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上　民政

译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侍奉君主，这可以称为臣吗？回答说：不可以。在君主还没有显露形迹时就能察觉，在君主还没有发出声音时就能听见，这是侍奉父亲的态度；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无私的最高准则，但用来作为臣的标准还是不够恰当。那么，臣的道应该如何才是正确的呢？回答说：因为天下如此广大，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的，所以要分工治理，因此我出仕做官，是为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是为了万民，不是为了某一姓氏。我以天下万民为出发点，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君主用威势和言语强迫我，也不敢顺从，更何况在君主没有显露形迹和声音的时候呢？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身居朝廷，也不敢答应，更何况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君主的一身一姓为出发点，君主有未显露的嗜欲，我随之去观察和倾听，这是宦官宫妾的心思。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亡，我随之而死、随之而亡，这是君主私昵之人的事情。这就是臣与不臣的区别。世间的臣子，不明白这个道理，认为臣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君主把天下分给我，然后我才治理；君主把人民授予我，然后我才牧养。把天下人民看作是君主口袋中的私物，现在因为四方的劳苦骚扰，民生的困苦憔悴，足以危害我的君主，所以不得不讲求治理和牧养的方法。如果关系到社稷的存亡，那么四方的劳苦骚扰，民生的困苦憔悴，即使有忠诚的臣子，也认为是微小的疾病。古代的臣子，是这样呢？还是那样呢？天下的治乱，不在于某一姓氏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愁和快乐。所以夏桀商纣的灭亡，反而是治的表现；秦政、蒙古的兴起，反而是乱的表现；晋、宋、齐、梁的兴亡，与治乱无关。做臣子的，轻视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即使能辅佐君主兴起，跟随君主灭亡，对于臣的道，本来就已经违背了。治理天下，就像拖拽大木头一样，前面的人唱“邪”，后面的人唱“许”，君主和臣子都是拖拽木头的人。如果手不抓绳子，脚不踏地，拖木头的人只在拖木头的人面前嬉笑，跟随拖木头的人自认为良好，那么拖木头的职责就荒废了。唉！后世的骄横君主放纵自己，不把天下万民当作事情，他们在民间所寻求的，不过是想得到奔走服役的人，于是使得民间响应上面的人，也不过是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冷饥饿，就感激上面的知遇之恩，不再考虑礼节是否完备，把自己置于仆妾的地位，并且认为理所当然。万历初年，神宗对待张居正，他的礼节稍微优于古代的师傅，但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当时的评论者感到震惊。张居正接受了没有臣子应有的礼节，张居正的罪过，正是因为他不能以师傅自居，听从仆妾的指使，而指责他反而这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耳目逐渐被世俗所谓的臣子所浸染，以此为标准了。又哪里知道臣与君主，名义不同而实质相同呢？有人说：“臣不和子并称吗？”回答说：“不是的。”父子是一气相通的，子是分了父亲的身体而成为身体，所以孝子虽然身体不同但能日渐接近父亲的气息，久而久之没有不通达的。不孝的儿子，分了身体后日渐疏远，久而久之气息就不相似了。君臣的名分，是从天下而有的。我没有天下的责任，那么我在君主那里就是路人；出仕服务于君主，不把天下当作事情，那么就是君主的仆妾；把天下当作事情，那么就是君主的师友。像这样称为臣，他的名分屡次变化。而父子关系本来是固定不变的。

译驳斥韩愈

我读韩愈的《原道》篇，没有不遗憾他对“道”与“治”的理解太浅薄的。他说：“远古时代，危害人的因素很多。有了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人们相生相养的道理，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而让人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地上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立工匠来供给器具用品，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设立医药来救济夭折死亡，设立丧葬祭祀来增进恩爱，设立礼仪来区分尊卑先后，设立音乐来抒发压抑的情感，设立政令来督促懈怠疲倦的人，设立刑罚来铲除强暴顽抗和互相欺诈，设立符玺斗斛秤权来取信于人，防止互相掠夺，设立城郭甲兵来守卫，危害到来就为之防备，祸患产生就为之防范。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按照韩愈的说法，那么那些圣人，他们自身及其祖先必定都不是人，才可以；必定都有羽毛鳞甲，才可以；必定都有爪牙，才可以。假如圣人和他们的祖先都是人，那么在他们出生之前，成长之前，遭受虫蛇禽兽、寒冷饥饿、树木泥土的危害而夭折死亡的就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制定礼乐刑政来为他人防备祸患呢？”老子的道，是否胜过孔子，我也不便断定。至于自然之道，即使是孔子也无法改变韩愈的观点，一概排斥并驳斥他，这是思考不周的过错。而韩愈又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他们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资格；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上级，就应受诛杀。”唉！君主与百姓相互依存的关系，真的就是这样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夏桀、商纣、秦始皇的统治，当初怎么不同于尧舜三王呢？况且假如百姓与禽兽杂居，寒冷到来不知道穿衣，饥饿到来不知道吃饭，凡是所谓的宫室、器具、医药、丧葬等事，全都等待教导后才懂得去做，那么人类早就灭绝了。那些圣人，又怎么能得到这些百姓来发布命令并统治他们呢？况且韩愈原本不是说：“百姓，是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互通有无，来互相生存养育的人。其中有互相欺诈掠夺而不能自我治理的情况，所以”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设立君主，让他制定刑政法令、甲兵，来铲除强暴顽抗，防备祸患。然而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臣子，让他执行命令，处理事务。所以百姓不缴纳十分之一的赋税，就没有人能担任君主；君主不能为百姓铲除强暴顽抗，防备祸患，就会被废黜；臣子不能执行铲除强暴顽抗、防备祸患的命令，就应受诛杀。”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最轻。”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而韩愈不这样说，是因为他只知有一个君主，而不知有亿万百姓。老子的话说：“偷窃小东西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自从秦朝以来做中国君主的，都是其中最强暴顽抗、最能欺诈掠夺的人。我曾听说道的根本源于天。现在韩愈致力于尊崇那个最强暴顽抗、最能欺诈掠夺的一个人，让他安坐而随意发布命令，让天下无数的百姓各自拿出辛苦劳力、耗费心神的东西，来满足他的欲望，稍微不如他的意，就受诛杀。天的意志本来是这样吗？道的本源又这样吗？唉！他幸好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贬斥；他又不幸没有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纠正。况且韩愈也知道君臣伦理是出于不得已吗？因为有互相欺诈，有互相掠夺，有强暴顽抗，有祸患。而百姓已经从事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互通有无以及所有相生相养的事了，现在又让他们掌握刑罚，来铲除强暴；掌握斗斛秤权，来取信于人；建造城郭、甲兵，来守卫，那么他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于是通过分工合作，选择公正且贤能的人立为君主。他们的本意是说：“我们耕种了，纺织了，做工了，经商了，又让我们自己管理性命财产，那么事情就会荒废。我们的事情，何不让你专心致力于你所擅长的事，而我们把从耕织工商中所得的一部分来供养你、供给你，这样利益广阔而事情治理得好呢！”这是天下设立君主的根本宗旨。所以君主、臣子、刑罚、军队，都是因为百姓的事务而后产生的。而百姓之所以有待于君主，是因为有强暴顽抗、欺诈掠夺、祸患。有强暴顽抗、欺诈掠夺、祸患，是因为教化未进而百姓未尽善。

所以君主，是与天下的不善共同存在，不与天下的善相对立。现在如果使用仁义道德的说法，而天下像韩愈所说：用来规范自己，就顺从而详尽；用来对待他人，就仁爱而公正；用来作为内心准则，就和谐且平和。像这样的百姓，就没有不知道本性所固有、职责所当为的了。哪里还有强暴顽抗和欺诈掠夺呢？哪里还有互相造成祸患呢？又哪里用得着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剥削我

译因为生存，发出命令让我责问那些发出命令的人，而在我的时代安抚我，在后来的时代虐待我，难道是为了结仇吗？所以说：君臣之间的伦理，大概是出于不得已罢了。正因为是不得已，所以不足以作为大道的本源。那些佛教徒抛弃君臣关系，这是对的。但他们抛弃君臣关系的原因，是不对的。而韩愈竟然认为这本来是与天地相违背的，又怎么足以称得上是懂得大道的人呢？那么，等到现在抛弃我们的君臣关系可以吗？回答说：这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时机未到，风俗未成，百姓还不足以自我治理。那些西洋治理良好的国家，尚且做不到，何况中国呢？如今在西洋，一个国家的大政，百姓相互合作自我管理的占七成，由朝廷管理的占三成；而其中特别重大的，不过是明定刑罚和治理军事这两件大事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是百姓对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从前汉高祖进入关中，只约定了三条法律，秦地的百姓就非常信服，知道百姓向上层所求的，不过是保全性命和财产罢了。如果再去追求其他，所谓代替大匠砍木头，没有不伤手指的。因此，假使今天中国有圣人兴起，他会说：我凭借渺小的身躯寄托在亿万百姓之上，是不得已的。因为百姓不能自我治理。百姓不能自我治理，是因为才能未达到，力量未增长，德行未和谐。于是现在早晚勤勉地寻求增进百姓才能、德行、力量的方法，去除困阻百姓才能、德行、力量的因素，使他们不互相欺骗、争夺和祸害。我将完全听从他们的自由，百姓的自由，是上天所赋予的。我又怎么能吝惜不给他们呢？像这样，如果幸运地使百姓达到能够自我治理的地步，我将把权力全部归还给他们。只要国家日益富强，我一人和我的子孙也还是有利的。我何必把天下当作私产呢？如果真的这样，三十年后百姓不能大治和谐，不能大有进步；六十年后中国不能与欧洲各国比富比强，那正是我胡说八道、扰乱政治的罪过。那些英、法、德、美等国达到现在的治理水平，主要也不过是在几百年、几十年之间罢了。他们做难事，我做容易的事。唉！拥有无所不有的国家，没有做不到的事，却采用庸人的言论，忌讳虚荣骄傲，以至于贫穷且衰弱，从而丧失天下。遗憾的事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因此考察西洋各国，应当知道富强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怎么可以苟且偷安？考察西洋各国，又应当知道富强是很容易的，我们不可以自我气馁。大道在于去除有害富强、有害强大的因素，而每天寻求能够与百姓共同治理罢了。俗话说：“见识狭隘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因为他被教条束缚。”如果寻求自强，那么古人的书籍也有不可拘泥的地方。自从秦朝以来的法制像那样，韩愈只看到秦朝以来的君主，秦朝以来的君主，正是所谓的大盗窃国者。国家被谁窃取？不过是转相窃取于百姓罢了。既然已经窃取了，又惶恐担心主人或许察觉而夺回。于是法律和政令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客观地评论它们，其中十之八九都是用来败坏百姓的才能、分散百姓的力量、浇薄百姓的德行的。这些百姓，本来是这天下真正的主人，一定要使他们软弱且愚昧，使他们常常不觉悟，常常不足以有所作为，然后我才可以长久保有窃取的东西而世代相传。唉！谁知道祸患常常出现在所顾虑之外呢？这就是庄子所以有“撬开箱子”（胠箧）的学说。因此西洋谈论治理的人说：“国家，是百姓的公共财产；王侯将相，是国家的公共仆役。”而中国尊崇君王的人说：“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万。”臣妾这个词，它的古义，就是奴仆的意思。像这样，那么西洋的百姓尊贵且高贵，超过了王侯将相；而我们中国的百姓卑贱且低微，都是奴产子。假设有战争的事情，他们的百姓为了公共财产、公共利益，是自我奋斗；而中国则是奴仆为他们的主人罢了。驱使奴仆去侍奉贵人，固然没有不失败的。

译论君主政治与民众政治相互更替的道理

梁启超

《春秋》所阐发的“三世”义理，真是博大精深啊！治理天下有三个时代：一是多君执政的时代，二是一君执政的时代，三是民众执政的时代。多君时代的区别，又有两种：一是酋长时代，二是封建及世卿时代。一君时代的区别，也有两种：一是君主专制时代，二是君民共主时代。民众执政时代的区别，同样有两种：一是有总统的时代，二是无总统的时代。多君执政，是据乱世的政体；一君执政，是升平世的政体；民众执政，是太平世的政体。这“三世六别”，与地球上人类出现以来的历史年限，有着相关的道理。未到那个时代，不能越级而进；既到那个时代，不能遏制其发展。

酋长时代，起源于什么呢？人类起初战胜万物，但还没有车马、舟船的便利，一座山、一条河，一片树林、一个沼泽的阻隔，就无法相通。于是便截然划分为一个国家，其中聪明或强有力的人，就顺势成为君主。所以老子说：“古代邻国互相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见，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前来朝见的有一万个国家。那夏禹统治区域的广大，还不到今天的一半，而国家却有万数之多，这就是酋长时代。现在的蒙古、回疆、苗族、黎族、生番、土司，以及非洲、南洋、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都是我们夏后氏以前的世界。凡是酋长时代，战争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地域隔绝，所以百姓互不相识，情感无法相通，而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竞之心，所以互相残杀没有止境。

封建时代既然已经有一个天子来统辖众诸侯，却仍然称为多君，为什么呢？因为封建制度下，天子与诸侯都占据土地进行治理，有不纯粹臣属的含义。参见《公羊传》何休注，观察《周礼》，天子只治理京畿以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风俗了。那时诸侯与天子同样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称为多君。封建诸侯也不过是大酋长罢了，他们互相残杀也很惨烈，战争也很多。

世卿时代也称为多君，为什么呢？《礼记·丧服传》说：“公士大夫的众臣，为他们的主君服丧。”解释说：“君，是指拥有封地的人。”大概古代凡是拥有采邑的人，都称为君，而在其邑中任职、居住依附其地的人，都成为他的百姓，他对待这些人，也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也称为多君。世卿国家，也多战争，如鲁国的季孙氏、郈氏，晋国的韩、魏、范、中行氏等都是如此。所以世卿也可以称为小封建。

凡是多君时代，百姓都极其痛苦，争城夺地，因战争而糜烂不堪，这就不用说了。那些为君的人，又必定穷奢极欲、残暴无比，赋税的苛重，徭役的劳苦，刑罚的严酷，都令人难以置信。观察汉朝的诸侯王以及现在的土司，还可以大概得知这种情况。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拯救百姓，所以确立了“大一统”和“讥世卿”两个义理。这两者是为了将多君变为一君。将多君变为一君，称为小康。从前秦、楚、吴、越互相攻伐杀戮，流血者不知有几千万人。请问现在有陕西人与湖南人争斗，强势的江苏人与浙江人结怨的吗？没有的。从前互相攻伐杀戮的，都是两国的君主造成的。没有君主，没有国家，复归于统一，就能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是大一统的功效。世卿时代，如果不是贵族子弟，就不能获得官位。既然讥讽世卿，就确立选举制度，只要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即使是贫寒之士也可以参与天下大事。这样贤才众多，天下大事有所依靠，这是讥世卿的功效。

虽然如此，在变革的时候，大概也是艰难的。秦汉以后，奉行《春秋》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然而汉初吴楚七国之乱扰乱了它，汉末州牧之乱扰乱了它，西晋八王之乱扰乱了它，唐朝藩镇之乱扰乱了它，乃至明朝燕王、宸濠之乱，这些祸害还没有完全平息。过了两千年，直到我朝，规定宗室从亲王以下到奉恩将军共九等，功臣从一等公以下到恩骑尉共二十六等，全部采用汉朝关内侯的制度，不分封土地，不分割百姓，而封建多君之制才开始废除。汉朝虽然确立了选举制度，但魏晋九品中正制，寒门与贵族的界限分明，这还略微带有世卿的意味。虽然如此，我们中国两千年免于多君之害，已经很多了，这都是得益于素王（孔子）的恩赐。凡是变多君为一君的国家，必定骤然强盛。从前美国有三十七个邦，德国有二十五个邦，意大利有二十四个邦，日本有九十二个诸侯，当它们没有合并时，这几个国家曾不能自立于地球之上；合并之后，便各自雄踞于三大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从前正疲敝百姓以互相争斗还来不及，自从元气耗损，财力各自供给君主的私欲，合并统一之后，才免除了这种灾难。这是一君时代之所以为小康的原因。可惜各国运用《春秋》义理太晚，百年前的糜烂状况，实在令人哀叹。

世卿众多，地球上各国，除了中国以外，很少有能变革的。日本受毒害最久，藤原氏以后，政权下移，大将军、诸侯王的权力超过天皇，直

译到了明治维新，历经一千多年，才终于能够革除。如今俄国皇族世代占据要职，英国世袭贵族主持上议院，甚至法国既然已经改变民政，前朝的贵族后裔仍然暗中滋生、窥伺，逐渐转移国家权力。可见，变革之难，真是到了极点。

译封建世袭的贵族与奴隶制度，其事情是相互依存的。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那么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没有谁敢不做臣民；把天下的田地聚集在贵族手中，那么耕种那些田地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奴隶。所以在君主众多的时代，百姓必然被分为几个等级，而沦为天下的奴隶。孔子的制度，则是从天子以下，士、农、工、商，天子的嫡长子也不过是士的身份。编列为四种平民，各自授予百亩田地，都能自主。六经中没有提到奴隶，《周礼》中虽然有，那不是孔子所确定的制度。汉代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就是实行孔子的制度。后世不再讨论这个议题，直到今天满蒙地区还有包衣（家奴），望族高官还有世代为仆的人，这大概是君主众多时代的旧习遗留。西方则如俄国的田地，仍然全部由贵族掌管；法国的田地，全部属于教士和世袭爵位的公产。凡是普通百姓想要耕种的，不得不租种他们的田地，而租种田地的人，不得不为他们服役。其余各国，也多类似这样。日本把人分为几个等级的风气尤其盛行，甚至出现了“秽多”、“非人”等名号，凡是列入这些类别的人，不被视为人类。而北美南北战争因为贩卖奴隶一事而爆发，持续近十年，这些都是君主众多时代的弊政。现在大概将要全部革除了，这也是《春秋》教化施及蛮夷地区的一个方面。我另有《孔制禁用奴婢考》一文。

欧洲自从希腊各城邦时期，就已经有了议政院。议论的人认为这就是现在的民治政治。但是我私下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议政院，都是由王族世袭爵位的人主持事务，就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和六卿、楚国的屈、景父子兄弟，世代占据要职，相继接班罢了。至于普通百姓，岂止是不能参与国家大事，甚至被视同奴隶，整个家族不得进入仕籍。这种政治，如果说君主没有权力还可以，如果说百姓有权力，那就不行了。这实际上是世袭贵族和君主众多的世界。推测它的制度，大概像英国今天的上议院，而不是英国今天的下议院。周厉王无道，被流放到彘地；共和执政时期，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的丧礼，而父兄百官都不高兴。这实际上是上议院的制度，不能称之为民治政治。如果说这是民治政治，那么我国清朝天聪、崇德年间，八位贝勒并坐议政，也可以称之为民治政治了。俄国史称俄国本来有议事会，由贵族主持，很有权势，各种事情都可以斟酌决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彼得大帝废除了它，改立新会，增减其规章，使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见《俄史辑译》卷二。俄国旧的议事会，大概还像希腊、罗马各国的议院，还是君主众多的政治。俄国从君主众多变为君主一人，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

天下的事情，事物都是由简单发展到繁复，由质朴发展到文明，由恶发展到善，有一定的等级，有一定的时机。就像地质学中各层的石头，其位置次序不能凌乱。现在说当中土处于君主众多的时代，而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民治政治；既然有了民治政治，却又很快退回到君主政治，这在公理上是不通的。通晓几何学的人，一定能分辨这一点。

严复说：“欧洲政治制度，向来分为三种。叫作‘满那弃’的，是一君统治百姓的制度。叫作‘巫理斯托格拉时’的，是世族贵人共和的制度。叫作‘德谟格拉时’的，是国民执政的制度。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眾。希腊、罗马两国的历史，清清楚楚可以查考，与前两种制度相互交替兴衰。虽然那时的法制不像现在这样完美完备，但确实是后来民治政治的源头。而且天演的事情，始于胚胎，终于成体。西方有今天的民主，那么在夏商时代就应当有种子作为起点；而专门实行君主政治的国家，即使演变上亿万年，也不能由君主政治进入民治政治。你的话不太恰当。”梁启超说：“我既然没能直接阅读西方书籍，事事依赖翻译的人，那么对西方历史所了解到的就很浅薄了。但是他所怀疑的，是根据抽象的道理进行推测，认为那个国家既然能实行民治政治，必定是百姓的智慧非常开化，百姓的力量非常雄厚。既然全国百姓都智慧且有力，那么必定没有再退回到君主专制的道理。这就像金刚石层下面，不可能再有煤层；煤层下面，不可能再有人类遗迹层一样。至于希腊、罗马两史所记载的，或许是像火山地震喷出的石汁，覆盖在地层之上，那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但我终究怀疑那是偶然的事情，而且不是全体如此。所以代兰得常常能够夺取并篡位。西方历史称借民权之名来夺取君位的人，叫作代兰得。他与现在的民治政治，大概相差很远。至于怀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没有起点，这大概是不对的。日本是两千年由一君统治的国家，其君权之重超过我国，而今天民权的伸张不亚于英德。那么民治政治不必等待数千年前的起点，是显而易见的。地球的运行将进入太平盛世，固然不是西方所独占，也不是东方所能避免的。我知道不到百年，将举五洲而全都顺从百姓，而我们中国也未必能独立而不改变。这也是事理无可奈何的。”

世上贤明智慧太过的人，或许怀疑孔子何必谈论小康，这是大错特错的。凡是从君主众多的政治进入民治政治的，其间必须经过一君的政治，才能达成。不同的是，西方人君主众多的命运长，一君的命运短；中国则君主众多的命运短，

译一个君主的统治运势长久。这是专门就三千年内的情况而言的。至于从今以后共同归于民政，所谓最终达成的成功是一样的。这就像佛法有顿悟和渐修的区别，但同属一个法门。至于我们中原地区奉行君主一统的制度，使得两千年来杀伐之气少于西方国家，那么小康社会的功德就不可胜数了。这正是孔子设立三世说的深意所在。

译问：如今的美国、法国，可以算是太平盛世了吗？答：哪里可以这样说呢！当今世界，从美国、法国等国家来看，可以说是民政时代；从中国、俄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来看，则可以说是一君独治的时代。然而综观全局而言，仍然只是多君并立的局面罢了。各国各自偏私自己的国家，偏私自己的种族，偏私自己的土地，偏私自己的物资，偏私自己的工业，偏私自己的商业，偏私自己的财富。国家财政的额度，有一半用于供养军队；全国的百姓，全都隶属于军队行列。各国相互虎视眈眈，互相撕咬吞噬。局势动荡如龙蛇起陆，杀机正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还顾得上亲情呢？唉！五大洲万国，简直就是一个大酋长统治的世界罢了。《春秋》说：“难道最终不快乐吗？”尧舜这样的圣明君子啊。《易经》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亢龙有悔，其殆为千百年以后的天下而言吧？”

民义自

麦孟华

人的头颅一样圆，脚掌一样方，四肢一样齐全，五官一样完备。然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恭顺地低头仰息于一个人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这个人能在人们饥饿时给他们食物，寒冷时给他们衣物，愚昧时启发他们的智慧，危险时保障他们的安全。古代的圣哲君主，统治天下，在田野间辛勤劳作，在宗庙里叹息忧虑，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实质，就说：“只是为了保护我的百姓罢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礼记》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可拖延。”又说：“以百姓之乐为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为忧。”因此，无论是丝粟这样的细微之物，鸡豚这样的家畜养殖，还是学校教育的规范，田产畜牧的计划，没有不是早晚操劳、精心规划、像对待家人一样安抚他们、像对待子弟一样教导他们的。上级善于处理事务，下级接受其成果。所以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正道行事，不可以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又说：“天下有道，普通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人的本性，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不缝制衣裳就会寒冷，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会接近禽兽。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孩子年纪尚小，不能处理事务，就由父母抚养；百姓智慧未开，不能处理事务，就由君主代劳。天下没有百年都依赖父母供养的孩子，也没有百代都等待君主治理的百姓。孩子依赖父亲供养，就会依赖祖业，不是愚昧就是懒惰，孩子会因米盐生活的艰辛而痛苦，甚至卖儿鬻女，父亲也会因孩子依赖自己而受害，况且父子双方都会受损。将亿万百姓的嗷嗷待哺，凡是饮食衣服、起居动作、歌诵啼笑等琐碎事务，全部授权给管理百姓的君主一人，以期他善于处理一切事务。君主为了生聚教训，焦虑耗神，夜晚不得穿衣休息，白天不得进食，而君主因百姓稀少、才能不善而陷入困境，则父亲无法拥有儿子，兄长无法拥有弟弟，妻子无法拥有丈夫，百姓因饥饿疾病而愚钝衰弱，而百姓也因君主而陷入困境。君主陷入困境不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百姓陷入困境更不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事务处理得好也有害，处理得不好也有害，谋求治理的人几乎无计可施了吗？麦孟华说：“天下本来没有具备耳目手足却可以不做事的人。也没有举国之人都不做事而等待一人做事的情况。耳目能看能听，手足能操作，心意能思考，却用胶束缚、禁锢压制，使他们不能自立，这是残害百姓的人。甘愿接受胶缚禁锢压制而不运用耳目视听，不运用手足操作，不运用心意思考，这是自残的人。智者残害他人，愚者自残。残害他人者劳苦，自残者安逸。劳苦与安逸都失去，智与愚都失败。想要纠正这种弊端，不如让劳苦与安逸互换，使之均衡。百姓有耳目，百姓自己视听；百姓有手足，百姓自己操作；百姓有心意，百姓自己思考。不夺取上级的权力，不侵扰上级的事务，不违背上级的命令，不耗费上级的精力。而饥饿的人得以饱食，患病的人得以丰腴，愚钝的人得以聪慧，衰弱的人得以强壮，安定上级保全下级，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变法之道有两种：由上而下变法，其效果容易且迅速；由下而上变法，其效果迟缓但宏大。日本二十年前，其守旧程度与我们相同，睦仁天皇削去诸侯封地，改用西方方法，十余年间成为强国，这是由上而下变法的例子。嘉庆以前，英国还是守旧的国家。道光、咸丰年间，民间成立学会，研究农学，英国朝廷仅贷款资助，教会人士分别建立学校，国家财政只拨二万两银子资助，其余一切工艺机器都由百姓自行兴办。如今则设立农部、商部专官，学校费用每年超过百万，富强见效，遂居欧洲之首，这是由下而上变法的例子。中国肥沃土地二万余里，物产二十六万种，地处温带，人尤其灵慧。黄种人传承二千年，神明之后裔，难道要昏昏沉沉地一同沦亡吗？上级不变法以革新百姓，下级不得不兴利以自我完善，若能急忙经营，善于规划，十年以后，百事皆兴，民势既强，国体亦振，英国的成效也可达到。如果仍然麻木不仁，则野蛮百姓内讧，强邻外窥，四万万生民的命运，千年孔子的教化，二帝三王历代文明的古国，必定有不堪言说的后果。与其仰望管理者代为变革，不如自我变革以救济管理者的困境；与其将强力的改革赠予他族，不如急忙改革以抵御他族的逼迫。谨总结其要点，分为八事，共三十二篇。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也有责任。”

