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原注】今谓实时。【钱氏曰】六典所谓大斗、大两、大尺也。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暦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奉则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则齐与梁并依古称也。而或以为于古二而为一，或以为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岂称他物之称多异于钱称耶？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觚二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瓦甒五斗。诗曰，我姑酌彼金垂。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杨氏曰】十六国春秋前秦纪有三人食一石谷者。明江国公后吴铁舍，食面六十斤。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比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书张普惠传，神龟中，上疏言，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所以爱万姓，从薄赋，故海内之人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虽有此制，竟不能复古。至唐时，犹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沈氏曰】齐民要术注云，其言一石，当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时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
译卷十一
权量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衡量重量的制度，从隋文帝时发生了一次变革。杜佑《通典》说，六朝时期的量器，三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称量重量，三两相当于现在的一两；长度方面，一尺二寸相当于现在的一尺。【原注】“今”指的是当时的实际标准。【钱氏说】《唐六典》中所说的大斗、大两、大尺，就是指这个。《左传》定公八年的正义解释说，魏、齐的斗和称，是古代的三分之二作为现在的一；周、隋的斗和称，是古代的三分之一作为现在的一。《隋书·律历志》说，梁、陈遵循古代的斗，齐国用古代的五升作为一斗，周朝用玉升，一升相当于官斗的一升三合四勺，开皇年间用古代的三升作为一升，大业初年又恢复使用古代的斗。梁、陈遵循古代的称，齐国用古代的一斤八两作为一斤，【沈氏说】查考《通典》，梁武帝五铢钱，实际重量是四铢三参二黍，一百枚则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际重量是五铢，计算一百枚重一斤四两二十铢。比较它们的多少轻重，两者相符合，那么齐与梁都遵循古代的称。然而有人认为是古代的三分之二作为现在的一，有人认为是用古代的一斤八两作为一斤，难道称量其他物品的秤与称量钱的秤有很大差异吗？周朝的玉称，四两相当于古代的四两半，开皇年间用古代的三斤作为一斤，大业初年又恢复使用古代的称。
现在考察传记记载，如《孟子》说举起百钧的人是有力气的人，三十斤为一钧，百钧就是三千斤。《晋书·成帝纪》记载，命令各郡举荐能举起一千五百斤以上的人。《史记·秦始皇纪》记载，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放置在宫廷中。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千石就是十二万斤。《汉旧仪》记载祭祀上天，饲养牛五年，达到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记载，自称体重八百斤。不应该如此沉重。《考工记》说，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原注】《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解说，觚容量二升。进献用爵而回敬用觚，一次进献而三次回敬，就是一豆了。《礼记》记载宗庙祭祀，地位尊贵的人进献用爵，地位卑贱的人进献用散。地位尊贵的人举起觯，地位卑贱的人举起角。五次进献的酒器，门外用缶，门内用壶，国君用瓦甒。注解说，凡是容量一升的称为爵，二升的称为觚，三升的称为觯，四升的称为角，壶容量一大石，瓦甒容量五斗。《诗经》说，“我姑酌彼金垂”。毛亨解释说，人君用黄金装饰酒尊，容量一大硕，每顿饭四个簋。正义解释说，簋是瓦器，容量一斗二升。不应该如此巨大。《周礼》舍人，负责丧事供应饭米。注解说，饭是用来塞口的。国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都是四升。《管子》说，凡是食盐的数量，一个月男子五升少半，妇女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记载，一顿饭吃一斗米。《汉书·食货志》记载，一个人一个月吃一石半。【杨氏说】《十六国春秋·前秦纪》有三人吃一石谷的记载。明江国公后吴铁舍，吃面六十斤。《赵充国传》记载，一匹马自己驮着，背负三十天的食物，是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记载，计算一个人三百天的食物，用干粮十八斛。不应该如此之多！《史记·河渠书》记载，可以让每亩产十石。嵇康《养生论》说，种田的人，一亩产十斛，称为良田。《晋书·傅玄传》记载，旱田收成达到十余斛，水田达到数十斛。现在的收获最多也不及这个数量。《灵枢经》记载，人一天吃五升。《既夕礼》记载，早上吃一溢米，晚上吃一溢米。注解说，二十两称为溢，是一升二十四分之一的米。《晋书·宣帝纪》记载，问诸葛亮，每天吃多少？回答说，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记载，国家用度空虚，从司徒以下，每天供给七升。本来都说少，反而得到多。由此可知，古代的衡量重量与现在相比，大致都是三相当于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住在鲁国，供给粟六万。索隐说，应当是六万斗。正义说，六万小斗，相当于现在的二千石。这是比较唐代人所说三相当于一的验证。大概自三代以后，征收百姓没有制度，衡量重量的器具，每个朝代都逐渐增加。到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改长尺大斗，依照《周礼》制度，颁行天下。【原注】《魏书·张普惠传》记载，神龟年间，上疏说，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改正重称，所以爱护百姓，实行轻税，因此海内的人歌舞以供赋税，奔走以服役。天子在上守信，亿万百姓在下快乐。从此以后，逐渐变长变宽，百姓叹息怨恨，朝野听闻。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日，改度量权衡都依照古式。虽然有这个制度，终究不能恢复古制。到唐代，还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的名称，而后代就不再提了。【沈氏说】《齐民要术》注说，所说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说，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现在之六钱半也。李时珍说，古一升即现在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说，斛的制度，是方尺而深尺。班固《汉书·地理志》却说其中容纳十斗，大概是古代使用的斗小。
欧阳修《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翭制造，其铭文说，谷口铜甬容纳十斗，重四十斤。用现在的衡量重量来比较，容纳三斗，重十五斤。斗则是三而有余，斤则是三而不足。吕大临《考古图》汉好畤官厨鼎刻着说，重九斤一两。现在重三斤六两，现在六两相当于汉的一斤。又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沈氏曰】依后五铢钱一条，此一两弱当作七钱弱，传写误也。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钱二分。【沈氏曰】货布亦有重至四钱八分者，用行等称。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两轻二分三厘。【又曰】唐会要云，开元通宝钱，径八分。杜氏通典云，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暦志云，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矩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干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言，西京铜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锺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逾于法制者去之。干德中，又禁民间造者，由是尺度之制尽复古焉。又云，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其后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臬浙纳土，并汾归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复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两
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钱氏曰】据隋书律暦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则大斗大两始于隋开皇间，唐初沿而不改耳。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原注】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锺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贞观中，张文收铸铜斛、称、尺，以今常
译古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五铢钱十枚，合计重量为二两二铢。如今称量十枚，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稍轻。【沈氏说】根据后文关于五铢钱的一条记载，这里的一两稍轻应当是七钱稍轻，是传抄时的错误。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长八分有余，宽八分，其圆孔直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距宽二分。其文字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近来富平百姓挖掘土地，得到一个装满货布的瓦罐。所谓长二寸五分，相当于现在钞尺的一寸六分有余。宽一寸，相当于现在的六分半。八分，相当于现在的五分。而二十五铢，现在称量得到百分两中的四十二两。【原注】俗称为四钱二分。【沈氏说】货布也有重达四钱八分的，使用的是等称。等称即米平，比布政司所用的每两轻二分三厘。【又说】《唐会要》记载，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杜佑《通典》记载，开通元宝钱，每十枚重一两。由此可见，当今时代比古代大的，以容量为最，重量次之，长度再次之。
《晋书·挚虞传》记载，将作大匠陈勰挖掘土地得到古尺。尚书上奏，说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应该以古尺为标准。潘岳认为习惯使用已久，不应该再更改。挚虞驳斥说，从前圣人因为观察到天下的幽深微妙，从而模拟其形态，仿照万物制作器具，以保存日常使用。所以依据天三地二的原理，来端正算数的纲纪。依照律法划分分寸，来确定长短的尺度。制作时有准则，所以使用时有验证。考察步测天地，那么天地没有地方能隐藏其真情。校准三辰，那么悬挂的星象没有地方能容许其谬误。施行于金石，那么音韵和谐。放置于规矩，那么器物合宜。一点不差，万物就都端正。等到出现偏差，事情就完全相反。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出将近半寸，乐府使用它，律吕就不协调。史官使用它，历法占候就失去准绳。医署使用它，穴位就错乱。这三者，是度量衡产生的原因，也是得失验证的依据，都受到阻碍而不能通达，所以应该改变现在而遵从古代。唐尧虞舜的制度，统一律度量衡。孔子的训诫，谨慎权衡审度。现在两种尺并用，不能称为统一。知道错误而改正，不能称为谨慎。不统一不谨慎，这叫错误的法度，不是用来规范事物、垂示准则、展示极致的方法。凡是事物，有多而易改的，也有少而难变的。有改而致烦的，也有变而致简的。度量衡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而长短并不是人们所留恋珍惜的，这是多而易改的。纠正错误以获取正确，反邪归正，一时的变革，永远不再有二样，这是变而致简的。宪章成法，不丢失旧有的制度。末世苟且迎合的制度，异端杂乱的使用，应该及时厘正，保持专一。我认为应该如所奏。【沈氏说】《宋史·律历志》记载，周显德年间，王朴开始依据周法，用矩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作为黄钟的管，制作律准来宣发其声音。宋干德年间，太祖因为雅乐声音太高，诏令有关部门重新考正。当时判太常寺的和岘说，西京铜望臬的尺寸可以校正古法。就是现在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的石尺。等到用王朴所定的尺比较，短于石尺四分，那么音乐声音太高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况且影表测量天地，那么管律可以作准绳。于是命令依照古法制造新尺，以及黄钟九寸的管，命工人校正其声音，果然比王朴所定的管低一律。又拿出上党羊头山的秬黍，累尺校律，也相符合。于是下达尚书省召集官员详细审定，众人意见一致。由此重新制造十二律管，从此雅音和谐流畅。又说，宋朝平定四方后，凡新归附的国家都在其境内颁布度量衡，那些超过法制的伪俗尺度都予以废除。干德年间，又禁止民间制造，从此尺度制度完全恢复古制。又说，太祖受禅，诏令有关部门精心考据古式，制作嘉量，颁行天下。后来平定西蜀，平定岭南，收复江表，吴越纳土，并州归命。凡是四方斗斛不符合标准的都予以废除，嘉量器具完全恢复升平之制。
大斗大两
《汉书·货殖传》记载，黍千大斗。颜师古说，大斗，与量米粟的斗不同。这说明汉代已有大斗，只是用来量粗货罢了。
《唐六典》记载，凡是长度，以北方秬黍中等的一黍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一丈。凡是容量，以秬黍中等的容纳一千二百黍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斗为大斗，【钱氏说】根据《隋书·律历志》，开皇年间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两。那么大斗大两始于隋开皇年间，唐初沿袭而未改。十斗为一斛。凡是权衡，以秬黍中等的百黍重量为一铢，【原注】应劭说，十黍为一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一斤。凡是堆积秬黍作为度量权衡的，调钟律，测日影，配汤药以及冠冕的制度则使用古制，内外官府全都使用大制。按唐代权衡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使用古制，【原注】杜佑《通典》记载，贞观年间，张文收铸造铜斛、秤、尺，以今常
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旧唐书代宗纪，大暦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诸州府所用斗称，当寺给铜斗称，州府依样制造而行。从之。通典载诸郡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贡石斛二十小斤。此则贡物中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译用度量衡来校核，尺是六分之五，衡和量都是三分之一。《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十年八月，太常寺上奏，各州府所使用的斗和秤，应当由本寺发放铜制的斗和秤作为标准，各州府依照样式制造后使用。皇帝批准了。《通典》记载各郡的土特产贡品，上党郡进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进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进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进贡石斛二十小斤。这说明在贡品中也有使用小斤、小两的情况，但这些都是用于汤药的。其他官府都使用现在的度量衡。时间久了，现在的度量衡就会通行，而古代的度量衡就废弃了。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锺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沈氏曰】阎百诗云，古量甚小，其数可考者，大约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然则古之五才当今之一也。【又日曰】汉权有重四斤者，实当今十三两弱。彤以司等亲较之。【赵氏曰】笔谈又云，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锺，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锺。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原注】韩非子，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时即以石制禄。史记燕世家同。【赵氏曰】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暦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权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升，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李悝之论日，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云云，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又案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两斛为一石，宋时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原注】汲黯传注，如淳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几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锺，县石铸锺虡，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蘖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杨氏曰】说苑，十六黍为豆，六豆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沈氏曰】左传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两二分。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原注】谢肇淛谓，古者爵容一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考工记一献三酬之说准之，良然。昔人未详此义。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
译宋代沈括在《笔谈》中说，我奉诏考察钟律并铸造浑仪，推求秦汉以来的度量衡标准，计算出六斗相当于当时的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相当于当时的十三两。这说明宋代的权量又比唐代的大。【沈氏曰】阎若璩说，古代的度量很小，其数值可以考证的，大约汉代的二斗七升相当于当时的五升四合。那么古代的五个单位才相当于当时的一单位。【又日曰】汉代的权有重四斤的，实际上相当于当时的十三两弱。彤用司等亲自比较过。【赵氏曰】《笔谈》又说，汉代的一斛相当于当时的二斗七升，一百二十斤为一石，相当于当时的三十二斤。可见汉代斗称的制度已经比古代的大。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颁行宋代文思院的小口斛。又说，世祖夺取江南后，命令缴纳米粮的人只使用宋代的斗斛，因为宋代的一石相当于当时的七斗。这说明元代的斗斛又比宋代的大。
汉代俸禄以石计算
古代制定俸禄的数量，都使用斗斛。《左传》中说，豆、区、釜、锺，各自以四倍递增，从而升到釜。《论语》中说，给他一釜，给他一庾。《孟子》中说，供养弟子用万锺。这些都是容量单位。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开始以石作为名称。【原注】《韩非子》说，君王于是收缴官吏的印玺，从三百石以上，都效法他。子之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用石来制定俸禄。《史记·燕世家》记载相同。【赵氏曰】石本来是权衡（重量）的单位。汉代《律历志》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是石作为权衡单位的数值。至于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那么斛是容量的最大单位。然而世俗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这是把权衡的最大单位当作容量的最大单位，非常错误。但是汉代米谷的容量已经以石来计算，比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就是这样。又《管子·禁藏篇》说，百姓平均三十亩地，每亩收获一石，那么每人就有三十石。《战国策》说，燕哙把国家让给子之，从官吏三百石以上，全部给予他。又《汉书·食货志》说，李悝的论述说，一个农夫耕种百亩地，每亩每年收获一石半等等，那么斗斛以石来计算，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这样了。又查考古代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的数量相差不远。古代十斗为一斛，一斛就是一石。后世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宋代已经这样。所以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称万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这是以权代量。然而查考《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每月俸禄的数量，大将军、三公每月俸禄三百五十斛，直到斗食每月俸禄十一斛，又未尝不使用斛。所谓二千石直到百石，只是作为品级的差别罢了。【原注】《汲黯传》注，如淳说，真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五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二十斛，一年大约得到一千四百四十石。现在的人以十斗为一石，本源就在这里。不知道秦代所做的金人十二个，每个重千石，撞击万石的钟，悬挂石铸钟的虡，用衡石来衡量文书之类，都是权衡，不是容量。只有《白圭传》说，谷长石斗，淳于髡传说一斗也醉，一石也醉，相对于斗来说，这是把权衡的名称移用于容量罢了。
