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译法令中有一条关于私试的规定：汉人在每月初试经义中的“经疑”一道，月中试“经义”一道，月末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人、色目人在初月和月中各试“明经”一道，月末试“策问”一道。文辞与义理都优秀的列为上等，义理优秀而文辞平常的列为中等。每年年终总计成绩，积累较多者升充高等生员，名额定为四十人。当时大约增设了生员一百人，陪堂生二十人。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诏令规定：岁贡生员如果考试不中，其中享受廪膳满五年的罚去充当吏员，不满五年的遣返回家读书。第二年再次不中的，即使未满五年，也罚去充当吏员。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庚辰日，诏令规定：生员享受廪膳十年，学业没有成效的，罚去充当吏员。成化初年，礼部奏请并获准，革除附学生员。【原注】成化四年五月庚申日下达旨意。不久后并未真正执行。【原注】成化元年，因大藤峡用兵，开始规定两广地区考试不中的生员，廪膳生缴纳米五十石，增广生缴纳米三十石，可免除充当吏员，放回家乡。当年，保定等府发生水灾，又依照此例，廪膳生缴纳米六十石，增广生缴纳米四十石。此后供给军饷、赈济饥荒都大致依照此例。到成化五年二月，提调直隶学校的监察御史陈炜奏请免除他们充当吏员，最终让他们成为平民。奉旨批准执行，但仍追缴他们所消耗的廪米。而教官、提调官也各自受到处罚。录取的人数那样少，考核却如此严格，哪里会有后来那样泛滥且懒惰的情况呢？现在的人在使用三场考试选拔进士时，动不动就说是遵循祖制，却唯独不肯申明这一祖制，导致整个社会实行姑息纵容的政策，让侥幸之人得逞，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宣德三年三月戊戌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奉皇帝旨意，命令各地巡按御史会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提调官、教官，共同对生员进行考试。其中，享受廪膳（国家供给粮食）七年以上，但学业没有成效的，发配充当吏员；享受廪膳六年以下的，追回所供给的廪米，罢黜为民。【原注】到了宣德七年，奏报天下生员有三万多人。当时已经担忧生员过于泛滥，但尚未设立提学官，因此需要特别下旨并召集众多官员共同处理。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日，开始设立提调学校官，每地增加按察司官员一员，南北巡按御史各一员。【原注】正统十年四月，广东左参议杨信民上奏说，自从设立提调学校官以来，监临的上司嫌其侵夺职权，巡视所到之处，便置之不问。像广东各地，隔着江河海洋，提学官不过一年去一次罢了，虽然名义上是职掌其事，却只是徒具形式，请求罢免此职更为便利。此事下达礼部，尚书胡濙说，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到之处，自然应当提督考校。府、州、县的提调正官，每逢每月初一、十五，应当依照惯例前往学校，考核师生的勤惰。如今因为设立了提学官，反而彼此推诿是非，这是设立官员的过错，导致了旷废职守的罪责。皇帝下旨申斥告诫，仍然命令巡按御史纠举提学官中不尽职者。正统十三年七月丙戌日，山西绛县儒学代理训导职务的举人张干，请求罢免提督学校、御史佥事等官职。礼部议定同意，但皇帝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日，翰林院编修周洪谟请求裁撤各地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日，再次设立提督学校官。其条例规定，生员享受廪膳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全部发配充当吏员。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罢黜为民并服劳役。又说，生员若有空缺，立即从当地官员、军户、民户家中选拔端正庄重、俊秀的子弟补充。【原注】当时是生员有空缺才进行补充。如今发配充当吏员的法令不再执行，而新进的附学生员却有未满六年即可免除罢黜的条例，大概就是从此时推演而来的。

李吉甫在中唐时期，痛恨吏员太多，说从汉朝到隋朝，吏员数量都没有超过现在的。天下常常是三个劳苦的人，供养七个坐等衣食的人，而现在即使是偏远下等的县邑也有生员百人，即使还没有到扰乱官府、危害百姓的地步，也已经是游手好闲之徒，足以称为五蠹之一了。治理国家的人如果知道杰出士人的效用遥远，而游手好闲者的祸患迫切，难道能不急着为他们安排出路吗？【杨氏曰】入仕的途径容易，那么侥幸求取的人就多，而读书又是个美名，这就是天下生员众多的原因。

其中劣迹昭彰的人，一旦成为诸生，就想着把持上官，侵吞百姓财产，聚集成群，递交诉状喧哗吵闹。【原注】正统十四年六月丙辰日，诏令生员中犯事被罢黜退学的，轻罪发配充当吏员，免除追回廪米。如果犯有受贿、奸淫盗窃、冒籍参加科举、挟妓饮酒、居丧期间娶妻妾等罪行的，南北直隶的生员发配充当两京国子监的膳夫，各布政使司的生员发配充当邻近儒学的斋夫、膳夫，期满之后，回原籍为民以示警戒，廪膳仍要追回廪米。到了崇祯末年，开门迎接盗贼的是生员，捆绑官员投降伪政权的是生员，几乎到了像魏博的牙军、成都的突将那样的地步。所以崇祯十六年殿试策问中有“秀孝间污潢池”的话。【原注】当时举人也有跟随盗贼的，所以说。唉，培养士人而不加精选，其效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日，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任左春坊左庶子邹干等人上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人，愿意缴纳八百石粮食，请求进入国子监读书。现在山东等地正缺粮储，应当准许他们的请求。皇帝批准了。并诏令各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在临清、东昌、徐州三处缴纳八百石粮食用于赈济，愿意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听任。这是一时的弊政，却沿袭了两百年。【赵氏曰】《涌幢小品》说，近来百姓纳粟入监这一途径，人们颇轻视它。然而罗圭峰因为七次考试未被录取，出资进入北雍（国子监），考中解元、会元。既然有这条途径可以参加考试，那么人才也就出自其中，本来不可以一概而论。

五月庚申日，命令生员纳粟入监的，比以前规定的数额减少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上奏，纳粟拜官，都是衰败时代的政治才有的，未曾听说以纳粟作为贡士的。臣担心记载在史册上，将招致后世对始作俑者的讥讽。礼部议定，等到仓库粮仓稍微充实，就停止罢免此令。

八月癸巳日，礼部上奏，近来因为济宁、徐州饥荒，权宜救济，命令生员缴纳五百石粮食，进入国子监读书。虽然说是权宜之计，实际上败坏了士人的风气，请求废除这道命令，希望学生以学问品行互相勉励。皇帝批准了。

正统以后，京官多为自己的儿子陈情乞求恩宠送进国子监读书的，这是太学开始败坏的原因。

天顺五年十月，命令生员缴纳二十匹马，补录为监生。

《唐书》记载，尚书左丞贾至议论说，先王的正道消亡，那么小人的邪道就会滋长。小人的邪道滋长，那么乱臣贼子就会产生。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逐渐形成的是什么？说的是忠信道德的衰败，耻辱与崇尚的错位，浮华末学的盛行，儒家道统的废弃，这四点都是取士制度的失误。近代追求仕途，靡然成风。致使安禄山一呼，而

译天下动荡不安。安禄山、史思明再次作乱，导致十年未能恢复。假使礼让的教化得以弘扬，仁义的道理得以彰显，那么忠臣孝子就会家家户户都可受封，叛逆的节操便无法萌发，人心也就不会动摇。观察夏、商、周三代选拔士人、任用贤能，都考核他们的实际品行，所以能够风俗淳朴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生，两代便灭亡了。汉朝兴起，兼采三代的政治，弘扬四科的举荐制度，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坚守名节。到了后来，外戚窃取权位，权臣独揽大权，幼主在外即位，太后专断朝政，但国家没有灭亡，最终延续四百年，这难道不是兴办学校、推行道义，在乡里间教化民众的结果吗？此后文章之道衰败，崇尚浮华奢侈，选拔士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求暂时济事。从魏到隋四百多年，天下分裂，九州隔绝，僭越称帝，不修德义，因此子孙迅速颠覆，享国时间都很短暂。我朝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端，继承夏商周汉的基业，四方安居，九州统一，覆盖养育万物，与天地合德。哪有舍弃圣王举荐士人的正道，放纵乱世取人的权术的道理，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因此科举的弊端必然导致浮躁争竞，而浮躁争竞的归宿必然导致叛乱贼寇。从唐朝到现在，都走的是同一条路。拥有天下的人，如果真能思考风俗是人才的根本，而以教化为先，或许德行修养好了，贤才就会涌现了。

译明朝初年，有凭借儒士身份进入科举考场的人，这被称为儒士科举。景泰年间，陈循上奏说：“我的原籍在吉安府，除了生员之外，以儒士身份报考科举的人，往往一个县就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员论略》中说：“国家设立生员的目的是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招收天下的才俊子弟，让他们在官学中培养，使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识，明白先王的道理，通晓当世的政务，出仕成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担重任、共同治理国家。一定要选择那些精通五经的人来充任，又用二十一史和当世政务来考核他们，然后才提拔他们。仍将科目分为秀才、明经两科。而在学中供养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人，不足则空缺。担任老师的人，由州县以礼聘请，不要让吏部选拔。这样国家就有实用的人才，地方就有通晓经义的人士，人才必定比今天兴盛。又说：‘国家录取生员，用经义、论策、表判来考核他们，是希望他们明白六经的宗旨，通晓当世的政务。现在把书坊刻印的义文称为时文。舍弃圣人的经典、先儒的注疏和前代的历史不读，却去读所谓的时文。时文的风格，每科都发生变化，五尺高的儿童能背诵几十篇，稍微改动一下文字，就可以考取功名。而愚钝的人直到头发白了也得不到机遇。老成之士既把有用的岁月消磨在考场之中，而少年轻易考中的人又轻视天下国家的大事，认为人生追求功名只有这一条路。所以败坏了天下的人才，导致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为将。然后寇贼奸邪得以乘虚而入，敌国和外侮得以战胜我们。如果把钻研时文的功夫，用在经史和当世政务上，那么必定会有聪明俊杰、通达治国之道的士人从中兴起。所以说，废除天下的生员制度，经世致用的人才才会出现。有人问：废除天下的生员，那用什么办法选拔士人呢？回答说：我所说的废除生员，不是废除生员制度，而是废除今天的生员制度。请采用辟举之法，同时保留生员的制度。天下的人，不管是不是生员，都可以被举荐到朝廷，那么我所招收的人就已经很广泛了。而在学中供养的人要设定限额，大致模仿唐代郡县的等级，小郡十人，依次递增，大郡四十人为止。小县三人，依次递增，大县二十人为止。根据户口多少、人才高低来排列次序，有空缺就补充，而废除岁贡和单人这两种方法。那些诸生中，选择其中通达俊秀的人，都可以到礼部参加考试。考中进士的人，不过授予簿尉等亲近百姓的职位，而不让他们骤然升迁，以平息他们贪婪浮躁的心情。设置的教官，一定要聘请当地的贤者担任老师，而不让他们列入仕籍。罢免提学官，由都守统领其事。这些诸生中，有被举荐而做官的，有考试而成为进士的，也有不遵从而被斥退的，有不幸去世以及衰老生病不能继续学业、愿意给予衣巾养老的，空缺到两三人，然后合并所属的童生，选取其中通晓经义、擅长文章的人来补充。这样天下的生员就少了，少了人们就重视他们，而他们自己也懂得自重。担任老师的人，不烦于教导。而以前所说的聚众结党在国中横行的人，将不禁止而自然停止。至于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求达到成才的目的，则应当参酌古今的方法，这里不再详细论述。有人说：天下的人才每天产生而无穷无尽，如果都阻塞在童生阶段，那怎么办？我本来就说：天下的人，不管是不是生员，都可以被举荐给朝廷，那么选拔士人的方法就不只是诸生这一条途径而已。选拔士人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仅仅出于一条途径，没有不产生弊端的。’”

