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教宗

译西方则以希腊文化最为兴盛，该国号称同时有七位贤人出现，而苏格拉底集其大成。所以，世界各种教派的兴起，尤其以春秋战国时期为盛。积累诸子百家的兴盛，其中最为神圣的，众人归附于他，汇聚成大一统的局面，从而规范了万世。《论衡》称孔子为诸子中的杰出者，难道不是这样吗？天下都归依孔子的正道，于是融合为一，所以自汉代以后就没有诸子了。现在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有门派的诸子，列举他们的宗旨，阐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创立一种学说，树立一种行为准则，探究隐微、行为怪异，后世没有记载的也附带提及。虽然不能详尽无遗，但也足以考察万古以来的古今交汇，以及世界学术思想的变迁了。

译诸子创教改制考序

康有为

孔子改制之说，自从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盛行之后，迷惑人心，很多人对此产生怀疑。我现在不谈论孔子，请考察诸子。诸子哪一个没有改制呢？后世风俗法令严密如网，天下人都低头奉行法令，不敢妄自作为。然而江充觐见汉武帝，穿着纱縠禅衣、戴着襌纚步摇、飞翮之英的冠饰，不被怀疑；暴胜之戴着进贤冠、穿着裒衣博带。宋代司马光、朱熹尚且自制深衣，明代张凤翼尚且穿着绣有菊花的衣服去拜见巡抚，那么儒家服饰的创制，又有什么不同呢？其他那些悬为虚论、等待后世君王实行的，像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顾亭林的《日知录》，更不值得多说了。现在揭示诸子改制之说，诸子的改制既已明确，何况大圣制作制度的孔子，坐视乱世，难道能忍心不进行损益拨乱反正吗？了解我或谴责我，只在于道义所在，本来就不是拘泥的士人和夏虫所能理解的。

诸子改制托古考序

康有为

崇尚古代而虐待当今，轻视近世而贵远古人，这是人之常情啊！耳目所闻见的，就忽视它；耳目所不闻见的，就敬重奇异，这是人之常情啊！慧能直指本心，如果是自己发出的，那就只是捻道人徐遵明罢了；如果托名于达磨的五传、迦叶的衣钵，人们就敬重奇异了。敬重奇异就会流传。袁了凡创制功过格，如果是自己发出的，那就只是石奋、邓训、柳玭罢了；如果托名于老子、文昌帝君，人们就敬重奇异了。敬重奇异就会流传汉高祖的神丛狐鸣，摩西、摩诃末（穆罕默德）、西奈山的天使，没有不是这样的。庄子说：“他的话虽然含有教谪的真实内容，但说是古代已有的，不是我有的。”古代的话，没有比先王更权威的了，所以百家多言黄帝，崇尚得很厉害。这是一时的风俗啊，正当周末诸子振兴教化时，尤其崇尚寓言啊！

诸子争教互攻考序

康有为

人没有不尊崇智慧的，但如火般奔驰，自以为是而认为别人非，拥有者都自以为拥有，并非为了振兴私利。天的道理是圆的，圆就没有宗派没有形相，人能做到吗？脚跌如果是圆的，就不能自立，有形体就会阻碍，有墙壁就会遮蔽，怎么办呢？于是筑起坚壁树立堡垒，挖沟营建坟墓，纷纷封疆划界！自信而攻击别人，自大而消灭别人，争政权的用兵争，争教化的用口舌，树立学说，徒党角立，繁衍而更加泛滥。佛教与婆罗门九十六外道，设立坛场辩论，那么诸子互相攻击，本来就是这样啊！编纂他们的各种学说，考察古今的缘故。

墨老弟子后学考序

康有为

大教兴起，各自有龙象。其教力所吹嘘吸纳的，都有聪敏坚强之士为之攀附，先后奔走抵御侮蔑。虽然如此，阅读辽、金、大理、南诏的书籍，其中人才光诵于口、脍炙于时的很少。像王猛、慕容恪、王朴之类，才略冠绝古今，唯独不能与萧何、张良、房玄龄、魏征争功臣的享受，何况范增、荀彧这样的人呢？唉！仕途不遇其主，功名夭折枉死。何况事师从教，垂名万世的人呢？颜回、冉有、子路、子贡之徒，俎豆莘莘，乐舞铿锵，烹牛宰羊，既香且芬。翼翼瞽宗，万方严宏。龙袍缝掖，匍匐振振。如果诸子后世可述的，能有几人呢？拾遗补坠，表附于后。这些都是当时误于攀龙鳞、附凤翼的人，大概湮没闇汶于草土，不被齿数很久了。士人青云之附，岂可不善择呢？

儒教为孔子所创考序

康有为

伪《周官》说儒以道得民，汉《艺文志》说儒出于司徒之官，都是刘歆乱教倒戈的邪说。汉自王仲任前，并举儒墨，都知道孔子为儒教之主，都知道儒为孔子所创。伪古说出，而后众口塞掩蔽，不知儒义。认为孔子修述六经，仅博雅高行，像后世郑君、朱子之流，怎么能成为大圣呢？章学诚直以集大成为周公，不是孔子。唐贞观时以周公为先圣，而贬孔子为先师，乃有特识，而不得为愚橫狂悖了。神明圣王改制教主，既降为一抱残守缺之经师，宜异教敢入而相争了。现在发明儒为孔子教号，以著孔子为万世教主。

孔子为制法之王考序

康有为

乃上古昔，尚勇竞力，乱萌惨酷。天悯振救，不救一世，而救百世。乃生神明圣王，不为人主，而為制法主。天下从之，民萌归之。自从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为王者，没有异论。自从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传纪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传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

