的，【原注】文公二年。中行氏族称子是从林父开始的【原注】文公十三年。郤氏族称子是从缺开始的，【原注】文公十三年。智氏族称子是从首开始的，【原注】宣公十二年。范氏族称子是从会开始的，【原注】宣公十二年。【阎氏族说】考察范氏族称子也是从渥浊开始的，并见于十二年。韩氏族称子是从厥开始的。【原注】宣公十二年。晋、齐、鲁、卫的执政者称子，其他国家只有郑国偶尔有，其余则没有，不敢与大国并列。鲁国的三家称子，其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都以伯、叔称呼，不敢与三家并列。【原注】只有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齐子，《论语》有卞庄子。【阎氏族说】考察子叔氏有齐子，即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见襄公十四年，一见昭公三年，谁说他们不敢与三家并列呢？他们生前有的以伯、仲称呼，如赵孟、知伯死后，则谥之而后称子，犹如国君死后谥称公一样，在这里可以看出世道的升降。读《春秋》的人，怎么能忽视呢？

春秋时，大夫虽然僭越称子，但不敢在国君面前称子，犹如诸侯僭越称公，但不敢在天子面前称公一样。怎么知道的呢？从卫国的孔悝鼎铭文知道。说献公于是任命成叔，继承你祖先的职事，说你的父亲文叔，兴起旧日的耆老。成叔，是孔成子烝鉏。文叔，是孔文子圉。称叔而不称子，这是在国君面前不敢称子。【原注】《左传》韩厥对晋侯说，也称成季、宣孟。【阎氏族说】在国君面前臣下称名，是礼制。孟子在齐宣王面前称庄暴为庄子，确实令人不解。【左暄说】按杜蒉对晋平公说，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这可以说是子卯之忌了。知悼子，是晋国大夫知罃，这是在国君面前称子了。

译况且成叔、广叔也是如此。孔悝鼎的铭文记述了其君主庄公蒯聩的话，并非是在君主面前称呼他。这还存有先王的制度。【原注】陆淳说，侯、伯、子、男的臣子都可以称呼他们的君主为“公”，他们的子孙也称“公子”，但谥号不能称“公”，因为谥号是周王赐予的。大夫的臣子可以称呼他们的主人为“子”，但谥号不能称“子”，因为谥号是君主赐予的。【左暄说】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戍向君主请求谥号，君主说：“称夫子为贞惠文子。”这是春秋时期大夫称“子”，确实出自君主的命令。到了战国时期，称“子”又不足以彰显尊贵，于是封他们为“君”了。

译《洛诰》中“予旦以多子，越御事”一句，其中的“多子”，就如同《春秋传》中所说的“群子”一样。【原注】见《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唐代孔颖达认为大夫都称“子”，这是不对的。

《春秋》自僖公、文公以后，执政的卿才开始称“子”。后来，即使是平民百姓，如果是学者所尊崇的人，也可以称“子”，老子、孔子就是这样的例子。【原注】孔子的弟子中，只有有子、曾子两人称“子”，闵子、冉子仅出现一次。再后来，门人也可以称“子”，乐正子、公都子之类就是如此。【原注】《孟子》中关于乐正子的注解说，“子”是通称。所以《论语》中称“子”的，都是弟子对老师的称呼。【原注】比如“非不说子之道”、“卫君待子而为政”之类。【阎若璩说】考察陈子禽对子贡两次称“子”，还说是“亢”，子贡是弟子；又如夫子对季子。然而有一次称季康子为“子”，四次称陈亢为“子”，对伯鱼也称“子”，桀溺对子路也称“子”，子路对文人也称“子”，难道都是弟子对老师吗？《孟子》中称“子”的，都是老师对弟子的称呼，【原注】比如“子诚齐人也”、“子亦来见我乎”之类。【阎若璩说】孟子对平陆大夫、蚳鼃、沈同、留行的客人、毕战、陈相、景春、戴不胜、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践滕国的某人，都称他们为“子”，难道都是弟子吗？至于曹交，集注明确说不允许他受业，也称他为“子”，这种说法尤其不通。这也是世道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啊。《论语》称孔子为“子”，大概是“夫子”省略了文字，是门人的说法。也有称“夫子”的，如“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接说“子”，而加上“夫”，是为了避免语句不完整。【原注】由此可以领悟《春秋》的书法。凡是面对君主、卿大夫，都称“孔子”。又《季氏》一篇都称“孔子”，这是记录者的不同之处。

有谥号就不称字

《春秋传》中，凡是有谥号的大夫，就不书写他的字。国外的大夫，如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秦国，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阎若璩说】子产谥号为成子，见于《国语》，这是子产有谥号了，为什么《左传》只称他为子产、公孙侨？子产的儿子公孙侨，字子思，谥号桓子，这也是有谥号了，为什么《左传》不称他为国桓子，而一定要连着他的字说桓子思？国内的大夫如羽父、众仲、子家，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公子也是如此。【原注】《玉藻》篇说，士在君主面前谈论大夫，如果大夫去世了，就称其谥号或字。

楚共王的五个儿子，那些成为君主的都有谥号，康王、灵王、平王就是，那些没有成为君主的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子干、子皙就是。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陈国的五父，郑国的子亹、子仪就是。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是乱臣贼子，就称他们的名。传文在称名的法则上可以说是严格且缜密了。

君主称大夫的字

古代君主，对于自己国家的卿大夫都称“伯父”，【原注】郑厉公称原繁。“叔父”，【原注】鲁隐公称臧僖伯。称“子大夫”，称“二三子”。不只是诸侯这样。《曲礼》说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叫某士，自称叫陪臣某，然而天子接待他们仍然称他们的字。宣公十六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周王说：“季氏难道没有听说吗？”成公三年，晋侯派巩朔向周献齐国的捷报，周王说：“巩伯确实来了。”昭公十五年，晋国的荀跞到周，安葬穆后，籍谈作为副使。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人。”【原注】伯氏指荀跞。又说：“叔氏，你忘记了吗？”【原注】注解说，叔，是籍谈的字。周朝的德政虽然衰微，言辞却不失旧制。这称字的习惯，一定是先王的制度。【原注】《春秋》凡任命卿大夫书写字，都源于此。周公作《立政》篇，如果侯国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在王官之后，大概古代君主恭敬地对待下属，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平平常常的左右侍从也是率领跟随，从而成就了上下之间的交往。