译这确实是保全宗族、存续国家、教化民众的首要任务吗？这也应该是天下杰出人物所应当致力去做的事吗？

译民众道义总论

麦孟华

西方为何强大？在于民众明智。中国为何衰弱？在于民众愚昧。民众明智就能自我治理，能自我治理就能开垦荒地、振兴衰败而国家强大；民众愚昧就不能自我治理，不能自我治理就会孱弱苟安而国家衰弱。同样的血气，运动能力相同；同样的肢体，操作能力相同；同样的感知，思虑能力相同。然而智慧与愚昧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回答说：西方民众各自谋划自身，各自依靠智慧谋生，专心从事职业，思考事务，深思熟虑，竞相采用新法，他们的明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的民众耗费精神、阻塞思虑，拘谨小心，约束自身、踮脚仰望，依赖上级治理，让万人的身体劳作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让万人的心思思虑集中于一个人心中。广袤的大地，众多的生计，岂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种植的新法，制造的新艺，政治的新学，又岂是那些高居庙堂、坐享厚禄的人所能代替谋划的？悠悠千年，仍然如此拙劣简陋，农业日益荒废，商业日益匮乏，工业日益粗劣，士人日益昏昧。愚钝的人忍受艰辛、处境危险却安之若命，狡猾的人也只是悍然悖逆、喧哗吵闹，内心却不思振作奋起。于是灵慧的种子枯萎，就像肥沃的土地凋萎，如同蛮荒之地。唉！蒙蔽心智以等待他人的驱使，吝惜力气以仰赖他人的喂养，这是犬马之道。把民众当作犬马，固然有罪了。那些压抑心力、畏缩拘谨的人，竟不想将自己与犬马区别开来。说：没有罪吗？说：没有罪吗？说：西方国家上级没有压制，人能自主，力量不足时，上级协助；智慧不够时，上级启发。民权既重，所以能自我治理。中国君权一向尊贵，事务总揽于上级，民众有举动，官员必定监察；下级有议论，上级必定禁止阻挠，既然不自由，所以难以自我治理。这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中国法网虽然严密，压抑虽然深重，但民众种植作物，上级未曾禁止其繁茂；民众饲养牲畜，上级未曾禁止其繁殖；民众贸易流通，上级未曾禁止其流通；民众制造器物，上级未曾禁止其精巧；民众求学问道，上级未曾禁止其探究；民众行善举，上级未曾禁止其承担；以至于一切身家生计，如耕种、纺织、茶丝生产，上级未曾禁止其变法图新。上级何尝完全剥夺民权呢？而民众却完全推卸权力并委之于上级，说：“我没有权力，我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不能承担责任。于是游手好闲、沉溺嬉戏，百事废弛，栋梁折断、屋椽损坏，坐等被压垮致死。这也如同家主责成仆役恭顺，而做仆役的却饿了不敢吃，冷了不敢穿，却说：“这是主人的命令，我本来就该如此。”所以中国的弊病，民生的困苦，上级压制下级，危害占一分；下级依赖上级，危害占十分。上级失职不做事，危害占一分；下级委靡不做事，危害占十分。上级想使民众愚昧，不能使民众不自我明智；上级想使民众屈服，不能使民众不自我独立。如果民众自我委靡，就把自己的身家当作上级的事，大害迫近自身，等待上级去除；大利弃置在地，等待上级兴起，甘愿受困苦，习以为常。小民不爱护自己的身家，却漠然坐视，难道不是说“安抚百姓，是治理民众的责任吗”？他人爱护我的身体，与自己爱护自己，哪个更好？他人谋划我的生计，与自己谋划自己，哪个更审慎？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了。那些高居庙堂、坐享厚禄的治理者，未必真的爱我并替我谋划。唉！这怎么可以长久依赖呢？

然而我听说古代圣人治理民众的道理，说：天下有道，百姓就不议论；又说：民众可以让他们遵循，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墨子主张兼爱、尚同，说：一人有一种意见，十人有十种意见，百人有百种意见，就无法治理。民众各自谋划，难道能求得治理吗？回答说：《春秋》的道理，世道分为三等：据乱世，粗野混乱，不认识君民；升平世，以君主统领民众，事务总汇于一智，万愚接受治理，权力归属一尊，万卑接受成规。由一人承担众人的事务，众人就不能纷扰来扰乱他。所以民众都收敛力量等待使用，驯服气息听从命令。圣人不是想让民众愚昧，民众愚昧，就用愚昧的方法治理他们。久而久之，智者失去智慧，愚者安于愚昧，那么权力懈怠、事务败坏，就无法治理了。不能不进而达到太平。太平世，万力全部奋发，万智全部施展，尊贵仍在上方，事务分散于下方。所以升平世的治理，君主辛劳而民众接受成规；太平世的治理，民众辛劳而君主接受成规。况且天生民众并设立君主，教导他们、放牧他们、保护他们、辅佐他们，是为了完善事务，使他们各得其所。古代井田制度，一夫百亩，农部掌管隶属于司徒，经营沟渠，辨别肥沃贫瘠，简选农具，观察庄稼，一耕一收，如同亲自省视。现在则开垦田地依靠民力，上级不过问，而民众自己谋划。古代数量有禁令，市场有制度，牺牲幼畜，都记录数量，累牛腾马，游牝于牧场，一一猪，君主亲自考虑。现在则畜牧衰败，上级不过问，而民众自己谋划。古代百谷播种，果实售卖，山林焚烧，树木砍伐，蒲草、檀木、柘木的守护，薄芋、绝苴的管制，都总揽于上级，一草一木，君主亲自监督。现在则种植

译如果国家衰败废弛，君主不过问，百姓自然会自行谋划生计。古代陈列货物、区分店铺，设立司市官员；开始驾车牵牛时，在关卡讥察以防欺诈伪冒；隐匿不报则有惩罚，度量衡器有标准；哪怕是一丝一粟，君主都亲自谋划。如今货物滞销、末业弊病丛生，君主不过问，百姓自行谋划生计罢了。古代考核工匠有专门官员，使用器物有法度；哪怕是一物一器，君主都亲自勉励。如今器物精巧或粗劣，君主不过问，百姓自行谋划生计罢了。古代颁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为无依无靠的人制定制度，供养穷困之人使其有固定的口粮；哪怕是一声啼哭、一声呻吟，君主都亲自体恤。如今百姓生老病死之苦，君主不过问，百姓自行谋划生计罢了。古代家塾、党庠、术序、国学遍布全国，设立学校的地方，君主确定数量；入学的年龄，君主确定期限；哪怕是一弦一诵，君主都亲自考核。如今学校废弃、学业荒废，君主不过问，百姓自行谋划生计罢了。古代婚嫁的礼仪、歌舞的音乐、医师的职责、道路的治理，都有既定制度；哪怕是一举一动，君主都亲自稽查。如今制度废弛、荒芜有害，君主不过问，百姓自行谋划生计罢了。所以君主如果承担责任，百姓就会无知无觉，顺承帝王的恩力，彼此相忘是可以的。君主如果不负责任，却还悠然安坐，侧身等待穿衣，翘首等待食物，这就好比保姆已经离去，而婴儿还在哇哇哭着索要乳汁，如果不饿死，又能有多少可能呢！

译况且西方人的言论，核心在于创造利益与分配利益。创造的利益多于分配的利益，国家通常就会富裕；创造的利益少于分配的利益，国家通常就会贫困。中国土地资源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工艺技术不发达，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维持生计。农民辛勤劳作，清晨就忙碌起来，脚底磨出厚茧，小腿皮肤溃烂，一年到头所得的收入，仅仅够吃粗劣的野菜。即使年成中等丰收，百姓依然面有饥色。稍微遇到灾荒旱涝，就卖儿卖女，瘦弱病饿而死的人，在路上随处可见。繁华街道上，乞丐遍布，头发蓬乱、满脸污垢，处境比囚犯俘虏还要凄惨。被饥饿驱赶、受寒冷逼迫，逃往海外。沿海各省，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流离失所，远走万里，卖身为奴，劳作勤苦，还遭受虐待驱逐。体弱者瘦骨嶙峋地死在沟壑中，强壮者则流落成为盗贼。识字的人，百中不过一二，粗野愚蠢、顽固落后，与土著蛮夷没有区别。百姓既穷又愚，这就是国家窘迫衰弱而不振作的原因。况且中国肥沃的土地绵延千里，土地并不贫瘠；金属矿产和各种物产，冠绝全球，国家并不贫穷。然而却只能仰视屋顶叹息呼号，束手待毙，百姓无法生活，日益担忧人口过剩。难道土地唯独对中国吝啬宝藏吗？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只是创造利益的方法不完善罢了。管仲说：土地广大而不治理，叫做土地过剩；人口众多而不管理，叫做人口过剩。土地过剩则货物被抛弃，人口过剩则职业丧失。凭借中原肥沃的土地和百姓的勤俭，竟然导致货物被抛弃、职业丧失，而不能自我保全，天下令人痛心耻辱的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现在天下杰出的人士，能深知自强之道的，都必定认为民权应当重视，这确实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然而那些激动变色的人，无不说道：“想要重视民权，必须先设立议院。”中国君主的权力向来尊贵，政令畅通，禁止有效，如果事情由下级商议，权力将会被转移夺取，议院虽然好，君主能让出权力来造福百姓吗？中国文学尚未昌盛，风气尚未开通，民智尚未开启，百姓不习惯处理民事，成千上万的乡间愚民将会造成混乱，议院开启了，百姓能提出建议来办好事情吗？不知道他们不能而强行推行，那么现在还不是时候，停止只会招致祸乱；知道他们不能而强行唠叨，那么只是空谈高义而对事情没有益处。与其做那困难且倡导无成之事，哪如做那容易且恢复本有之权的事呢？所以现在想要振兴中国，在于恢复民权；想要恢复民权，在于推行百姓分内应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是百姓的事情。百姓不能承担，就由君主掌管；百姓能够承担，就归还给百姓。就像家人处理自家事务，那么米盐等琐碎事务不会遗漏，手脚经营不会隔绝，真心讲求不会漠视；不到十年，必定取得显著成效。人们私下关心自家生计及扫帚簸箕等小事，难道会有大利而肯放弃吗？扩大这种关心私家的心理，精通这种处理私家的方法，这就是欧美国家自百年以来之所以富强无敌的原因。所以把国家当作国家来治理的，没有不弱的；把国家当作家庭来治理的，没有不强的。

古语说：“普通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百年以来，海内如此广大，四万万人口如此众多，难道就没有一两个豪杰承担此事并为之倡导吗？回答说：“有，有。”然而民事最终没有兴起，为什么呢？回答说：“千门宫殿，一个倕不足以衡量技巧；万钧大鼎，一个人必定拉断脖子。”中国民气分散而不凝聚，民心像蜀犬吠日一样少见多怪，这就是百事无一见效的原因。西方民间学会遍布各地，教育有学会，政治有学会，商务有学会，工艺有学会，一切地理、天文、动植物、医学化学、声光电热等学问，无不联合大众，互相切磋，大的有数十万资金，数百万人，比较时有资本，考验时有凭借，研究时有专人，推行时有力量，所以遥远的国家，教会可以派人去传教；五洲遥远的地方，学会可以派人去测验。更甚者，凭借商会的力量竟然灭亡了印度。中国每考虑一件事，不思考联合众人来谈论格致之学，那么物质的新原理、化合的新方法，个人的智慧不足以穷尽领悟；谈论制造，那么运化的巧妙机械、测量的仪器，个人的力量不足以购买办理；谈论贸易，那么资本不雄厚，众商竞争排挤，个人的谋划不足以牟利，而他人且能趁机压制勒索。所有各类事务，没有不这样的：强者在前仆倒，弱者在后警戒，这就是一二豪杰白头而不能成就事业，跌倒而不能实用的原因。所以西方人想要私有其国、私有其家，与我们相同，但用来私有其国家的方法与我们不同。想要私有其国，必须将事务公开给百姓；想要私有其家，必须将事务公开给众人。天下本来就没有不联合公众而可以成就私利的。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易经》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能切断金属。”地球上的国家，那些能够强大、国家富裕、家庭富足的，没有不是遵循这条道路的。

有人说：“中国修建铁路，开采矿务，创办制造局，建立学堂，训练海军，推行邮政，设立银行，所有新政，上面都一一列举，难道还要等待愚昧百姓的私下议论吗？”回答说：“上面变革下面，如同风吹草伏，效果固然容易预料，确实是最完美的。然而变法的议论，已经几十年了，富强的效果，渺茫得像捕风捉影。百姓哀号，朝不保夕，西江决堤，谁能等待？况且朝廷的新政，只粗略列举大纲，民间切近的计划，还等待愚昧百姓自己筹划。与其事后补救牢狱之悔，不如事先阴雨之谋。如果还拘泥于不议论的成说，”

译违背了以民为本的圣训，坐视抛弃欧美富强的成效，却在那即将倒塌的房屋下嬉戏躺卧，愚昧懒惰，率领人类沦为犬马，束手无策地哀号，听任异族宰割。这就是波兰被三国瓜分，以及非洲、印度凭借万里大国之躯却沦为废墟的原因。唉！古老的震旦邦国，黄帝的子孙，希望不要重蹈非洲、印度的覆辙。

译论中国宜尊君权

麦孟华

当今的通达之士说：中国的衰弱，是因为君权太重，民权太轻。善于谋划国家的人，顺应泰西（西方）的方法，减轻他们所重视的（君权），而加重他们所轻视的（民权），这样国家就强大了。麦孟华说：不对，中国的祸患不在于民权未能确立，而在于君权未能确立。因此，纵观五大洲，穷尽古今，君权之轻，没有比得上今日中国的；君权之重，没有比得上今日西方国家的。两者比较的比例，全部列举其更迭变化，累牍连篇也无法说尽。请让我说其中的一两点：西方民间每一户每一口人，每年的出生死亡都要上报官府登记造册，隐匿不报的要治罪；中国则是生生死死，自生自养，国家无法过问。西方人产业要遗留给子孙，必须登记其数量多少，告知所在地点，上报主管官员，缴纳遗嘱税，然后才能传交给继承人；中国则是随意授予接受，国家无法稽查。西方人年满八岁都必须进入小学，溺爱孩子导致废学的要治其父母的罪；中国则是懒惰顽劣，不识字的人十之有七八，国家无法劝勉。西方人入仕做官都必须经过学校教育，没有学业成就不能自行通达；中国则是早上还是市井奴仆，晚上就挂上高官的印绶，国家无法节制。西方的货币制度由朝廷制定，什么作为镑，什么作为罗卜，什么作为佛郎，全国统一，不敢有差异；中国则是十八个行省，货币货物各不相同，币制样式也各不相同，民间安于所习惯的，国家无法整齐划一。西方的纸币只有政府能够铸造并在境内发行；中国则是各省的票号、各埠的钱庄自行铸造发行，国家无法查禁。西方凡是新建房屋，必须由官府查验，考核其工料的优劣，以防倒塌伤人；那些年代久远的房屋，必须随时查勘，命令其拆修；中国则是随意建筑，即使有破绽，国家无法督责。西方的道路必须宽敞整洁，在路上丢弃污秽物，有固定的刑罚；中国则是都会大道，大小便狼藉，乞丐饿殍遍布道路，国家无法驱逐。西方的医生必须由医院学成，领有凭证执照，才允许执业；中国则是读书不成，改行做这个，庸医充斥，杀人如麻，国家无法惩罚。西方的邮递由官府掌管；中国则是民间占据地盘，国家无法统一。西方的商务有市官管理，粗劣的器物不在市场上售卖，有新制的，领取专利凭证，禁止其他商人，无人敢仿造；中国则是奸商充斥，辗转模仿效尤，百物滥劣，国家无法主持。西方凡是铁路所经过的地方，殿堂庙宇房屋地基，都必须拆让回避。开采矿产，四周山岭都不敢阻挠。中国则是旧党鼓噪，钳制阻碍大计，国家无法惩罚。西方的山林设有虞官掌管；渔业设有司官管辖；斧斤砍伐按时令，数量不超标。中国则是山麓沼泽无主，民间任意践踏，国家无法知晓。西方的律度量衡都由官府制定，物镑、银镑统一通行。中国则是库平、漕平、市平、工部尺市尺，各户制度不同，人们使用私制，国家无法厘定。所以西方的君主，其权力像那样；中国的君主，其无权像这样。凡是各种政务，没有不类似这样的。千舌万笔，不可详尽论述。所以极言其无权的弊端，以至于天子的尊贵，不能封赏一个士人，必须等待他自行考取科第，自行钻营保举，自行积累资历，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君主就不能任用他。天子的威严，不能杀死一个人，即使是败军之将、失地之官、贪婪赃款的官吏，经年监候，君主也不能杀戮他。事情无论大小，都下发部院商议，君主不能独断。政令无论巨细，都援引成例，君主不能独创。如今中外古今所谓的大权，难道不是指能够创制立事而生杀予夺吗？难道不是指能够钳制天下人的举动，整齐天下人的耳目吗？用西方君主的权力来类比中国君主的权力，用中国民众来类比西方民众，那么孰重孰轻呢？先王治理天下，把民众当作儿子，而自己作为父母；把民众当作弟子，而自己作为老师。取用民众的衣服饮食、居处语默、婚丧祭祀、生死疾病、家人妇子、井田六畜，无论巨细，无论繁简，都一一亲自掌管，亲自调节，于是君主就有权力。后世则不然，把民众当作越人（外人），把民众当作土芥（泥土草芥）。如今父母的权力，能够施行于其子；老师的权力，能够施行于其弟子；虽然有魁梧桀骜的威力，但其权力一定不能施行于土芥、越人，于是君主就无权。人有常言说：“事权，事权！”所以事情，是权力的母亲。处理一身之事者，有一身之权，内心泰然，百体听从命令，心有权力。患有心疾的人，举动失度，言笑无常，那么肢体有权而心无权。处理一家之事者，有一家之权，父兄教导在先，子弟率直谨慎，这是宗子的权力。室老昏聩倦怠废事，米盐偷漏，仆役恣意庇护，那么支庶奴隶有权而宗子无权。处理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权。一人有喜庆，亿万民众依赖他，这是君主的权力。朝廷不严肃，丛脞于上，噎塞于中

译那么，奸官酷吏就拥有权力，而君主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奸官酷吏拥有权力，并不是国家的福气。百姓中的优秀者兴起并倡导议论，让每个人各自从事自己的事务，每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力。于是把这称为民权。民权从哪里产生呢？产生于君主不从事百姓的事务。以前的百姓听到这种说法，惊惧地说：“这实际上是剥夺我们的权力。”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地仇视它、摧毁它、搜捕它，却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早已丧失很久了。权力不是可以被剥夺的东西，如果不是自己放弃，谁能剥夺它呢？那么民权不也是好的吗？麦孟华说：“事务是权力的母亲。中国的百姓如果不能自己从事自己的事务，就不能自己拥有权力。如果不能从事事务而凭借权力，那么权力就不在优秀百姓手中，而在不良百姓手中。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如尊崇君权，便利君权，在国中大力搜求权力，十天也找不到。君子说：‘何不从事各自的事务呢？’”

译论中国参用民权的利益

汪康年

中国谈论治国的人说：不过是君主治理百姓罢了。到了西方，则有民主的国家，又有君主与百姓共同主政的国家。中国的儒者，没有不感到惊骇和奇怪的。虽然如此，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古代谈论治国的人，没有不向下顾及百姓的。所以《尚书·洪范》说：“谋划要咨询普通百姓。”《吕刑》说：“皇帝亲自询问下层百姓。”《周礼》记载：“小司寇掌管外朝的事务，召集万民来询问。”朝士，左边排列九棵棘树，孤、卿、大夫的位次在那里，官吏在他们后面；右边排列九棵棘树，公、侯、伯、子、男的位次在那里，州长和众百姓在他们后面。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国人都说不可，然后才罢免他；国人都说可杀，然后才杀他。”其他在经典中可见的，多得不能一一列举。由此可见，古代治理国家，未曾不想与百姓共同治理。只是有人担心权力向下转移。却不知道在君民共主的国家，凡是国家有大事，都交由议院，由议院商议，由君主决断并执行。如果君主有不同意见，可以让议院重新复议；如果议定不下来，可以更换议员。这样大权仍然掌握在君主手中。有人说：“使用民权，那么狡猾奸诈的人就会得志，豪强就会横行，混乱将不会停止。”却不知道百姓只能推举优秀人才进入议院，而不能肆意施行自己的意志；议员只能商议事情，而不能一定使其执行，有什么肆意横行呢？有人说：“权力在上，则凝聚；在下，则分散。分散就不能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议员虽然人多，但必定精选；议论虽然杂乱，但必定选择多数意见。精选则少有谬误的言论，选择多数则愿意执行的人就多。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值得忧虑。况且在当今时代参用民权，有三大好处。从前西方君主权力过重，所以民权伸张而君权稍减；中国君权逐渐丧失，必须民权恢复，君权才能行使。为什么呢？中国虽然法制禁令号称出自君主，但前代的君主，深深担心后世子孙不了解事理，或者有放纵暴横的事情发生，所以再三申明，凡事必须以先代的成法为准则，不得擅自更改。所以举措一律依据成例，大臣都奉行文书，百官有司都依照旧例决断，而那些熟悉条例的官吏却得以暗中操纵长短。所以国家的大权，上不在君主，中不在官员，下不在百姓，而唯独掌握在官吏手中。官吏的志向在于获取钱财，传给子孙，起初就没有大志，所以枉法营私，弊端丛生如毛发，良法美意，渐渐泯灭。而且不只是这样。君主独立于百官和亿万百姓之上，那么聪察不能下及，力量也有所不及，所以财务账目隐匿吞没，君主不知道；刑狱判决过失偏差，君主不察觉；工程工作粗劣破败，君主听不到。屡次告诫徇私，而下层使用私情依然如故；屡次命令廉洁自守，而下层贪污受贿依然如故；屡次命令遵守法律，而下层作弊依然如故。诏书严厉急切，官吏表面上好像恐惧惊慌，但最终没有丝毫悔改，这还能说是君主有权吗？只有参用民权，那么千耳万目，无可蒙蔽；千夫所指，无处逃避。令行禁止，只听从上级的命令，虽然说参用民权，但君权的行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百姓没有权力，就不知道国家是百姓共同拥有的，而与上级相背离；百姓有权利，就百姓知道以国家事务为己任，而与上级相亲。大概人们之所以相亲，是因为事情共同谋划，情感相互连接，志向相通。如果君主高高在上如同上天，百姓微弱如同草芥，百姓认为天下四海都是君主的财产，我们不过是君主的奴仆罢了。平时政事举措，漠不关心；一旦变故发生，就相率抛弃君主离去，只知道责怪君主不能保护自己，而不知道为君主尽心竭力。只有与百姓共同治理，国民与君主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而生。所以西方国家的百姓见到君主就脱帽行礼，每次饮酒必定为君主祝福，国家有大事就起来谋划。大概一定要让百姓共同快乐，然后才快乐他们的快乐；让百姓共同忧虑，然后才忧虑他们的忧虑，这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处在今天的国势，民权的实行尤其应当急切。因为用君权与外人相抗衡，力量单薄就容易被人挟制；用民权与外人相持，力量雄厚就容易措辞应对。西方人与中国通商，动不动就挟制我国君主的权力来压制我们的百姓。中国想要拒绝，那么我们的权力不足；想要以百姓为理由，那么中国长久没有民权的说法，无处措辞。所以增订条约不征求百姓意见就擅自答应，索取租界索赔也不征求百姓意见就擅自给予。其他一切有损于国家、有损于百姓的事情，都任凭西方人所欲，应答如响。有关部门奉命执行，唯恐不快。于是百姓轻视西方人的残余，转而轻视有关部门。天下的权势，出自一人则弱，出自亿万百姓则强，这是确定无疑的道理。况且各行省的人如果让他们谋划事情，那么气势凝聚；否则就分散。让士人、商人、百姓都能考虑国家的危难，那么百姓就明智；否则就愚昧。那么变分散为凝聚，变愚昧为明智，非使用民权不可。这难道有什么妨害吗？我看到古代制度恢复，那么主权尊贵，国势巩固。