译认为这是僭越窃取，于是将所有的权力都归还给君主。从此天下议论政事的人，引用法律而不引用经典，尊崇权势而不尊崇道义。道义不被尊崇，威严就不庄重，教主的地位就衰微。教主的地位既然衰微，百姓就不严肃、不受教化，变得更加顽固愚昧，这都是背离了孔子作为素王的缘故。奇怪啊！王义的错误迷惑人，长达数千年之久。

所谓王者的正当名分，出自孔子。什么叫做王？一画贯通天、地、人三才，叫做王。天下人心归附向往，叫做王。天下人心不归附向往，百姓都离散离去，叫做匹夫。凭借势力控制百姓，叫做霸。残害百姓的人，叫做民贼。王者是否真正为王，专门看百姓的聚散向背。名分并不是指他拥有黄屋左纛的仪仗，威权至高无上。

后世拥有天下的人，称帝称王，封赐臣子，就有亲王、郡王等名号。六朝时期则泛滥滥用，善于书法的人甚至奴仆都被封为王。如果按照世俗通达的说法来理解，那么王只是人臣的一种爵位，又怎么足以尊崇孔子呢？又怎么足以算是僭越呢？奇怪啊！

然而如今中国方圆颅方趾的百姓有四万万，掌握民权的有二十多个朝代。请问人心是归附向往孔子呢？还是归附向往嬴政、杨广呢？既然天下的义理制度都遵循孔子，天下拿着经典、释菜祭祀，众多学子都在俎豆之间，都不归附向往嬴政、杨广，而归附向往大成殿、阙里堂，共同尊崇孔子。孔子有归附向往的实质，就有为王的实质。有为王的实质而有王的名号，本是理所当然。

然而大圣不得已而行使权变，还谦逊地说只是假借位号，寄托于先王，寄托于鲁君，作为寓王、素王罢了。所以孔子以元统天，天还在孔子所统辖的范围之内。在无量数的天之中，有一个地方；在大地上的无量国家中，有一个王。这对于孔子来说，又哪里值得计算呢？

但考察当时的情况，事实相同都称为王；征引后世的情况，则有文宣王的称号。考察其实际意义，则是天下归附向往；审视其通称，则是人臣的爵位；而上层蒙昧神圣，行使权变偶而寄托于文法，下层忘却天下归附向往，共同尊奉的徽称。对于素王，就攻击他僭越悖逆；对于民贼私用爪牙，却允许他拥有贯通三才的名号。多么错乱啊！

如今考察秦汉的说法，证明素王的义理，或许能使改制教主的尊号威力如日光般恢复光明，而教化也再次显明罢了。

译孔子创立儒教并改革制度的考证序言

康有为

凡是天下的宗教教主，没有不改革制度、制定法律的。诸子百家已经如此了。中国的义理和制度，都确立于孔子。弟子们接受他的学说并传播他的教化，将其推行于天下，从而改变旧的习俗。像冠服礼制、三年丧期、亲迎婚礼、井田制度、学校教育、选举制度，这些都是其中宏大而显著的部分。现在选取传记资料，揭示其中一个方面，等待学者们由此引申并广泛推演。其详细情况，另外有专门的著作。

六经都是孔子改革制度所作之考证序言

康有为

孔子没有不被尊奉为至高圣人的。然而听闻他的事业，则《诗经》是诗人所作，《尚书》是国史，礼制是周公所作，《易经》是伏羲、文王、周公所作，孔子与此无关。只有《春秋》一书，孟子认为是孔子所作，不能对此有异议，却又仅仅把它当作记录朝见告祭的史书。由此推论，孔子只是一个传授经典的学者，而且还不如郑玄、朱熹，怎么可以尊奉他呢？不值得尊奉却把他当作圣人，这是荒谬的。唉！剥夺了孔子创制立法的文章，忘记了作为教主的德行，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变故吗？我因此发愤，考证圣人光明伟大的创制，希望神圣盛大的德行与功业重新光耀天下。

孔子改革制度依托古人之考证序言

康有为

孟子说：“伟大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只以道义为准则。”这句话，是为了什么而说的呢？伟大的人没有比得上孔子的，这是为孔子改革六经而说的吗？慈母抚养孩子，假托鬼神，古人以此来使人向善、警戒恶行。圣人爱护百姓如同子女，他的智慧难道不如慈母吗？子思说：“没有证据就不令人信服，不令人信服就不会有人遵从。想要取得信任，没有比得上先王的。”传文说：“可以让他坚守原则，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易经》说：“顺应形势以实行权变。”权变，就是知道轻重缓急的意思。在拨乱反正、拯救百姓时，如果拘泥于固执守信，道义的轻重该如何权衡？用委婉的言辞假托先王，使百姓信服遵从，以此来实行权变、拯救祸患。孔子啊，是要做固执守信的小人呢？还是做以道义为准则的伟大的人呢？况且寓言更是诸子百家的通例啊！

