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中　外史

译卷十六中 外史

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

佚名

洴澼子既已堕入尘世，局促不安无处施展，惊恐地左顾右盼、鹰视狼顾，开口说道：当今的大弊病有两种，一是全聋全盲，二是半聋半盲。全聋全盲的人，被老师宿儒的陈腐学说所束缚，空虚地神化自己近在咫尺的见闻；半聋半盲的人，选取西方政治的枝节一二端，夸张粉饰，以满足其权力压制的私欲，屡次尝试而失败，反而给全聋全盲者以口实说：“变革的功效在哪里呢！”唉！危险啊，可悲啊！按照前一种说法是顽固的祸种，按照后一种说法是谬误的祸种。顽固的祸种招致灾祸迅速，谬误的祸种遗留灾祸奇特，我们千万学子于是辗转陷入业障，沉沦于苦海，难道没有振作自拔的人吗？有人遮拦并说道：“您说西方政治推崇本国议会、教会等显著的大端，而用《春秋》新王法来文饰，可以说是直率而微弱的了。”虽然如此，那为什么不说说在政治、学术上与中国没有差异的日本呢？洴澼子说：“确实如此！世人很少了解日本，很少了解日本变法之难，难于俄国彼得大帝的变革。其鞑靼逐渐浸染的粗犷习俗，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变革，那些倚仗权势压制平民的世家。我先前想为日本安政以来大事作记，使世人知道变革就彻底变革，百折不回，不同于我所说选取西方政治枝节一二端以满足权力私欲的人。过去魏舍人源辑《海国图志》，搜罗五大洲，唯独对日本缺漏不详；等到近人所著的《日本地理兵要》《日本新政考》，也没有涉及其艰险情状，我私下遗憾。遗憾我那些悠悠之辈没有以日本的毅然决然为鉴，而因为一两个阻挠议论的人就进献调停的说法。好啊！日本古贺侗庵在其国未变法以前，痛陈攘夷的虚妄、锁国的过失、夜郎自大的谬误，以及专言兰学而委靡颓丧的错误，题曰：“海防臆测以抵挡当世的文网，而不顾惜我们治史学者诚实地取而证明我们中国。”海禁既开，情势有不哑然自笑其自尊、自限、自沮之不谋而合者吗！虽然如此，那种自尊、自限、自沮的陋习，实在是我们中国南宋余波有所煽动；而其能建立维新之治，终究是因为其不耻相师，以最终达成。现在日本师从中国，那是人人都知道的，请说说其政治：在孝德朝设有左右大臣、八省百官，是师法唐朝制度。先前日本兵农合一，等到师法唐制，设立兵部省而兵农于是分开，又师法唐制，确立租庸调的法度，而贡赋有常法；又师法唐制，设立刑部省中分二司，而刑律得以确定。其余历法使用夏正，婚娶使用唐礼，医官设立典医寮，商务设立唐物使，通使于隋，而学习蜀锦；遣人于吴，而从事缝织。茶叶则本于江南，棉种则传自西域。这些政治上不耻相师的情况，人人都知道。请说说其学术：孔庙营建于山东，天皇汉学由王仁倡导，佛学来自百济，程朱阳明之绪盛于明末，孔孟平权之意阐发于物茂卿。其他如源光国修《大日本史》，以保存纪传；蒲生作《山陵志》，作不避讳，以寓尊王攘夷；源松苗作《国史略》，山县昌贞作《柳子十三篇》，以宣扬正名之义；赖襄作《日本政纪》《日本外史》，以知晓幕府专擅的缘由。这些学术上不耻相师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以上所师法的，在他们那里是日新之学，而以今日上下和乐、中外融洽、格致律法之学精益求精来看，则还是旧的。《尚书》说：“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妄。”只有日本能从素不相师的国家得到老师，所以能不终于虾夷土番的僻陋。能师法中国并师法泰西，所以变法只三十年，而修慧修福，于是积成阿僧祇无量之功力，成为亚洲强国。而其尊重民权，伸张士气，轻视死生，重视然诺，发扬踔厉，奋不顾身，尤其得到爱力绵长的根本。论者说：日本士习嚣陵刺并，伊藤博文召致外衅，抗上无礼，冠履倒置，哪里值得称颂爱力呢？然而所担忧的，是民智未开罢了。用学术开启民智，则民智开；民智开，则士贵；士贵，则权平。所谓权是国权，所谓器是公器。所以上层失教，则成为刺大老、杀朝臣、攻使馆、伤敌船的妄举；上层既教且养，则以其坚忍悍劲之心，精研学政，迸发力量富强，联合外交，开设国会，倡导自由，渐渐兼有英俄法意之所长，以柔化其桀骜骄蹇之气，以进于扶持守望之心。过去太史公奋起布衣之权重，游侠之气，俨然为日本遗留准则。奇怪啊！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是不议论，是不横议罢了。不然，鼗磬的设置，刍荛的采纳，瞽蒙的箴诵，工商的艺谏，是做什么的呢？孟子说：“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横议自然缘于放恣产生罢了。那么日本藩镇有以资助横议者之口的吗？现在日本，自德川氏并政七百余年，国家的权力

译权力既不在君主，也不在百姓，君与民都成了多余的累赘，但国家的统系却未曾断绝。等到嘉永、安政年间，外患接连兴起，内忧日益加剧，叛乱的旗帜高高举起，叛军的势力逐渐壮大，局势危急，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睦仁天皇崛起，平定了诸侯的祸乱，削弱了幕府的权力，消除了外交上的争端，安抚了隐居士人的愤慨，将两千多年来凭借威权、武力或诗书教化都无法改变的局面，通过精心果决地内修法制、外结邻交来加以掌控，因此毫不畏惧将军的威逼和萨摩藩的蛮横，使得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洴澼子说：“日本武士桀骜凶悍，对尊王攘夷的道理感到困惑，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朝廷，这是全世界都罕见的。”大将军洞察时局，极力抑制当时闭关锁国的谋划，冒着危险违背众人的意愿，屡次遭遇挫折。这与自中国魏晋以来那些玩弄权术、以谄媚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奸雄相比，难道可以用寻常道理来衡量吗？到了幕府末期，他将政权归还朝廷，以保全臣子的节操，这是值得称道的。所以，削弱他的权力是可以的，但抹杀他的功劳是不可以的。他与藩国士人相互勾结，恰好为睦仁天皇推行新政、新学开辟了道路。因此，简要记述日本人海舟、胜安芳所记载的嘉永年以来艰难困苦的种种状况，以整理这些往事作为法度与警戒。因而痛心于身处容易变革的时代，正值大有作为的时期，却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可悲啊！

译论日本宜变更国政

大隈伯爵附

六月九日，大隈伯爵在农商务省与地方官员的会议上发表演说，说道：“今日与诸位相会，旨在咨询诸位的见闻，并让诸位知晓农商务省所秉持的行政标准。我任职不久，细微之事暂且不论，只愿让诸位知晓当前的急务。”

“农商务省初创于明治十四年，当时伊藤担任内务卿，而我担任大藏卿。如今农商务省管辖的事务，多由内务、大藏、工部等各省分管，但距离明治维新之时并不久远。承接废藩置县之后，农商工等事务，概由政府兼管，不仅因为设立各省及人民逐渐进步，风气稍开，才认识到农商各务本非政府宜直接干预之事，于是才有了设立农商务省的提议。等到内务卿与大藏卿会同奏议，这才设立了此省。自那以来数年，虽屡遭该省大臣更迭而有所变迁，但进步的迹象历历可见。”

“至于农工商等业，也已非往昔可比，其进步令人惊异。昔日维新之初，封建制度始觉颓坏，上下等级尚未完全废除，仍分士农工商的等差，虽欲追求自由不拘的意义，但如买卖土地或耕作之事，亦有制度限制不得自由。到了维新之后，土地归人民管辖，才开始拥有其利益权利。又如商业亦有种种限制，到了维新之后，则不再有束缚民众之心，一视平等，百弊俱除。”

“昔日的士人，今日则习商务，或商转为农，工转为农，亦无不可。国家变法如此急切，而学校之政因此大举推行。往日学业最富者，首推士人，而今四民一律共同勉励学业，故士人子弟不独以学问见长，农工商子弟亦实有学问智识。”

“其他海陆军制、保甲之法，皆改变旧态，四民平等，文明之风遍布朝野，下民齐称明治之圣运。”

“唯有能实行这样的平等，才足以与外邦互争其优长之势。今日的现状尚可，且农商务省所应秉持的标准，应以自由为宗旨。今日地球大势与国家现状，实不可不由此宗旨。虽然，不宜有太过或不及的弊端，若有太过或不及，则弊端必杂出，若弊端出现，则应时采取保护政策，或采取干涉政策，亦无不可。观今日之情形，典章制度中不利于民人的甚多，繁文缛礼拘束末节，并非今日宜行之法。今日地球实为电线连接的地球，则万事以急速为上，不待言而知也。缩地之功，不许有繁文缛礼之事。即便如办理商务等事，若迟一刻，则或有百万之损失，亦在所不免。故去除繁文，废除弊法，为今日之急务，关键在于酌量设法，归于简易，这是我切望于今日现状的。然而至今日，则官民和睦互助，以诚信相交，不拘旧习，开启新智识，以走向合宜之路，这是今日的急务。况且今果何时乎？虽人人竞相从事商务，至于国际争强，则更有大者在焉。苏伊士运河、太平洋岸铁路等类，皆为缩地之法。虽今后未知地球之变何所底止，但缩地既速，则争强之势亦增强。在昔日本与欧洲往来，耗费时日须要三四月，今则只须一月而已，这是将远地缩为近地，较往昔快捷三分之一。他日西伯利亚铁路、巴拿马运河等竣工之日，地球之地又将再次缩小。缩地如此，列国争强亦如此，则应思考如何处置于其间。试考察日本现有之财富，比诸往昔已逾四五倍，固无论已。虽如此之富，试问其散在民间的果能均平乎？当思有富有之家，即必有无寒之家。或因时势变迁故，招致贫寒所在多有，不仅日本一隅，即地球上各国亦必同此景象。虽然，国中贫富不齐，富者益富，穷者愈穷，贫富之差太甚，则富者苛虐穷人，或依势利以夺穷人财物，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国家本尚公平之义，岂忍旁观此类之事哉？”

“如今农业愈殷盛，则矿山之业盛，制造货物的业亦益盛。然于其间，必有不得其利者，遂生争夺之源。现如马地名铜矿之事，矿毒流出，不能默视，这是农家与矿业家利害不同。又或有一大制造所，而附近女子多为其劳工，资本家只知得利，或酷待劳工，或不留意劳工卫生之事，此类弊害决非鲜见。国家须干涉其间，以保护劳工，使其得利权，这是关键。况且政府颁布法令，其势力之大足以制强。虽然，若其所持见解稍有偏倚，则流遗害毒有更甚焉。”

译身为政治家的人，难道可以不深入思考吗？所以执政的人，善于观察时势的变迁，思考用来处理其中事务的方略，以保护贫弱无助的百姓为要务。

译日本虽然已进入文明之域，但仍认为不足，因此在民众振兴产业之事上，也不能完全放任民众自行其是，必须由政府留心其间，帮助民众使其有所发展，这是极为重要的。况且行政官员的智慧能力，必定优于劳工和女子，能够了解世界局势，比较彼此优劣，既知外国也知本国，所以应当教导国民以开拓新的知识，又应当端正他们的趋向。

比如铁路一事，政府曾经开创此业，如今民众知道其便利，各地民众自行兴筑铁路，不再烦劳政府经营。又如制丝所，也是政府曾在富冈这个地方创始，将制丝的技术教授给附近的女工，如今全国到处都可见到制丝所，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都是政府率先示范，民众知道趋向，从而在数年之后取得成效。其他如山林政策、矿山事业，都是政府首先倡导，目前制铁业尚不兴盛，政府颇为忧虑，所以农商务省将兴建一个制铁所，为民众率先倡导，那么后来四方再兴起制铁局，是毫无疑问的。

农商务衙门又考虑到外国贸易关乎国家盛衰的道理，于是预备扩充外国贸易的资金，每年派遣人员到国外稽查实际情况，又设立陈列商货的场所，供商家参考，政府从事这些事业，实在是为民众谋求利路。

法国将于明治三十三年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我国也打算参与此事，已确定所需费用。巴黎不仅是法国的首都，实为欧洲的大都市。我国打算参与该会，是想让各方知道我国进步的程度，并展示我国制造产品的情况。这些事项，都是为国民展示应当效法的规则。比如在贸易品物陈列馆中，必定汇集内外重要的贸易品，或将来必需的货物，足以使国家殷富的物品，广泛供经营者观看。设立此馆，本意是让经营者知道何种物品适宜制造，足以迎合人们的喜好，或者输出国需要何种物品。所以如果有想要详细了解的人，可以根据公使、领事或海外贸易稽查员所报告并解说，皆不遗余力。陈列品物馆的作用，也是如此。在各地方也须开始兴建此类馆舍，让商民多在此陈列货物，以取其模范为适宜。

况且法国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我国商民应当广泛陈列货物。法国曾在十一年前举办过博览会，而十一年前的日本，已非今日之日本。日本文明进步之快，以近十余年为最急迫。那么法国人依据以前所见的日本来衡量今日之日本，其惊叹必定更加强烈。西方人屡次说日本人模仿西风，急切采纳其文物制度及技艺百工之事。倘若根基未立而只袭取表面，不招致覆亡的几乎没有。又说日本是热爱美术的国家，其风景之美，即便说是地球第一，也不过如此罢了。等到中日一战，天下才知道日本武力非同寻常，于是说日本的武力并非蛮民好勇者的逞强，而是得到了文明的神髓，所以战而取胜。从此便产生敬畏之心，说今日之日本远远超过往昔，所以观察日本的商工业等也留意详察。说日本人仿造欧洲物品颇为精巧，且工价甚廉，其民众温厚勤勉，事业善于使用文明利器。意谓将来在地球竞强之地驰骋，也必定制胜。近来外洋各国屡次排斥日本劳工，又欲对其输入的货物征收重税，这是出于嫉妒其将日益强大的念头。

那么我国国民也应当奋勉，趁着博览会的好机会，以惊动欧洲人士的耳目。德国与法国向来不和协，所以法国开博览会，德国人不参与；德国开会，法国人也不参与。如此情形，已有十数年。此次举动，法国人将邀请德国人参会，而德国人也将称雄于陈列货物之上。列国的情形，现在如此，那么我们日本人，岂可仅仅陪列其间而已？那么必须劝奖国民展出各种精品，或者悬赏招致美术精品，也是方便的方法。博览会，如果不使官民合一，就不能发挥其效力。如果官府已经奖励，而民众仍茫然视之，那么官府也无可奈何。我深切希望民众以国家为志，留意于此，使其走上官民一体的道路。

近来美国打算增加海关税，现提案在议院。此增税案，在几年前，哈里森任总统时，曾实行此法，称为麦金莱增税案。实行三年，颇耸动世界耳目，众人都说重税太过。等到前总统克利夫兰执政时，遂更改此法。此次麦金莱任总统，又想复兴此法，于是世人侧目，再次想起前七八年的重税。我国政府于是行文给美国政府说：“此法如果实行，则必阻碍日美通商贸易，互相招致不利。”麦金莱在未任总统之前，曾约定民众实行此事。想美国目前的情况，不实行这样的法律就不能拯救国家财政的匮乏，所以下议院的意思也说想要谋求国家的进取

译推行此事，没有比实行这个办法更好的了。美国下议院议员大多是与政府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该法案能够获得下议院的赞成。然而，上议院财务委员会在修改该法律案时，大幅降低了税率。总之，美国打算提高关税，对我方货物征收重税，这未免阻碍了日美贸易的一半。我国与美国友好和睦，已经四十年，固然称得上是亲密友好的关系，然而如今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怎能不令人遗憾呢？虽然如此，这项法律的施行，不仅日本遭受其害，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也同样遭受被征收重税的祸害。

译论日本自强之原因

徐勤

凡是自古以来依附于他人的国家，其变革容易；自古以来独立自主的国家，其变革困难。我观察中国和日本的状况，便知道了这一点。日本自神武天皇建国以来，两千多年间，汉学的兴盛基础源于王仁，佛教的兴起来自百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明朝末年盛行，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在维新期间大力倡导，这是学术上依附于他人的表现。推古天皇、舒明天皇时期开始与隋唐通好，模仿《周礼》六典，日益趋向文治。到了孝德天皇时期，开始设置左右大臣，随后设立八省百官，以唐代制度为规模，这是官制上依附于他人的表现。古代的兵制，兵与农合一，孝德天皇时期完全模仿唐代制度，设立兵部省。自崇神天皇时开始制定贡赋，到孝德天皇中期模仿唐代的租庸调法，这是兵制、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的表现。孝德天皇时期开始遵循唐代法律，设立刑部省，中间分为两个司。日本的历法最初使用夏历，自推古天皇以前统称为太古历，这是刑法、法律、历法上依附于他人的表现。至于中古时期，国史书籍概用汉字，婚嫁之事多依据唐代礼仪，医学则模仿唐代制度设立典医寮，商务则因唐代货物而设立唐物使，派遣使者到吴地寻求缝纫纺织技术，通使隋唐学习蜀锦制作，茶叶源于江南，棉种传自西域，甘蔗苗征自琉球，笔墨来自高丽。土地狭隘，人口稀少，所以政教风俗的大义，礼制的繁复，日用器物的小节，自古以来都依附于他人，而很少能自己创造的。

到了明治时代，外患屡次开启，内乱多次兴起。英、俄、美、荷等国接踵而来，强大的藩镇世家趁机而起。废除封建制度改为郡县制，改变锁国政策而成维新。振奋千年丧失权力的陋习，打破前朝南北的界限。全国喧腾，都有愤慨之心。精神大为振奋，上下一致。学习英荷的语言，效法英国的商务，师从美洲的学校，效仿德国的军制。三岛之强，位列二等，兴盛之速，令人瞩目。英国消灭琉球以试探开端，扰乱基隆以张扬声势，扰乱高丽而占据辽东，割占台湾澎湖而索赔西贡。唆使印度独立，干涉澳洲的事务权，借檀香山之乱而垂涎其地，乘小吕宋之危而助长其势。进入万国的公法体系，而全部废除旧章；与报馆联盟，而得以跻身此会。贯通太平洋的电报线，以掌握全球大势；勘测西伯利亚的铁路，而洞悉俄国的险要。其工艺精巧而敏捷，其商务扩充而日益兴盛；其水陆军队整练而勇锐。谈论工商业，英美不能夺取其优势；谈论兵法，德法不敢欺骗；谈论谋国之善、图治之速，中俄不能企及。英国凭借三岛而在西方强大，日本凭借三岛而在东方兴盛。三十年来，蔚为大观。强弱的差异，盛衰的原因，今昔的不同，岂能用巧历计算呢？

质疑者说：高丽有开化党，却无力挽救灭亡；波斯有敢死之士，却徒然守旧；土耳其有变法之民，却终于削弱。君主并非不想治理国家，而是本源亏坏，心腹之疾，无法振救。全国民众，徒然喧哗，有什么益处呢？日本国土狭小，人口稀少。藩镇在外跋扈，将军在内专制，事权不统一，百姓不知君主。想要使这个国家强大，岂是容易说的？

回答说：昔日俄国是闭关自守的国家，凭借彼得大帝而兴盛；日耳曼三十多个小邦，凭借威廉而统一。睦仁（明治天皇）以少年之年，继承大统，平定诸侯之难，消除外交之衅，恢复七卿之位，设立五誓之词，废除警跸喝道之仪，革除剃眉染齿之习，设立议政之院，创建纪念之会。改正历法，更换服饰颜色，改变器械，区别徽号。凡是利国便民之事，废除旧制、推行新政，无不与民众重新开始，并依次施行。其励精图治之心，君民一体的亲密，自两千五百年立国以来，神武天皇相传，历代君主众多，没有能比得上的。而且不仅如此。五洲之内，英、俄、德、意等国，其君主的贤明，固然可以说是天下的豪杰，而杰出于一世的人。然而英国国王暮气已深，持盈戒满，美国、澳洲等地，都有自主之思，三岛之民，竞相倡导革命之党，这是英国不能与之相比的。俄国国王即位不久，人心反侧，加冠盛典，徒然耗费亿兆之金，议院不开，人怀篡位之志，这是俄国不能与之相比的。德国国王年少气盛，轻举妄动，隐疾致病，地位几乎不保，卑相以元勋之功而被投闲置散，强英以姻亲之重而时常显得傲慢，这又是德国不能与之相比的。至于意大利，有非洲之败，而民心浇漓；西班牙，有古巴之争，而国势困倦；突厥，有忌列之乱，而苏丹已被废黜；波斯，有弑君之变，而人心不定，这更不可以望其肩背而相与比伦了。所以地球五洲之大，列国君主之政，君民的亲密，政治的修明，聪明神武之姿，沉雄嚣竞之志，除了睦仁，谁能胜任呢？

