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下　通论

译软弱是由于防范弊端

译梁启超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秉持公心，所以致力于处理政务；后世治理天下，出于私心，所以致力于防范弊端。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虽然难免出现一些小弊端，但利益所在，往往足以掩盖这些弊端；致力于防范弊端的人，一个弊端尚未消除，上百个弊端已经兴起。这就像修补漏水的屋子，越修补越漏；就像缝补破旧的僧衣，越缝补越破。致力于处理政务的人，任用得当，国家就治理得好；任用不当，国家就混乱。致力于防范弊端的人，任用不当，弊端就更多；即使任用得当，事情也治理不好。从秦朝到明朝，将近两千年，法律禁令日益严密，政治教化日益衰败，君主权力日益尊崇，国家威望日益受损。上自各级官员，下至亿万百姓，游荡在巨大的法网之中，习惯并安于这种状态，顺从并受其摆布，静止而不能行动，愚昧而不能明智。历代的祸国殃民之徒，自以为得计，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种制度。等到最终，出现了不受节制、超出防范范围的事情，两件事：一是夷狄，二是流寇。这两者一起，就像热水浇在雪上，国家于是灭亡。于是，过去用来防范别人的手段，恰恰成为了自我损害的工具。梁启超说：我曾经读史书，鉴察古今成败兴废的道理，没有不忧愤悲伤的。古代长官有辅佐而没有副手，这是为了充分行使权力，专一责任，便于考核政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鲁》所描述的官制，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周礼》说设立正职，设立副职，所以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马、司空，又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司寇、小司空。凡是正职都是卿一人，凡是副职都是中大夫二人。这就是现在制度中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的来源。《周礼》是伪书，误导了万世的人。汉代九卿还遵循这种制度，汉晋之间太常等官职还没有小卿。北魏太和十五年才开始有。后世害怕一部之事一人独揽大权，于是既有尚书，又有侍郎，再加上管部，计算一部有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不互相牵制，就互相推诿，没有一件事能办成。古代大国百里，小国五十里，各自亲近自己的百姓，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理的地方，就像现在的县令一样。汉代还用郡统领县，而郡守直接通达天子。后世害怕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于是设立监司来防范他们；又担心监司专权，于是设立抚按等来防范他们；又担心抚按专权，于是设立节制总督来防范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守令竭尽心力来奉承长官，还害怕不得当，无暇顾及民事。剥削百姓的脂膏，作为长官的贿赂，虽然残害百姓但职位却稳固。古代任命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称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掇，而士人都砥砺名节。后世担心选人的请托，铨部的徇私，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的法，孙丕扬定为掣签的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奇才不能进，庸下不能退，那么考核政绩就废弛了；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那么吏治就败坏了。古代乡官全部用乡人，《周礼》《管子》《国语》详细记载。汉代掾尉都是土著担任，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得以除用他郡人。”可知汉代掾属没有不用本郡人的，房的这个请求乃是破格，大概是使耳目相近，督察容易得力。后世担心他们舞弊，于是隋朝改革选举，全部用他郡人，然而还是南人选南，北人选北。北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虽然很远，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明朝的君相认为还不够，于是创立南北互选的法，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赴任的人，动辄数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官，不贪污无以自存。土风不熟，语言难懂，政权所寄多在狡猾的胥吏，而官为缀旒。古代公卿自置室老，汉代三府开合辟士，九卿三辅郡咸自署吏。顾氏《日知录》说：“鲍宣为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可知署吏乃二千石的职，州牧代他尚为烦苛，现在以天子代他，宜乎事烦而职不举，所以臂指相互使唤，情义相通。后世担心他们植党市恩，于是命以上皆由吏部，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者长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者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古代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不用说了。其余庶官，或者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直到汉代，还保留这种意思，所以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者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大概是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怕久而弊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的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或者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

译如果不撤换，世代从事这一职业的却是胥吏，那么胥吏就有权力而官员没有权力了。

译古代国家遇到重大事务，会与平民百姓共同商议。汉代也设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等官职，这些官员不隶属于具体事务，也不担任日常值班，而是以士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事的讨论。我另外有《古议院考》一文详述此事，其目的在于疏通下情，巩固国家的根本。后世统治者担心百姓讥讽自己，于是轻视这种制度，废除这些官职，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上下隔绝，民心涣散软弱，一旦外患来临，没有人能够挽救。古代三公坐着讨论治国大道，他们的权力重大，地位尊严。三公包括一相、二伯。汉代制度规定，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大概因为君主是世袭继承，而宰相则是传位给贤能之人，通过宰相来行政，以此来补救家天下制度的弊端。后世统治者担心宰相专权对抗君主，于是逐渐收回其权力，交给尚书，又逐渐收回交给中书，再交给侍中，最后交给内阁。逐渐改变其名称为尚书令、侍中、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平章政事、同三品、大学士。逐渐增加其人数为二人、四人，甚至十人。逐渐设立副职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协办大学士。他们的地位日益低下，权力日益分散，于是宰相就成了天子的私人，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政令没有出处，朝廷里充斥着徒具虚名的官员，只是供人画诺同意，推诿拖延，百事杂乱无章。古代科举都出自学校，教导时他们是老师，做官时他们是君主。汉、晋以后，还采纳虚名望重之人。后世担心士人沽名钓誉、官员徇私舞弊，于是用帖括、诗赋来禁锢他们。进而发展到院试、搜检、糊名、誊录、回避等制度。至于试官，本来就是天子亲近信任的臣子，亲自到朝廷考试，然后才派出。但使命一下达，就严密封闭他们的住宅。所到之处严密封闭他们的寓所，出行时严密封闭他们的舟车，如同囚禁重犯，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暗中摸索，像抽签赌戏一样，驱使人们不学习，引导人们无耻，而请托舞弊的弊端，终究没有断绝。古代学者以文章会友，师儒官员以道德赢得民心。后世担心他们聚集众人持守清议，于是以会党的名义禁止，严格限制讲学。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儒生不谈大道，独自学习孤陋寡闻，人才凋零，士气不兴，只是让肆无忌惮的小人借此名义陷害君子，实行一网打尽的计策。古代疑难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将法律悬挂在象魏，百姓都能阅读，大概是让他们知道而不触犯，冤屈得以伸张。后世担心百姓狡辩抵赖，于是端坐大堂以震慑他们，陈列榜文以胁迫他们。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刁蛮豪强更加借此吓唬小民，老实软弱的人常常因此丧命，狡猾的官吏附会案例，上下其手，冤气充满，却无法纠正。古代天子时常与国人交往，君主对臣子，即使地位低微也回拜。汉代丞相拜见天子，天子从座位上起身，在车上也下车。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担心天泽之分不严。九重宫门深闭，不是执政大臣无法得见，防范确实严密了。然而生长在深宫，不闻外事，见到贤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那么君主的德行必定昏庸。上下背离孤立，君主视臣子如犬马，臣子视君主如外人。各种政务，无不如此，即使更换几个仆人，都难以办成。悠悠两千年，莽莽十数个姓氏，谋略之臣比比皆是，掌故之书堆积如山。究其立法的根本，不出于防范弊端这一念头，谬种流传，遂成通理。把谨慎严密安静当作美德，把好事喜功当作恶词。圆滑的人有功，刚直的人必缺。做官的人以保住禄位为第一要义，做学问的人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根本既已动摇，末节也随之败坏。所以谈论开辟铁路，必定说恐怕妨碍舟车的利益。谈论兴办机器，必定说恐怕夺取小民的产业。谈论振兴商务，必定说恐怕败坏淳朴的风气。谈论设立学会，必定说恐怕引导标榜的习气。谈论改革科举，必定说恐怕打开浮躁进取的门路。谈论铸造纸币，必定说恐怕蹈宋朝元朝的覆辙。谈论开采矿产，必定说恐怕成为晚明的延续。谈论变革武科，必定说恐怕百姓携带兵器作乱。谈论减轻刑罚，必定说恐怕百姓藐视法纪而滋事。坐此一念，百事不兴。好比惊病，自己惊吓自己，废寝忘食。好比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榻，等待死期，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悲伤吗？防范弊端的心，从哪里产生？回答说：产生于自私。请谈谈公私的道理。西方的言论说：“人人有自主之权。什么叫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公的了。这样天下就太平了。”防范弊端的人想让治理者有权而被治理者无权，收回人人自主之权归于一人，所以说这是私。虽然如此，所谓权，是兼指事与利而言的。如果让一个人能承担天下人所当为之事，那么就让他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也不认为过分。先王知道这不可能，所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说“君子有絜矩之道”，说的是公的美好。地是由人积累而成，国是由权建立而立，所以全权之国强大，缺权之国遭殃，无权之国灭亡。什么叫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什么叫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的人。什么叫无权？不知道权之

译权力究竟在哪里呢？没有权力，恶行又从何产生？回答说：从开始就错了。想要凭借一人之身去夺取众人的权力，然而众人权力的繁杂与庞大，不是一人的智慧与力量所能承担的。既然无法承担，那么那些权力将会消散堕落，最终不能由自己掌握。虽然如此，但先前众人所失去的权力，也不能像原来那样恢复。于是人们不知道权力究竟在何处，所以防止弊端的人，起初争权，最终让权。什么叫让权？天下有事务，上报给天子，天子说“讨论后上报”，这是把权力让给了部院；部院讨论同意，发文给地方长官，这是把权力让给了督抚；督抚颁布给下属，这是把权力让给了州县；州县再下达给办事人员，这是把权力让给了吏胥。一部的事务，尚书与侍郎互相推让；一省的事务，总督与巡抚互相推让；一国的事务，君主与百姓互相推让。争权固然不可以，让权也不可以。争权损害他人的权力，让权损害自己的权力，争权占一半，让权占一半，这就叫做权力缺失。举国上下都在让权，这就叫做没有权力。自私到了极点，甚至导致没有权力。那么防止弊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说：“因为害怕噎住就停止吃饭的人必然死亡，因为防止弊端就废弃事务的人必然灭亡。”

译用爱力扭转国运说

汪康年

国家，是什么呢？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完善和巩固。物质微粒相互接触而形成物体，如果未受空气的侵蚀，且微粒没有分离，那么同类的物体必然没有能够损害它的道理。就像金属类一样，必定已经锈蚀之后，才会被同类的金属所残损，否则必定要有刀刃才能锤打锉磨它。就像木类一样，必定已经腐朽之后，才会被同类的木头所残损，否则必定要施加削切才能锤击它。唯独国家也是如此，与其他国家共同立于地球之上，却唯独比别的国家弱小，那么必定是它的本质内部已经有了分离。内部分离，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爱力。那些起始于相互遗忘的，最终会走向相互断绝；起始于相互关爱的，最终会走向相互成就。因此，农民与农民相互关爱，就会通力合作，互相告知，凡是播种辨别土壤，都可以用新的方法去实行。工人与工人相互关爱，就会在作坊里完成事务，互相鼓励，凡是购买器具制造物品，事事都可以仿制。商人与商人相互关爱，就会聚集资金变得容易，谋划事情容易成功，凡是公司行栈，可以像树林一样林立。士人与士人相互关爱，就会比较得失，互相指出善恶，凡是购置书籍成立学会，可以同时兴起。官员与官员相互关爱，就会互相告知好的法令，互相补救过失，凡是兴利除弊的事情，可以一天之内就实行。地方大员相互关爱，就会在救灾捕盗、设立防治水患的政策上，不分界限，而彼此间的隔阂偏见可以完全消除。士兵与士兵相互关爱，就会胜利时互相谦让，失败时互相救援，而失散队伍抛弃军队的事情可以避免。将领与将领相互关爱，就会在进退攻守上，互相应援，而没有彼此不顾的祸患。至于上级只关爱下级，那么恩威并用，下级必定不忍心蒙蔽上级。官员只关爱百姓，那么宽严相济，百姓必定不忍心憎恶官员。将领只关爱士兵，那么赏罚公平，士兵必定不忍心轻易抛弃将领。而且用全国的爱力来关爱君主，那么君主更加尊贵；用全国的爱力来关爱国家，那么国家更加巩固。用来进攻就能攻克，用来作战就能胜利，用来防守就能保全。相互关爱然后才能相互成就，相互成就然后才能相互巩固。所以爱力产生强大。

凡是追求国家的强大，必定寻求器械的锋利，士卒的勇敢，将帅的威武，粮草的充足。但是这四者，都是强国的次要事务，不是根本事务。鹰的凶猛，源于嘴和爪子。然而如果把嘴爪安在燕雀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其凶猛。这是因为嘴爪是对的，但使用这些嘴爪的主体不对。鹰的整体，本来都与嘴爪相称。犀牛的凶猛，源于牙齿和角。然而如果把牙齿角安在麋鹿身上，必定立刻失去其凶猛。这是因为牙齿角是对的，但使用这些牙齿角的主体不对。犀牛的整体，本来都与牙齿角相副。那么不依靠整体的爱力来产生强大，而只寻求在整顿军队和军事上的强大，能成功吗？项羽百战百胜，但最终被汉朝消灭，是因为项羽的爱力不如汉朝。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并非不足以抵抗唐朝，但爱力不如唐朝，所以最终被唐朝兼并。所以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用心不同，但它们都是英国的政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议论不同，但它们想要美国富强的心是一样的。普鲁士已经衰败却忽然兴起，法国将要灭亡却又重新振作，是因为国家势力虽然衰微但爱力依旧。大凡因为相互关爱，那么必定寻求相互生存的方法。寻求相互生存，那么必定寻求自我强大的方法。所以农夫扛着畚箕拿着铁锹的时候，工人审视曲面形势的时候，商人经营奇货计算利润的时候，虽然各自谋求私利，但心思所关注的，都在国家。即使是佣工贩夫这样微小的人，也不敢把国家大事放在后面。于是必定思考如何扭转国家局势，必定思考如何改革政治法律，必定思考如何监察当权的人。这样即使想不强大，也不可能了。

所谓相互关爱，不仅仅是相互关爱而已。有相互关爱的意念，那么行事互相劝勉，利弊互相告知，进退互相协助，艰难险阻互相扶持，过错互相隐瞒，善行互相称颂，得到互相祝贺，失去互相怜悯，成功互相期许，同类互相救助。这样就不期望成功而自然成功了。所谓相互遗忘，不仅仅是相互遗忘而已。有相互遗忘的意念，那么行事互相阻碍，利弊互相隐瞒，进退互相干扰，艰难险阻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陷，得到互相厌恶，失去互相庆幸，成功互相嫉妒，同类互相疏离。这样就不期望断绝而自然断绝了。那么考察成功失败的原因，审察劝勉的道理，有国家的人应该遵循什么呢？中国接连经历艰难险阻，却仍然安然没有振作的意念。有人说这是因为固守旧法，有人说这是因为多有掣肘，有人说这是因为意见分歧。我认为这是由于不相互关爱。那些做官的人认为：我只求敷衍塞责，终身不失去官职罢了，哪里顾得上其他。士人认为：我精通科举应试的文章，就足以自我晋升，何必为其他学问费心？商人认为：我得到了新方法，应当用来谋取私利，为什么公之于众？认为有便利的方法，应该秘密不告诉别人。富人认为：别人的危急，与我无关，何必费心为他人？所以通商几十年来，坐视强国的逼近，国家局势的危险，利权的完全丧失，而没有共同谋划一件事，特别创立一项事业来开启维新的景象。公司屡次创立却屡次失败，商会虽然有却如同没有。至于学会、公会，则更没有见到开端。大凡西方的事情，都依靠众人的心力才能成功，而中国则断无合众

译人凭借心力去成就一件事。唉！爱惜力量的缺失，就是人心的消亡。人心既然已经消亡，想要谋求国家势力能够振兴，又能有什么必然的依据呢？

译如今中国百姓，无法在故土谋生，流离失所至海外，侥幸得以立足，却又得不到保护，有的甚至被他国侵夺，这样就会失去对旅居海外民众的爱护之力。编入户籍的百姓，赋税从未减免，平时官吏侵扰过度，饥荒时听任他们流离迁徙而无人过问，这样就会失去对国内居民的爱护之力。工商人士凭借技艺谋生，但厘金税收没有固定章程，保护没有固定法规，导致亏损破败、损失钱财无数，这样就会失去对工商人士的爱护之力。名隶军籍的士兵，无事时克扣他们的粮饷，有事时驱赶他们上前线，退伍后听任他们流离失所，甚至沦为乞丐盗贼，这样就会失去对武士的爱护之力。读书人求学求官，但取士滥杂而做官的途径狭窄，有穷困到老无法自存的人，这样就会失去对士子的爱护之力。选拔俊秀人才派往海外，资助他们求学，学成后却不再过问，迫使他们到他国谋生，这样就会失去对学人的爱护之力。曾经凭借资历获得功名进入仕途，但屡次更改选拔任用之法，又不考虑如何维系他们，导致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这样就会失去对入仕之人的爱护之力。在朝为官者，既然已委以重任并授予官职，但俸禄不足以供养家庭，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这样就会失去对在朝之人的爱护之力。因此，有权势者专门欺瞒侵吞而不顾上级，富人宁愿怀藏钱财等待寇盗也不肯资助军需，士人以不参与外事为贤良，百姓以苟且免祸为得计，甚至邻里互不相识，听说北方有饥荒寇乱而南方却在敲钟击鼓，贫贱之人听说富贵者倾覆，便引以为庆幸，同国之人相待竟如此，环顾全球各国，没有像这样的。

爱护之力深厚的，先爱护自己国内的人，国内之外是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这是《春秋》的大义。所以《春秋》对国内的大恶加以隐讳，国内大夫去世记载日期，都是为了区别于国外。孔子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那么，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而爱别国的人，难道不也是违背道德吗？然而今日的情况，与此不同。西方商人缴纳正税，百分抽五；华商缴纳厘金，则有例内的追索，有例外的苛求。西方人日常用品都不纳税，华人仿造，反而接着征收。华船悬挂洋旗，遇到关卡无人敢过问；华店使用西方商号，即使越制违禁，也毫无妨碍。华商委托西方人报关，就没有滞留之苦；反之则刁难勒索，简直无法形容。聘请西方人士，不惜重金；礼聘华人，即使才技相当，也必定薄待其俸禄，区别其礼遇。向西方商人购物，任凭索取，不敢议价；进入华人店铺，则百般挑剔，一定要压低价格、短少价值才高兴。甚至有等待其亏损而希望其贱卖的。像这样，是驱使全国之人产生外心。有了外心，就没有内心了。

用这种涣散离心的人，想要成就事业，必定是单人可做的事，才能成功。如果多到两三人，就不能成功了。再多到千百人乃至亿万人，就更不能成功了。如今开设行栈、成立公司，都在千人以上；训练军队、整顿捕务，都在万人以上；设立学会、建议院，都在亿万人以上。然而让彼此不相顾的人来处理，即使明确制定规章，选用贤哲，也必定在顷刻之间变故纷起。局内自相嫉妒，局外互相猜疑阻挠。起初意见各执，继而彼此倾轧，最终推诿避嫌，而置正事不问。用于军事则不威武，用于财政则不富裕，用于商业则不能扩充，用于工业则不能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彼此不相爱。不相爱，就相争，正自顾不暇，哪有空闲为集事谋划？那么，有国家的人，必须实行爱护之心，尽到爱护之实，以产生相爱之意。于是彼此切近更密，依附更坚，可以致富，可以致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论今日中国，应当以知惧、知耻为根本。

汪康年

可悲啊！微妙啊！今日之事。为何可悲？可悲在于失去权柄。失去权柄，并非整个国家之权一时尽失，有的是逐渐失去的，有的是不知不觉失去的。而且不仅上层失去，下层也失去；不仅官员失去，百姓也失去。到了今日，情势已经显现紧迫了。却还不知道是失去了权柄，只是微微觉得行动不便罢了。唉！难道不知道我的咽喉已被人扼住，我的后背已被人拍打吗？因此，租界开辟，而我失去了割地之权；公堂设立，而我失去了用法之权；西方官员治理租界有专权，而我失去了治民之权；各国兵船可任意驶泊，而失去了口岸之权；墨银通行各埠，中国银两不能统一行使，而失去了制币之权；西方税法重其收入而轻其支出，我则相反，则失去了税权；西方之法两国诉讼用刑从其轻者，我则对西方人从轻，对中国人从重，则失去了刑权；公法不得参与，在他国的利益不得均沾，则失去了立国之权。至于教化人、养育人的权柄，中国不大力主持，也逐渐被其侵夺；甚至逐渐夺去我用人之权，又将夺去我论议之权，如此下去，必定会夺去我的意志。

译国家的权力，以及生命的权力。既然与其他国家共同立于地球上，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位居各国之首，却竟然跌跌撞撞、败落衰微到了这般地步！唉！难道不令人恐惧吗？

译西方人之所以剥削、恐吓我们中国，是因为以军事和商业为两大支柱，而他们用来辅助军事和商业的手段，尤其在于能够坚忍刻苦，联络同党，像棋子一样散布在别国境内。他们极力保护顺从自己的人，而深深排斥不顺从自己的人。对于能扶持自己的人，大力奖赏赞誉；对于异己的人，极力诋毁诱惑。借自己国家的势力来压迫别国的官员，又借官员的权势来压迫平民百姓。像这样，所以我们国家的利弊细节都被他们掌握，而顺从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能采用自己国家的好方法来教育培养人才，不出几年，杰出的人才和学士就会从其中产生。况且我们的百姓有被他们供养的，有被他们保全性命的，正感激得恨不得效死相报都来不及；而我们的百姓却还安然享乐，认为他们的学说有什么值得打动人的？他们做这些，不过是为了谋取生计罢了。哪里知道他们用心立法，向上是想掌握别国的政权，扩大是想控制亿万百姓的生死。等到他们的势力更加兴盛，我们才想着起来谋求自立的策略，那时他们已经联络紧密而我们却散漫无序，他们坚忍而我们疲弱。他们想除掉我们就像风吹落枯叶一样容易。唉！不自立而坐着等待，其后果必然达到这种地步。起初西方人来到中国，还震惊于我们昔日的名声，认为这里是声名和礼乐教化的所在。不久他们考察我们的政治，看到纲纪松弛混乱而不治理；经过我们的田野，看到田界凌乱而不整齐；走在我们的道路上，看到道路污秽而不清洁；遇到我们的权贵，发现他们情势茫然无知；遇到我们的士人百姓，发现他们事理昏庸不明。于是他们认为可以肆意对待的，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因此凡是那些要挟索取、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凡是那些偏颇苛刻的命令，不能用来对待其他国家百姓的，唯独能用来对待中国百姓。于是有借着一件事而索取数倍赔偿金的，因为一件事而请求修改条约的。中国人杀死西方人，官员被革职，罪犯被处死；西方人如果这样，却一百件也不惩治一件。中国人欠西方人的债，追讨不止于本人；西方人如果这样，却完全听任他们官员的判决。甚至违背期限、失信约，同一件事却处理不同。大概他们看到我们的官员轻视百姓，就认为我们的百姓可以轻视了；看到我们的军队骚扰百姓，就认为我们的百姓不妨骚扰了；看到士人百姓侮辱他们的长官，就认为长官可以侮辱了；看到我们的百姓互相排挤、互相争夺，就知道我们的百姓没有相互顾惜之心了。所以虽然西方人的教化向来崇尚公平，但最终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对待中国人就应该这样。

西方人善于经商，所到之地，就能掌握利益的大权。中国商人的心计精巧，哪里就比西方人差？然而在税务这一层，西方人本来就不费丝毫心力，却掌握了盈亏的大权。我们华商见到利益就趋附，而不考虑后来的困难；见到祸害就迅速躲避，而不顾及其徒众的失败。西方人深知他们这样，所以用整齐对抗散乱，用坚固对抗脆弱，用熟练对抗新习。他们集合公司，资本雄厚；而我们都是独立经营。他们联合声势，消息灵通；而我们却隔绝不通。所以我们虽然店铺林立，但实际是零碎凑合，捡拾西方人的剩余，受西方人的挟制，却无可奈何。

中国人初见西方人，都怀着厌恶愤怒的心情；到了今天，厌恶愤怒的心情一变而为信任畏惧了。不问是非曲直，就怀着厌恶愤怒的心情待人，不符合公理。至于不信任畏惧自己人，却信任畏惧他人，那就更奇怪了。中国的商人虽然不完全可信，但钱庄汇号本来不亚于西方人；而现在富贵人的钱财多托付给汇丰银行了。修造轮机，中国不是不能做；而现在购买的人必定托付给耶松船厂。同样的器皿，必定以刻有洋行字样的为贵重；同样的货物，必定以来自西方的为佳。以上相比，都是指中国器物确实能与西方人匹敌的而言，不是说全都足以与西方人匹敌。至于乱兵横行，不是口舌所能劝说的；于是西方人收敛差役，放纵暴虐不是礼让所能禁止的；于是见到西方人而收敛威风。难怪听到公使的骄横而惊吓得冷汗直流，遇到西方军队的严整而闻风远避。那么我们百姓何不深思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并思考将来如何处理呢？然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恐惧，而是我们中国四亿人的共同恐惧；不是一两个人的耻辱，而是我们中国四亿人的共同耻辱。那么整顿的策略，只是袖手旁观而推诿给上面的人可以吗？整顿的策略是什么？回答说：斟酌其制度，官员改革政治，士人增进学问，商人扩大事业，工匠精制物品，如此而已。我以为自去年以来，必定有大大改变旧轨以昭示天下的人。尊贵的人必将协调权力以提挈万端，富有的人必将拿出钱财以创新万事，士人必定思考大力推崇新学，商人必将共同设立公司，工匠必将仿制新器。报馆设在各省，学堂遍布各县，虽然没有维新的全部规模，但士气的振奋，民心的开明，将在这里看到了。

四周环伺，不值得恐惧；大变当前，却安然不动，这才值得恐惧。割地赔款，不值得羞耻；维新的契机，却茫然无知，这才是可耻的。现在内部敷衍塞责、锢蔽不通的见解未曾消除，外部攀附逢迎、应酬往来的习气不能避免。官书局奉旨重新开印了，却不敢大声宣扬；学堂奉旨设立了，却未见定下章程；报馆已奉旨允许了，却未见广泛设立。

译每当商议一件事，各部大臣就推诿给地方大员，地方大员又推诿给乡绅，不久便以没有成效而中止了；每当制定一项法令，下属就等待长官的决定，长官又取决于宫内权臣，不久便以难以施行而停止了。甚至行驶小火轮，就被厘金局所阻挠；进行机器制造，就被重税所困扰。由此推及学术、商务、工业，没有一件事足以符合维新的名义。《诗经》说：“不畏惧不惊慌，各种福禄都会汇聚。”如今的君子，可以说是既不畏惧也不惊慌了。

译如今假使朝廷的臣子相继商议，必定是败坏国家的政事；有司的官员相继发布，必定是阻碍执行的法令；全国的人相继治理，必定是荒废的事业。商人竭尽心力，开设的必定是关闭的店铺；工匠竭尽全力，制作的必定是卖不出去的器物。听到的人几乎没有不以此为笑的。然而看看现在，却几乎是这样。那么现在的人，与举手打自己、抬脚踢自己有什么不同呢？那么现在的状况，人们所作所为与自我断绝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难道甘心如此吗？一方面是因为互不照顾，一方面是因为不敢作为，实际上是因为不能深知时势的必然，而姑且苟且偷安罢了。况且贫贱的人必定说：“我谋求衣食尚且来不及，哪有闲暇考虑这个？”那么应当向富贵的人寻求了。尊贵的人却说：“我一人竭尽全力，有什么补益？不如及时搜刮积蓄，为子孙打算。”富有的人却说：“这是别人所担忧的，我富人何必忧虑这个？别人本来以保全财富为事，我正不失显赫荣耀。”唉！志向如此，固然不奇怪他们如此了。

