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下　商政

译卷十下 商政

论制造货税

英国人佚名附记

日本与中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中，没有记载制成货物应退还的税则，这是将《马关条约》中最关键的一点拱手让人，这本来是不用智者都知道的道理。日本商人拟在上海设厂的计划，尚未实施，将来开办时，或许不如在本国已有的纱厂那样顺利。日本如果确实因为未订立此项饷税，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让步，出于为中国利益考虑的少，而出于为本国利益考虑的多。再者，日本或许是想让现在上海已有的纱厂因重税而受困，使日本所有的棉纱仍能在中国寻求销路并获利，这也是未可知的。因为日本所制造的货物，在供自用之外，尚有盈余，正迫切希望在中国寻找一个销路。中国向来利欲心重，如果真像那个杀鹅取金蛋的故事一样，西方古时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鹅，每天生一个金蛋，但他嫌金蛋生得太慢，于是剖开鹅腹，想一次性取出所有金蛋，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用它来比喻中国的利欲心。从办法上看，日本的退让，似乎完全是出于为本国利益考虑，而这件事与上海新设纱厂的关系并非浅显。上海商务公所早已对此有所预见，上书驻京英国公使，书中所述情形，另有一封上呈沙侯的信内容相同，实在令人钦佩。而公所所做的，还不止于此。除了书信之外，公所副长又前往京师，以便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议论此事时，若有需要采访之处，副长即可上报详细情况，以弥补书信的不足。中国向来被认为见识短浅，加之现在国库空虚，这件事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必定会压制上海所有的纱厂及其所生产的货物，使这些货物无论运往何处，非征收重税不可，这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像这件事，难道不是现在重新修订税则应当涉及的一个方面吗？因为当今所商议的情形，就是将来税则的根本。上海开设纱厂的股东们都认为，新创此业，或许对中国将来永远有益，应当得到政府鼓励的恩惠。公所也深以为然。而厂东所请求的，大旨无非是希望中国对待他们如同对待本地开厂的人一样，不分厚薄，所有其他能与他们竞争利益的货物，所订立的税则也必须彼此一律，不得有所轻重。现将上海商务公所所请求的五条列于左边：一、本地棉货准许免除厘金、落地等税，凡是棉花由外国口岸运来，仅缴纳由兰雪脱税，即内地运送半税。二新议定的税则，如果订立按价值百分抽十，那么外国来货应退还的爱克萨依斯税，即销货税，连同内地运送税在内，不得比这再重。三、凡是货物已经退还此爱克萨依斯税的，应豁免各出口税。所有已退还税的货物运至中国，不论何处，应免除各项税饷。四、进口棉花应免除纳税，如果必须纳税，应由将来制造货物后应退还的税内照数扣除。五、本地纱厂政府准许其所享有的利益，不得比准许外国纱厂的更优厚。以上所请求的各项固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而在商议之时，我知道必定要大费口舌。李鸿章等人想要使华人独享其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最终必定知道他们所扶持的决不能照办。中国现在正拟重新订立税则，想要商议此事，正是时候。

海关出入货类

薛福成

光绪十八年进口洋药价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多两，洋布、羽绫、棉纱、棉线价银五千二百七十万多两，呢羽、哔叽、毡绒价银四百七十九万多两，钢铁、铜、铅、锡价银七百十三万多两，米价银五百八十二万多两，煤油价银五百零四万多两，海货价银五百二十万多两，煤价银二百多万两，自来火价银一百四十二万多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总计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多两，而纱布呢羽等几乎占进口货价的一半，洋药也几乎占四分之一，为中国打算，应当设法逐渐杜绝洋药来源，而劝导商民仿照洋法织布纺纱，尤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开矿，其次是炼铁，其次是纺织呢羽毡绒，其次是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风气一旦打开，而致富的能事就尽在其中了。出口丝茧价银三千零三十四万多两，绸价银七百九十六万多两，茶价银二千五百九十八万多两，棉花价银五百零八万多两，草帽绠价银二百零五万多两，糖价银二百零七万多两，纸价银一百五十七万多两，席价银一百二十九万多两，豆价、爆竹价银各一百十八万多两，瓷器价银一百零八万多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计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多两，丝茶两项为大宗，几乎占土货价十分之六，如果想要整顿土货，仍须注重丝茶，这样才能掌握其纲领，其余如棉、糖、纸、席、草帽绠等物，如果能够随事讲求，随时整理，也有很大益处。

译此外，土产货物等到铁路开通后，必定有意想不到的畅销品，比如草帽绳之类。我私下查考，光绪元、二年间进出口货物大致能够相抵，如今拿出口货物与进口货物相比，中国亏损白银多达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这是为什么呢？近两年来，洋布、洋纱进口的价格超过光绪元、二年间的价格约三千数百万两，那么中国亏损白银都是因为纱布畅销造成的。从此，中国织妇机女束手无策、遭受饥寒的人数当不下数千万，这难道是小事吗？还说引导百姓织布纺纱还可以缓一缓吗？况且我又听说纺纱的效益超过织布。日本全国经营此事，已经获得丰厚利润。即使是中国百姓自己织的布，也乐意购买使用洋纱，因为洋纱价格便宜、质量优良且容易销售。所以，华商偶尔设立一两个纺纱厂，没有不获利的。既然如此，那么负有提倡责任的人，何不劝告商民购买机器设立工厂，先仿照洋法纺纱，以求逐渐推广到织布呢？

译海关出入货价

薛福成

这一年由英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二千八百八十七万余两，由香港运来的价值白银六千九百八十一万余两，由印度运来的价值白银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余两，由新加坡运来的价值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由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运来的价值白银一百零一万余两。以上英国及其属地运来的货物总共价值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万余两，由中国运往英国、香港、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大浪山、加拿大的货物总共价值白银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亏损白银五千九百七十万两。由美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六百零六万余两，由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千零七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利白银四百七十二万余两。由欧洲各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五百十二万余两，由中国运往欧洲各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千七百十六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利白银一千二百零四万余两。由俄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五十五万余两，由中国运往俄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七百零四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利白银六百四十九万余两。由日本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六百七十万余两，由中国运往日本的货物价值白银八百五十万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利白银二百三十五万余两。由澳门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三百十七万余两，由中国运往澳门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六十八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亏损白银一百五十万余两。由小吕宋、越南、暹罗、爪哇、埃埃及五国运来的货物价值白银三十一万余两，由中国运往这五国的货物价值白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进出口相比，中国盈利白银一百五十五万余两。综合来看，中国流失给英国及其属地的白银非常巨大，而从其他通商各国获得的盈余却很少，亏损的多而盈利的少，形势尚不足以相互弥补，所以一年之中亏损白银多达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华茶销往英国的数量逐年减少，销往俄国的数量逐年增加。俄国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未能达到昔日英国的水平，但华茶不至于积压滞销，是因为俄国人从中运作调剂。中国的货物稍稍畅销于日本，是因为日本纺纱业骤然兴盛，不得不使用中国的棉花，中国与日本共享其利。如今议论时务的人，有的说英国人消耗损害中国，很想联合俄国来排斥英国，这与孩童的看法没有区别。百姓之所以乐于购买这些货物，都是因为它们是衣食日用所必需，而且质量优良、价格低廉的缘故。当人们不需要时，即使是君父也不能强迫远方的人购买，何必爱护呢？当人们必须使用时，即使是君父也不能禁止远方的人销售，何必怨恨呢？就像日本二十年来专心致志、奋力钻研工商技术，于是能够仿造洋货和华货，质量优良、价格低廉，几乎超过原产者。英国人不仅不嫉妒阻挠，反而极力称赞。中国乐于使用其货物的人，比比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工非常廉价，是日本的数倍。如果真的知道英国人消耗损害中国是弊病吗？那么就有日本的成功方法在，又何必采取万不能行的下策呢？有人说中国虽然亏损白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两，但各海关征收的厘税，已经获得二千二百六十余万两，加上洋商自行招募的牙侩，凡进口货物抽七厘，出口货物抽八厘，费用共计有一千数百万两，都落入华人之手。用那些来衡量这些，中国还盈利数十万两。这是说中国的白银未曾分毫漏入外洋。这又不对。考察光绪元年进出口货物价值相当，华商还盈利百余万两。如果把关税和费用合计起来，中国就多盈利二千余万两了。在那一年盈利二千万两，中国难道还日渐贫困损耗，像今天的形势吗？这是不得不赶紧为之谋划的，这是治理百姓的政治，是保卫国家的根本，是上位者的责任。

论中国商务

英国人佚名附

中外通商以来，中国进出口的商务，以去年最为兴盛。前年进口与出口货物相抵，总共价值白银三百一十五兆两。去年增加到三百三十三兆六亿两，进口与出口两者都有起色。入口货物的税收较前年增多一百五十万两。甲午战争后振作的情况，由此可以看见。《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在内陆多开几个商埠，即苏州、江苏、杭州、浙江、湖北等地。去年十月一号，各处已经设关征税，但商务刚开始办理，未能兴盛，所以开关三个月，新关总共征收货物税收白银不过六千一百八十两。中国洋关的掌记者给士蚩先生，去年发布的清单，说历年总结的数字，中国商务大有兴盛的情形。每年入口货物没有像去年这么多的。出口货物虽然不及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多，实在是因为割让台湾所致。因为前年出口货物清单中有六月并台湾一起计算。虽然有台湾的丧失，但进出口货物合计，从未像去年增加得这么兴盛。自战后惊惧安定以来，各行各业生意颇想奋发。棉纱一项进口最多，

译然而市场上棉纱突然充斥，需要依靠日常的人力才能流通，因此可以预料到今年进口货物有大幅减少的可能。一般来说，银价低廉，则出口货物会增加。如今土产货物价格已经非常昂贵，这是因为铜钱不足使用，导致银价昂贵。银价既然昂贵，货物价格也不得不随之昂贵。查究铜钱短缺不足使用的原因，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各省钱局停止铸造，于是奸民私自铸造轻薄铜钱，官方铸造的大钱反而被民间暗中收购私熔。近年严禁私铸，因此铜钱不足使用，实际上对贸易造成了损害。进口货物与前年相比，去年增加了三十兆余两银。其中棉布一项增加了十五兆余两。印度与日本棉纱增加的部分又占了十一兆余两。其余的数额则是羊毛、铜、铁器、火水、油以及杂货增加的部分。再查阅进口货物清单，可以看到鸦片一项减少了二千五百九十五担。这个减少并非因为台湾，而是全国都在减少。凡是贩运鸦片的人都不如意，年底时情况更甚。印度发生饥荒，银价突然下跌。昔日上海银每百两能兑换印度银二百六十四卢比，到此时只值印度银二百二十二卢比，因此鸦片成本高而难以销售。日本鸦片日益兴盛，每年从印度鸦片市场中夺取约一万一千八百担，1887年鸦片进口有三万四千八百担，去年仅得二万三千担。孟加拉鸦片近十年也减少了三千七百担，虽然去年比前年多销售白呢二千担，但运贩者仍然失利。年初白泥每箱价格银将近六百两，到年底价格低至五百两以下。冬季银价虽然下跌，却未能使鸦片价格上涨，反而使其降低，实在出人意料。至于入口的棉布匹头非常兴盛，但贩卖零沽者也难以获利。下半年时价涨落无常，因为市场上积压货物过多。据商务局报告称，上海一埠年底共存洋布四百万匹，比上一年多存一百二十万匹。按常理来说，凡是银价上涨之时，运货入口者必定乘势多购通行货物，如原色洋布与白色洋布之类。去年正月经匹头货物价格颇佳，每两本银可获利二钱，可惜其价格不能持久。下半年竟至大减，因为年初获利厚，各家争相寄货至年中，各口岸货物堆积。美国有许多布匹托人急于代卖，因为价值大落，不得不退让。英国来布之所以过多，是因为前年存货少，且预料牛庄动乱后必定兴旺，各花布有进无退，因此也如其他货物一样大量积压。只有面巾汗巾销售甚广，去年入口者共一百一十二万五千 dozen，上海占一百万 dozen 有余。印度棉纱1889年入口者有六十二万八千担，去年增加到一百四十六万一千担，去年比前年也增多了四十万担。又日本棉纱十年内也由一万九千担增至十万担，倘若华商能自制棉纱，其利益必定广大。

译唯独羊毛货物这一项没有显著增加，然而有几种毛货渐渐畅销，意大利的绒尤其如此。所以前年意大利绒进口六万三千匹，去年增至十六万一千匹。因此去年进口毛货的价值比上一年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两。各类金属商品的市场也兴盛，尤其是铁和钢最为突出，比前年增加了一倍。进口外国杂货中畅销的有洋烛、吕宋仔、钟镖、染料、面粉、玻璃、么非、鸦片、酒精、缝针、火水、油、洋皂。这些都是泰西（西方）的土产，另外还有煤炭、生棉花、高丽参、火柴、苏木糖，这些都是亚洲的土产。面粉这一种，广州销售三分之一。去年出口货物与前年相比，价值减少了十二兆两，税项也减少了五万七千两。减少的原因，一是因为台湾，二是因为茶、丝、棉花等土产减少。棉花价格高，且供本地使用，所以阻碍了其运销到日本。查这种货物销往日本的，前年有八十九万六千担，去年减少到四十一万八千担。黄、白两种丝出口减少了二万二千六百二十五担，仅这一项价值银两不下六百二十万两。蚕茧又由二万四千减至一万七千八百四十五担，减少了六千二百一十五担，价值二十二万四千两绸匹又减少了二千二百四十一担，价值一百七十七万七千。全中国茶务减少，不仅仅因为台湾的缘故。去年红茶减少了二十一万一千五百担，绿茶又减少了二万七千二百担。运往俄国各式茶增加了四百二十，红茶增加了八万五千五百担。行商都获得了厚利，只有贩往英国的利润微薄。贩往美国的也获得了利润。福州新设茶务公司，用机器制茶中国茶务或许可以复兴。将来各种茶业者如果能效仿其法，也未可知。就像丝业，已经有多处靠近口岸的地方，因为丝业失利，也用机器来补救。中国的茶难以在英国兴盛，只有好茶或许能销往别处。红茶也被印度所争夺。如果印度能常常如此兴旺，确实是中国茶业的敌人。只是印度也有减少的趋势，况且又有饥荒瘟疫的灾害。又中国生丝出口减少了二万二千二百余担。查光绪九十五年至九十六年各国产丝极盛，中东两国最为突出。丝的销路也广，养蚕的人在正月就可以发售，其丝可以获得重利。不识时务的人抬高价格囤积，我们英国商人见东方产丝兴盛，知道价格必然下跌，所以不多买，而且美国更换总统税则必定改变，商人都担心丝税骤减。上海与日本两处曾设立机器搅丝、纺丝，专门供应美国，也受累不轻。现在各国存丝越来越多，意大利国的蚕也极佳，蚕茧价格平稳，广州产丝又兴盛，广州与意大利搅丝之家都愿意平价出售，只是内地的蚕不佳，惯于垄断的人大都购买。凡可用的蚕茧，志在转卖给用火力的机厂，以图大利。预料机厂势不能不买，也不知道机厂因为美国不销，所以也不买，垄断的人因而失算，存蚕茧也极多。至今如欲出售，非半价不能，如果不是垄断则已制成发售了。华商平时喜欢行此法，囤货待价，其记忆常中西商一闻蚕造丰盛，速将其货卖尽，不知华丝已尽被华商把持，只得任凭华商居。去年至今丝务平淡，今年所产又大大减少，因为有许多蚕茧未搅。北方各厂将来若无美国购买，则必存至五六千捆。通商埠头黄丝甚少，一是因为山东蚕不佳，一是因为湖北、四川钱价贵，所以阻碍其出口。各埠野丝也大大减少，盖满洲各地因中东之战，树木受丝皮、丝碎价也大大昂贵，比意大利、法国之丝皮价更高，从事此业者最失利。今年曾有蚕茧运往意大利，凡壮茧皆被日本人收去，轻弱者日本人不取。总之中国丝务生意减少的原因，一是因为蚕病丝少，二是因为我国不销，三是因为美国更换税则，四是因华商垄断太过，只有这几端而已。

中国商埠情形记

布李难附

中国与外洋通商的口岸虽然有一十八处，但自欧美、印度各方运来中国的货物，必须先经过香港与上海，然后分达各处口岸。若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海口、北海六处的洋货，则由香港运往扬子江上；六处并北方三处的洋货，则由上海运往。英商行店均设于香港、上海，贩来各国货而转售于华商。至于其余各口岸，虽有洋商但渐渐减少了。十八口岸之地，有英商贸易其间的只有十二处；而十二处之中，英人喜好运货进口而转卖的，仅存三四处。若小的商埠，洋商反而不如华商兴盛。华商费用很轻，所以贩卖洋货，其本钱也轻，而卖价也较便宜。且华商能知行情市价，又能与内地商客交易，凡此都是洋商的短处。所以洋

译将洋货运来中国的商贩，只能在香港、上海销售，其余地方都归华商接手转卖。洋商只要把货物脱手给香港或上海的买家，便不再担忧，因此洋商也很乐意华商获利，货物卖得越多，他们的利益就越广。但洋商绝不肯亲自劳苦去保护华商以扩大利益，货物一旦出手，就不再属于自己，之后在运输途中如何受阻，英商无暇顾及。上海进口的货物，如今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不像其他口岸那样彻底，但华商日益增多，洋商日益减少。因为华商能够自行办理外国货物的进口和销售，只是其采购方式，仍然通过上海的西方代理人，与华人订立契约，从外国购买某种货物的价格、银两，以及货物到达的日期，都一一明确约定。近来英美两国运来的布匹，由华商预先订购的超过一半。货物抵达港口后，等待货款结清，代理人的职责就结束了。华商订货之后，无论盈亏，都不能反悔。过去华商与代理人交易，是先交银两再订货，但近来银价涨落不及时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华商宁愿先交一半货款，等货物到达后再结清余款。但如果价银忽涨忽落，风险也就非常大。英国兰加西亚运到上海的货物，华商预先订购的占了一半，其余除了三四家洋行自行经营羊毛、棉布之外，其他各类货物仍占上海进口货物的百分之七十五，几乎全由华商预先订购寄售。正因为如此，当中外通商条约中有不被遵守的情况时，华商更为焦急。但华商势力孤立微弱，不像英国人那样一呼百应。所以想要推广商务，必须像洋商那样依靠本国的支持才行。如果指望华商自行整顿，实在没有希望。华商实际上没有自行整顿的权力。华商自行贩运的洋货，从某处运到某关，需要缴纳多少税，不敢查问，实在害怕激怒长官，反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华商无论做什么事，如果自身利益受损，即使对天下有益，也不会去做。如果在通商口岸，华商与洋商所享受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如果将货物运入内地，华商反而不如洋商便利，因为内地的厘卡不像洋关那样公道，一切商务任由厘卡横行霸道。但根据通商条约，英商既然已经完纳了税饷，就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销售货物，其税只是每百抽五作为入口税，再加抽百分之二点五作为入内地税，即可通行各处。华商从未享受过如此优惠的税则。由此可以看出，华商所缴纳的税实际上比英商应该缴纳的税大不相同。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西方人在内地分散销售货物，比华商更便利。按照通商条约，洋商进入内地的税则原本是一样的，不论货主是谁，清朝也曾明确承诺。只是承诺给华民与承诺给西方人，事情虽然相同，但执行起来确实不同。华民有冤屈不敢伸张，宁愿自己忍耐，不敢触犯官威。洋人则没有这种畏惧之心，他们的人身家财产安稳无虞，如果遭受损害，就可以向领事官申诉，并向清朝索取赔偿。

译那么，为什么洋人自己不把货物运进内地销售呢？原因有三：内地零散，每处销货不多，洋人嫌利润微薄，这是第一；资本少的人，又因为内地未通西人，不便走动，自行贩卖难以获利，这是第二；再者，洋人彼此告诫，认为本国领事官未必能切实保护，万一出事先自己吃亏，这是第三。有这三个原因，英商除了习惯的领域外，不肯妄进一步。现在英商留在华人商埠的，实在寥寥无几，令听闻者惊骇。上海一埠，大小英商行店不过八十余家，其他各埠则在牛庄有三家，天津有九家，烟台有两家，重庆有一家，汉口有十二家，九江有两家，镇江有四家，福州、广州各有六家，汕头有两家，其余埠口就没有了。况且这些行店多是经纪之人，若除去茶商不计，剩下的就更少了。然而我国所依赖以振兴商务的，全靠这几家。中国作为我国的买主，必须有银两才能交易，有人仔细核算岁计政要，知道中国已尽其力量购买。洋商如果长远考虑、细致研究，就会明白中国能多出口货物，然后才能多进口货物。所以与中国通商想要兴旺，必须让中国多卖其物来交换我们的货物。但这件事也必须借助我们英人的帮助，不然有来无安，希望它不枯竭。近来因为银贱金贵，所以中国之货以前不能出口获利的，现在获利甚多。光绪十六年洋关清单所列出口的五十种通商货物，值银七十六兆三十三万九千两，杂货值银一百五十四万四千两；到光绪二十一年，这五十种货物出口值银一百二十九兆三十五万五千两，杂货共值银十三兆九十三万八千两。中国产的货物一经销售到国外，华人必定再生产，但必须洋人自己选择何种货物为上，华人才知道趋避。中国出口运往欧美两洲的货物不同，进口商务，进口商务渐渐有转归华人自贩自卖的趋势，而出口商务仍是西人做的很少。华商自办土货出洋而销往外国，其办土货出洋者仍归华人购买使用。近来常有西人劝华商自办货物出洋发卖于西国市场，华人不敢如此，诚恐不熟悉西国的行情。然而近日也有改变计划的迹象，出口的货物都借助中国各大洋行贩运到国外，现在有几家小洋行接外国付来的货单而购买。这是因为电线与银行的便捷，所以作经纪代人买卖者，香港称为经纪。生意人可以不需要本钱，于是中国出口的商务也渐渐变为经纪。作经纪的只知道在通商口岸选择便宜的货物，得到扣折的利润，就发出国外。华民从内地运货来埠，如何受勒索，与他们无关。总之，中国加抽厘金，以至于华商裹足不前，实在阻碍了英人的商务。华人不能免除，必须英人帮助其免除。又厘金阻滞出口货物，也是阻碍英人的商务。有来无非长策。华人也不能自免其阻碍，也必须英人帮助。中国特设厘卡以阻洋货，其志向在于暗中制约洋人，其实自害其民，自害其国，西商坐视华民受害而不救，实在自己暗中受亏损而不觉。想要振兴中英的商务，我们英人应该在此设想，何必另求他处呢？

台英领事中国各口商务报

驻扎台湾的英国领事白勒能先生对中国各口岸商务情形广泛访问、详细咨询，考订极为详备。西历去年十月十五日向外部呈报，现将所报于外部的内容印成一册，共七十页，后附中国草图一幅，售价仅五便士。该册首有简明目录，分为五则：一、目前情况；二、内地转运商货；三、商情；日、日中战后关系；五、振兴商务之道。本报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照刊，想见全报者，可以购置一册。本报只能择要摘录，以供大众阅览。白勒能先生起初以为英商必时常有请求领事之事，而事实并非如此。推究其原因，由于商务不旺，商人皆按部就班，没有什么仰赖于领事，而且华商也渐渐分夺我们的利权，外人将有难以容身之势。三十年前，英国巨公黑孟者说外部对中国之事过于忽视，五十年后，英国在华商务必衰。以前我在埃及勒房江商务的沦亡，可以作为殷鉴。白勒能先生认为黑公有先见之明，所以稍有不同的是，白勒能先生的意思谓商务衰退，不全是因为国家的原因。中国自通商以来，各国商人到来，争竞胜利所在，必被善于经商者夺去，我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近来英商为华人作护符，华商动不动被华官鱼肉，不得已而冒用洋商之名，藉以自免。

白勒能先生于是论述中国目前商务情形。他论及厘金说：租界之中，照例不抽厘金，然而一转移间，即不免于此。所抽的数额，

译货物种类各不相同，概括来说，是每百抽二。因此，即使在通商口岸，洋货按规定只需缴纳进口税，即每百抽五，但如果想要零卖，则必须缴纳每百抽七的税。洋货进入中国口岸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口岸而已，南方是香港，北方是上海。此外其他口岸所需的洋货，都是由华商去香港、上海购买办理，比起洋商运输更为划算。洋商对于已经售出的货物，不太关心，而华商却只能听任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勒索，不敢与之抗争，所以虽然违背了条约，也没有人过问。华人对于中国官员，即使受了委屈，也只能闭口不言，像寒蝉一样沉默，否则灾祸就会立刻降临。

译又说：“所有进口货物，大半卖给中国人，其中布匹一项占百分之五十，其余各货占百分之七十五。虽然违背条约，一再征收苛捐杂税，但洋人不过问，这是又一个原因。缴纳正税为货值的百分之五，内地半税为货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而洋商货物可以通行无阻，这比华人运货进入内地更为便宜。然而内地货物不仅依赖洋商，仍然由华商辗转运输销售，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华商看到洋商夺取他们的利益，必定起来与之抗衡；洋商中资本充足的并不多，势单力薄，无法抵挡众多华商。第二，洋商不能见机行事，趁华商尚未聚集众人之前，先发制人。第三，洋商即使想要与华商力争，但担心困难时，其公使和领事不肯出力，听任他们吃亏，不予援助？由于这三个原因，各口岸的英商士气低落、胆怯，没有人敢振臂一呼，只是小心谨慎地守着原有的利益罢了。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不能坚忍委曲、百折不回；商人所求的是利益，与其耗费财力精力去争夺以后的权利，不如专心致志以获取眼前的巨额金钱。”

论述到这里，白勒能先生又列举了在华英商行栈的数量，以显示其稀少。在上海的，仅有八十户；在各口岸的，共五十三户。又说进口货与出口货相互依存，进口多则出口也多。只是因为银价低廉的缘故，近来出口比进口更为踊跃。出口的货物，都是由洋商经办，而洋商也并非拥有巨资的人，大多是替人经手。赚取一笔经手费，所以其他事情不过问，只知道在通商口岸按规定办理。如果是自己的资本，而所节省的税款都落入自己的私囊，那么我知道他们必定殚精竭虑去争取条约规定的权利，务必使中国征收的税款低到不能再低为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违背条约的地方，他们也会漠然不动心。

白勒能先生《商务报》的第二则，论述内地转运商货的情形，切中要害。他说按照条约，洋货进口后缴纳半税，即可通行中国，免除零星征纳的麻烦。土货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的，也可以参照同样办理。之所以有这一条，在英官看来，是为了振兴商务，使洋货可以直接到达内地，土货可以在产区购买，没有辗转的浪费。而在华官员看来，这一条是让渡我们的利益，华商货物不包括在内。况且洋商在通商口岸缴纳的半税，是解送户部的点滴归公，即使有截留归省的，也必定是指定某项专用，地方官吏无法舞弊，以施展其私肥中饱的手段。因此缴纳半税对国家有益，对各省则有损。这就是省吏必定竭力阻挠，以使半税之法无法实行的原因。有的减轻厘捐，以招徕商人，使商贩乐于前来；有的假借权势，以凌压商人，凡是商董无不敬畏遵从。然而他们最擅长的伎俩，是遇到已经缴纳半税的货物，听其到来不检查，等货物到达时跟踪而至，勒令缴纳所谓的落地捐，货值的百分之三，即使已经缴纳了半税，他们也不顾。

驻扎广东的领事呈报北京公使说：“缴纳半税而运货进入内地的，几乎已经绝迹，因为内地华商不敢收买缴纳半税的洋货。”

倘若因为国家用度不足，不得不多方筹款，那么违背条约，频繁征收，情理上还可以原谅；但所收的数目，解送户部的不到十分之三，对国家用度有什么好处，只是肥饱各省官吏罢了。然而询问那些官吏的廉俸有多少，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见。广东有定例三条：一、华人自己的洋货可以缴纳半税；二、洋人自己的洋货可以缴纳半税；三、洋人的货物已经卖给华人的，不能再缴纳半税。广东官吏对半税一事深恶痛绝，所以华人不敢申请缴纳半税，洋人虽然缴纳半税，但货物到达后仍有落地捐的征收，总计起来，比完纳厘捐的数目更多。土货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的，也是如此。想在未运之前缴纳半税，就地先有征收，所以半税的条例无法实行。阻挠半税的，以广东最为严重。倘若洋商想在内地办货，取得所办货物未经重征而成本较轻，那么华官必定处处掣肘，使其罢手而后已。