译近来，凭借他们正值壮年的优势，鼓动他们初兴的锐气，炫耀他们战胜的威风，激发他们举国的斗志，在五年之间，台湾、澎湖已经平定，兵力已经充足，东亚的局势，不因此被日本所动摇的，几乎没有。

译质疑的人说：日本的强大，固然由于君主的贤明，从而达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中国自从同治初年以来，励精图治，用人唯恐不及，采纳善言如同流水般顺畅。起用翁同龢、李鸿章等大臣，在朝廷内部相机行事；推举曾国藩、左宗棠等贤臣，在外部治理军事。同治三年，就派人采购机器；同治五年，创建船政局；同治六年，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同治十年，招募子弟出国学习技艺；同治十一年，设立招商局，筹划建造战舰，派遣使节出访外国。变法的事情，逐渐推行，用人行政，显然有振兴作为的意图。君主德行的修养，中兴的治理，可以说是一时无两的了。然而日本凭借贤明的君主而强大，中国凭借贤明的君主却弱小；日本凭借变法三十年而兴盛，中国凭借变法三十年却失败，这是为什么呢？

解释的人说：中国的君主确实贤明，法律确实改变了。然而学术没有改变，学校没有兴盛，科举没有变革，只是抄袭外国军队、兵器、炮械的末节，语言文字的琐碎之处，怎么能说是掌握了西学的根本，振奋千年积弱的局面呢？日本的变法，则与此不同。不急于其他方面的变革，而是先从事三项要务。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涌现与隐没，取决于学术。所以工商器械，不过是政治的余事罢了。如果学术不明，本源未立，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未定，人心不一，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谈论变法，恰恰是自取祸害。想要使国家强大，难道容易吗？

日本自从德川氏专政七百多年以来，威权最盛，君主只是守着府邸，如同附赘悬疣，天天从事战争，学术微弱停滞，国家正统的危险，几乎到了极点。而山东天皇建立孔庙，任用儒臣源光国编纂《大日本史》，设立将军传、家臣传，暗中显示尊崇王统、排斥武门的意思。到了仁孝天皇时，隐士蒲生撰写《山陵志》，以寄托尊崇王权之意；撰写《不恤讳》，以寄托攘除夷狄之意。源松苗撰写《国史略》，山县昌贝著《柳子十三篇》，倡导正名的义理。赖襄撰写《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从此以后，学术论述大变，是非既定，春秋尊王攘夷的义理更加明确，而维新的治理就基于此了。这是学术变革的第一点。

学术既然改变，人心自然端正。没有学校来培养他们，就会空虚而不充实，不适合实际应用。日本全国分为七个大学区，从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颁布确定的学制，分别设立各种学校：有外国语学校，有小学校，有中学校，有师范学校，有专门学校，有东京大学。大学中又分为法学、理学、文学三部，还有东京医学校。此外有工部大学校，有海陆军兵学校、农学校、商学校、工学校、女学校。学校既已建立，条理完备了。还担心学生们见闻狭隘而局限于一国之内，所以有书籍馆、博物馆、报纸，来扩大他们的知识；聘请西方人士，聘用教习，派遣游历，来精进他们的技艺。举国上下，上至士大夫，下至妇女儿童，没有不学习的，没有人不学习。三十年来，声教文物的兴盛，几乎与西方各国相等了。这是学校变革的第二点。

学校是本体，科举是功用。功用如果不施行，本体将如何立足？中国自从同治以来，同文馆、武备堂、制造厂、船政厂等学校，沿边直省也大致创立了。然而八股取士的制度没有改变，射箭举石的技艺没有变革，轻重缓急倒置，习用途径不同。所以几十年来，事变一起，没有一个人才技艺能够收效。日本自从变法以后，其选拔士人的方法多借鉴西方。三个月进行小考，由教师负责纠察；一年进行大考，由教长负责监临。等到毕业时，由知府、县令亲自考试。学业有成者则发给证书，由小学升入中学，由中学升入专门学校。既已毕业，则由东京大学校长考试并授予称号。日后仕途晋升的阶梯，就在这里确定了。尤其特别的是，派遣出国游学，归来后提拔到显要职位。现在执政的大臣，都由此而来。所以一国士人所学习的，都是日后所用的；一国官员所用的，都是昔日所学的。分途别用，各尽其长，只有缺乏人才的担忧，而没有埋没人才的担忧。这是科举变革的第三点。

有了这三项变革，日本自强的原因，既广博深刻又切中要害了。那么世上变法的人，又何必畏惧这三项变革的方法，而甘愿被人削弱呢？日本又究竟掌握了这三项变革的什么术数，而最终能够自强呢？虽然如此，其能不能的形势，变不变的原因，观察一国的士气就知道了。日本古代都是封建制度，环绕排列的小诸侯数以百计，门下的食客充斥于国内，轻视生死，崇尚任侠，很有战国之风。当幕府专横放肆时，就倡导尊王之说以倾覆它；强邻要挟时，就倡导攘夷之说以抗拒它。建立锁国之党，数落幕府的罪行，以至于刺杀大老，攻击使馆，杀害朝臣，即使伏尸流血，幽禁流放，不可胜计，但他们激愤的志向，爱国的诚心，不因此而稍减。所以武门的权力，上面不能夺取，而隐士可以削弱它；神武的天统，上面不能安定，而隐士可以安定它；

译改变旧有的风俗，采用西方的制度，开设国会，确定自主的各项政事，如果君主不能做到，也只有隐居的士人能够倡导。唉！为什么士人的风气如此昌盛？为什么士人的权力如此重大？为什么国家与隐居士人的关系如此密切？我观察日本的情况，内心感到恐惧；我观察中国的情况，内心感到悲伤。因此，有人以变法的主张来进言，我就与他谈论“三变”；有人以“三变”的主张来进言，我就与他谈论士人的风气。

译论台湾宜亟变法

日人蒲生氏附

我曾经抵达台湾，亲眼目睹了台湾物产丰饶的情形。就像米、茶、樟脑等，产量非常多，品质也很优美。所产的米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其品质与日本米相似。茶也很佳美，恐怕在静冈所产的茶之上。那里的茶圃恰似花坞，不留寸草，栽培的方法非常周到。其制造樟脑，也是先挑选老樟树而切取其树干，用以精制樟脑，所以质量自然优良。天然物产丰饶，确实是海中的美岛。想着将台岛归入我国版图，已经多年了。然而台湾政务尚未推行，弊端祸害层出不穷，实在令人担忧未来的大局会怎样。虽然经历的时间不久，但也并非不是因为施政的方法不得当。以我看来，兴办一项利益不如消除一项祸害。所以想要一时之间兴办百废，那么百废也不能立刻兴办。当今的计策，必须先振兴紧急的事务为要。什么是紧急的事务？回答说：在各地方广泛设置警务。回答说：开通道路。按照今日的情形，台湾人都有互相警戒的意思，而不能安居乐业。之所以如此，是什么缘故呢？台湾百姓本来没有不愿意隶属我国的意思，如果能够好好治理百姓，那么无论依附哪个国家，也将不会推辞。所以日本如果能好好保护他们的身体安全、他们的产业，那么台湾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土匪屡次兴起，危险忧虑接连而至，台湾百姓不能安居，也不足为怪。所谓土匪，从前中国政府也曾对他们无可奈何。如果打算在朝夕之间荡平他们，也确实不容易。从前英国夺取香港，也屡次被土匪所苦。香港，不过是弹丸黑子般的地方罢了，然而尚且屡次被土匪所苦。过了很久，才得以荡平，那么台湾土匪没有迅速断绝踪迹，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关键在于逐渐使土匪退缩到角落罢了。至于在都会之地，还看见土匪横行，这是何等失政啊！现在像宜兰地方，土匪横行，老少男女都挑着担子逃入城内。又如制造樟脑的人家，战战兢兢，常害怕有土匪行动，那么想要振兴富源而获取其遗留的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呢？那么先谋划在各地方广泛设置警务，以保护良民，难道不是紧急的事务吗？虽然如此，按照现在的情形，在各地方广泛设置警务，固然不容易。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理解，日本人还不熟悉那里的土地，所以就像行走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中，单身行走，动不动就感到艰难，何况携带枪支刀剑，出没其间呢？那些土匪却视如坦途，进退、出没无不如意，而且善于抵抗。我们想要扫平土匪，也不是容易的事。土匪不仅骚扰森林山野、无人之境，而且骚扰到都会殷盛之地，掠夺货物而去。所以每个都会之地，虽然有警务署能保护其人民，然而一旦其他地方警报遥传，调派他们到别处，那么都会之地就变为空虚，使匪徒得以乘虚而入。现在台湾北部，是便于中国小舟来往的地方，共计有三十六处。如今简派人员严格设置警卫的地方，仅有五处罢了。试着到门口稽查中国小舟的艘数及其情形，大约估计在泉州、福州一带附近的地方，有小舟数百艘。现在像鸦片，也由此种小舟装载而秘密运到台湾，选择台湾警卫不足的口岸而上岸。即使像兵器，也多由此种方便而秘密送到台湾。由此看来，警务应当紧急设置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应当仿照香港设置警捕的方法，在香港采用警捕法，在印度警捕中挑选善于操持中文的人，增加他们的月俸，又在华人中挑选善于操持英语的人，也增加他们的月俸。真能这样，就可以兼通那里的风俗情形了。听说现在台湾的警捕中，或许有善于操持台湾土语的人，理解土语的人很少，所以稍微留意于此，就可以学习土语。所以对于台湾警捕，也必须仿照香港的例子，采用这种便利的方法，那么善于通晓那里情形的人，也必然每日都有出现。

开通道路的紧急事务，可以不言而喻。总之，通向四方的道路，是重要事务。致力于台湾的治理，以财政为重要图谋。如今台湾政务尚未推行，所以没有理由收取租税。一旦警务之事，广泛收到功效，那么人民必然安居，而收取租税的数额，也必然加倍超过今天。况且台湾今日的情形，有很多银市的不便，所以如果开创一个大银行，以便银市，那么其商务必然大兴无疑。台湾人本来善于积蓄银钱，只是担忧盗贼的警报，所以埋藏在地下，或贮存银钱在墙壁间，不让人知道银钱所在。西方人某论说：“台湾藏银的数量，应当有数千万圆。如果没有盗警，那么台湾人必然喜欢贮存于银行。”台湾百姓比日本人更敏锐于追逐利益，所以台湾平定之日，就是其日益进入文明之时。

观日本情形记

美人扑尔打附

日本距今十五年前，计算其进出口货物价值不过六千五百万元。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去年，进出口货物价值实计二亿六千五百三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五元。比较十五年前，增加了二亿元。更详细区分，日本输出到美国的货物价值五千六百万元

译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价值二千二百万元，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九百万元，出口到香港的货物价值一千八百万元，出口到英国的货物价值八百万元。由此看来，日本生产货物的一半被美国购买。然而在前一年中，日本从美国购买的货物价值仅九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元，从英国购买的货物价值五千三百五万五千二百二元。也就是说，日本将从美国获得的货款转而购买英国生产的货物，也是说得通的。

译日本的产业发展十分发达，实在令人惊叹。譬如江河冲决长堤，千里泛滥横流，径直涌入欧美市场。在从前，日本输出的货物，只有少量的生丝和茶叶而已。然而在今天，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至于绢巾，也是近年来的出口重要商品。现将1887年至去年，日本输出的绢巾及生丝的实际数额列于左侧。

绢巾 生丝类

1887年，绢巾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二百八十元，生丝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二元。

1888年，绢巾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元，生丝二十五万八千零三十三元。

1889年，绢巾二百一十万四千四百五十九元，生丝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元。

1890年，绢巾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九百四十六元，生丝一百一十六万七千八百六十八元。

1891年，绢巾二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元，生丝一百七十六万三千七百一十六元。

1892年，绢巾三百四十九万四千四百一十七元，生丝四百四十三万四千零七十八元。

1893年，绢巾三百八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十六元，生丝四百零七万四千九百九十三元。

1894年，绢巾三百六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八元，生丝四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九十四元。

1895年，绢巾五百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五元，生丝九百九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六元。

由此可见，日本出口的生丝类占十分之七，绢巾占十分之三。在十五年前，日本的丝比意大利的丝差好几个等级，如今则采用近代机器，名声显赫，足以证明日本工人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了。再看日本火柴的出口，在1884年不过二千七百九十一元，到去年则有四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一十一元了。试问其销路：英属印度三百一十八万八千七百一十六箱，一箱装一百四十四个；中国四百四十万一千四百五十一箱；香港八百九十万四百四十二箱；美国二万箱；以及澳洲、布国也有销售日本产火柴的说法。日本工业近来突飞猛进的是棉纱纺绩及织机业，自这一行业进步之后，日本不仅减少了外国棉纱的进口，而且有向外国输出的势头。就像前年输出到中国的获得价款五百五十万元，输出到美国的获得价款一百万元，也不算少了。再列举日本近年所纺纱的锤数排列于左侧。

1891年，即明治二十四年，纺锤总数三十一万零九十五个。

1892年，即明治二十五年，纺锤总数三十三万三千零八个。

1893年，即明治二十六年，纺锤总数三十四万零二百五十五个。

1894年，即明治二十七年，纺锤总数四十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二个。

1895年，即明治二十八年，纺锤总数五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七个。

到了前年年底，其数量增加到六十三万二千零三十个。现时的增加量，其中计算为三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个。由此推算到今年年底，必定超过百万锤，是可以预知的。至于百万锤以上，是否还有增加，根据左侧表格中纺工的增加，并且参考男工、女工、廉价劳动力的情况，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1891年，男工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女工五千三百九十人。

1892年，男工四千零八十九人，女工一万零三百三十三人。

1893年，男工五千零五十一人，女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六人。

1894年，男工六千一百六十四人，女工一九千二百八十四人。

1895年，男工八千一百二十九人，女工二六千九百二十九人。

工价以东京为最高，男工一天平均二十三钱，女工十一钱八厘。大阪的男工一天平均十七钱，女工十钱。至于在上海和日本设置纺纱工厂，哪里的利益更大？这也是商务会可以提出的问题。英国领事向其本国报告说：“上海有容易获得棉花的便利，而且比日本人工价低廉。智力虽然不足，但有臂力、忍耐、驯顺等各种好处，可以压倒日本的纺绩业。”然而我所见的与此不同，中国工人的驯顺不能超过日本人，看檀香山制糖业现在排斥中国人而使用日本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况且工价也未必低廉。加上日本议会最近已议定完全免除棉花进口税，那么日本的纺缫业几乎蒸蒸日上，不知极限在哪里了。按照日本货币，一钱大约相当于中国制钱十文。

我到达日本，不是为了观察政治情形如何，而是想要视察其产业如何。日本的产业实在是我国的劲敌。我国除了茧丝之外，没有能杜绝日

译本国输入日本的工业品，其势头滔滔，如同洪水逆流。然而我国输入日本的货物却非常微薄，相互比较，不过像九牛身上的一根毛罢了，争夺利权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曾经考察，日本十年前纺织业产值不过五万元，经过十年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数额竟达到二千三百万元，比十年前几乎超过四十倍。如火柴这一项，十年前价值不过六十万，而前年的输出额已有四百七十万元。日本近来凭借廉价省工的工业品输入美国，简直像潮水汹涌，无法禁止压制。又日本缫丝业的兴盛，超过了美国人，如绢巾一类，数年以来日本输入美国的达一亿枚。查这些绢巾，日本女工每天五钱的工钱便可制造出来。其他如粗毡和席子之类，价格低廉、用工节省，美国也比不上。计算前年输入美国的达到七万元了。经营商务的人，能不预先防备失败吗？

译况且我们西方是文明之邦，每日以智力互相竞争，所以不能没有争雄竞长的志向。我国只知道将华人驱逐出境，而对于日本却视若过眼云烟，这实在令人不解。查访得知，日本从事机械工业的已有一百万人，近来从事操作佣工的难道还不过半数吗？至于利用最新的机器，肆意织纺，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劲敌，不用智者也能知道。况且各公司所役使的女工，都勤勉做事，不敢诉说辛劳，乐于工作，劝勉做工，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日本在东洋的崛起，并非偶然。

日本地理志序

外史氏说：“在茫茫大地之中，划分疆界土地，而称之为国家。它们的土地没有不相连接的，它们的边疆没有不相争夺的。它们的强弱大小没有固定的形态，那么就有日益开拓国土和日益缩减国土的国家。上溯下延千古，横览九州，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日本这个国家，却独立于大海之中，空旷遥远，不与邻国相接。从东边前往，经历一万五千多里，才到达美国；从西南前往，经历两三千多里，才到达上海、台湾。即使是最近的朝鲜，也要经历几百里才能到达。自从神武纪元以来，两千五百多年，未曾将尺寸之地给予他人，也未曾从他人那里得到尺寸之地。虽然近日开拓虾夷，交换桦太，吞并琉球，似乎与以前的版图有所不同，然而虾夷本是羁縻的州，桦太不是固有的土地，琉球是甄别脱离的领土。得到这些难道算是真正的得吗？失去这些难道算是真正的失吗？自有日本以来，就守着这终古一成不变的格局，不也很奇特吗？”我听说欧洲有瑞士，山水清幽华美，士女明媚动人，因为夹居在各大国之间，各国都谋求保护，互不侵扰，世人把它比作桃花源。而东方的日本，却因远离强国，自成乐土。上天大概是特意设置这两个国家，让它们东西并立吗？自从德川氏因为禁止基督教的原因，用丸泥封锁关口，谢绝外客，子孙世代遵守这个法令，胶柱鼓瑟，拘泥固执，两百多年，对外没有什么见闻，对内没有什么羡慕，对内没有什么听闻，对外也没有什么恐惧。在这个时候，上面以武断政治，下面以卑屈为习俗，文官安逸，武官嬉戏，娱乐无事。而欧洲各国，像鹰鹗一样窥视，强弱相互兼并，经历一次争战，国家的步伐就日益前进。北方有彼得、加特林，英明坚毅果断，气势吞没南海；西方有拿破仑，雄才伟略，诸侯叩首；更西方有华盛顿，艰苦卓绝，独立一洲。有的英国人吞并五印度，安抚拥有国家；有的俄国人修建万里铁道，以通达浩罕，轮船电报竞争，纷起追逐，机巧胜过天然，工人的智慧欺骗鬼神。凡是西方人的兵威、宗教，几乎遍布地球，无所不至。而日本闭门自守，没有见闻，蒙昧不知。直到坚船巨炮环伺于门，才开始如梦初醒，如醉方醒。虽然说锁港逐客，国体如此，也未尝不是地势使然。唉！事变之极，开辟以来未曾听闻。以日本四面濒海，古称天险，两千多年，绝无外患，而自从轮船铁路纵横于世，极尽五大洲之地，仿佛不过弹丸黑子之大，各国凭借他们的船，又可以无所不达。从前林子平有话说：“日本桥头的水，直接与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相接。”古代所倚仗作为屏障的，现在出入就像庭院门户一样。想到这些，地势之险值得倚仗吗？我看亚洲各国，印度覆灭了，土耳其仆倒了，安南、缅甸又倾倒了。日本自从通商以来，虽然颇受外侮，但家国依旧，金瓯无缺，还能以“日本帝国”之名，捧着载书跟随在万国之后。土地虽然狭小，但其经营筹划，最终能够自立，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然而日本的论者，正以英国的三岛作比，他们急切地力图自强，虽然说自守，也很有以小生巨，从而称霸天下的志向。试着展开五大洲的地图观看，我确实担心他们鼎举而膑绝，土地狭小不足以回旋。作地理志。

日本国统志序

外史氏说：“环绕地球居住的，国家有百多个。有国家就有民众，有民众就有君主。而这百多个国家，有一人专制的，称为君主；有庶民议政的，称为民主；有上下分任事权的，称为君民共主。民主之位，给贤能不给儿子，有的几年一换，有的十几年一换，无所谓统绪。君民共主，有的传贤，有的传子，君主不能私有国家，也无所谓统绪。一王崛起，世代继承，得其道则兴，失其道则废。所以君主之国，有传几代的，有传几十代的。如商朝历经六百祀，周朝卜年八百，是最长久的。至于传世一百二十代，历经两千多年，一姓相承，绵延不绝而统绪不坠的，只有日本吧？自从神武肇基，到如今皇帝即位，贤主明君，史书不断记载。虽然其间女帝掌权，历经十一代，觊觎篡夺，不能说没有人，但终究没有