假使真如富贵人所预料，那么只要利于自己，即使大局改变，有什么妨害？虽然如此，这难道真是可以得到的定数吗？把别人当作可以托付的对象，而安然等待结果到来，这是不仁到了极点，也是不智到了极点。难道不知道他们将不是用明显的暴虐而是用暗中的伤害，不是用突然的削减而是用逐渐的减少？刑罚则采用不同的律法，官员则采用不同的举措，礼仪则采用不同的施予，商业则采用不同的税收，限制他们的权利，苛刻他们的禁令防范，而意外的波折牵连尤其不可预料。我们的百姓何不按照切近的事势思考一下呢？如果认为这些话是荒诞的，那也就罢了；如果还认为有万一的正确，何不汇聚天下人的心思才力而紧急筹划呢？

中国自强策上

汪康年

事情到了今天，危险紧迫到了极点。被日本挫败，被俄国逼迫，被英国侮辱，教案纷纷兴起，回民叛乱蠢蠢欲动，兵变、民变的事情不胜枚举。而瓜分中国的说法，西方报纸屡次记载，西方人屡次谈论。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这很危险。然而朝廷没有确定的策略，朝廷内外没有确定的议论，旧的弊端没有一项清除，新的谋略没有一项颁布，那么不是安于不作为，就是认为没有办法。安于不作为，那就不必说了。认为没有办法，也还不是这样。中国在今天，犹如一只羊处在老虎之间，还不足以磨耗老虎的牙爪。然而老虎不立即行动，是因为雄壮的角对立还没有归属，所以难以发动攻击。又无故残害人命，败坏商务，又是西方人所不愿意做的，所以还在迟疑等待。我们如果能够自我振奋，那么西方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就像他们对日本一样了。只有我们永远不自我振奋，那么他们只怕被别人得到，必定会争先来夺取。那么我国振兴的政事，不在今天，就来不及了。中国利益应当兴办、弊端应当清除，谁不知道呢？而最终没有确定议论的原因，大概是依靠弊端获利的人太多，就必定多出许多说法来扰乱它，多出许多途径来阻挠它。大概不是不明智不强大的祸患，而是由于权力没有归属，就没有人作为发挥光热的地方了。本朝继承明朝之后，鉴于专权朋党的祸患，所以执政的大臣名叫军机大臣，人多而权力不统一，只能在皇上面前唯唯诺诺，而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能恭敬地拟写谕旨，而不能自己发布号令。那么如果想要集中权力来办理各种事务，除了设立宰相没有别的办法了。然而今天突然设立宰相，我担心只有牵制阻碍的痛苦，而没有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效果，那么不先设立议院是不行的。有人说：设立宰相就不免有专权的忧虑，开设议院则权力在下，而且分散而不集中，从而滋生议论，对事情不方便。不知道有议院与宰相相互制衡，那么宰相就不能专权。议院的人多了，而且有议事选举人的权力，而没有办事的权力，虽然在下面有什么妨害？又议院的议论虽然不统一，西方惯例必定选择多数人的意见遵从，有什么喧嚣杂乱的危害？况且凡事刚开始实行必定多有疏漏，关键在于随时审察纠正罢了。至于成型的规则，西方人的议院章程可以选择实行。至于开办维新的政事，有三大要点：一是统一天下的议论。今天天下的议论太不统一了，政府不选择而使用它们，或者早晚更换，或者南北不同，必定应当确定一种议论。以便施行。二是安慰天下以及各国的期望。维新的政事，中国期望它不回应，就会离心；西方国家期望它不回应，就会侮辱。应当明确诏告天下，舍弃旧法采用新法的原因，而与各国订立力保太平的条约，并且方便地给予他们权利，而且聘请他们的贤才豪杰，与他们共同制定法制，那么中外才开始有更新政事的期望了。三是安定天下官吏士兵的心。维新政事实行，那么宗室、旗人、冗员、士人、胥吏、军士都有失去位置的忧虑。开始用言语煽惑，继而用全力阻挠。应当预先筹划安插的方法。宗室、旗人，除作官当兵外，或者给予利益，或者放宽禁令防范。新改立的官职，除总理的人必定提拔任用能者，其余仍然用旧官按次序补叙。学校新设，必定十年才能选用，那么以前的士人在十年之内，仍然可以补官。胥吏、军士淘汰剩余的，可以补充各种差役。这样，那么各人没有失业的忧虑，即新政没有阻挠的祸患了。然而这只是说开办的大要，而没有涉及所实行的事情了。

译国家自强的策略（中篇）

译中国自古以来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外部皆被视为蛮夷。向来以君权为根本要务，以世代延续、家族繁衍壮大为宗旨。因此其治理多采用禁止、防范、遏制的制度，而少有开拓、扩充的意图。君主担心臣下侵夺自己的权力，所以不让他们拥有丝毫的权力；担心臣下结党营私，所以务必分散他们的党羽，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实现志向，禁锢蒙蔽他们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天命来恐吓他们，用鬼神来威慑他们。臣下承奉君主，以掩饰过错为能事，以敷衍塞责为工巧，以趋避推卸为机巧。对于百姓，只以压制、欺骗、恐吓为事，不再有诚意来相互信任。因此官吏习惯于弊端混同，百姓安于刁顽玩弄，士人养成陋劣风气，士兵惯于哗变溃散。那些平民百姓都以闭门不与外界交往为秘策，以积累财富留给子孙为得计。所以上下的大弊病，不出四件事：曰徇私，曰厌恶正直，曰崇尚虚浮，曰沉溺安逸。沿袭习染太久，全国百姓都失去了自主的权利，没有相互协作的心意。上下隔绝，彼此疏离。百姓看待君主父亲如同陌路，看待同国人如同路人。百姓的软弱与离散，本是君主所希望的。积累至今数千年，才遭受这大祸患。然而到了今天想要极力扭转数千年的积弊，以求与西方人相抗衡，也只有恢复民权、崇尚公理罢了。

对于官员，淘汰冗员，删减礼仪官职，使每个官员各有事务。对于教育人，一定要让他们学习有用的学问，不要误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于选拔人，一定要让他们以所学担任官职，不要任用非所学之人。对于升迁补缺，一定要依据其本职，不要使早晨在此职而傍晚在那职。对于用人，厚给俸禄，有过错则责备，有故则斥退，勤奋则升迁并逐渐增加俸禄，终身没有失业的担忧。对于制定法律，依据罪行来判决，务必寻求可行，没有虚设的法律，没有难以执行的条例。对于惩治罪犯，侦查缉捕严密而治理宽缓。对于审理案件，查究罪行并详尽听取言辞。对于向百姓征税，各自依据其资产占有税额，不要颠倒轻重，不要苛索。对于理财，使财物归于实用，不要浪费于虚文，不要漏损于中饱私囊。过去重视文治而轻视武备的，现在务必使文武并重；过去优待文士而轻视吏治的，现在务必以吏治为急。淘汰繁重以求速捷，去除虚文以责求实效。删减矫饰虚伪不实的言论，斥责虚伪无理的事情。崇尚创作而轻视安闲，崇尚变革而轻视守常。以能开辟利源为能，以能创新学问为优。百姓的性情务必求其宣达，士人的士气务必求其振奋。过去不让百姓参与国事的，现在务必让他们参与。共同治理，过去让百姓安于愚弱的，现在务必使他们极其明强，务必使内部的权力处处足以与外人相抗衡。像这样，或许可以侥幸与各国相持。然而这只是说治理的宗旨所在，而没有说具体的办法。

中国自强策下

请切实陈述办理的方法。现在让君主赫然下达明诏，告知天下力图自我振兴的缘故，并让士民中明达秀异的人互相推举为议员，让他们到京城进入议院。让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都进入上议院。议院建立后，就设立宰相以总领内外事务，设立户部以掌管财政收支，设立刑部以掌管天下的狱讼及捕盗之事，设立商部以振兴商业并掌管税则及考察工作物产之事，设立农部以教导种植，设立外部以处理外交交涉之事，设立兵部以掌管军事，设立工部以掌管营造之事，设立邮政部以管理道路、河渠、火车、轮船、邮递之事，设立民部以掌管各地地方事务，设立海部以掌管海军之事，设立教部以掌管学校之事。等到议员推举确定，宰相则由宰相自行选择任用各部大臣及各省的长官，又各自推举其属官，而都由议院决定。十年之后，议员及各官员都从学校中选拔，如同西方国家的做法。在京城设立吏治局，征召天下贤能的官吏，让他们学习治理方法并分派到各省，以教导地方官。十年以后，也都从学校中选拔。各省提督、总兵由兵部选拔，而提督、总兵又依次选拔其属官。十年之后，才开始从水陆武备学堂中选拔。外部及出使大臣必须选取精通西文、通晓西事的人，十年之后，才开始从使才学堂中选拔。在京城设立各种学校，精选中西能者教导，以依次推广到各省府州县。十年之后，才开始从师范学堂中选拔。宰相与各大臣既已推举确定，就派遣使者与各国订立力保亚洲太平的条约，而大力改革上下内外的体制，务必从简从易，全部去除趋跄拜跪的礼节，恢复设立宪报馆。凡是新政改革的意图及中外交涉的缘故，都记载在各种振兴的政事中，乘时并举，且裁减冗员，废除调济安插的途径，废弃资格班次的说法。既然没有无事之官，也就没有无官之事。局中的人可以凭借官职施展才能，局外的人可以凭借事务责求成效，那么职务就没有不举行的了。一事一官既没有推诿的余地，一官一事又没有丛脞的顾虑，那么人就勤于职守了。在事的人有治事的权力，事外的人有监察的权力，又有议员来钳制，有日报来揭发，那么官场邪气就止息了。厚给俸禄而革除陋规。入官之日，给予装钱；辞官之日，给予恩俸。或者给予终身，或者惠及子孙。办公有费用，登程有资财，那么人就兴起廉洁之风了。

译罢了。改革衙署的制度，迅速确立咨询禀报的法规；剔除应酬的繁琐，删减迎送的礼节，那么官员就能敏捷地处理事务，勤于考察民情了。在省、府、州、县各级都设立议员，用来与官员相互制衡。官员不能独断专行，那么百姓的困苦就能缓解了。根据事务的需要来设置官员，根据官员的职责来设立学校，根据学校的内容来确定选拔标准。进入官场之后，没有罪过就不被罢免，心思不被歪曲，人才不被虚耗，百姓没有失所。官员不轻易改变方向，那么人们就知道专心学习所学的知识了。选拔人才途径众多，学堂从都会一直设立到州县，从州县一直延伸到乡里。没有废弃的人才，人才没有滞后的使用，那么人们就会勉励自己向学了。规范文字，使其趋向浅显易懂，多编写教化百姓的书籍，使人容易理解，并设立义塾和教堂来教育平民，那么普通人都可以读书明理了。凡是刊刻书籍，由官府批准或驳斥，那些实用方便的书籍批准其享有专利权，那么有用的书籍不久就能得到了。严格户籍登记，确定乡里制度，产业、生死、婚姻必须登记，零散户口必须禁止。城镇没有混杂居住的忧患，乡里没有分散居住的顾虑，并且设立捕快，并设立包探，那么逃亡者就能清除，邪僻之民无处藏匿了。法律公平，没有偏颇，重罪绞杀，轻罪禁闭或罚款，那么罪行容易办理，实情容易查明了。刑官审理案件，不兼任其他事务，又有会审来察验虚假诬陷，有律师来伸张辩解说理，没有刑讯逼供的痛苦，没有连累拖累的祸患，那么冤假错案就平息了。官吏都有俸禄，差役都领取薪酬，既然没有借口的资本，就没有贪婪受贿的弊端，这样诉讼就容易处理了。有不听从教化的人，终身禁锢，触动他们的羞耻心，严格禁止防范，那么人们就会以做坏事为耻了。道路疏通，江河开凿，铁路贯通，电报通达，由商人来完成，借债来补足资金。而且路灯、自来水，处处设立，使往来便捷，消息灵通，那么用兵、赈灾、经商、旅行就方便了。开采矿务，设立银行，然后铸造金、银、铜三种货币，统一它们的轻重标准，又制造钞票并禁止兑换银钱的店铺，以便流通使用。税收和军饷的收支一律使用新币，三年之后，估计新的弊端已经足够显现，就全部禁止旧钱，那么钱法就能推行，人们用起来就方便了。制造钞票，设立银行，端正税则，严格防止中饱私囊，那么国家用度就能充足了。设立商部，制定商法，严格赔偿的法律，确定诈骗的条款，废除厘金的苛扰，快捷水陆交通，考察研究各国的物产，勘察各地的工业，内江外海，允许轮船通行。能够纠合公司的人，奖励他；商人成本高的，允许其享有专利权，那么商业就受到鼓励了。能效法西方制造各种物品的人，赏赐他，并允许其享有专利权；能用新法制造器具的人，给予功名牌匾，那么工业就受到鼓励了。税收根据资本计算，富人税重而穷人税轻；税收根据利息计算，商人税多而农民税少；蓄水和泄水有资金，种植有方法，那么百姓就勉励从事农田耕作。停止无用的武科举，开设水陆学堂；现在凡是能从事武事的人，不与平民并列，那么人们就竞相从事武学了。精选士兵并厚发军饷，严格训练并重视防御；年老退休则终身供给粮食，战死则抚恤其子孙，那么士兵都能作战，平时不敢滋事。防御兵力遍布水陆，兵将都由考试确定；平时调遣的方法确定；临事招募的办法，炮械必须精良，雷舰必须齐备，医药必须充足，兵法已经熟练，军律尤其严厉，那么武备就严密了。规范祭祀典礼，公私无名的祭祀全部停止；一切虚妄迷信的说法，都不允许施行，那么邪说就平息而正务就推行了。设立报馆以传达百姓的隐情，凡是中外交涉、选举、狱讼、报销，都由官府刊登在报纸上；新理新法以及一切民间之事，及其冤屈压抑，没有不可登报的，那么上下之情就沟通了。确定平民的等级，以有才能的为上等，有职业的次之，游手好闲的为下等，那么百姓就勤勉于所从事的事务了。并且设立舆图局来测量全国的地形形势，设立翻译馆来收集各国的书籍，设立制造军火局来供给军用。这样实行十年，国家因此富裕，军队因此强大，开始可以收回已丧失的权利。废除租界的法律，改进口税，确定管辖外国人的制度，而与西方国家相抗衡。至于施政的适宜，次序的方法，新旧交替的规则，应当等到办理的时候再商议，不是一时所能决定的。

译向八旗各位君子陈述时局大势的启帖。

寿富

唉！天下大势，岌岌可危啊！外人知道，中国人却不完全知道；四方或许大多知道，我们八旗人中知道的只有三四成，不知道的有六七成。我们八旗世代享有俸禄和官职，休戚与共，如果不是姻亲，就是骨肉至亲。却只记得全盛时期的宏大规制，忽视当前的大势，火烧眉毛不知着急，剥皮伤肤不知疼痛，酣然嬉戏，涣散处之，危险啊！痛惜他们坐以待毙。我家境贫寒、力量微薄，学识浅陋，私下观察天下纷乱，人们都在思谋匡扶王室。我们八旗如果不自我勉励，不仅辜负君父的罪责，必将招致四方的欺侮。征兆虽微，关系极大。常希望我们兄弟考察盛衰的原因，谋划富强的途径，通力合作，各展其才，厚植根本，努力解开盘根错节的困境。终日唠叨，逢人强说，被自守之士取笑，被持重之儒视为弊病，我不敢灰心，只是内心隐痛。想到我们八旗人数众多，人才极多，世代承受国家恩惠，天良未泯。如果知道时局危急，必定不忍心坐视旁观。因此我不敢避讳讥讽弹劾，陈述大势，希望我们兄弟思念祖宗建功立业的辛劳，怜悯君父处境的痛苦，哀叹自身家业无法保全，念及子孙流离失所，流着泪振奋起来，为匡扶王室出谋划策。气运不难强行挽回，安危有望转危为安。如果惊骇地认为我病狂，嘲笑我说梦话，一旦祸患到来，死后无以面对祖父，生前无以保全妻儿，蒙受耻辱而捐躯，互相牵连而溺亡，然后才感叹填海的苦衷，体谅忧天的先见，难道不晚了吗？难道不痛吗？

大地上，各国林立。我们中国占据亚洲四分之二的土地，像亚洲这样的，还有五大洲。西方人比较各国强弱，中国人口居第一，土地居第三，兵船、商船排在人口之后。希望我们兄弟不要倚仗土地广阔，傲慢自大。

中国的战祸始于道光年间，一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联军，三败于法国，四败于日本，失去缅甸、越南、琉球、高丽四个属国，割让香港、台湾、澎湖、北方边境属地四处，没有哪次战役不败，没有哪次失败不丧失土地。希望我们兄弟知道中国是最弱的国家，兵力不足以倚仗。

自从签订和约以来，进口洋税每年都有增加，无尽的漏洞。六十年间四次赔偿兵费，我国财富输送到国外的，哪里能计算得尽？希望我们兄弟知道中国是最穷的国家，生机将日益紧迫。

同治年间，德国宰相俾斯麦曾提出瓜分中国的建议，各国因为中国地大民众，不敢先发。自从我们败于日本，这种说法又起。近日各国议论，多半是这件事。希望我们兄弟像外人那样，天天谋划我们，中国将有被瓜分的危机。

中国北靠俄国，南接英法属地，都是以兼并为国策的国家。东边的日本，远交近攻，想吞并我们来使自己肥壮。不落入这边，就落入那边，希望我们兄弟知道，夹在强大国家之间，有必然被瓜分的趋势。中国贫弱，无论哪个国家吞并我们都绰绰有余，所以相持而谁也不先动手，是因为英俄的强弱未定。强弱未定，是因为土耳其尚未灭亡。土耳其形势岌岌可危，危在旦夕，土耳其灭亡将波及我们了。希望我们兄弟思考，光阴可惜，时间紧迫，不要苟且偷安以自误。

如今百物腾贵，是因为加税。俸禄军饷减成，是因为国库匮乏。税重民贫，盗贼将起。富人变穷，穷人致死。推究其根源，都由于对日本的赔款。国家贫弱，人人受其祸害。希望我们兄弟不要身受其害，却仍把这当作国家的事（置身事外）。

俄国灭亡波兰时，杀人数百万；英国灭亡印度时，杀人也有数百万，掠夺其财富，占据其土地，奴役其男子，淫辱其女子。日本对待台湾，也是如此。希望我们兄弟知道，人人家家都将遭受此害，而早图自救。

土耳其的衰弱，是因为国人偷惰苟安；波兰的灭亡，是因为国人自私自利；印度的亡国，是因为人心参差不齐；德国的兴起，是因为人人有自强之心；美国的兴起，是因为人人没有自利之心。人人自强，国家才开始强盛；人不只图私利，才有利。希望我们兄弟，人人怀有自强之心，不要因自利而自害。

中国存有诗书，才可以进身；本朝与八旗，才是贵族。国家安定，富家才能保全货财。希望我们兄弟思考家国的关联，先谋划王室的安危，暂且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天心趋向顺从，缅甸、高丽、琉球、越南灭亡了。天不助暴，英、俄、法、日兴起了。这也是强者生存，弱者灭亡。德国是小国，人人自奋而崛起；日本是弱国，惧怕灭亡图存而忽然强盛。意大利是亡国，百折不回而中兴，人力定夺安在？不可胜天。希望我们兄弟不要倚仗天命以苟安，不要委弃气运以自废。

儿子贤才，父母没有冻馁；臣子良善，君后没有危亡。我们中国的士人如果真能听命，何至于求和？人们如果真向学，何至于人才匮乏？今日的祸患，是全国酿成的，君父承受了。希望我们兄弟思考君臣之义，不要推卸责任给君主，而自夸局外之智。

得赉赐铜匠，思强其国，德意智的霸图兴起。哥伦波舟师，思周大地，泰西的商务成就。匹夫有志

译国家依靠它。愚昧的人苟且偷安，懦弱的人观望等待，没有志向的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不知羞耻的人坐享他人的成果。希望我们兄弟中贫贱的人，先自我激励。

译法制混乱，世家大族在四方勉强糊口；波德灭亡，世家大族被流放于荒远之地。自从我败于日本这个外国，日日讲求兼并；自从我割让台湾，外省处处谋求自强。民权兴起，大族的祸患猛烈；外患深重，大族的祸患更加剧烈。希望我们兄弟中富贵显赫的人，先要自我警惕。

文章章句破碎，大义背离，于是士人只注重华丽的辞藻，掩饰真实意图的很少，于是士人缺乏实用价值。经书有大义，即五伦五常；史书有大义，即治乱兴亡；文章有实用，即阐明事理、记载事实。希望我们兄弟中从事学问的人，先追求其大义，并归结于有用之处。

地域不局限于一国，国家不局限于一人，人各有心，心各有智。不考察各国的大势，就不知道其国家的强弱；不考察各国的议论，就不知道其意图的美恶；不考察各国的学术，就不知道其技巧的优劣。这就叫做聋盲。聋盲的人，是受侮辱的媒介。希望我们兄弟开阔耳目，广泛了解外事。

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

何树龄

数理历经万年而不改变，人事随着时运而转移，国势因古今不同而轨迹各异。如果拘泥于典籍，勉强附会，拿着旧方子来治疗新病，穿着夏天的葛布衣来抵御冬天的寒冷，这能称得上是识时务的豪杰吗？现在谈论经济的人，把时局比作战国，把俄国看作强大的秦国，一人倡导，百人附和，他们的说法于是似乎确实而不可改变。他们大概是认为，穷巷中的儒生，只能学习陈轸、周最、苏秦、张仪那样，驾着一车两马，周游列国；也好名的士人，只能学习商鞅、吴起、李悝、司马错那样，开辟荒地，任用土地，富国强兵。唉，大错特错！地球表面，百国林立，铁路纵横交错，仿佛缩短了距离；轮船络绎不绝，消除了天堑；电报环绕变化，消除了界限；东西南北，如同家门庭院。早晨出发晚上到达，接近邹鲁之地，为什么游说之士不再出现在五大洲呢？坚甲利兵，超过秦国和楚国，为什么战争祸患不在各大国轻易发生呢？何树龄说：“过去战国时期的政令，出自君王；现在欧洲的权力，在于议院。君主与民众的趋向不同，而古今的世变于是悬殊了。”

专诸进献鱼，荆轲献地图。如果不是敌国，就是宗族亲人，地位相当，妒忌便产生。现在则是虚无党的私人集会，由平民结社；莫斯科的学生，被囚禁在监狱。这是不同于战国的一点。

合纵连横，作为盟主的必定是秦国、楚国，珠盘玉敦，主持盟约的人，没听说过邾娄这样弱肉强食，小国承担大役，天下一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则是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在瑞士首都共同结盟，后来的帝王来到乡老之地会同。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二点。

召陵之会，蔡国卫国争先；黄池之盟，晋国吴国争霸。大小轻重，楚王问鼎；朝见名义市场利益，张仪图谋周室。杞宋齐鲁，纪年不同；颛顼夏商，使用的历法各异。宗周蠢蠢欲动，空有君主的名称；天道悠悠，谁是师道的正统？现在则是确定公使的班次，罗马居先；计算阳历的春秋，欧美同朔。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三点。

一人刚强，万人柔弱；一人有智，全国皆愚。然后纵横捭阖之徒、妾妇之行，得以迷惑权要，祸国殃民。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现在则是议政的机构，谋划涉及平民，辩论详细，集思广益。鬼谷子无法施展其口才，范应侯无法投其所好。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四点。

深宫九重，想伏尸二人，却没有地方可伏；国门万里，想流血五步，却没有地方可流。即使有唐雎的勇敢，也无用武之地；即使有聂政的侠义，也无从施行。现在则是飞车出现，关隘失去其险要；炸药出现，孟贲夏育失去其勇敢。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五点。

叛逆君主的贼人，是国家所厌恶的；倡乱的人民，是天下所诛杀的。现在则是自由党，日本有之；革命党，英国有之。以美国为藏身之所，以欧洲为致命之场。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六点。

韩非子说：“天子爱及天下，诸侯爱及其国，大夫爱及其家族，士庶人爱及其自身。超过所爱的范围，叫做侵犯。因此黔敖施食，未受曾子的褒奖；子路施浆，先受端木的责备。崇尚礼文，仁道因此衰落。现在则是布德氏的施济，想要遍及五洲；合众国的赈捐，将及千兆。以师道得民，以儒道得民，以会道得民，以利道得民。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七点。”

天生五种材料，民众并用，缺少一种不可。谁能废除兵器？然而古代整军经武的人，以光耀先王宗庙为辞；现在拓地辟疆的人，以丰殖百姓财产为义。况且古代的战争，以弓箭、车卒，有形可见；现在的战争，以士农工商，无形无象。这是不同于战国的第八点。

既然有这八种不同，经世的人，应当翻然改图了。不可自私，害怕刺客众多；不可自尊，害怕公法摈斥。敬教劝学，害怕成为荒岛野国；舍己从人，害怕成为独夫民贼。俯就舆情，避免亚历山大第二的覆辙。

译任先生谈论民政，散布梯能欹尔那伙人的乱党言论。大同世界的运势正长久，安定百姓不靠划定疆界的限制；平息纷争的时机可以成就，威服天下不靠兵器的锋利。所有这些方面，已经显露出萌芽，加以培养种植，是容易用力的。舍弃地球上的善人不做，却想当战国时代的良臣，不被孟子所痛加指责的，几乎没有。

译中国论

法国人薄柳附

薄柳氏说：“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应当去游历欧美各国，这确实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奇事。抛弃苟且偷安的习气，忘却唯我独尊的观念，经历万里远洋的行程，这难道是寻常的看风景吗？自从有人类以来，治理国家的大政治家，到外国去考察的并不少，但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游历得奇特。人们或许会想，这样的游历，足以使天下的形势发生变化吗？还是能使中国改革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中的弊端呢？对于未来的举措究竟有何安排，自然应当详细讨论。中国建在亚洲的东部，民众聚集自古以来，其思想和行为未曾稍有改变，只是拘泥于古代的教义礼法，以此作为能事，而轻视外国人，不知道世界之外广阔的地方，平日里经历着成千上万次的兴衰变化。如果与生计无关痛痒，即使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尚且懵然不知，又怎么能窥视他人呢？如果极端地说，就不能称他们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即使假称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也不能说他们有国民的固定形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内阁没有统御全国的力量，他们的民众难以对灾害漠不相关，虽然有敌国外患，他们的民众却视若无睹。如果这样，想要唤醒他们的睡梦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大概是相当困难的。游历的大官，在谈话时总依赖翻译，带着不精通欧洲语言的随从，在西方各国徘徊，虽然身在欧洲，除了参加王侯大臣的宴请和观看军队操练外，没有见到他们与在中国有什么不同。查看所带的行李有车辆、食品、厨师等，又有亲近的人拥侍左右，果真能看什么呢？看到欧美新奇的事物，果真以什么态度看待呢？大概恐怕不能理解国家民众的智慧能力存在于其中吧。除了军队的枪炮之外，恐怕没有其他的观感吧。从前俄国沙皇彼得怀抱宏图，想要挽回国运，游历欧洲，与中国游历的人员完全不同。彼得在法国和荷兰的时候，遣散随从，单身漂泊，微服私访，凡自己国家的习俗，一切抛弃，想要改变风俗。他所交往结交的人，不是王侯官吏，而是工艺技术的人。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王侯官吏智虑浅薄，本来不值得与他们交谈。于是专心于工艺，自己当工匠，又亲自从事铸铁的行业，改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而进入造船厂。学习造船，所以学习这个行业。俄国沙皇自己学习这些行业，将要在日后让西欧的人学习俄国所做的。中国大官如果想要知道欧洲文明的精髓所在，何不减少随从和所带的各种器具，除了观看制造枪炮的工厂外，也观看各种机械，接触数百位技术家，从而开阔眼界。又何不招聘他们而思考增进文明的方法，然后西方人将会说中国人不仅留意凶器制造，而且注意工艺技术，西方自然从此增加警戒。大概中国大官似乎未曾注意于此，像俄国沙皇那样的志向和行为，更是他们梦想不到的。不仅不能梦想俄国沙皇的志向和行为，而且有更加严重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回答说：中国大官未曾想到前二十五年日本人的志向和行为。日本人曾经急切地采纳文明的利器，实在使欧美惊叹，而变革的速度之快，也使欧美产生畏惧的念头。于是如今，从船舰枪炮到法律制度，精通其精髓的人，大概也不在少数。二十年来所施行的措施，或者派遣优秀人才一同前往欧洲进入他们的学校，或者学习他们的语言翻译他们的书籍，或者聘请外国人当老师，或者编纂法典，只担心文明难以赶上，所以才有今天的盛况。中国大官游历在他们周围，随从大多不通欧洲语言，行李如山而至，带着车辆器具、食品、牲畜等，那么我们几乎不能尽数说尽。唉！中国大官这次出行，都认为是中国更始的开端，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曾不学习俄国沙皇和日本人的榜样，所得到的究竟在哪里呢？欧洲各国欢迎中国大官了，然而各国能使大官开发其智慧能力吗？使他知道热爱欧洲的文明吗？还是使增长偷安姑息的想法，而增加轻视外国人的情感呢？我们不得而知。中国大官到达德国时，恰逢日本山县大将也到达柏林，而德国人欢迎日本大将，不如欢迎中国大官那样优厚。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大概想要从中国得到大利吧。然而效果在哪里呢？中国大官游历欧美，如同行走在云中，极其恍惚罢了。大概他们所观看的也未精详深思吧。那么日后改革国政，也未必迅速急切吧。像前年的战败，大概是唤醒中国的懒梦，可以说不必说了，说能唤醒四万万人民，则还没有。