各口岸发给半税执照，不能统一。虽然条约载有一定办法，但未能付诸实施。中国理财的方法不变，那么此事终究难以统一。幸运的是，变化的契机已经显现，或许可以拭目以待吧？

论述在华商情，白勒能先生说在华英商大多按部就班，守着条约已有的权利，没有开拓的意图。我曾召集众商，询问我国在华商务究竟应该如何整顿，请各抒己见，但所说的都不甚符合我的心意。中国商务还可以大为扩充，这固不待智者才知道，而英商尤其清楚。等到询问扩充之道何在，却又没有人起来代为谋划策略。洋人想要办的事，中国动辄掣肘，使其锐进勇敢之气消磨殆尽，所以缄口结舌，袖手旁观。

译在一旁袖手旁观，只是归咎于中国固守旧法，不知道自行开辟利源罢了。

译各口岸的商务各有其弊病，香港所患的弊病，一是广东官吏阻挠半税洋货，二是中国船只纳税轻于轮船，三是中国不肯在西江开埠，导致半税之例不能畅行，这些前文已详细论述过了。华船之税轻于轮船，对英商尚无损益，只是轮船公司吃亏罢了。西江现在才开始开埠，而华人仍多方设法阻挠。南宁、百色之间，如同宜昌之于重庆，适宜使用华船，轮船只能到南宁为止。福州所患的弊病，是茶税太重，大约值百抽五十，将福州城划为租界以外之地，也是不对的。

上海中国会声称：“除公使驻在北京外，每省省会应派一名公使，专门负责与各省大员办理交涉事务。该员归公使节制。因为中国督抚权力很大，我国非派专员不可。况且驻京公使公务繁忙，无暇兼顾商务，自然应当另派一名商务大员，专心研究振兴英国商务的方法。”等等。我认为每省派一名专员没什么用处。上海中国会的话说：“各省督抚必定体恤国家、爱护百姓，如果本省有未开发的利益，必定会思考如何开发，只是苦于无人相助，所以因循守旧而未能实现。如果我们派员去助长其气势，必定会有翻然改变的人。而且可以观察他们改变理财方法，使国家富强。”我却认为中国会对各省督抚的期望过高，哪里知道各省督抚最不喜欢的是改变理财方法，方法越混乱，他们越能舞弊，官员的私囊充足，全靠这个。

司法官与总领事，是完全两回事，不宜责成一人兼任。幸好外交部已察觉其不当，不久将分开设置，以专司责任。

如果允许英商派遣华人进入内地采购货物，对英商并非没有益处。至于在内地行驶轮船，则华轮胜于洋轮，洋轮遇到的阻难处很多。中国应当整顿货币制度，铸造钱币，使全国货币统一，否则平色不一的弊端不胜枚举。只有钱币统一，而官府就失去了其中的利益。食盐一项，中国国家独占其利，如果允许洋盐进口，值百税百，盐税可以增加一倍，而盐价可以减少一半。

白勒能先生认为中日战争，中国商务并未因此减色，只有牛庄一港被日本人侵占，直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年底，日本人才撤退，此外各口岸商务仍如未开战之前。因为查阅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及九十五年的海关报表，其进出口货物与价值，与前相比不相上下。探究其原因，大概大半得力于驻在上海的总领事韩能先生。韩先生力主扬子江与上海为局外之地，不得攻击，至于中国大局，虽然一败涂地，创伤巨大痛苦深重，而委靡不振依旧，不出我的预料。

马关条约签订，英国在台湾的商务发生变化。台湾既归属日本，英货须缴纳较多税款。所幸的是，商务从此有望扩充。台湾茶叶此后必先运至日本，然后再转运出口。这对我国在福州的茶商大为有害。中国筹款赔偿日本军费，恐怕对我的商务颇有妨碍。洋债全部以关税抵偿，而关税不足的部分，则势必在内地各税上设法弥补。查内地征税约征一百，而中饱私囊七十，归公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所以商人所缴纳的数目，比归公的几乎多出三倍。此次因弥补关税的缺口，而中外商人都须吃亏，违背条约的征敛，应当在此时更加严重。

新开的口岸是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重庆不用轮船不能兴旺；沙市则洋货没什么销路，只是上下轮船在此装卸货物，转运他处而已；苏州离上海太近，所有商务都荟萃于上海，苏州不能很兴旺；杭州开埠后，不过是土货洋货经过的地方。浙江内地土货的出口及洋货进入浙江内地的，必先到达杭州，再行转运。如福州的绿茶，此后必定改由杭州而至上海，不再经由宁波了。那么苏、杭开埠，只是商务稍有移动罢了，此消彼长，起初并没有增加。出口的丝，也未必因苏、杭开埠而有所增加。每开新埠，中国国家必定说这是让与洋人的利益，而哪里知道对华人有利的并不逊色于洋人？无论其他，只要有税则有定额、关吏无私这两点，已大有益于华商了。

有人说金银贵贱，凡是用银的国家，必定大兴制造。就像中国，以前用若干银购买若干货，今天也是如此。货价既没有大幅涨落，工价也没有很大悬殊，而用金的国家则货价与金价日渐昂贵，难怪用银的国家大兴制造。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中国虽然号称用银，而实际上铜钱的流通远超过银。农工不问银价与钱价如何，他们非铜钱不收，确实因为日常所需用钱居多，于是工价货价都须以钱为标准。所以中外贸易以金铜两品的上下为尤其重要的关键。现在银一两只兑钱一千二百文，以前可兑一千五百之多。然而银价虽然下跌

译然而工价却依旧不变，以前做工一天需要多少钱，今天仍然需要那么多钱。查考上海一地纺织业盛行，但究竟能否与英国著名的纺织区曼彻斯特竞争取胜，则须看银价和铜价的涨跌而定。

译白勒能君说：想要振兴中国的商业，必须先使中国的百姓富裕；想要使中国的百姓富裕，必须先开拓财利的源泉。然而凭借中国目前的政治法制，却要求财利源泉的畅通旺盛，这就像步行却想快速前进一样（难以实现）。

中国民间的穷困，到今天可以说到了极点。这主要是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看待百姓的疾苦，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一样，对百姓的贫富毫不在意，内心毫无触动。其中更严重的，是设计盘剥百姓，唯恐不能榨取干净。像这样，百姓能不贫困吗？

我们西方人也曾受到中国官员的损害，但为了平息争端，如果能忍受，也就忍受了。

有时我们西方人与中国官员发生争执，请求公使向中国政府说理，中国政府没有不袒护中国官员的。即使政府答应办理，行文给各省督抚，而各省督抚大多装作没看见没听见。有人说，政府行文给各省时，另外附上私函，暗中嘱咐各督抚不要在意。之所以行文给各省，只是为了掩饰西方人的耳目，平息他们的愤怒罢了。

各国公使有事，除了总理衙门无处可以诉说，而总理衙门没有节制外省官吏的权力，如果遇到紧要的事情，只能请求皇帝旨意，如此周折，实在令人厌烦。

中国财政日益短缺，窘迫到了极点。趁着这个机会，或许可以促使中国改变征收厘金的方法，让各国允许中国将关税增加一倍，那么中国每年的收入可以增加白银七百万两，这是中国所希望的。至于内地的厘金，务必让中国委派西方人来办理，与海关相同。所征收的税款和所设置的关卡，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但这事对各省官吏极为不利，所以很难答应。然而各省厘卡林立，并且派遣贪污的官员主持其事，终究对商货不利。即使说有违背条约征收的弊端，可以将已缴纳的税款退还，但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行。在中国，必定以中国人的看法作为证据，而华人畏惧官员如同畏惧老虎，想要揭露弊端，哪有希望呢？至于增加关税，每年可以增加收入白银七百万两。中国富裕的几个省份的厘金被官吏中饱私囊，也有这个数目。中国内地商业不兴盛，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征收厘金烦琐苛刻已经太过分，镇江厘局对于凡是经过的货物，如果交足值百抽十五的税款，那么沿途所经的厘卡都可以免除捐税。镇江的例子就是这样，而商民乐于遵从，可知零星缴纳的情况应当还不止于此。所以长途转运，竟然有货物还没到港口，就已经需要售货来缴纳厘金的情况了。

驻扎在中国的领事，因为需要审判案件，无暇顾及商务。现在的计策，各国应当专门派一人管理商务。既然有了管理的人，那么不仅对商人有益，而且公使也可以咨询了解一切情况。其便利程度如何呢？

我们西方国家与中国通商已久，但遗憾还很多。中国所有而西方所需的，与西方所有而中国所需的，遗漏了不少。我们西方人应当加以注意研究。

中国内地的商务，我们西方人了解得还不全面，研究并掌握其精髓，只能依靠传教士们，因为他们熟悉内地的情况。各通商口岸应当仿照上海的方法，设立货会，陈列各种货物样品，让人观看，那么洋货的名称种类，华商就可以心中明白了。

各国制造厂应当派人，将所生产的各种货物到中国内地游历，或者分发，或者低价出售，以广泛招揽顾客。

中国通商各口，二十一年分的商务情形。

英人特甫附

中国本年篇中记载，本年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商务情形。驻北京英国公使麦格铎瑙禀报外部大臣沙列布雷侯所报，或者采纳各口领事的论述，或者摘录各海关的记录，准确指出利弊，颇费心思。查天下最著名的英国船厂及工业中与中国有交易的，共计六家。所派代办的人，我虽然到任不久，常与他们交谈，遇事无不为他们竭力谋划。他们固然精明强干，但并非本国人，都是他国人。以英国字号而聘请他国人经理，其弊端特甫已在禀报中述及了。再寄货运价至英国各口与至外国各口的各不相同。譬如货物运至汉勃（德国城名），至纽约；至屋台萨（俄国城名）者，虽然绕道伦敦的比直接到伦敦的运价更便宜，各国颇占便宜。听说英国人开设轮船公司所定运价也是如此，其有损于英国商务，比之各国用货物与我们争利更为严重。这也由特甫详细说明了。英使所述如此，兹请将特甫所拟的禀报照录如下。

中日构（本年年初）兵事，尚未停止。人们都认为这与中国商务必大有（影响），殊不知不然，恰恰相反。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国与各国互市的货价约值三百十五兆两，九十四年仅二百九十九兆两，是本年反而多了二十五兆两。尤其奇怪的是，所增加的数目，较之九十四与九十三两年相比所增加的数目更多，比之九十二年相差更远，自不待言。盖本年中国进出总价，每一百分中增加了八分。

英商生意本年也有增无减，各国与我们争利，固然有其事，准其所争，诚（然）

译正如上海领事所说，这仅仅局限于火柴、洋针之类的小件货物。若是大宗货物，英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只是英国商人办事拘泥刻板，不懂得变通，遇到交易时，往往等待华人主动上门；而其他国家的商人则主动前往华人处，多方招揽生意，这样在生意往来上就有明显的差别了。英国在中国的商业，目前虽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如果交易方法不迅速加以整顿，将来被其他国家所图谋，导致商业地位下降、落后于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难理解的是，英国最大的商号派往中国代为办事的人，都隶属于其他国家；英国商号常常借他人之手行事，而其他国家的商号都由其本国人亲自经营。仅凭这一点，谁优谁劣，本来不需要聪明人也能明白。

译中国与各国通商贸易的货物价值，除英国外，总计为一百八兆两。与英国进出口的货物价值相比，与各国的货物价值大约是其两倍。英国与中国通商，以香港这一口岸最为关键，而香港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转运枢纽。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都是从各国进口的货物。其从中国进口到香港的货物，仍然由该港出口到英国、美国、印度、南洋、新金山以及中国沿海各口岸。例如，蚕丝从广东出口到香港，再从香港出口到法国，就作为香港的出口货物。又如，煤油从巴都进口到香港，再从香港进口到汕头，就作为香港的进口货物。因此，香港的商务，仅仅是英国与中国通商货物价值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与英国上一年进出口的货物价值，总计为二百四兆十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五两；与各国的货物价值总计为八十九兆六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八两。今年与英国的货物价值为二百十五兆三十一万六千二百十八两；与各国的货物价值为一百八兆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两。

上述进出口货物价值的数目，所有各国进口到中国，又从中国复出口到各国的部分，并未扣除计算。查今年货物从中国复出口的部分，价值为八兆二十五万二百四十五两；上一年价值为三兆五十四万三千二百八十两。用复出口的货物价值减去中国与英国及各国进出口的货物价值，就能得到进出口的实际数目。本节以下禀报中论述了中日所订《马关条约》，以及中法在六月三十日所订条约与商务有何关联，各情报中并未将原文照录。内地半税执照的办法本来极为简便，无奈中国官员故意刁难，彼此争执，往返行文辩论长达一年的情况也有。这种执照在数个省份尚能秉公办理，使洋商不失去他们应得的利益，其中最为刁难的，是广东官员。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所发的执照最多，共计一千九百四十六张，折合货物价值一兆七十五万两。次年中国官员多方阻挠，有请领执照者或被治罪，或被威吓，几乎到了无人敢请领执照的地步，那一年仅发出四百九十二张。今年中间数月，内地半税执照竟然废弃不用了。现在请直言其弊端：洋商办理货物前往内地，那些请领了执照的，中国官员或许不阻滞，但这货物一旦被华商购买，中国官员又进而征收厘金，任意勒索。主张除弊的人必定说，凡是货物已请领执照的，不准中国官员再行征收厘金，岂知中国官员压制勒索的方法严密且繁多，实在不是英国使臣所能全部知晓的。其弊端之难以消除如此，唯有按照此法办理，与中国利源最为相关。中国官员若不悔悟，另设新法筹措以供各省藩库之用，此弊端终将没有止境。内地执照中国官员刁难，固然不仅仅在广东而已。茶叶在福州所退还的内地各税，比请领执照而退还半税的数额更多，而本地茶商深恐中国官员阻挠，从福州出口的茶叶不敢请领执照。其余各口岸今年发出的执照数目增加，唯独上海一口岸的执照数目大幅减少，有几个口岸如汕头、如宜昌的厘金委员，都认为征收杂税比仅纳半税对自己更有利，内地来的货物请领执照的很少。

附论出口货物。中国出口货物，除香港外，以美国销售最多。今年销售十五兆二十五万两，上一年销售十六兆二十五万两。运往英国的，不过十兆五十万两。英国销售的货物价值，自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九十五年的十年之中，除九十二一年外，该年销售尚不及十兆十五万两。今年的数目特别少。印度购买的货物价值，计二兆七十五万两，上一年二兆五十万两。其余英国属地销售的数目没有太大增减，唯独澳大利亚一洲连年减少，而该洲今年购买各国出口货物的总盘合计，比起前两年确实有进步。出口到俄国各属地的货物有增无减，出口到欧洲的除英俄外，计二十一兆两，上一年仅十九兆两，八十八年尚不及十三兆两。**茶**。此项货物以在英国销售而言，颇有江河日下之势，而俄国则越买越多，否则今年出口数目与上一年相比必定相差更远。茶务尚能支撑，依靠的就是这个。中国茶叶，美国仍然喜欢饮用，但销售已不及往年之多，也是一年比一年减少。上一年出口到美国的计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担，今年不过三万一千一百二十担。广东茶务几乎已化为乌有，今年出口数目不过一万担，上一年尚有十二万担，但比起前年每百分中已减少五十分，而前年与九十二年比较又减少了一半。俄商在长江各口岸购买的茶，以汉口出产的最多。前年以来出口数目大增，而增加的部分不在茶叶而在茶砖茶饼之类。此项茶砖是汉口所制，专门预备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处之用。

**蚕丝**，此项货物为中国土产中最著名的。古时西方国家以丝命名中国。近年来有几种丝的出口数目大增。如

译用机器缫制的丝，上年仅出口五十万担，今年增加到三亿零五十万担。其中由上海出口的数量最多，今年该港出口丝的价款共计三亿六千万两，上年为三亿一千五百万两。目前上海所有的缫丝厂共计二十五家，苏州、杭州本就在产丝的地方，也将陆续开设丝厂。现将光绪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中国出口各种蚕丝的数量分别列于下方。

译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年。

生丝分别为四万三千五百十四担、二万九千四担、三万五千四百十六担。

黄丝分别为一万二千二百十八担、九千八百担、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六担。

重缫丝分别为五千六百八十一担、一万三千六百十七担。

机缫丝分别为四千三百四十四担、六千二百七十六担。

广东出口的丝虽然不及上海多，但数量也相当可观。该省土地本来适宜养蚕，巴斯收养病蚕的方法，中国现在也在使用。这种方法是由赫总税务司从外国寻得，传授给华人的。广东税务司泛雷阁在年度丝业报告中曾说，该口岸的丝厂开设不过数月，但在劝导当地人收养病蚕及采用各种精深方法方面，已颇有成效，等等。广东今年出口丝的数量与往年相差不大，唯独生丝一项大有进步，共计出口二万四千担，比上年的二万担多了四千担。机器缫丝，该口岸今年属初次办理，共计出口二万担，价值七千五百万两。

各项出口货物中，上年棉花价格虽然上涨，仅出口一亿磅，今年反而出口一亿两千万磅，这批棉花大半运往日本，现在上海及各地陆续增设纱厂，将来棉花的销售渠道必定更加广阔。猪鬃运往西方国家，获利依然丰厚。黄豆及豆饼自日本占据牛庄后，出口数量大幅减少。樟脑自台湾交割以来，出口也显得逊色。狗皮和羊皮出口很多，合计价值两千六百四十九万两，上年仅为八十八万一千两，海关年度结算报告中曾提及此事。这批皮货，天津是出口的总汇之地。鸭毛产自重庆，其出货量之多，实在无法估量，上年出口四万三千担，今年增至六万五千担。牛皮大多由汉口出口，今年虽然皮价高昂，但出口数量不如上年多，中国牛皮出口总数减少，原因就在于此。红糖减少，白糖增加，汕头今年出口各种糖共计一千五百万担，比上年的九十万担多了四十万担，这批货物大半运往中国北方沿海各口岸，运往香港的仅四万四千担。草席今年出口三亿多张，约为上年出口数量的两倍。铺地席也大幅增加，共计出口四十八万三千卷，比上年的二十七万三千卷多了二十一万卷，其中运往美国的居多。菜油生意的总汇之地，汉口是其中之一，今年出口数量略有增加，九江也有少量菜油出口，数量也渐渐增加。草帽辫上年出口七十万担，今年不过六十二万担，但以天津而论，今年出口数量比往年确实有所增长。这项生意之所以显得逊色，是因为货物质量太低，如果不赶紧整顿，恐怕会被日本独占其利。日本货物价格虽然昂贵，但质量较好。土布出口三万六千担，比上年的六千担已超过一倍，这批货物大幅增加，似乎值得留意。现在海外华人普遍认为使用土布比使用洋布更划算。

中国不出口到国外的货物很多，如果厦门颇有金叶出口，指出口到中国各地而言，共计二十四亿张，比上年的十七亿张、前年的十一亿二十五万张，确实逐年增加。该口袋大幅增加，今年出口数量约为前年的两倍，蒜头比往年加倍，布也增加，插香翻倍，干荔枝、龙眼、草、席、糖等类也都增多，纸张减少，柚子出口三亿个，抵得上上年的一个亿，而黄酒减少。

汉口茶业显得逊色，另有其他货物来弥补。各口岸并无其他生意。至于福州出口货物，仅有木条、橘子、纸、竹、橄榄，而木条自军务以来也大幅减少，今年出口数量不及往年的一半。烟叶出口计有数处，如汕头今年出口二万八千担，比上年的二万四千担多了四千担。该口岸产出的烟叶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中国出口的五金，除锡外数量很少。蒙自出口锡最多，其出口货物中锡占大宗，今年出口四万担，而上年仅为三万九千担。厦门英国领事说，该口岸出口的铁锅运往南洋、香港者很多，并说这些铁锅中国铁匠既要缴纳领照费，铁商又要缴纳出口税，如果由英国制造出口，价格可比中国便宜。英国铁商如果能先寻找铁锅样品仿照制造，发往新加坡一带销售，必定能获利三倍。

英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今年共计三十四亿两，上年仅为二十九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令人满意。因为欧洲各国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除俄国外，仅值七千五百万两。英国各属地来的货物，除印度减少三亿两外，其余也都增加。上年约二十亿两，今年约十七亿两。上年的数字，印度在内；今年的数字，印度不在内。只是进口货物所增加的数量，有名无实。因为有几成向来作为本国贸易，现在作为与各国互市的数量了。

英国来货最多，其次则为日本。今年进

译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共计十七兆两，其中包含从台湾进口的货物价值八兆八万两。上一年进口货物仅值九兆两。美国进口货物较前减少，上一年计九兆两，本年仅五兆两。棉花货物方面，此项棉花货物总价，本年计五十三兆两，上年五十二兆陆，增加得并不多。若以十年核算，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九十五年并无增长之势。八十六至九十年这五年内，原布、白布、粗布、英美斜纹粗布及英美细布、做被单用的布，共计六十六兆六十一万三千匹；而九十一至九十五年这五年内，共仅六兆八十八万四千匹。进口货物之所以减少，是因为使用金本位制的国家运布匹来华，售价比过去较为昂贵。印度棉纱进口增加，以及手工纺织业的大兴，还有上海纺织局相继设立，也都是由此原因所致。

译今年上海的商务比起去年固然有所进步，各通商口岸也都是如此。只是各口岸今年的进口货物不及前五年那么多，以后恐怕也未必能再增加。上海纺织局前面已经提过，而张香帅在武昌设立的纺织局出产的布和纱也相当多。各局雇佣的工人约两千八百名，日夜工作，工价每月从三千五百文到三千七百文不等。小孩约两千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仅休息一小时。工人晚间工作能忍受劳苦，与白天无异。九岁以上的孩子工作时间与成年人相同，放假的日子不过是每月初一、十五等日以及中国新年而已。现在工作的织机有一千架，锭子三万零七百个，每天出产的布约六百五十匹。所用的棉花取自本地、通州、长江北岸及邻近上海各处。本地棉花长度为一寸的四分之三，通州棉花长度为一寸的八分之七。

在织布局旁边，现又附建了一座纺纱厂，年前应当可以完工。备用锭子五万个，其纺纱机器是从道格赛的白洛格司购买的，其蒸汽机和锅炉是比利时制造的。纺织局聘请的西方人仅有六名，四名是英国籍，两名是瑞士籍。有一位姓嚣的担任总办，其棉纱在本地销售很多，布则出口到上海，在本地及长江上游一带也颇畅销。中国的纺织局逐渐增加，那么印度棉纱及普通布匹的进口必定会大幅减少。

羊毛货，这类货物今年进口到中国的约有三千七百五十万两，去年为三千五十多万两。进口的羊毛货，除了意大利布各种都有增加外，意大利布去年为八万五千匹，今年为六万三千多匹，只是这种货物并没有增加的趋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以前有几年曾达到四千五百万两的数额，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这十年间，除一千八百九十八、九十九年及前三年的外，都超过五千万两的数额。羊毛货进口减少，实在是因为货价上涨的缘故。今年进口较多，大约是为了制作陆军号褂的需要。由此看来，这类进口货物增加的数量，以后能否不减少，尚难预料。

土洋药进口总数，今年计六千七百五十万磅，合价二十九兆磅；去年在八千五百万磅以内，合价三十三兆磅。这类货物进口到中国，其数量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前，从未低于八千万磅。中国种植罂粟的地方，现在相当不少。满洲所产的，由牛庄装帆船运至山西，这种土药掺假很多。中国种植罂粟最多的地方，在西部及西南部一带，如四川、贵州及云南就是。重庆一港，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进口洋药仅一磅而已。其余种植罂粟的地方，如台湾，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以来种植增多，只是由台湾出口的数量尚少。山东全省每年所产约二万四千八百担，土药零售价每斤三元，洋药价格大约是其两倍。长江下游、湖北、河南各省也种植罂粟。宜昌一港几乎没有洋药进口，只是由该港复出口的土药，自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以来约增加了三十倍。南部沿海各地种植罂粟的地方很广，洋药进口增加的仅有几处，琼州就是其中之一。而十年前洋药进口到中国的数量，比现在多得多。

五金及杂货，今年进口的五金比去年减少。今年合价七千万两，去年合价七千五百万两。驻上海领事在报告上海商务情况时说：“五金这一项大半来自英国，而欧洲其他国家也有运进中国与英国争利的。”查中国进口五金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这十年内，其数量颇有增加。去年来的货物固然格外多，而进口五金的价值早年已超过七千万两。虽然各口岸进口的五金大半数量平常，不值得细论。

杂货之中，最紧要的是煤油。今年俄国及色曼曲拉来的货物大增，而美国煤油则比上年减少到不足一半。一因为从美国寄来的存货过多，一因为美国一时出产不足供应使用。去年设立油池时，中国政府极力拒绝不从，而设立之后，这项生意颇有兴旺的希望。可惜英国没有产油的地方。色曼曲拉油大半进口到琼州，该地销售的色曼曲拉油比美国油每罐价格低一角。煤油的用途虽然逐渐推广，但有几处仍然厌恶使用，这是因为所用的灯是日本制造的，危险可虑。这种灯容易碰翻，因此失慎者不胜枚举。前年重庆打翻洋灯造成巨大灾难，当时地方官禁用煤油，众人也认为是对的。该港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进口煤油计五万五千加仑，每加仑合八升。去年为三万五千四百加仑，而今年进口数量为一万二千七百加仑，就是这个原因。

火柴这一项，其在中国的销路不断推广。日本火柴进口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今年进口日本火柴计七千二百五十万格劳司，十二打为一格劳司，

译十二个为一打。而进口自其他国家的火柴总计不过八十五万格劳司。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进口的各种火柴总计尚不及二兆格劳司，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年已超过四兆格劳司，如今更是九十年进口数量的两倍。现在中国生产火柴的地方有好几处，重庆没有外国火柴进口，本地有两家火柴厂，去年生产四千五百箱，今年生产五千八百箱，每箱计五十格劳司，即今年总共生产四十一兆七十六万匣。查访中国内地有好几处，所使用的火柴非常有限，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今年进口的火石比去年多了一万担。

译今年进口的煤炭，共计五十七万二千吨，而上年仅为四十八万六千吨。鸦片、戒药，上年进口数量为四万八千两，今年增加到七万两。大米，今年共计十兆担，上年仅为六兆担。燕窝、人参，这些华人嗜好中令人惊奇的东西，以及面粉这一项，进口数量都有增加。广东税务司谈到进口的面粉时说：“如果永远按照现在的情形，中国南方消费面粉将推广到什么地步，实在难以推测。”

附带论述船只。今年进出口船只共计三万七千一百三十二艘，其中轮船二万八千一百七十六艘，帆船八千九五十六艘，合计二十九兆七十三万七千七十八吨。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到九十五年的十年间，无论进出口船只数量及进出口船只的吨数，都是年年增加而没有减少。以进出口英国船只的吨数而论，也是如此。上年为二十兆四十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七吨，今年增加到二十兆五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八吨。只是进出英国的船只，今年仅有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九艘，上年反而有二万五百二十七艘。在英国之后，除了悬挂中国旗帜的西式船只外，进出船只以德国为最多，共计二千六百八十三艘，合计二兆四十四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吨。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以来，中国德国船只的吨数计一兆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八吨，其来的船只计二千七百二艘。这说明德国船只的吨数在近十年内大约增加了一兆吨。其余各国来的船只吨数很少，不值得详细论述。只有瑞典、挪威位居第三，应当予以说明。其进出口船只计五百九十五艘，合计四十二万四百八十五吨。考察从事中国生意的各船吨数百分比中，英国占六十九分，德国占八分二一，瑞典挪威占一分四五，丹麦占一分一五，其余各国仅占一小部分罢了。观察以上各数据，可见从事中国生意来的船只数量，英国船只确实位居各国之首。

中国沿海各口岸来的船只所规定的货运价格及乘客价格，非常昂贵。其所规定的中国乘客价格之高，几乎为法律所应禁止。凡是轮船公司遇到能够垄断的地方，无不趁机谋取暴利，唯恐不足，而这种习气以招商局为最严重。按照三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凡是船价都一律相同，而这里说招商局尤为严重的，是指独有招商局船只行驶的口岸价格颇高。又所谓中国乘客价格之高，是指官舱、房舱的价格而言。

论述关税。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各项税收，今年共计二十一兆三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两。与八十八年至九十四年几年间的收入相比要少，实在是因为失守台湾以及被占据牛庄所致。因为中国关税在八十七年已经超过二十兆两了。今年进出口税共计十六兆二十五万两，其中英国货物缴纳的有十兆二十五万两。船钞计四十七万八干两，其中英国船只缴纳的有二十一万四千两。曲兰雪脱税（即船钞附加税）计五十万两，其中英国货物缴纳的有二十一万四千两。洋药厘金计四兆十干万四千两，其中印度鸦片缴纳的有三百十万八千两。各项合计，中国关税百分比中，英商缴纳的实际上不止六十四分。查所征收的洋药税，现在不及过去的五分之一，而五年前所征收的尚不止四分之一。