中式额数

现在的人议论科举，多认为扩大录取名额是盛事，不知道前代却以减少录取人数为美谈，并记载在史书中。《旧唐书·王丘传》记载，开元初年，王丘升任考功员外郎。【原注】贡举考试，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才开始改由礼部侍郎主持。杜甫诗云：“忤下考功第。”【赵氏说】开元年间，将贡举考试移交给礼部，由侍郎主持，后世礼部主持贡举从此开始。然而当时主持贡举的人就是主考官，后世则主持贡举的人只管理考场事务，而主持考试则另外任命大臣。按照唐代制度，主持贡举的也不专用礼部侍郎，也有另外任命其他官员的。德宗时，萧昕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主持贡举，那么就不一定是侍郎了。又让国子祭酒包佶主持贡举。宪宗时，让中书舍人李逢吉主持贡举。穆宗时，让中书舍人李宗闵主持贡举。武宗时，让太常卿王起主持贡举。宣宗时，让中书舍人杜申暂代主持贡举。五代时，也有让其他部的尚书、侍郎担任的，这又是近代另外任命大臣主持考试的开始。又唐代主持贡举的大臣有不必是进士出身的。《旧唐书·李麟传》记载，李麟凭借父荫入仕，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后来担任兵部侍郎，主持礼部贡举。又李德裕与李宗闵有嫌隙，杜悰想为他消除怨恨，说：“李德裕有文才，但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如果让他主持贡举，他一定会高兴。”这说明唐代制度中，非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主持考试。在此之前，考功举人请托之风盛行，选拔士人颇为泛滥，

译每年录取的人数多达数百人。【原注】这是总计各科的录取人数。丘浚全面核查考生的实际才能，最终登科的人仅仅满一百人。议论的人认为，自从武则天以后，几十年间，没有像丘浚这样的人。《严挺之传》记载，开元年间，严挺之担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两年，人们称赞他公平允当。登科的人数立刻减少了一半。《陆贽传》记载，陆贽主持贡举，一年选拔的士人只有十四五人。【原注】这是进士及第的人数。几年之内，在尚书省、中书省等清要近侍职位任职的只有十余人。这些都是因为减少录取人数而使得人才精纯，是古人所称道的善政。现在的人如果这样做，不仅会获得刻薄的名声，而且会因此失去上百名门生，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译高锴传记载，他担任礼部侍郎，主管贡举事务三年，每年录取进士四十人。开成三年皇帝下诏说：“进士每年录取四十人，这个数目过多，就违背了精选的原则，导致官职道路拥挤不堪，必须堵塞其源头，应当改为每年限制录取三十人。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也听任其便。”文宗的见识难道不比宋太宗高明吗？【原注】贾餗传记载，太和年间，他三次主持礼部考试，所选中的士人总共只有七十五人。

齐王萧融为梁武帝撰写策问秀才的文章说：“如今农业和战备不修，人们竞相追求文辞儒术。”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予进士及诸科五百人，立即让他们脱去布衣做官，而两年间进士多达一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达到一万七千三百人。【原注】见于曾巩文集。于是那一代的风流人物无不趋向于科举功名。叶适撰写《制科论》，说士人数量众多，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这虽然足以彰显文教的兴盛，但士人习气的苟且偷安也从此开始了。【原注】吕氏家塾记载说，如今士人聚集多的地方，风俗便不好。鲁哀公采用庄子的话，在国中宣告说：“没有儒者的道却穿儒者衣服的人，判死刑。”五天之内鲁国就没有敢穿儒服的人了。只有一位男子穿着儒服站在公门，哀公召来询问国事，千转万变而应对不穷。庄子说：“以鲁国之大，儒者仅有一人，可以说多吗？”《礼记》说：“帽带垂下五寸，是懒惰游荡的士人。”现在想要寻求儒者，却恰好得到了懒惰游荡的士人。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楚叶公喜欢画龙，却不喜欢真龙。

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皇上谕示考官杨士奇、金幼孜说：“前几科录取士人太多，不免玉石混杂，现在录取不要超过一百人。”

正统五年十二月，开始将会试录取名额增加到一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一百人，其他地方都酌情增加。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书，想要多录取进士，以备任用。皇上厌恶他邀取名誉，将他下锦衣卫狱，降职为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

《册府元龟》记载，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卯日，皇上驾临勤政楼，考试怀才抱器的举人。丙申日下诏说：“我恭敬地承受天命，以远图为鉴。担心草野之间遗漏贤才，屡次颁布征召贤才的命令。因此三十年来，众多人才汇聚。有的言论值得记载，必定适合担任重任；有的善行可以效法，每每加以奖赏提拔。希望天下之内风俗一致，四类人才都能贯通。为何这种意图遥远而难以实现，而修明政治却寂寥无声。如今举人严重违背了平日的期望。我所问的，必定是正经史；你们所答的，都很少通达。我认为独自鉴察不够周全，必须依靠众人的议论，于是命令朝中贤臣仔细详加选择。大家都认为他们缺乏聚众学习的功夫，不可录取。那些怀才抱器的举人，一并放回去继续学习。其中没有对策的罗嘉茂，既然是白丁，适宜在剑南效力。完全不回答所问的崔慎感、刘湾等人，勒令在本郡充当学生名额，不许东西走动。那些推荐他们的官员各酌情贬官或延缓升迁，以示惩戒。这是全场都落第的情况。【钱氏说】当时李林甫掌权，这不是善政。然而玄宗没有因此废除这个科目，而且落第的举人还被称为‘卿等’，既没有严厉苛刻的文字，也不算是姑息纵容的政治，这算是得当了。

御试黜落

《宋史·仁宗纪》记载，嘉佑二年三月，赐予礼部奏名的进士及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皇帝亲自考试举人而不黜落，从这时开始。【原注】这是仁宗末年姑息纵容的政治。《诒谋录》说，旧制，殿试都有黜落，临时取旨，或者三人取一，或者二人取一，或者三人取二，所以有屡次通过省试录取却在殿试中被摈弃的人。自从张元因积怨投降元昊，成为中国的祸患，朝廷开始囚禁他的家属，不久又释放了他。于是群臣建议，将罪责归咎于殿试。嘉佑二年，下诏进士参加殿试的都不黜落。这是一个叛逆的士子，为天下后世士子带来了无穷的利益。阮汉闻言，因为张元而废除殿试的黜落，那么惩罚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没有一个不登第才可以吗？

殿举

宋朝初期约略沿袭后周显德年间的制度，确定贡举条法及殿罚的格式。进士文理错误，殿五举。【原注】现在称为罚科。诸科第一场十否，【原注】不通者称为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一并殿一举。殿举的数目，用朱笔写在试卷上，送交中书门下。现在的科场只有录取与否而没有劝诫惩罚，所以不才之人得以混入仕途。而说这话的人，世人一定认为刻薄了。

《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九月，命令天下岁贡生员在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的，发回原籍住廪肄业，等待复试。再不中的，发充吏员。提调教官按例责状。如今岁贡廷试也没有黜落，设立科目取士，大体上成为恩泽的途径了。

进士得人

《唐书·选举志》记载，众科之中，进士尤其尊贵，其得人也最为兴盛。文宗好学嗜古，郑覃凭借经术位居宰相，深深嫉恨进士的浮薄，屡次请求废除进士科。【原注】《公主传》记载，德宗的女儿魏国公主下嫁王士平，获罪，贬为贺州司户参军。门

译门下客蔡南史、独孤申叔替主人创作了《团雪散雪辞》，皇帝听说后，愤怒地逮捕了蔡南史等人并将他们驱逐，几乎废除了进士科。《唐语林》记载，进士举人各自树立名声、划分等级。开成、会昌年间流行一句话：“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唐武宗即位后，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认为朝廷选拔官员，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学习这些事务，自然熟悉朝廷政务，台阁的礼仪，不用教导就能自然掌握。寒门士子纵然有超群的才能，本来也无法熟练习得。李德裕的言论偏颇怪异，大概就是这样。然而进士科在唐朝末年尤其浮华轻薄，这是世人共同忧虑的弊病。

译《金史》记载，选拔人才的方法，来源并不单一。到了唐宋时期，进士科最为兴盛，当时的士人君子如果晋升不通过这条途径，就自觉有所欠缺。【原注】“慊”读作“苦箪反”。这是由于当时君主的喜好崇尚，所以人心趋向如此。

宋代马永卿说，本朝选拔人才的途径很多，但得到人才之盛没有比得上进士科的，甚至有一榜就选出几位宰相的情况，其中的名臣数不胜数，这是进士科能选拔人才的明显效果。有人说并非如此，因为本朝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英才都进入这一科。如果说不是这一科就得不到人才，那就错了。唐代开元以前，未曾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名士从其他途径杂出。开元以后，才开始尊崇进士科，所以当时名士中进士科的十之七八，由此推断，就可以明白了。

余姚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其中《取士》篇说，古代选拔人才宽泛，使用人才严格。现在选拔人才严格，使用人才宽泛。古代实行乡举里选，有贤能的人才不至于不被知晓，降及唐宋，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科，还可以转而从事那一科，这是选拔的宽泛。《王制》规定，命令乡里推举优秀士人，升报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的优秀者升入学宫，称为俊士。大乐正推举造士中的优秀者升报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推举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君王确定其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唐代的士人及第后并不立即脱去布衣入仕，吏部还要再次复试。【原注】详见下条。宋代虽然登第入仕，但也只担任县尉、县令等职，状元才能担任县丞、判官，这是使用的严格。选拔宽泛就不会遗漏人才，使用严格就不会有侥幸晋升的人。现在却不是这样，选拔人才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即使是像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豪杰之士，舍弃这一途径也没有办法晋升，选拔难道不严格吗？一旦考中，上等者列入侍从官，下等者也安置在郡县，即使是落第成为乡贡的人，终身不再考取解额，却授予官职，使用又多么宽泛啊。选拔严格，那么豪杰之士老死在山野的就多了。使用宽泛，所以在位者大多不得其人。世俗之人只看到二百年来功名节操的一二人出自其中，就认为科举制度已经完善，不必另求他法。不知道科举之内既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应该功名节操之士唯独不能进入，那么功名节操之士考中科举，并不是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功名节操之士。假如抽签，比较长短来选取，实行几百年，那么功名节操之士也自然有出自抽签之中的，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人才的好方法吗？终究功名节操的人物远不及汉唐，只是让庸俗狂妄之徒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是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拓宽选拔人才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任子，有郡县佐吏，【原注】其法是以诸生掌管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进言，而严格使用人才的方法附见于此。

明代初期荐举征辟的方法已经废除，而在科举之中尤其重视进士。神宗以来，就有了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等职位为进士缺，中下等职位为举人缺，最下等职位为贡生缺。举人、贡生历任官职即使到了方面大员，如果不是广西、云贵地区，也不安排他们。以此作为吏部铨选的一定规格。偶尔有一二举人、贡生受到皇上赏识，提拔为卿贰高官，必定遭到竭力攻击，使其获罪被贬斥驱逐，甚至杀了他们才罢休。于是不是进士出身的人，就不得不投靠门户来自我庇护。资格与朋党，这两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大败坏了。至于翰林院的官员，又以清高华贵自居而轻视外朝官员。崇祯年间，天子忽然任用推官、知县考授编修、检讨，而众口喧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的讥讽。【原注】这是唐代武儒衡的话。唉，科举并不与资格相约，而资格的格局却形成了。资格并不与朋党相约，而朋党的形势却确立了。防微杜渐，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考虑变通的计策吧？【汝成案】科举没有比明代更受重视的，党争也没有比明代更严重的。永乐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的占了一半，翰林、纂修也是各色人等参用。自从天顺二年，李贤奏定修纂专门选拔进士，从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担任，而庶吉士刚进入时，已经被众人视为储备宰相。然而我们家乡的徐尚书徐学谟却以外朝官累次升迁，似乎不完全出自翰林。只是偏重日久，怀宗虽然想要变革，也难了。