蘖梦得《岩下放言》说，名称产生于实际，所有事物都是这样。以斛为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汉代以来才见到。石本来是五权的名称，汉代制度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不是容量的名称。【杨氏曰】《说苑》说，十六黍为豆，六豆为铢，二十四�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四�为石。一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以此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物一百二十斤为�，还可以。如果说酒言石，酒的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谷物数量，取决于它的醇醨。以现在来衡量，醇厚的酒，�只取七斗或六斗。而淡薄的酒，多到十五六斗。如果以谷物一百二十斤为�，【沈氏曰】《左传》襄公十七年疏，古代一�一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两二�。酒遵循它的权名，那么应当是酒十五六斗。遵循它的量名，那么�应当是谷物一百八九十斤，进退两难，都不符合。这是汉代酒言石者，未曾有定数。【原注】谢肇淛说，古代爵容量一升，十爵为斗，百爵为�。以《考工记》一献三酬的说法来衡量，确实如此。前人没有详细知道这个意义。至于面言�石，面也未必正好是麦一百二十斤，而麦的实质又有大小虚实。然而沿袭至今，没有人知道是错误的。等到弓弩较力，言斗言�，这是古法。打锤以斤为区别，而世人反而怀疑它。于是知道名称和实际哪里有恒常不变的。
《史记·货殖传》说，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把皮说成�，也是互文。凡是细而轻的则以皮计算，粗而重的则以�计算。
以钱代�
古代算法，二十四�为一两。汉代轵家釜铭文，重十斤九�。轵家甑铭文，重四斤廿�就是这样。近代算家不便，于是十分其两，而有�的名称
。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沈氏曰】犹今北方买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选举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钱。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原注】絫或作参。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絫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沈氏曰】今一钱之重，当古七铢二。
译“铢”这个字原本是借用钱币的“钱”字，并不是数学领域的正式名称。【沈括说】这就像现在北方买米的人，不说“升”，只说“碗”一样。【沈括又说】《通典·选举三》的注解说，弓用一石的力气，箭重六钱。这种用法在公文簿册中或许可以，但如今人们把它写进文章里，真是可笑。《唐书》记载，武德四年，铸造开通元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原文注】“絫”有时也写作“参”。沈存中说，现在蜀地也把十参当作一铢，“参”就是古代的“絫”字。累积十钱重一两，取得了轻重和大小之间的适中标准。所谓的二铢四絫，就是现在一钱的重量。后人因为“铢”字繁琐且难以理解，所以用“钱”字来代替。【沈括说】现在一钱的重量，相当于古代的七铢二絫。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累百、累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递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权始于龠，则变多寡为重轻，其数难齐。是以百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赵朱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而斤与钧石如初，则起算虽殊，积两何异？亦犹日法万分，象限九十，通其强弱，盈虚自合云尔。
宋史律暦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着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珪言，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乐尺，自黄锺之管而生也。谓以秬黍中者为分寸轻重之制。就成二术。【原注】二术，谓以尺黍而求牦絫。因度尺而求牦，【原注】度者，丈尺之总名。谓因乐尺之原起于黍，而成于寸。析寸为分，析分为牦，析牦为毫，析毫为丝，析丝为忽。则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牦，十牦为一分。自积黍而取絫，【原注】从积黍而取絫，则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絫铢皆以铜为之。以牦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钱，当十五牦，若十五斤称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牦当作百五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一两。【沈氏曰】四百絫之絫当作黍。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铢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絫、铢，各定一钱之则。【原注】谓皆定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也。忽万为分，【原注】以一万忽为一分之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之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着，言可分别也。丝则千，【原注】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之则。毫则百，【原注】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之则。毫者，牦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骥尾为之。牦则十。【原注】一十牦为一分，以一百牦定为一钱之则。牦者，牦牛尾毛也。曳赤金成丝以为之也。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原注】转以十倍倍之，谓自一万忽至十万忽之类，定为之则也。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之则。两者以二龠为两。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谓以二百四十絫定为一两之则。铢以二十四，【原注】转相因成，十絫为铢，则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之则。铢者，言殊异也。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当有十字。则每分计二十四黍
译度量衡的计数都以十为基数，只有衡器（重量）是以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个十二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现在的人把铢改为钱，而从两以上则累加百、累加千以至于万，衡器的计数也改为以十为基数了。汉代的制度，钱币称铢，黄金称斤，其名称接近古制。【汝成按】度量衡的起算都以黑黍为标准，由寸逐步推算，丈尺就可以知道。从龠到斛，也可以等比增加。衡器始于龠，那么变化多寡为轻重，其数值难以整齐。因此一百粒黍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赵朱将铢改为钱，十钱为一两，而斤与钧石的制度如初，那么起算虽然不同，累积的两数有何差异呢？这也如同日法分为万份，象限为九十度，通晓其强弱，盈虚自然契合罢了。
《宋史·律历志》记载，太宗淳化三年三月，下诏说：“《尚书》说‘协调时令月份，端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这是用来建立国家纲纪并确立百姓准则的。国家万邦都治理得好，九赋都均平。然而官府出纳，关系到权衡的定式。听说黑黍的制度，有时相差毫厘，秤锤秤钩成为奸伪，危害百姓，应当命令详细审定称量之法，制定为通用规范。”事情下达给有关官吏。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圭说：“太府寺旧有的铜制标准，从一钱到十斤，共五十一件，轻重没有标准。外府收藏接受黄金，必须从毫厘计算。标准从钱开始，就偏重于重。于是探寻本末，另外制作法物。到了景德年间，承圭重新加以参定，而权衡的制度更加精密完备。其方法大概取汉代《律历志》中子谷黑黍为标准，以十粒黍的宽度为一寸，遵循大乐的尺子【原注】黑黍，黑色的黍米。乐尺，是从黄钟律管产生的。意思是取中等大小的黑黍作为分寸轻重的标准。从而形成两种方法。【原注】两种方法，是指用尺和黍来求毫厘。因为度尺而求毫，【原注】度，是丈尺的总称。意思是因乐尺起源于黍，而成于寸。将寸析分为分，将分析分为毫，将毫析分为丝，将丝析分为忽。那么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毫，十毫为一分。从累积黍米而取累，【原注】从累积黍米而取累，那么十粒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累和铢都用铜制作。用毫和累制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两种秤。各悬挂三毫，以星点校准。一钱半的秤，是用来取一称之法的。它的秤杆符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秤锤重六分，秤盘重五分。第一毫星点校准半钱，到梢头总共一钱半，析成十五分，每分列十毫。【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钱，相当于十五毫，如同十五斤的秤等五斤。【沈氏说】十五毫应当作一百五十毫。中间毫到梢头一钱，析成十分，每分列十毫。末毫到梢头半钱，析成五分，每分列十毫。一两的秤也作为一称的法则，它的秤杆符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秤锤重六钱，秤盘重四钱。第一毫到梢头分布二十四铢，下面另外出一个星点，星点等五累。【原注】每铢之下再出一个星点，等五累。那么四十八个星点，等二百四十累。计算二千四百累为一两。【沈氏说】四百累的累应当作黍。中间毫到梢头五钱，分布十二铢，每铢列五星，星点等二累。【原注】分布十二铢为五钱的数量，那么一铢等十累，总共等一百二十累为半两。末毫到梢头六铢，每铢列十星，星点等一累。【原注】每星点等一累，总共等六十累，为二钱半。用御书的真、草、行三种字体。淳化钱较定，实际重二铢四累，为一钱。用二千四百得到十五斤，作为一称的法则。其方法起初以黑黍为准，然后用分来推忽，作为定数的开端。所以从忽、丝、毫、厘、黍、累、铢，各定一钱的法则。【原注】意思是都定一钱的法则，然后制作取等称。忽万为分，【原注】以一万个忽为一分的法则，以十万个忽定为一钱的法则。忽，是吐丝为忽。分，是开始微小而显著，说可以分别。丝则千，【原注】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个丝定为一钱的法则。毫则百，【原注】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的法则。毫，是牦毛。从忽、丝、毫三者，都断骥尾为之。牦则十。【原 note】十个牦为一分，以一百个牦定为一钱的法则。牦，是牦牛尾毛。曳赤金成丝以为之。转而以十倍倍增，则为一钱。【原注】转而以十倍倍增，是指从一万忽到十万忽之类，定为之法则。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原 note】一龠容一千二百黍，为十二铢，那么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的法则。两，是以两个龠为一两。累以二百四十，【原 note】意思是说以二百四十累定为一两的法则。铢以二十四，【原 note】转相因成，十累为铢，那么以二百四十累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的法则。铢，是说殊异。于是制成其秤。秤符合黍数，那么一钱半的，计算三百六十黍的重量，列为五分，【沈氏说】五分上当有十字。那么每分计算二十四黍
。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牦分二十四黍，则每牦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牦又得四分，是每牦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絫之数极矣。【沈氏曰】牦絫之牦当作黍。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钱，二絫四黍为分，一絫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絫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原注】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之别，所以明制度而防伪滥也。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译又每次将一黍分为十牦，那么每牦相当于二黍又十分黍之四，【原注】用一牦去分二十四黍，那么每牦先得到二黍，总共分成四十分，那么一牦又得到四分，这就是每牦得到二黍又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那么牦、絫的数值就达到极限了。【沈氏曰】牦、絫中的“牦”应当作“黍”。一两的重量，合计二十四铢，相当于二千四百黍的重量。每百黍为一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一钱；二絫四黍为一分；一絫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那么黍、絫的数值就确立完成了。在此之前，守藏吏接收天下每年缴纳的金币，而太府掌管权衡的旧式标准失准，得以借此作奸犯科，所以各道主管因拖欠债务而破产的人很多。又守藏吏更替交接，核对计算发生争讼，动不动就要耗费数年。至此新制度既定，奸邪弊病无处施展，朝廷内外都认为便利。【原注】度量衡器，都由太府掌管制造，供给内外官府及民间使用。凡是遇到改元，就命令重新制造，各自用年号加盖印章以作标识。那些印章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的区别，用来明确制度并防止伪造泛滥。这就是说，今天以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都始于宋初所谓的新制。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暦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十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暦志，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锺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当一粟，【原注】宋书律志作●。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原注】史记大宛传，善市贾，争分铢。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赵氏曰】分、牦、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经所云是也。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珪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忽、丝、毫、牦、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宋初皆谓之称，刘承珪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后，乃有等子之名。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原注】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原注】古来赏赐之数莫侈于元。成宗即位，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昛三万两。其定诸王朝会赐与，有至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者。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沈氏曰】周安期杂稿云，金陀续编中有绍兴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札内一项，于行在榷货务，支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五百文。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二项计准钱四十万贯。可见当时每钱一贯，止值银四钱。每金一两，却值银十二两。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白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原注】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货无厌，尝曰，五百万两黄金，不足
译“十分为钱”这一说法，
古代“分”是度量长度的名称，不是衡量重量的名称。《说文解字》说：“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用《易纬·通卦验》说：十根马尾为一分。《说苑》说：度量衡制以粟米为标准。十粒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原注：《淮南子》的注释与此相同。】《孙子算经》说：蚕吐出的丝称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十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说：长度标准起源于黄钟律管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黑黍米粒的宽度来测量，九十粒黍米的宽度为黄钟律管的长度，一粒黍米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这些都是度量长度的名称。《淮南子》说：十二根“蔈”（细丝）相当于一粒粟，【原注：《宋书·律志》写作“●”。】十二粒粟相当于一分，十二分相当于一铢，十二铢相当于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是衡量重量的名称。【原注：《史记·大宛传》记载，善于经商的人，争辩于分、铢之间的微小差别。然而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来看，那么古代的“分”比现在的“分”小得多了。】【赵氏说：】分、牦、毫、丝、忽，本来也是度量长度的名称，《孙子算经》所说的就是如此。宋太宗下诏重新制定权衡的标准，崇仪使刘蒙、刘承珪等人于是将乐尺积黍的方法移植到权衡制度中，于是权衡中有了忽、丝、毫、牦、分、钱的数值，这是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这些单位的起源。现在民间称量货物叫“称”，称量金银叫“等”。宋朝初年都称为“称”，刘承珪所定的二十四铢为一两，就成为了这种“称”的标准。元丰年间以后，才有了“等子”的名称。
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说，古代的秤只有铢、两，而没有“分”的名称。现在则以十粒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说，六铢为一分，就是现在的二钱半。这又把二钱半称为“分”，那么随着人的命名而没有固定的名称了。
黄金
汉朝时黄金上下通用。所以汉文帝赐给周勃多达五千斤，汉宣帝赐给霍光多达七千斤，而汉武帝把公主嫁给栾大，陪嫁黄金多达一万斤，【原注：《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出塞，斩杀俘获敌军的士兵，受赐黄金二十多万斤，【原注：自古以来赏赐的数量没有比元朝更奢侈的。元成宗即位，赐给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赐给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赐给高丽王王昛三万两。他规定各国朝会赏赐，有高达黄金千两，白银七万五千两的。】梁孝王去世，府库中剩余黄金四十多万斤，馆陶公主宠幸董偃，让内府说：“董君所花费的，一天黄金满百斤，钱财满百万，丝帛满千匹，于是禀报。”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的人，不得携带黄金，要输送到御府换取钱值。等到他即将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的装在一个柜子里，还有六十个柜子，黄门、钩盾、藏府、尚方等处，各处都有几个柜子。而后汉光武帝本纪说，王莽末年，天下旱灾蝗灾，黄金一斤换粟米一斛。这说明民间也不是没有黄金。董卓死后，坞中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刘备得到益州，赐给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黄金各五百斤，白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记载，长沙寺僧人产业富裕，铸造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在土中，历代相传交付，称为下方黄铁，没有人见过。萧颖胄起兵，于是取出这些金龙来充作军需。《梁书·武陵王纪传》记载，黄金一斤做成饼，百饼为一簉，多达百簉。白银是黄金的五倍。从此以后，就很少在史书中见到了。《尚书疏》说，汉魏时期赎罪，都用黄金。后魏因为黄金难得，规定黄金一两收取绢十匹。现在的法律则是用铜赎罪。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时期赏赐多用黄金，而后代黄金却成为难得的货物，为什么呢？”杜镐回答说：“当时佛教事务尚未兴盛，所以金价很便宜。”现在根据我亲眼所见所记以及《会典》所载的建国初年的金价来推测，也大致可以考证。《会典》钞法卷内说，洪武八年，制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合白银一两。每钞四贯，兑换赤金一两。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四两。征收卷内说，洪武十八年，命令凡是折收税粮，黄金每两准折米十石，白银每两准折米二石。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五两。三十年，皇上说：“折收拖欠的赋税，是想缓解百姓的困苦。现在这样沉重，将更加困顿百姓。”于是改令黄金每两准折米二十石，白银每两准折米四石。但这仍然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五两。永乐十一年，命令黄金每两准折米三十石，那么相当于白银七两五钱。又命令交趾招募商人中盐，黄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那么相当于白银十两了。【沈氏说：】周安期《杂稿》说，《金陀续编》中有绍兴四年，朝廷省部下达的事件省札内一项，在行在榷货务，支取白银十万两，每两二贯五百文。黄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两项合计准折钱四十万贯。可见当时每钱一贯，只值白银四钱。每黄金一两，却值白银十二两。这难道不是承平以后，日益崇尚奢侈靡费，上至皇宫内院，下至勋贵，使用超过了物品价值的缘故吗？【原注：辽朝张孝杰担任北府宰相，贪财无厌，曾说：“五百万两黄金，不足……”】