那四万万人民，不可不说是的一大团体民众，但不如文明国家的民众优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谋求的生计都是自私而不是公共的。因此像中日战争，知道被日本打败的，大概四万万人中不过一半，而且民众居住远离战地的，或许有认为中国战胜日本的，即使能知道事实，恐怕也没有爱国敌忾之心。如果这样，即使有人奋起想要改革政治财务，哪里能得到呢？中国本来富有各种利源，如煤

译铁以及含金等物，是最显著的资源。然而，中国人尚不懂得利用机械器具来进行挖掘开采。俄国人对此怀有雄心壮志，并非一日之故。如今，俄国将在中国开启保护政策的端倪，这是各国所共同目睹的。今天俄国之所以缄口不言、故意不理睬欧洲的纷争，大概是想专心致力于东方事务。这种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是俄国人素来的愿望，并且即将在现实中得以体现。西伯利亚铁路一事，确实是俄国生死攸关所在，而其支线进入中国的关键地点，是在大连湾呢？还是在旅顺呢？俄国认为，中国北部的引导权只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许中国也担心失去欧美各国的欢心，因而允许各国在中国境内铺设铁路，但中国对此也必定存有戒心。中国官员虽然曾游历欧美，但如果将这一行为视为开启文明的先声，那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感到惊异的事物，仍不出枪炮、船只、军舰的范围，至于各种机械工业，似乎并未加以留意。中国原本不足为惧，而其可畏之处，在于它能够筹备机械器具来兴办各种事业。世人往往认为中国人喜爱动乱，这不过是只知道成吉思汗、铁木真等人的事迹，从而一概而论现在的中国人罢了。中国人难道是喜好动乱的人吗？如果中国人喜好动乱，想要向西征讨欧洲，而俄国人实际占据其北边成为后顾之忧，那么中国人怎么可能向西欧迈出一步呢？有人说：华人移居欧美逐渐增多，而欧洲的军规无法制约他们，这也是未可知的事。这大概是杞人忧天罢了。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经过岁月的磨砺，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然而，欧洲人为什么在这里拱手相让，任其作为呢？如果不是俄国将中国人当作臣妾，来助长其暴虐，欧洲必定没有忧患。虽然中国人向西侵扰不值得挂念，但中国人最可畏之处，大概在于商业情况吧？中国人本来勤俭，粗茶淡饭，破旧衣著，具有百折不挠的气概，那么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利用他们的积蓄，来制造各种货物，压低货物价格，向欧洲输入，这样的货物，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看来，亚洲人将来将成为我们商务的一大劲敌，必定像美洲之于欧洲一样。那么，作为欧洲的产业家，应当勤勉从事于生产制造，而资本家与劳工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相互抵触，这是切要可知的事情。将来必定会有这样的事。日本近来文化虽然迅速进步，但其商务仍然迟缓。中国近来有想要采纳欧洲工艺技术的意思，已不再是往昔可比。虽然如此，中国人本性谨慎多疑，他们进入文明领域颇为缓慢。况且欧洲日后的情形，将会看到竞争更加激烈。趁此时天还未下雨，应当在这个物产丰富、利益丰厚的国家收取利益了。

译论世变之亟

佚名

唉！看当今世道的巨变，大概自秦朝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的了。世道的变化，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但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运会”。运会一旦形成，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施加力量去改变。因为圣人也是运会中的一种存在，既然只是其中的一种存在，说能够把运会拿过来加以转移，是没有这种道理的。那些圣人，只是知道运会趋向的方向，从而逆着潮流去达到极致。正因为知道它趋向的方向，所以后于天时而奉行天时；正因为逆着潮流达到极致，所以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于是裁成天地之道，辅助万物之性，使天下处于最安宁的状态。后来的人跟着观察他的成功，就好像圣人真的能够转移运会一样，却不知道圣人起初并没有做什么事。就像如今中国与日本的冲突，追究它的由来，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我曾经说，中西的事理，最不同且绝对不可合并的，莫过于中国人喜好古代而忽视现在，西方人努力于现在以胜过古代。中国人认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是天理人事的自然规律；西方人认为日益进步没有止境、既兴盛就不会再衰败、既治理好就不会再混乱，是学术政治教化的最高准则。大概我们中国圣人的意思，认为我并非不知道宇宙是无尽的宝藏，而人心的灵性，如果每天开导洗涤，其机巧智能可以逐渐达到不可测知的程度。但我独自把它搁置而不作为要务，是因为养育百姓的道理，期望在于互相安宁、互相供养罢了。天地的物产有限，而百姓的欲望无穷，人口逐渐增多，开采日益广泛，这终究是不足的趋势。物资不足就必然争夺，而争夺是人道的大患。所以宁愿用知足止欲来教化，使各自安于质朴愚昧，耕种凿井来侍奉他们的长辈上级。因此春秋主张大一统，大一统是平息争夺的大局。秦朝销毁兵器焚烧书籍，其用意大概也是如此。降及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其防止争夺尤其深远。选取人人尊信的书，让他们反复沉潜钻研，而其道理常处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间，设立标准来招揽人才。于是上等智慧的人有不一定能得到的担忧，下等愚笨的人有或许能得到的庆幸。于是把天下的圣智豪杰，乃至所有有思虑的人，我用巨大的网来收罗他们，即使漏掉吞舟的大鱼罢了。暴烈果断的人衰老颓废，然而老了，还能做什么推波助澜的事呢？唉！这真是圣人牢笼天下、平息争夺消除动乱的最高手段，而民智因此日益愚钝，民力因此日益衰弱。其结果，以至于不能与外国争夺一时的生存，这是圣人计虑所不及的。虽然如此，假使到了今天，我们实行我们的治理，而跨海的汽船不来，缩地的飞车不至，那么神州的老百姓老死不与异族往来，富者常享受他的富有，贫者常安于他的贫穷。阐明天泽的区别，那么尊卑的界限严明；推崇柔顺谦让的教化，那么嚣张凌犯的氛气消亡。弊端虽然繁多，有修补的方法；盗贼虽然众多，有剿灭的办法。这纵然难以说是大治，也用来互相安宁罢了。而谁料到祸患常出于所虑之外？竟然有什么泰西的人？大概自从高鼻梁深眼窝的人混杂居住在这编发的族群中，那么我们四千年的文物声名已经涣散，有不能终日的忧虑。等到今天才开始知道它的危险，这和齐桓公以感到疼痛的日子作为得病的开始有什么不同呢？跟中国人谈论西方治理，常苦于难以说清真相，存有彼此成见的人不考察事实。说中国是礼义之地，而东西南北凡是我们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称为大羊夷狄，这是一个偏见。明识之士想要让一国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有是非善恶的公正，而浅薄的人倚仗私心，常骂他们赞誉仇敌而背弃根本，这是又一个偏见。而不知道只是堵塞自己的聪明来自欺，而常受他族的侵侮而无可奈何？忠爱之道本来是这样吗？周公孔子的教化又是这样吗？各位想想！现在的夷狄不像古代的夷狄了。现在称西方人，说他们善于会计罢了，又说他们擅长机巧罢了。不知道我们如今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类，都是它们形而下的粗浅部分；即所谓天算格致的最精妙处，也是他们能力的表现开端，而不是其根本所在。其根本是什么？如果扼要地谈，不外乎在学术上则摒弃虚伪而崇尚真实，在刑政上则压抑私欲以成就公义罢了。这两点与中国理道起初没有不同。但他们实行而常通，我们实行而常病，则是自由与不自由的不同罢了。自由这个词，真是中国历代圣贤所深深畏惧，而从未曾立为教化的。西方人的话说：“只有天生百姓各自具备天赋的自由，才是完整的受命，所以人人各自得到自由，各国各自得到自由，只务必令不互相侵损罢了。侵犯他人自由的，这就是违背天理，残害人道。那杀人、伤人以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的，都是侵犯他人自由的极致。所以侵犯他人自由即使是国君也不能，而其刑禁章条，都是为了这个设立的。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的，叫恕，叫絜矩。然而说它相似，可以说它真正相同，则大大不可以。为什么呢？中国的恕与絜矩，专门针对待人接物而言，而西方人的自由则在接物之中，而实际上寓有保存自我的意思。自由既然不同于此，差异丛然产生。粗

译列举一二来说，就像中国最重视三纲，而西方人首先阐明平等；中国看重亲情，而西方人崇尚贤能；中国用孝道治理天下，而西方人用公理治理天下；中国尊崇君主，而西方人推崇民众；中国推崇统一的思想风俗，而西方人喜欢结党聚居、分州而处；中国忌讳繁多，而西方人议论批评众多。在财物使用方面，中国重视节约开支，而西方人重视开拓财源；中国追求淳朴，而西方人追求欢乐安逸。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赞美谦逊退让，而西方人致力于舒展表达；中国崇尚礼节文饰，而西方人乐于简单平易。在治学方面，中国夸耀知识广博，而西方人尊重新知识。在对待灾祸方面，中国听任天命，而西方人依靠人力。像这类情况，都有用中国的道理与之抗衡的，从而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而我实在不敢轻易判定它们的优劣。

译自从前朝末年，西方各国的交往已经开通。等到本朝建立，通商航路日益扩大。马戛尔尼的请求不被采纳，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随后到来。自道光、咸丰年间以来，那些特别主张驱逐外夷的人，也自己知道这绝对行不通。争论稍微平息，于是不得已而接连开放了二十三个通商口岸。这就是郭侍郎在《罪言》中所说的：“天地气机一旦发动就不可再遏制，士大夫如果自恃私利，想要抑制天地已经发动的气机，没有能够成功的。”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难道仅仅是不能成功而已吗？大概没有不反而招致祸患的。正因为遏制得越深，所以祸患爆发得越猛烈。没见过激流吗？如果压制它不让它下沉，那么它激射起来就不会高。没见过火药吗？如果堵塞得不严密，那么它爆炸起来就不会迅猛。三十年来祸患频繁发生，哪一件不是那些想要遏制天地气机的人造成的灾难呢？而且祸患不止于此，探究我们这一党人的所作所为，大概不至于毁灭四千年的文化制度，从而逐渐导致国家瓦解土崩，一旦涣散就不可再收拾，不会停止的。这真是愚昧无知的人的智慧所万万无法知晓的，而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不指责为奸人的言论，帮助夷狄恐吓煽动其焰火的。作为中国的人民，说他们有自灭同类的行为，所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虽然如此，请听我浅陋的话，当初西方人刚来的时候，拿着不义害人的物品，与我们交战，这不仅是有识之士所共同痛恨的，即使是他们本国的人士也至今引以为大耻辱。而且中国蒙受历代圣君的福荫，疆域广阔，文治清明，超越前代。游历其中的人，自认为横目竖鼻的人种，没有比我们高贵的。然而一旦有数万里外的荒远岛夷，鸟语兽面，飘然到来，叩关求通，请求不被允许，于是侵犯我海疆，俘虏我官员，甚至焚烧宫阙，震惊皇帝。在这个时候，不吃他们的肉、不睡他们的皮，只是力量不足罢了。如果说有人畏缩恐惧，低首下心，研究他们的事情并咨询他们的技术，这不是疯癫无耻的人不会做的。所以在道光、咸丰年间，排斥洋务的污名，寻求驱逐外夷的策略的人，智慧虽然局限于无知，方法或许操之过急，但说这些人不是忠孝节义之士，恐怕是不可以的。然而到了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呢？因为谋划国家的方针，没有比转祸为福更好的了；而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苟且利己更严重的了。士人生在今天，不承认西洋富强的效果，是没有眼睛的人。说不讲富强而中国自然可以安定，说不使用西洋的技术，富强自然可以达到；说使用西洋的技术，不需要通达时务的真正人才，都不是精神失常真心的人不会说的。那么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必定矫揉造作地与天地气机作对，其用心可见了。好啊，姚郎中的话说得好：“世上确实有宁愿看到国家危亡，也不愿用其来交换自己一时的富贵。”所以推测鄙夫的心，大概会说：“危亡，危亡，尚且不可知；即使危亡，天下共担，我怎么能让他们得志而自己退居无权势之地呢？”孔子说：“如果担心失去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所以祸端起于大夫士的自恃私利，而其祸患可以导致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此看来，我之前的话，过分了吗？唉！今天的日本祸患，只是开端罢了。俄、法、英、德纷纷调集军队，这是为了什么？这件事还需要深入探讨吗？还忍心深入探讨吗？《诗经》说：“他们怎么能做好事，一起陷入溺亡。”又说：“看乌鸦没有停息，心意动摇忧郁。”姑且这样说，知我罪我，听任看报的各位评判。

支那辨亡论

佚名附

自从东方发生争端以来，西方报纸关于中日情形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其中指责中国情弊的话，足以让读者触目惊心。月前《华北日报》有一篇论述，其言辞尤为痛切。本馆特意委托西方学者如实翻译，以供各位一览。这篇论述题为《支那辨亡论》，并且说：“自从日军西指，势如破竹，大胜特胜，不止一次胜利。凡是我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西方人，不能不触目惊心。虽然如此，我们论事应当推究其所以然。因为事情就在眼前，所以论述较为深切。不像在欧洲的人，从德皇以下到海陆诸公，耸动于日本人目前的武功，往往有荒谬悠远的说法。现在我们知道以前中东各仗，虽然日本人常胜，决不能因此就指为天下强兵。因为强兵要看对手如何。现在支那武备至不足道，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譬如腐肉铅刀、铜刀钢刀，都有一定的切割作用，指为刀利，道理上必不可。想要知道是否锋利，须待盘根错节之处，才有定论。我们不认为日本没有毛禄克一流人物，得用兵神技。然而回看支那将令的毫不知兵，如此其营伍规制，全无组织，如此其历年来上下所为，无异合谋同力做成一个以国与人的局面，又如此则胜此区区者，固不得遂谓之武也。欧洲诸人处数万里而遥，现在若将支那实在情形、根本深弊告知，有断然不能相信者。即使其见信，亦必不料其积弊由来之深，所布之广，至于”

译省察省察，事事皆是这样。如果不被揭发暴露，尚且能够苟且存活。如果以前也像现在这样，各位凭着在西洋所见到的情况，来概括东方的时事，他们的议论不恰当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中国居住日久，混杂其中，也直到今天才豁然开朗，毫无疑虑。知道中国目前所有的状况，没有一件事不可以用弊端和混乱来掩盖。一言以蔽之，虽然每天败露，火势猛烈水深火热，都是出于自然。所以中国今日的败亡，是中国人的自败自亡，不是日本能够败亡别国的。像这样，所以欧洲谈论军事政治的各家，他们的议论没有不与我们在东方的看法相左的。我们见到日本人爱国互助的诚意，以及用兵运筹的智勇，固然不曾不钦佩信服。然而知道日本敢于这样做而没有疑虑，大概也是对中国君臣上下种种弊端，以及当事人互相倾轧自利的私心，不顾大局的心态，看得像看火一样清楚，所以罢了。而且不止这些，凡是中国人，无论地位多么尊贵、权力多么重大、留心世故，他们所知道的本国腐朽涣散的情形，不及东京情报部门所洞察的真知灼见的十分之一。如果日本对中国，不是了解得最真切并且有办法制服其要害，他们的行事不会像这样。所以谈论两国战争的局势，看到胜负，如果不考察其缘由，势必会疑惑惊讶而妄加议论；如果认识其原则，即使敌人成功得大且容易，也不足为怪；如果不这样，反而值得奇怪。唉唉！中国自己造的孽，其效果达到这样，受到的惩罚可以说是残酷了。然而还不知道过了这个以后，祸患更会怎样？中国人对大势昏暗不明，恐怕当局者未必自己知道，而我们旁观者未免代为怜悯悲伤。但我们最急切想要知道的是，经过这番受苦之后，中国人悔悟了多少？又经过如此折磨之后，中国能否受益而有转祸为福的机会？如果以国土广大而论，天下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然而从今以后，大国的威望扫地无余了。正如防风氏横尸荒野，鹰鸱满野，争相攫取食物以满足一饱，自主自治的权力行将永远丧失，不知道何日才能收回？如果中国还存有自大的念头，不肯奋发至诚，以小学生自居，学习所以致富致强的方法，那么除了“灭亡”二字，还有什么话可说？中国地大啊，然而地大在别的国家，是所以强大的原因；在中国，正是所以弱小的原因。中国民众众多啊，然而民众在别的国家，或许用来致富；在中国，正是因此贫困。如果中国从今以后，还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应当像我们法国的耶稣，在残破骇人的灰烬之中，恢复本体，全新无旧，然后才可以。这难道是现在主宰中国、治理中国的人所能轻易做到的吗？

译然而无法改变这种说法的必然性，只是意气用事、不服输，这本来就是民众的通病。中国那种抬高自己、压制他人的习气，因为缺乏知识，比我们这些人更加严重。而且他们完全依赖这点微不足道的体制和旧学问，用来养尊处优，一旦让他们改头换面，抛弃旧的谋求新的，人情的艰难，没有比这更难的了。就像以前，我国牛顿刚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学说时，法国的天文学学生起来为难他，后来知道牛顿的学说不可改变，便说：“并非不知道他的学说真实确切，但地静天动的说法，我们从小学习，依靠它作为职业，如今一旦忽然旧学问全都无用，实在不甘心。”这话虽然很可笑，却是当时情境下的真情实感。在小小的学问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关乎国家体制、涉及切身利益，必定不愿意顺从，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中国皇帝想要变法，而下面的势力，自有办法让他束手无策，所以中国变法这件事，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变故，结果仍不可知。这次与日本讲和之后，他们能否确实遵守和约，也很难说。如果背叛，就没有不背叛的，但中国人必须知道此次局势大大不同于从前。日本对中国，与西方各国实在不同，与西方各国发生事端，距离远、时间隔，自然容易补救；而日本对于中国，在东海扬帆，两天就能到达。旅顺、澎湖这两个要地，难道未必会重新回到旧主人手中吗？因此从前事来看，从中国目前的见识来论，改弦更张这件事，恐怕还做不到，不是不能，而是因为苟且求安的私心，不明时势，却自以为不必；不知道为何要变，乐于因循守旧，侥幸灾祸或许能避免；意气用事不服输，而以听从别人、舍弃自己为羞耻。四海之内亡国的事情，无不如此，等到变革时已经沦为别人的臣虏了。那么中国的深耻大辱，难道会像浮云飘风一样，事过就消失了吗？这又不对，该国必定会有贤明智慧、爱国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看到祸患之深，而勤奋探求其所以然的原因。中国的物产极其丰富，中国的军队数量不可计数，海口的堡垒并非不坚固，海军船只与敌人相当，海军官兵并非不训练，但一旦遇到敌人，无异于用纸片搭屋，一吹就倒，敌军所到之处，游刃有余，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如同当头棒喝，中国人能回答则生，不能回答则死。从我们西方人看来，答案简直俯拾即是，但中国人能否得到，或者得到了，尚不能认为无害，不至于重蹈覆辙与否，实在不能不怀疑。我现在实在告诉中国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上下互相争夺利益罢了”。其弊端上至最高层，下至最深远广阔，周遍无一能免。穿墙盗窃的风气盛行，而国家命运因此断绝。论者说中国今日的祸患，是因为统治者无知，这说法并非不确切，但无知的弊端，与互相争夺利益的弊端相比，相差甚远。日本三十年前，其无知正与中国今日相等，一旦幡然醒悟，就能做到如此。那么无知不足为虑。至于互相争夺利益的风气盛行，则该国的世道人心，实在不堪问，其势将使有知者无处施展其知，即使有知也无补于事，且上行下效，习以为常，廉耻既亡，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江河日下，洗涤良难，这才是可畏的。中国孔子不说过吗：“如果在上位的人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难道不确实吗？我们在这里，何人何日不听说中国官场这类故事？今天听说某营侵蚀粮饷，数以万计；明天听说购买军装，虚报过半；或者某官得到职位，曾倾尽亿万家资；或者某县枉法，坐得几千贿赂；或者某人买某国淘汰的旧枪，以充新货；或者某大人因贿赂朝中权贵，新获美差，尤其令人诧异。凡此告语之人，从未见弱者愤怒于言，强者形于色，类皆谈笑出之，并含有艳羡之意。由此观之，则贪污一事，固然是中国官场常态，人人以为理所当然，唯习以为常，其病乃愈不治。那么灭亡中国的，不是这件事又是什么？

救亡决论

阙名

天下道理中最明白而势所必至的，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这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变法将何为先？回答说：没有比废除八股更紧迫的了。八股本身并不能害国，害处在于使天下没有人才。它使天下没有人才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有三个大害。第一个害处叫：禁锢智慧。如今人的计虑知识，其开启必定由粗浅进入精微，由明显达到奥妙，层层累积，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当他求学时，必定没有荒诞无稽的谈论，而后他应对事务时，才开始没有颠倒支离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所学习的是这样的。而八股之学大不相同，垂髫童子，眼睛还不知道菽粟的区别，他入学时，必定先课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解既不能通晓，诵读乃徒强记。这样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习写经义。先生教以擒挽的死法，弟子依靠剽窃以成章。

译一篇文章写成，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等到观风使到来，便带着兔册，裹着干粮，跟着队伍唱名，低头伏案，不违背功令，都足以用来求取功名。谬误的流风传播，没有一样是正确的。像这样而博得一个秀才功名，那么他的荣耀可以向乡里夸耀；又像这样而考中举人，那么他的效用可以觊觎地方官职。至于成为贡士，进入翰林院，那么他的名号更加荣耀，而自我看待也就更加高大。出外担任县令，入内主管部门，执笔上朝，与公卿近在咫尺，认为通晓天地人之道才叫儒生。经过朝廷的选拔，蒙受皇上的亲自策问，这是朝廷本来任命我为儒生。千万人一同前进，别人都折断羽毛，唯独我化成龙。这是冥冥之中的鬼神，又允许我为儒生。既然朝廷和鬼神都认为我是儒生，那么我真的是儒生，而且真的是通晓天地人的儒生。从此天下事务到来，我用半部《论语》治理就足够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还有什么可困难的呢？做秀才时没有不能做的题目，做宰相时自然没有不能做的事，这也是他平时习惯如此。谬误糊涂，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第二个危害是：败坏心术。衡量皇上最初创立经义考试的本意，其主旨在于愚弄百姓与否，我不敢知道，而天下后世之所以乐于被其愚弄，难道不是因为圣经贤传中没有一句话不是吉祥的吗？八股法实行，将要用忠信廉耻的道理潜移默化地教化天下，使他们都走同一条路，而风俗也将因此变得淳厚吗？然而谁知道今天的科举，其效果反而与预期相反，有断然不是前人所能预料到的，现在暂且不论。考场的大弊病，如关节、顶替、请枪手、联号等寡廉鲜耻的极端行为，有权势的人家每每为之，却从未稍感羞愧。请只谈谈没有弊病的，那么孔子有话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所以言论止步于所不知道的地方，本来就是学者的大戒律。而今天的八股士人却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上面这样要求，下面自然应当这样应对。如何应对呢？抄袭别人的言论罢了。取用别人的文辞，厚颜无耻地自认为是自己写的，这种人心中所存的羞耻心，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如果因此而侥幸成功，那么日后掠美作伪的事情就越发忍心去做而不知道这是可耻的。然而这还只是临场时的样子。至于平时用功的时候，人手一本编号的书，叫做“揣摩风气”。即使有一两个聪明的子弟，明知时尚日益不对，取舍关系重大，如果想要求取功名，势必俯就之后才可以。那些可贵于做士人的地方，与国家培养士人的深意，难道不是因为刚正自守，各自具有特立不随波逐流的风气，而后日后上朝才有不苟且获取、不苟且逃避的气概吗？然而现在当他们做秀才的时候，务必让他们习惯于抄袭窃取、随波逐流的事情，致使羞恶是非之心早晚被禁锢消亡，所存的清白之心荡然无存，又有什么可奇怪他们在拜师求学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附时势为秘诀呢？闭塞昏暗，真像同一丘之貉，只求利于自身罢了，哪里还顾恤民生国计呢？而且其危害不止于此，每逢春秋两次的乡试，其考场内外所张贴的文告，让不习惯的人观看，没有不想要股弁（指八股文）的。等到亲眼见到实际的事情，不仅大谬不然，而且变本加厉。这哪里只是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言实际上等同于济窍飘风，不关人事呢？又有什么可奇怪日后身为官吏，刑罚在前而不战栗，议论在后而不惊慌呢？为什么呢？凡此又都是平时习惯如此。所以今天的科举之事，其危害不止于禁锢智慧、败坏心术，其趋势且使国家法度逐渐如同粪土。而知道其危害的人究竟是谁呢？第三个危害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杨子云有话说：“言语是心的声音，书写是心的图画。”所以知道言语、文字两件事，是生人必须具备的能力。人不知道书，他距离禽兽，仅仅一半而已。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士人，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民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类，原本没有不识字知书的人类，而且四民并重，从未曾以士人为独尊。唯独我们华人开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说农工商贾都能开辟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唯独士人空空开口等待哺养。所以士人，固然是百姓的蛀虫。因为蛀食百姓，所以选拔士人，务必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成为游手好闲之民，其弊病为乱、为贫、为弱。而中国则是后车十乘，随从百人，孟子已经开启恶劣的先例，至于今天的士人，则尚志不闻素餐等讥讽。十年之间，正恩累举，朝廷既没有用来相待的方法，士子且没有用来自存的手段。棫朴丛生，人文盛极，然而如果用孙伯符杀丹阳太守坐无所知者的例子来看，那么与当涂公卿都不容于尧舜之世。加上保举，加上捐班，决疣溃痈，不知尽头。中国是一头大猪，虱子总总处在它的蹄曲隈，必有一天，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到这时才开始互相哀悼，已经晚了。悲夫！列举八股的三个危害，有一个在这里，那么其国很少不弱而亡的。兼之者耶？现在论者将说八股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自从明朝以来使用它了，其所收之贤

