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诗歌没有超过十韵的，大概是让人通过文意去推求作者的心志，起初并不以详尽叙述事情为工巧。到了杜甫的《述怀》《北征》等篇章，穷尽了笔力，如同太史公的纪传，这确实是古今绝唱。然而《八哀》八篇本来并非集中高水平的作品，而世人多尊崇称颂它，不敢议论。像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赘的句子，我曾经痛下删改，仅各取它们的一半，才算是尽善尽美。但这不可以对不懂的人说。【杨氏说】石林这个议论是说诗歌不宜过长罢了，并不讨论转韵。古诗只有《焦仲卿妻》一篇最长，后人不敢动手修改。

译诗歌以性情为主，不崇尚奇巧。唐代以后的人，有强行用尽某一韵部中所有字的，有用险僻韵部的，有依循他人韵脚的，这些都是立意在此显示巧思，便不是诗歌的正格。

况且孔子作《易》的彖辞、象辞和传文，其用韵有多有少，不曾一律，也有不用韵的。由此可知古人作文的方法，一个韵部没有合适的字就换用其他韵部，其他韵部不协调就干脆单行。圣人没有必然而固执的成见，在文章中就体现出来了。

诗歌中有不用韵的句子

诗歌以意义为主，音韵随从。必须穷尽一个韵部没有可用的字，然后旁通其他韵部，如果在其他韵部也找不到合适的，那么宁可不用韵。如果意义极其恰当，不能用其他字替换，那么不用韵也没有妨害。汉代以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诗。这是两个韵，极其恰当不可更改。下句说，“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不用韵了，也极其恰当不可更改。【钱氏说】真、文、至、元、寒相通，并非不用韵。古辞《紫骝马歌》中有“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两句不用韵。李白《天马歌》中有“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两句不用韵。《野田黄雀行》开头两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不用韵。《行行且游猎篇》开头两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不用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

古人的文章精妙工巧，自然合乎音律，那么即使是不用韵的文章也往往有韵；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是有韵的文章也时常不用韵，终究不因为韵脚而损害文意。《诗经》三百篇是有韵的文章，却有一章之中有两三句不用韵的，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就是这样。有一篇之中全章不用韵的，如《思齐》的四章、五章，【沈氏说】《救文格论》中，“瞻彼洛矣”两句，作“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思齐》上面有无《将大车》的首章七字。《召旻》的四章就是这样。又有全篇不用韵的，《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等篇就是这样。解说的人认为应当有余声，然而用余声相协而不列入正文，这就是所说的不因为韵脚而损害文意。孔子赞《易》十篇，其中彖辞、象辞、传文、杂卦五篇用韵，然而其中不用韵的也占十分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而也间或有一二处，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著，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就是所说的精妙工巧的文章，自然合乎音律，本来不曾有心于用韵。【钱氏说】《文言》、《系辞》也有很多有韵的句子。《尚书》的体裁本不用韵，而《大禹谟》中，“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王，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王”；《伊训》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唯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王”；《太誓》中，“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中，“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好，遵王之道。无有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荡荡。无党无偏，王平平。无反无侧，王正直”，都用韵。又如《曲礼》中，“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王，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中，“玄酒在室，醴醆在户，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是谓承天之祜”；《乐记》中，“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中，“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亲，思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中，“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息，睊睥胥谗，民乃作慝。方虐民，饮食若流，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的诸子书中都有。太史公作赞，也时常用韵，而汉人的乐府诗反而有不用韵的。【沈氏说】此下《救文格论》有至东汉以下，才开始以有韵无韵作为诗文的区别，截然分为两类，而文章也日益衰败。

易韵

《易经》中有韵，从文王开始。凡是卦辞繁复的时常用韵。《蒙》卦的“渎告”，《解》卦的“复夙”，《震》卦的“虩哑”，《艮》卦的“身人”就是这样。到了周公则辞句更加繁复，而更加多用韵。怀疑古代的卜辞应当用韵，像《春秋传》所载懿氏的“锵姜卿京”，骊姬的“渝羭莸臭”，伯姬的“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逋家虚”，鄢陵的“蹙目”，孙文子的“陵雄”，卫侯的“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的“骨猾捽”，《史记》所载汉文帝的“庚王光”，《汉书·元后传》所载晋史的

译伏羲趁着天崩地裂的时势兴起，都符合韵律。所以孔子撰写《彖传》《象传》时使用了韵脚，大概是因为经文本身有韵，传文也跟着押韵，这显示出圣人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以古代为师而不敢苟且。【原注】郭璞在注解《尔雅·释训》篇时，因为经文有韵，注解也使用了韵脚。【钱氏曰】王逸在注解《楚辞》中的《卜居》《渔父》篇时，也使用了韵脚。

译《彖》《象》《传》如同今天的笺注，通过析解字义、分断句读来进行训释。《系辞》《文言》以下的篇章，则如同在字句意义明确之后，提取一章、一篇乃至全书的大义进行通论，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

古诗用韵的方法

古诗用韵的方法大致有三种：首句、次句连用韵脚，隔开第三句而在第四句用韵的，如《关雎》首章那样，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人律诗首句用韵的，都源于此。一起始就隔句用韵的，如《卷耳》首章那样，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人律诗中首句不用韵的，都源于此。从开头到结尾，句句都用韵的，如《考盘》《清人》《还》《着》《十亩之间》《月出》《素冠》等篇，又如《卷耳》的第二、三、四章，《车攻》的第一、二、三、七章，《长发》的第一、二、三、四、五章等，凡是汉代以后的诗，如魏文帝《燕歌行》之类，都源于此。从此演变开来，就出现了转韵。转韵的开始也有连用、隔用的区别，而错综变化不能拘泥于一种体例。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的，如《兔罝》及《采薇》首章，《鱼丽》前三章，《卷阿》首章那样。有首尾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的，如《车攻》第五章那样。有隔开半章自为韵的，如《生民》末章那样。有开头提起两个韵脚，下面分两节承接的，如《有瞽》篇那样。这些都是诗的变格，然而也都出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

先生《音学五书序》说，《礼记》说：“声成文谓之音。”有了文辞就有了音律，比配音律而成为诗，诗写成然后配上音乐，这都是出于天然而非人力所能为的。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文字都本于六书，人都出自宗族乡党、学校教化，性情都驯化于中和之道，而发为音律，无不协调于正道。然而《周礼》中“大行人”的职掌，九年召集乐官史官，晓谕书名，听辨声音，以此来统一道德、同化风俗，也不敢忽略。所以《诗经》三百零五篇，上自《商颂》，下至陈灵公，跨越十五国的遥远地域，历经千数百年的长久时间，而其音律未曾有差异。帝舜的歌，皋陶的唱和，箕子的陈述，文王、周公的系辞，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三首》《五篇》，是古人的音律典籍。魏晋以后，距离古代日益遥远，词赋日益繁盛，后来才称之为韵，到了宋代周颙、梁代沈约，才制作了四声的谱系。然而自秦汉的文章，其音律已经逐渐违背古法，到东汉末年更加严重。而沈约制作韵谱，却不能上据《雅》《南》，旁采《骚》《子》，以成为不可更改的典范，而仅仅按照班固、张衡以下诸人的赋，曹植、刘桢以下诸人的诗所用的音律，撰定为定本。于是今音流行而古音消亡，这是音学的第一次变革。下及唐代，以诗赋选拔士人，其韵书一律以陆法言的《切韵》为准，虽然有独用、同用的注记，但其分部未曾改变。到了宋代景佑年间，略有更改。宋理宗末年，平水人刘渊开始将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七韵。元代黄公绍作《韵会》沿袭此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于是宋韵流行而唐韵消亡，这是音学的第二次变革。时代日益久远而传讹日益严重，这门学问的消亡大概已有两千多年了。

【钱大昕说】古韵分为二百零六部，唐、宋相承，虽然先后次序及同用、独用的方法小有异同，但分部没有改变。元初黄公绍《古今韵会》开始合并为一百七韵，大概是沿袭平水韵的次序，后人因此将合并韵部的过错归咎于刘渊。如今刘渊的书已经失传，根据黄氏《韵会》凡例称，江南监本免解进士毛晃增修《礼部韵略》，江北平水刘渊壬子年新刊《礼部韵略》，互有增字。而每韵所增的字，在毛晃处称毛氏韵，在刘渊处称平水韵，那么刘渊不过是刊刻此书的人，并非著书之人。我曾经在吴门黄孝廉丕烈家中，见到元代刻本《平水韵略》，卷首有河间许古的序，才知道是平水书籍王文郁所撰。后题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那么他是金国人，不是宋国人。考证己丑年在壬子年之前二十三年，那时金朝还未灭亡，到淳佑壬子年则金朝灭亡已经很久了。推测刘渊窃见王文郁的书，在江北刊刻，而去掉了序言，所以黄公绍认为是刘渊的书。又说，王氏平水韵合并上下平声各为十五部，上声二十九部，去声三十部，入声十七部，都与今韵相同。王文郁在刘渊之前，那么说合并韵部始于刘渊的，是不对的。议论的人又说平水韵合并四声为一百七韵，阴时夫又合并上声拯韵入迥韵。如今考证王文郁韵上声拯等已经并入迥韵，那么也不始于阴时夫了。顾炎武潜心研究多年，既得到《广韵》一书，才开始在内心领悟并旁通其说，于是依据唐人来纠正宋人的错误，依据古经来纠正沈氏、唐人的错误，而三代以上的音律，分部井然有序，极其深奥而不可混乱。于是列举古今音律的演变而探究其不同的原因，写成《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的音律，注解三百零五篇，写成《诗本音》十卷。注解《易经》写成《易音》三卷。辨正沈氏分部的错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写成《唐韵正》二十卷。综合古音为十部，写成《古音表》二卷。从此六经的文字才可阅读，其他诸子的书虽有离合，但相去不远了。上天尚未

