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官制

译不要让事情敷衍了事，不要随意支出费用、领取凭证，不要欺骗百姓和商人，能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是谁呢？设立邮政，不欺诈邮费，不延误急件，不使信件沉没丢失，主管邮局的人不将其视为牟利的场所，督办的人不将其推诿为公事，能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是谁呢？设立学堂，聘请教师，招收学生，商讨课程，筹措经费，丰富图书收藏，考核学业，督促训导并奖励激励，如同教导自己的子弟一样，能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是谁呢？此外，所有纺纱织布、铁厂商局，以及类似这样的西方方法，所有应当仿行的事务，其经营和监督，能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是谁呢？如今，天下有心人士所殷切期盼，四万万百姓所寄托希望，千百万种新政得以推行的关键，难道不在那些高高在上、乘车吃肉、等待朝会、手持朝版的官吏手中吗？把如此重大的事务托付给这类官吏，能否成功，即使是愚昧无知的人也能一言断定。既然无法成功，却仍然每天挥舞手臂、激昂言辞地说：“我在变法，我在变法！”这与过去所说的话，又有什么区别呢？

译那么，中国的官员难道都平庸无能吗？回答说：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让人承担事务。礼乐、刑教、兵农、工户，以及纳言、守土等职，按职责分工，专司其责，任期长久，赋予重权，优厚其俸禄以养家，使他们没有掣肘，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能竭尽精力，专心办事，事情就能治理好。称霸天下的人，鉴于权臣藩镇专权跋扈的祸患，就设置副职来削弱他们的势力；担心他们盘踞一方、肆意妄为，就催促他们频繁调动以困窘他们的力量；担心他们凭借重权、倚仗贵势来窥伺攻伐我，就发布号令、派遣监御史来剪除他们的威风；担心他们奢侈放纵没有节制，且官员众多俸禄难以供给，就降低俸禄以节省开支。权势被削弱，才力被削弱，财用被削弱，这是把臣子驱赶到作恶的道路上啊。然而那些才智强盛、权术巧妙的人，面前有不按常规提拔的诱饵，后面有不可预测的威势追随，被束缚着驱驰，不敢不战战兢兢地恪守职守，所以能竭尽精力，专心办事，事情也能治理好。等到称霸天下者的子孙辈驱驰时，已经衰败了。然而束缚既久，压力日重，即使有才智，也无法自拔。上层的人驯服顺从，在温和的言辞中周旋，他们看待官职如同传舍；下层的人奸诈贪腐，无耻谰言，他们看待官职如同市场。唉！难道是古人必定才德出众、刚直廉洁，而今人必定疲弱贪墨吗？这是制度不好啊。

况且，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如果捆住他们的手脚，就不能战胜一个小孩；公输般那样的巧匠，如果禁锢他们的耳目，就不能制服一个人。想要使用人的耳目手足，却先捆住他们、禁锢他们，使他们极度拘挛、聋哑失明。仓促间有急事，却又呼号着寻求治理。向拘挛聋哑的人要求才力聪智，这就像在裸地上寻求龙纹，向聋俗之人寻求韶濩之乐。况且先王任用官员是信任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猜疑他们。先王任用官员是重用他们，后世任用官员是困窘他们。下级也习以为常，知道上级困窘我、猜疑我。于是致力于安静无为的说法，于是懒惰、推诿、衰败。看待朝廷，就像粥肆里的路人。把全国托付给路人、卖粥者之手，他们不欺骗牟利，已是万幸，还指望他们能办好事情吗？今天的官制，本是明太祖操纵权术的手段，也是前代的弊政。然而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太平无事，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确实是防弊揽权的权术。但如果强邻环视，事变百出，仍然沿用这种束缚禁锢的旧制，就必然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拖延张皇，一事无成。况且同样的善政，西方人实行而大见成效，中国实行却滋生弊端，壅塞隔绝、侵蚀，最终导致废辍。变法而不正本清源，就像浇灌枝叶而求树木茂盛，澄清港汊而求水源清澈。董仲舒不说过吗？政令不调和，严重的就要解散而重新张设。没有百年不弊的法度，前代美好的治理至今尚且弊坏，何况胜朝数百年的秕政呢？强弱都痿弱，振坠通塞，政事极大，事情极多，无不始于官制。然而剔除满朝积弊，医治千年沉疴，梳理万端头绪，不是一言可尽的。请先探究病源，条陈要旨，以此医治国事，或许能有痊愈的希望吧？

想要治病源，第一是淘汰冗员，很好。日本变法时，裁减冗官，让知县直接隶属于国主，连亲王那样尊贵的人也出任知县，放松监制，使他们可以直接通达，尊崇其权位，使他们能承担责任。上与君主亲近，下与百姓亲近，所以情通事举。不到二十年，国家就强大了。现在县令亲近百姓，却受本府控制，受监司控制，受督抚控制。上谒长官如同觐见天帝，下规民事，动辄掣肘。君主与臣子相隔绝，官员与百姓相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隔绝。堂陛九级，廉洁诚信远离了。然而郁结壅塞，上德从何宣扬，下情从何通达？过去周朝以百里封侯，直接隶属于天子；汉朝以郡守统领县令，下及小民。现在我国疆域辽阔，县令多放纵，不能远师成周像日本那样直隶，也应效法汉朝良制，由巡抚统领，尊崇其品秩，授予事权，或许能寻功简能，易于规划。专城抚字，不担心牵制。汉宣帝说：“与我共治的，只有良二千石吧？”每次拜守相，就亲自接见询问，观察其来历，质问其言论，所以循良最多，于是中兴。唐太宗重视亲民之任，督守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条陈其善恶，所以州郡都治理得好，贞观之治于是达到太平。他们亲近如此，所以锺离意、桓荣以尚书令仆射的身份出任郡守，虞延、鲍昱以郡守的身份入朝担任三公。妙选人才，级秩尊崇，重视如此。现在即使监司那样尊贵，奏牍不能上达，政治不能惠及百姓，傀然中立，壅绝上下。至于县令则由吏部铨选，上级不知其姓名，参谒长吏，劳苦几乎如同仆役。清流之士羞于为之，还想借此求治吗？淘汰藩臬道府的冗员，废除参见拜跪的繁琐礼节，人人知道自爱，官吏能举事，然后上级可以收用。至于卿寺冗闲，尤其应该一并淘汰。刑部掌刑了，又设大理寺；礼部掌礼了，又设鸿胪寺。六部重任了，而堂官六七人，各无专事，潦倒于冗林。至于闲曹，至于宰相，本是天子的元辅。古代三公的制度，

译两位伯父在外任职，一位宰相在内治理，职权极为专一。后世则将职权转移给司徒、司马、司空，于是宰相变成了三位；职权转移给中书、尚书，于是三公成了具名的虚职；职权转移给同三品、平章事，于是三省成了空设的机构；职权转移给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使，于是其他官员兼任宰相，且职位重叠、首尾相衔。如今则有大学士四人，加上协办大学士，然而机密要务，全都隶属于军机处。内阁的设置，都成了闲散官职，官制杂乱败坏，已经损害了国家体制。推行一项新政，他们就能参与会议，就能阻挠阻碍，就能牵制掣肘，这是供养虚设冗员来扰乱自己。小的方面是白白浪费国家俸禄，大的方面是推诿牵制朝政。如果还沿袭这种败坏的法度，这就好比渡江河却搅乱缆绳，根本不用等到风波险恶，船在江心必定倾覆。

译第一条是专任。如今一个人独断专行地管理千户人家，就像两个人拉着缰绳牵羊，羊就会倒在路边一样。一个人规划，那么千家万户顷刻间就能建立起来。如果在道路旁筑室，两年也建不成。不是一个人谋划就智慧且有才，众人谋划就愚蠢且昏暗。而是权力不统一，意见不一致，势力又相互牵制不肯退让。开始时互相牵制，接着互相推诿，最终互相倾轧。以至于智慧耗尽，才能也败坏。所以专制的制度，用错人就会混乱，用对人就会治理好。分权的制度，用错人会混乱，用对人也混乱。专任的制度，治理时功绩归于统一，混乱时责任专一。分任的制度，治理时互相倾轧，混乱时互相推诿。因此先王设立官职，广泛设置僚属而不设副职，是为了专责成事并统一事权。汉朝的三公，曹魏的九卿，沿袭而不改变。北魏时期，才开始设立少卿来分割九卿的职权。隋炀帝时期，才开始设置侍郎来辅佐尚书的权力。于是导致控制纷乱，政事琐碎。官制的败坏，延续了近千年。现在舍弃周朝和汉朝的美好制度，沿袭北魏和隋朝的积弊，这是沿着前车覆灭的车辙而以为是平坦的道路。况且上级担心下级揽权专断，所以一部之中，堂官已有六个，又加上管部，权力被削弱了，事务被分散了。又担心他们放纵懒惰无事可做，于是让他们兼管其他部门，一个人身兼数职，每天到几个衙门，奔走困顿。然而每天到堂上，只是拱手站立画诺而已。对事务不熟悉，势力也达不到，本来就不能治理好一件事。几个人共同做一件事，才能受屈而事情失败；一个人治理几件事，才能不足而事情也失败。哪比得上让人专司其职更好呢？回答说：繁杂的事务扰乱坚固，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才智所能周全的。像这样不如议政和行政，分别任用人员。西方国家各部长由一人担任，有兴革之事，议院集会商议得失，然后下达各部令其推行。所以考虑事情周全而集事迅速。现在仿照其意，修习虞帝开明纳谏的典制，恢复汉代议郎的制度，精选通达中外的人士，聚集在内廷，仔细审察机宜，详细考虑利弊，计议既定，下达各部施行。咨询谋划则策略没有遗漏，措施办理则统一。专制既不担心他们揽权，也不担心他们狭隘牵制。几年之间，百废俱兴。舍弃良法而不实行，只是做喝热汤后吹冷菜的举动。以前用来束缚别人的，现在正好足以束缚自己。像这样而想要求得治安，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

第二条是久任，安定其土地，熟悉其人民，了解其风俗，扰乱其人情，察知其好恶，辨别其土宜，权衡其利害，规划多年，然后才能做一件事。然而又不是早行而没有效验的。张纲振目，染濡淫浸，有的实行几年就见效，有的实行十年才见效，有的实行几十年后才见效。所以吴佑担任胶东相，九年才上报政绩；杜诗担任南阳太守，十年才形成教化。如果催促时日，计算更调，那么即使是像司、理仲、路洛、赋龚遂、文文翁那样治理郡县，也将束手俯颈，无法展现自己。何况以此要求俗吏见效呢？汉宣帝说：“守令，是吏民的根本。频繁变更则下级不安，百姓知道他们将长久任职而不可欺骗，网也，于是服从其教化。”所以汉朝郡县都长久任职，其中有才能出众的，用玺书褒奖，累加秩级至九卿，最终也不更换职位。汉朝循吏背相望，固然由于人才兴盛，也是因为上级能尽其用。北魏太和年间，才开始以六年为限；后唐则缩短为二十五月；宋朝则定为三年，实行至今。又多有摄署，变更急促，不到几个月，刚经营一件事，却忽然调往其他郡县，那么其他人继任，将改变之前的作为。刚治理一职，却檄文调往其他部门，那么“五日京兆”，因不熟练而推诿败坏。况且铁路未通，道路遥远，赴任的期限，动辄超过时月，还没来得及布置，又再次调动。除非是上圣，谁能超越教化呢？古代的封建，分土子民，亲近爱国人，如同治理家事，所以废兴坠举，土地开辟百姓治理，封建容易而郡县难。只有久任的制度，还存有封建的遗意。如果迁移仓促，官如驿舍过客，即使有才能，谁能治理驿舍之事呢？难者说：长久占据专城，势必骄横放肆，唐朝的藩镇，就是已发生的事。回答说：引线的差异，〇其起点；摄引的率，〇其重心。唐朝以武力之臣授予大郡，私握兵权，世代子孙，重心已偏，所以摄引不能及。现在治理仅百里，兵权不属于，十余年外即可迁调，即使有桀骜，怎能专肆？况且古代的吏治，担心其专断；现在的吏治，担心其分散。古代的吏治，担心其擅权；现在的吏治，担心其推诿。制度不同形势特殊，专断确实不是所担心的。现在还借口唐藩，说久任不如时常更换，那么为什么不引用汉朝前事而观看呢？

这三条实行了，然而佐理无人，那么事情仍然坠落而不举，治理仍然阻隔而不达。西方国家新相登朝，则各部之长都必须更换，听任自己选择，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指，令下流水，不担心阻捍，所以意无不行，事无不举。汉朝三公都有曹掾，开合辟士，妙选英贤，所以汉朝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都有僚属，别驾、治中、功曹