平权说

佚名

温暖和煦的阳气，不偏私于一类事物，不独占一物，推广到天下，不专断于一个人。因此

译君主贵在运用天下。以天下人的耳目作为我的耳目，就不必担心耳目因昏暗而失效；以天下人的喉舌作为我的喉舌，就不必担心喉舌因闭塞而失声；以天下人的手足作为我的手足，就不必担心手足因麻木而无力；以天下人的腹心作为我的腹心，就不必担心腹心因隔阂而背离。我遮蔽耳目，就使天下人的耳目都跟着被遮蔽；我捂住喉舌，就使天下人的喉舌都跟着被捂住；我蜷缩手足，就使天下人的手足都跟着蜷缩；我亏缺腹心，就使天下人的腹心都跟着亏缺。这样我就虽然有耳目却仍然如同没有耳目，虽然有喉舌却仍然如同没有喉舌，虽然有手足却仍然如同没有手足，虽然有腹心却仍然如同没有腹心。责备天下那些没有耳目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听从铃声的指引？为什么不遵从诏令策命？”责备天下那些没有喉舌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宣扬大鼓和木铎的声音？为什么不敲响钟鼓？”责备天下那些没有手足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祭祀社稷？为什么不捍卫边疆牧地？”责备天下那些没有腹心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竭尽忠诚？为什么不愤然匡正孤立的局面？”这就像收藏腐朽无用的物品，却希望它散发芬芳；就像给溺水者系上石头，却嘲笑他不能脱离大水；就像治疗垂死的病人，却给他喝毒草汁液。况且义的衡量，没有比利于人更大的；仁的衡量，没有比爱护万物更极致的；法的衡量，没有比平衡权力更美好的。自开辟以来，荒野尚未开垦，礼乐制度尚未确立，水土尚未治理，百姓尚未获得粮食。伏羲、黄帝、尧、舜相继兴起，那时的君主和乐，那时的百姓质朴，这是大治，是大荣耀，是大美的源头，是顺应时势而施行的结果。等到官家体制改变，上下阻隔，政治公明，权力集中而事务不分，治理就会紊乱；权力分散而事务不协调，所以权力在外戚手中，是汉朝的祸害；权力在藩镇手中，是唐朝的祸害；权力在契丹手中，是宋朝的祸害；权力在宦官和宠妾手中，是明朝的祸害。汉朝推崇宰相的权力，弊病在于内部权重，权力因内部权重而丧失；唐朝重视藩镇的权力，弊病在于外部权重，权力因外部权重而丧失；宋朝收回节度使的权力，弊病在于外部权轻，权力因外部权轻而丧失；明朝则内部重视府部，外部重视三司，弊病在于内外相互牵制，权力因内外牵制而丧失。权重偏颇，权力丧失，国家危亡。好比修缮兵器，是为了防备寇盗，现在修缮兵器反而用来攻击自己，那就失去了修缮兵器的目的了。拘泥于世俗看法的人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东夷之地，秽貊之乡，大解、陵鱼、荡无权的地区；汉朝南边，百越交界，缚娄、阳禺、驩兜的国家，荡无权的地区；离水西边，棘人、野人、篇笮的河流，荡无权的地区；雁门北边，须窥的国家，饕餮穷困的地方，荡无权的地区。那里没有美丑之分，没有才能之别，人与禽兽混杂。年轻人欺凌长辈，长辈畏惧壮年人，猛烈的人强大，残暴的人尊贵。日夜互相残杀，没有休止，致力于铲除消耗他们的同类。没有政治，没有君主，上下如此背离。天地古今内外亲近的人，如此众多。权力怎么能平衡呢？不知道背离的人，是近处的传车；众多的人，是少数的指臂。统一号令，公正好恶，严明诛赏。君主有君主的权力，致力于礼教，重视信义，称颂先王。士人有士人的权力，衡量高低，观察土地肥瘠，安排五种作物。农民有农民的权力，流通财货，辨别精粗，区分贵贱。商人有商人的权力，设立规矩，陈列绳墨，具备器具，工匠有工匠的权力。君主取其一，臣民取其四。君主专一谋划，四方各自执行，权力怎么能不平衡呢？所以为天下做长远考虑，不如设立天子；为一国做长远考虑，不如设立诸侯。设立天子，不是比拟天子；设立诸侯，不是比拟诸侯。能以家庭听取意见的，以家庭来平衡权力；能以里巷听取意见的，以里巷来平衡权力；能以乡里听取意见的，以乡里来平衡权力；能以城邑听取意见的，以城邑来平衡权力；能以国家听取意见的，以国家来平衡权力；能以天下听取意见的，以天下来平衡权力。运用公众的勇气，就不必害怕孟贲了；运用公众的力量，就不必害怕乌获了；运用公众的视力，就不必害怕离娄了；运用公众的技巧，就不必害怕倕输了；运用公众的智慧，就不必害怕尧舜了；运用公众的武力，就不必害怕汤武了。这是万物所爱的力量，是统治者的最大宝物。所以我说道：利于人，爱护万物，平衡权力。

译君主表

作者不详

天子，天子，天子的儿子，百官的父亲，万民的身体，以及自身，儿子以及儿子，儿子作为大宗，没有大宗就涉及小宗，没有小宗就涉及宗族中的孤子，威烈显赫，绵延不绝，巍峨如天地，参差如日月，灿烂如云霞，统领万物，庄重和顺，没有人能束缚他，如同上天所掌管，没有人能胜任，天下如此，没有人敢冒犯，世代相承，天下无不尊崇君主。君主的政治，贵在知道如何处置，处置得当则安定，处置失当则危险。夏商周三代将天下置于仁义之上，百姓和睦，禽兽繁殖，草木茂盛，四方蛮夷归顺，子孙后代十余世，各自享受太平数百年。秦朝将天下置于法令之上，恩德未加，而怨恨充满，世人视皇位如旅店，憎恨君主如仇敌，灾祸几乎降临自身，子孙被诛灭。天下后世，穷究其弊端，认为尊崇君主以压制臣下，重视名分而苛求实际，看重世家大族，愚弄百姓，抑制功利，士人学习无用的学问，官员争夺残害百姓的权位。君主孤立于上，臣下献媚于下，突然发生大乱，民心顺从，不关心国家大事，不顾念君主。夏商周三代因此兴盛，秦朝因此灭亡。自秦朝以后，群雄并立，肆意骄横，民变骚动。君主，是百姓的表率，是治国的根本。夏商周三代以后，从未有过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的气象，为什么呢？积重难返所致。祖先如此，子孙无不如此，一朝如此，历代无不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无不如此。俄罗斯，当今的强国。自元朝以来，服饰制度与中国相近，理应安抚东俄，兼辖西伯利亚之地，尊崇君主压制百姓，禁止人们读书，其施行政事与暴秦相同。不久便身亡国乱。他凭借雄强的君主，仍用君权来开启民智，改变服饰，洗除浮华礼仪，废除世家大族，重视工艺，结交邻国，戒除文弱，任用客卿，委任将相，国家于是强大，深稳称治。近代以来，坚守其遗策，休养生息，不与海内轻易变动，即使以英、法、德、奥的强盛，都能离合操纵，渐渐有贯通万国，统一环球的趋势。那么即使设立君主，也不应愚弄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元帅掌握军权，仍必须有谋士精兵隶属，否则士卒哗变溃散，无法收拾。如今统领聋、盲、哑、残疾之人，共同治理，而且深闭固拒，压抑防范，想让他们不离心离德，土崩瓦解，不是很难吗？当此时，君主的权势将倾，权柄何在。附庸墨西哥，同文之国。等到西方人入境，像猎杀禽兽一样，剃发如鸟兽。等到美国人建国，同洲顺从风气，全部改为民主，脱离欧洲，寻求其立国的民种，已非红人。埃及，古代文明之邦，其开化与中国同时。亚历山大以来，没有杰出的君主宰相，礼教逐渐败坏，变为土番。英国人辅助其自主，以人才掌握其政。其余同洲诸国，如苏丹，如摩洛哥，如阿比西尼亚，君主都是世袭，臣下奉行命令非常谨慎。这些国家也曾沐浴教化，而文明未开，尤其互相掳掠。为欧洲诸国立约，共同禁止，派遣教士作为老师，直到按图分割，而不觉悟。这不是君主之国吗？印度、缅甸被英国吞并，朝鲜、暹罗因求自主而变为半君主，都是君主。现在将君主之国分为五等：一、能运用其民主权，足以威行内外者；二、主权不足而不能运用者；三、仅存半君主者；四、国内有君，邻国按图分割者；五、为附庸之国，而不能自立者。中国冠冕五洲，主权独重，无与伦比，故不列入。其它已灭亡的国家不列入。君子观察于此，未尝不发人深省。

君主威行内外，主权足不能用，半主受命于强国，君主为邻国按图分割者，附庸。

俄罗斯 土耳其

希腊

埃及

阿富汗

坎巨堤

布鲁克巴

波斯

俾路芝

阿剌伯

塞尔非亚

克什米尔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门的内哥

朝鲜

安南

暹罗

基发

阿科伯

廊尔喀

蒙古

檀香山

苏大

义火罗

马达加斯加

阿比西尼亚

摩洛哥

塞内冈比

畿内亚

公额

桑给巴

索非拉

那达尔

苏丹

突尼斯

阿弥及

的波里

哥多番

达夫

撒哈拉

亚德

莫三鼻给

加弗勒里

蒙古所属乌梁海、青海、西藏所属诸土司、亚然，在阿非利加为阿剌伯、阿满，王统属。

民主表

译佚名

屏蔽亿万兆京垓数的民众，而只由一两个人主宰，这是极端的私心。汇聚亿万兆京垓数的民众，即由亿万兆京垓数的民众主宰，这是极端的公心。我深切痛惜并详尽知晓其中的利弊，向天下宣告说：以公心治理天下的人，爱护天下的力量；以私心治理天下的人，像仪狄那样迷惑天下。封闭天下的人，天下就会成为盗贼；愚弄蒙蔽天下的人，天下就会遭受暴政。尧舜禅让，商汤周武征伐诛讨，他们的事迹不同，但顺应民心这一点是相同的。顺应民心为什么不能一脉相承呢？天地不喜欢一脉相承吗？鬼神不享用一脉相承的祭祀吗？祖宗不保佑一脉相承吗？子孙不守护一脉相承吗？所谓的喜爱实际上是杀戮，所谓的享用实际上是侮辱，所谓的保佑实际上是豢养，所谓的守护实际上是催促灭亡。因此，以私心治理天下的人不能长久，以公心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昌盛的。为什么呢？一个人的短处，不如众人的长处；十个人的勤勉，不如千人的明察。苍颉创造文字，容成制定历法，后稷从事农耕，奚仲制造车辆，他们的度量狭小，力量微薄，才智浅薄，不能一个人兼有众人的才能，不能一种利益滋生出众多的利益。前人后者，依靠千人的辛劳，万人的凭借，于是普遍形成了文明饮食、衣服、器用的世界。世界是一个整体，是耳目心腹所积累的结果。积累耳目心腹而成为人，积累人而成为家庭，积累家庭而成为邻里，积累邻里而成为里巷，积累里巷而成为乡邑，积累乡邑而成为党部，积累党部而成为都市，积累都市而成为国家，积累国家而成为天下。为天下设立君主，君主是核心；为天下设立师长，师长是众人；为天下设立朋友，朋友是党羽；为天下设立宗族，宗族是聚集。没有核心没有众人，没有党羽没有聚集，以孤立的方式统治天下，对上迎合官府，对下迎合私室，这就只能看到左边的现象，而看不到天下的现象；只能看到右边的史实，而看不到天下的史实；只能看到军营中的将领，而看不到天下的将领；只能看到学校中的士人，而看不到天下的士人；只能看到田间的百姓，而看不到天下的百姓；只能看到街市的商人，看到市肆的工匠，而看不到天下的商人和工匠。于是防范、猜忌、攻击、倾轧，于是水火、盗贼、兵戈、痛哭的天下，这又怎么能做到公呢？那么天下在哪里体现公？公在民众，民众在哪里体现公？公在党部。战国时期，民众党部盛行，五位君主将他们的首领罗致在门下，秦国人屏住呼吸，不敢触犯他们的锋芒。于是五位君主败亡，秦国收编他们的遗才俊杰，用来从事吞并，六国于是灭亡。后世不明察，常常因为六国的灭亡而责怪秦国，不知道灭亡六国的，正是六国的民众，与秦国无关。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六国被夷灭，民众悲哀哀痛，没有君主尤其愤愤不平地谋划恢复。所以嬴氏一旦失败，山东豪杰就纷纷兴起。如果民众不背负国家，而权力不能偏重于君主，不也很清楚吗？过去罗马的兴起，完全依靠元老院来治理，主司的权力等同于王者。后来奥古斯都自称凯撒，国势更加强大，号称太平盛世。于是习惯于世代相守，篡弑相继，君主虐待民众，民众势态纷乱无处施展，国家局势才开始衰弱。希腊、意大利都是君主国家，随即因为民众党部重新铲除旧制，变化蒸蒸日上。瑞士占据欧洲中原，只是一小块土地，因为民主而国家赖以生存，又曾经作为各国公会的地方。它禁止别国教士管辖其民众，与中国传教的条约相比，又怎么样呢？华盛顿是英国的流民，首创民主联邦体制，巍巍乎拥有天下而不参与私利。所以他的国家养兵不多而学校如林，终身号称富强，后世仰赖他的福泽。这是民主对治理的益处，后来谈论民政的人，无不尊崇他。拿破仑以统领的身份废除帝位，帮助美国自立，他实行民主比华盛顿更早。只是私心对待天下而不公，导致身死草莽，被天下人嘲笑。几十年后，法国也改为民主，难道不是民主的说法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吗？然而法国民众喜好武力争斗，在内则大肆宣扬平等均财的说法，在外则想联合俄国以复仇，将来必定被俄国人左右。俄国人假装许诺复仇的军队，而让法国先与英国争夺埃及，英国必定联合意大利、德国来颠覆法国。欧洲由此不再被俄国人控制，俄国人才向东看而收取东亚的利益。然而民主的国家在一时之间被颠覆，而在百年之后兴起，那么法国能够重新兴起，是可以预见的。美国人近来崇尚兼并，委内瑞拉不能保住其君主，墨西哥不能保住其疆域。美国人曾经用轻税的方法，让他们的民众纳土改隶美国，檀香山、古巴都唆使改隶联邦，以打通东西洋的孔道而掌握其权力。后来有魁杰出现，以武力征伐经营天下而成治业，如同拿破仑的旧计谋了。以公心治理天下，其措施尤其不可不慎重。现在将民主分为四等：一、民主而缔结联邦，交出国治权的；二、民主兼辖君主的；三、民主权力充足的；四、土地狭小，仅同酋长一样而仍然不受大国控制的。

译民主联邦，民主兼辖，君主民主，内外权力充足者，酋长特立。

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兼辖的安南、马达加斯加等君主之国。

秘鲁

智利

墨西哥

巴西

摩求奈

玻利非亚银国附

新加拉那大

厄瓜多

委内瑞拉

巴拉圭

乌拉圭

拉巴拉

哥多番

君民共主表

天尊，地卑，乾坤定位，卑高陈列，上下有序。有君就有臣，有臣就有民。民众聚集形成国家，国家聚集形成天下。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亿万人的天下。如果不能将亿万人统一统领，天下就会争夺；如果不能推己及人，惠及亿万人，天下就会混乱。柳子厚说：“有了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这是封建合治的说法。后世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责任交给大吏；大吏不能独自治理一省，责任交给郡首；郡首不能独自治理一郡，责任交给县令；县令不能独自治理一县，责任交给佐杂。这是郡县分治的说法。封建的天下不如郡县，郡县的天下又因任用的人而决定治乱。唐虞的制度，设立百官；夏商官职加倍，也能治理得当。《周礼》中上议院在治朝，咨询臣子、官吏和万民，朝士掌管治朝的位次，民众也在其中，上下互相资助，和谐达成治理。到了后世，内外官员动辄数以千万计。在内者，阁臣以下六部主管庶政，五府主管军事，都察院主管纠察，通政司主管喉舌，大理寺主管刑狱，太仆寺主管戎马，光禄寺主管膳食，鸿胪寺主管宾客，太常寺主管祭祀，国子监主管教育，钦天监主管律历，宗人府主管宗室，詹事府主管东宫。弹劾驳正由科道主管，记录注疏由翰林主管，出使由行人司主管，治疗由太医院主管。在外者，督抚以下各省设立两司主管一省事务，布政司主管财赋，按察司主管刑名。要害之地，又设道台分管。文武互相制约，内外互相维系，如恒星依附太阳，如行星依附地球，以种植责任为骨，以联络责任为筋，以呼吸责任为肺，以饮食责任为胃，以变化血液责任为心，以知觉责任为脑，以公正无私责任为公，以彰善明理责任为卿，以大扶进人责任为大夫，以通古今辨可否责任为士。司以总领其纲，师以训练其徒，职以坚守其业，以平衡其政，掌以专司其事。简选其善，率领其不善；进用其良策，其不良者，辟以止辟，不臧厥臧（不赞美其善）。相互吸引，相互指挥，共同主宰天下。中国圣明的时代，之所以称为盛世达到最高治理，就是因为这样。后世学术衰微，多窥探暗弱之处作为攻取的手段，官吏则从中获取，习惯法官则通过捐纳，科举两条途径进身，不久又担心与民勾结，于是有了调遣之法，回避之例。官民不熟习，吏士不相知，士人隐居乡里，不知经世之事，贤者洁身自好，不肖者厚颜无耻以取媚当世。于是，一朝的治理，只有胥吏知道，胥吏知道而法律不能执行，就出卖法律以谋取私利。朝廷有不便的命令下达，而民众虽然熟悉却无所察觉，大臣哑口无言不知所措，庶民又闭口结舌不敢表达心意。于是有人起而说：“法律不能改变，民众不愿服从，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而在平时离心力割血脉，上下不相接，就没有一句话及一事。这是两千年来以来的通病。过去王安石变法，士人害怕习政，交口攻击，以至于礼乐兵刑被视为糟粕。炎宋诸子出现，知道实学不易讲，于是遁入空虚以避当世之祸，自成派系，乐于逃避政教之外，而相率赴之。于是格致、天文、舆地、测算，中国自有的旧学，均沦于四裔，而不知返回。唉！中国想要恢复共主之治，齐齐然节节然如三代盛世，难道不难吗？泰西君民共主之国，以英国为最强，然而当数百年前，君民两党龃龉相攻，百年后才形成这种治体。日本大权旁落，民众思念其君，藩幕端政千余年而不能窃位，及尊攘议起，大将军徒走就邸邸，无敢异言，难道不是民气固结的效果吗？从此以后，去除浮谈，求实学，开设元老院，比照欧洲，也可见权力轻重不分君民。学不精则权不能自主。德意志以霸主而执会盟，开设总院统一邦国，各邦君主有退位而为议员的，也可见权力之盛在议院不在君主。至于各党相击而宰相得操其进退可否之权固然在开明政学识其赏魁，已经预先绝非卤莽考试求人才于暗中摸索。今表君民共主分为三等：一为帝制，二为王统，三为以别国之君而自保民政者

译其余各国所开辟的新疆域以及被授予治理权的地区，虽然不能成为独立国家，也列入附表。那些内政外交仍然依赖本国的地区不列入表中，表中列出的是那些如同藩属国、却又似乎拥有自主权的地区。

译君民共同拥戴成帝治理天下的，君民共同拥戴成王统御天下的，是以别国的君主为君主，而自己保留民政的，依附于自行开辟的属地拥有民政的。

英国、吉（葡萄牙）、利（比利时）、荷兰、匈牙利，即匈奴，以奥地利国王兼王，加拿大、美洲土地属于英国。

德意志普鲁士国兼皇帝，比利时、挪威，以瑞典国王兼王，新西兰，属于英国。

日本，日斯巴利亚，即西班牙；卢森堡，由荷兰国王兼王，并加入日耳曼公会；澳大利亚，属于英国。

奥地利合并匈牙利，名叫奥斯马，加上葡萄牙，波兰王位，由俄国沙皇兼任，但仍然保留国家治理，北般岛属于英国。

意大利、瑞典，兼有挪威。

丹麦即嗹国

希腊

古史钩沈论

龚自珍

龚自珍说：“史书上有记载说：‘称霸天下的子孙，中叶的君主，他们的力量衰弱，他们的志向文雅，他们的才智低下，他们的财力稀少，未曾不广泛寻求礼义廉耻之士，厚待他们的妻儿。他们的言论有时寻求而得到回应，有时寻求而得不到回应，必定要依据祖先的号令来区别对待。’史书上又有记载：‘从前称霸天下的君主，称颂祖先的庙宇，他们的力量强大，他们的志向勇武，他们的才智高超，他们的财力丰富，未曾不仇视天下的士人，去除人的廉洁以取悦号令，去除人的羞耻以抬高自己。一个人刚强，万人柔顺，以便使他们有力强大勇武而顺从。’子孙于是不能长久，于是诽谤，于是怨恨，于是责问他们的臣下，于是侮辱荣耀他们，这是亢辱的开始。辩驳亢奋，是诽谤的开始。使他们便于任用法律，是责问的开始。气，是耻的外在表现；耻，是气的内在本质。温和而文雅，是王者之言；警惕而谦让，是王者之行。言语文雅而行为谦让，是王者用来培养人气的方法。他们的仓库〇〇回〇〇，他们的钟器。大抵积累百年的力量，来震荡摧毁天下的廉耻，已经灭绝，已经猎杀，已经平定。然而却凭借虎视余荫，一旦要求臣下有气节，不也太晚了吗？”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

从前唐宋明三代定都京城时，在京城及其通都大邑，必定有乐籍。评论世事的人大多忽视而不考察，因此龚自珍论述说：“如果不是二帝三王的纯粹完备，国家不能没有私心，举动没有阴谋，称霸天下的统绪，其得到天下与守住天下都是如此。”老子说：“法令这种东西，是用来愚弄百姓的，不是用来开明百姓的。”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平民尚且如此，士人，又是四民中聪明善议论的人。身心闲暇，饱暖无事，就会留心古今而喜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喜好议论，就会对祖宗的立法，君主的举动措施，一代之所以为号令的，都大大不便。凡是帝王所居的地方叫京师，因为那里人民众多，不是一类一族。因此招募女子千余户进入乐籍。乐籍既然遍布京城，其中必定有资质端丽、桀黠辩慧的人出现。目挑心招，开合以为术，就可以钳制天下的游士。怎么能够钳制呢？回答说：“使他们耗费资财，那么谋划自身尚且来不及，没有谋划人国的心思了。使他们耗费日力，那么没有闲暇时间谈论二帝三王的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了。使他们〇歌泣于笫之间，耗费他们壮年的雄材伟略，那么思乱的志向就平息了，而议论图谋上指天下画地的态度也就更加平息了。使他们春晨秋夜写作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费他们的才华，那么议论军国臧否政事的文章就可以不写了。”这样那么民听统一，国事便利，而士类得以保全的人也众多。回答说：“像这样那么唐宋明难道没有豪杰议论国是、掣肘国从而自取杀身之祸的人吗？”回答说：“有的。”君主的手段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君主有苦心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能尽售于一二豪杰，这也是霸者的遗憾啊。唉！

尊隐

将与你枕在高林，藉着丰草，离开潮湿之地，靠近险峻之处，第四时的荣木，注视九州的神皋，而跟从我在其中嬉戏，那么就可以说是山中的〇民了。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华实，百氏为杝藩，枝叶昌盛，不可穷尽论述，而跟从我在其中嬉戏，那么就可以说是山中的悴民了。听古史氏说：君子所重视的是生命，所重视其生命的是时机。因此一年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二曰威时。一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太阳孕育于溟涬，沐浴于东海，徘徊于华林，轩辕于高闳照耀人的新沐濯，沧沧凉凉，不炎热其火〇几，吸引清气，适宜君主适宜王者。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时而生，入境而问之：天下法宗礼族，归信鬼神归祀，大川归道，百宝万货人功精英，不飞〇异，而飞聚于京城