王贰于虢

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办不成。而《左传》记载周朝的事情说：“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的尊贵，却说“贰”说“叛”。像是对待敌人的言辞，这太不懂得《春秋》的大义了。【钱大昕说】这是用后世的书法来议论古人，宋儒多有这种毛病。“贰心”，上下都可以使用。“叛”与“背”声音相近，晋国背弃先蔑而立灵公，与此“叛”字意义相同。《楚辞》说：“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也是这个意思。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是说星星坠落很多。【原注】啖助说，奔流的星星众多。像雨一样多。《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夜过中星，星星坠落如雨，长一二丈，绎绎地落到地面就熄灭了，直到鸡鸣才停止。谷永回答说，《春秋》记载异象，星星坠落是最大的，自鲁庄公以来到现在再次见到。这是说得对的。而后代的史书，有的说小星流下百枚以上，四面飞行，有的说星星流动如织，有的说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颗，都是这一类。【原注】《唐书·天文志》记载，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从日暮到曙光，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颗。正是

译统四年八月癸卯日，从夜晚到黎明，出现大小流星二百六十多颗。我在甲申年闰六月丙申日望见月食既，流星整夜划过。这才明白古时有这种异象。不说陨石坠落，是因为没有落到地面。《传》说，陨石是与雨一起落下的。那么没有雨却坠落，难道不是异象吗？【汝成案】此处应当另立“秋无麦苗”的题目，各版本都是如此，应当是传抄之初误脱。

译秋天没有麦苗，并不妨害嘉谷的生长。根据《隐公元年传》所说，有飞虫，不构成灾害，就不记载。如果不妨害嘉谷，哪里需要记载在经文中呢？【杨氏说】既然已经没有麦苗了，即使不妨害嘉谷也要记载。

筑郿

筑郿，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地方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称为筑，都称为城。《旧唐书·礼仪志》中，太常博士顾德章的议引此说，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总共筑城二十四座，只有郿这一座记载为筑，其余二十三座都称为城，难道都有宗庙和先君神主吗？又定公十五年，筑漆城。漆是邾国的城邑，《正义》也知道这说不通，却强行解释。【汝成案】陆氏的新旧义说得当。

城小谷

筑小谷城，是为了管仲。根据经文，小谷不隶属于齐国，怀疑是《左传》的错误。范宁解释《谷梁传》说，小谷是鲁国的城邑。《春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旧小谷城。查考《史记》，汉高帝用鲁公的礼仪在谷城安葬项王，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杜氏认为这个小谷是齐国的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注《郡国志》、郦道元《水经注》都相同。查考《春秋》有只说谷不说小的。庄公二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谷相遇。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文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在谷结盟。成公五年，叔孙侨如在谷会见晋国的荀首。四次记载谷，一次记载小谷，是为了区别于谷。又昭公十一年传中说，齐桓公筑谷城安置管仲，直到今天还依赖他。由此可知《春秋》四次记载的谷以及管仲受封的地方在济北谷城，而这里的小谷自然是鲁国的城邑。况且那时齐桓公刚称霸，管仲的功绩尚未显扬于天下，怎么就劳烦诸侯去筑他的私邑呢？【孙氏说】查考《春秋》中记载谷的还有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谷会见齐侯，襄公十九年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又成公十七年传中齐国国佐杀庆克，凭借谷地叛变，那么齐地名叫谷而不叫小谷是很明显的。小谷应该属于鲁国城邑，《左传》不应该错误。后来读《公羊疏》说，两传作小，与《左传》不同。才领悟《左传》经文原作城谷，与昭公十一年申无宇的话正相符合，所以杜注认为是齐国城邑，现在经文和传文及注是后人根据两传的文字而错误添加的。【汝成案】第三十一卷还有小谷一条，似乎遗漏了删并。

齐人杀哀姜

哀姜与庆父私通，弑杀闵公，为国家舆论所不容，而逃到邾国。齐国人把她抓来杀掉，是合乎道义的。而传文认为太过分了，是不对的。【胡氏说】齐国强鲁国弱，齐国女子有罪，一定畏惧不敢讨伐。如果父母家又包庇她，那么人伦断绝，天理灭绝了。桓公诛杀她，是对的。【汝成案】桓公此举使鲁国失去了臣子的道义，齐国失去了父母的恩情，说太过分，道义上并没有违背。或者像陈国拘捕州吁，而请求卫国亲临杀他，应当两全其美。

微子启

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在武城拜见楚子，许男面缚衔璧，大夫穿丧服，士抬着棺材。楚子问，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秽，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楚子听从了。何孟春说，查考《尚书》，殷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他，在武王攻克殷商之前。何应当日而有这样的事？已经离开之后，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而牧野之战，也一定不会跟随别人去攻打自己的宗国。推测这大概不是微子的事，而逢伯的话，只是借古人之口来规劝楚子吧？【杨氏说】金仁山说，武王伐纣，不是讨伐微子。即使微子没有逃跑，面缚衔璧，也不是他的事。又说，武王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而没有涉及微子，因为他逃到野外，没有抓获他。又说，衔璧面缚的，一定是武庚，纣王已经自焚，所以武庚请罪。

徐孚远说，《史记》说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武王于是释放微子，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武王既然立了武庚，又恢复微子的地位。那么微子与武庚同在旧都。后来武庚叛变，微子为什么起初没有异议的迹象？那么武王攻克商朝，微子未曾来归顺。

襄仲如齐纳币

经文记载僖公去世在十二月，而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就只记载冬。即使按照杜氏的解释，把公薨移到十一月，还在二十五个月之内，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呢？

子叔姬卒

根据传文，杞桓公在位七十年。他二十二年，鲁文公十二年，休弃一位叔姬，他五十年，鲁成公四年，又休弃一位叔姬。两次娶鲁国女子又两次休弃，一定没有这种道理。大概是一件事而《左传》错误地重复记载了。【原注】成公九年，杞伯来接叔姬的丧事回去。这是本来的事情。而且文公十二年，经文说，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怎么知道她是杞国妇人呢？赵子说，记载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相同，因为她是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以区别于不是先君的女儿。