为宰相家。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原注】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江左至十三换【汝成案】元本十三换下有以后贱至六换，而今又十三换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译这是宰相之家。小时候看到万历年间赤金只值七八换，崇祯年间值十换。【原注】天启年间，权阉当政，百官中献媚的人全都进献金杯，金价逐渐昂贵。江南地区甚至达到十三换。【汝成案】元本在“十三换”之后有“以后贱至六换，而今又十三换”十二个字。罢了。那种投珠抵璧的风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呢？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原注】方勺泊宅编云，当时黄金一两才直钱六百，朱提银一两才直钱二百。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凖书，一黄金一斤。【原注】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汉书韦贤传赐黄金百斤。元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洎馆是也。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两曰镒。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原注】王莽传，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公羊隐公五年传，百金之鱼注，百金犹百万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棋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原注】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原注】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佑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原注】谢肇淛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阎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杂铸银锡为之，此即汉书安息国以银为钱之制，竟认作银，非。其文有龙、有马、有龟，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原注】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
译《汉书·食货志》记载，黄金重量为一斤，价值一万钱。朱提银重量为八两称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银一流，价值一千钱。由此可见，金价大约是银价的四五倍。【原注】方勺《泊宅编》说，当时黄金一两仅值六百钱，朱提银一两仅值二百钱。《元史》记载，至大银钞一两，折合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折合赤金一钱。由此可知，金价是银价的十倍。
《史记·平准书》记载，一黄金即一斤。【原注】《汉书·食货志》说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金”注中，李颐说，金方寸重一斤，百金即百斤。《汉书·韦贤传》记载赐黄金百斤。元稹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洎馆”，说的就是这个。臣瓒说，秦朝以一镒为一金，【原注】孟康说，二十四两称为一镒。汉朝以一斤为一金。由此可见，汉朝的金量已经比秦朝减少了。《汉书·食货志》记载，黄金重一斤，价值一万钱。《汉书·惠帝纪》注中，颜师古说，凡是赏赐黄金而不称“黄”字的，都是一斤与一万钱。【原注】《汉书·王莽传》记载，旧例，聘娶皇后用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二万万。《公羊传·隐公五年》“百金之鱼”注说，百金犹如百万钱。古代以金重一斤，相当于现在的一万钱。
自古以来使用黄金的耗费，例如《吴志·刘繇传》记载，笮融大力修建浮图祠，用铜铸造人像，用黄金涂身，穿着锦绣彩衣，垂挂九重铜盘。《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孙皓命令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让宫女佩戴着互相扑打，早上制成晚上就损坏，随即拿出新的再制作。《魏书·释老志》记载，兴光元年，敕令有关部门，在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释迦立像五尊，各高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年间，在天宫寺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使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记载，后宫服饰器物，极力挑选珍奇之物，府库旧物不再足够使用，高价向民间购买金银宝物，价格都是京城的好几倍。酒税都折算成黄金缴纳，用来制作金涂，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唐书·敬宗纪》记载，下诏让度支进献铜三千斤，金箔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的图障。【原注】“薄”即“箔”字。《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昶修建三清台三层，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修建玉清昭应宫，屋脊、斗拱、柱子，全部用金装饰，耗费巨大，虽然用金数量也不能完全计算。《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宫殿装饰遍涂黄金，然后间杂五色。金屑飞舞空中，如同落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都用金装饰，共耗费黄金五百四十两有余，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说，缮写金字藏经，共耗费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原注】《吴澄传》记载，将黄金磨成泥，书写佛家藏经。《泰定帝纪》记载，泰定二年七月庚午，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停止书写金字藏经。当时在云南设立造卖金箔规措所。这些都是耗费黄金的原因。杜镐的话，颇为不虚。《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制成箔，就无法再还原了。所以《南齐书·武帝纪》规定，禁止用金银制作箔。【原注】《宋史·真宗纪》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重申不许用金银制作箔的制度。《仁宗纪》记载，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止用金箔装饰佛像。《哲宗纪》记载，元佑二年九月丁卯，禁止私自制造金箔。《刘庠传》记载，仁宗外戚李珣，触犯销金法，刘庠上奏说，法令执行应当从权贵近臣开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止服用金线，那些织造贩卖金线的都定罪。《元史·仁宗纪》记载，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止民间制造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记载，皇上拿出一锭黄金，给近臣看说，这是表笺包袱上的盘龙金。让官员洗涤销熔得到的。唉，节俭德行的风气真是遥远了！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都是铜钱，未曾使用银。《汉书·食货志》说，秦朝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废止不再使用。【原注】谢肇淛说，汉朝银八两，价值一千钱。当时银贱而钱贵，现在银一两即值一千钱了。【阎氏说】考察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是杂铸银锡而成的，这就是《汉书》安息国以银为钱的制度，竟然认为是银，不对。其上有龙、有马、有龟，价值各不相同。王莽即位后开始直接使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类，价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类价值一千。这是银货二品。《旧唐书》记载，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书说，天下有银的山，必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鼓铸。银，对百姓生计没有益处。其天下自五岭以北，现开采的银坑，都应禁止。【原注】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上奏说，去年二月中，奉诏令进献盝子，计算使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当时储备都没有二三百两。然而考察《通典》，说梁初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实用钱，其余州郡则杂用谷帛交
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阎氏曰】按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縻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非上下用银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书，上下用银，已不计其数矣。【赵氏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鼌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西河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但行于边，而中土尚未行，唐则并禁用银矣。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严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至作伪银以射利。则其时民间皆已用银可知。
译《易经》记载，交州、广州一带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地区买卖一律用银。元稹的奏状说，岭南以南，以金银作为货币；巴地以外，以盐和布帛进行交易；黔中、巫溪、三峡地区用水银、朱砂、丝织品、巾帽互相买卖。【原注】杜佑《通典》记载唐代度支每年财政收入的数额，粮食为二千五百多万石，布绢绵为二千七百余万端，铜钱为二百多万贯，从未有银。其地方土贡中，贵州贡银一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量，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这说明唐人把银作为贡品，而不作为赋税。张籍诗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记载，景佑二年，诏令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改用银，江东用布帛。于是出现了用银折抵铜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银每锭五十两，价值一百贯。【原注】《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内库拿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供给现任文武常参官员救济。由此可知前代的银都是铸成的。民间或许有截断凿刻的，其价格也随之高低波动。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都当作现钱使用。又说，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文。又用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其他钞票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以银论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以银进行交易。这是今天上下通用银子的开始。【阎氏曰】查考绍兴年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另外耗费银一千三百多两，这难道不是上下通用银子的事情吗？何必等到金代。大体上北宋所著书籍中，上下通用银子的记载已不计其数了。【赵氏曰】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其余都用钱。珠玉、龟贝、银锡只作为器物装饰，不用于货币。汉初沿袭这一制度。然而晁错说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握在手中，可以周游四海，而没有饥寒的忧患。这说明当时虽然不用银，但银与金珠同样珍贵是可以知道的。汉武帝元狩四年，铸造白金作为货币。白金是银锡所造，有三种，一种叫白撰，重八两，图案是龙，价值三千。第二种叫以重，图案是马，价值五百。第三种叫复小，图案是龟，价值三百。官吏百姓盗铸的，数不胜数。这说明当时已有使用银的情况。然而一年多后，最终废止不再实行。王莽又制定银货，与钱货并行，但民间仍然用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一并废除铜钱，命令百姓用谷物布帛交换。六朝时期钱、帛兼用，而布帛使用较多。这是历代未用银的证据。《文献通考》记载，萧梁时期，交广地区完全用金银交易。后周时期，西河各郡有的使用西域金银钱币。这大概是使用银的开始，但只在边疆流行，中原尚未流行，唐代则一并禁止使用银了。《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将要战败时，告诉军士说，刚才报告魏王严蜀，获得金银五十万，应当全部给你们。又李继韬反复投降，他的母亲杨氏善于积蓄财富，于是携带银数十万两到京城，厚赂庄宗的宦官、伶人，并贿赂刘皇后，李继韬因此得以释放。慕容彦超甚至制作假银来牟利。由此可知当时民间都已使用银了。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原注】按宋苏辙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慕氏曰】自庸调废而两税法兴，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是患。然银两之所由生，一则矿砾之银，一则番舶之银。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每岁约值千万金。若以货易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伤吾民命，耗吾财源，每岁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不数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来民间盛行洋钱，几代制钱、白金之半。将见数十年之后，白金尽为外洋所换，而海内之财源竭矣。流弊之极，不可不为之禁也。故吴兰修曰，凡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夫法制峻立，烦扰空滋，矧兹辽阔，岂易津逻？窃意因势惠威，随俗闭纵，柔远不伤，阑出自绝。必有采此说而善为高下者矣。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注】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原注】会典言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原注】是时京官俸粮并于南京支给。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原注】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原注】已上实录全文。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
译如今民间缴纳给官府的物资都使用白银，却仍然称之为钱粮。这是因为沿袭了宋代的名称，当时上下都使用铜钱。
明朝初年征收天下的田赋，未曾使用白银，只有矿山冶炼的税课中有白银。《实录》在每年年终记载收入的数量，而洪武二十四年，只有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到了宣德五年，则是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每年的办理数额以此作为标准，【原注】查宋代苏辙《元佑会计录》，每年收入白银仅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中右丞相完泽说，每年收入白银仅六万两。而宣德五年，上奏温州、处州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白银额度高达八万七千八百两，这是因为开采的矿山逐渐增多。当时国家本来并不依赖白银作为用度。【慕氏曰】自从租庸调制废除而两税法兴起，百姓缴纳的赋税不再有实物供应，国家用度的征收只以金钱为急，上下互相追寻，只担心缺乏金钱。然而白银的来源，一是矿山中的白银，一是海外商船带来的白银。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尚未设立，看见市井贸易多使用外国银钱，各省流行，到处都有。自从禁止出海之后，完全绝迹不见，这是堵塞财源的明显证据。【程方伯曰】天下的大利在海洋，而大害也在海洋。各番邦所产货物，都不是中国所必需的，每年大约价值千万两黄金。如果用货物交换货物，不必用实实在在的白银交易，对中国还没有妨碍。只有鸦片这一种东西，伤害我国百姓的生命，消耗我国的财源，每年不下数百万两黄金，都暗中用白银交易，只有流出没有流入。中国土地所产，每年有多少？不出几十年，中国的白银就枯竭了。【汝成案】近来民间盛行外国银钱，几乎代替了制钱、白银的一半。可以预见几十年之后，白银全部被外洋换走，而海内的财源就枯竭了。流弊到了极点，不能不加以禁止。所以吴兰修说，凡是夷船出口，只准许携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的银两，按照纹银的例子一体严禁。如果法制严厉确立，烦扰只会空增，况且这里地域辽阔，哪里容易稽查？我私下认为顺应形势施予恩威，随顺习俗开禁或放纵，怀柔远方而不伤害，私运自然断绝。必定有采纳这种说法而善于权衡轻重的人。到了正统三年，因为采办扰民，才开始罢免银课，封闭矿穴，而每年的收入不过五千多两。九年闰七月戊寅初一，重新开放福建、浙江的银矿，【原注】这一年采纳已达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于是仓库粮食折价缴纳变卖，没有不用白银的。后来就把它作为常规货物，这是因为海外商船来的多了。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初一，禁止民间不得用金银作为货物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人，就把那些物品赏给他。立法如此严厉。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今年的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有路途险远难以送达的，允许换成金银进献。五月己未，下诏户部，将今年秋粮以及在仓库储存的，汇总其数量，除去存留的，全部折收金银、布绢、钞，定下输送到京师的数额。这种折变的方法虽然只是暂时实行，但交易禁令也稍微放松了。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令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原注】《会典》说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州、松江等府。在此之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行在（皇帝所在之地）各卫官员的俸粮，在南京的，派遣官员支给，本来是为了便利。【原注】这时京官俸粮都在南京支给。但是派遣来的人，将各官的俸米贸易货物，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十次不到一次，朝廷白白浪费俸禄，各官得不到实惠。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会议每年俸禄的数量，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船的地方，各自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银，运到京城充作俸禄。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也说，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船的地方，每年携带金帛到通津的地方换米，上缴南京。如果遇到米价昂贵，费用不堪计算。现在行在官员俸禄在南京支给，往返劳费，得不到实用。请求命令江西属县酌情收取布绢或白银，熔铸成锭，运到京师，以抵充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也有这样的请求。到这里行在户部又重申前面的建议，皇上说，祖宗曾经实行过吗？尚书胡等回答说，太祖皇帝曾经在陕西实行，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斤折二十石，白银一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一石，各自随土产，百姓认为便利。后来又在浙江实行，百姓也认为便利。皇上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原注】每米麦一石折白银二钱五分。远近都称便利。然而从此仓库的积蓄就减少了。【原注】以上是《实录》全文。二年二月甲戌，命令两广、福建应当输送到南京的税粮，全部缴纳白银，有愿意缴纳布绢的听便。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赵新上奏，官仓储存有余。那年十月壬午，派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前往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将存留的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多石，卖银抵充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令出售广西、云南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早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原注】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钱之法，惟曰钱粮纳钱。自明季以来，尽数纳银，钱于是铸而不行。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