大臣子弟

君主设立选拔人才的科目，用来等待贫寒之士，确实不应该让大臣子弟参与其中，以显示宠遇的私情。而大臣也不应当让自己的子弟与寒士竞争晋升。北魏孝文帝时，于烈担任光禄勋卿，他的儿子于登援引成例请求晋升，于烈上表请求黜落他，孝文帝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即使是武夫也知道这个道义。唐代中期，朝政逐渐不正，但一有这种事，仍然招致舆论指责。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都及第，被段文昌上奏，指摘榜内郑朗等十四人，称之为子弟。穆宗

译于是皇帝拿出题目重新考试，落榜的郎等人十人，被贬为徽江州刺史，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汝士被贬为开江令。【原注】《旧唐书》。会昌四年，权知贡举的左仆射王起，上奏所录取的进士中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的外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的女婿源重、已故宰相窦易直的儿子窦缄、监察御史杨收的弟弟杨严，他们的考文合格，但舆论认为这些权贵子弟不应录取，皇帝下诏派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重新复试，落榜三人，只录取了杨严一人。【原注】《册府元龟》。《唐书》杨严传中还提到杨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王扶上奏，臣今年所录取的进士三十三人，其中封彦卿、崔琢、郑延休三人确实有文采技艺，被时人称道，都因为他们的父兄身居重任，不敢选取。皇帝下诏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考核复试，下诏录取及第。【原注】《旧唐书》。大中末年，令狐绹罢免宰相，他的儿子令狐滈参加进士科考试，在父亲未罢相之前，凭借文章解试及第，谏议大夫崔瑄弹劾令狐滈干扰主考官，玩弄文法，请求交付御史台推究查办，奏疏留在宫中未予批复。【原注】《旧唐书》令狐绹子令狐滈传，大中十三年，令狐绹罢相，担任河中节度使。为他儿子令狐滈请求参加进士科考试，获准。登第第三十人。有郑羲者，是已故户部尚书郑澣的孙子。裴弘余，是已故宰相裴休的儿子。魏筜，是已故宰相魏扶的儿子。以及郑澣，都是大臣子弟。谏议大夫崔瑄弹劾，令狐滈权势集中在一门，势力倾覆天下，等到令狐绹罢相出任藩镇之日，便让令狐滈投卷贡院，岂能因为父亲在枢机要职，就独自干扰文柄，请求交付御史台查问。奏疏未予批复。《册府元龟》记载起居郎张云的奏疏，说令狐绹刚出任藩镇，令狐滈便策名登第，发榜应当用麻纸，相距二十三日。后梁开平三年五月，下诏礼部所录取的进士薛钧是，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的儿子，正掌管省辖事务，理应避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将其落榜。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的王佑提拔合格的进士十人，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第二天，陶谷入朝谢恩，皇上对侍臣说，听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陶邴怎能登第？于是命令中书省复试，陶邴再次登第。因此下诏，从今以后举人凡是涉及食禄之家，礼部要上报皇帝复试。【原注】《山堂考索》。到了太宗以后，科举名额日益扩大，登用也迅速，但上下依然严格遵守此格，有君主示公而不录取的。雍熙二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政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参加进士考试，都入等。皇上说，这些都是世家子弟，与孤寒之士竞争进取，纵然凭借才艺升迁，人们也会认为朕有私心。于是罢免他们，就是如此。【原注】《山堂考索》。有大臣守法而自行罢免的。唐义问任用举人召试秘阁，父亲唐介引嫌罢免他，就是如此。【原注】《宋史》。有子弟恬淡退让而不赴考的。韩维曾以进士推荐礼部，父亲韩亿担任执政，他不参加廷试。仁宗担忧士大夫奔竞求名，告诉近臣说，恬静守道者旌表提拔，那么躁进求名者自然应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人说，韩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请求加以甄别录用。召试学士院，他推辞不赴，授予国子监主簿，就是如此。【原注】《山堂考索》，《旧唐书》说王荛苦学善写文章，因为叔父王铎做宰相，避嫌不参加科试。而赵屼担任御史，上疏说，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引亲党置于要职，子弟多处于管库之职，甚者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自从王安石掌权，秉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开始让儿子王雱位列侍从，由此沿袭成为常例，现在应当杜绝其源头。【原注】《宋史》。以此为防，仍有像秦桧的儿子秦熺、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试，都考中第一的情况。【原注】《清波杂志》，绍圣丁丑年，章持在南省考中魁首时，有诗云，何处难忘酒，南宫发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典之士，先收执政之子。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到了明朝，此法不再讲究。又入仕的途径虽不限出身，但非进士一科不能跻身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捋袖而就功名，三百年来只听说一位山阴王文端【原注】名家屏，万历年间辅臣。儿子考中解元，不让他参加会试，唐宋之风荡然无存。那么放宽入仕途径，而严厉科名禁令，不可不加以注意。

译天宝二年，当时天下太平，候选官员数以万计，皇帝命令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对他们进行考核。宋遥与苗晋卿为了讨好朝廷，又缺乏廉洁的操守，录取与淘汰随意滥行，被当时的人所耻笑。有个叫张奭的人，是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靠别人代笔写判词，竟然被特别提拔为甲等。恰逢落榜的人中有人曾担任蓟县县令，他将此事禀告给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当时恩宠极盛，随时可以进见皇帝，于是详细上奏此事。皇帝于是大规模召集新科进士，登上花萼楼，亲自对升第的人进行考试，结果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或两个及格的。张奭手持试卷，整天没有写下一个字，当时人称这为“曳白”。皇帝大怒，于是将宋遥贬为武当太守，苗晋卿贬为安康太守，又将张倚贬为淮阳太守。诏书说，在家庭内部，不能教导好儿子；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却把儿子托付给别人。士子们都以此为笑料，有的还通过诗赋进行讽刺。负责考核判词的礼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张烱、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都被贬到岭南之外。

《石林燕语》说，北宋初年，科举制度尚不完善，公卿子弟大多难以进取，大概是担心他们请托走后门。范杲是范鲁公的侄子，被陶谷、窦仪赏识，都打算授予他甲等功名。恰逢有人议论，世代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应当与贫寒子弟争夺科举功名，于是范杲不敢参加科举考试。李内翰李宗谔已经通过省试，因为父亲李沆（李文正公）担任宰相，所以在唱名时称病不敢进入考场，也被黜落。李沆罢相后，李宗谔才再次考中进士。天禧年间以后，制定法律，有官职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不中的，都按私罪处罚，并限制他们只能参加两次考试。庆历年间以来，条令日益完备。有官职的人仍然单独设立录取名额，于是进取的人开始能够自由行动了。

谢在杭《五杂俎》说，宋朝初年进士科，法制稍显严密，执政大臣的子弟多因避嫌，不被允许参加进士考试，有通过省试而不敢参加殿试的人。庆历年间，王伯庸担任编排官，他的内弟刘原父在廷试中取得第一名，因为避嫌，自己陈述理由降为第二名。现在的制度，只有主持科举考试的人的宗族不得参加考试，其他亲戚并不禁止。执政大臣的子弟考中高等级的人接连不断，只看他们的公私表现如何罢了。杨用修考中状元，天下人不认为这是私弊，与江陵诸子不同。万历癸未年，苏浚（苏工部）进入考场，录取李廷机（李相公）为首卷，两位公爷年轻时曾一起读书，关系很好，然而苏浚录取他并不以为避嫌，李廷机考中状元而人们没有非议，这是公正的。庚戌年的科考，汤宾尹（汤庶子）一向了解韩敬（韩太史），将他拔取为高等，然而后来议论纷纷，座主和门生都因此被罢免官职。韩敬的才能确实很高，而汤宾尹录取他也不算错失人才，只是心意和行迹难以澄清，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也很可惜，然而科举场的法规从此日益繁杂了。【原注】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陳循因为他们的儿子乡试不中，甚至上奏申诉冤屈，都被批准允许参加会试。

北卷

现在的制度，科举考场分为南卷、北卷、中卷。【原注】《实录》记载，洪熙元年八月乙卯日，行在礼部上奏，确定科举取士的名额，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六，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四。后来又命令南北各退五卷，作为中卷。景泰二年，会试期间，礼部上奏请求批准取士不分南北。户科给事中李侃等人说，北方人拙于文辞，过去定为南北之分，不可更改。礼部说，乡举里选的方法已经不能实行了。取士如果不依据文章，考官将依据什么？况且北方是中原之地，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以古代来说，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都不是南方人。以现在来说，如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鳌、王文，都是永乐年间不分南北所录取的进士，现在怎么可以预先说北方没有人才？李侃等人的说法不被允许。景泰四年，会试命令仍然分为南、北、中卷。【汪氏说】宣德、正统年间，会试分为南、北、中卷，南方包括应天及苏州、松江等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方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部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州、徐州、和三州，这就是一个南直隶而有南方与中部的区别。至于武科也仿效文科南北卷的例子，分为边方、腹里，边方占六，腹里占四，这些都是在会试中实行的。现在会试已经按省划分，而南、北、中卷却实行于顺天乡试，南方与中部都指外省而言，北方则是直隶的贡生、监生，合并北方五省，都在顺天本省正额之外增加了名额。【又说】过去文武有互相考核的例子，也有很多考中的。因为在唐代，文吏有时谋求武职，武夫有时谋求文职，只是选官有互相任用罢了。宋代则武举人多谋求考试换作文职，而太学诸生长期不第的多去从事武举，这是互考在宋代已经开了端。这是调停之术，而不是造就人才的方法。北方人，从宋代起就说，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的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原注】**《王氏挥麈录》说，北宋初年，每年发榜，取士极少。安德裕考中状元时，只有九个人，大概是因为天下尚未统一。到了太宗朝逐渐增多，所得的大多是江南的俊秀。后来又另外设立分数，考核五路举人，因为北方人拙于辞令，所以优待录取。熙宁二年，廷试废除三题，专门以策论取士，不犯杂项不再黜落。然而五路举人尤其疏略。黄道夫榜传胪时，直到第

译四甲党镈的试卷，神宗大笑说，这个人怎么能通过省试？知举官舒信道回答说，他是五路考生，按分数录取，还没确定是否通过省试，皇上命令将他降为第五甲末尾。况且又经历金元战乱，文学这一项比不过南方人已经很久了。【杨氏说】金朝因崇尚儒术而亡，其文学最为兴盛，不能说金朝战乱时，文学比不上南方人。现在南方人教小学，先让学生练习对仗，这还是唐宋以来相传的旧法，北方人完全不这样做，所以想寻找那些熟悉对偶、讲究平仄的人，在千户的大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两个人。而在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通的，到处都是。我小时候，四书和六经都读全注。后来看到平庸的老师和懒惰的学生，想急于求成，大多删减涂抹。而北方则有完全不读的。【原注】王槐野在给郑少潭提学的信中说，关中士人不读朱熹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等书。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这样了。想要让他们像前代的人那样，参酌各家注疏而通晓其得失，固然几百年也找不到一个人，而且他们连十三经注疏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偶尔有一两部五经刻本，也多缺漏文字、错别字，而人们也不能辨别，这是因为古书善本绝不到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等经学训诂的儒者都出自南方。所以今天北方有两个祸患，一是土地荒芜，二是人才荒芜。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兴起并革新，不免会发出“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感叹。