齐昭公

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去世。传文认为是昭公。查考僖公二十七年，经文记载齐侯

译昭公去世。【原注】即孝公。如今这位昭公就是孝公的弟弟，不应当用先君的名号作为谥号。怀疑是《左传》的笔误。【原注】《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葬礼。然而僖公十七年的《左传》记载说，葛嬴生下了昭公。前后文意一致，【原注】《史记》也相同。以前的儒者没有对此产生怀疑的。

译赵盾杀了他的国君。

太史记载说：“赵盾杀了他的国君。”这是董狐直笔的记录。赵盾身为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也没有讨伐弑君贼人。这是董狐委婉的措辞。传述者不体察其旨意，却妄自转述孔子的话，认为只要越过国境就能免除罪责，这是错误的。穿（赵穿）弑君，赵盾是主谋，即使讨伐了赵穿也还是不能免罪。君臣之间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难道逃到境外就可以逃避吗？【杨氏说】司马昭即使诛杀了贾充，仍然免不了弑君的名号。

来到周庙【汝成案】《哀公二年》传文中说：“敢昭告皇祖文王。”这里多了一个“于”字。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去世。来到周庙。杜预认为这是文王的庙。昭公十八年，郑国的子产派祝史将神主牌位迁移到周庙。杜预认为这是厉王的庙。传文说，郑国以厉王为祖。【原注】宣公十二年，郑伯迎接楚子时的辞令说：“向厉王、宣王、桓王、武王祈福。”而哀公二年蒯聩的祷告也说：“敢昭告于皇祖文王。”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并设立宗庙，为什么说，这座庙呢，不是祖庙。【杨氏说】支庶子孙不祭祀，道理又怎么说呢？公室宗庙设立在私家，是从三桓开始的，谁说作为祖就不能，作为庙就可以呢？始封之君称为祖。虽然如此，伯禽是文王的孙子，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他们前往封地建国时，将祭祀谁呢？天下有没有祖先的人吗？何况是有土地的人呢！大概只是特立一座庙来祭祀文王、厉王，而称之为周庙吧？汉代有郡国庙，大概也是仿效古制而做的吧？【原注】汉高祖命令诸侯王都城都设立太上皇庙，大概也是因为天下不可以有无宗庙的诸侯主。薄昭给淮南厉王的信说：“臣所见，高皇帝的神灵必定不会在大王手中享受宗庙祭祀。”明白。【全氏说】我认为《周礼》散佚，这一定有大宗伯的明文规定。允许诸侯各自设立所出先王的庙，但特别不将其列入五庙之中。大概《周礼》中的别庙，从义理上考察，自然很多。假如周公在东都集会，那么在郑国就有祊庙。何况天子巡狩，属车所过之处，身后自然都有庙，就各自让同姓诸侯掌管。不然，反而不如周公了。汉代人郡国都设立高祖庙，是遗留的意旨。【王氏说】汉代人郊祀，渎乱无理。元帝喜好儒学，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相继担任公卿。贡禹建议，汉家宗庙，祭祀大多不符合古礼。皇上认为他的话对。后来韦玄成任丞相，议定罢除郡国庙，从太上皇、孝惠帝各园寝庙都罢除。我认为韦玄成、匡衡，是平庸的宰相；贡禹，是浅陋的儒生。然而郊祀依赖他们的驳正，古制得以保存，这是他们的长处。

《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禘。查考二十一年，周文公在丰地去世。周公未去世，怎么会有庙？大概是周庙。【原注】“公”字多余。由此可知始封之君有庙，也可以因此知道禘的说法。

栾怀子

晋国人杀了栾盈，怎么会有谥号？传文说栾怀子喜好施舍，士人多归附他。难道是他的家臣为他定谥号，而流传于史册吗？【杨氏说】荀寅、士吉射又怎么说呢？荀寅谥号文，士吉射谥号昭，都是美谥，与怀子不同，又是崔杼的儿子。【汝成案】却至谥号昭子，见《国语》。

子大叔的庙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将要为葬礼清除道路。到了游氏的庙，将要毁坏它。子大叔让清除道路的徒役拿着工具站着而不毁坏，说：“子产经过你们，问为什么不毁坏。”于是说：“不忍心毁坏庙。”答应，将要毁坏了。既然这样，子产就让避开它。十八年，简阅军队大搜，将要为搜阅清除道路。子太叔的庙在道路南面，他的寝宫在道路北面，庭院狭小。超过期限三天。让清除道路的徒役陈设在道路南面庙的北面，说：“子产经过你们，命令快速清除，就在你们乡里毁坏。”子产上朝，经过而愤怒。清除者向南毁坏，子产到达十字路口，让随从制止他们，说：“在北方毁坏。”这也是同一件事，而记录者有的认为是葬礼，有的认为是搜阅，传文两者都保留，而失误删去了其中一个。

修筑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不信到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温盟约，并且命令修筑成周。魏子面朝南，卫国的彪傒说：“魏子必定有大祸，僭越职位来命令大事，不是他的职责。”《诗经》说：“敬畏天的愤怒，不敢嬉戏游乐。敬畏天的变化，不敢奔驰驱驰。”何况敢僭越职位来做大事呢？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将要修筑成周。魏子主持政事，卫国的彪溪说：“将要建立天子，而改变职位来命令，不合道义。大事违背道义，必定有大祸，晋国不失去诸侯，魏子大概不能免祸吧！”这是同一件事，左氏两者都收录，而失误删去了其中一个。周历的正月，是晋历的十一月。其下文说：“己丑日，士弥牟规划成周，计算丈数，揣测高低。衡量厚薄，测量沟渠，考察土方，商议远近，估量工期，计算劳役，考虑财用，登记干粮，以此命令诸侯服役。”又说：“庚寅日，栽种树木。”宋国的仲几不接受任务。庚寅日就是己丑日的第二天，而传文分为两年，哪有拖延两个月才开始栽种，宋仲几才不接受任务的呢？而且这次役事不过