译将国家大权移交给外戚，传给异姓，授予宠幸之人。然而宗庙祭祀不受惊扰，国家社稷依旧如常，这难道不奇怪吗？将军专权，此起彼伏，甚至出现进用陪臣而掌握国家命运，提拔奴仆而自称君主的情况。当时的君主，如同周朝东迁之后，仅仅空居君位，甚至还要设置监军、驻守戍兵，供给匮乏，想做个普通百姓都做不到。然而历经七百多年，最终也没有人敢于做不义之事而篡夺天命。最高权力虽然下移，但皇室的步伐未曾改变，这又很奇特。霸权政治长期窃取，民心积累厌恶，外患纷至沓来，内乱接连发生。于是两三位豪杰顺应时势而起，推翻幕府而尊崇王室，将诸侯分封的权力，拱手归还给朝廷，最终成就了恢复王政的功业，国家维新的治理，如泉水涌出剥落果实般，蓬勃复兴，这又是一个奇迹。况且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事情穷尽必然变化，凭借一脉相承的统治，屡次跌倒又再次振兴，难怪剑玺的传承能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了。然而近日民心逐渐沾染西方制度，竟然有人提倡民权自由之说。中兴之初，曾有诏书说万机大事由公众舆论决定，而百姓拿着这种说法要挟君主，于是联名上书，围绕宫阙陈情诉苦，请求开设国会以伸张民权。而国家仅仅以等待条约到期为由拖延，最终也不能完全封闭拒绝而不允许。此前已经开设了府县议会。我私下估计，十年之内，必定又会开设国会。唉！以两千五百多年的君主制国家，从今往后，或许变成君主立宪，或许竟然变成民主共和，时势所迫，不知会怎样，即使有智者，也不敢议论了。作《国统志》。

译日本国统志后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我既然在皇统断绝与延续的交替之际，霸府兴起与衰亡的原因，国家治理与动乱的缘由，已经编撰了《国统志》，又选取其中要点详细地写在小注里，综合其重大变故主要有四件事。现在将它们汇总叙述在篇末。

第一是外戚专权，将太政大权转移给关白。天智天皇时，内大臣中臣镰足有功，王室赐姓藤原氏。他的儿子不比等，文武、圣武两位皇帝都纳了他的女儿，孝谦天皇是他的外孙女。不比等开始担任太政大臣，此后从光仁天皇直到崇德天皇共二十七代，不是藤原氏出身的，只有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后三位天皇而已。不比等的四世孙良房，将女儿嫁给文德天皇，生下了清和天皇。文德天皇想立长子惟乔为太子，但忌惮良房，不敢立。清和天皇即位后，良房开始摄政。他的儿子基经，废黜阳成天皇，拥立光孝天皇，开始设立关白一职，意思是万事都要先禀报关白。基经有两个儿子时平、忠平。忠平在朱雀天皇时摄政，与他的儿子实赖、师辅并列三公。于是发生了天庆之乱，冷泉天皇的两个弟弟，平将门、平贞盛、村上义弘想立平将门为冷泉天皇的储君，而实赖等人以不是藤原氏出身为由阻止，而立了守平。于是发生了安和之变。师辅的三个儿子是伊尹、兼通、兼家。兼家的三个儿子是道隆、道兼、道长，都是兄弟争权。伊尹的女儿是华山天皇，兼家的女儿是一条天皇。兼家于是让道兼诱骗华山天皇退位，让位于一条天皇。此后三位天皇都是道长女儿所生。道长有两个儿子赖通、教通，相继执政。赖通生了师实，师实生了忠实。忠实疏远他的长子忠通，而宠爱他的次子赖长。于是发生了保元之乱。此后忠通的子孙在源氏与平氏之间更迭执掌朝政，直到一姓分为五派，轮流担任摄政关白，然而他们的势力已经衰微，不足道了。在他们兴盛时，皇后、太子如果不是藤原氏出身，就是藤原氏出身。如果不是摄政关白的女儿，一律不得轻易立为后妃，即使勉强树立，但宣布立后的诏书，任命东宫官员，满朝大臣竟没有一人敢执行此事。阳成天皇被废黜而退位，华山天皇被诱骗而出家为僧，满朝惊恐叹息，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而那些由旁支入继大统的，往往涕泣感恩，说如果不是大臣的力量就不能即位。事情无论大小，先禀报关白。偶尔因为一句话不合，就以退位要挟君主，必定要有优厚的诏书安慰劝谕，强行起用他视事才罢休。历代的君主，专门沉溺于后宫宴乐的私情，内部有所制约，外部有所忌惮，而各位藤原妃嫔拿着镜子和梳子，于是夺取大政而转移给外戚。”

虽然有一两位刚毅英明的君主，希望收回大权而独自决断，然而积重难返的形势不可挽回，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由来已久了。极尽藤原氏的横行，贿赂朝廷，占有天下的田园，而各国吏治废弛，盗贼蜂起，各地武人横行肆虐。当时，源氏和平氏多次镇守东边，每次用武人来建功立业，沿袭久了，就像君臣一样，各国武士有一半隶属于他们。宝龟年间，商议裁减冗兵，百姓能拉弓骑马的，专门练习武艺以应征调。到了贞观、延喜之后，各种制度废弛，上下隔绝，奥羽、关东的豪民，往往坐制乡里，藏甲蓄马，自称武士。而自从藤原氏执政以来，官职多由世袭，将帅的职务，常常委托给源氏和平氏两家。于是各地武士分别隶属于源氏和平氏，源氏和平氏使用他们如同自己的臣隶，而各位藤原氏还没有醒悟。反而以门阀高低相争，以成例为政，鄙视武士，不列入行列，即使立下战功，也吝啬而不赏赐。然而一旦有事，仍然委托给源氏和平氏两家，两家各自派遣隶属的武士前往，如同从口袋里取物，无不立刻办妥。各位藤原氏贪图这种便利，又且延揽他们为爪牙，倾轧排挤异己，甚至父子兄弟在朱器台盘上争执朝权，也让他们调兵相助。忠实的长子忠通，次子赖长。忠通正担任摄政，忠实想让忠通让位给赖长，向法皇请求不被允许，忠实怒道：“摄政是朝廷授予的，氏长者是我给的。”于是命令左卫门尉源为义派兵进入忠通府邸，夺取传家重器朱器台盘授予赖长。等到保元之乱，上皇倚仗源氏，朝廷倚仗平氏，互相争斗，平氏败落而源氏兴起，大权又转移给将门了。唉！上至圣武天皇，下至源氏平氏，藤氏执掌朝权的，共有二十多人，历经四百多年，虽然没有像新莽、曹操那样的人，敢于僭越窃取皇位，但骄纵奢逸，招致祸乱，最终将他们千年不拔的根基，授予了向来奴役的武人，而藤原氏也与王室一起衰败，共同颓废仅存空名，不也很悲哀吗！

第二是将门专权，将郡县制变为封建制。上古各国郡置造长奉方职的，有一百四十四个，还算是封建。孝德天皇时废除国造，设置国司，担任国守的有六十六个，还是将封建变为郡县。于是郡县分为七道，由守介治理，而在朝的官员有田有食，封户多的不过三千户，有功田，有大功的才允许。世袭自相门，执掌权力封户日益增多，各国庄园占其十八，守介所治理的只有一二而已。所以国司常不赴任，举荐地方豪族武人来代替自己。源赖朝兴起，国司设置守护，

译在田地地头设置管理，督促赋税征收，防备寇贼侵扰。武人任职于六十个州，将权力总揽于帅府，封建的态势由此开始。北条氏沿袭其旧制，守护的职务仍可进行考核并更换，如同古代的国家官吏一样，往往因袭并传给子孙，逐渐形成了封建的态势。

译建武中兴时期，因为新田、足利等家族有灭亡北条氏的功劳，朝廷想要用土地来收买人心，于是让同一姓氏的家族接连跨越数个州，名义上虽然是守护，实际上却是封建。足利氏叛乱后，便夺取了各氏的领地，赏赐给自己的子弟和功臣，让他们世代继承。士兵战马由此产生，草料粮食由此供应，战争争斗由此发生，封建的局势便形成了。足利氏初期，致力于大规模封赏将士，等到他们的志向已经实现，而强大的藩镇尾大不掉，势力无法控制。等到他们衰败时，内部臣子构陷作乱，外部国家结党援助，像狼虎一样吞食，反而导致自己灭亡。织田氏从陪臣起家，当时的部将多属英雄豪杰，攻占所得的土地，随即分赏给部下。他的志向是想彻底铲除旧有的国家，取而代之。丰臣氏随后兴起，看到织田氏的志向很难实现，而且功业未能完成，于是又改变了一种方法。兵威所加之处，只求对方投降，只要能够归附，就归还原来的封地。即使是盘踞在八九州岛的人，也因而安抚他们，不稍加杀戮削减。因此当时的英雄豪杰都俯首听命。然而他死后不久，天下便分崩离析。日本的封建之事，足利氏没有享受到利益，却先承受了弊端；织田氏想要去除积世的弊端，却没有来得及谋取利益；丰臣氏贪图一时的利益，却未能消除弊端。到了德川氏，封建的局面才一成不变。德川氏兴盛时，诸侯共有二百六十多个封国，既然分封了土地，得到了众多势力的支持，又广泛安置子弟，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又占据险要之地，掌握扼住咽喉、依附后背的态势，命令诸侯在江户建造宅邸，把妻儿作为人质留在江户，每年则在东方集会。让诸侯留恋家庭，疲于奔波，有所牵制而不敢妄为。因此父老子弟没有见到战争，世臣老将习惯于歌舞弦酒的欢乐，洋溢在街巷之中，欢愉安适二百多年，可以说是兴盛了。源氏种下了种子，织田氏耕耘，丰臣氏除草，到了德川氏才收获了利益。柳宗元说：“封建的局势，是天意，不是人为。难道是这样吗？还是说不是德川氏的智慧勇敢不能收获这个利益呢？”然而像岛津的萨摩，毛利的长门，锅岛的肥前，始于足利、织田、丰臣之间，继承于德川之世。家族庞大恩宠众多，兵强地广，将来灭亡关东而颠覆幕府，又基于此，这是人事所无法预料到的。在于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自从将军主政六七百年，王室的危险甚于赘旒。北条、足利两代最为悖逆，但最终没有亲自僭越篡位而侵犯大统的。既然已经占据了实际权力，不必争夺名义。而且保留它，那么我可以挟持它来驱使别人；废除它，那么别人将挟持它来图谋我。这可能是奸雄、窃贼操术的高明之处，而王室得以延续正统，依靠这个不坠落，得以成就今日中兴的事业。当将军主政时，尊称它为幕府、霸朝，甚至称国主、大君、国王。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朝，受封为日本王。义满后又赠太上皇称号。德川家宣与朝鲜国书，自称为日本国王。而从将军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吏、皂吏臣、舆台，各自分得采邑以供养家族。天下吃租税的人，是将军的臣民，将军的民久了，不再知道有王室了。德川氏兴起，放下武器讲习技艺，文治蒸蒸日上。亲藩源光国开始编纂《大日本史》，设立将军传、家臣传，以隐含排斥武门尊崇王室的意思。又认为伯夷，不是周武王而忠于殷室的人，因此亲自实行让国，感慨地仰慕他的为人，为他在家中立祠。光国又曾经表彰楠正成的墓，说：“呜呼忠臣楠子之墓。”后来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有的假装疯狂哭泣，有的微言讽刺，都以尊王的意思鼓动人心。昌贞号柳庄，甲斐人，曾经著《柳子十三篇》以模仿孙子，首篇曰“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以神圣大统的所属，亿兆瞻仰的归宿，屈从于一个武人，名之不正，还有谁更甚呢？后来与竹内武部聚徒讲武，有人告发他考究江户、甲斐两城要害，举动异常，最终因此获罪被杀。正之字仲绳，上野人，慷慨多有奇节，有哭泣的癖好。谈到王室衰微就哭泣，听到边防有警报就哭泣，探访南朝蒙尘诸将殉难的遗迹就哭泣，谈论孝子节妇忠臣义仆的事迹就哭泣。每次进入京师，必先到达二条桥，遥望宫阙叩头说：“草莽臣正之昧死再拜。”后来西游，在久留米旅寓自刎。君平名秀实，下野人，曾经作《今书》论述赋役的弊端，作《山陵志》以隐含尊王，作《不恤纬》以隐含攘夷。路过东寺，看到足利尊氏像，大声数落他的罪过，鞭打几百下才离开。上书幕府有关部门，认为不是布衣所宜言议，处以重法，有人解救他才免于刑罚。君平从此号默默斋，不再谈论政事。不久源松苗作《国史略》，赖襄作《外国政记》。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义分界更加张扬，而这几位君子，肖子贤孙，门生属吏，张扬他们的学说，继续兴起。当幕府兴盛时，而尊王之义，逐渐渗透于人心，已经很久了。外国船只纷扰，幕府议和，各国

译处士趁间隙发动起义，幕府正厉行威势，大肆搜捕、严密拘禁，而人心更加愤慨，士气更加高涨。遭受斧钺之刑、陷入密网之困的人不可胜数。前面的人被成批杀害，后面的人成对兴起，慷慨激昂地想要向天下伸张攘除夷狄、尊崇王室的学说，以至于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是多么壮烈啊！

译等到幕府局势越治理越混乱，威力日益削弱。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藩趁机兴起，承接其衰败之势，而各国隐居的士人又暗中勾结公卿，秘密联络大藩，以颠覆幕府。等到东征的旗帜指向东方，幕府大臣乞求投降，那些中兴功臣受赏赐，从低微的士人晋升为高官的，在名册上比比皆是，这也可以说是巧妙了。所以论及幕府的灭亡，实际上是亡于隐居的士人。德川氏以安定的政治治理天下，列侯门第的家族，生长在深宫之中，大多筋骨松弛、肌肉柔弱如同妇女。即使是那些身为藩士的人，也都顾惜自身家业，看重俸禄，战战兢兢地只害怕失去职位。唯独那些漂泊无依的隐居士人，涉猎书史，有志气，而回顾自身家业，漂泊寄居、孤立无援，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于是奋然决一死战，与幕府为敌。追求节烈的人在此，追求富贵的人也在次，而幕府就这样灭亡了。此前的攘夷主张，不在于攘夷，而在于颠覆幕府；此后的尊王主张，不在于尊王，而在于推翻幕府。唉！德川氏凭借诗书的恩泽，消解了兵戈之气，而其末流的祸患，却因春秋尊王攘夷的说法而灭亡，这难道不像逢蒙学习射箭，反而拉弓射杀后羿吗？然而北条、足利、织田、丰氏等家族，都是国家灭亡而家族灭绝，唯独德川氏在奉还政权之后，仍然分田授禄，赏赐延及后世，而东照宫、日光庙，朝廷仍然每年按时派遣使者祭祀其祖先，这又是那些士人报答德川氏的方式。至于高山、蒲生等人，明治初年下诏褒奖赠予，赏赐其首功，烈士的英灵，在九泉之下含笑，也可以稍作慰藉了。至于那些庶人参与政事，倡导国主实行共和尊王之说，从下层倡导，国会之端，由上层开启，形势实际上是相互因循而至，相互逼迫而成。为什么呢？想要灭亡幕府，务必顺应人心；既然灭亡了幕府，又担心各藩有作为德川氏后继者的人，又务必结拢民心。所以《国皇五誓》第一条说“万机决于公论”。评论者说：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恰好授予民众议政的权力，而不可剥夺。数年以来，叩击宫门请求，催促开设国会的，纷纷兴起，又有甚于前日尊王之说。我曾探求其原因。自从封建制度以后，尊卑的区别，上下悬殊，那些列于平民的人，不得与藩士通婚嫁，不得骑马，不得穿丝绸，不得佩带刀剑，而苛捐杂税沉重，公家占七成，民间占三成，富商豪农另有借派，间或犯罪，并没有颁布一定的法律，量刑轻重不一，全凭刑吏的意思，小民任其鱼肉，含冤受苦无可控诉，或者越级向上请愿，奏疏未上，刀锯随即加身，瞻仰君门如天如神，极高极远，大概是积威施加于下，压制到了极点。这种压抑到了极点必然伸张的，是形势使然。维新以来，全部采用西法，更定租税，用西法来汲取民脂民膏；下令征兵，用西法来收取血税；编制刑律，用西法来禁止民众的非为；设立学校，用西法来开启民智。唯独对于泰西最重视的国会，则迟迟未行，说“国体不同”，说“民智未开”。议论并非不对，而民众已经有所不愿了。今日令甲，明日令乙，如果有不利于民的，就借口说“西法西法”，小民也取其最便于己者，催促开设国会也说“西法西法”。这种牵连而并及的，也是形势使然。鉴于外商剥削严重，士民穷困，显官失职的怨望，新闻演说的动摇，因此万口同声叩宫门上请，而不能稍缓。持守旧之说的人说：“以国家二千余载一姓相承的统绪，如果创立共和，不知将把君主置于何地。”这是一种说法。持调停之说的人说：“天生民众而立君主，使其管理牧养，并非为了一个人。如果专为一个人，有兴起必有废弃，有得到必有失去。正唯将权力分给举国的臣民，君主垂拱仰成，才可以成为万世不坠的基业。”这又是一种说法。十年来，朝野上下这两种说法的人纷纭各执，即使主张开设国会，是迟是速，彼此互争，是英式还是德式，又彼此互争，喧哗嚣竞，争吵不止。而朝廷的下诏，已经以逐渐建立宪政体，允许民论，其最终结果不敢知道了。

论日人经营台湾

日人阙名附

日本人将经营台湾作为战后第一要事，政府新设拓殖务省，隶属南部局，以掌管岛政。又开设台湾总督府，设置总督，赋予管辖全岛的权力。府中设民政、军务二局，分别掌管文武两政。设置台北、台南、台中三县及澎湖岛厅，以担任地方牧民之职。然而一年以来，产业未兴，交通不便，官吏也不得其人，土匪屡次兴起，有时肆意掠夺，困苦良民。以现时情形推测，不全力以赴整顿不能成功。

台湾之地，华民与土番杂处，华民狡诈，土番愚钝，统治之难，中外皆知。中国向来因为难以治理的缘故，将其置于教化之外，未经教养，一旦进入日本版图，而期望在旦夕之间取得治绩，我知道这很难。然而布政已经一年了，还见土匪蜂起，难道可以说得到了统治之道吗？就像香港是东方繁盛的都会，然而

译回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割让之初，那里荒凉寂寞，不过是海盗的巢穴。英国人得到此地后，扫荡了流窜的海盗，使得这块贫瘠赤红的孤岛，达到了如今的繁盛。如今台湾的情况，与五十年前的香港，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了。台湾人口超过三百万，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商业和工业也已显现出兴盛之势。当地居民虽然愚昧，但也不像香港的土著海盗那样凶悍，那么开垦拓殖的事业，似乎应当比在香港更容易谋划。

占领台湾一年多，各项事务都未见就绪，身居其位的人，怎能不对英国人感到羞愧呢？所以各大报纸大声疾呼，指责政府无力、总督无策。然而，空口指责并无益处。如今谈论台湾，不必讨论是否应当经营的道理，而在于讨论如何经营的方法。我虽见识浅陋，也敢坦诚地陈述一二。

译经营台湾的策略，固然不止一种，但没有什么比开通交通的便利更紧迫的了，要使台湾与日本内地频繁往来。如今我们内地人在本岛的，除了文武官员外，究竟有几个人呢？这寥寥无几的商人，怎么能垄断全岛的利益？他们带来的货物，一旦转卖完毕，因为没有再次输入的途径，物价于是飞涨。销售货物的人，担忧谋生的困难，感叹行路的艰难；而当地居民也失去了物资的来源，将相继陷入穷困，无法再着手从事事业。今天的实际情况已经如此，以后的情形可以推想而知。现在日常用品，都依赖外国供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开拓土地、殖民的事业，本来要依靠我们日本人渡海移居才能完成。谋生的困难，行路的艰难，像这样谁还愿意冒着暑热和瘟疫而喜好进入这块土地呢？因此，开通交通的便利，不可以不急于办理。

现在航行到本岛的，只有大阪轮船公司的船，数量仅有三只，每月往返三次。有的从神户出发，经由马关、长崎、鹿儿岛、冲繩、八重山，到达基隆；有的经由鹿儿岛、大岛、冲繩，到达基隆。此外虽然有陆军海军省管辖的六只船舶往来，但不允许搭载平民和私货。平民想要渡海以及运送货物，不得不依靠这三只船，其交通的不便可以想象。现在适宜增加往返本岛的船舶为六七只，每月以十次开航往返，这样就能使彼此之间的交通没有不便了。况且本岛处在波涛汹涌的水域之中，风浪时常发生，尤其适宜选择大船，从二千吨到二千五百吨。这样就能使前往台湾的人航行没有艰难，居住在台湾的人衣食不缺，各种货物自然运输往来。如果像邻居一样往来居住的人日益增多，那么事业也就随之兴起了。