译主簿等职，都是由州长官自行征辟任命，俸禄统一为百石。王涣征辟仇览担任主簿，宗资任命范滂担任功曹，周景延请陈蕃担任别驾，成瑨任命张牧担任贼曹，他们诚心委任，放手让下属处理政务，因此都取得了非凡的政绩。魏晋以后，仍然沿袭这一制度。北齐政治败坏，奸佞幸臣侵夺官权，州官才开始任用胥吏。隋唐时期，判官、推官虽然需要奏报朝廷，但仍然是由长官自行征召。后世担心长官任用私人，于是所有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吏部选拔，中央的阁部司员都通过抽签决定，只供起草文书、签署盖章之用，并不能依靠他们辅佐政务。外地的县丞及佐杂官，都通过捐纳获得，无非是市井中最无赖的人，并不能增加对长官的辅佐。智慧有不够的地方，才能有不周全之处，既然独自处理政务已经无法治理好，何况文书堆积数尺高，足以遮住身体，过去的案例和惯例，并非都能熟悉，因此不得不将事务委托给胥吏。胥吏本来就是天下的狡猾蛀虫。《诗经》说：“与老师朋友相处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与奴仆厮役相处的人会灭亡。”所交往的都是无赖和狡猾的蛀虫，却还想以此求得治理，这不是左手写字右手休息那样荒谬吗？现在的对策，应当效法汉代制度，中央的宰相部官，外地的督抚县令，允许他们征辟人才，设置品级幕府，储备人才以辅助政治。至于胥吏，就像是树木中的大蛀虫。一个衙门中，书吏有上百人，阻隔上下沟通，压制冤屈痛苦，勒索诉讼费用，比虎狼还厉害，而且他们熟悉旧例，借此要挟，虽然知道他们的危害，却不敢拿他们怎么样。蛀虫不除去，树木一定不茂盛。除去蛀虫的方法，应当用士人来替代他们。萧何主管刀笔文书，朱震担任从事，缪肜担任主簿，省署的文书工作，督促簿册役使，都任用名贤亲自处理，所以上面能够弘扬清明的教化，下面能够疏通郁结停滞的事务。州县官员不熟悉吏务，一举一动都依赖胥吏，胥吏因此抓住他们的急需而操纵是非，这就像让羊去放牧狼一样。唐代士人刚考中科举或尚未做官的，都到藩镇幕府任职，金朝设置主事，也是让落第的举人担任，这是远师古意，让士人中考试落第的人担任吏职，优待他们的礼节，使他们可以出身做官，其中有才能出众的，提拔为部曹官员，上面重视，人们自然乐于从事，这样上面有僚属的谋议，下面依靠良吏的奔走，治理百姓的官员就可以不劳而治了。不这样做，反而听任他们阻塞蒙蔽，任由他们蛀蚀败坏，不查清病根，却一天天责备他们办事迟缓，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奇怪吗！

译至于奔走于各官府之间，激励豪杰之士，那么资历资历本来就不是获取人才的方法。有人说：“后来者居上”，汲黯用堆积柴薪来讽喻这种积弊；宋代大臣李沆也说：“不任用年轻好动的人，难道不是以资历来治理国家吗？”我说：“资历的说法，可以治理常态下的天下，不可以治理需要应变的天下；可以治理统一的大一统天下，不可以治理多国并立的天下。闭关自守、因循守业，不需要人才，一两个老成持重的人足以供驱使，年轻杰出的人可以让他们消磨才华以留给子孙。”如今事变紧急，强邻逼近，压抑已久，人才凋敝。用厚重的礼遇去寻求，用温和的言辞去号召，仍然无人响应；早上选拔杰出者，晚上委以政事，仍然力不从心。却又用品级官阶来限制他们，把他们投闲置散，一旦有紧急情况，谁肯奔赴？况且要举大事，任大政，兴大利，必须依靠那些精明卓越、侃侃而谈不被众议所震慑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锐气可用、才力足以担当大事吗？如果用科举来困窘他们，用低微的官职来屈辱他们，用奔走劳碌来挫伤他们，用岁月来消磨他们，那么他们壮年时的雄才伟略和所谓精明卓越、不被众议所震慑的锐气，都已经被摧残扫荡殆尽。即使有魁伟磊落的长者，忧国如家，也将蹉跎于仕途，白发苍苍仍滞留郎署；侥幸得以进入中枢要职，也已经昏聩颓废，驽钝不堪。唉！让他们的才华衰老，才华就败坏了；让他们习惯于事务，事务就荒废了。下面的人固然困窘，上面的人又依靠什么呢？况且英明的君主，号称能够网罗天下英才的，难道不是因为爵位赏赐由我掌握，足以驱使他们、操纵他们吗？汉武帝从奴仆中提拔霍光、金日磾，从平民中起用卫青、霍去病，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把兵权授予他们，因此能够剪除强大的匈奴，辅佐安定的治理。明太祖用人不拘一格，一言符合旨意，立刻晋升显贵。萧滋以贡生身份成为大学士，曾敏以监生身份成为尚书，所以士人都感念国士的知遇，奋不顾身地追求利禄。如今爵位俸禄并不缺乏尊荣，神州大地的杰出人才也不缺乏。然而受限于官阶，按部就班地晋升，得以获得崇高官秩，就说：“这是靠日积月累，不是皇上特别提拔我。”得以担任高官，就说：“这是按成例，不是皇上能了解我。”如果得以长寿富贵，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谁还会感激图报，不惜国士之身来拯救众人的困境呢？古代官阶简单，多次迁升就可以到达公卿之位，所以汉朝的车千秋起家于大红胪，几个月就当了丞相；后汉的黄琼以议郎身份四次迁升就到司空。沿袭到明代，官品还少，编修、检讨三个阶位就可以成为大官。学士以资历论，还不太有害。如今官级繁多细密，迁转难以进入，做翰林几十次迁升，才达到卿贰之位；外放做县令，几十年也达不到督抚之位。即使有曾参、史鳅的美德，管仲、诸葛亮的奇才，也将低头遵循资历惯例，无法自达；而庸才下品，反而因为年资深久，明显优先任用。这就是那些杰出之士，所以掉头离去、背离朝廷而不顾的原因。过去崔亮创立停年制，不问贤愚，只按资历限制，人才沦丧败坏，北魏于是灭亡。魏的灭亡是这样，汉的兴起是那样。由此谈论，究竟谁利谁害，谁得谁失呢？《诗经》说：“周王长寿，怎能不造就人才。”苏轼说：“能任用有智名勇功的人，国家就治理好。”所以要想振兴国势，必须造就人才；要想造就人才，必须打破资历限制，听任他们上书应试，行事广泛咨询，普遍提拔。果然有才能出众的，立刻授予大官。这样，那么有智名勇功的人，难道有不聚集在京城，奋身图报的吗？人才既然得到了，还担忧事情治理不好吗？由弱变强，由危变安，由乱变治，一转念之间，人才聚集，事情成就。又有什么忌惮而长久不做的呢？

况且皇上明诏大号，目光炯炯地督促告诫臣下，难道不是说：洁身自好遵守法度，不要窥探我的利益，不要侵吞掠夺我的百姓吗？然而上面以廉洁要求，下面以贪婪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给人生的，才能得到人的死力；赡养人家的，才能得到人的身心。给予微薄而要求厚重，不是从臣下那里得到廉洁的方法。中国官吏数以千计，攀附营私，盘剥百姓，贿赂盛行，因循而不觉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罢了，考虑的不是品行。更严重的是，欺骗皇上并从中获利，侵蚀国家财政，克扣军饷，卖官鬻爵谋取差事，比较揣度肥缺瘦缺。君主有急难，趁机牟利，可以说是没有品行道义中最恶劣的了。然而沿袭成为惯例，视为理所当然，那些佼佼者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反而被看作怪异的行为。上自督抚，下至县令，因贪墨败坏的人十常八九。至于京官的炭敬，部员的印结，本来公开谈论不忌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说的。即使号称贤能的人，也坦然接受，没有人非议。然而用国法来衡量，用古义来对照，是污邪呢？还是廉洁呢？不是古人所说的簠簋不饬吗？唉！捐弃廉洁，抛弃羞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等头颅脚趾，这等呼吸，难道他们的本性就与众不同吗？那么上面引导他们的，不合道理啊。古代劝勉士人，首要在于厚禄，圭田的制度，孟子详细论述过，平民做官，俸禄足以代替耕作，法律非常良好。汉代以石为俸禄，有定制，宣帝采纳张敞、萧望之的建议，增加天下官吏的俸禄十分

译五。后汉建武年间，又增加了官员的俸禄，所以官员家中没有牵累，人人怀有自我勉励之心。降及隋唐时期，制定的俸禄依然优厚。宋代无论是阶品、官职、封勋还是差遣，都有俸禄，除了正俸、职钱、公用钱、职田之外，还有衣粮、餐钱，又设立祠禄来优待退休的老臣，用丰厚的恩赏来优待贤能之人。自秦朝以来，宋代发放的俸禄最为优厚，因此真宗、仁宗在位时，名臣辈出，清廉高洁，治理政务的官吏，循良之人相继而至。明朝官员的俸禄却很微薄，一品大员的俸禄不到一百石，而且本色（实物）和折色（折现）实际得到的很少。起初用宝钞折抵米粮，十贯宝钞抵一石米，那么一石米的俸禄仅值二三十文钱。成化年间，宝钞已经极其贬值，一贯宝钞仅值二三文钱。接着又用布匹折抵宝钞，一匹布抵二百贯宝钞，那么一石米的俸禄仅值十四五文钱。一匹布也仅值二三百文钱。俸禄之微薄，古代所未有。《管子》说：“粮仓充实，人们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人们才知道荣辱。”自身尚且不能供养，却要求他洁身自好、坚守正道，怎么可能做到呢？我朝兴起，沿袭明朝的弊制，大学士这样尊贵的俸禄，只有二百五十两银子，二百五十斛米，家中连九个人的口粮都不够，比不上周朝的上农，俸禄没有一百石的收入，比不上汉朝的小吏。雍正七年才开始增加养廉银，然而中国礼仪繁复，费用巨大，长官耗费在随从仆役身上，下级官员窘迫于供应上级，这点微薄的数目远远不够。况且遇到庆典、军役还要扣减折抵，太仓里的俸禄米粮腐烂发霉不能食用，名义上是高官，实际上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以此要求他们耿介廉洁，即使前面用鞭子驱赶，后面用斧锯威胁，尚且做不到，却妄图澄清吏治吗？西方国家任命官员，分工很少，给予的俸禄非常优厚，另外提供公费以供应酬。土耳其这样荒芜破败的国家，宰相每月的俸禄尚且有一千八百磅，巡捕等下级役员的工钱也有每月几十两银子。如果有超越法理、收受贿赂的行为，必定给予严厉惩罚，因此事情没有陋规，物品没有官价，人们懂得自爱，以犯赃污为耻。验证中外情况，考察古今历史，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人情没有不思念家庭、顾念妻儿的，毁家纾难、报效国家，这样的高尚节操不可以强求于人。上级不给予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他们的家庭，他们必定私下从下级那里索取来供养自己，与其让下级索取来侵害百姓，何不由上级给予来勉励官吏？与其私下索取来败坏公事，何不公开给予来禁止私取？吝惜这点小费用，却滋生了大祸患，没见这种计策是得当的。衡量职位的轻重，加重俸禄，缓解他们的窘迫，激励他们的廉洁，那么士人必定争相自我磨砺，约束自身投身于治理。如果担心国库空虚，费用无处筹措，那么冗杂滥设的官员数以千百计，裁减那些虚耗经费的人员，合并他们的定额俸禄，一举手之间，粮饷费用就充裕了。古语说：“端正根本，万事就治理好了。”想要端正根本，何不在这方面多加用心呢！

译其根本已经端正，然而如果不澄清其支流，仕途依然混杂。澄清仕途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停止捐纳，二是严格保举。古代国家有大庆典，赐给百姓爵位等级，是与民同乐，并非为了贪图利益。晁错开始提出纳粟拜爵的说法，认为爵位至上，可以随意出口，没有穷尽。捐纳制度的开启，于是成了乱政的开端。名器和爵位怎么可以假借给别人呢？然而如果只是给予虚爵，还不至于成为弊病。桓帝、灵帝时期，连实职官位都公开售卖，吏治腐败污秽，最终导致汉朝社稷倾覆。这确实是败坏的政治和失德的举措，足以使人亡家亡国。然而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权宜之计，于是那些善于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人，把朝廷当作市场。起初只是售卖虚衔，逐渐发展到售卖实缺，再逐渐发展到售卖监司职位，甚至发展到售卖科举功名。那些藏匿逃亡的仆役、市井无赖之人，都从中获取了利益，手握符节、身佩印绶，洋洋得意地与士大夫并列。他们出粮纳钱，乘坐驿站车马巡视郡县，这正是贾谊所说的无行径之最恶劣者。人们习惯于知道那些手握符节、身佩印绶的人，我也可以得到这个。于是轻视官吏，于是轻慢朝廷，于是鄙视功名而玷污爵禄。爵位不足以劝勉人，官吏不足以治理事，像这样还能治理国家吗？况且清流的士人，羞于与樊哙同列，都自我隐藏，不承担国家事务，而民生大计以及兴利除弊的新政，于是都托付给逃亡无赖之手。唉，这与汉朝末年的情形相差多少呢？再说捐纳的说法，原本说是资助款项以救济国家用度。元代捐纳一个县丞的衔头，还需要十五万石粮食，仍然如此贵重，国家还有所得。现在则像烂羊侯尉那样，贱如狗。捐纳一个监司职位，不到万金，这对国家用度几乎没有丝毫帮助。实行这种败坏的政治，即使获得丰厚的收益，也已经败坏了朝政而伤害了国家体统，何况坐受大害而只得到这百数十万的数目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二十六万矿产之富，冠绝全球。如果真的能开矿垦荒，种植畜牧，国家用度百倍还有余裕。却抛弃这巨大的利益，蹈入这种败坏的举措，这确实不可理解，是没有策略到了极点。至于以人才侍奉君主，本来是臣子的公义，古今的盛事。管仲推荐鲍叔牙为上卿，萧何推荐曹参为丞相，齐国于是称霸，汉朝于是安定。现在的保举，却成了弊端的渊薮，不是遵循旧例就是延揽私人，巧宦钻营，真才被压抑。所以边疆大臣和大吏每年都有推荐，然而名单累牍，从未有一个奇才。甚至有人通过谄媚或贿赂来谋取，如果不是这几类人，不能上报。对上欺骗君主，对中败坏官常，对下压抑士气，弊端具在。有识之士都有天性，却谋划人家国，像这样奸诈谬误！现在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属官治理内部，见闻并没有隔绝。因此应该严厉要求大臣，精心选拔英俊之才，各自推荐所知之人，推荐不当，追究举主的罪责。淘汰平庸之辈而显扬宝鼎，退下驽马而招致千里马，或许爵赏就不会滥发，而国家可以得到任用人才的实效。事情非常容易实行，效果非常容易显现，却还害怕更改，这就像珍馐摆在面前，却害怕举箸，而每天呼号寻求疗饥的方法，怎么可能得到呢！