孔子改革制度效法尧舜文王之考证序言

康有为

尧舜实行民主，处于太平盛世，是人道的极致，儒者都把它作为最高标准。然而我读书，除了《虞书》之外，不曾有提到尧舜的。《召诰》说：“我不能不借鉴夏朝，也不能不借鉴殷朝。”又说：“我不敢断定夏朝享有天命，只看到它历时长久；我不敢断定殷朝承受天命，只看到它历时长久。”又说：“如果夏朝的历年长久，就不要废弃；殷朝的历年长久。”《多方》说：“不是上天抛弃夏朝，不是上天抛弃殷朝。”《立政》说：“古人引导只有夏朝，以及成汤升天，大大厘清上帝的明显命令。”都是夏殷并举，没有提及唐尧虞舜的。大概古代的大朝只有夏殷而已，所以开口就引以为鉴。尧舜在洪水未治理之前，中国尚未开辟，所以《周书》不称颂他们。只有《周官》有“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百官”的话，但那是伪书，不足称引。《吕刑》有“三位后帝”清问下民。古代君主没有称“皇帝”的，大概是上帝，那么也就没有称尧舜的。至于《虞书》《尧典》的盛况，是孔子亲手所作，看《论衡》所述，“钦明文思”以下是孔子所作。《皋陶谟》有“蛮夷扰乱华夏”的话，尧舜时怎么会有“夏”？那是孔子所作，非常明确了。韩非说孔子和墨子都称颂尧舜但取舍相反，尧舜不能复生，谁来决定孔墨的真伪？由此推论，尧舜自让位的盛德，然而太平的盛况，大概是孔子的七佛境界。《孝经纬》所谓“假托先王以明权变”，孔子拨乱反正、提升太平，假托文王以实行君主的仁政，尤其注重太平，假托尧舜以实行民主的太平。然而他厌恶争夺而重视仁爱谦让，彰显有德，发扬文明。《易经》说：“言语不能尽意”，其道理是一致的。只是施行有次序，始于粗陋，而后达到精华。《诗经》假托始于文王，《尚书》假托始于尧舜，《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易经》说：“言语不能尽意”，圣人的心意，大概还可以推测吧？后世儒者一孔之见，局限于乱世的见识，大鹏飞翔于辽阔天空，而捕鸟者还守着沼泽，可悲啊。

孔子改革制度，弟子及当时人依据旧制提出质疑之考证序言

康有为

孔子以平民身份改革周朝的制度，本于天道，顺应人情，顺应当时变化，裁断于圣心。虽然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字，然而人情大多安于旧习，难以共同开创，骤然更革，很少有不惊疑的。即使以帝王之力，变法之初，本来没有不震惊恐惧的，何况以士人的力量，依托古先贤，创立新法呢？后世尊奉使用孔子的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我考证当时，即使是高弟弟子尚且彷徨疑惑，何况当时的人呢？现在略考当时事实，以彰显改制之难。

诸子攻击儒家的考证序言

康有为

冒顿侵犯汉朝，耶律入侵宋朝，都是在王朝大一统时犯境。至于举兵并起，荥阳、成皋之战，邯郸的溃逃，鄱阳的攻击，是高祖、光武帝、明太祖所必然经历的。

译在战国时期，孔子的学说尚未统一，诸子百家同时兴起，他们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都妄图篡夺正统地位。其中墨家和道家，气势汹汹地像项羽、王郎、陈友谅那样，所以互相攻击尤其猛烈！《易经》说：“龙在野外争斗，其血呈现黑黄之色。”阴气怀疑阳气，必然发生争斗。诸子各自张扬自己的学说，正是阴气怀疑阳气的表现。然而圣人的道极其中正，是人们所归附向往的，偏颇蔽塞的学说进入其中就会失败。如今借助诸子之间的互相攻击，来阐明孔子是不可毁坏的。然而儒家是由孔子所创立，并非先王所传承，这就更加明白了。

译儒墨交攻考序

韩愈说孔子必定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会任用孔子，两家互相攻击，难道不是两位老师本来的道理吗？孔子开创教化在先，其道无所不包；墨子本是后来的学者，却自创新教，锐意进取以夺取孔子的地位而自立，所以攻击诘难无所不至。这可以说是生于树木却自己啃咬那树木吗？墨子怀着坚苦的意志，具有侠义赴死的气概，横冲直撞勇往直前，不到几十年，便与儒家分领天下，真是儒家的强劲对手。攻击儒家的人也没有超过墨子的了。王肃攻击郑玄，王阳明攻击朱熹，都是后起者争胜的习气，墨子正是这类人。孟子、荀子极力批驳，难道能停止吗？难道能停止吗？韩愈真是有先见之明啊！现在另著《交攻之言》，就像汉代史书保存楚汉相争的大案一样罢了。

儒攻诸子考序

振兴国家的人必定要平定僭越伪诈，奉行正道的人必定要排斥异端。异说荒谬琐碎，怪异宏伟足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充塞大道。作为儒家的宗子，作为儒家的将帅，张扬六军，不吝惜少数人的性命，以推行大道。固守圣人的法度，难道能停止吗？《论语》说：“执德不宏大，信道不笃实，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当诸子百家同时兴起，天下被充塞的时候，摧毁邪说、廓清正道，使大道日益光大。在战国时期得以施行，天下后世则统一于大教。孟子、荀子发扬光大，董仲舒奠定基业。唉！儒家如果编写功臣传的话，他们就是淮阴侯韩信、中山王刘胜那样的人啊！