译自从实行折银纳税之后，不过两三年，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而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人被称为义民，朝廷下诏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到了景泰年间，纳粟抵税的规定纷纷出现，一直沿袭至今，而国家所征收的银两，不再知道它原本是粮食了。
《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天下富足强盛，州县的粮食布帛都数以万计。杨国忠掌管度支，于是进言说，古代耕种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如今天下太平，请求将各地积压的粮食，换成轻便的财物，充实京城。又要求将天下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都兑换成布帛来充实天子的内库。当时大臣们的议论，与此类似，沿袭这种做法实行，不免过于极端。沿袭日久，内部空虚而外表虚华。到了崇祯十三年，各地发生大灾，仓库里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跟着作乱，于是导致国家灭亡。
宣德年间，因为边防储备不足，而制定了纳粮赎罪的命令，其规定不一。正统三年八月，采纳陕西按察使陈正伦的请求，改为在当地缴纳银两，运往边防换取粮食。犯杂项死罪的，缴纳银三十六两，三流罪缴纳二十四两，徒刑五等比照流罪每等递减三两，杖刑五等中一百杖的缴纳六两，九十杖以下以及笞刑五等都递减五钱。这就是今天赎金规定的由来。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日，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说，各地遭受灾害，恐怕预备仓的储备不足以赈济，请求将折银的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给百姓。将所得的银两上缴京库，这样官府既不损失，百姓也能得到救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是周文襄公权宜变通的方法，所以他成为一代能臣。
以钱作为赋税
《周礼》太宰，用九赋来征收财物。注解说，财，指泉（古钱字）和谷。又说，赋是按人口征收钱币。方回《古今考》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荀子》说，加重刀布（钱币）的征收，来夺取百姓的财物。而汉律有口算税。《孝惠纪》注解说，汉律，每人出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这就是以钱作为赋税，自古就有，而且不是出自田亩。唐朝初年，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帛，从未用钱。自从两税法实行，于是用钱作为主要的赋税了。任氏说，行钱之法，只说钱粮纳钱。自从明末以来，全部缴纳银两，钱币于是铸造而不流通。顺治年间，有钱粮纳钱的议论，又有银七钱三的命令。而钱币准许存留，不准起运，最终还是不纳钱。所以钱币的流通必须从钱粮开始，钱粮必须从起运开始。除了金花银外，可以全部纳钱，即使银三钱七，或者银钱各半，都以起运为比例。那么官府不得不纳钱。官府纳钱，那么百姓自然乐意输纳钱。小民输纳钱，那么民间的钱价自然平稳。
孟子有言，圣人治理天下，使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百姓怎么会有不仁爱的呢？沿着现在的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让余粮堆积在田间，斗米三钱，而运输缴纳办不到，妇女儿童不得安宁，百姓的财富终究无法获得，而富足百姓、端正道德终究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赋税不用粮食而用银两，舍弃百姓所有的而要求他们没有的。田野的百姓，不做商人，不做官吏，不做盗贼，银两从哪里来呢！这就是唐宋大臣常常叹息钱荒的危害，而现在更加严重了。不根据土地来征收赋税，重视农业来引导百姓，而希望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
白居易《长庆集》策论说，赋税的根本，是衡量桑地来出租，计算男丁来出庸。租庸，只是谷物和布帛。现在除了谷物布帛，又要求缴纳钱币。钱币，桑地不生长铜，私家不敢铸造，从事农业的人从哪里得到呢？以至于吏胥追征，官府期限紧迫，就变卖他们所有的来赶公差。当丰收年景就贱卖半价，不足以凑够缗钱。遇到荒年则利息加倍，不足以偿还债务。丰年荒年既然这样，从事农业的人有什么指望呢？所以商人大族趁时机谋取利益的人，日益富豪。田垄上辛勤劳作的人，日益贫困。劳逸悬殊，利害相互诱导，那么农夫的心都想着放下农具而依靠市场，织妇的手都想放下织机而刺绣花纹。以至于田地荒芜，家里空无一物。人力很少施展，而地利大多郁结。天时空转，而年成的功效无法完成。我反复思考，实在是因为谷物布帛轻而钱币重。买粮很贵，钱币很轻就伤害商人。买粮很贱，钱币很重就伤害农民。农民受伤害就生计不专一，商人受伤害就财用不足。所以君王平均贵贱，调节轻重，使百货流通，四种职业的人互相得利，然后上面没有匮乏，下面也富足安定。如今天下的钱币日益减少，有的积存在官府，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再按月征收，按年缴纳，我担心谷物布帛的价格更加便宜，农桑的事业更加受伤害，十年以后，弊端一定比今天更严重。现在如果衡量男丁的桑地，计算谷物布帛作为租庸，以石斗多少为等级，以匹丈多少为等第，只书写估价，并免除税钱，那么根据土地的利益就会兴起，易货的弊端自然革除。弊端革除那么致力于根本的人就会尽力，利益兴起那么趋向末业的人就会回心转意。游手好闲于道路市场的人，可以在秋收时改变职业。依附军籍或僧道的人，可以返回从事农耕。所谓下令如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原注】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原注】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杨氏曰】凡积谷者皆富人，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贱粜者必贵籴，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顾氏之说，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际，又不至低昂之悬绝，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便得无穷之利。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原注】旧唐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紬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
译赠友诗说：私家没有铸钱的炉子，平地没有铜矿，为什么秋夏两季的赋税，年年都要缴纳铜钱。铜钱的负担日益沉重，农民的力气日益耗尽。低价卖出粟米和小麦，低价换得丝和绵。到了年底衣食耗尽，怎能没有饥寒。我听说国家初建时，有制度垂范而不更改。力役必须按丁口计算，租税必须按桑田计算。不索取土地所没有的，不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上面充足下面也安定。战乱兴起改变法度，战乱平息却不再恢复。使我们这些从事农桑的人，在田间憔悴困顿。谁能革除这种弊端，等待您掌握财权。恢复那租庸法，让国家像贞观年间那样。
李翱的文集里有《改税法疏》一篇说：铜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和布帛，是农民生产的。现在却让农民低价卖出粮食布帛，换取铜钱上缴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大户和商人大多囤积铜钱，以操纵物价涨跌，所以农民日益困苦，商业日益兴盛。请求一律不催缴现钱，都缴纳布帛。
宋代每年的赋税也只是粮食和布帛，其收入有固定的物品，而当时所需则变换着收取，使它们的价值轻重相当，叫做折变。【原注】景佑初年，诏令户等在第九等的免除折变。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公私上下，都苦于缺乏铜钱。又因为青苗法和助役法，农民都变卖粮食布帛，缴纳现钱。铜钱既然难得，粮食布帛更加便宜。人情窘迫，叫做钱荒。【原注】司马光也说：江淮以南，民间缺乏铜钱，叫做钱荒。苏轼也说：免役法的危害，是聚敛民财于上，而下层有钱荒的祸患。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赋税出自民众所有的，不强求他们没有的。现在织绢的人，一倍折算成铜钱，再倍折算成白银。白银愈贵，铜钱愈难得，粮食愈卖不出去。让百姓贱卖而贵折，那么丰收之年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取而多折的，重重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让常平仓就近收购，以后遇到荒年，平价卖出。希望对百姓没有伤害，对国家有补益。朝廷听从了。而真宗时，袁州知州何蒙请求用黄金折算本州的两税，皇上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耕种了。不批准。这是宋代的弊端也与唐代相同，而折算白银见于史书的，从南宋南渡后才开始。
解缙《太平十策》说：趁着现在丰收之年，应该在天下要害之处，每年积粮若干。百姓乐于就近缴纳，而国家获得长久之利，这是好的计策。【杨氏说】凡是积谷的都是富人，有谷而贱卖的都是穷人。贱卖的必然贵买，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由此而来。顾氏的说法，上面掌握权柄，而在出入之际，又不致使价格高低悬殊，这方法真好。【又说】如此只需停一年解运到京城的白银，便得无穷之利。我认为天下的税粮，应当一切尽征实物。除漕运到京城仓库之外，其余则储存在通都大邑。而让主管财政的官员略仿刘晏的遗意，衡量每年的丰歉，考察价格的高低，卖出白银解运到京城，以资助国家用度。一年计算不足，十年计算有余。小民免除借贷之苦，官府省去鞭打之烦，郡国有荒年的储备，一举而三善随之而来。
先生《钱粮论略》说：古代天下之所以富裕，只是豆类和粮食罢了。因为交易，不得已而用铜钱作为权衡。然而从三代直到唐代，向民众征收的，只是粮食布帛罢了。自从杨炎两税法实行，开始改为征收铜钱，而没有白银。《汉书》说秦朝货币二等，而银锡之类用于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从梁代开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币的说法。宋仁宗景佑二年，开始诏令各路每年征收铜钱，福建两广改用白银，江东用布帛。之所以在福建两广征收，是因为矿冶多，而海船贸易有利。到金章宗，开始铸造白银，名叫承安宝货，公私同现钱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众只用白银交易，而不使用铸币。直到今天，上下通行，而忘记它的来源。然而考察元史，岁课的数量中白银最少。那么国家赋税使用白银，大概不过二三百年间罢了。现在谈论赋税，必说钱粮。钱，是铜钱。粮，是粮食。哪里有所谓白银呢？况且天地间白银不增加，而赋税却加倍，这必定是供应不上的数量。从前唐穆宗时，物轻钱重，采用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令两税等铜钱都改用布帛丝绵，而百姓便利。【原注】《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楊于陵，总领百官关于钱货轻重的议论，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项，全部以布帛，任随土地所产物品充税，并不征收现钱。那么物品逐渐变重，铜钱逐渐变轻，农民免于贱卖匹段。请求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新商议施行。听从了。吴徐知诰听从宋齐邱的话，认为铜钱不是耕桑所得，让民众缴纳铜钱，是教他们弃本逐末，于是诸税全部征收谷帛、紬绢。那么古人谈论取民，尚且认为铜钱难得，认为民众求取铜钱是不务正业，何况白银呢？如果衡量土地的适宜，权衡岁入的数量，斟酌转般的方法，而通融于其间，凡是州县不通商的，令全部缴纳实物，不得已以其十分之三征收铜钱。铜钱自下而上，
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译这样，劣质劣币就无处容身，而银价就会上涨，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处。没有减免赋税造成的财政亏损，却有救济百姓的实际成效。没有严加督责的困难，却有逐步清偿拖欠赋税的希望。当今的对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种植谷物却征收白银，就像养羊却想要马一样。依靠白银来使国家富足，就像依靠饮酒来充饥一样。用这种办法自我愚弄，其弊端导致国家和百姓都陷入绝境，这说明这种计策出自唐宋末年那些臣子之下。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汝成案】贵州提督杨天纵疏，正杂钱粮，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且市政司衙门，每兑收银百两，加轻平银五两。若收钱则无羡余，是以不行收纳。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原注】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成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税法、白氏居易赠友诗二条，已见前，故未录。又前注引旧唐书穆宗纪云云，考新旧唐书杨于陵传，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旧纪作兵部者，误也。先生论中作户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汝成案】先生之时，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今则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先生与蓟门当事书云，凤翔之民，举值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今则岁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银四两。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纳钱五千数百文。以银核之，则每石得银四两以外也。昔时银贵而谷贱，则农民困，而资用幸饶。今且银谷俱贵，则贫民无以为生，而资用亦绌矣。附识之，以权赢缩。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原注】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
译又说，自古以来，统治国家者从百姓那里征收赋税已经非常详尽周到了，然而没有听说过有“火耗”这种说法。“火耗”这个名字的由来，大概是从征收银两的时代开始的吧？推究火耗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州县的赋税繁杂，如果逐户收取，按铢（极小的重量单位）缴纳，这样琐碎细微的财物无法上缴到上级官府，因此不得不借助熔铸成银锭。既然有熔铸，就必然会有损耗，所谓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罢了。
然而有卑劣的人，认为额外的征收难免会触犯官吏的议论。靠剥削百姓来养活自己，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婪，于是借着火耗的名义，作为巧取豪夺的手段。【汝成案】贵州提督杨天纵的奏疏中提到，正项和杂项的钱粮，每两明确加征火耗二钱，实际上有的加到四、五钱不等。而且市政司衙门，每兑换收取白银百两，就加征轻平银五两。如果收取铜钱就没有余利，所以不实行收纳。这大概不知始于何年，但这种方法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增加，官员一个比一个加重，一直延续到今天。
于是官员从中获取百分之十二三的利润，而百姓为了缴纳国家十分之一的赋税，却要付出十三份的代价。里胥（基层小吏）又从中获取百分之十一二的利润，而百姓为了缴纳国家十分之一的赋税，却要花十五份的代价。他们征收时，对大户征收得少，对小户征收得多，征收数额大的，一定是那些地方豪强有力、能够左右局势的人；征收数额小的，一定是那些贫穷的底层户。虽然多收他们的钱，他们也不敢言语。于是对大户加征百分之十二三，对小户加征百分之十五六。
对于正赋征收得少，对于杂赋征收得多，正赋是耳目最先关注的，杂赋则是后来才关注的。于是正赋加征百分之十二三，而杂赋加征百分之十七八。解送藩司的，称为“羡余”；进贡给节度使的，称为“常例”。用不得不做的理由来逼迫，用不可破坏的惯例来庇护，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
我曾经长期在山东任职，山东的百姓无不头痛皱眉，诉说火耗的暴虐。唯独德州不是这样，询问其中的缘故，回答说：德州的赋税共二万九千，其中两成是银，八成是钱。征收铜钱就不加征火耗，所以百姓的财力比其他县宽松。这并不是德州的官员都贤良，里胥都善良，而是形势使然。
又听长辈说，近代的贪官比唐宋时期严重得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铜钱沉重难以运输，白银轻便容易携带。难以运输就少取一点也以为很多，容易携带就多取一点还觉得不够。并不是唐宋的官吏多廉洁而现在的官吏贪婪，而是形势使然。那么，白银的流通，铜钱的滞涩，是官吏的宝贝，却是百姓的祸害！
在明朝初年，曾经禁止百姓使用金银，违犯者按奸恶罪论处。使用金银，有什么奸恶呢？有严厉禁止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预先知道弊端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当时市场上使用的都是唐宋时期的铜钱，而铸造新钱只是偶尔为之，以弥补不足罢了。如今钱币势力衰弱而害人的金银兴起，市场困窘而伪物出现，国家的货币被上层掠夺，百姓的财力被下层耗尽。假使陆贽、白居易、李翱这类人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叹息感慨一定比唐朝中期更加严重。
【原注】陆贽上奏均节财赋六件事，其中第二件说：凡是国家的赋税，必须衡量百姓的能力，适应上级的需要，所以征收的只有布麻丝绸和粮食罢了。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衡，百姓交易难以标准，又制定钱币的法度，以调节轻重适宜。征收与散发、松弛与紧张，都必须依据这个。这是控制财政的大权，国家的利益关键，由官府掌握，不交给下级。那么，粮食丝绸是百姓生产的，钱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国家朝廷的法令，租税出粮食，力役出绢帛，调赋出丝绸布匹，何曾有用钱作为赋税的呢！现在的两税法独自违背旧章，只估算资产作为差别，让百姓用钱和粮食定税，只计算获取的利益适宜，不管供应办理的难易。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所生产的不是征收的，于是造成抬高价格去买自己没有的，降低价格去卖自己所有的。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
【汝成案】先生自注还有李翱疏改税法、白居易赠友诗两条，前面已经见过，所以没有收录。又前注引用《旧唐书·穆宗纪》的话，考证新旧《唐书》杨于陵传，穆宗即位，杨于陵升任户部尚书。旧纪写成兵部，是错误的。先生论述中写成户部，注释沿袭未改。
有人说：你认为火耗是百姓的祸害，如果改为征收粟米，难道就没有淋尖踢斛（作弊手段）、巧取豪夺于民的方法吗？我说：我没见过卸任的仓官、回家安顿的斗级（管仓库的小吏），背着米行走的，一定是卖了银两才离开的。有两辆车在路上行驶，前面装的是铜钱，后面装的是白银，那么大盗注视的常常是后面的车。那么，难道只是现在的贪官比唐宋时期严重得多。河朔地区所谓的响马（强盗），也应当比唐宋时期严重得多了。
【汝成案】先生的时代，每银一两值钱一千，现在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先生给蓟门当权者的信中说，凤翔的百姓，向权贵借贷，每银一两偿还米四石。现在如果年成偶有歉收，每米一石值银四两。漕粮折收，每本米一石，缴纳钱五千多文。用白银核算，那么每石米得到白银四两以上。过去银贵而谷贱，农民困苦，但资用还算宽裕。现在银谷都贵，那么贫民无法生存，资用也匮乏了。附录这些，以权衡盈缩。
五铢钱
现在世上流传的五铢钱，都说汉朝的物品，不对。南北朝都铸造五铢钱，【原注】《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
甲子，改铸五铢钱。【沈氏曰】汉与南北朝及隋五铢钱，皆相去不远。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原注】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称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当作十三，二两当作五两以上，此盖依时称也。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大同以后，所在铁钱如丘山。钱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为陌。陈初，承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杂而用之，其价同。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当鹅眼之十。至是，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十，后还当一，人皆不以为便。未几，帝崩，遂废大铢而行五铢。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是六十六两，【沈氏曰】当作九两以上。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沈氏曰】六牦当作九牦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余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钱有轻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沈氏曰】汉五铢与隋五铢同。