译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下诏给内地各郡国，推举正直、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名。北方边境二十二个郡，推举勇猛、通晓兵法的人各一名。这是古人根据地域特点选取人才，而不局限于单一科目的方法。宋敏求曾提出建议，说河北、陕西、河东的士人，性情朴实敦厚但文辞不精，所以考中进士的人很少，请求让转运使挑选推荐有德行、技艺和武略的人，特别授予官职。使各类人才都能得到任用，让士人有晋升的途径。这大概也是汉代人的用意吧？

糊名

国家设立科举的本意，本来是为了求取人才。如今的立法却专门以防备奸弊为主，像弥封、誊录等一切制度都是如此。考察唐初，吏部选拔官吏，人们都糊住姓名，让学士考评判词。武则天认为这不是委任人才的办法，废除了这一做法。【原注】这说明糊名已经用于选拔官吏，而没有用于科举考试。贞元年间，陆贽主持科举考试，向翰林学士梁肃询问有才能品行的人，梁肃说，崔群虽然年轻，将来一定能做到公卿宰相。结果果然如梁肃所说。【原注】《册府元龟》。《唐书》本传记载，陆贽主持科举时，当时崔元翰、梁肃的文章才华冠绝一时。陆贽对梁肃推心置腹，梁肃与崔元翰推荐有实际才能的士人，一年选中的士人只有十四五人，几年之内，在台省担任清要近臣的有十多人。太和初年，礼部侍郎崔郾在东都考试进士，吴武陵拿出杜牧所作的《阿房宫赋》，请求让杜牧考取第一名，【原注】《吴武陵传》。这是知道他是贤才而提拔他。张昌龄考进士，与王公治齐名，都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黜落。唐太宗问其原因，王师旦回答说，张昌龄等人华而不实，文章浮靡，不是治国的人才。录取了他们，后生就会羡慕效仿，败坏陛下的风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温庭筠苦心钻研，尤其擅长诗赋。刚考进士时，来到京城，士人一致推崇敬重他。然而他品行混杂，不修边幅，能追随弦乐吹奏之声，写艳丽的词章。公卿家的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等人，与他一起赌博饮酒，整天酣醉。因此多年未能考中。【原注】本传。罗隐有诗歌名声，尤其擅长咏史诗，但多有讥讽，因此未能考中。【原注】《册府元龟》。这是知道他们不可取而黜落他们。《宋史》陈彭年传记载，景德年间，陈彭年与晁迥共同主持科举，请求有关部门详细审定考试条规。真宗命令陈彭年与戚纶参酌制定，大多革除旧制，专门致力于防范弊端。他们所录取的人不再选择文行兼备者，只比较一天的文章技艺，虽然杜绝了请托，但列入甲等的人或许不符合人望。【原注】《文献通考》大致相同。宋白传记载，当初，陈彭年考进士时，轻浮俊逸，喜欢诽谤主考官。宋白主持科举，厌恶他的为人，将他黜落，陈彭年对此怀恨在心。后来他担任近侍，制定科举条规，多有防范，大概是针对宋白而设的。【原注】《山堂考索》相同。大概过去选拔士人，虽然考核他们一天的文章，也参考他们平生的品行，而乡里评议和士人舆论全都通达于朝廷。【原注】李谘传记载，考进士，真宗听说他至孝，提拔为第三名。当时还没有糊名。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本朝进士，起初也像唐制，兼采时望。真宗时，周安惠公建立糊名法，一切以文章决定去留。所以王旦传记载，翰林学士陈彭年，向政府呈递科举条规，王旦把它扔在地上，说，内翰做官几天，就想隔绝天下进士！陈彭年惶恐而退。【原注】《画墁录》记载，陈彭年的儿子陈彦博任汀州知州，因贪赃败露，杖脊流放海岛。他的孙子陈逵兄弟挖掘陈彭年的坟墓，取出金带分卖，获罪。而范仲淹、苏颂的议论，都想要废除弥封、誊录之法，让有关部门考察士人的平日品行，以逐渐恢复两汉选举的旧制。【原注】本传。因为陈彭年一人的私心，而将其作为几百年的成法，难怪繁文缛节日益严密，而人才日益衰微。后来的君主如果没有开门纳谏的胸怀，就不能起来改革它了。【汪氏曰】唐代只有诏举糊名。《宋选举志》说，淳化三年，苏易简主持科举，受诏后立即前往贡院，仍然糊名考校，于是成为惯例。景德四年，确定亲试进士条例，试卷交给编排官去掉卷首、籍贯、状别，用字号编号，交给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印封好，交给考官定等完毕，再封好送复核，考官再定等级，编排官查看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再考。八年，才开始设置誊录院，官员封好试卷，交给集书吏誊录副本。宋代的誊写即封弥官，后来设置誊录院，才分为两件事。封弥两次，是因为送复核，而封住考官所定的等级。志又说，举人的弊端有五种，叫传义，叫换卷，叫易号，叫卷子出外，叫誊录灭裂。宝庆二年，左谏议大夫上奏防范禁绝的策略。端平元年，侍御史李鸣复等人请求严格禁止怀挟，恳请悬赏招募人告发捕捉，都获准实行。《元选举志》，举人各自准备三场试卷，以及草卷各十二幅，在卷首书写三代、籍贯、年龄。考前半个月，在印卷所投纳，用印铃缝，各自还给举人。又说，举人参加考试，无故不戴帽子及擅自移动座位的，有偶然与亲属邻居同坐而不自行陈述的，怀挟代笔传义的，都搀扶出去。又说，太阳未出未入时入场，黄昏

译收起试卷。接收试卷，在弥封所用印章盖印完毕后，书写三个不成字的符号作为编号，每名考生在各场考试中均使用同一编号。将试卷送往誊录所，全部用朱笔誊写。再送往对读所，将原卷与朱卷对照阅读，确认无误后，呈报至解贡院进行考校。用墨笔批阅完毕，取出原卷对照编号拆开密封，分为两榜，张贴在省门的左右两侧。进士的两榜用敕黄纸书写，张贴在内前红门的左右两侧。这些制度，大概从宋元时期就已经很详细了，并非始于前朝明朝。只是弥封过去称为封弥，元代的朱卷在明代改为朱卷，或许是因为避讳国姓的缘故。至于所说的萆卷，与现在的殿试相同。所说的两榜，也称为左右榜，一榜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另一榜是汉人和南人。《明史·选举志》记载，乡试、会试中，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對读、受卷以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等事务，都有固定的人员，各自负责其事。又说，考试当天进入考场，对于讲问、代考、冒名顶替者有禁令。晚上尚未交卷，提供蜡烛两支。弥封编号，制作成“三合”字样。考生用墨笔作答，称为墨卷；录用时用朱笔誊写，称为朱卷。在外面的提调、监试等官员称为外帘官，在里面的主考、同考称为内帘官。帘内、帘外的名称在元代已有，而明代称为外帘、内帘罢了。其中贿赂钻营、怀挟作弊、请人代考、割裂试卷传递、冒名顶替等弊端层出不穷，而请托关节最为严重。至于科场的惯例，有不符合格式而被贴出告示的。考查金朝完颜匡，在章宗时期考试诗赋，漏写了诗题，在下方注明“宇不取”（不予录取）。《元史·选举志》记载，触犯御名、庙讳以及文理错误、涂改标注超过五十字的，不予录取。

译《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皇帝下诏说：从今以后，各州府所推荐的进士，如果行为举止轻浮狂妄，兼且违背礼教，或者曾经被官府处罚过，或者曾经担任过州府的小吏，凡是不适合进入清流行列的人，即使稍有文才，也不得申报推荐。如果在推荐之后罪行暴露，现任长官停职，已经停职或调任的长官降职两年，主考官和司功官一并贬降。这是因为进用了一个不贤之人，考试官员都有责任。如今却借口实行糊名制度，说：“我衡量的是文章，没有办法知道作者是谁。”这实际上是教导那些崇尚败坏品行的人，并替他们逃避罪责。

《容斋四笔》说，唐代科举的权力，完全交给主考官，而且不实行糊名。还有与主考官交情深厚的人为其推荐引荐，称为“通榜”。所以他们在选拔人才时，因畏惧舆论讥议，大多公正审慎，但也有的受权势胁迫，或受亲友请托，或受子弟牵连，这些都是常情难以避免的。如果是贤能的人担任主考官，就不会这样。在开考前，录取与否、高下之分，心中早已确定。韩愈在给祠部员外郎陆傪的信中说：“您与主管科举的人相知确实很深，他们对您所期望的，以及您对待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其真诚而无需多问了。他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您的志向在于进用贤能。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并授予官职，这就是两全其美。我所了解的人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原注：《摭言》作韦纾），这四人都可以当作首荐并极力推荐的人，期望他们有所成就然后停止推荐就可以了。沈杞、张弘（原注：《登科记》作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翡，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任用他们足以收揽人心并得到真正的才实。主考官广泛求才，就可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过去陆贽担任主考官时，我侥幸考中（原注：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贾棱等二十二人登第，我也在其中）。所录取的人都有显著的声望。推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梁肃、王础辅佐他，梁肃推荐的八个人没有失误，其余的人王础都参与谋划。陆贽对待王础和梁肃如此信任不疑，至今被传为美谈。这封信在韩集中没有注明年月。根据《摭言》说，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持科举，陆傪员外郎通榜。韩愈向陆傪推荐了十个人，权德舆共放榜三次，共录取六人，其余的人在五年内都考中了。用《登科记》考证，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身份主持科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原注：《摭言》误作韦群玉）、沈杞、李翡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身份录取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三次放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愈推荐的人占了七个。元和元年，崔邠录取了李绅。三年，又录取了张后余、张弘。都与《摭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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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揆传》记载，干元初年，李揆兼任礼部侍郎。他说主考官选拔士人，大多不考察实际才能，只是严格设置防线，搜检书籍策论。殊不知才能不够的人，即使身处文史的园圃，也不能铺陈辞藻，这深深违背了求贤的本意。等到考试进士时，他请求在庭院中放置五经、诸史及《切韵》原本于床上。引导贡生时说：“大国选拔士人，只致力于得到人才，经籍都在这里，请随意查找检阅。”

《舒元舆传》记载，舒元舆考进士时，看到有关部门搜检苛刻严厉，于是上书说，自古贡举士人，没有比这更轻慢的。况且宰相公卿由此产生，而有关部门却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他们。用荆棘遮挡拦截，怀疑他们有奸邪之心，这不是求取忠直之人的方法。（原注：《李戡传》记载，李戡二十岁时，通晓六经。参加礼部考试，吏员唱名才让他进入。李戡以此为耻，第二天直接返回江东，隐居在阳羡里。）又说，本朝校试，穷究细微隐秘，无所不至，士人甚至露顶赤脚奔赴科场，这就是先辈中有投笔而出的人的原因。然而狡诈虚伪的风气到处都有，考试越是严格，违犯的人越多，枷锁的羞辱不足以尽数他们的罪过。如果主考官真有鉴别的眼光，怀揣满箱的才华，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搜检的方法，只足以弥补主考官的短处，不足以显露才士的长处。

当今考试的弊端，在于求取人才的方法不足，而防范奸邪的方法有余。（原注：洪武五年正月癸丑，皇上告诫礼部大臣说，近代以来，举人因不符合程序被有关部门黜落的人，大多不反省自己修身，以图再次进取，往往搜集主考官的细微过失进行诽谤诋毁，以逞私愤，礼让廉耻的风气不能建立。今后有这种情况的治罪。万历末年，谢肇淛说，上级防范士人如同防范奸盗，而旁观者窥伺主考官如同窥伺寇盗。宋元祐初年，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说，治理天下的人，用对待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人，那么下面一定有君子长者的行为回应上面。如果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以小人自居了。何况这种行为发生在学校之间呢？如果真能扭转今日的弊端，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以选拔，治理的器具得以张开，不难达到。）