译贤哲巨公，指不胜屈。宋代苏轼曾经论述过这件事。如果循名责实的原则得以施行，那么八股文又哪里对不起天下呢？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然而不知道利禄的诱惑既然已经摆在那里，那么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都会有聪明才智的人落入圈套。假如国家以喂牛来选拔人才，也会得到宁戚、百里大夫；以养猪来选拔人才，也会得到卜式、公孙丞相。假如当时看到这样能选拔到人才，就把它作为科举的固定法则，那么各位认为怎么样呢？科举这件事，是为了为国家寻求人才，鼓励人们做学问。寻求人才和做学问，这两者都必须以有用为宗旨，而有用的成效，要体现在国家的富强上。富强的基础，在于各种格物致知的学问；如果不重视格物致知，那么无论做什么都会荒废空虚。这就是所谓蒸沙子千年，也煮不成饭的道理。苏轼的论述，只是为了取悦一时，大概是因为当时正与司马光、王安石争辩立异，又怎么可以看作是确切的言论呢？总之，八股取士，使得天下人在无用的地方消磨岁月，在昏暗不明中败坏志节，助长人的虚骄之气，昏乱人的神智，对上不足以辅佐国家，对下不足以资助事务和积蓄，破坏人才，国家随之贫弱。这种弊端不消除，只是弥补小缺漏，夸大虚无渺茫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即使训练军队，讲求通商，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才，那么这几件事即使推行，也会废弃的缘故。就像糠秕到了米，最终导致危亡罢了。那么挽救的方法，应当怎么样呢？回答说：彻底废除八股，大力讲求西学，那么大概就有希望了。东海可以倒流，我的话必定不可改变。

译诘难的人说：“八股文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积累千年的弊端，导致国家衰败。一旦外敌入侵，使国家一无可恃，想作战则担心迅速灭亡，忍耻求和则恐怕逐渐削弱直至灭亡。在这个时候，应当改弦更张，是不用讨论的。只是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等待学问来谋求功效，这与播种谷物、饲养蚕茧，等待收获成功来献功，以解救眼前的饥寒之患有什么不同呢？道理虽然正确，但在现实中不是太迂阔了吗？”现在先生论述救亡，认为西学的格致之学是不可改变的。格致之学何必一定是西学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儒家《大学》的基础。只是它的效果似乎很迟缓，事情似乎很琐碎。朱熹补写《大学》传一篇，被后世的贤者广泛争论。同时代的陆氏兄弟，已经有追逐外物而破坏大道的讥讽。前明姚江的王阳明，是儒者中最有功业的人，格窗前的一竿竹子，七日生病。他的学说认为“格”字应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以及当今法律“格杀勿论”中的“格”字为解释，认为应当格除外物，然后才能显现良知的效用，本体的光明。这更是事功不依赖格致的明显证据，而先生却说富强以格致为先务，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您的说法能详细听听吗？回答说：“不也很好吗！”这是客人问的。中国学术政教，自南宋南渡以来，之所以愈发无可称道，哪一桩不是陆王学派推波助澜造成的呢？以清朝圣祖的圣明，作为大禹、周文王以后罕见的人君，也不过挽回一时，随即又衰歇。大概学术末流的大患，在于迎合高论而远离实际，崇尚意气矜夸而忘记实际祸患。八股文的危害，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推而广之，那么中国应当摒弃而不考虑的，还不止这些。自从有科举制度以来，士人除了追求进身荣达之外就不知道别的了，他们所从事的学问不值得称道。超凡脱俗的士人，厌恶八股文就研习古文辞赋，厌恶试律诗就创作古今体诗，鄙夷八股文卷就争夺碑版篆隶的上游，鄙夷讲章就树立汉学考据的旗帜。于是有人追慕秦汉，有人崇尚唐宋八大家，有人推崇方苞、刘大櫆、姚鼐，有人推崇恽敬、魏源、方苞、龚自珍，有人祖述李杜，有人称颂苏黄，前后七子优孟衣冠，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分南北派，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震、阮元、王念孙，直闯许慎、郑玄的领地，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考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屋，诸如此类，不可尽述。但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无用并非真无用。凡此皆是在富强之后物阜民康。”它们是作为怡情遣日的用途，而不是今日救弱救贫的迫切用途。那些更高论的人说：不对不对！这些都不足以称为学问。学问是学习修身治人的方法，以辅助国家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罢了。于是大肆陈说礼乐，广泛谈论性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关学、闽学、濂学、洛学的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金履祥、许谦，继之顾炎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訑訌之声，颜回拒人千里，上驱虏折，棰笞经营八方，牢笼天地。如果是这样，我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无实并非果真无实。救死尚且不足，宏愿长远迟缓，所依托的越高，离实际越远，徒增伪道，对民生有何益处呢？”所以从后一种观点来看，它的高论超过西学而无实；从前一种观点来看，它的事情繁杂于西学而无用。都无助于挽救危亡罢了。客人说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务必急切谋求自救之术，这个意思是对的。固然知道在当今谈论，不仅破坏人才的八股文应当废除，凡是宋学、汉学、词章小道都应当束之高阁。即使富强二字，也在其后。法富先求，什么道可以救亡？只是申述陆王二氏的学说，说格致无益于事功，或者事功不等待格致，那就大错了。陆王之学，直白地说，就是师心自用罢了。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他们所谓的知果真相合吗？不相悖吗？不再追问了。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的车辙与他们所造的车果真相合吗？不相龃龉吗？又不考察了。凭空虚构，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根据，言之若成道理。其甚者，如骊山博士说瓜，不问瓜的有无，议论先行，秦始皇坑之未为过也。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于我”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己。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傲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祸害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对于自己，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真富强吗？未曾。其对于他人，则神州之外皆夷狄，其果真夷狄吗？未曾考察。抵死虚骄，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避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恃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则天下之祸，固无救矣。前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乎？前车已覆，后轸方遒，真可悲也。至于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

译科举制度下，文章写作不妨放纵不羁，所以即使像海市蜃楼那样虚幻迷离，也足以抒发情感、排遣心意。一旦涉及实际事务，那些荒淫逃避、偏颇邪僻的念头便在心中滋生，从而危害政治；那些敷衍塞责、粉饰太平的做法出于政治之中，从而危害具体事务。而中原不幸，学问中最崇尚辞藻文章，致使学者习惯成自然，日益增长怠慢傲慢之心，又以利禄声名为目标，只求取悦他人，何必追求真理和实际？于是怠慢傲慢之余，又加上险恶浮躁，这与诸葛亮“学习以成就人才”的说法，岂止是背道而驰？我之前说科举破坏人才，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译然而西方的格致之学，其道理却与此恰好相反。一个原理的阐明，一种方法的建立，必须经过对万事万物的逐一考察，确认它们都符合这一规律后，才将其定为不可更改的准则。它重视广博而深厚，因此其成效必然恒久，所以能够长久。其最终境界必然达到大道相通、浑然一体，左右逢源。因此它高明，在研究它的时候，成见绝对不能持有，修饰的言辞绝对不能使用，不敢有丝毫的主观臆断，不得稍行武断专横，必须勤奋必须忍耐，必须公正必须虚心，然后才能进入那至精妙的境界，践行那至真实的道路。等到将它应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就依据道理施行技术，掌握必然成功的把握，追求预期的效果，顺应天道而不违背，就像泥土堆积在地上一样自然罢了。而且西方学者曾说：凡是学问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求知未知、求能不能而已。学习测算的人，并不终身都在窥测天体的运行；学习化学的人，并不随时随地都在研究物质；讲授植物学的人，不必亲自耕种桑麻；讲授动物学的人，不必亲自放牧牲畜。其极大的妙用，在于能够锻炼智虑和操控心思，使习惯于沉潜的人不至于轻浮，习惯于真诚的人不至于虚妄。因此，当一个道理摆在面前时，能够立即剖析，黑白分明，不让听者迷惑。那些充满疑惑、虚妄、荒谬、渺茫、浮夸的人，对此完全无法施展他们的伎俩，这就是得到了这种方法。这也就是《大学》所说的“知识达到极致，然后意念才能真诚”。而且格致之事，用道的眼光观察一切，万物都是平等的，本来没有大小、久暂、贵贱、善恶的区别。庄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道在屎溺”，越是低下的地方越能体现道。王阳明在窗前格竹七天，导致生病这件事，如果讲给西方的植物学家听，他们不知道会笑成什么样子，多少人会冷眼嘲笑。而且何必是西方学者，即使按照他们的话说，那么《豳风》所歌颂的，《禹贡》所记载的，哪一样不足以说明问题呢？如果让王阳明生病，那么圣人创造器物、成就功用的意图，启发民众、预先应用的契机，都将由此熄灭。率领天下人祸害实学的，难道不是王阳明的言论吗？而且客人说错了，西方的格致之学并非迂腐的途径。一谈到救亡，那么舍弃它就不行了。现在假设有一个人，从他出生以来，从未出过家门，只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对于门外的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是舟车的运转流行，道路的险易滑涩，高墙必然倒塌，坑陷极其凶险，摸索前行，都忘记了趋利避害。甚至不知道虎狼可以吃人，鸩毒可以致死。一旦因为形势所迫，把他放在车马拥挤的场合，山巅水涯的边缘，不被残毁僵仆的，又能有多少呢？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中国如果沿袭现在的道路不变，现在的习俗想要不灭亡，必定没有侥幸了。大概想要拯救中国的灭亡，那么即使是尧舜周孔生在今天，除了班固所说的通晓外国事务的人，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而想要通晓外国事务，那么除了西学洋文不行，除了格致也不行。大概没有西学洋文，就无法作为耳目；而舍弃格致之事，将只能得到皮毛，如同枯井中的盲人，对于挽救灭亡毫无帮助，这是确定的。而且天下只有有能力的人可以傲视没有能力的人，只有有知识的人可以傲视没有知识的人，而中原的士大夫依仗私心、恃气傲物，反而以不能不知来傲视别人的能与知。他们乘坐骏马，我独自骑驴；他们驾驶飞舟，我偏偏结筏。意思好像是说他们凭借富强，我有仁义，但回顾国内，人们怀着盗窃的行为而不知羞耻，百姓转入沟壑之中而不知自救。指出他们的行为，确实都是最不仁不义的，以此傲视别人，羞恶之心在哪里？等到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措，狂妄悖逆，招致败亡。孟子说：“不仁的人如果还可以和他说话，那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这不是说的今天吗？而且客人说西学是迂腐的途径，那么所谓的速成之术，又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指训练军队、充实军备吗？难道不是指充裕财赋吗？难道不是指制造船只、开采矿产吗？难道不是指通晓商务、发展畜牧吗？难道不是指开启民智、端正人心吗？而这些事情，一旦涉及其中，就都离不开西学格致。现在因为层层累进的阶级不可紊乱，那些深远的道理，我不能和客人详细说明了。现在姑且就最容易明白的练兵一端来说可以吗？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军队，忧患在于没有将帅。中国的将帅都是奴才，忧患在于不学无术。至于爱护士兵的仁爱，报效国家的勇敢，虽然不是自甘堕落的人所能具备的，但还可以希望由于天性的美好而获得。至于阳开阴闭，变化莫测，所谓将帅的才能，如果不从事学习就绝对不行。比如行军必须先知道地形，知道地形必须依靠地图绘制，地图绘制必须审慎测量，这样那么所谓的三角几何、推步等学问，不从事学习就不行了。火器可以在十里之外攻击敌人，在一分钟内可以发射数百发子弹，这绝对不是仅仅靠振奋呼喊、迎头痛击所能决死而侥幸取胜的。于是就必须讲求台垒壕堑的事情，其中根据地形设置险阻，遮蔽钩连，又绝对不是不懂地理不懂商功的人所能参与的。而且将帅不知道天时的宏大规律，那么暑寒风雨，都将足以破坏军队；没有听说遵循养生要诀，那么疾疫伤亡，都将足以损耗士兵。这两者都与扎营踞地息息相关。乃至不知道曲线力学的原理，就无法充分发挥准星复进的作用；不知道化学膨胀率的原理，就无法审察火棉火药的适宜；不讲载力重学，又怎么认识桥梁营造；不讲

译电报、电气、水雷，又怎么能用来伏击、抵御旱雷，以及通晓语言、探听敌情等事呢？况且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西洋凡是担任将领的人，必定通晓敌国的语言文字，如果不这样，任务必定不能胜任。如果这话对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更加会发狂，不相信了。至于中国将领的手段，我也知道。不知道道路而迷惑，就询问驿站马夫；想要探听敌人的动向，就临时雇佣当地的无赖。尤其令人痛哭的是，以前某支军队到达大同，没有船可以渡河，争相传令州县办理差事；近来某支军队驻扎在新河，海啸忽然到来，淹死士兵数百人。这完全不知道行军时勘察地形的道理。任用这样的将领，让他们率领军队对抗敌人，我国不灭亡，也已经算是幸运了，又何必把议和当作耻辱呢？况且军队的强弱，只看实际情况如何罢了，又何必像某位总兵所说的那样“铜头铁额像蚩尤，驱使虎豹像巨无霸”呢？中国史传不可信，已经很久了。演义小说流传，更是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中国武夫识字，所依赖的韬略，不超过这种程度，难怪今天军营中多聘请奇门遁甲之士，希望实在的事情做不到，或许能靠这种道术取胜。中国人民的智慧被蒙蔽得如此浅陋，即使圣人出生在现在，恐怕也无能为力。悲哀啊！议论的人又说，自从海上战事兴起以来，二十多年学习西方人，不遗余力的，号称以北洋为最，但临事却没有什么表现。那么，为什么还要重视老师呢？这又是那些耳食之徒不考察实际情况的过错。从明白人看来，北洋实际上没有一件事是真正学习西方方法的，详情不可细说，姑且举一个例子。以前法越战争时，北洋聘请了几十名德国军官，等到条约签订后，没有用处，于是分派到各营作为教官。他们看到我们的军事有很多不可取之处，时常请求改革，各统领厌恶他们损害自己的利益，就喧哗着驱逐他们。上级官员筹划安抚这几十人的方法，于是设立了武备学堂。设立之后，虽然学生每年有进出，但还没有听说培养成什么人才，更没听说如何任用他们？这是北洋练兵练将不采用西方方法的明显证据。窃取西方方法的虚名，而沿袭中原的实弊，这就是走百里路的人，之所以在九十里处半途而废的原因。唉！这也可悲啊。既然这样，就不多说了。议论的人看到今天练兵，不是真正由西方学问出发，是绝对不行的。

译至于谋求百姓富足、国家强盛的图策，那么中国掌管财政赋税的人，因为对西洋最重要的理财之学从未涉足，导致这一类行为，自我亏损、自我损害，祸害百姓、危害国家，却昏昧而不自知。那些士大夫也因为对此理不明，所以拼死与铁路、机器作对，自我阻塞利源。比如近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其足以让人流泪叹息。不知道这两件事，正是中原刻不容缓的图策，是富强的基础，为什么说有害？如果真有害，那么东西洋早就贫弱灭亡了。《淮南子》说：“梳头的人掉头发而梳子不坏，是因为掉头发少而得利多。”他们只看到近处，看不到远处；只观察到少数，看不到多数。掌权者鄙陋，正是这类人。中国地大民众，谁说不是呢？然而地大在外国，正是所以强大；在中国，正是所以衰弱。民众在外国，正是所以富有；在中国，正是所以贫穷。拯救的方法，不建造铁路、使用机器就不能成功；而建造铁路、使用机器，又不通晓西洋格致之学就不可能。这就是一句话，富国富民，在先后始终之间，都必须从事于西学。那么这件事，又怎么可以片刻迟缓呢？概括来说，西洋如今无论从事兵、农、工、商，治理无论家、国、天下，没有一件事不依赖学问。斯宾塞《劝学篇》曾经论述过。从今以后，都将视物理的明暗为人事的废兴。各国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百姓不读书，就怪罪他们的父母。日本近年来设立数千所格致学校，用来教化百姓，而中国却忍心这样直到永远。二十年以后，百姓的愚笨与智慧更加悬殊，去争夺利益、谋求生存，必定没有侥幸了。《礼记》说：“学习之后才知道不足。”各位从事西学之后，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理，然后才知道中国历来政教中少的是正确，多的是错误，即使是我们圣人的精微意旨和细微言论，也必须在通晓西学之后，回归本源反观，才能窥见其精微，信服其为不可改变。中国以学问为明善复初，而西洋人以学问为修身事奉上帝，本意相同。只是西洋人说修身事奉上帝，必须以安生利用为基础，所以凡是遇到中原干旱、水灾、饥荒、流亡，在我们看来是天意流行，与人事何干？而从他们来看，则事事都是我们谋划不善，甚至说我们罪有应得，而我们的百姓值得哀悼，而我们却傲慢不屑，这难道不是大悲哀吗？唉，处在今天谈论救亡，不是圣祖复活就不能成功。圣祖在本朝全盛之日，贤良将相在朝廷并肩，就垂拱无为，收视静听，适宜没有比圣祖更圣明的了。然而却勤苦于有用的学问，考察外国的事。古代没有比他所学习的拉丁文更精通的，拉丁文就是现在的拉丁文，是西学文字的祖先。至于天算、兵法、医药、动植物等学问，无不讲求，也没有不精通的。朝廷谋略所垂范，下面没有人能超过他。南齐侍从的班列中，因为洋人而被授予侍郎卿衔的，不知有多少。这些都是用来备圣人顾问的。像这样，那么圣人日益圣明，对于奠定隆基、达到太平，有什么难的呢？不仅制艺、八股的无用，圣祖早已知道。就像从祀文庙这一端，汉人视为极大的政本，圣祖却认为无关治体，所以不许满人得鼎甲，也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他的用意可谓深远。而他之所以不废除却仍然实行，是知道汉人民智低下，改变不容易，只是暂且顺从他们的欲望罢了。那么圣祖的精神默运，直到二百年后，而有道曾孙处在今天世变方殷，不追祖宗的活精神，而守祖宗的死法制，不知道不法祖宗，正是深深效法祖宗，导致文具空存，邦基动摇，甚至庙社倾覆，种族灭亡。孝子慈孙，难道愿意看到这样吗？从前己丑、庚寅年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续毁坏，一个用来事天，一个用来临民，是王者的大事。怪异到如此，可为寒心。然而怎么知道不是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痛呢？总之，驱夷的议论既然被天所废弃而不可行，那么就不能不通知外国事。想要通知外国事，自然不能不以西学为要图。这个道理不明，只是丧心病狂罢了。救亡之道，在这里；自强之谋，也在这里。早一天改变计策，早一天转机。如果还因循，将要来不及。日本不是不深恶西洋，而对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地求取。知道不这样，不仅无以制人，而且将无以存国。而中国因为厌恶其人，就一并废弃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这何尝不是看到仇人操刀，就告诫家人不要持寸铁；看到仇家积粟，就禁止子弟不再力田。唉，太荒谬了。虽然如此，我和客人都错了。运会所趋，岂是这些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已经日趋混同，中国民生，已经日形狭隘，而今天的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那么穷变通久之图，天已经谆谆然命令了。从今以后，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清清楚楚更无疑义，这是可以知道的。至于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者成五裂四分

译或许最终归属于同一个姓氏，这是不可预知的。我与客人，身处茫茫大海之中，如同两片随波逐流的浮萍，只要顺从本心、听任命运安排就可以了，又何必在意那些如鼠肝虫臂般微不足道的得失，而去追求那不祥的黄金呢！客人听了这番话后豁然开朗，挥动衣袖，情绪激昂地离开了。

译国朝六大可惜论

韩文举

没有贤明的君主而国家衰败的，是有的；没有贤能的臣子而国家衰败的，是有的；没有合适的时机、没有有利的形势而国家衰败的，是有的；士气不振作，百姓不开化，而国家衰败的，也是有的。然而（我们）并不担忧这些。我们的君主是变法励治的英明之主，我们的臣子是中兴自强的元勋，我们的士民是聪明智慧、通晓时变的杰出人才。然而最终不免受制于俄国，败于日本，被英、法、德所束缚，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风俗蒙昧，愚鲁之人充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奸佞之徒盘踞，占据要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勇士耗尽，智士残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谋略多言，风波不断；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巧宦滋生，营营苟苟只为身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奸民侦察窥伺，将情报输送给敌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不顺应天时，不治理地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游民充斥，寇盗众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朝廷与地方隔绝，上下不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商贾失算，百工无艺，农民困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文巧不禁，幕僚侵吞，胥吏盗权；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士人闭塞，官员骄横，官吏贪婪凶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官自为官。只要存在其中一种情况，就不能成为国家，如果这几种情况都具备，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器械虽然精良，也没有用；海军虽然修整，也没有用；陆军虽然训练，也没有用；营垒虽然坚固，也没有用；城郭虽然巩固，也没有用。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呢？

有人说：“西北回部，凭借金顺一人，三个月就平定了。”发捻巨匪，蹂躏十余省，盘踟十余年，曾国藩、左宗棠等公相继而出，铲除了他们的巢穴。谅山之战，冯子材、王孝祺等将领歼灭了他们的丑类，覆灭了他们的全队。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岂不是欺骗吗？回答说：“唉，这是不通晓时势的人说的话。”中国水师怎能与英国相比，更不用说商务了；中国陆军怎能与德国、俄国相比，更不用说舆地、学校了；中国繁富怎能与美国相比，更不用说风俗、技艺了；中国制造怎能与日本相比，更不用说振作了。为什么不会衰败？为什么不会愚昧？为什么不会弱小？为什么不会窘迫？而昏昧的人却不知道。您不知道国家有六大可惜吗？昔日世祖章皇帝时，周朗上书，请求二十家选一名家长，百家设一名教师，男子十二至十七岁都令其学习经书，十八至二十岁使其修习武艺，传授书记、图律，训练军部、舟骑，上下男女都令其学习医术。学习经书的人五年，有立言于司徒；娴熟武艺的人三年，善于技艺的升于司马；如果不成功，罢归乡里，终身不得做官。伟大的言论啊！如果采用他的策略，人没有不学习的，民没有不做兵的，律没有不理解的，图没有不精通的，医没有不好的，舟没有不擅长的。扼守南洋以制约欧西，开拓西北以控制强俄，临近高丽以迫近日本。俄国虽然强大，日本虽然兴盛，英、法虽然强悍，黑龙江、珲春、缅甸、安南、高、琉球怎么会陷落失守呢？可惜他的言论不被采用，以至于今日，这是第一个可惜。

然而还可以说：“汉家朝仪，由叔孙通草创制定，臣子未集，无暇兼顾筹划。”圣祖即位，聪明特起，三藩之乱而开博学鸿词科，重视西算而改定律历，观察天仪、地球而知欧西之智，驱逐罗刹于黑龙江而知俄人之患，罢黜八股，越至九年，知道举业无用。可惜昏愚的臣子多，而才识的臣子少，不能相互辅佐，互为始终，而无耻小人伺机而起，奏请恢复八股，可悲啊！当此时，俄国沙皇彼得游历欧洲各国，强盛翻然改易服饰，水役则亲自参与，铁匠则亲身从事，知道旧法、旧政、旧艺不适于用，归来而改变之，风俗一变，耳目一新，确实是古今英主啊！随后拿破仑败波兰，折土耳其，吞并西北各部，至今为天下雄。唉！彼得变法骤然兴起，圣祖变法忽然停止，是天意如此吗？是地运如此吗？不可知了。这是第二个可惜。

庚申之役，英、俄、美、法战舰围攻津沽，一失险要，全部打开。圆明园一炬，化为灰烬，伤心惨目，有如此的吗？恭亲王洞达时变，议请词曹诸臣，令其改习西算、西语，信为恢复规模萌芽于此。不料事败于垂成，堤溃于蚁穴，而倭仁一言遽然阻止。廷议办事的人多，解事的人少？这是第三个可惜。

逆匪扰扰，民心惶惶。曾国藩廓定全图，邦如新造。国家积弊屈指可数。人情思治，如水如火，如雨如云，改弦易轨，易于拉朽，而竟不闻陈述一策，呈上一书，力言变法者，为什么呢？津沽教案，不是不悉知；马加理旧案，不是不知道；西兵平乱，不是不了解；徐、郭诸公日与讨习洋务，不是不谙时局，尚格致；譒书有局，不是不通；令袭侯学数国语言，不是不达。然而不为变政之名臣，遂为藏身的老子。公乎？私乎？吾不敢言了。这是第四个可惜。

日

译明治元年，明治天皇倡导变法，由尼虚曼发起，伊藤博文赞同，三条实美完成。聘请美国人训练学问，聘请德国人操练军队，男女众多，师范学校开设，乡间教师相承，学校遍布各地，工艺技术超过英国，人口数量多于法国，真是兴盛啊！我国同治、光绪年间，格致书院、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海军衙门、招商局、船政局，相继建立。然而能够制造器械的有几个人呢？能够翻译书籍的有几个人呢？能够进行海战的有几个人呢？能够熟悉商业情况的有几个人呢？日本因宰相大臣而兴盛，中国因宰相大臣而失败；日本用三十年而兴盛，中国用三十年而失败；日本因主张锁国的党派而兴盛，中国因守旧的党派而失败。一盈一亏，一盛一衰，为何如此不同呢？这是第五件令人惋惜的事。

译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旅顺、威海相继沦陷，东北三省失守，四方震惊。向英国求援，英国不救；向德国求援，德国阻挠议和；向俄国借贷，俄国趁机要挟。文官们纷纷上奏弹劾，权奸们在公共场合彬彬有礼地上书献计，最终却未能挽救危局。台湾被割让，两万万两赔款，五个口岸通商，局势岌岌可危啊！尽管如此，人心未死，谁甘心做俘虏？谁甘心受耻辱？谁甘心被宰割？强学会兴起，老成贤达聚集在京城，上海也响应发起。全国人心向往，认为将要振兴百年的衰弱了。然而规模尚未确立，猜忌嫉妒便接踵而至，议论刚传出，人们便纷纷离去。商鞅说：“平庸的人难以与他们谋划开端，却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这是第六件令人惋惜的事。

唉！与孟贲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勇敢并非真正的勇敢；与逄蒙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射箭并非真正的射箭；与公输般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精巧并非真正精巧；与离朱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明察并非真正明察；与孙子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用兵并非真正用兵；与商鞅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法治并非真正法治；与老子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智慧并非真正智慧；与惠子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辩才并非真正辩才；与庆忌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敏捷并非真正敏捷；与邹衍相比而不感到畏惧，他的虚妄并非真正虚妄。如今迫使我感到畏惧的，难道不是国家吗？器械精锐，舰船充塞，工艺精巧，商业繁盛，民众富裕，农业肥沃，学者众多，人才汇聚，意志胶合，爱心联结，报效充盈发扬，怎能不令人畏惧呢？不畏惧，不是愚蠢就是狂妄；愚蠢则不能估量，狂妄则不商讨时事，不审察形势，不详尽考察，只会招致兵祸。人们违背常理，怨恨谁？谁能在好时机承接今日，谁谋划富裕？谁谋划强大？