译甲子日，重新铸造五铢钱。【沈氏说】汉朝、南北朝以及隋朝的五铢钱，重量都相差不远。《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且质量低劣，齐文襄王认为钱文既然叫“五铢”，名称必须与实际相符，于是规定称量每枚钱重五铢的允许进入市场流通，计算下来一百枚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原注说】《通典》注解说，按照这个标准，一千枚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朝的五铢钱一千枚重四斤二两，这只是当时衡器标准不同造成的差异罢了。【沈氏说】注文中“十一”应当是“十三”，“二两”应当是“五两以上”，这大概是依据当时的衡器标准。其余的都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在京城两座市场、天下各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自设置两架秤，悬挂在市场门口，民间使用的秤都依据市场秤来核定轻重。如果钱币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五铢但掺杂了铅锡，都不允许使用。然而最终并没有施行。【沈氏说】《资治通鉴》记载，陈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日，开始使用大货六铢钱。胡三省注释说，《五代志》记载，梁武帝铸造钱币，钱肉、钱好、外郭都很完整，钱文为“五铢”。又另外铸造一种，去掉钱肉和外郭，称为“女钱”，两种钱并行流通。百姓有时私下用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名目，轻重不一。天子多次下诏书，规定除了新铸的这两种钱，都不允许使用，但私下使用更加严重。到了普通年间，于是商议全部废除铜钱，改铸铁钱。人们因为铁钱容易获得，都私下铸造，大同年以后，各地的铁钱堆积如山。钱串一百枚为“陌”，各地标准不等，到了末年，陌数更少，以三十五枚为一陌。陈朝初年，承继战乱之后，铁钱不再流通。起初，梁末有两柱钱和鹅眼钱。两柱钱重而鹅眼钱轻，混合使用，价格相同。私家多熔毁钱币，又夹杂锡铁，同时用粮食布帛作为货币。到了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钱。刚发行时，一枚五铢钱相当于十枚鹅眼钱。到这时，又铸造大货六铢钱，一枚当五铢钱十枚，后来改为一枚当一枚，人们都觉得不方便。不久，皇帝去世，于是废除大铢钱而通行五铢钱。《隋书》记载，隋高祖接受北周禅让后，因为天下钱币轻重不等，于是重新铸造新钱，钱背正面、钱肉钱好都有外郭，钱文为“五铢”，重量与钱文相符，每千枚重四斤二【沈氏说】应当是“五”。两，全部禁止古钱和私铸钱。在关卡放置标准样钱，不符合样钱的没收官府销毁。从此钱币才开始统一，百姓感到方便。这就是说，改革币制的议论，始于齐文襄王，到隋文帝才实行，而现在的五铢钱也大致都是隋朝的物品。按四斤二【沈氏说】应当是“五。”两是六十六两，【沈氏说】应当是“九两以上。”每一枚应当重六分六厘，【沈氏说】“六牦”应当是“九牦以上”，其中有重到八分多的，也有重到九分的，钱币有轻重，等级有大小罢了。现在五铢钱的重量正好符合这个数目，不知道汉朝的制度如何。【沈氏说】汉朝五铢与隋朝五铢相同。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沈氏曰】铢之轻重，隋尚如古，至唐则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杨氏曰】今有干符钱，则唐之僖宗时有年号而后有钱文，不必自来以后。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沈氏日】此—铢当古三铢，一絫当古三絫。积十钱重一两。【原注】通典云，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称比今称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称之七铢以上，比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沈氏曰】开元钱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钱一分，或一钱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总十枚重一两零三分。或云却当今布政司等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杨氏曰】唐圣运图云，初进蜡样，文德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唐录改要云窦皇后。温公曰，是时窦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讹也。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干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干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诏通钱法。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云，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顾司业曰】乾隆四年，于鄱阳湖得宋时所覆运钱舟，钱皆宋物，杂出唐开通钱一二文。余取其轻重较之，唐开通元宝重一钱。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盖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太平通宝，其轻重一准唐开通，重一钱，或钱二分不等。仁宗庆历重至一钱八分，神宗元丰至二钱，哲宗绍圣至二钱一分。徽宗大观、崇宁至三钱、三钱二分，所见钱文之重，无逾于此。余与开通钱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钱俱不甚相远，至浊乱奸佞之朝，则重逾常格。庆暦之钱特重者，以是时方事元吴，而乏军需，用张奎、范雍言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寻盗铸数起，为公私患。其余熙宁之钱重由于安石，绍圣之钱重由于惇卞，崇政、大观、政和之钱重由于蔡京。元佑司马一出当国，而钱复其旧。统前后观之，其故了然矣。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原注】崇祯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中有销古钱不用语，阁臣刘鸿训奏，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用古钱，若骤废之，于民不便。此乃书生见。上曰，卿言是。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綖环之类，无代不有。
译古代的铜钱中，五铢钱和开元通宝钱数量最多。五铢钱，是隋朝开皇元年铸造的。开元通宝，是唐朝武德四年铸造的。【沈氏说】五铢钱的轻重，隋朝时还像古制，到了唐朝就都改变了。《唐六典》仍然沿用古法。
开元通宝
从宋朝以后，钱币都是先有年号，而后才有钱文。【杨氏说】现在有干符通宝钱，那么唐朝僖宗时也是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并非一定从宋朝以后才这样。唐朝的开元通宝，则是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说，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铣四累，【沈氏说】这一铣相当于古制三铣，一累相当于古制三累。累计十枚钱重一两。【原注】《通典》说，计算一千枚重六斤四两，每两二十四铣，那么一枚钱重二铣半以下，古称比今称轻三分之一。那么现在的钱相当于古称的七铣以上，比起古五铢钱则加重了二铣以上。【沈氏说】开元通宝完好的，每一枚有的重达一钱一分，有的重一钱一分有余，有的重八九分不等，总共十枚重一两零三分。有人说这相当于当时布政司的一两。又说，开元通宝的文字，由给事中欧阳询制定词义并书写，当时人们称赞其工整。它的字体包含八分书和隶书体，词义先读上后读下，再读左后读右，读起来是从上到左。回环着读，其意义也通顺。流俗称之为开通元宝钱。【杨氏说】《唐圣运图》说，最初进献蜡模时，文德皇后掐了一下指甲，所以钱上有指甲痕。《唐录改要》说是窦皇后。司马光说，那时窦皇后已经去世，文德皇后还未立，都是错误的。马永卿说，开元通宝，大概是唐朝二百八十九年间只铸造这种钱，洛、并、幽、桂等地都设置了铸钱监，所以开元通宝如此之多，而唐明皇的年号恰好与之相合罢了。
《旧唐书》记载，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日，改铸干封泉宝钱。二年正月，停止使用干封钱，恢复使用开元通宝钱。
钱法的变迁
《太祖实录》记载，辛丑年二月，在应天府设置宝元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各朝代的钱兼用流通。【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日，诏令统一钱法。商税课程，钱和钞各占一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不论新旧、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方便民用。《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日，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人说，本朝使用的钱币有两种，一是制钱，即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嘉靖通宝等；二是旧钱，即历代所铸，如开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通宝、祥符通宝等。一百六十年来，两种钱并用，百姓都感到便利。【沈氏说】《明史·食货志》说，太祖起初在应天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用，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纹为一钱。等到平定陈友谅，命令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发大中通宝钱，有大中小五等钱式。即位后，颁发洪武通宝钱，其制度共有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其余依次递减，至重一钱为止。各行省都设置宝泉局，与宝源局一起铸造。到了嘉靖年间，所铸的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年间加重半铣，而前代的钱通行不废。【顾司业说】乾隆四年，在鄱阳湖得到宋朝时翻沉的运钱船，钱都是宋代的，夹杂着唐代的开通元宝钱一二枚。我取来比较它们的轻重，唐代的开元通宝重一钱。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大概是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太平通宝，轻重完全符合唐代开元通宝，重一钱，或一钱二分不等。仁宗庆历通宝重至一钱八分，神宗元丰通宝重至二钱，哲宗绍圣通宝重至二钱一分。徽宗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重至三钱、三钱二分，所见钱币的重量，没有超过这个的。我与开元通宝略同。凡是政治清明的时代，钱币重量都不相差太远，到了政治昏乱、奸佞当道的朝廷，则重量超过常格。庆历通宝特别重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正与元昊作战，缺乏军需，采纳张奎、范雍的建议铸造大钱，与小钱兼用。不久盗铸屡次发生，成为公私的祸患。其余熙宁通宝重是由于王安石，绍圣通宝重是由于章惇，崇政、大观、政和通宝重是由于蔡京。元祐年间司马光一出掌权，钱币又恢复原状。纵观前后，其缘故就很清楚了。我小时候见到市上的钱多为南宋年号，后来到了北方，见到多为汴宋年号，真书、行书、草书字体都具备，偶尔有一二枚唐钱。自从天启、崇祯年间广泛设置铸钱局，搜括古钱来充当废铜，于是市井之人都不使用古钱。【原注】崇祯元年六月丙辰日，皇上在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不用的话，内阁大臣刘鸿训上奏说，现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止，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的见解。皇上说，你说的话是对的。然而新铸的钱越多越差，刚铸出来就熔化，宝源、宝泉两局只成了奸邪蛀虫的巢穴。所以我曾经论述古来的钱币有两大变化，隋朝时全部销毁古钱，是一大变化。天启以来，又是一大变化。从前钱法的弊端，以至于出现鹅眼钱、綖环钱之类，没有哪个朝代没有的。
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译然而历代的钱币尚且留存，在十天之内就可以筛选淘汰。如今旧钱已经耗尽，即使有优秀的工匠重新铸造，但天下幅员辽阔，一时难以遍及，想要统一市场价格并充裕百姓财富，难道一定要采用开皇年间的办法吗？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原注】金志谓之自古流行之宝。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陆氏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栗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钱之重轻，自当以一钱为率。钱之价值，断当以每一文准银一厘为率。若钱太轻，则铜不敌银。铜不敌银，则多费。钱太重，则银不敌铜。银不敌铜，则难用。今之薄小低钱固非法矣。至京师黄钱，每六文准银一分，亦未为得也。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明天启时，尝铸当十钱，每大钱一当小钱十，其重以一两为率。愚谓今后凡遇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币，皆用金若铜，未有用楮者。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曰飞钱，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钱，而非即以楮为钱。宋张咏镇蜀，患蜀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谓之曰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始以楮为钱，然犹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则直取料于民，不复用官钱为本。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售人千钱之物，民虽愚，岂为所欺哉。且钞易昏烂，不久仍废，则楮币之无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币之法，须如唐飞钱之制然后可。今人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遗意。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窃谓钞法之废也久矣。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楮币之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汝成案】以铜为钱，尚多盗铸，易钱为钞，则诈伪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论之详矣。陆氏议易会票，会票原于飞钱。飞钱即钞法权舆，名异实同，岂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兴，即防制严明，亦与平准、均输何异？邱氏所议，工损利益，盗作尤伙，其害更倍。通变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沈氏曰】钱载年号始于此。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废帝景和二年，
译自汉代五铢钱以来，它一直是历代通行的货币。【原注】《金史》称其为自古流行的宝物。从来没有废除古钱而专用今钱的，只有王莽实行过一次罢了。考察史书，北魏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请求下达各州方镇，凡是太和年间及新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内外完好无损的古钱，不论大小，都允许流通使用。梁敬帝太平元年，下诏混合使用古今钱币。《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沿袭使用唐代旧钱。至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则停止流通新钱，专用古钱了。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将宋代大观钱以一当五使用。过去重视古钱到了这种程度。近年来听从铸钱炉头的说法，官吏、工匠没有不从其中获取衣食利益的，导致古钱被销熔殆尽，新钱越发杂乱。大地既爱惜宝物，火又常克制金属，于是产生了铜料匮乏的祸患。除非像隋文帝那样另外铸造五铢钱，彻底改变天下的钱币，否则古代的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了。【陆氏说】古代有三种货币，现在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现在的三种货币，是白银、铜钱、纸币。古代进行市场交易，用自己所拥有的交换所没有的，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粮食和器械，携带转移、计量计算，有所不便，于是用黄金来代替。黄金，是用来解决粮食和器械流通困难的，所谓大的不如小的方便。物品有极其微小的，厘毫之间的市场交易，那么黄金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铜钱来代替。铜钱，是用来解决黄金流通困难的。所谓整块的不如零散的方便。千里携带，面临盗贼和险阻，那么黄金和铜钱都各有不便，于是又用纸币来代替。纸币，如同唐代的飞钱，现在的会票，又是用来解决黄金和铜钱流通困难的，所谓重的不如轻的方便。了解这三种货币的特性，就知道使用这三种货币的方法了。铜钱的轻重，自然应当以一钱为标准。铜钱的价值，断然应当以每一文折合白银一厘为标准。如果铜钱太轻，那么铜的价值抵不上白银。铜的价值抵不上白银，就会多耗费。如果铜钱太重，那么白银的价值抵不上铜。白银的价值抵不上铜，就难以使用。现在那些薄小低劣的铜钱固然不合法规。至于京师的黄铜钱，每六文折合白银一分，也不算得当。现在朝廷使用铜钱，往往便于发放，不便于回收。往往便于向下流通，不便于向上集中。这是因为纯粹使用小钱，没有大小钱相互权宜调节的方法的缘故。明天启年间，曾经铸造当十钱，每枚大钱当十枚小钱，其重量以一两者为标准。我认为今后凡是遇到官民交易，势必要用铜钱的，小钱难以清点个数，干脆使用当十大钱，出入账目清晰明了，没有损耗兑换折算的弊端，这也是一条办法。自古以来的三种货币，都使用黄金或铜，没有使用纸币的。唐宪宗时，命令商人到京师，把钱委托给各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人轻装前往四方，凭券取钱，号称飞钱，这是纸币制度的起源。然而这只是用纸币作为钱的凭证，而不是直接把纸币当作钱。宋代张咏镇守蜀地，担忧蜀地铁钱沉重，不便贸易，设立质剂之法，称为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开始把纸币当作钱，但还使用官钱作为本钱。到了金元时期的钞票，则直接向百姓索取物料，不再使用官钱作为本钱。所花费的成本不过三五钱，却出售价值千钱的东西，百姓虽然愚昧，难道会被欺骗吗？况且钞票容易模糊破烂，不久就会废弃，那么纸币无用就可以知道了。一定要实行纸币之法，必须像唐代飞钱的制度那样才可以。现在很多人有携带重金到京师的，因为道路不便，把钱委托给富商家，取票到京师取钱，称为会票。这就是飞钱的遗意。适宜在各布政司或大府所在地设立银券司，朝廷拨发官本，制造号券，让往来客商缴纳白银领取号券，凭号券领取白银，在出入之间，酌情收取路费微息，那么客商没有道路上的担忧，朝廷有每年的利息收入，似乎也非常便利。【邱氏说】我私下认为纸币制度废止已经很久了。如果想要它神妙变通而成为长久之计，固然不必沿袭纸币的名称，也不应当使用虚薄易烂的纸张。不如选取精好的白铜，销熔铸造为钞票，如同现在的铜钱样式但稍加重大，刻上文字，正面写“康熙宝钞”，背面写“准五”、“准十”之类，直到“准百”为止。而中间的方孔则区别为圆形，取内外圆通、流行钱法的意义。要使内局自行铸造，定为一种样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绝伪造。【汝成案】用铜做钱，尚且多有盗铸，把铜钱改为钞票，那么欺诈伪冒更加增多，既然壅塞不能流通，必然产生苛刻的法律，先生论述得很详细了。陆氏提议改用会票，会票源于飞钱。飞钱就是纸币制度的雏形，名异实同，怎么能说是善政呢？官府出入，百弊丛生，即使防范制度严明，也与平准、均输有什么不同呢？邱氏所议，工费损失利益，盗作尤其众多，其危害更倍。通权达变没有比这两家更好的了，既然附载他们的言论，一并疏解得失。
铜钱，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虽然改朝换代，也不能改变古制。后来的君主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在钱文上铸上年号，于是改朝换代的君主，就把前朝的钱视为胜国之物而销毁，这是从钱文上有年号开始的。曾经考察史书，年号的兴起，都来自末世。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写着“孝建”，【沈氏说】钱上载明年号从此开始。一边写着四铢。后来逐渐去掉四铢，专门写孝建。废帝景和二年，