儒墨最盛并称考

孔子统一之后，如同汉代高明广大，囊括四海，全部臣服。人们不知道孔子是创教诸子中的一人，更不知道与孔子同时争教的大师。然而在战国时期，国家既有多雄并立，而秦楚最强；教化也诸子并争，而儒墨最盛。当时传教，各自凭借自己的力量，各自竭尽自己的才能，而儒墨二字充满天下，实际上平分天下。孟子说：“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又说：“天下的言论，不归杨朱就归墨翟。”又说：“逃避墨家必定归杨朱，逃避杨朱必定归儒家。”老子和杨朱的学说，似乎像吴蜀三国鼎立。然而墨家学问首重救人，又多才多艺，人多归附他们。当战国末年，遂与儒家对立，如同南北朝。那时老子和杨朱的学说，仅如萧何一线之传，不足以比于大国了。探究儒墨之所以最盛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行仁兼爱吗？人道没有不依赖仁爱的，本来就不是为我之私所能比拟的。然而墨家之道节用非乐，淡薄父子之恩，丧失生人之性，其道枯槁太苛刻，背离天下之心，天下不能忍受，都归向孔子。难道不是圣人的道得中和吗？墨学衰微而老学以为我之私，暗中在汉代至今不废，则是阴道隐缘的缘故。然而汉人尚且以墨翟与孔子并称，项羽虽然失败，汉人独立本纪，难道不是兼爱尚同的遗烈吗？凡是教化光大于世的，没有不出于仁爱的，确实如此！现在考证儒墨大盛的条目，以及秦汉人以儒墨对举的，附在后面。

鲁国全从儒教考序

光的运行，最快，必定由近及远，这是势。要使日月照耀，霜露坠落，大小远近，如同一种声教，遍布大地，必定先行于诸夏。要使楚、魏、齐、秦都设立博士，汉夷四表都诵读六经，必定先行于鲁国。郑玄的经学，朱熹、王阳明的理学，都是几十年而遍天下。那佛陀之于迦维卫，摩诃末之于麦加，同样天下万里，东走碣石，渡海而起泰山，青青未了，圣神崛兴，云雾蒸腾雨水涌出。其居处不远，其时间甚近。鲁国举国而为儒，虽然戎马生郊，而弦歌不绝，难道不是圣人的大化吗？

儒教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序

七雄争战，刘邦项羽交战，像疯狗。两条蛇有什么关系于理道吗？古代有马人俗，大秦有牛。一哄而起的集市，若狂迷于旌旗金鼓，津津乐道的，以为这是时也。儒术被贬低。考察那时，穿儒衣冠传教的人，充塞天下，弥漫天下，得以游行教导于天下，不知禄爵，不择君主，只以行教为事。所到之处强聒其君相，诱导其士民。设立博士，开设学校，虽然经过焚坑不悔。这是儒教之所以光被的原因吗？后生接受其成，不知道前哲传教的苦，仅以闭户洁身为事。他们嗤笑孔子为佞，本来应该。那些不肖的人，困于禄位，知有国而不知有教。想要不微，能得到吗？我私下恐惧，著春秋战国秦汉时，孔门弟子后学传教的故，著于篇，使后儒知所法焉。

武帝后儒教一统考序

孔子的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本末精微，六通四辟，无乎不在。诸子奋发其螳斧，自取灭亡。从获麟到元狩，三百年，削莠铲乱，铲除墨家夷老，天下归往

译大道统一。不只是郡国设立学校，甚至边远异族也派遣子弟穿着礼服到外地求学，六经的光辉照耀于日月之下。《春秋》继承周代制度，规范百代，真是盛大啊！

译《春秋董氏学》自序

康有为

如果不是那些长有羽毛、爪子、角蹄的飞禽走兽，有所行动就一定有道理，有所效法就一定有教化。没有教化的叫做禽兽，没有道理的叫做野人。道理和教化从哪里来？来自圣人。圣人又从哪里来？来自孔子。孔子的道理在哪里？在六经之中。六经灿烂深奥、宏大广博，将用什么来统摄它们呢？统一于《春秋》。《诗》《书》《礼》《乐》并立于学官，统摄于《春秋》，有根据吗？根据在于孟子。孟子叙述禹、汤、文、武、周公而直到孔子，没有提到其他书籍，唯独尊崇《春秋》。《春秋》的三种传注从何而来？来自公羊氏。有根据吗？根据在于孟子。孟子阐发《春秋》的学问说：“它的事迹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它的义理则是孔子所选取的。”《左传》详细记载文字与事迹，这是史书，与孔子的道理无关。只有公羊传独自详细阐述《春秋》的义理。孟子叙述《春秋》的学问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谷梁传》不能阐明《春秋》的王道义理，传承孔子的道理却不显扬。只有公羊传详细阐述素王改制的义理，所以《春秋》的传注在于公羊。《春秋》文字多达数万，其旨意有数千条，大义鲜明，仅有二百余条脱落，太可惜了，怎么能看见孔子数千条的大旨呢？又有很多非常奇异、可怪的言论，意思难道是不足以让人相信吗？《春秋》纬书孔子说：“扰乱我书的是董仲舒，扰乱即是治理。”太史公说：“汉朝兴起，只有董生明白《春秋》。”两汉博士公羊家的严彭祖、颜安乐都是他的后学。刘向称董仲舒为帝王的辅佐，即使是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过。即使是刘歆伪造经典极力攻击公羊，也称他为儒者之首。朱熹通论三代人物，唯独推崇董生为纯儒，他传承师说最为详细，他距离先秦不远。那么想要学习公羊的人，除了董生还能归向哪里呢？虽然公羊家有很多非常奇异、可怪的言论，人们往往怀疑并认为怪异。我过去也怀疑并认为怪异，等到读了《春秋繁露》，才知道孔子改制，变革周礼，以《春秋》当作新王，尊奉鲁国而贬抑杞国，以夏、殷、周为三统，就像探取自家箱笼中的物品，每天谈论不停。董子为什么乐于这样荒诞虚妄呢？难道董子是愚笨而不懂辨别吗？既然董子把这些告诉天下，这难道不值得用心思考吗？我用董子的学问推演今文经学的说法，没有不相同的；用董子的说法推演周秦的书籍，也没有不相同的。如果不是探求根本的天元，通达阴阳，明白人物生生不息的起源，推究圣人制作的源头，弘扬纲纪，阐明性命，以仁义为本，贯通天人，根本与末节，无不兼运。确实啊，明白《春秋》是儒学的宗师。然而大贤如孟子、荀子，是孔门的龙象，想要求得孔子立制的根本，像《繁露》那样的微言奥义，是得不到的。董生的道不高于孟荀，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呢？那么这些都是孔子口说所传承的，而不是董子自己创造的。王充的话说得好：“文王的文献传承给孔子，孔子的文献传承给董仲舒，所以他所说的言论超越荀子、孟子，实在是儒学书籍中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董生，从哪里再窥见孔子的大道呢？”但是这本书很久没有在学官诵读，缺漏错误百出，就像面临绝壁崩崖，没有绳索，没有铁梁，只有废弃而返回。又自从古学改变之后，今文经学变成宋儒的学问，看待董生的旧说就像游历异国，语言不通，风俗饮食，宫室都截然不同，或者不探求根本而妄加议论，所以两千年来就像泛舟太平洋而没有轮船，到达瀚海而没有向导，只是徒然惊愕于波涛，望着流沙叹息，人的踪迹几乎断绝。近代只有江都凌曙，如同空谷中的足音，见到人而欢喜。然而他沿着文字疏解义理，就像野人进入国家藏书馆，聋子听钧天广乐，只是惊骇于其瑰丽，不能理解一个字。至于条理分明地告诉别人呢？不衡量开启数代宗庙百官的美好，通过董子来通达公羊，通过公羊来通达《春秋》，通过《春秋》来通达六经，从而窥见孔子的道理，本来愚昧地思考，就像建造建章宫，谱写霓裳曲，哪有尽头呢？希望使学者也竭尽钻探、仰慕的愚诚罢了。好学深思的君子，大概也会乐于称道吧？