译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必定会有圣人再次兴起，把今天的语音恢复为淳厚的古音。【钱氏说】古今语音的区别，汉代的人已经谈论过了。刘熙在《释名》中说，古代“车”的声音读如“居”，是用来表示“居处”的意思。现在说“车”的声音接近“舍”。韦昭辩驳说，古代都读作“尺奢”的反切音，从汉代以来才开始有“居”的读音。这是古今语音不同的证据。但是刘熙和韦昭都谈论古音，而说法正好相反，实际上刘熙是对的而韦昭是错的，因为韦昭生于汉代末年，逐渐沾染了俗音，因为《诗经》中“王姬之车”、“君子之车”都与“华”押韵，于是怀疑“车”应当读作“尺奢”切。不知道读“华”为“呼瓜”切也不是古音。古代读“华”如同“敷”，《诗经》中“有女同车”与“华”、“琚”、“都”押韵，“携手同车”与“狐”、“乌”押韵，那么“车”读作“居”是可以确定的了。自从齐梁时期，周彦伦、沈休文等人区分四声，来制定韵谱。后来沈重作《毛诗音》，对于与今韵不合的地方称为“协句”，比如《燕燕》首章“远送于野”说，协句，适宜读作“时预”反切。第二章“远送于南”说，协句，读作“乃林”反切。所说的“协句”，就是古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创立了古人韵脚舒缓，不必改字的说法，对于沈重所说的“协句”都按今音来读，自认为通达无碍。却不知道《三百篇》的音韵和谐流畅明白，并不曾舒缓。如果沈重的注音尚存，与吴才老的“叶韵”相比，难道不是更简易可信吗？“协句”也称为“协韵”。《邶风》“宁不我顾”，《释文》中徐邈注音为“古”，这也是协韵。后面仿照此例。陆元朗（陆德明）的时代已经有韵书，所以对于今韵不收录的称为“协韵”，“协”与“叶”相同。颜师古注释《汉书》，又称为“合韵”，“合”就是“协”的意思，这是吴才老“叶韵”的出处。然而说“叶韵”不如说“古音”，因为“叶韵”以今韵为宗旨，强行让古人来符合它，不知道古人自有正确的读音。古人根据文字来确定声音，根据声音来得到训诂，其道理是一贯的。汉魏以后，方言习俗逐渐变化，而声音、文字逐渐不相符合，幸好有《三百篇》以及群经、传记、诸子、骚赋都在，学者阅读它们的文字可以得到最初的声音。这是顾氏讲求古音，他的见识高出毛奇龄等人万倍，而对艺林大有功劳的地方。但是古人也有一个字而有不同读音的情况，文字偏旁相谐称为正音，语言清浊相近称为转音。音的正音有定规，而转音没有固定方式。正音可以分别部居，转音则只就一个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用于其他字。那些因声音相近而转用的，如“难”与“那”声音相近，所以“傩”从“难”而进入歌韵。“难”又与“泥”相近，所以“臡”从“难”而进入齐韵。并不是说歌、齐两部的所有字都符合寒、桓部。“宗”与“尊”相近，所以《春秋传》中“圹伯宗”有时写作“伯尊”。“临”与“隆”相近，所以《云汉》诗中用“临”与“躬”押韵。“巩”与“固”相近，所以《瞻仰》诗中用“巩”与“后”押韵。并不是说魂、侵、侯部的字都符合东、锺部。那些因意义相近而转用的，如“躬”的意义是身体，就读“躬”如同“身”。《诗经》“无遏尔躬”与“天”押韵，《易经》“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与“邻”押韵。并不是说真、先部的字都符合东、锺部。“赓”的意义是继续，《说文》以“赓”为“续”的古文，并不是阳、庚部的字都符合屋、沃部。“溱”本来应当写作“潧”，《说文》说，潧水出自郑国，引用《诗经》，是“潧”与“洧”。这是正音，而《毛诗》写作“溱”的，是读“潧”如同“溱”，以和谐韵脚罢了。“溱”就是“潧”的转音，不可根据《说文》纠正《诗经》失韵的错误，根据《诗经》怀疑《说文》的妄作，又不可执着于“潧”“溱”相转而认为蒸、真部的字都可以相通。那“潧”与“增”都是“曾”声，《毛传》在《鲁颂》“烝徒增增”中说，众也。这是《尔雅·释训》的正文，而在《小雅》“室家溱溱”中也说，众也。文字不同而意义不不同，不仅假借其音，并且假借其字。古人正音多而转音少，那么说转音为“协”固然可以，如果把正音也说成“协”那就颠倒得很厉害了。顾氏说一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对于古人不同的读音就指责为方言音，固然有失误。而在正音方面斟酌得当，他关于入声的论述尤其切中要害，后来的作者没有超出他的范围的。【又说】音韵真、谆为一类，耕、清为一类，而孔子赞《易》往往互相使用。顾氏因此说五方的语音，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是他一孔之见。那《七月》末章已经有歧音，《清庙》一什一半怀疑没有韵，并不是没有韵，而是古音久而失传罢了。依据字形寻找声音，即使是常人也可以推求。转注假借，不是通达的人不能通变。所怀疑于《彖》《象》传的不过是“民”、“平”、“天”、“渊”等字，这是古人双声假借的例子，并不是把两部混而为一。“民”与“冥”声音相近，所以《屯·象》以“民”韵“正”，读“民”如同“冥”。“平”与“便”声音相近，所以《观·象》以“平”韵“宾”、“民”，读“平”如同“便”。“渊”音近“环”，与“营”声音相近，所以《讼·彖》以“渊”韵“正”、“成”，读“渊”如同“营”。“天”与“汀”声音相近，所以《乾·彖》以“天”韵“形”、“成”，《文言》以“天”韵“情”、“平”，读“天”如同“汀”。这个例子本于《维清》的“禋”、“成”、“祯”，《烈文》的“训”、“刑”，夫子也是遵循古道的而已。古训“膺”为胸，有“壅”音。《说文》，膺，胸也。《释名》，膺，壅也。《蒙·彖》以“应”韵“中”、“功”，《比·彖》以“应”韵“中”、“穷”，也是读“应”如同“壅”。《未济·象》以“极”与“正”押韵，朱熹怀疑作“敬”，顾氏以不符合韵脚置之不理。我认为“极”从“亟”，“亟”与“敬”声音相近。《广雅》，亟，敬也。《方言》，自关而西，凡相敬爱称为亟。那么朱熹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只是不必破字。