这几项，全部举出宏大的纲领，彻底疏通郁结，以通达牵制，以消除才干之弊，以展现芜杂之治，以清除魁桀之患，以达成大的目标，就可以了。然而既然革除了旧弊，应该增加善制。善制的要点，首先是商部。中国洋货内流，每年漏损千万，工艺粗糙，皇上不过问，茶丝的利益，日益衰减。西方国家商务设立专门部门，商会力量不足，国家帮助推行，专心经营，所以能墟印度而削弱我们中国。现在应该另设一个部门，由专门官员掌管，集合众人讲求助民推广，或许能振兴我们断绝的产业，堵塞漏洞。其次是农部。西方国家民间有农会，国家有农院，选择种子考察土壤，灌溉栽培播种收割，都用新方法，国家督促，农官考核，蚕务公会研究饲养，检验瘟病，以至于种植畜牧，都由农部掌管，以完善其事。所以欧洲农田的价值，每年计算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英国棉花的税，每年收入一千二百万金磅，俄国西伯利亚种植树木的利益，每年数百万，而美国养蜂的收入，且抵旧金山的金矿。有农部来督促考核，所以利益尽取而事情举成。中国肥沃的土地，以欧洲新方法所产推算，每县每年可增加银七十五万。如果真的能特设专门部门，训导百姓务农，讲究新方法，不到十年，财富甲于各国了，哪里还担心贫穷呢？第三是学部。西方国家大小学校各种学堂，遍布国内，设立部门管理，识字的百姓十得八九，著书的数量每年两万。中国人很少读书，粗野如苗猺，识字的百姓百不得十。不是百姓的智慧在西方便聪明在中国便愚笨，而是上面不设立学校来开启他们的智慧。多设立学堂，另创学部，专门官员任职，加重其责任，像这样而百姓智慧不开启，大概是没有的。像这样，增减得当，利益举成弊端革除，立法美善，中等人的本性可以贤良，中等人的资质可以智慧，中等人的力量可以成才，以此推行新政，什么政事不能举成？以此兴办新法，什么法令不能张行？却还小心翼翼地担心事情不能治理吗？说：事情重大，不容易承担。说：变法的根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日本的强大，确实基于此。古语说：非常之原，黎民惧焉。衰败不振，害怕什么？汉朝有举荐的容易，也反掌若，还震慑其

译面对艰巨的任务，却害怕进行变革，只是姑且模仿实行一两条西方的方法，委任一两个西方人，轻率地自以为得计，难怪一点好处还没见到，各种弊端便纷纷出现，千疮百孔，反而给守旧派提供了借口呢？

译论官制

上古时代的事情，君主不独自尊贵，臣子不独自卑贱，士人不独自高贵，吏员不独自低贱。臣子不独自卑贱，所以职事专一而法令简约。吏员不独自低贱，所以懂得自我珍重而畏惧犯法。吏员为什么懂得自我珍重而畏惧犯法呢？回答说：上古时代有士人的学问而没有吏员的学问，其次则有士人的学问，也有吏员的学问，那么士人就稍微尊贵，吏员就稍微低贱了。末世的事情，既没有士人的学问，也没有吏员的学问。士人的学问，是什么？是百姓中的士人修习他们的专业。因此，士人修习士人的专业，农人修习农人的专业，工匠修习工匠的专业，商人修习商人的专业，擅长文辞辩说的人修习文辞辩说的专业，勇武的人修习勇武的专业，熟记日月星辰名氏的人修习天文的专业，熟记山林坟衍原隰名氏的人修习地理的专业。擅长士人专业的人担任士师，擅长农业的人担任农师，擅长工商的人担任工商师，擅长文辞辩说和勇武的人担任文辞辩说和勇武师，擅长日月星辰和山林原隰的人担任天师和地师。士师中最优秀的人，担任士长，其次的人担任士长的属官，再次的人担任士吏。农师中最优秀的人，担任农长，其次的人担任农长的属官，再次的人担任吏。工商师中最优秀的人，担任工商长，其次的人担任其长的属官，再次的人担任吏。文辞辩说和勇武师中最优秀的人，担任文辞辩说和勇武长，其次的人担任其长的属官，再次的人担任吏天地师中最优秀的人，担任其长，其次的人担任其属官，再次的人担任吏。士长退位后，由他的属官代替，其次由他的吏员中最能干的人代替，直到升任为长。农吏、工商吏、文辞辩说和勇武吏、天地之吏，也是如此。因此，学习士、农、工商、文辞辩说、勇武、天地专业的人，能够治理他们的官职，能够饮食教诲他们的吏员。因此，长终其士人的职事，属官终其士人的职事，吏员终其士人的职事。因此，做吏员的人，不欺骗他的长官以危害治理，不欺骗他的长官以触犯法令，不欺骗他的长官以损害名声，不欺骗他的长官以伤害感情。中古时代的事情，则有吏员的学问了。从事士人专业的人，居住在党庠、州术、国学，就卓越出众，穿戴六艺的服饰，通晓经纬之道，称他们为儒。侯伯将他们进贡给天子，在司马那里考核，论定他们如果智慧能胜任一个官职，品行能比肩一个乡里，就先让他们试任吏职，给予庶人在官的俸禄，或者终身任职，以此确立他们的身份，以此作为他们子孙的姓氏。所以说：“不贤能的人只识小事，没有谁不具备文武之道。”又说：“笾豆之类的事，自有主管的官员。”这是说吏员的学问。末世的事情，吏员越发积累轻贱，士人越发积累尊贵。士人的学问荒废就崇尚虚文而政事衰微，吏员的学问分裂就凭借他们刀笔筐箧簿书期会的才能，捋起袖子谈论治理，作奸犯科。毫无顾忌，士大夫越发看不起吏员，权力也越发扩张。于是有以宰相、督抚、常侍这样重臣的身份，面对九州倒悬、穷变通久之大计的局势，却受制于吏胥之手。章奏不必关乎治体，但必不可不符合部例；措施不必裨益世局，但必不可不缴纳部费。不说是功令，就说是则例；不说是成宪，就说是家法。至于那些在河工、盐漕、仓储、军械中孕育孵化，在州县府厅的治理中磨牙吮血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人了。现在在外，从州县到府道，再到督抚；在内，六部司官、堂官，官员越发尊贵，事务越发文书日积，熟悉案例，没有谁比吏员更擅长。如果确实不可省去，那么不如全部用士人替换他们。士吏贵贱不悬殊，而一切使他们出于学问。因此，治理州县的吏员，不如恢复乡官；治理部寺的吏员，不如设立幕职。况且我听说，世人忧虑吏员有说法：忧虑外吏的人说，治理官员的官员多，那么吏员越发得计。州县不足以信任，就信任监司；监司不足以信任，就信任按察、布政；还不足以信任，就信任督抚。又不能一概信任而两制之有事，必定用公文书传达，不合则反而委托给州县。所以州县的事务，得到府道数倍，得到按察、布政又数倍，得到督抚又数倍。以一人承担数十倍的事务，不能自己治理文书，就由吏员治理；而吏员接受它，吏员越发狡猾。所以多官，是吏员的利益。忧虑内吏的人说，天子亲自揽理万机，一切取裁于上。逐渐摩�既久，臣子的事稍显懈怠。百官拱手奉行，所以厌恶更张，厌恶综核。一旦有置建兴革，那么中饱侵蠹的吏员轰起交持之。所以职事不专，那么吏员养私交以把持公事；文法太严，那么吏员析轻重以出入名例。二弊不除，吏员且窟穴横。义之生，那么且嚣然日燔则例，革官制然后可以为治。虽然，这事体大，不是儒者所能私议的。

问理学的条流，可以说吗？回答说：《汉书·艺文志》引用刘向七科别九家，道家出自史官，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法家出自理官，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纵横家出自行人，杂家出自议官，农家出自农稷之官，小说家出自稗官，这是说吏学的区别。周官司寇三剌，讯吏，是说吏员作为法学者。太宰施典邦国，陈殷置辅，宴礼士旅食，尊两圜壶，旅酬在堂上，周的吏员并非非常低贱。王粲《儒吏论》认为先王广陈其教，使刀笔之吏服从雅训，竹帛之儒通晓文法，这是六艺的恩泽。汉代从事士人学问的不废弃吏学，贾谊、公

译孙宏、儿宽等人皆研习儒家学说，太史公称贾谊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公孙弘、儿宽以狱吏身份援引经义，汉武帝于是任命郡太守卒史，督责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文翁任蜀郡太守时，选拔郡县小吏跟随博士学习，东汉栾巴任桂阳太守时，让地位低微的官吏都学习诵读，并且专门用经术来考核官吏。然而汉代官吏学问中唯独法家最为兴盛，萧何、叔孙通增补法经，张汤、赵禹以狱吏身份入仕，增补律令，郭躬、陈宠父子世代研习法令，应劭撰写律本注疏，孙叔宣、郭令卿、郑玄、马融等各家，汉代律令注疏达数十万言，此后便衰落了。魏国卫觊上奏说：“刑罚是私人议论所轻视的，狱吏是选用时所看轻的，应当设置博士互相教授。”齐国孔稚珪上表说：“考察古代的名流多有法学，如今士人没有肯以此为业的，现在如果设置律学助教，依照五经的例子，国子监学生有想学习的，通过策试成绩优异者补授官职，或许士人就会劝勉仰慕。”崔祖恩说：“汉代研习律法有官职，子孙传承学业，如今廷尉律生却是令史门户，刑罚不能得当，原因就在于此，最终没有施行，于是吏学更加废弛了。”唐代九流百家之士都附属于各国学，教授他们经书，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各司令史考满者限定以经书考试，欧阳詹记载太学博士张公讲授《礼记》，法家、墨家、书数算家也各自从他的馆舍登阶而来。唐代国子司业掌管六学，其中第四种是律学，然而元和年间敕令曾任州府小吏者不得申报参加进士考试，刘晏于是说：“官吏没有爵禄，利重于名，那么他们的途径就更加被轻视了。”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开始任用士人担任司理判官，元代吏员尊贵，仕途可达台省，而明太祖禁止吏员应试，将其划在士流之外，虽然起初规定吏员、进士、荐举并用，后来禁令更加严厉。吏学自唐代而断绝，吏品自明代而断绝，而权势却更加严重了。当今西方国家的制度，还接近古代。大学设置法学科，学科分为四项：曰刑名，曰通商，曰纪纲（行政法），曰公法。自基层审判官等而上之，月审、季审、巡回审判、上议院审判等官，刑部大臣，皆由刑名专业晋升。未得仕者成为律师，或辅助官员听讼断案，或帮助百姓诉讼，都公开陈述。自巡捕官等而上之，至各地方长官，以及民部、内部总管府，都取自明晓纪纲法律的学者。自出使领事、税务、邮政、殖民地、外交部总办至大臣，多由明晓公法通商律者晋升。因此此科为士人出身的专门途径，士吏不分，而都通晓学问。所以知道自贵并非吏学昌明吗？当今制度，康熙年间有二甲、三甲拨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实际实习观政的规定。雍正年间有新进士派往各省藩司、臬司衙门学习的规定。乾隆年间有举人分部学习的规定。仁宗末年，督责各部任用文书吏员的弊端，戒谕更加严切。仰见本朝成法，将吏学作为当务之急。现在如果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设立小学堂。凡二甲、三甲及举人、贡生、监生赴选者，须进入大学堂若干年。各省学堂则以廪生、附生充任，选取本朝掌故之书，分门别类考究，严格考核测试，以评定其优劣，使大者受教小者知晓，黑白分明，这也是吏学的实事啊。

译询问乡职的设立，源于夏商周三代的遗制。《周礼》地官篇中，从州长以下，设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等职；从县正以下，设有鄙长、酇长、里宰、邻长等职。《管子》说：“挑选贤良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汉代的制度，将斗食、佐史等低秩定为小吏，设有亭长、三老、啬夫、游徼。《高帝纪》记载：“命令推举民间年五十以上，有德行修养，能率领众人行善的人，设置三老乡一人。”从乡三老中选拔为县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共同处理政务。后周苏绰的六条诏书，还保留有党正、族正、闾正、里正等职位。隋朝最终废除了这些职位。明代设立老人、粮长等职，于是这些人凭借官府势力，在民间肆虐，加倍征收粮食，甚至折算索取子女。乡职的弊端，与吏胥有何不同？雍正年间，鄂文端在议覆中提出：“州县不必设立乡官、副官。”奏章中说：“现在的州同、州判、县丞、县簿、巡检、吏典等官，就是汉代的三老、游徼之类。《唐书》所载县以下乡级的职位，就是现在的乡约、乡保、总甲、总练之类。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法度才能确立。如果州县长官得人，这些人可以辅助其不足之处；如果州县长官不得人，即使是贤能的乡官，也不能主持政务。如果遇到不肖的乡官，反而足以助长其恶行。至于衙役差票的危害，差票可以酌情裁减，衙役却难以彻底革除。说乡官的差遣委派，一定比州县长官的衙役好，谁相信这一定是事实呢？乡职绝对不可恢复。现在说恢复乡职来治理州县的吏员，道理何在？回答说：设立乡官，必须用本乡的举人、贡生、生员担任，那么一切钱粮、盗贼、诉讼、赌博、保甲等事务，都可以委任士人来治理。他们世代居住在当地，见闻熟悉，那么察识容易周全；出入于街巷邻里，情意相投，那么利害关系彼此了解；身处士人阶层，稍存廉耻之心，那么鄙陋之情较浅；事务关乎家乡，身家性命所系，那么应当顾忌舆论。即使有不肖的士人，武断专横，州县长官依法裁处，撤去其职务，详加革除其功名，既背负官府的谴责，又被乡里所抛弃，谁还愿意做这种事？明代的三老、粮长，大多是无赖子弟，是士人所不屑一提的，所以他们与书吏勾结蒙蔽作奸犯科，这不是士人的罪过。至于乡首的差遣委派，怎么会立刻等同于贪官污吏呢？请以西方政治来论述：英国县治，地方官除了敌司退克外，还有振恤官、保卫官、学校官、营造官、税务官，都由民众推举，以社会为分治单位。宽大的乡镇一个爬理司分为数个社，狭窄的乡镇合并数个爬理司为一个社，每个社各有五名官员，由民众推举进退，因为舆论监督，所以没有盘踞把持、贪赃枉法的事情；不掌管赋税，监督工程，所以没有横征暴敛的累赘；俸禄固定，应酬有公费，所以没有津贴亏空的担忧。刑官每月审讯，由选拔任命；每季审讯由民众推举。巡捕与刑官联合办事，部署按兵法编制，卒伍如同周礼中的司险守禁、司隶搏盗之类。薪俸优厚，约束更严，没听说他们扰害乡里，像蠹役那样危害严重。后魏太和年间，李冲请求设立乡长、里长等职位，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诏书说：“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同身体指挥手臂，然后口算平均，道义兴起，诉讼平息。”史书说立法之初，多称不便，事情既已施行，海内安定。那么事情被时论所阻碍的，古今有同样的忧患了。