《金史》记载，泰和元年，省臣上奏说，搜检的方法虽然严格，至于解开衣带、袒露衣服，搜检到耳朵鼻子，实在失去了对待士人的礼节。（原注：《移刺履传》记载，移刺履起初考进士，厌恶搜检的烦琐，离开了。大概是世宗初年。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已经曾经依照旧例，让士人去沐浴，官府提供衣服让他们更换，既可以防止滥竽充数，又不亏待礼节。听从了这个建议。）

朱子论学

译考察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朝廷把士人当作盗贼看待，士人也把自己当作盗贼来处身。喧哗吵闹、胁迫逼迫，这难道不是盗贼的行为吗？唉，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已经无法看到了，汉唐时期的做法难道难以模仿施行吗？

译座主与门生

参加贡举的士人，把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为座主，而自己则自称门生。自从中唐以后，于是便产生了朋党之祸。【原注】“座主”一词见于《令狐峘传》。张籍寄给苏州白使君的诗中写道：“登第早年同座主。”《杨嗣复传》记载，杨嗣复主持贡举时，他的父亲杨于陵从洛阳入朝，杨嗣复便率领门生们出城迎接，并在府中设酒宴。杨于陵坐在堂上，杨嗣复和众门生分坐两旁，这是因为杨于陵在考功郎任上时，提拔了杨嗣复为浙东观察使，而李师稷考中进士时也在其门下，人们称杨家上下都是门生关系。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省覆奏，奉宣旨意，不希望考中进士的人称呼主持考试的官员为座主，连同题名局席等条规，一并疏奏进来。臣等认为，国家设立文学科第，是为了寻求真正的人才，所应当推崇的是良好的风俗，道义的根本在于君亲，然后才能升任朝廷官职，成为国家的栋梁。怎么能怀着被赏识提拔的私人恩惠，而忘记教化的根本源头，自称为门生，从而结党营私呢？所以时下的风气逐渐败坏，臣子的节操何在？树立私党背离公义，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原注】根据韩愈《送牛堪序》所说，我未曾听说有从主持考试的官员那里考中进士，进而进谢其门的。那么元和、长庆年间，士人的风气还不至于如此。臣等商议，从今日起，进士考中后，只允许一次参见主持考试的官员，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也不得在官员家中设宴。至于曲江大会、朝官题名局席等，都请求下令停止。【原注】《新唐书》记载，起初，举人考中后，排成行列通报姓名，前往主考官府邸致谢。其制度是，依次站在西阶下，面朝北，向东排列。主人坐在东阶下，面朝西。众门生拜谢，主考官回拜，然后按年龄长幼顺序谢恩。于是登上台阶，与前来观看的公卿们一同就坐。酒过数巡，便去参加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李肇《国史补》记载，考中后，在慈恩寺塔上题写姓名，称为题名。在旧江亭子举行盛大宴会，称为曲江会。奉敕令应当依从。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上奏，当时舆论将贡举官员视为恩门，将考中进士的人称为门生。所谓门生，就是门下的弟子。颜回、闵子骞、子游、子夏等都接受孔子的教诲，这就是师门。朝廷所任命的官员，春官（礼部）不会亲自教诲举子，这是国家选拔士人，并非礼部官员的门徒。今后考中的人不得称呼礼部官员为恩门、师门，也不得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日，下诏考中的举人不得拜见主考官的子弟，也不得将主考官视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赵曰】《唐书》记载，权德舆的门生有七十人，推举沈传师为颜回那样的人物。又《权璩传》说，宰相李宗闵，是其父亲的门生。《萧遘传》记载，萧遘是王铎所录取的士人，等到他与王铎同为宰相时，常常对皇帝说：“臣乃是王铎的门生。”这些座主、门生的记载见于史册。门生拜见座师、房师，将要出门时，老师送到二门外，不送出大门。等到门生成为主考官、同考官时，惯例亲自率领所录取的士人拜见自己的座师、房师，也有这样的先例。《五代史》记载，裴皞因文学在朝任职很久，宰相马嗣孙、桑维翰都是裴皞在礼部时所录取的进士。后来马嗣孙主持贡举，带领新进士拜见裴皞，裴皞高兴作诗说：“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人传颂以此为荣。桑维翰任宰相时，曾经拜访裴皞，裴皞不迎不送。有人问起此事，裴皞说：“我在中书省见到桑公，他是我的同僚。他在我私宅见到我，我是他的门生，有什么迎送的呢？”这是门生拜见座主的先例。本朝初年，因为御史杨雍的建议，所以规定考中的士人拜见主考官，只用姓名书写帖子，不称门生。这是近时的科场惯例。刘克庄为陆游帖文作跋说，我的祖父著作担任京学教官，考核浙江漕试。第二年考核省试。吕祖谦的试卷都出自本房，家中藏有祖父与吕祖谦往来的真迹，祖父信中写道“上覆伯恭兄”，吕祖谦信中写道“拜覆著作丈”，当时还没有称呼座主为先生。推究其言，大概宋末已有先生的称呼。而到了明朝，就公然称之为座师，称之为门生，其朋党之祸也不亚于唐朝了。【原注】王世贞《觚不觚录》说，嘉靖以前，门生称呼座主，不过叫先生罢了。等到严嵩当权，才开始称老翁，关系亲密的称夫子，此后门生都称老师。《五杂俎》说，本朝只有霍韬不拜见主考官，也不接受别人做自己的门生。【汝成案】《明史》记载，霍韬考中进士，出自毛澄门下，一向执弟子礼。等到议论大礼不合，便不再把毛澄当作座主。等到霍韬主持己丑年会试，也不把唐顺之等人当作门生。这大概是由于私怨激化所致，并非为了崇尚激励风俗。

唐朝风俗的败坏，杨复恭甚至称昭宗为门生天子。

唐朝崔佑甫议论，认为自从汉朝徐孺子在旧日举主的丧事上，徒步千里去举行一次祭祀，情义太过厚重了，这在传承道义上是不可以的，历代都没有非议这种做法。【原注】《后汉书·樊儵传》说，郡国举荐孝廉，大率选取年少能报恩的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近日张荆州张九龄又刻石赞美这种做法。于是后来被举荐担任参佐的人，报恩的情分往往过分，或者扰乱国家的法度，宽恕其亲戚的罪过，举荐其不肖子孙以窃取名位，背离公义死于私党，这或许就近似于此。当时的舆论顺从并支持这种做法，通达事理的人又不加挽救，于是风气一去不返。【原注】宋朝陈莹中说，如果王氏的门下有负恩的士人，那么汉朝的宗庙社稷不至于灭亡。

译他的话令人感动。参佐对于举主，尚且蒙受眷顾之恩，受到美言的褒奖，经过陶冶造就，有时还借助他的力量，古人尚且有结党营私的讥讽。至于科举取士，只凭所考的文章，未曾知晓姓名，哪里有什么师生之分？至于卖弄权势、枉法取利，接受贿赂以报恩，关系盘根错节，根基相互勾连，导致官场因此浑浊混乱，士风因此衰败萎靡，这与汉代人笃守交情、怀念故旧的友谊相比，相差多么遥远啊！【阎氏说】明代士大夫的积习，师生之情重于父子之情，有得罪父母的人，却没有得罪座主的人。门户之见重于师生之情，以老师的门户为自己的门户的人固然很多，不以老师的门户为自己的门户的人也不少。富贵又重于门户，有起初依附正人君子，后来却与他为敌的人；有起初主张邪说，后来窥见其党羽将要败落，于是反过来攻击他的人，这都是被富贵所迷惑的缘故。

译《风俗通义》记载，弘农太守吴匡，被司空王琼举荐。王琼颁布诏令，在渑池劝勉百姓耕种，吴匡听说王琼去世，立即发丧并穿上丧服，上书称病，乘坐辇车返回府邸。对此评论说：剖符守境，劝勉百姓耕种养蚕，审理冤屈疑难，和解仇怨，是国家的大事，应当勤勉忧虑。却轻率顾念私恩，傲慢狠戾地自我满足。如果皇帝驾崩，又有谁能超过这种过失呢？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反而认为他厚道。司空袁周阳，举荐荀慈明为有道。太尉邓伯条，举荐訾孟直为方正。两位公侯去世后，他们都穿着齐衰丧服。【原注】《汉书·荀爽传》记载，司空袁逢举荐有道，荀爽不应召。等到袁逢去世，荀爽穿丧服三年，当时的人往往效仿成为风俗。邵宝议论说，老师的丧事用心哀悼即可，而举荐自己的人穿三年丧服，可以吗？像这类事情不止一件。然而荀爽、訾孟直是通儒，在道义上足以责备。【原注】魏景元元年，傅玄任将作大匠时去世，以此咨询当时的贤人。光禄大夫郑小同说，应当依据礼制，而以情义决断，穿吊丧服，加穿麻衣是可以的，三个月后除服。宋代的庾蔚之认为这个议论恰当。有的举荐者名声地位衰落，子孙没有继承，大多不能亲自前往。那么厚待是因为显赫的门第，薄待是因为衰微的家族。这又是私恩的一种变化，古今同感慨叹的。

《后汉书》记载，周景任河内太守，喜好贤才，爱护士人。每到岁时节令，邀请举荐的官吏进入后堂，与他们一起宴会。像这样几次之后才让他们离开，赠送物品，无不齐全。随后选拔他们的父兄子弟，事情上给予优待。【原注】《魏志·卫臻传》记载，夏侯悼任陈留太守，举荐卫臻为计吏，命令妇女出来宴饮。卫臻认为这是末世的习俗，不符合礼制的正道。此前，司徒韩演在河南，立志无私，举荐官吏应当出发时，只说一句话罢了，恩惠也不及他的家人。说：“我举荐你可以了，怎么能让恩惠偏积在一门呢？”这两位公侯，在人情上虽然有厚薄的不同，但在意趣上却有公私的区别了。

《记言》说，赵文子在晋国举荐的管库之士七十多家，生前不交往利益，死后不托付给自己的儿子。唉！我看到现在的举士者，只是交往利益罢了，只是托付儿子罢了！

举荐的人穿丧服

《杂记》说，孔子说，管仲遇到盗贼，选取了两个人，向上推荐让他们做公臣，说：“他们交往的人都是避祸的，是可用的人。”管仲死后，齐桓公让他们为他穿丧服。在大夫家做官的人为他穿丧服，是从管仲开始的，因为有君主的命令罢了。这些人虽然以前在管氏做官，也是以举荐人的身份为他穿丧服。然而孔子认为有君主的命令就可以，大概也有不完全赞同的话。

同年

现在的人把同科考中称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说：“人对同年本来有情分吗？”李绛回答说：“同年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科考中，有的考中后才相识，情分在哪里呢？”唐穆宗想要诛杀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俚因为是同年进士而保护他。查考汉代人已经有这种说法。《后汉书·李固传》说，有同岁出生的人，得罪了梁冀。《风俗通义》说，南阳五世公任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年。又说，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年。又说，萧令吴斌，与司徒韩演同年。《三国志·魏武帝纪》说，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同年考中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记载曹操的命令说：“回头看同岁的人，年龄有五十岁的，还不能称为老。”汉代敦煌长吏武班碑说：“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人追思昔日同年。”郎署考廉柳敏碑说：“县长同年犍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说，陶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年举吏。所说的同年，大概就是现在的同年。【原注】只有《吴志·周瑜传》说孙策与周瑜同年，《步骘传》说与广陵卫旌同年，这应当是年龄的同年。私恩结聚而公义衰微，不是一代的原因了。【赵氏说】近代又有按先后次序称同年的。《文昌杂录》记载，太子太师张异，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年考中，到熙宁九年丙辰年去世，前一年是乙卯年，等到见到新考中的进士。这就是先后同年的由来。