译耳。革象以炳蔚与君为韵。查《说文解字》，莙，读音像威。汉代律令中，有女子控告威姑的记载。威姑，就是君姑。君与威同音，那么蔚与君也就谐韵了。而炳与虨的读音也相近，大概是把炳读作虨。《说文解字》说，虨，是虎身上的斑纹。这与《易经》的义理相应，可见《易经》本来就有写作虨字的。豫象以凶与正为韵，中正本是双声字，艮象以中正也，也与躬、终为韵，那么正与凶可以押韵。象传中不押韵的句子只有这三卦，现在用双声来贯通，就豁然开朗了。顾氏不懂转音，遇到抵触不通的地方就说是方音，这是不对的。比如实，神质切，也读如满。久，读如九，也读如几，《易传》兼用这两种读音，这正是不拘泥于方音的证明。民、平、天、渊的义理也是如此。《诗经》三百篇多以命与申押韵，《易传》则以命与贞、正押韵，可见命有两个读音。《说文解字》说，命从令声。令本属于真先类。《诗经》中“彼脊令”与呜、征押韵，逸诗“讲事不令”与挺、扃、定押韵，《节南山》与骋押韵，《桑扈》与屏押韵，《楚辞·大招》以命与盛、定押韵，这说明令可以有两种读音。《周颂》以“时周之命”与我、徂、维、求、定押韵，《抑》《谟》迭韵，定命也迭韵，这说明命可以有两种读音。《乾》彖传读命为眉病切，《姤》象传读弥吝切，也是兼用两个读音。用方音来议论，是不对的。顾氏说古音地如沱，《诗经》“载寝之地”与瓦押韵，不与裼押韵，引用《易·系辞》“俯则观法于地”与宜押韵来证明。我认为这本不是押韵。即使要追求押韵，怎么知道不与物、卦协调呢？籀文地写作墬。《元命包》说，地，就是易。《释名》说，地，就是底，就是谛。都不取从也的读音。《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用地与晦押韵。《系辞》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又说，“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一个与时押韵，一个与卑押韵。《秦本纪》琅邪刻石文以地与帝、懈、辟、易押韵。《淮南子·原道训》，“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太史公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汉书·丙吉传》，“西曹地忍之”。也读地为弟。顾氏说司马相如《子虚赋》开始读为徒二反，这是错误的。顾氏论古音以偏旁得声，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旗、沂、圻都从斤，如果是古音，那么近也从斤，却引用《诗经》“会言近止”，与偕、迩押韵，说古音记，改入志韵。为什么呢？凡是字有正音、转音，近既然从斤，应当以隐切为正音，读如几的是转音，如“硕人其颀”也是颀的转音。《礼记》“颀乎其至”读为恳，才是正音。倩从青而与盼押韵，颙从禺而与公押韵，实从贯而与室押韵，●从奴而与逑押韵，都不是正音。《礼记》“相近于坎坛”，郑康成读相近为禳祈，祈未必不能读为近。《诗经》三百篇用韵的字不到一千个，怎么能穷尽天下的读音呢？顾氏只把所见到的当作正音，当然会出现抵触了。仇从九声，古读九有纠、鬼两个读音，所以《关雎》以仇与鸠押韵，《兔罝》以仇与逵押韵。顾氏不知道九有两个读音，于是说仇应当有两个读音，像母、戎、兴、难之类，然而《诗经》三百篇中也不过四五个字而已。我说转音的字很多，《七月》的阴，《云汉》的临，《荡》的谌，《小戎》的骖，《车攻》的调同，《桑柔》的瞻，《文王》的躬，《生民》的稷，《北门》的敦，《召曼》的频，《正月》的局，都是转音。毛公《诂训传》往往寓声于义，虽然不破字，却未尝不转音。《小宛》的“是用不集”，训集为就，就是转从就音。《鸳鸯》的“秣之摧之”，训摧为莝，就是转从莝音。《瞻仰》的“无不克巩”，训巩为固，就是转从固音。《载芟》的“匪且有且”，训且为此，就是转从此音。声随义转，就没有不可读的诗了。识字应当探究其本源，本源相同则流变不异。求本裘字，借为求与之意，求祈声相近，所以又有渠之切的读音。后人在求上加衣，仍然取求声，不是衣声。求裘一字，顾氏把它析为两个。而且同一从求的字，读俅为渠之切，●絿为巨鳩切。同一从九的字，读仇为渠之切，鸠为居求切，不知道求、九原本有两个读音。瞏从袁声，所以从震的字都在山僊韵，而独行睘睘，却与菁押韵。读环的是睘的正音。读茕的是睘的转音。黍稷字本在职德韵，而《生民》首章稷与夙、育押韵，读如谡的是转音。《简兮》以翟与钥、爵押韵，《君子偕老》以髢与揥押韵。考褕翟、阙翟字有时写作狄，狄有剔音，正好与髢协调，可见翟有两个读音。旧与舅都从臼声，《诗经》三百篇中，舅与咎押韵，也与首、阜押韵，旧与时押韵，也与里、哉押韵。舅从正音，旧从转音。知道一个字不妨有多个读音，辨别哪个是正音，哪个是转音，然后才能知道古音，知道《诗经》三百篇的读音，然后对《易经》的读音就没有疑问了。《毛诗》不破字，有转音，《大雅》“俔天之妹”，《韩诗》作俔磬，而毛也训为磬，就是读为磬了。《小雅》“外御其务”，《左传》务作侮，而毛也训为侮，就是读如侮了。

译了。《郑风》中有“方秉蕳兮”，毛亨将“蕳”训释为兰，《说文解字》中有“兰”字而无“蕳”字，可知“蕳”的读音如同“兰”。《卫风》中有“能不我甲”，《韩诗》中“甲”字作“狎”，毛亨也将“甲”训释为“狎”，即是读作“狎”。《小雅》中有“神之吊矣”，毛亨将“吊”训释为“至”，与“质”韵相协，这是读作“至”。毛亨没有破读字，这种说法出自王肃。王肃想要与郑玄立论相异，所以对于郑玄所破读的字，必定另立新义，虽然说是申述毛亨之意，却未能完全领会毛亨的本旨。试着用其他经典来证明：赓，正音如同“庚”，而《尚书》中“赓载歌”却依从“续”的读音。《说文解字》说，“续”的古文写作“赓”。丱的正音近于“贯”，《齐风》中与“娈”、“弁”押韵，而《周礼》中“丱人”借用“丱”为“矿”，《说文解字》说，“磺”或写作“丱”。赓与续因音转相通，丱与磺因声转相通，这是古代经典中转音的例子。魏晋以后，这种义理不再讲求，读者往往多有阻碍不通之处。《大雅》中“吁谟定命”四句，顾氏认为没有韵脚。《考盘》、《干旄》、《既醉》中的“告”字都读古沃切，与“则”音不相近。《说文解字》说，“喾”，是急切告谏得很厉害的意思。“急”与“告”是双声字。《白虎通》说，“喾”就是“极”。“亟”与“急”相通，所以“喾”有“极”的训释。《楚茨》以“告”与“备”、“戒”、“位”押韵，《抑》以“告”与“则”押韵，《尔雅·释训》以“告”与“忒”、“食”、“则”、“慝”、“职”押韵，都是将“告”读作“亟”。读如“谷”的是正音，读如“亟”的是转音。顾氏拘泥于固定读音，对于《楚茨》说是不入韵，对于《抑》则直接说没有韵脚，难道真是这样吗？《诗经》中有“日月告凶”，《汉书》引用时写作“鞠讻”，而《释训》也将“鞠”与“职”、“慝”押韵，那么“告”有“亟”的读音，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从“告”得声的字也可以转读，“小子有造”与“士”押韵，“●●王之造”与“晦”、“介”、“嗣”、“师”押韵。顾氏论述《诗经》中“母”字共有十七处出现，其中十六处都读满以切，只有《螮蝀》两章与“雨”押韵，而《易经·系辞》中“如临父母”与“度”、“惧”、“故”押韵，这是有两个读音，应当以满以切为正音，不知道古音读如“每”，这才是正音，其读如今音的是转音。《诗经》三百篇中“侮”字出现四次，都与今音相同。“侮”从“每”得声，“每”又从“母”得声，只有“母”有“姥”音，所以“侮”可以归入语姥部。由流溯源，其条理井然有序不乱。顾氏不知道读音有正音和转音之分，动辄怀疑转音是方音，所以对于这类问题未能透彻理解。

译古人并不忌讳重复用韵。

杜甫作《饮中八仙歌》，用了三个“前”字、两个“船”字、两个“眠”字、两个“天”字。宋人怀疑古代没有这种体式，于是想把诗分为八章，认为只有分成八章，重复押韵才没有妨害。他们不知道《柏梁台诗》中已经有三个“之”字、三个“治”字、两个“哉”字、两个“时”字、两个“来”字、两个“材”字先例了。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州没有杜鹃，云安有杜鹃，寻求其中的道理却得不到，就怀疑这是题下的注释，不知道古人并不曾忌讳重复用韵。所以有四韵成篇而只用两个字押韵的，如《诗经·陈风·株林》：“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就是如此。有二韵成篇而只用一个字押韵的，如《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是如此。有三韵成篇而只用一个字押韵的，如《大学》引《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如此。【原注】汤濩说，《仪礼·乡射礼》中祭侯的辞语：“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左传》中虞叔引用的谚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曹子臧引用的志书：“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晏子引用的谚语：“非宅是卜，惟邻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记·天官书》：“欲终日有雨，有云，有风，有曰。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无风，日当其时，深而少实。”这些都是古人用本字自己押韵的例子。如《诗经·采薇》首章连用两个“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两个“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两个“而微”字，《车舝》三章连用两个“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两个“有声”字，《召旻》卒章连用两个“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用三个“人”字，《那》连用三个“声”字。那些重复使用一个字的例子，说不完。汉代以后也是如此。如《陌上桑》诗中有三个“头”字，两个“隅”字，两个“余”字，两个“夫”字，两个“须”字。【原注】“罗敷”二字在下句末尾出现了三次。《焦仲卿妻》诗中有三个“语”字，三个“言”字，两个“由”字，两个“母”字，两个“取”字，两个“子”字，两个“归”字，两个“之”字，两个“君”字，两个“门”字，还有两个“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中有两个“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中有两个“时”字。曹植《弃妇词》中有两个“庭”字，两个“灵”字，两个“鸣”字，两个“成”字，两个“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中有两个“归”字。张协《杂诗》“黑蜧跃重渊”一首中有两个“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中有两个“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中有两个“反”字。任昉《哭范仆射诗》中有两个“生”字，三个“情”字。沈约《钟山诗》中有两个“足”字。那么，忌讳重复用韵，大概是在隋唐时代吧？

诸葛亮《梁父吟》说：“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了两个“子”字。古人只取文理明白恰当罢了，起初并不避讳重复用字。现在的版本有的改作“田疆古冶氏”，这就错了。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醒。”用了两个“省”字。【杨氏说】这两个“省”字不同，一个是“省禁”的“省”，一个是“省身”的“省”。

初唐诗歌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了两个“相”字。今人认为必定是字同而义异才可以重复使用，像这首诗中的两个“相”字本来就没有不同的意义。况且《诗经》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下文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李白《高阳歌》中有两个“杯”字，《庐山谣》中有两个“长”字。杜甫《织女诗》中有两个“中”字，《奉先县咏怀》中有两个“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中有两个“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中有两个“省”字，两个“境”字，《园人送瓜》中有两个“草”字，《寄狄明府》中有两个“济”字，《宿凿石浦》中有两个“系”字。韩愈《此日足可惜》诗中有两个“光”字，两个“鸣”字，两个“更”字，两个“城”字，两个“狂”字，两个“江”字。【原注】王维《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重复用了两个“名”字，用在律诗中就不合体制了。