译三句话就讲完了。

五位霸主

译关于“五伯”的称呼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夏、商、周三代的五伯，另一种是春秋时期的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的国佐说：“五伯称霸，是因为勤勉地安抚诸侯，以奉行天子的命令。”杜预说：“夏代的伯是昆吾，商代的伯是大彭、豕韦，周代的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原注】《诗经》正义引用服虔的话说：“五伯，是指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这与杜预的说法相同。应劭在《风俗通》中也主张这种说法。《孟子》说：“五霸是三位圣王的罪人。”赵岐注解说：“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公。”这两种说法不同。【原注】颜师古注解《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时，认为五伯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公、晋文公；注解《汉书·同姓诸侯王表》时，认为五伯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白虎通》并存这两种说法，后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阖闾。根据国佐对晋国人说的话，当时楚庄公去世才两年，不应该立刻被列为五伯之一，也不应该在此之后没有伯而固定为五伯。所以这通指夏、商、周三代是没有疑问的。《国语》说：“祝融能够彰显天地的光明，他的后代有八个姓氏，昆吾是夏代的伯，大彭、豕韦是商代的伯，庄子、彭祖得到了这个地位，上起虞舜，下至五伯。”李轨注解说：“彭祖名铿，是尧的臣子，封在彭城，历经虞、夏至商，活了七百岁。”这就是所谓的五伯，也是商代时候的事。【原注】《淮南子》提到昆吾、夏后氏的时代，高诱注解说：“昆吾，是夏代的伯，在夏后桀的时代。”由此可知，在国佐之前，“五伯”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了。【原注】据此，周代只有两位伯，《谷梁传》说“交换质子”没有提到两位伯，《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对楚王说“六王二公”，也只是指齐桓公、晋文公。至于孟子所说的五伯，而以齐桓公为最盛，那就只是就东周以后而言了。就像严安所说，周朝衰败三百多年，五霸相继兴起。然而赵氏将宋襄公并列其中，也不恰当。宋襄公谋求霸业不成，在泓水之战受伤而死，从未真正称霸。《史记》说越王勾践报复强吴，在中国展示武力，号称五伯。司马迁在赵岐之前，所听到的说法不同。【原注】《越王勾践世家》说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祭肉，任命他为伯，又说越军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都来祝贺，号称霸王。《淮南子》也说越王勾践在五湖战胜夫差，南面称霸天下，泗水上的十二个诸侯都来朝见。那么，说到三代的五伯，应当如杜预的说法；说到春秋的五伯，应当列入勾践而去掉宋襄公。《荀子》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伯，【原注】江都易王问越王勾践，董仲舒用五伯来回答，这是当时把勾践算作五伯之一。这是正确的。【阎若璩说】董仲舒说，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提及五伯。只有宋襄公辈在孔子之前。所以说羞于提及。不然的话，勾践称霸不是在孔子之后吗？【顾炎武说】顾氏认为孟子所说的五伯开始包括勾践，如果孔子之前的五伯大概是合夏、商而言，不列入勾践，也不一定非要是宋襄公。

占验方法繁多

用日期来占验事情的，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甲乙日，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日，江淮海岱。戊己日，中州河济。庚辛日，华山以西。壬癸日，恒山以北。”用时辰来占验事情的，如《越绝书》公孙圣所说：“今天壬午，时辰加在南方”，《史记·贾谊传》所说：“庚子日斜，服集予舍。”又有用月亮运行所在来占验的，如《史记·龟策传》所说：“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所说：“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所说：“白虹出现时，月亮进入毕宿。”《周礼》占梦官，掌管其岁时。观察天地的交会，辨别阴阳之气，用日月星辰来占验六梦的吉凶。那么古人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汉代以后，这种说法越来越多，占验越来越穿凿，加上日期时辰、风角、云气迟疾变动等，不一而足，所以有一件事符合这种说法却违背那种说法，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大道因为歧路太多而丢失了羊吗？所以士文伯对晋侯说六种事物不同，民心不一。而太史公也说皋陶、唐尧、甘公、石申的书传，杂乱如米盐，在于人自己从象占之外去领悟罢了。

干宝解释《周易》，六爻相互杂糅，只在于其时物，说：“一卦六爻都杂糅有八卦之气，如果初九是震爻，九二是坎爻。或者看到辰戌说艮，己亥说兑。或者以甲壬名为干，乙癸名为坤。或者以午位名为离，以子位名为坎。或者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盛，休废为衰败。”解释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说：“爻中的意义，万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罚，众形万类，都从爻中发出，所以总称为物。”这样解释《周易》，小术详细而大道隐没了。以此占卜也一定不灵验，天文也是如此。

褚先生补写《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集占验家询问他们，某日可以娶妻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诉讼不能决断，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

译根据日同来占卜

译裨灶根据逢公死于戊子日，就断言今年七月的戊子日晋君将会死去。苌弘根据昆吾在乙卯日灭亡，就断言毛得在乙卯日杀害毛伯并取代他，以此来占卜其灭亡。这是用与古人相同的日期来进行占卜，这是另一种方法。

天道遥远

春秋时期，郑国的裨灶和鲁国的梓慎最精通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宋、陈、郑发生火灾，裨灶说：“如果不听从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没有听从，结果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初一，发生日食，梓慎说：“将要发大水。”叔孙昭子说：“是旱灾。”秋八月，举行大雩祭。即使是这两位贤人的精妙之处，也有时会出现失误。【原注】昭公七年，鲁君将要去楚国，梦见襄公为他送行。梓慎说：“国君不能成行。”子服惠伯说：“可以成行。”三月，鲁君前往楚国。所以张衡在《思玄赋》中说：“梓慎和裨灶显赫地谈论天象啊，占卜水火却胡乱询问。”

一事两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结冰。梓慎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闹饥荒吧？”岁星在星纪次，却越界到了玄枵次，因此有时灾，阴气不能承受阳气，蛇乘龙。龙是宋国和郑国的星宿，宋国和郑国必定闹饥荒。玄枵是虚星的中间，枵，是耗损的名称，土地虚空而百姓耗损，不闹饥荒还能做什么？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君都将死去。”岁星抛弃了它所在的星次而停留在明年的星次，从而危害鸟帑。周和楚都厌恶这种情况。十一月癸巳日，周天子驾崩。十二月，楚康王去世。宋国和郑国都发生了饥荒。同一件事进行两次占卜，都应验了。