询问汉代制度，郡国守相可以自行辟除吏员，公府掾属也辟除知名士人。唐代制度，各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者，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者自行选择。现在想要仿效汉唐之法而任用幕职，但是吏员积习卑贱，士人不屑就任，而且必须开辟仕途，然而士人本来不熟悉吏事，仍然要从狡诈的吏员那里获取文件。而且如果督抚部司增加门生、故吏、亲家、游客等数千百人的冗食，开启劣幕、狂生数千百人无名保举的冗食，而且不能白白得到，必然出于攀附钻营获取，士人更加无耻，吏事更加杂乱。近日大吏幕职以刑名文案为优越，凭借他们的狡诈，于是操纵州县事务，搜刮贿赂以肥己身家，树立党羽以通声气，其气焰更超出吏胥之上，幕职可以信任吗？回答说：幕职的设立，不只是汉唐的制度。《周官》太宰、内史都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举荐贤才诏令行事，这是幕职的意思。现在严格选拔，必须出自学堂，才识过人，多次考试高等者才给予征辟，那么滥竽充数就少了。试任数年，根据功绩勤勉作为仕进阶梯，大吏保举不实者有惩罚，那么失察保举就少了。那些士人，既然在学堂历经过校试，出身之初，声名为重，开辟其功名之路，关闭其滑避之径，没有以猾吏的奸赃自污的。现在幕职中狡诈的人，一定不是学堂之士，可以知道了。现在泰西的制度，各署长官都能自行举荐其属员，从最卑下的秩位可以提拔至属吏首领，有才能建言属于地方有司的，内部可以举荐为刑政官之长；属于疆吏的，藩部可以举荐为吏之长；属于使职的，外部可以举荐为总关、税务及公使，其余各部也是如此。志向坚定，职任专一，所以能守公奉

译这是法度。那么，说幕职制度可以在西边施行，却不能在中原施行；可以在古代施行，却不能在今天施行。那么，难道古代的士人都是贤能的，而中原今天的士人都是不贤的吗？我不敢相信。

译日本职官志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世间的儒者议论《周官》，有的认为真实，有的认为伪托，争论纷纭，如同聚集诉讼一般。其中诋毁它最有力的人说：‘刘歆为了讨好王莽，苏绰为了扰乱北周，王安石为了误导北宋。’仿佛周代的六典，如果沿袭它的学说，必定会留下祸乱的阶梯。王莽矫揉造作，侮辱圣人，蔑视经典，不值得议论。宇文氏只是借用《周官》的官职名称，来粉饰治理的工具罢了，与国家的治乱没有关系。至于王安石在北宋积弱之后，慷慨激昂地想要用富强的方法来拯救国家，又担心富强的学说被儒者排斥攻击，于是附会经义，来堵住儒者的口。他误导北宋，是借《周礼》来坚定他的学说，并不是相信《周礼》而想要实行它的道理。然而世间的议论者纷纷指责，把箭矢都射向经典了。宋代的欧阳修，号称懂得治理体制，他议论《周礼》说：‘六官所属见于经文的有五万余人，而里巷县鄙的长官，军师卒伍的徒众，仍然不包括在内。王畿千里之地，田地有多少井，容纳百姓有多少家？王官王族的国邑有多少数目？百姓的贡赋有多少？而又容纳五万余人在其中，这些人不耕种却领取俸禄，将用什么来供给他们？’于是怀疑它设置官职如此繁多。有人引申他的说法，又说《周礼》列举市门、关山、林川泽所有的鸟兽鱼草木玉石一切货物之类，没有不设置严厉禁令，而全部征收的。进入市场有税，进入城门有税，进入关卡有税，躲避而不进入的，就没收其产地所产之物，又由官吏掌管按时缴纳。这就是上天所生，大地所长，人所养育的，都归入朝廷，不给予百姓一丝一毫的利益。即使是王莽的暴虐，恐怕他的力量也不能完全像书中记载的那样，来彻底实行这些残害百姓的事情，于是又怀疑它的赋税如此沉重。然而以我观察西方各国，它们设置官职的繁多，赋税的沉重，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它们的国家号称太平治理，是因为举一国的财力治理一国的政务，仍然散给一国的百姓，所以上面没有壅积的财富，国家没有废弃的政务，而百姓也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那么一切货物的税收，就是用来供养这五万余人的。由此知道《周礼》本来不容怀疑。西方自从罗马统一以来，两千多年，具有根本和枝节，它们设置官职建立政令，未必完全本于《周礼》，而它们的官职没有清浊的分别，没有内外的区别，没有文武的差异，它们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其细微详尽，无所不到，竟然完全同于《周礼》，乃至像〇人掌管金锡，林衡掌管材木，匡人、撢人传达并诵说王意，这些秦汉以后没有的官职，也与《周礼》符合，多么奇特啊！朱熹说《周官》如一桶水，点滴不漏。综合它的整体，考察它的条目，而圣人制作的精妙意旨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执持那些为了便利自己私欲的说法来误导，而责备《周礼》，《周礼》是不承担这个过错的。唉！圣人制作的精妙，后世沿袭它的一两句来造成误导，或者就诋毁为渎乱不经的书，斥为六国阴谋的学说。古人有言：‘礼制失传就向民间寻求’，那么为什么不举西方的政体来验证一下它的得失呢？日本设置官职，起初仿效《唐六典》，维新之后，大多仿效西方。现在特别详细记载，来向议论者求证。作《职官志》。”

古议院考

梁启超

问西方各国为什么强大？回答说：议院啊！议院啊！问设立议院，它的意图在哪里？回答说：君权与民权结合，那么情意容易沟通；议法与行法分开，那么事情容易成功。这两者就强大了。问您谈论西方政治，必定推究根本于古代，以求得它们的相同之处，请问议院在古代有证据吗？回答说：效法先王的人，效法的是他的意图。议院的名称，古代虽然没有，但它的意图则在于古代哲王所依靠来均衡天下的东西。《易经》说：“上下相交，就是泰；上下不相交，就是否。”《尚书》说：“咨询谋划，大家同意”，又说：“谋划及于卿士，谋划及于庶人。”《周官》说：“咨询事务的朝会，小司寇掌管它的政令，召集万人来咨询：一是咨询国家危险，二是咨询国家迁都，三是咨询确立君主。”用众人的力量辅助意志而遮蔽谋虑。《礼记》说：“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又说：“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欢的，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降临到自己身上。《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国人都说不可，然后考察他；国人都说可杀，然后杀他。”《洪范》中的卿士，《孟子》中的诸大夫，是上议院；《洪范》中的庶人，《孟子》中的国人，是下议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咨询？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相交？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看见百姓的喜好和厌恶？所以虽然没有议院的名称，但有它的实质。汉代制度中议员的职责有三：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通典》说：谏大夫掌管议论，没有固定的员额，多时达到数十人。《汉旧仪》说：博士，国家有疑难事情就承受询问，有大事就

译与中二千石官员共同商议。《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我恭敬地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及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和博士臣安等人商议如下。”又记载：“臣青翟等人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和博士臣庆等人商议如下。”又记载：“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人伏地听闻如下。”又记载：“我恭敬地与中二千石及二千石、谏大夫和博士臣庆等人冒死请求如下。”《儒林传》记载：“恭敬地与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议如下。”〇汉代遇到事务，没有不与谏大夫、博士共同商议的，而博士尤其重要，每次呈上一项议案，必定列出他们的官职并且列出他们的姓名。《史记》《汉书》中大多没有详细征引。〇博士实际上是议员的常规职务。中古以后，博士大多加授给事中，进入中朝，担任顾问，被称为心腹，由皇帝裁决疑难。《汉官解诂》说：议郎不隶属于具体部门，不值班处理日常事务，国家遇到重大政事、重大案件、重大礼仪，就与中二千石、博士共同商议。既然说人数多达数十人，那么其人数与西方国家相同；说他们不隶属部门、不值班，那么其职务与西方国家相同；国家有大事，才接受询问共同商议，那么其开议院的惯例与西方国家相同。有的由皇帝诏书征召，《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在孝文帝时被征召为博士；有的由大臣举荐，《汉书·孝成本纪》记载阳朔二年诏令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共同举荐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那么其举荐人员的惯例也与西方国家相同。虽然法律的精密程度有所不及，但规模条理已经具备。《史记·叔孙通传》记载：秦二世时，陈涉反叛，召集博士与公卿共同商议。那么博士主持议论的制度，并不始于汉代。《盐铁论》说：齐宣王褒扬儒学尊重学术，孟轲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家大事，〇这也与议郎的不隶属部门、不值班相同。那么国家设有议论之官的制度，又不始于秦、齐。秦、汉是近期崇尚武力征伐的国家，这种良好的制度美好的意图，难道能特别创造？〇必定是接受了三代明王的遗制。《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都不高兴，这是上议院的公共案例。周厉王无道，国人将他流放到彘地，这是下议院的公共案例。郑国人到乡校游玩，议论执政者，子产不禁止。汉昭帝始元六年，诏令公卿询问贤良文学百姓所痛恨疾苦的事，于是以盐铁之事相互争议，辩论数万言，其后终于因此罢免盐铁专营。这虽然不是国家特别设立的议员，但也暗中允许行使他们的权力。至于汉代官制的制度，丞相有议曹，见于《翟方进传》；大司马有议曹，见于《匡衡传》；车骑将军有议曹史،见于《匡衡传》；行军有军正议郎،见于《卫青传》。其制度尚足以补充西方法律所未能涉及的。又郡国都有议曹、门下议史，见于《北海相景君碑阴》；议曹、议�史，见于《仓颉庙碑阴》，大多没有详细记载。《汉书·朱博传》说：朱博不喜欢儒生，所到之处就撤去议曹，说：“难道可以再用谋曹吗？”这说明此前各郡都有议曹了。西方国家每个邦国（指合盟国的各邦），每个城市都有议会，也是这个意思。问古代议院的消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回答说：议院是祸害百姓的人最不利的。像朱博这类人，悍然以败坏古代制度为事的，〇不知有多少人了。问今天想要使中国强大，没有什么比恢复议院更紧迫的了，回答说：“不是这样。凡是国家，必定是风气已经开通，文学已经兴盛，民智已经形成，才可以设立议院。今天开设议院，是取乱之道。所以强国以议院为根本，议院以学校为根本。”

译德国议院章程序

徐建寅

〇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获得民众的支持。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所以孔子说，人情是圣人的田地，意思是治理的道理由此产生。因此，时运的坏与好，事务的减与增，万物变化的关键，必定取决于人情。民情有通达与阻塞，所以时运有好坏；民情有深厚与浅薄，所以事务有增减。能通达天下民情的，没有比圣人更明智的；能穷尽圣人内心的，没有比《易经》更深刻的。《易经》描绘卦象，乾在下坤在上称为泰卦，坤在下乾在上称为否卦。其取象意义，减损上级以增益下级称为益卦，减损下级以增益上级称为损卦。乾代表天代表君主，坤代表地代表臣子。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违背常理，反而称为泰卦，是因为上下相交的缘故。君在上而臣在下，道义顺畅，反而称为否卦，是因为上下不交的缘故。阴阳之气不交，万物就不能生长；上下之情不交，各国就不能和睦。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然后一年的农事才能完成；君主的恩泽下流，臣子的忠诚上达，然后治理的道理才能确立。损益的道理，也是由此产生的。上级约束自己而宽待下级，人们必定喜悦并侍奉上级，这难道不叫增益吗？上级轻视他人而放纵自己，人们必定怨恨并背叛上级，这难道不叫减损吗？那么上下相交就通达，不交就闭塞。自我减损的人别人会增益他，自我增益的人别人会减损他。获得民情，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所以把君主比喻为船，把人民比喻为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船就是君主的治国之道，水就是民众的人情。船顺应水的规律才能浮起，违背就会沉没；君主得到民众的人情才能稳固，失去就会危险。正因为上下之间的隔阂非常深远，民情的趋向非常杂乱，想要它们相交而通达，不也很难吗？〇不咨询舆论，广泛采集国民的意见，就无法收到广泛咨询、集思广益的效果。因此，上至国家政务，下至民间事务，都必须集合众人会议，以期同心同德，才可以制定并施行。然而聚集多人，心志杂乱，难免发言充满厅堂，无法做出决断。在路边商量建房，无法达成一致；甚至有人闭口不言，互相推诿，随大流附和，退下后又说闲话，徒有会议的名声，却没有会议的实效。我曾在闲暇时考察古史，验证时事，深思并探究，最终没有找到要领。所以在处理公务的闲暇，前往考察德国议院，知道它完全没有这些弊端，心里暗自惊奇。于是广泛查阅西方书籍，找到这本书，看到它的章程精密，条理井然，可以通达民情，可以沟通上下。古训所说的“多次占卜取多数意见，善于平均取众人意见”，将在这里体现。因此翻译并交给印刷厂，姑且作为采风问俗的参考。特写几句话放在各篇之首，以记录大概内容。