先辈

先辈是同科考试而先考中的人的称呼。程氏《演繁露》说，《通典》记载，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设立太学。当时向往学习的人开始到太学，成为门人。满一年，考试通晓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晓一经的罢免遣回。弟子满两年，考试通晓两经的补为文学掌故。不通晓的听任随后辈考试，考试通晓两经的也可以补为掌故。满三年，考试通晓三经的提拔为高第，担任太子舍人。没有考中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担任太子舍人。舍人满两年，考试通晓四经的提拔为高第，担任郎中。不通晓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担任郎中。郎中满两年，能通晓五经的提拔为高第，根据才能叙用。不通晓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纳入叙用。所以唐代举人称呼已经考中的人为先辈，由此而来。【原注】韦庄集有题目说，癸丑年落第献给新先辈。《北梦琐言》记载，王凝主持贡举，对人说：“我侥幸担任文柄，今年的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现在查考《吴志·阚泽传》说，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累学问。《薛综传》说，零陵赖恭先辈，仁厚谨慎不懂时事。《晋书·罗宪传》说，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地大臣子弟

译又问前辈中应当适时举荐任用的人，宪推荐了蜀人常忌、杜轸等人。由此可见，“先辈”这一称呼，确实起源于三国时期。而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说，互相推重敬称为先辈，这又是后人的误用。【原注】《演繁露》又说，唐代已经考中进士的人，自称“前进士”。也是仿照这种说法，意思是说早先考中进士，辈分在先。《渑水燕谈录》记载，苏德祥是汉丞相苏禹珪的儿子。建隆四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他刚考中进士回到家乡，太守设宴奏乐，伶人致辞说：“往年随侍左右，曾是宰相的公子；今日考中功名，又是状元的先辈。”

译郑玄在《诗经·采薇》的笺注中说：“如今薇菜已经生长，先辈们可以出发了。”这也是汉末人的话语。

关于出身授官

史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太平清明，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以不靠文章显达为耻。那些应诏参加科举的人数，多的时候达到两千人，少的也不低于千人，而被录取的百人之中才有一人。《文献通考》记载，唐代所录取的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原注】《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十八年五月，皇帝下诏：从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录取的人数，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超过二十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必非要凑满这个数额。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因皇恩特许录取的进士达到四十人。二年正月，礼部奏请每年录取进士以三十人为限，皇帝批准了。士人考中进士后，并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入仕做官，还要经过吏部考核这一关。韩愈在吏部考核三次都没有成功，于是十年间仍是布衣，甚至有考中进士二十多年仍未获得俸禄的人。【原注】吕祖谦说，唐代进士考中后尚未脱去布衣，有的是被人推荐，有的是再次应试都考中，有的是被藩镇征召，然后才开始脱去布衣做官。《册府元龟》记载，唐文宗对宰相说：“凡是进士考中，有方镇奏请担任判官的，如果第一任没有做过州县官，不要批准；但如果第一任曾做过州县官，第二任就批准奏请。”自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刚即位，想要振作淹滞的人才，赐予进士及诸科出身者五百多人，【原注】《石林燕语》记载，这一年进士特别录取了一百九人，从此连续放榜五次，总共录取八百零一人。都先赐予绿袍、靴子、笏板，在开宝寺赐宴，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科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其余的都优等授职，恩宠殊荣，历代未有。薛居正等人说录取的人太多，用人太急，皇上不听。【原注】陆游《南唐书》记载，冯延鲁的儿子冯僎，韩熙载主持贡举时录取了他，复试却被黜落，后来和他的弟弟冯侃、冯仪、冯价、冯伉进入宋朝，相继考取功名。大概南唐考中进士的只有三到五人，而宋朝考中进士的达到一百多人。这是太宗刚统一天下，想要以得士之盛超越前代，在史册上留下荣耀，【原注】《宋史》记载，王禹偁上疏说：“太祖时期，每年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加上诸侯不得奏请征辟，士大夫很少有凭借资历荫庇的，所以有人终身考不中一次，到老也得不到一个官职。太宗在王府修养德行，看到这种情况，即位之后，在取人方面不求全责备，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近二十年，考中进士的接近万人，虽然有俊杰之才，也大多轻易得到。却不知侥幸之心、求速之习，浸染士人，已经几百年，而且不可挽回了。”又查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予紧县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望县县尉。五经出身，授予望县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畿县县尉。进士与四经出身同资。这是唐代明经、进士，初次授官不过县尉。【原注】《宋史》记载，进士、明经进入望州判司，其次是畿簿尉。《文献通考》记载，开宝八年，王嗣宗是状元，只授予秦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才开始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被视为异数。到了现代，一旦进入翰林院，就不再外补，【原注】谢肇淛说：“本朝进士，一旦进入史馆，就与六卿平起平坐。二十年间，就可以跻身卿相、清华之选，百官不敢企及。唐宋时代，出外做郡守，入朝做两制，从未有过这种格局。”二甲授职还只是部属，崇尚浮华、助长懒惰，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一旦考中，就完全抛弃学业，而以谋求升迁、行贿受贿为事，因为他们得到官职太容易而尊贵得太快。这与唐代举士的初制，相差太远了。

《儒林公议》说，太宗在殿前发榜，前五名都出任副郡守，升迁荣耀迅速。陈尧叟、王曾刚考中进士，就登上朝廷担任太史之职，赐予朱黻，此后状元考中者，不到十年都期望掌握大权，人们也认为这是应当得到的。每次殿廷宣布第一名，公卿以下无不耸立观看，即使是至尊皇帝也注视。从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声非常宠荣，观看的人堵塞了通衢。现代状元及第的荣耀，一甲授予翰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原注】又说洛阳人尹洙，是个豪士，曾说：“状元及第，即使率领数十万军队，恢复幽蓟，驱逐强寇，凯歌还朝，献捷太庙，其荣耀也不能超过它。”宋朝追求虚文而忘记实事，就是太宗开启的。

宋朝初期用人的弊端有两点：进士脱去布衣，不经过吏部考核，这是第一点；献文得到旨意，召试授官，这是第二点。现在炫耀文章的途径已经革除，而入仕的选拔仍然轻率，这两点弊端中有一点尚存，似乎应该仍然采用唐代的制度。

使用八股文的人才，却让他们治理繁杂事务、管理众多百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害了别人的孩子”。【杨氏说】八股文的人才，没有一样可用的，只有儒学这一选，是他们的本色，然而失职的人比比皆是。师生不相识却征索贽礼，等同于田粮，我不知道对此有什么可取的。

恩科

宋朝有所谓特奏名。开宝三年三月庚戌，下诏

译礼部考核进士，对于参加十五次科举考试且曾考完最后一场的人，录取了司马浦等一百六人，赐予本科出身，列为特奏名。这种恩典的惯例从此开始，称为恩科。咸平三年，特奏名的人数竟达到九百多人。士人依赖这种恩惠，因循守旧而不学习。所以天圣年间的诏书说：“习惯于宽厚的恩惠，于是荒废了平日的学业，苟且简略成为风气，这是非常可耻的。”

到了元祐初年，知贡举苏轼、孔文仲上言说：“如今特奏名的人已经达到四百五十人，又允许在例外情况下递减名额，一旦举行考试，就会再增加数百人。这些人垂垂老矣，别无其他指望，散布在州县，只致力于贪污受贿作为退休的打算。前后恩科任命的官员几乎有上千人，有哪一个人能奋发努力而在当时闻名？而残害百姓、败坏官纪的人不可胜数，由此可知恩科无益而有损。议论的人不过认为应当广施恩泽，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职去等待无穷的官吏，户部用有限的财力去供养无用的人，所到的州县都遭受其害，这在新君即位之初就有这种过分的举措，称之为恩泽，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当时的议论就是这样。

【原注】《金史》记载，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令今后凡是五次参加御帘进士考试的，可以只试一次而不黜落，仅根据文章的高下确定名次，称为恩榜。

【杨氏曰】大定是世宗的年号，章宗在这一年即位。古语不曾说吗，人老了，要警惕贪得。所以有杖乡的制度来尊重高龄，有致仕的节度来培养廉耻。如果把拜见君王、谒见皇帝的荣耀，作为怜悯老人、酬谢劳苦的手段，恐怕对儒林的好处很小，而对风俗的伤害很多。在泥途之中滋养浅陋的见识，在升斗之间满足贪婪的情欲。难道会有赵孟礼遇绛人、穆公思念黄发那样，足以辅助君王德行、维持国家大政的人吗？况且五十岁不服劳役，六十岁不参与军事，怎么能让这些人在孔庙旁边争名夺利，在太学门前熙熙攘攘？应当制定法令，凡是考中的举人，年龄达到六十岁的，赐予第等后罢官回家，在家授徒讲学。没有考中的，不允许再参加科举。这不仅能减少成千上万贪污受贿的人，也可以劝勉那些有廉耻之心的士人。

【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日，诏令特奏名中年龄六十岁的人，不要注授县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监察御史成遵等人请求任用终场落第的举人担任学正、山长。

【赵氏曰】宋朝特奏名的惯例，年老者有时能赐予同进士出身，后来有不必年老也赐予的，神宗纪中赐予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就是例子。又有通过其他途径出身已经是大官而特别赐予进士出身的，神宗纪中赐予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理宗纪中任命史宅之为太府少监，史宇之为将作监少监，并赐予同进士出身。赵葵任同知枢密院事，赐予同进士出身。李曾伯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赐予同进士出身。德祐年间，谢堂任知枢密院事，赐予同进士出身，都是例子。金朝制度，已经是大官特别赐予进士的，又必定指定为某科进士。如移剌履，在明昌初年任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特别赐予大定三年孟宗献榜下的进士及第。韩锡，在天德年间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特别赐予胡砺榜下的进士及第。胥持国，拜为参知政事，特别赐予孙用康榜下的进士及第，都是例子。又有武职赐予文进士的，《宋史·曹勋传》记载，曹勋因恩荫补授承信郎，特别命令参加进士廷试，赐予甲科，仍担任武吏如故。这更是历代所没有的。

译汉献帝初平四年，下诏说：“现在年过六十的老儒，离开家乡，奔波谋求粮食资财，不能专心学业。少年入学，白头空归，长久困顿于田野，永远断绝了显达的希望，朕非常怜悯他们。那些依照规定被罢免的，允许担任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令命令中书门下从新科进士中，挑选那些长期在科举考场中、刚刚获得功名、年龄已高的人，不拘泥于常规，各自授予一个官职。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报，挑选到新科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祟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令陈光问、曹松、王希羽担任秘书省正字，刘象、柯祟、郑希颜担任太子校书。这些都是前代末世的政策，在丧乱之后，以此来安慰贫寒的读书人并收拢人心，并非太平时代的常法。

《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六月己卯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滢奏报，北京国子监生以及已拨派到各衙门实习的人，请求让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会同监官挑选，凡是年过五十五以及残疾、相貌丑陋不堪的，都罢免为民。皇上听从了。总共斥退了一千零九十五人，南京国子监生也依照此例。【原注】次年即奉旨，清理淘汰天下生员。另见后文“广额”条下。三年四月丙辰日，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报，挑选吏员中年过五十，以及品行鄙陋、不熟悉公文往来的人，都罢免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日，释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中年过五十五以及残疾的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日，行在礼部奏报，选取天下年过四十五的生员进行考试，考中的进入国子监读书，考不中的罢归为民。宣宗皇帝精勤治理吏治，一时澄清的效果如此。当时的人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肯说罢了。