春秋言天之学

关于天文五行的学说，推演得越粗略就越容易应验，推演得越精密就越容易不应验。春秋时期谈论天象的人，不过是根据分野的星宿，结合五行，验证日食、彗星之类罢了。五大行星中只谈论岁星，而其他四颗星的占卜则不涉及，是多么简略啊。【原注】邵雍说：“五星的学说从甘公、石公开始。而他们详细论述的，往往在于君主卿大夫的言语动作威仪之间以及人事的治乱敬怠，所以他们的学说容易理解，而验证起来也不会有差错。”扬雄在《法言》中说：“史官用天象来占卜人事，圣人用人道来占卜天象。”

左氏不必尽信

古人所说的兴亡祸福的原因不一定都能应验。《左传》只是记载那些可信且有证据的事情罢了，但也并非全部可信。三良殉死，君子由此知道秦国不再向东征伐。直到秦孝公，天子授予他霸主的地位，诸侯都来祝贺，后来秦始皇于是兼并天下。季札听到《齐风》，认为齐国的国运不可限量，结果不久就被陈氏篡夺。听到《郑风》，认为郑国将会最先灭亡，而郑国直到三家分晋之后才被韩国灭亡。浑罕说：“姬姓诸侯中，蔡国以及曹、滕两国将会最先灭亡吧？”而蔡国被宋王偃灭亡，在姬姓诸侯中是最晚的。僖公三十一年，狄人围攻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占卜说可以维持三百年。而卫国直到秦二世元年才被废除，历时四百二十一年。所以《左传》所记载的言论也并非全部可信。

列国官名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官名，如晋国的中行，宋国的门尹，郑国的马师，秦国的不更、庶长，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楚国尤其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伊、右尹、连尹、针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黄哀公十六年有箴尹，我怀疑就是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伊，【原注】陈国有芋尹盖。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伊、乐尹、宫厩尹、监马伊、杨豚尹、武城尹，这些官名大体上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原注】宋国有褚师，郑国也有。昭公二年，子析请求让印担任褚师。【杨氏说】所有这些尹，有的掌管事务，有的以地为官。

地名

《左传》成公元年，在鞌地作战，从丘舆进入。注释说，是齐国的城邑。三年，郑国军队抵御晋军，在丘舆打败了晋军。注释说，是郑国的地方。哀公十四年，坑氏把尸体葬在丘舆。注释说，坑氏是鲁国人。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这又是鲁国的地方。这三个丘舆是三个国家的地方。文公七年，穆伯前往莒国，参加盟会，到达鄢陵。注释说，是莒国的城邑。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作战。注释说，是郑国的地方，现在属于颍川郡。这两个鄢陵，是两个国家的地方。襄公十四年，讨伐秦国，到达域林。注释说，是秦国的地方。十六年，驻扎在棫林。注释说，是许国的地方。这两个域林，是两个国家的地方。襄公十七年，卫国孙蒯在曹隧打猎，在重丘饮马。注释说，是曹国的城邑。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注释说，是齐国的地方。这两个重丘，是两个国家的地方。定公十二年，费邑的人向北逃跑，国人追赶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汝成案】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注释说，蔑，就是姑蔑。两个名字。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就是这个姑蔑。没有注释，应当是鲁国的地方。哀公十三年，弥庸看到了姑蔑的旗帜。注释说，是越国的地方，现在东阳大末县。这两个姑蔑，是两个国家的地方。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国国君、楚国国君、陈国国君、蔡国国君、郑国国君、许国国君、曹国国君在盂地会盟。这是宋国的盂。定公八年，单子讨伐简城，刘子讨伐盂，以安定王室。这是周朝的盂。十四年，卫国太子蒯聩向齐国献出盂。这是卫国的

译这是盂地。而晋国则有两个盂地。昭公二十八年，盂丙担任盂大夫。即现在的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的国夏讨伐晋国。夺取了邢、任、栾、鄗、逆畤（zhì）、阴人、盂、壶口等地。这个盂地应当在邢、洺之间。

译州国和曹国是两个国家。桓公五年，州公前往曹国。注解说，州国在城阳郡淳于县。十一年，郧国人将联合随国、绞国、州国、蓼国攻打楚军。注解说，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

僖公三十年，周王派遣周公阅来鲁国聘问，宴享时有昌歜、白盐、黑盐、形盐。注解说，昌歜，是腌制的菖蒲。而《释文》中“歜”音读作“在感反”，《正义》说，齐国有邴歜，鲁国有公父歜，【原注】文公十七年记载，周甘歜在邥垂打败戎人。他们的读音是“触”。《说文解字》说，歜，是盛气愤怒的样子。从欠部，蜀声。这昌歜的读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道与上述的读音是相同还是不同。现在考证顾氏《玉篇》中有●字，音读“徂敢切”，意思是昌蒲俎。那么传文中的昌●正符合这个字，而唐代人已误写为“歜”。【原注】《广韵》也误写为“歜”。由此可知，南北的学问，陆德明、孔颖达等儒者尚且不能普遍通达。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嗀（chǎn）之。今本作●，《广韵》注解说，《说文解字》从口部。大概经典中的错字，并非从天宝、开成年间才开始。

襄公二十四年，发生日食。《正义》说，这与二十一年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道理上必定不可能。但是文字由古文变为篆书，改篆书为隶书，书写材料由丝帛代替竹简，纸张代替丝帛，历经多个世代，辗转抄写产生谬误，失去了原本的真貌，后来的儒者因循守旧不能改正。这是通晓事理之人的至理名言。考证《魏书》江式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考经》。又北平侯张仓献出《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所藏相似，世人称之为古文。从古文流传至今，其抄写不知经历了几千几百次，怎能没有错误？后来的学者，对于他们不能通晓的地方，必定穿凿附会而曲意解说，这对经典的危害太大了！

古代教导人必定先学小学，小学的书籍，就是声音和文字。《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间的学徒大多不懂文字。读五经的人，认同徐邈而轻视许慎。习赋诵诗的人，相信褚诠而忽略吕忱。通晓史书的人，专任皮、邹而废弃篆、称。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苏而略去《苍颉篇》、《尔雅》。不知道书音只是枝叶，小学才是根本。我赞同他的言论。