开储材馆议

王觉任

治理国家的第一要义，没有不说是寻求人才的。不必再叙述广泛寻求贤才，君王多有吉祥之人的说法了。但方法也不同。在守成的时代，天下太平，清静无为，想要安定天下人心。宋代宰相李沆说：“我在宰相职位上，没有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不用年轻新进、喜欢惹事的人。”所以用诗文书法来考试士人，这些是无用的工具，给予他们辞藻华丽的仕途，而不必要求他们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用人依据年资资格，这是老朽的方法，积累到卿贰师尹的高位，而不必要求他们经天纬地治理国家。在这个时候，与民休息，大臣小臣都以安静谨慎为才能，只取他们能遵循法度，不必有所兴举，担心变乱扰乱我们的百姓。然而习惯成自然，那么各项制度必定因循废弛，断败而雄才大略的人被抛弃，祸乱于是产生。天下多事，就尊重贤能崇尚功绩，想要激励天下人的士气。得到剧孟就像有了敌国，见到郭隗就用金台对待，一句话提拔马周，脱下鞋子追赶韩信，他们的将相幕府都网罗才贤以供驱使。在这个时候，鼓动天下人以明敏强锐为才能，然后才可以趋事赴功。所以搜罗人才，破格提拔。这两种情况只是因时制宜，时势既变，那么方法也不同。《易经》说都混乱。现在刚经历大难，创伤巨大痛苦深切，而内讧之势不可终日。西方十六国已经环伺垂涎，而英俄法日四面交迫，这是危急存亡的关头，而不是太平无事的时代。从古中国一统，周围都是小蛮夷，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现在大地已经相通，忽然形成各国并立的形势，激烈竞争，磨牙吮血，稍不自振，危亡立见。所以今天应当以孤军被围的形势来治理，不应当以一统垂裳的形势来治理。西方跨越数万里而来，士农工商都有新学，炮舰兵制都有新法，这是数千年未有的。我们中国守着元明的弊政，各项制度杂乱，现在图谋自强，应当以开创的形势来治理，不应当以守成的形势来治理。孤军被围，那么集合策略力量就非常迫切；开创伊始，那么求才礼士就非常殷切。必定不能以年资的常规、诗字的无用来取人了。

过去道光年间，天下安静，发逆于是发动，蔓延割据天下。胡文忠、曾文正早晚以求才为事，开设储材馆以待天下之士，咨询大计，以辅助谋议，有所施行，令各抒议论，有所查

译见证中兴。当时著名的臣子，都是他幕府中的人，他的功效也就可见了。

译胡文忠公曾说：“从总督、巡抚到县令，都应当用重金聘请博学之士，与他们共同谋划商议。”士人做学问，也需要有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朋友，难道治理国家就不需要这样吗？顾亭林每天让门生诵读经史二十页，胡文忠公聘请姓邵的教授，每天诵读经书五页，《资治通鉴》十篇，即使军务繁忙也不废弃。大概人用来处理事务的，是精神清明。整天处理事务，精神容易昏昧；水静止则能清晰地照见须眉，微风扰动则浑浊上浮。人所接触的是环境。深入其中就会安适，就像井底之蛙虽以食芹菜为美、晒太阳为乐，若不进行比较，就看不出得失了。所以必须从容地讨论商议，以启发精神；广泛考证古今，以比较得失。或者由古事触发，或者由今人启发，然后精神愉悦，条理详明。胡文忠公能够成就大功，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

程子说：“还没有理解，说什么实行？道理一定是先理解后实行。而一个人的理解，不如众人的理解；众人的理解，不如汇集天下的理解作为理解。”汉代有大夫、议郎，又有军谘祭酒，都主管谋划商议，不设定员额。公府能够征召曹掾。天子有侍从，幕府有参谋，早晚讨论思考，才识进献谋划，没有不周全的，然后事务没有不成功的。周公早上诵读百篇，晚上会见七十位贤士，所以能在七年内安定治理、成就功业。如果让他每天勤于文书簿册，仅仅会见僚属，那么精神昏昧、环境狭隘，既无法延揽人才、发扬议论，怎么能礼乐并兴呢？现在从各部院百官，都是守法的官吏，甚至到枢垣总署，政事所出、国命所托的地方，既没有幕府之士来参谋商议，又因为权位崇高重要，隔绝了才贤。天下很大，事变很多，人即使是大贤，也不是两三个人所能周全知晓的。众事所托付、创举所关系，仅仅遵循旧例，又不是庸才所能胜任的。既无法集思广益，又无法用人行政，怎么能宏大救助艰难呢？即使御史也以弹劾为职责，不以讨论思考为事务。百官都是行事的人，没有议论的人，这叫有实行没有理解，称为盲目行动。让百人夜间行走，一人持烛，还有摸索道路、捏土成器的祸患，何况没有持烛的人呢？率领六军，控制万马，行走栈道，踏过羊肠小道，踩踏危崖，面临深溪，难道有不相继跌倒陷溺的吗？

现在请求借军机处开设储材馆，汇集天下的智慧以备讨论思考，汇集天下的才俊以备任用。选拔人才的开始，采用汉代三公征召曹掾的成例，由军机处王大臣先推举平日所了解的人，奏请调入储材馆。或者由王大臣征召到储材馆，不论官阶品级，遗老、平民、已做官的、未做官的，都听从王大臣征召调任。那么一个月内就可以设立汉代公府曹掾那样的机构，都精选英贤作为辅佐。上至二千石高官，下至布衣平民，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这是选拔人才的开始。

汉武帝武功震动千古，他用人提拔都通过下诏求言。凡是上书的人交给军机处代奏，符合圣意的，令其待诏储材馆。九卿督抚保荐的人，都令其待诏储材馆，如同汉代公车征召上书待诏金马门的制度。各衙门呈递的条陈，深切可行符合圣意的，也令其待诏储材馆。上书军机处及军机处王大臣熟知其才能的人，准许王大臣随时奏请调入储材馆，但也应该呈递条陈。这是选拔人才的后续。

只是上书太容易，以后恐怕泛滥，不如以著书为常规。查外国科举到举人就停止，如果是翰林进士，必须著有新书，才授予此衔。能著书数十万言的人，见识一定通达，学问一定广博。现在请求凡是著一书关于政教、经史、道术及二十万言的，允许交储材馆进呈。担心其虚假谬误，考察乡间评价，采用宋代成例，取同乡官员三人具结，都取正途补官，不用捐纳出身的人。声明某人平日学问优长，或者专门某学，讲求精深，凡是学人、乡人容易知道，难逃舆论。督抚、学政、藩臬、外道用书信咨送的人，仍取同乡官员一人具结。明确储材馆限十日内阅毕，查非诗文无用之集、考据说琐碎之条，作为提要进呈，就行文通知具结官员，或者以文凭，令其入直。康熙、乾隆两朝开博学鸿词科，那些人皆能传之后世，比起以诗文授官，超过很多了。能跳跃重楼，挽石千斤，标准既高，得到的人才自然很多，这是选拔人才的常规礼仪。其中有德高望重、学问渊博，自视清高，为王大臣所未知，又不肯自行呈书上书的人，储材馆官员各举所知，请求王大臣以礼奏请征召，这是选拔人才的特殊礼仪。

储材馆的人才，皇上能提拔，王大臣能奏请征召推举，九卿科道督抚能奏请推荐，学政藩臬外道能用书信咨送，怀才的人能上书自达，积学的人能著书进呈，清高的儒生能以礼征召，那么天下的人才没有不聚集的了。保送不如奏荐严格，考试不如上擢公正。而且保送、考试都是旧例，未见得人，所以应该稍作改变。

凡是进入的人，经过奏荐、奏辟、奏调、上书、进而来者，搜罗平民，都怀才抱器，不论已仕未仕，也不论官品高下，

译一律准许进入。如同进入“南书房”的惯例。

译储备人才应当同时开设各类学校，凡是经史理学、天文地理、政教法律、武备教化、电学重学声学算学、矿务工务、商务、各国语言文字，都分科讲求，各自兼修专门之学，以便于精益求精。

储备人才既然要同时开展，开设各类学校也应当同时设置，书籍以及天文、地理等一切仪器，都要备齐，以供讲求研究。或许可以注籍阅读《文渊阁》、《武英殿》的藏书，并大量购买外国政治、艺术、农、工、商、矿的图书以及各国的新报纸，让通晓外语的人翻译，以广博学识，大致兼具外国博物院、藏书库、大书院的意义。凡是进入的人，各自明确所学，讲论政教，每天必须有一条札记，轮流汇总呈报给军机处的王公大臣。其中有专门之学的，听任他们自行讲求。

储备人才的人员既多，由王公大臣选择学术通晓精深、尤为杰出者十数人，仿照翰林院清秘堂的成例，总领人才。

储备人才中有德高望重的贤者，学问深奥精粹，或有专门精深的造诣，如算学中的梅定九、李壬叔那样的人，仿照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成例，设立为教习。听任中间的人员问业求教。人才既多，图书皆备，况且又有教习，准许各直省州县申报送交好学之士，不论举人、贡生、生员、童生，由督抚、学政咨送到，作为储备人才的学生，听任他们自定专门之学，选择老师研习三年。王公大臣会同各位教习考察其有成者，准许作为同直储备人才；其不成者，发给札文放归，听任他们担任直省县学的教习。

凡是进入的人，三个月后，王公大臣出具考语，奏请留下那些材识平庸、虚伪谬误者，还原衙门，或放归，以防滥竽充数。

凡是进入的人，奏请留下后称为直储备人才，或称储备人才行走，准许其入衔。其初入者，称为试直储备人才，或称选直储备人才。

凡是储备人才，直班一年后，听任他们游历，以阅览中外通行的事物。直班五年后，或差遣，或分散归去，除非奏调不再进入。其不愿入直者，听任。

凡是进入的人，没有保举，没有俸薪，以防攀附钻营。储备人才就由王公大臣统领，如翰林院掌院、都察院台长的成例，礼节大致相同。因为其中都是怀才抱器之士，况且奏辟、奏荐有德高望重的老臣、草野的贤人，应当稍加优待。

凡是军机处的王公大臣应当轮流日到，储备人才与之议论。每十日王公大臣应当一同到，会见一次，合聚讲求。其中人员想见军机处王公大臣有所条陈，都预先告知日期，听任王公大臣定期接见。

凡是军机处有所举行，所有议论发交储备人才查考，令各自抒发所见，由王公大臣察核施行。

凡是储备人才有条陈，都由军机处王公大臣代奏。

储备人才应当设在西华门内，大规模建立崇高规制，以等待才贤。但土木工程不易骤然办理，先行借地开办，与军机处相连属，以便于就近讲求。

按三代太学都在明堂东序，东西南北学都在明堂四门。凡是朝觐、养老、颁朔、祭祀、献俘、囚禁国子，都目睹而考求之。北魏太学生都是正七品，参与议政事。明初人才都出自国子监，直接提拔为尚书、侍郎，外放为藩臬。至于周的训方、诵方，汉的议郎、公车、待诏、兰台令史，唐的集贤学士，都是搜罗俊才，破格拔用，或兼明学校，或专任谋议。现在综合采用其制度，选人则凡是汉的尚书、征聘、辟举，唐宋的投解、外国的著书，周的学校，汉的议官、待诏，唐的学士，无不兼采而并用之。那些德高望重的通才、魁儒既已聚集，而各自展现其才；那些新学专门、片艺也既已聚集，而更加精研其业。王公大臣既有所议论，以辅助耳目，启发心思。求贤审官，既已熟悉天下士人，而知其才行，从而分供任使。成材既多，新学益精，见闻以聚而益开，议论以众而日密。集合天下之士以革新天下之治，何求不可，何欲不成呢？考察国朝开国之始，未有南书房、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诸署也。继而圣祖仁皇帝创设南书房，世宗宪皇帝创设机处，穆宗毅皇帝创设总理衙门，近年官书局、大学堂等处，都依次创建。凡此都是往昔所无，而后成为大政之所寄，只期有益于政治，不必一定遵循旧章。储备人才的设立，既然胡文忠、曾文正行之而有效。现在因时创设，后将成为论思之地，人才之渊薮，有百利而无一弊，以辅佐中兴，或许就在于此。率而行之，这也是求材的一法。

疆臣建树之基

薛福成国家承平余二百年，凡有大盗患，兴大兵役，必特简经略大臣及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都是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著，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也。

译因此，总督和巡抚都恭敬地奉行命令，不敢有丝毫违背。道光末年，海疆战事兴起，经略大臣的才能声望稍逊于前，权力也略有减弱，已经与各省份的高级官员形成了互有胜负的局面。咸丰年间，广东叛军势力扩张，首相赛尚阿与总督徐广缙先后奉命督师剿匪，都缺乏长远谋略，导致事情败坏。从此以后，有时任用尚书、侍郎以及将军、提督担任钦差大臣，有时任用各省份的督抚兼任军事，而能够取得成功的，督抚居多。曾国藩以侍郎身份剿匪，不能充分施展抱负，等到担任两江总督后大功告成，因为他掌握了土地和人民的权力，不依赖他人。所以，督抚建立功业的根基，在于获得一个省份供其调遣，而其绩效的大小，尤其取决于所凭借的地域作为标准。

大体上，在多事之秋，没有比筹措军饷更紧迫的了，军饷来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和厘金为主要部分。地丁有正额、耗羡、租粮三项，而租粮之中又有旗租、地租、屯租等名目，各省份的情况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和漕项三项，漕项是按粮食额度征收银两，用来准备运粮经费的；漕折是将征收粮食的原额改为折收银两。盐政有课税、羡余和厘金三项，关税有洋税和常税，两处的厘金有百货和洋药两类，在洋药厘税合并征收之前所收的厘金，仅抵百货厘金的十分之一。

再说在太平时期，筹措军饷的权力本来在户部，边疆事务糜烂时，关税之外，户部调拨军饷的命令不常到来，即使到来也坚决不应付。事机急迫，安危系于此，这时想要等待户部接济军饷，势所不能，而边疆大臣在艰难中竭力经营，那么户部大臣也不能用太平时期的法规来牵制他们，所以边疆大臣中有才略的人，反而得以从容施展，成就平定危难、挽救变局的功业。