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

康同薇原名薇君

士人对于国家，关系重大啊！国家的强弱系于他们，兴废系于他们，教化系于他们，风俗也系于他们。不懂得先王的道统，不穷究天人的变化，不明白政治的缘故，不通晓各宗教的道理，不审察各国的形势，不探究物理的精微，不熟悉古今的变迁，这样的人不是士人。奸凶扰乱国家，王室遭受凌迟，百姓陷入涂炭，四方交迫，上下穷困，盗贼迭起，社稷即将灭亡，却不疾首痛心，握腕痛哭，思虑振兴国家的人，不是士人。圣教衰微，礼乐废坏，外教纷纷传播，国内百姓寻求庇护，别人视我们为野蛮人，认为我们没有教化，却不深感羞愧耻辱，痛自激励，思虑挽救的人，尤其不是士人。至于士人，则仰观造化，俯察宗教，综览古今，横审中外，用圣人的学问治理天生之民，所以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士气的盛衰。奸佞乘权，是因为士气衰靡，因为士人的是非判断，是众人遵循的标准，难道不重要吗！回顾往昔，观察当今，兴废的痕迹，得失的端倪，没有不是由士人决定的。《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文王凭借众多士人而兴盛。等到秦始皇暴虐，畏惧士人的清议，于是禁止诗书，坑杀儒生，禁止私下议论，愚弄百姓，堵塞士人的口，最终无法堵塞，百姓的怨恨因此日益加深，不到二世就亡了天下。东汉桓帝、灵帝，以庸弱之姿，听信谗邪的宦官，禁锢贤人，杀害良士，汉朝社稷于是空虚。宋朝的元佑、庆元年间，明朝的东林、复社时期，士气压抑，国运朽败，这是古代用士与不用士的效果。才能是国家的根基，士人是才能的居所。士人兴盛则国家强大，士人稀少则国家遭殃，近代征验外国，没有不是这样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如今号称强盛的国家。然而英国、日本只是三岛之地；德国只是三十多个小国之一；比利时只是万余方里的小国。崛起兴盛，屹立强盛，左右强雄，敌人不敢片言侵犯，难道不是能自我振作则弱小不可轻视吗！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古代称为文明之都。土耳其，藩屏内叛，国权外失，六大国想要瓜分它很久了。印度已经隶属于英国，波斯暗中隶属于俄国，中国甚至有被瓜分的说法，难道不是不能自我振作则广大不足依靠吗！美国凭借士人而立国，日本凭借士人而强大，难道不是士人可贵吗！中国颓弱废病不振很久了，甲午战争，以堂堂四千余万方里的国家，被区区三岛之众挫败，失去东藩，割让台湾，赔偿巨款，开放商埠，订立城下之盟，自缚之约，失去百世之威，倾尽我民之膏液，残害我民之财命，使天下之民瞠目结舌，震惊悚骇，为什么呢？日本戊辰以前，危困的状况与今日中国相等。从天智天皇到孝明天皇，千余年间，外戚擅权，王纲解纽，继承皇统的，都是藤原氏的外甥，位居朝廷的，无非是藤原氏的族人，宗室削弱，百姓无处申诉，贿赂盛行于朝廷，田园遍布天下，而各国吏治废弛，叛乱蜂起，令宰逃职，豪强武人统治百姓，原平二氏起自武功，夺取藤原氏的旧迹，专横之行日益加剧，威福之状有增无已。德川家康，是丰臣氏的雄藩，以权诈阴险之行，掌握政权，二百多年了。自从昔日藤原氏掌权，相家执权，保平乱国，武人专肆，大政移于关白，全权归

译日本幕府时期，将军视世袭君主如同衣领上的装饰物一般无足轻重，从公卿到平民，各自分得采邑以供养家族，臣属将军的臣民，将军治下的百姓，长期积弱而彼此安于现状，不知道有君主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所没有的，即便是魏晋时期权臣窃国，也没有像这样长久且严重的。在这个时候，对内则压制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官府拿七成百姓留三成，富商豪强另有摊派，偶尔有人获罪，法律没有固定标准，量刑轻重不一，全凭刑狱官吏的意志，百姓含冤受苦，没有申诉的门路，越级上告，在宫门前哭泣诉冤，奏章还没呈上去，刑罚已经加身，仰望君主之门如同面对天神，长期被威势压制到了极点，这也是中国所没有的。对外则德国、美国、俄国、法国、奥地利、荷兰等国逼迫而来，像鲸吞虎视一样，肆意炫耀其强大的威势，弱肉强食，任由他们索取肥沃的土地，幕府则渺小如小鼠，见识浅薄卑下，畏惧困难苟且偷安，唯命是从，索要巨额赔款无不给予，要求开辟通商口岸无不顺从，订立条约不敢过问，是非曲直不敢评判，敬畏敌人，虐待百姓，只求一时的苟合，偷取片刻的安宁，不知道覆灭的危险近在旦夕，这是中国同样的弊病，令人痛心叹息的。

译德川幕府后期喜好儒学，修建孔子庙，讲授程朱理学，因此士人懂得君臣的大义，百姓拥有勤王救国的心意。儒学家源光国著书首先倡导尊王的主张，藩主齐昭立论主持攘除夷狄的议论，激动人心，激发士气。度边华等人翻译西方书籍，新井君美、傅雅兰、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秀实等人，有的著书寄托深意，有的痛哭流涕感动众人，有的演说劝导教化，有的当面驳斥权贵，有的抨击主张和谈的大臣，有的袭击外国使节，他们的学生故吏众多如繁星云彩，激发激励的人很多，震撼天下。所以隐士横加议论，沸腾充盈如同风雷相应，甚至暗中结交公卿，秘密联络大藩，以对抗幕府。于是公卿藩侯大多主张攘除夷狄的说法，然而尊王攘夷的志士被剥夺官职的有十七人。幕府正厉行威势，大肆搜捕严密禁锢，但人心更加桀骜，士气更加高涨。遭受斧钺之刑，触犯严密法网，以至于数不胜数。前面的人被并杀，后面的人辈出，毫不顾视，视死如归，因此能使公卿惊恐改变，幕府危险畏惧，变革八十国封建的积弊势力，收回千余年已坠落的神圣权柄，使神武天皇的余绪灭亡后又重新存在。明治维新开始有端绪，都是这些士人的功劳。于是日本维新，政治更正，条约颁布确定，制定宪法以扩大国法，开设国会以伸张民气。变法仅二十多年，却挫败了拥有四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四百多兆人口的中国，威震海外，名声震动英法。推究其根源，难道不是士气的振奋导致的吗？日本士人得到中国学术的余绪尚且如此，我们中国士人接受数千年的圣人师传未曾失传却那样，难道不奇怪吗？我曾独自居处深入思考，穷尽思索其缘故，难道是船只不坚固不锋利无法辅助强大吗？土地偏僻狭小不足以自立，物产微薄低劣不足以自给，无法致富吗？荒昧不开化，没有教化的国家，无法称为文明吗？都不是这样。而是士气不振，苟且安现状侥幸免祸，心思自私志向涣散，从而酿成了这个不痛不痒的世界。推究我们中国士人的心意，难道不是说：势力的强弱，是国家命运；事情的成败，是朝廷大臣的事。安守本分而行，我何必干预国家？国家难道依赖我吗？孕育三王，怀胎五帝，聪慧秀异开敏，在平民中翘然居首的，是士人。孔子只是一个布衣，车马奔波，与这样的人为伍。伊尹只是一个耕夫，以先觉自任，视沟渠中的溺亡者如己溺。这两位圣人，难道不还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士人吗？从前郅恽投竿，范滂揽辔（指范滂出巡时意气风发），东撤上书，东林党人攘臂（奋起）。请求朝见太上皇，那么帝车可以牵引；在朝廷议论大礼，那么宫门可以挽止。匹夫抗愤，刚直之行，难道不是中国的士人吗？虽然如此，中国士气不振，也有缘故。汉朝初年道术混杂黄老，扰乱真道的开始，痼疾毒害已经严重。等到晋代，崇尚佛道，清谈的弊端，因此导致亡国。唐朝继承吉祥，士节扫地，奔走于权贵之门，安然不以为怪。宋代儒者独善其身，既受优游风流之气的畅达，为害也很猛烈。从明朝到现在，士习的弊端，也有几端：贞洁隐逸自命清高的人，就绝世离群，隐居于山林深密之处；风流自命的人，就沉溺于诗酒，追逐声歌；迂远事理的人，就委之于国运，安于朝廷；考据之家，则像禽鱼草木，咀嚼起来越觉得甘甜，贾谊、司马迁、杜预、郑玄，都在其下。尤其下等的，皓首穷经于词章，终老于帖括（八股文）。凡是民生的疾苦，郡国的利弊，种族的存亡，宗教的兴替，不像楚弓得失那样，渺不相干。唉！用这样的话来说士人，士气可知；用这样的话来求士人，士才可数；用这样的话来激励士人，士节可想。这就是中国变法数十年而不强的原因。更有无赖学子，对于中国的学问，懵然未曾问津。于是夷狄化其言语，西方化其服饰，以气势压人，自大如夜郎，而英法文字大多未曾上口，格致之学还未窥见门径。猎取其皮毛，失去其精要，他们作为士人，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中国变法数十年而更加弱小的原因。即使有一二志士，热血救世，合力倡导实学，修明圣道，攘除耻辱，天下人心尚未成就，而谣言诽谤随即加身，锐气向前，无聊而返，难道不痛心吗？观看火灾而闭门隐避的人，灾祸必定波及自身；邻里贫穷而厚藏自备的人，盗贼必定横侵。难道没看见印度吗？隶属英国六十多年，而议院中没有印度人的踪迹。不是我们族类，其心必定不同，种族的辨别，西方人最严格。他们真的爱惜我们吗？至于安于故常，绝无振作，喜好虚谈，远离实学，轻视农工，厌恶商贾，善于藏匿畏惧事端，图谋自私自利之计，就缚于制艺，没有利民便国之事，甘心做印度人的后续，俯首就任奴隶的卑贱。殷商的鉴戒不远，我私下为天下贤士感到悲伤。天下事，也是人为的。在公交车上书，激动全国；强学立会，开发天下士气一振，然而景从已然之效也。春秋之义，责备贤者。反不讨贼，赵盾等于弑君，邻国不救。齐桓公引为大耻，以此律之，那么中国弱危的弊端，不能没有过错在于士君子。至于斗筲之量，无识之人，这本来与责备无关。天下的士气，乃心王事，日美之所以兴隆。士与国离，自私

译自私自利，是波斯、土耳其、印度之所以衰败的原因。难道有比这更令人忧心的吗？我怀着漆室女的忧虑，投梭而起，产生了杞人忧天的念头，因此更加恳切担忧。天下的士人，难道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吗？

译论中国不能变法的原因

张寿浯

如今四海之内数以亿计、京垓无数的民众，难道不还是那些方足横目的普通百姓吗？既然是同样的百姓，就有相同的觉悟认知，相同的天性。国家为何如此衰败？官场常规为何如此荒谬？士人风气为何如此败坏？百姓生活为何如此窘迫？各种乱象，日渐陷入困顿失败，人们懦弱苟且偷生，不能自我振作奋起。这并非是因为头脑智慧闭塞，也不是肢体痿软麻痹。所谓身体挺立，头脑清醒明智，聪明才智相差不远的人，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那些正掌握着剥削权力，享受着按资历升迁的利益，接受着推崇拥戴的供奉，不必再为他人做事的人，且不论他们。那些头痛皱眉、百姓忧愁悲伤，始终不得志，毫无生活乐趣的人，为什么不具备自我更新的资质？难道是因为想要成就他们重心的力量吗？一个人，是众多肢体的集合；一个家庭，是几个人的集合；一个国家乃至天下，是百千万亿兆京垓众多人口的集合。凭借这百千万亿兆京垓众多人口，人人奋发，人人磨砺，人人发挥振兴的力量，人人推动变通的功效。一个人自我追求，众人自我追求，推广施行并加以省察，天下也自我追求。新法的变革，即使快马加鞭传递文书，也不如这样紧迫。听从善言和便利的计策，愚笨的人也知道称颂；良好的法度和美好的意图，不贤的人也知道羡慕。这是人情所共同具有的，就像声音相互应和，影子相互依附，不是摇鼓和木铎所能比喻的。所以《淮南子》说：“改变风俗习惯的，大概只有那些内心践行的人吧？”现在这些道理没有立即实行，要审慎考察其时机。如果像关闭关卡、覆盖白布一样，都日夜期盼于上级，这是恳切的忠诚。天下急切的情势，不仅仅是因为战事已经接洽，名誉已经丧失罢了。淹没他们原本的天性，拘束他们从事无益的事业。国家风俗如此，虽然名义上建立无害，众人归附，声名流传无穷，然而仍然认为不可行的，难道不是因为民智的作用没有彰显，自私的见解没有去除吗？邪恶的人很少不被废黜的。自私的弊端，难道只是今天这样吗？自从传贤让位的举措被废除，而一家一姓的世袭兴起，认为这是天下子孙万世帝王的基业，只是焦虑忧虑，以防备其他姓氏的弊端。王者于是将天下据为己有了。自从谨慎徽美的道义被废除，而按资历和年限升迁的说法兴起，认为如果不矜持谨慎、固守旧规，遵循旧例，敷衍塞责，终身不能登上显赫荣耀的职位。在官者于是将职守据为己有了。自从开门招贤的典制被废除，而科举八股的文章法令兴起，认为凭借这些科举文章，就足以侥幸进身，何必劳心于其他事务，而士大夫于是将学问据为己有了。自从规范商业盟约的条文被废除，而贪婪兼营的萌芽兴起，认为我得到了新法，应当用来谋取私利，为什么要公之于他人呢？而工商于是将财产据为己有了。富人贵人，认为别人的危急，与我无关，何必劳心？认为穷人贱人，自己安于一无所能，逐渐沦为游手好闲的人，沦为盗贼，沦为无行径的人而不停止，到处都是这样，确实难以呼吁。这都是自私的过错。人们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名和利罢了。以今天疲敝羸弱，无人追究诘问的时机，如果能够教导子弟，开拓心智，制定新法来救济国运，确立新义来维系天下，发明新学来开拓民智，著立新学以开拓民智，制造新器以利民用，充实智慧以对抗外国，悬挂书籍以留给后世。与仅仅学习八股文而侥幸考中科举，凭借劣质产品而坐困穷乏，所得的名声如何？所得的利益如何？不图谋这些，坐视一人自私的见解，积累成百千万亿兆京垓自私的见解，最终导致天下沦亡，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现在能够熟悉时务，变法探究国家安危所在的人，哪里没有这样的人呢？即使是那些阿谀奉承之辈，优柔寡断之徒，我也断然不敢说其中有知晓时务、变法、探究国家安危所在的人，一定全都没有人。然而在百十个人中，与四亿光力未发、质点未成的人相比，加减比例，这也太像太仓中的一粒米，沧海中的一粒尘了，哪里足以济事呢？以今天这样自私的人，行事互相阻碍，利弊互相欺骗，进退互相干扰，艰难互相倾轧，过错互相揭发，善行互相诬陷，得利互相厌恶，失利互相庆幸，成功互相嫉妒，同类互相背离，像这样即使有一两个独立求治的士人，想要天下完全去除私心，哪里足以济事呢？面对这数千年的积习，二十四行省的弊端，再加上中外错综复杂的开创局面，那么所谓的一两个有志求治的士人，成就其质点，发挥其光力，手握简策劝勉开导，这也像一〇一之劳一样，哪里足以济事呢？

此前讲求新法，最终不能发挥作用，以至于成为旅进守旧者的借口，确实屡见不鲜了。海军是新法，却委托给敌国；枪炮是新法，却丧于乌合之众；轮船是新法，却沉没于中饱私囊；和约是新法，却操纵于强族之手；关税是新法，却假手于异类；织造局、火药局是新法，却毁于奸细；船政局、官书局是新法，却败于狡诈挟制；败于谗言离间，甚至民间日用琐屑之事，奸伪的习气，都因为新法而更加增加弊端。从来不知道这不是新法的弊端，实在是那些只袭取新法名义的人误导了它。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我朝仁厚开基，凡是各种政务，都遵循成例；朝廷大臣和枢机辅弼，大多年老昏聩，即使想要

译有所作为，却精细考察而缺乏后续。虽然并非苟且偷安，但意见相左、冲突迭起，忍受着追随外在的异端，视听所重视的，难道是壮年人应有的作为吗？想要报效国家，也无从下手。有志之士，立志于实学，却受限于耳目见闻，困于愿力不足，摒弃常规途径，最终无所依循。人们没有不喜欢自己所修习的，但如果游荡在无用之地，那么竭尽智力也鲜有成就。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又在于此。国家既定事务，与百姓隔绝，人人各自谋算，各谋私利，事权旁落，充满混乱。删减繁杂、淘汰冗员，整顿统一，损害那些私利，失去他们的积蓄。又拘泥于见闻，智浅识薄，所居之处嘈杂，不知大体要务，断绝这种侥幸，最终终究无用。像巢苕依恋幕布，希望得到苟且的安宁，所以正获向监市询问如何称量猪，每况愈下。这就是不能变法的原因，又在于此。推究这个缘故，以至于那一两个独立求治的人士，他们的形势愈发孤立，他们的机缘愈发阻塞，他们的情势愈发紧迫，他们的言论愈发危险。想要施展抱负却颠倒错乱，恐惧忧虑既非智慧也非正道，没有规划成就，寂然游荡于悔恨蹉跎之中，忽然间已经迂回曲折。世间的变化不可尽数论述。君子说：天下的不齐，是气类积累的结果。气类的积累，都是自私的见解。想要人们都消除自私的见解，风俗相同、道义统一，难道容易说吗？现在以裹足这样微小的事，八股这样低贱的事，加上天子的诏令，尚且不能实行。百姓的气类不齐，在这里可以大概看到了。周朗的书，恭邸的疏，言辞痛切，最终未能形成决议。难道是烛光照耀却坐着遗漏吗？实在是知道气类不齐，情势参差最终琐碎而无成，所以涣散而不能举事。同治、光绪以来，格致书院、武备学堂、同文馆广方言馆、海军衙门、招商局、船政局，相继建立，最终成为无用。不是上面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大概都是气类自私积累造成的。意见平常怠慢疏忽，实在没有一天设身处地为国家谋划。气类的不齐，在这里又可以大概看到了。八股的科举虽然不变，曾未禁止人谈论新学。工商的部门虽然不设立，曾未禁止人谈论新艺。种植、畜牧、格致的官员虽然不设置，曾未禁止人谈论新法。以中国事务弊病之多，虽然每天多次谕示，谕示中千万言语，怎能穷尽呢？施行于千百年来柔弱的百姓身上。王者的道理，崇尚驯服、贵在简约，如果诏令纷繁，变端百出，这不是与民休息的道理。天下的形势，自下而上传播叫做造端。皋陶说：“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天的明畏，来自我的百姓的明畏。”所以我认为人消除私心，那么气类没有不齐的；气类没有不齐的，那么法没有不变的；法没有不变的，那么国没有不治的。实在是因为积聚力量所举起的，没有不胜的；众人智慧所作为的，没有不成的。如果气类不齐，私见不去，积重难返，保守旧习纷乱沿袭，徒想凭借台简的议论、口舌的争辩，我知道它一定不能变法。即使有尧舜，也无能为力。载重而马瘦弱，即使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车轻而马优良，即使中等工匠也可以使其追赶速度。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必定顺应百姓。百姓自我革新，应当怎么做呢？做士人的以国家被异族欺凌为耻，而不急于追求一个功名，然而抛弃帖括，取古今治乱之道、西方兴亡之故，搜集翻译，各自建立书会，隐居诵读。做商人的，愤恨利益被外人夺取，然而合力同心，联合声气，设立公司、商会，没有相互欺诈，探究利弊而共同谋划。其他做农做工的，以讲习新法为事，互相通济，互相勉励，互相保卫，视黄种之民如一家，视同业之众如手脚，视本国之财为公物，视五洲之地为咫尺。有内诸夏之心，有尊崇圣教之志，气象大变，靡然向风，如水附壑。我知道所谓太平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没有超过这个的。涓涓江河，其势日下。我愿有志于世者，相互磨砺而溅涤，务必消除私见，齐其气类，有相爱之意，再加上行事相劝，利弊相告，进止相助，艰难阻碍相扶，过错相隐，善行相称，得到相贺，失去相矜，成功相期，同类相助，开发万物成就事务。天下事犹人为。先民说：“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说天下至重，匹夫至贱，系天下于匹夫，挠天下者匹夫，进而天下者，当亦不是别人的责任。千钧之衡，移于铢两；歌声哭泣之感，何关切身而变国俗？只是妇人女子如此吗？谚语说：“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泉动者，万事作。”《易》垢次夬，明乱生于治，剥离不可骤然尽，必受之以复。所以君子日孳孳以爱力，倡导天下欲人自袪其私，而以齐其气类的。邦人诸人，同声相应，我又怎能做宗周的寡妇呢？

译论中国的守旧派不如日本

刘桢麟

真是雄壮啊！日本的守旧派。孝明天皇在位时，美国、英国、俄国要求开放十个口岸通商，幕府主张议和，而德川齐昭等人提倡排斥夷狄，因为违逆幕府，于是发生了戊午年案件，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万延年间以后，各藩的隐士更加提倡尊王以排斥夷狄的学说，于是发生了刺杀大老、攻打使馆、杀害朝廷大臣的事件，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接着起来，唉！可以说坚定啊，奇特啊！日本的守旧派。明治初年，大将军归还政权，长州、萨摩、土佐三藩，起初是削去幕府的户籍，接着废除封建制度，接着争着派遣藩士到外国留学，接着大力开展外交，全部改变采用西方的方法。都是同样的藩侯，都是同样的隐士，都是同样的守旧派。前后十多年间，竟然相差如此悬殊！唉！大概人的本性有差异吧！刘桢麟说：“能够顺应时势的人叫做俊杰，固执己见的人叫做下愚。”日本三十年前，他们厌恶异族而诋毁攻击西方学问，与中国一样，不过是强大的藩镇、豪门大族、游荡的隐士，痛心于王权的衰微，想趁着外交的间隙来推翻幕府。至于幕府已经灭亡，知道夷狄终究不能排斥，于是彻底改变计划，一心一意搞外交，与幕府当年主张议和没有不同，而他们追随西方方法，改变服饰颜色，改正历法，比起幕府主张议和的事情更加重视。然而国家成就了中兴，于是有了今天维新的治理，好啊！黄公度先生说：“当时排斥夷狄的言论，究其归宿，不在于排斥，而在于尊王。尊王是为了灭亡幕府罢了。”唉！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守旧派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守旧派的原因。中国的守旧派很多，他们看见西方人，害怕而厌恶；听到西方学问，唾弃而辱骂；和他们谈论朝廷大事，就认为不可救药；论及新法，就认为世风日下。看他们字字孤愤，听他们言言痛哭，不是不忠诚而且强悍，与日本的守旧派没有不同。然而追问他们为什么能够尊王、能够保国、能够抵御外侮、能够拯救天下于危如累卵的危险之中，却与日本的守旧派完全相反？虽然如此，仅仅以此来责备他们，他们一定不服。我姑且详细列举中国守旧的派别，推究他们之所以守旧的原因，穷尽他们之所以守旧的弊端，来告诉天下人，即使质问这些人，他们应当也没有借口。

第一类是宋学的末流，古人明哲保身的言语，最足以作为士大夫藏身之计。现在谈论洋务的人，愤慨于已经发生的事，看待中国的政治教化学术技艺，几乎好像没有一样得当的，说话过于激进，于是成为这些人借口的媒介。其中下等的，自己顾念经世致用的学问，一无所知，于是托辞于使用夷狄改变华夏的说法，诋毁诽谤西方学问。甚至得到一件洋货，看见一个洋人，暗中羡慕而表面嫉妒，故意小心谨慎地防止被玷污。其中上等的，就清谈孔孟之道，袭用尊王排斥夷狄的迂腐言论，发誓与西方学问为仇，否则洁身自好，急切地谋求自己免于过错，几乎好像一句话不敢说，一步路不敢走。他们对于富贵利禄没有什么争夺，而天下大事于是再也没有感慨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依托的体制很高尚，自以为主持道义风俗的关键，而世人还称他们为君子，于是使得因循苟且，养成了今天不痛不痒、自私自利的世界。这固然不是宋儒所预料到的，而是依附宋儒者的流弊。然而这不是我深文周纳，中日战争时，主张议和的有人，主张作战的有人，等到马关条约签订，诉讼的人纷纷出现。我试着问宋学各位先生，能有挥臂疾呼、痛哭力争，像朱熹三次劝谏和议不当就罢职离开的吗？有起来争辩的，反而被骂作隐士横加议论。我因此知道各位先生一定不能。宋学者说：“现在中国的弊端，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见异思迁。”我试着问今天的中国，不教化不养育，只是推衍诚意正心的空论，每天抓住人责备，于是能使国势安定，风俗治理好吗？我又因此知道各位先生一定不能。然而这尚且说是已经发生的事，请说说迫在眉睫的事。今天外交大开，通商的口岸遍布内地，拒绝已经不能，置之不理又不可以。假使各位先生身为边疆官吏，处在通商要地，或者奉命办理交涉，对上迫于公义，对下顾念名位，他们能推卸责任吗？不能推卸，他们能我行我素，倚仗强大固执己见来驾驭西方人吗？偶尔一次失误，对外招致侵侮，对内误害国家，将能不承担罪责吗？我又因此知道各位先生一定不能。孟子说：“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这是断绝事物的做法。”天下势力不能匹敌的，道理反而为之屈服。我既然不能与他们角逐，而他们所依仗来凌辱我的，我正当学习他们的长处作为伸张雪耻的地方，却每天愤愤不平。然而羞耻地说：“夷狄啊，夷狄啊”，却不知道拘泥迂腐自我坚守，低头受辱，给天下国家带来祸害的，那羞耻更加不可言说啊！这真是令人叹息的。

第二类是自保权利之计。中国今天政治不好，教化不振，即使是愚钝的小孩，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同治光绪年间，开始谈论变法了，却竟然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之后，更加谈论变法了，却发生了中日战争。中日

译从那时以来，至今已好几年了。那些提倡变法的人，像鱼鳞和鲫鱼一样密集，前后相望。可是问他们究竟如何实行变法，却一概没有见到实际行动。况且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难道不在于人才的匮乏吗？然而想要得到人才，就必须变革学术；想要变革学术，就必须把那些祸害天下、削弱中国的旧学彻底摧毁并清除干净，这样才可以治理国家。那么，八股文、考据、辞章之学，是不可以再尊崇的了，这已经很明白了，是不可以再尊崇的了。然而现在那些号称士大夫、将要承担中国变法重任的人，不受八股文、考据、辞章束缚的，又有几个人呢？八股文、辞章之学且不说。且说考据之事，那些咬文嚼字、琐碎注释，耗尽终身精力，从事于音韵训诂之中，还自命为通晓事理的人，如果突然让他们摒弃这些，他们不忍心割舍喜爱之物，难道能停止吗？况且利禄之路，凭借这些来谋求，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必须抛弃旧技，重新接受要道，恐怕后来居上，他们将会长期被废弃而不再被任用。唉，他们的心思确实苦，他们的忧虑确实周全。虽然如此，但覆巢之下，哪有完好的蛋？倒塌的房屋之后，必定没有完整的栋梁。那些固守旧学的人，今天还不知道其无用，却喋喋不休地自视尊贵伟大，这是大愚昧。知道其无用，却还想坚决保全它，坐视国家无法挽救，自己也一同遭受祸害，这不仅愚昧，而且是大不忠。变法，是天下的公理，万国所共同认可的。我们不变法，别人就会变法。一定要等到别人来变法才开始改变计划，这就像远行迷失道路，不急着问路，只是冥心直往，其丧失方向而无归宿，是必然的。其一，利害的见识太明显。现在谈论变法的人，习惯于看到西方人已成的效果，认为前事可以效法，直接想一步到位达到治理，而通达的人才和士人，又天天张扬议论，阐发世界的公理，或许不免有义理太高，而迂腐狭隘之徒，偶尔听到，很少不震惊而咋舌的。所以每当兴起一种新法，保持禄位的人有厌恶不便自己的嫌疑，畏惧偷安的人有言多成少的顾虑，甚至明知其有益，却推托于前事的失败作为借鉴，如铸币开矿之事，就是这样。畏惧其难而不担当，就托辞于小民的不便，如铁路、小轮的议论，就是这样。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先迟疑，后实行。至于变革科举，这是自强的根本；却认为妨碍成法，开设学会各种学问的根基；却认为大违例禁；设立议院，上下相通；却认为侵犯君权。所有这些政务，列举不尽。古人有话说：“害不达到十分，不变法。”又说：“利多而害少，就去做。”现在明知其利，却迟迟观望，以防流弊为借口。弊病确实可以防范，然而天下事本来有不防弊而弊病不生，越防弊而弊病越多的。为什么不看看西方人文网宽弛，与民同权，却蒸蒸日上富强，日不可遏呢？中国防范弊病确实严密，然而国家纲纪颓废松弛，吏治贪污腐败，民俗顽固愚昧，这防弊与不防弊明显不同，而得利与得害的相差为何如此颠倒错乱呢！现在天下正病危，三年蓄艾，唯恐不及；千里求医，不辞辛劳。医生已经得到，药方已经具备，而主持者还斤斤计较驳诘为难，这确实不可理解。灭亡的迹象已经很严重了。其二，习惯于世俗之见，妄自尊大。中国今天的人，四亿，其中未曾读书明理的，不足数；而那些号称士绅，居四民之首的，实际有一亿多。然而其中迂腐愚昧谬误的，几乎不可计数。为什么呢？人的见识高卑，取决于其志趣的广狭。现在所谓的士人，其目光心力虽然极大，不能超出身家之外，所以其持论发议，常有令人不可接近的气势。我曾见过世家清裔，俨然绅宦闻人，谈论西学不信，激烈争辩，以至于斗殴，这种愚悍的本质，确实可笑而可悯。然而这还可以说是解事的人，本来应该这样。至于讲席大师，固然是学子的表率，朝廷的备才，却仍然嚣然自大，动不动就说：“八股之学必不可废，夷狄之俗不能乱华。”愚昧的人甚至说：“寡不敌众，邪不敌正，西方人的炮械虽然精良，吾中国终必有出来消灭他们的人。”至于儒教的大宗，已岌岌乎欲坠，他们还说外国尊崇，有建庙廷师的举动，吾教将要光大了。大概天下之大，而谈论时务的人，这种人十居其五，似守旧而实非守旧。他们慷慨谈论时事，盛气凌人，初见者几乎或以为忠愤可嘉。然而西方的方名且未能辨别，中国的掌故也未听闻，而徒闻风臆揣，信口乱说，遂使谬种相传，成为风气。唉！天下之事，正急而此等非明非昧、矜愚饰智的徒众，触目皆是，岂不痛哉？然而使他们愤激国耻，迫而为是慷慨不平之语，这还可以。然而廉耻不立，徒为大言，推究其流弊：小的，倡为瞽说，足以阻碍新法的实行；大的