文字不同

五经中，文字不同的地方很多。有一部经书中自身就不一致的。比如桑葚出现在《卫风》中，而在鲁地则写作“黮”；鬯弓记载于《郑风》，而在秦地则写作“韔”。《左传》一书，它记录楚国时，薳氏有时写作蒍氏，箴尹有时写作针尹，何况钟鼎上的文字呢！《礼记》说“书同文”，也只是说个大概罢了。

所见异辞【原注】以下出自《公羊传》。

孔子生于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则是他所听闻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则是他所传闻的。国史所记载的策书文字，有时不完备，孔子可以根据他所见到的来补充，至于所听闻的就遥远了，所传闻的就更加遥远了。虽然从听闻中获得，必定要参互考证以求其可信，可信就记载，可疑就空缺，这就是异辞的原因。公子益师去世，鲁国史官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原注】无骇去世，侠去世，不记载日期，与此义相同。用这个来解释经文，难道不是很容易而且确实正确吗？何休看到桓公二年会稷的传文，以恩情的深浅，有讳言与目言的区别，而以书日与不书日，详略的不同，作为同样的例子，那就很难而且确实不对了。我怀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句话必定有所本。而齐、鲁诸儒叙述它，然而其含义有三：缺文是一，讳恶是二，言语谦逊是三。【原注】孔子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从前一种说法，则是略于远而详于近；后两种说法，则是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的人，可以从中得知了。《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褒扬、讳饰、贬损，不能写在书上，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不同，等到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谷梁、邹、夹的学问。【原注】邹氏、夹氏没有传注。丧事想要快速贫穷，死后想要快速腐朽，曾子尚且听闻而未通达，如果不是子游列举事实来说明，又怎么能明白呢？所以说《春秋》的失误在于混乱。

纪履緰来逆女

【汝成案】履緰，《左传》作裂繻。惠侍读说，裂古音厉，与履音相近。

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缘故？是辞穷的缘故。辞穷是什么缘故？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为什么不称母亲？是因为母亲不通婚。富平李因笃说，这是说经文之所以不写纪侯，是为了表明母亲虽然不通婚，而纪侯有母亲，就不能自称主人，以区别于宋公没有母亲。

母弟称弟

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公羊传》说，称弟是什么缘故？同母弟弟称弟，同母哥哥称兄。【原注】《左氏》宣公十七年传也说，凡是称弟，都是同母弟弟。【梁氏说】《史记》说高祖的同母少弟。索隐说，《汉书》作同父，说同父是为了表明异母。赵太常说，说同母以区别于异母是可以的，说同父以表明异母则不可以。何休认为，《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循殷代的质朴，质朴之家亲近亲人，表明应当亲厚，不同于群公。

译这是子也。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儿子，却因为同母或不同母而区分亲疏，这是世俗之人极其浅陋的看法。自《春秋》时代以后，骨肉亲情淡薄，祸乱由此滋生，很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诗经》赞美鸤鸠对七个儿子平均施爱，难道对于父母就期望他们公平对待，对于兄弟却教导他们疏远排斥，以此作为准则，这就是所谓的顺从私情而径直行事，是戎狄的作风。郭氏说，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么异母兄弟就不称为兄弟了吗？程子说，礼制条文中有确立嫡长子及其同母弟的说法，其中所说的“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而言，并不是因为同母弟就格外亲近。如果认为同母弟格外亲近，那就是只知有母亲而不知有父亲，这是禽兽的行为。【汝成案】母弟称为弟，是为了重视正妻而严正父亲的统绪。这个义理如果不明，而把妾当作妻，废黜嫡子而立庶子的祸患就产生了。母弟格外亲近，不是为了母亲，而是为了父亲。

译子沈子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子沈子”说，注解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明确阐述这一观点的人。沈子在姓氏前冠以“子”字，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只说“子曰”，是为了避讳孔子。那些不在姓氏前冠以“子”字的，是其他的老师。查考《公羊传》中有“子公羊子”说，【原注】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又有“子沈子”说，【原注】隐公十一年、庄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马子”说，【原注】庄公三十年；“子女子”说，【原注】“女”音汝，闵公元年；“子北宫子”说，【原注】哀公四年。为什么这些老师这么多呢？【原注】又有“鲁子”说，庄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说，文公四年。他们都不在姓氏前冠以“子”字。《谷梁传》中有“谷梁子”说，隐公五年；“尸子”说，隐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说，定公元年。他们也不在姓氏前冠以“子”字。既然这样，那么这部《公羊传》并非全部出自公羊子之手，就显而易见了。【全氏说】庄烈皇帝曾质问：既然“子程子”是尊称，为什么不称“子孔子”、“子孟子”呢？毛西河也对此感到困惑。如果像宋人张横浦自称“子张子”，王厚斋自称“子王子”，那么就不完全把它当作尊称了。唐人刘梦得也自称“子刘子”，又早于此。这就是《公羊传》自称“子公羊子”的例子。考据荀子称宋钘为“子宋子”，王孙骆称范蠡为“子范子”，这都是平辈之间相互推崇的词语，并不是因为师生关系。顾氏根据《公羊传》所说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雷氏说】“子”是男子的美称。古人多系于姓氏，孔子、颜子是。或者系于谥号，列国卿大夫称武子、文子、襄子、桓子就是。然而东周以后，才开始多用这种称呼。西周以前称为“父”，系于名氏之下，如尹吉父、仲山虢石父、程伯休父，以及阏父、皇父、燮父、禽都是。后来又在名字下系以“子”，晋悼公会见周天子称为“周子”，冉有称为“有子”，战国时有和子、婴子都是。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文说：为什么都称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失去国土的君主。【原注】谷、邓距离鲁国很远，如果不是因为失去国土，不可能都来朝见鲁国。他们称“侯”、来“朝”是什么意思？尊贵的人没有后代，按照他们最初的地位对待他们。这意义很明白，而何休却有“去二时”的说法，桓公以火攻人君的说法，又有“不月”的说法，失地君主朝见恶人的说法。胡安国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把朝见桓公的贬斥归咎于天道了。