江苏一省，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五者都丰裕，年收入白银一千万两以上，曾国藩用它来削平大难，扭转乾坤；如今李鸿章也用它来招募训练淮军，四处出征剿匪。曾国藩所用主要在江、扬、淮、徐、通、海等地，以盐务最为丰饶，用地丁和厘金辅助。李鸿章所用主要在苏、松、常、镇、太等地，以洋税和厘金最为肥沃，用地丁和漕政辅助。浙江一省也五者兼备，年收入可得江苏的一半。左宗棠用它来驱除歼灭悍匪，肃清西陲。左宗棠后来虽然离开浙江，但西征所依赖的只有浙江军饷，尤其丰足。

湖北一省平时本来仰赖其他省份协济军饷，自从胡林翼改革漕运章程，疏通四川盐务，整顿税务。这时汉口洋关虽然尚未设立，但地丁、漕政、盐政、厘金四项年收入已达四百多万两。胡林翼用它来供养六万军队，分兵援助邻省，规划江淮，有匡扶全局的功勋。江西一省以地丁、漕折、厘金为主要部分，而浔关的税收稍作辅助，年收入与湖北不相上下。曾国藩起初用它来支撑危局，进军江南。沈葆桢继用它来征调军队将领，攻克歼灭残余匪类。只是地域不在天下中心，所以大势稍不如湖北。

四川一省地大物博，赋税额度向来较轻，现在在地丁之外增加津贴，在津贴之外增加捐输，虽然三倍于旧额，尚仅得江南田赋的一半，再用盐课、税、厘三项辅助，年收入不亚于湖北、江西。骆秉章用它来铲除大寇，兼顾云南、贵州、三峡、甘肃等省。丁宝桢复用它来协济邻省军饷，筹划边防奠定疆域。自从丁宝桢改革盐法，年收入又增加一百多万两。湖南一省合并地丁、漕折、厘金三项，年收入约二百五六十万两。骆秉章用它来练兵选将，攻克收复邻境。旧时湖南本来仰赖协济军饷，列为中等省份，然而其声威业绩远闻，还超出上等省份之上，这是人们都习惯于作战，贤才奋起效命的效果。

译福建省的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各项收入大约超过三百四十万两银子，加上闽海关的洋税三百多万两银子，每年的财政收入还在浙江省之上。然而关税由户部调拨，不是地方大吏所能掌控的，加之福建地处沿海，养兵较多，全年征收的税款，用来供给地方留存开支以及水陆常备军的军饷，还觉得捉襟见肘。所以即便是左文襄公那样雄才大略的人，也没有听说能大量动用这些财力。只有船政经费指定由关税拨付，是从左文襄公开始的，这也是谋求富强的关键策略。

广东省综合地丁、盐课、税厘四项，年收入几乎与浙江省相当，近来又有沙田、烟膏、闱姓等捐税章程，都成为巨大的收入来源，所以筹措军饷的途径更加宽裕。过去地方大吏没有卓越的人才见识，往往沿袭旧例，或者想要有所作为但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未能建立起宏大的规模。近来南皮张尚书张之洞颇能运用这些财力来整顿海防，虽然没有完成他的事业，但那里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地方。

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省，它们的财力都足以自给，如果有非常规的举措，就必须依赖其他省份的转运接济。直隶的地丁、旗租、盐课、税厘年收入大约三百五六十万两银子以外，因为京内支用稍多。陕西、安徽、广西年收入大约从一百六七十万到一百二三十万两银子不等。广西向来没有承担拨解京饷的任务，十五六年前藩库还积存数十万两银子，现在则稍微枯竭了。

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以地丁为大宗，其他项目稍作辅助，年收入各超过三百万两银子。山西全力供给京饷，事务也稍微简单。山东自从巡抚崇恩废弛吏治，州县都侵吞亏空钱粮，年收入几乎不足百万两银子。相国朝邑阎公任巡抚时，才开始大力整顿，丁文诚公接着继任，逐渐恢复旧额，丁文诚于是利用这些财力剿灭捻寇、堵塞决堤的黄河，声名显赫。河南很久没有整顿，但历任巡抚也利用剩余的财力练成了张曜、宋庆两支部队，驰援剿灭捻军和回民起义有功。

又如甘肃、贵州、云南三省，向来依赖其他省份的协助。云南年收入六十多万两银子，甘肃年收入三十多万两银子，贵州年收入二十多万两银子，都绝对无法自立。左文襄公每年征收东南地区的军饷八百多万两银子，因此能够完成西征的业绩。岑襄勤公毓英平定云南回民起义，颇能就地借用民间财力，也同时仰赖其他省份的协饷。如果一定要全部使用本省常备的款项，那就匮乏了。

天下的事情，依靠才力来运作，依靠财力来成就。如果财力不充裕，那么才力虽然宏大，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大致排列各行省的年收入大数，以便了解运用财力的人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使后来有志之士有所借鉴。

又听说现在台湾新设行省，既分得闽海关洋税的三分之一，又得到地丁、盐课、厘金来增加收入，年收入可以超过二百万两银子。刘中丞铭传曾经利用这些财力抵抗强敌，近来又购买战舰，修筑炮台，建造铁路，开创风气，为天下先。将来必定与福建、广东并立，成为东南海疆的屏障。如果管理得当，不仅是形势有利，即使是物力的丰富，也足以自我奋发。难道一定要因为地域狭小而怀疑吗？

督抚同城的弊端

薛福成

本朝规定设置总督八个缺额，巡抚十五个缺额，近来又增设新疆巡抚一个缺额，并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在未移驻以前，督抚同城的有四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大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省巡抚同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省巡抚同驻云南。起初，总督并不常设，遇到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用兵时才设置，军事平定后，就不再撤销，也让总督与巡抚互相稽查，用来显示制约，防止专横。然而一座城中，主持大政的有两个人，志向不一致，权力不统一，其形势必然导致争斗。如果督抚两人都不贤良，就互相包庇，以便谋取私利，仍然难以收到牵制的益处，如乾隆年间伍拉纳、浦霖的事情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一个贤良一个不贤良，那么小人陷害君子，力量常常有余；君子对抗小人，势力常常不足，即使时间久了是非自然明了，赏罚没有差错，但国家民生受到的损害已经很深，如康熙年间噶礼、张伯行的事情就可以看到了。又有君子与小吏共事，不免稍微有所迁就的，如乾隆年间孙嘉淦、许容的事情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督抚都贤良，本来就不需要用牵制，但有时意见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安的，即使是贤良的人也不能避免。曾文正公与沈文肃公葆桢本来不同城，而且有推荐的交情，尚且难以始终融洽，其他情况可想而知了。郭侍郎嵩焘在离任广东巡抚时，上疏陈述督抚同城的弊端，认为应当酌情变通，话说得非常恳切到位。现在我暂且就见闻所及来叙述。吴文节公文镕总督湖广时，广东贼寇势力正盛，被巡按崇纶所排挤，逼迫他督师出省，而暗中掣肘，军械粮饷都缺乏，文节因此战死，武昌随即陷落。此后只有胡文忠公与总督文恭公官文相处最好，被天下所称颂。文忠公去世后，文恭公弹劾巡抚严树森将其罢免。威毅伯曾公国荃

译担任巡抚时，又弹劾罢免了文恭，曾公也因此感到职位不安而离去。等到合肥李公以伯相身份总督湖广，巡抚本是他的下属官吏，各种事务都拱手听从他的成命。李尚书瀚章继任后，完全遵循旧例，又在位时间长久，从此巡抚几乎以闲散自居，总督与巡抚之间没有矛盾，政权也没有分散掣肘。郭侍郎担任广东巡抚时，恰逢前宰相瑞麟以将军身份升任总督。瑞麟颇为贪财，卖官鬻爵、治理军队，尤其胆小怯懦。郭侍郎内心不以为然，上疏委婉地纠正他的过失，因没有权贵支持，被罢免离去。蒋果敏公沣担任巡抚，英明锐利、喜欢担当事务，瑞麟内心忌惮他，严厉弹劾蒋公使其去职，因此更加专横无忌。后来英翰担任总督，因允许科举舞弊、捐纳之事，被巡抚张兆栋弹劾而罢免。近代张尚书之洞总督两广，与历任巡抚都不和睦。

译朝廷最终下令让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以专一其职权，那么督抚同设的无益之处，也就大致可以看得清楚了。咸丰、同治年间，徐之铭任云南巡抚，被叛乱的回民胁迫控制，又依靠回民寇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边境上杀死了升任陕西巡抚的邓尔恒。尚书张亮基任总督，甚至称病请求退职，以迅速离开云南境内为幸事。潘忠毅公潘铎任总督，正计划以回民攻回民，徐之铭泄露了他的计谋，潘忠毅于是遇害。光绪初年，总督刘岳昭与云南巡抚岑襄勤公岑毓英不能相容，舆论都不认为总督做得对，渐渐导致总督被罢免。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气势凌人地欺压总督刘武慎公刘长佑，颇为蔑视他。刘长佑心中郁闷，上疏请求离职。朝廷罢免了潘鼎新，慰留刘长佑，这些都是督抚不能相容的明显证据。福建在督抚之外，又有将军及船政大臣，政令出自多方，尤其不能统一。自从巡抚移驻台湾，又裁撤船政大臣，而总督兼理船政及巡抚事务，对于政体未尝没有益处。我认为湖北、广东、云南三省，都可以废除巡抚，而由总督兼理，如同福建的例子。不仅如此，各省道员与知府同城的，都可以废除知府，而由道员兼理其事，这样纷争的祸端就可以消除，民生和吏治受益就多了。我私下考察宋代节度、安抚等使，都兼管一个府，所以即使是使相，也称大府，这确实是诚意美法，不是近代的制度所能达到的。既然尊贵的督抚，还可以兼管一个府，那么让总督兼管巡抚，让道员兼管知府事务，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督抚同城急宜酌量变通疏

郭嵩焘

奏为国家设立官职如督抚同城这一条，急宜酌量变通，谨就微臣经历所及，推论其源流而究明其利弊，恭敬折奏祈求圣鉴。我私下查明，永乐初年，浔州、桂林、柳州三府蛮人作乱，派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这是巡抚名称的开始。景泰三年，浔州、梧州猺人作乱，朝廷议论认为两广应当协济应援，于是设立总督。这样总督、巡抚两者，都发端于两广。整个明朝，以十三布政使为定员，而总督、督抚或分或并，或设或罢，大体与军事相始终。成化以后，设置日益繁多，如京东北一路有蓟辽总督、保定总督宣大总督，又有顺天巡抚、永平巡、保定巡抚、辽东巡抚、宣府巡、大同巡抚、天津巡抚、密云巡、开府相望。然而考察当时，督抚驻守地方，从未有同城的。保定添设总督，而保定巡抚另驻真定；宣大分设巡抚，而宣大的总督另驻阳和。至于两广督抚的沿革，起初分设巡抚，后来改设总督。天顺二年，派遣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于是又稍改其名。成化元年，又以总督兼管巡抚。嘉靖年间，添设广东巡抚，总督只兼管巡抚广西，由梧州移驻肇庆。隆庆年间，又添设广西巡抚，总督改兼管巡抚广东。这样两广总督、巡抚，明朝时未曾兼设。本朝以来，总督、巡抚定为制度，中间小有裁并，而比起明朝的频繁变更，规模固然远远胜过了。其中督抚同驻省会城市的有三个：福建、湖广、云南。原本不同城，后来移驻省会城市，遂成定例的有一个：两广。推究立法的本源，地方吏治归各省巡抚经理，听从总督的节制，而总督专管军事，所以河南、山东、山西专设巡抚，就不再设提督，是不想让武臣主兵，而巡抚又不得统辖提都，所以给巡抚兼衔。直隶、四川、甘肃专设督，仍兼巡抚衔。大致以军事归总督，以民事归巡抚，这是国家的定制。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时，巡抚不敢专断，于是一切大政都听总督主持，又各自开幕府，行文办事不能像六部尚书、侍郎共同处理一事那样，而参差不齐，不安定。〇〇之意常多。道光末年，两广积弊已深，叛匪一起，乱民从之如归，蔓延到东南，而皖豫的捻匪、陕甘的回匪乘势逞乱，作乱的都百姓，那么各省巡抚的失职就多了。额设营兵多或六七万人，少也万余人，竟不得一兵之用。镇将参游循资历超擢，任为将帅的更无一人，所用来转战的都是勇丁，而兵成为虚设。积久又更加累赘，每年耗费钱粮千余万，相安无事，那么各省总督的失职尤其严重了。而自从军兴以来，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以及现在的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岳昭等，都以司道主兵，或积功至督抚，兵权日分，总督仅守虚名。而例定分年查阅营伍、考核将弁，均以总督专政，出巡之日为多，两省情形也资周览。军兴数年，此典竟废。同治元年，兵部奏议御史陈廷经变通营制折，奉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各镇协武职升迁调补，暂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径由巡抚咨拔报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弁，并本省筹办防剿，即专责成巡

译抚军管理其总督兼辖省份的军政考核，规定由巡抚就近进行考核，会同具题上报；至于巡抚与总督同城的，仍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因查一省之地，能考求其利弊、周知其情状的，已难其人，至于兼辖省份，原不过奉行文书、周旋应付，稍求整顿，隔阂必多，所以议归巡抚管理，也是穷而必变的趋势。而与总督分省的巡抚，军政民事一听主裁；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军政既不得与闻，民事又须受成于总督，一则虚立其衔，一则两操其柄，是从前督抚同城，名存而实去者，仅一巡抚；自顷数年，则督抚之名实两乖，而巡抚乃尤为失职。臣请悉其得失利病，为我皇上陈之。