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译铸造二铢钱，钱文为“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再次铸造钱币，钱文为“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再次铸造永安五铢。这并非使钱币长久流通的方法，而高道穆却认为，参照古代、依据当今，适宜在钱上刻上年号。他多么愚蠢啊！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乔氏曰】当今定制，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侍郎佛伦等奏，改铸重一钱。至四十一年，复改重一钱四分。今见行如重一钱四分者，百中仅见一二。重一钱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征今，唯钱质止重一钱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耳。今应仿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钱，千文共重七斤四两，较见行制钱每千重七斤八两，计减用铜铅四两。务使轮郭周正，字迹显朗。而盗销者照见行制钱价每银一两三钱五分，易钱一千文，止得黄铜六斤四两，即改造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图，销毁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钱法论略曰，莫善于明之钱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钱。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盖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荚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为四出，为小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干封、干元、重梭，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当十，嘉定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仅四铁，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个有三两，轮廓周正，字文明洁。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民称便焉。此钱法之善也。然其后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个钱，是口赋入以钱。管子，盐筴，万乘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文以上一算，是关市入以钱。令民占卖酒租升升四钱，是榷酤入以钱。隆虑公主以钱千万为子赎死，是罚锾入以钱。晋南渡，凡田宅、奴婢、马牛之券，每直万税四百，是契税入以钱。张方平言，屋庐、正税、茶盐、酒醋之课，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以敛天下之钱。而上之赉予禄给，虑无不用钱。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穷者，钱之道也。明之钱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所以日壅。请仿前代之制，凡州县之存留支放，皆以钱代，则钱重，钱重则上之权亦重。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原注】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杨氏曰】门当为王之误。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岛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杨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寿安山寺，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铸九鼎，不言铜铁，大
译近日河南、陕西各自发行铜钱，互不流通，这既不是与百姓共享利益的方法，而且市井中的奸猾之徒借此欺骗愚昧之人，使往来商旅陷入困境。《盐铁论》说，货币制度多次变更，百姓就会更加伪造钱币。这话真是深刻啊！【乔氏说】当今制定的标准，每枚铜钱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的侍郎佛伦等人奏请，改铸重一钱的铜钱。到康熙四十一年，又改回重一钱四分。如今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像重一钱四分那样的，一百枚中仅能见到一两枚。重一钱的，常常占十分之三四。考察古代，征验当今，只有铜质仅重一钱的铜钱，才可以长久流通而没有弊端。现在应当仿照康熙二十三年的例子，每枚铜钱重一钱，一千枚共重七斤四两，比现在通行的制钱每千枚重七斤八两，计算下来节省铜铅四两。务必使铜钱的边缘轮廓周正，字迹清晰明朗。而盗窃熔化铜钱的人，按照现在制钱的价格，每银一两三钱五分兑换铜钱一千枚，只能得到黄铜六斤四两，即使改造成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图谋，销毁铜钱的弊端就可以不禁止而自行消除了。
先生《钱法论略》说，没有比明朝的钱法更好的了，没有比明朝的行钱制度更差的了。考察史书，周景王铸造大钱，周朝大概发生了一次变革。汉朝继承秦朝的半两钱，已经变为荚钱、四铢钱、三铢钱、五铢钱、赤仄钱、三官钱、四出钱、小钱，总共九次变革。唐朝铸造开元通宝，后来又改铸大钱，则有干封泉宝、开元重轮、重轮乾元等，总共四次变革。宋朝仿照开元通宝旧式，西夏战事兴起，铸造大钱。崇宁年间发行当十大钱，嘉定年间发行当五大钱，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等纸币，而钱法更加弊病丛生。明朝从洪武到正德十位皇帝，仅铸造四次铁钱，以后每位皇帝铸造一次。到万历年间制度更加精密，铜钱样式每百枚重三两有余，轮廓周正，字文明洁。又三百多年来没有改变的命令，百姓称其便利。这是钱法的好处。然而后来物价日益昂贵，铜钱日益轻贱，盗铸现象如云兴起，而上层用来衡量万物价值的权柄以至于无法使用，为什么呢？大概古代行用铜钱，不仅向下发放，而且向上征收。汉朝法律，每人缴纳算赋一百二十个铜钱，这是口赋用铜钱缴纳。《管子》说，盐筴政策，万乘之国获得铜钱三千万，这是盐铁收入用铜钱缴纳。商人拥有四千缗钱缴纳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缴纳一算，商人轺车缴纳二算，五丈以上的船缴纳一算，这是关市税收用铜钱缴纳。命令百姓估算卖酒租税，每升四钱，这是酒税收入用铜钱缴纳。隆虑公主用铜钱千万为儿子赎死罪，这是罚款收入用铜钱缴纳。晋朝南渡后，凡是田宅、奴婢、马牛的契约，每值一万钱纳税四百，这是契税收入用铜钱缴纳。张方平说，房屋、正税、茶盐、酒醋的赋税，都用铜钱招募役夫，青苗法收取利息，以此敛取天下的铜钱。而上层赏赐、俸禄供给，考虑没有不用铜钱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流通而不穷尽的，是铜钱的道理。明朝的铜钱只向下发放而不向上征收，伪钱之所以日益畅销，而制钱之所以日益壅滞。请求仿照前代的制度，凡是州县的存留支放，都用铜钱代替，那么铜钱就会贵重，铜钱贵重那么上层的权柄也就贵重。
铜
缺乏铜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江淹说古代剑多用铜，像昆吾、欧冶之类都是铜。楚子赐给郑伯金子，盟誓说，不用来铸造兵器，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原注】杜氏注，古代用铜做兵器。《汉书·食货志》，贾谊说，回收铜不要让它散布用来制作兵器。《韩延寿传》，任东郡太守，取官府铜物，等待月食，铸造刀剑钩镡，仿效尚方局的事。古代金属有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真金。夏朝时，九州牧贡金，于是在荆山下铸造九鼎。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命令殿堂的柱子都用炼铜做柱质。荆轲袭击秦王，击中铜柱。而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就是铜人。【原注】《三辅旧事》说，聚集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魏志》说，董卓毁坏它们来铸造小钱。吴门【杨氏说】门应当是王的误写。阖闾墓铜椁三重，秦始皇墓也用铜做椁。战国到秦朝，攻战纷争混乱，铜不够用，所以用铁来补充。铸造铜器既难，寻求铁很容易，因此铜兵器逐渐减少，铁兵器逐渐增多。一年胜过一年，一岁胜过一岁，逐渐浸染流传变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匠比肩而立，而铜匠稍微断绝。两汉时期，更加显得衰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造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的精利兵器，而全都是铸铁，不能再铸造铜了。考察史书，自汉朝以后，铜器极少，只有魏明帝铸造铜人两个，号曰翁仲。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而武则天铸造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注】唐朝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用佛寺铜钟铸造弩牙兵器。自此以外，寂静无声，只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帝入蜀，仅铸造铁钱。而现存于今天的，如真定的佛，蒲州的牛，沧州的狮，没有不是黑金（铁）的了。【杨氏说】《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建造寿安山寺，冶炼铜五十万斤制作佛像。【又说】宋徽宗铸造九鼎，不说铜铁，大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原注】旧唐书食货志。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原注】文宗纪。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原注】南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暦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原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原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纪。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王氏曰】民间禁用铜器以铅锡铁代之，凡铜器皆献之官，偿其价，而以铸钱，此法正贾谊所陈。行之则官铜日裕，而私铸、私销之弊亦绝，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间，李侍郎绂疏言，钱文入炉，即化为铜，不可得而捕。惟禁断打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间，尚书海望力陈其不便，又疏言，铜器散布已久，交纳不尽，吏胥刁民需索讹诈。又当交纳，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名为收铜，实为勒取云云。若然，则王氏所述似未尽裒益之宜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地道。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原注】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王方伯曰】云南之铜政，有已见成效于昔，而可试用于今日者，曰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借雇值，以集牛马也。云南之铜供户、工二部，供浙、闽诸路，供本路州郡饩饷，其为用也大矣。故铜政之要，必宽
译唐开元年间，刘秩上奏议论说：“铸造钱币之所以用铜不足，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那么采用铜的人就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用来做器具，不如漆。禁止使用铜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人们使用呢？禁止人们使用，铜就没有用处，铜价更加低廉，那么钱币的使用就充足了。”【原注】《旧唐书·食货志》。唐文宗在紫宸殿，对宰相说：“物价低廉而钱币贵重，怎么办？”杨嗣复回答说应当禁止铜器。【原注】《文宗纪》。考察禁止铜器的法令，古人有实行过的。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日，禁止人们车辆及酒肆器具使用铜。【原注】《南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日，禁止私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作器具。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日，禁止铸造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日，禁止售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山，任凭人们开采，其铜由官府购买。除了铸造镜子外，不得制造铸造其他铜器。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日，禁止使用铜器。【原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日，禁止百姓制作铜器。【原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日，命令收取公私铜器，全部交付铸钱司，民间不缴纳的治罪。【原注】《宋史本纪》。然而今天实行这些法令，不免又成为欺骗百姓的事情。只有销钱、铸钱，上下互相蒙蔽，而今天的钱币本来就没有长久保存的方法了。【王氏说】民间禁用铜器，用铅、锡、铁代替，凡是铜器都献给官府，官府偿还其价格，用来铸造钱币，这正是贾谊所陈述的方法。实行它，那么官府的铜日益充裕，而私铸、私销的弊端也断绝，这是最好的方法。【汝成案】雍正年间，李侍郎绂上疏说，钱币投入炉中，立刻化为铜，无法捕捉。只有禁止打造铜器的店铺，那么销毁的弊端不禁止也会自行消除。乾隆年间，尚书海望极力陈述其不便，又上疏说，铜器散布已久，无法全部交纳，官吏和刁民借此勒索讹诈。又当交纳时，有的被侵蚀克扣，只得到半价，有的扣除使费，空手而归。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勒令索取等等。如果这样，那么王氏所述似乎未尽到权衡利弊的适宜之处了。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刘悛启奏世祖说：“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座城，名叫蒙城，约二顷地，有烧炉四处。从蒙城渡水向南百步左右，平地挖土，深二尺，得到铜，有古代挖铜的坑井，居住的地方还存在。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给邓通严道县的铜山铸造钱币。现在蒙山在青衣水南，所以是秦朝的严地道。蒙山距离南安二百里，这一定是邓通所铸造的，非常值得经营谋划。”并献上一片蒙山铜，又献上一片铜石，平州铸铁刀一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入蜀铸造钱币。《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上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算一斗土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计算一斗土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计算一斗土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的矿，计算一斗土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的，都是过去铜官的旧迹。既然有冶炼的利益，应当开铸。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旧唐书·韩洄传》，韩洄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上奏说，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又有洛源监长久废弃不治理，请求凿山取铜，设置十座炉子铸造钱币，而罢免江淮七监。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册府元龟》，元和初年，监铁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大约二百八十余处，都请求在郴州、旧桂阳监设置两座炉子，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原来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造钱币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到七万贯，而铜、铅、锡常常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到南唐承旨丁钊，能够知道饶、信等州山谷出产铜、铅、锡，于是酌情调动百姓开采。并且询问旧的铸钱方法，只有永平使用唐朝开元钱料最好。于是到朝廷当面陈述，诏令增加购买铅、锡、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斤，每年铸造钱币三十万贯。这些都是前代开采的痕迹。【原注】《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日，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说，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黃塘、下黃塘，旧产银矿，前代都曾开采，每年征收其税课。现在封闭已久，开采它可以资助国家用度。皇上对侍臣说：“凡是谈论利益的人，都是残害百姓的贼人。我听说元朝时，江西丰城百姓告官开采金矿，起初每年的定额还能勉强办到，经过长久百姓力量消耗，全州的人最终受害。大概物产有时而穷尽，每年的定额则终究不能减少。官吏贪图作为自己的功劳，而不把实情上报。朝廷纵然有体恤百姓的心，也不能知道这些。可以作为警戒，难道应该效仿它吗！”【王方伯说】云南的铜政，有过去已经见到成效，而今天可以试用的是：多筹利息钱，以增加铜价；通盘计算有无，以限制买铜；稍微放宽考核，以缓解矿厂的困境；实际给予工本，以扩大开采；预先借给雇值，以聚集牛马。云南的铜供给户部、工部，供给浙、闽各路，供给本路州郡的军饷，它的用途很大了。所以铜政的关键，必须宽……
给价，给价足而后厂众集，厂众集而后开采广。广采则铜多，铜多则用裕。前巡抚爱必达疏云，汤丹、大水等厂，开采之初，办铜无多，迨后岁办六七百万，及八九百万。今几三十年，课耗余息不下数百万金。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伐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贵。每年京外鼓铸需铜一千万余斤，炉民工本不敷，岁出之铜势必日减。洋铜既难采办，滇铜倘复缺少，京外鼓铸，何所取资？前巡抚刘藻以汤丹、大碌不敷工本，两经奏允加价，厂民感奋。本年办铜各厂共一千二百余万，历岁办铜之多无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远者二十余年。所云●硐日远，改采日难者，又益甚矣。而顾云发棠之请不可数尝者，何也？有铜本斯有铜息，有铸钱斯有铸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损上者，不可不讲也。按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局五十座，加铸钱二十二万余，于备给铜、铅工本之外，岁赢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遂积息四十余万。自后云南始有公贮钱，而铜本不足，亦稍有取给矣。二十二年，东川加半卯之铸，岁收息银三万七于余两，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东川铸息不敷加价，又请于会城、临安二局各加铸半卯。二十八年，再请加给铜价，则又于东川新旧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铜厂采获加多，东川铸息尚少，请每月每旬各加铸半卯，并以加汤丹诸厂之铜价，而大理亦开钱局，岁获息八千余两，以资大兴、大同、义都三厂之戽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加铸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钱法与铜政相为表里久矣，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欢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所谓多筹息钱，以益铜本者，此也。取给之数诚不可以议减矣。诸路之所自有与其缓急之实，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之铜，皆买诸滇，是以日不暇给。窃见去年陕西奏开宁羌矿铜，越两月余，已获见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炼铜五六千斤。由此追凿深入，真脉显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开咸丰、宣恩二县矿厂炼铜，已得一万五千余斤，将来获利必倍。盖见之邮报者如此。今秦楚开采，皆年余矣，其获铜少亦当有数万，而采买滇铜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数，则此二省固可减买也。贵州本设二十炉，继而减铸二十三卯，采买滇铜亦减十万，顷岁又减五炉，议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岁为常率，而滇铜乃实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黔铜则减七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当继至。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斤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并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见价采见铜，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尝少，逋欠尝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