诗歌中有因为意思转折而韵脚必须重复的，如《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诗经·唐风·杕杜》：“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诗经·鲁颂·泮水》：“于论鼓锺，于乐辟廱；于论鼓锺，于乐辟臃。”又如《公无渡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这些都是承接上文而转折的，不容许另外换一个韵脚字。

七言诗的起源

前人认为《招魂》、《大招》去掉“些”、“只”等语助词，就是七言诗。我考察七言诗的兴起，在汉代以前，本来就有许多。如《灵柩经·剌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这些都是七言诗的源头。【杨氏说】《道德经》中已经有了，如“视之不见名曰希”就是如此。

译《素问·八正神明论》说：“神啊神，耳朵听不到，眼睛明亮、心窍开通而意志先行，聪慧地独自领悟，嘴巴却无法言说，目光专注地独自看见，看似昏沉，却独自明亮，如同风吹散云雾，所以称之为神。”三部九候是它的本源，九针的理论不必拘泥于文字记载。这段文字的风格极像《荀子·成相篇》。【杨氏说】《成相篇》的体裁并非如此。

译一言

《缁衣》三章，每章四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敝”字是一句，“还”字是一句。如果说“敝予还予”，那么语句就不通顺了，况且为什么一句话就不能成为诗呢？《吴志》记载历阳山石上的文字：“楚，九州之渚；吴，九州之都。”“楚”字是一句，“吴”字是一句，也是一言成诗。

古人未曾有过的格式

除了语气助词之外，只用四个字构成诗句，而且四个字都押韵，古代未曾有过，开始见于《庄子》中的“父邪母邪，天乎人乎”。三章，每章各两句，而合为一个韵脚，古代未曾有过，开始见于《孟尝君传》中的“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

古诗中有八言的，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赵氏说】《旧唐书》记载，卢群在吴少诚的宴席上作歌调侃他说：“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这是全篇都是八言。又如李贺的“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也不过是一两句而已。有九言的，如“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然而没有用来构成整章的，不仅因为不便于歌唱，而且长句意思容易冗余，用字容易松懈，对于文章来说也是很难的。由此可知古人的文章可以停止就停止，不肯因为意思的冗余、用字的松懈而损害作诗的本义。【原注】《正义》引用颜延之的话说，诗体没有九言的，大概是因为声调舒缓，不协调金石之乐。懂得这个道理的，不仅限于句法，章法也可以知道了。七言排律之所以历来很少创作，创作了也不精妙，为什么呢？因为意思容易冗余，用字容易松懈。写七言诗必须做到不可删减而后才能精妙。这就是汉人认为它难的原因。【杨氏说】汉人郊祀乐歌，祭祀五帝使用成数，那么金天白帝用九言，太昊青帝用八言。

诗用迭字

诗中运用迭字最难。《卫风》中，“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个迭字，可以说是重复而不令人厌倦，深奥而不混乱。古诗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个迭字，也极其自然，从此以后就无人能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中，“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罔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后兮，伴张驰之信期”，连用六个迭字。宋玉《九辩》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衙衙；前轻辌之锵锵兮，后辎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容容”，连用十一个迭字，后人的辞赋也很少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次韵

现在的人作诗动不动就次韵，把这当作难，把这当作巧。我认为这容易而拙劣。且以律诗来说，平声通用的三十个韵部中，任意选取一个韵部，而没有其他韵部可以替换。一个韵部数百个字中，任意押五个字，而没有其他字可以替换。名义上是容易，实际上是难。先确定五个字，然后用上文去凑合，文辞如果不通顺就说被韵脚牵制，意思如果不完整就说被韵脚束缚。用典遣词稍微有点新巧，就可以独占鳌头。名义上是难，实际上是容易。那些善于和韵的人，胸中本来没有诗，只是拙于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关于难易巧拙的议论一旦破除，次韵的风气就可以稍微衰落了。

严沧浪《诗话》说，和韵最有害于诗，古人酬唱不次韵，这种风气开始盛行于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本朝各位贤人因此比拼工巧，以至于往复有八九次和诗的。

查考唐代元稹给令狐相公的信中说，元稹与同门生白居易交好。白居易擅长作诗，尤其喜欢驾驭文字，穷尽声韵，有时写千言，有时写五百言的律诗，互相投寄。元稹自审不能胜过他，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称为次韵，大概是想以难相挑逗。江湖间作诗的人有的效仿，有的能力不足，以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义等，与前篇无异，也称之为元和诗体。而主管文事的人考察变雅的原因，往往归咎于元稹。由此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来自以为戏，而当时就已经被人讥讽。现在的人却乐此不疲，又是元白所鄙视而不屑为之的。

欧阳修《集古录》评论唐代薛苹的倡和诗说，【原注】《唐书》记载，薛苹，河中宝鼎人，擅长作诗。其中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的显贵，灵澈以诗名后世，然而诗都不如薛苹，大概是因为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以说是知言。

朱熹回复谢成之的信中说，陶渊明的诗之所以高，正在于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苏轼篇篇句句依韵而和，虽然他才高，似乎不费力，然而已经失去了自然之趣了。

凡是诗不被韵脚束缚而能

译充分表达出文意，胜过为了押韵而束缚文意导致表达不尽，甚至有时本无此意却牵强附会其他意思来凑足韵脚的情况，后者比前者糟糕千万倍。所以，韵律的法则，疏密适中为最好，如果不这样，那么宁可疏朗也不要紧密。文章能够抒发文意，那么即使韵律疏朗也不会有害。

译柏梁台诗

汉武帝柏梁台诗原本出自《三秦记》，说是元封三年所作，但考察史书，却多有不符合之处。查《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元六年夏四月，梁王去世。《诸侯王表》记载，梁孝王刘武在位，第三十五年去世。孝景帝后元元年，共王刘买继位，七年去世。建元五年，平王刘襄继位，四十年去世。《文三王传》记载相同。又查《孝武纪》，元鼎二年春，建造柏梁台。这是梁平王刘襄的第二十二年，而梁孝王去世至此已二十九年，又过了七年才到元封三年。又查梁平王刘襄，元朔年间因与太后争酒器，公卿请求废为庶人。天子说，梁王刘襄没有好的师傅，所以陷入不义，于是削减梁国八座城池，梁国剩余还有十座城池。【原注】《汉书》说削减五县，仅剩八座城池。又查梁平王刘襄十年是元朔二年，来朝见。他三十六年是太初四年，来朝见，都不在元封年间。又查《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光禄勋。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鸿胪。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元年改名为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中尉，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执金吾。内史，汉景帝二年分设左内史、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改名为左冯翊。主爵中尉，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都尉，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右扶风。这六个官职，都是太初年以后的名称，不应预先写在元封年间。又查《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夏五月，改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确定官职名称，那么柏梁台火灾之后，又过了半年才开始更改官职名称。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则在元封五年去世，距离此时已两年了。反复考证，没有一处符合的。大概是后人拟作，剽窃汉武帝以来的宫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的事情来凑合，而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错乱。

查《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中记载为孝景帝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派使者持节，乘坐皇帝副车，用四匹马驾车在宫阙下迎接梁王。臣瓒说，天子副车驾四匹马，这是一时的特殊恩遇，梁平王怎能拥有这个？

诗体代降

《诗经》三百篇不能不演变而为楚辞，楚辞不能不演变而为汉魏诗，汉魏诗不能不演变而为六朝诗，六朝诗不能不演变而为唐诗，这是趋势。使用一个时代的诗体就必然要像那个时代的文风，然后才算是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代变化，有不得不变化的原因。一个时代的文风沿袭已久，不容许人人都说同样的话。现在距离那时已经千百年了，却还取古人的陈词滥调一一模仿，以此作为诗，可以吗？所以不像就失去了作为诗的本质，像就失去了作为我的个性。李白、杜甫的诗之所以在唐人中最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未曾不像，却又未曾完全像。懂得这一点的人，可以和他谈论诗了。

书法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上的文字没有不是八分书的。这说明现在的真书不足以作为文字。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杨氏说】吕成公的《宋文鉴》有很多律体诗，顾氏的说法太草率。【又说】曾批评吕伯恭选诗，如人名、药名、郡名诗都入选，近乎粗俗浅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凡近体诗都不收录，这说明现在的律诗不足以作为诗。现在的人将通过真书来窥探八分书，通过律诗来学习古体诗，这是从事于古人所轻视的东西，却追求他们最精妙的地方，难道不难吗！

鄞人薛千仞【原注】字冈。说，自从唐人的近体诗兴起，诗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后学的士人可以兼修但不能专攻。近日的弊端，没有人不写诗，元诗不讲究律，没有律诗不是七言。又说，七言律诗，法度贵在严谨，对偶贵在整齐，音节贵在响亮，不容易创作。现在初学的后生没有不写七言律诗的，似乎反而以此作为入门的路径，他们终身不能窥见这道藩篱，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人改古事

陈思王上书，说赦免绝缨盗马的臣子，赦免楚国赵国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注释说，赦免盗马，是秦穆公的事，秦国也是赵姓，所以互文，以避开上面的“秦”字。赵至给嵇茂齐的信，说梁鸿到越地，登上高山长啸。梁鸿本是到吴地，却说是越地，因为吴国被越国所灭。谢灵运的诗，说弦高犒劳晋军，鲁仲连退却秦军。弦高所犒劳的是秦军却改为晋军，以避开下面的“秦”字，这就错乱而浅陋了。李白《行路难》诗，说华亭鹤唳怎能听到，上蔡苍鹰何足称道。杜甫《诸将》诗，说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李陵）改黄犬为苍鹰，（杜甫）改玉碗为金碗，也有同样的毛病。