译军队。山林幽暗深邃，只有粗鄙的百姓和皂隶居住其中，被虎豹吞食，竟然不值得悲伤。太阳正当午时，火焰炽盛，五色光明灿烂，吸纳饮用和顺之气，适宜做君主，适宜做帝王。处于这种境况，拥有国家，而君子恰好出生在这里，进入国境并询问：天下的法度、宗族礼仪，修养心性、祭祀鬼神，大川修治道路，百宝万货，奔命涌塞，车马牛畜喘息如京师一般。山林幽暗深邃，只有困厄的士人。天命不再犹豫，草木死亡。太阳将要落下，悲风骤然到来，人们思念灯烛，惨淡地注视火焰，吸纳饮用暮气，与梦境为邻，尚未达到那种境况。拥有国家，而君子恰好出生在这里却不出生，王家的元妃嫔嫱之家不出生，世代豢养之家不出生，从山川而来，停留在郊外，并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古代的典籍，圣人的心肝，人类的功业精英，百工魁首所成就的，如同京师一般。京师不接受，不仅不接受，又撕裂并肢解他们。丑恶的同类、懒惰无能、欺诈虚伪、没有才能的人，被抬举任用，以此作为生计，那么百宝都怨恨，怨恨就返回田野了。贵人故家，祭祀的宗族，不喜欢守护先人给予的重器，不喜欢守护先人给予的重器，那么贫贱之人就篡夺它，那么京师的气运就泄露了。京师的气运泄露，就积聚在田野了。这样京师就贫穷，京师贫穷那么四方的山林就充实了。古代的典籍，圣人的心肝不留在京师，祭祀宗族的子孙见闻优柔寡断，那么京师就卑贱，卑贱那么山中的百姓就有自称为公侯的人了。这样豪杰就轻视，京师就轻视，京师那么山中的势力就重了。这样，京师就像老鼠的土堆，像老鼠的土堆那么山中的壁垒就坚固了。京师的日子短，山中的日子长。风恶劣，水泉恶劣，尘霾恶劣，山中平静和顺，清澈明朗。人们手臂失度，嗡嗡像蝇虫，那么山中警戒，并相互修习娴雅。朝士缺乏帮助，失去亲近，那么山中的百姓一百人吟唱呻吟，百人询问疾苦。朝士愁苦，苟且休息简略，苟且活命偏斜，彷徨商酌去留，那么山中的岁月就安定了。多暴虐的侯王，过山中的人产生钟爱的思念。童孙叫喊，过山中的人祝寿老人不要很快死去。他们的祖宗说：“我没有多余的荣耀了，我把你作为殿后。”山林之神说：“我没有多余的愤怒了，我把你作为殿后。”忽然寂静，灯烛没有火，几乎听不到余言，只听到鼾声。夜晚漫长，鹖鸟不鸣叫，那么山中的百姓有大音声响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因此百姓的丑恶生存，一纵一横，早晚为纵，居处为横。百世为纵，一代为横，横收取其实，纵收取其名之百姓。是壑吗？是邱吗？是垤吗？是避其实吗？能大其生，以察三时，以宠爱灵史氏，将不称之为横天地之隐吗？听史氏说：“百个媚夫不如一个猖夫，百个酣民不如一个瘁民，百个瘁民不如一个之民。”又问：“之民有待吗？无待吗？”回答说：“有待，等待谁？等待后史氏。谁是无待？”回答说：“其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没有踪迹，大患没有边际，大若折断，大瘁若休息，居之无形，火焰景煜爚，捕之杳冥。”后史想要寻求他，七次反而无所获。悲哀啊，悲哀！因此又称之为纵之隐。

译尊侠篇

麦孟华

古人有话说：“悲哀没有比内心死寂更大的了。”可悲啊！以我们中国如此辽阔的疆域，四万万众多的人口，竟然不免落到今天的境地！读太史公的《游侠列传》，我私下奇怪朱家、郭解不过是匹夫之勇，太史公为何津津乐道？内心向往他们到了这种地步。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才知道所谓侠士，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众人的心灵，散尽自己的钱财来凝聚众人的力量，舍弃自己的家庭来保全国家。一个人如果不尚侠义，时代就称他为不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侠士，时代就称它不成其为国。从前中国是靠侠义精神立国的。战国以前，侠士汇聚如鱼鳞般密集，布满天下。第一次受挫于秦始皇禁止诽谤，第二次受挫于汉文帝、景帝主张无为而治并诛杀游侠，第三次受挫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第四次受挫于十常侍禁锢党人，第五次受挫于魏武帝毁坏名节，第六次受挫于南北朝、唐朝的君臣重视辞章科举，第七次受挫于宋朝元祐年间，第八次受挫于宋朝庆元年间禁止党人，第九次受挫于元朝以蒙古习俗扰乱中国，视臣民为奴隶，第十次受挫于明太祖毁坏名节、忌恨才士、采用八股取士，第十一次受挫于明朝东厂禁锢党人，第十二次受挫于乾嘉时期士大夫的议论诋毁社会。他们压制侠义的手段，并非只有一种；他们的罪过，并非只由一人造成；但归结起来，都在于挫伤人的志气，涣散人的力量，扼杀人的心灵。所以侠士一代比一代少，直到今天，侠的种系遂在天下断绝。我曾纵观古今，知道侠士的多寡与外患的多寡成反比例。孟子说：“国家必定先自我削弱，然后别国才会来攻打它。”举一国之人，志气已经短促，力量已经涣散，心灵已经死寂，然后外国得以用武力施加于我们，就像用锋利的斧头砍入腐朽的木头，脆弱柔软而无法抵挡。因此，秦朝以前，戎狄不扰乱中国，秦、吴、楚都是同种人，不能算作戎狄。我的朋友徐勤有《春秋中国彝狄说》，详细阐述了这一义理。此后，压制侠义越严重的，遭受戎狄祸患也越严重。所以有了十常侍、魏武帝压制侠义的挫折，五胡和拓跋氏便相继主宰中原；有了元祐、庆元压制侠义的挫折，成吉思汗的后裔便统一神州；有了乾嘉士大夫议论压制侠义的挫折，欧洲的祸患便逐渐蔓延泛滥于今日而无人能救。这不是我刻意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来归咎于这些人。没有志气的人没有不死的，没有志气的国家没有不亡的。纵观天下古今中外，没有能改变这一规律的。

现在西方人侮辱我们太厉害了，割占我们的土地，违背盟约，阻止我们增加关税，拒绝我们的使臣，驱逐我们的华工，垄断我们的铁路，插手我们的矿务，在口岸交涉中强加条约，胁迫官吏干预民间诉讼，虐待我们的百姓。那些侨居我国的西方人，放纵凶悍，跋扈傲慢，在白天的大街上无理凌辱，言语神色相抵触，就辱骂并鞭打我们。而我们在他们国家做工的同胞，更是被摧残、窘迫、鞭打、驱使，刻薄残酷地劳作，几乎没有人道，被束缚驱赶，连奴隶、囚犯、牛马都不如。而他们却还在天下公然叫嚣，认为野蛮的国家绝对不能以文明教化的道理来对待。我认为，身处这个时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如果没有人心，那就算了；如果还有人心，应当如何感慨羞愤，忧叹哽咽，激昂迅猛严厉，粉身碎骨，埋藏念头、积虑深思，来思考如何一雪此耻呢。然而今天的官员却是这样，今天的士人却是这样，今天的农民、工人、商人、士兵却是这样。我听说美国受英国管辖时，苛税虐政，惨无人道，大侠华盛顿兴起，以侠义精神激励美国民众，血战八年，建立民治政府，于是有了今天的美国。普鲁士受法国压制时，法国限制其兵额，禁止其自强，大侠俾斯麦兴起，以侠义精神激励普鲁士民众，人人成为士兵，都效死力，于是有了今天的普鲁士。法国受普鲁士打击时，割让两省土地，京城沦陷，大侠戴乐兹兴起，以侠义精神激励法国民众，描绘败军之状以激起民怒，全法国的人未曾忘记色当战役的耻辱，于是有了今天的法国。日本受各国欺凌时，匆忙订立屈辱盟约，穷困窘迫而开放口岸，大侠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兴起，以侠义精神激励日本民众，最终推翻幕府，确立王政，西欧畏惧他们，于是有了今天的日本。中国从事外交几十年了，西方良好的政治和奇特的技艺，以仿效为耻，稍微学习一点，就引为大耻辱；而与那里的民众士人接触，却甘愿受其顿辱，畏惧他们、谄媚他们，安然不以为怪。凭借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却总是做出畏惧他人、谄媚他人的举动，这怎么能称为国家呢？不仅是中国疲弱散漫、萎靡不振、互不关心，休戚与共的关系漠然视之，疏远得像胡人和越人一样，官吏漠视百姓，百姓漠视国人，国人漠视朋友，宗族漠视家族，每天听着邻居的呼救，坐视同族沦亡，却没有豪杰之士想到援手，同室之人离散，坐等招致他族的欺凌侵犯，难道中国人忍心对待同类吗？不过是心力懦弱萎靡，不足以拯救危难而承担急务罢了。

侠义有三个等级：乡侠、侠财、国侠、侠命，以及大侠、侠心。侠财之士，倾家荡产结交士人，不分骨肉与平民，救济贫困之人，从贫贱开始，赴人之急如同处理自己的私事。信陵君、平原君这类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强大魏国、保全赵国的。日本的各藩，大多能供养士人、藏匿豪杰，动辄数以百计。变法之初，最终收到了效用，遗留的风俗至今未改。即使是中等家产的人，也必定供养数名食客

译人。俄国人也同样盛行这种风气，所以这两个国家强悍，在亚洲东部横行无阻。侠义之士，将自身托付给他人，以死承担事务，践行志向、成就功业，决断毫不犹豫，凌驾报复强暴，如同鞭打奴仆一般，即使刀锯刑具紧随其后，也悍然不惧。所以曹沫胁迫齐桓公盟誓，使齐国归还土地；蔺相如呵斥秦王，使秦王割让城池；唐雎按剑而起，使秦始皇畏惧魏国。拿出万死不顾一生的计划，来殉救国家的危难，最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决定一国的安危。侠心之士，孤身一人，想着天下饥寒困苦与自己同体，内心焦急悲痛。他们的行为不一定激烈，言语不一定愤慨，恩怨报复也不一定昭然明白。只有这热爱之心与刚强之气，就足以使亡者复存、死者复生。所以大的忧患、大的艰险，纷乱纠葛、危急万分，使千万人惊心，连帝王鬼神都无法平息的事情，最终没有不在侠者心中平息的。对内同类，对外异族，上至九天，下至九渊，没有什么能阻挡。患难最终全部平息，忧郁最终全部伸张，悍戾最终全部屈服，艰巨最终全部完成。用言语改变国家，本来就像孟贲、夏育举起一只小鸡一样容易。这三类人，对外可以抵御外侮，对内可以振兴邦国，是有国家所祈祷追求的，是众生所寄托性命的。中国是人才荟萃之地，难道敢说就没有这样的人吗？然而太平日子久了，国家不需要人才，厌恶侠者以武力触犯禁令，又厌恶他们豪爽任侠、结交纳客能够赢得民心。于是放逐他们、铲除他们、分裂他们、车裂他们。侠者挟带心力却无法施展，于是变得狂放轻慢、放荡不羁，以此摧残冷却他们热爱之心。后来崛起的杰出人物，鉴于这种情况，于是像虫一样蜷缩谨慎、自我束缚，深深自我克制，他们的心力不敢议论任事，以免遭受当世的放逐和铲除。于是朝廷没有侠吏，民间没有侠民，乡里没有侠士，市肆没有侠商，草泽没有侠盗，小心谨慎、畏首畏尾，互相忍让以维持国家。于是举世都成为懦弱无气的人，百事废弛坠落而不思振作，同族沦陷溺亡而不思拯救，一次败给英国，再次败给法国，三次败给日本，低头受辱而不思报复。唉！这还能算是国家吗？这还能算是国家吗？麦孟华说：“我听说，最高尚的是崇尚德行，其次是讲究施报。孔子说：‘以直道回报怨恨。’《诗经》说：‘没有言语不谨慎的。’齐襄公为九世前的仇人复仇，《春秋》认为合乎道义；鲁庄公与齐侯在姑棼会盟、在昧地打猎，《春秋》认为这是耻辱。西欧各国尤其倡导这种道义，对方以无理相加，这边必定按照同样的道理进行报复，即使是弱小的国家也能凭借这一点与强大的国家抗争。而且他们的民众最崇尚气节，国家体制即使受到一丝一毫的挫折，一句话的违逆，也必定捋袖要求报复，举国相争，即使到了兴兵致死的地步，国际法学家也没有非议的。不但不非议，反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公法，保全国家体制，伸张自主的权利。现在中国虽然孱弱，难道不是同样含生负气、头顶天脚踩地、圆头方足的人类吗？为什么竟至于这样？为什么竟至于这样？”

译有人问：“内地各省痛恨欧洲人如同厌恶恶臭，一听到‘洋’字，就感到刺心触目，都想让他们死心塌地。关于教堂的案件，没有一年没有。难道中国的侠民并不少吗？”回答说：“这哪里算得上侠民？这简直是乱民中的极端者。我不和你谈远的事，请谈谈日本。日本在明治初年，藩士愤恨法国人横行恣意，联合众人轰击，在东京杀死了数人。警报传到欧洲，法国人用军舰扼守海岸，索要主谋杀人者，将要兴师问罪，趁机践踏日本。而各藩的烈士上书自首二十一人，从容慷慨，一同前往刑场，争相抢先赴死，挥刀剖腹如流水般，前一个死了，后一个接着死，直到七个人时，欧洲观看的人都不忍心看，拍手流泪，瞪大眼睛说不出话，请求停止杀戮。于是法国人沉默沮丧，不仅不敢有非分的索取，而且表示不敢当，达成和议后离去。如今我国历年来的教案，开始时与日本相同，结束时却与日本多么相反啊？我认为如果不谈义愤也就罢了，如果谈义愤，那么谚语所说的堂堂大丈夫，做得死就得粉身碎骨，夷灭家族，而绝不肯开始时作乱最终抛弃，贻害于人而让自己幸免。然而为什么一哄而起，像乌合之众一样狂吠？一哄而散，像狼奔狐窜一样，畏惧死亡躲避隐藏，大肆搜查也找不到。开始时多么勇猛？结束时多么怯懦？愚昧的徒众连累了官府，即使有理也变成无理，赔款谢罪，株连国家。唉！我国的耻辱，没有比教案更严重的了。”孔子说：“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乃至亲人。”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哪里算得上侠呢？这哪里算得上侠呢？况且侠士，一定是任意气，踏白刃，放肆凶暴以伤害人吗？国家的灭亡，不是灭亡于兵力弱小器械破旧，而是灭亡于心力的萎靡；国家的兴盛，不是兴盛于兵力强大器械锋利，而是兴盛于心力的坚定。中国地方万里，带甲千万，并不弱小。如果使人急于救国，士人担当事务，家家怀着奋发的志向，国家以受辱为耻，这就是所谓的大侠侠心。我们的气势既然昌盛，他们的势力自然萎靡。伍员是匹夫，独自逃亡，父亲死兄长被杀，而仗剑投袂，于是报复平王；勾践是被俘的君王，栖身会稽，男仆女妾，而卧薪尝胆،于是报复夫差。只有效法他们，才能战胜他们；只有与他们在一起，才能夺取他们；只有处于他们之下，才能凌驾他们之上。真正能侠的人，懂得这个意义啊！龚自珍的话多么痛切啊！履霜的脚步比坚冰更寒冷，未雨之鸟比漂泊更悲戚，痹痨的疾病比痈疽更危险，将萎之花比枯木更惨。我听说，西方人灭亡别人的国家，一定有试探的方法。开始则辱骂，以观察其气概。辱骂而不能报复，则欺凌侵犯，以观察其力量。欺凌侵犯而不能报复，于是敢于奴役虐待，敢于干预，敢于吞噬，敢于宰割，使其都城成为废墟而残害其种族。英国灭亡印度，俄国消灭波兰，六大国瓜分土耳其，没有不使用这种方法的。中国既然遭受了他们的辱骂欺凌，以后的奴役吞噬没有止境。趁此时自我奋发，激励众人誓死同心，内部共同悲痛，外部致其死地。上级侠其权，下级侠其命，智者侠其才，愚者侠其力。同心并命，发愤自我伸张，使他们知道我国有人，本来不是波兰印度衰败可比，而之前低头委命，只是其气郁结而未伸张，力量积蓄而未奋发罢了。俗话说：“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即使是蜂虿这样的小人，尚且畏惧他们而视其为神明，何况四万万人口，二万万里土地，二十六万余种物产呢？”

质疑者又说：“摩顶放踵，思利天下；蹈汤赴火،求救生民。你难道想用墨家之道来强国吗？”况且积弱的国家，突然对抗强大的国家，这是加速灭亡。回答说：“报复，是天下的公理；任恤，是古圣的明训。一人饥溺，如同自己落入沟中。伊尹是任侠的魁首，杀身成仁，不可夺志；孔子是任侠的魁首。”后人以柔懦诬蔑儒者，日益辱骂儒术不能治理天下。难道儒术真的不足以治理天下吗？国家柔弱怯懦，就告诉它尊崇任侠；儒家之道，也是如此。舍弃强立的圣言，安于靡懦的旧习？这是进入国家而不选择所务之事。

质疑者又说：“我听说春秋之义，太平之世，远近大小如一，大同之治，爱邻国如己国，小小的恩怨，大儒不谈。”回答说：“至治的极致，义贵平等。西方人藐视我国，百般窘辱，衡量理势，难道可以说平等吗？侠士振弱锄强，取不平者而平之，这是公法家所说的平权。而且国家相处，必重报施，即使达到太平，也难免。今天的天下，是据乱世的天下。如果突然陈述高义，不自奋拔，低头齰舌，厚颜受辱，那么印度、土耳其岂不是很兴盛吗？”那么报施之道如何？回答说：“开始则以力鼓其勇，继则以气萃其党،终则以智御其变。担心不足以倡导，相激而力生；担心不足以持久，相激而气伸；担心不足以抵挡，相激而智出。以死求生،以亡求存،以失求得،以危求

译平安。那朱家、郭解，不过是里巷间轻捷勇猛的年轻人罢了，行事不合正道正义，只是图快意私欲，然而尚且能不吝惜自身性命，仗义执言去解救士人的急难。难道国家的耻辱、公众的道义，竟没有一个人能触动其内心吗？瓜分中国的期限日益逼近，勒索的要求日益增多，外交交涉之事日益蛮横，百姓的生活日益窘迫，凡是有血气的人，难道没有义愤吗？痛心我们华夏民族的衰微，念及异族势力的逼迫，目光炯炯的黄帝子孙，是应当汇聚全力、拼死以洗雪这耻辱呢？还是将低眉顺眼，忍心做奴隶、囚徒、牛马而毫不顾惜呢？鲁仲连蹈海自尽，终究没有成就秦王的霸业；申包胥哭于秦庭，最终奠定了鬻熊的祭祀。所有君子，共同承担这份责任，共同振奋这股正气，确实也不会气馁了。如果仍然不敬畏、不恐惧，没有人肯忧虑祸乱，那本来就是西方人所庆幸、所高兴的，也是朱家、郭解所感到羞耻的。

译民政问答

问：西方各国设有国会，凡是确立君主、施行行政、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和战时机、工商要务，以及公使领事的利权，都由此产生，它的制度可以详细说说吗？

答：《四裔编年表》说，巴比伦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多年，一向由长老听政；埃及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长老开始拥立国君；巴勒斯坦在一千八百年前，人民聪慧，物产丰富，实行共和治理，这是国会的萌芽。到了希腊在公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即商朝小甲七年，在得满拜力设立一个大会，叫“安勿克地恩”，各邦推举人员参加，用来商议国政，这与今天德意志合众国设立国会、各邦推举人员入会的制度相同。既然这样，那么以国会闻名的是，在一千三百二十年，希腊又设立了来西神教会和以西米亚地校武会，当时各会逐渐提升民众的智慧，这开启了希腊政学并茂的先河，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万国史记》说，罗马在公元前四百五十四年，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议事官商议派遣三名秀才到雅典学习法律，两年后学成回国，于是废除执政官，设置十名大官，叫“特宣希利以巴的黎支”，由其中的贤者担任。在此之前，律文有规定：“国家的大官，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到了这时，贵贱平等，共同执掌国家权力，国会的制度因此更加显著。《西学辑存》据此认为这是国会的开始，而不把希腊的“安勿克地恩”算作国会，颇为疏忽。现在欧美各国，没有国家没有国会，没有国会不成国家，其权力力量，以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为最猛烈，德国、日本为最强劲，英国、美国、瑞士为最纯粹。请综合其始末来论述：法国的国会设立于公元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即宋朝宗嘉定十五年，当时法王路易征讨英国失败归来，于是设立国会，广泛召集臣民，公开议论政事，详情见重订本。《法国志》又说，在一千三百多年时，法王腓力四世即位后，大力兴办民会，西方史书称他朝中没有暴政，民间没有冤民，上下权利并行不悖。逸史作者王韬说：“欧洲有议院有国会，君主与百姓共同治理，一切秉持至公，所有法律都由国会制定，所以他们的法律以保护人民权利为主。”确实如此！无奈法国政令虽然出自国会，但君主与百姓争夺权力的情况因此更加激烈。一千三百五十年，腓力去世，约翰继位，荒淫昏庸暴戾，不关心政事，与英国黑太子在波亚迭交战，兵败被俘，国内大商人色耳来昂教长鲁伯基等人愤然说：“王权微弱，不足以立国，不如将权力归还国会。”于是当时建立了共和政党。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国会党驱逐太子查理，民心骚动，城内大乱。查理最终登上王位，仇视国会党的气势以压制他们。从此王权与国会交替盛衰，危险啊！然而在一千五百二十一年，即明朝武宗正德十六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被西班牙俘虏，商议割地求和，国会争辩说：“割地是国家大事，岂是国王一人所能决定的？”最终没有同意。日本重野安绎评论此事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王是天下人拥立的，纳税不是为了奉养国王自己，死战不是为了勤王报国。所以国王割地，百姓不答应，国王即使亡国，国家尚存。”这可见欧洲人自主的权利。按此说见于《法国志》，引用的道理很高，记录下来以阐明国会的公理。那么法国的国会虽然喧嚣不安，但其对国家有益处也不浅。这时贵族绅士和教士依仗他们压迫百姓的旧习，最终因为国会对自己不便而想废除它，上下水火不容，丧乱非常多，于是酿成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乱局。自一千五百年至此，君民争权的事情很多，大体上是君主与贵族绅士教士务必用权势压迫百姓，民心不堪忍受，起来作乱，详情见《法国志》，这里不再详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即乾隆五十四年，国会因为世家教师压迫平民，集议非色野想要改变旧章，法王路易十六不赞成，表面上答应而暗中派遣三万军队包围国会，巴黎市民于是反叛，攻破监狱，国王杀害世家教师。泰西新史追论法王路易十五的专制虐民非常惨酷，酿成了这场变故。等到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派遣军队包围法国都城，人心惶恐，国会于是说：“这是王党招引外兵，于是以清除君主身边奸佞为名，驱逐国王并杀害王子与宗族亲戚无数，然后作战，击退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的军队。”此事颇类似衰微的周朝幽王、厉王的情形，国会的权力这时大大兴盛，世家教士只能侧目而视，无可奈何。其后拿破仑凭借阴鸷雄武的才能讨好国会，得以成为将军，击败意大利军队，于是暗中夺取国会的权力，用兵力威吓他人。国王威吓他的百姓，国会知道落入他的计谋反而被他利用，所以他的雄猜暴戾不亚于秦始皇、亚历山大，而他笼络民心、牢固宠信的手段，国会举古今豪杰，无可比拟，所以身死荒岛，而百姓思念他不止。拿破仑死后，仍然由共和主政。有位叫路易·斐礼的国王，想要专治国会，被驱逐，仍然称王。前王拿破仑的侄子叫路易·拿破仑，是民主派，而拿破仑想恢复先业

译暗中独揽国家大权，违背时势，民怨沸腾，解散议会，杀害平民，又实行君主专制二十多年，最终导致师丹战役的失败，身死国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于是国会最终决议建立民主国家，至今未曾改变。鉴于师丹战败的教训，日夜勤勉地谋求国家富强，最终偿还了德国五千亿法郎的赔款。希望了解国论的人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国会的力量。这就是法国建立国会的始末。

译意大利在1144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五年，设立了议会。此后受制于教皇，虽然私下有集会，但不敢公开议论政事的得失。到了1848年，即道光二十八年，听闻法国改变制度，各会中人内心激动不安。第二年意大利便自立为民主国，将教皇驱逐出甘塔。然而当时法国皇帝正图恢复君主统治，奉教皇仍定都罗马城。意大利国会畏惧其兵力，不敢抵抗。不久法国皇帝战败，教皇也战败。于是这个分裂数百年未能统一的国家，终于联合成为合众国。此前意大利有一个会党，名叫“家婆那哩”，成立于1814年，即嘉庆十九年，所谈论的多是治国的新法。过了几年，意大利人麦荠腻又成立了一个会，扩大民众基础称为“新意大利会”，倡导建立民主议会，以协调贵贱平等的道理。从此国会势力日益兴盛，几十年间，最终使意大利强大起来。这就是意大利建立国会的始末。