我们驻在北京，声气难以相通，论述商务本来就不容易。因为京城既不是通商口岸，就没有侨居的洋商，想要寻找曾在某项生意上经营多年的旧商人，向他探访情况，非常困难。只是详细查阅各海关的册报及各口岸领事上报的情形，中国今年的商务似乎没有很大的增减。中国各项改革举措，预兆很多，并且有几件事自上年有事之后，其开办的根基已经一律更新。只是在商务方面，其中有进步的，也有退步的，未见变动。比如茶务与英美等国交易的，颇显减色，而这项生意减色已经多年了。再如茶务与俄国交易的，继续增加，而其增加的趋势经久不变。像这样，都没有重新加以整顿。今年进口印度鸦片大幅减少，以及丝业大兴，这两者都属于合理现象。中国新扩充的各项举措，其显而易见的，如各口岸进口日本货物的增多，如进口机器的自由无阻，又如因此中国所织的普通布匹增多，凡此皆属实情，也应筹及的。

英国在东方贸易的局面，实在有值得自贺的地方。至于其与中国相关利益之大，以及中国所征收的税项，大半取自英商，前面已经详细陈述。即中国近来订借国家所需的利息，大都出自英国货物，自然也不待言了。因此英国在中国的商务，如果再加推广，最终能获益的，难道只有中国吗？不幸中国当权者，未能对此有所认识，常常重视一本士（英国货币单位，十二本士为一先令，四先令为一银元，所以一本士即一先令的十二分之一）的厘金，而轻视一镑的

译这是关税的问题。英国商务在中国的局面虽然很大，但仍须不遗余力地保守和整顿。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局面似乎已达到顶峰，颇有停滞之势。而各国争夺我的利益，想要从而破坏我局面的人，又不乏其人。然而当局却置若罔闻，这正是英国的不幸之处。

译上海商务状况

英国人韩能附

上海商务在1896年，比1895年增加了海关银817万9516两；而1895年比1894年则增加了海关银2311万1000两。统计1896年的商务总额共为海关银22691万2516两，而1895年已有海关银21873万3000两，前者增长了4%，后者增长了12%。上海中外贸易一年比一年兴盛，十年来几乎增加了一倍。查1886年进出口货物仅有海关银9600万两，而1896年增至18500万两。只是1896年所增加的都属于进口货物，而出口货物反而比1895年减少了1500万两，比1894年的出口数量还要低。至于进口货物则各种都增加了，尤其以布匹呢绒类、金类这三项为大宗，布呢增加了50%，而金类增加了40%。原本进口货物之所以骤然增加，是因为1895年中日议和之前，进口货物都拥塞停滞不再进入，等到和议达成后，1896年的进口货物便骤然增加了。

出口货物如此大幅减少，实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减少的并非某一项，凡是出口的大宗货物，没有一项不减少的。比如棉花，从海关银1343万1000两跌至732万5000两，几乎减少了50%；茶叶大约减少了25%；生丝减少了20%。中国出口货物减少得多么厉害啊！

目前商务的大致情况，虽然除了生丝之外，没听说行商有所亏损，但比起1895年和议刚刚达成之后，则远远不如了。

考察各国在华商务的增减，以百分比为标准，比较其多少，则其他国家胜过英国。其他国家增加了68%，而英国仅增加了23%。然而进口商务仍推英国为首屈一指，将各国与英国相比，英国应当胜过三倍之多。所有进口商务也以百分比为标准，比较起来：1882年，英国占79%；1894年，占76%；1895年，占79%；1896年，占75%。虽然有减少，但尚不算多。

查出口货物运往英国及英国属地者，虽然减少了，但按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不算少。1894年，上海出口货物有32%运往英国各属地；1895年，也有27%。

装载。装载方面仍以英国为首屈一指，行驶外洋的船只吨数大约增加了10%。虽然近来行驶于中国沿海的吨数减少了6%，但这是由于一时拥挤的缘故，不久可望疏通。这里轮船公司的人说得非常详细，他们说：“1896年装载生意各处都减少了，运费之低前所未有，不在此列的，只有从英国开往中国、日本的船只，其货物尚为充足。因为中日议和后，两国购买机器很多，然而回程货物仅及吨数的小半，于是船只都驶往新加坡、槟榔屿一带揽载，每吨运费只得5先令，也聊胜于无罢了。”行驶中国沿海的船只在中日军务之后非常拥挤，因为用兵之时征调频繁，转运络绎不绝，所有船只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运费便飞涨。于是挪威与德国的轮船也到了，不仅如此，本地公司同时也增添了不少新船。等到和议既成，船只供过于求，比起1895年春夏之交，运费骤然下跌大半，幸好外来船只因无可揽载，逐渐回国。1897年可望好转。

进口货物。进口布匹虽无厚利可图，但匹数则比先前有所增加。从局外看来，尚称平顺。查英国布进口增加了120万匹，印度布10万匹，美国布竟增至210万匹之多。自1881年以来，英美布匹进口未有如此之多者。原本美国布之所以骤然增加，是因为东三省及北方数省向来销售美国布，取其厚实。待到中日战事起，这几省遭受蹂躏最甚，于是美国布进口的数量顿时减少。等到军务平定，美国布销路恢复旧观，而进口的数量便骤然增加。然而并非真有增加，仅是补足原来销售的数量而已。英国布业固然屹立如故，起初并未被他国所侵夺。所可忧虑的，不在美国布进口的增加，而在中国大兴纺织业。

英国进口棉纱不减也不增，而孟买纱进口颇有起色，然而仍不敌日本纱之多。1896年之春，日本纱市价比印度纱为好，约高5%，然而以一年总计而算，日本纱的价格似乎低于印度纱。

呢类，呢类进口的数量较前大增，从海关银300万两增至450万两。原本其所以大增的缘故，是因为军

译战事既已兴起，凡是制作军中的衣物，都需要坚固厚实的呢布，因此市场上所有的货物都卖光了。

译鸦片进口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但其价格却随之上涨，因此核算进口鸦片的总值，反而增加了白银一百万两。中国西部各省的土产鸦片，也没有增加。

金类。进口的金类，除了铅、锡这两项以外，数量都增加了。现在核算其增加的数量，大约占百分之四十。

机器，与上年相同。

煤油。俄国煤油进口的数量比之前增加得不多。虽然从俄国装船运进的油，数量逐渐增多；但与1893、1894两年相比，1895、1896两年只增加了五十万加伦。其原因或许是不在上海进口而在其他地方进口，又或许是1894年进口过多，销路滞塞，所以不再源源不断地运来，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中国煤油的销路未能比之前更广阔。

1893年至1896年上海进口煤油表。1893年，1894年，1895年，1896年。

美国：2361万9005加伦，3624万1934加伦，1601万5080加伦，2575万90加伦。

俄国箱装：513万2048加伦，405万9700加伦，785万4380加伦，782万6900加伦。

又舱装：301万2620加伦，584万7020加伦，765万4360加伦。

苏门答腊：158万2733加伦。

子口单。如今各商人运货到内地，向海关先缴纳半税并申请子口单的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子口单不可靠。只是既然已经缴纳了半税，海关往往拖延几天后才发放子口单。在这几天里，货物价格的涨跌不定，而商货遭受的损失不小。距离近的地方，本来几天就可以到达，却因为海关的拖延，导致有好价钱却卖不出去。那么缴纳半税比缴纳厘捐所耗费的更多。

出口货。去年领事哲美森报告说：“1896年丝市必定非常景气”，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那年丝市正好大幅衰退。有在丝业经验丰富的老手说：“那年丝市衰退，追溯其原因，不胜枚举：欧美两洲那年出产的丝优于中国产品，这是第一；欧洲人织绸向来喜欢厚重，到那年却崇尚轻薄，所以用丝量少而销路滞塞，这是第二；欧洲局势尚未完全安定，商人有顾虑之意，这是第三；美国正在选举总统，人心不定，所以商情不太踊跃，这是第四。”

听说上海各丝厂女工的工资竟然比意大利女工还要高，中国人多户众，工资应该比其他国家低，现在反而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各厂不能齐心协力，所以女工得以掌握去留的主动权，而工资也就逐渐增加了。然而从低到高，事情顺理成章且容易；从高到低，趋势逆反且困难。所以一旦增加之后，恐怕想让它减少也做不到了。

中国征收厘金，实在是商务的祸害。比如丝商购买蚕茧，因为沿途缴纳厘金，导致茧价昂贵。茧价昂贵，那么丝价也随之昂贵，这样就难以与各国竞争了。中国的丝质优良，超过法国和日本的产品，然而他们便宜而我们昂贵，人们必定舍弃我们而趋向他们，相比之下显得不足，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幸好近来欧美各国想要购买上等货物，而华丝才稍有起色。如果能按照这个规律，1897年的丝市必定比今年更好。

茶。中国的茶业一天比一天坏，厘金和出口税沉重，实在是有损于茶业。厘金和出口税沉重，为什么能损害茶业？有明确的证据。俄国商人购买运输茶砖，税收较轻减，而二十五年以来出口的数量日益兴盛，看这个难道还不知茶业衰退的原因吗？所以如果茶税和厘金不立即整顿，那么茶的出口必定日益减少，几年之后，恐怕会完全绝迹了。如今各国嗜好华茶的人，都私下为此担忧。因为除了华茶之外还有印度和锡兰的茶，华茶细腻，印锡茶粗糙，一旦舍弃细腻的而选择粗糙的，好比人一向喜欢高雅的音乐，却给他听粗俗的下里巴人之曲，自然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英国人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华茶衰落而印茶兴起，这是中国的祸患，英国的利益。

出口杂货。骆驼绒、牛皮、鸡鸭毛有增加，败丝、茧子、羊绒带子、棉花有所减少。羊绒大半运往美国，带子、棉花则都运往日本，所以与英国的出口商务没有增减。出口到英国的商务尚属平稳。

带子棉花出口的数量和价值比上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想必是因为棉花价格昂贵，所以出口者少；至于运往欧美各国，则完全没有。

金银。1896年出口的金计值海关银八百十九万九千两，1895年计值海关银六百八十五万两。这些金都是大条，由德国邮政局装运到德国。如果中

译国家的金矿交由西方人经营管理，那么出口的数量必定比今天更加旺盛。然而，如果英国不按照德国的方法办理，那么对英国仍然没有好处。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进口的白银共计价值海关银六百六十三万两，而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进口的白银价值高达海关银三千六百六十万零三千两。观察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进口的白银大幅减少。

译上海工业的兴盛，日益加剧。追溯至1843年上海初开商埠时，外商都侨居在城内，后来准许西方人设立租界，才开始修筑码头，平整道路。然而那时道路虽然修筑，却仍然狭窄逼仄，仅容两人肩扛货物通行。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被太平军占据，中国各关卡混乱不堪，于是才在上海设立海关以保障税务。西方人担心匪寇侵扰租界，认为没有警察不足以资保卫，于是推举几位董事办理租界事务，后来的工部局即基于此而建立。如今工部局规模宏大，每年收入银两有数百万之多，支出也与之相当。初办之时，仅有几处码头、几条狭路而已，逐渐有了机器厂，逐渐有了船只，随后又有善于经商的人创设丝厂、火柴厂，商务日渐扩充。等到银价大跌，工业更加兴盛。过去洋人每欲在华设厂，中国官员必多方阻挠，直到《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准许洋人运机器进口，并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中国官员才缄默无言。日本在这一件事上真是大公无私，为什么呢？这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首先创办的必定是纺纱织布两件事，日本纺织业方兴未艾，绝不担心外人争夺其利，因而毅然争取。不仅如此，条约中还规定：若在通商口岸用土产制造成品，其税收不得重于外国进口货物的税收，这一点对日本尤为不利。所以在北京商订商务条约时，日本也自觉失算，于是答应总理衙门的提议，土货值百抽十，不再以减轻土货税收的说法相争。有人说值百抽十竟然出自日本人的主意，土货税收重，那么日本进口中国的货物仍可畅销无阻。

华人做事，如同身处云雾之中，寻求其他国家的人，大概没有如此如梦一般的了。所谓梦，就是重征本国土货的税，那么本国的货物日渐滞销，而外国的货物日渐涌入无穷。太阿倒持，授人以柄。用这话来说，人人必定不信。以我看来，中国总理衙门未必智力不及此，即使照条约施行，倘若果真不值百抽十，那么上海的纺织两业必将蒸蒸日上，后来的希望正不可限量。

1896年所设的各厂房屋均已造齐，机器也已安装，次年春天大约可以开工了。1897年一年中，共有约二十七万五千个锭子，每年出货约有四十二万四千包，或者五十五万二千担。在这几年中，上海所有的纺织各厂虽不至于立即夺取英国本国纺织业的利益，但日后如果能办理得当，那么日本、印度两地进口的纱布必将渐渐断绝。印度纱布断绝，那么对英国的损失就不小了。

泛论。日本现已决意改用金币。西方人在中国的人说，将来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必将一变成为环球制造业最兴盛的国家。中国将独享天下的利益。我认为目前除中国外，各国已没有不使用金本位的。但用金、用银，究竟得失如何，一时还未能论定。倘若二十五年之中，中国仍旧用银，而金价银价也仍如今天，那么就可以根据中国的得失，来断定用银的得失了。

上海至吴淞铁路不久将开工建造，查此路即是二十年前中国官员所拆毁的旧路，前者既建成又毁掉，如今则复兴而修筑，二十年间中国的变化，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总之1896年，上海商务工业二者皆有进步，1897年当必更有起色。

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

徐勤

合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 言商则公司，仅此三者而已。然而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家大政未定，那么议院无从开设。禁令未除，人心未定，举国愚昧喧嚣，懂得学问的人少，那么学会无从开设。至于商务公司的设立，则较二者为容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终日营求以求盈利。一省之中有会馆，一埠之中有会馆，一行之中有会馆。所积累的财富有多至巨万，或数千的；所聚集的人有多至十数万，或千数百的。其势力之易成，其人之易合，固然不是学会、议院所能比拟的。因势利导，那么商务的兴盛可翘足而待。然而未曾学问，惊智守愚，徒然拘泥成法，知近忘远，对内不足以广其商务而立于不败之地，对外不足以堵塞漏卮而善其抵制之术。所以数十年来，江河日下，工商告竭，而无法振救。这是商务兴盛之难一。军兴以来，创设厘税，遇到关卡抽验，勒索万状，工商的困苦，一半由于此。西南一埠，当西北两江的要冲，薪米油豆的价格在此确定。自从三水设厘卡而市面成为废墟。佛山一埠，为天下的重镇，工艺之徒都聚集于此。自从厘金一设而百行亏折。近来又有

译牙捐、海防的费用，以及台炮坐厘的名目，使得商务日益困顿，而抽税勒索却更加严重，这是自伤其类，办法糟糕到了极点。这是商务振兴的第二个困难。明朝末年，葡萄牙、荷兰从东方而来，镜湖成为互市的开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割让香港，开放广州，通商之事在各行省中首屈一指。四百多年来，洋货遍布各地，纹银大量流失，士人百姓束手无策，仰赖异族供给，我们广东的痛苦不可言说。近来贪婪无厌的要求日益横行，英国开辟梧州的口岸，法国觊觎琼崖的海岸，德国窥视高廉的土地，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充斥内地，他们的技巧商品溢出市场，腹地完全打通，利权全部丧失，险要之地尽失，他们控制我们的命脉，大势倾覆而风雨接连而至，百姓遭受水火之灾而痛苦日益加深。五年之间，虽然外患尚未到来，但内变的迹象已经可以预见。这是商务振兴的第三个困难。海禁开放，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广东出洋谋生的人以百万计，新会县之所以富甲广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洋货的流失已经很久了，也稍微借此来弥补其缺口。自从美国机利倡导禁止华工的理论，澳洲、安南、暹罗、古巴、檀香等地随之效仿。甲午战争，军队战败，华工遭受虐待，日益严重。英国所属的加拿大，日本的三岛，高丽的旧藩，台湾的故土，也纷纷效仿，重税苛例，层出不穷。我们的百姓进无依靠，回无职业，游散之徒遍布全国，金田之役将要重演。这是商务振兴的第四个困难。人们常说：“我们广东户口繁多，在五省中居首。”他们这样说，虽然并非确凿证据，但广东自从耿、尚二王陷城之时，死者仅七十万；太平天国之变，受其害者，除了嘉应、广州、四会之外，没有听说其他地方受害。咸丰四年，红巾之乱，土客争斗，死伤之数不过数十万，与其他行省相比，少得微乎其微。近年以来，瘟疫死伤也少，水旱灾害也不严重，所以说人口居五省之首，人满为患，确实不是凭空臆说。这是商务振兴的第五个困难。印度向中国出售鸦片，始于我们广东。自从林则徐禁烟未果，受其毒害者，以我们广东最为严重。赌博之术，日新月异。甲申年以后，财政极度紧张，闱姓有饷，番摊有税。整个广东，只致力于赌博，终年忙碌，等同于正当职业了。官员胥吏借此作为营私舞弊的工具，市井小民依靠它作为衣食之计。售卖赌具的店铺多于米薪之店，嗜赌之辈多于做工之人。唉，风尚至此，不仅泰西所没有，即使其他行省也未曾听闻。然而还尊广东为雄省，倚若长城，难道不荒谬吗？这是商务振兴的第六个困难。山东马我们广东，海贼为患已久，然而还说这是海外之事，与内地无关。自从二十年来，华工全部被禁，失业者众多，于是城市村落，强暴充斥，结伙抢劫，以百计数。所用器械隐蔽如同军队，商贾裹足不前，道路因此堵塞，风声鹤唳，寝食不安。越南的散勇在钦州横行凶悍，苗洞的客民在境内反复无常，三合、三点、兴中之会党在南洋繁聚。昔年陷城之谋，党魁未获；高州、遂溪之乱，余贼未平。唉，大乱将至，上下安逸，旦夕之危，腹心之患，难道有比我们广东更严重的吗？这是商务振兴的第七个困难。谈论洋务的人，动不动就称闽粤，然而究其实，福建不敌广东。考察香港西学堂近期学习西文的人，其名额骤增至三千余人。省城之间，富家大室，多有聘请老师作为教习的。其余城内外西文的馆舍，也不下十数家。洋务的兴起，当时很盛。然而学习西文的人，只求通晓其语言文字的琐碎，以充当通事买办之用，供奔走服役之劳罢了。对于西人商学的条例，商务的盈亏，未曾窥见丝毫。即使侥幸稍有盈余，财富超过巨万的，也不过是薄待自己，勤于做工才达到这样罢了。不能联合大众，集合众股，出奇制胜，以与西商相抗衡。这是商务振兴的第八个困难。因此，商务不兴，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仍然忍心置之不理，不改变旧习，那么泰西各国实处此境地，岂能迟迟以礼让相待？印度灭亡的惨状，香港钳制的痛苦，难道不是耳闻目睹的吗？火燎于原，则拯救更加紧急；病及危殆，则求医更加迫切。存亡继绝，就在这几年，诚能联合大众，集合众力，改变新法，鼓励并力行之，那么挽回利权而堵塞漏洞，保存我们广东而振兴中国，未尝不是由此而来。英国以一个公司而墟五印之地，一个商会而扰乱中国加税之议，外顾敌氛之盛，内怀家国之变，这也是有心人所不能自已的了。近来各省有设立商务局之议，事下于商厘局。此举旬月之间，寂寂未闻。我性情不敏于商务之理，并非有所知识，只是以事变忽至，同受倾覆国家之感，未曾忘记于心，所以不揣愚谬，竭尽所虑，贡献所知。近察我们广东商务致弊之由，远探泰西商务盛衰的缘故，斟酌损益

译增益之处，旨在使其切实可行。让乡野老叟谈论文学，让听觉迟钝的人辨别五音，我自知这是不恰当的。至于纠正偏差、使之条理严密、推广施行，大家合力共同克服这些艰难，这也是我内心暗自庆幸的一点。现将各项事务分条列在下面。

译第一条是公推总办。设立公司，是为了联合大众；设立总办，是为了统领各位商人。我们广东的风俗，语言不通，官民隔阂，百姓畏惧官吏如同畏惧猛虎。一旦涉及诉讼，那些绅士之徒大多倚仗官吏的权势，上下其手，借此谋取私利。广东的书院学社之多，冠绝其他省份，然而借此作弊的人不知有多少。正因为这些原因，官员与百姓不亲近，绅士与百姓也不亲近，上下互不信任，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也无法自行推行。商务公司是国家的好政策，也是广东首创的事业。如果条理不完善，任用的人不当，上面阻碍新政的实施，下面背离商民的意愿，事机一旦失败，就不可收拾。将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总办这个人，必须学识渊博，通晓中外，能够保护商民、振兴商务，才可以被选举。公举的方法，必须联合各位商人，集思广益，遵循议院的方法，遵守从众的原则，才能避免流弊。然而仍然担心公举偶尔有差错，考察或许有不详尽之处，而导致败坏的人得以滥竽充数。所以规定每三年为一任，到期就更换。表现好的就再次选举任用，贪婪恶劣的就起来罢免，不能让他们借此盘踞久安。而且筹集事务、出纳权力，仍然归于商人，总办不参与。这样官吏向商人索取，就没有专责的对象，总办没有压制之苦，商人也没有自我束缚的祸患了。

第二条是创办商报。农民生产食物，工人制造成品，商人流通货物。所以商人是农工的枢纽，掌握着天下互通的权力。至于商务报纸，大的可以详尽了解中外商业的盛衰，小的可以探求本业兴替的根源，开风气、增民智、精商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么它又掌握了商务互通的权力。泰西各国的报馆各有专门，以政治为重，商务次之。省城、香港的报纸不下十家，货价、市情、轮船行期，每日刊登，商务之事，也依靠它知道一二。然而只是记载本地，不及其他各埠的大势，洋货的大宗，哪些畅销，哪些滞销，如何抵制，如何挽回已失的利益，则无从听闻。选择而不精，谈论而不详，每月没有记录，每年没有统计，知道渐变而不知道长久，知道末节而不知道根本，这也只是聊胜于无罢了。与泰西考核精详、远近都记录相比，则远远落后了。所以虽然实行了三十年，多达十余家报纸，但对于商务的盛衰，终究没有什么益处。现在应该特别设立一家商报，精心挑选撰写人员，每月出一册，凡是省中七十二行的情况，都详细记载列为表目。其余广东各埠以及外省、南洋等地，或者派人游历，借此察访，或者函告彼埠商董，让他们随时报告。凡是有创造新器物、获得新方法的，就急忙刊登在报中，以开阔见闻；广泛翻译西方报纸，以了解通商之事；翻译西方书籍，以穷究商学之理；降低价格，以扩大销路；简化论说，以便阅读。几年之后，商报大行，智慧学问日渐开启，对于市面的涨跌，洋货的亏耗，前后的盛衰，消长的机宜，就像家人计算米盐，庄岳谈论楚语一样，知道得非常明白，操作得非常熟练，商务的利益，难道还会有落后的祸患吗？我不相信。

第三条是开设商会。泰西各国，没有不有会，而见效最快的，以商会为最。葡萄牙、荷兰占有南洋，美国财富冠绝各国，英国领土遍布五洲，都是由此道而来的。我们广东的各位商人，到处都有会。凡是这些会，不过是做岁时祭祀之事，宾客应酬之所罢了。西共堂是七十二行的总会，却只被当作要挟长官的工具。义兴、海山等公司，是南洋华工的总会，却只被当作结党斗争的计谋。空有其名，而不知根本要务，虽然表面聚集而实际分散，对于商务，难道有什么补益吗？当今天下各国并立，太平无事时，就以商为战。中国与之立约的有十六国，洋货进入中国，每年达到三万万之多。天下的商人，集合全国的力量，聚集行省的财力，振奋精神，互为犄角，作为内守外敌的计策，还担心不能胜任，最终失败。只是拘泥成法，声气不通，中外的变化，茫然不觉。他们众多而我们稀少，他们通达而我们闭塞，他们联合而我们离散，那么怎么能不被人削弱呢？怎么能不被人贫困呢？现在应该仿效西方方法，设立商会，以省城为总会，以各埠分会。近的，则每月有一会；远的，则每三月一会。那些路途遥远而不能赴会的，就让他们以书信互通，了解彼埠的真实情况。开会之日，百行交集，工商鳞集，陈列土产之所宜，察访人情的喜好，辨别市货的涨跌。那些畅销而获利的，出谋划策以扩充；那些滞销而亏本的，集合众志以变通。有以前兴盛而现在衰落的，这里抛弃而那里取得的，都让他们自己陈述，审察利害，确定避趋，以兴利源。又中国所需的外洋各种物品，以及外洋所需的中国的各种物品，都寻求抵御之术，自售之法，汇总要论，编成书籍，

译将这些内容刊登在报纸上，让上上下下都清楚明白，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专注于此，无论远近都没有隔绝的弊端，而公私双方也就能免除相互困扰的痛苦了。

译第一，设立商学堂。西方各国经商，上面有商部来经营管理，下面有学堂来教育培养，所以商业人才用之不尽，商业利益日益兴盛。我们广东的实学同文馆，创立已经很久了，然而一个是专为水师而设，一个是专为旗人百姓而设，与商人毫无关系。现在应当设立商学堂，聘请中西教师，严格制定课程，选拔聪慧的子弟充当学生。入学之初，首先以辨识文字、学习语言为第一要务。辨识文字的方法，分为楷书、草书两类，选取通用的三千个字，按日辨认。学习语言的方法，先通晓粤语、客家话，其次再学习南北标准音。语言文字有所认识，那么商业学问就奠定了根基。然后教以文法，传授算学，指示地名，训练西文。凡是所学稍有成就，就广泛翻译西方商务书籍，考察探求其理论法则，辨别清楚其条例规定，对于制造、销售、水陆转运、邮政、电报、金融、保险、进出口税则、权衡轻重等各种事务，都让他们讲习，不要有所茫然。然而还担心他们见识不广而局限于一隅。于是再选拔学业有成者，遍游各地，先在广东各港口、各省口岸，以及南洋各岛、华工所到之处，考察商业，记录情况，呈报给公司，以让大家周知。如果学堂经费稍为充裕，更应派遣他们出访各国，以寻求新法并侦察敌情，那么中外的情况、精深的学问，没有不齐全的，这就可以说是通商了。用这种方法振兴商业，什么商业不能振兴？用这种方法抵御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抵御？如果说耗时太久，成效不快，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那些商人，语言不通，文字不懂，却急于追逐微薄利润的人，比比皆是。最终不免于终年辛勤劳作，愁苦万端，却一无所获，那么谁得谁失，谁大谁小，不用智者也能明白了。

第二，设立工艺院。工艺之道，中国有两方面胜过西方：物产极其丰富，不假外求；工价非常低廉，耗费资本很轻。如果能够开设工艺学堂，教授工艺技术，使其自行制造，以对抗洋货，那么凭借中国人口众多、心思聪慧的优势，不难超越欧美各国。日本三岛工艺日益兴盛，西方人尚且担心其侵夺商务。何况中国呢？我们广东地处赤道附近，物产尤其丰富，是海滨国家，中西交通的要道，运输极为便利，这是其他各省所不及的。自从通商以来，佛山针业大多废弃散尽，妇女纺织业荡然无存。列国并立、商战的时代，只有势力相当才能自立。我们既然天天与他们交往，却依赖他们的器物，却不思振兴技艺，自行制造以防范制约他们，那不至于上下束手无策、耗尽我国利源才停止。现在应当创立工艺院，聘请工艺师，讲求种植工艺之事，如种茶、植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线、制毡等类。开始创办时，力量不足，就先设立贫民工艺院，教授粗浅的各种技艺，所费不多，而获利很大，使他们能自食其力，国家没有游民。既有成效，然后逐渐推广，几年之间，广东货物就会遍布天下。海外华工也应当归来寻求这些技艺，不至于在异国卖身为奴。上能保存国体，下能救济小民，兴盛的机会难道不在此吗？