自汉代以来，写文章的人就有回避假借的方法。太史公《伯夷传》，说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子而名声更加显扬。颜渊虽然笃实好学，依附骥尾而行为更加显著。本应当是依附孔子，避开上文雷同，改作骥尾。让后人来做，难道不被人讥笑吗？【梁氏说】我考察《樊郦滕灌传》论，也有“附骥之尾”的句子，指的是高祖。

庾子山赋误

译庾子山《枯树赋》中说：“建章三月火。”查考《史记》，汉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次年春二月，开始兴建建章宫。《西京赋》说：“柏梁台既已受灾，越地巫师陈述方法，建章宫是依据，用来厌胜火灾的凶兆。”可见受灾的是柏梁台，而非建章宫；而“三月火”又是秦朝阿房宫的事，并非汉朝。《哀江南赋》中说：“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中说：“栩阳离别赋。”查考《汉书·艺文志》，有《别栩阳赋》五篇。详究其上下文例，应当是人的姓名，姓别，名栩阳。若理解为离别的“别”，则又错了。【梁氏曰】《说文解字》邑部“栩”字解释为：南阳舞阴亭。徐锴《系传》说：《汉志》有《别栩阳亭赋》，“栩”是假借字。似乎今本《汉书》脱漏了“亭”字，庾子山没有错误。

译于仲文诗中的错误

隋朝于仲文的诗中写道：“景差方入楚，乐毅始游燕。”查《汉书·高帝纪》，记载迁徙齐、楚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以及齐国的田氏这五姓到关中，并赐予他们良田住宅。【原注】关于景驹的注解，文颖说，楚国的景氏一族，驹是名字。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三闾大夫掌管王族三姓，即昭、屈、景。既然这样，那么景差也是楚国的同姓。而于仲文却认为景差是“入楚”，这难道不是梁、陈以后的人，只注重辞藻华丽，而不详查典籍依据的缘故吗？

梁武帝天监元年的诏书说：“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这是引用《孟子》中“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的意思，却不知道宣王乃是田氏，并非姜后，这与上述错误属于同一类。

李太白诗中的错误

李太白的诗中写道：“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门道，天涯去不归。”查《史记》记载，匈奴左方王将驻守上谷以东，右方王将驻守上郡以西，而单于的王庭正对着代郡和云中。《汉书》记载呼韩邪单于自己请求留在光禄塞下，又记载天子派遣使者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原注]现在在河套内。后来单于最终北归王庭。由此可知，汉朝与匈奴往来的道路，大致是从云中、五原、朔方经过，王昭君出塞也必定经过这里。所以江淹写李陵赋，只说“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门关与西域相通，自然是公主嫁往乌孙所经过的地方，李太白搞错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文章中的地理必须恰当。他评论梁简文帝《雁门太守行》中提到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中说“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括评论白居易《长恨歌》中“峨眉山下少人行”，认为峨眉山在嘉州，并非幸蜀之路。文人的毛病大概有相同之处。

梁朝徐悱《登琅邪城》诗写道：“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关以北，而楼兰是西域的国家，在玉门关外。仅这一句之中，文理就已经不通，至于不符合琅邪城的实际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杨氏说】琅邪城在建康，这里说的是北魏来侵犯，烽火告警，从北向西传递。

郭璞赋中的错误

郭璞《江赋》写道：“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河和泗河并不流入长江，难道是因为《孟子》而搞错了吗？【杨氏说】“括”和“包”本来就不说包含。

陆机文中的错误

陆机《汉高帝功臣颂》写道：“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这是不考察史书的错误。《汉仪注》记载，高帝的母亲，在起兵时，死在小黄，后来在小黄建造陵庙。《本纪》记载，五年，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那么她早已去世是可以知道的。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是太上皇崩的误写，因为文字重复书写而未删除。侯公劝说项羽，项羽于是与汉朝约定平分天下。九月，归还太公、吕后，并没有皇媪。【杨氏说】高祖母已经死了，太公能禁止他没有妻子吗？《汉书·项羽传》说，归还汉王的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前说“文”不说“字”，如《左传》说“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以及《论语》中的“史阙文”，《中庸》中的“书同文”之类，都不说“字”。《易经》说“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经》说“牛羊腓字之”，《左传》说“其僚无子，使字敬叔”，都解释为哺乳。《尚书·康诰》说“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说“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大”，也取爱养的意思。只有《仪礼·士冠礼》说“宾字之”，《礼记·郊特牲》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的意义稍近，也未尝把“文”称为“字”。把“文”称为“字”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说：“同书文字。”《说文解字序》说，依类象形，称为“文”。形声相益，称为“字”。“文”是物象的根本，“字”是孳乳而生。【原注】《孝经援神契》也有此语。《周礼》说，外史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注解说，古代叫“名”，现在叫“字”。《仪礼·聘礼》注解说，名，就是书写的文，现在称为字。【原注】《三国志注》记载，孙亮时，有山阴人朱育，依据形体类别，造作异体字一千多个。这难道是“字”的名称从秦朝确立，从汉朝显扬吗？【钱氏说】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郑玄注解说，正名，就是正书字。古代叫“名”，现在叫“字”。《礼记》说，百名以上就书写在简策上。孔子见到当时教化不行，所以想要纠正其文字的错误。后魏世祖始光二年，初次造新字一千多个，诏书引用孔子“名不正，则事不成”的话。江式《论书表》也引用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是汉儒相承的训诂。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这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解说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把篆书称为“文”，隶书称为“字”。张揖上《博雅》表说，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说，共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那么通称为“文”。

三代以上，说“文”不说“字”。李斯、程邈出现后，“文”降格为“字”了。两汉以上，说“音”不说“韵”，周颙、沈约出现后，“音”降格为“韵”了。

古文

古代文字不统一。如汉朝汾阴宫鼎，其盖上的铭文说，

译汾阴进贡给官府的铜鼎盖共有二十枚。“二十”二字写作“十十”。鼎上的铭文说：“汾阴进贡给官府的铜鼎二十枚。”这里的“二十”二字写作“●”。铭文的末尾说：“第二十三。”这里的“二十”二字写作“廿”。一件器物上的铭文出现了三次，写法却各不相同。自从唐代以后，文字日益繁杂，不得不统一规范，而古代书籍中因此不再通晓的情况就多了。

译《说文解字》

【汝成按】《说文解字》或许存在拘泥牵强、讹误缺失之处，但其训诂精微，音韵流转而义理相通。既然它依据古代经典，又多有互文见义之处，如果不理解它的宗旨，就会产生矛盾抵触。

自从隶书出现以来，能够阐发“六书”旨意，使三代时期的文字至今尚存，并得以认识古人造字的本源，许叔重《说文解字》的功劳最大，后来的学者对每一个点画都把它奉为准则。但我认为也有不尽然的地方。就拿六经的文字，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传注，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会等儒者的训释来说，未必全都与《说文》相合。况且许叔重生于东汉中期，他所依据的不过是刘歆、贾逵、杜林、徐巡等人十几家的说法，【原注】杨慎《六书索隐序》说，《说文》中有孔子的说法，楚庄王的说法，左氏的说法，韩非的说法，《淮南子》的说法，司马相如的说法，董仲舒的说法，京房的说法，卫宏的说法，扬雄的说法，刘歆的说法，桑钦的说法，杜林的说法，贾逵的说法，傅毅的说法，官溥的说法，谭长的说法，王育的说法，尹彤的说法，张林的说法，黄颢的说法，周盛的说法，逯安的说法，欧阳侨的说法，宁严的说法，爰礼的说法，徐巡的说法，庄都的说法，张彻的说法。却认为完全掌握了古人的心意，这难道对吗？这是第一点。五经在蔡邕等人校正定本之前，传抄的人各不相同，现在《说文》所收录的大多是异体字，如果用现在的经书来对照，那么《说文》就显得短浅。这是第二点。同一本书中引用两处经文而文字不同的情况，【原注】例如“汜”字下引用《诗经》“江有汜”，“洍”字下引用《诗经》“江有洍”。“逑”字下引用《尚书》“旁逑孱功”，“僝”字下引用《尚书》“旁救僝功”。“卺”字下引用《诗经》“赤舄已已”，“掔”字下引用《诗经》“赤舄掔掔”。后来的读者该遵从哪一种呢？这是第三点。【原注】郑玄常常驳斥许慎的《五经异义》。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说，《说文》中援引经传与现在相违背的地方，不敢轻易遵从。流传既久，难道没有脱漏吗？即使徐铉也说篆书湮没废弃日久，错乱遗脱，不能全部考究。现在认为这本书所缺少的字一定是古人没有的，另外指定一个字来代替，【原注】例如《说文》没有“刘”字，后人用“镏”字代替。没有“由”字，用“甾”字代替。没有“免”字，用“兎”字代替。修改经典来迁就《说文》，支离破碎，迂回曲折，这是第四点。现在举出一两条来评论它。比如秦、宋、薛都是国名。秦字从禾，因为土地适宜种禾，这也太迂腐了。宋字从木表示居住，薛字从辛表示罪过，这是什么道理呢？《费誓》中的“费”改为“釆”，解释为恶米。武王载斾的“斾”改为“坺”，解释为臿土。威解释为姑，也解释为女阴，殹解释为击声。困解释为故庐。普解释为日无色。这是什么道理呢？貉的意思是恶，看犬的字形像画狗，狗，叩击的意思，这难道是孔子的话吗？解释“有则”说不宜有，《春秋》记载日有食之。解释“郭”说齐国的郭氏喜欢善人却不能进用，厌恶恶人却不能斥退，因此亡国，这不近乎剿说而失去本意吗？居解释为法古，用解释为卜中，童解释为男有罪，襄解释为解衣耕，吊解释为人持弓会驱禽，辱解释为失耕时，臾解释为束缚捽，罚解释为持刀骂詈，劳解释为火烧门，宰解释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解释为十六日月始亏，刑解释为刀守井，这不近乎穿凿附会而远离情理吗！武则天效法他而造字，王安石推广他而作书，不能说不是滥觞于许氏的。至于解释参为商星，【钱氏曰】《说文》原本说参商都是星名，并非解释参为商。注释与正文连文，古书往往如此。这是天文方面的不合。解释亳为京兆杜陵亭，这是地理方面的不合。书中引用的乐浪事迹几十条，而其他经籍反而多有缺略，这是采摭不当。现在的学者能够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才可以说是善于学习《说文》的人吗？【原注】《后周书》记载，黎景熙的从祖黎广，太武帝时担任尚书郎，擅长古学，曾经跟随吏部尚书崔元伯学习字义，又跟随司徒崔洁学习楷篆。从此家中传承这种方法，景熙也传习它，与许氏颇有不同。可见魏晋以来，传授也各不相同。【杨氏曰】许氏的书，大体上对小学有功。