年龄

《礼记》说，四十岁称为强壮而做官，七十岁称为年老而传授。这是人做官的日子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采纳左雄的建议，命令孝廉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都要先到公府，诸生测试家法，【原注】儒家有一家之学，所以称家法。文史考核笺奏。宋文帝元嘉年间，限定三十岁做官。梁武帝天监四年，命令九流常选，年龄未满三十，不通晓一经不得脱去布衣做官。现在则是刚戴上帽子，就已列入高官行列。死期将至，还留在高官班中。对官场常规有什么补益，只是败坏士人的习气。应当定为适中的制度，二十岁才允许应试，三十岁才允许做官。年龄到六十，现任官员听任他们自己请求退休，【原注】《实录》，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日，命令文武官年过六十以上的，都听任退休，给予诰敕。没有官职的人一律勒令停职。这虽然比古记早十年，但也只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又有三年大丧及期丧不得选补的日子，那么他在仕途的日子少，而隐居的日子多，可以消减名利之心，而止息钻营竞争的风俗。【刘明经说】终身出仕或隐居的事，却朝夕图谋，贤者不能宽裕岁月，以加深稽考古道的功夫。愚者无所劳其心思，而都有迅速获取的意思。【又说】古人以自身为仁义道德之身，年龄越高则见识越进，而美名日益显赫，所以天下都以年龄为贵。后人以自身为声色货利之身，年龄越衰则精力越耗，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天下遂以此为贱。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日，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说，近年科举选拔的士人，大多记诵虚文，寻求他们的实际才能，十人中不过两三个。有的年龄才二十岁，未曾学问。一旦挂名科举，而让他们临政治民，职事废弛，百姓受其弊害。从今以后各处乡试，应当让有司先行审访，务必得到博古通今，行为端正庄重，年过二十五的人，才允许入试。皇上虽然嘉许采纳，但未最终实行。现在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几步即可登上，五尺孩童，便思钻营竞争。想要以此成就人才而敦厚风俗，难矣。【原注】宋代李伯玉请求罢免宦子科，意思也与此相同。【汪氏说】后汉的法令，年幼才高的人拜为童子郎。像黄琬、臧洪、司马朗都拜为郎，而任延、张堪都号称圣童，杜安号称奇童，黄香号称黄童，尤其奇异。唐代设童子科，刘晏最著名。张童子，从九岁升于礼部，又二年拜为卫兵曹，十一岁而已。宋代也设童子科，杨亿、晏殊、姜盖、曹伯俙，都曾以神童召试。神宗元丰四年，设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筮两斋。政年间的制度，限定年龄从八岁到十二岁，只有曹芬因文章优秀，赐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子请求应试的有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请求应试的有七十四人。其中最奇异的，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请求应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件并通，诏令特封孺人。到度宗时，李伯玉说这不是成就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奏请罢免。

译【又曰】金朝大定二十九年，章宗皇帝即位，初次设立经童科。经童科的制度规定，凡是士人和平民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下的，所看重的是年幼而诵读经书多的人，如果年龄相同，则以诵读大经多的人为最优。《文艺传》记载，麻九畴七岁时，就能写草书，书写大字可达数尺，章宗皇帝召见他。明昌年间以来，被称为神童的有五人，后来都没有什么成就，唯独麻九畴能够自立，被赐予进士第，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又《佞幸传》记载，胥持国是经童出身，官至尚书右丞，当时四方流传着“经童入相”的说法，由此可知此人的品行。元朝自成宗大德三年到文宗至顺二年，所选拔的经童共十五人，只有张秦山尤其精通篆书和籀文，陈元麟能通晓性理之学罢了。明朝《选举志》记载，士子未进入学校学习的，通称为童生。在举行乡试的年份，偶尔招收一两个特别聪慧、三场考试都通过的人，让他们与诸生一同入场考试，称为充场。儒士考中，就成为举人。没有考中的，仍等待提学官年度考试合格，才准许入学。这个惯例后来也不再实行。

译教官

汉成帝阳朔二年下诏说，古代设立太学，是为了传承先王的基业，使教化流布于天下。儒林之官，是四海学问的源头，应当都通晓古今，温习旧知而了解新事，通达国家体制，所以称为博士。如果不是这样，学者就没有可效法的榜样，被下层所轻视，这不是遵循道德的做法。丞相、御史应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共同推举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使他们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正以科举选拔人才。虞集上奏议说，师道确立，善良的人就多。【原注】语出周敦颐《通书》。如今天下的学士，仅仅凭借资历强行授予，加在众学生之上，而称他们为师，主管部门不信服，学生也不信服。像这样而希望师道确立，能做到吗？现在不如让地方长官，寻求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达到成德境界的君子，亲自尊奉他们为师，让他们在郡邑中施教。其次则寻求操守品行接近正道而不做怪异骇俗之事，坚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发奇论，众人敬服而非乡愿之徒的人。再次则选取乡贡到京师落第归来的人。当今之世，想要寻求成德之人，如第一类所说那样的人不能立刻得到。如果如第二、第三类所说，那么十户人家的小邑也必有忠信之人，也不会缺乏人才。而如果仅仅采用第四类所说，那么也不过是凭资历授予，年老鄙陋之人于是把学官当作糊口的地方，教导学生的职位名存实亡了。明朝初年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才开始准许会试不中的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日，建安县老人贺炀进言，朝廷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是为了陶冶造就士人。为什么郡邑学校的师儒之官，真正有才能实学的百无二三，白白耗费俸禄，猥琐贪婪，百计索求，而对于学生请教问题解答疑惑却无一言。师道如此，即使有英才美质，怎么能成才？至于学生之中，也往往虚度光阴，轻浮放纵，等待次序按资历升迁，滥竽充数进入国子监，渐渐年老，授予一个官职。只知道为身家谋划，哪里还有功名的念头？这就是朝廷起初聚集群枭来吃喝，最终放纵群狼去牧人。如果不严格进行考选，那么人才日益鄙陋，士风日益败坏。皇上认为他的话有理，命令巡按御史会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分巡官，按照提调学校的惯例进行考核。

太仓陆世仪说，当今世上天子把师傅之官当作虚衔，而不知道执经问道。郡县把公文簿册和期限会议当作能事，而不知道尊贤敬老。学校的老师用庸俗鄙陋的人充数，而不知道教养的方法。私塾的老师以时文辞句为教，而不知道圣贤之道。轻浮敏捷的人被称为有才能，方正的人被称为迂腐质朴。大概师道到今天已经卑贱到极点了。即使想束修自励，谁肯与他交往？像这样而希望人才众多，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又说，凡是官员都应当有品级，只有教官不应当有品级，也不得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尊于天下，在一国就尊于一国，在一乡就尊于一乡，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确定的品级，只看德行。如果让他们有品级，就要频频拜见，这不是尊师的礼节。至于他们的官服也不可与职官相同，应当另外制定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帽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级。这样师道日益振兴，儒风日益振兴，而圣人的门徒就出现了。查《宋史》黄祖爵说，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举，老死于平民之中。请求访求那些学问品行修明，孝悌友爱纯笃的人，县推荐给州，州延请他们到学校，以表率众多士人。那些品行特别优异的人，州上报朝廷，这也是乡举里选的意思。【原注】《松江府志》说，洪武初年，杨孟载任松江府学教授，与丘克庄、全希贤同在官。当时分教官员可以由地方自行延聘，都是州里极优秀的人选，后来都做到了大官。而朱熹也说，必须罢免朝廷直接任命和注授的教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年龄未满四十，不得任教官。以前的入主论就已经涉及这一点。

《孟县志》说，【原注】由县人张淑誉撰写。高皇帝平定天下，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校，设置老师一人或二人，必定选择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的人任职。有能尽到职责而在朝廷记录功绩的，有的提拔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职。英宗之后，才定为法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惯例录用天下岁贡的生员担任，间或有由举人、进士除授的。而他们到任后，州县长官及监临的官员，大抵把他们当作处理簿册升斗的小吏看待，不再以礼相待，因此他们的威望容易被人轻慢，而他们的士气容易衰退。即使有一二个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名，而得到荐拔的，也不过授予州县小吏就停止了。他们选拔得太滥，对待他们太卑，而他们的俸禄太轻，难怪教术不兴，而人才难以造就。【汪氏说】史称晏殊知应天府，延请范仲淹教导学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弛，兴学从晏殊开始。

士风的败坏始于纳卷就试，师道的消亡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说的驱迫廉洁谦逊，奖成浇薄竞争就是这样。拥有天下的人，能反过来对待这两件事，就可以培养士人而兴举贤才了。【王给事说】想要端正士习，应当严格教官

译进行考核。考核严格，那么教官的督促率领必定勤勉，而士人的风气自然端正。

译武学

《山堂考索》记载，武学设立于庆历三年，阮逸担任武学谕。不久后武学被撤销，熙宁年间重新设立，选拔通晓兵书的人担任武学判官，设置直讲，如同国子监的体制。靖康之变时，没听说武学中有抵御外侮的人。【汪氏说】《宋史·忠义传》中，有武学生华岳，字子西。他曾上书弹劾韩侂胄，被交付大理寺审理，发配到建宁。韩侂胄被诛杀后，华岳被释放返回，入学考中进士，担任殿前司的属官。他又谋划除去史弥远，事情败露，被关进临安狱，在东市被杖杀。武学中有这样的人才，又怎会愧对陈东呢？《实录》记载，正统六年五月，听从成国公朱勇等人的奏请，因为两京有很多勋卫子弟，于是设立武学，设置教授、训导，如同京府儒学的制度。【原注】景泰五年五月丙寅日，南京守备宁远侯任礼请求废除武学，朝廷没有允许。景泰年间，废除了武学。天顺八年十一月丙辰日，重新设立京卫武学。不久武学生逐渐增多，常常欺公枉法。正德年间，钱宁已经唆使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弹劾杨一清了。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人殴打御史郭维，经过掌管都察院的张延登奏请罢黜。这样看来，不仅没有发挥武学的作用，反而留下了祸害。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求依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仍然祭祀姜太公，建立昭烈武成王庙。皇上说，姜太公是周朝的臣子，如果用王的礼仪祭祀他，那就与周天子并列了，加上这个非分的称号，他必定不会享用祭祀。至于建立武学，实行武举，是将文官和武将分为两条途径，轻视天下没有全才的人了。古代的学者，文武兼备，所以运用于实际，没有不适宜的，难道是说文武分科，各自专门学习吗？姜太公只应在帝王庙中祭祀，去掉武成王的称号，罢废他的旧庙。于是，继承爵位的勋戚子孙在国子监学习礼仪、修习学业，被选为驸马的人由一名仪制主事教习。【原注】《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日，命令吏部在虎踞关设立学校，选拔十名儒士，教习养在锦衣卫的已故武臣子弟。成化年间，太监汪直于是请求设立武举科目，乡试、会试、殿试全都如同进士的恩例。最终没有实行。文事武备统一归于一途，真是纯粹啊。

宋代刘敞给吴九的信中说，从前三代圣王，建立辟雍、成均来敦厚教化。戴着高冠、穿着缝掖长袍的人，居住时有秩序，他们的学问是诗书礼乐，他们的志向是文行忠信，因此没有鄙陋背理的神色，没有争斗的声音。还担心这样不够，所以轻视诈谋，以德行授予人爵位，以道义褒奖人，规范他们的诚信，专一待人。所以说，勇猛就会伤害上级，不能进入明堂。百姓知道所归附的对象，而没有二心，因此教化不严厉就能成功，政治不严苛就能治理。没听说过武学这一科目。那些系着粗布缨带、穿着短后衣、瞪着眼睛争辩、按着剑快速注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勇力之人。如果教给他们权术，用利益来驱动他们，难道能不让他们改变容貌吗？改变了容貌，能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吗？况且设立博士的职位，扩大弟子的名额。我担心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战国时期，天下竞相奔走追逐，于是有了纵横家、技击之学来互相残杀。虽然私下议论、巷议传闻，官府来不及禁止，但风俗因此变得浅薄，祸乱因此滋长。这是学者所深恶痛绝的，仁人所忧虑并辩驳的，为什么要效仿它呢？况且您参与了议论却不能挽救吗？我非常困惑。【杨氏说】现在州县最感到患苦的，没有比武生更甚的了。事物穷尽就会变化，应当思考如何善后。