第三，开设博物院。西方人经商，用商报来阐明道理，用博物院来考证实际。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本的东京、美国的费城、芝加哥等博览会，是百年来最大的博览会，自不待言。即使以香港而论，不过一小岛之地，西方人仅数千人，尚且有一个博物院，作为士女游观、工商考察的辅助。而我们人口众多，直隶省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反而默默无闻。所以有终身经商、终身做工的人，问他们专门的事业，问那个港口的物产，他们仍然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唉！近处尚且如此，那么直隶省可以想见了。直隶省如此，那么五洲可以想见了。博学与浅陋既然不同，智慧与愚笨自然有别，而精巧与笨拙的工艺、精细与粗糙的行业，就由此决定了。现在天下商权被削弱，商势孤立。别人整齐而我们分散，别人智慧而我们愚笨，而我们天天驱使那些平庸散漫、无知无识的民众，去与他们角逐，那么我们凭什么而不恐惧呢？近来，美国人李佳白想在京城创办一个博物院，以开启士大夫的智慧。凭借我们中国如此之大，却要借助西方人的力量，真是羞愧极了。湖南、广西两省创立学会，大量购置图书，然而只为士大夫而设，对商人尚无补益。现在应当在省会创办博物院，兴办之初，先备齐七十二行中的工艺器具，以及广东省的动植物，并购买直隶省和外国制造的各类物品、水陆产品，以扩大规模，开阔知识，使中外物品陈列齐全，互相展示奇异。愚笨的人由此开启闭塞，灵巧的人由此神化技艺。虽然没有公输般那样的巧匠，工艺自然精巧；虽然没有管仲、陶朱公那样的商人，商业自然精通。又仿效西方博物院的例子，凡有新制一件器物、偶然得到一件异物的，就放在院中，记下姓名，定好价格，以示表彰奇异而扩大销路，那么对外获得声誉，对内获得大利。凡是各行各业，没有不争先恐后地激励自己

译是商艺吗？

译第一是设立功牌制度。我们广东的工匠向来以精巧著称，象牙球、刺绣业、几案席垫的精致，西方人也一向称赞，认为无人能及。可惜上面没有向官府申报领取执照的规定，于是奋发向上的心气就懈怠了；下面多有争抢、假冒的弊端，于是创造发明的方法就很少。致使智巧的技术日渐失传，畅销的物品日渐凋零。我的朋友南海陈锦涛，算术精深，西方人认为前所未见；新会周灵生所著的《真周假切》一书，能超出中西算术的范畴；开平谢康如，能制作行军服式样，送达英国朝廷，被大量采纳。往年出洋留学的学生，多半是广东人，其中偶尔有成就专门学问的学者，然而由于前述的原因，最终导致才能被压抑阻滞，不能发挥作用，实在可惜。考察美国每年向官府申报创新器械并领取执照的，多达两万零二百一十项，其中法规类有七千三百项；英国则有六千九百项。现在应当仿效这种办法，凡是工商界能创新方法、新技术的人，就在商会开会之日，向众人呈报，考察其确实有实用价值且利于百姓的，就由公司总办禀请上级官员，授予功牌，给予丰厚利益，刊登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凭借我们广东物产的丰富、工商的灵巧，几年之间，新方法、新器械就会层出不穷。那么凡是顺德的蚕桑、鹤山的茶烟、新会的葵橙、高要的草席、清远和英德的煤铁、南雄和龙川的纸张、兴宁的布匹、惠州的蔗糖、广州和四会的竹木、潮州的瓷器、从化的油豆、香山和番禺的水果、琼州的藤木、沿海各县的鱼盐矿产、石湾的瓦器，这些过去在广东称美的产品，也将争相研究追求，精益求精，以扩大其自然的利益。

第二是：设立轮船。轮船数量之多，以英国为最。其商船来到中国的，每年多达一千多艘，所以东方商务的兴盛，居各国之首。我们广东沿海居住，是通商的国家。然而轮船禁令未解除，道路阻塞，百里之遥，动辄耗费时日，商务的停滞，大概就在这里吧？过去有商人开设轮船，向官府申报领取牌照，在内地航行，然而厘金关卡的胥吏都借口走漏税款的弊端，设立防厘税，随设随废，始终没有定例。近来梧州开埠，外国船只充斥，争抢商业利益，哪里能计算得尽？因为区区防止弊端的缘故，而自我困害百姓，增加外敌的优势，不如放宽例禁，让民间自行设立轮船，遍行内地，以流通百货而收回利权，这样更好。无事时作为通商运载之用，有事时作为调兵运饷之用。往年广西的旱灾，今天高州的动乱，轮船的功效已经可以证明了。如果再建造巨轮，通行南洋，联合华工，夺取洋人公司的权力，收取载货搭客的利润，一旦有变故，可充当战舰，为国家抵御外侮提供助力，公私两利，一举两得，这是极好的办法。日本效法了它，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压倒我们的原因。

第三是办理团练。我们广东自从孙文之变以来，人人都有恐惧之心，城市之间，团勇相望，然而抢劫案件并没有减少。这虽然是盗贼滋长猖獗，实在是因为捕治没有方法。中国通商各口岸，五方杂处，是盗贼的渊薮，而抢掠之事终年很少听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方法好。设立捕房以总领稽核，规定守时以舒缓其余力，口号统一，则呼调自然灵便；器械精良，则拒捕尤其容易。严格赏罚，打破界限，能够收到指臂相助的效果，盗贼就敛迹了。考察广东街道之多，除了旗人满人所居之外，有二千四百五十六条，每条街大约有团丁四名，统计其数量，不下万人。如果聚集合并，精心训练，那么干城之选，就是泰西民团的方法。难道只是捕盗吗？过去其势力分散而不聚集，私而不公，办理团练的权力没有一个尊定的标准，捕盗的方法没有守望相助的配合。所招募的都是乞丐之流，所用的都是腐朽败坏之人。终日站立，没有定时，一年之久，没听说操练。其疲惫倦怠的样子，散涣的态势，弱小的孩子尚且会侮辱他们，何况强盗呢？每年耗费巨大却收不到效用，虚有其名而实际受害，那么又何必乐此不疲呢？现在应当裁撤旧额，另选壮丁，完全仿效西方方法，设立捕房以统一事权，聘请通晓泰西兵法的人作为教习，用兵法训练，更新章程，定为例禁。省城既定，推广到各埠，接踵而行，那么盗风可以稍息，商业也或许能稍安了。

第四是修筑街道。省城户口之多，京师以外，首推我们广东。然而道路低洼狭窄，沟渠巷弄秽臭，行旅苦不堪言。西方人游历，到这里认为这是土番之国，确实不错。过去南皮张香帅督粤时，修筑堤岸，建立码头，商人称便。只是大工程未完成，却忽然中止，广东人至今惋惜。现在应当仿效香港洁净局的例子，规定清道之法，严禁堆积秽物。狭窄的就拓宽，淤塞的就疏通。设置自来水以避免泥泞之苦，建立街市以消除秽杂之患，增筑堤岸，添设码头，那么轮船得以停泊，马车、手车也可以使用。节省盘运的繁杂，免除游民之苦，消除疫疠之害，带来的便利，商旅的利益，有比这更大的吗？

以上各项，都是泰西已经实行且极其切要、极其

译方法近便、至简、至要，易于施行，是商务公司应当着手办理的事情。那么将如何筹划呢？回答说：方法有四种。我们广东人颇以好义著称，省城的“爱育善堂”、“广济医院”，香港的“东华医院”，澳门的“镜湖医院”，其资金多至十余万两，都是由劝募捐款而来。去年广西遭遇旱灾，“广仁善堂”募集到五万余两；近来湖北受灾，捐款也不下一万两。至于商务公司，则由上倡导，由下推行，大可以保卫国家，小可以保全家庭，事情非常重要，利益非常广大。联合全省八十家善堂的力量，到处募捐，所募集的资金必定不是区区救灾恤邻之事所能比拟的。这是第一种方法：募捐。广东的闱姓业，六年之间，报账二百二十万圆，缴纳饷银四百八十万圆，也可以说是很重了。然而人们仍然像鸭子一样趋之若鹜，惟恐得不到，何况商务事业拥有商报、轮船、工艺等各种利益呢？只要大信确立，人心归附，集合众人招股，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这是第二种方法：集股。设立一个公司，实际上是商人兴利除害的计策。现在根据省中七十二行核算其商务的多寡：如迎神赛会之法，按规定输助一笔；凡是从商学堂、工艺院学成出身的人，三年内必须将其所得薪水的一半投入公司，以充经费；省城民居铺户约九万余间，人口约六十五万四千余人，如果每人捐一两，折半计算，也有三十余万两。况且有公司为之保护，有商会为之讲求，有功牌为之鼓励，有商学堂、工艺院为之学习，益处非常大。如果不捐一两的人，都不能参与其事，均沾其利。商人近为自身家庭谋划，远为子孙打算，难道会吝惜这一两而失去这么大的利益吗？那么所得更不止三十余万两了。省城庙堂有的多达十余万，有的上万或数千，迎神报赛动辄花费千百，大的以万计，陋习相沿，安然视为平常。现在为了节省开支，将所耗费的钱财用于有用的地方，日后公司获利，按数抵派，这种方法非常美好，利益也自然存在。这是第三种方法：例捐。我们广东的富裕，外人认为富甲九省，如果在公司内设立任祠，凡是捐款超过一万或数千两的人，就在祠中立主，全省工商人士聚集，时常祭祀以铭记其盛德，或者禀请上级官员旌表其门第，实力鼓励，那么所助资金必定很多。这是第四种方法：励捐。巨款既已筹措，各项事务立即办理，那么规模也就初步形成了。其他如设立保险以安定生计，开设银行以互通有无，修筑铁路、马路以便利往来，厘定税制以便出入，疏浚河道以通畅运载，开采矿产以救济困乏，派遣游民以开垦荒地，沟通南洋以保护华工，联合各省以扩大声势，毁坏淫祠以尊崇孔子，设立书院以惠及士人，教导蛋户以兴起渔盐之利，教导苗民以兴起山泽之材，禁止赌博拐带以消除日常之害。所有这些条理，都是日后应用，而非当今急务。等到三年以后，基础奠定，功效显现，众志成城，然后列举这些义举来互相告知。

译福州商务

佚名

福州英国领事阿伦所发布的《福州去年商务报告》中有言：“近三年进出口货物价值比较列表如下。”

光绪二十年，进口洋货价值为八十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二英镑。

土货价值为二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英镑。

出口货物价值为一百十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四英镑。

进出口货物总价值为二百十五万五千七百三十四英镑，按三先令二便士兑换海关银一两计算。

折合海关银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二两。

光绪二十一年，进口洋货价值为八十六万五千零二十英镑。

土货价值为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七英镑。

出口货物价值为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二英镑。

进出口货物总价值为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二英镑，按三先令四便士兑换海关银一两计算。

折合海关银一千四百十万零六千七百十四两。

光绪二十二年，进口洋货价值为八十三万二千七百零四英镑。

土货价值为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五英镑。

出口货物价值为一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四英镑。

进出口货物总价值为二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六十四英镑，按三先令二便士兑换海关银一兩计算。

折合海关银一千四百七十九万六千四百零六兩。

自光绪十六年以来，福州商务日益兴盛，只是由于厘金关卡重重，不免有所阻碍。然而就进口货物而言，棉花类占其大半，与印度棉花相比均有增无减。五金类如铁、钢、铅、马口铁，也无一不增长。铅的用途，大半是衬在茶箱之内。鸦片进口虽然日渐减少，但这一年尚未像近几年那样大幅减少。自从土制鸦片盛行以来，各口岸进口的鸦片都减少了，并非只有福州如此。英国人大多认为向中国销售鸦片是不对的，中国官员也已知晓，因此将来修订条约时必然会增加关税，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奇怪的是，英国茶商贩卖茶叶无利可图，近年来有江河日下之势，于是争相销售火油以作抵制。闽江对岸，英国商人设立了一座大型油栈，用来储存俄国火油。这种风气一开，人们都纷纷效仿。贩卖苏门答腊火油的商人，也在邻近地方建造了一座火油栈，挖掘了一个火油池。此外还有开设大型火油栈房的，都是福州的英国商人。他们曾与俄国商人通力合作，采用散装方法，将俄国火油从白令海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运至福州，尚属重载，即在船中将火油分装于马口铁箱以便出售。这种方法节省了不少费用。马口铁既然来自英国，这里制造铁箱有机器，工人勤勉敏捷，索取工价极低。又不同于来自美国的火油箱，外加木箱，耗费甚多。福州火油销售极为有利，进口量多年可保增长。近两年来，比起以前增加了一倍。然而未使用火油的地方，仍然不少，不知前几年为何进口量不如今天这样多。更令人欣喜的是，机器进口也稍有增加。制茶的新方法已有明显成效，其中必然有制茶机器。华英书院的掌教告诉我，说曾替中国朋友购买了一台压蔗机器，非常实用，比常用的器具多榨出百分之二十五的蔗汁。现在又想获得一台烧火油的蒸汽机以便利用等等。由此可见人们都喜欢使用机器，日后更知其益处，进口量必定会增加十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土布畅销，洋纱使用较少，恐怕无法与印度棉花争夺利润，这实在出人意料。以上说的是进口货物。至于福州的出口货物，则有茶叶，新茶上市价格较前年便宜百分之二十五，茶叶的出口数量又较少。洋商将茶叶运往英国和新金山，都遭受亏损，华商所受的损失也很大，共计损失白银一百五十万元，歇业者已有所闻。听说相继倒闭的，恐怕也有。所盼望的是使用机器制茶，能有转机的一天。茶业如此衰落，正当仿行印度制茶的方法。数年前已有人考虑到这一点，无奈华人拘守旧法，不信任也不听从。然而如果仍然沿用旧法，销往英国和新金山的茶叶，必定逐年减少，势必无人问津。洋商鉴于此，因此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福州新法制茶公司”，运进机器，用印度新法制造茶叶。所制的茶叶，虽然只是第三、四次采摘的茶叶，去年运往国外，人们已称赞其好，说如果用新法制造头茶，必定更合人意。华商听说后，也将加入公司，于是设立公司的本意稍得安慰。只是内地华人固执成见，厌恶机器，多有阻碍。只有地方官员醒悟到利源所在，开导百姓，才开始没有抵触，更加令其畅行无阻。官民于是都认为用机器制茶方便。官员知道茶利已失，急忙补救，尚能挽回。百姓知道种茶与炒茶是两回事，一个是土著的职业，一个是商人大多体面的生意，广东商人的事情相互依赖，各得其所。可惜阻碍茶业兴盛还有两点，一是抽税太重，二是转运不便。年中制造砖茶销往俄国，到明春

译汴河冰层融化后，才可以开始转运货物。茶叶是福州土产中的大宗，除此之外，对通商有利的还有樟脑、橘汁、马皮等。这些物品的西方名称是散格林，散格林已经被西方人想要购买，另外还有肥皁石，西方名称是赊泼司东，这是矿产资源。伦敦的商家前几天写信告知领事，打算采购，曾经将这封信交给商会，但还没有人承办。在茶叶这一大宗之外，其次是木材，销往天津等地，运往台湾的也不少，全部使用民船装载，没有使用轮船。轮船并非不能运输，只是尚未实行罢了。木材产量既然如此丰富，然而却听不到有关于山林管理的政策，山民得以任意采伐。采伐之后，荒地不少，还没有补种新的树苗。此外，输出的大米也很多，这就是福州出口货物的情况。阿伦还有总体评论，现在摘录翻译如下。

译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海军已经全军覆没，训练精良的陆军也显得毫无用处，军队士气低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支付战争赔款，进行通商交涉，只能忍气吞声，时势如此，还像燕子在帷幕上筑巢一样，互相安于这种危险境地吗？这话虽然不是中国愿意听到的，但关系到国家大局，怎么能停止（这种担忧）呢。

去年秋天，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批准，中国商人从内地载运货物到通商口岸出口到海外的，与外国商人一样，在海关缴纳内地运输的半税和出口正税。如果不是出口到海外的货物，则另外征收一种税和半税，作为厘金。这样使得内地的厘金大部分得以归入海关，即在省里截留的少，解送户部的多。总之，无论怎样征收中国商人的税，外国商人终究能享受条约的利益，比如运输茶叶、木材等内地货物驶出海外，英国国家对于这些利益必定不肯让步。

镇江《谐声》所规定的章程中写道：中国商人载运内地货物出口的情况，如果商人运内地货物出通商口岸，必须先缴纳相当于出口货税六倍的保证金。如果没有到达指定的出口口岸，而在沿途变卖的，没收保证金归官府所有。如果货物确实到达了指定的出口口岸，商人向海关申报，上述所说的保证金就予以扣除，只需缴纳出口税的三倍即可，其中包含半税。如果在六个月内将货物运出海外，将多缴纳的一倍正税和半税退还给商人。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就将这笔钱作为厘金，也允许将货物运到其他通商口岸。如果在那里六个月内再次出口到海外，则多缴纳的又一倍正税和半税也可以退还给商人。这样一来，中国商人出口货物实际上只缴纳一次正税和半税，与外国商人没有区别，将会看到中国商人进入内地采购货物必定显得便利，这是外国人无法比拟的。如果实行这个新章程，不仅中国商人能占据优势，即使外国人向来希望中国商务立于不败之地的，也将在此奠定基础。更希望进口货物只缴纳进口税，出口货物如果不完全免税，只缴纳出口税，那就更好了。只是担心新章程既不利于中国官员，阻碍难行，中国的征税官员又只知道对自己有利的才是利益，不知道充足的税收在于振兴商业，难道不知道中国书中早有富国的说法吗？

山西商务总局集股章程

山西巡抚胡奏设山西商务局折片：先前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议，回复御史王鹏运讲求商务一折，奏奉谕旨，命令各督抚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人公举殷实稳重、素有声望的绅士商人派充局董，将该省物产行情逐细讲求，以期扩充商利。后来又奉咨议，回复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条陈养民事由一折，命令仿照设立商局章程，招集绅士商人广为劝办等因。查原奏内称：开渠种树、缫丝艺茶、植棉等项，或者不适合本省，或者需要逐渐推广，能否开办，容臣体察情形再行奏明办理。只是所称葡萄酿酒、皮毛筋角等货，都是北方土地所产，自应及时扩充。查本省葡萄随处都有，尤其以文水一带所产为最佳。近年设立教民能仿照西方方法酿酒，其味浓厚芳冽，诚能设局开办，延请精通此业的华洋人士教之酿造，设法销售，其利润应当可以与泰西香饼等酒相匹敌。况且古代酒酤在官，米糟胾皆由官府掌管，准量出售，这是民间酿造销售，官府补助，尤其有利无弊。至于羽毛齿革，载在《禹贡》，本来与金锡同样珍贵。现在的皮毛诸货，产自口外的通行海内，本省腹地也间或有之，但工艺劣质粗糙，营销尚且滞涩。如果能招商设局，延订专门人才，讲求机器，将口内外毛货加工精造，自可广销路而扩利源。只是人情乐于观看成功，难于参与开始谋划，本省僻处偏隅，素来未讲求西方方法，商民大多习惯于旧常。如果只由官府设局劝办，众情不免疑虑沮丧，非得本省殷富绅士、品望素著的人为之倡导，恐怕难以成事。查有籍隶山西的刑部候补郎中曹中裕、候选道冀以龢、候选知府刘笃康，都识见明通，品行端谨，乡望素孚。拟调该员等来晋，由臣督同司道与之商办一切，必能联络官商，合为一气。俟在省城设立商务总局后，就本省土货易于营销者先行集资试办，此外查有可兴之利，再随时推广。即将来开办矿务一切招商集股事宜，亦可派令经理。如蒙俞允，拟请旨饬下部臣速令该员等来晋，藉资襄助，实在对商务大有裨益。谨附片陈请，伏祈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奉旨：照所请，吏部知道。钦次。

公启者，本省是古代圣王建都之地，制度文章率先天下而倡导开始。然而唐代风俗勤俭，大多谨厚自安，虽然盛时享有富强之誉，实则沿袭古朴。看那山川蕴蓄，藏富于地却无法取用，甚至从事商业劳作的人几乎遍布四方，而转运的艰难却没有人为之谋划，至今事机日益棘手了。追溯自从海疆互市以来，南北行商频繁听闻亏损，等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旅顺、奉天经商的人民损失多达千数百万，以致市井萧条，民间困苦。贫穷是弱小的开始，有心于世道的人深思其故，难道是巧与拙不同，势迟与速不同吗？适宜人工之于机巧，不可

译是要靠强力去争夺吗？还是因为人们各怀心思，无法在相互效仿中自我奋发，因而无人愿意开创局面呢？当今朝廷广泛采纳正直之言，下诏振兴商务，我们山西巡抚胡大中丞统筹全局，首先倡导天算之学，让各学堂掌握其源头，又上奏设立商务局，勉励其以富裕国家、繁荣民生为目标，期望能集思广益。我私下认为，通商惠工是圣人之道所不废弃的，如今的商务不仅仅是效法泰西（西方）的长处，实际上是恢复《周礼》中官职设置的遗意罢了。有人会说，沿海地区耳濡目染，所以从事商业的人容易争强好胜并取法于人，那么受见闻所限，就会望尘莫及了。却不知道商务的兴起，以货物钱财为主，而这些货物中以煤铁为大宗，大地所蕴藏的，犹如不枯竭的深渊、不干涸的仓库。如果能够精心开采冶炼，设法转运，那么利源就会日益开拓，其蓬勃兴起是可以确信无疑的。然而如果不聚集众人的力量作为力量，合并众人的钱财作为钱财，势必会观望拖延，因循守旧而自误，利权一旦丧失，想要再收回就难了。这就好比家里有窖藏，我不自己取用，却仰屋忧贫，一旦他人取走了，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由此看来，开矿以出产煤铁，修火车以利转运，实在是首要的任务。至于织布、火油、毛货等，也应当依次扩充。近来有志之士忧心时局艰难，争相磨砺自己，如果能够对国家大计有益，即使毁家纾难，也是道义上不容推辞的。根基深厚则利益宽广，又有人引导走在前面，难道会有不乐观其成而共同促成这件事的人吗？我们绅士等亲身接受委任，也想竭尽智能，但全省所开拓的，凡是开拓振兴的策略，联络保护的方法，如果不是得到帮助，实在恐怕无法施展。希望各位同人顾念家乡，与各省的君子们协力兴办，各自带来丰厚的资金，以便成就大业。当此时利源刚刚开辟，在近处的人要实力提倡，在远处的人要同声响应，这是我们深深敬佩并翘首期盼的。附上招股章程，请各位匡正我们的不足，恭敬地陈述。前浑源州学正、太平人柴淇，拣选知县、太谷人张惠，内阁中书、太谷人曹中成，刑部候补主事、太平人刘笃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灵石人何乃莹，刑部贵州司主事、忻州人杨履，前京畿道监察御史、临汾人曹榕，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洪洞人贺勋，工部候补主事、太谷人杨长澡，候选知县、吉州人冯作栋，刑部候补郎中、太谷人曹中裕，候选道、介休人冀以龢，浙江严州府知府、太平人刘笃康，国子监学正学录、夏县人贾景仁，恭敬地陈述。

译本省此次筹办商务，事务繁多且艰巨。首要的是开采煤铁业，已经勘定平定、潞泽三处矿脉最旺盛的地方，依次购买机器开设工厂，分设炉灶冶炼，随时运输销售。其次是火车铁路，这与煤铁盐务的运输销售相辅相成，潞安、平定两处还计划接入芦汉干线，自然可以搭载客货，广泛开辟财源。第三是机器纺织，即用本省的棉花和毛货织成布匹、毡毯，分路营销，以免利权外流。其余如葡萄酒、煤油、火柴等，也都打算依次招募商人兴办。计算购买机器炉灶、钢轨、买地、设栈等一切费用，大约需要成本银八百万两以上，才够周转。现在就用本省所招的股本银两，先选择重要项目试办，一旦商股招齐，就应当依次办理。

资金用途既多，不得不广泛招徕。除本省绅富官员由总局收银付息外，所有外省招商集股的事宜，现在打算禀明巡抚大人，札委可靠务实的绅商分赴外省通商各口岸，广泛招集。其收取汇兑解运，统一由新泰厚、大德通、大德恒等钱庄就近经理。

所招股本，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为一股。从一股到千股，都可以附搭入股。每股分两次交款，自注册之日起，每股先交银五十两，发给局中收条。半年后定为第二次交银的期限，再交银五十两，即将前次收条缴还，由经手的钱庄换给股票息折，凭此取利分红。如果第二期五十两不交，就将股份销除，并将以后应得的红利扣除，不予分派。

本省设立局所，由官府监督、绅商办理，依照中国买卖常规，参酌外国公司章程。所有各项司事，多在商股中选拔充任，以期得力。不派委员，并取消书差文案的名目，那些挂名干馆之类的，一律禁绝。浪费既少，利息自然丰厚。至于各项收支，都有总账，每日有流水账，每月有小结，每年有一总结，随时都可查核。而有股的人，也可以随时入局察看。开办一年之后，每年刊刻总结清单，分寄各省，使有股者一目了然，以免蒙混侵蚀等弊病。

各股应得的息银，均自各事开办之日起算。比如矿务从开炼煤铁之日起，铁路从开车行走之日起，织布从开机动工之日起。每年除去正月、腊月及闰月不计外，其余十个月按五厘计息。此外再分红利。付利、分利都在每年腊月中旬，由省总局预先知会各省，即由各钱庄就近按折支付。

商局办有成效，到了结账之时，除去每年官利、应提税课以及绅董、矿师薪水、局费、勇兵粮饷等一切开支外，作为十股计算。两成提充公用，一成提作总局花红，其余七成按股均分，作为红利。如果扩充铁路及推广生意需要增添成本，或即从此七成内提取，或另请股东增添股本，均由总局临时知照股东办理。

股份重大，允许派人常驻局中，充当司事，以便检查。凡是股份一万两以上，准派一人；二万两准派二人。到局应办何事，应领薪水若干，由总局量才酌情委派。如果其人不称职，或不安分守己，准由总局随时辞退，仍请原主另派，不得徇私情。

本局兴办各事，需要人才很多。所有司账、监督、工匠等人，都量才器使，约定薪工，按月支发，不准挂账借贷挪移。除饭食、灯油、纸张等杂用，按照实数开销外，所有应酬等项目，一概不得冒销。倘有侵吞亏空等弊病，由局总辞退另举，仍由原保之人追赔垫补，以重公项。

本省五金各矿最多，自设商局后，不得随意私自开采。如果各省有愿意出资集股开采的，除平定、潞泽一处外，准许其妥善议定章程，禀由地方官详请大员核示。一面亲到总局共同考核，等奉批准后，再由本局照章勘验禀明后，发给凭单，收取贴费，令其开采。此外，如织布、制造、火柴、纸、酒之类，凡须购买机器办理的，都允许各商出名认办，但总由总局发给凭单，以昭统一。如果有私自招股、虚设公司、影射渔利、欺诈等事，或累及本局声名，一有风声传闻，就应当认真查察，禀请严究。

本省设立局所，量力任事，严禁浪费，可无意外亏折。如果日久利微，也绝不累及股东派认亏空，特此先声明，使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买得股票后，如果有要事需要愿将股票转售于人，听其自便。本局按期付利，只凭股票、股折办理。只是不准中途抽撤股本，因为股银都已变成货物，不能动摇大局。

各厂章程，均用西法。开矿的矿师，制造的洋匠，都须禀明巡抚大人，函知出使大臣，在各国访求名手，订请来华，总

译处理各项事务，希望不至于白白耗费巨额资金。

一省设立机构，官员与绅商同心协力，不倚仗官府权势，不侵犯商人权益，银钱账目及买卖等事务，由绅商经营管理，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利益权益，由官员主持大局。如果有事情涉及官府，由绅商出面承担，不至于连累商人和百姓，大家没有可怀疑和恐惧的地方。

译中央设立总局，原本就是由朝廷创办。凡是各省的官员、绅士、商人，有能清楚明白机器制造、矿务利弊的人，或者打听到总局中有什么弊端，无论是有股份还是没有股份的人，都可以到总局当面交谈，或者路途遥远就写信告知。要知道这件事是为了保全我国的利权，凡是我国的人，相信没有不愿意协助完成这一举动的。本局深切希望集思广益，不敢自私自利，堵塞视听。

本局创办之初，一年的利息最初定为三厘，因为担心商人们不能踊跃参与，所以改为五厘。此后无论外省还是本省，一律以五厘起算，以广泛招揽。查各公司的章程都有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修改的先例，本局这次重新订立，与之前订立的略有不同，总以振兴商务为目的，不敢故意频繁更改。

以上招股章程十五条都已经禀报上级官员核定，先行刊刻，使众人周知。此外矿务、铁路、织布等事项，各有专门订立的章程，随后禀报核定刊印呈送，特此先作声明。

请创办银行章程

容闳

银行总纲四条

一、开启办事权限。银行起源于西方，英法各国屡次修改章程，越改越精善，要以美国为最好。日本银行也大多采纳其制度。现在打算参仿美国银行章程，先在京城设立总行，随后在各省城及通商口岸陆续分设银行。总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限额，全部由户部筹措拨付，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员总管。分行即由督办和总管陆续招揽商人集股，选择地点开设。所有总行和分行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务，随时拟定方案咨报户部办理。