译经传上说：“天下的变动，在于坚守一个根本。正因为坚守一个根本，所以能够统一百姓的视听，并确定下属官吏的服从与违背。”宋代设置监州，军队因此衰弱；明代设置巡按，政令因此喧嚣。懂得治国之道的人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在政令发出的源头，仍然没有区分清楚。总督与巡抚同城办公，爱憎好恶的情感不同，宽严缓急的运用各异。同为君子，却各自坚持己见；同为小人，却更加虚张声势、反复无常。比如举荐一个人，这边称赞他，那边诋毁他，于是是非混淆；弹劾一个人，这边疏远他，那边亲近他，于是趋附与回避容易改变。只是让司道以下的官员茫然不知该听从谁。其中的君子迂回曲折地进退，以求对双方都不冒犯；其中的小人则利用空隙，以遂行私欲。国家制定的制度，钱粮以及官员的升迁调动，总归由藩司管理；刑狱案件总归由臬司管理。总督和巡抚专门负责其成本不易，若有举措又相互攻讦，如同水火相交、戈矛互进。这是“皇上设置官员以求治理”，而总督巡抚同城却万万无法实现治理。假使一个县设置两个县令，一个郡设置两个郡守，百姓一会儿趋附一会儿躲避，一会儿迎合一会儿背离，能有一天安宁吗？一个县的范围很大，百姓愚昧，尚且足以造成祸害；何况主持数十个州县的地方，驾驭千百名下属官吏，却让他们相互掣肘以扰乱政事、欺压百姓，造成的祸害必定巨大。这是事理和情势必然如此。臣自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后请假回乡，路过武昌，亲眼目睹吏治的懈怠，风气之深重，心中担忧将会发生动乱。其后五年果然动乱爆发，前后有三位总督巡抚殉难，两人被处死，四人被弹劾。依靠胡林翼开创规模风气，情况才稍有改变。云南的动乱则已经形成。前任总督张亮基，每当谈到前任巡抚徐之铭牵制的情形，总是慨叹不已。而各直省吏治人心中的弊端，以福建和广东最为严重。仔细探究其由来，几十年来瞻前顾后、因循守旧，酿成动乱、包庇奸邪，实在是因为总督巡抚同城的缘故。从事情本身来说既像那样，从效果来说又如此。历来同城的总督巡抚，互相猜忌，彼此敌对，唯独在公事上一切从容坐视，以求免于嫌怨。在太平日子长久时，遵循惯例、恪守职责，也差不多可以少犯错误。处在多事之秋，承接积弊疲乏的风俗，却多有牵制，苟且安闲无事，认为这是和衷共济。朝廷独自依靠他们什么呢？自古以来中等才能的人多而贤人少。“皇上委任地方大吏，只要中等才能的人足以自我约束，其中一两位贤者，根据时势放宽或收紧，自然可以相互维系而不败坏。”总督巡抚同城，则贤者永远无法有所作为，中等才能的人也因此自我废弃。这就是臣所说的急需通权达变的地方。近年云南的总督巡抚都寄居境外，一无凭借。臣愚以为，云贵总督一职，应当暂时停罢，责成巡抚剿灭贼寇，以统一事权。至于闽浙、两广总督，则或许参照明代制度，合并一人。福建的情形，臣不能详细了解。广东总督巡抚两标军队及两署书吏，分别裁并。营务、吏治、关税、盐务这四者，未尝不可整顿。权力分散则情感多相违背，责任专一则事情容易成功，不仅对地方补益巨大，对国家经费的裨益也必定很多。臣私下看到明代大臣韩雍，在两广总督任内上疏说，两广地大事多，请求裁撤总督，东西各设巡抚，当时立即施行。韩雍请求将责任分给两省，现在臣请求将事务集中于专城，意义在于因应时事，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本朝总督巡抚的沿革，如河东总督、偏沅巡抚，也时有废置。即便咸丰九年裁撤南河总督一职，也是出自皇上的决断，期望大臣没有旷职虚设的人员，而天下也共同受益。臣在广东任职两年，对地方利弊的源流，了解得很详细，怀有此意想陈述很久了。因为担心言语稍显直切，或许被怀疑有其他意图，所以想说说又停止。如今早晚就要卸任，凭借切身的阅历，寻求及时的变通应用，敢于推明得失利弊的根源，上供圣明采纳取舍？仰求皇上天恩，命令军机大臣、吏部、兵部会议，并将臣的奏折抄发交各总督巡抚共同核议，以求妥善之处。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团练大臣 薛福成

自从府兵制变为招募制，拥有国家的人整顿军队、经略武备，不能不筹划养兵的费用，这也是时势使然。本朝绿营兵的军饷，每年耗费二千万金，然而因为定额人数较多，马步守兵所得的军饷，不能完全供给他们从事畜牧等生计的费用，无事时各自谋求生计，到了期限才去操练，因此川楚教匪之变时，绿营兵已经不全部得力，多有用四川勇兵来取得成功的情况。近代称乡兵为勇营，以区别于绿营经制的军队，而川勇的名声开始在当时显赫。等到粤匪、捻匪、回匪的祸乱，凭借楚勇、淮勇的力量来平定，而绿营的功绩更无听闻。左文襄公于是有减兵加饷的策略，那么军饷如果不增加充裕，还少有实用吗？没有军饷吗？团练的说法，即是古代保甲法的遗意，防范小盗可以，抵御强寇则不可以。有得力的劲军来剿灭强寇，而以团练辅助，作为坚壁清野的计策可以，专门依赖团练来剿灭强寇则不可以。咸丰、同治年间寇乱兴起，设防越多而力量越分散，用兵越多而军饷越匮乏。自从内阁部院大臣到言官，颇有人建议劝民团练，特派大臣督率，无

译招募士兵的辛劳，没有筹措军饷的困难，这种说法并非不美好。然而天下事，没有真实意图的很少能取得成效，追求虚名的往往留下后患。暂且就我所见闻的范围来论述。当粤寇（太平军）肆虐横行时，长沙有丁忧的湖北巡抚罗绕典，南昌有前刑部尚书陈孚思两位公，都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同在围困的城池之中，而且历时很短，所以意见没有产生分歧，权力没有互相倾轧。安徽有工部侍郎吕文节公吕贤基，当皖北糜烂之时，无兵无饑，赤手空拳，最终在舒城之难中殉国。只有曾文正公起初不过是奉命帮办团防，后来改为就地捐饷招募勇丁自行训练，经过几次战斗之后，声威已经显著，于是有了本省的捐饷，有了邻省的协饷，饷源广泛而招募的勇丁逐渐增多。这是文正公以团练开始，不以团练告终，并且庆幸他改变策略迅速，所以能成就剿灭寇贼的奇功，扩大勇营的规制。除此之外，如河南有内阁学士毛昶熙，也号称自成一军，然而实际上疲弱不耐战，有时等待贼寇自行退去就张扬将吏的功绩，创制贼寇则没有。又如山东有礼部侍郎杜某，才力尤其短浅，信任亲戚朋友，暗中掣肘官吏的权力，以至于弱者抗粮自豪，强者揭竿而起，库藏空虚耗尽，上下交困。相国朝邑人阎公巡抚山东时，曾叹息地说起这些。又如浙东，有前漕运总督邵灿，被巡抚王有龄弹劾罢免，继任者是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尤其与王有龄不和。官员绅士在上忤逆，兵丁练勇在下哄闹，绍兴失陷，杭州也难以固守。王有龄殉难，遗疏弹劾王履谦，加以严厉谴责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又如通州，有前湖南布政使王璠，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杀害避难的绅士商人，侵夺良民财产，富拥专城，幸好贼寇未到，一方先遭受他的毒害了。至于寇势最嚣张的时候，江南有侍郎庞锺璐，江北有左副都御史晏端书，江西有候补京卿刘绎，几位公都是清德雅望，不愿多事，能使民间不知道有团练，大臣已是一时罕见。如果其年老体衰，虽然充当团练大臣的名额，口中不言战守事宜，一听说贼寇到来，仓皇奔逃迁徙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其他。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唉！自从兵事兴起，世上谈论经世济民的人，关注团练已经几十年。曾文正公虽然由此发轫，然而只有早早改变其实质，并改变其名目，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以目睹了。那些贤能的人固然束手无措，仅以一死报国，或者明知无可施展，洁身远引罢了。那些不贤的人则咬噬大吏，祸国殃民，不啻为贼寇的先导。求其能抵御寇贼保卫疆土的，十中无一二。在上位者以不必筹措军饷为便利，不知道百端流弊皆由此起。苗沛霖以团练为名，于是占据淮北而叛乱。咸丰末年，山东、河南、安徽立寨自固的，遍布各郡县，于是有了寨主的名目。凡是寨主，都武断乡曲，贼害行旅，官吏不能过问，王法不能施行。科尔沁忠亲王凭借百战的威势而平定他们，何其艰难啊！同治七年，捻寇冲击畿辅，各营将士孤行失道，以及北上公车之士，有被各寨活埋的，竟无从追问其主名。这都是团练的遗祸啊。

译回答有人询问关内侯的事

龚自珍

汉朝有一种极好的制度，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关内侯就是这样的制度。汉朝既采用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同时仰慕周朝的封建制，诸侯王的封国与郡守县令的郡县交错分布在禹划分的九州之中，因此大的祸乱频繁兴起。封建制像是文雅的家法，郡县制像是质朴的家法。上天不能同时容许两者并存，上天不能同时容许两者并存，那么废除哪一个、确立哪一个呢？上天必定有所趋向，上天废除封建制而趋向大一统，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两者相互牵制、相互抵触，徘徊了两千多年，直到我清朝才毅然确定，而后才真正安定下来。关内侯，是汉朝的虚爵。虚爵是怎样的呢？那些人在汉朝天子朝堂上行揖让之礼，他们汤沐邑的收入稍微丰厚一些吗？汉朝的相国、公卿没有社稷的祭祀权，没有兵权，没有自行征辟属官的权力，即使有上百个主父偃、贾谊、晁错那样的谋略，也没有用武之地。汉朝对待功臣全都像这样，就不会有韩信、彭越那样的叛乱了。对待宗室全都像这样，就不会有吴、楚七国之乱了。后世对待将帅像这样，就不会有唐朝的藩镇割据了。对待宗室像这样，就不会有明朝燕王朱棣和宁王朱宸濠那样的叛乱了。没有比唐、宋对待宰辅文臣更好的了。给他们王、公、侯、伯的爵位，开国子冠以姬、周大国的名号，食邑数千户，但没有生杀大权，他们的食户留在京师，而没有一寸土地传给子孙。有怨恨的人吗？没有。子孙尚且没有怨恨，因为他们本人受到的保全太重大了。龚自珍说：唐、宋对待宰辅的制度，就是汉朝关内侯的制度。可惜汉朝的制度中还有鲁、卫、莱、莒、荆、申等封国名号的纷扰。我圣祖仁皇帝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的大逆之后，虽然元功亲王都留在京师，大的制度、大势都已确定。宗室从亲王以下到奉恩将军共九等，都拨给直隶及关东的土地，以抵古代人的汤沐邑。用汉朝的制度来衡量，这就是关内侯。公臣从一等公以下到恩骑尉共二十六等，这二十六等的人都给予俸禄而不给实官，受世职单俸；如果有实官则受双俸。其袭爵次数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以此类推递减。用汉朝的制度来衡量，也都是关内侯。况且从我朝以前，三千年没有确定的制度。从周朝就是这样，周朝的制度是文、武、成、康的支子母弟封为昭穆，而昭穆以下的支子母弟不封。那么宣王时期，郑伯为什么又被分封呢？如果支孽全都分封，那么国运越长久就越阻碍难行，天下容纳不下。如果支孽不全部分封，那么留守京师的支子母弟就会怨恨。所以支孽全部分封必定迅速灭亡，不全部分封则像子颓、子带之类的人在身边伺机怨恨。这不是上策。如果都获得虚爵，像汉朝的关内侯，那么都受到恩惠，都受到制约。我朝的制度，除了开国功王袭王爵永不降等外，世世代代继承君位的主君，都封子弟为王、为贝勒，则都降等袭爵，以世代次序为差，以世代次序为差，到四品闲散为止，就不受田了。这是恩惠与制度都好的。国家万年，京师只是屡屡营造王府、贝勒府罢了，没有什么阻碍，是超越两千年最公平容易实行的制度。问：功臣一等公以下的俸禄足以抵古代食邑的户数吗？答：不如古代。如果有肯向朝廷上言，增加二十六等的俸禄，这是容易施行的。问：王以下的土地，与其大的制度都说好了。自珍在宗人府任职知道。亲王蓝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钱粮二百份。郡王蓝甲五十副外，白甲一百二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钱粮一百五十份。贝勒蓝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护军领催二十分，共钱粮一百份。贝子蓝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护军领催十六分，共钱粮八十份。亲王无故出京师六十里，罪与百官相同。亲王以下贝子以上，其户下五旗的包衣人，见王如同家奴见家长的礼节，包衣的女子允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雍正元年议定批准，包衣人应试入仕，得以籍贯自行通达于朝廷。

鬻爵

汤寿

官职不可出卖，即使是流外之秩足以危害百姓。爵位不妨出卖，即使是极品的头衔也不伤害政体。韩文懿曾依据商君让民爵的遗意，而有抗礼转售的说法。冯桂芬依据此说，来议论改变捐例。不是没有筹饷的苦心，而终究没有施行。即使施行了，也恐怕所获无几。私下有变通尽利的策略，在于第一曰鬻封爵。唐、宋时开国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像汉朝的关内侯，像如今的虚衔顶戴，在仕途上的人得到它很容易。本朝五等的荣耀，对于同姓容易而对于异姓艰难。开国二百五十余年，异姓分茅者寥落于册籍。即使到了人臣的极点，没有武功，没有特恩，不常常见到。寻常绅民，其艳羡更不用说了。如今实官的危害像那样，而捐项的疲敝又像这样。不如以鬻爵为令，恢复位例，在五等中按等递减。花样既新，礼数也不同。或者是老废的大僚，或者是殷富的绅商，闻而兴起，输将必多。不但抗礼公卿，即使召对便殿以宠幸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还寄仕版者

译不能援引先例，因为因公事晋见交接违背了礼仪规定。所收取的款项数额巨大，对急迫的需要大有裨益。所花费的只是一纸名号，对实际并无损害。谁说这不合适呢？

第一，出售女爵位。考察《周礼》天官中有九嫔，负责掌管女学。汉代制度中有内起居注，魏国有女尚书，齐国有女侍中，古代本来就有让妇女担任官职的情况，后世轻视女子，女官的职位就荒废了。近代只有西方各国男女并重，各国的女学校林立。英国的大书院男女一律参加入学考试，德国规定女孩八岁必须入学，否则要惩罚其父母。美国的女教师女学生多达三四百万人，女学可以说是兴盛了。