奥地利在匈牙利叛乱之前（语见总说），暴君虐待百姓，其中有个国王叫飞蝶南，尤其傲慢狠毒，不满足众心。国会中有人起而驱逐他。飞蝶南退位后，国会上下官员聚集在维也纳都城，商议重大政事。等到约瑟夫一世在咸丰年间继位，便设立议院，通达民间疾苦，筹划国家用度和国势，于是国家蒸蒸日上。《泰西新史》说：“大抵国家若能先设立一个大国会，那么即使时势危急，也没有办不成的局面。”这话多么精辟啊！洴澼子说：“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国会依仗血气之性，对抗尊卑之分，屡次驱逐君主、杀害大臣，安然自若不以为怪，可以说是勇敢而无礼了。”然而强横的君主相继兴起相互抗衡，最终未能战胜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彼方人多我方人少，而且他们的宗旨在于强国和平等。国家强大了，权力平等了，他们也就安分不再生事。从今天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来看，就可以知道驾驭的方法了。

德国在变法以前，居上位的人凭借权势欺凌他人，与意大利、奥地利没有不同。屡次经过国会中人与他们抗争辩论，民气才开始调和，详情见《泰西新史》。其中有一个会特别符合公理，叫“良民会”。在1807年，即嘉庆十一年，拿破仑在欧西肆虐，普鲁士宰相赐德鹰特设立此会，以仇视法国。日耳曼各国于是合为一体。日本维新以来，会党林立，国家日益强大。其所设元老院与美国制度相同，尤其深得国会精髓。他们抗辩议论政事，刚劲不屈，有时喧哗吵闹，但与专为身家营私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建立议会最早。开国时，父老集会商议，推举一人主持会见《英史》及《万国史记》，隐含了国会的萌芽。后来比利敦（英国先名比利敦），各地议会合为二，一曰比利敦会，一曰诺曼会。萨克森王朝立君，行政由公会议定。1326年，即元泰定帝泰定三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委托政事给巴力门。巴力门与中国总理衙门、军军机处相同，然而聚会散会都由它决定，固然是国会的喉舌，使英民得以知晓国政，威名顿时显赫。从此巴力门的权力历经千余年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国会。另外有别设的卑力维议会，都是贵人有名誉者，有机要事务召他们参议，不完全关乎朝政，而民间特别以此为重。查英国上下院都叫斯比格，都由巴力门总司会事。国家重大政事，国王与贵人、三等百姓合议而行。百姓向巴力门进言，也任由他们聚会，所以巴力门是国会的魁首。至于在其属地设立国会，则有1864年英国议定北美洲属地设立国成的先例。当时议定在所属国设国会，一辖以总督一人，各省又另设一会，办理各国公事，总督派人分任各省会事，详见《各国交涉公法论》卷二。这就是英国建立国会的制度。

至于美国的国会更是如此，顺应人心。其制度国会分为元老、绅董两院，元老选用三十岁以上在本土居住满九年的人，绅董选用二十五岁以上在本土居住满七年的人，都由各邦会、邦民公举。凡是税租出纳、官员薪俸、正副总统任免、审判司员以及各项政事的善恶，都由国会详细商议施行。于是华盛顿亲手奠定太平基业，至今作为法令之首。其余民间会党林立，指不胜屈：有男会有女会，有小孩及男女合作的会，有劝世文会、义学会、恤贫会、戒酒会、养老会、抚孤会、恤疯会、化罪会、防恶会、劝农会、虞后会、劝和会，即弭兵会。凡是别国有战争，就为他们调停。而一切格致、舆地、工商等的会尚不在此列。西方各国诸会大体相同，而美国尤其详备，尤其符合公理，所以叙述它。美好啊，美国人的用心。

希腊苦于土耳其人的残暴，设立一会叫“希的里亚”，1821年以共和政体告知列邦，终于成为自主国。这与普鲁士设立良民会相同。西班牙在拿破仑强盛时设立一会叫“加的斯”，民众限制王权，名叫“哥尔的法”。1822年王党起兵与议会作战，王党溃败。1878年国人起而倡导自由，逼迫政府驱逐女王，国人于是建立共和政治，会党日益兴盛。葡萄牙在

译1821年效仿西方人的做法，广泛设立民众议会。过了几年，维多利亚女王允许国民行使自由的权利。荷兰在1576年各部设立公会，那些建立共和体制的国家，民气高涨，虽然不能像美国那样纯粹，但也不失法国的刚劲。综观世界大局，凭借国会力量强大的，十国中占六七国。只有俄国、波兰、土耳其、波斯没有设立议会，权势凌驾于人。然而那些私下结社以煽动民心的，确实有追随者，局势岌岌可危啊。又考察各国交涉公法论，列举联邦合成国会的制度，从而得到公理。一是1866年建立的北德意志国会，一是瑞士各邦联合组成的国会，一是北美各邦联合组成美国的国会，一是中美与南美各联邦联合组成的国会。凡是各邦交涉、争战的关键事务，必须先由总国会议定，然后才宣告施行。凡是各邦联合组成的、不关乎交涉公法的会议，是特设的会议，如禁止贩卖黑奴的会议，以及德意志的通商公会，名为斯图加特会议。以上详见交涉公法论卷二。这些联邦合成的国会，虽然与一国所立的国会制度不同，但道理相同。大体上，西方各国的命脉，系于国会；国会的要害，系于民心。违背他们的意愿则上下沸腾，顺遂他们的情意则君民和谐。国会创立之初，往往不被君主世家所喜欢，最终也不能与他们抗衡，而在其间依违两可，必定有两三位杰出人物维持抵制。所以即使是拿破仑、斐迪南那样诡诈雄忌的人，最终也难以用权力压制国会。而华盛顿以公天下之心，一扫争权的陋习。这大概是太平的公理，仁学的真谛，积累三代以来沉郁之气，一千五百兆民守望扶持之心，在国会刚刚显露端倪。将来二十周文，实现太平的地球，大概就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样吧。

译读华盛顿传后

汪荣宝

百姓初生之时，凭借血气之勇，都有争强好胜之心。于是圣人出现，加以辨别、治理、教化、养育。众人乐于享受他的安乐，受益于他的利益，然后相继拥戴他作为君主。深入考察“君”这个称号的含义，有五个方面：一是元，二是原，三是权，四是温，五是尤。只有义理广博而深刻，在我东方国家，最初就有君主。唐尧虞舜以前，竹简帛书上记载很少。末世既已遥远，其详细情况无人知晓。或许有民间言论杂见于诸子百家之中，如果不是像张霸那样的伪书，就是像虞初那样的小说，言辞不典雅纯正，士大夫们不予谈论。至于素王（孔子）制定法度，留给后世圣人，《尚书》叙述百篇，假托始于《尧典》《舜典》，《春秋》有九种旨意，乐于称道尧舜，这是真实而有证据的。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让他进入山林大麓之地，各项政务既已治理妥当，才授予他帝位。至于舜对禹，也是如此。后来的君子称述前世，言语中不及于此，这被称为荒诞之言。而从夏朝以来，统治天下的人，父子相继，世代相承，虽然有射天矢日的君主，剖开孕妇、砍断大腿的暴君，众怒已经沸腾，人们有时还是忍受着。商汤、周武王极其英明神圣，却也不能免除以臣子欺凌君主的嫌疑和诽谤，假如没有孟子在前替他们辩白，辕固生在后来为他们辨析，那么“方匡”（指篡位者）的称呼就会刻在独夫（指夏桀、商纣）的头上，“篡试”（指篡位）的谥号就会加在哲后（指商汤、周武王）的身上。唉！大概君臣大义被遮蔽，从远古时代就已经这样了。所以说：先圣去世，微言绝迹，经师丧失，大义消亡。在上者崇尚古制，在下者习练求取禄位的手段，由此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贱，觐见侍奉的礼仪等同于对待天帝，神人隔绝的弊病比秦越两地风俗差异还要严重。郡县的小吏，终身不能乘坐车舆，巡狩这样的大礼，被议论为不便，堵塞耳目，墨守一隅，奉行祖先的旧法，愚弄百姓。享国时间长的，不超过四百年，传世时间短的，或许还不如两三代。从那些末世开始，还有盗臣，以智谋夺取，以武力攻取，方法只有侥幸才能成功，于是取代了南面称尊的君主；如果不幸，就陷入鼎烹之祸。博览先代史书，寻究本末，两千年来，大略可以知晓。由于这些缘故，于是产生了五种弊病。在下有鳏夫，不耻于迎合时俗，晋国重视外部，于是知晓真假。为什么呢？想要掌握其根本，必须遵循其末节，哪有明明是国家元首，宛如飞龙，却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在阿谀奉承之人的手里，麦苗与莠草尚未分辨，就居于明堂，门窗不明亮。谈论绝域，这种浅薄的根基，而统系生来或许不灭亡，那也太严重了。这是第一种弊病。颛顼是圣明的父亲，生了放勋（尧），上哲而有丹朱，由此可知尊贵可以递相袭取，贤能并不常传。如果一姓相承，无德之人玷污帝位，流毒四方，臭气弥漫九关，快则土崩瓦解，遗留宗庙社稷的忧患，慢则抱薪救火，潜伏子孙的祸患，这是第二种弊病。《易经》称亢龙，《诗经》忌讳子卯日，所以在革命交替之时，必有亡国的惨状。原庙化为灰烬，云云，云云，子姓沦为奴隶，弇上之社，长年令人痛心，数盖之豪士，在这里流泪。甚至考虑到那些反复无常的人，加以剪除，昔日为贵族，今日被灭族，这是第三种弊病。况且我听说，盛阳用事，不穿大裘，怒波在前，驾驭四马，治理万古而不改变，法度十年则必须更改。然而人主推崇孝治的思想，畏惧废旧的诽谤，先朝的律法虽然已经败坏，却忌惮新故府的书云，既然错谬却不改正，或许有深识之人进献狂言，而容易贯彻的说法正在陈述，不可测度的杀戮重重而至，这是第四种弊病。只有家的督主，如邑的长官，如果没有敌对者，还会产生奢侈之心，何况富有九州，尊贵没有第二个，阿谀侍奉在后，奸邪在侧，想要不自大，其势实在困难。圣人知道这样，所以有封建之法，有灾异之言，用灾异来显示威严，用封建来树立敌对，都将去除其放纵的意志，产生其畏惧之心。到了末流，仍然毫无顾忌，何况守令既已设置，不再有五等爵位的规制，推崇大明方议十辉的妄说，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是列入版图的，都成为臣妾，用虚爵引诱，用严刑驱使，所以廉耻之风日益衰微，而明通之才不再出现，这是第五种弊病。推究这五种弊病，起于中古废弃君主的古训，背离揖让的元风，这与为生民立君的初衷，相差甚远。谁料百年之间，三州之外，异人出现，顺应百姓的公心，申述正直的至论，执政寄托，不超过八年，龙德代兴，不私属于一姓，远符合唐尧虞舜的轨范，中遵循仲尼的言论，近契合董生的学说，尝试论述，有四种善处。幼年习于侧陋，长大后通达道术，拥戴之意出自众人，徇齐之资由于明试，如果不是盛德，难得达到此境，这是第一种善处。早晨背负斧依，则政令由不谷（君主自称）发出，晚上谢去玉藻，则退伍成为齐民，宿臣没有易姓的嫌疑，庶人有顺从法则的快乐，这是第二种善处。凡国子弟，都兴起闻政，上者将专心壹意，探究经世的远猷，次者也慕道向义，厌恶儇子之无行，这是第三种善处。不费力之争而德之战，显贼民揭竿之祸，暗销大盗移鼎之心，这是第四种善处。况且像这样的人，何尝讽诵二典，籀读春秋，慕稽古之同天，识非常之异议哉？然而先圣后圣不约而同，司言自西而东，

译其衡量标准是一致的。这难道不是向上探究天意，向下体察民情，考虑到继承世道的艰难，贤者念及治理百姓并非易事？这种谨慎专一的心态，没有两样吧？唯独奇怪的是，两千年来，统治我们这片土地的人，在史书中记载，功业传承，声名显赫。再加上通达事理的大儒，比比皆是，遵循考察古代的道统，熟习典雅的语言，却迷惑错误而不回头，对大道昏暗不明，没有谁能阐发这种义理来造福百姓，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因此，学校不建立，民众的智慧就不能产生；议院不兴起，公正的道义就不能出现。在上位者致力于方便自己，而不致力于爱护百姓；在下位者致力于追求富贵，而不致力于尊崇国家。怎么得失如此悬殊，而且如此严重呢！《论语》说：“难道不快乐吗？尧舜了解君子。”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最轻。”我借用这些含义，来撰写这篇文章。

译保国论

日本人佐藤精明附

当今议论国家大计的都说：“时势的变化，不是人力所能支撑的。国家的兴盛与衰亡，自有定数。小国不应当对抗大国。”我认为不是这样。上天对于万物，生养它们，仁爱之德，历经千万世而不变。人君承继天意来统治亿万百姓，怎能不体察天意呢？虽然各洲风俗不同，万国风气各异，但至于天理常道和民众准则，其根本没有不一样的。只是由于文明与野蛮的差距而相互隔绝罢了。所以即使是文明之民，如果统治他们失去了正道，就会愤怒地怨恨；即使是野蛮之民，如果安抚他们得法，就会欣然归附。所以说：“国君喜好仁德，天下无敌。”纵观近来的局势，强大的国家有时逞强掠夺，弱小的国家动不动就遭受欺凌压迫。大国有不义之举，小国畏惧其胁迫而不敢指责；小国有微小过错，大国挟持威力严厉责难。有的肆意杀戮以谋取贪利，为什么大国如此幸运，而小国如此不幸呢？因此各国互相窥探衅隙以图报复，磨利爪牙从事吞噬。像这样不停止，千年没有安宁的日子，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那么，通行于各国而没有害处，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端的方法，究竟是什么道呢？我反复深思，认为这不需要向外寻求。明治元年盟约说：“广泛兴办会议，万事依靠公论；又说破除旧有的陋习，依靠天地的公道。”能够将这番话推广施行于万国，那么五洲太平就可以期待了。那么怎么做呢？凡是缔结盟约的国家，大力兴办会议，大臣们集会制定万国宪法，每年一次议事，如果有大事则临时设立会议。其立论都基于公正之道，就像秤称量物体轻重必定分明，就像镜子照见容貌美丑必定清晰。考证古今而没有丝毫可疑，质询万国而万国没有异议，然后决断施行，弊端祸害从哪里产生呢？大须贺筠轩说：“一篇的核心要义，如果甲国与乙国发生不义之事，参酌各国公议决断是非。甲国服从而乙国不肯服从，就与之反复辩论，仍然不服且张扬私说，那么各国出兵共同援助甲国而问罪乙国是可以的。这样大国就不敢欺侮小国，小国就不敢畏惧大国。如果有道义，即使是弹丸黑子般的小地方，也可以高枕无忧；如果没有道义，即使是领土万里的大国，也不能傲慢地生存。这难道不恰当吗？”虽然如此，事情固然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强大国家不义无道，不听各国公议，敢于施行暴虐，那么各国合力讨伐它。不幸不能取胜，反而被它打败，这是非常极端的变故，尸骨暴露于沙砾之中，与国家一同灭亡，没有遗憾。因为用兵出于不得已，而尽到了人的本分。大须贺筠轩说：“周全无遗漏。如果不由公道正义，过激暴妄地动武，睚眦之怨必报，这不是血气之勇，而是营利贪功的人，无论胜败，都遭受世人的非议，而且使无辜生灵肝脑涂地，作为臣子，假使甘愿听从驱使，爱护养育万民的仁君，怎能忍心这样做呢？”有两个人在这里，其中一人倚仗自己富饶，对邻里没有恩惠，侵占别人的田地，欺凌弱小虐待孤寡，凭借他的权势威压，炽盛时，人们不敢对抗他。一旦遭遇疾病死丧，权势离去家道衰败，邻里厌恶他以前的无礼，不肯帮助他，使他孤立，最终灭亡。另一人虽然家里不是很富裕，对待乡邻有礼，缓急时互相扶持，赈济安抚无助之人，所以偶尔遭遇困厄，众人援助他如响应，事物曾经没有衰亡的忧虑。这两个人，存亡的关键如此，事情虽小，可以比喻大事。如今宇内各国正竞相逞强，自称文明开化，但看他们的举措，有的使用权谋诈力，缺乏仁让之风，难道足以称为真文明吗？如果真的能够扩充盟约主旨，大力召开各国会议，事事取法公论，公正议论艰难之事，互相救援有无相通，那么大国不敢产生觊觎的念头，小国不敢怀有畏缩之心。义兵有定额，以节省冗费，各自安守本分，保卫国家以安定天命，永远没有灭亡的忧虑，难道不是好吗？难道不是好吗！这大概是天地的公道，没有哪里施行不可以，所以说：“通行于各国而没有害处，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端的。”

万国公政说

韩文举

竭尽智慧以周全自身，自身就是仁。竭尽智慧以周全一家，一家就是仁。竭尽智慧以周全一乡，一乡就是仁。竭尽智慧以周全一国，一国就是仁。竭尽智慧以周全地球，地球就是仁。竭尽智慧以周全亿万世，亿万世就是仁。被山阻隔，被水界限，对外排斥，对内争斗，血肉堆积，不得休息，是不仁。翻越山岭，渡过河流，对内联合，对外争斗，掠夺土地，迁徙房屋，拘禁人身，使之离散，践踏他们，踢打他们，奴役他们，使之成为隶役，残害千万人，耗费千万金，是不仁。驾驶轮船作战，利用铁路进攻，使用火器焚烧，精于器械，训练士卒，熟悉水陆，没有险要之地，没有坚固之城，没有安宁之人，把人看作猪狗，把土地看作身体，是不仁。以农业为战争，以商业为战争，以工业为战争，这是巧妙地施行不仁。而人们还认为这是计谋

译罢了。而仁爱的人说：我有法则在这里。如果法则得以施行并加以改变，灾祸稍微收敛；如果法则不能施行并加以改变，灾祸仍然无法承载。国家的强弱、大小、众寡，是有区别的。强者得以歪曲它，大者得以歪曲它，众者得以歪曲它，那些弱小、柔弱、寡不敌众的人，被束缚在法则中而无法解脱。问：法则有什么用？问：公正有什么用？而人们真的认为可行。不过是在战争方面，灾祸在国家中稍微平息了一二，稍微有利于百姓，仍然没有益处。禽兽争斗，不知道会怎样；野兽争斗，不知道会怎样；虫类争斗，不知道会怎样。用爪牙、牙齿、角，以力量互相搏斗，其祸患没有超过人心的。争夺边界，边界争夺族群，族群争夺语言，争夺形体，争夺形体的狭隘，争夺语言的狭隘，争夺族群的狭隘，争夺边界的狭隘，这就是狭隘。人心中的智慧和思想是相同的，因为微小的差异而区别对待，这不是把人当人，而是只把自己当人。父母对于子女，相貌大多不相似，他们的品德、才能、性情，更不必说了。自身不安，固然整天忧愁；自身安定了，又忧虑家庭。子女啼哭，妻子号哭，舍弃他们离开，没有这样的道理。自身安定了，家庭安定了，听到邻居哭泣，没有不心中抵触的；听到邻居死亡，没有不脸色惊骇的。为什么呢？情感有所不得已。现在的邻国也是这样。掠夺邻国土地，囚禁邻国人，农夫在野外哭泣，商人在市场哭泣，工匠在作坊哭泣，士人在学校哭泣，本来就不可以。不体恤邻居，却掩耳装作没听见没看见，不是人。人如果目为非人，他会有乐于此的吗？一定不会。确实如此。管子说：“一定要会合君臣父子，才可以施加政令了。”从今往后两年，嫡子不闻孝道，不闻爱护弟弟，不闻尊敬老人，国家这三样没有一样，可以诛杀。诸侯的臣子及国家事务三年，不闻善政，可以惩罚。君主有过错不劝谏，士庶人有善行而大夫不推荐，可以惩罚。士庶人听说官吏贤良孝悌，可以赏赐。雅典王昂飞的安派遣使者到十一国，结为同盟，设立公会，每国派出议员，春秋两次重申盟约，统一好恶，积蓄义金，储备军械，各国派两人管理此事。有侵犯民权的，派使者索取赎金，不服从的用兵讨伐。因此十二国如同一国。由此看来，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万国公政吗？现在的西方人夸口变法，对待附属藩属，从未听说施加善政。英国役使印度数十年，举出的议员仅有一人，其束缚依然如此。暹罗、缅甸、安南、非洲各国、南洋各岛，愚弄他们侮辱他们，未曾有一天脱离他们的统治。土耳其是大国，丧失土地十四万方里，国家分裂成六七部分，各国只指责它不改变，而未曾以善政相赠。借公法作为钓饵，愚者陷入其中，智者脱身而出，公法日益滋长，而谋国日益精巧，这是公法成为寇敌的资本，不是用来治理万国的。现在的西方人有弭兵大会，他们的心不能说是不仁，而法则仍未施行，为什么呢？因为圈禁他们的百姓，限制他们的土地。英国创制火药，人数超过万人，而远适传道，统领大西洋两岸，仅仅达到这个数量。唉！对外公法格格不入而不施行，对内功法空虚而没有依托，弭兵岂是容易说的吗？岂是容易说的吗！管子说：“国家修明而邻国无道，这是霸王的资本。”现在的各国难道不是类似这样吗？这是兵不可弭，明白了。想要弭兵而不能弭的，只有法；不弭兵而能弭的，只有政。各国有善政，有政有善政的，有多少？有古代善政的，有多少？有现代善政的，有多少？某国多古代善政，某国多现代善政，编纂为一书，名叫《万国古今善政录》。某政可行，某政不行，某政速行，某政缓行，排列其次序，区分其品目，判定先后，比较大小，衡量轻重，使各国君主聚集在一个都城，如同商议公法一样。谁可以谁不可以？谁长久谁短暂？谁变革谁坚守？应当订立盟约，不违背不更改。一年而依次举行，三年而万事具备，五年而善政成功。不施行的惩罚，代替操持其政，不蓄养百姓，不侵占土地，不兴起旧事。有说邻居的。土地不要说邻居的，百姓有说公有的，政令没有说私有的。政令伤害百姓的，众人仇视它；败坏政令的，众人攻击它。以什么为仇？以政令为仇。以什么为攻？以公政为攻。内部攻击的是百姓，外部攻击的是邻国。不施行公政的，称为芜国；不遵守公政的，称为戮民。有人说：风俗不同，嗜好不同，人情不同，施行就阻碍，什么叫做公？回答说：年幼的，年老的，生病的，患病的，孤儿的，鳏寡的，困穷的，尊敬老人的，慈爱幼小的，体恤孤儿的，供养病人的，合聚独居者的，问候病人的，救济困穷的，疏通穷困的。用仁德联系他们，用智慧增益他们，用道义养育他们，用方法教导他们。远至诸星，近至诸地，增益而为无量数。此心此理，没有隔阂。国家可以计算，而不是不可计算的吗？等待有条理的人，等待有经纬的人，等待有门户、堂壁的人，编写此书，以公之于天下吗？灾祸可以稍微平息，从施行公政开始。

译日本食货志后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古时候，土地广阔；现在，人口过剩。古时候，土地的利益尚未完全开发，物产尚未完全繁育，天下都是有用之人，所以人口少的国家弱小，人口多的国家强大。现在，土地不足以容纳众多人口，物产不足以供给众人，天下有很多无用之人，所以人口的多少与国家兴衰没有必然联系。未曾考察古代户口数量，偏安一隅的小霸权且不论。汉、唐、元、明极盛时期，人口不过六千万。夏禹时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时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汉孝平帝元始二年，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二；东汉和帝永兴元年，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两百二十九；武帝太康元年，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炀帝大业二年，四千六百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朝明皇天宝十四载，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百三十；宋英宗治平三年，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元世祖至元二十七，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三；明神宗万历六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这都是一代极盛时期的人口数。虽然说是按人口计算赋税，唐、宋官吏有时不能执行法令，相率隐瞒漏报，但即使加倍计算，也不过一千万罢了。我大清受命以来，列祖列宗，天覆地载，滋润养育。乾隆初年，户部奏报各省人口数已超过亿万。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皇上谕旨说：“如今户口日益增加，而各省田地不过如此，不能增加，正应该思考如何流通，以养活无籍贫民。”这一年五月，又下谕旨说：“国家人口繁盛，即从乾隆元年到现在二十五年之间，滋生的人口不下亿万，而国土只有这么多，剩余的利益颇为艰难。古北口外一带沿边内地，百姓以前种植成家室而繁衍子孙，其利益非常丰厚，如果禁止他们，就是残害百姓了。现在乌鲁木齐、辟展各处屯田政务正兴起，客民既源源不断前来，阡陌日益增加，种植日益广泛，对国家牧民的根本图谋大有裨益。”等等。圣人的言论所见深远，而东边的三省，西北的列藩，尚未计算在内。嘉庆十七年十八省户籍，已有三亿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三千一百七十九条丁口，而八旗在京及各驻防人丁不在其数。道光至今，统括满蒙汉回，竟有四亿两千余万之众。啊！太兴盛了！这是开辟以来所未有的。然而，列圣在上面宵衣旰食，百官在下面承宣政令，而海内百姓仍然困顿无聊，汲汲不能谋生，难道不是因为人口极盛吗？日本之地，占我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其人民占我国的十二分之一，可谓众多了。土地并非不肥沃，物产并非不丰富，而百姓多憔悴困穷，这也是人口过剩的祸患。承平日久，战争不闻，瘟疫无患，生活其中的人日益增加而月益增多，大概十倍于中古，数十倍于上古，而土地所产，草木果实，沼泽之利，则依然如故。好比陈列一块肉在上面，一人吃它能果腹，数人则不足，聚集数十人则折断手臂抢食，仍然不能饱。均田画井以授民，三代以下既万不可行，到现在尤其严重。百姓没有恒产，则不得不欺诈作奸犯科，竞争刀锥之利，争得越厉害，求得越难，更加相率为眼前苟且，剜肉补疮之计，长远的利益反而不能兴起，物产乃愈穷而愈缺。天下耕而食，织而衣者，百分之一罢了。天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那些狡猾的人攀附官吏，鱼肉豪富，或凭借刀笔筐筴之技，医卜星相之艺，在四方糊口。那些愚笨的人潦倒乞食，聚众赌博，或结党为盗，甘冒刑网而不顾。在上位者兢兢业业以法维持，仅及于无事，稍或松懈，则大乱作矣。所以极盛之后，百数十年必一乱，乱之所以生，也是势之所使然，并非一定是纲纪之败坏，政事之缺失。那欧罗巴全州之境，不及我国，而其民善于工商业，无所不至，又得到阿美利驾，又得到澳大利亚，都是穷古不毛之地，移民垦辟，终于兴大利。其富，也是土满人稀的缘故。唉！古之善治民者，担心人口少，则为之谋生聚，于是有胎养之谷、生子之赏、养老慈幼之政、老女寡妇之禁。担心人口多，则为之设禁防，于是有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之限。使分田画井，得以计口而给，仁术乃不至于穷尽。其既盛，乃不得不凿山通海、废阡毁陌，以兴自古未兴之利益。这都是已然之事。等到今日，又不足以供给，所以山林薮泽不能封穴，宝藏不能秘藏，技艺淫巧不能禁止。即使其贸迁流