二、印发债券和纸币。西方有国家债券，无论数额是数千还是数百万，都由银行筹措缴纳。现在借取商民的钱财，而给予凭据，称为借券。银元在市面流通，而用纸币代替，称为银票。这两种，都由总行用机器制造，或者暂时先从外国订购。借券年息五厘，以备各分行缴纳银两领取债券。凡是有商民愿意购买，也可以照此领取。银票按照资本定额，如果以一千万元为本，应提取六成，即六百万元存入国库。这六百万元中，又以八成制成银票，共计四百八十万元。票内载明有库存本金作为担保，票面价值多于库存，随时可以兑现，与凭空发行的纸币不同，自然没有亏损的担忧。在各省通行，可以抵缴钱粮归入藩库，即可作为京饷起运。开办之后，京城和外地流通，资本越雄厚，就按照章程增加发行银票。该票的钢模确定刻制，纸张专门制造，经过数十道工序而成。正面是汉字，背面是西文，花纹工细，断难仿造假冒。仍由户部编号加盖印戳，然后通行。每月己未日发放各若干，详细登记在册簿。发出的银票，如果日久破损，允许换新票。所缴回的旧票，点明号码，当众销毁。

三、扩充分行。总行既已拨付官款设立分行，应当招揽商股。京城繁盛，可以设立几处分行。各省省会以及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地，依次招揽商人开设。西方因为领取使用债券和纸币，称为国家银行。现在请求设立牌号，称为某某官银行。如果集股十万元，应先缴纳银两三万元，给予借券。如果缴纳银两的数额，股本多则借券递增，总共以股本的三分之一为限度。此项借券在各处官银行开市时，仍缴存总行，提取凭单，每年给予年息五厘，核照所缴借券的多寡，按比例另领银票。所减的比例，又以股本多寡酌情确定等级：股本五十万以下的，照所缴借券领取九成银票；五十万以上的领取八成；百万以上的领取七成半；三百万以上的领取六成。这样则股本越多，而所领银票的比例越减。此项银票需要多少，是在总行额定四百八十万元银票之外，另行随时印制。万一有分行亏损，已有存于总行的借券作为担保，且数额多于银票，除了抵偿外，尚有余款以备派遣人员查账等用。再有盈余，仍归还各股东，并照西方惯例，凡银票存款、股本，每年正月、七月收税两次，每次摊算银票已用出的收税五毫，存款二毫半，股本二毫半，合并为一厘，两次共计二厘。收税极微，对生意没有妨碍。其余未领取借券的票号、钱庄，如果有愿意改为官银行的，也允许缴纳银两领取债券，一律办理。其牌号全部听任照旧，无需更改。

四、兼管制造。现在铜钱日益减少，而金银两种尤其缺乏，打算由京城总行铸造金银钱。近日金钱一项，与外国交涉渐多，其重量成色务必与西式一致，以便中外通行，不至于因金价先跌而亏损。审视这种情况，则对黄金的需求日益增多，金矿应当尽力开采，土法淘洗所得无几，应当聘请矿师，购买机器，广泛开采以期迅速。所产出的黄金统一运到京城铸钱，不得私自出售到外国，以杜绝漏损，其中收回的利权不少。如果矿金不足以鼓铸，自然可以稍待时机，且先铸造银元以便民用。现查各省官局已经铸造银钱，其成色高低务必一致，如果有参

译这其中的关系非常重大。请命令将各省新铸造的钱币式样送交总银行查验，每年总共铸造的数量，也必须通过公文报告，以便进行核查。

译总行章程十二条

一、总银行代替户部筹措资本，与分行专门做生意的不同。只是在创办之初，分行尚未设立，拟请暂时收纳官商存款，以及汇划支付等业务，以此作为商办分行的倡导。经营管理一切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应由总办招请熟悉业务的美国人，分工负责，详细核查收支，以免遗漏，从而昭示信用。逐渐与各国著名银行建立联系，以期汇划畅通，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归于实际办事之人，不设虚职。所有职员，一概不徇私情、滥用职权。

一、总银行从总办以下职员的薪水以及公用经费，应准许作为正式开销，暂时在所拨资本内支付。等到银票流通、铸钱获利后，自然应当专门划拨一定比例以备银行使用。各项账目每月结报一次，每年综合核查一次，刻印成总册，发给各省分行，并详细上报户部备案。总银行的账册，户部堂司可以随时查阅。

一、所拨资本一千万元，除六百万元存入国库外，尚余四百万元，预备用于购地、建屋、造库、购买机器、钢模、纸张以及铸造金银等费用。奉准之后，请先拨付若干，以便布置一切。

一、铸造金银所需资金较大，如果资本不足以周转，应请设法筹措拨付，转运迅速，不至于长期搁置。成本收回后，户部发放饷银，如果以金银钱及银票方便，即可酌情搭配发放。如果在创办之初，市价未稳，或有涨落等情况，再行斟酌办理，以求尽善尽美。

一、新开采的金矿，或者统一由官府办理，或者招商集股。商股应得的金子，拟请按照时价给予铸出的金钱，以免金砂、金块转售到国外。这其中恐怕难免有偷漏现象，必须命令经办之人随时稽查结报。

一、总行有稽查分行的责任，买空卖空的行为，自当严禁。如果各行有违反条例的情况，可派遣可靠人员到该行查账。如果有应当改正、增添或撤销的事项，禀报请核办，费用开销由公家承担。如果派出的人员有滋扰、勒索等行为，准许分行详细上报，立即撤换。

一、总行所收藏在铁柜中的借券，以及各项钢模，每年必须由户部会同查看一次，有无损坏或泄露，登记在簿册上。那些已停办的银行所用的银票钢模，随时验明销毁。

一、所发行的借券，除官办银行照领外，其余绅商士庶均可购买应付年息五厘，无论何处官办银行，一律凭票支付。所支付的银子，由官办银行报明总行提划归还。

一、所收借券的现银，实际上与向商人借息无异。因为银行支付利息，较易取信于人。等到积累成巨额资金后，可用于整顿海陆两军以及一切保护疆土、振兴商务的事务。

一、西方借券，名目不一，用作何种工程的，即名为何种借券，期限或二十年，或三十年。券内载明年限，只要年息照付，民众信任皆足。期限届满之后，仍可展期若干年，换发新券。

一、铁路招商创议已久，只准许华商承办，不许暗中招引洋股。而且铁路里程长短不一，势力难以独自修筑。只有总银行及分行开设之后，借券畅通流行，可另发铁路借券，每张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或一千元。商民因为银行可靠而深信，国家必有争相购买者，全国铁路不难同时修筑了。

一、借券的样式，大约长方形尺余，上面列本票，下面列方寸小票四十张，即息票。到期持向银行，剪去一票，即可收取利息；再到期再剪，每年付息两次。剪尽小票，则年限已满，可持本票收取本金。此法甚好，此制甚精。兹谨绘图式于左。

借券图式*图略

上层为本票，下层分列小票，每年付息两次，每次剪去一票，计四十小票，二十年期满。

分行章程二十四条

一、分设官办银行的牌号、住址以及董事几人、集股若干、每人有多少股份、每股先收多少，应设立合同簿册，刻用图记，上报总行转详户部，给予准开执照，并禀请本省藩司及地方官立案，以便查考。

一、官办银行如果集股十万元，应俟开办获利后，逐渐提取公积金至二万元为止，作为余本。万一股本亏损，除将余本尽数分偿外，不再追查各股商的私人财产，此为有限公司，庶几股商不致受累。

一、开设之日，照西方惯例，先限定二十年，如无违反条例之事，准许其再开；如果未满年限，查有违反条例之事，即令停办；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股商不愿再开，也可随时会议停办。

一、股商所买的股份，即系自己产业。如果欲转售于人，可到本行报明于簿册内，改换新股商的姓名住址。如果未报明改换，倘有应问股商的事，仍只追究旧股商。

一、股商公举董事，至少五人。董事中再推选某人为总董，某人为副董，某人为本行总理，均须是有股份稍多之人。至于雇用司账等人，均须确定赏罚。凡收买汇票、期票以及代存银子、抵押款项，

译应当由总理主持政务。

一股本收进一半即可，禀报请求开办。未收股本分期继续收取，如果有股商或代股商办事的人，在续收股本到期时不支付，就发出传单声明转售。倘若没有人愿意购买，那么该股已付的本金准许在六个月内由董事会议决定处理。倘若因此导致资本不足，就立即查账停止办理。

译一、若欲扩展生意、增加资本，或持有三分之二股份的股东欲减少资本，均须详细报告总银行批准，以便确定借券数量的增减，按规定进行调整。

一、每年正月、七月由公推的董事聚会商议行务，董事任期以一年为限，若众人一致同意，也可连任。每股商按股份多少分配若干张议事单，上面备有“是”或“否”字样供勾选；若不能亲自到场，可委托其他股商代为议事，中间执事人员不参与。至于股商若有欠银行款项者，不准参加会议。

一、钱庄、票号若资本充足，可以改为官办银行者，不必另换牌号。若有数家合并为一行者，牌号由其自行决定，均须将资本数额报明，由总银行照章审核办理。

一、每六个月董事查核账目，扣除开销后的净利有多少，每股派息多少。所获净利，应先提取百分之十，划入下届账目作为公积金。一旦公积金与股本合计达到二十成的数额，便停止提取。

一、银行借给某公司、某商家或某人的款项，期限以六个月为定。若欲展期，须经董事议准。其银数不得超过收进股本的百分之十；至于收买期汇各票、抵押生意，不在此例。

一、银行股份票不准在本行抵押，本行资本不得挪作各项工业字号之用。若股商拖欠本行银两，过期不还，可将其股份撤回，准许在六个月内售出或当众拍卖抵偿；否则总银行可查账勒令停业。

一、银行所领银票，原为随时流通使用，不准抵押现银；作为增添股本时，也不准将原定股本抽出，以银票充作股本。

一、各银行应于每年正月、七月间的十日内，开列上届用出的银票、收进的存项，除存部借券外，将所有股本通盘计算，每项数额若干，由首董、账房等签字，呈缴总银行备查。若有不开报者，议罚若干元，从应付借券利息内扣除。

一、官办银行所领银票，若遭遇水火等意外灾害，准由该银行呈出实据，具结请求总银行换发新票，补足损失数额。

一、官办银行所领银票，虽有缴存的借券作为抵保，但本银行内仍须存有现银二十五成。即所用出银票所收存项合计中的二十五成，以备兑现，以免缺乏之虞。

一、外省各官办银行，应在所备现银二十五成之内，酌情提取若干，存放于京都总银行。总银行将此银另行存储，不营运，不算息，以备各省官办银行到京时可以兑现。总银行收银之后，发给各省官办银行收条。官办银行将此收条，也可作为本行存银数额，总之要使京外银票流通，以昭示大信。

一、各处官办银行所领银票，准用以缴纳地丁、钱粮、厘金、盐课等税，一如现银，不折不扣。惟进出口关税，仍须用现银。

一、京外各处官饷项，若有可以交银行存放者，即就近发交以生利息。应解往京城的饷银、协饷，也可命令该行汇解，以归简易。

一、银行在借拆息期，汇兑各票应收利息，须照各处市面常例议定，不得超过限额。若有违例取息过重者，应罚去其在总银行的借券利息，并准人控告，饬令偿还。

一、银行不得收买地基，除建造本行及分行房屋的地基外，若有因欠项抵押或被欠无着落而归之地基，暂时执掌，即须售出，不得超过两年半期限。凡抵押地基房产，亦须房产价值多于抵押额一倍，以昭慎重。

一、银行银票，若有持向该行兑现而不照付者，准持票人控告，由总银行查明确实后，议罚或接管该银行资本簿据，并代理各账。

一、银行停办后，应将所存现银缴归总行，以备代付。用出银票的数额，总行收票付现之后，即将该行的牌号银票销毁，不再使用。其前缴抵保银票的借券，可仍发还，听其自行开支。

一、银行若欲停办，暗中将期汇各票、抵押产据，易换他人名姓，以图巧妙规避。查出后，从重议罚。

续拟银行条陈

容闳

一、总行自总办以下，薪水从优，使其得以自给。除应领薪水之外，不得丝毫贪染。行内账目，由熟悉银行规例的西方人经管。其账簿任人观看，逐日结算，极易稽查。西方人本多公正，万一查出稍有蒙混，立即更换。不得因订立合同数年，就曲意徇私庇护。总办若知情包庇，应请求立即撤职参奏。

一、总办布置银行告成，或另有重要差事，或陈情告退，或朝廷另选贤员，即可随时接办。簿册都在，交接很容易，并无久据要职难以更换的弊端。只期望接手的人员对行中规例，循照旧章，不可任意纷纷更改，以致归咎于创办不善。

一

译资本一千万元，先领取若干元，折合白银若干两，应当请求如数领足。一切部费、饭食等费用，一概禁止。总行犹如户部的额外库房，应当视为本部应当办理的事务，不可以寻常领取来论处。万一书吏差役等人稍有勒索，应当请求恳切晓谕，严厉禁止约束。倘若领取时发生纠纷，只有据实禀报陈述，断然不便委屈隐忍，以致开启营私舞弊的弊端。

译一、建造总行房屋，务必宽敞坚固。选址在户部附近、距离市区不远的地方，购买民田，绘制图纸确定建造方案。所需材料和工价，无论购买自外国还是在中国采购，将来报销时必须将原始购货发票呈交一份，由户部秘密查访是否有折扣或虚报，如有弊端，只追究总办的责任。

二、铸造金钱，最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查得金钱成色有固定标准，化学师专业精通，查验没有丝毫误差。从熔金房到收房，经过十几处之手，才能完成。剪下的金边、地面上的金屑，都有极巧妙的方法，拾取毫无遗漏。工匠等人，无法窃取丝毫。成色多少，盈余多少，费用多少，都可以按照账册稽查，无需过分担忧。银、铜两项，也照此办理。

三、事权统一，前面已经首先陈述清楚。只是推荐引荐官员，人情难免，倘若不能录用，或者已经录用却辞职离去，最容易触犯同僚的怒气，导致诽谤丛生，事事棘手。如今创办银行，务必期望对国家有益，如果有才能，即使重金聘请也不吝惜；如果无能，即使极力推荐也不接受。千万不要因为私情而忘记公义。以上只是列举防弊的大概，此外言语难以尽述，总在于遇事认真，破除积习。无论委派何人，总办都应当如此奉行。据实再次陈述，恳请俯察，不胜荣幸。

中国银行章程

一、中国创设银行，奉皇帝特旨，选择殷实商人，设立总董，招集商股，共同兴办，以收回利权。这是为了通商兴利，因奉特旨开设，应立即命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并拟请存入官款，以显示官方护持，与寻常商家自行开设的银行不同，以彰显郑重，流传久远。

二、原奏称，京城内外拨解的款项交由本行汇兑，可以节省汇费；公家备用的款项交由本行生息，可以有益国库。各口岸、各省会及各国都会，都必须设立分行，以便就近承接汇兑和领放。

三、本行奏明，用人办事完全以汇丰银行为标准并加以参酌，不使用委员而使用董事，不刻制关防而使用图记，革除官场习气，都遵守商务规矩，绝不徇私情，毫无私意，总期望权力归于总董，利益归于股东，中外以诚信相孚，出入以实际为主。

四、上海为总行，准许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季开办，京都分行也同时开设。此外各口岸、各省会的分行须依次开办，均各加上地名，如京都分行即名为京都通商银行，只有各国都会则名为中国银行。

五、各口岸、各省会及各国都会，在本银行未设立分行之前，应选择该处公正殷实的行号，先行代为转汇票，等到设立分行后，即无需代理。

六、本银行资本现银五百万两，分为五万股，每股一百两。招股开办时支付银五十两，第二次续付银二十五两，第三次续符银二十五两。按照有限公司条例，每股付足银一百两作为完全，以后无需再付。其二、三次应付的银两，也必须等到总董公议增加之时，提前两个月登报通知，再行照付。如果日后本银行生意兴旺，分行推广，在原股五百万两之外，应当再增加股份，由各总董议定增加多少，先尽原股东按股数照加，如果不愿加，再另招新股。

七、先收股本规银二百五十万两，盛大臣认领招商轮船、电报两局的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领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听任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自登报之日起上海本地以一个月半为限，各口岸、各省会以三个月为限。按照西法先行挂号，限期届满截止。凡投股者，准许给予股分数目，应听总董核定给予。至于交收股银，或就近交各处招商、电报两局代收，由该局先行出具收条，再由本总银行换给收单；或者直接寄往上海本总银行交纳给单，均听其方便。统等股票填齐，再行换给。

八、本银行系奉特旨招商合力兴办，公议拟请拨存生息公款二百万两，以显示官商维系，取信中外。开办之初先收商股二百五十万，拟领生息公款一百万，余俟续收商股时再行请领。至于生息年限章程，应等盛大臣咨商户部，再由各总董会议请奏，咨定夺。

九、本银行按照西例每六个月结账，股东官利拟定长年八厘。如果八厘之外有盈余，即为余利，应由总董、股东公议，先酌情提取公积若干，以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等人酬劳若干。其余按十成分计，以八成发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藉以报答国家专准本银行发行银票、铸造银钱、存放官本、汇兑公款及一切保护维持的利益。至于公积，等提取到五百万两，是否停止，届时再由总董酌情议定办理。

十、总行实任总董十二人，除去已选立的，其余续添的各董，仍须公正厚实，声望素著，招集巨股。

译只有那些被股东和商人信服的人，才可以被选立；并且在实际任职的总董之中，随时商议推举两位在上海熟悉商务的人担任办事总董，或者限定任期，或者不限定任期。所有总董会议的章程，以及应当拥有的权力，都要完全依照西方银行的规矩详细列出条目，以便大家遵循遵守。

译十一、本银行的办事方法，都依照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因此总行设在京城，并在通商大口岸以及各国的都会，都任用西方人担任大班（经理），生意上的资金出入，都由大班主持，买办辅助。遇到重要事务，应当由总董会议签字批准，然后遵照执行，以求周全妥当。将来中外分行广泛设立之后，还必须选派一位精通商务、体面的西方人担任总董大班，调度稽查各行的事务，其余小口岸及各省会所设立的分行，都任用华人经理，不派大班和买办。

十二、本银行既然依照西方国家的法度，总董全部推举华人。此外，应当请求在上海公正殷实、熟悉商情的西方商人两人作为参议。遇到商议重要事务，应当邀请西方商人参议一同开会，作为公正人，以求折中得当，让中外商家都信服。

十三、大口岸和大省会的分行，允许在该分行本地选举认股最多的人担任分董，专门管理本地分行的事务，但仍须由总行各总董及股东公举。

十四、银行的买办向来由大班任用，本银行完全属于华股，总董全部是华人所有。总行和分行的买办应当由总董公举，仍然依照西方国家银行的惯例，索取殷实人的保函或保银存入库中，并议定办事的权限，订立条款：一份存银行，一份交买办，双方各自遵守。

十五、上海总行的大班已聘请英国人美得伦，他在汇丰银行工作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的生意；买办已聘请陈笙郊，他是钱业董事，声望一向显著，众人共同推举，仍依照西方惯例分别索取荐保函存入库中。其应给予的权限，由各总董会议后给付单据。本行需要雇用的洋人，由美得伦选用；需要雇用的华人，由陈笙郊选用。都必须选用熟手，以专责成。

十六、西方国家各银行在中国地方存放银两，利息无论长短，每年不过二厘到五厘为止；而抵押放款的利息，每年六厘到一分二厘不等。其短期拆借利息时间很短，其抵押物按市价折减很多。本银行应当依照西方国家银行严谨的办法，统一标准，不徇私情，必须有货物等件抵押，并有妥当的人担保，才能抵押放款，以求有利无害。

十七、本银行奏明准许依照汇丰银行印发银两、银圆各种票据，共五种，计银一百两、五十两、十两、两、一两，银圆也是如此。京城、上海两行允许先出票，依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的办法，各自按照各地市面通用的平色。如上海票到京城行取用，京城票到上海行取用，也都依照汇丰折算的办法办理。其出票的银数，总不超过实际存银的数量。

十八、本银行代各省官府借贷银两，应当依照西方惯例，由总行总董及总理洋人查明，必须有抵还的保障，才能议定，订立合同，禀明户部批准备案，依照汇丰银行代国家借款的章程印发借券，应收的年息归银行取用。

十九、原奏本银行准许铸造银钱，应当等到总行开设后，由总董会议，请求盛大臣奏定章程办理。

二十、上海拟设商会公所，凡有铁路、轮船、电、金矿各项公司，都在商会之内。所有铁路、轮船、电、金矿各处款项，凡与本银行往来者，一切悉照章程，毫无偏颇。

二十一、汇丰银行开办之初，招股一千万元，股份也是分期限收取现金。查光绪二十二年结报，除历年分红外，已积累公积金六百万元，保险二十五万余元，发出通用银票九百余万元，各处存款六千一百三十七万余元，存金约五千七百一十九万余元，汇单一千四百八十二万余元。现在计算每股本金一百二十五元，股价可售三百七十五元，已增至二百五十元之多。可见银行的获利，全在于管事的人选得当。如今中国开办银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管事的一切人员，必须没有官场习气、熟悉商务的人，才能得力。

二十二、本银行，每届半年，须将所有款项核算清楚，依照汇丰的办法，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给各股东及官府存查。至刊送以结账后三个月为限，不得再迟。

以上章程二十二条，是各总董参酌汇丰银行章程，共同议拟的大概办法，呈报盛大臣核定，其余详细条款，应再由各总董详细会议开办。

咨商银行事宜全稿

总署与铁路公司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行事，上年贵大臣奏设中国银行一案，本年正月初一日，据京城电报局译送银行章程二十二条，查是各总董共同议拟的大概办法，其余详细条款尚须由各总董详细会议开办，可见慎始图终之意。现就大概办法而言，也颇为周备。本衙门于正月初六日电复，其中仅将聘用西方人一节加以参酌，随后于初九日续据电局送到改拟的该章第九、第十五、二十二条

译与最初拟定的方案相比，现在的方案更为切实可行。只是查该章程第三条中称“权总董利归商股”这两句话，虽然是参酌汇丰银行的做法，彻底去除官场习气，以显示诚信可靠，但假如将来办理稍有不当，那么亏空赔累也在意料之中，那时责任应该归咎于谁，自然应当预先商议确定。又查第四条“上海为总行，京都为分行”这一节，查上海原本是商贾聚集的地方，招集股份、拨汇兑等事务，自然比京都多，设立为总行确实非常适宜。然而这家银行既然已经奉旨开设，其公家拨解汇兑的事务自然以京都为总汇，京都如果作为分行，似乎显得外重内轻，不足以尊崇体制，建议在京都、上海两处都作为总行，此外各口岸、各省会都作为分行，这样才显得两全其美。又查第九条“报国家之于每年提给八厘官利并公积花红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报”，试问国家能得多少，自然应当在官利、公积、花红之外，按十成中分派五成报给公家，其铸造银钱一项所获得的利益，应当另订章程另外提取加成报给公家，自然不必包含在银行报的份额内，或者附入第十九条专奏章程内也可以。至于发行钞票一项，听说汇丰银行的做法，每发行钞票一百万，先提取白银七十万存入官银行，才准许出票，以防倒账赔款的需要，虽然第十七条有“出票的数量总不超过实存银两的数量”这句话，但没有提到提存这一节，似乎应当酌情提取几成，京都存于部库，各省存于藩司及关道各库，以免亏损的风险。又听说英国国家如果有重要需要，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厘二厘的利息责成汇丰银行，便可立刻办到，现在银行开设能否照此办理？又查第二十二条“每届半年刊印总册分送存查”这一节，应当照缮三份，呈送军机处、户部、总理衙门存档，以备查核。至于银行资本，不得移作各项工业及一切买卖生意，也不得收买各项房产地基。其借给一家公司或一家商家的款项，不得超过股本的百分之十。所有存借进出在十万两以上的，除汇兑外，应当报明随时立案，不必等到半年统一呈报，以示限制。事情因为初创，不厌求详。以上各节，都希望贵大臣转饬各总董，在开办之前详细筹划妥善商议，并希望于原刻章程内逐条注明，咨复本部门即可。必须致信。

译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大臣、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呈报事项：本年二月十二日，接到贵衙门咨文称：上年贵大臣奏请设立中国银行一案，等等，咨复本衙门即可等语。奉此，随即转饬银行各位总董详细筹划、妥善商议。现在据各位总董当面禀报：中国目前办理的银行，是奏明完全依照汇丰银行的做法。因此，将奉命考核的各条与汇丰章程对照，发现有不完善之处，便询问洋人及律师，逐一仔细核实商议。本大臣详细审查，反复驳问，务求妥当。其中各条的关键之处，都详细询问了原先管理银行的大班和律师，又与各位总董及大班反复考订。凡是能够通融变通的，都已劝谕遵行；确实有阻碍的，势难过分压制，致使已成的局面半途而废。那么，今日的商情既然受阻，将来联合起来就更为困难。相应地，遵照筹议的各节，分条撰写奏折回复。为此咨呈贵衙门，恳请审核批复并命令遵行。必须咨呈。

谨将中国银行章程遵命筹议的各节，分条回复，撰写清折，咨呈鉴核。

计开：

本衙门在正月初六日的电报回复中，谨将聘用洋人一节加以参酌。随后在初九日，又据电局送到改拟的章程第九、第十五两条，自然比最初拟定的更为切实。只是查该章程第三条内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两句话，固然是参酌汇丰的做法，彻底消除官场习气，以显示诚信。假使将来办理稍有不当，那么亏空赔累也在意料之中，那时罪责应归谁？自然应当预先商议。

谨按此节，据律师说：经理、董事之外，例设有查账董事。如果查出经理、董事或大班或买办有不该做而做的事，就可以随时撤换。银行倒闭，如果是由于总董或买办的人开报假账、私自亏空、监守自盗等情况，各自有应得的罪责，应照律例惩办。至于聘用洋人为上海大班，据律师说：向来该银行用人只有推荐没有担保。美德伦是汇丰银行大班，仁记洋行大班，有推荐信，立有合同，并由总董给予权力凭证，如有不合，随时可撤销其权力。并仿照日本初开银行之时，大班之外，即派买办陈淦兼任华大班，互相制约。总董十人之中，又公举三人为办事的总董，驻行稽查。谋划开始固然不厌求详，立法也实在难以再严密。

又第四条，上海为总行，京都为分行这一节，查上海原是商贾聚集的地方，招集股份，拨解汇兑等事，自然比京都多，立为总行，固然很适宜。然而此银行既然是奉旨开设，其公家拨解汇兑的自应以京都为总汇，京都若作为分行，似乎外重内轻，不足以尊崇体制。拟在京都、上海两处都作为总行，此外各口岸、各省会都作为分行，这才觉得两便。

谨按此节，据美德伦说：汇丰以香港为总行，以英京伦敦为分行为。因为招股总董都在香港，遇事可以会议。所称总行者，是因为各分行的生意汇总于此，不拘时日，总董有寻常会议，也有异常会议。京都既非通商码头，股份不多，又没有总董，势必隔膜。就像山西各票号，也没有不以山西为总号的，并不以京都为总号。现议上海为中国通商第一口岸，应以上海作为银行总汇，以便中外交易。京都、上海均称为中国通商银行，其余各省份各埠则称为通商分行，以期名实两全

又第九条报，国家之于每年提给八厘官利及公积花红以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报试问：国家能得几何？自应于官利及公积花红之外，按十成分派，应提五成分派给公家。

谨按此节，据律师说，西方国家银行并无余利报国家，也无进项税捐。只是银行派利给股东，股东自缴进项税，照别项生意一律，还有印花税。又据汇丰说，汇丰行内余利并无提出报国家的西方国家，索取商民之利最为烦苛，而对于银行不索取报者，因为银行关系全国商务枢纽，国家得其无形之利甚宏。如果有亏空赔累，都在股东，国家不承担其害。如果一旦苛索，必致商人裹足不前。华商魄力甚微，胆气又怯，总董商议两成报。如果该行能像汇丰那样利厚，报之数，也属可观。如果利薄，商股尚难免不满，何况报。

其铸银钱一项，所获利益应另订章程，另提加成，报自不必在银行报内，或附入第十九条专奏章程内，也可。

谨按，此节粤、鄂所造银元未能各省通用。如果责成银行随铸随用，办法不致纷杂，自然可通行无阻。按照各国铸银局，利益全归于公家。只是中国权量不一，银元须由银行设法使其通用。将来似应酌提津贴银行之外，利益全部归