郑忽书名

郑忽出奔卫国。传文说：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中伯、子、男，等级是一样的，措辞没有贬义。传文简略而难以理解。李因笃说：《春秋》的法度，天子三公称公，王者的后裔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字、男。【原注】见《初献六羽》传。那么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所以子产说：郑伯，是男爵。遭遇丧事未满一年的君主，公、侯都称子，如宋子、卫子、陈之类就是。因为他们的等级本来高于伯、子、男，所以降格称为子。现在郑国是伯爵，伯与子、男为一等，再往下就没有可以降格的等级了，不得不降格而称名。称名不是贬低忽的措辞，所以说措辞没有贬义。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桓公八年，祭公来，随即从纪国迎回王后。九年春，纪季姜回到京师。从迎接者的角度而言，称为王后；从归来的角度而言，称为季姜，这是自然的文辞。就像《诗经》所说“为韩姞相攸”一样。就像《左传》所说“息妫将归过蔡”一样，都是未嫁而冠以夫国的称号，这是行文不得不然的。而《公羊传》认为王者无外，其措辞已经成立，又认为父母对于子女，虽然成为天王之后，仍然说“我的季姜”。这说明它解经虽然巧妙，却不符合圣人的本意。现在如果说“过季姜于纪”，那么初学的人也知道这不通；如果又说“王后归于京师”，那么王后是谁的女儿呢？这就词穷了。公羊子大概拘泥于在国称女的例子，【原注】隐公二年传，女子在其国称女，在举行婚礼时称妇，入国称夫人。却不知道文辞本来就有倒置而通顺的情况。

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争门【汝成案】襄公二十三年传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此处脱漏“以”字。

《公羊传》闵公二年记载，桓公派遣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城。有人说从鹿门到争门的是这样，有人说从争门到吏门的是这样。注解说：鹿门，是鲁城南门的东门。根据《左传》臧纥斩断鹿门的关隘出奔邾国是正确的，争门、吏门都阙如。查考《说文解字》，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所以争门就是以这水命名。省文作争罢了。【原注】《广韵》作埩。后人以瀞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使用它，自《南北史》以下，都作为才性的净，而鲁国的争门就不再知道了。【原注】《礼记》“絜静精微”，只作静字。【桂氏说】查净水发源于故鲁城东北的五泉，流经夫子墓前，酉南

译人沂，俗误以为洙水，又称泥河。这条水很小，从春秋至今没有干涸，就像洛阳城中的狄泉一样。

译仲婴齐去世。

鲁国有两个名叫婴齐的人，都是公孙。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他是仲遂的后代。【原注】杜氏注释说，他是襄仲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日，公孙婴齐在狸脤去世。那就是子叔声伯。季友、仲遂都在生前被赐予氏。所以他们的儿子就用父亲的字作为氏。【原注】刘炫说，仲遂受赐为仲氏，所以他的子孙称仲氏。孔氏说，死后赐族，才是正法。春秋时期，有不合礼制在生前赐族的，华督就是如此。季友、仲遂也属于这种情况。中唐以后，赐给功臣称号也是这个意思。生前赐氏，不合礼制。用父亲的字作为氏，也不合礼制。《春秋》遵循其本来的称呼，而不掩盖其改氏的变化，他活着时记载为公子遂，他去世时记载为仲遂卒于垂。对于他的儿子，活着时记载为公孙归父，去世时记载为仲婴齐卒。【原注】公子季友的去世也符合这个义理，只是季友的儿子没有见于经文。

《公羊传》问：仲婴齐是谁？公孙婴齐。这里说仲婴齐，也是公孙婴齐，并不是指子叔声伯。所以注释说未见于经文，是公孙婴齐。现在作为大夫去世而见于经文，称为仲婴齐。这是汉人解释经文的精妙之处。如果是子叔声伯，那么在鞌之战、【原注】成公二年。出使晋国、【原注】六年。出使莒国，【原注】八年。都已经多次见于经文了。

“为人后者为之子”，这句话必定有所渊源。然而婴齐作为后嗣，是继承仲遂，而不是继承归父，【原注】就像叔孙侨如出奔而立叔孙豹一样。如果认为是为兄长作后嗣，那就错了。传文拘泥于孙子用祖父的字作为氏的说法，而认为婴齐是继承归父，那就是弟弟继承兄长，扰乱了昭穆的伦常，这是错误的。况且三桓又怎么会爱惜归父而为他立后呢？【惠侍读说】战国时卫国的南文子，名叫子南子，就像仲婴齐是仲遂的儿子，不必等到孙子才用祖父的字作为氏。《公羊传》创立孙子称祖父为父的说法，非常悖谬。

隐公十年没有正月【原注】以下引《谷梁传》。

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没有那个月的事情而不记载，并不是有意删削。《谷梁传》认为隐公不能自我端正，这是牵强附会。赵氏说，宣公、成公以前的人名和干支大多不全，是旧史缺失的缘故。他说对了。【庄侍郎说】五始，是大教化。隐公，是《春秋》的开始，公即位可以省略吗？践行了他的职位，举行了他的礼仪，删削不记载吗？还是未曾践行他的职位，举行他的礼仪，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呢？回答说，公践行了他的职位，举行了他的礼仪，然后才称元年。君主的起始之年，不是别人，正是隐公，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成公的辞让与继承故君相同，这不是尊崇先君的做法。《谷梁子》的话说得好，隐公成全了父亲桓公的恶行，以此作为让位，这就是他与伯夷、叔齐不同的原因。我曾经推究《春秋》的志向，天伦关系重大，父命尊贵。让国如果真诚，就遵循天理，承受父命。如果不真诚，虽然行即位之事，却如同无事一般，所以不记载即位。君位，是国家的根本，南面而坐的人没有君临国家的心，北面而朝的人有二心，君位又在哪里呢？十年没有正月，隐公不能自我端正，国家因此没有正道。元年有正月，是隐公应当端正而不自正，不可一天不加以纠正。

戎菽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传》说，戎，就是菽。似乎是依据《管子》中桓公北伐山戎，得到冬葱和戎菽，推广到天下而作的解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难道仅仅是一种戎菽吗？况且《生民》的诗说，种植的是菽，荏菽茂盛。《传》说，荏菽，就是戎菽。《尔雅》说，戎菽叫做荏菽。【原注】也写作茙菽。《列子》说，北宫子回家后，献上他的茙菽，有稻粱的味道。那么自从后稷出生时就已经种植，不等到桓公才开始推广。