译给予铜价，铜价充足而后矿厂众人聚集，矿厂众人聚集而后开采范围扩大。开采扩大则铜产量多，铜产量多则使用充裕。前任巡抚爱必达上疏说，汤丹、大水等矿厂，在开采之初，生产的铜不多，后来每年生产六七百万斤，甚至八九百万斤。如今将近三十年，扣除课税损耗后的盈余不下数百万两银子。近年矿砂逐渐变薄，矿洞道路日益遥远，靠近矿厂的柴薪砍伐殆尽，木炭价格翻倍。聚集的人多，油米更加昂贵。每年京城和外地铸造钱币需要铜一千万余斤，炉工和民工的本金不够，每年产出的铜势必日渐减少。洋铜既然难以采办，滇铜倘若再次短缺，京城和外地铸造钱币，从哪里获取资源？前任巡抚刘藻因为汤丹、大碌两厂不足以支付工本，两次上奏请求加价，都得到了批准，矿厂百姓感激振奋。今年各矿厂生产的铜共计一千二百余万斤，历年产铜之多没有超过这一年的。现在距离过去，近的十年，远的二十余年。所说的矿洞日益遥远、改采日益困难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然而却说请求发放铜价的请求不能屡次尝试，这是为什么呢？有铜本就有铜息，有铸钱就有铸息。所以说，有利于下民而不损害上级的措施，不可不加以讲求。查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局五十座，增加铸钱二十二万余串，在备给铜、铅工本之外，每年盈余利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就积累利息四十余万两。从此云南开始有了公家储存的钱，而铜本不足，也稍微有所取用了。二十二年，东川增加半卯的铸造，每年收取利息银三万七千余两，用来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的不足。二十五年，因为东川铸息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加价，又请求在会城、临安两局各增加半卯的铸造。二十八年，再次请求增加铜价，于是又在东川新旧局冬季三个月，每旬增加半卯的铸造。三十年，又因为铜厂采获增加，东川铸息尚少，请求每月每旬各增加半卯的铸造，并用来增加汤丹等厂的铜价，而大理也开设钱局，每年获得利息八千余两，用来资助大兴、大同、义都三厂排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增加铸造、增设钱局达到五六次而没有停止。云南的钱法与铜政互为表里已经很久了，用矿厂百姓的铜来铸钱，就用铸钱的利息回馈矿厂，费用不另筹谋，恩泽不泛泛施及，而这几十个矿厂、成千上万的百姓都有办法摆脱贫困而谋求温饱，积累他们欢呼雀跃的气势，铜即使不增加，也断然不会减少，以此来维持铜政，延续钱币流通。所谓多筹利息钱，来增加铜本的，就是这个道理。取用的数额确实不可以商议减少了。各路自有铜矿的情况以及紧急缓急的实情，不可不考察。过去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的铜，都从云南购买，因此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私下看到去年陕西奏请开采宁羌矿铜，过了两个多月，已经获得现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可以再炼铜五六千斤。由此深入开凿，真正的矿脉显露，长久的大丰收可以期待。又湖北奏请开采咸丰、宣恩两县的矿厂炼铜，已经得到一万五千余斤，将来获利必定加倍。大概从邮报上看到的是这样。现在秦地（陕西）和楚地（湖北）开采，都一年多了，他们获得的铜少说也应当有数万斤，而采买云南铜的情况依旧。一定要核算他们自有的数量，那么这两个省份本来就可以减少购买。贵州本来设有二十座炉，后来减少铸造二十三卯，采买云南铜也减少了十万斤，近年又减少五座炉，商议以每年四十四万七千斤铜为常额，而云南铜实际购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贵州铜则减少了七万斤。用容易且安定的方式自己供给，而把劳苦且费钱的供给给云南，这不是公平合理的议论，因此贵州的采买也可以减少。又今年陕西奏报，局中现有铜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上商人运输的洋铜五万斤，应当有三十余万斤了。委派官员领买的云南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将陆续到达。这样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斤，又有新开的矿厂产铜正不可限量，这一路的采买不仅可减少，甚至可以停止。又福建、浙江、湖北以及江南、江西，过去购买洋铜每百斤价格都是十七两五钱。而云南铜价格只有十一两，改买云南铜是适宜的。然而这些路，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按规定消耗的银子也有五六两，加上买价常常有十六七两。加上各路运官的贴费，从一二千到五六千，那么已经与洋铜等价了。以此权衡，云南铜实在不如洋铜便利，那么这几路都可以停止购买。如果真的核算实际用量，那么每年可以减少拨给百数十万斤，而云南铜必定日益充裕。所谓通盘计算有无以限制购买铜的，就是这个道理。矿厂亏欠的实情，见于杨文定公开始筹划矿厂事务的那一年，后来便日益增加没有止境，等到积欠已经很多，才按惯例请求免除。那些被免除的，又只是逃亡死去的百姓，而接受现价开采现铜、缴纳不足数额的人不在免除之列，因此免除的常常少，拖欠的常常多。乾隆十六年，商议由官府发放铜本，依照征收盐课的惯例，根据完成欠款的分数，考核矿厂官员，对征收不力者的处罚，只限于剥夺俸禄。矿厂官员尚且可以凭借实际欠款的数额，来要求一年的收入，对于开采本来没有害处。后来因为矿厂欠款积累到十三万两，而监司以下的官员都被逮捕治罪追偿。不久因为铜少，不能满足各路的采买，于是将借拨运往京城的定额铜二百六十几万斤
。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严责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斤，则又以虚出通关，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斤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赡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赖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备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情采，斯又接济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销除且尽，独油米之贷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责其逋慢，坐以亏那，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隐忧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硐矿盈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概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留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狭畏阻之心，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甚微，不惟无利，且至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阅十有三月，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当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厂官徒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己无多求。是故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卮，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大厂之十一者，实由于此。诚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
译计算其虚报的价值，而商议以实有的数额进行处罚，各铜厂官员被罚金多达十四万两。严厉责令限期完成铜的采办任务。那些限期多而收获少的官员，已经被削职夺官。有的人因为害怕遭到纠察弹劾，多报铜的重量，却又以虚报的方式通关，罪行甚至达到死刑。这确实是铜厂面临的困境啊。各铜厂的炉户、砂丁等人，人数多达千万，依靠来调节他们劳逸、把握事务缓急的，只有厂官罢了。然而却让他们进退狼狈到如此地步，铜政还能指望好吗！从现在来考虑，想要谨慎核实名实，规划长远，不放宽对厂官的考核标准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近来的法令规定，在年终提取所欠款项的结状，而管辖的上司又按月计算、按季汇总，厂官不敢再多发工本银，必须按照缴纳铜的多少，完全符合预先发放的数额，然后才给价继续开采，这确实可以杜绝厂欠。然而开采铜的费用，每百斤实际短缺一两八九钱，这又从哪里出呢？如果发放的银两不足，那么民力无法支撑，将会离散而停止开采。想要足额发放，而欠款仍然没有尽头，又不被上官允许。这又是一个困境。那么现在每年有千万斤铜，是依靠什么呢？预先借给的底本和所谓接济的油米，本来是依靠它们来弥补厂民的匮乏，而疏通铜政的困窘的。查考乾隆二十三年，预先借给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规定五年内还清。又借给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规定十年内还清。都是在季度发放铜本之外，特别又加借，使厂民财力宽裕，从容开采，所以能够多获得铜来偿还旧债。乾隆三十六年，又请求借发，特别奉到谕旨，认为以前借得多扣得少，厂民宽裕，现在借的数目既少，扣的数目反而多，而且分限三年，比以前更加紧迫，恐怕承领的户主畏难观望，日后借口拖延，更是难免。仰见圣明如神，坐在朝廷就能洞察万里之外，而当时又因为日久拖欠逃逸，新旧更替令人担忧，不敢放宽期限多发，仅借给两个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内还清。厂民在工本银之外，得到这些补助，虽然宽裕的程度不及以前借给的多，但还依靠它支撑拖延了三四年，这是预借底本的功效。又自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储备油米、炭薪来资助厂民，于是能够把每月收到的铜价全部用来雇佣砂丁，而用官府贷给的油米供给日常使用，所以没有停止开采的情况，这又是接济的功效。现在每月扣除的借本已经销除殆尽，唯独油米的借贷应当用铜价来偿还，而迟迟未能偿还的，仍然逐年累积，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万一上官责备他们拖欠怠慢，以亏空挪用定罪，厂官如何能逃避罪责？这又是今天的隐忧。前年云南新开设七个铜厂，分条陈述四件事，户部议论说，炉户、砂丁是贫民，不能自己筹措工本，依靠预先领取官银，资助他们开采。矿洞的盈虚不齐，不能完全没有逃逸拖欠。如果一概命令经手发放的官员按数偿还，恐怕他们预留余地，害怕发放，反而妨害铜政。这话真是正确啊！可以说是通达大计的人了。现在如果确实放宽厂官的考核标准，使他们能够按时借贷油米而没有亏缺的诛罚。又仿照二十三年预借的方法，增加数额而放宽年限，那么厂官没有紧迫狭隘畏缩阻碍的心理，厂民有日子长远舒展的舒适。上下相安，全力致力于矿厂，铜政不振兴的，是没有的。所谓放宽考核来舒缓厂困的，就是这个意思。小厂的开设，涣散没有条理了。寻求统一它、整齐它的方法，不可以不急于进行。私下看到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上奏说，中外铸钱，取给于汤丹、大碌的占十分之八九。至于其余各小厂，零星凑集，不过十分之一二。然而在土中寻求矿脉，衰盛没有常态，自然需要开采新矿，预先为之谋划。现在各小厂附近的地方，并非没有矿苗，只是因为开挖大矿，通常需要经过多年累月，厂民成百上千结群，通力合作，借垫的费用极为繁多巨大，侥幸获得矿脉，炼铜输送给官府，却给价很少，不仅没有利润，甚至耗损本金，断难竭尽全力从事。又上奏说，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同闰月共十三个月，获得铜四十八万斤。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到二十六年三月，也经过十三个月，获得铜一百多万斤。所获得的余息，在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多两，比二十四年多出利息银一万多两，而各厂民也多得到价银一万二千多两。感戴圣恩，确实是恩惠而不耗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上奏说明，说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只要管理得当，不仅有益于铜务，而千万谋生的穷民也能借此维持生计。由此看来，小厂并非没有利益。如果确实加上人力，穿峡成堂，那么初辟的矿脉进入不必很深，而工本不必耗费，又因为那里偏僻人少，林木茂盛，采伐既方便，炭也容易得到，与大厂相比应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可以不急于谋划。现在厂民都徒手掠夺，完全出于侥幸尝试的行为。而厂官只是坐守抽取分成的课税，除此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更多要求。所以小厂并非没有矿脉，货物弃置在地上没有人爱惜。又何况盗卖盗铸，作为漏卮，又不知道有多少呢。小厂的铜，每年不及大厂的十分之一，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确实招徕土著的百姓，联合以什
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滇之牛马少矣，滇之储备又虚矣，而部局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起行，既无坐守之劳，又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尝取往籍考之。始云南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逦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并先期给价雇募。每至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铸，而以江安浙闽主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并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经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后又以广西停铸，合其正耗，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并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抵泸州，半由陆运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星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抵泸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并经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一头，车一辆，借银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以冬夏之杪计数分拔，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皆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委官买运。其后以委官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缺铜，不能以时给买，而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渚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尽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运寻甸铜
译伍编入名册，又挑选那些愿意朴实、稳重的人担任首领。于是借给他们底本，增加油米薪炭的供给，那么原本涣散的民众都有了归属，久而久之便将其作为恒久的职业，即使驱赶他们也不愿离去。然后向他们展示规章约束，用考核督促他们，激发他们正在振奋的精神，增强他们已经聚集的力量，使他们都能穿石破峡，去开采进山的矿藏，而没有半途而废的，即使有不成事的也很少了。如果再开设曲靖、广西的铸钱局，并用利息钱增加铜价，那么宣威、沾益各山的铜就不再流向贵州，路南、建水、蒙自各山的铜也不再流向广东，怎么见得小矿厂不能转变为大矿厂呢？所谓实际供给工本以扩大开采的，就是这种方法。云南的牛马本来就少，云南的储备又空虚，而兵部以铸造钱币为借口，发公文催促运输，急如星火，大概没有权衡缓急的实际状况吧。在云南境内运输的铜，前后相继，依次抵达泸州。既用乙年的铜补充甲年的运输，又要用乙年的运输等待丙年的铜，而泸州随即收取随即兑换，几乎没有停息，那么最终就没有储备的日子了。只有放宽半年的期限，然后泸州才有三四百万的储备，那么兑换的人刚走，而运输的人已经到来，这是经常有余存储备。而凡是运输官员到来的，都可以按时兑换发放，依次起程，既没有坐守的劳累，又有催督的命令，运输为什么还会迟缓呢！至于筹划运输的方法，曾经查阅以往的档案考察。起初云南铸造钱币运往京城时，由广西府陆路运输到达广南的板蜂，水路运输到达粤西的百色，然后蜿蜒进入汉水。而广西、广南之间经过十九个厅州县，各自根据土地的远近大小雇佣牛只递送运输，少的几十头，多的三五百头至一千二百头，并且提前给价雇佣招募。每到夏秋季节，触犯瘴气迷雾，人和牛都生病，所以常常畏惧受阻不前。后来官府购买马牛，制造车辆设立驿站，用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个驿站。又用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九个驿站，依次供给转运。恰逢兵部商议改运云南铜，于是停止广西的铸造，而由江安、浙江、福建主管湖北、湖南，广东的定额铜也一并停止购买归云南运往京城，于是云南的正额和损耗四百四十余万全部由东川经运永宁。后来因为寻甸、威宁也可以到达永宁，于是分拨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经由昭通、镇雄到达永宁的，还有二百二十万。后来又因为广西停止铸造，合并其正额和损耗，剩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一并按数解送京城，这是加运，也由东川、寻甸分运。到乾隆七年，昭通的盐井渡才开通，那么东川运输的铜一半由水路运抵泸州，一半由陆路运抵永宁。十年，威宁的罗星渡又开通，那么寻甸陆路运输的铜既然经过威宁，又可以水路运抵泸州了。十四年，金沙江宣告完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的水路也开通，于是东川到达昭通的铜都分出盐井、黄草坪这两条水路，与寻甸运输的铜一并运抵泸州。然而东川、昭通的马牛并非全部出自当地，贵州、四川的马和邻近郡县的牛常常占其大半。雇佣招募的方法，先由官府查验马牛，烙上火印，借给买价。每匹马，借银七两。一头牛，一辆车，借银六两。等到载运时，则一半给官价，而扣留一半，以抵消之前的借款。扣销完毕，则又借给。所以受雇的都有熟户，领运的都有定期，互相担保的都有常伴，经纪都有定规。时间既久，官民相熟，即使有空乏，也没有逃亡。这也是雇佣运输的一种策略。现在宣威已经沿袭实行了，如果让寻甸以及在威宁的司运者都实行此法，云南出产虽然匮乏，或许还有救急的办法吧？然而还有困难的地方，各路的采买、雇佣运输常常迟缓。近年定议，云南铜以冬夏末计数分拨，大小矿厂各自根据土地的远近、铜的多寡而分拨。采买委官远至，东奔西跑，荒废旷延时月。因此今年开始商议得胜、日见、白羊等远厂，都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贵州、广东买铜的人很少远涉了。而义都、青龙等近厂，与云南府以下的矿厂，仍然需要各路委官前往买铜，自己雇佣自己运输，都汇聚百色，然后登船。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因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气盛行，更多阻隔，所以兵部公文多次下达，而云南报告出境的常常担心迟缓。以往临安、路南的铜都运到弥勒县的竹园村，等待委官买运。后来因为委官守候历时太久，于是有赴矿厂领运的提议。然而当时确实因为缺铜，不能按时给钱购买，而不是运贮竹园村的失误。如果真能减少各路的采买，而将迤西各矿厂的铜全部运到云南府储存，由知府总揽发运。又运临安、路南的铜全部储存到竹园村，以收发责任归于巡检。这样那么委官一到就买运离去，哪里还有奔走旷废的时间呢。如果更依照运输钱币的制度，将各路陆路运输的价钱分发沿路郡县，各自招募运户，借给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如同设置邮驿。夏秋全部撤归农事停止运输，那么人马没有瘴疠的忧患，委官有安闲的快乐。在其闲暇时，又分运寻甸铜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杨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释，与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两废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绩不究，则天道之难忱耳。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原注】漫亦谓之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作模。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末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原注】凡言多少者，皆归余之数。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原注】今人用钱以筮，以三漫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漫，以一漫为主，故为单爻。二漫一字，以一字为主，故为拆爻。犹易传所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意。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汝成案】隋书原文云，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容斋三笔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云云。王氏云，容斋以自破为句，宁人乃读作自破岭以东，岂传写偶误耶？愚核两书文义，自破二字无属上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原注】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三年。沈存中曰，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书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当从阜，汉志或从人，盖古字通用。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
译《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日初一，下诏设立机构专门采铜铸钱。除了官府法定器物、军械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铎等允许保留外，其余民间铜器和佛像，限令五十日内全部上缴官府，官府支付其价款。过期隐匿不缴的，五斤以上者处死；不足五斤的，按罪行轻重分别论处。【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郞秦逵进言，宝源局铸钱缺乏铜料，请求命令郡县征收民间废铜以供铸钱。皇上说，铸钱本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想取用民间废铜来铸钱，我担心天下废铜有限，这道命令一下，官吏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责罚，必定会毁坏器物来上缴官府，这对百姓的危害太大了。暂且停止此事。皇上对侍臣说，你们不要以毁坏佛像为疑。佛以善道教化世人，只要立志向善，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是所谓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以利人为宗旨，即使是头目也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我也不吝惜。【杨氏曰】唐武宗、宋徽宗都尊崇道教而攻击佛教，与北魏太武帝相同。能够持平公正而同时废除两教的，只有周武帝罢了。可惜他寿命不长，宏伟功业未能完成，这是天道难以揣测啊。
《五代史》记载，高丽地产铜和银。周世宗时，派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用数千匹绢帛到高丽购买铜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派遣使者进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如汉五铢、唐开元，以及宋代以后各年号钱，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说，自古以来把有字的一面称为阴，无字的一面称为阳。古代铸金为货币，其阴面记载国号，就像铜镜背面有款识一样。凡是器物的标识，必定书写在底部，这与钱币同理。沿袭久了，就把无字的一面称为背面。【原注】“漫”也写作“幕”，见于《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中写作“模”。近年才有在背面另铸字的。天启大钱开始铸“一两”二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币品类日益杂乱，天下也随之大乱。查考唐代会昌年间，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铸京钱。不久，武宗驾崩，宣宗即位，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