译由公另外商议章程，专门上奏办理。

译至于发行钞票这一项，听说汇丰银行的做法是，每发行一万元钞票，必须先提取七十万两白银，存入官办银行，才被允许发行钞票，以防备倒闭时赔偿的需要。虽然第十七条有“发行钞票的数额总不超过实际存入白银数额”的规定，但并未提及提取存银这一环节，似乎应当酌情提取一定比例，在京城存入户部国库，在各省存入藩司及关道各库，以避免被压制侵吞的担忧。

谨按此节，汇丰银行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英国国家批准最初制定的章程第十三条中规定，发行钞票的数额不得超过实际资本的数额；至于香港总公司常年存银，也必须按照所发行钞票的数额存入现银的三分之一，以备兑付。此章程批准试办二十年后，因为汇丰获利丰厚，公积金也巨大，于是续定新章，汇丰再按照本金存入国家三分之一，如国债票等类，不必用现银，以免妨碍资金周转等语。总董们共同商议，认为现在刚刚开办，应当按照汇丰初次章程，将所发行钞票的现银三分之一存入本行，以显示核实；等到办理二十年成效显著后，再参照英国续定章程办理。并请求贵衙门在每年银行六个月结账时，或前或后，无论何时，电令江海关税务司就近到本行查核所宣称的钞票存银三分之一是否相符，更显稳重。

又听说英国国家若有急需，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二厘的利息，责成汇丰办理，便可立刻办到。现在银行开设后，能否照此办理？

谨按此节，据汇丰银行说：伦敦国家从未向汇丰借过数千百万之事。香港国家借款，也必须与银行随时商议。其利息是按照商业借款一例，总董们共同商议，现在设立银行。将来如果能取信于中外，气局宽展，自然可以参照西方惯例，国债数千百万，由银行代为官府筹办印发借券，本息由银行代收代付。至于银行现在资本仅二百五十万两，收足也只有五百万两，即使全部借给国家，也无济于事。所以外国银行是代国家出票借债，是聚集天下的财力以银行为经手，并非专门依靠本行的资本借给国家。至于利息多少，应当按照随时市价核议。

又第二十二条，每届半年刊印总册，分发存查这一节，应当抄写三份，呈送军机处、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以备查核。

谨按此节应当立即遵照办理。

至于银行资本，不得移作各项工业及一切买卖生意，也不得收买各项房产地基。其借给一家公司或一家商家的款项，不得超过股本的百分之十。

谨按，此节据总董们共同商议，这是银行的通例，自然应当遵照列入详细章程办理。

所有存取进出在十万两以上的，除汇兑外，应当随时报明立案，不必等到半年才统一呈报，以示限制。

谨按，此节据美德伦说：上海银行出入十万两的数额，几乎每天都有，而且有今天存入，明天取出的，银主或存或欠，大多不愿让官府知道。如果一定要随时报明立案，不仅繁琐难行，而且必然导致聚集冤屈如深渊中的鱼。官商出入，都去英、法、俄、德银行，中国银行可以早上开张晚上就关门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咨行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接准咨称：奏请设立中国银行一事，本月十二日承准贵衙门咨开：查该章程第三、四条，第九条，又第二十二条，以上各节，希望转饬各总董在开办之前详细筹谋妥当商议，并希望于原刊章程内逐条注明咨覆等语。遵即转饬银行各总董详细筹谋妥当商议，现在据各总董回禀：中国现办银行是奏明完全按照汇丰银行办法，应当将奉饬各条考核汇丰章程有未完备的地方，询问明白洋人并经手律师逐细核议。本大臣详细察核，反复驳诘，务求恰当。其各扼要之处，都详细询问大班律师，又与各总董再四考订，凡是可以通融的，都已劝谕遵行；实在有窒碍的，势难过分压制。相应将遵照筹议各节分条抄写折子登复，咨呈谨请核复饬遵等原因前来。本衙门查此项章程既然经过贵大臣转饬各总董详细筹谋妥当商议，具见实事求是之意，相应咨复贵大臣查照尽早开办，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声复本衙门的。须至咨者。

论上海缫丝厂

法国人阙名附

上海自从设立外国缫丝厂以来，法国、意大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好像有隐忧。查这些丝厂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增设突然增多，难以节省办法，仍然未能获利。现在厂务棘手，中国政府已经豁免其应纳各税。本馆承上海拔维行寄来传单，这种传单向来不过在美国散分。内中上海丝厂的设立及其阻滞的缘故，读之颇耐寻味。现将传单录于左：上海丝厂的设立，在二十年前，怡和洋行开始创办。仅过数年，因为去内地办茧，诸

译困难重重，于是中途停止。后来有公平与旗昌两家洋行，各自开设了一家丝厂。接着又有昌记丝厂，是由中国人开设的。五年前，拔维晏又开设了干康丝厂。后来将其专卖给了中国人。等到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丝厂骤然增加到二十九家之多，有的是中国人新设的，有的是与外国行家合开的。然而说到获利，几乎很少听说。只有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九百九十三年，以及九百九十五年至九百九十六年，这几年间还有获利的，其余则无非是亏损罢了。而这几年获利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丝价大涨，并不是厂里缫出的丝能赚钱。除了昌记曾靠缫丝获利，该厂由中国人管理，其丝价比外国丝厂所出的更为公道，此外从未听说能获取盈余的，实在是因为耗费过大。这就是上海丝厂亏损的大致原因。要表明其亏损的缘故，必须先论述去内地购买蚕茧的情况。上海丝厂大多设在租界之内，向来采购鲜茧，大都前往无锡，因为那里是蚕茧汇集的总处，而且距离上海最近。其本地出产的丝也较为便宜。如果在某地买茧，而该地丝价仅值二十个佛郎克，或二十五佛郎克一基洛格楞，缫成丝后却可以卖到五十佛郎克及六十佛郎克。据此推想其理，似乎厂务应当兴旺，大有盈余。只是外国人想在内地建造烘茧房，中国官民每每多有阻挠，即使买茧也是如此。近来虽然已能去除这种阻挠的积习，但至今买茧仍然费尽周折。凡在内地办理蚕茧需要用人众多，事先派遣的费用不轻。每到这个时候，所派遣的这些人员从前往到返回，所需的饮食都由厂中支出，此外还有送给官员的礼物，付给各掮客的用度以及应纳税项，将蚕茧运到上海，沿途厘卡林立，又须逢卡缴纳厘金，以致赴内地办茧的各项额外费用，至今还需增加三成半。内地既没有存放蚕茧的栈房，又有火灾、盗窃的风险，每从这村运到那村，买齐之后，又须运往烘茧的地方，种种周折烦难，致使买茧的人都希望交易速成，得以早日完事。加上中国茧户往往愿意自己做成丝，不肯出售蚕茧，因此收买的人不能过于挑剔，将蚕茧运到上海，只求快速，然而其装运很不合法，出售的蚕茧中有四五成已经损坏，甚至霉烂。从前丝厂只有五家，而所办的蚕茧已经掺杂如此，近年丝厂增至三十家之多，另有专门做期货空手谋利之辈，理应越来越差。有时干茧从一基洛格楞骤然涨至十二个佛郎克，中国人因价格高涨，将所有蚕茧赶运上市，其中甚至有采摘不合时令，成色仅及一半的，像这类情况，将来出丝量少已可预知了。更因为采购之时接连大雨，蚕茧既受潮，堆积郁蒸，这一年无锡蚕茧比较常年歉收三成。而上海丝厂骤然增加，实在是因为九十四年至九十五年丝市畅旺，如今则都显得困顿，难以维持。大抵丝厂资本不多，在置地建厂、购买机器上先已耗去大半，并无储备以备急用，今年亏损无可抵补，所有几家或已倒闭，或在清算账目。经过这一挫折，上海丝厂兴旺的机会必将因此长期受阻。

译至于将丝厂设立在上海，这本来就是一个大错误。在试办之初，设立一个小厂，尚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把上海作为丝厂的总汇之地，实在不是节省开支的办法，计算确实错了。一来上海距离产茧的地方太远，二来人工尚且不足，三来地基房价过于昂贵，四来所用的水取自黄浦江，其中含有泥沙，必须经过过滤才能使用。现在从第一点来说，蚕茧从无锡用民船装运到上海，路程需要八天才能到达，也有从绍兴采购的，更需要三周才能到上海。不仅路途遥远不便，而且其装运方法也非常不适宜。从第二点来说，起初工价每天不过一角六分，现在每天工作仅十一个小时，而工价却增加到四角或四角半不等。去年招工相当困难，因为新厂往往出高价来招揽老厂的工人，于是工人们纷纷舍弃这里而趋向那里，致使各厂缫丝工人大幅减少，所生产的丝也有很多不符合规格。其实中国的蚕茧本来就不太好，每天缫成的丝还不及外国丝厂产量的一半。上海缫丝的价格每公斤大约十八法郎。综观其已发生和未发生的情况，我们欧洲以缫丝为业的人，目前可以不必过分担忧。近来缫丝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应当可以稍微减少，但彼此比较仍然觉得昂贵，主要是因为上海需要人工的地方很多，如纺纱厂、织布局之类，加上百物涨价，生活费用也比内地多。再从第三点来说，所有丝厂大多设在租界之中。上海是通商大埠，租界地价本来就很贵，自从有了丝厂的增设，两年之内地价上涨了几倍，建房工料等费用也同时倍增。去年新设的工厂因此花费实在巨大。请再进一步讨论第四点，丝厂所用的水由自来水厂过滤澄清，然后供给使用，又不免多出一笔费用。所以为中国考虑，不如在内地产茧的总汇之处开设工厂，那里的人工、地价以及建房物料无不便宜，到处都有河渠，水多且洁净。所处理的鲜茧可以租赁仓库存储，不必匆忙地通过水路运输，急不可待了。果真如我所论，或许丝厂可以兴盛，有见识的人应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空谈。有人问：开始建厂时，为什么不就按照这样做？回答说：外国人固然不愿意受中国官员的欺侮，各种机器向来不准运入内地，即使中国商人在内地设厂，也必然受到地方官的压制勒索。现在虽然机器已经允许运入内地，但华商仍然畏惧官府，仍未敢轻举妄动。然而在内地产设工厂，终会有那一天的。现在苏州、杭州已有官商新开设几家工厂，以我推测，迟早之间，最终必然迁移到内地，届时上海应当不再有缫丝厂了。又有人问：近来只有广东人仿照外国缫丝的方法在中国实行，其效果立刻显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广东人比长江一带的人更能吃苦耐劳，勇于做事，那里的地方官不敢占他们的便宜，不像长江一带那样。广东的丝厂多在内地，选择产茧的地方，就近分别设立，使工价不至于过高，而且工厂由华人合资开设，每天的管理不依赖外国人的帮助，因此东方缫丝厂首推广东人，得以独占其利，关键在于工价低廉且措施得当。日本人办的也是这样。那么上海华商何不效仿这种好方法，跟随实行呢？过去的已经无法追回了。趁现在改变计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努力自勉，我翘首以盼。

中国纺织缫丝情形记

美国人佑尼附

中国改用机器兴筑铁路，其制造方法、运输方式，自然必定与过去截然不同。工业既然更新，其他改革之处，如政事、文化、民情之类，应当也将接踵兴起。现在详细报道商务不便牵涉，暂且搁置不论。查商务中已有两三项更张之处，未尝不是中日所订《马关条约》所致。自从该条约两国御批后，上海及邻近各处的轧花厂、织布厂、缫丝厂纷纷创立，局面为之一新。其兴旺气象，几乎有变成东方洛活尔（美国纺纱织布厂最多的地方）的趋势。去年年初，上海纺纱厂已有五六家，其已开工的锭子共十万五千枚，其安装未完的锭子共三万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设厂的，计英国公司三家、德国公司一家，共用锭子十四万五千枚。另有日商纺纱厂两家，议定后中止。其华商纺织厂终年日夜工作，获利颇厚。光绪二十四年各厂所用印度棉纱，计进口十八万包合价银十兆两。

光绪二十五年棉纱自日本进口的也不少，每包价银七十二两，比印度纱每包贵四两。此项日本棉纱全是用中国棉花纺成的，其棉花运往日本时，既须付出口税，而纺成后返回中国，复须缴进口税，乃使用此项棉纱纺织的人尚能获利，足见中国如果能自行纺纱，将来制成布匹，其货物价格之低廉当无出其右者也。加之中国工人众多，有用

译这种取之不尽的势头，所获得的微薄工钱，实际上并非美国工人所能维持生计。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则更为廉价，因为该口岸的工价已经比内地丰厚，恐怕远方前来谋生的男女会日益增多，即使远离家乡也在所不惜。

译上海最大的轧花厂共有八家，所使用的轧车大约五六百辆，大半是日本制造的。此外，中国人在家中安装几辆轧车，依靠人力操作的情况也不少。内地轧花仍然多采用旧法，目睹这种情况的人无不惊讶于上海变化之迅速。所有这些，都足以鼓励种植棉花的事业。如果政府真的不加重对工厂的税收，那么纺织业就会繁荣，棉花种植就会增多，上海沿海地区富裕了，国库自然也就充裕了。查上海一港运往海外的棉花，前年大约价值白银十兆两。

上海的缫丝厂也颇为顺利，已经开业的工厂大约有二十五家，新开辟的苏州、杭州各口岸，还有几家正在建造尚未开工的工厂，这是美国领事禀报的纺织和缫丝情况。去年有几位美国商人来到上海，谋求签订中国铁路合同，大半仅仅依靠书信与公使、领事人员沟通，并没有委托公司派来承办合同就能照办的确切依据。我并非认为这些商人所说的话不足凭信，但凡是到中国承办工程的人，应当有商人的凭据，这是确定不移的道理。

上海应当设立赛货场，陈列美国各种机器出产的产品，供众人参观。这件事尤其需要紧急开办，其货物产品尤其能够迅速承办。中国人购物，往往喜欢先看到货物样品，仅展示图纸和清单，不足以让人了解详细情况。机器样品，中国人尤其希望先睹为快。那么开设赛货场，正是时候了。

徽属茶务条陈

何润生

谨将此前在歙县任职期间，遵命查复徽属茶务的详细情况，以及缴纳厘税的章程，究明利弊的原委，摘录呈报钧鉴。

列项如下：

一、徽属种植茶叶的人，名叫山户。茶叶出产的盛衰，一半关乎人工的勤勉与懒惰，另一半关乎天时的呵护。纵然人工精心培植，如果冬天天气太寒冷，茶树根部受伤，来年的茶叶就难以茂盛。采摘茶叶的时候，如果阴雨过多，茶质也会受损。山户零星分散，他们的茶叶卖给螺司，聚集到一定数量后，再卖给行号。螺司，是山中贩户的俗称。

一、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多，每年大约销往洋庄三万数千引，歙县、休宁、黟县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个县每年共计大约销往洋庄四五万引，都是绿茶。祁门每年可销往洋庄一万余引，专门制作红茶。各县之中，又以婺源北乡所产的为上品。红茶只有一种，绿茶内分三大类，名叫珠茶、雨前、熙春。熙春内分四等，名叫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名叫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芽雨。珠茶内分五等，名叫虾目、麻珠、珍珠、宝珠、芝珠。各名色中，以虾目、珍最为上品，凤眉、麻珠次之，眉熙、珍珠蛾眉又次之，宝珠、副蛾副熙更次之，最下等的是芝珠、芽雨。熙春三等都是洋庄茶，均用锡罐内装，外装彩画板箱。箱子分三种，名叫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超过十一斤；名叫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超过十二斤；名叫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超过十五斤。三七箱高一尺四寸，另一规格高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尺；大方箱比三七箱大一尺，都有标准样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多斤，粗茶三十多斤。徽茶内销不到十分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茶朴茶梗茶子茶末居多。

一、茶叶以一百二十斤为一引，每引缴纳正课钱二钱，公费银三分，厘捐九钱，又公费银五分，另外捐输银六钱，共银一两八钱八分现在称为落地税。去年因为日本事务需要军饷，每引暂时加捐银三钱六分，全部由皖南茶局统一征收分解。至于公费八分中，三分归各分卡收济局使用，一分解归徽府作为弹压办公经费，其余四分全部归总局一切开支公用。歙县、休宁、黟县的茶叶，都由新安江运输到达浙江境内的威坪首卡，每引抽取厘捐二钱。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加抽银八分，又另外抽取关税银一钱，杭引课银三分四厘。再从威坪运过浙江绍兴府属，才到达波逢卡验票，不再重复抽取。到达后即在波新关，每百斤预先缴纳出口全税银二两五钱。如果运到杭州过塘，直接由嘉兴内河直达上海，又须每引加纳浙江塘工捐五钱。因此各商舍弃经过杭州的快捷方式，而绕行绍兴的远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婺源洋庄绿茶，祁门洋庄红茶，都由鄱阳湖运输到达江西的姑塘关，每百斤缴纳常关税银二钱六厘，规费七分。到达九江新关，仍须预先缴纳出口全税银二两五钱，这是洋庄茶目前缴纳课厘税捐的定章。至于内销如茶朴、茶子、茶梗、茶末等类，不缴纳落地总税，只是逢卡抽取厘金而已。经过屯溪厘卡，每百斤抽取厘钱一百文；街

译口厘卡征收厘金一百文；浙江威坪厘卡征收厘金三百多文；严东馆厘卡征收厘金一百五十多文；杭州所属厘卡征收厘金三百多文；嘉兴所属厘卡征收厘金一百五十多文，这就是本地茶叶销售征收厘金的定例。

译一、光绪十七年，徽州所属红绿茶共销售八万五千四百余引；十八年，销售八万六千三百余引；十九年，销售八万九千四百余引；二十年，销售八万七千五百余引；二十一年，销售十一万引。这是近年来销往洋庄茶叶的实际数量。

一、在前三四年间，各茶商稍微获得一些微利。如上品的虾目、珍眉等茶，每百斤过去可卖银八十余两，近来也卖银五十余两，而去年仅卖银四十余两。如下等的芝珠、芽雨、熙春等茶，每百斤过去可卖银十五六两及十二三两不等，而去年仅卖银八九两及六七两而已。如果进山收购价格低廉而销售价格高昂，那么获利就较为丰厚。去年进山收购价格不低，茶行开设太多，加工炮制未能纯熟精美，争先售卖的情况又不少，因此百人中没有一人能沾到多余利润，甚至有本金全部亏损的人。如果同行能够协力合作，认真拣选，运输等一切都有定规，就可以获利。这是近来茶商盈亏利钝、获利与否的原委。

一、遵照查核粘附的抄件中记载，刘中书、陈外郎所条陈的各项利弊及补救方法，句句真实，条条可效法。如果一定要责令商议妥当后才执行，就没有振兴之日了。因为商人中深明大义的，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个。茶务不能与盐务相比，销售没有固定地点，商人没有固定人选，有利可图就趋之若鹜，失利就避之不及，各自图谋便利，各自吝惜自己的资金。主持大局的人，只知道大公无私，而参与商议的人往往固执己见。如果没有官府主持，全力顾全大体，就不能成功。

一、徽州所属地区向来出产绿茶，绿茶名色不一，机器能否制造，毫无把握。招募商人购置机器，力量大多不够，承办的人也没有。传闻汉口现有购置机器制造茶叶的，大都适宜于红茶。如果能派令茶师秘密前往印度，获取其制法，如果确实适宜于绿茶，再试行办理。至于机器是专为商号炒焙压制使用的，与山户采拣的人工毫不相关，自然没有彼此不安的道理。

一、设立茶政局，事权统一，明确制定章程，任用得当的人，众商自愿，商务振兴，可以拭目以待。只是担心局自为局，而商自为商，那就无益了。如果能推举熟悉商情、实心任事、扫除官场习气、洞悉利弊的人担任局员，大概就可以了。或者在上海设立一个分局，必须招致现在开设茶栈的四个人担任司事，优厚给予薪水，予以劝惩，这才妥当。查徽州茶叶运抵上海，向来通过茶栈转售给西方商人，这茶栈并不存储茶箱，专门代客买卖。因为该栈的东家伙计向来认识西方商人，兼懂茶务，又能垫付资金接济资本，所以每售得百元，抽取洋银二分作为栈费。又上海另有茶业公所，不过问茶事，每百斤专门收取洋银一分，作为所用。现在既然设立茶局，则该公所可以裁撤。各商运茶到上海，责令前往茶局挂号，由茶局酌情派遣司事代售。如果需要垫付资金接济资本，由茶局筹措供应，将来即在卖茶价款内计算利息扣还。至于向来商人支付的栈费二分，所费一分仍照旧收取，用二分充作茶局费用，用一分奖赏各司事。如果茶局费用不足，可以从茶局四分费用中匀拨使用。局员办公薪水应当丰厚，功过应当严格。司事不可滥用私人胥吏，只供驱使呵斥，不准稍微增加事权。

一、颁发茶引，折衷确定数额，不准超过定额。按照运到的先后，按批依次销售。各条的立意，在于保护茶务，担心各商漫无限制，任意争设茶行，跌价抢先，亏损血本，事情固然可行。只是其中不无阻碍。比如盐能定额，申请盐引的人，因为煎盐有固定产量，有固定条例，商人有固定名册，销售有固定口岸，按人口授食，不难按照滋生人口的册籍，约略估计其大数，而且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茶则不是这样。山户种植的茶叶不一，其年岁丰歉难以预计。如果茶叶丰收而茶引少，茶叶将没有销售之路；或者茶引多而茶叶歉收，茶引又成为废弃的根源。这还算是小问题。因为产茶的地方，不仅仅在中国，而销茶的地方，又属于外洋。既然不能预先预料出产的多寡，又不能计算那边营销的畅滞，这就是难以颁发茶引定额的原因。议论的人说，一旦改行茶引，就必须按年认课，又必须预先完纳捐厘，商力支撑不住，不能实行等议，以此作为无须申请茶引的言辞，都要说是肤浅的说法罢了。至于按批依次销售，原本是为了防止跌价争售而设立的，遵照执行，谁说不好呢。只是其中也有很多不便。因为绿茶名目不一，人的嗜好不同。西方商人有喜欢购买这种花色的，有喜欢购买那种花色的；有先到的花色尚未利营销的，有后到的花色已可畅销的。既然不能强令照购，那就断难责令依次销售。也就在其不可遵行的情况下，拟定一个可以保全的策略，不如仿照泰西准许商人专利的章程最为便利。查徽州所属茶商，大多散漫无稽，世代坚守其业的固然有，而逐年更换其人的也不少。如果商本重大，开号已久，尚知顾全大局认真拣制，希望保持本号声名。西方商人以信誉为重，见到素有

译声名牌号已定的茶箱运到，预先知道其货物不太驳杂，便愿意以高价收购。那些向来没有声名的，则不能做到。所以同样的花色而价格高低悬殊，足以看出各商亟宜自我修养、自我保全。只是商情不一，人心难测，常有资本微薄的新商，一见本栈牌号不利于营销，便诡计多端，暗中盗用他人的牌号，标注在茶箱上，妄存侥幸心理，降价争售，此类行为不一而足，败坏市场风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应当立即命令茶局查明各产茶之地，核定商栈的数量，由官府发给印照，确定其牌号，才准许开设。自此次招定以后，只准许报歇停业，不准私自增添。该商等所立的牌号，准许其专利若干年。如果在专利年限内有他人盗用其牌号者，准许禀报官府，比照相关律例治罪。

像这样，各商知道没有他人可以与之竞争，也没有他人可以添设，必定能各自振作，各自保全声名，各自加以讲究，各自谋求利益，或许可以挽回万一。既然核定了商栈，必须推举一位总商，或者随局办公，或者住在公所管理规条，兼以联络官商声气，稽查各商贩制茶的优劣，那么官府与商人之间就没有隔阂之情，商人与商人之间有争相磨砺之意。

想要杜绝盗用牌号的弊端，又应当仿照镇江征收桐油捐，按桶粘贴印花的方法。如果茶已装箱，由各商报请总商向茶局申请发放印花，填定本商牌号，不准预先申请空白印花，不经茶局书吏之手，不准茶局差役需索朱费，违者立即禀报追究。将所请印花粘贴在本号茶箱箱面，运往上海，由茶局核对印花与捐照是否相符，如果有冒名顶替，一眼便能看出，立即予以惩治，自然没有盗用他人牌号的顾虑，可以期待各自认真交易，这未尝不是一种补救的好办法。

译一是设置小轮船拖带茶船，以避免风雨阻碍，这确实是茶商加快运输的重要策略。查得徽州府所属的六个县中，只有婺源、祁门两县与江西接壤，所销售的洋庄茶船必须经由鄱阳湖。如今既然由该省绅士禀请参照内河先例，分设小轮船拖带这些茶船，自然可以统一拖带，无需再另行商议。不久之后，这两县的茶商必将顺利获利，永远没有望尘莫及的担忧。其余四县与浙江相邻，洋庄茶船必须经由徽州的新安江、浙江的严陵、富春江等河流，再到达钱塘江。从新安江到严陵江，路程四百多里，其中险滩不下百余处，小轮船极难开辟航线。所幸的是，虽然险滩众多，但尚无需要换船驳运的劳苦。从严陵江到钱塘江，路程二百多里，顺风则速度快，无风也可拉纤，也没有十分阻滞的担忧。只是行走绍兴内河时，必须抵达义桥搬运过塘，以及到达曹娥江时，仍需过坝。没几里又要过百官坝，多次更换船只。从百官坝到余姚县境内，又有河清、横山、马车、陡门等堤坝堰闸，不胜枚举。由此才到达上栈、下栈，装载海轮，刚抵达上海下船存入仓库，种种烦难。因此茶箱多有破损，不仅修整需要人工，而且容易引发外商挑剔。像这样徽茶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重，而获利实在不易。如果允许徽茶经由杭州、嘉兴内河载运抵达上海，那么前述的苦境就都能免除。仍然按照绍兴各关卡的章程验票放行，确实是体恤徽商根本的做法。他们不敢直接经由杭州、嘉兴运输，实在是因为经过杭州必须加纳塘工捐银，所以各商舍易求难，斤斤计较，是出于不得已。我想塘工捐固然有正当用途，但现在海塘大工程早已完工，所有的岁修、月修等费用也不多了。该省先前已议定有可以填补这项塘捐的资金，虽然有征收茶捐的名义，但长久没有实际征收，奏请停止，应当没有不可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当今朝廷极力以振兴商务、体谅商人为第一要义，凡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又应当仰体皇帝日夜操劳的至意，为从事茶业的百姓洗去积习，从而保全这一利源，谁说这不是正确的呢？议论者说，一旦允许徽商直接经由杭州、嘉兴内河用小轮船拖带到上海，那么江海关就会减少出口洋税，建议改由安徽局代收拨解关税等语，恐怕不尽妥当。查得出口洋税虽然归海关监督经理，但实际上由税务司主持。非通商口岸不能派设税务司，而且出口洋税单非由税务司签字不能照验放行，因此难以代收其税。至于洋关税单，西语称为“拍司”。议论者又说，恐怕徽茶允许经由杭州、嘉兴运输，难免奸商夹带内销茶混杂其中。然而内销茶与外销茶，差别如同天壤。外销洋庄茶的箱罐装潢，成本极重，色味也属于两途。内销茶的装储全是篓袋，炮制方法不同。洋庄茶在徽州起运，就必须完纳落地总税。内销各茶逢关卡抽厘，如果舍弃轻的厘金而选择重的税，愚者也不会做。加上茶船过关卡，按规定必须查验，验明确系洋庄茶且与落地茶引相符，才准放行。如果有夹带，仍可令其按章完纳厘金，即使有夹带，又有什么益处呢？总之，洋庄茶如果不完纳出口全税，持有拍司的税务司不准装载出口，法律极其严格。又允许徽茶改行杭州、嘉兴内河，直达上海，必须在江海新关完纳出口洋税，获得拍司。该茶商到上海才能售卖，何必担忧洋税的偷漏呢？各关出口税则向来没有轻重之分，也没有趋避之说。洋税是尽征尽解的，又不是像本关常税那样各关监督有包征赔累的责任可比。而且茶的出口洋税，不在海关完纳，就必须在江海关完纳，毫无区别。