既然开通了海道的便利，那么本岛沿岸的航行也应当急于办理。基隆、淡水到打狗沿岸，共二百四十多海里，作为首要；澎湖一带次之；再直到澳门、香港，那么不仅沿岸一带蒙受其利，也足以惠及岛屿和澳口。况且能使茶、砂糖、樟脑等经由澳门、以及安平、打狗输送到日本内地及欧美各洲的，都经由日本轮船公司管辖的欧洲航路及美国航路。那些从澳门、香港地方输送到台湾的货物，也归日本人管理，这是巨大的利益。行驶这些沿岸航线的船，不必用二千吨以上的，在一千吨左右就可以了。

船政既然已经大力兴办，那么就不能没有停船避风的港湾，所以建造船坞是急务。这不是朝夕就能办成的，所以不得不急忙动工从事。经费虽然巨大，但为了开发全岛利益源泉着想，难道应该吝惜财政支出吗？至于修筑哪个港口，或者先修哪个港口，以及工程费用需要多少资金，如何筹办？那就等待当权者的筹划与工程师的商讨了。

上述说法是从海道方面考虑的，而陆路更加重要。那么贯通本岛南北，设立一条铁路是第一要义。铁路的紧迫，人人皆知。只是官办、民办，时常见到异议。本岛的铁路适宜于官办，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但在国家多事的时候，恐怕经费不足，不必固执官办的见解，只要设法制定条例，归之于商办，又划分几个区域，明确约定多少年竣工，哪个区域的工程，多少年以及哪个区域的工程最为重要罢了。

虽然开辟了铁路，但其他道路没有开通，那么铁路也不能获得很多利益。现在适宜以铁路为根本，作为主干，而无数道路横向连接左右，一概加以修筑，务必使其平坦，使行旅及货物容易直接到达停车的地方。这样，铁路既与马路联络，而陆上汽车又直接连接海上轮船，于是四方交通非常便利，而秘密输入鸦片到本岛的事，自然也就断绝了途径。

既然海陆交通便利了行旅的来往，方便了货物的运输。至于通报快捷，全靠电报，那么本岛与日本之间，沉设海底电线是重要的。现在虽然日夜思考整顿一切，但南岛风涛无常，土匪也时常窃发，而仅仅依靠一线电报来了解情况，颇为令人担忧。况且商业逐渐兴盛，行情等事也需要快捷，那么再设置海线来弥补不足，不容迟缓了。

至于整理地方，更是行政的实务。现在所设的总督府，威权过大，府中官僚直到各县巡捕，一概由总督任免升降，而知县完全没有权力，只是听从总督的命令而已，这不是委任重任、亲近百姓的道理。经营新得到的土地，适宜不专尚法制，使官吏各尽其才，宽大与严厉兼顾，以收揽民心，实在是行政的第一要义。所以知县不可以不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来担任地方行政的责任，那么就应当给予权力，使他尽其才能。现在政府不吝惜这极大的权力给予总督，使生杀予夺一概掌握在他手中，是不想用内地的法度束缚新政。总督对于知县，也应当如此，使一县的政务，知县能够总揽完成，而总督不滥加牵制。县内的僚属，知县自行招募并任免，总督只掌握纲纪，严格考核监督，以责求他们的治理业绩，这就足够了。如果这样，那么知县的职责重大责任沉重，怀才之士甘愿就任这个职位，才能不足的人不能

译吹竽充数罢了。

破除中央集权的弊端，实行地方分权的实际措施，知县又选得合适的人选，大概能够做出治理的政绩吧？虽然如此，管辖范围过大，而属吏管理宽松，守备兵力不足，巡捕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做出治理的政绩，那么形势上是做不到的。试看台湾这块地方，其面积几乎等同于日本九州岛，人口号称三百万，而今天只设置了三个县。这里有土著居民的顽固冥顽，有汉族民众的狡猾奸诈，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又气候炎热，种种困难重重。想要破除这些困难，从而推行地方的善政，难道容易吗？所以私下议论，认为应当增设几个县，分别管辖各地，又增加守备兵力和巡捕的人员数量，使得臂膀与手指相互连接，知县的耳目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有违背法纪的就直接可以纠正。况且今天配置宪兵和巡捕，也没有得当。据我们所闻，用宪兵警戒城市街道，而巡捕大多派驻在村落，这难道不是把事情颠倒了吗？守备兵骑马带枪，威武雄壮，不是巡捕可以相比的，应当派往偏远村落以应对突发事件。现在反而反其道而行之，难道不是白白生出事端吗？

译台湾地处南海偏远之地，气候炎热，多生瘴气疫病。内地人想要渡海经商的人，都畏惧瘟疫，打消了壮志，所以必须首先以讲求养生护身的方法为主。统计日本国民，一百人中生病的只有三人，而台湾岛上百人中有病的常有四人。由此看来，一旦调养得当，本岛就会变成没有瘴疠的地方了。现在治理台湾的人，都像隔靴搔痒一样不得要领，这是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所以把让岛民学习本国语言作为紧急任务，设立国语学校，派人去教导他们。岛民之所以屡次违背我们的教令，都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意图。他们之所以不知道我们的意图，也是因为语言不通。正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们违抗我们，我们又不能劝说晓谕，只有强制他们罢了。于是他们认为我们残暴、无道，虽然行为上屈服但心里不服。其间有奸诈狡猾的人，或者虐待他们，他们不知道申诉的方法，只能隐忍流泪，自认为不幸罢了。像这样双方情感不能相通，于是相继背离我们。想要使统治得当，让人畏惧信服，必须以教授国语为入手之处。况且两地通商，也必须借助语言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只是他们还不明白文明是什么，那么应当广泛启发他们的才智，诱导激励他们的道德操守，这又是不可迟缓的。

财政也需要改善振作。按照今年的预算，度支在本岛的地租、制茶税、制糖税、樟脑税制盐税、海关税等及其他收入，有六百六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六圆的年收入；而年支出则有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圆。以收入抵支出，实际不足三百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圆。如果加上军事费用，那么本岛的支出更不少了。如果理财的政策没有改革，那么得到这个岛屿不能开辟财源，反而会使国家受损。虽然如此，本岛本来不是新开辟的地方，不像英国人经营香港那样是在无人之地。如果税法得当，决没有使国家受损的道理。现在虽然新税法尚未确定，也应当沿用旧税法并慢慢考虑改革。现在却随意废止，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为现在打算，只要看旧税可以恢复的就恢复，新税可以征收的就征收，只应当斟酌完善，不可草率行事以招致人民的疑惑。

发展产业振兴实业的关键，在于先治理财政，开辟财源。台湾不是新开辟的地方，所产物品日益丰盛。以出口货物来说，茶、砂糖和樟脑最为兴盛。统计明治十五年出口茶叶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担，到十八年增加到十五万五百七担。十五年出口赤色砂糖五十万八百七十六担，二十八年增加到六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四担。十九年出口白色砂糖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九担，二十八年增加到六万三千六百九十担。十九年出口樟脑一千三百三十四担，二十八年增加到三万九千五百四十三担。茶大多由门司运往美国，砂糖大多由香港、安平、打狗运往日本内地，樟大多由门司运往欧洲。以上各种物品的比较，樟脑一项在十年间增加了三十倍，推测以后也会不少。茶和砂糖如果栽培制造都加上新方法，其增加量应当更多。其他如米、如金、如麻、如煤炭、如磺黄，开采它们来充实国家的用途，这是政府应当致力做的事。我们内地人民也应当共同筹集资本，共同出力，来助长其发展。如果一个人的力量不能承担，就联合设立一个大公司，或者开设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机构，设立保险公司以防备意外。至于奖励他们渡海，保护他们的事业，则是台湾总督的责任，拓殖务大臣的责任，政府的責任。

英国报纸论政府不宜援助突厥

英国人匿名附

现在，欧洲强国联盟合纵，并非阻挠突厥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情。当希腊起兵以拯救克里特岛人不可避免时，其又陷入亚美尼亚人的覆辙，而那些联盟的国家有名无实地进行调停。克里特岛的土地已全部落入民党手中，其余仅为突厥军队所守的炮台而已。突厥朝廷发兵以相应，各约国军舰包围克里特岛，并没有行动来阻止突厥士兵登陆。这时希腊朝廷发兵阻止，又发兵援助克里特岛民。各约国立即发布檄文禁止，使他们不得前进，却又驻军在突厥士兵所守之地，以至于突厥士兵向希腊士兵攻击。这就是各约国所自称的维护和平、平定叛乱的方法，实际上是干预克里特岛的事务，偏袒突厥罢了。到了上个礼拜日，英国朝廷发炮伤害克里特岛民，以威逼他们停战，正中各约国包藏祸心的计谋。这事实上有损于我们英国仁义的名声，也像往日加里波第的军队想要登陆士麦那，英国不保护反而攻击他们，现在又重蹈前辙。突厥人残杀亚美尼亚人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了，各国未曾兴兵过问，一旦克里特岛有事，希腊人援助他们以摆脱突厥的虐政，英国就发炮来制止他们，政府属员无不感到羞愧。如果将来有选举之事，议院将挂冠而去，以发泄不平，而将国权让给沙侯相了。凡在议院附和各列国共同压制希腊的人，都失去了对天的道义。

译这是下策。我不敢说我们议员应当与整个欧洲的力量抗衡，以阻止他们想做的事，但也不必附和这种不仁义的行为。我所赞同的，是加拉丁先生的策略。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假如各国仍然纵容土耳其施行不仁义的暴政，那么我国应当将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召回英国，置身事外就可以了。因为各国在克里米亚的海陆之间，纵容土耳其猖獗的势力，幸好希腊的军队云集在克里米亚，能够抵抗各国并阻止土耳其军队登陆，希腊军队如此英勇，值得嘉奖。而且克里米亚人民的背叛，并不是要求土耳其革新朝政，实在是为了摆脱土耳其的苛政，除了土耳其军队所守卫的炮台之外，克里米亚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如果他们愿意成为独立的国家，或者愿意作为希腊的一部分，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这并不违背情理。巴洛克先生曾经坚决地对议会说：“如果我国的计谋不当，恐怕会引发欧洲的战争。”又因为他鉴于此，即本国所为何事？如果巴洛克先生也不敢在下议院多说什么。唉！欧洲的战争如果不发生也就罢了，如果发生了，一定是我国人导致的。其他国家何必为了土耳其人的骨头而争吵不休呢？俄国和法国已经联合了，奥地利又不敢与俄法以及德国对抗。德国又始终站在俄国一边。像这样，那四个国家没有互相争斗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我国之外，谁会挑起战争呢？

译大概我国首相沙士勃雷侯的志向在于控制土耳其，以抵御俄国人。如果发生战争，正好可以报答我国首相。曾经有人说过：凡事的是非，应当观察其结局，然后才能褒贬。仔细玩味他的意思，明显是说沙侯在失去羊之后，议会才开始面面相觑而失色，说：“恨不能在丢失之前先修补牢笼，恐怕后悔已经晚了。”假如我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首相手中，这话还可以说；但政权是与国民共有的，这话就不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做事的是众人，而承担罪责的却是一人，谁愿意代替他承担责任呢？如果各国不干预其中，而说土耳其能制服希腊，这确实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只有希腊有水师，土耳其没有，那么希腊可以任意夺取土耳其的岛屿属地，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人说土耳其的陆军可以前进到斜沙利从而陷希腊人民于危境，不知道这正不是土耳其军队所能做到的。假如土耳其国王发兵到斜沙利，而海权还在希腊人手中，土耳其军队从哪里得到粮食呢？况且土耳其军队一进军，保加利亚人也会上前切断他们的粮道。所以知道土耳其军队无能为力。如果我国仍然留在君士坦丁堡，与其他各国共同谋划，必须让各国知道我国不采取纸面上的维新政治，也不固执于土耳其的旧政。假如欧洲的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全部归于俄国，我国何必干预呢？利湾一带的海岛全部归于希腊，有什么不可以？法国人在埃及占据叙利亚，以对抗英国的势力，这也与我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国所应当做的，是让人知道我国没有贪求，只愿意帮助人消除土耳其的国家，或者消除其苛政，不让那地方继续遭受毒害。只是现在我国当权的那些人固执己见，又知道百姓不悦，所以用诡计欺骗他们。他们把这当作治国的良法，难道不可悲吗？不仅在土耳其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各国合办的事，无非是招致祸患的原因。自从拿破仑衰败以后，这类条约国把百姓当作犬马，在贵贱之间划分界限，使有势力的人永远强大，无势力的人永远弱小，不问他们的道德如何。同盟各国曾把意大利人置于合士卜士和波本士的统治之下，西班牙的独夫花地难在位，百姓不堪其虐待而想驱逐他，于是各约国教法国帮助他，从而在天下掠取了公正的美名。欧洲之所以还能得到自由，幸好依靠某国没有附和。凡是英国不附和的时候，英国所做的就合理；凡是英国附和的时候，所做的就不合理。所谓不合理，是因为我国贪婪实在严重，而想窃取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不是我所忍心说的，只是可惜不幸说中了。英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完全忘记了公义之道了。至于事情没有妨碍，却白白耗费兵力，以致造成欧洲的混乱，而说这是道德仁义，我岂敢赞同一个字呢？只是袖手旁观，任凭百姓自己想办法脱离灾难，而不稍微给予帮助，幸灾乐祸，这可能是某位首相的谋略，实在不是英国全国的一贯志向。现在政府所定的外交事务，无论如何，不喜欢百姓过问。假如有人胆敢轻易议论，或者过问，执政者必定视其为恶首，说他们生事，并且责备他们安分守己、俯首听命，任其所为。试问以前在企廉靡亚之战，布赖地君和他的同僚曾经这样吗？又以前在保加利亚，英国袒护土耳其而挽回太平的局面，加辣士端君和他的协办诸君曾经这样吗？又想起拿破仑之战，霍士君曾经私下积累国债以平息德俄屡次攻打法国的事，曾经这样吗？前几天，奥地利有大报馆刊登报纸说：“英国沙侯相为了某事而出此下策，无非是听从百姓的话而误事。”按照这家报馆的意思，是说沙侯听从众人的话是获罪。那奥地利，原本不了解自主国家的政体，难怪他们的见解如此。但根据英国人的看法，凡是执政者偏执己见，不顺应民心，就算奸党论。然而在东方事务上，沙侯相也曾收敛他的狂妄，因为民心不服，有所挟制。议会之内，还有很多辅助沙侯的人；而院外则有驱逐他离位的迹象。凡是有人诋毁政府以伸张忠愤，就一定有人斥责他不对，竟视其为不忠。这是想要隐瞒君主和宰相的过错，而愚弄百姓使他们像犬马一样，真是乱臣贼子啊。

论英国海外政策

俄人阙名附

自古以来怀抱雄图，想要统一天下的人不乏其人。有的豪杰想要成就其志向，像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儿、拿破仑之类就是这样。有的国家人民想要统一他国而没有成功，以前的罗马国民就是这样。既然平定了远方的国家，版图越大，统治越难，势必要分封亲族旧故到新得到的地方去治理那里的人民。然而距离本国既远，鞭长莫及，那些被分封的人也竟然摆脱束缚而自立，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西班牙人等等，曾经学习罗马人的旧智谋而没有成功的，是因为邦域隔绝不便交通。况且像这样的国民知识远在罗马人之下，好几等，而且他们的文明程度有时还不及他们所征服的国民，那么统一天下的志向不能实现，

译本来就该这样啊。

译英国人想要统一整个世界，他们的政策却与此不同。他们的意图是推广本国的语言，施行本国的政治法律，发展贸易和制造业，从而掌握全部权力。对于所获得的属地人民，则给予他们自由的权利，以此获取利益。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想要将全世界的利益，全部囊括于一己之手。这就是英国人的志向。英国人极度蔑视其他国家的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认为必须等待自己统治他们，才能使其开化。因此，将消灭其他国家的人视为不违背道德，也不受宗教谴责。全球海洋占三分之二，他们认为想要称霸全球，必须先控制海上。如今海上的权威，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了。所以英国人树立统一世界的志向，比起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时代，要容易得多。虽然他们的领土分散在四方，不能像罗马各国那样集中一支大军；但他们怀抱统一世界的志向，作为国民的先觉者非常多，这不是罗马以下的各国所能比拟的。

英国在地球上，扼守要害之地，严密设置防备，巧妙沟通脉络，就像撒开蜘蛛网包裹全球一样。然而他们细心锐利的思虑，实在令人畏惧。现在以全球陆地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乃至一亿三千方英里，其中可居住的地方为九千万方英里，而在这一千万方英里内，属于英国臣民的，实际有三亿八千万人。又举全球铁路、轮船的利益，分为四份，英国人实际占有三份。其在欧洲的情况，不必多说；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经营这些事业的公司，实际有二十九家，而英国人建立的有二十二家，美国人建立的有三家。然而英国人还不满足，现在想要架设电报线通过太平洋海底，经由加拿大到达澳大利亚，又通过海底直达印度木尔刘等地方。

英国人蓄积统一世界的奢愿，在距今一百五十年以前，所策划的必定成功，所想要的必定得到，征服印度，侵略北美，掌握海上的权力，肆意监禁外国船舶。一千六百五十一年所发布的航海条例，欺压我们俄国实在厉害，所以俄国皇帝在一千一百七十年发布一份宣言书。危机一触即发，虽然幸好没有兵戎相见，英国将俄国视为隐然的劲敌，从此开始。等到北美各洲独立，又法国战事兴起，英国人暂时收敛压抑，逐渐领悟仅靠兵力不能得逞，才开始思考夹杂权术。维也纳会议，各国使臣只看到欧洲眼前的利害，而没有顾及将来更严重的利害，在欧洲以外，只有英国早早相机夺取要害之地，而其利益收归今日。当一千八百八十年间，俄国版图有二十万方英里，然而多是荒凉无人之地；法国略占印度支那的小部分以及突尼斯、古米、马达加斯加；德国得到非洲四块属地及三四个小岛；而英国所占有的，实际是这三个国家所得土地的两倍。试着列举如下：木尔弩岛的北部，纽桂尼岛，斐日诸岛，有四百万人口的缅甸，马来隅岛的一半，暹罗，克什米尔，喀米尔的南部，喀斐理士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英国人所占有的。其它还有柏林岛旁边及阿拉伯沿岸一带的地方，英国人染指的极为不少。

英国人在非洲，形势险要的地方，无不占有，屡次以此触犯法国和德国，却毫不在意。如他们想要强夺达郎士伯郎的事情，尚在人耳目。英国人又看到美洲的土地，因为尼加拉瓜运河开通的日期在即，想要在其旁边得到一个要冲之地，情势如火般迫切。前年关注尼加拉瓜东岸，借名为布教，简派宣教师了。在晃达拉士无故以兵力开拓疆境了。在威尼结儿，借口边界不明，派探险队以将占有金矿及阿米那河口了。然而都被美国依据门罗主义来抵抗，所以不能成功。然而还有想要夺取伯拉士尔国的土尔耳岛的意思，也无故施加兵力了。

英国人近十六年间所占踞的地方，固然已经不少，而其民则心怀忿怨，时常想着乘隙而动，只是迫于威势，不敢立即发作罢了。英国的外务大臣及其处理外事官员，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特别不同，而收效却加倍的原因，也有缘由。试着详细陈述如下。

一是因为想要扩张本国版图的人很多。其他国家将外交、殖民两件事，完全交给外务省及殖民省。英国则从殖民地的各官员及各公司，以及海军将校、各舰船长，下到平民，无不同心协力，不等待别人的指使，每天以开拓属地、扩大商埠为己任。虽然外务大臣顾全邦交，或者申明他人的权利不可侵犯，与国的条约不可僭越，但距离既远，在外的人既然已经夺取了别人的土地，就不难编造虚言，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本来就是英国人的长技。更何况当权者的意思，也未尝不以巧取豪夺为事，只是其措施略有缓急的不同罢了。试举一事