《春秋董氏学》序《春秋》旨

康有为

孟子说：“它的事迹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它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它的义理则是孔子窃取的。”大概《春秋》所重视的是义理，不在文字与事迹。《春秋》作为文字有数万，其旨意有数千条，现在虽然不能完全传承，而《公羊》《谷梁》以及董子、刘向、何邵公所传承的《春秋》旨意，可以窥见。称引《诗》《书》，都是叙述经文；至于《春秋》，凡是看到汉人所引用的，都没有引用文字，只是称述其义理。所以知道《春秋》言辞微妙，与其他经典截然不同，没有师徒口耳相传，不可能得知。现在师徒口传的传承，只有董、何两家。何氏是胡母生的条例，而汉代博士直到严、颜两家，都以董子为祖师。现在专门演绎董子的说法，以求得《春秋》的义理，先叙述作经的总旨，而搜集其各种义理附在后面。其大义与微言，不能分开剖析，另外写一篇。汉代博士的学问，大概能在千百中保存十分之一吧？

《春秋董氏学》序《春秋》例

译请提供需要翻译的古文内容，我将为您进行翻译。

译康有为

国家法律有惯例，数学算法有惯例，礼仪有升降的惯例，音乐有宫商音阶的谱系，诗歌有声调格律的谱系，这些也都是惯例。如果著书立说，其中的惯例尤其繁多。而其他书籍的惯例，只是体裁所决定的，与本书的宗旨尚不相冲突。唯独《春秋》的体例微妙难懂，舍弃了惯例就无法通晓。用其他学问来比喻，就像数学一样！学习数学的人如果不通晓四元术、借根法、括号、代数等惯例，那么一道算式也无法计算；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知道托古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未明、不着端绪、贯穿连缀、没有通辞、顺应变局、诡名实、避讳文辞等原则，那么《春秋》就等于残缺破烂的朝廷公报，不可阅读。谈论《春秋》以董仲舒为宗师，那么学习《春秋》的惯例也以董仲舒为宗师。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惯例，就像欧几里得对于几何学一样。现在选取要点删减如下。

春秋董氏学序·春秋礼

康有为

孔子创作六经，虽然书籍不同，但其道理从未不同，而是条理贯通的。其折衷调和之处就在《春秋》，所以说：“志向在于《春秋》。”《春秋》是改制的书，包罗天人之道，而礼是其中改制最显著的部分，所以通晓了《春秋》，礼也就不言自明了。孔子的文章传承于董仲舒，孔子的礼制也体现在董仲舒身上。孔门弟子如曾子、子夏、子游、子服景柏，对于小敛时棺木东西朝向、确立嫡子时是选儿子还是选孙子等问题，各自持有一种见解，尚不能折衷调和。到了董仲舒，完全听闻了三统说，完全掌握了文质变通的缘故，可以等待后王来实现太平盛世，难道仅仅只能用来止息礼家的争论吗？他那些只言片语，都穷究了本源，得出了圣人的心意，大概都是先师口耳相传的学说，不是江都人（董仲舒）所能独自知晓的。不过是荟萃众多学说而折衷得当罢了。如果他是《春秋》的大宗，当今学习的正统传承，熟读并贯通它，足以证伪那些错误的礼制，这不过是余事罢了。现在摘录《春秋繁露》中关于礼的言论，分条缀连在篇中，以备想要通晓孔子礼制的人考证。虽然没有威仪细节的详细目录，但大的端绪大概具备。