二是徽州所属产茶各县向来没有山捐、箱捐的名目，现在也没有善堂、书院各项外销捐，只有婺源县书院每年膏火银四百两，屯溪育婴堂每月经费银六十两，是由茶局在所收落地总税内提拨分给，书院、育婴堂充作公用，历来遵办在案。遵照查得部议饬令将茶捐外销名目立即全部裁撤，等候此次查照条陈切实核议，分别举行试办一两年的，如果确实难以把握，即将各该省所收茶厘数目奏请核定减少，以成就复兴茶务的盛举等因。在大部统筹兼顾，深知华茶非减轻成本不利于营销，因此先允许全部裁撤外销捐以试其开端，如果确实行不通，仍允许奏减捐厘，原本不想过分累商导致茶务废弃，仰见苦心孤诣，足以让中外商民欢声雷动，一齐俯首称颂。但徽茶现在没有外销捐无可议减，与其等到试办一两年难以把握再行核减，势必衰败更甚，这就是所谓的临渴掘井，何如未雨绸缪呢？只是现在正值公家开支拮据之时，又怎么可以妄议求减呢？是否先将上年每引暂加的捐银三钱六分一以及浙江省威坪卡每引续增的捐银八分一，或者予以酌情减少，或者予以全部裁撤，使各商暂时得以喘息，责令他们精研采制，畅通销路，夺回利源，将来不再核减，也属于曲突徙薪的请求，能舒展一分商力，即能畅通一

译疏通销售道路。疏通销售的方法，不外乎减轻成本；充裕税款的办法，不外乎体谅商人的艰难。

此外还有请求之处：比如茶朴这一项，本属于内销的物品，此前茶局仿照洋庄茶的样式，提取落地总税一至二成，每年计算的引额并不多。议论的人说，恐怕奸商偷运充作洋庄茶，用意固然周全。

只是洋庄茶与内销茶的包装装潢不同，断难混淆。查得茶朴是茶叶中的渣滓，价值不多，若能拣选干净，茶叶便是纯品。各商家因为拣出的茶朴仍需提取一至二成的总税，贪图小利的商人便怠于拣选，导致茶品未能纯粹美好，茶价也就难以提升。

应当紧急减免茶朴提取引额的税收，以便责令认真挑选的工人，这未尝不是精益求精、整顿茶业的一项策略。

译一查各商将茶叶装箱后前往局所报捐，局中必定提出其中一箱，令其拆开箱口取出茶叶，称量箱罐的重量，如一箱有多重，则其余各箱都以此作为标准，这叫做“去皮”。凡是经过关卡都采用这种办法，在当局看来这是简便，实际上各商已苦于烦苛。须知洋庄茶箱本来有固定的规格，没有高低之分，此后各箱必须遵照固定规格颁行于各关卡。共分为三等：一是二五双箱去皮若干斤，二是三七箱去皮若干斤，三是大方箱去皮若干斤，永远作为去皮的定章，即可免除提箱过称的麻烦，更加简便。至于应完出口洋税的关卡，仍然沿袭旧例提箱去皮之事，既然无碍于大局，而又暗中便利商民，实在好处不少。如江西姑塘常关连同皮一起收税，以及沿途各局卡司需索等弊端，经该商等控告，奉督宪批示查禁有案，无奈日久难免玩忽生弊，而且更换一员官员，后来的各司茫然不知前禁，大多故态复萌。不如将禁令刻石立于各关卡处所，则人人得以触目警心，从此百弊悉除，这也是体察下情的一种方法。如果能完全遵照部议中可行的措施切实执行，局员又能称职，何愁有害于茶业的弊端不去，有利于茶业的利益不兴。以上各层意见，有的得之于咨询访查，有的察之于商情，有的参之以愚见，不知是否得当，恳请采择核议施行。

此文指陈茶务极为切实，只是官办一层与我的意见不合。人各有职，如果用官督商，是越职。况且精通商务的官员很少，势必导致不顾商本，不恤商情，一概以官法行事，对国家无益，对商人有损，大不可取。本馆很佩服何君此文，而微微遗憾其未尽善，因此刊登在报纸上，并附上此说。

论中国茶务

英人阙名附

中国茶务销售到外国的，日益衰微，恐怕不久将完全失去其利了。本报曾登录印度卡路吉打与锡兰山两处产茶，逐年增多，曾苦谏中国急免厘金之害以挽回茶利，只是华人不以为意。如同饕餮之徒，宁可杀肥鹅而烹食之，不肯宽待而常拾其所产之卵。英商聚集于中华茶市的，由众而寡，显为此事的证明。华人岂不知之？然而全不介意的，难道反而以英商不来而快于心吗？中国茶务之将亡，是必然的。不仅华人不以茶务渐衰为虑，征税之员明知茶税昔多而今少，也不以为意。此辈只知教茶农考求种茶制茶之法，而不知茶税之重为第一弊。试取华茶销于英市者论之，光绪二十二年由中国直运英国的只得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零九担，其上一年则有百万担，相差几乎达到五倍。今年春九月，汉口两处出茶较上年为盛，第一稔所收的约得五十五兆磅。前英商买茶逐年减少的，俄商增多而补之。只是听说俄国尚存茶叶太多，今年能自中国添买的不过上数之半，尚余二十七兆五十万磅须销流于英美二国。然而上年两国共销华茶不过一十八兆五十万磅今年出茶过限十兆余磅，若不大减价格，则难脱手了。但茶价贱则厘税又不稍减，茶之不伤本的鲜矣。又门英领事官傅冷英卡士先生曾将该处茶务详覆英廷，其言足以令闻者感伤。他说，光绪二十二年门之乌龙茶共得一兆二亿榜，比其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还恐怕今年减少更甚。过今年之后，更恐怕不复成茶市了。该处种茶的郡县多已抛荒，而茶田更有全部坏掉的。卡士先生又指出其弊之由，大概说制成一兆余磅的茶，值银不过十三万六千圆，厘金抽其二万圆出口税抽其三万五千圆，二共抽银五千圆，已居茶价三分之一。至于其邻国日本，明于先见，去年将台茶税减作每担抽税一圆一毫仙，而中国仍固执其五圆八毫仙之税，这是中国的失策。夫阅历深则知识进，邻国强应当自发奋，而中国独不然，将来茶利俱失，悔将何及！十年前门共产茶二十七兆二亿余榜，距今二十余年，例当增多十数倍，不意反减十数倍。卡士先生又述识时务者之意曰：“中国茶务之弊，非天下最巧之机器所能救治，是将厘税全免，又兼用机器，或许始有济耳。”

论中国茶业之衰，应如何设法补救

英人阙名附

业茶之利，向来为中国所独擅；而近年以来，华茶出口骤然减少强半，为印度、锡兰所夺。从事于此业的，于是考究其所以然的原因。

查哀萨唔、印地、锡兰所产的，价廉而美，华茶之色香味与之相比的，售价不能贱如彼。产于是，汉口洋力求茶价之减，以图与印茶竞争

译争相售卖，于是中国人便无利可图。既然没有厚利，不仅无力讲求种植的方法，就连那些尚可培植的旧茶树，也被废弃了。土壤适宜与气候条件，中国即便不如印度，也绝不会差到不如印度的地步。因为印度刚开始种植茶叶时，其茶的颜色、香气和味道，比起中国产的茶叶还远远不及。所以华茶的衰落，并非因为土壤和气候不佳。中国茶业日益衰退，印度茶业却日益兴盛。推究其根源，都在于种植方法的差异。印度人种植茶叶，在去除杂草和通风这两件事上，极为用心。采摘茶叶时均匀分作几次，依次进行烘烤，没有参差不齐的弊端。然而这还只是次要的方面，其擅长之处在于烘烤制作精良。

译印度茶叶的烘制方法与华茶大不相同。印度茶从烘制到装箱，无一不使用机器，而人工极为有限，因此其色、香、味都胜过华茶。不仅如此，因为机器力量均匀，烘制出的茶叶整体一致，没有参差不齐、优劣混杂的弊病。

机器既节省人工，又节省燃料，近年来也有人稍稍将机器运来中国。首先购买运入并取得成效的是上海公信洋行。听说他们购买的是旧式滚茶机器，运到中国后就卖给了华人，运往温州。然而这台机器虽然是旧式的，但所产出的茶叶仍远胜于土法所制的茶。如果在滚茶机之外，再增加烘茶机，应当更能提升茶叶品质。听说福州茶商最近购置了一台烘茶机试用，并将所产出的三种茶样寄给上海总商务会检验。会中的肯倍尔、哈定等人检验后说，其色香胜过功夫茶等名茶，而与印度、锡兰的茶相似。其味道也醇厚而佳，只是烘制方法尚未尽善，如果再加以研究，可以达到完美完备的境界。肯倍尔先生又写信给福州茶商说：“此次寄来的茶样，耐泡有力，远胜过以往市场上出售的茶。各位在试办的初期，就已经有了成效。如此，实在令人欣慰。如果能潜心研究，精益求精，将来一定可以与印度、锡兰所产的茶叶并驾齐驱。”

起初，英国工厂制造茶机，用心良苦，经营费尽心思，而各厂之中，尤以贝尔法斯特阿尔兰地的台非特厂为首屈一指。台非特先生向来种植茶叶，对种茶之道深得要领，所以他制造的茶机无不精妙绝伦。他的方法有五种：一是收敛，二是滚揉，三是发酵，四是烘制，五是拣选，然后装箱。有了这五种机器，一切烘制装箱都不需要人工，需要人工的地方，只是用筐在这台机器承接茶叶送到那台机器罢了。然而这种机器必须用于规模较大的地方，中国只需在产茶总汇的地区先行试用，选择重要的机器来购置。

激发茶叶的香气，以烘制最为重要。如果烘制不得法，就会有未透过的弊病。未透则湿气蕴积在内部，烘制过度则油分散发在外部。即使是上品的细嫩茶叶，也必定变成最劣质的茶。华人平常烘茶的方法，是将茶叶放在筐里，用木炭火来烘。这种方法不仅费钱且慢，而且常常需要有人用手翻动茶叶。如果有烘茶机器，这项人工就可以节省。烘茶机名叫昔洛哥德腊耶，意大利一带时常有燥热的风，西方人称之为昔洛哥。机器中的热气与此相似，所以以此命名。德腊耶，就是烘茶机。它有两种，一种叫阿泼得拉夫脱，热风在上方，款式较旧；一种叫大吴恩得拉夫脱，热风在下方，新颖且改良，产出的茶叶是前者的数倍。阿泼得拉夫脱不需要机器蒸汽动力，风自然而来；大吴恩得拉夫脱则需要一个风扇吹风，鼓动风扇的力量，或者利用急流，或者使用机器蒸汽等，其次，使用牛车也可以。然而虽然一种借助外力，一种不借助外力，但机器的原理法则相同。都是使用一座炉子，内部有多根风管，经过炉管加热，就用来烘茶。风的温度可以随意增减。另外有一根管子，所有的灰烬等都从此管排出，绝不损伤茶叶的香味。茶叶只得到火的暖气而已。所烘制的茶叶，都分别铺在盘子上，依次逆风移动，从热度高的地方移到热度逐渐降低的地方。等到从机器中取出时，茶叶已经干燥且冷却了。

阿泼得拉夫脱昔洛哥，大小不同。最小的，每小时可以烘茶五十磅；最大的，可以烘至一百二十磅之多。大吴恩得拉夫脱昔日哥，也有大小之分。其中最精密的，名叫倭秃墨剔克自动恩特来斯无尽卫无，形状像蛛网。昔洛哥机中铺茶的盘子，都能自动运转，不需要人工。每小时可以烘茶二百四十斤。机中火膛面积非常宽，所以燃料很节省。

汉口百昌洋行看到北方使用有效，也购置了第一号昔洛哥一台，非常满意。所产出的茶叶，比土法所制的，售价每磅可以多出两便士。如果购置全套机器，费用较大，购买者犹豫不决。那么可以先购买第一号昔洛哥和滚茶机各一台，试用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使用它已经可以收到效果。有了这两台机器，每天工作八小时，大约可以产出茶叶三百担。其滚茶机甚至可以不用蒸汽机，而用人力，或者用牛机驱动也可以。这台机器可以与滚茶机一同购买。

以前，华官对茶业的盛衰，不太在意。近来才开始有人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应当迅速整顿。湖广总督张孝达制军，兴办利事，革除弊端，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顾念茶业日渐衰败，于是广泛咨询访求，打算设法挽救。英国台非特先生工厂，秉承旨意，已派上海谦泰洋行，作为其驻上海的经理人员。凡是想要购置机器的，都可以代为订购。谦泰的主人华以脱先生，对扬子江上下游的茶业情况，极为熟悉，而且最近游历欧洲，对所使用的茶机，都亲自目验，所以对于这项机器的考订，最为详细完备。

自从印度、锡兰研究种茶的方法以来，中国茶业日渐衰败，国家耗费国库，民间失业，公私都受到损害，而民间

译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中国适宜种茶的地方，只适合种茶，对其他作物的种植并不适宜，所以茶业一旦衰退，种茶的人就不能改种其他作物，人们也因此失业。既然失业且没有新的收入来源，那么以前依赖种茶人购买的那些货物，也就随之滞销了。

译中国种植茶叶，实在有很多不如从前的地方。三十年前，没有人不喜爱中国茶，于是种茶的地方逐年增加，新茶树多了，茶叶也一天比一天好，因此人们都倾向于购买中国茶。

当时印度茶日渐兴盛，中国茶日渐衰落，而中国的种茶人，不仅不增添新茶树，连旧茶树也不加培植，因此树木日渐衰老，所生的叶子，远远不如从前那样香嫩，一直等到老朽的叶子长尽，才开始重新种植，而且种得不成行、有次序的，实在很少见到。树丛间杂草蔓延，也不加清除，导致气息闭塞不通，甚至有人利用树间的空地来种蔬菜。不仅如此，树枝横生就听任它自然枯萎，不知道修剪去除以积蓄树木的精华。等到采摘茶叶之后，又漫不经心，杂乱摧残，损伤了茶叶的原气。像这样却想要茶叶优良，犹如倒退着走路却想前进一样。至于印度，则恰恰相反，没有一件事不是悉心经营的，新种的茶树，分别加以培养，等它们长大，排列种植成行，行间的蔓草，随长随除，灌溉修剪，都有固定的时节。看见茶树将要疲惫，就移走它并换上新树，采摘茶叶时，也不把叶子全部采下，只摘嫩叶而留下老叶，每过八天，就有新叶可以采摘。中国的种茶人，却一定要等叶子都长足了，不分老嫩，全部摘下烘制，往往堆积到几天之久，如果恰逢阴雨，叶子就会霉烂，色香味都丧失了。即使没有阴雨，几天内必须把采下的叶子全部制成，也必定草率从事，不能周到。如果采用印度的好方法，那么各种弊端就都消除了。

如果采摘合乎法度，那么中国地处中间，产茶的几个省份的茶树，可以生叶长达五个月之久。从四月到八月，依次进行烘制，没有堆积霉烂的毛病。现在中国每逢黄梅时节，茶叶大半霉烂，这件事对于种茶制茶的人关系不小，应当赶紧考察补救。

那么茶叶的优劣，不全在于烘制，而从种植到采摘，没有一件事不关系紧要。现在想要挽救中国茶业的衰落，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种植、采摘的方法，二是烘制的方法。种植之初，就必须有一块专门用于培养新种的土地。播种的时候，必须用叶子制作的肥料，施肥后播种的地方，每行中间必须隔开几寸宽，看见草就立即除去，不时留心灌溉。等新种的树长到十二或十六寸高，就可以移栽到茶树林里了。茶树林每行至少必须隔开三尺，沟渠尤其要用心，如果有积水，应当立即引导流出，断不可听任它郁积在里面。行间必须清除干净，不得另外种蔬菜。树枝必须不时修剪，那些生叶的树枝常常要朝向太阳通风。移栽的新树，必须等到两年之后才能采摘，但也只能采一半，以积蓄精华。必须等到五年之后，才可以像普通茶树那样采摘。看见有茶树生叶逐渐稀疏的，应当立即移走，另用新树补上。

以上都是种植采摘的方法，烘制的事情也同样重要。有一种专门用于收敛茶叶的机器，每十个小时可以收敛茶叶二十四至二十五担，其价值在上海交货大约需要三百三十英镑。由敛叶机器送到滚叶机器，这种机器大约需要一百四十英镑。

最重要的，是烘叶机器。茶叶的香味，全在于此。这类机器，大小不一，前面已经说过了。最大的恩特来斯卫勃昔洛哥机器，每天可以烘茶二十四至二十五担。其价值在上海交货，大约需要五百二十英镑。这种机器和滚叶机一样，需要一台蒸汽机，价值不在五百二十英镑之内。蒸汽机大约需要四匹马力。

阿泼得拉夫脱昔洛哥机器一台，每天大约可以出产茶叶八担。其价值在上海交货，大约需要一百七十英镑，零件另算。然而购买五百二十英镑的大机器，价格虽然较高，但还是划算的。

其余的机器虽然对烘制无用，但也不可缺少。打包装箱，处处都需要用到。一种是检茶修叶机器，检查叶子不齐的，使之整齐，以便出售时容易入选。使用的人盛赞它，说它比人工检查远远胜过。大的机器在上海交货，大约需要七十英镑。一种是装箱打包机器，有了这种机器，碎叶就可以减少。其价格在上海交货，大约需要五十英镑，零件都不在内。

一切种植烘制的方法，现在已经详细说过了。但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尤其需要用心，这也是茶业衰落的一个原因。印度、锡兰等国家，都竭力鼓励茶农，民间租用官地种茶的，减轻租价，而在一定时期内不征收赋税，又为他们开辟荒野修筑道路，凡是利于运输的事情，没有不一一兴办的，所花费的公家钱财数量很大。又在种茶的地方，分设警察驻扎当地，特立公堂审理诉讼，减轻当地征收的赋税，而豁免出口税。至于中国国家，却不是这样，一切都不加理会，运输的不便不过问，生意的艰难不顾及。种茶的地方，没有一寸土地不征收种茶专税，种茶的人深受其苦。于是茶树应当疏散的，却密集种植以逃避赋税，又在树间的空地播种蔬菜，以分散土壤的肥力。

译土壤肥沃，茶叶产量就少了。等到茶叶从内地运到口岸，又有各种厘金捐税和船钞，捐税的数额无法预先确定，完全由厘卡委员随意增减。最后则是出口税，每担必须缴纳海关银二两五钱，这使得茶叶的成本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译此外，还有所谓长江改运章程。在长江各口岸装茶出口，必须先缴纳半税。如果运到上海后，原箱装运至外国，则由海关发给存票，将先缴纳的半税存于海关，以抵扣日后应完的税款。如果要在上海拆箱改装，则另有繁琐苛刻的章程，成本更加沉重了。况且海关存票积聚很多，虽然是现成的资本，却不能用于其他地方。

由此可见，中国茶业的弊端，有民间可以消除的，比如种植和烘制不善等；有民间不能消除，而必须由国家才能消除的，比如赋税等。赋税沉重，种茶的人就没有财力培育茶树了。至于长江改运章程，对国家税收没有益处，却让商民遭受不小的拖累。

以前不准进口机器制造土货，幸好这个禁令现在已经解除，对商务的补益很大。现在中国如果不打算挽回茶业，那就算了；如果打算挽回，就必须将所有丛生的弊端彻底清除。否则，茶业将日渐衰败，不久就会消亡了。

台湾盐务考

日本人佚名附

台湾气候最适合制盐。现在制盐的地方以台南为多，台北、台中很少。制造场制成的盐，不论多少，都运到台南，所以台南制盐业最兴盛。这里四面临海，地势平坦，引用海水非常方便。只是在降雨时节，不适合制造。从南部到北部，气候有所不同。夏历五六月间，南风吹拂，雨水多降；从七八月到九十月间，北风凛冽；十一、十二到正、二、三、四、五、六月间降雨很少，暴风几乎绝迹。各地制盐者都在这时从事制盐，因为冬季热度减少，飒飒北风，吹来的空气常带干燥，所以蒸发毫无遗憾。当地制盐分大信、小信两个时期，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月为大信期，二月、三月、四月为小信期。气温较低，产量也减少。以正月、九月为修缮期，正月是大信修缮月，九月是小信修缮月。其制盐方法，因地制宜，构造盐田，都是平地。在潮水来时，引入海水，每两亩之间作一条沟渠，以便排水。各水门用水车将海水吸满至蒸发池上，引入土埕。周围修筑坚固的土堤，约高三尺，以防海水风雨破坏盐田土地。面积大小不一，小的半町，大的一町，用晒丁一人。盐田土埕用粘土质坏筑成，以防海水流失，用木槌筑至坚固。引入海水后，随其流量的多少，装置竹管及筌中，依法注入，逐渐勾配，不可太高，以防障碍。至于广阔的土地积盐田，从甲池移到乙池，使用汲水器很不方便。既贮存在蒸发土埕，就移到结晶池前，溜注于最深的土埕中。在埕的旁边吸上浓厚的卤水，造便利台阶，高约三尺。其结晶池底铺石块或瓦片，以防盐泥混合。在每月上旬，计算海潮已满，可吸上第一埕。一天间可蒸发，次日除去竹管筌引入第二土埕。此时第一土埕全空，再吸上海水。第三天，第二土埕的海水吸上第三埕，第三埕的海水又至第四埕，逐次引入。五六天内，潦地之海水既蒸发，运至深池，又用桔槔引之，移于第七天土埕。若九日至十日，则海水已带浓厚之色，可运至结晶池，再过二三日。海水已在池中结成晶体，才制成食盐。其结晶的时期，在小信期则十四五日至十七八日之间完成，在大信期则十二三日至十四五日完成。在打狗地方，快约十日间至十一日间完成。其引入海水的量，蒸发池的面积，结晶池的构造，最关紧要。其出产额，在嘉义管区内，北门、山上、井仔、布袋每年约十六万石，安平、凤山约十三万七千石，新竹县油车港約一万石，全台湾每年出额约三十万七千。其实密输出入额，凡官盐十分之三成，约四十万石。旧中国政府对买盐业管理最严密，价格腾涨十倍，北部多卖私盐，台南部多搬运到厦门、泉州等地方，价格也无定准，以搬运远近而定。其权量皆由制造家私制，盐有十倍利益。台南北有盐务衙门，台北有总局，稍大的地方有总馆，小的地方有小馆，有委员盐督以督察之。

中日在韩贸易情形表

日本人佚名附

中日交战，清军败绩，华人在韩国的商务遂被日本人所夺取。几个月以来，华商又蒸蒸日上，而日商复落后于后了。观看仁川商务公所具报的情形，即可知其梗概。公所报告说：“查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八十九年，日商进口出口货价，其数实过华商。日本货物岁计一兆元有余，中国不过七八十万元。但其时每年增加数多寡，日本已远不如中国。现将

译将五年内两国增加的数量进行比较，列于左侧。

译光绪八十五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七十二万六千七百六十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元。

日本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四万二百六十九元。

中国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九千四百五十五元。

光绪八十六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九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四十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元。

日本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万二千八百十七元。

中国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一元。

光绪八十七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八十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三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六十四万一千三百四十元。

日本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九万四千一百十九元。

中国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一元。

光绪八十八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九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六十三万六千九十二元。

日本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十万六千三百四十九元。

中国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五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元。

光绪八十九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十二万九千三十七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七十二万九千三十七元。

日本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九万三千四十二元。

中国商人出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六万九千七百四十八元。

观察前面的表格，在八十九年之前的五年内，日本商人的贸易数额在百分中仅增加了六十二分，而中国商人则已经增加了三倍。因此，从九十年到九十三年，中国商人在朝鲜的贸易货价又远远超过了日本。现将这四年的两国进口数额列在下面。

光绪九十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十八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三十一万二千六百十四元。

光绪九十一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四十二万六千四百六十三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七十三万八千四十四元。

光绪九十二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三十一万八千七百七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七十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二元。

光绪九十三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八十四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五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元。

光绪九十四年，日本因为战争获胜，商务因此骤然增长，中国商人经手的生意大为减少。这一年，日本商人办理货物的总价共计三兆八万八千十元，中国商人仅为一兆八十七万四千四百二十二元，即日本商人比中国商人多办理一兆二十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八元，日本商人的势力极为兴盛。直到九十五年五六月间，才觉得逐渐衰退。现将九十五年前半年中日各商人办理货物的数目，分月列出与九十四年比较如下。按照这一条所载的数目核对并不相符，因为原本如此，暂且保留原样。

光绪九十四年，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九十四万二千六百三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兆七十五万九千六百十九元。

光绪九十五年正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十九万六千八百七十五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万一千十元。

二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元。

三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元。

四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二万五千一百六十四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五万五千八百四十元。

五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三万四千三百十八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六万一千三百五十六元。

六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一万一千六百十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元。

从九十五年七八月以后，中国商人返回朝鲜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所办理的进口货物也因此而增加。至于日本商人的生意，则与前半年那种勇往直前的势头，大相径庭。

光绪九十五年七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一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五万四千一百四十七元。

八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六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二元。

九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十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九元。

十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十四万六千二百九十六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四十六元。

十一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六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八万三千六百六十九元。

十二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九十四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八万二千九百二十元。

光绪九十六年正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三

译十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七元。

华商进口货物的价格，共计九万一千二百四十一元。

二月，日商进口货物的价格共计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元。

华商进口货物的价格共计五千三百五十六元。

译三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七万一千四十三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十七万五千六百五十元。

四月，日本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元。

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共计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元。

在光绪二十五年（即文中“九十五年”）五六月之前，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每月平均仅五万元，而日本人所经营的货物价值不低于三十万元。因此，日本货物的价值至少比中国货物多出三四倍。然而自从七月以来，中国商人进口货物的价值突然增加到数十万元，竟然超过了日本的数额。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商人在韩国贸易的数额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必定要到朝鲜全国的商务完全落入中国人手中才会停止。唉！中国人战前的权利不又将恢复了吗？

论欧美商务全局

英国人阙名附

下议院展阅葛田米贝路侯的日记，看到其中记载我国海外商务去年复兴颇为如愿。又记载上次议院开会时，列持君曾请求葛侯将本国以及各国的商务记录仔细查勘。他所查勘的事项，不仅查核每月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清单，凡是商部大臣所经手登录的都进行了查勘。如今他所办理的事项，对见闻大有裨益，起初涉及各国人口数量，美国人口、英国三省人口、德国人口都加倍增多。近来只有法国人口没有增减。又观察商务的利弊，也与人口数量同为消长。只要观察人口的增减，就知道商务的损益了。又查各国人口多增加在城市，而少增加在乡村，即使是美国也是如此。美德两国城镇内的人口繁盛，尤其多于英国三省。将来美德两国不从事农业的人，将多于英国。所以可以从葛侯的日记簿中确定，外国的制造业振兴等事，都比过去大大增加。至于论及煤铁两项的用途，我英国三省素来号称首屈一指。我英国产煤居天下第一。按照从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四年计算，我英国三省每年用炭四墩七三。美国每人每年用炭二十点四五。德国每人每年用炭一墩四八。法国每年每人用炭不过百分墩之六十九。这个数字可以让我英国人感到慰藉。至于生铁，也和煤炭一样能如愿。等到论及各国出口货物的价值，在这五年中英国三省减少了百分之三，法国减少了千分之二十九，德国减少了千分之六，只有美国增加了千分之一百零二。但读者须知，这个数字只论及农民所生产的，如果制造业的货物则不在内。并没有所谓英国出口货物减少而邻国增加的情况。至于出口货物按人口统计，也令人欣慰。从前在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四年，本土制造的货物出售到国外的，英国每人每年获得银七镑七丝零三篇士，法国每人获得银二镑十五丝零，德国每人获得银二镑十六丝零七篇士，而美国每人获得银二镑九丝零一十一篇士。又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至九十四年如前计算，英国每人获得银六镑二丝零十一篇士，法国每人获得银三镑十一丝零四篇士，德国每人获得银三镑二丝零九篇士，而美国每人获得银二镑十九丝零。从前在七十年至七十四年，英国商务的兴盛，是前代所没有的。如果查核英国从德国运来的货物，是否夺取了英国本土产品的利益，葛公的日记簿也记载得很详细，说没有很大的妨碍。依据商部的报告，这种说法过于宽泛，怎么看出来的呢？试举一件事为例：我英国向来有炼糖的产业，现在被人争夺，确实有妨碍无疑。但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英国从德国运来的货物，如果连同煤炭一起计算，则多于德国货物在我英国的销售；英国货物销售到其他国家的，也有可喜之处。只是葛侯日记簿说：英国的商务有日益进步的机会，但仔细考察实际情况，则不如往年那样令人满意。再举一件事来证明，虽然不是很明晰，但并非没有根据：说近年以来，从外国运来制造成品的货物，比以前增加很多。从前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其数额为五十三兆镑；去年则增加到八十一兆镑。另外将外国制造业兴盛的情形，仔细详审；并将人口的繁衍，一并论述，美德两国从更低的基础来计算，似乎胜于我英国。假如那两国常无战祸，其势头旺盛，有增无已；而我英国连同藩属诸邦，不能与其竞争了。然而我英国朝廷所应当做的，是虚心探求，勇猛精进。葛侯的意见，实在出人意料之外。