译人口流散，四处逃往海外，也无法阻止。并非不知道这是不可取的，而是时势所趋，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有欧洲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全部驱使流民去开垦荒地。只有日本人现在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大力开拓虾夷地，广泛发展农业和蚕桑。那些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仍然拘泥于古代的制度，借口于积蓄人口、休养生息的仁德，却未曾考察古代而依据当今的情况，却想要工匠把木头做成柱头来强行塞进凿孔里。

译西洋各国为民理财论

薛福成

英国三岛以及法国、德国等国家，面积都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行省罢了。然而它们每年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大多在四万万到五万万两白银以上，差不多是中国的六七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百姓的征收，比中国多了一百多倍。在百姓家中养一匹马要纳税，置办一件器具要纳税，佩戴一个手环也要纳税，至于田产房屋更不用说了。对于商人，既在货物上征税，又在市场上征税，还在契约票据上征税，至于船只车辆经过关卡要纳税更不用说了。有关税税率高达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的，甚至有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的。征收如此繁重，百姓必定无法忍受。而百姓不觉得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税款，仍然用于百姓身上。古代中国制定用度的原则，总是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如今的外国则是每年预先计算国家的大项开支，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那些收进来的钱没有不随即花出去的，那些花出去的钱又没有不随即回流回来的。我观察到各国支出中以水陆军费最为巨大，实际上都是为了养活本国的百姓。其他如养老救济贫困的费用，贫困百姓子弟入学的费用，每年支出不下一二千万两；水陆士兵赡养老弱伤残的费用，文武官员退休后领取半薪的费用，每年支出不下一二千万两。用心可谓非常深厚。他们有时建造一座台阁，制造一艘铁甲舰，动辄花费千百万两银子，而金工、木工、石工、采矿工人、冶炼工人，没有不从中获利的。修筑一条铁路，铺设一条电线，动辄花费千百万两银子，而灵巧的人、朴实的人、富人、穷人、精通格致之学的人，没有不依靠此谋生的。至于建造一座桥梁，开辟一处园林，而每日收取众人的费用，没有不有所补偿的。组建一支军队，兴修一项水利工程，而责令敌国赔偿军费，劝导百姓增加田赋，没有不有所补偿的。况且他们向贫民征收的比向富人征收的轻，所以养护贫民的措施非常完备。平时治理国家的宗旨，专门在于使财富积聚在商人手中，他们爱护商人如同爱护子女，汲取商人的财富如同汲取水源。因为他们对商业政策筹划周密，从而体现并扶持商业，无微不至，所以商人愿意大量纳税而没有怨言。大体上天地产生的财富，希望它像河流一样流动不息，如果有堵塞它不让它流动的，造物主也会厌恶。比如隋文帝在仓库中积聚粮食，明神宗在国库中积聚黄金，就会有窥伺并想要夺取的人。像西洋各国这样为民理财，虽然有重税的实际，却没有残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他们既能聚敛又能散发。

富民论

马建忠

治理国家以富强为根本，而追求强大要以致富为先。上溯到康熙、乾隆年间，不征收关税和厘金而财政充足，禁止海外贸易而市场依然富足。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海关和厘金的年收入多达两千多万两，商贾互市的年收入达到两亿两。然而户部国库显得拮据，民间少有积蓄。前后一百多年间，上层和下层贫富状况为何如此截然不同呢！过去，用中国人运输中国的货物，来流通中国的财富。即使上层有所需求，也不过是在境内寻求，这无异于从内库取出藏入外库，循环往复而财富不向外流散。现在不是这样，中外通商之后，他们用我们的银子交换的货物每年增加，我们用他们的银子交换的货物每年减少。而各直省购买军械、购买船只又没有停止。于是进口货物的银两超过出口货物的银两，每年不下三千万两。积累三十年输往国外的银两，何止亿万？宝藏没有开发，矿山长期关闭。像这样，银两怎么会不枯竭？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呢？然而通商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五大洲，国家数以百计。自从朝鲜订立条约以来，闭关断绝使节的国家没有了。像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英国属地的印度，没有不靠通商致富的。我曾经居住在这些国家考察他们求富的根源，都以通商为标准。通商而出口货物多于进口货物是有利的，通商而出口货物等于进口货物也是有利的，通商而进口货物多于出口货物是不利的。那些英国、美国等国家都通商，而进出口货物不能两全其美，所以开矿以获取天地自然的利益，来弥补进出口货物的亏损。到了地利不足以补偿时，就不怕远涉重洋，叩关签约以从我们华民那里获取补偿。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要中国富裕，不如使出口货物多，进口货物少。出口货物多那么已经流散的财富可以重新聚集，进口货物少那么尚未流散的财富不再流散。如果财富流散了而不容易聚集，不如开采矿山自有之财。开采矿山自有之财，那么工匠劳力流散不出中国，宝藏的聚集无需向外寻求，而凭借权变百货进出的盈亏，自然没有不足的了。于是分条陈述如下。

第一，要使出口货物多，就在于精心寻求中国固有的货物，让它们畅销。中国固有的货物，以丝绸、茶叶为大宗。通商之初，丝绸、茶叶的出口足以与洋药、洋布的进口相抵。然而近年来英国属地的印度大量生产丝绸、茶叶，来夺取我们的利益。查印度十几年前，丝绸出口仅值百万两，茶叶出口仅值五百万两。去年出口的丝绸已值二百七十多万两，出口的茶叶值一千六百多万两。日本的丝绸、茶叶近来也兴旺，每年出口近千万两。中国的丝绸每年出口值三

译一千二百余万，茶叶的数额也大致相当。核算十余年间，中国丝、茶增加的产量不过数百万，远远不如印度、日本丝、茶每年增加的那么多。如果不及时整顿，那么他们日益增加且畅销不止，而我方仅止于每年六千多万的收入，将全被他们夺去。整顿的方法有三：第一，讲求丝、茶的根本之道。我曾考察意大利、法国两国养蚕人家，种植桑树有技术，所以桑叶肥厚茂盛；选种必定优良，所以蚕体硕大健壮。并且观察那些僵病的蚕如同患有癞病，用药隔离饲养，使之不传染。听南浔丝商说，美国有养蚕公司，民间蚕若患僵病，不准留养，而是将整箔蚕送到公司。有医官用显微镜察看，凡是蚕将要僵病的，必定自己举起身体靠近叶边而多次颤动，像驼马倚树擦痒一样，其两侧腰部必有极细的黑点，肉眼不能看见，每侧各一粒，意思如同人患癣疥发痒，须用极软的羽毛等蘸药水轻轻擦拭去除，甚至患者多时用药水喷洒桑叶饲养，过两夜即痊愈。所以选择桑种与饲养方法必须考究。沈谷成注：当蚕化蛹出蛾时，烘干压扁，便可长久储藏。成茧后十七天即变蛾，破茧而出。所以养蚕人家人工少的不能多蓄种，恐怕茧多来不及全部缫成丝。其缫盆中落下的茧也不能过少，恐怕等待缫丝的茧虽未被蛾舐破，但已损坏内衣或出水污渍。所以中国的丝不及外国的细，实在是因为化蛾历时太短所致。然而烘茧虽免此患，但干燥久了光泽也变钝，很难两全。这也是听丝商所说，不知近年烘茧是否有新法？谷注：凡此皆是我中国《蚕书》《蚕说》等各家未曾听闻的，而他们创立农艺学，用来教导百姓，所以他们缫丝的时机，可以直接经历七蚕、八蚕的长时间，而其成丝的功效遂达到五茧、六茧的细度，虽然质地受限于桑土，不如华产柔韧，但色泽均匀洁净，人们乐于购买。又看印度种植茶叶，其培植的方法，顺应地利，因应天时，刚萌芽就采摘，长叶就修剪枝条，无不每日用火焙烤，用水滋润，调节颜色浓淡，或借助人力，或使用机器，都有标准，所以其茶质虽不及华产，但色香味皆足，清而不涩，舌根迥然甘甜，宜乎销售日益广泛。中国应趁此时机，在育蚕、产茶的省份，普遍告知各督抚，转令所属官员，访求西方方法学习其长处，不要固执成见，庶几我固有的利益，不全被洋产夺去。第二，归并丝茶商的资本。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的兴作、大的贸易，必定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量足以持久，不被外商牵制。中国丝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余万大，大都是散商开设行栈，起初各自在当地争先采办，乡民趁机抬高价格而成本已高，接着因争先导致拥挤，原本无法收回，转而借庄贴拆息而囤积成本更高，最终洋商窥破此机，故意拖延时日不立即出价，而庄期紧迫利息沉重，不得不自行降价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而价格骤高者，一转眼间就骤低了。历年丝茶两商，每致亏损数百万金，都是这个缘故。现在如果真将散商股归并为数个大公司，公举董事作为经理，那么采办的价格易于商议，无高价的担忧，资本既厚，货少而利息轻，货到各口岸不必急于求售，自然无需仰承洋商鼻息，那么等待时机出售，亏本的就会很少了。第三，减轻丝茶的厘税。查通商之初，税则无成案可查，取粤海关税册查核，值百抽五的数额，每担茶售至五十金左右，所以定税每担抽二两半，现在次茶每担仅售十两，却仍以此数征收，税则之外加上厘金，间有税厘的数额几乎与其价格相当，那么茶商怎能不困窘？外洋体恤商人的策略，首先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的税收反而相反，所以应及时按茶质的高低来规定税则的轻重，厘金也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格贱，价格贱则出口货增加，出口货增加则税厘更旺，盖日计不足，月计有馀。起初若少收而显得不足，最终必多报而显得盈余。近来各处关卡办理成效，以大而比较日长，严密而比较转短得失之林，彰彰可考。通商税则原本不是不可改变的常法，等到修约之时，凡洋货税轻的，皆可按价酌情增加。至于吕宋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很重，有值百抽百的，而通商税则都以为洋人自用之物，一概免征。修约时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的数额，也可借此取偿。倘若总署王大臣坚持此议，各国必能就范。如此丝茶两种，既精其物产，又厚其资本，还轻其税厘，他日畅销以对抗日印之产，而每年增加出口货数千万，自然容易做到。至于中国固有的利益，除丝茶外，如牛革、羊毛、蔗糖草缏、棉花、瓷器、大黄等物，都已

译经营对外贸易，也应当随时加以整顿。以上这些，都是所说的精心谋求出口货物，以挽回我国已经流失的财富。

译再次说：假如进口货物减少，那么就要仿造外洋的货物，来抵制它们的销路。进口的货物，除了洋药之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查考英国的织机大约有十五万张，美国的织机大约有十三万张，印度也有两三万张。每张织机一昼夜能织布两匹，这三十一万张织机每天能织布六十二万匹。一年姑且按三百六十天计算，可以织布二亿二千三百二十万匹。总计近十年来，中国每年进口洋布大约一千五百万匹，价值白银三千万两。这样看来，英美各厂所织的布，销往中国的仅占百分之一七罢了。至于洋纱，前十多年每年进口仅值十几万两，没过几年，因为洋纱精细洁白，北直隶等省份竞相购买。去年进口的洋纱价值白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中国产棉的地方到处都有，就像江苏的松江、太仓，每年产棉也不下五六百万担。现在舍弃我们自有的棉花，坐视我们中国的百姓穿着用着洋棉织成的衣物被褥，这实在不是为国家谋划的正确做法。所以力求致富的方法，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奏请设立织布局，然而时隔十年仍未见效。询问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不充足，办理的人或许也没有尽善尽美。现在重新整顿，十年之内不允许他人再设立织局，而所设的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天开织仅五六百匹，一年得到十八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那么十年之间所夺取洋人的利益，哪里比得上九牛一毛呢？又因为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用重而本钱亏损，多织则费用减少而利润可稳获。拟请扩充原设织局的资本，或者再立新局，务必使每年所织的布足以抵销进口洋布的十分之一，这才算是收回利权的良策。如果真能得贤能之人，善于创办，不出十年必定有成效，然后可以推广到织绒、织呢、织羽等，都可以依次施行。要使中国多出一分货物，外洋就少获一分利益，而中国的工商界反而多得一分生计。所有这些，都是所谓仿造外洋的货物，来聚集我们尚未散失的财富。

想要使财富常常聚集而不担心其散失，就在于开采矿山中自有的财富。矿产种类繁多且用途不同，首先推崇煤和铁。然而煤铁是用来致富的手段，而不是财富的根本。作为财富根本的，没有比金银矿更合适的了。善于研究事物原理的人说：“追溯蒸汽机的兴起，距今不过四十多年。”纵观欧美各国，铁轨绵延五六十万里，轮船穿梭如织六十多万艘，铁塔高耸入云，矿井深凿九泉；跨越江河湖海，穿山越岭，开辟海洲，制造巨大的电力、火力、光力和热力，它们的本质原本微小恍惚而难以捉摸。现在都利用它们的灵性供人驱使，成就了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工程，实际计算所花费的费用哪里比得上二万兆两？究竟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今人的才力远远胜过古人吗？不然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道光末年，大地不吝惜宝藏，先后发现了新旧金山的金矿罢了。仅就旧金山而言，从明朝中叶新发现美洲，到道光末年，大约四百年；从道光末年到同治十年，不过二十多年。计算这期间开采的金银价值一万二千兆两，比起前四百年间开采的已经翻倍了。又自从同治十年到现在，开矿的机械新式简便，开采量更是加倍。四十年间金银的产出，是过去的百倍，所以能够悬赏重金，开辟非常之财源，奔走天下的人才，不彻底改变天下的旧面貌就不停止，现在正是如此。中国创设海军，力求制造，拟开采铁矿，自制从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曾有的创举。如果仅仅依赖流通于国内地区的那些微薄的金银来资助，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曾经听矿师谈论金矿，说一个大洲大陆必定有几万里长的山脉作为主干脉，主干脉延伸之处，宝矿便产生。南北美洲以石岭为主干脉，而旧金山、墨西哥、智利的金银矿都产生其间。澳大利亚以蓝岭为主干脉，而新金山的矿脉便由此孕育。亚洲以葱岭为主干脉，而西北至乌拉山，东南经西藏到达云南四川，宝矿接连隐现。葱岭北干脉经过南北天山，蜿蜒历经阿尔泰、肯持等山，环绕内外兴安岭到达长白山，由朝鲜的咸镜道、奉天的旅顺，向南渡海，海底高低岛屿交错，延及荣成、登莱等岭，最终结穴于泰山，金银矿所在皆有，大概南北天山金沙最丰富，淘金的人很多，记载不绝于书。俄国人在外兴安岭采金，每年价值数百万两。我们内兴安岭的漠河，现在才开始招工采金，颇为兴旺。至于吉林各山，以前有数万金匪，人们聚集其中，而朝鲜咸镜道等地淘金的人，计算有七万余人，除了缴纳官税外，每年出口的黄金尚值白银二三百万两。又曾经亲身经历过海阳、招远等山，看见古时所开的矿穴，长达数十里，深达数十丈，抚摸悬挂的铲凿痕迹，历历可记。计算其工程，必定耗费数百巨万。即使现在所丢弃的次等矿石和冶炼的渣滓，满谷满山，取来分解，都含有金质。

译请矿师前来勘验，发现金矿脉纷繁铺展，绵延起伏于各山脊之上，长达六七十里且没有间断。通过凿石开穴来分化矿脉，大约每吨矿石能产出金一两多。欧美矿师到来后，将其与旧金山的祖线矿脉相比，考察古人不惜工本的情况，已是如此；再参考矿师的意见，相互佐证，又是如此。虽然山东东三府深入海中的区域，南北长度不超过三四百里，得地不广，但总计北干矿脉来看，其矿藏的丰富程度，几乎可以与新旧金山鼎足而立。况且濒临辽海，便于运输，南北位置适中，调度自然容易，与内外兴安岭靠近冰道、人迹罕至的地方相比，施工难易程度相差万里。此前平度金矿刚开办时，资本尚未筹集齐全，仅靠陆续借贷来维持周转，又因初次聘请矿师，无法预估矿脉的深浅长短、含金量的多少以及提炼硫金难易程度，便任由矿师指挥建厂购机、开凿矿井。等到知道已被矿师误导，而借款期限已到，再想借贷已无门路，主持此事的人万分窘迫。局外人不明真相，只归咎于金矿不可靠，却不知道平度金矿开办至今，累计使用机厂费用二十余万，储备材料二三万，工匠费用十余万，矿师薪工五六万，贷款利息四五万，而现存的硫金三十余吨，也值十余万。如果将所有的借款转为股本，不必限期偿还，那么用所得浮金、硫金的数量来核算已用的成本，还不能说这是无利可图的矿藏。

译中国有利的矿藏，只有开平煤矿罢了。开平煤矿开办后，尚未分配利息，也经历了十多年，也经过多次损耗折损，才达到今天的状况。假如要求它全部偿还股本，那么资金短缺的情况也就和平度煤矿差不多了。假如平度煤矿也像开平煤矿那样自有资本，那么即使现在像开平煤矿过去那样危急，将来怎么知道不会胜过开平煤矿今天的安稳呢？如果不在此时尽力维持，听任它停闭，那就前功尽弃。不仅仅是平度煤矿可惜，恐怕中国的矿务永远难以恢复振兴。拟请北洋大臣李鸿章先将平度煤矿通盘筹划计算，必须增添多少资本然后才能继续经营，以期日后本金和利息有着落。又将威海卫、招远各矿勘察检验确切，从开凿井道、挖掘矿脉、开采矿石、舂捣沙金、混合汞剂、过滤分离，直到烘烤硫磺、提炼黄金，每天得到矿石多少，舂出沙金多少，人工材料费用多少，每吨矿石得到黄金多少，从而获取利润多少，必须逐一确切估算。通盘计算数年的盈余，计议使用资本的多少，设法创办。不几年间，金银从泥沙中源源不断地产出。金矿率先兴起，各矿随后兴盛，然后财源广阔。财源广阔，那么南北的铁路与塞北的耕牧也就逐渐兴起了。美国建国仅仅百年，居民大多平庸；英国属地的澳洲开辟也仅仅百年，而这两处铁路的纵横交错、耕牧的繁盛，冠绝天下。这都是开采金山后所聚集的财富造成的。这就是中国不讲究西法罢了，中国如果讲究西法以求富，那么没有比从开采金矿开始更好的了。不然，百姓在底层贫穷，朝廷在高层财力匮乏，徒然为无法致富而扼腕叹息，却不知道上天不抛弃我们中国，本来就把黄金藏在山里等待我们去取用。这简直无异于富家的祖辈父辈把金子窖藏在室内留给后人，而后人不知道取用，难道不非常可惜吗！虽然如此，综合我所说的三大要点：讲究土货，需要资金；仿造洋货，需要资金；开采宝矿，需要资金。想要聚集财富，先要分散财富。天下本来就没有不耕种而收获、不困难而获得的利益。当前朝廷财政匮乏，民间积蓄枯竭，国家和百姓都没有力量来开创这巨大的功业，那么是让上下交困而安于贫困呢？还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挽救这种变故呢？回答说：不如仿效西方国家设立一个商务衙门，隶属于海军部之外，或者由南北洋大臣兼任治理，或者另外选拔干练、通晓商务的人驻扎在通商总口，会同南北洋大臣专门治理这件事。然后由商务衙门向外国借贷二三千万，契约据据或者自行出名，或者另外设立华商总公司出名，专门办理商务，限定十年内陆续取用，每年给予四五厘的利息，连本带息，限定二十年后分批还清，否则稍微增加利息到六厘半，每年只付利息而不还本金，直到五六十年后停止支付，即作为本利清还的方法。借贷确定后，然后由商务衙门将前三端所列举的几件大事，如金矿、织布、丝茶，先易后难，依次分别办理。其办理的方法，总以商人纠集股份设立公司为根本，取得殷实资本的保结，然后以借贷相借，每年收取利息来偿还洋债。或者事关商务大局，而股商裹足不前，资本难以筹集，就以借贷来提倡。其借贷给华商的利息，应当比洋债的利息稍高，高才足以偿还洋债的利息以及来回汇兑的损耗。而创办之初，或者有亏损，也可以在此处汲取资金而不枯竭。反对者或许说因为华银泄露到外洋的缘故，而讲究商务，现在反而因为商务的缘故，每年输送洋债数百余万的利息，这是更加增加泄露，未见利益先见危害，失去了原本的谋划。不知道商务兴盛，那么进口货物减少，出口货物增多，这是昔日华商泄露到外洋的银子，变为洋商溢输入中国的银子。况且起初用外洋的银子开采中国的金子，再用中国的金子出售给外洋换取银子，这正是用对方的矛去刺对方的盾。区区每年输送的利息银子，名义上虽然出自华商，实际上仍然向洋商取偿，有什么泄露呢？反对者又说外洋各国商人设立公司，振兴商务，互相借贷，动辄数千万，没听说过有官府出名的，这是官府为商人借贷而设立，从未在外洋施行，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创行？不知道外洋的商人来到他国内地置产营运，没有限制，又可以与本地商人合股设立公司，所以英国的富商在欧美各国开设行栈，不计其数，而欧美的铁路电线公司与金银各矿，都有英国商人股东管理其事。那些欧美诸商在英属地经商的，也到处都有，所以他们的商人互相借贷，都可以亲自处理，而不必取信于其国家的官府。中国则不然，洋人既不能置产，又不能改造土货，而华商也不能与洋商合本设立公司，彼此相看都轻视，所以借贷不得不凭借官府。以取信，诚能得信义交相感通的大臣，当官一诺，仍奏定章程，国家为其担保，那么外洋富商无不乐意顺从，可以立即借到数千万的巨款。凡是商务中确有把握的，悉心讲习贯通，竭力推行，自然没有得不偿失的忧虑。这样数年之间，就可以把贫民转变为富民，民富而国家自然强大。这就是初创的功劳，其名义固然官府为民借贷，而最终收到的效果，其实也就是为国家借贷。

译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所以我曾说，国债这一举措，正处于当今时代君民一体、通达或阻塞的关键时刻，不可以用于军务，却绝对不可以不用于商务，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译西国富户利民说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录