《王莽传》，刘这个字由卯、金、刀组成。正月刚卯，金刀之利，都不能通行。【原注】《食货志》也说。又说，受命之日是丁卯。丁，火，是汉家的德行。卯，是刘姓所以为字的原因。光武帝告天祝文引用谶记说，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用《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意思是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可见古代并非没有刘字。【原注】赵宧光说，《说文》没有刘字，只作镏。现在查考《汉书》卯金刀的刘以及流传的古印，刘姓不下数百面，都写作刘，没有镏字。【钱氏曰】《说文》竹部有“𥫗”字，说从竹，刘声。是本来有刘字，传写时丢失了。魏明帝太和初年，公卿上奏说，歌用来咏德，舞用来象事，从文字上看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叫章斌之舞。魏距离许叔重不远，可见古代并非没有斌字。【原注】徐铉校定《说文》，前面列出斌字，说是俗书。

《说文》原本的次序已经不可见，现在按四声排列的，是徐铉等人所定的。

译【汝成按】顾氏所见按四声排列的，只是李焘所编的《五音韵谱》罢了，并非徐铉等人所定的版本。如今徐铉等人校订的《说文解字》原本，从“一”部到“亥”部，共五百四十部的书籍，自从毛氏汲古阁刊行以来，又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的刻印。而朱竹君又根据毛本重新刻印，现在几乎家家都有这本书了。反切注音，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原注】赵古则在《六书本义》中说，汉代以前没有反切，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笺注只说“读若某”罢了。如今《说文解字》中的反切，是朱翱依据孙愐的《唐韵》添加的。【钱氏曰】朱翱自创反切，与《唐韵》的反切不同。赵古则的说法是错误的。旁边引用后世儒者的言论，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等人，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又说，各家不收，现在附在字韵末尾的，【原注】在“弥”字下。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原注】“眸”字下说，《说文》直接写作“牟”。赵宦光说，详细考察这一点，就知道这本书杂乱地出自众人之手是确凿无疑的，怎么能不芜杂秽乱呢。凡是参订经传，一定要以作者本人的名字冠于其上，才不至于与前人混淆。《说文》认为“始”字是“女之初”，这已经不一定正确，而徐铉用“至哉坤元，万物资始”来解释，却不知道经文实际上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如果采用这种解释，必须从男性角度才符合罢了。

译《说文长笺》

万历末年，吴中赵凡夫（赵宧光）撰写《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的五经肆意刊改，喜好卖弄小聪明，以求与先儒不同。他竟把“青青子衿”说成是淫奔之诗，并声称“衿”就是“衾”字。【原注】诗中原本就有“衾”字，如“抱衾与裯”、“锦衾烂兮”。【钱氏说】《说文》：“衾，大被。”这是“抱衾”的“衾”。●，是交衽。这才是“子衿”的“衿”。像这类错误不止一处。其实他连四书都未能熟读成诵，引用《论语》“虎兕出于柙”，却误作《孟子》“虎豹出亏●”。【原注】“兕”字下面。然而他对六书的旨意并非毫无见识，又恰逢世人喜新尚异之时，这本书于是盛行于世。如果到现在还不辩驳，恐怕日后习非胜是，对后学造成的危害不浅。所以列举其中特别荒谬的十余条加以纠正。

《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开成二年，宰臣兼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献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指的是《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另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实际上已是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都刻在石上，现在还在西安府学，赵凡夫却指着这些说是蜀奉石经。又说，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也附在蜀本之后，只能作为蜀经的字法。现在这石经末尾有一行年月，十行诸臣姓名，大字写着开成二年丁巳岁，赵凡夫难道没看见而妄指为孟蜀吗？

又说，孙愐《唐韵》中，文、殷二韵的三声都分开，唯独上声合并。咸、严、洽、业二韵的平声和入声分开，上声和去声合并。查考现在的《广韵》就是孙愐的遗文，殷韵上声合并确实存在，但咸、严、洽、业四声都分开，没有合并的。

“切”字，是两个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之意。现在改为盗窃的“窃”。这在古书中未曾听闻，难道是赵凡夫用来命名自己学问的吗？

“瓜分”一词见于《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原注】《战国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盐铁论》：“隔绝羌胡，瓜分其地。”“灶突”一词见于《汉书·霍光传》。现在说“瓜”应当作●，“突”应当作●。那么鲍照《芜城赋》所说的“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说的“瓜分瓦裂”，古人都不识字吗？查考张参《五经文字》说：“突，徒兀反。作●的是讹误。”【汝成按】《说文》中●和突音义都不同。张参大概是指“突”字，并非说●字。如果《汉书》中的“灶●”，只是误写成了“突”罢了。

顾野王是陈朝人，却被说成是晋朝的顾虎头。【原注】●下，顾长康担任虎头将军。陆龟蒙是唐朝人，却被说成是宋朝的象山先生。【原注】乙下，陆九渊号称象山先生。王筠是梁朝人，却被说成是晋朝人。【原注】蜺下，《梁书·王筠传》记载，沈约把《郊居赋》给王筠看，读到“雌霓连蜷”时，沈约拍手高兴。现在引用这件事，称之为晋朝王筠。沈约既然是梁朝人，怎么能和晋朝人说话呢！王禹偁是宋朝人，却被说成是南朝人。【原注】称下。这真是所谓不学无术、面墙而立的人吧？

晋献帝醉酒，虞侍中命令扶他。【原注】扶下。查考《晋书·虞啸父传》，虞啸父被孝武帝所亲爱，侍奉饮酒大醉，拜谢不能起身。皇帝看着说：“扶虞侍中。”虞啸父说：“臣职位未到扶的地步，醉酒不到失态，非分的恩赐，不敢承受。”皇帝非常高兴。传记开头明明有孝武帝字样，引用书的人未曾全读，只看见中间有贡献的“献”字，恰好与“帝”字相接，就以为是献帝，而不明白晋朝没有献帝。万历年间的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赵凡夫著书竟然还这样！

“恂”字笺注，说是汉宣帝讳。却不知道宣帝讳“询”。【原注】荀悦说：“询的字叫谋。”不是“恂”。“衍”字笺注，说是汉平帝讳。却不知道平帝讳“衎”。【原注】荀悦说：“衎的字叫乐。”颜师古说：“衎音口旱反。”不是“衍”。

《后汉书·刘虞传》记载，故吏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的首级回去安葬。【原注】注：“尾”是姓，“敦”是名。赵凡夫引用说：“后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于莽。”如果把“敦路”当作人名，又把“葬”当作“莽”，那就是刘幽州的首级竟然归给了王莽。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韩献子说：“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垫二字都引用了这句话，而一作“阨”的，是因为古时“隘”、“阨”二字通用。赵凡夫笺注却说：“未详何出。”“野”字下引用《左传》“身横九野”，不知道应当是“九亩”。而且这是《谷梁传》的文字，并非《左氏传》。

“鹊鶪丑，其飞也●。”【原注】●下。这是《尔雅·释鸟》的文字，赵凡夫笺注却说：“训词未详。”然而并非后人妄语。“驠马，白州也。”【原注】驠下。本于《尔雅·释畜》：“白州，驠。”注：“州，窍也。”指马屁股白色的。赵凡夫笺注却说：“未详，疑误。”

中国称“夏”由来已久，现在认为起源于唐朝的夏州，地处靠近夷狄之地，所以华夷对称叫华夏。【原注】夏下。那么《尚书》说“蛮夷猾夏”，古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那时已经有夏州了吗？又查考夏州本是朔方郡，赫连勃勃在此建都，自号为夏，后魏灭之，