法国商务近情

法国人洛忌来上书给法国户部衙门，请求整顿海军。他的策略需要增加费用八百万磅，又请求仔细查核法国商船衰退的弊端。他增加军费的提议，是否可行？十年来，法国商务的船只大为衰退。过去曾列为第二兴盛，现在则降至第四而不止。以前以英国为首，现在仍以英国为首，德国次之，挪威居第三。如果以船只数量而论，法国尚居第四；如果以载重量而论，就不必问了。仍以英

译国家位居第一，总载重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五吨。美国位居第二，载重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吨。挪威位居第三，有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一百七十四吨。德国位居第四，有五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吨。意大利位居第五，得四十七万二千吨。俄国位居第六，得三十六万三千零四十六吨。瑞典位居第七，得二十八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吨。而法国竟然降至第八，仅得二十五万二千九百四十吨。第九则是希腊，得二十四万六千一百九十吨。第十则是土耳其，得二十四万一千零四十六吨。这话一出，法国的执政者，没有不为之感到惋惜的。法国人向来擅长筹划计算，如今为何落得这般田地？况且已有法国人查明此理，告知国人，想必能开阔他们的眼界。然而船运业务竟大幅减少，这是为什么呢？商船既已遭受巨大损失，为何以前没有察觉呢？想必朝廷不善于为自身思考谋利，反而乐于牺牲自己利益去为别人耕耘，这也太过分了。法国自称是民主国家，国民理应享有自由，如今所制定的制度却都与民主之道相悖，每日以严苛的法律处理事务，榨取民脂民膏来充实关税。如果说这是君主之国，或许还可以；如果说这是民主之国，那就不行了。难道法国人的内心，不想振兴商务吗？想振兴却反而导致衰退，这是什么缘故呢？法国人解释说：“我们的商务不兴盛，都是因为进口货物争夺了利润。如果朝廷能阻塞外来货物，那么我们的商业利润就不可限量了。”殊不知这正中弊端，看看他们通商口岸的章程，没有一条不令人发笑，因而人们裹足不前，商务不兴盛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我得以窥见其港口的情形了。所谓的大商富贾，除了娄埠之外，其他地方无不冷清寂静。即使稍微不那么冷清，也绝没有向前发展的迹象。而娄埠之所以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内河运输，不在禁令的范围之内罢了。那里的里午税则逐渐有所整顿，而马丝路、士埠、合华埠不仅不鼓励棉花的商务，反而加以抑制，这也太过分了。至于波吊、恶士敦、格若布、李士地的弊病稍有改变，然而所制定的章程无不让阅读者感到愤怒。考察其繁重的税收和陋规，似乎是要将商务驱逐远离法国才肯罢休。而邻国的港口与法国争雄的，如今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兴盛，似乎天命无可奈何。凡是商船进入法国停泊，所缴纳的关税、卫生税、救生船税、引水船费、搬艇费、经纪佣金等，种种苛刻，商民不堪其扰，所以外国来的船只都闻风远避。马槽小大（比喻统治者），也知道要安抚自己的百姓，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反而苛刻对待百姓，以至于让他们远远背离。法国人平素的志向，认为只要能够重重征收各种税收，税收多了商务也会增加，这又是他们不自知的地方。食物多本来是为了求健壮，但胃不能消化的，反而足以生病罢了。工匠多本来是为了求精良，但工具不锋利的，徒然足以耗费劳力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吗？然而各国在商务上争雄的，不仅仅是怀柔远方的人、减轻税收而已，更需要教化他们的贸易如何为自己谋利。如今法国船主出海所到的地方，无论哪个国家，任由当地土人登船做工，这是法国法律所禁止的。法国船主徒劳无功，反而失当，这是人所共知的。更奇怪的是，如果船只经过长途航行之后，即使再用于内河，也不免要请求官方查验。这艘船本来可以从圣拿西亚驶到礼澳而不受处罚，却仅仅驶到圣妈罗就受到了处罚。而且在夏哗省，凡是外来船只每天只限定起货若干，超过限额就处罚，无论船主或货主有什么紧急事务不能等待。这是积弱造成的后果。由此说来，如果不改革章程、变法，恐怕商务难以振兴，必将与路易十四的时代相同了。那时不理政事，以至于现在政事过于苛刻，这也是错误的。譬如树木，缺乏水分会逐渐枯萎，现在因为水太多而生病，其危害是一样的。能不因病下药吗？

论英国商务渐衰

日本人无名氏附

英国驻华使臣领事曾在几年前向本国报告，说英国商人缺乏心裁，将被他人所制。国内报馆又屡次议论此事，但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近来指责其短处的人越来越多，政府逐渐顾念此事。现在请列举其情形论述如下。

英国百年以来贸易极盛，不仅总揽上海的权力，其铁及棉花的制造输出之盛，都冠绝天下。到了近代，法、美、德、比等国竞相兴起，往往超过英国人。推究其根源，是因为英国人既然掌握了天下的商权，在积累渐久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几种习气。第一种是：不顾其他国家的人喜好什么、需要用什么，一律以本国风俗为标准。第二种是：向来商务无人抗衡，所以不知道所坚守的旧法应当变更。第三种是：在贸易兴盛时，不再考虑到衰败的日子。世界的大势已非往昔可比，而英国人还坚守以前的习气，不肯稍作改变，这就是逐渐衰败的原因。英国人与他国通商，一定要强行将本国的模型、衡量尺度、钱法及语言文字推行到他国，这是其习气中最坏的地方。所以他们通商的书函记录用英文，通商的行旅者说英语，度量都用英尺英寸，权衡都用英吨英磅。而他国竞争者，倾注全力以求通行方便，所以所到之地，其方言、衡量尺度、钱法，一律以本国为标准，又不论彼此嗜好习俗的异同，务必舍弃自己顺从对方以顺应商情，这些都是英国人所做不到的。而且英国人习惯于奢侈，贪图游乐，势必要抬高货价以求厚利，与德、法、意等国商民稍事勤俭以减轻货值相比，相差天壤之别。他国人又常常自我贬抑以招揽生意，英国人则常常傲慢地等待对方来请求后才回应，大概是因为偏执地认为英国货物优于他国。而且英国人在结账期限上也太紧迫，而他国人以扩张商业为第一要义，并不介意长期的借贷。又英国商人大多没有学识，从学校出来的极少，他国多出新式，而英国商人还排斥之，固守旧式古例，顽固不动，这都是由于商界中没有遇到强劲对手的缘故。却不知道今日已非往昔。

然而这些情形，对英国贸易家有害，而制造家则未见失色。因为英国人制造的货物，仍然被华人所喜爱使用，其价格也不高，只是在外转贩的人染上了习气，贪图高价才导致这样。所以英国输出货物总额，还未见减少。在买卖转移之际，已经不再经由英国商人之手，而转移到外商之手，这是现今的情形。然而那些转贩的人，既然一年一年地被外商所压倒，那么他们的货物也必然会被他国货物所夺取，这也是自然的趋势。那么英国在今天虽然

译目前尚未见到有重大损失，日后的打算，又哪里能预知呢？总之，英国人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性格刚强而缺乏柔和。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排除重重困难，依靠武力取得成功，可以说是豪迈。然而，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并投其所好，以获取利益和权力，则是英国人所做不到的。至于英国人能否因此种情形而改变其习气，这可以作为商学会中的一个讨论题目。

译论日本商业未必能争英国之利。

英国无名氏附

日本货物之所以不值钱，是因为人工和材料成本太低。凡是有人写信向日本的西方商人询问该国货物的情况，西方商人总是回答说，这些货物不符合欧美人的使用习惯，难以找到销路，导致回复原状，原因在于货物不耐久用，虽然价格便宜，实际上并不划算。比如日本制造的脚踏车，英、法、德等国有身份地位的人都不愿意乘坐，寄去样品，很少能成交。现在请将日本仿制的西洋货物，挑选其中常用的，简要说明如下。

日本的脚踏车由铁匠制造，大部分依靠人工，不使用机器，很像西方国家的旧式车，远远比不上新式车的稳固和便捷。所有制造脚踏车的大厂，总共只有四家，每年生产不过五百辆。日本新式车每辆售价在十一镑到十七镑不等。英国车价也不过十二镑至二十镑。两者相比，价格相当，但车的坚固光滑程度，与日本制造的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是使用棉纱的国家，其生产的棉纱大半在本国销售。只是国内不产棉花，都从海外进口，加上纺纱机器也是从别国购买，如果不自己种植棉花、自己制造机器，就无法与印度兰格司夏的棉纱争夺利润。因为印度的棉纱本来价格低廉，而兰格司夏的棉纱又质量优良。那么日本日后果真能自己制造机器吗？回答说：以精细巧妙的机器来说，如纺纱机器之类，一年内绝对不会有自己制造的事。即使将来这类机器能否争夺我们的利润，也不必担心。因为日本不是新开辟的国家，难道还有巨大的利润源泉至今没有开发吗？

日本柴薪在二十五年前都取自树林，到现在虽然偶尔烧煤，仍然使用木柴，否则所产的煤，那些容易开采的早已取用殆尽。日本的庙宇、王宫以及普通房屋，都砍伐木材建造。各地树林前几年还相当茂盛，现在出产的木材逐渐减少，而国内所需的木料并没有稍微减少，导致建房所用的木价顿时昂贵。现在从美国进口到日本的奥立刚松木，货色与日本上等木材相等，价格反而便宜。因此美国与日本的木材生意，虽然运费昂贵，但运来的货物日益增多。看日本日常起居所需，从房屋到吃饭的筷子，没有一样不用木材，由此可知木材贵则木器价格必然上涨，木器价格上涨则日常花费必然增加，而人工费用也就高了。人们常以为日本人工费较便宜，却不知道那是有名无实。以英国工匠一人所做的工作，可以抵得上日本三个人的力量。曾见纺纱厂雇佣的女工之多，与英国纱厂相比，何止成倍增加。日本人工费按人数计算，固然便宜，但房租高，衣服贵，饮食费用比过去增加，近来工人中颇有困苦不堪的，要求增加工资的事时有发生。大纱厂罢工的事件，不就是明显的证据吗？工人要想生活舒适，不得不要求增加工资，而日本工业之所以能胜过各国的，在于人工费较便宜。如果人工费高昂，就失去了胜过各国的优势。有人说日本有几种货物颇能争夺利润，将来出口货价大有超过进口货价之势，却不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只要比较进出口货物的多少，就可以大致看出。因此西洋货物在日本目前不愁没有销路，而日本货物来到西洋一时难以与我们争夺利润。将来日本工业逐渐进步，除本国销售使用外，所有盈余，届时中国工业如果还未兴起，日本货物必然寻求在中国销售，这是可以预定的。至于日本商务与各国争夺利润能取胜的说法，英国人似乎不必过于担忧，因为仅仅依靠人工费低廉而没有土地资源的辅助，想要与各国竞争并能取胜，希望渺茫。何况日本人工费未必真的低廉呢？

德国公司总数考

日本无名氏附

现今德国股份公司共有三千三百家，与英国现有的八千家相比，似乎少了。然而德国内有纸币发行银行、土地抵押银行以及建筑银行等种种银行五百六十二家，而英国仅有二百五十家。德国的金融公司：纸币发行银行三百五十九家，现在柏林的银行及德国中部银行的支行二十五家，又土地抵押银行三十七家，建筑银行四十九家，招商银行十二家，商业银行五家，合计五百六十二家。其中一百二十七家为各种保险公司所设，二百五十家为运输交通营业公司所设。其中属于一等铁路及小铁路公司九十八家，市内铁路七十二家，汽船公司十五家，运输交通公司、铺设铁路公司、建造桥梁公司、输送仓库公司共六十五家。从事采矿及制盐业的公司三百三十家，其中采矿公司一百家，采石灰公司一百七十家，制盐业十一家，采矿加工公司四家，采石油业八家。其中制盐资本额二千百万马克，采矿加工业资本额二千三百万马克，石油业二千百万马克。石类工作二十一家，石膏及炼石灰制造场九家，土器类及炼瓦制造场八家，瓷器制造场十三家，陶器及

译暖炉制造场有九所，玻璃及镜子制造场有二十四所。然而近日德国的瓷器行业极为兴盛，大抵都是个人的私有产业，作为股份制企业的瓷器制造场仅有七所而已。孛漏生（波恩）有五所，巴里华（柏林）有十三所，孛漏生、巴里华都是德国的地名，这些企业的资本共计一千二百万马克。又有大小机器制造场五十所，散布在各地；其他的铁甲制造场以及制铁场、制钢场有一百七十八所，造船场十二所，钟表制造场及精密制造器具场八所，乐器制造场五所，电气技艺工作场所三十七所，瓦斯（煤气）公司七十八所，日本称煤气灯为瓦斯，给水公司十三所，冷冻公司九所，纺织公司二百四十二所，造纸公司七十六所，印刷书籍及发行报纸的公司七十所，其中属于广告通信公司的有四所，又制革厂十七所，蜡布制造厂二十一所，木材工业及服装制造业三十九所，啤酒酿造场四百二十七所。此外，麦芽生产公司三十二所，烈酒蒸馏公司十一所，化学工业公司，以及染料、铅笔、油石、碱和蜡烛公司共一百零九所，大米及磨谷公司五十八所，制造公司一百五十所。其余如浴病院、养育所、学校、剧院、博物馆以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动物园、旅馆、酒店等，作为合资成立的，统计共有三百五十所。

译论整顿埠政

日本佚名人士附

日本立国，占据海岛，以此雄视全球。其港口政策的兴废，实际上与国家命运的兴衰密切相关。近年来，关于修筑横滨、大阪、神户港口的议论，纷繁复杂地出现。其中有的已经动工，有的即将动工。所有这些情形，都是为了保全我国立于世界之林的体面，又关系到贸易的进步，是最不可缺少的。至于修筑的技术及方法等，则近代应当有专门的人士出来议论。唯独在港口修筑完成后，应当设立何种方法来管理港口，以增加其利益，则是最需要商讨的。如果这类议论不明确，以及管理港口和维持更改的方法不得当，那么修筑的效果又怎能实现？如果这样，那么管理也必然不严格，船舶往来的秩序也必然不能整齐，进出货物也必然不能便利。船主和货主的不利与不便，比起未修筑之前，恐怕也没有差异。现在如横滨、神户《新报》屡次传布其纷争，试列举世界大港所实行的政法，以供参考。

伦敦港口位于溯铁莫斯河口五十海里处，自伦敦府下至涡儿吨的地方。管理铁莫斯河一带的权力，在铁莫斯保护厅。该厅有议员三十人，即伦敦府议会及郡议会各出六人，水务省、商务省、航路标志局等各出二人，在铁莫斯沿岸一带的区议会、郡议会等共出十二人，又水路公司出一人，船主等共出三人，内河小轮船公司等共出二人，船渠公司出一人，码头公司出一人这些议员共同商议以实行港口政务，又发布航行铁莫斯河的命令，又修理河底，设立浮标、海中标志以防触暗礁，清除有碍航行的事物，禁止遗弃污秽之物，监理渔业，凡运送猛烈药物，必须等待其发布命令后才能进行，这些都是该厅所行使的权力。该厅初设于1857年，至1894年发布法令以扩充其权力，于是铁莫斯一带的政务由该厅设施。伦敦港设立港口长，也隶属于铁莫斯保护厅管辖，等待其指挥后才能实行港口政务。然而自港口至伦敦桥一带两岸的码头、船渠等，全部属于私立公司管理，且经纪之法以及此船渠与彼船渠的关系，都任由其意所为，所以港口长的职权不过只是监理港口轮船及清除河口堆积的泥沙等事，至于总管伦敦港口则非其权力所及，所以船渠的价税不能统一，遗弃污水也不能严禁，修理各渠逐渐变得缓慢。又劳工与该公司的关系常常不和睦，且以股份分立公司，所以股东急于收取利益，与船主往往利益相反，常常多有不如意之处。又大船主等常常憎恨船渠公司的专横，以至于想要另设码头以方便自己的轮船，现在如去年夏天彼阿公司购得铁莫斯北岸的土地数亩，其意图实在是不想与船渠公司交涉。

现在伦敦的情形如此。其船渠的制度虽然多有不便，但观察其自修筑港口以来至现在的情形，则英国人本来崇尚自由，其所施设也多出于此宗旨。所以当今日想要将此业让给官府，以施行划一的制度，而规范港口的经纪，也固然不可得。虽然如此，如果观察现在的情形，而不变更其无秩序的状态，那么船主等的不便不可胜言，这是船渠公司等自招其不利。所以有人说：现在必须合并数个船渠公司为一个大公司，选一人作为总办，赋予其权力，以经纪铁莫斯一带船渠的商议，确切与否暂且不论。唯独英国人崇尚自由，重视自己的权利，而整理船渠制度，也知道必须出于划一的法律。由此看来，也可以推测航运业者重视船渠的一点了。

安特卫普港口的政务属于该府管理。在埃斯哥海岸有系长三千八百尺，有栈房附属，并属于该府管理。而其管理经纪的方法优于伦敦数等。大概比利时的政策似乎是认为，与其先造船舶而经纪航业，不如利用自然所有的地势，作为各国船舶汇聚之处，即作为欧洲大陆货物进出的关口。所以其港口的经纪总为国家之业，而其所施设实在为地球所罕见。虽然进出该港口的船舶，必须经由荷兰属地，这是安特卫普所可惜的。即在埃斯哥河口之跌拉神克，也属于荷兰，自此地至安特卫普约七十英里。现在如果想要疏浚其河底，修理其海岸，以大开舟楫的便利，必然不是与荷兰协议不可得。然而荷兰则有罗都大得毋及亚母斯的儿得母等港口，与安特卫普争势，且这些港口本来有铁路的便利，可以招致欧洲诸国货物，那么怎肯耗费巨资修筑自跌拉神克至安特卫普的江河，而学那借粮给敌人的做法呢

译真是愚昧啊！近年来，埃斯哥河的航道逐渐被泥沙淤塞，荷兰政府及其国民却视若无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曾观察埃斯哥河的状况，如今已无法通行大型船只，即便遇到五千吨的船舶，也不能两艘并排行驶，而且其停泊之处，除了皇家特许的公司船只外，几乎不能在此停泊，因此船主们往往不来此地，而是直接前往罗都大得母，这是有原因的。所以，进出罗都大得母等地的船舶数量将超过安得凹伯。然而安得凹伯的民众却对此不加议论，难道此时国民常商以及该港口的未来应当如何规划，才能维持其繁荣，成为一个优良的港口吗？或者打算增加停泊处，或者修改港口章程，或者研究港口管理法，大概是非常担忧该港口将来可能会遭遇衰败的命运吧。

译这类事例，确实是各国所关注的。我因此在前文中列举，想要向海国民众表明，不可轻视港口的兴衰。如今观察日本的港口管理，并参照上述事例，谁不惊讶于其整顿毫无章法呢？询问其港口章程，只有庆应三年制定的箱馆港口章程，以及明治二年四月确定的开埠章程罢了。况且这些章程，也不过是我地方官员与各国领事共同订立的交际条规，所以不能视为日本的港口制度。想要在这些章程中寻找有关港口管理的法规，只见到港口内警务署及进出口章程罢了。然而没有专门管理这些事务的行政机构，其中一半由水上警务署执行，另一半则由村落衙门的小吏负责。那么，像这样的港口制度，说它完全没有，不也可以吗？

政府前数年虽然发布了海关章程及检疫章程等管理港口的法律，虽然看似稍有完备，但不能说已经完备。为什么呢？海关章程以对在进出港口的船舶征税为标准，检疫章程不过是把内务行政的一部分委托给水上警务署，而对于总管港口的制度依然缺失，没有见到完备的成文法典。大概在实际执行中未必完全没有定制，比如选拔罢黜海员，需要村落衙门推举人选；有关检疫的事，卫生局参与；警捕的事，水上警务厅承担；关于船舶的事，管船局掌管；征税的事，海关负责。这是由各厅各局共同执行的，然而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能够推行其政令，这难道不是一个大缺憾吗？这可以说阻碍了航运业大兴的前程。

那么，应该在日本的港口颁布什么样的制度呢？我想要论述的，正是在这立法之事上。立法之事，必须首先考虑到时势与事务，然后才能决定。今天应当如何修筑港口，并经营港口政务？现在大阪港口将执行船渠制度，所以如果采取这种制度，那么栈房及其他所有附属于此制度的设施，也都应当由官府设置。就像现在横滨海关以码头为国家所有，并征收其税款，或者虽然由官府设置码头但借给民众，让民众管理收费之事，两者必居其一。现在如果官府自己承担经营，那么经营船渠的方法，应当首先考虑；如果是民营，那么应当首先思考国家介入其行业，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修筑港口应当作为国家事业，还是作为人民事业？这两个方面的论点先确定，然后行政的论点就随之产生了。

港口的经营，或者是官营，或者是民营。其利害得失所关联的，确实不取决于该国的情形如何。比如德国，国家自己管理铁路事业，大概因为其国情在财务与军事方面，本来就不能不采取这条途径。又如比利时，将船渠事业作为官营，大概船渠的整齐与否，足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那么像日本，试着先思考其国家的地势及港口的情形等，适宜作为国家事业，这毫无疑问。日本位于太平洋之中，四面环海，必须大力发展航运业，又必须讲求招致各国的商船，成为地球的仓库。如果想要这样，那么想要兴起港口事业，没有比视为国家事业更好的了。如果委托给民众，那么其发展的效果，决不会很快，一定不能与航运业的发展并兴。

如果是国家自己管理的事业，那么国家本来不必像股份公司那样急于求利，其租用船渠栈房的费用，也应当低廉，才足以招致各国的船舶，以增多进出口的数量，并使栈房行业有起色。有人说国家事业概从宏大，所以经费也比民营稍多，虽然不像民营以分取赢利为主，但其船渠的费用仍然不能低廉。然而国家本来不急于求利，所以只要保持船渠的美观，又善于改良港口，以逐渐增加港口的繁华，助长进出口的便利，那么比担忧民营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况且既然归国家管理，就没有劳工挟众罢工的担忧，所以不至于使进出口业务停止，又管理方法得当而不与事业相脱离，即不至于有伦敦港口设立保护委员却不能管理全港的担忧。由此看来，日本港口事业适宜由国家管理其产业，这是显而易见的。请再论述其行政方法可以吗？港口行政的项目有四项：一是造筑物的保护及改革，二是船舶进出办法，三是港口的管理，四是征税，就是这样。

什么是造筑物？回答说：总称港口、船渠、码头、浮标、栈房、起重机等及其余一切附属之物。所以保持这些对象不致倾颓毁废，常应当在其中留意，一随其便，这是切要的。各国并不深思于政理，而独自苦虑于行政，不知道接触事物的实际之间，大概就在这里。船舶进出，必须先预先报告，及其进出之后，必须再报告。大概预先报告的重要，在于预先报告知道进口、出口等在何时，又预先确定航线而指示行舟方向的人及泊船的地方。港口管理者，即指水上警务署及

译卫生事务，例如管束水夫、火夫等引发的骚乱，又如禁止在船舶上向埠口投弃污秽之物，又如防止恶水在埠口横流之类，都是此类。征税事务，即征收进口税及船渠税等，都是此类。这四项，确实是推行埠政的要目，所以如今想要制定埠政的法律，必须依据这些纲目，并参考欧洲各国所实行的制度。至于掌握纲要的人，则须设立一位知港事，管理埠口的一切事务，因为是以埠口所在的地方作为其行政区域，设立政厅，任命长官，这位长官就是知港事。赋予知港事所规定的权力，使其在权限内管理经纪埠口的政务，这是最为重要的。议论的人常常空谈地中海沿岸的繁华转移到大西洋，大西洋的繁华又迁移到太平洋，所以哥偷的繁盛逐渐向东转移为新嘉坡的兴盛，从新嘉坡转移到香港，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如今又将迁移到横滨。哪里知道如果哥伦的埠口不修筑，怎么能夺取哥我儿的殷盛而增添其繁华呢？孟买如果不修筑埠口并整齐其港湾，怎么能将加斯拉得的货物聚集到那里呢？香港之所以压倒澳门、斯倭得凹等地而独占其殷盛，虽然是因为其地形为南方的形胜之地，但也确实主要归功于人工修筑。那么修筑埠口与殷盛相关，确实如此明显了。

译再说东洋的大势，估计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大约在明治三十四年正月，也不过是几年后的事罢了。我虽然不懂军事上运送兵丁军器的方法，但至于搬运货物与该铁路相关联的情况，则知道决非鲜少。虽然如此，欧洲的货物未必全都经由该铁路。试想美国的麦粉、木材、棉花以及澳洲的各种货物，将经由何处通路而进入中国北部及西伯利亚呢？虽然日本占据交通的要路，而中国上海及其他重要港口也不在少数，那么凡是能减少费用且耗时不多的港口，必定会更加繁荣。既然如此，我国必须趁现在修筑好港口，以便于船舶往来，又使其在装卸货物时不致耗费时日，那么其费用也必定低廉，然后天下的船舶都以为便利，必然聚集而来。既然如此，修筑港口是极重要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卷十一 币制

币制论

日人阙名附

古今东西各国想要改革币制的很多。在金币本位制国家，因不堪金本位的诸多弊端，改革币制的议论兴起，想要用金银复本位制来补救；在金银复本位制国家，因复本位制的诸多损失，所以想要以金为单一本位来免除困境。议论者也分为流派，比较二者的利害，互不相让。然而金银币制的得失利害，互有长短，杂乱混淆，无法分辨。纵然各国任意改革币制，又让议论者相互辩难，研究长达百年，又怎能确定其美好完善的归宿呢？再说货币，就像尺度一样，如果不使天下万国统一标准，那么其作用必定不能完善。等到人文进步，四方交通日益兴盛，货币的使用普及到全球，而其性质也将逐渐彰显明白。既然如此，当今世界各国的币制，不能不走向统一的路径，这本来是不用说的。现在金币本位制国家苦于金，银币本位制国家苦于银，金银复本位制国家厌恶两种本位，这并不是使用金、使用银或合用金银两物的罪过，而其病根实在在于万国币制不统一。世局纷乱，不考察其病症的来源，只观察一时的情形来确立是非的议论，即使千次改革币制，百次辩难，又能得到什么呢？

日本国在明治四年制定货币条例，确立金币本位制。又另外铸造圆银，在各公开埠头流通。等到明治十一年发布第十二号布告，以银币为国中常用的货币，而日本国的法度于是成为金银复本位制了。在此之前，明治九年发布第二十七号布告，规定金银币的比例率为金一银十六强，而金的真实价格逐渐腾贵。等到明治十七年发布第十八号布告，兑换银行券条例，定为兑换券能交换银币的制度。明治十八年又发布第十四号布告，规定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将渐渐交换银币。考察其实际，大概又改为实行银币本位制了。唉！维新以来，仅仅三十年而已，然而三次更改货币本位，难道不频繁吗？议论者动不动就说我国币制所损失的少，而所增益的多。近年以来，金银差异很大，欧洲各国几乎没有不陷入困厄的，然而我国因银币贬值，所以获得莫大的利益，从而促进贸易的兴盛于其间，大概是因为我国是银币本位制国家的缘故。近来松方内阁打算改革币制而为金币本位制。议论币制，关乎国运民命，对内则是国家的命脉，对外则与万国相关，岂能因区区小事而改革它呢？从前法皇非立路伯儿为了处理国债，所以改革币制，使百姓受苦于水深火热，于是国民怨恨，称法皇为“铸钱奴”，诗人坛的作地狱诗说“他应当死于荒野”。松方内阁想要改革币制，难道也不类似于此吗？然而我也并非认为改革币制是错误的，虽然我也确实知道现在实行的币制，迟早必定应当改革。现在世界强国大多实行金币本位制，虽然间或有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但有逐渐变为金本位制的趋势。那些与我邦贸易往来的国家，实行金币本位制的占十分之七，那么改革今日的币制，与这些国家统一法度，实在是进步的一个方面。

有人说：“现在各国实行金币本位制，而不堪其诸多弊端，于是共同讲求救济之道，于是有适宜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说法。那么我国日本必须保留今日的银本位制，作为日后实行复本位制的基础。如果不这样，那么今日应当断然实行复本位制，而制定日后的先例。虽然这种议论并非不可行，但最终不能指出各国何时共同实行复本位制，因此这种议论动不动就与实际相违背。总之，今日的关系，不需要仅仅商量金银币的利害在哪一方。如果能够统一世界币制，使其归于一统，那么天下必定不会再产生纷扰。我们赞成改革币制的议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至于盲目附和，帮助政治家一时的策略，苟且姑息，想要论断这件大事，难道是我们该做的事吗！”

在改革币制之前，必须先稽查重要事务。其项目有四项：说应当先设立稽查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