春秋董氏学序·春秋口说

康有为

《春秋》文辞写成，数万字中蕴含数千种旨意。如今《春秋》经文，一万九千字，都是会盟征伐的言辞，诛杀乱臣贼子，废黜诸侯，贬斥大夫，尊崇王权、抵御夷狄。寥寥数种旨意，外面哪里还能得到数千种旨意呢？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按照孟子的说法，《春秋》重在义理，不重在经文。凡是传记称引《诗》《书》，都引用经文，唯独到了《春秋》，汉人所称引的，都是《春秋》的义理，不引用经文。这是古今学者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而近二十年来竟然未曾留意。束之高阁传文，独自怀抱遗经，哪里知道所谓的遗经，其文辞只是史官记录，与孔子的义理无关？买椟还珠，却想通过通晓经文来获得孔子的博大道理，岂不是南辕北辙，进入沙漠却不寻求向导，横渡大海却不寻求船夫？他们迷惑错乱而想要回头，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强悍的人斥责《春秋》为残缺破烂的朝廷公报，将其从学官中废除；虚伪的人不能解释，就束之高阁不谈，用《四书》另外标榜宗旨。然而《春秋》灭亡，孔子的道也就埋没了。《汉书·艺文志》是刘歆所作，说：“孔子褒贬，当时有威权势力的大人不敢写在书上，口授弟子。”大概《春秋》的义理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即使是作伪的人，也不能改变其言辞，如今经学相传的姑且不论。详说《春秋》的义理在口说，不在经文。考察自从刘歆伪造古文，就说相信口说而背离传记，务必攻击《公羊》《谷梁》二传的师说，以推行其伪造的古文学说。于是口说就衰微了。推究《春秋》之所以断绝，而孔子的道之所以不显著，难道不在此吗？董仲舒是《春秋》的宗师，他所阐发的新王改制的非常异义，以及诸多微言大义，都出自经文之外，又出自《公羊》之外。然而以孟子、荀子这样命世亚圣，尚且没有传承下来，而董仲舒却知道了。又《公羊》家不谈论《谷梁》，所以邵公作《谷梁》废疾，而董仲舒的解说多与之相同，又与何休所传的胡母生义例相同。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七十子后学师师相传的口说。《公羊》家早出于战国，《公羊》不是出于汉代，另有考证，还有忌讳回避，不敢宣露。到了董仲舒才敢全部阐发。他的《春秋》口说另有专书，现在择录董仲舒传承口说的部分，以彰显微言不绝。

春秋董氏学序·春秋改制

康有为

《春秋》一书，自从刘歆伪造《左传》互相攻讦以来，微言完全灭绝。到了永嘉之后，杜预、服虔争高下，《公羊》《谷梁》二家有书无师，于是啖助、赵匡束之高阁三传而专门在经文中寻求。等到孙明复、萧楚、胡安国，才仅仅在《春秋》中阐发尊王攘夷的义理，那数千种旨意缺失了。赵汸作《春秋金锁匙》，最终千余年，凿枘而不能入。名义上虽然是经，只是以空名建立在诸侯之上，其实房陵之幽禁，亡失已经很久了。王安石认为它是“断烂朝报”，实在是定评。如果像伪《左传》所说，据事直书，说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害怕，

译然而郑伯顽固到底，大夫弑杀他却没有记载；楚弃疾弑杀他的国君虔，而《春秋》却记载为“公子比”。这是《春秋》颠倒是非，如果这样写，乱臣贼子就会高兴了。难怪刘知几有“怀疑经典、迷惑古人”的说法。朱熹说《春秋》不可解释，如果不了解改制的意义，怎么能解释呢？圣人的举动与贤人不同，恰好道学确立，不能与权变一起谈论，不必一定可信，只以义理为准。承受上天显明的命令，作为制作礼乐的主宰，面对仁德不让步。圣人敬畏上天，哪里敢推辞？所以《春秋》专门为了改制而作。然而何邵公虽然保留了这个说法，也难以令人信服。幸好有董仲舒的说法，阐明了这个意义，使得大孔会典、大孔通礼、大孔律等在两千年之后，还能看到其端倪。董仲舒是纯正的儒者，难道能如此荒谬吗？如果不是口传的圣人学说，哪里会有这样非凡的异义呢？这真是《春秋》的金钥匙，得到它就可以进入《春秋》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已经断绝很久了，现在忽然让孔子创立教化的重大意义如日中天，都依靠这个推出来。那么这篇文章作为书中的珍宝，超过天球河图，价值亿万无量。王充说：“孔子的文章通过董仲舒流传。”唉！如果董仲舒是愚笨的人，那还可以；如果董仲舒稍有智慧，这难道不值得留意吗？

译春秋董氏学序春秋微言大义

康有为说：“不要被‘孔子去世后微言就断绝了，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大义就背离了’这种说法所迷惑。孔子虽然去世了，但学说已经传授给弟子，那么微言怎么会断绝呢？七十位弟子虽然去世了，但学说已经代代相传给后学，那么大义怎么会背离呢？孔子的弟子和后学门徒多达六万人，遍布天下，共同口传其学说，诵读其大义，光明磊落如同高举日月而行。到了汉初，那些老儒师传授汇集其全部学说的，没有比《春秋》家更全面的；通晓《春秋》的，没有比董仲舒更透彻的。从元气阴阳的根本，到天人性命的缘故，三统三纲的意义，仁义中和的德行，治理教化养生之法，都穷究其本源，探求其混茫的根源，孔子制作礼乐的本源和次第，借此可以窥见，就像通过远筒浑仪观察列星那样晶莹光怪、排列分布一样；就像描绘大树，根本主干分枝布叶，郁茂荣华结实，可以理清脉络一样。孔子的道本来已经昏暗湮没很久了，即使是孟子、荀子这样的当世亚圣，尚且未能发扬董江都（董仲舒）的学说；即使是醇正的儒者，又怎能超越孟子和荀子呢？有道之人高下大小分寸不相逾越，如果不是孔子口口相传，董仲舒怎么能有这样的成就呢？这真是孔子微言大义所寄托的地方。如今梳理精要，使孔子的道如日中天，岂敢说是完全显露了大道？只是大圣制作的本始条理、宗庙百官的制度，可以有可供瞻仰的地方罢了。”