陨石于宋五

《公羊传》和《谷梁传》，相传都受业于子夏，其中宏大的纲要和主要的旨意，符合圣人深意的有几十条。然而在齐鲁之间，人们各自为师，偏僻乡村多有异说，偏狭的学问多有辩难，那些穿凿附会而误导后人的也不少。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原注】《左氏》、《公羊》作鹢。退飞过宋都”，这是临文不得不如此，并不是史官说五石，而孔子改为石五，史官说鶂六，而孔子改为六鶂。《谷梁子》说，“陨石于宋五”，后数，是散辞。“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是聚辞。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种，所以实行它的方法有三种，这是散辞吗？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这是聚辞吗？初九潜龙，后九。九二见龙，先九。世上没有为此作解说的人。

石头没有知觉，所以用日记载。那么梁山崩塌不用日记载，为什么呢？鶂是微有知觉的生物，所以用月记载。那么鸜鹆来筑巢不用月记载，为什么呢？月日的有无，其文体是史官规定的。所以刘敞说，说“是月”的，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日期，嫌疑与陨石同日，记载“是月”以区别它。

王子虎去世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去世。《左氏》认为是王叔文公，这是对的。而《谷梁》认为是叔服。查考这之后的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君主都将死于动乱

译成公元年，刘康公讨伐戎人，叔服说：“违背盟约而欺骗大国，这必定会失败。”可见叔服是另一个人，并非王子虎。【原注】胡安国的说法沿袭了《谷梁传》的错误。

译谷梁传中的“日”字误写为“曰”。

《谷梁传》僖公十五年记载：“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疏解非常迂曲。按传文“曰”字是误字，应当作“其日”，意思是“潞子婴儿贤德”。【原注】《尚书·皋陶谟》：“思，曰赞赞襄哉。”《吕刑》：“今尔罔不由慰曰勤。”《易经·大畜》九三爻辞：“曰闲舆卫。”这些“曰”字都应当作“日”。古人“日”和“曰”二字写法相同，只有“曰”字在“曰若”这种用法中上画不满，与“日”字不同罢了。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在九经中遇到这两个字可疑的地方，就加上音切。又有一字两读的情况，如《诗经》“岂不曰戒”，“曰”音越，又读人栗反。“曰为改岁，曰杀羔羊”也是这样。自古经师所传，有的认为是“日月”的“日”，有的认为是“曰若”的“曰”，陆德明两者都保留，用音切来区别。毛晃认为是一字两音而驳斥他的失误，这是错误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赞》：“而以责一日之孤”，正义说：“日”音驲。【臧氏说】《孟子》：“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助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孙宣公《音义》引丁音，“日”音驲，或作“曰”，是错误的。赵氏注也不认为是尧的话，从上文“当尧之时”以下，都是叙事的言辞。邢昺疏则误读“日”为“曰”了。

卷五

阍人寺人

阍人、寺人隶属于冢宰，那么内廷就没有扰乱朝政的人。九嫔、世妇隶属于冢宰，那么后宫就没有宠幸美色的事情。太宰对于天子，不仅仅是治理国家，也是教导他治理家庭的人。【钱氏说】这也是因为冢宰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后世让宠幸的人居于辅佐宰相的地位，想要他们为天子治理家庭，能行吗？所以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自汉代以来，只有诸葛亮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上表后主，说宫中和朝廷本是一体。而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咨询董允、费祎、蒋琬三人。于是后主想要挑选美女充实后宫，最终坚持不听。宦官黄皓在董允在世时，职位不过黄门丞。【原注】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这可以作为实行周礼的效验。后来的君主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事，而担任大臣的人也认为这是天子的家事，臣子不敢执意过问。家庭不正，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魏国杨阜担任少府，上疏想要裁减宫女，于是召来御府官吏，询问后宫人数，官吏说：“禁密不得宣露。”杨阜发怒，杖打官吏一百下，斥责他说：“国家不与九卿保密，反而与小吏保密吗！”然后才知道阍人、寺人、嫔妃隶属于天官，是周公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的缘故。

汉代继承秦代制度，设有少府之官，中书谒者、黄门、钧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郎长、中黄门都隶属于它，那么奄寺之官仍然隶属于外廷。

正月之吉

大司徒，在正月吉日，开始调和，颁布教令于邦国都鄙。注说，周正月的朔日。【原注】《大宰》注相同。正岁，命令教官。注说，夏正月的朔日。【原注】《凌人》注相同。州长，既在正月用言语宣读法度，又在正岁宣读法度像初时一样。注说，因此四时的正朔重申它。这就是古人三正并用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正说的就是这个。【原注】如《左传》桓公五年传所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雎，始杀而尝，闭蛰而烝”之类就是这样。【沈氏说】《周礼》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布于官府及都鄙。王与之订正义理，郑锷说：“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使用夏正建寅的。使用建寅称为岁，使用建子称为年。事情有使用建寅的，如五岁则读法、三岁大计群吏的治理之类。事情有使用建子的，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丰收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太史正岁和年而次序其事，颁布于官府都鄙，官吏依次举先后，不失去次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这也是岁和年都正。”与之案，这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的说法非常正确。《尔雅》说：“周曰年，夏曰岁。”经文中所说的“正月之吉”，是建子的正朔。年只用于读法、朝会等事，岁则便于事功。然而有合用周时之正，也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以次序其事。《豳风·七月》一诗，称一之日、二之日与七月、八月，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作《春秋》也两存之，书四时而兼月，用时王之正朔，则是建子。书四时而不月，则行夏之时而建寅。如书“二月无冰”，以夏正论之，二月春暖无冰，也是时常有的，不知道这二月乃是用周正，即夏之十二月。【汝成案】如王与之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兼用二正，恐怕不是这样偏反。至时、月、日有书有不书的，则公羊、谷梁都阐发了它的凡例。【戴氏说】后儒有人说正月之吉也是夏时。他们的说法是，《凌人》掌冰，政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十二月为夏之十二月，则正月也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