译用事实来证明：从前沙尔士勃雷侯曾当众宣布说：“当今的治理景象已接近大同世界，天下各国应当停止战争、修习文教，解除武装，收藏兵器，向天下展示不再使用武力。”然而没过多久，一支英军已经越过眉公河，侵入印度和中国北部，占领了门性府。这片土地原本属于法国版图，也是英国曾经承认过的。此外，英国一支骑兵队伍，携带八百支枪和四门大炮，推举温都肯都尔门士为将领，进攻脱郎士佛尔地区。当时脱郎士佛尔的人民正沉浸在太平欢乐之中，沙尔士勃雷侯虽然下令召回驻在门性的英军，并将都尔门士移交法院审判，但侯爷也因此被众人排挤，地位不稳，最终举荐奢吾巴灵来取代自己。奢吾巴灵本来就好大喜功，与那些人的意气相投。英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喜欢主动承担外交事务，这是他们这类人的特性。如果有可以进取的机会，或者对未来有益的事情，就一定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不需要等待当权者的指挥。试以近事为例：当阿富汗斯坦拒绝英国派驻使节时，英政府仍想再次向喀布尔派驻使臣，但最终没有成功。1840年，英国驻阿富汗使节梭尔诸那苦那今及其士官和护卫兵被阿富汗人杀害；过了1879年，驻使梭尔雷斯喀尔雷又被杀害。由此英国逐渐怀疑阿富汗背叛英国，又怀疑其背叛英国而倾向俄国。恰好那时，阿富汗国王想要兴办机器制造局，向英国购买机械，英国机械师披吾者监督机器从英国运来，逐渐得到阿富汗国王的信任，出入宫廷，于是暗中为英政府传递消息。时间久了，更加亲近信任，被封为男爵，甚至处理英国公事，俨然如同政府派驻的使节。又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赫德，也非常受中国信任，却始终谋划不利于俄国。当中日交战时，公使多次更替，而赫德从未离开他的职位。在交战前，他曾远程管理朝鲜海关，如今朝鲜虽不属于中国，但他对此仍有所牵连，如果对中国、对朝鲜做不利于俄国的事，他必定竭力去做。甚至像近日虚传俄国包藏祸心，对中国有大的企图，想必也是他所为。又如李鸿章为祝贺俄国沙皇加冕而来，这是英国人所不喜欢的，他到俄国做什么事，又是英国人急切想知道的。等到听说李鸿章的侍医英国人耶尔荣尔同行的消息，于是英国报纸私下庆幸，说有了传递消息的人了。又如维尼日儿刚有违抗之言，当地的火车便突然停止，该铁路本属于英国公司，所以英政府商议，特意这样做以扼制当地人民的命脉。

译英国占据他人土地，盘踞战略要冲，其所借用的借口，一是说想要保护英国与印度的商务，二是说扩张英国版图，实际上是出于保全大局的用心，三是说为了同彼都尔门士一起保护英国的妇女，甚至有人说这是出于对他人的酬谢。乃至他人费尽心力才得到一块土地，英国起初并未干预此事，却一定要分取利益才肯罢休。假如英国从其他国家夺取了新土地，却从未见它分润给他人。又如基督教徒遭受土耳其虐待，英国从未在意，近日突然听说土耳其虐待亚尔密年人的情况，便忽然生出怜悯之心，借助意大利的援助，越过那那呢尔士海峡而占据君士但丁，这究竟是何居心呢？尤其可笑的是，法国在乌加唔大地区颇有权力，英国人嫉妒它，便强迫当地的黑奴受洗礼成为新教徒，而把不接受洗礼的视为敌对的旧教徒，于是将亲附法国的黑奴一概驱逐，其计谋之深远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英国之所以能横行四方，所向无敌，是依靠其铁路、轮船和电报众多。铁路和轮船暂且不论，至于其挑拨敌国，巧妙构陷，则完全依赖电线。其电报有的发自上海，有的发自伦敦，以及各地，无不夸大其词，使人听闻后惊恐，否则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用来中伤敌国，或加以侮辱掠夺，千篇一律，不胜枚举。其各日报所刊登的关于俄国的事约有二十条，其中十八条也大致如此。不仅俄国暗中受到损害，其他国家也被其误导，若不仔细考察，互相传播，不知不觉中已被英国所迷惑。就像俄国与中国缔约，想借助西伯利亚线路来沟通欧洲的消息，英国便大肆散布谣言，其用意特别在于保护它所独有的那尔子尔耶电线。俄国在中国及日本设立自己所独有的电线，固然是当今的急务，实际上是不想再重蹈我兵进入仓唔士的福和奴时的覆辙。

英国在五洲各地增长势力，有一个秘诀。在结盟的时候，所奉行的准则，就是离间计。凡是战事将起，不论是在欧洲，在印度，在埃及，也不论是在中部非洲，在木尔尼昔亚诸岛，英国必定竭尽全力，离间敌人的党羽，使其成为自己的同盟，即使花费巨额黄金也毫不后悔。等到交战之日，埃及的他昔亚人，亚剌比亚的将校，印度的王族，无非都是英国的爪牙。至于在贿赂难以施行的欧洲，则又巧妙地进行挑拨，借助电报来施展其诡计。近日俄国与法国关系亲密，英国深为忌惮，又预料俄国不容易动摇，于是向法国倾注全力，谗言诽谤俄国，又编造虚构的话来嘲笑法国说：“法国与俄国交结，是自甘列为第二等国。”又说：“旧教与希腊教有相互抵触之意。”英国驻巴黎的使臣以及在圣彼得堡采访的人，做得最为厉害，其倾陷法国的方法，已无所不用其极。

英国向来不喜欢与他国结盟，如果与他国结盟，则早已将可得的利益预先计算在内，而决不肯将自己的利益让与他人。当其结盟时，早就知道别国缺乏深远的谋略和卓越的见识，特意笼络他们，使其为我所用罢了。用近事来证明，如与意大利结盟，想借助意大利的援助，来巩固其在地中海的势力，以便独享其利。英国虽然在地中海占据了苏士奇、尔勃尔、埃及、米尔得以及衣土不尔得等地，仍不满足，还想得到打得尔斯，还想将土耳其人驱逐出恢尔得岛之外，还想阻止希腊人登陆，以占据全岛，还想得到在衣士不尔得对岸的衣尔弗之地、车不尔耶布得山的开辟之地，其雄心不知何时才能满足。考虑到法国警戒不懈，于是想树立意大利作为援助，以厚集其力量。意大利相信英国的甜言蜜语，先得到了亚比斯尼亚，于是为其效死力，所得不抵所费。如今既帮助英国在地中海跋扈，我知道地中海不久将变成英国的池沼，意大利必定后悔被其欺骗，然而已经晚了。

英国此时结盟的朋友，除了意大利之外，还有犹太人。如恪得斯、尔得、苏尔士门等的非尔等富豪，都愿意做英国的心腹。这些人在伦敦所发布的命令，足以驱使天下的犹太人，从而助成英国的志愿。其势力实在可以说是伟大而强大了。犹太的历史学家认为，从前人民离开犹太，确实经过了现在的俄国及瑞典之地，与士干亚尼比亚人混杂，而入英国籍，成为英国史册记载之前的民众。又英国首相尼斯尔尼，是犹太族人。他所著的《罗斯尔》一书中有话说：“如果英国的俊杰娶犹太人的女儿为妻，那么英国将来其强大恐怕将不可估量。”犹太的神学家说，世界将来必以大并小，分为两国，俄国在一方，英国在一方；而其后英国必定消灭俄国，这样就可以再兴犹太国。这是基于亚斯启尔的预言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以及默示录第二十章的。

英国与他国交战，完全不见有义侠的举动，这是令人惊骇奇异的一个特质。不论何等卑劣的手段

译对于残酷的手段，只要足以挫败敌人的势力，就全部使用，毫不保留。近二十年来，英国千方百计教唆德国在俄国制造事端，所以虚假地宣称德军强大，天下无敌。然而德俄两国的交往，本来日益亲密，于是又教唆日本，让它与俄国为敌。他们以为日本人不懂英国的深意，一定会相信他们的忠告，其浅陋低劣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英国新报纸的辱骂，说煞得郎斯不亚尔人民驱使黑奴马得彼尔亚人像狗猪一样，将其杀尽，其残酷程度岂是忍心说出口的吗？总之，英国占领的地方，一天比一天扩大，昨天得到一寸土地，今天增加一尺土地。美国、法国和俄国，既然已经看破英国包藏祸心，近来德国也在南部非洲实地验证了这一点。英国人确实知道其他国家不能合力对付自己，所以敢于这样做。虽然如此，物极必反，道理本来如此，将来一定会有人沿用英国人的旧计谋施加在英国身上，静静等待即可。

译以上都是俄国人的议论。他们阐发英国人的心思，几乎毫无遗漏。然而试问俄国人在几百年来，难道真的没有蚕食鲸吞的行为吗？难道真的没有获得一寸土地、增加一尺疆土吗？古语说：“了解别人是明智，了解自己是昏暗。”俄国人有这种情况。如果让写这篇议论的人和英国人互相辩驳，把两国的用心全都倾倒出来，这也是千古以来的一大痛快事。

论德国外交

日本人无名氏附

近代百年以来，欧洲各国的情况，在上半段可以看到他们兵马奔腾、军队林立，屡次因奔走救急而疲惫不堪。到了下半段，就不再见到这种武力张扬的壮观景象，只是各国包藏着雄心，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权谋术数施行于外交之上，这是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德国崛起于一时称雄，它的宰相叫俾斯麦，对外主持三国同盟的事务，对内培养自强的根本，于是它的国家日益兴盛。等到俾斯麦辞官离去，它的外交也随之改变了。请先论述俾斯麦的外交政策，然后再谈到后来的外交，可以吗？德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就是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俾斯麦确立外交政策，认为德国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凭借这场战争振兴国家的。德国外交政策，起初本来没有一定的方针，全靠俾斯麦施展奇策妙计来治理一时，请试举其中两三个例子。1859年有意大利战争，德国打算援助奥地利而攻击法国，但俾斯麦不听，反而利用它，注意援助法国，这是运用机变的第一点。1866年有六周战争爆发，法国颇有巩固根本、自强的意图，俾斯麦加以阻碍，使拿破仑三世不能进退自由以发泄他的愤恨，这是运用机变的第二点。在签订布拉格条约的时候，法国颇加干涉，说必须插入德国南部各州自主外交的条款，仍沿用往日的条文，法国以为德国必定不会听从，但俾斯麦欣然答应，出乎意料之外，于是法国露出得意的神色，不知道俾斯麦早已与南部各州订立了攻守同盟的条约，这是运用机变于外交的第三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虽然如此，但并没有一定的目标。俾斯麦急于谋求国家的统一，所以来不及确立外交政策一定的方法。等到有了德法战争，才开始有德国外交的目标，坚决地实行其外交政策了。什么叫它的外交政策？就是结交俄国而孤立法国。现在德国立国于欧洲中部，东面与俄国相邻，俄国的强大是四方所畏惧的，又与法国接壤，法国急于复仇的念头不可阻止，那么与欧洲各国结亲是最有利的计策。如果再能与俄国订立和亲的条约，那就比得到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的援助好一万倍了。于是德国与俄国交好，百年胶漆，两国相欢如鱼得水，而德国从中获利。当德国逼迫奥地利，打算夺取霍尔施泰因的时候，俄国差不多遵守局外中立的约定，又阻碍拿破仑三世所执行的干涉政策，以使德国得逞其志。又在德法相争的时候，也差不多遵守局外中立的约定，又使奥地利遵守中立约定，又使希腊拒绝法国所赠送的贿赂，这些都是俄国为德国谋划的。德法战争结束的次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约定，前往柏林访问德国皇帝，这是第一次会晤。虽然没有公开订立同盟条约，但三皇的外交政策遂已出于一途，并且定议说：俄国、奥地利两皇，除非事关其国家的利害休戚，就必须援助德国以防御法国，使法国不能逞志复仇于德国。而且俄国这时也逐渐有兴隆的趋势，俾斯麦认为一心结交俄国可以免除忧患危险，既然确定了政策，而后将见于实际。起初不过想收效于模棱两可之间，当时势渐变，友邦也日益知道必须急切结交俄国。那时欧洲各国颇不满意于德国，即使奥地利进退也任由俄国指使，英国也有抑制德国、抬高法国的意思，意大利人民也不亲近德国。如志士加里波第极力论述应当援助法国以鼓舞其国民。但俾斯麦不以为意，突然崛起，遂与俄国结亲。先前德国赞同奥地利排斥俄国人在匈牙利地方居住，俄国人颇痛恨德国，俾斯麦本来知道，所以劝德国皇帝前往卡诺杜沙会见俄国沙皇，以图和亲，并且说：英国、法国有将要和亲的意思，这不是欧洲的福气。于是订立密约，而各国不知道。就是去年十月才泄露于世间的。俾斯麦既然在外交上翻弄俄国以订立和亲，于是将制定遏制法国的策略，便阻碍奥地利、意大利、法国三国的和亲。1879年九月，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再次访问俄国沙皇，于是俾斯麦以利害游说奥地利，并且说奥地利本来有所应从柏林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便订立德奥条约，说如果俄国攻击德国或奥地利的时候，必定联合两国对抗它，其余各国攻击德国或奥地利的时候，则未被攻击的一国，必须遵守局外中立。俾斯麦在

译一方面，与俄国订立和亲之约；另一方面，却又与奥地利签订这样的条约，这难道不是极其善于权变的人吗？当时，奥地利与俄国关系不和睦，所以奥地利乐于签订这类条约，本来不足为奇。然而，如果不是俾斯麦洞察其中的微妙关键，又怎能实现他的志向？又怎能足以防备俄国并使法国孤立呢？等到“得尼斯”事件发生后，德国又拉意大利加入德奥同盟，也就是三国同盟这件事。三国既已结好，俄国便长久成为德国笼中之鸟了。法国孤立无援，也到了极点。难道俾斯麦的政策到这一步，就算完成了吗？

译德国国民也喜爱俾斯麦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认为这就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即使俾斯麦罢免官职，其政策也必定依然不会改变。等到俾斯麦罢免宰相职务，卡伯里稗（卡普里维）接任其位，国民心中也认为前任宰相的政策必定会被新任宰相所继承。岂料新任宰相所推行的政策与俾斯麦的旧政策完全不同呢？新任宰相卡伯里稗以疏远俄国、亲近英国为政策，而重视三国同盟，这与前任宰相并无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较之前任宰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奥地利屡次怀疑德国的所作所为将对自己不利，询问其意向，卡伯里稗每次回答都清晰明确，不再存有疑义。结合实际行动来看，奥地利也知道德国没有其他企图了。又与意大利、奥地利以及比利时等国签订通商条约，非常重视这些国家的交好亲近。然而对于俄国，则拒绝了其提议续签俄德密约之事，由此可见其志向是认为三国同盟值得重视，而俄国不值得重视。又在地巴儿（突尼斯）及维久兰土（委内瑞拉）之事上，签订英德条约，对英国多有退让，这难道不是其亲近英国的证据吗？总之，新任宰相卡伯里稗所推行的政策，完全不同于俾斯麦曾经推行的政策，即使说他把俾斯麦三十年所经营的一切付诸东流，也无不妥。等到卡伯里稗罢免宰相职务，喝很鲁郝（霍亨洛厄）担任宰相，而德国外交似乎又失去了目标。他刚担任宰相时，企图在开端离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之事上颇费心机。而法国总统亚诺刀（卡诺）敏锐机智，认为今日在英国挑起争端，不仅不是国家的福气，也足以扰乱欧洲的和局。于是德国所期望的事情大多产生龃龉，而英法反而更加亲近了。又因地巴儿之事与英国坚决持不同意见，屡次虚张声势，又见俄国与法国亲近，心中恐惧战栗，急忙讨好俄国人，不再顾及往日的仇怨。于是俄、法、德三国联盟干涉东方事务，助长暴虐而成暴虐，不再知晓天下的公义了。德国举国侧目交相讥讽，其不能真诚，是因为他企图亲近俄国而实际上不能亲近俄国，法国暗中知晓其作为，名声不显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他一意孤行，不顾一时的毁誉，近来举措日益令人担忧，更甚于杞人忧天。以地巴儿之事为例，一旦遇到英国的盛论强议，就挫败沮丧，不再有往日的志气。其亲近俄国的策略被法国所妨碍阻止，与奥地利、意大利的亲近也逐渐疏远，于是志气消沉，内心不能平静。等到革雷得（格拉德）事件发生，就虚张声势，显示空威，想要发泄其不平之意。唉！岂料曾经击败法国、在欧洲树立霸权的德国，其末路竟然如此吗？

如今通晓德国情形的人，必定会说德国与俄国结盟，就是其最大的福利。况且由俾斯麦善于促成此事，这难道会有异议吗？俾斯麦本以抵御外侮为最念，当国人内部不和之时，屡次在议院中苦口婆心地进言，于是与俄国结亲。于是德俄专约达成，德法战争期间，俄国遵守局外中立的惯例，中立而不行动，难道不是因为有这个条约吗？有人评价俾斯麦说：“他想做的事，没有不做的；他想做的，又善于施展巧计，将劲敌变为至交。”即使言辞严厉拒绝责问，同盟之人尚不敢产生背离之心。如果让他人处于俾斯麦的位置，担当其枢轴重任，则必定导致纷纠错乱，不可收拾。显而易见，如果不是他天生具有奇才妙善转环的能力，怎么能将与德国有隙的俄皇引为密友呢？不是世间的雄才而能如此吗？然而盛名之下，鬼瞰其门，民心渐渐厌弃其所立的政策，德皇也稍思安逸。于是外交严峻的形势，一变而为柔弱的姿态。俾斯麦挂冠离去后，国民讴歌新政，不乏其人。凡是批评其所行政策而与之为难的人，也间或说：“他的政策虽然说是巩固国本，以维护和平局面，其实乃是阻碍国家的进步，使国家陷入危地。”现在试着追溯他的所作所为，他寻求亲近轻浮不足为赖的俄国，这与卖国有什么不同？奥地利和意大利究竟有什么过错呢？英国又究竟有什么道义呢？结交一个俄国而招致三国同盟的不悦，且其政策多不从殖民地上留意，极尽民弊，所至之处不是矛盾的府库，就是归咎的乡里。假使他长期在相位，恐怕最终会出卖德国，这也是可怪的。又论去年俾斯麦暴露秘密条约，说：“有国家者于外交之上，凡一切内情应当如何秘密严守，不待论而自明了。”德俄密约，这是何等大事，可以轻易泄露吗？即使为一人计，不为国家计，也不应当如此。然而他却竟然暴露于天下而不悔改，难道不是破坏政治家的德义吗？如此则何足以称有政治家的义呢？或许是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人至老年，志气衰乱，导致如此。不然，岂会有因私怨而累及国家大事的情况呢？又有人说：俾斯麦暴露德俄专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满意当今德皇及德相所推行的政策，其二是俄皇到德国，不过是为了拜访俾斯麦的缘故。其前说暂且不论，至于后说则未必没有深意在焉。虽然如此，以俾斯麦的智慧，为什么不悟其间之消息呢？听说此次俄皇本有过访俾斯麦之意，但恐

译耸动外国耳目，或许导致秘密条约泄露，所以不加以查访罢了。俾斯麦不理解俄国沙皇的深意所在，错误地怨恨俄皇，认为俄国正在利用法国的资本，援助法国作为心腹之患，其意图是将德国和英国视为敌人。于是他不暇仔细思考、精密谋划，忽然将往日的秘密条约公之于众，以宣泄一时的私愤，然而不再考虑此举会失信于俄国，同时使奥地利和意大利产生怀疑，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德国人如此评价俾斯麦。虽然如此，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宰相功业如此显赫，怎么会有如此浅陋的行为呢？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感慨德国当时外交政策的萎靡不振，所以采取了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罢了。况且俄国本来怀着虎狼般的野心，与之交往的人应当知道警惕。那么俾斯麦这样做，是想耸动各国的耳目，从而改变欧洲的局面。考察他的用心，未尝不源于公义，那些流言蜚语，未免对俾斯麦的揣测太浅薄了。