我曾经考察《周礼》中关于荒年救济的十二项政策，其中有保护富人、安定穷人的举措，实在是因为富户可以资助贫民。那些没有职业的贫民，完全依赖富户来维持生计，而富户也担心财力不足，所以起初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进行赈济。富户的产业多，雇佣的人也多。如果正值国家兴盛时期，没有饥荒灾祸的痛苦，贫民也不会太多。即使偶尔遇到灾荒，贫民正有依靠富室，又怎么会导致流离失所、逃亡他乡的祸患呢！如今考察英国宰相格拉斯顿论述理财之道，引用加内及的话来阐明，说：“前些年有位英国人叫加内及，家道一向贫寒，后来凭借英国优良的美善制铁技术，通过囤积货物而致富，积累了数千万金钱，于是开设了一家大工厂，每天雇佣工匠两万人。他每天运输煤炭的车辆，依次排列，长达数里。当时那些没有职业以及有技艺的人，都依赖他生存。所以凡是西方国家有本钱的人，都设立大型制造厂，或者购买股份，以期对贫民有益。”“欧美两洲近几十年来工匠集会非常多，这些人常常怨恨富室，互相说凡是大的富户、大的商人都是对世道有害的。加内及驳斥他们说：‘你们的话不对，富户富商难道全都有害吗？试看近日轮船、火车、电报等事物，都已经通行于五大洲。如果不是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设立大型制造厂，五大洲的物品将靠什么供应？况且五大洲既然互通，从前昂贵的物品已经变得便宜，人手不足的地方已经到处充足，这难道不是富者对人有利的表现吗？即使现在工匠的日常用度，也已经胜过早年的农家；佃农的日常用度，又胜过早年的田主；田主的日常用度，又胜过早年的王公。这些都是确凿有据的。这是富户设立大型制造厂，使五大洲互通的好处，贫民都依赖于此。’‘而且时势既然如此，那么拥有财富想要善用的人，有三条途径：一、设立大型制造局，用人制造轮船、火车以及转运货物，使五大洲互通；二、必须专精一种技艺，达到极其精湛的程度，也可以通行于五大洲；三、将各大洲的货物陈列比较，使前来售卖的人货物优质且便宜。所以只有货物真实、价格低廉的制造局，才能长久。这三条缺一不可，都对工匠有益。这是设立大型机构对贫苦百姓的好处。’‘大富贵人既然积累了如此多的财富，万万不可独自享受快乐。他们留下财富给子孙，本来就不是好的计策；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临终时将剩余财富捐给善堂，用于医院、义学等事业，’也恐怕有办理不善的地方，不如设立一个义书库，放置万卷重要的书籍藏于其中，让有志向、喜好学习的人都可以随意阅读，不必花费钱财自己买书。又劝告国家，凡是这些巨富家族，都可以按照他们的产业让他们多缴纳赋税，这是加内及所论述的对贫民大有益处的地方。然而我们英国各富户，也应该各自设立善会来造福贫民。据查英国在五十年内，全国产业比从前增加了三倍，直到前十七年，国家土地粮食的税收才占四分之一，其余三分都由其他项目收入；到了去年，只有土地粮食税收占七分之一，其余六分也由其他项目收入。并不是土地粮食的税收比从前减少了，实在是因为大型制造厂、大生意、大股份的产业比土地粮食的产业更多。然而各大商人积累财富的多少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不像田地那样可以考察，所以难以确定其实际数量的多少。如今英国宰相格拉斯顿，又劝告各大商人发愿同心，按照产业十分中拿出一分的办法设立善会，以期造福他人。或者学习加内及在各处设立书库来资助好学之人，或者另设巧妙的方法来资助无业之人。这样工匠的心就安定，贫民的愿望就得到安慰，国家难道会有不能长治久安的吗？

养民说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录

追溯《尚书》所言，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那么养育百姓确实是古代帝王最紧迫的任务。距离越有数百年，人口日益增多，几乎有人满为患的担忧，加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虽然有自古以来的养民之法，终究不够使用。这是因为需要根据情况变革损益，随时变通，所以贵在有人才能做到。到了今天，人口更加繁多，加上连年饥荒，黄河水患频繁，粮食供应不足，凡是依靠自身谋求衣食的人，大抵不能保全家庭，流离转徙，死在沟壑之中。由此看来，西方养民的新法，不确实对五大洲有重大关系吗？试着取来详细论述。查考欧洲百年前，地少人多，一年所产不足以养活百姓，再加上水旱灾害，就不免流亡饿死，其情形与中国相同。后来有人想出养民的新法，就没有这种担忧了。新法是什么？一曰制造机器，二曰降低价格，三曰设立邮局和报馆，四曰签订条约通商，五曰各国设置领事官，六曰各国通信局，七曰国家帮助商人，八曰商人设立协会，九曰五大洲货物比较厂，十曰商人学校，十一曰机器学校，十二曰海口关税。试着详细叙述：一、制造机器以便生产。自从制造机器以后，凡是四十兆工匠，可以做千兆人的工作，节省工价到了这种程度。二、降低价格。制造各种货物，必须运输销售迅速，如果运输销售艰难，也不能养育百姓。所以修建铁路轮船，以通水

译陆路运输，则运费可节省数倍。无论远近，皆可运输销售，那么货物价格的低廉也就随之相同。试着核算一下，每人每年所用的货物，大约可节省白银十六两，这样养育百姓的便利程度如何呢？

三、设立信局和报馆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信局，就无法预先知晓远近各地货物的价格并提前做准备。倘若商人自命擅长奔走的人去侦察，那么所花费的费用比信局多出三百倍。所以国家代为设立信局，以方便各商通信。每封信无论远近，只花费英金一便士，约合中国铜钱二十文，节省的程度如何呢？商人既然节省了费用，那么信件必然增多，而信局也因此获利。设立报馆，是将远近货物的价格都刊登在报纸上，以便商贾抢先一步。

四、签订和约通商的原因，是因为本国各项章程既然有利于本国的商业，因而想到章程既然确立，推行的范围越广，商业的好处就越大。如果能推行到各国，商业的好处不是更大吗？所以各国共同订立条约通商，以打通五大洲的运输和销售。彼此都获得利益。

五、设立领事官的原因，是因为各国既然通商往来，难免没有交涉中发生龃龉的事故，各国都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的商人，并设法以扩大利益的来源。

六、设立各国通信局的原因，是因为本国既然设立了信局，周知远近的货物价格，商民都大大获益了。而五大洲各国尚未互通，还留有遗憾，所以又设立各国通信局。其信件每封只花费五六十文，无论大港口小村庄，不出几天都可以送到，便利的程度如何呢？

七、国家资助商人，是因为国家共同商议何种商业可以便利百姓，就劝谕商人开设，并且资助他们，或者购买股份，使他们建立大生意，如开采各矿、设立各厂之类就是这样。

八、商贾设立商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凡是经营生意，必须筹划经营，处处周密，然而一个人的见识未必周全，众人的共同商议，乃至一定要集思广益，以弥补不足，所以设立商会聚集商议，以合作办理，或者上报国家，或者旁通其他地方的会议妥当，著书刊印，以便众人快速了解。

九、设立五大洲各货比较厂的原因，是因为欧洲西部各国大半都有博物院，以供读书人开阔见识，里面陈列古今各种物品，以刷新耳目，真有平时未曾见过的，而商人也设立博物院，聚集五大洲各国的土产，排列比较，以供选购，凡是大的港口都有这样的院，众商人借此以扩大见闻。

十、所谓商贾学塾，是因为商贾的事务原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习得的，所以聘请名人著书，专门讲解五大洲大生意如何办理的方法，让人阅读并学习，以备将来经商之用。

十一、所谓机器学塾，是因为机器有大有小，工匠也有大有小，也聘请名人著书，讲明大小制造的方法，所以除了正规学问以外，又有技艺专门的学问，设立学塾训导，让人学习，以备日后制造的人才。

十二、所谓关税，是什么？因为关税的设立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加税可以富国，有人说税重则众商裹足不前，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然而试着举两国来比较，那么效果验证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只有美国加重关税，而英国除了酒以外，大概都免税，所以众商都聚集在英国，由此就可以知道加税是否有利了。

以上列举的，都是西方国家近一二百年内所得到的养育百姓的新法，然而这十二条都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所以自从确立这些章程以后，凡是偏僻未开垦的地方，如今都已经有人开垦耕种了。以前粮食米谷一切不够用的，如今则粮仓满溢，而且价格极低廉。即使以前遇到荒年，不免有饿死的人，如今则从各国运输销售都畅通，绝无特别贵或特别贱的痛苦，哪里还会有饿死的人呢？凡是有国家而具有爱民之心的人，何不留意于这些方法呢？

译答复关于养育百姓事务的询问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言

西方有位儒士，是位美国人，精通中西学问，贯通古今知识，我听到他的名字已经很久了。偶然翻阅报纸，得知他近日寓居天津，便持名片请求拜见。相见之时，谈论超过一个时辰，意气更加投合。我于是起身问道：“您游历中国二十多年了，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吗？”他回答说：“在于国家贫困。国家贫困是因为百姓贫穷，百姓贫穷是因为人口众多，人口众多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结婚的年龄最早，像北方、东豫一带，有十四五岁就娶妻的，所以活到七八十岁就能见到第五代孙子了。我们西方没有这种情况。”我说：“那么如今制定嫁娶的规矩，晚婚少生，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了吗？”他说：“这怎么可以！十年生聚，是越国称霸的图谋；三年统计人口，是周朝的王制。古人以人口的多少作为国家盛衰的标准，所以管仲转移鲁国、梁国的人口来增强齐国，商鞅引诱三晋的人口来耕种秦地，大概是因为人口多则田地开垦，田地开垦则税收增加，税收增加则服役的人众，服役的人众则兵力强大。现在既然因为不善管理的原因，背负了像林总那样的债务，又要在家庭嫁娶方面加以严厉禁止，来挫折阻碍它，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是抱薪救火了。”我说：“人口多的害处那样，人口多的利益又如此，那么怎么做才能有利无害呢？”他说：“没有别的，筹划养育他们的方法罢了。一个人的食物，十个人吃就不够了；十个人的财产，一百个人用就枯竭了。现在中国矿产不兴旺，而用度日益繁多；商务不兴盛，而漏损日益严重；田地不增加开垦，而谋求食物的人日益增多；疆域不增加扩大，而等待耕种的人日益众多。顺着这样而不改变，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太平日子越久，人口越繁盛，怎么能不让百姓贫穷困苦，困苦而死呢？况且上天仁爱百姓到了极点，既然能生养他们，必定能养育他们，怎么会让百姓贫穷困苦，困苦而死呢？然而扬雄不说过吗：‘天不依靠人就不能成就宇宙’，自然的利益，必须等待君主宰相权衡缓急，斟酌盈虚，为他们制定法律制度，然后小民才能蒙受安乐利益的福泽。不然，天地每天储存财富来等待百姓，君主宰相每天忘记利益而听任天地，因循坐误，虽然每天说养育百姓，也没有益处。所谓制定法律制度的是什么？一是开矿，每个人有一种职业，《周礼》记载得很详细，炼石成煤，《史书》屡次记载，等到西方人而方法更加完备，也等到西方人而利益于是宏大，英国的新金山、美国的旧金山、俄国的悉尔毕等地淘挖的利益，年收入何止千万？中国矿苗优于五洲，近来像开平的煤、云南的铜、漠河的金，都已经逐渐显示成效。大地不吝惜宝物，那么百姓就有剩余资财，所以矿务的开采应当广泛。二是垦荒。八政以粮食为先，万事以农业为本。现在内地腹地，外地边省，每到连绵的田界，一片荒芜。有的借口天时不好，有的托言土质不宜。不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也没有不可耕种的土，关键在于格物的人善于观察它的性质罢了。我国挪佛一郡，从前是荒地，后来审察土质适宜，种植萝卜而获利特别丰厚。撒里司白果厘土本来贫瘠，自从用鸟粪施肥而百谷滋生。伊里岛田地向来苦于低湿，后来用机器排干水，土质特别肥沃。其他像栽树引雨、植树防荒，都是西方人经验的良方，也就是中国推行的要务。大地没有剩余力量，那么野外没有饥民，所以垦法的讲求应当紧急。三是移民。我国识微见远的人士，在开国伊始，就已经有土地满员的忧虑。于是遍历五洲，设立藩属。计算自二百余年以来，所得五洲的土地约英程八百六十万方里，比本国三岛大七十倍。得到土地既多，迁徙不绝，有的说罪遣，有的说认耕而商留，有的说贸迁者都是这样。给予谋生之路的，既享受安居乐业的福泽，而减少日用所需；留下的也没有食物少人口多的忧虑。所以为百姓考虑的，至深至远。中国安常蹈故，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难以施展域外的图谋，应当思考尽境中的利益。现在西北诸省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东南诸省土地溢出人口稠密，似乎可以用那里的繁盛来增益这里的萧疏，一转移之间而资生有凭借，实边有效了。所以移民的策略应当仿行。四是通商。中国工商之事，听任百姓自己作为已经很久了。只有管仲治理齐国，就海煮盐；刘濞在吴国，即山铸钱，有独占天下利权的意思。然而也只是同居一洲的列国罢了。近来西方各国，君臣一体，工商合用。自从轮船火车兴起，更加千里如同几步，重溟如同坦途，互相网罗五洲的财富，以供一国之用。所谓通，是有来有往的意思。现在西方对于中国，赢余的资财，动辄千万，空手而入，满载而归；而中国仅依靠区区丝茶来相抵，这是想用细流与大泽争胜。百姓困苦怎么能恢复呢？所以通商的事务应当迅速筹划。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又说：‘有人就有

译“有土地，才有财富。”如今中国轻视西方的人，凡是开矿、垦荒、移民、通商等事，无不说是“这是西方人富强的根本事务”，却不知道西方人之所以上下同心，殚精竭虑去谋求成就的，正与中国圣人的心意相合。等到百姓富裕而国家随之强盛，这不仅仅是那些只知道为国打算而不知道为民打算的人所能比拟的。中国的名臣重臣，如李中堂、张制军、刘中丞等各位，深知此意，所以共同仿照西方方法，用富国的政策，尽养民的心意，近来也稍稍见效了。然而一旦提出一个计谋，发表一个议论，动不动就满朝争论，横议滋生，不是说是“实行杂霸功利之术”，就是说是“夺取小民衣食的来源”。学习古人的人，应当学习其精神实质，不应当学习其具体方法。尧舜禹汤作为君主，益、望、散作为臣子，之所以独高于千古，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能够以爱民的心意施行养民的实事罢了。只是因为土地刚刚开辟，民生尚未繁盛，养民的方法无需另求，时势不同，所以措施也不同。假使正值外患方张之际，金银也泄漏到国外，衣食在国内日益困窘，难道也会安然自处，不为筹谋画策来挽回补救吗？我知道这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处在今天的时代，值此今天的局势，有能够以爱民的心意施行养民的实事的人，这就是推究尧舜禹汤、益、望、散的心意而施之于政治的人。更加效仿它，神妙地阐明它，可以面对百代圣人而无愧于功利吗？况且即使从小民生计来说，中国各种事务尚未兴起，西方各种事务全部推行，百姓怎么贫穷呢？怎么富裕呢？这是特别明显显著的。中国士大夫吸食鸦片、售卖洋货、使用洋钱的，到处都有，而唯独对于仿效外洋可以厚植民生而增加民财的方法，则都起来大声喧哗互相阻难，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害处来剥削百姓的血汗，却又挟持全力来堵塞其利益来源，简直是以爱民的说法来助长其害民的心意罢了。哪里值得取法呢！唉，古代治理天下，应当效法先王；今天治理天下，应当效法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花费数百年的心思，掷出数千万的金钱，到现在宏大规划已经确定，成效特别显著。一个是开创，一个是因循，一个是艰难，一个是容易。却仍然满腹疑虑，众难塞胸，坐视有用的时光，变成虚度的岁月。这是绝远之地的人所茫然不解的。我听到这些话，开始惊讶，接着欢喜，最终沉默不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回来后便提笔记录下来，以检验世上的大人先生，或许有阅读此文而幡然改变计策的人。

译论贫民有望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自古以来，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有粮食就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会死亡。粮食对于百姓来说，难道可以一天缺少吗？自从井田制败坏以来，贫富不均，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坚定道德操守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普通百姓，因为没有固定产业，就会放纵邪僻、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延续到今天，民间凋敝破败，生机日益紧迫，在家没有半斗粮食的积蓄，出门则有流离失所的苦难。看着那些普通百姓，实在令人悲痛怜悯。这是有心救世的人，不得不急切思考改变策略的原因。阅读湖广总督张制军筹办养民的告示，首先把开矿作为首要任务，确实是识时务的杰出人才啊！如果中国的高官都像张公这样通权达变、奋发有为，我知道几十年后，富强的道路，将直接超越西方各国。我曾经论述过工人逐渐富裕的事情，讲述西方国家近百年以来获得养民的新方法，各国的产业都比以前增加了数倍。法国在六十年内增加了三倍，英国在八十五年内增加了六倍，只有美国最兴盛，在八十年内增加了四十三倍。其中获利最丰厚的，法国有一家拥有白银一千万两，德国有两家拥有白银二千五百万两，英国有五家拥有白银一百兆两，美国有七家拥有白银四百兆两。此外从事劳动的人，虽然未能广泛增加利益，但是以前每日工资仅折合制钱四百文，近来法国在九十年内增加将近三倍，英国在八十五年内也增加两到三倍，美国在三十年内又增加了四倍。现在还在设立会议争论，将来会逐渐增加。各国的工人必定都会一同逐渐富裕。而且西方另有积财公司，专门为穷人储蓄而设立，其银子从八两到数百两都可以代为收取利息，如果超过四百两以上就不代为储存，大概意在救济穷人，实事求是。计算英国这项在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存款一百七十六兆两，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存款四百四兆两，这二十三年中也大约增加了两倍利息。可见西方各国没有一个人失去生计，而中国各省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的不下数百万人。其中老弱的则哀鸿遍野，大半死于沟壑；其中强壮的则铤而走险，不免沦为盗贼。曾经登上太行山，渡过汶水和济水，看到饥荒之后，民生困顿，吃饭艰难。那些载重千钧的车子，则用一两个人在前面拉，后面推，权当骡马使用。身体借此博取微薄的利益，或者虽然田舍幸存，牲畜却已耗尽，耕作之余都用人力代替，触目伤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中国自开放海禁，与五大洲通商以来三十年了，不但富强没有兴起，各地工人未能增加工资以期望利益均沾，而且一天比一天贫穷，田地依旧，工程依旧。虽然有片长薄技，感叹谋生的笨拙，没有其他原因，都是因为在上位者未能推行养民的新方法罢了。现在为政的关键，能够顺应形势加以引导，这样就能补救弊端、纠正偏差，百姓因此蒙受恩惠，国家因而获得利益。所以兴办非凡的利益，必定依靠非凡的人才。幸运的是中国几位元老，怀着公忠的念头，宏大的济世情怀，力排众议，举办铁路、开矿等事情，如李傅相、张制军、刘爵帅诸位，他们的智慧见识确实高人一等。今后如果能不惜小费，不拘泥于陈旧的言论，共同救济时艰，全力顾全大局，凡是矿务、铁路一切养民的新方法依次推行，百货流通，商贾聚集，民困缓解而灾患消除，富庶的效果可以确信获得。当权者有意吗？我私下希望及早谋划。

游民有业论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天地的精华哪有极限？只有开通才能扩大利益的源泉。民间的人口众多，只有勤劳才能供给日常用度。如果不是这样，耗费无穷无尽，生机逐渐紧迫，那怎么培养国家根本而充裕民生呢？韩愈说：“古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他们相生相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而让他们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立工匠来供应他们的器具，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唉！反复诵读这些话，才知道天下的大利普及于下层，仍然不是由上层开启就不行的。最近阅读邸报，仰见皇后以蚕桑教导天下，命令浙江巡抚招募蚕妇以备宫中缫丝之用。从此实行三盆的典礼，选择五彩的适宜，凡是三宫的世妇，没有不敢祭祀土地神并从事劳作，蒸献功劳，以恭敬地承受美好的命令。多么盛大啊！李傅相兴办制造矿务及天津到沽口的铁路，现在又计划办理林西到山海关的铁路。张制军在湖南湖北兴办制造矿务，刘爵帅在台湾兴办制造矿务商务铁路。内而帝后，外而疆臣，无不励精图治，讲求富裕国家、富足百姓的方法。如果能够由此推广，南北铁路通行，所有养民的事情无不举办，那么中国的兴盛，大概可以拭目以俟了吗？然而有人说：铁路的兴起，利于上层未必能利于下层，富裕国家未必更富裕百姓。为什么呢？肩挑背负，是用来获取微利的方法。自从铁路开通，货物由

译如果用火车装运货物，那么这些人就都失业了。船上的桨和轴齿，原本是为了求得微薄的利润。自从铁路开通，商人依附火车运输货物，而这项生计就被搁置一旁了。这样想要养育百姓的人，岂不是先剥夺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吗？

难道不知道铁路经过的地方，货物分散运往乡镇，固然需要人力搬运，而车船分载，辗转运输，其他弊端也不能避免。这天津铁路运行数年而没有弊端，本来就是华人所共同看见的。

然而铁路如果真的畅通，来往货物的价格必定降低，多余的耗费既然减少，多余的人员自然裁减，见识浅薄的人很少有不为这过分担忧的，恐怕游民有失业的危险，而实际上没有必要过多忧虑。

现在试着以北方省份为例，张家口出产皮革，京城出产煤炭，天津进口大米、布匹等货物，凡是各种出产销售，每一千人中出力于生产者的不过四百人，其余则是从事转运的就需要六百人，这是创造财富的人少而消耗财富的人多。

如果铁路开通，那么转运的人员就可以裁减，多余的耗费节省而价格就低廉，货物价值便宜而销售必定广阔。既然销售广阔，那么出力于生产的人就必定需要更多。

像这样一转瞬间，凡是以前从事转运的人都可以从事于出产之地，这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百姓哪里还有失业的担忧呢？

像这样国家即使不想富强，而富强已经在这里奠定基础了。民间即使不想富裕，而富裕已经由此显露征兆了。

譬如手艺人家，居住在偏僻乡村，一人制作物品，仍然需要两人运到城市销售。如果一旦偏僻乡村改为城市，门前就可以销售物品，不需要两人运输，那么这两人就可以帮助一同制造。

所制成的物品既然多，所获得的利润自然加倍，这家的兴旺，难道不可以立刻等待吗？

现在铁路开通，也是化偏僻乡村为城市的意思，还有失业的担忧吗？

我希望当权者衡量情理，有利就兴办，不要犹豫不决！

译条陈养民事宜折

文廷式

奏为条陈养民事宜，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鉴察之事。我私下思考，国家设立官职，是为了百姓。然而数千年来，在理财之道上，只谋划如何向百姓索取，而不谋划如何养育百姓，致使百姓各自竭尽一双手脚之力，而国家却随之征收赋税，于是大的利益无法兴起，众人的力量无法聚集，百姓几乎无法养活自己，而国家也因此陷入贫困。时至今日，筹款的办法已经穷尽，邮政、银行等事务，难以在短时间内办理妥当。有人以开源的说法进言，有人怀疑其迂腐且远离实际情况。臣认为，为百姓兴办利益，计算其成效，远的三年，近的一年，也可以说是神速了。中国地大物博，万里肥沃的土地，西方人推崇为天下第一大富国，而国家用度匮乏，百姓生活困苦如此，则是养育百姓的方法失传了。五十年来所说的西方方法，都只是枝叶末节，其根本在于富国养民罢了。这是中国夏商周三代圣人的古法，礼制失传而向民间寻求也是可以的。法国百年以前，上下贫困窘迫，后来兴起种植树木的利益，严格禁止砍伐树木，设立鼓励百姓栽树的官员，于是财富冠绝欧洲，纵横四海。所以英美独占工商业的利益，而法、德、奥、意等国，其大利都在农业。中国自古重视农业，自然应以农事为急务，而农政的关键，则以开凿渠道、种植树木为先。应当请求圣旨明确诏告天下，各就本省可以开凿的水道、固有的利益来源，督促劝勉民间妥善筹划兴办，百姓力量不足，官府协助其成功，不得故意拖延敷衍，也不得藉口苛扰百姓。唐人讲求水利，元代重视农政，史书都在，成效明显。至于中国现有四大利益可以立刻使国家富强的，臣请求为皇上详细陈述：一是蚕桑的利益。《禹贡》九州中，桑土占其七，如今农桑的利益仅存于江浙，那么过去多现在少就可以知道了。意大利种桑养蚕，将近百年，而其蚕丝的柔韧洁白，终究不如中国。西方人考察研究，才知道中国蚕丝冠绝各国，都是因为太湖的水，百倍肥沃，距离湖稍远的地方就不行。所以太湖大泊都适宜蚕桑，即使只是太湖一隅，每年的利益将近万万。如果推广到洪泽、巢湖、鄱阳、洞庭以及填池、昆明等湖，都像太湖旁边那样种桑养蚕，那么数万万金的巨大利益就在掌中了。二是棉花纺织的利益。近年洋纱洋布销售到中国，每年价值六千多万金，土布的利益全被其夺去。往日，西方人织布都用木棉，产于美国、印度两处，近来中国自立纺织各厂，才知道华棉丝长、色白不及洋棉，但温暖坚厚超过洋棉。然而洋棉每石需要洋银三十多两，华棉则每石十多两而已。所以近年洋船回国出口棉花骤增至二千多万，而江西、安徽、湖广、江浙各省所产棉花尤其称得上上品。西方人考察研究全球人口，穿布衣的十人中只有三人，穿绸缎的十人中不到一人。这两项利益来源不断增加，应当请求圣旨命令江浙、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各省督抚，先筹划购买桑秧，沿洪泽、巢湖、鄱阳、鄱阳、洞庭、填池、昆明等湖广泛推行栽种，劝谕民间大力兴办蚕业，在高燥之地种植棉花，责成本地乡绅长老详细开导，提设局官来维持，然后集合商资广泛设立缫丝、织布各厂，使产出的蚕丝纱布精美可与洋工相比，等到三年其收获的利益何止万万。巨大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之若鹜，只是必须实力实心，不得假手于吏胥，徒增扰累。这是在南方的巨大利益，事情非常顺遂且容易。三是葡萄酿酒的利益，北方数省每年销售洋布四千多万金，除羊毛草帽边价值银五百万金外，其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相抵，这是每年耗费三千五百万金了，百姓怎能不贫困？法国有人游历北方各省，说自黄河以北没有地方不适宜种植葡萄，即使奉天一省如果能广泛种植葡萄，其利益已可抵得上法兰西一国。因为葡萄性喜天寒，最适宜沙土的缘故。查法国葡萄制酒的利益，每年折合中国银数九万万两，酒值一两，税收也如此。法国每年所需全靠酒税，近日洋酒华人也喜欢饮用，每年进口已一千多万。中国开辟此利益来源，没有这么重的税收，那么物美而价格必然低廉，即使不能完全夺取法国的利益，也可以杜绝洋酒的来源，这是为北方百姓每年增加数千万金的收入。只是制酒葡萄其种类与中国不同，枝多果实繁茂，根本大如吴越人种的桑树。应当请求圣旨命令出使法国大臣秘密派遣专员考察此事，购买优良品种，雇佣西方人选购制酒机器来华，在直隶、山东先行试办，逐渐推行，那么事情不劳而集了。四是畜牧的利益，畜牧是北方的巨大利益，古代有明确证据，不只是牛羊供食用，驼骡负重而已。西方人剪羊毛来织呢，收集驼毛来制绒，牛乳之类饮食必需，美国北方因此独占无穷的利益。中国如东三省、热河、口外七厅