春秋董氏学序传经表

后世道术不明，统绪不显著，都是韩愈粗疏灭裂的罪过。韩愈论道，自孔子之后一千年，举出孟子、荀子，却把扬雄夹杂其间，又说孟子死后没有得到传承。宋儒继承他的说法，于是几百年间没有人听闻大道。如果相信这种话，那么孔子的大教已经灭绝，怎么还能在 today 发扬光大呢？《吕氏春秋》、韩非子作于战国末期，说孟子已经去世，而吕氏称孔子弟子充满天下，遍布天下，都以仁义之道教化天下。韩非称儒分为八，有孟氏的儒，有颜氏、子夏氏、子张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式的儒，不只是孟氏有传承，七家也都有传承。到了汉代博士传授五经的口说，都是孔门的大义微言，而董仲舒尤其集其大成。刘向认为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论衡》说孔子的文章传于董仲舒，《春秋纬》说‘扰乱我书的，董仲舒扰乱后治理了’，《天人策》说道出于天，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朱熹极力推崇他的醇粹，而韩愈却不知道，竟敢断然说孟子死后没有传承，唉，多么狂妄啊！至于扬雄，在君国方面则以《美新》投阁，在经学方面则是歆伪欺绐，只凭《法言》模仿《论语》，美言可市，于是舍弃江都而与兰陵并列，韩愈拟人既不伦次，宝康瓠而弃周鼎，唉，多么狂妄啊！孔子的道在《春秋》，两汉的治理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论，都以公羊为法，至今法律还遵循它。我有今律出自《春秋》，考察公羊博士的传承，天下云礽百万，都出自江都，唉，盛大啊！自元明以来五百年，治术言论都出自朱熹，大概朱熹是教主。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论都出自董仲舒，大概董仲舒是教主。二子的盛大，即使孟、荀也不能相比。朱熹生于绝学之后，道出于向壁，尊四书而轻视六经，孔子末法无由统一，仅如西蜀之偏安而已。董仲舒承接先秦老师的统绪，尽得口说公谷之外，兼通五径，大概孔子的道在这里。虽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全体不可见，而董仲舒的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绝诸子学，为传道之宗。大概是自孔子之后一人。因此嘱托门人王觉任，搜其后学，表彰其传授，使后世于孔门统绪流别，得以详细知晓。

长兴学记

我愚钝，文质无底，虽然曾经钻研勉励，粗略知道记诵，并非能知学。二三子以踸踔之志，斐然的资质，荡涤污泽，愿意来游学，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们的。但我曾经侍奉九江的末席，听闻大贤的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说。二三子来游学，不是为了学吗？学是效仿，有所不知，效仿人所知；有所不能，效仿人所能。如果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就不必学；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所以应当勉强。董仲舒说：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行日起而有功。

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仅人有，禽兽有，草木也有。附子性热，大黄性凉，就是这样。如果称之为人性，必然不远。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

译“生之谓性”这一说法，自然是确凿的论断，与孔子的说法相合，只是阐发得不够透彻。假如告子的著作能够保存下来，应当有值得观览之处。王充、荀悦、韩愈都曾阐发这一学说。程子、张子、朱子将性分为两类，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辨析研究较为精细，但仍然将其分为两类。这大概是附会孟子的说法，实际上性完全是气质，所谓的义理是从气质中产生的，不能强行区分。我另有《论性篇》。所谓“相近”，就是平等的含义，所以如果只有天性而没有学习，人人都是相等的，同样都是品尝滋味、辨别声音、喜爱美色，没有什么小人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大人的说法。如果只有天性而没有学习，那么人与禽兽就是相等的，同样都是看、听、行动，没有人与禽兽的区别。

译学习，是由人为的勉强努力直至违背常情的过程。不仅土石不能，草木不能，即使是灵性的禽兽也不能。鹦鹉能说话，舞马能跳舞，但不能传授和扩充知识，所以没有师友之间的相互促进，没有灵思之间的相互碰撞，因此安于愚昧而被人类轻视和削弱。犀牛、大象极其庞大，大人能够驾驭它们；老虎、豹子凶猛，人能够制服它们。只是因为它们运用智慧并知道学习。顺从本性的是愚昧，违背常情而强学的是智慧。所以学习只有人能做到，这是人之所以顶天立地而在万物中独尊的原因。到京城的人，能说燕地话；进入吴越地区的人，能说吴越话。在权贵门下交往的人，他的车马服饰非常华美，这是因为外界有东西灌输给他。终身不出乡里，在山中居住、从山谷中取水的人，虽然生活富足但质朴鄙陋，可笑地受限于所见而无所学习。何况以天地为居所，以万物为车马，以圣人为老师的人呢？