译俾斯麦被当今德国皇帝罢免，从此德国皇帝的政策，往往与俾斯麦所施行的措施背道而驰，他心中早已长久地怀有愤懑不平。在那时，俄国尚且想要延续旧有的同盟，重新订立秘密条约，而德国内阁却加以拒绝，这难道不是使俾斯麦多年来的苦心化为梦幻泡影吗？然而，他心中积蓄的不平之气，难道就足以让他感到痛快吗？况且，近来法国与俄国订立和亲条约，交情极其亲密，有凌驾于德国之上的态势。他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无法忍受这种愤慨，那么怨恨俄国的念头就一定会产生了。此前俄国皇帝巡游欧洲时，在法国停留颇久，国内无处不到，多次与总统欢谈，又接见其外交大臣，总统即福尔，外交大臣即亚诺得。而法国百姓也欢呼迎送，俄国皇帝态度和蔼。当他到达德国时，只停留在柏林，即德国首都，而且并没有拜访俾斯麦的府邸。俾斯麦认为俄国意在德国，所以才有此举。虽然这些，本是私人的情感罢了。俾斯麦本来怀有匡正国家的志向，重建德国，实在是他一手之功。难道像他这样的大英杰，肯因为私情而误了国家的大计吗？无非一定是观察到了时势的变化吧？况且他所订立的秘密条约，尤其不应该在今天保密，在今天保密，只是徒然招致各国的疑惑，这绝不是国家的福气。总之，俾斯麦揭露秘密条约，还是他晚年的权术罢了。如果德国的政治家有如火炬般的眼光，就一定能完全明白他的意图所在，一定不会以他的心意为嫉妒。所以我说道：诋毁俾斯麦的人，就是损害德国威望的人。况且俾斯麦曾经与俄国结为和亲，又与奥地利、意大利订立同盟，他所施行的政策达到至善，本来是确定不变的。德国对于法国，认为亲近俄国就可以无忧了。然而不考虑到俄国本来没有信用，朝令夕改，这是俄国的常态，那么德国再与奥地利、意大利申订同盟，也似乎是不得已的。殖民政策，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难道真的是谁的功劳吗？不言而喻。俾斯麦的外交策略，其高明如此。等到卡伯里维与喝边鲁哈两位宰相，他们的外交政策，就没有一定的宗旨，所以顿挫败折，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德奥意三国的同盟，也日益想要解散，而与英国的交情冷如泼水。往日所孤立的国家法国，如今却将要称霸于欧洲，而德国的殖民政策极其不振，以后的事情，大概不忍心说了。于是中途沮丧，改变了常节，向宿敌献媚，于是酿成了辽东干涉之事，成为天下的笑柄。俄国、法国拍手窃笑说：“你做什么？而且不止这一件事。又想与英国结亲，也被拒绝，为什么失计到这种地步呢！”天下大势，强国并立，在于兵力和商业，都出于战争。英国、德国都以商务立国，利益不同，德国所得就是英国所失。英国人说：“德国想要亲近我，是想夺取我的利益罢了。倘若我占据海关税利的权力，阻碍德国货物进入我国以及印度等各属地殖民地，那么德国将走什么路呢？还想亲近我吗？”两国利害相差如此之大，而与它结为和亲，不如以实力决出优劣。议论纷纷，大抵都是这样。那么英国、德国结亲也不足以互相有益，是显而易见的。唉，今天德国外交的不振，实在不是我们意料所能及的。近来即使是意大利这样国力微弱的小国，尚且轻视德国。奥地利也想结交俄国，而德国喝边鲁哈，内心颇为慌乱，心情也很恶劣，也将挂冠而去。总之，俾斯麦的外交，本来都有一定的见解才这样做的。自从俾斯麦挂冠而去，德国外交的政治，再也没有值得观看的宗旨了。唉，作为德国民众，难道能没有今昔之感吗？

论德国海军及殖民政策

日本人阙名附

德国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开始创建海军，以欧洲而论，只有德国是最新设立的，天下人所知道，也是各国所注视的。海军人员数量虽然不能突然达到英、法、俄那么多，但在德、奥、意三国中，其霸权已经从意大利转移到德国了。意大利虽然有坚固的战舰和勇猛的舰队，然而其财政紊乱，不能培养海员，又不能制造新舰，渐渐背离时势，德国于是得以迅速崛起，称霸了。这是近时的事。德国代替意大利在欧洲称霸，对英国极为不利。德国不做英国的友邦已经很久了，如今不仅不做友邦，反而成为它的劲敌呢？意大利虽然未成为英国的盟国，但意气相投有素，也不是一天的缘故，譬如春女含情而未露言。德国海军自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以后，每天都有进步，实在令人惊叹。查该国议院称其海军的经费，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后较前增多五倍多。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北部德国同盟州支出百二十万一千磅，而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国内海军费用又增加一倍，为二百十一万九千磅。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则为二百七十万磅。到去年则为四百三十一万五千磅，而今年则为六百四十五万磅。当今皇帝即位之后才过九年罢了，然而增加新舰者八十六

译如今皇帝及海军大将麦儿红氏仍认为不足，打算进一步要求议会建造新战舰。然而放眼天下，信奉麦汉大佐海军学说的人，难道只有英国吗？麦汉氏是英国海军大佐，曾撰写《海军权力论》，在 Europe 广泛流行，名声远扬四方。近来德国国民对德皇的意图稍有不满，因此德国政府计划在四年内建造战舰四艘、大型巡洋舰六艘、小型巡洋舰六艘以及水雷艇三十六艘。议会并不赞成，国民逐渐意识到德国想要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战争即将爆发，将给生灵带来灾难。议会中意见不一，不愿赞成德皇及其内阁大臣制定的策略，难道没有原因吗？近来德国货物运输业蓬勃发展，这也是想要扩张海军的原因。从1870年至1896年，其船舶吨数已增加两倍。通商贸易又增加四倍，虽然未能达到英国的水平，但在法国和美国面前已足以略胜一筹。虽然德国船舶吨数不及英国，但英国船上人员有时还由外国人充任，而德国绝无外国人担任船上人员，这是英国不如德国的第一点。又德国船舶速度在十九海里以上的有九艘，而英国仅有七艘，这是英国不如德国的第二点。德国轮船公司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而英国没有，这是英国不如德国的第三点。德皇决心兴盛海军，如此治理天下的政策，实际主持者不过是一两个亲信之人，这些人是谁呢？大多是麦是牙儿男爵策划的。

译麦是牙儿男爵主张说：“我们德国人想要独占天下的巨大利益，必须预先储备充足的水陆两军兵力，以培养国家的元气。因此，不能不切实制定治理天下的策略，这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喝边鲁哈公也断言说：“我国必须配备极其强大的海军。如今，对内足以防备防御之用，对外足以应对国家的急难，以保护德国的贸易。如果不能完备海军，将依靠什么呢！”两位公卿的论述如此，制定治理天下政策的人，必然要在地球上各处保护德国的利权，又在各处保护德国的贸易，使敌国的海军不敢靠近。以军舰为根本，以商船为应用，想要推行这种政策，必然不能不寻求完备本国极其强大的海军。

德国除了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一部分外，属地不多，没有获得殖民的利益。而且这两地，只不过有通商的利权，并不是真正能迁移人民，繁衍种族，使之成为属土。所以近年来长期蓄意，想要创立寻找一块殖民地，作为其属土。然而其人口年年减少，不能增多，志向未能实现，万万不能与英、俄年年能扩张其殖民属地相比。那么德国将来究竟能在何处寻求殖民地呢？现在试着屈指计算一下。

第一，南美洲。南美洲的土地，疆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德国在此殖民，已经流入巴西和阿根廷等地。看来将来必定会在四方开拓疆土。南美洲各小国，屡次丧失政权，内乱外患，没有停息的时候。德国看到这种情况，难道不会在其中怀有雄心吗？虽然如此，如果德国打算吞并这些小洲，则必定会与美国挑起争端。如果不大大扩充海军，就不能慢慢实行南侵的策略。德国对此考虑得很审慎。况且现在强国相望，虎视眈眈，都想夺取其属土。南美洲各共和国，夹在中间，独自拥有地球的富饶。这难道是各强国所能沉默忍受的吗？那么德国图谋染指这块富饶之地，难道各强国不知道吗？看来德国也必定不敢触犯美国的逆鳞，而遭受不可预测的祸害。

第二：中国和土耳其，德国垂涎这两国很久了。六都维都男爵常说：“德国必须在中国和土耳其获得殖民地，这才足以强国而富民。为什么唯独注意这两国呢？”各强国相对峙，两国被瓜分的日子已不远了。《虞连斯伯度报》，是德国殖民党赖以发表议论的报纸。曾著论说：“必须割让土耳其的士麦那地方给德国，但恐怕会被俄、法阻碍。”德国垂涎中国，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往年即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干涉日本之事，也是为此。麦是亚儿男爵曾在议院论述说：“中国瓦解的日子近了，我们德国不可不先加干预，以成就其志向，那么只在于准备强大的海军以强力等待时机罢了。”德国人频繁使用权谋术数，想要以夺取舟山岛作为在中国获得属地的起点，其意图是想效仿英国经营印度的谋略。虽然如此，中国之大，难道不能抵挡一支毛瑟枪吗？德国使用毛瑟式枪，所以这样说。如今日本和英国，都把中国当作好市场，其贸易极其兴盛，那么难道能袖手旁观，任由德国所为吗？然而德国在中国的贸易，未能突然达到日、英那样的兴盛，想要步其后尘，出于此策，也是不得已。

第三，求取荷兰的欢心。德国早就窥视东印度，想要与荷兰结盟很久了，所以常常急切地迎合都兰士巴儿的意图。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为求好，荷兰人都知道。其二则想阻碍英国伸展其利权，以扶植其在南非的势力。然而英国人说我国在澳洲及马来半岛已有殖民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什么侵略国家，就是指德国敢想借荷兰属地为基础，进入我东印度吗？如果有这样的事，那么我们英国人只有用武力阻止它罢了。总之，英国的殖民政策在当今地球上，不免与德国相抵触。德国在未夺取南美洲、中国及东印度之前，作为英国必定力争先着，输赢是势所必然的。由此看来，有国家的人扩充海军以建立富强，难道是偶然吗？

第四：德国为什么想要在海外开拓土地呢？德国经世致用的人说我国在欧洲大陆之中，从未怀有不足的想法。然而之所以想要在海外开拓土地，是为了防备俄国。俄国人现有二百万人，分住在巴儿地克各洲，而德国人分住在奥地利的约有千万人，那么俄国一旦崛起向西前进，其必定与德国人不相容，是明显的。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时，德国武断派人士首先倡导应该合并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议论，此策如果成功，则恐怕危及德国，是必然的。为什么呢？俄国人直下，即进入卡巴西安，使奥地利孤立处于俄人的重围之中，这难道是德国的福气吗？德国向西面对瑞典，则法、奥两国必定阻碍德国志向；即使面向丹麦，也是这样。想要亲近丹麦，则必定与俄国相背离。那么德国适宜

译趁着时势而暗中窥伺的，只有荷兰。所担忧的只是法国不肯赞同罢了。德国舰队从鲁都的儿（这应当就是荷兰的地方）到英国海岸，几个钟头就能到达那里。德国想要吞并别国，英国难道会毫无察觉吗？既然这样，德国无法在欧洲大陆扩张领土，这就是它之所以要在海外开辟新领土的原因。

译暹罗考

英人浮乃附

在暹罗尚未被法国侵略之前，其国土面积约二十八万方里，而我们欧洲人很少能详细了解它，实在是因为暹罗虽然是沿海国家，但并不靠近向东航行的主要航道，地处偏僻，所以探究起来很困难。直到今天，欧洲人的耳目才关注到暹罗，对其国家有所期望。考察暹罗的历史，它本来不是一个衰败的国家，看它派遣使者远赴异国，研究学术，也不是没有教化的邦国。暹罗邻近的国家，如柬埔寨，曾经跨海兼并安南，其强盛程度可想而知，如今却已成废墟。安南、缅甸，向来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却相继沦亡，只有暹罗卓然自立。唉！兴衰存亡，都在于人为，如果有志向，什么谋划不能实现？那些自诩有先见之明的人，都预料暹罗将要灭亡，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

暹罗以往的惯例，国内的赋税不由官府管理，而是让人承包。国家规定有固定的数额，承包人如果能按数缴纳，那么征收的权力就归承包人掌握，国家不再过问。这是衰败时代的政治，是各种弊端的根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暹罗人不畏艰难，不徇私情，毅然决然地将整顿赋税作为当务之急。国家设立赋税，是为了聚集全国的财富，供全国使用。暹罗人急切变法以求自强，如果不加以整顿，将凭借什么来推行新政呢？暹罗人对此思考深远，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各项赋税现已派遣官员督理，各官员都有固定的俸禄，承包的风气逐渐消除。近来制定了新例，征收渔税也派遣官员主管，给予固定俸禄，不准承包。这样就能做到如实征收、如实解送，从而消除虚报征收、中饱私囊的弊端。这并非纸上空谈、铺张扬厉，暹罗人确实能够实行。如今领取俸禄的税务官员有一百二十位，其中最高的五人，每月俸禄为暹银二百四十圆，折合英镑每年一百八十镑；次之的八人，每年一百二十镑；其余的都是每月一百镑。承包税务的还有四百人，因为三年期限未满，不能中途停止，以免失信于这些人，但不久必将全部改为官办。暹罗朝廷曾向印度政府商请调派几位熟悉税务的人为暹罗朝廷所用，有两人应聘，每人年俸八百镑。暹罗朝廷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志向。

征收、监守以及稽查账目这三件事，各有专门负责的人。征收由各省的委员承办，收到的款项由委员解送到十七处总局，每个总局下设两到三个分局。

暹罗的赋税以地税为大宗，地税分为两类：田亩荒芜、人口稀少的地方，只征收已耕种的土地，其余一概豁免；至于田亩开垦、人口繁盛的区域，不论已耕种还是未耕种，全部征收，只是税率较轻。暹罗用“雷”来计算土地，每二十个“法实唔”（一法实唔长六英尺）为一雷，折合法国黑克太埃一万方米为一黑克太埃，折合英亩二亩又四七一六分之一。货币单位叫“赛棱”，一赛棱值四本士。阿尤提亚以北多为肥沃的土地，未耕种的土地也连带征收，每雷一赛棱；其南多为废田，只征收已耕种的土地，每雷一赛棱半。耕种的收益取其中数，每雷可获暹银二十“的格”，大约相当于暹米十五袋的价值。地税以外，如树木、番薯、各种蔬菜、甘蔗都有税，价值一百抽九，米没有税；如果载运出口则有税。百姓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每年缴纳丁口税六“的格”，而在暹京的房屋，抽取租金的百分之九。鸦片税每年三兆“的格”，酒用米酿造，每年约可抽二兆“的格”，赌舍本来也有上缴国家的款项。如今暹罗政府顾念国家体面，全部予以革除，并筹措其他款项来弥补缺口。从四月到现在，各省关闭的赌舍多达三四百家。渔税每年十万“的格”，而收入总数每年约有二十四至二十七兆“的格”，而陆军、水师的官员俸禄及各项用款，每年约需二十一兆“的格”。

矿务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末，暹罗有十一处矿山，准许外国人开采。这些矿产包括金、煤及宝石，占地很广，有的多达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然而这十一处中，经营无效的有八处，其余三处，刚开始创办，所获还不足以补偿费用。这一年，暹罗国家设立矿务局，任命英人模勒和司密司两位先生为总办、帮办。设立此局后，才开始颁发执照，准许人寻矿、开矿。只是开矿地点有所限制，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占据。申请执照及出租各矿的凭证，都须向矿务局缴纳费用。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来，收入旺盛，比前者增加了三倍。

暹罗锡矿开采已久，产锡的地方都在麻来由一带。一千八百九十三、九十四两年出口的锡不到四千吨，槟榔屿暹罗锡的价值取其中数，每英吨约需墨西哥银四十圆零五角。计算这一年出口总数约有四百八十万圆，约合英金五十三万元。

暹人在姜太崩地

译在附近地区开采红宝石和蓝宝石，已经历多年。其中贵重的宝石大多被运往印度的坎尔喀搭出售。令人惋惜的是，宝石并非沉重笨拙之物，容易隐藏被盗，因此该地产出的数量无法得知确切数字。如果管理得当，其未来的前景非常广阔，不可估量。

译暹罗的金矿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当地土著仅在矿层表面稍作开采的行为，已经持续数百年了。欧洲人曾尝试开采石层中的金矿，但都没有成效。然而金子本来就在那里，那些经营却无成效的人，对于当地气候的差异、适宜的工作方式以及其他关键事项，起初未曾深入探究并获得心得。

煤矿已在马来半岛西海岸被发现，暹罗人设立公司来管理此事。煤层的厚薄以及煤质的优劣，尚未探明，因此无人知晓。如果靠近五金矿产的地方有优质煤炭，那么获利必然广泛，致富必然迅速。将来暹罗的富庶，怎么见得不能与产金产煤的国家相提并论呢？

矿务章程由矿务局总办模君、帮办司君拟定。模君现已辞职，司君被提拔为总办。所拟定的章程经暹罗议政处会议详细讨论，现已获得暹王批准施行，颁布为定例。各矿的产量，以百分之十上缴国家。

硬木商务：暹罗的商务以大米和硬木两项为大宗。暹罗出产的硬木虽然略逊于缅甸，但长期以来备受世人称许。起初暹罗人不加考察，拥有利益却不知如何兴盛产业。近年才恍然大悟，并且担心如果不讲究树木种植，山林的利益将不再属于我们。于是开始讲究树木种植。数年前我到达坎尔喀搭，询问印度掌管山林的官员，缅甸硬木商务情况如何？他回答说：缅甸硬木的兴盛，必须等待暹罗硬木林的衰败。如今暹罗硬木逐渐损坏，再过十年，应当就没有剩余的了。到了那时，我们可以独占其利了。现在虽然竭力与之竞争，但还不足以抵挡他们。等到资源枯竭、鱼尽之时，他们的忧虑就是我们的利益了。当时恰逢暹国亲王与我同在坎尔喀搭，我引荐该印度官员与他相见。该印度官员便把他告诉我的话告诉了亲王。暹亲王听后，迅速返回祖国，决心整顿以图补救。1895年，暹罗国家向印度植务局借调人才，该局派遣司勒哀特前往应允。司君办理植务事务，从容不迫。暹罗国家将硬木林事务完全听任其指挥，并赋予他监督之职。于是暹罗出产的硬木，木商视之与缅甸出产等同，购买者不再在缅产、暹产之间有所区别。英国向来使用缅产，不惜价格高昂，但现在逐渐被暹产所取代。法国国家也喜爱使用暹产，并派人前往暹罗就地采购。因此出口量逐年增加，1893年出口二万四千五百吨，1894年三万七千吨，1895年六万二千吨。三年之中增加超过一倍，可谓兴盛了。如今暹罗劳动力不足，大多是因为从林区运木到河边需要大量人工。林区距离水道越远，转运就越困难。幸运的是有象力可以借助，暹罗的象勤劳且灵敏，不仅能拉车，还能堆木，其用途之广无以复加。

测量工程：英国人末克埃息此前曾在印度测量局任职，受暹罗人聘请办理测量事务，已有十六年。暹王认为测地是重要事务，对此非常关注。1881年，末克埃息测量从滨角至摸儿面的电线路，1882、1883两年划定江湄界址。1884年，批剌克界务确定妥当，而英暹两国在马来半岛的界务也详细测定。这一年开始招收学生学习测量，由末君担任教习，学习者约二十人。其后暹王酌情推广，将太子故宫改为测量学堂，学生增至百名左右，教习八人，其中有欧洲人三名，其余五名是暹罗人。有一位英国人精通测量，也将应聘担任测量学堂总教习。1886年，英国夺取缅甸，暹罗人与法国约定在两国东北边界守望相助。于是暹罗人测量罗盎泼赉泼盎省，以划清疆界。到1893年，法国入侵暹罗，之前的约定才废除，最近在滨角一带分段绘图实测，以重视京城附近之地。

法律：喜爱暹罗的人无不认为变革法律是当务之急。因为暹罗法律流弊极多，审理诉讼的人没有准则来追求公允。如今暹罗人也知道法律是立国的根本，意图采用西方法律来挽救其弊端。

1893年，《英暹条约》第八条规定：“江湄省英暹两国人的交涉案件，由暹王派员会同英国官员办理。因此就在这一年于江湄设立会审署。自开办案件以来，没有龃龉抵触的祸患。署中用暹罗法律办案，英国领事如果到署会同审讯，可以随其方便。涉讼之人如果认为该署判决不公，准许上诉至滨角，但必须经过领事允许。”

牢狱：过去暹罗苛待囚犯，惨无人道。囚犯蜷缩居住的地方，简直不是人类可以居住的。暹王对此深感怜悯，为之改建监狱，布置完全遵循西方方法。羡慕西方国家让囚犯学习手艺的好处，也让囚犯学习加工金银、制造器具、洗衣等技艺，于是气象焕然一新。这仅仅是个开端，却已经变化到如此程度，可谓兴盛了。

奴隶：当今国王即位以前，暹罗的奴隶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战事被掳为奴，其后代就沿袭祖辈的旧制，即使想解脱也不能；另一类是因负债

译因为欠债的缘故，人们把自己和家眷卖给债主，成为他们的奴隶。一旦沦为奴隶，就永远受债主驱使，不能另谋职业。然而暹罗虽然有买奴的风俗，却比非洲的黑奴制度要好，旧律向来有禁止虐待奴隶的条款。等到国王即位，就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此后祖辈父辈的罪责不得牵连子孙，奴隶所生的子女都有自主权；第二，此后无论被掳掠还是欠债，都不得沦为奴隶。

译关于教育。暹罗人过去以祭司长为老师，儿童入学，只是口头传授而没有书籍。现在则学习者必定有小学读本四五种，如算学、地理等类。其教育经费，都由国家供给，祭司长不得收取学费，每年仅可接受礼物一两次而已。每年年终，暹罗政府派遣官员视察各学校，以考核教授与学习的勤惰，并上报政府。