译设置夏州，也不是从唐朝开始的。

译有人说，唐代中晚期的诗文里才开始出现“簿”字，在此之前是没有的。【原注】在“谱”字之下。却不知道孟子曾说孔子先前整理校正祭器，史记李广传中急迫地责问李广的幕府对簿，张汤传中派使者八批去簿责张汤，孙宝传中御史大夫张忠任命孙宝为主簿，续汉书舆服志中每次出行，太仆捧着车驾上的卤簿，冯异传中光武帝任命冯异为主簿，而刘公干的诗里已经说沉溺于簿领文书，回头目眩昏乱了。

“毦”字说，这个字不见于经书。如果说五经，那么不记载的字多了，为什么唯独“毦”字呢。如果说是传记史书，那么这个字也不算隐僻。晋语中被羽先升的注解说，系在背上，就像现在将军背负的毦一样。魏略中，刘备生性好结毦。吴志甘宁传中，背负毦带着铃。梁代刘孝仪和昭明太子的诗中说，山风吹乱了彩色的毦，初升的阳光照耀着文饰的车辕。

祢衡担任鼓吏，演奏渔阳掺挝。掺就是操字。【原注】在“操”字之下。查考后汉书，祢衡当时演奏渔阳参挝，踏着舞步向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子僧孺的诗说，散度广陵的音律，参写渔阳的曲调。自注说，参，音七绀反。这是曲奏的名称，后人添上手旁写成掺。后周庾信的诗说，玉阶上的风转急，长城的雪应当昏暗。新绶带刚要缝制，细锦行须篸。声音烦杂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的诗说，今夜在长城下，云昏月应当昏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代李颀的诗说，忽然又演奏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昏暗。正音七绀反。现在把它当作操字，而且颠倒它的文字，不知道汉人书写操字本来有借作掺的情况，而不是这个意思。

叩，是京兆蓝田乡。笺注说，地近京口，所以从口。【原注】在“叩”字之下。蓝田乃是现在的西安府所属，而京口则是现在的镇江府，这就是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凡是这本书中会意的解释，都是京口这一类的。

寸，是十分。汉书律历志说，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来无可怀疑，却增加文字说，析寸为分，应当说十分尺之一。【原注】在“寸”字之下。古人的书，怎么能随意增改呢？

五经古文

赵古则六书本义序说，魏晋及唐代能书的人辈出，只是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而还依赖六经的篆书未变。到天宝年间，诏令用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依我考察，这种说法大概不对。查考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说，孝经古孔氏一篇，都出自孔氏壁中。又说，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说它的出处。【原注】后汉书儒林传言，东莱费直传易，传授琅邪王横，本以古字，号称古文易。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言古二十一篇。只说古，不说文。而赤眉之乱，就已经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它，虽然遭遇艰难困苦，握持不离身。拿出来给卫宏、徐巡看说，杜林流离兵乱，常恐这经将绝，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又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古文虽不合时务，然而愿诸生无悔所学。卫宏、徐巡更加重视它，于是古文遂行。这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到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后汉书儒林传误以三体书法为熹平石经所刊。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只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那么其他经也不存在了。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说，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认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实，称于训诰。虽然百篇奥义，前代或亡。然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只是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渐讹，有疑于后学。永言刊改，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都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则藏之书府。这是玄宗所改也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那么诸经古文之亡，已经很久了。现在说五经都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难道是这样吗？

孔安国书序说，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用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隶古定，【原注】正义说，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所以叫隶古，因为虽然隶而犹古。再用竹简写之。这是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说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说，我抵达少城，作石经考异之余，因而得到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于是延请士人张●，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于石。正要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在石经之列。【原注】末书干道

译如今那石碑应当已经不存在了，而摹本也没有流传到世间。世上没有喜好古物的人，即使是金石之物，难道能够保存下来吗？【原注】现在有广信人杨时乔所刻的《周易》古文，恐怕也是后人凭主观臆测所作，不一定有所依据。

译急就篇

汉魏以后，儿童都读史游的《急就篇》。晋代夏侯湛在《抵疑》中讥讽乡野之人、一介之士，曾诵读《急就》，习练甲子。《魏书》崔浩上表说，太宗即位元年，敕令我解释《急就章》，刘芳撰写《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模仿《急就篇》写成《悟蒙章》，此外书法家也多书写《急就篇》。【原注】晁氏《读书志》说，自古以来擅长小学的人多书写《急就章》，所以有钟繇、皇象、卫夫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流传于世。《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擅长书法，人多委托他书写《急就章》。他从少年到老年，起初不嫌劳苦，所写的《急就章》大概有上百件。《儒林传》记载，刘兰刚入小学，书写《急就篇》，家人发觉他聪明敏捷。《北齐书》记载，李绘六岁未入学，趁伯姐处理文书的间隙，就偷偷使用笔墨，不久，便通晓《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写《急就篇》一个多月，就通晓了。自唐代以后，这种学问逐渐衰微。【原注】明初，武官的诰敕用二十八宿编号。永乐年间，字用完了，奉旨使用汉代《急就章》的字。【汝成案】《急就篇》以前，如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采集仓颉文字所作的《训纂篇》，现在这些书虽然都不传了。如许慎《说文解字》中所引用的司马相如解说《淮南子》、宋蔡舞嗙喻之类，大体出自《凡将篇》，也是《急就篇》的意思，而《急就篇》唐代有颜师古注，宋代有王伯厚注。王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都是为了方便学习小学的人。

千字文

《千字文》原本有两个版本。《梁书·周兴嗣传》说，高祖把三桥旧宅改为光宅寺。敕令周兴嗣与陆倕制作碑文。完成后，都上奏。高祖采用周兴嗣所制的，从此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文、次韵王羲之书法的千字文，都让周兴嗣撰写。《萧子范传》说，萧子范任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时，被命制作《千字文》，其文辞很美，命记室蔡薳为之注释。《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写。这是周兴嗣所编排的《千字文》，而萧子范所制作的又是另一部《千字文》。【原注】《陈书·沈众传》记载，当时梁武帝制作《千字诗》，沈众为之批注。这样就不只是周兴嗣、萧子范二人了。然而《隋书·经籍志》说，《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写。《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释。《梁书》本传说是萧子范所作，而蔡薳为之注释。现在认为是萧子云注释。萧子云是萧子范的弟弟，这就不同了。【臧氏曰】《隋书》小学类，《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萧子云注。《千字文》一卷，胡肃注。那么周氏所撰的是原本，萧子云、胡肃都是注释周兴嗣的书。萧子范撰写的《千字文》则是另一本。《宋史·李至传》说，《千字文》是梁武帝得到钟繇书法破碑的一千多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的。【原注】《山堂考索》同。本传认为是王羲之，而这里又认为是钟繇，这就又不同了。

《隋书》、《旧唐书》经籍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作者是谁。【原注】《隋书·文苑传》记载，秦王俊命令潘徽撰写《万字文》。

淳化帖有汉章帝书写的百余字，都是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语句。《东观余论》说，此书不是章帝所写，但也是前代人所作，只是录书的人集成《千字文》中的语句罢了。欧阳修怀疑这是汉时学书法的人多写这些语句，而后村刘氏于是说《千字文》不是梁人所作，这是错误的。黄鲁直题跋章草《千字文》说，章草是说可以通用于章奏罢了，不是章帝所写的。

草书

褚先生补写《史记·三王世家》说，至于次序分绝，文字的上下，简策的参差长短，都有用意，人们不能知道。我谨慎地论述编排其真草诏书，编在左边。这样褚先生亲眼见到简策的文字，而汉武帝时的诏书就已经使用草书了。《魏志·刘廙传》记载，转任五官将文学，文帝器重他，让刘廙通晓草书。那么汉魏之间笺启的文章有使用草书的了。【原注】《晋书·郄鉴传》记载，皇帝因为郄鉴有器量声望，万机大事动静都问他。于是诏令特别用草书上表疏，以顺应简易。【孙氏曰】按后汉北海王睦擅长史书，等到卧病，皇帝派驿马让他作草书尺牍十首。尤其可以作为汉魏笺启用草书的证据。所以草书中可以通用于章奏的称为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宣和年间，陕右人挖地得到木简，字都是章草，是永初二年发夫讨伐叛羌的檄文。米芾帖说，章草是章奏的章。现在考证既然用于檄文，那么按理大概也适用于章奏。大概小学家的流派，自古以来，日益趋向简便，所以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等到时间久了，又认为隶书繁琐，那么章奏文移都用章草来写，也是自然的趋势。【原注】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汉黄门令史游所作的。王愔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逐渐实行，是这样的。这又是另一种说法。所以虽然说是草书，而隶笔仍在，实在是因为离隶书不远的原因。右军作草书，还保留其典型，所以不胜冗笔。等到张旭、怀素辈出现，那么这