因为勋卫子弟的缘故，不得已而设立武学，仍然应该以孔子为先师，如同前代国学祭祀周公，唐开元年间改为祭祀孔子。周公尚且不祭祀于学校，何况姜太公呢？成化五年，掌管武学的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说，古代庙宇必定有学校，在庙中接受成命、献祭首级，是想让他们先重礼义而后重勇力。现在本校有空余的几间厅堂，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改为文庙。可以说符合礼制的本意。

杂流

唐代时，凡九流百家的士人，都附属于国学，并授予他们经学。《六典》记载，国子祭酒、司业的职责，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令。有六所学校，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原注】天宝九年，设置广文馆，共有七所学校。欧阳詹贞元十四年的记述说，我国朝廷春季祭祀先师之后，改日命令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解《礼记》。束脩之礼既已实行，宴席便已摆设，张公靠近几案，北坐南面。直讲举起简牍，南坐北面。大司成正装端坐于东，小司成率领属官列于西。国子学长率领公侯子孙在各自的馆舍，太学长率领卿大夫子孙在各自的馆舍，四门学长率领八方俊才在各自的馆舍，广文师长率领天下秀士在各自的馆舍，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的术业精通者也各自在馆舍，台阶下人来人往，席位排列如鱼鳞般参差，帽子聚集如星星，衣襟相连如帷幕。观看这些，可见当时培养士人的制度宽泛，而教育士人的权力统一，因此人才兴盛而技艺精修，经学广博而师儒受尊重。现在却一概将他们排斥在桥门之外，而这些人也自暴自弃，不再称述他们的学业。于是道与器两亡，德行与才能兼废。世教

译这日子的衰败，是有原因的。

译通晓经术的人担任官吏

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规定从郡太守到卒史，都要任用通晓一门以上经术的人。唐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命令各司令史，对任期届满者限定考试一经。从前王粲作《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推行教化，辅助调和百姓的性情，使得掌管文书的官吏都服从雅正的训诫，钻研典籍的儒生也通晓法律条文。所以汉代的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时，挑选郡县中聪慧有才能的小吏张叔等十余人，亲自督促勉励，派遣他们到京师，跟随博士学习。东汉的栾巴担任桂阳太守时，即使是地位低微的干练官吏，也都督促他们学习诵读，考核测试评定优劣，根据才能提拔任用。吴国的顾邵担任豫章太守时，小吏中资质优秀的，就让他们入学读书，选拔其中的先进者，提拔到重要的职位。而梁朝的任昉有《厉吏人讲学》的诗。既然如此，那么从前担任官吏的人，都是曾经拿着经书请教学业的人，心地正直而名节修养良好，那些玩弄文字来危害政事的人就很少了。【原注】宋代的文恪公说，天下没有舍弃儒学而可以担任官吏的人。

东汉的兴盛时期，从期门、羽林的武士，都让他们通晓《孝经》的章句。贞观年间，从屯营的飞骑，也配备博士，让他们讲授经书。有能通晓经书的人，允许参加贡举。小人学习了道义，就容易驱使。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礼》中太宰的职掌，是将典章制度施行于邦国，陈列众士，设置府吏。后郑氏说，殷，就是众的意思。指的是众士。辅，是府吏，即在官府任职的平民。平民在官府任职而被称为辅，先王不敢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重视这些人，这些人就知道自重了。

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晋代南乡太守碑的背面，官属为什么这么多呢，大概是连同从史都全部列出来了，当时还从中选拔士人，所以官吏也清廉修身，这是形势使然。

《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六年四月，命令左右二司六部的吏属，在午后讲习经史。那时朝廷纲纪已经松弛，人心即将变动，虽然有这道命令，但实际上没有益处。所以《太祖实录》说，科举刚设立时，皇上重视这件事，凡是民间俊秀的子弟，都能预选。只有吏胥心术已经败坏，不允许应试。【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日。又下诏，凡是选举，不要录用吏卒之类的人。【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日。《唐书·选举志》说，曾经担任过州县小吏的，即使文章可取，也不予举荐。《刘晏传》中，曾经说士人有爵位俸禄，那么名声重于利益。吏员没有荣耀晋升的途径，那么利益重于名声。《英宗实录》记载，大理寺少卿张固曾经提出议论，吏员很少有不急迫追求利益的，不适合任用为郡守。朝廷认为他的话正确，定为法令。然而皇上曾经对群臣说，元初有一位宪官生病，吏员前去探望。宪官起身，拄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交给吏员，吏员拱手退立不接受。宪官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见到吏员向他致谢。吏员说，我是下属官吏，不是您家的仆童，不敢躲避劳苦，担心损伤礼制体统。【原注】五年二月壬午日。这说明这类人中未曾没有正直的人，只是看上面用来陶冶造就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钱氏说】元代由吏员出身的人，可以升到宰相、御史台谏官，所以士人都乐于做吏员，吏员也知道自重。自从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对待胥吏，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吏员于是就没有可用的人了。

陆子静曾经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严格。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粗略。能够在区分之中寄托造就成全的意思，大概就得到要领了。【储大令说】用人的途径，没有比吏胥和科举更主要的了。吏胥熟悉官吏事务，科举学习圣贤之道。所以汉代收用吏员的成效，而从唐代以来，一概出自科举。现在即使不专门任用科举出身的人，但也应当参用吏胥。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为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为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为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的提控，为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的都吏，为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的掾史、典吏，二品衙门的令史，为正八品出身，他们与进士的品级相差不远。后来设立资格限制他们的升迁，于是吏员与科举出身的地位高低如同天渊之别了。所以建国初期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途。【原注】天顺二年十二月庚辰日，下诏罢免举荐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的人，因为进言者认为他们奔走竞争、冗杂泛滥，对实用没有帮助。进士监生，是一途。吏员，是一途。有人把科举和贡生分为两途，这是不对的。【原注】通过考试而获得资格的，总称为一途。

永乐七年，皇帝在北京，命令兵部尚书兼管吏部事务的方宾，挑选南京御史中有才能的人召来，方宾奏报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皇上问他们的出身，方宾说张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出身，洪秉等四人由吏员出身。皇上说，用人虽然不专靠一条途径，然而御史，是国家掌管正直的官员，必须有常识，通达治国的体统，廉洁正直不阿谀，才可以任用。如果是刀笔吏，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只知刻薄不知大体，任用他们掌管风纪，会让人轻视朝廷。于是罢免洪秉等人为序班，告诫今后御史不要再任用吏员。流品从此区分开了。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日，敕谕吏部，以往

译当时选拔任用官员严格审慎，被授官的吏员很少。近年吏典考满者每年数以千计，不分贤良与否，一概录用，廉洁能干的人能有几个？贪婪卑鄙之徒阻塞仕途，难道可以不精心挑选吗？

译苏州的况钟、松江的黄子威两位郡守，都有贤良的名声。而徐晞、万祺都多次升迁至尚书。【杨氏说】江阴还有刘本道，由吏员升至侍郎。【汝成按】明初冯坚，由典史提拔为佥都御史。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指擢为陕西参议，都是吏员出身。

卷十八

秘书国史

汉代天子所收藏的书籍，都让臣子得以阅览。所以刘歆说，外面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里面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库。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查阅石室金匮中的书籍。刘向、扬雄在天禄阁校勘书籍。【原注】扬雄在回答刘韵的信中自称，担任郎官的那一年，皇帝下诏赏赐笔墨钱六万，得以在石渠阁阅览书籍。班斿进献诵读群书，皇上器重他的才能，赐给他秘书的副本。东汉时期，班固、傅毅担任兰台令史，都主管校勘书籍。曹褒在东观编纂整理礼制事务。而在安帝永初年间，下诏让谒者刘珍以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多人，前往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被举荐，黄香受诏，也都得以进入东观。【原注】《窦章传》记载，当时的学者称东观为老子的藏室、道家的蓬莱山，太仆邓康于是举荐窦章进入东观，担任校书郎。《黄香传》记载，黄香起初被任命为郎中，肃宗下诏让黄香前往东观，阅读未曾见过的书籍。晋宋以后，这一制度没有废止。左思、王俭、张缵等人都在秘书省读书，史传中都有记载。【原注】晋代左思写《三都赋》，自认为所见不广博，请求担任秘书郎中。南齐王俭升任秘书丞，依据《七略》撰写《七志》四十卷。永明三年，在王俭宅第开设学士馆，将四部书全部充入王俭家中。梁代张缵担任秘书郎，秘书郎有四个名额，宋齐以来是甲族子弟出仕的选拔，等待次序入补。任职期间，惯例几十天或一百天就升迁。张缵坚决请求不调动，想要遍观阁内的图籍。而柳世隆甚至借得二千卷。【原注】南齐柳世隆生性喜欢涉猎，启奏太祖借秘阁书籍，皇上给了二千卷。唐代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都担任秘书监，选拔五品以上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亲手书写缮写，收藏在内库。而玄宗命令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叫《群书四录》。凭借阳城的好学，甚至请求担任集贤院吏，才得以阅读。【原注】阳城好学，贫穷不能得到书，请求担任吏员，隶属集贤院，偷读院中的书。六年，无所不通。窦威担任秘书郎，任期届满应当升迁，坚决留守不调任。十多年，他的学业更加广博。段成式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秘阁书籍翻阅无遗。宋代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太宗另外建立崇文院，中间设秘阁，收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设置直阁校理。仁宗又命令缮写校勘，由参知政事一人统领，书成，收藏在太清楼，而范仲淹等人曾担任提举。而且求书的诏令，没有一代不颁布，所以民间的书可以进献给天子，而天子的书也往往流传于士大夫。自从洪武平定元朝，所收集的多是南宋以来的旧本，收藏在秘府，将近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日取士，一史、三史的科目又都停废，天下的士人因此不了解古代。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干宝的《晋书》、柳芳的《唐历》、吴竞的《唐春秋》、李焘的《宋长编》，都因为当时流传。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人家也多有，未曾禁止。现在实录进献，草稿在太液池焚烧，真本藏在皇史宬，在朝的臣子如果不是参与编纂，都不能见到，而野史、家传于是得以独自流行于世，天下的士人因此不了解当今。【沈氏说】神宗实录记载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陈于陛请求敕令编纂本朝正史，疏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和二十二年三月，敕谕大学士王锡爵等人编纂正史，后来就停止。这即使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生在当今，学习夏殷礼没有途径，学习周礼也没有途径，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呢！难道不是对禁史严密而对育人疏漏，擅长藏书而不善于教化吗？于是使得帷囊一同毁坏，空闻七略之名。冢壁都残破，看不到六经的字。唉，可悲啊！

十三经注疏

自从汉代以来，儒者相传，只说五经。而唐代设立在学官，则说九经，三礼、三传分开学习，所以是九。刻石在国子学，则说九经，加上孝经、论语、尔雅。宋代程朱等大儒出现，开始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以及进孟子以配论语，称为四书。本朝沿袭，十三经的名字才确立。那些先儒解释经书的著作，有的叫传，有的叫笺，有的叫解，有的叫学，现在统称为注。尚书是孔安国传，诗经是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理、礼记是郑玄注，公羊是何休学，孟子是赵岐注，都是汉代人。易经是王弼注，是魏代人。系辞是韩康伯注，是晋代人。论语是何晏集解，是魏代人。左氏是杜预注，尔雅是郭璞注，谷梁是范宁集解，都是晋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