先王在宫苑中设立了一所学堂，用来教育宗室及贵族子弟，聘请美国博士麦克法来恩担任教习。现任国王刚即位时，又在宫外另建了一所学堂，命名为苏南达拉雅，现在已改为女学校，由英国女士及几位出国留学的女学生担任主讲。此外，还有一所学堂，用来教育世家子弟，聘请品学兼优的毛兰脱先生担任总教习。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英国与法国约定：不许侵犯暹罗土地，也不容许其他国家侵犯。暹罗依靠这两大邻国的力量，获益实在不小。如果这个条约能够永远遵守不失，那么暹罗的内政就会稳固，商务就会兴盛了。比利时商务的兴起，根源在于国家没有外患。如果暹罗能变成东方的比利时，我对此抱有厚望。暹罗政府有一位比利时职员，过去在比利时政府任职，现在被暹罗朝廷任用，已经五年了。暹罗国王信任他，倚重他如同左右手。国王此次出游，命令执政的大臣们摄政，这位比利时职员也参与其中。治理人才、治理法律，这两者本来是需要相互配合才能行得通的。法律由人制定，有治理人才就不必担心没有治理法律；人能运用法律，有治理法律尤其可贵的是有治理人才。暹罗有当今的国王，是暹罗国家的福气，是暹罗百姓的幸运。

论西伯利亚水利

日本人佚名附

黑龙江是俄国的险要之地，也是西伯利亚运输的通道。西伯利亚的殖民开发，专门依赖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耶亚河作为通商之路。然而这些河道，每年都会干涸，而且黑龙江下游解冻很晚，往来的船只有的几个月不能航行，这是令人遗憾的。又如悉尔格河、乌苏里河及黑龙江上游，水浅很难行船，而且黑龙江口也水浅，不能驶入大型船舶，所以不得不谋求疏浚河底。自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以来，专门对在该江航行的船舶征收税款，以充作疏浚的费用。其税银每年约一万二千卢布。从以前经营的迹象来看，这些税银不足以经营完善，只是先探测江底的危岩怪石并将其清除罢了。然而东方大局日益紧迫，河路的开通更加不容迟缓，所以西伯利亚铁路委员在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稽查并呈报，获准支出七万卢布，委任工部大臣勘察自木古尔福士至哈巴尔弗思克，约一千七百九十维而士得（维而士得，当中国二里），详细考察行船的便利与否。自贝加尔湖上的米尔士维亚至黑龙江上游的铁路，以及自维而拉而士得古港至哈巴尔弗斯克，全部勘察，所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铁路竣工之日，轮船在黑龙江往来以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其利弊如何；二是转运贝加尔铁路工程所需材料是否便利。于是工部采纳此议，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派遣勘察委员到黑龙江，推举工程师伯尔士多尔维士担任长官，给予两年时间完成此事，并嘱咐稽查应用的工程及监督的方法。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以前黑龙江水道已经由黑龙轮船公司及采金公司立意经营，政府也曾资助其经营以完成此事。直到二十多年，也没有曾致力于改变航路的事情，只是固守旧态，沿袭使用旧式的小轮船，所以其运输费用也昂贵。然而当权者也逐渐知道应当革新了，于是谋划当地富人，重新兴办黑龙轮船贸易公司，给予保护使其经营，涵盖悉尔格河、乌苏里河，并且规定黑龙江船只往来的期限。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开办，目前往来各河的，计有轮船五十五只，小船七十三只，所载货物有九十三万二千普特。一普特相当于日本四贯三百六十一目六分。追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往来的轮船只有三十七只，搭载货物只有四十八万普特。两者比较，其进步已经不少了。而且新轮船公司既与旧公司相竞争，于是运输费用也降低，计载客价格约视旧时的三分之二，运货价格约视旧时的三分之一。至于文武各官兵、士兵、囚徒及移民往来所收的费用，不过旧时的三分之一。

起初，旧公司成立时，政府曾与其订立条约，国家每年拨付常款，保证其利息。而国家征发兵勇，都由该公司输送。至此，约期已满，而新公司恰好成立。旧公司抗议说：「条约既已期满，国家保证利息的银两既不支付，那么运送兵勇的事情也应当更改章程」，颇费商量。于是新公司刚成立，而继续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尚未完全确定，所以政府与该公司订立条约，每月开行三次，然而不足以应对今日之需。黑龙江等处的兴旺之速，实在出乎意外。日后西伯利亚铁路西部线与黑龙江中部地方既已连接，

译然而黑龙江上的船只如果往来次数不多，就会对沿途的商务造成很大阻碍，这是政府不能不加以留意的。如今往来此江的船只虽然有所增加，且其航行经过的地方也日益广泛，但仍然显得不足。计算目前的船只数量，仅够搬运西伯利亚铁路的材料，至于搭载乘客、运送军队和装载货物，则已忙不过来，这方面的损耗已经不少了。这是因为铁路工程的进展阻碍了黑龙江地区兴办利业。现在的对策，应当两路并进：铁路事务局在黑龙江另设轮船，专门用于运输铁路材料，待铁路建成后，这些船只转卖给陆军省也可以，或者供黑龙江沿岸设立的海关使用也可以；而公司的船只则专门用于搭载乘客和运输货物，以增加此地的繁荣，这是上策。近来松花江的航道已经开通，极大地有助于黑龙江的航运，使其更加扩张。俄国船舶通行松花江的利益和权力，基于《爱珲条约》第一条，并在《圣彼得堡条约》第十八条中确定。至于其行船章程，中国政府向来以商议未定为由，拖延不理。俄国船只往来松花江的关系，谁不知道？松花江是俄国制造物品的销路，谁不知道？又是西伯利亚铁路货物集散的地方，谁不知道？然而去年俄国驻京公使以好言斡旋，中国政府于是允许其在该江自由航行。于是俄国商人得以溯江而上抵达三姓、伯都纳等地，购买牲畜、谷物及其他货物。

译东部西伯利亚通往内地的轮船，其便利程度已经如此了。如果开放沿海各港口，直接航行海外，那么利益就更大。这一点，仅从义勇舰队这一项就可以证明。起初，黑龙江的商民想要进入俄国购买货物，必须经过两三个月才能到达；自从义勇舰队开通后，五十天或七十天就能抵达那里了。又以前从莫斯科运载货物，经过西伯利亚到达乌苏里港，需要一年或两年；现在两个月就能到达了。因此，黑龙江地方的人民，过去因为转运不便，不得不购买外国昂贵的物品；现在往来容易，可以购买俄国廉价的物品，获得的利益已经不少了。况且义勇舰队开通后，对乌苏里移民事业大有裨益，萨哈连岛的殖民可以增加，乌苏里港可以更加繁盛，而这些地方的事务也得以更加巩固，其利益确实很大。

义勇舰队开通后，虽然非常便利，黑龙江地方也因此逐年繁盛，然而其措施还有几处不够完善的地方。一是运输费用过于昂贵，二是每月开航没有固定日期，三是轮船速度太慢，四是装载货物的办法和规定不明确，没有与黑龙江轮船公司签订交接货物的正式契约，五是除了乌苏里港之外，没有在黑龙江沿途的重要地点设立分局。这些都是该舰队未能尽善尽美之处。但是当局也很清楚这些弊端，有革新的意图，在1894年将航海次数增加到每年十二次，去年又改为十六次，又将运输费用降低了十分之一，又增加了乌苏里港分局的常年经费，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设置分局，可以说是极力谋求改善了。然而还有几件事应当办理：一是让黑龙江地方官员与该舰队悉心经营，务必使阿穆尔河与黑龙江两地的商务逐渐发达；二是缩减该舰队春季停航的时间，等待乌苏里铁路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开通后，每月定期航海一次；三是让该舰队与黑龙江轮船公司气息相通，以联络商务；四是建造轻便的巡洋船，从大洋黑龙江通航至尼古拉耶夫斯克及哈巴罗夫斯克之间，使军事和商务两得其利；五是从乌苏里港到阿穆尔河口及哈乌萨喀等处，过去每年开航两次，现在应当增加次数，使这些荒芜偏远之地能够日益繁荣。

黑龙江地方商办的航海公司，以西伯利亚公司为佼佼者。该公司海外航路，往来于朝鲜、日本、中国各港口的有八次，在鞑靼海峡的有七次，在乌苏里港及彼得大帝湾内各港口的有一百多次。前年，哈巴罗夫斯克也曾租用该公司的船只，航海两次。各公司勤于其事，本来无可非议，而且西伯利亚铁路既已设立，其气象已不同于往昔，那么该公司的业务也应当更加扩充。只是政府与该公司所定的契约，运输费用过于昂贵，这与该地方的利益是两不相容的。总之，西伯利亚铁路工程，人们认为仅与陆路大有关系，不知道东方航海业也因此而繁盛。这是俄国人扩张航运，在日本海等处设置商港，之所以刻不容缓的原因。义勇舰队的办法虽然可观，但不能仅仅依赖这一条途径。况且现在船的数量还不足以与他国抗衡，所以作为俄国人，应当迅速等待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后，不仅留意于陆上，而且必须争雄于海上。至于设置商港一事，前年已经经过考察稽查，那么实际施行，应当不久了。

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

陈炽

天道是善于变化的，地道是不变的，人道是应当顺应变化的。然而有地方相隔数万里，时间跨越数千年，人种分为数十种，而时运所值，形势所成，一东一西，却像符节一样契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道也穷尽了变化吗？始而终，终而复始，是天运；盛而衰，衰而复盛，是地运；合而分，分而复合，是国运。那么天、地、人，也不过是运数罢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交涉，是从俄罗斯开始的。而先前有南怀仁、利玛窦等人携带仪器来到东方，以天文历算受到中国的重视。道光末年，五口通商，各国出动坚船利炮，以兵威相胁迫。当时的智士，就知道泰西各国不足以成为祸患，危害中国的，只有俄罗斯。把俄国比作战国时期的秦国，中外明智的人，没有不同意的。通商六十年来，与中国作对的，只有英国、法国、日本而已，德国、美国、俄国、奥地利没有听说。几乎怀疑昔日的话不灵验了。然而英国、法国作对，是因为越南、缅甸土地相连；日本则是同洲邻敌的国家；德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没有相连的属地。除了商务、教案之外，没有其他争执。只有俄国人接壤比邻，从黑龙江直到西藏，长达三万余里，而敦厚盘桓，馈赠玉帛，从未因小事失和。难道俄国人情义敦厚信义笃实，邦交果然不同于欧洲诸国吗？黑海之战，英国、法国等国帮助土耳其攻打俄国，后来却限制俄国船只，不允许

译从君士但丁海峡撤出后，锐气已经受挫，积蓄力量需要时间，向西回顾，正忙于东方边境的封守，于是行动迟缓。这就像五国联合排斥秦国的举动，使得秦军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一样。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一点。

向西发展不得志，才开始决定改道向东。然而中亚细亚的各部落，都是土耳其的属国，强悍好斗，尤其擅长骑兵。后顾之忧增加，哪里还顾得上远方？依靠英国的援助不能消灭土耳其，只有逐渐剪除其羽翼，以巩固自己的藩篱。得到一寸就是俄国的一寸，得到一尺就是俄国的一尺。得到土地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得到人口则足以使国家强大。这就是俄国之所以西面扼守波斯，南面侵犯阿富汗，东面抵达中国新疆，全部收编敖睪、基发等回部，以扫清东进道路的原因。这就像秦人闭关谢客，灭掉五十个国家，于是称霸西戎，并且夺取蜀地作为外府一样。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二点。

秦国兼并六国时，大势已经形成，灭国夺地，只看重利益，不讲道理，所以各国斥责它为虎狼，咒骂它无道。但在起初，秦国确实是用谦卑的礼节、丰厚的财物、甜言蜜语来侍奉别人的。尊奉齐国为东帝，与楚国结为兄弟之盟，与赵魏交好，与韩燕结盟。俄国在欧亚两洲的外交辞令，措辞极其微妙，使得欧亚各国的君主宰相暗中陷入其圈套。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三点。

秦国地处北邻胡貉，西界戎狄，南连庸蜀，都有沙漠山谷的阻隔。向东争夺中原，如同猛虎占据险要，没有人敢触犯它的锋芒。俄国地处背靠北海，雄踞两洲，向南临视天下。进攻别人容易，别人进攻它则困难。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四点。

秦国自孝公以来，继位的君主都阴狠深沉，祖孙父子同心同德，休兵息民，坐致强大，不与山东各国争王争霸，以耗尽自己的力量，耗尽自己的财力。俄国自大彼得至今，家法相传，坚忍如一，兼并弱国，攻击愚昧，夺取混乱，侮辱灭亡，见利就趋，见害就避，外表看似迟缓，内里其实坚固完整。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五点。

秦民好武，小戎驷铁，女子懂军事，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俄国地处极北，本是古代用武之地，举国皆兵，人人都乐于作战。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六点。

战国时，天下诸侯奢靡相尚，子女玉币，士气久衰。只有秦国僻处西陲，举国只知耕战。俄国没有太多商务，国家富饶米麦，贩运欧洲，有事时不必仰求于外。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七点。

秦国自商君颁布法令，表彰信义，法制严明。俄国沙皇彼得游历欧洲，仿行新法，整齐划一，不再拘泥。虽然国人意气飞扬，也有私党，但奉公守法，上下无二心。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八点。

译韩国最近秦国，是各国的屏障，韩国不灭，秦国就不能窥伺中原；韩国一旦灭亡，各国就都不是秦国的对手了。如今亚洲的高丽、欧洲的土耳其，就是东西两个韩国。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九点。秦国所畏惧的，是各国合纵抗秦。假如各国互不猜忌，合力保卫韩国，秦国人虽然强大，怎么能越过国境去攻打其他国家？然而各国抛弃韩国不保卫，反而向秦国献媚，因为小的嫌隙互相攻击，导致韩国土地全部被秦国割占，六国先后灭亡。英国和法国帮助土耳其以保全大局。如今日本贪图眼前的利益，不知道联合中国来保卫高丽，已经放纵俄国人像虎兕出笼一样了。法国联合俄国以仇视英国和德国，就像秦国想要灭亡魏国，先与赵国讲和；秦国将要攻破燕国，先阻止齐国救援，而齐国和赵国相信了它。唇亡齿寒，灾祸即将波及自身了。这是俄国类似秦国的第十点。俄国与秦国，相隔遥远，时代久远，但君臣上下谋划策略，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战国策》一书，也像鸡林商人那样流传到海外去了吗？不是的。是地势使然，而人事不得不如此，就连天意也好像有不期然而然的地方，真是侥幸啊。祸端的征兆虽然已经萌发，但灾祸的根源还潜伏着。西方各国的君主宰相不乏雄才大略之人，假如都像当年帮助土耳其抵抗俄国那样，同心抵御外侮，那么东海和西海自然应当永远保持太平。无奈法国衰落普鲁士兴起，全局发生巨变，奥地利和意大利联合还可以支撑，但大势已经岌岌可危了。自从中国败于日本，高丽依附俄国，英国人袖手旁观，甘愿让俄国先下手为强。大东洋的情势异常危险，于是与当年六国抛弃韩国如出一辙。从前的事不忘记，就是后事的老师。前面的车已经翻了，后面的车应当以此为鉴。欧洲各国以前没有可效法的榜样，他们不知道借鉴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奇怪中国的通达事理、有智慧的人，知道哀叹六国的灭亡却不知道情势的相同，知道畏惧强大的秦国反而引狼入室来自卫，真是愚蠢得无可救药啊。那日本，也是当年同文同种的国家。《国策》一书，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而甘愿成为侵略的祸首，招引强大的邻居，席子还没坐稳，屏障就已经失去。正担心将来祸机爆发，患气乘虚而入，与中国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彼此之别。沉迷不醒悟，覆辙相继，现在与古代就像同一丘上的貉一样。唉，难道不是天意吗！

论俄国不能统一东亚

徐勤

现在有一个富家大户，在一方称霸。他的宫室不是不华丽，他的家具不是不充足，他的土地和仆役不是不广阔众多。但是父子之间有互相残杀的悲哀，兄弟之间有内斗的争端，夫妇之间有反目的过错。乖戾的气氛聚集在这个家里，内部的祸患不可终日。智者俯瞰它，知道它的势力虽然大，外观虽然耀眼，可以立刻败亡。国家也是这样。俄国土地的广阔，人口的多，兵力的强，确实是天下的豪杰！但是君民不和，上下不信任，志向背离，内乱屡次发生。根本的祸患，腹心的疾病，它也是富家大户的延续。见识浅薄的人，不深入思考它的始终，不辨别它的根本要害，随声附和，随声说是非，认为继承周朝的话，实际上归于嬴氏灭亡秦国的谶语，最终属于楚人。所谓叶公好龙，毛皮空袭；嵇康打象而眼睛都错了。现在拟定一些说法，设立九条难题来辨析，使经世的议论或许有所折衷。环球的国家，大约五十多个，其中国势强大，疆域辽阔，为天下所畏惧，而没有人敢抗衡的，是英国、俄国、中国、美国四个国家。但是俄国土地跨越两个洲，土地相连，形势独特，控制东西，不像通商国家的形势分散。二百多年，议院不开，威权无限，政令出自君主，不像民主国家的权力不独断。德国之后，全部改变国俗，其气势汹汹，没有人敢触犯，也不像衰弱国家被他人侮辱。所以大国虽然四个，但掌握天下的形势，居于天下最强，立于不败之地的，只有俄国吧？这是地势可畏的第一点。

各国并立，崇尚武事。英国的海军，德国的陆军，可以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属地广阔而分驻多，国势零散，不能聚合。战船虽然多，不足以抵挡。土地狭小而属岛少，介于俄国、法国四战之地，陆军虽然强，没有用处。至于俄国，则陆地最广，口岸最少，海军的力量专一了。东方衰弱，强敌少，陆军的势力胜了。战船则有二百二十多艘，额兵则有二百二十五万，骑兵则有十四万。掌握波罗的海的入口，而各国不敢进入；遵守黑海峡的条约，而各国不敢废除。屯重兵于海参崴，开铁路于东北三省，借胶州之地以筑船坞，窥视旅顺的险要而建炮台，占据欧亚的险固，乘天下的便利，凭借甲兵的众多，确实是俄国所独有，而万国所没有的。这是强兵可畏的第二点。

中国因为没有盟国而衰弱，土耳其因为没有外交而削弱。列国的时代，盟约至为重要。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相联，而大势自成；南美洲联合美国，而小国可以立足。俄国的土地，东西二万里，有鞭长莫及的形势，有尾大不掉的祸患。专力于西，则东方的利权丧失；注意于东，则西陲

译国家的根本动摇。如果不联合西方的强邻，消除西方后顾之忧，那么东西方相互牵制，孤立无援，根基尚未稳固，外患尚未平息，那也不过是另一个中国或土耳其罢了，哪里容易有所作为呢？然而他们的心计非常狡猾，谋略非常险恶，气势非常汹涌。与德国的盟约，世代坚守而不违背；连横的权术，运用得极其熟练。看到丹麦、墨索里尼（注：此处“墨”可能指代某孤立国家，依语境推测为孤立状态）的孤立，便订立盟约以巩固关系，从而使波罗的海的门户得以安宁。看到德国与法国不和，便以厚意结交，从而使欧洲的局势涣散。修好玉帛之礼，结成胶漆般的亲密关系，即使是秦晋之好、英日之交、德奥意同盟，与这相比，难道有超过它的吗？这就是联法令人畏惧的三点。

译从前明朝末年，葡萄牙、荷兰等国独占航海技术，开辟通往东方的道路，建立互市场所，订立通商条约，从而财富冠绝欧洲。英国随后崛起，遍布海外殖民地，占据印度，夺取南洋，割占香港，打通长江航道，掌控水路险要，掠夺各国的利权，其商业繁荣程度居各国之首。俄国局限于西部角落，土地多寒冷贫瘠，工业尚未兴起，商业尚未广泛，口岸尚未开辟，东方商务仅占百分之二。既无法获得海权，也无法沾取海利。这是俄国对英国无可奈何之处。于是俄国舍弃旧策谋求新策，抛弃短处发扬长处，放弃海洋转而图谋陆地，转移重心由西向东，修建两万里长的铁路，掌握欧亚大陆的重权，牵动全球大局。三年之间，奇伟工程宣告竣工，九日之内，便可由西直达东，阻塞变为通畅，迟缓变为迅速，虚弱变为强大，贫穷变为富有。过去在海上制约俄国的，如今必须在陆上制约俄国；过去在西部防备俄国的，如今必须在东部防备俄国。制约它却无可制约，防备它却无可防备，各国劳苦而俄国独自安逸，各国忧虑而俄国独自欣喜。唉！亚洲的局势，还可以过问吗？还可以过问吗？这是铁路令人畏惧的第四点。