译这样做，煽动百姓对抗官府，足以给国家带来祸害。那些更严重的人，见到利益就追逐，见到便利就掠夺，国家有失败就趁机加以利用；君主有危难就站着旁观，有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欺骗出卖以谋取私利。唉！他们的祸害难道说得尽吗？

译虽然上述这几个方面，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守旧派。天下的局势，是由积累而成的。诸天万物的积累，源于诸星、地球的积累；而诸星、地球的积累，又源于流质起点的积累。它们的积累，没有不是逐渐进行的，随着慢慢浸润推演，最终铸就了千万亿兆年的世界，却无人知晓其源头所在。不仅不知其源头，甚至认为这是自然生成的道理。中国的人心、风气，从今日向上追溯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难道不认为其变迁相距之远，无法用里程来计算吗？殊不知，从表面现象来看似乎如此，但推究其根本，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为什么呢？中国今天的士人习气，固然不是有人起来率领他们形成的，但他们如此不振作，这难道是人的本性使然吗？我曾反复探究其中的缘故。孔子说：“志士仁人，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的，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曾子说：“士人如果不弘大刚毅，是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直到死才停止。”儒家创立教化之初，其宗旨没有不以拯救天下为主要的，而其责任必然归属于士人。因为士气是风俗的引导，而气节又是士气的起点。起点如果有偏差，引导就没有不失误的。自从老子、杨朱两家的学说出现，首先提倡利己的说法。老子一书，全是自私自利的学问。一方面说：“知道刚强，却安守柔弱。”另一方面说：“不敢做天下的先驱。”而杨朱甚至主张“拔下一根汗毛来使天下得利也不肯做”，这种风气一经提倡，深入人心，其流毒就延续到了后世。老、杨的学说，儒家也已经驳斥并排斥了。我为什么说它流毒后世呢？因为人生不能没有欲望，有欲望就不能不为自己。为自己，那么即使是饮食这样微小的事情，也考虑没有会舍弃便利而趋向不便的，这本来是蕴含在生命本质中的，也是人情所共有的。人既然有这种本质，而老、杨自私的学说又顺应人情而起，所以不需要教导就能做到，而那些世故圆滑、善于藏身的人找到了效法的榜样，更加推广它，深入钻研以完善其揣摩算计的手段。因为人的情性，是顺从的。儒家教导人们利他，这是逆着人性的；老、杨教导人们利己，这是顺从人性的。逆着人性必然难以实行，顺从人性必然乐于接受，就像水往低处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即使是汉武帝时儒学昌明，罢黜百家，最终也不能斩断老、杨学说的根孽，而且他们的学说反而因为不公开传授而更加扩大。到了今天，世变日益紧迫，种族难以保全，而人心颓废萎靡，畏难苟安，那些稍好一点的，阅历既久，血气消磨殆尽，不肯牺牲自身来殉国；那些下等的，则借口事情不可为，借机谋取便利，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天下的破败分裂，坐视其成，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儒家于是以无用闻名于天下，却不知道实际上是老、杨的学说播下了种子，并灌输了毒害。

不仅如此，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权术都是为王者一家设立的，其措施经营并没有特别奇异之处，但其钳制压抑的手段实在积累得深重而隐微，所以后代沿袭前代的手段，后代又沿袭后代的权术，辗转相师，变本加厉，而王者有的知道，有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至于那些身穿儒服、佩戴冠缨的人，只有在文网的束缚中低声呻吟，束手钳口而不敢行动，因为势力的重积形成了风气，风气的久存变成了义理，从小习闻，成年后率行遵守，即使是天下极小极细微的事情，也考虑没有不自己设定一个名分度量来圈限制约的。直到今天，虽然时变已经紧急，国势已经危险，仍然每天在圈限制约中循规蹈矩，以至于误国，以至于误天下，以至于自误而不肯稍作改变，反而大声辩解道：“义理本来应当如此。”唉！如果让制定这两千年政治权术的王者起来告诉他们，应该没有不哑然失笑的，并且恨不能取而改变它。还不止这些，中国今天不守旧的人并非不多，国内有同文方言之馆，国外有出洋学习的人，本来是国家储备以期待维新的。而前年的战事如此，其效果已经显现了。然而只说无效还可以。现在所谓学习西学的人，大抵对于中国的义理学说完全没有讲求，一入洋就大大改变面目，一方面畏惧西人富强的威势，而完全抛弃自己的依据，简直想把中国两千年的儒教，也用他们所崇尚的东西来替代；一方面出洋肄习稍有收获，而所得的也不过是语言文字的末节，于是轻蔑中国，肆意辱骂，而对于中国的政教术业实际上茫然无知；一方面通晓西学借以献媚西人，作为衣食之计，既然有所凭恃，就欺压同类，连父母之邦都不顾惜，至于中外发生变故，就卖国以讨好敌人，闻风而先逃跑。唉！中国如果每天谈论变法，每天谈论西学，而所谓变法与西学，大多出于这几种人，嗜利无耻，祸乱种姓，蛀蚀国家，这不仅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简直足以使中国灭亡还有余。这怎么怪守旧者抓住他们的破绽而堵住他们的嘴，并且发愤积怨，痛骂西学为无用呢。

所有这些因缘，其积累渐变或者在数千年以前，或者在数十年之间。因此固守于旧习，因循于故辙，坐视危亡，不肯奋发。士人习气日益颓废，风气日益堕落。即使有出来兴作的人，

译也不过是刚愎自用、昏庸蹇滞的人，或者是玩弄权术、狡猾奸诈之辈。他们的事情既然不能办成，而天下人也更加把新法当作祸患和弊病。唉！这难道是中国不能有所作为吗？中国人真的不如日本人吗？然而想要拯救中国而不愧对日本，该怎么办呢？那么请让我用三句话来断言：说以爱国为种子核心，以士气为萌芽，以团结为培育。

日本当年的攘夷运动，不过是那些隐居的士人忧国之心愤激而爆发；而一人提倡，各地便像风吹草动一样风靡。至于那些遭受斧钺之刑、触犯严密法网的人，一去不回，视死如归。所以山县昌贞、蒲生君平这一类人，没有不悲愤著书、歌哭国难的。而高山正之竟然有“哭泣癖”的名声。谈到王室衰微就哭泣，听到边防有警报就哭泣，探访南朝各位将领的遗迹就哭泣，谈论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的事迹就站立起来。这种慷慨义烈，出于天性。他们爱国之殷切，士气之壮盛，人心之坚固，像这样所以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今天的不振，士人确实应当承担罪责。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也有责任”，种族的华贵，能没有同类的恐惧吗？君父的祸患，难道不是臣子的耻辱吗？如果以保全中国为心，那么即使主张守旧，我也不责备他。如果不以保全中国为心，那么即使天天谈论变法，天天从事西学，正好足以做外人的开路先锋罢了，还谈什么守旧？

日本退还辽东，还设立纪念会，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耻辱；而堂堂中国，拥有两千年文明教化，数十万读书人，却厚颜相对，恬不知耻。列举几十年赔款、割地、失权、辱国的事，漠然不考虑如何振作洗雪，这能怎么说呢？孔子说：“人如果没有羞耻心，真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立国如果没有羞耻心，怎么可以治国呢？”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有破釜沉舟的志向，有卧薪尝胆的谋略。士气一旦倡导，人心自然聚合。天下的形势，分散就必然失败，团结就必然成功。《尚书》说：“我有臣三千，只有一颗心。”这就是周武王能够诛杀商纣的原因。

现在和天下的士人谈论变法，虽然说得口干舌燥，听的人不是说我人微言轻，就是说我没有权力和勇气。《诗经》说：“同国的百姓和朋友们，没有人肯念及祸乱，谁没有父母呢？”唉！伊川学派的学说，已经充斥在门庭和学校之中，在弦歌诵读之地没有容身之处。大势岌岌可危，早晨还不及晚上。还仍然随顺命运，互相推诿。我恐怕四亿衣冠之族，不被沦陷的几乎没有几个了！

译论中国必将强盛

梁启超

西方人侮辱我们太严重了。西方人将要灭亡别人的国家时，必定在议院上呈报，在报刊上宣扬，天天说那个国家政治败坏，纲纪紊乱，官吏苛刻贪婪。他们将要灭绝别人的种族时，必定在议院上呈报，在报刊上宣扬،天天说那个种族粗野强悍，教化废弛，风俗糜烂。使得他们本国的民众，以及别国的民众，听到这些话后，仁爱的人忧惧不安，想着改革政治来拯救危难；凶狠的人则狡猾地想着趁其衰败来施展自己的野心。然后趁着众人的意愿，一举再举，从而使那个国家变成废墟，使那个种族沦为奴隶，却还俨然以仁义之师自居。这种手段，过去用在印度身上，又用在土耳其身上。现在那些愤慨土耳其、指责土耳其、唾骂土耳其的言论，每天都在出现且没有停止。屡次在近年来的《万国公报》《时务报》中看到，我阅读西方报纸，发现他们诋毁中国的国政、纲纪、官吏，已经有几十年了。每年到了八九月以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公然宣扬华夏种族的野蛮粗犷，华夏民众的愚昧狡诈，华夏教化的虚伪。《时务报》中也多次翻译这些言论，然而他们不敢翻译的还不知有多少。就像去年西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某家西方报纸有一篇评论，说华夏民众不仅已经死掉，而且已经臭烂，这话真是不堪入耳。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不趁早灭亡中国，就是违背天意，侮辱国家，违背情理。一人倡导，百人附和，举国像发疯一样。日本人效法他们的老套路，在他们的报刊上天天说台湾民众顽劣邪恶、刁钻狡猾，不如生番那样驯良。西方罗马旧法规定，凡是与有文教的国家作战，都适用国际公法，即使攻城略地，也不得肆意骚扰；只有与野蛮人作战不在此列。日本人极力诋毁华夏民众连土著番人都比不上，所以得以屠杀奸淫掠夺，惨无人道，而其他国家很少有认为不对的。不是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们是因为有利可图、乘虚而入，狡猾地想要开启这种局面，想要把这种手段施行于我们十八个行省，欧洲各国都有同样的心思。罗马旧法规定，凡是进入野蛮国家的人，不从城门进入，而是架桥越城而入。庚申年（1860年）的战事，英法对待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去年五六月间，英国人、德国人先后调派他们原先驻在非洲的公使来驻华，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不把中国当作国家来对待，而是用治理非洲的方法来治理，就不肯善罢甘休。无缘无故驱逐工匠，无缘无故拒绝使节，无缘无故索要岛屿海岸，无缘无故揽取铁路修筑权，无缘无故垂涎矿产资源，无缘无故干预诉讼。他们轻视我们、贱视我们，把我们当作野蛮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把我们当作禽兽，把我们当作行尸走肉，他们的残酷竟然到了这种极点。

梁启超说：“西方人不要这样！中国不是印度、土耳其能比的。印度被占领已经一百多年了，英国人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其中成才的人能与在印度的英国人并驾齐驱的，几乎没有。愚笨与智慧的差距太远了。土耳其受辱三十年，但其君民上下萎靡不振，没有人想着自我振奋以保卫国家根本，只知道区分种族，仇视自己的百姓。现在中国确实衰败了，然而还没有达到一百年前印度的地步，况且还没有达到三十年前土耳其的地步。现在自从和议签订以后，虽然朝廷权贵和大官依然安逸如旧，但在民间风气大开，那些明显看清危亡原因、振兴之道，挥臂疾呼、苦口婆心，想着洗雪国耻的人，到处都有。虽然喉舌之地（指舆论中心）尚多阻塞，但各省地方官员奋然兴起的，也不乏其人。虽然乡间学究死守浅陋之见，空谈尊王攘夷，旧习未改，但后起之秀，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大多资质特异，志向宏远，才识深沉雄健。唉！如果说上天不灭亡中国，那么瓜分的期限只有五年，内讧的形势不可终日。即使忌讳说亡，难道会有侥幸吗？如果说上天要灭亡中国，那么何必生出这无数人才，让他们成为刀下之鬼、马下之尸，让他们在异族面前做奴隶、仆役、犬马，然后才痛快呢！”

我请求与国家的豪杰大声疾呼于天下说：“中国没有灭亡的道理，而有必然强盛的方法。大致列举其原因，共有三件事，而土地的肥沃、矿脉的丰富、物产的繁多，还不包括在内。”现在西方人之所以强盛，难道不是因为人才吗？以今天蒙昧固陋、闭塞的中国，想要与西方的人才较量长短，这不是不自量力吗？虽然如此，现在暂且不谈其他事，据我所知，先前派往美国留学的学生，大多没有完成学业，中途被撤回；但至今卓然成就专门学业、在西方有声望的，仍然不乏其人。当他们刚到达美国时，对那里的语言文字一无所知，两三年后则都可以进入中学，每次考试都位居同辈之首。学校里的老师无不鼓掌赞叹。大概无论哪个国家的学堂，只要有中国人在学生名册中，没有不杰出地超出同辈的。现在那些先前留学的学生，都不一定是我们这里的上等人才。先前风气未开，父兄用来告诫勉励子弟的，常在科举功名上，大抵是衡量他们的才力不足以获得科举功名，才派遣他们走这条路，不像日本那样遴选俊才来填补空缺。然而他们的成就已经如此。那么用那里的上等人才与我们中等人才相比，他们的长短高下

译至于国家的前途，本来还在不可预知的范围之中。率领我们四万万民众中那些所谓的聪明才智之士，一一用实学来教导他们，用实事来训练他们，用实心来践行他们，十年之内，什么样的人才不能造就？那些印度之所以不昌盛，是受限于种族。凡是黑色、红色种族的人民，他们血管中的微生物，以及大脑的角度，都与白人相差悬殊。只有黄色与白色，大概相差不远，所以白人所能做的事，黄人没有做不到的。日本人效法西方制度，就是明显的效验。日本的种族本来出自我国，如果说他们的长处一定是我们的短处，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土耳其之所以不振作，是受限于宗教。回教封闭阻塞、残忍酷虐，说杀人者可以升天，说战死者可以成圣，这种教义，大概是野蛮的行为。至于我们的教义，则是精微与粗浅并举，本体与功用兼备，虽然长久被埋没，一旦阐发出来，尚且可以施及蛮夷之地，使无不尊敬亲近，何况对于小小的神州呢？从种族来看像那样，从宗教来看像这样。唉！这难道是适宜做别人的奴隶、仆役、犬马的吗？听说：“有才能的人达到一千，国家就可以建立；有才能的人达到一万，国家就可以强大。”现在凭借中国这样的大国，种族这样的美好，教俗这样的善良，想要从四万万人中求得一个人才，大概不能说难。这就是使国家强大的方法之一。

译如今天下的总体情况，西方国家君子多而野人少，中国则是君子少而野人多，这大概是强弱的大根源啊！虽然如此，福固然倚靠祸，祸也潜伏在福中。十年之后，我担心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交往，必定会因此产生非常巨大的变故。西方国家的机器日益兴盛，工厂容纳的人日益增多，而争夺工价、争夺工作时间的情况，以及胁迫工厂主相继罢工的事件，每年发生数十次，为什么呢？因为懂得学问的人日益增多，谋生的途径日益宽广，如果他们的才力大致足以养活自己，就常常乐于从事脑力劳动而不乐于从事体力劳动，这是人之常情。因此从事辛苦劳作的人日益减少，工人既然日益减少，而所兴办的事务所需的工人日益增加，为了希望获得高价，于是从事职业越卑贱越艰苦的人，所获得的工价就越大。工价既然上涨，那么所制成的物价也上涨，一切物价既然上涨，那么一切人所从事职业的工价也上涨，互相增益，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欧洲人谈论时务的，认为工价这一项是数十年间极其重大的关键之事。用今天白种人的工人，来应对今天欧美工厂的需求，尚且感叹其人数不足，十年以后，这需求更加增加而供给更加减少吗？工价日益增加，而工作时间日益减少，那么厂主受害，厂主亏损，工人也没有依靠，那么工人也受害，百物价格飞涨，人心惶惑，那么全国都受害，穷困到极点就会思变。一定要寻求工人多，然后工价才可以低廉，工价低廉，然后物价才可以平稳，这是必然的情形啊。现在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其中依靠做工来谋食的超过一半，而且没有停止的趋势。中国妇女依靠粗重工作养活自己的，也超过一半，而她们从事职业最为勤奋，花费最为节俭，正因为勤奋，所以工作时间可以加倍，正因为节俭，所以工价可以减半。到了那个时候，用我们的短处，来对抗西方人的长处，那么华工的势力可以横绝天下，天下的器物，都仰赖华人的手来制成，想要黄种人不强大，是不可能的啊。现在日本的人口，相比中国仅仅十分之一罢了，他们操作的勤奋、索取工价的微薄，相比欧洲虽然有些差距，但相比中国则还差得远呢。而近年来，日本仍然以工艺雄踞万国，每年手工制作的物品，销往美国的，价值达千百万，西方各国无不侧目畏惧。更何况那质朴忠厚的中国呢？美国人苛刻驱逐华人，固然那些豪门大户非常不愿意，但无奈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压制平民。那些平民嫉妒我们，大概也是忌恨我们、畏惧我们而没有办法制服我们，所以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悍然采取这种途径。那么我们必定有使人忌恨、畏惧的道理，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今天只知道嫉妒我们来保护自己，却不知道在细微之处共同受害的，已经不是一天了。十年以后，祸害大大显露，上下共同看见，而我们华人的公共利益终究无法裁制而禁止压抑。这是使中国强大的第二个道理。

欧洲为什么强大？欧洲土地最狭小，人口最稠密，自四五百年前就担忧人口过剩。于是哥伦布开辟新地，开拓美洲大陆，而印度、非洲、南洋、澳洲相继开垦殖民，迁徙欧洲人去充实那里。茫茫五洲，车辙足迹几乎布满，因此白种人的权利遍布天下。假如欧洲人用一点泥土封闭关口，不出国门，现在即使因贫瘠而灭亡也是可能的。虽然如此，殖民的政策，日本人称属地为殖民地，大概是因为人口过剩就迁徙到其他地方去开垦定居。实行了数百年了，真正能充分利用地利的人，现在只有美国一国。其余如印度、加拿大、澳洲、南洋诸岛，近几十年锐意开拓殖民，然而还没有得到一半。如非洲、亚洲西北一带，虽然颇有经营，却没有功效。这还说是沙漠不毛之地如此。至于南美洲，如巴西、墨西哥，其纬度在温热带之间，与中国、美国相等，地质肥沃，物产丰富，也与这两个国家不相上下，大概是地球上的天府之国，没有超过这里的。而欧洲人的力量不能到达那里，听任其荒芜而不治理罢了。他们不是不垂涎那里，只是强弩之末，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那些白人只有这么多，固然不足以独占天下的利益。而且他们君子多而野人少，用来攫取他人已有的成业则有余，用来开拓千古未辟的地利则不足。所以千手亿目都注视着东方，而丰饶肥沃的土地却没有在意。天下人类只有五种，白种既然已经这样，红种则即将灭绝，黑种和黄种中，黑人愚钝而懒惰，不能谋生，不乐于吃苦，虽然耕作仍像从前一样，如同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么开垦治理荒蛮之地，澄清全地的，除了我们黄种人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美国一国，澳洲一洲，南洋一带，如果没有华人，必定不会有今天。现在虽然得以避免烹狗得鱼、忘筌弃之的结局，驱逐他们，桎梏他们，鱼肉他们，奴役他们，使他们为仆。然而筚路蓝缕的功劳，在公正的舆论中终究不会在天下被埋没。只是替别人做打算，曾经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虽然由于国势的不振，也由于我们的民众在那里对情况真伪不了解，常常把可以得到的权利安然让给别人。过去因为不明所以放弃，现在因为明察所以得到。变化非常巨大，关键非常重大，大概是上天没有断绝黄种人的希望啊。

译所以留下这一种方法，等待剥落到了极点即将恢复之后，才兴起并使其复苏。这就是它将要强盛的道理的第三点。

译我听说老师的话，这是关于大地气运的道理。大地的气运，发源于昆仑山，最先兴盛于印度，向西延伸而兴盛于波斯、巴比伦、埃及，渡过地中海而兴盛于希腊，沿着海岸线而兴盛于罗马、意大利，顺着大西洋海岸，向北延伸而兴盛于西班牙、葡萄牙，再向北而兴盛于法兰西，穿过海峡而兴盛于英吉利。在这千年以内，大地气运极盛于欧洲，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其中原地区的国家，如荷兰、瑞士、德意志，都随着气运所经过的地方，而一个个蓬勃兴起。在近百年以内，气运开始分流，一支进入波罗的海，向东延伸而兴盛于俄国；一支渡过太平洋，向西延伸而兴盛于美国。近三十年来，向西行进的气运，环绕地球一圈，渡过太平洋而兴盛于日本。日本与中国接壤，气运传播的速度很快，应当渡过黄海、渤海，使中国兴盛；而北有高丽，南有台湾，作为气运过渡的缓冲。如今气运将要到达中国了。向东行进的气运，经过西伯利亚，到达中国。十年以后，两股气运交汇，于是中国的强盛，将冠绝天下。从前关于五德终始的学说，周朝、秦朝的儒者，没有不谈论的。它的微妙之处非常深远，其道理是可信的。这本来不是那些见识狭隘的儒生可以用偏狭的观点来非议和诋毁的。从人事方面来说，情况是这样；从地势方面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唉！那些西方人虽然想把我们当作犬马，当作奴隶，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们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提问者说：“瓜分中国的条约，期限只有五年；内部纷争的局面，难以维持一天。急切地顾影自怜，如同太阳快要落山。死亡的日子不远，还谈什么强盛。连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无法挽救，太过分了！您这是极度愚蠢而疯癫吗？否则就是故意说大话来欺骗天下人。”我解释说：“不经历极度的剥落，就不会迅速恢复；不经历小的退去，就不会有大的到来。华盛顿八岁时，南北美洲血战，与美国强国连年交恶，难道对美国有害吗？拿破仑用兵，杀人如割草；君民变革政治，废立如同下棋。对于法国的强盛，难道有害吗？俄、德、美三国结盟，海萨、长土等藩属国在内地挑起争端，对于日本的强盛，难道有害吗？”况且您没听说过吗？“深重的忧患能够开启圣智，多难的局面反而能使国家兴盛。”又说：“把军队置于死地而后能生存，把国家置于亡国境地而后能保全。”让天下人都处于安逸，就会获得危险；让天下人都处于危险，就会获得安宁。我只是担心我们国人对于今日危亡的原因，知道的人还很少。即使知道了，也认为大局的祸患与自己无关；即使知道了，也即使担忧了，却知道九泉之下就是通天大道，各自怀着衔石填海之心，东海已经填平。他们有什么德行而侥幸得天助？我们有什么过错而遭天亡？恭敬地告诫我们的后辈以及大夫、各位君子、我们这些小民：忍受大辱，安于大苦，立下大愿，合力大变革，革除大弊兴办大利，洗雪大耻，报答大恩，平定大难，成就大业，成为同仁人志士，难道能不动心吗？难道要听任大家昏昏沉沉地一同沦亡吗！至于那些夜郎自大的人，不肯思考祸乱，只是拾取残余的言论，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那我就是有罪了！

地球大势公论总序

徐勤

汇聚百千万亿颗星辰而形成天界，汇聚凝聚流动静止的物质而形成地球，汇聚铁石金土等物质而形成山岳，汇聚小河巨川的水而形成沧海，汇聚古今中外的道理而形成圣人，汇聚智愚上下的人而形成君主，汇聚都邑州县的土地而形成邦国，汇聚贵贱远近的货物而形成市场，汇聚亲疏厚薄的关系而形成宗族，汇聚父子夫妇的伦理而形成家庭，汇聚孔佛耶回等宗教的差异，黄白黑红等颜色的种族，欧亚非澳南北美洲的土地而形成统一。这也是道理自然如此而趋势必然到达的吗？庄子说：“从大的方面来看，万物都是一体的。”周敦颐说：“天下不过是势罢了。所以天下的趋势，开始于分散而终结于聚合，开始于阻塞而终结于通畅，开始于争夺而终结于谦让，开始于愚昧而终结于智慧，开始于差异而终结于同一。”古今相距遥远，中外范围广阔，概括来说，其变化有三种：洪水以前，鸟兽相互逼迫，昆仑山顶，人类自然出现。黄帝的子孙分散居住在中国中部，亚当的种族蔓延于欧洲东部。创造文字，制作衣冠，确立君臣，重视世袭爵位，由大鸟大兽的时代变为土司的时代，这是第一种变化。周秦时代，大地气运突然变化，动力大作，婆罗门九十六种外道宗教兴盛，而佛教集其大成；诸子九流学说流行，而孔子集其大成；希腊七贤的学说兴起，而耶稣教集其大成。由土司的时代变为君主时代，这是第二种变化。百余年间，智识学问竞相开启，万国混杂，华盛顿出现而民主的意义确定，拿破仑兴起而君主的运势衰退，议会建立而平民的权重增加。由君主时代变为民主时代，这是第三种变化。所以总结地球旧俗的是亚洲；开创地球新教化的是欧洲；成就地球美好法制的是美洲。想要平定天下的政治，确定天下的制度，治理天下的百姓，改变天下的风俗，却不审察古今的变化，中外的形势，这就像治理黄河却不知道追溯源头，理财却不精通会计，行医却不辨别脉象，治兵却不认识阵法一样。中国讲

译追求西学，大概已经很久了。耗费了千万计的学费，五十年的时间，耗尽了万亿兆的国家财政，却不能造就一个人才，制造一件器物，推行一种方法，救济一个百姓，这难道是智慧与愚昧之间差距悬殊吗？如今提出这个宗旨，将其分为五个方面，目的在于开启民智，保全种族，保存并革新中国。使地球五洲的纷乱得以统归本源，让亿万愚昧顽固的人知道顺应这种教化罢了。