然而中国崇尚阳刚、抑制阴柔，内外界限如同秦越两国般隔绝，万万不能突然授予女官而惊骇世人耳目。但是女子中志向迫切想要显扬、乐于表现自己的人一定不少。只授予她们爵位，似乎也在古代有依据。可以拟定从一品到九品的女爵名号，从而出售。或者直接将夫人到孺人作为爵位，以便按惯例出售。有想要封赠其父母、伯叔、兄嫂、公婆以及丈夫的人，按照相应的品级仍然给予大夫的封号，计算下来对名器并没有轻慢亵渎，而对国家财政大有增加。与捐纳实官相比，冒着不好的名声，却只收取有限的利益，其害处不是明显可见吗？

译仿设巡捕说

陈炽

巡捕的制度，实际上是仿效古代虞人的职掌。秦汉时期的游徼，到了晋宋以后，一变而为弓兵和差役。朝廷又吝惜他们的工钱，放宽对他们的约束，贬低他们的职业地位，断绝他们晋升的出路。凡是亲近百姓、处理政务的官员，都把他们当作耳目和爪牙来使用。唉！天下有了害民的差役，天下就没有好官了。天下的差役越多，天下的良民就越少。他们铲除暴徒的力量不足，骚扰百姓的手段却有余力。索取贿赂时争先恐后，追捕盗贼时却落在后面。自从有了差役，末世的陋规，就是导致后世终究不如古代的原因。自从官吏重用差役，堂堂中国，拥有万里疆土、四万万人口，却因此被海外小国欺凌，低头忍受他人的压迫。差役不废除，官民之间就会隔膜，上下之间的气脉永远无法贯通。臣民虽有亿万，却各有亿万颗心。纵观古今，哪有完全合理的道理？然而如果骤然废除差役，官府上下处理政务依靠谁呢？这些人积习已深，即使给予他们晋升的途径，优厚他们的工钱，用刑罚威慑他们，用赏赐激励他们，那种鸱枭般的本性也难以立刻改变。连祥瑞的禽鸟尚且畏惧威势，百姓对差役的畏惧很深，对他们的猜疑也很深。他们不索取贿赂，百姓反而要给他们；他们不惹事，百姓终究会感到危险。想靠这种状况求得治理，是不可能的。只有先在通商建埠的地方，仿照设立巡捕，正式命名为游巡，或者叫巡勇。现在中国通商各埠的巡捕，福建全用华人，上海、汉口则十分之九是华人，由几名西方人、几十名印度人管理，实行了几十年，毫无流弊。只是因为工钱优厚，法度详细明确，所以能事事认真，人人自爱，勤奋努力，与寻常大不相同。那么，说良法绝对行不通，华人绝对不可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就像上海一埠，每个街口设一名巡捕，车马繁盛的地方，酌情增加。一天一夜分为六班，每班负责约两个时辰，每人携带一个号角、一盏灯、一根木棍。遇到盗贼，如果力量不能制服，号角一响，众人相继支援，巨盗凶匪立刻被擒获。巡捕应办的事项，有一百三十多条，巨细皆备。另有禁令，越是琐碎越严明。必须找到保人才能充当巡捕。刚入局时，先将禁令章程读得烂熟，才准许充当，否则就排斥不用。充当巡捕三年，谨慎严密没有过错，就派充暗捕，不穿制服，在街巷间游荡，察访事件。即使是小盗窃案，也能抓获盗贼追回赃物。有很多跨省来的凶徒，自己投进罗网。巡捕的工钱，每月八元，而暗捕、捕头的工钱有递升至几十元以上者，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没有偏袒，没有包庇，没有宽纵，没有拖延，所以人们乐于被任用。他们的工费虽然极其优厚，都取自旅居租界的人，通过车捐、房捐、轻罪的罚款，用本地的银两供本地的使用，刊印清单登报，点滴归公，没有滥用，没有私吞，以够用为度，所以人们乐于缴纳。巡捕下班无事时，捕头率领他们练习武艺，战阵的分合，步伐的整齐，枪法的准头，刀兵的击刺，申明号令，以辅助西方商团的民兵。上海有巡捕四千余人，由西方商团练队统领，俨然有十营精锐，自成一支军队，足以保卫百姓，消除祸变。所以西方人的其他新法，或许不能尽善，或者中外情形不同，推行时还需斟酌，唯独巡捕这一项，暗合古代虞人游徼的制度，可以说精详周密，毫发无疵。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这就是英国之所以东摧印度，西并美洲属地，在全球威震四海，欧美各国一律仿行的原因。日本最初效仿西法，赞叹称扬，推崇为西方强国富国的第一策。如果真的开辟商埠，仿设巡捕，只需翻译抄录办法，调用华人，赏罚严明，始终如一，所需经费，酌情收取房捐、车捐，已经不会不足。商埠既设，然后推行到内地各省府州县，将旧日差役的弊端一扫而空。上级想要办一件事，交给巡捕向下传达给百姓，那么利益没有不兴起的，弊端没有不消除的。下级想要陈述一句话，托付巡捕向上达于上级，那么恩泽没有不究尽的，情况没有不通达的。无事时安良除盗，居民没有惊扰；有事时抵御外侮同仇敌忾，天下有金汤般的坚固。况且以上海为例，需要巡捕四千人，那么一城一镇之间，各需壮健者千人来充任此役，总计一省就有数万人，而经费不出自公家，贫困者都有生计。即使差役裁撤之后，如果他们能束身自爱，也足以改行充任。其对国家计民生带来的利益，实在无法估量。国家的繁荣盛大，以商务为开端；社会的严肃清明，应当以巡捕为先导。世上有深明大略的君子，不会把这话当作空谈。

撰四等十仪

龚自珍

大凡百姓四肢的盘曲、高低、迟缓以行礼，其区别有三种：一是坐，二是立，三是跪。站立然后作揖，作揖的区别有三种；跪下然后拜，古代也兼称揖为拜。拜的区别有九种。大凡朝见的等级有四种

译有日常朝见，有大朝会，有礼仪性进食，有通行之礼。凡是日常朝见的仪节又有三种：第一种是君主坐着，臣子也坐着；第二种是君主站着，臣子也站着；第三种是君主坐着，臣子站着。

译第一种情况是：“君主坐着，臣子也坐着。”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记载的事。

征引说：“《考工记》说：‘坐着讨论治国之道，称为三公。’《汉官仪》说：‘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都独自坐着，称为三独坐。’其他如贾谊夜间拜见汉文帝，文帝为他移动坐席；王常因为有功劳，光武帝下诏让他离开座位；戴凭在东京讲经，正月初一有被夺去坐席的荣耀；范晔在北宋占据位置，宰相有撤去坐席的耻辱。像这类例子，繁多广博。”

第二种情况是：“君主站着，臣子也站着。”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记载的事

征引说：“《曲礼》说：‘君主佩玉倾斜，臣子佩玉下垂；君主佩玉下垂，臣子佩玉委地。’”《春秋左传》说：“孔父严肃神色，在朝廷上恭敬站立，那么人们不敢对他的君主产生非议。”《周礼》说：“对同姓用天揖，对异姓用土揖，对庶姓用时揖。”又《太仆王莽朝见》时，则向前恭敬站立而后退。郑玄解释说：“王已经站立。”许慎《说文解字》说：“恭敬站立，恭敬站立。”

第三种情况是：“君主坐着，臣子恭敬站立。”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记载的事

征引说：“《尚书·顾命》中提到玉几，《康王之诰》中，太保和芮伯都进前，互相作揖。又说：‘公都已经听命，互相作揖快步退出。’其他如与臣子议事，征引秦始皇的本纪，倚靠几案；求征梁武帝的诏书，对君主来说不是命令，对时代来说距离古代不远。大朝会的礼仪，又有三种：一是君主站立，臣子站立；二是君主坐着，臣子坐着；三是君主坐着，臣子站立。”

一是君主站立，臣子站立，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记载的事

征引说：“《曲礼》：天子靠着屏风站立，诸侯面向北拜见天子，称为觐见。天子在宁门站立，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称为朝见。”《明堂位》：“天子背靠斧形屏风，面向南站立。”《太史公书·叔孙通传》：“功臣、列侯、将军、军吏排列在西面，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到六百石排列在东面，面向西。”

二是：“君主坐着，臣子坐着。”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记载

征引说：“《叔孙通传》说：‘所有在殿上侍坐的人都俯身低头。’《汉官仪》说：‘司徒府中有天子以下的大会殿，如同古代的外朝以决断大事。’”

三是：“君主坐着，臣子站立。”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例如干宝所

征引说：“《周礼》司士端正朝仪的位置，辨别贵贱的等级；朝士掌管建立国家外朝的法度，左边九棵棘树，孤卿的位置在那里，士在他们的后面；右边九棵棘树，公侯伯子男的位置在那里，吏在他们的后面；前面三棵槐树，三公的位置在那里，州长和众庶在他们的后面。”

那些通行于大朝会和常朝会的，有一项是：“君主站立，臣子跪拜。”君主站立，臣子跪拜，典籍繁多，不能全部征引。

又通行于大朝会和常朝会的一项，是：“臣子跪拜起身后，仍然回到行列站立。”臣子跪拜起身后，仍然回到行列站立。典籍繁多，不能全部征引。

至于宴饮，都称为礼食。礼食的礼仪有两种：一是君主站立，臣子站立；二是君主坐着，君臣坐着。

一是：“君主站立，臣子站立，在典籍中有证据的一项。”

征引说《国语》说：“礼仪确立完成的称为饫。”

二是：“君主坐着，臣子坐着；君主坐着，臣子坐着。”典籍繁多，不能全部征引。

这就叫做朝廷的四等十仪，古代柱下史的后裔官员记录了下来。

论拜跪之礼不可行于今

高凤谦

拜跪是礼仪吗？回答说：是礼仪。对人情便利吗？回答说：俯身伏地，仰身起立，心气不舒畅，没看到它便利。那么圣人制定礼仪，故意造成这种不便来重重困扰百姓吗？回答说：拜跪之礼，在古代便利，在今天不便利，不是制定礼仪的过错，而是拘泥于古礼不知变通的过错。古代的人还是现在的人，古代的拜跪还是现在的俯身伏地、仰身起立，为什么唯独看到它便利？回答说：古代的人席地而坐，用臀部贴着小腿，距离跪着没有多少差别。《曲礼》“坐着移动”，《少仪》“睡觉时坐着传达命令”，《玉藻》“退下时坐着取鞋”，《乐记》“武舞坐着时右膝伸直左膝弯曲”，疏注都解释坐为跪，这是坐与跪通用的证据。鱄诸刺杀王僚“坐着行走而入”，管幼安好学，一根藜杖用了五十年，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这是用膝盖坐着的证据。现在高丽、流求的人，仍然用膝盖贴着席子坐着，大概是在实行古代的道。圣人因此制定了长跪之礼、拜手之礼、顿首和稽首之礼，都取其中最便利的，所谓根据人情来制定节文。朱熹说：“两膝着地，用臀部贴着膝盖稍微安稳的称为坐；伸直腰和腿而姿势危险的称为跪。”那么古代所谓的跪，还只是现在的端正坐着而已。扬雄说：“拜是从两手向下。”那么古代所谓的拜，还只是现在的拱手而已。所以有君主拜臣子的记载，而项羽也长跪以礼遇樊哙，没听说拜跪是重礼。《史记·魏其武安列传》中只有故人避席，其余半跪在席上，如注所说用膝盖跪在席子上，这是避席为礼之重，跪反而为礼之轻。席地本来便于跪，后世交倚的器具兴起后，坐席就废除了，人们习惯于臀部坐着，突然改用膝盖

译如果这样，就会身体蜷缩而不舒适，气息阻滞而不通畅，即使是强壮有力的人，也没有长久跪拜而不疲惫急促、行礼而不疲倦的。于是老臣对朝廷的请安感到疲倦，有请求休假回乡的；边疆大臣畏惧陛见，有称病离去的；长官对答拜感到疲乏，有谢绝宾客而不接见同僚的；下属官吏对送迎感到羞耻，有投书自劾而折损腰节的；诉讼双方坐在狱中，有引此为耻辱而不敢伸张冤屈的；在公堂上匍匐跪拜，有因此震慑而不敢尽情陈述言辞的。推及到中外交往的事务，则更加困难。西方人崇奉基督教，除了礼拜之外没有跪拜之礼，所以无论哪个国家的交际，都不以拜跪表示敬意。如今我国朝廷引见西方人觐见，则我们行跪拜礼，而西方人鞠躬；我国百姓与西方人打官司，则我们长跪，而西方人挺立。这损害国家威望，挫伤民众士气，仅此一点就非常不便。西方人居住在中国，官府不能管辖，原本是因为法律不同，国势又弱，所以丧失了我们自主的权力。也是因为拜跪之礼，西方人绝对无法忍受。中国如果不改变拜跪之礼，自主的权力绝对难以在一天之内恢复。有人怀疑礼仪中有拜跪，是用来严明君臣父子的大界限的，虽然说不便，还是应当坚守。不知道先王制定礼仪，不过是借助形式来表达敬意，不会因为非常不便，就让人受苦。如果说臣子的礼节必须依靠拜跪才能体现，那么就应当专门用于君父，为什么地位平等的人也通用这种礼节呢？如今席地而坐变为交椅，几案变为高座，唯独这最不便的拜跪，又为什么不变呢？况且军礼不拜，在古人那里已经自行改变了，确实是因为铠甲在身，不便拜跪。孔子说：“礼仪要顺应适宜”，又说：“只要相称”，又说：“礼仪是道义的实际体现，符合道义就符合，即使先王没有过的礼仪，也可以根据道义创立。”那么圣人制定礼仪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也不过是说人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