译地处辽阔，人口稀少，最适宜发展畜牧业。百姓愚昧无知，开创事业困难重重，边疆将领和大臣又多习惯于守旧，不知变通。应当请求圣旨，命令出使美国的大臣，访求并聘请精通畜牧以及懂得制造呢绒毯的人，到边疆地区实地勘察，然后购买机器，开辟牧场，选派官员管理畜牧事务。几年之后，美国的兴旺景象就能在中国重现。这两件事，是北方极大的利润来源。在创办之初，应先让使臣聘请合适的人选，广泛寻求优良的方法，以此奠定中国富强的基础，不得敷衍塞责、因循守旧，从而贻误大局。等到办出成效后，再将这种方法推行到内地各总督巡抚以及边疆大臣那里，督促劝勉商民，一律兴办。这种在北方存在的利益，事情虽然有些违背常规，但也并非难以做到。以上四件事，原本都是中国旧有的方法，虽然使用机器，同时借助人力，可以养活无数贫民，就能消除无穷的隐患，既为百姓拓宽生计，更为国家增加税收。所谓顺着利益去获取利益，百姓富足则君主也富足，这与搜刮民脂民膏、剜肉补疮，伤害百姓而国家最终遭受祸患的做法相比，优劣、劳逸、快慢相差多少呢？只是中国可以兴办的利源很多，也很容易推行，用这几件事作为例子类推其他，而关键在于边疆官吏任用得人，先筹集巨额资金，大力革除积弊，时刻以养育百姓为念，那么富国丰财的根本大计就已经隐含其中了。愚昧的见解，是否得当，恭敬地呈上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谨此上奏。

译再者，臣恭敬阅览《皇朝文献通考》坑冶门记载：康熙十四年户部议定批准，凡是各省出产铜以及白铅、黑铅的地方，如果有当地百姓呈报愿意开采，该省总督、巡抚就委派官员监管开采。康熙十八年又规定，各省开采得到的铜铅，在十分之中二分缴纳官府，八分听任百姓发售等项。详细推究条例的本意，重点在于利益归于百姓，所以不肯轻易议论设置官员招募商人，以致开启侵扰百姓的弊端。近年来官府经营的各矿，如贵州的曾彦铨、山东的李宗岱，都亏损达数十万之多，并没有成效。现在听说谕令指示官府为招募商人，这说明官办不如商办，已经在圣明的洞察之中。只是臣认为，由官府招募商人，虽然与官府直接经营有所不同，但商民聚集巨额资金仍然需要官府主持，恐怕商民疑虑暗中萌生，仍然必定迟疑观望。偶尔有呈报认办的人，但既然经过官吏之手，就不免弊端丛生，或者借事阻挠，或者藉口勒索，稍微不遂心意，就说该商人等家业不殷实，勒令呈验资本、田产、房屋报明抵给官府，事事刁难受累，确实不少。利益厚则官府先中饱私囊，利益薄则商人更吃亏。即使弊端绝迹风气清明，但官府与百姓地位悬殊，商人没有不怀疑且畏惧的。拟请明确降下谕旨，命令各省总督、巡抚转饬各州县晓谕民间，严格遵守康熙年间定例，凡是各省产矿的地方，由当地百姓自行呈请开采，地方官专门负责监管弹压，其一切资本多少、生计盈亏，官府不过问，使商民便于行事。圣旨远播，远近没有不周知的。矿厂既然多了，那么矿税更加旺盛，富国裕民的方法，实际上基于此。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

论述列国停止争战的公理

王觉任

现在有平民手持白刃，刀柄危险锋刃凶悍，悍然从外面来，进入市场街肆，纵横奔驰，未曾挫伤人一丝一毫，未曾毁坏人一个肢体。然而众人必定喧哗立刻起来，共同挥斥他、排斥他、驱赶放逐他，难道不是担心他中途伤人吗？如果有所摩擦损伤，就束缚他罢了；如果有所杀戮残害，就囚禁他罢了。当时虽然岁月悠长，不相识的人，都奋起伸臂，愿意出力，不必是他的亲戚故旧。为什么呢？伤人者抵罪，杀人者死，这是天下的公理，古今的通义，历来治理制度不能改变的。人人都明白这个法度，奉行这个律令。扩大并充实它，引申并推广它，杀十人的，应判处杀十人的罪；杀百人的，应判处杀百人的罪；杀千万亿兆人的，应判处杀千万亿兆人的罪，毫无疑问。罪至于杀十人百人，即使粉身碎骨，抄没家产，还不足以相抵，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耗费民命无数啊！昏暗的四千年，青史氏的记载，五大洲的事迹，我知道了。出兵就有颂扬，记功就有碑刻，探求其原因，就是当时俘获多少，献捷多少，斩首多少，屠城多少，固然是所称一个时代的丰功伟业，赫然在人耳目之间，著于竹帛，传为美谈，想要使后来的作者步趋效法，以等同其业绩而齐平其功勋，或许可以称为良臣。唉！杀人少的有罪，杀人多的不仅无罪，而且还有功，那么先前所谓的公理通义，是对呢？还是错呢？人心极不平的事，古来最可疑的道理，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

况且物主旁折，人正当之。四足动物去掉翅膀，有角的没有上齿。上天重重困住动物的聪明，爪牙的锋利，害怕它们大害伤人。上天爱人如此，人君上承顺天意，万民未能孕育覆盖饮食教诲，使各得其所，畅其欲望，这就够了。为什么天下众多百姓而愚弄他们？愚弄还不够，又驱使他们陷入死亡。积累数十百年的生聚，因为独夫私利的见解，一朝的忿怒，芟夷斩伐如草木一般。其祸灾之重，比较洪水以前禽兽逼人，更加严重。况且过去的争斗，其武器如石刀，如铜刀，如戈矛，如弓矢，祸已惨痛不可言。现在的战具则是铁舰，火车，新式枪炮，水雷炸弹，冲坚陷锐如拉枯朽，杀人器具之精至此极，可谓美备了吗？还担心数年后其术更有进步，格致愈明，用物愈宏，装造更精，伤生更多。所以地球各国相习而久安，无变则罢了，地球各国而或有变，那么七种之繁，十五万万之积，我不知道孑遗者几何，幸免者几何。这是可为甚恐大惧，鲁女私忧的。

现在试着号令众人说：“伤人者赏，杀人者封。”天下必定嗤笑詈骂以为不情、丧心病狂、妄语。虽然，世之蒙厚赏、膺重封的，哪里不是由于伤人呢？哪里不是由于杀人呢？昭然明白，揭其狼心虎政榜于天下的，天下不信。等到诡其名，诡其实，就习而安之，淡而忘之。并且交口称颂说：“某人良能摧陷阵，某人忠能攻取战克，某人才智能立功万里

译外面，还有堆筑京观的荣耀。」唉！天下的人虽然众多，本来也是容易欺骗的。兵器是凶险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使人的儿子成为孤儿，使人的父亲成为独夫，使人的丈夫成为鳏夫，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让兄弟不能相见，朋友不能保全，愁苦悲痛的声音，残破伤残的景象，耳朵不忍听，眼睛不忍看。侥幸从战火中逃生而勉强延续生命的人，又常常积聚悲愤之气，感伤阴阳的和谐，所以天灾地祸随之接连出现。老子说：“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大战之后，必定有灾荒之年。”难道不确实吗？不在此处被歼灭，又在那处被杀死，百姓有什么罪过，出生却要遭受这种毒害呢？况且打猎不违背夏季的时令，宰杀牲畜不无缘无故，人类对于禽兽，也曾加以保护爱惜。如今怎么看待同类还不如禽兽呢？人们常说：“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来管理百姓。”如今却是囚禁他们，铲除他们，践踏他们，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

译我也曾听说，利益没有只得到而不失去的，事情没有只成功而不败坏的，运气没有只兴盛而不衰落的，国家没有只隆盛而不衰替的，残害百姓的行为由来已久了。当那些野心家振臂而起，趁着有利的时机和便利的条件，枯尽他人的骨血，创立自己的基业，得意洋洋，自鸣得意，难道不是一时的英雄吗？然而时移世易，时局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常常看到帝王之家、公侯的后代，想要降低身份混迹于民间，做个普通的平民百姓都不可得，于是子孙连祭祀祖先的资格都保不住了，坟墓被焚烧，连魂魄都无法归依。从古至今，人们没有不为兴亡更替而忧心的。三代为将，其后代不吉祥，道家所说的这种报应之理，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些高高在上，占据高位，身负重任，掌握大权的人，为什么不回归根本呢！

从前春秋时期，战争数以百计，孔子必定要记载其中的一两场，这是为了重视百姓的生命。因此，主动进攻的一方是主，被动应战的一方是客，孔子对战争深恶痛绝的意思非常明确。佛家普度众生，墨家主张非攻，基督教救世，难道不是与厌恶开始夺取城邑、厌恶开始灭亡国家、厌恶开始火攻有着相同的意义吗？所以，争夺和互相残杀是人类的巨大祸患，是上天所愤恨厌恶的，是圣人所隐痛担忧的，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巨大祸患。如果不把它当作祸患，那也就罢了；如果把它当作祸患，那么签订禁止攻战、平息兵祸的条约，难道不可以实行吗？

千丈长的大堤，往往因为蝼蚁的洞穴而溃决；百尺高的房屋，往往因为烟囱缝隙的火星而焚毁。所有的祸患根源，都是逐渐积累扩大，以至于变得巨大吗？唉！上天发动杀机，龙蛇起伏；人类发动杀机，血流成河。祸患最严重了。它刚开始萌芽，源头不过是一两个人的利欲驱动，贪婪私心，血气不平，心意不和，才导致这种极端局面。止住沸腾不如去掉柴火，消灭影子不如隐藏形体。那些杰出伟大、通晓天人阴阳变化的智者，因此产生明智，竭尽神思，那么普通人手持利器进入人群，这确实是市井百姓所深深忧虑的。老虎藏于山中，蛟龙潜于水中，不必出来伤害人，众人却一定要消灭它们，难道不是堵塞祸患的源头、拔除邪恶的根子吗？由此来谈论治理根本病症的说法，如果不行，订立条约平息争端，也是治理表面症状的方法吗？

两个人同住一室，各自坚持一种意见，争着想要取胜，是不可能的。是非没有可以折中的地方，曲直没有可以申诉的对象。《春秋》不记载离会，就是这个意思。地球上，纷乱的国家有五十多个。现在议院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各国都有实行的，其明显的功效和验证难道看不见吗？推广这个例子，用来联合民主国家、君主立宪国家和君主专制国家，共同订立明确的条约，申明大的信义。从今以后，如果有两国发生矛盾，各国在某个地方集会，敞开诚心，公布公道，确定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评判曲直，判定是非。理亏的一方，小的要谢罪赔偿，大的要割让土地，请罪认错，只听从各国的公议。如果有倔强不遵守条约的，天下共同起来攻击它，废黜它的君主而谋划拥立贤能的人。像这样，是非就没有隐藏的了，曲直就没有逃脱的了，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多数不能暴虐少数，大国不能虐待小国了。百姓寄托性命，或许可以依靠这个吧？

世上通达事理的人，心里明白这个道理的很多。所以东方有太平会，西方有弭兵会。虽然如此，心意虽然充足，方法还未达到。英美是海内的强国。现在季始订立条约，将共同恪守，变争战为谦让，转祸患为福泽。唉！怀着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施行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是很高尚的。如果真能按照我前面的说法，让地球上五十多个邦国，十五亿人都共享这种福泽。孟子说：“限制百姓不靠疆界的划分，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阻，威震天下不靠兵器的锋利。”《春秋》的道义，有分封土地，没有分割百姓。太平的运势，大同的治理，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

寝兵说

王觉任

残害人的性命，暴虐人的骨髓，浪费人的资财，灭绝百姓，如同割草砍柴一样。少的数以千计，多的数以万计，使得天下的人，父亲不能拥有儿子，兄长不能拥有弟弟，妻子不能拥有丈夫。怨恨戾气，郁结成为灾疫，毒痛的遗留，用侵扰馈赠来偿还。战败者都城成废墟，国家灭亡，百姓无法繁衍。战胜者也伤痕累累，凋敝病弱，几十年困顿不能恢复。人畏惧其毒害，鬼哀痛其凶残，而称霸天下的人，反而眯着眼感到快意，把尸体当作伟大的功业，写在竹帛上，刻在石碑上，向子孙夸耀其功劳。唉！这是教导后世屠杀百姓，而引导天下走向残暴吗？上天生育百姓，设立君主，是让君主像父亲一样对待百姓，像母亲一样爱护百姓，像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却竟然仇视他们，残害他们，囚禁俘虏他们，削弱他们的力量？这不是仁人拍胸痛心，而罪为百姓贼害的人吗？唉！难道他们的本性真的不同，嗜好杀人以为快乐吗？

那么战争从哪里兴起？兴起于私心。私心从哪里兴起？兴起于度量界限。耳目具备，肢体具备，界限称为身体，那么听到声音辨别颜色，就私有了身体。宫室具备，家人妇子具备，界限称为家庭，那么米盐仆役货财什物，就私有了家庭。宗庙社稷都邑人民城郭完备，界限称为国家，那么政治赋税，就私有了国家。人与人相互接触，其界限

译达到极小的程度，其份额有限，本来就不能完全放纵其私欲。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声名、区分自己的色彩，不得不使他人瘦弱以肥己；为了米盐仆役等日常用度，不得不聚敛他人家产以壮大自家；为了政治赋税，不得不削弱他国以强化本国。所私有的越多，其伤害的人就越多；所私有的越大，其伤害人的程度就越残酷。以至于互相咬噬，糜烂溃败，毒害深重，而无法追究查问。谁没有骨肉亲人？谁厌恶私利？然而却损害他人以充实自己，竟然如此残酷！况且伤害他人的人，是所有有知觉者所共同愤恨的，也是公共道理所严厉禁止的。用刀杀害他人，盗窃掠夺他人的宝物，那么法律可以制裁他，官吏可以处死他，顺从公意去讨伐他，称之为伤害他人的罪行。至于国家与国家相处，却说邻国强盛，我国就衰弱，互相搏杀掠夺，悍然成为伤害他人的魁首，而后世竟然以伤害他人的多少来区分英明勇武与昏庸柔弱的差别。偷窃钩子的人被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这是明察小事而昏昧大事吗？回答说：是因为被私欲蒙蔽的缘故。

译《春秋》所说的三世，一是据乱世，二是升平世，三是太平世。在据乱世，以战争为生存根本，朝廷没有法制，君主没有律令，人们竞相谋取私利，崇尚杀戮，像非洲的土著、南洋的岛民，以及土番野猺，粗野强悍、顽固轻捷，个人凭借武力成长，家庭凭借武力立足，国家凭借武力建立，他们的生死与战争始终相伴。久而久之，时代演变为升平世，朝廷有了法制，君主有了律令，禁止私人之间的战争，禁止私人之间的杀戮，然而中原华夏与周边夷狄界限森严，如果私欲不能实现，就会像奔马猛角一样，奋力互相践踏，既使他人的百姓遭受糜烂，也使自己的百姓遭受糜烂，这个时代，以武力作为辅助。再经过一个时代演变为太平世，夷狄进贡受爵，远近大小都同等对待，各国如同同属一个天邑，各人如同同属天民，所以人们爱护他人的身体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他人的家庭如同爱护自己的家庭，爱护他人的国家如同爱护自己的国家，长辈训导晚辈，上级训导下级，鬼神训导后裔，上天训导君主，众人目光一致，共同视战争为大忌。升平世并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礼记》说：“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诗经》说：“没有你的疆界我的疆界，在时世中陈设常道。”上天哀痛而厌恶战乱，下民呼号而追求治理，称霸天下的人，为什么不把国家视为公器而不据为私产呢？如何做到公呢？那就应该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

停止战争在古代有说法吗？回答说：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喜欢安定厌恶危险，这是人生的最大愿望，天下的公共道理。对外而言万国如此，对远而言三古如此，对上而言九天之下，对下而言九渊之中，没有谁能改变这一点。虞舜是古代的圣王，三苗顽劣不服从，他用干羽舞来感化他们。武王是古代的圣王，他放归牛马，罢兵不再使用。诗人歌颂他们说：“收起干戈，收藏弓矢。”孔子是古代的大圣人，《春秋》的道义，灭亡国家就痛恨它，使用火攻就痛恨它，开始攻打别国就痛恨它，开始夺取城邑就痛恨它。用这些来治理君主，用这些来重视百姓。孟子是古代的大贤人，他说：“不喜好杀人，就能统一天下。”又说：“开辟土地，作战必定取胜，这叫做残害百姓的贼人。”这几位圣人，难道是随意发表高深的义理，来欺骗后世吗？况且那些英明的皇后、哲圣的君王，发布明诏大号，在原野上勤劳，在宗庙里叹息，问他们经营的实质，就说：“保护我的百姓罢了。”问他们政治的源头，就说：“效法我先王罢了。”然而却驱赶百姓进入刀箭践踏的境地，大大违背先王的明训，却说：“我将用这些来求得安定和治理。”这就像燕地出游却向南驾车，左手写字却右手休息一样荒谬。墨子说：“篡夺、祸乱、怨恨，都产生于不相爱。”所以他治理天下，主张“兼爱”，主张“非攻”。宋钘游说诸侯，以停止战争来强聒当世。宋钘、墨翟是天下的人才，安民的方法，难道一定出自他们吗？这本来就是人道的公共道理，先圣古王的公共言论，而不是宋钘、墨翟的私义。

法家说：“停止战争的说法，胜利了险阻就守不住，我不攻打别人，不能命令别人；别人不攻打我，守备毁坏，百姓无法抵御敌人，这是自取灭亡。”况且汉高祖可以说是懂军事了，剪除强秦劲楚，跻身帝位，然而在白登山受挫，七天没有食物。拿破仑可以说是懂军事了，击溃德国奥地利，欧洲俯首称臣，然而在德国被俘，流亡死于英国。由此谈论，汉高祖、拿破仑的计谋并没有失误，为什么也自取灭亡呢？况且美洲的大国，土地方圆两万多里，防御士兵的数量仅两万人，然而几十年间没有被一支箭射中。富强的实际，且在天下最突出。停止战争者富强，喜好战争者败亡被俘。权衡那些逃避这些，那么谁利谁害，谁得谁失呢？况且人物为什么互相干扰，朋友为什么互相友善，兄弟夫妇为什么互相亲近？因为凭借爱的力量来联结他们。我爱他国如同爱我的国人，他也爱我的国家如同爱他的国家，爱的力量牵引，固然直接像朋友和兄弟一样了。和睦亲近尚且来不及，谁还会残害他的婴儿去犯兼并掠夺的不义呢？西方的国家，诸雄交错相处，严密其防御，丰厚其军备，多的有一百三十万人，少的有六十余万人。军费的需求，国家数百万，固然不需要等到僵尸割首，民力已经困窘，民命已经紧迫了。万姓困苦，早晚呼号祈祷，期望达到太平。于是商议停止战争，纠合为公会，交涉的方法，约定为公法，强者不践踏弱者，众者不暴虐寡者，衅端的征兆，由局外国家公断。法国荷兰属地的纠纷，英美捕鱼的衅端，以此解决纷争，已经多次如此。那么联合数百个国家，经历千百年，而长久可以训导安宁。谁还会残害他的婴儿去犯兼并掠夺的不义呢？**泰西**的兵力，可以鞭笞四洲，蹴踏地球的，然而计谋却出于此。这本来就是人道的公共道理，先圣古王的公共言论。

枕着兵器，冒着锋刃，犯兼并掠夺的不义，问他们所为的实质，也不过是垂涎其土地，窥视其人民，资助其军费罢了。用博取区区的一些利益，而用百千万人的性命作为诱饵，哪里比得上安土息民，开垦其荒僻，繁衍其孳息，众多其牧畜，拓展其制造？不损失一支箭，不遗留一支箭镞，而土地开辟财富盈余。左边搏击右边啃咬，锄除猎杀强敌，以截断边患，以防御疆守，以张大国体，以振奋军威。哪里比得上开化齐令，陶冶贤才铸造智慧，国势自然振兴，不战而使人屈服？孤注一掷其国

译与其去竞争那些胜负难料的事情，哪里比得上像鱼儿吐沫相濡那样感化彼此，从而享受安乐、利益且没有灾祸的福分呢？其中的利害差别，即使是精于计算的历法家也无法算尽，而得失难易的道理，也不等到智者才能明白。我听说伦顿有仁爱之心，这是会通的道理。虐待牲畜就会触犯禁令受到惩罚，所以鞭打马匹的残酷行为，要询问捕役；戏弄野兽，禁止其凶狠残忍。又听说，同仁会推行善举，分为红十字会，跟随军队出征，医治受伤残破的人，看待敌人如同看待自己，坦荡没有界限。这也可以说是极致的仁德了。然而，对异族施仁却遗弃同类，救助受伤残破的人却伤害全盛的人，这难道不是急于治标而缓于治本吗？近世机械精巧了，火器精良了，轰击的速度，摧毁爆炸的猛烈，不是可以意想的。所以师丹之战，一天就死了几万人；蔑士之战，一天就死了十万人；俄土之战，一个时辰就死了三万两千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既然被歼灭了，国家又依靠什么呢？有人说：强大的国家可以说停止战争，弱小的国家说这话，大的就会破灭，小的就会削弱。中国的弱小，这是当务之急，这固然是对的。然而只知道其一，而不知道其二。瑞士是百里的小国，夹在暴虐强大的国家之间，然而坚守法律，欧洲没有敢对它用兵的。中国土地肥沃，人民优秀，足以自立，只是担忧内部衰败、外部欺凌，这不是所担心的。甲午战争，被日本重创，谋国者都说应该购买枪炮，增加兵舰。西方人谈论治理海军，必须积累十年的资历，否则驾驶不精，沙线不熟悉，将士没有经过训练，没有成就，不能使用。中国强邻环视，事变百出，一定不能从容不迫，等待十年。如果把那天的精力，用来培养人才，治理教化，引导政治，开掘智学，学习法律，十年之间，可以达到极盛，政治学问昌明。他们将会畏惧我们，时间相同但效果大不相同，究竟哪个难哪个易呢？况且购买舰船的費用，动辄耗费巨大，去年从英国买船，一艘船的费用需要五百万，只买了四艘船，费用已经两千万。如果用这笔巨款建立学校，那么大小学堂、工艺、农学、商学等学院，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几乎可以遍及各省。而且用它买船，那么寥寥几艘舰船，不足以组成军队；用它兴办学校，那么各种学问都兴起，风气大开。几年之后，将帅的人才可以从武备学堂取材，船械的使用可以接受制造各厂的成品。即使聚集涌出，也用不完。用效果来衡量，难道只是百倍吗？讨论设置舰械，那么北方搜刮，终究一定能成功；讨论创办学校，那么仰屋兴叹，推托于窘迫。这难道是轻本重末吗？没有策略到极点了！过去我们的兵舰，并不比日本少，只是因为政治不立，几千万的船械，拱手送给敌人。如果政治学问完备，国势昌盛，即使一艘船不守，一件器械不具备，谁敢过来侮辱呢？况且泰西的强盛，兴起于文学，本来不是完全由兵力造成的。务农训士，桓公凭借它称霸齐国；生聚教训，勾践凭借它灭掉吴国。下用来教化百姓，上用来利于国家，这固然是战胜朝廷的方法了。士械废弛，坐着招来敌人；武备徒具，坐着资助敌人；教化兴盛治理神妙，坐着使敌人屈服。中国没有兼并掠夺的心意。两万美军，就可以使敌人屈服而自立。难道说地广二万里，人口二百兆的中国，反而不如瑞士吗？依据公理，就像那样；权衡利害，就像这样。还认为各国并立，一定要竞争兵事，那么孔孟就是欺骗，钘翟就是错乱，瑞士应该灭亡，美国应该削弱，而拿破仑应该称帝欧洲，统一天下。俗话说：“不知来视之”，又说：“前车覆，后车鉴。”我们难道没有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