译法度已经荡然无存了。

北齐的赵仲将学识广博，通晓各类书籍，擅长草书和隶书，即使是给弟弟写信，字迹也都端正规范。他说草书不能不懂，但如果用于给人写信，似乎显得轻慢对方；如果写给家中地位低下的晚辈，又恐怕他们产生疑虑，因此必须使用隶书笔法。唐代的席豫性格谨慎，即使是给子弟写信以及处理吏部文书，也从未写过草书。他对别人说：“不尊敬他人，就是自己不敬。”有人问：“这件事很细微，您为何在意？”席豫说：“细微的事尚且不谨慎，何况大事呢！”柳仲郢亲手抄写《九经》、《三史》，下至魏晋南北朝各史，都是工整的小楷，没有行书字体。宋代的刘安世终身不写草书，书信从未让人代笔。张观平生写字必定用楷书，没有一行草书，这与他为人相类。古人谨慎庄重到了这种地步。《旧唐书》记载，王君廓担任幽州都督，李玄道担任长史。王君廓入朝时，李玄道托他带信给外甥房玄龄，王君廓私自拆阅，因为不认识草书，怀疑李玄道谋害自己，恐惧之下逃跑叛变。李玄道因此获罪被流放到隽州。草书引发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金石录》记载，宋代公●餗鼎的铭文说。查考《史记·宋世家》，宋公中没有名叫●的人，不知道他是谁。现在考据《左传》，宋元公的太子栾继承君位，就是宋景公。《汉书·古今人表》中有宋景公兜栾，而《史记·宋世家》记载元公去世，儿子景公头曼即位。这说明“兜栾”的音讹变成了“头曼”，而宋公●就是宋景公。

宗均被误写为宋，不必用碑文和《党锢传》来证明，即使《南蛮传》说，正值马援病故，谒者宗均听取并全部接受投降，设置官吏管理，众蛮族于是顺从。此事与本传相符。而《南蛮传》写作宗，本传写作宋，其错误显而易见，注疏未能纠正。【原注】《党锢传》注说，宗资字叔都，是南阳安众人。祖父宗均，自有传记。

房彦谦的高祖父房法寿，从宋归附魏，封为壮武侯，子孙承袭爵位。《魏书》《隋书》《唐书》三书都相同，唯独碑文写作庄武。查考汉代胶东国有壮武县，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记载，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处。《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壮武，是原来的夷国。《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纪人攻打夷国，就是这里。《贾复传》记载，封为胶东侯，食邑郁、秩、壮武等六县。晋代张华也封为壮武侯，字都写作壮，唯独此碑与《左传》杜预注写作庄。

铸印使用减笔字

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称原本取自洞涡水，这条水发源于乐平县西四十里的陡泉岭，流经平定州寿阳、榆次，到徐沟县注入汾河，如今徐沟县北口五里的洞涡河，其南面有洞涡村，就是这里。《水经》记载，洞涡水发源于沾县北山，向西经过榆次县南，又向西到晋阳县南，向西流入汾河。郦道元注说，刘琨担任并州刺史时，刘渊率军拦截攻击他，在洞涡交战，就是这条水。《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在洞涡驿扎营。【原注】《五代史·唐本纪》相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原郡有十八个府，其中一个叫洞涡。《宋史·曹彬传》记载，曹彬担任前军都监，在洞涡河北作战。《汉世家》记载，李继勋在洞涡河击败李继恩的军队。【原注】只有《魏书·地形志》晋阳条下说，同过水发源于木瓜岭，一支发源于沾岭，一支发源于大廉山，一支发源于原洞祠下，五股水流汇合，所以叫同过。西南流入汾河。这就又写作同过，字不同。又查考上文只提到四股水，或许有脱漏。后人用减笔借用了“同戈”二字，如今铸印就写作同戈，把减借的字登上印文，这不仅仅是马文渊所说的成皋印点画错误而已。

如今驿站多使用古地名。洪武九年四月壬辰日，因为天下驿站名称多沿袭俚俗，命令翰林院考据古名予以纠正。如扬州府叫广陵驿，镇江府叫京口驿，总共更改了二百三十二处，徐沟没有古地名，所以用水名命名。

绘画

古人的图画都是针对事物而作，让观看的人可以效法或警戒。上自三代时期，周朝明堂的四门墙壁上，有尧舜的容貌，桀纣的形象，有周公辅佐成王，背负斧扆，面南朝见诸侯的图画。【原注】见《孔子家语》。楚国有先王的庙宇及公卿的祠堂，描绘天地山川神灵，奇异瑰丽的事物，以及古代圣贤和怪物的事迹。【原注】见王逸《楚辞章句》。秦汉以后见于史书的，如周公背负成王的图画，【原注】见《霍光传》。成庆画，【原注】见《景十三王传》。犹言成庆图，不是成庆所画。纣王醉酒踞坐妲己的图画，【原注】见《叙传》。屏风上画列女图，【原注】见《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原注】见《世说新语》。之类，没有无原因而作的，到了隋唐，还沿袭这种用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原注】贞观年间尚方令。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原注】振武校尉。殷●、韋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原注】开元年间人。董萼画《鞶车图》。【原注】开元年间人，字重照。曹元廓画《后周、北齐、梁、陈、隋、武贞、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原注】武后左尚方令。杨昇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原注】都是开元馆画直。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干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原注】大梁人，大府寺丞。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原注】永王府长史。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枯木图》。【原注】德平子，汝南太守。

译公。韦鶠画有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原注：銮子】周昉画有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原注：字景玄】各一卷。《唐文粹》中有王蔼记述的汉公卿祖二疏图，以及舒元舆记述的桃源图。《资治通鉴》记载，蜀地嘉州司马刘赞进献陈后主三阁图，这些都是指事象物的作品。《王维传》记载，有人得到一幅奏乐图，不知道它的名字。王维看了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的第一拍。”喜好此事的人召集乐工演奏验证，没有差错。自从写实描绘难以精工，凭空摹仿容易做得好，于是白描山水的画法兴起，而古人的意趣就消亡了。

译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说，观看汉代李翕、王稚子、高贯方的墓碑，上面多刻有山林人物，由此可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等人尚保留着这种遗法。到了吴道子，技艺绝妙入神，但开始运用巧思，古意便稍减了，何况那些技艺更差的人呢。这话只能对懂行的人说。

宋代徽宗崇宁三年，设立画学，考核画作的等级，以不模仿前人，而事物的情态、形色都如同自然，笔韵高古简练为工巧。这接近于空摹的格调，至今人们仍然推崇。

谢在杭在《五杂俎》中说，自唐代以前，名画没有没有故事背景的，大概因为有故事就需要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的衣冠制度、宫室的规模大略，城郭山川的形势向背，都不能草率下笔。不像今人任意随心，粗疏破坏，动不动就托辞说是写意罢了。我观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等人，都画神佛的变相、星曜的真形。至于像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什么值得画的，却都描绘他们的史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等，不一而足。往上的题材有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往下的题材有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这样的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却画，并辗转沿袭模仿。大概是因为所重视的在这里。习以为常，形成风气，这也是因为相传的法度，容易遵循学习罢了。

古器

洪氏《随笔》说，彝器的流传，自春秋以来固然已经重视，如郜鼎、纪甗之类，历历可考。不知道三代逸书的目录中，商汤有典宝，周武王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的职官，祭祀时陈列它们，那么这本来早于此了。所以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密须的鼓，阙巩的甲，分赐给鲁公、唐叔的国家，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图等物，陈列在成王的顾命中，又是天子的世代守护之物。然而它们的来去不恒定，成毁有定数。因此宝珪出于黄河，【原注】《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九鼎沉入泗水，武库的剑穿屋而飞，【原注】《越绝书》也记载湛卢剑离开吴国的事。殿前的钟感应山而响，铜人入梦，钟虡生毛，就知道历经世久远，能产生神怪，也是情理上必然有的。《隋书》记载，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坏平定陈朝所得的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日，因为平定陈朝所得的古器多带来祸变，全部命令毁坏。而《大金国志》记载，海陵正隆三年，下诏毁坏平定辽宋所得的古器，也像隋文帝的话一样。大概都是恣睢不学的主君，而古器的销亡实在可惜。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的事，认为有聚有散，是常理。人亡人得，又有什么值得说的？未曾不感叹她话语的通达。而元裕之【原注】名好问。作《故物谱》，独独认为不然，他的说法是，三代的鼎钟，起初出于圣人的制作，现在它们的款识还在，不说“永用享”，就说“子子孙孙永宝用”，难道圣人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吗？自从庄周、列御寇的说法出现，于是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即使是圣哲的能事，也有不满一吷的，何况外物之外者呢？然而他们本来也不能寒冷时忘记穿衣，饥饿时忘记吃饭。那么圣人的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的，难道可以非议吗？【原注】以上隐括元氏之文。《春秋》对于宝玉、大弓，窃取它记下来，得到它记下来。知道这些，就可以得到圣人的心意了。

卷二十二

四海

《书》正义说天地的形势，四边有水。邹衍的书说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所以九州居于水内，因此以州为名。【原注】州，是古洲字。然而五经中没有西海、北海的文字，而所谓四海，也是概指万国而言罢了。【原注】《礼记·祭义》，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四海而准。也是概指海而言。至于《左传》齐桓公说，我处在北海。则直指齐地。而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之滨。唐代以潍州为北海郡，而昌乐县于是有了伯夷庙。《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称为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说，四海犹四方也。那么海不是真正的水名。《易》卦兑为泽，而不说海。《礼记·乡饮酒义》说，祖天地之左海也。那么又可见右边没有海了。【原注】《史记·日者传》，地不满东南，以海为池。《虞书》禹说，我决九川，距四海。根据《禹贡》，只有一个海，而南海之名，就像西河即此河一样。

《禹贡》所说的海有两个，东渐于海，是实指的海。声教讫于四海，是概指的海。

宋代洪迈说海只有一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沧，就称为北海。南到交广，就称为南海。东渐吴越，就称为东海。没有所谓的西海。《诗》《书》《礼》经所称四海，大概是引类而言。至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