译总论亚洲

徐勤

大地气运的变迁，是从混沌走向文明。人体生命的初生，是从童稚柔弱走向老成强壮。圣人创立教化，是从据乱世走向太平世。士人从事学问，是从愚钝鲁莽走向聪慧明智。地域广阔而人类产生，汇聚在一起才显现出才智。随着时间推移而教化形成，这是天道的规律。全球五大洲，列国五十多个，其中疆域辽阔、人类始祖、人口众多、教化悠久，能够超越各国、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是什么呢？那只有亚洲了！考证古今史册，地球万国志，人类诞生仅四千年。昆仑山，确实是大地之顶，中间有四个水池，名叫金龙。一是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二是阿母新斯河，流入波斯；三是印度河，流入印度；四是黄河，流入中国。这四个国家，号称四域，在开天辟地之初，人类先民时期，天下各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第一个方面。地域广大物产丰富，百姓繁衍滋生，创制文字，建立政治教化。上古时代，中国有三代的兴盛，印度有婆罗门之道，巴勒斯坦有摩西的宗教，波斯有造乐贤人阿士堆。到了中古时期，人的智慧更加开启，文教更加兴盛。周穆王九年，佛教在印度确立。周灵王二十一年，孔教在中国确立。汉平帝元始元年，耶教在犹太确立。唐高祖武德五年，回教在麦加确立。凡是地球上被称为文明昌盛、文物完备的国家，聪明智慧的地方，欧美非澳各洲，英俄德法强国，在万年长久的时间里，政治教化风俗的重大方面，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智愚贤否的百姓，无不追随效法，遵循遵从，尊崇信奉，而没有违背超越的。这是教化独一无二的第二个方面。土地广阔，一千七百三十万方里，占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人口众多，八亿三千四百七十万七千人，占地球人口的一半。欧洲的富庶，美洲的广远，都不足以望其项背，与之相提并论。这是土地人口独一无二的第三个方面。拥有这三绝，立于大地，那么谈论政治，什么政治不能治理？谈论风俗，什么风俗不能纯正？谈论国家，什么国家不能强大？谈论教化，什么教化不能确立？谈论百姓，什么百姓不能变得明智呢？为何千百年间，今昔不同，形势突然改变，人有黑奴的惨状，地有沦为沙漠的忧患，中印波阿的旧地，都成了异族废墟，暹缅韩越的肥沃之地，都成了盗贼粮仓。古代的教化，不足以依赖；亿万百姓，不足以夸耀；万里疆土，不足以险固；千万年的古国，不足以珍贵。唉！这是天命吗？是地运吗？还是人事所致呢？琉球的毛人，俄国的特狄，澳洲的矮奴，美洲的红番，非洲的黑种，南北极的冰人，中国的苗猺獞洞，愚昧到这种地步，还可以解释。澳洲的荒僻，非洲的炎热艰苦，美洲的寂寞，太平洋、南洋岛屿的荒芜，衰弱到这种地步，也还可以解释。然而教化的美好，地球莫及；人民的优秀，地球莫比；土地的巨大，地球莫有；却最终不免于削弱，土地灭亡，国家沦为牛马，种族被破坏，教旨被践踏，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奇怪吗！

质疑者说：“美洲建国，仅百年，却如此兴盛，世变所迫，崇尚开新，只说守旧，实在导致灭亡罢了。亚洲的衰弱，是建国太古造成的吗？”回答说：“从前法兰西建国于刘汉时期，到同治九年，拿破仑被俘，而有民主之变。日本建国于战国时期，到明治元年，睦仁即位，而有维新之政。这两国的建立，也算古老了，却突然兴起。古老国家的百姓，怎么妨碍振兴呢？”

质疑者说：“列国并立，则民智国强；国势一统，则民愚国弱。亚洲各国一统很久了，君权很尊贵，压力很大，积弱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回答说：“周王室衰微而战国争雄，罗马衰弱而各国混乱。天下的形势，一统则容易治理，割据则容易争斗。南美洲十多个小国，而没有战争祸患，是因为美国统领它们；非洲黑种各小邦，而没有杀夺祸害，是因为欧洲统领它们。各国的衰弱，是不自强的缘故，难道是一统的形势导致的吗？”

质疑者说：“美国以无教而治，日本以无教而强，拿破仑以削教王之权而称霸，意大利以废教王之统而兴起。亚洲的衰弱，是旧教禁锢造成的吗？”回答说：“书、道、政事，易道、阴阳、春秋，经世致用，孔子之道盛行，滴水不漏。凡是泰西所谓合众议院的意义、教化百姓的法律，六经都已具备，而不假外求。佛家的宗旨博大精深，全藏经典一半谈论格致、几何、算理，发源于印度。泰西新法，难道超过它吗？新旧约圣经，欧美实行而富强，远尚如此，何况犹太呢？果兰墨铁加之经，马哈麦及其身行于天下，昔犹

译像这样，哪里会有今天的情况呢？所以，没有教化而灭亡的确实有，但不是澳岛那些部族。从来没有因为拥有教化而灭亡的。

译根据上述各种说法，具备“三绝”的美名，没有自我削弱的气势，已经既深刻又显明了。这对于国家的富强还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我听说：治理崇尚粗疏的世道，靠武力取胜；治理达到升平的世道，靠智慧取胜；治理达到大同的世道，靠仁爱取胜。靠智慧取胜的国家强大，靠仁爱取胜的国家安乐，靠武力取胜的国家愚昧而灭亡。亚洲自洪水泛滥以来四千多年，各种宗教并起，都是能够靠智慧取胜的。到了宋元之间，成吉思汗的习俗出现，靠武力取胜的时代又重现了。考察他的谱系，是匈奴愚昧凶悍的旧习；查考他的疆域，则是沙漠之外的化外之邦。这些人以骑射游牧为职业，他们的军队以淫乱杀戮、掠夺俘虏为功绩，他们的君主以残忍凶暴为治国之道。在这个时候，他们放纵野蛮的本性，逞示残酷的威势，向北侵略俄国，向东灭亡高丽，向西扰乱意大利、法国、土耳其等国，向南夺取中国、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对于女子和财宝，就淫乱掠夺；对于诗书史册，就焚烧毁坏。宋朝汴京的礼乐，罗马的宗庙重器，埃及的典籍，全都荡然无存，零落殆尽。唉！天地反常，山河蒙尘，文明坠地，各种宗教有什么罪过？千百位圣人治理尚且不足，一个异族民贼败坏却绰绰有余。受害浅的，就亡国亡家；受害深的，就亡种亡教。他们的暴虐之事，即使是秦始皇、隋炀帝也比不上；他们残杀之惨烈，即使是亚历山大、拿破仑也未曾达到。唉！痛惜刘章那样的贤臣不出现，异族谁来铲除？怨恨卜式那样的忠臣在哪里，败类为何不被斥退？大声疾呼，揭露罪状。论他毁灭宗教的罪行，即使按照投入北方荒野或喂给豺虎的法律来惩处，也不算苛刻；正因为他杀人的罪过，即使按照放逐到远方不齿于人类的条款来定罪，也不算暴虐。请缨请战，不算不义；借朱云之剑，不算不忠。凡是与我同洲的国家，最古老的民族，想要保全自己的宗教，保全自己的种族，以免遭受成吉思汗这类人的祸害，难道能不同心协力吗？还是甘愿遭受荼毒而不醒悟呢？

虽然如此，压抑得越深，爆发就越猛烈；危害得越久，变化就越迅速。水因相互激荡而形成波涛，电因相互摩擦而产生烈火。佛道盛行于隋唐，于是宋代儒学兴起；教皇专权于罗马，于是路德出现。佛学衰微于像法时期，于是六祖兴起；世家势力强盛，于是法国发生变革；大将军权重，于是日本政变。天道循环，物极必反，时势和人事相互逼迫而来。宗教虽然败坏，还可以效法复兴；种族虽然断绝，还可以继承延续；百姓虽然愚昧，还可以教化；国家虽然灭亡，还可以恢复。不要用恶俗禁锢他们的智慧，不要用旧制枉费他们的才能，不要因为敌人强大而动摇他们的心志，不要因为压力而削弱他们的气节。那么，谁知道幅员辽阔、人类鼻祖、人口众多、教化久远的国家，过去被称为绝代，今天就不能再被称为绝代呢？难道没看到小小的日本、汹汹的俄国吗？它们强大兴盛到了这种程度！希伯来的典章流传于欧洲，巴斯的公法施行于全球。开启万年的教化，安定五洲的局势，废除害教害民之事，这难道不在亚洲吗？有志之士应当共同勉励。

中国盛衰关乎地球全局

徐勤

现在奉行老子“百姓老死不相往来”的说法，用来愚钝人们的知觉，牵制他们的才力，蒙蔽他们的耳目，禁锢他们的往来，设立海禁的条例，倡导闭关的议论，断绝外交的情谊，废除通商的条约，让他们自生自灭，自治自乱，自存自亡自败，使妇孺成为奴隶，囚虏成为牛马，这片赤县神州之地，就是苗族、瑶族、洞族、獞族等旧俗的地方。戴着冠冕、穿着带子的神明显赫的种族，就不是美洲、印度、澳洲的土著。记载文献掌故的书籍，就是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的蛊惑言论。唉！两千年的政治，二十四朝的典章制度，汉、唐、宋、明的臣民，数以亿计的读书人，他们用来治理天下、规范百姓的方法，不出于此。所以四万万的人口不算少，十八行省的面积不算小。然而问他们古今的典故，中外的渊源，行星的数量，五洲的地理，过去欧亚各国的战乱，南北美洲的荒寂，澳洲非洲的愚钝，都张口结舌无法对人言说。一百多年来没有沦落于异族，没有亡于欧洲，然而孱弱卧倒却巍然独存，难道不是大幸吗？

况且深闭固拒的习气，压抑抵制的术数，昏暗闭塞的世道，虚骄自大的志向，孤立无援的态势，寡智浅识的族类，能够处于危险而不灭亡，弱小而不灭绝，大概是时势使然。当今中外大开，万国遥远，全球立国的有五十多个，聚居的人口有十五亿。凡是用来巩固国家体制，开启民智，沟通异域，审察外情的，无不竞相效仿，不遗余力。而新政、新技艺、新学问、新道理、新条例、新法律的事情，曾每日出现而无穷尽。所以知识未开化的，就用学校来教育；人才缺乏的，就用科举来选拔；上下隔阂的，就用议院来沟通；商务不兴盛的，就用互市来扩大；各国不通的，就用使臣来沟通；山川阻塞的，就用铁路来通达；河海辽远的，就用轮船来到达；掌故未审察的，就翻译

译用翻译来阐明它；对地形不熟悉，就用地学会来参考它；对时事不了解，就用报馆来周知它；对物产不认识，就用博物院来考察它；对器械不精通，就用工艺厂来制造它；对兵力不充足，就用兵籍来充实它。以此来成就千古的奇局，抵御天下的巨变，守护自主的大权，确定均势的要义，享受共同沾润的利益，齐一平等的公法。

译印度，是亚洲的著名国家，却被英国削弱了。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却被六国控制了。澳洲和非洲，是五大洲中的两个，却有的被欧洲瓜分，有的归属于英国。其余像琉球、安南、南掌、缅甸、暹罗、高丽、波斯、阿富汗、俾路支、马达加斯加以及南洋诸岛，总共数以千百计，如今有的被削弱，有的已灭亡。纵观地球上衰弱的国家，没有能够独自生存的了。我们中国衰弱地卧在强国之间，在火堆上酣睡。百姓苦于贫困，却用重税来困迫他们；士人苦于不智慧，却用八股取士来愚弄他们；官吏苦于不能治理，却用微薄的俸禄来折磨他们；上下苦于不通达，却用自尊自大来压抑他们。藩属国丧失而不知道，内地被割让而不吝惜，华工被禁止而不体恤，通商口岸开放而不闻不问。唉，如此愚昧，如此暴虐，如此危险，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心肠，竟忍心这样做！怀帝、愍帝蒙受尘垢，钦宗、徽宗被俘虏，前朝明朝的覆灭教训，地球上的前车之鉴，难道还有侥幸吗？用驯服的羔羊去对抗猛虎，用脆弱的鸡蛋去撞击坚硬的石头，用孱弱病夫去抵挡孟获，用猗顿那样的富豪去遭遇盗跖那样的强盗，很少有能幸免的。欧洲各国的敌人，怎么会爱惜我们呢？如果不灭亡，他们将从哪里获取利益呢？

把果子放在面前，孩子就会争夺；把宝藏藏在室内，盗贼就会到来；鱼潜伏在深渊，渔夫就会捕捉；树木长在林中，樵夫就会砍伐。中国物产的丰富，矿质的精奇，土地的肥沃，人民的聪慧，人口的众多，疆域的辽阔，海洋利益的丰厚，气候的温暖，大概天下万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即使澳洲无恙，印度古国犹存，安南、暹罗、高丽、缅甸、琉球臣属于东南，波斯、阿富汗、俾支、马达加斯加自立于西北，但强国的窥视，强敌的垂涎，比起这些国家来更加严重。山河的坚固，形势的险要，未必可以依赖而不恐惧；人民的众多，兵甲的充足，未必可以凭借来抵御；缔结条约的盟国，保护的强国，不可以立刻作为新的信赖。周围的国家，已经化为废墟；黑人的民众，忽然降为奴隶；高加索的种族，充斥于东半球；单于的首领，被系颈于欧洲土地上的吗？唉！四顾茫茫，独立无助，旧日藩属黯淡，事变危急，强邻逼近，国势孤立，上下疲惫，财用枯竭，民力困顿，人心背离，盗贼兴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又是有心之人痛哭流涕，剖心泣血而不能自制的啊。

有人质疑说：“中国的危险，瓜分的局面，即使是五尺高的童子，黄口小儿，没有不知道的，听得多了，很熟悉了。然而认为这会动天下之兵，扰乱全球之局，则不相信。”美洲三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九十平方里，哥伦布发现它，华盛顿变革它，而全局无事。巴西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平方里，光绪十九年，其君主被驱逐，其政体被改变，而全局无事。印度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平方里，澳洲三百一十八万二千六百六十平方里，而成为英国的藩属。土耳其一十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九平方里，非洲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七十平方里，而欧洲削弱夺取它们，而全局也无事。所谓牵动全局的，也是考虑得深远而忧虑得严重吧？回答说：“这是人心不同，而时势各异。美国的变革，是民主，天下之公义，人心之共识，不足以动全局，很明显。巴西邻近美国，君主变为合众国，美国承认其自立，也不足以动全局，很明显。印度早亡于英国，而天下未及争夺。土耳其迫近欧洲，而各国恐其至乱。非洲的国家，其民太愚，其地苦热，全力争夺它，也是欧洲所不做的。”因此之故，有的自立，有的削弱，有的分拆，而天下万国所以安然伏处而无事。如果今日则势变愈急，人心愈动，各国独夫民贼的煽毒也愈甚，而与昔日的美、巴、印、土、澳、非之形势不可相提而论，同日而语了。近来埃及有英法之争，高丽有俄日之乱非洲有亚意之战，委地有英美之嫌区区小国，尚且如此，以二万里之沃土，四万万之百姓，二十六万种之物产，掷之于昆仑山之下，抛弃之于太平洋之东，而没有宰割之、束缚之、攘夺之的吗？

况且中国是天下最弱的，英、俄是地球最强的。因为最弱所以必亡，因为最强所以必争。其原因是什么呢？俄国土地跨越欧、亚两洲，其土地之广，天下少有；其兵力之强，万国莫敌。所以想要出波罗的海而英国阻挠它，想要出地中海而英国禁止它，想要出印度海而英国夺取阿富汗、俾路支来堵塞它，想要灭土耳其而英国联合各国来抵抗它。于是使得欧洲的盟约不能由它主导，商务的利益不能由它夺取，兵力的强大不能由它使用，苏彝士河的险要不能由它扼守。其

译纵横欧洲、亚洲的雄心，叱咤五大洲的志向，并吞天下的权术，世代相传的盟约，最终都因阻塞压抑而停滞不前，无法施展。这就是俄国君主之所以痛心疾首、耗尽心力却无可奈何的原因。于是，他放弃了向西扩张的图谋，转而实施向南发展的计划；放下了攻坚克强的手段，转而利用兼并弱国的机会。分割波兰，消灭回部，窥伺波斯，割占珲春，修建两万里长的铁路，耗费千万亿计的金钱，历时二十年之久，以此来满足巨大的欲望，报复深重的仇恨，重振残余的威势，振兴商业贸易，从而倾覆强大的英国并逼迫中国。借着仗义执言的名义来收复失地，打着保护的名义来窃取东方利益。赔款由它代为筹措，铁路由它代为修筑，陆军由它代为训练，船坞由它代为建造，银行由它代为设立，强权由它代为压制。唉！它是真的爱护中国吗？是真心忠于中国吗？还是它的阴谋诡诈、用心深不可测呢？

译英国知道俄国的阴谋不善，于是震惊而奋起。退而恐惧，修身反省，整顿军备，增造战舰，整顿外藩。向西结成新败的意愿，向东联合新兴的日本，夺取南洋据点，以扼制南来的道路。窥视藏卫，垂涎川蜀，夺取长江的险要，泄露中俄的密约，以破坏其成功。占据烟台的要地，以阻挡其冲要，得到巨文岛却不占领，是害怕俄国窃取高丽。日本占据辽东之地却不争夺，是担心我国吞并东方。唉，他们互相嫉妒的心意到了极点，互相争夺的计策已经决断。五年之间，铁路建成，中日之战刚刚平息，英俄的祸患正长。事变一起，不可收拾。虽然有派遣使者乞求和谈，苟延旦夕，这能做到吗？这能做到吗？

有人辩解说：“从前吴国和楚国互相征战，而中原赖以安定；吴国和蜀国不和，而曹魏侥幸得以建立；金国和辽国竞争，而赵宋借此得以生存。自己不振作，而强敌自相扰乱，这是计策得当。”我回答说：希望罢了，哪里会有危亡呢？解释回答说：“这真是齐东野人的话，市井小人的谈论，是不了解时变，不通晓大势的极致。西方患瘟疫，东方报喜讯，君子深深惋惜他们的不智，也深深厌恶他们的不仁。处在两只老虎之间，却希望它们相遇；强敌在前，却希望他们倒戈，有这样的道理吗？英俄不是互相嫉妒，而是嫉妒中国；英俄不是互相争夺，而是争夺中国。英国战胜俄国，那么我们就成为印度、缅甸了；俄国战胜英国，那么我们就成为波兰、回部了。”

况且不只是英俄值得担忧，从前拿破仑称霸法国，而欧洲各国军队动起来了；亚历山大战胜土耳其，而列国起来了。英国摧毁印度，而法国夺取越南；俄国割占珲春，而日本灭亡琉球。大概列国并立，事情未到，就互相观望而不敢发动；等到一人倡导，就万人附和。一国私利，就万国沾光，理势如此。怎么能以礼让治国，而让敌人自大呢？土耳其失去十四万方里土地，在维也纳会议中分割，俄国不能独自获利。波兰的国家，合并俄德法而剖分，俄国也不能独自享受。所以英俄有必争的形势，其害轻；全局有必乱的形势，其害重；全局有必乱的形势，其害远；中国有必乱的形势，其害近。大的则有发逆捻匪残杀淫掠的惨状，小的则有高丽台湾压抑钳制的痛苦。世间的君子，即使不为全局考虑，难道不为中国考虑吗？即使不为中国考虑，难道不为一个乡一个邑一身一家考虑吗？即使侥幸蹈仲连之海，隐夷齐之山，超然事外，苟且自存，而亲戚化为沙虫，山河成为灰烬，父亲儿子作异域的奴隶，弟弟妹妹怀着乡关的悲哀，生不能相见，死不能相哭。聪明的后裔，有异类的悲哀；圣神的教化，有坠地的恐惧。难道不悲哀吗？难道不痛苦吗！忍心置之不理，也就罢了；如果起来拯救，还来得及。

瑞士是小国，也能联合地球之会，而聚集其都城；丹麦挪威是小国，也能扼制波罗的海的入口，而收取其税。希腊自立于欧洲东部，日本振兴于三岛，他们尚且如此，中国呢？如果能兴办学校，改变科举，以培育人才；开设议院，设立议员，以沟通上下；改革官制，重视官俸，以端正吏治；下达罪己的诏书，以结民心；颁布求治的书籍，以激发士气；订立十年太平的约定，废除千年积弱的政治。精神一变，人心自然振奋；是非既定，国本自然确立，那么其余的事还值得做什么呢？五年而风气形成，十年而教化治理，然后向北收复黑龙江六千里的故地，以断绝俄国东进的口岸；向南收取南洋数千里的荒土，而阻挡泰西的要津。中国确立了，俄国没有欲望了，英国防俄的计策可以放下了，万国相争的形势可以平息了。于是建立太平弭兵的会议，确定人有自主的权利，寻求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方法，阐明孔子大同一统的意义，或许古代的教化，天下的百姓有所依赖。朱子说：“将天下第一等事让与人做，便是无志。”子说：“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有志之士。”大概乐于道孟子尚志之言，荀子合之义吧？或者不察，目为狂言，那么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寒冰，朝菌不可以言暮”，只躯孤掌，又何必忧虑呢？

地运趋于亚东论

刘桢麟

星地有转变，阴阳有递嬗，人物有轮回，世运有盛衰。没有转变则热质消耗而星地毁坏，没有递嬗则奇偶分歧而阴阳乖戾，没有轮回则魂道断绝而物类灭亡，没有盛衰则天道闭塞而世运灭绝。这是理之自然，势所必至的。孟子说：“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乱。”只是风会既变，形势已殊，气运渐通治法不同。昏暗则秉烛，炎热则释裘。跨越大陆者宜车航，渤海者宜舟。如果固执一端而治理，哪有不至于倾覆的呢？瀚海，蒙古的天险，现在成为沟壑了。西京，中国的帝都，现在成为荒壤了。伏之夫抱瓮之子，斤斤焉拘守旧律以治

译新近建立的国家，如果用古代的道义来约束今人，就像为了养生却喝下毒酒，想要奔跑却拖着瘸腿一样。哪里知道强大不会永远强大，弱小不会永远弱小，通达与困顿相互更替，天地间的各种位置随之增减变化，红色与黄色相继兴起，三种正统因此轮流禅让，而今日天道推移、地运趋向变化的情形呢？《传》中说：“事物没有能够同时强大的，这一方衰落，那一方就会兴起吗？”事理和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的。桢麟说：“大地局势的转机，一百年以前是从东方趋向西方，一百年以来是从西方趋向东方，一千年以后将把东西方合而为一。一百年以前的情况，我可以从史书的话中观察到；一千年以后的情况，我只能等待蓍草和龟甲占卜的验证。”俗话说：“夏代的道统不灭亡，殷代的道统就不会兴起；周代的道统不灭亡，春秋时代的道统就不会兴起。”我现在姑且错误地仿造这句话说道：“亚洲不崩溃，美洲就不会兴起；欧洲不灭亡，地球就不会统一。”如今这百年的运势，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

译大地开辟之初，昆仑山为地之最高处，是广大区域的源头。洪水淹没陆地，人类由此繁衍。因此在上古时代，大地正位于赤道线上，印度是人类建国之初的地方，黄种人由此衍生，成为华夏民族的祖先。其后有的属于亚当一族，有的属于亚闪后裔，有的属于雅利安遗民，有的属于挪亚后代，有的属于高加索种族，他们选择土地定居，迁徙于邦国疆域之间。于是波斯、亚述、埃及、巴比伦相继兴起，与中国虞、夏、商三代同时代，地域位于亚洲与小亚细亚之间，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一次体现。

中古时代，高加索种族实际上迁徙到了西方，诺戚氏等部落居住在海峡沿岸。那时巴比伦、波斯、犹太等强国逐渐衰亡，而回回、哥特、狄人等种族相继兴起，他们在西北方放纵如虎狼般的本性，逞其蚕食之凶残，蹂躏各部族，纵横于欧亚大陆。其中回部开拓疆土直至地中海之滨，哥特、狄人则雄踞于英伦三岛，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二次体现。

近古时代，远则有土耳其灭亡罗马，夺取希腊及地中海南岸的全部土地；中则有蒙古平定印度，直至钦察、俱蓝、马八等地；近则有英、法两国跨越西洋，开拓南北美洲的大陆，激发千年的动力，成就两洲的宏大景象，这就是所谓“地运由东向西”的第三次体现。

况且我听说，欧洲的宗教习俗有一半沿袭自印度的遗风，西方的文明大多恪守犹太的旧制，而且算法借用了根绳从东方传来的绪论，字母拼写演化了天竺的音律，建造房屋遵循犹太的轨则，军械火炮获得了蒙古的余绪。从前看世事的变迁趋势如此，从后看技艺学业的趋势如彼，苍茫的两域如同太阳西斜，滔滔的横流如同水往低处流，哪里还会知道巨大的波涛突然激起回波，大地骤然产生转折之力呢？

再说欧洲谋划国家，并非洞察了五方土地的变迁而辨别方向以趋向，并非探知了震旦（中国）的颓败而趁时驾驭，也并非夸耀于那里的挟持倚仗而急于尝试。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技艺精妙，见识广博，加上土地狭隘，海岸渺小，国土逼仄，教务蒙蔽，如果坐守于此困守一方，封闭疆域固步自封，沿袭老死不相往来的言论，成为守旧闭化不通的国家，欧洲人是不会甘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推动牵引，以至于达到万不能意料的地步，而天下的局势才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

变化的契机是怎样的呢？自从荷兰创立航海之术，于是葡萄牙、西班牙、日耳曼等国的商船帆船密集汇聚于波罗的海。接着从西洋绕过非洲，沿好望角向东到达印度洋，进入苏门答腊、腊葛罗巴的海峡，大约行程七万里，计算行程三个月。于是南洋各国便有了白人的足迹。乾隆年间，英国人以商务公司夺取了印度五千里的土地。咸丰八年，法国人开凿苏彝士运河而夺取了意大利百余年来的口岸。由此设立商会，扩展铁路，搜罗属地，贯通电缆，驻扎水师，建立煤澳，太平洋的津渡开通，远东的商局形成了。英国雄揽海权，先占据印度作为通商的基础，接着占据锡兰作为来往的咽喉，最终割占香港作为东南的总汇，尽取太平洋、南洋诸岛的土地作为外府，经营海上未曾稍有余力。凡是天下肥沃巨大的区域、冲要隆盛的道路，无不打开其钥匙，排开其门户，搜求其奥秘，占据其蕴藏，以伸展其控制辖制的权力，掌握开合垄断的大权。因此闭关的中原藩篱撤除了，锁国的东瀛门庭洞开了。遥远的两洲辛劳于他们的长策，茫茫万里援引为比邻。唉！一国有增兵修舰的工程，通商辟岸的举动，各国刚举足而英国未曾不先驱。如果有分裂列国君臣未能安枕的，难道不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吗？

虽然投骨于地，狗追逐它；投饵于渊，鱼争夺它。难道不担心其力量的劳顿吗？利益所在，不能不趋向。亚洲巨大的大陆，枕于昆仑山之下，横于太平洋之滨。然而太璞韬光，积石得之，白珩不足贵，夜光不足等。本是盗跖所垂涎，卞和所动魄的。难道说雕工玉人能知道而抛弃它吗？因此东海扶桑，区区三岛，挺起而被琢磨了；荒土冰天，北狄旧部，崛起而被环佩了。不仅如此，而且磨砺其刀锯，锐利其斧凿，伺机而动，以垂涎人的怀宝迷邦者，而日思所以攘夺、剖割它。然而那些人正抱着璞玉自高，以为我把它放在深室，层层包裹收藏，而不必害怕别人伺机夺取。哪里知道慢藏招盗，被他人攘夺而不自知，而且甘愿让给他人。难道不愚蠢吗？难道不悲哀吗？