华盛顿民主变革，美国由此获得自主权；亚比西尼亚之战，意大利遭受乞求结盟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跨越他国而把远方当作边邑，使军队疲惫而进行远程袭击，劳逸之势悬殊，主客之形顿时改变。这是英国、意大利不敢与之争锋的原因。假如中国与俄国之间有鸿沟般的界限，银河般的差异，东半球与西半球的区域，南极与北极的不同，那么四周强敌，列国鼎立，依据国势来看，是大国与偶然的国家；按照国际公法来看，是平等与均势。铁路虽然建成，兵力虽然强大，也不过是姑且巩固我的边防，自我捍卫藩篱罢了。天下局势不可动摇，列国争端不可开启，欧亚土地不可兼并。无奈中国与俄国的土地，实在逼近相处，疆域相接，犬牙交错，结成唇齿相连的态势，形成辅车相依的忧患。铁路的冲击，正对着东三省，蚕食的野心，尤其集中在中东铁路。唉！西域回部的灭亡，黑龙江、外兴安岭的割让，租界、口岸的开辟，不过是余事罢了。这是形势逼迫令人畏惧的第五点。

暹罗自治，法国、英国不敢夺取；高丽自立，俄国、日本不敢掠夺；希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等小国自主，土耳其也不敢争夺。中国在战败之余，其孱弱的形态，困苦的状貌，不能迅速达到富强。这固然如此。假如不被庸臣误导，不被左右近臣迷惑，不被强邻震慑，不向一国求助，遵循各国的成例，遵守天下的公法，从而得到万国的保护，那么各国互相牵制，彼此观望而不敢轻举妄动。俄国虽然包藏祸心，狡猾地想要逞强，怎么能侵掠我的土地，操控我的权柄呢？即使能侵掠我的土地，操控我的权柄，又怎么能冒犯天下的忌讳，违背天下的公律，从而调动天下的兵力，扰乱天下的局势，做出不可预测的事，施展兼并的术数呢？没想到宗旨乖谬，大错已经铸成，密约纷纷传播，成为俄国的附属。晋武帝放纵，导致刘渊后来与晋结约；契丹与赵宋议和，关乎金人的兴亡，古今同感慨。西方列强经营窥伺，已经数十年了；运兵耗费军饷，已经亿万兆了；恫吓要挟，已经千百件事了。然而不过是割占其附属国，开辟其口岸，索取其赔款，减少其税则，夺取其利权，确定其传教，由其自主罢了。而中国安然无恙，全局未动。数十国中的英、德、法、日未起异心。四万万戴冠束带的士大夫百姓未离弃志向。竟然不费一箭，不伤一矢，不折一兵，不耗一饷，不出战舰，不遣使者，只是建立何、袁招引贼寇的策略，妄进谯周献蜀的谋略。这边拱手相让，那边垂手而得；这边摇尾乞怜，那边谈笑顺受。甘愿受愚弄而不知，甘愿做藩属而不耻，甘愿蹈非洲、印度、土耳其的覆辙而不醒悟。二十朝相传的国家命运从此危险，四千年神明杰出的种族从此断绝，诸圣贤完备的教化从此消亡，二十三省肥沃的土地从此陷落。唉！千载的仇恨，普天的愤怒，庸臣的谋略，误国的罪过，哪有尽头呢！这是密约令人畏惧的第六点。

项羽在荥阳作战，韩信、彭越在其后方承接，楚国因此灭亡。拿破仑在俄国京城作战，英国、意大利袭击其都城，法国因此失败。如果俄国动用全国之力，倾尽举国之兵，而专注于东方，我担心各国借机而起，乘虚而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前后有无法兼顾的忧虑，腹背有受敌的顾虑，白白耗费兵饷，白白危及士众，白白损耗器械，白白重蹈尼古拉、亚历山大的旧事罢了。然而俄国图谋已久，计谋巧妙，之所以迟疑而未动，潜伏而未发，正是为此。俄国若在亚洲有事，必定不会从东方开始。唆使希腊、克里米亚的民众，联合亚美尼亚的党派，激怒土耳其的动乱，动摇欧洲的局势，使各国遭受切近的灾难，牵累的变故，顾此失彼的祸患，东缚西束的痛苦，都急于眼前，无暇东顾，坐受欺侮，不敢与之争锋。

译随后统率陆军，长驱直入，占据东三省的地盘，从而扼住天下的咽喉；指挥水师，在南北纵横驰骋，占据长江的险要，以抵挡天下的要冲；向南夺取南洋的岛屿，向东挫败日本的强悍，那么天下的政权将落入俄国之手，统一天下的权力也将由俄国君主掌握。中国对此无可奈何，欧洲也对此无可奈何，这就是俄国图谋割裂国土的七种可怕之处。

译况且俄国之所以在西方不得志，是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强力制约。至于东方各国，中国只求得到保护，高丽只求有人主政。小小的日本，变法不久，国家根基未定，财力不充足，器械不精良，商业不兴盛，陆军兵额不足，海军势力薄弱，统辖的土地不广，新得的台湾尚未治理好，哪里能与俄国相提并论而敢于抗衡呢？所以俄国得到高丽却不敢私自吞并，占据辽东却不敢夺取，弹劾罢战却不敢不从，订立和约却不敢不遵守。事势如此明显，强弱已经显著。孟子说：“小国本来不可以敌对大国，人少本来不可以敌对人众，弱小本来不可以敌对强大。”《左传》说：“牛虽然瘦弱，但如果压在猪上面，谁会不死呢？”这就是指俄国和日本的情况吧。这是无敌可畏的第八点。

亚齐是个小岛，荷兰攻打它，十年都没有攻下。高丽是个小国，日本得到它很容易却不取。非洲是愚昧的黑人百姓，欧洲瓜分它，二十年过去，反抗之心仍未平定。为什么呢？只是用武力压制，而没有安抚他们的心。强行逼迫他们，他们不会安心。近来倡导仗义之举，收复东都；借着联结的情谊，等待筹划赔款。在俄国京城建立孔子庙，以收揽人心；在上海假借捐纳之名，以聚集流亡者。上至公卿贵族，中至师儒智者，下至乡野愚民，无不引颈期盼、寄托性命，低头倾心。依托天下寻求庇护，借一个名义成为百姓，以保全家室，以保全性命。哪里还知道国家恩德的深重，亡国的哀惨，阴谋的不可测度，强暴的不可接近呢？庚申年的战事，就憎恨英国；甲申年的战事，就痛恨法国；甲午年的战事，就愤怒日本。至于俄国，唯独不为此诟骂，不为此疑惧，不为此防范，反而天天想着如何尊崇它、重视它、亲近它、信任它、企望它、拥戴它。唉！中国的祸害，比起往日更加猛烈；俄国的利益，比起各国更加丰厚。而时势如此，人心如此，这是俄国的幸运，却是各国的不幸啊。这是人心可畏的第九点。

有人解释说：“九畏的说法，你确实辩驳得巧妙，论述确实精巧。其中的道理和形势，似乎知道了大概。那些被迷惑的百姓，迂腐谬误的士人，会以此为借口，奉为至理名言，而没有异议。然而终究没有考察古今中外的缘故，没有洞察列国强弱的政治，没有详尽了解民心趋向的原因，没有窥探五十年交涉的隐情，这是似是而非、似辩而伪、似实而虚、似理而乱的话罢了。黑海的海峡，所谓的天险，土耳其却不防守了。兴安岭，用来间隔中俄的，我们却不拥有它了。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这些国家，夹在强国之间；墨西哥、秘鲁、巴西、智利这些邦国，在西美洲屹立。百余年来，威顿的法律施行，弭兵的会议建立，争夺相杀的祸患稍减，平等自由的道理讲求。虽然形势不便，土地不广，仍然可以立国。至于俄国的土地，广袤无边，人口稀少，荒芜而不治理。西伯利亚一部分，每年被野兽伤害的人多达两万六千余人。土地的荒芜，山林的险阻，与新疆、西藏等地，并不比澳洲、南洋的岛屿差。不治理自己而治理别人，不从事近务而远谋，不内图而外取，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是地势不可畏的第一点。

智伯因为屡次胜利而灭亡，苻坚因为最强盛而失败，马其顿称霸欧洲却两代之后沦替，拿破仑在西土行霸权最终成为俘虏，土耳其陆军第一，海军第三，却日渐危亡，学校未兴，国家根基未立，穷兵黩武，驱使百姓赴死，没有不覆亡的。当今地运转变，民智大开，文教萌芽兴起，士农工商是他们的士兵，穷理格物是他们的韬略，学会议院是他们的营垒。美国以二万五千兵力而立国，瑞士以文学弱小之国而生存，希腊以文明文物之旧而复兴。最远的炮，最坚固的舰，最锋利的兵器，最强的士兵，最快捷的道路，只足以伤害自己的百姓，扰乱自己的国家罢了。印度的百姓，非洲的奴隶，西域的回部，不是不好战而乐死，不是不锐悍而勇敢，却衰弱到如此地步，这是强兵不可畏的第二点。

《左传》说：“古代不结盟，说定话就退下。”《礼记》说：“谋略诰命不及五帝，盟誓不及三王，质子不及五伯。”列国并立，互相猜忌，盟约章程不可依赖。法国在欧洲，德国结下不解之仇，英国怀有埃及之怨，内部形成孤立之形，外部没有援助之国。想联合意大利、奥地利的强大，但德、意、奥三国同盟不易分离。想联合西班牙、土耳其的强大，但两国弱小不能帮助。想联合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典的众多，但这些国家弱小不可敌。想联合南北美洲的人民，但合众国不答应，外事不听从我们。于是触犯天下忌讳，犯天下大难，订立莫逆之交情，形成犄角之势。万国阻挠它而不阻止，英国讥讽它而不顾，天下危惧它而不惧，智者愚弄它而不耻。路费不充足，就筹集巨款来救济；辽东未归还，就派遣水师来援助。

译唉！交情确实深厚，情谊确实笃实。无知的人全都认为，至诚的心意，即使经历上百次挫折也不会回头；坚守约定的坚定，即使面对千变万化也不会改变。况且，那些助纣为虐的阴谋，如虎添翼的计策，唇亡齿寒的忧虑，邻国强大而君主微弱的道义，法国难道不是深刻地了解并反复地考虑过吗？他们急切地爱护俄国，并不是真正爱护俄国；他们乐于帮助俄国，并不是真正帮助俄国。这是为了遏制强大的英国，报复德国的仇恨，颠覆埃及，窥探东方，从而保全利权并增强国家实力罢了。假如事变一旦发生，战祸非常紧急，英国和日本相约进攻俄国，东方的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联合进攻俄国，西方的法国，我担心它也会置之度外，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只求自身生存罢了，哪里还能派遣水陆军队，帮助亿万百姓以救济其危急、拯救其危难，像铁路、辽东那样的旧例呢？这就是联合法国不值得畏惧的三个原因。

译安南的道路，则抵达龙州；缅甸的道路，则通达云南；印度的道路，则到达西藏。其运输军粮的便利，并不比俄国差；调动军队的迅速，并不比俄国慢。夺取中国土地的容易，并不比俄国难。德国垂涎黄河的险要，英国窥探长江的利益，日本扼守南北洋的要冲。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国，也磨牙吮血，想要瓜分其余地。所以铁路的建成，正好加速天下的动乱，开启各国的争夺罢了。怎么能形成逆势夺取、顺势守成的局面，大大混一、统一天下呢？这是铁路不值得畏惧的第四个原因。

嘉庆十二年轮船出现，道光十年铁路兴起，道光十七年电报杆树立。将迟缓变为便利，将堵塞变为通达，将万里之遥缩为咫尺之近，将数月之速变为旦暮之间。西方各国因此而兴盛，向外开拓，全部连通五大洲。荷兰是最小的国家，却占有了南洋的一半；英国是三个岛屿的区域，却拥有八大洲的土地。大概是因为大地既然连通，日益趋向统一。东西半球，就像邻居一样；五种肤色的人，就像兄弟一样；五十个国家，就像统一一样；南北两极，就像同处一方一样。哪里有远近的不同、通塞的分别、水陆的阻碍、疆域的界限呢？况且暹罗、安南失守，逼近我的广西；南掌、缅甸失守，邻近我的云南；南洋诸岛失守，洞开我的门户；高丽、琉球、台湾失守，轻慢我的东南。羽翼被剪除，将波及腹心；统一的形势，且沦落为公地。这是形势紧迫不值得畏惧的第五个原因。

况且树木高出树林，风必定摧折它；品行高于众人，众人必定非议他。中国二十三个行省的土地，四万万的人口，天时地利的和暖，物产矿质的繁盛，所以天下各国想要瓜分它而共同享受其利益。假使中俄条约确实是虚构的，两国的交情未能牢固结合，而各自谋划，那么“得陇望蜀”的野心不会因此稍减；精练的军队，坚固的战船，不会因此不来；口岸的通津，山川的险要，不会因此撤弃；经营的商业，均沾的利益，不会因此衰息。如今日本割占台湾、澎湖，法国占据云南土司，德国开辟天津，英国开通梧州，他们争先恐后的心理，“得尺进寸”的计谋，难道不是彰明较著的吗？波斯、阿富汗、土耳其等国，也曾与俄国订立密约，而这些国家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并入俄国。这是密约不值得畏惧的第六个原因。

土耳其的积弱已经几十年了，欧洲的保护也已经几十年了。咸丰三年，俄国沙皇尼古拉进攻它，却不能灭亡它；光绪三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攻它，却不能夺取它。凭借两位沙皇的英明，数十万的军队，坚持数年之久，其意志力量不能说不够坚定锐利，尚且不能抵御英法而掠夺它，使土耳其成为郡县。何况还要分散势力于东方，而有兼顾的劳苦呢？况且俄国能分兵扰乱土耳其，欧洲难道不能分散力量争夺东方吗？这是扰乱土耳其的阴谋不值得畏惧的第七个原因。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三十多年，政事全部改变，工商之业智慧胜过西方人，国势之强位列第二。陆军遵循毛奇的方法，各国没有比它更强的；器械使用毛瑟枪，各国没有比它更精巧的；水师拥有快捷的船只，各国没有比它更快的。战舰重达二十万吨，西方驻东方的船只无法匹敌。头等学生几千余人，与英国的上等学校不分高下。高丽虽然抛弃，仍干预其政权；辽东虽然归还，仍责难总署。西伯利亚的道路私自测量，珲春的险要竞相窥探。急忙经营台湾以巩固边防，迅速增加战舰以争夺势力。三年之间，台湾已平定，水师已充足，器械已完备，而后发生不测之事。联合强大的英国作为先发制人的举动，作为猛着一鞭的计策。收复辽东之地，堵塞珲春之口，拒守南洋之津，平定中原之乱。俄国铁路未成，运输不易。战舰从西方而来，劳师疲弊。没有屯煤取水之地，没有修船治械的港口。有迫不及待的情形，有进退维谷的态势。能怎么办呢？这是无敌不值得倚仗的第八个原因。

我听说先正的话说：“各国不足患，可患的是俄国。”现在不幸而言中，这固然是我中国痛心疾首而恐惧无地自容的。俄国灭亡回部，断绝科举之路；其夺取分兰，禁止行习之教。残害之惨，酷于金元；压制之严，苛于秦政。驱逐犹太种族于欧洲，东黜路德信徒于境外。害民乱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孔庙的建立，儒服的更换，教习的聘请，捐纳的开放，都是不逞之徒蛊惑的言论，以动人心，以乱天下罢了？难道是实录吗？教不自存，而希望尊于外域；国不自立，而希望治于他人；种不自保，而侥幸寄托于异类。唉！难道不说是愚人吗？难道不说是忍人吗？难道没看见高丽叛教吗？日本毁庙吗？台湾废主吗？安南逃儒吗？世间的君子，其思为子舆之好辩，石介……

译是手持干戈（与之对抗）呢？还是甘愿做孔子门下的伯寮、程子门下的邢恕、异教中的犹大呢？这是人心不可畏惧的第九种情况。

译正因为这样，它不能统一东方，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这些不过是枝节上的小毛病，并非要害处的大病。各国的通病，并非俄国独有的祸患。《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欧洲自从设立议会，实行君主与民众共同主宰，上下一心，政治风俗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变得富强。所以英国有推行新政的人，法国有共和政体，德国有强国的团体，日本有维新的党派，他们都能与国家融为一体，休戚与共。至于那些以霸道虐待百姓、威权无限、不设立议会、谋取私利以利于国家，以至于上天震怒、鬼神窥视殿堂、士人在学校愤慨、商人愤怒于农民、乡间充满怨恨、妇女在房中诅咒。希腊式的党派流布于中国，亚历山大式的命运陷入不可测度之中，借着加冕庆典施展诡计，窥探新皇出游以宣泄义愤。一个独夫孤立于上，几个民贼辅佐于下，而成千上万满怀义愤的百姓在外部侧目而视，行走坐卧，处处都是危机。无论贵贱上下，人人都是敌国。唉！难道不危险吗？难道不可怕吗？至于敌国和外患，互相倾轧猜忌，不值得担忧。全国百姓，识字的人少，不值得忧虑。土地广大，荒芜而不治理，不值得惋惜。好大喜功，国债沉重，不值得忧愁。只有君主虽然被杀，但愚弄百姓的手段尤其精巧，志向狂妄而开拓疆土的心切，分裂的局面指日可待，鱼烂之祸就在顷刻之间。出现后羿拒河那样的变故，抱有蔡仲行权的忧患，等同于春秋时梁国的灭亡，重蹈暴秦的覆辙。这就是所谓病入骨髓，百脉败坏，连扁鹊、秦缓看了都会大为恐惧的情况。哪里还能谈统一地球呢？现在谋划对付俄国的人很多，但都不探究根本而只整治枝节，不探查内部而只谈论外部，这难道不是蒙住眼睛辨别五色、塞住耳朵聆听八音、坐着谈论海外荒僻之地却夸耀礼服冠冕的人吗？写满几卷纸张，难道值得回应吗？我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扰乱天下的必定是俄国，安定天下的必定是美国。”审时度势的人士，何不思考一下。

卷十六下 外史

俄国外政策史

俄国人斯哥利哥布斯奚附

论日本。东方有一个帝国叫日本，它的皇帝原本具有英明豪迈的大才，统治四千万民众，鼓舞振作，变更国法，恰似我国的彼得皇帝统治一万人之上。于是欧洲各地的报纸称赞，日皇治理国家、救济百姓的伟大功绩不止于此。听的人也以为是真的，然而没有一个人怀有怪异的想法。虽然如此，以我看来，未必完全如此。我曾游历日本，才知道它的文化由来，并非近时的事。当彼得皇帝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野蛮的习俗。如果日本近时的文明，并非在近时，实际上早就进入了文明的领域，加上当今皇帝措施得当，所以发扬了这种文明。大概日本往日的文明与欧洲今日的文明不同，原本存在一种姿态风度，虽然往往不免趋于虚妄荒诞的境地，也是因为学习外国文明的教化非常急切。那些如艺术技能等，普及到人士之间，确实值得叹赏。大概日本长久以来闭关锁国，不与外国交往，其国自有一种国风，而美好精粹蕴藏其中。而且其政策以闭关锁国为第一要义，所以朝廷的政策常常广博深厚地融入民心，民心敬仰皇家，皇家一脉相承已经两千五百多年。国内有封建诸侯，诸侯供养士人几千百人，而美术学问也在那里兴盛起来。诸侯的士臣有专权，而诸侯保护他们，士臣也敬服诸侯，每重视志节，士气炽盛，两千多年间未曾被外国凌辱，其与外国在边境相见，只有前后两次罢了。其人民不知道奴隶是什么东西，只缴纳极少的贡税，因为他们生于国中，所以生计也极为便利。近三百年来，物价涨落不定，民人也逐渐殷实众多，农业于是逐渐开发，生产足以养活其民，所以没有殖民到异境的事情。况且日本群岛的一半没有完全开垦，恰如等待日后人口增多之时，而遗留这些未垦的土地。所以一句话概括，日本国内衣食足用，不必依赖外国。往时长崎一个港口与荷兰通商，但开辟的地方很少，几乎胜过不通商。距今五十年前，美国人初次访得这个桃源般的港口，而后欧洲人到日本，横夺其美货，取其珍宝，而满足其欲望利益，并企图垄断通商的利益，当此之时，日本有内讧的变故，四方人士谋划变更政法，而外难屡起于其间，于是不能闭关锁国而严拒外人的到来，于是准许贪婪无厌的欧洲人公开通商的门户。门户洞开，外人纷纷进入，日本恐怕被外人侵夺其利，于是颇有警戒之意。然而外交衅端初起，交涉日见频繁，日本人果然得到了什么利益呢？意者，虽然日本初窥知欧洲文明的教化，而至形而下之事，必有更甚的。改其服装而穿狭袖的洋服，有什么便利？不自饮其醇酒，而饮美国酸味的酒，有什么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