无字的一面称为阳，有字的一面称为阴。《仪礼疏》记载筮法，古代用木棍在地上画卦，现在则用钱，以三个少面为重钱，【原注】凡说多少的，都是归余的数目。重钱就是九。三个多面为交钱，交钱就是六。两个多面一个少面为单钱，单钱就是七。两个少面一个多面为折钱，折钱就是八。现在人用钱筮卦仍然如此。【原注】现在人用钱筮卦，以三个无字面为重爻，属阳。三个有字面为交爻，属阴。两个有字面一个无字面，以无字面为主，所以为单爻。两个无字面一个有字面，以有字面为主，所以为拆爻。这就像《易传》所说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意思。钱币以有字的一面为阴，可知字面是钱币的背面，碑的背面也称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说，梁大同年间以后，自破岭以东，【汝成案】《隋书》原文说，交易的人，用车载钱，不再计数，只论贯数。商旅奸诈，借此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文当一百文。《容斋三笔》稍改其文说，梁武帝时，因为铁钱的缘故，商贾逐渐奸诈，自破岭以东云云。王氏说，《容斋》以“自破”为句，宁人却读作“自破岭以东”，难道是传写偶有错误吗？我核对两书文义，“自破”二字没有属上为句的道理，王氏所言不对。而“破岭”没有这个地名，“破”或许是“庾”字的讹误。钱以八十文当一百文，名叫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七十文当一百文，名叫西钱。京师以九十文当一百文，名叫长钱。中大同元年，于是下诏通用足陌钱。【原注】《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下诏说，朝四暮三，众猴都高兴。名实没有亏损，而喜怒被利用。近来听说外面多用九陌钱。陌数减少则物价贵，陌数足则物价贱。至于远方，日益严重。岂止国家有不同政令，甚至家庭有不同习俗。徒然扰乱王制，对民财无益。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陌钱。诏书颁布后，以百日为期，如果还有违犯的，男子发配运输，女子抵作劳役，都为期三年。沈存中说，一百钱称为陌，是借用“陌”字，其实只是“百”字，如同“什”与“伍”一样。“仟”、“伯”字都从人旁，现在俗书写作“阡陌”，都从阜旁，是不对的。指田间的阡陌应当从阜旁，《汉书》有时从人旁，大概是古字通用。诏书下达，而人们不遵从，钱陌越来越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当一百文。唐宪宗元和年间，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長庆元年，因为各地用钱垫陌不统一，敕令内外公私给用钱应当每贯一律，除垫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到了昭宗末年，京师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陌。【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丙辰，敕令河南府，从今起市场交易，都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再有更改。汉隐帝时，王章任三司使，聚敛刻薄急切。旧制，钱出入，都以八十文为陌。王章开始命令进入的
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货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日知录考短陌事甚详，独无后唐庄宗事，宁人未见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赵氏云】高江邨天禄议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两当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不甚悬绝也。
译十，出者七十七，称为省陌。【王氏说】《薛史·食货志》记载，唐同光二年，度支请求张榜告示府州县镇的军民商旅，凡有买卖交易，都必须使用八十陌钱。《日知录》考证短陌之事非常详细，唯独没有提到后唐庄宗的事，难道是因为作者没有见到《薛史》吗？《宋史》说，宋朝初年，凡是缴纳给官府的，也使用八十或八十五作为一百。各州私下使用，则各自遵循当地习俗，甚至有以四十八作为一百的。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各地以七十七作为一百。《金史》说，大定年间，民间以八十作为一陌，称为短钱。官府使用足陌，称为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上书进言，认为官府所用的钱都应当以八十作为一陌，于是定为制度。衰败末世的朝廷与乱世相类似，大体都是这样。而《抱朴子》说，收取别人的长钱，归还别人的短陌。那么晋朝时就已经有了，并非始于梁朝。如今京师的钱以三十作为一陌，也应该禁止。【赵氏说】高江村《天禄议余》中说，京师以三十三文作为一百，近来又减少到三十文。查考京师习俗，官板钱一枚当两枚使用，凡是贸易议价，一百文实际上只用五十文。《续通考》记载嘉靖三年诏令，每银一钱值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这说明前明已有两当一的法令了。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与古时七十为一百的数额，并不相差太远。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原注】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赵孟俯亦言，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近岁用会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遂入殿试御题。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钞之议始于天启初礼科惠世扬。及崇祯末，有蒋臣者，复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终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货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文花阑，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云云。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原注】其时即有以钱百六十折钞一贯者，故诏禁之。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乐元年四月丙寅，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原注】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库贮钞贯朽烂不堪用者五十九万三千锭有奇，勒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原注】并永乐二年三月。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原注】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原注】并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园、
译钞
钞法的兴起，是因为前代没有把银作为货币，又苦于铜钱沉重，于是设立了这种制度。唐宪宗时的“飞钱”，就像现在的汇票一样。宋代张咏镇守蜀地，因为铁钱沉重，不利于贸易，于是设立了“质剂”之法。一交子等于一缗钱，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更换。天圣年间，于是设置了交子务。【原注】《元史》记载，刘宣说，交钞的起源，从汉唐以来，都不曾有。宋代绍兴初年，军饷供应不上，制造交钞来吸引商旅，作为沿边购买粮食的计划。相比铜钱，交钞更容易携带，百姓觉得很方便。稍微遇到滞碍，就用现钱，还保留着古人“子母相权”（虚实互补）的意思。但数量日益增加，其弊端逐渐显露。赵孟頫也说，古代把米和绢作为百姓生活所需，称为“二实”。银钱与这两样实物相互权衡，称为“二虚”。钞是宋代所创，施用于边郡，金人沿袭使用，都是出于不得已。然而宋人曾经议论过，说如果没有钱作为本位，也不能仅凭空文流通。如今上下都用银，轻便容易携带，而纸币自然就没有用处了。【原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记载，近年使用会子，是四川交子的办法，不过是官方券契罢了。不知是谁把它称为“楮币”，于是进入了殿试的御题。如果直说，它还是纸钱。却把它作为文章题目，为什么呢？所以洪武初年想要推行钞法，甚至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以奸恶罪论处，但最终没能推行。到了后代，银日益兴盛而钞日益衰微，两者不能并行，显而易见。到了崇祯末年，倪元璐掌管户部，一定要推行钞法，【原注】推行钞法的议论始于天启初年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到了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再次申述这个说法，被提拔为户部司务。最终没能推行而作罢。这也是没有考察古今变化的缘故。
议论的人只说，洪武年间钞法通行，【沈氏曰】查《明史·食货志》，洪武八年，制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用桑穰做原料，其形制，高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外面有横纹花栏，横题其面额曰“大明通行宝钞”，中间画有钱贯，十串为一贯等等。如果是五百文，就画钱文为五串，其余依此递减。其等级共有六种，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此处原文似有重复或笔误，通常应为不同面额），二百文。每钞一贯准钱一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考查《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止使用铜钱了。【原注】当时就有用一百六十文铜钱折换一贯钞的情况，所以诏令禁止。《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命令军民商贾所有的铜钱，由官府收回，官府按数兑换成钞，不许使用。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止使用铜钱。当时钞已经不能流通，而市场仍然用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两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为此进言，请求出榜禁止约束，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用铜钱交易的，逮捕治罪，罚十倍。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止使用金银了。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令俸米折支钞的，每石增加五贯为十贯。这是建国初年制造钞之后，不过几年，而其法已经逐渐败坏不能通行。于是有了奸恶的条款，充赏的规格，但最终也没能推行。【原注】永乐元年四月丙寅，因为钞法不通，下令禁止金银交易，犯者按奸恶罪论处。有能告发捕获的，以所交易的金银充作赏赐。双方交易，而一人自首的，免罪，赏赐与告发捕获者相同。永乐二年正月戊午，诏令从今以后有犯交易银两禁令的，免死，流放家兴州屯戍。大概昏乱腐烂倒换，出入的弊端必然导致这样。因为钞的不利而一并禁止铜钱，废弃坚硬耐久之物，而推行柔软易坏之物，适宜其不顺于人情，而最终导致停滞。【原注】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上奏，库中储存的钞，朽烂不堪用的有五十九万三千锭有余，勒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谨慎不要再说这可以推行了。
自从钞法实行而狱讼增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亲死了用银办理丧葬器具，而被判流放边疆的。有给事中丁环，奉命出使四川，派亲信吏员用银引诱百姓交易，而被逮捕的。【原注】都在永乐二年三月。舍弃烹鲜（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的道理，就采用扬沸（严刑峻法）的威势。去掉冬日的温暖，使用秋荼（严酷刑罚）的严密。天子也知道这违背人情，而加以告诫。然而那些不能上达天听，不能载入史书的，又不知有多少。孟子说，哪有仁人在位，却欺骗百姓而可以做的呢？像钞法这样，难道不是欺骗百姓的一件事吗？
《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论流通钞法，凡是赏赐应当多给币帛，赋税应当多收钞。于是陈瑛效法他，请求统计户口食盐缴纳钞。又诏令赋税、赃罚等物全部缴纳钞。【原注】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下诏令。笞杖定等，缴纳钞赎罪。【原注】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命令权且增加市场门摊，赋税收钞。【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命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牲畜全部缴纳钞。又命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品全部缴纳钞。【原注】都在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命令塌坊、果园、
舟车、装载并纳钞。【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钞关始此。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原注】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译舟车、装载都要缴纳钞币。【原注】四年六月壬寅日。现在的钞关制度从此开始。想要通过加重钞币的地位来推行钞币，但钞币却无法流通，于是制定了阻碍钞法流通的罪名，有不使用钞币一贯的，罚缴纳千贯，亲属邻居、里老、旗甲知情不举报的，按照犯人每贯罚百贯的标准处罚。那些关闭铺店、私下进行贸易以及抬高物价的人，罚钞万贯，知情不举报的罚千贯。【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日。有阻碍钞法流通的人，命令官府在犯人处每贯追缴一万贯入官，全家发配戍守边远地区，【原注】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日。然而钞币更加无法推行了。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原注】正统元年，黄福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原注】如果园、菜园之征米，久而罢。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原注】刘更生以典尚方，作黄金不成，劾以铸伪黄金，系当死。武帝元鼎五年，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原注】实录，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言，造伪银者，发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北蕃有假金三两，致也先遣使来言。是则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杨氏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有铁胎银。【赵氏曰】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为此哉。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臧，臧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臧，臧镪百万。【原注】孟康曰，镪，钱贯也。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原注】南齐豫章王嶷镇荆州，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优评者，增价而取之。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公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
译宣德三年六月己酉日，皇帝下诏停止铸造新钞，已经造完的全部收入国库，不允许发放支用。库中存放的旧钞，委派官员挑选，可以使用的备作赏赐，不能使用的则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夺权柄，这话确实可信啊。【原注】正统元年，黄福上疏说，洪武年间，一两银子兑换三到五贯钞，现在一两银子兑换一千多贯钞。
《大明会典》记载，建国初期只有商税，从未有过船钞。到了宣德年间，才开始设立钞关。设立钞关的本意，是借此回收钞币以疏通钞法。既然已经停止铸造新钞，那么钞关就应当撤销了。【原注】就像果园、菜园征收米粮，时间久了就撤销了。现在却仍然把它当作利国的一项途径，沿袭旧制而不改革，这难道不是戴盈之所说的“等到明年”吗？
宣德年间，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多次上奏，说洪武初年，钞币贵重而货物便宜，所以当时法律规定，官吏受贿枉法八十贯就判处绞刑。如今货物贵重而钞币轻贱，如果不进行变革，刑罚必然过重，请求以银子和米粮作为标准。当时没有实行。到了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商议，今后文职官吏等人，受贿枉法按律应判绞刑的，有俸禄的人估价为八百贯以上，无俸禄的人估价为千二百贯以上，都发配到北方边卫充军。这也足以看出钞币价值的涨跌了。
伪银
如今上下都使用银子，而民间的巧诈日益严重，不仅欺骗市井百姓，甚至有时用来欺骗长官。济南人家专门制造这种伪银，多达几十上百地使用，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做盗贼却不拿矛和弓的人吧。法律规定，凡是伪造金银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年。随从以及知情购买使用的人，各减一等。这种法律既轻，又不一定执行，所以百姓容易触犯。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要看弊病如何罢了。汉朝使用黄金，孝景帝中六年十二月，制定了铸造钱币、伪造黄金弃市的法律，制造伪黄金与私铸钱币的人，同样弃市。【原注】刘更生掌管尚方，制作黄金不成功，被弹劾为铸造伪黄金，判当死罪。汉武帝元鼎五年，诸侯王列侯进献酎金，少府检验金子，因酎金不足而失去侯位的有一百多人。如淳说，汉仪注规定金子数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王削去封县，侯免除封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日，下诏伪造黄金的人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照中书门下奏请，用铅锡钱交易的，超过十贯以上，在当地集合众人处死。现在伪银的罪行不低于伪黄金，而且重于用铅锡钱交易，应当比照前代的法律，处以重刑，【原注】《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日，听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的建议，制造伪银的人，发配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赐北蕃有假金三两，导致也先派使者来进言。这就是法律不执行，于是有人用这种手段欺骗朝廷了。或许这样可以革除奸邪而回归淳朴。【杨氏说】《五代史》慕容彦超传中有铁胎银。【赵氏说】慕容彦超喜欢聚敛财富，制造伪银，用铁做胎，外面包银，人们称之为铁胎银。猜想那时民间都已经使用银子，所以彦超才制作伪银来谋取利益。如果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何必做这个呢。
汉朝既然以钱币作为货币，而铜的品质参差不齐，所以水衡都尉的属官中有辨铜令丞，这也是周官职金的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定货币，用来权衡百货的轻重。钱币，是货币的一种。将要引导利益并分布给上下，不是作为君主的私藏。《食货志》说，百姓有余就轻视它，所以君主在轻视时征收。百姓不足就重视它，所以君主在重视时散发。凡是轻重征收散发都合乎时宜，那么物价就平衡。让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积蓄，积蓄的钱贯千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积蓄，积蓄的钱贯百万。【原注】孟康说，镪，是钱贯。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日下诏，因为粟帛轻贱，工商失业，主要是因为货币制度长久废弃，上等货币稍微减少。可以命令京师及四方拿出亿万钱币，购买米谷丝绵之类，用优惠的价格来优待百姓。【原注】南齐豫章王萧嶷镇守荆州，因为谷物过于便宜，允许百姓用米抵交口钱，优评每斛一百。优评，是增加价格来收取。唐宪宗时，白居易对策说，现在天下的钱币日益减少，有的积存在内府，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继续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担心谷帛的价格更加便宜，农桑的产业更加受损，十年以后，弊病一定比今天更严重。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令因为钱币贵重货物轻贱，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比照旧估价增加十分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令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京兆府挑选方便的地方开设市场，依照市价交易。今天的银子就像前代的钱币一样。却年年征收数百万储存在京库，而不知道流通的方法，于是民间的银子以至于枯竭，无法接续上面的需求，然后百姓贫穷而盗贼兴起。单穆公有话说，断绝民用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川原而形成积水一样。自古以来，有百姓穷困财力耗尽，而君主独自拥有大量财富在上面的吗？这没有别的，是不知钱币的根本是上下共同使用的财富，而把它当作一家的私物。《诗经》说，不怜悯上天，不应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