中日之战，削夺高丽，割占台湾，开放口岸，争夺辽东，不过交战于两岸之间，折衷于两国使者，本来与欧洲西部的各大国无关。然而俄国兴起于北，英国动于西，德国法国伺机于西南，交辔联袂，纷纷驰逐于一个小藩的瓯脱之地，争辩于已成议的和约，为什么呢？势力并均，则牵制不下；利权所在则交忌自私。维也纳之会，埃及之……

译争夺，委奈之诉讼，土希之裂痕，其明智的鉴戒已经清楚了。从此以后，不久俄国就代替贷款偿还诡计，订立秘密条约了；法国就割占云南土司，英国就开辟梧州商埠了；德国就商议分割黄河、长江，南北中枢之地了。只是竞相施展实力罢了，哪里还爱惜百姓呢？况且看俄国的行动，将要出黑海，而各国堵塞它的道路；想要侵吞土耳其，而英国人遏制它的锋芒，进退困窘，于是被迫另作打算，不惜耗费国力来经营西伯利亚的铁路，想凭借陆运的优势，来夺取英国海运的权力。所以欧洲各国正竭力防备西方，随即又兴起东边的祸患，他们不能不被牵连而前往，这是形势所迫。不仅如此，日本刚刚兴起，根基尚未稳固，其形势不得不寻求自我巩固，所以整顿内政，广结外交，扩展商务，经营属地，谋求海利，凡是能够彰显国家文明，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无不竭力去谋求。俄国主干铁路的大工程，已有竣工的期限，支线利权又占据要地，俄法联合，英国成为孤立，大势已经动摇，不用等待片刻。英国固然成为心腹之患，日本也确实成为唇齿之权。而亚洲美洲的电报线路尚未贯通，太平洋的海军尚未强盛，日本啊，日本啊！暂时想要像羊车般悠闲游历，长舒肩膀休息，这怎么可能呢？孟子说：“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患，国家往往会灭亡。”唉！现在的日本尚且如此，那些未能依附日本肩背，追随日本脚步的人，也曾操心忧虑祸患吗？

译中国位于亚洲，其纬度处于温带，其人民聪慧秀美，其土地肥沃深厚，其物产丰富美好。海内各国，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只是由于教化风气未开，长久不知变革，人才匮乏断绝，坐等招致欺凌侮辱，于是导致属地沦丧，商路阻塞，税约亏损，使权丧失，华工被禁，民力枯竭，困于重征的机器厂，推行邮政却未能完善，谈及兴利，只是增加捐税厘金，谈及变革科举，反而遭到斥责驳斥，颓然孱弱地躺着。上下昏庸疲敝，万灵呼号敌对，诋毁排斥，在盟国之外，被置于非文明之地的行列。然而各国却像蚂蚁附着膻味、蜜蜂聚集蜜源一样，构陷间隙以等待时机，借隙而施压，一旦稍有失守，祸患随即接踵而至，难道不危险吗？然而路上有遗落的珍珠，人们都按剑相向，一根头发或许牵动全局。所以中国在今天，虽然磨牙流涎、纷纷环集的人不少，但变革的动机一旦开启，全球都会变色。中国如果不变革也就罢了，中国如果变革，我恐怕俄国控制九条大道的驾驭，必定会在中途颠覆；英国操纵两大洋的舵柄，必定会在中流颠簸；德法助其失色，美日摄取其危机。所谓一根头发不可牵动，牵动就会影响全局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呢？西方人在中国通商，其口岸有二十多个，其货物价值超过亿兆，其税收之轻，万国没有能比的，其租界的惯例，即使是小国也未曾听闻，其治理民众的权力，不必让出，其抵制的力量，不足以敌对，其压制勒索的手段，不妨施行。积累五十年，纷杂汇聚十六国，可以说是欲望满足、情感餍足，盈满溪流壑谷了。哪里知道利多则争，积久将变？将来西伯利亚的铁轨一动，而西南的局势必定转移，东北我恐怕天下大观骤生变易，而不测之事，难道仅在商务方面吗？然而中国恰好处于其中，成为安危的关键，如果它贪图安逸忍受软弱，而孱弱萎靡，任由各国宰割，那么地球的祸患，还能说得完吗！现在的土耳其、摩洛哥，就是殷周灭亡的鉴戒。如果它能翻然振作，疾风厉雨，长鸣迅飞，以惊人的气势打破各国的贪婪掠夺，以杜绝两洲的隐祸，那么地球的兴盛，就没有穷尽了。一强一弱，一安一危，其间不容一根头发。唉！为中国的人，将如何呢？审察时机促成变革，以在祸患未发生前消除它。

西方人策划中国说：“俄国向中国投饵，是为了追求大的欲望；英国对中国的爱望，不仅是为了保护其商权，而且将借此抵御俄国。那么中国应该结交英国以自保。”中国人自我策划说：“亚洲变动，英、日处于困境。为英、日考虑，不全力保护中国，不能免除。那么中国可以借此而不恐惧。”唉！按照前面的说法，这是拒虎进狼的计策；按照后面的说法，这是掩耳盗铃的谋略。以前的南宋，现在的朝鲜，就是这样。孟子说：“国家必定有可伐之处而后人伐之。”管子说：“国家的存在，在于国家自身；国家的灭亡，在于国家自身。”举措不当，这就是敌人得意的原因。五洲万国，纵横鳞次分布，大小不齐。有守旧而削弱的，有开化而兴盛的；有依附他人而灭亡的，有自治而兴起的。我们中国在雄强之间酣睡，在火薪之上鼾眠，一物不知，一业不作，一步不迈，却低颜顺从，不思自振，而出此束手待毙的下策。我恐怕各大国不为它悲哀，反而为它庆幸；不为它庆幸，反而赞美它。为什么不看看波兰、印度呢？

那么中国将如何自立于亚洲东方呢？豪杰不拘泥于旧习以自毁，智者必定乘便以图功。当今世变已新，地力转推，全球屡次变革的运势将穷尽而返归古初，汇聚五洲纵横的契机，必定荟萃而归向中国。我的朋友梁卓如所谓“变也变，不变也变，与其变在他人，不如变在自己”。如果它能振作整顿，急起疾趋，尽举其柔弱愚昧文饰、壅塞钳制的积习而扫除之，贪滑虚妄、昏庸懒惰骄横的性情而洗涤之，力求其通明便利、敏捷的新业而张扬之，力陈其俘虏败亡、赔偿割地的旧耻而激励之，扩展其智慧，灌注其精神，鼓舞其血气，振奋其羞愧。五年之内，强国动容而相惊；二十年之间，万国敛手而听命。亚洲的坛位将由谁主宰？太平洋的枢纽将由谁扼守？我知道彼得遗命之言不实，英国混一之志难偿。有天下之责的人，难道能不见吗？

唉！曾听“南海先生”的话：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趋于仁。上古千年，是力之世；中古千年，是智之世；后古千年，是仁之世。力之世治理据乱，智之世治理太平，仁之世治理大同。现在难道是智之萌芽吗？大地万国，寐觉已开；中土愚民，蒙翳渐辟。远识之士，竞相驰骋新学之途；杞忧之儒，倡导开化之术。吸吁所接，或许有触动当权者；阖辟所关，即是不朽之巨业。不是一隅之偏局，实是万国之同风。乘朕兆已萌之后，做有开必先之举，将岂徒一国一洲蒙受无穷之利

译依赖什么呢？大概是要借此期望在百千年之后，所有我们头圆脚方的同类：黄种人、白种人、红种人、黑种人、其他肤色的人、半黄半白的人、淡黑种人、以及那些难以想象的各色人种，都能蒙受这无边无际的利益。而智慧与仁爱的世界，都将从此开始。那么，又哪里还有东方与西方的区别呢？又哪里还有趋向变革的必要呢？

译欧亚气运转机论

张寿波

欧亚的局势，关系到地球的兴盛与衰败，在过去百年间，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从前葡萄牙、日本兴起航海之利，绕过非洲，沿着好望角，向东通往印度洋，这是第一次变化的契机。自从法国开通红海之道，开凿苏彝士运河，在亚丁湾取捷径，从此远东的商务兴盛，而波斯、意大利的口岸衰败停滞，这是第二次变化。自从英国谋求海上霸权，囊括五大洲内部冲要的交通枢纽，凡是能够驻扎水师、保护商路、控制属地、接济煤水的著名港口和雄关，都注意侵夺经营并加以管辖统治，这是第三次变化。如今俄国占据北方大陆的险要地势，迁徙其部族，开发其地利，拿出振兴商务、使百姓富强的心力，不惜巨额资金和高额利息，筹办西伯利亚铁路，以夺取海运的利益，削弱英国的声势，控制各国的举动，这是今日即将发生变化的大势。中国在过去百年间，也经历了三次变化。自从订立条约、开放通商以来，税收方面自主权丧失，交涉方面抵制权丧失，口岸租界方面管辖土地治理百姓的权力均丧失，黄种人与白种人杂居，要挟之事层出不穷，这是第一次变化。越南、缅甸、琉球、朝鲜，是中国的藩属，是中国的屏障。自从失去了保护之道，将其委弃给强敌而不甚爱惜，于是西南沦陷于英、法，东南被日本所悬系，朝鲜处于东北，虽然被各国牵制而不能灭亡，然而感恩的门路已毁坏，朝贡的道路已断绝，自主的称号各国已承认，月尾绝影诸岛，俄国已将其作为东出的道路，渐渐地要将八道纳入囊中了，唇齿缺失的寒意已经很深，卧榻之侧鼾声四起，这是第二次变化。如今辽东一战，听说中国将黑龙江、吉林、奉天等地许诺给俄国以筑路的利益，又将大连湾、胶州口等地许诺给俄国以泊船的利益。俄国积累百数十年的志向与力量，向西谋求柏士桴罗海峡（或译作莫士勃尔士，即地中海与黑海相连处）而不能得，却一旦扼住太平洋的门户，囊括亚细亚的内陆，从今以后，俄国将淡化西顾的志向而图谋东方了，这是今日的又一次变化。中原屡次变化而日益衰弱，夷狄屡次变化而日益强大，君子观察此景，私下为此叹息。然而凭借四千三百万方里的土地，二十二行省的疆域，四百兆的人口，累万兆的矿产财富，如果不自我振作，那么孤立无援的恐惧就令人担忧。如果知道奋发激励，整顿国家，积累弊端的本源和受病之处，坚定意志，认真整顿维持，并通晓变化之道。我知道两大洲屡次变化的局势，到了今天，不仅不必为中国忧虑，其受益独多的征兆，反而将为中国欣喜。试着广泛辨析并阐述我的论点。

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有人说将用来在亚洲炫耀武力。从前俄国先世彼得大帝的遗嘱说：“亚细亚全洲应当归属俄国，世世代代的子孙要好好地继承我的志向啊。”如今距离彼得大帝不过一百七十年，俄国肆意鲸吞，沿边蚕食，向东直到珲春、乌苏里江以至于海南，向西直到哈萨克、霍罕、帕米尔以至于新疆、印度；向西直到机洼、布哈尔、布鲁特、厄鲁特以至于波斯、突厥。如今又屡次派遣官员，分头探查甘肃、青海、蒙古、西藏、新疆、伊犁、天山南麓一带，测绘我国的地图，考察我国的物力，改变我国的边界。窥探俄国的志向，将是长驱直入，运兵转饷的打算，似乎是这样。然而考察俄国的方略，观察俄国的布置，探察俄国的心意，核算俄国在亚洲所得到的权力，比较俄国与各国环伺亚洲的威力，知道俄国能以权力取胜的，必定不愿意以威力取胜。今日的威力，俄国虽然足以震慑各国，各国未曾不互相增加威力以求胜过它，如增兵、添饷、联合缔结盟约。这是俄国不足以抵挡各国的原因。中国虽然弱小，不足以抵挡俄国，然而各国挟持其威力，互相角立，互相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俄国未必敢蔑视各国的威力，以败坏其权力。将来希冀达到的地步，那么俄国未敢先于各国在亚洲施威，是形势使然。

那么俄国最留意的，是以削弱天下的威力为首务吗？威力在哪里？在于富强。富强在哪里？在于商务，海上的商务。英国的老谋深算，扼住其权柄已经六十年了。俄国的形势，海道不足以与英国抗衡，然而大陆横跨两万里，疆域毗连两大洲，这本来是俄国独自拥有而天下没有人能与之争夺的。得到这种地势而不用，那么俄国富强的根基就不稳固，而天下的威力终究不能与之争胜。英国之所以雄长海内，是靠商务。如果不夺取英国的商务，断然不能削弱英国的威力。英国的威力不削弱，终究不能伸展俄国的权力，以在天下争胜。所以西伯利亚的铁路，是为了夺取英国商务的打算，是本来的志向。

商务如何夺取呢？回答说：以快捷夺取它，以低廉夺取它，以安稳夺取它。考察轮船航海的日期，从日本到伦敦，取道新加坡，绕过苏彝士运河，需要三十八天；遵循太平洋，走加拿大，横过美洲，经过大西洋，需要二十八天

译如果依附西伯利亚铁路，从旅顺口到俄国旧都莫斯科，行程不过十三天，那么铁路快捷，海运就失去了它的迅速优势。公司的船价，从中国到法国马赛港口，海路到此之后，应当换乘火车，头等舱需银九十五镑，二等舱需银七十一镑，三等、四等舱需银四十三镑、二十八镑。如果火车从旅顺口经西伯利亚到伦敦，头等车价不过二十一镑，那么车价低廉，船运就失去了它的便宜优势。地球各处往来的船只，每年搁浅、失慎、碰撞损坏、沉没、遭遇风浪、报失事的情况，时常有所听闻。火车意外变故，虽然偶尔也有，但倾覆碰撞的危险较容易防范，处理的方法较有把握，那么安稳程度又是轮船所不及的。既快捷又低廉，而且能得到安稳之道，它对海上商务造成的巨大阻碍又是怎样的呢？

译当今世界商业之繁荣，凡在中国海面及内地者，百分之中，英国占据八十分。西伯利亚铁路修成后，不仅英国所占的八分商业将因此衰败，其他各国的商业也将因此更加黯淡。因此，各国深知俄国的意图，都起来向我中国争夺利益，以求补救。龙州的铁路是为了挽救越南的商业，思茅厅开辟商埠是为了挽救缅甸的商业，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开辟新口岸是为了挽救日本的商业。如今听说法国依据甲申和约，又想包揽中国的干线铁路，这是更想夺取中国运输的利益，从而总揽中国商业的大权。各国深知亚洲局势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全球商业的兴衰与国家实力的根基，所以急切谋划此事，不遗余力。唯独对此浑然不知的，是中国。

我中国处于如此危局，却浑然不知，所以各国争相掠夺，凡是我中国原本拥有的一切利益，都逐渐被削减。那些求之不得，或得到后未能完全如愿的，还将设置侦探，安插党羽，联合声势，收买义侠，甚至肆意掠夺、恐吓威胁，一定要满足其贪婪的念头，填饱其欲望的深渊才肯罢休。中国步步退让，节节失算，以为这是极尽报答之义，尽到友邦的情谊，他们或许会感激我、亲近我、帮助我，以保全太平的局面。却不知道我的势力逐渐丧失，我的权力逐渐衰微，我的利益逐渐耗尽，那么我的命脉也就逐渐断绝。这时其他民族起来拉扯牵制，就像英国对待印度，意大利对待罗马一样，即使想挽救也来不及了。所以我国的弊病，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我国的危险，也没有比今天更紧迫的。

然而我国受益的地方在哪里呢？回答说：危险潜伏的地方，就是利益所在的地方。我国今天势力疲惫了，但还没有丧失；权力弱小了，但还没有衰微；利益分散了，但还没有耗尽。如果从今天起，将国内一切原本拥有的利益，蕴藏在地下的开采出来并冶炼，滞留在路途上的连接起来并贯通，因水土适宜而损失的详细研究并加倍种植，因人力不足而欠缺的予以补助并兴起，那些败坏于旧章程、受限于成例的，革除并斟酌处理。革新各项政务，施展我的智力，激励我的臣民，整顿我的纲纪。那么西伯利亚铁路，将用来帮助我的转运，通达我的商业，增加我的富强，恢复我的威力。关键在于此一举。

有人辩解说：“中国穷困到了极点，东三省的形势危急，亚洲的大事已去。俄国的军舰纷纷调往太平洋，俄国的兵力厚集于海参崴。即使想要奋发，奈何强敌四面逼近呢？”回答说：“俄国调动军舰，集结兵力，不是穷兵黩武的计策。各国的威力还没有减弱，西伯利亚铁路还没有竣工，与东方冲突的迹象还没有显现。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回答说：这是为了经营布置中国所允许的密约。今天的密约，招致各国的疑忌，这是俄国自己所知道的。如果不先发制人以震慑各国，或者各国起来阻挠，这也是俄国深深忧虑的。孙武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指望我有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要指望我有不可被攻破的地方。’俄国的智慧，是效法这个道理。”

又有人质疑说：“俄国是猜忌刻薄的国家。中国强于俄国，对俄国极为不利。俄国一定会压制中国。保加利亚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保加利亚国，位于俄国和土耳其之间。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保加利亚君主哈吞脑想贷款六百万，以修武备，兴建铁路。俄国政府阻止他。不久废黜了他的君主。有人说：‘中国不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是小国，与俄国有条约，允许俄国干预其内政。中国对俄国没有政权，而且竭尽我国的地力，振兴我国的工艺，流通我国的商货到俄国，驳载的利益，税课的款项，未曾没有补益。只是维新以后，俄国勃然兴起，逐渐收回权利。俄国吞并的志向，没有得逞，未曾不暗生嫉忌。或许用溢美之词来懈怠我，用虚尊之礼来骄纵我，乘隙来抵制我，攫取津要来控制我。这就是俄国的伎俩罢了。”

由此看来，外权削弱，不值得惋惜；藩属撤除，不值得忧虑；强邻窥伺，不值得恐惧。唯独这种骄惰的弊病，不加抑制的谋划，不觉察，这才大可恐惧。禁锢听觉，遮蔽明智，上下讳饰，事事敷衍，动不动就说遵循旧例，这是惰气。空虚自大，朝野隔绝，政务松弛败坏，却自以为胜过别人，这是骄志。所以虽然有土地疆域，人口矿产，任凭强敌愚弄我、摆布我、抵制我、控制我，却安然粉饰太平，懵懂酣嬉，还说公法可信，公法没有灭亡人国的先例。然而当今的时势，两强相遇，才有公法；一强一弱，则公法不足以依赖。西方人不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国家，现在不能进入万国公法会，波斯、突厥与中国已和约可恃，有请求局外剖断的先例，英美各国多有实行。然而中日立约，我想增入此条，日本朝廷阻止，这也是只有能以势力相交者才有用罢了。唉！这就是波兰灭亡的原因，这就是回部灭绝的原因，这就是斯拉夫族得以在欧亚蔓延的原因。世间的君子，难道不思考吗？

译佚名附

译评论时事的人，乍一看天下的既定格局，便认为当今天下的政事可以预先知晓。大概是说天下的往事已经全部了解，各国掌权执政者的性情如何，也都知道。历来天下偶然发生的事，也顺其自然，比如英、德、法各国的议会，美国新总统的消息，何时开会，什么事都可以预先确定。初听的人觉得合理，仔细推究其缘故，实际上并非如此。世上虚浮的事情，没有比预测欧洲国政更甚的了，近来尤其如此。各国的政治，或动或静，浅显易见的，大概有三方面：一是偶然事件，二是君臣的商议，三是人民的意志。比如法国巴黎在什么日期遇到什么事而改变举动，君士坦丁堡将遇到什么事而难免土耳其国的阻碍，或将遇到什么事忽然震动欧洲全局，都不能预先推测。或者天下将毫无变动，或者变动如火山爆发；或者欧洲各国和睦无间，或者阿拉伯的摩洛哥那些无父无君的人忽然发作；或者美国以凶险的态势吓唬墨西哥，也不敢事先断定。英国虽然强大，假如印度的军队虽然遭受瘟疫而没有死绝，却变成残废，那么不知耗费多少药物才能恢复元气，才能从事战场作战了。各国执政者的操持没有常理，他们的心志或好高骛远，或奢望过多，或畏惧困难，或苟且偷安，或勤勉敏捷，或平庸懦弱，一旦转变足以使天下处于安危境地，更不能预先推测。况且即使精通后事的人，也不敢轻易断定。土耳其皇帝在什么日子必定做什么事？又如德国的君主、美国的总统，以及日本的皇帝，都可以发一言做一事而惊动天下的事机，不仅仅是有新事而已，竟然发出号令，调遣战船，面对大敌，而产生不可测度的祸患。欧洲有五人关乎天下的大局，这五人中，三位是国家皇帝，一位是土耳其苏丹，一位是法国的科亚。五人之中有一人去世，便使天下的算计全部颠覆，而各国的政令忽然停止，还有六人也是关键人物，为首的乃是沙士勃雷侯、汉那多士君、高卢周士启君、卑士麦王。这几个人如果有一人去世，也将使局势大变。再看民心，也多有关系。近来各国民心强健勇猛，最容易转移。我私下看到英国通国的人，同心合志，都愿意身列军队而与他国作战，虽然以前未曾轻易尝试，其意志也是如此。假如西班牙国与美国作战，虽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也不顾。至于德国，也可以用几句话使其与美国失和，虽然不是其平素的愿望，也肯尽出军队而冒险。法国巴黎人心一旦波动，即使平日预料的事也全部瓦解。而君士坦丁堡的人，其心志所向，其治世的方法，更不是精于预见的人所能预先知道的。若以以往的事为例，东方的民众固然比西方民众精细沉静，然而其性情极为惊怪，稍有恐吓就惊骇若狂，虽然有地方责任的人，也不能解释其缘故。像这样来看天下事，可以一言而定吗？

论欧洲政治

英国人阙名附

如今我们欧洲人重视我们欧洲，说它有权势，说它有纪律。如果统观天下而论，并非没有可取之处。然而五洲既然推举欧洲为首，恐怕不仅仅因为权势、纪律而言。今天的政治，猜忌相轧，见善不勇，尤其应当推举我们欧洲为首。试问后世读史的人，果真能不贬低这个时代的事吗？论这个时代的人才，或许超过古代；论这个时代的国政，恐怕只有贬低而没有褒扬了。所贬低的，就是这种猜忌而无勇，出乎人性之外。虽然我们今天知道，也不敢说是妄断。试看我们欧洲互相猜忌，整个欧洲像发狂一样。这件事直到基督教行于天下，所以不仅阻止它在埃及实行，阻止它在摩洛哥实行，阻止它在满洲实行，阻止它在南美洲、东非洲实行。又不独阻止它在西印度、新几内亚岛实行。无论何国，想要在上述各地进而与之交往，而想要各国不互相指摘、互相妒忌，难啊。况且不只是指摘、妒忌而已，竟然有以战争互相恐吓的，比比皆是。英国人进入沙漠，法国人妒忌，这不用说。英国人在暹罗，无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也必经法国人的嫉妒之心，他们互相猜忌到何等程度？这是人心所共知而同意的，难道有过分的言语吗？至于山丝罢的事，法国人比德国官员反而镇静。又如英国夺取爹勒高亚海臂，凡事未有动静之前，必经德国皇帝的醋意。俄国虽然看似安贴，但其目光盯着大英的步履，双目未曾稍转。当办理土耳其的事时，各国的状况极恐受亏，而国家得势，即使像奥地利这样的小国，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以上各国同心合志，古罗马国的西方，虽然有如此艰难，没有不可剖白的。但各怀异志而想瓜分，所以又这样。有人说这种猜忌的事原是治国的重要图谋，有人说争战的原因另有恶根，这种说法不对。如果有一

译邻国获得一个租界，或发现一座金矿，各国必定争先恐后，像疯癫一样，非要夺为己有才能痛快，这就是战争产生的根源。有人又说，相互猜忌的事情只限于各国的外交部门，因为外交部门是各国倚重的，不得不如此。不知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错误。如果天下百姓尚未察觉各国相互猜忌的心态，认为这种说法不当，那么这种说法只能发表在《新报》及给看报的人，或许会有人同情，恐怕大家还没看到这一点，所以先说这话来告知大家。我可以断定：不仅各国的大臣有猜忌他国的心思，凡是新报馆也有这种心思。本报馆也是如此，凡是其他国家有所进展，必定说这会引发列国之间的战争。比如法国派一名官员去三摩罗的郡部，或者俄国在红海升起旗帜占据一平方里的土地，或者美国考虑将檀香山联合为一个国家，各报纸必定猛烈攻击，不遗余力。现在欧洲之所以对土耳其瘫痪无力，是不仁义的事情，也是相互猜忌导致的。所以不能引导亚洲和非洲共同实行仁义以达到中和，也是相互猜忌阻碍了。所以不能联合三大洲共同沐浴文明教化，是相互猜忌禁止了。欧洲与亚洲南部彼此相连的铁路，没有一条不是经过各国同盟的阻挠之后才能建成。俄国自居一方，从波罗的海修路到这里太平洋，作为自己的用途，本来不是他人所能干预的。但它将来必定继续修到大西洋的智利海湾，所以一半是害怕外国联合出兵而恐惧。欧洲之所以有强盛的表象而没有强盛的实质，是被军旅残害了。新出现一种炸药，各国必定更换一种枪炮，改变一种兵法，各国必定更新一种阵城。至于各工厂的战船、枪械、弹药，虽然日新月异，但价格却日益昂贵。看各国政府都认为军事上花一分钱，就可以成为霸主，我更加没有怀疑了。如果欧洲各国以诚信相处，像人在路上让信一样，那么每年可以免除一百兆元的税饷，又可以节省二百万白人无益而极其痛苦的辛劳。然而这种说法不仅万万不能实行，即使希望那二十五兆人只养十万兵，也不可能做到。各国害怕外人的强大如此之深，防备自己的弱小如此之重，所以一个国家有片刻的变化，其他国家就跟着效仿，恐惧它、嫉妒它。一个国家清点兵马不及一筹，消息就迅速传到各强国了。估计其速度之快，清点兵马还没结束，整个欧洲就传遍了。假如所传不假，制造炸药的人就各显其能了。更有可以预知的是，如果有人能制造一种新炮，比现在所有的炮好十分之一，整个欧洲必然仿效，无论花费多少。古人交战必定先约定日期，让各方准备，如果其他国家不告诉我作战日期，我就不必准备抵御敌人。现在则不然了。欧洲，除了英国之外，经常有人在门前窥望，以防不测。各国因为害怕他国攻其不备，花费无数金银来防备。还有一件极平常的事，是欧洲所难免的：各城邑的民俗，凡是外人绘画其山林景象，就苛刻对待，甚至杀戮。这足以证明各国害怕人的程度之深，但人多不觉察如此。因为各国都有这种害怕的心态。欧洲虽然巩固，但没有一个人敢自信国家的巩固以等待他人攻击。又通欧洲的人，就像昔日欧南的妇女畏惧本拿拔进逼欧南时一样。那种疑惧如狂的情形，如果不知道大敌临境，确实会造成怎样的蹂躏。无论做什么事，比如想要使土耳其挽回大势，最容易惹起战争。各国都以为倡导者是心疾。或者像农夫听到有人在其禾田纵火，其喝止的声音，即使禾田有人被杀，也不过如此。想要治疗这种病，但病势实在无法治疗。唉！危险啊！太平无惧的时代，什么时候才有呢？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何必国家成为至乱的机器而永无止境呢？注：英国人尚且知道猜忌相谋，不可遗留给后世。我们中国维新之初，难道可以只从事甲兵吗？从事甲兵以战胜别人，尚且不可以；只从事甲兵，也不足以战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