同样是物，人能学习就尊贵，从而不同于万物。同样是人，能学习就不同于常人。同样是学习的人，博学就胜过浅陋的学习。同样是博学，通晓宇宙整体就胜过只知一方，通晓百业就胜过只知一隅。通晓天人的道理，穷尽阴阳的变化，就胜过遵循常规、拘泥于文字和义理的人。所以人之所以不同于人，在于勉力学习罢了。勉力学习，务必在于违背常理。顺从人的常情，有耳目身体，就有声色起居的欲望，不违背常情就不能克制。顺从人的常情，有心思识想，就有私利狭隘近见的祸患，不违背常情就不能扩充。人的常俗，自认为高贵而轻视他人；人的常境，自认为善良而高人一等。创作论说，成就事业，与人接触并构建关系，而眼睛被迷惑、心灵被同化，认为这是对的，这种习俗并非一人所有。积累千万人，积累亿兆人，积累京陔秭壤沟人，于是党派类别就确立了。这种习俗并非一时形成，积累日月年，积累百十年，积累千万年，于是积习就深了。想要矫然改变它，不是极度违背常情怎么能做到呢？所以违背常情越厉害，学问就越极致，离常人就越远。所以可贵的是勉力践行大道。《大戴礼记·保傅篇》说：“胡越人生下来声音相同，嗜好欲望没有差异，等到长大形成习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通。”所以孔子说：“习相远。”习就是学。因为学习相差很远，所以人与禽兽相差很远，人与人相差很远，学习的人与学习的人相差很远。他们相差的距离，不止百十里，不止千万里，不止亿兆里，以至于无法计算、无法认知的程度。现在比如尧舜与秦始皇、隋炀帝，周公、孔子与张献忠、李自成，相差之远，即使是精于计算的人能做到吗？我们这些人喧哗地拿着简笔穿着章服成为士人，这是得天厚赐，也只是勉力于学习思考以不同于常人罢了。

然而学习，浩大而广博，矫然而特异，务必违背常情，将归于何处呢？之所以能学习的，是人。人之所以为人的，是仁。孟子说：“人，就是仁。”荀子说：“人主设立仁心，知道它的役使。”董子说：“仁，是人；义，是我。”自从黄帝、尧、舜开物成务，以厚养百姓；周公、孔子垂范立教，以引导后来的士人，都是以仁为本。旁及异教，佛家的普度，也都是仁。所以天下没有离开仁而能做人的人。虎狼鹰鹯，号称不仁，但从未吃过同类，这也是仁。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就知道爱父母是根本，推广到天下是支流，只有远近的区别罢了。它们的仁是一样的。所以仁小的人，就是小人；仁大的人，就是大人。所以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的根本；和睦宗族，是仁的充实；在乡里任恤他人，是仁的广大。如果能惠及邑县，仁就大了；能推广恩惠到国家，仁就更远了；能恩及天下，仁就达到了极致。《礼记》说：“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没有知觉的；有知觉的生物，没有不知道爱同类的。”圣人至仁，也只能爱自己同类，不能及物，为人也是为我。这就是所谓的仁至义尽。即使能仁及天下，也只能爱自己同类，尽到人道罢了。我的仁也有所限制，刚自我满足，难道是为了高远吗？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师朱先生说：“伯夷的清高容易，伊尹的担当难，所以学者只是学为仁罢了。如果不实行仁，就不成为人，而且不能成为知道爱同类的鸟兽，能不震惊吗！”

孔子说：“学习不讲究，是我的忧虑。”陆子说：“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所以曾子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砺激发，不可少。顾亭林鉴晚明讲学的弊端，就说：“今日只应当著书，不应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对刘台拱说：“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系。戴震死时，乃说：“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的学问可以养心。”段玉裁说：“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究学问的过错。”这与王衍后悔清谈无异。

译所以本朝读书人学问广博，风俗败坏，顾炎武是功劳最大的，也是罪责最重的。现在我与几位学生清除障碍，改变陋习，公开倡导追慕孔子讲学的传统。至于求取仁德的方法、治学的门径，将依次告知。

译上古的圣贤，阐发义理非常广博。近世的儒家先贤，确立的学习规范也很多。有的为了表达观点而言说，有的顺应时势而建立教化，有的便于初学者入门但终极归宿不够精微，有的偏重某一义理而整体概括不够完备。我深入思考古人的义理，综合概括教化的宗旨，由下学而上达，探究本源而把握终结，尊崇道德与学问，由内而外。言论淆乱就以洙泗之地的圣人（孔子）作为折衷标准，末世昏暗浑浊就向上采择三代英杰的思想。道与器兼包，本与末并举，这些都是人道的适宜之处，天理的节度。从成为士人开始，到成为圣人结束，都遵循这条道路。各位学子要努力啊！

天下的道术极其众多，以孔子作为折衷标准。孔子的言论极其繁多，以《论语》最为值得尊崇。《论语》的义理极其广博，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任，游于艺”这四句话最为完备。现在以这四句话为纲领，分注条目，以此展示进入道德境界的途径。

志于道，关于道的解说极其分歧。谨按孔子在《系辞》中说：“确立天的道叫做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做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做仁与义。”那么道，就是仁义罢了。志，就是立志于践行仁义之道。孟子说：“居处在哪里？在仁。道路在哪里？在义。”指点最为直截了当，所以立志的大致有四个条目。

第一是格物。格，是扞格（阻挡、排斥）的意思。物，是外物的意思。是说做学问的开始，首要在于阻挡排斥外物的诱惑。《乐记》说：“人生下来本性是静的，这是天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应而心动，这是性的欲望。外物到来，知觉随之产生，然后喜好与厌恶就形成了。如果内心对好恶没有节制，知觉被外物引诱，不能返回中正，天理就灭绝了。”外物感动人的力量无穷，而人的好恶没有节制，那么就是外物到来而人随物化。人随物化，就是灭绝天理而穷尽人的私欲。《学记》《乐记》与《大学同在《小戴礼记》中，精粹如同出自一人之手，应当作为确切的训诂依据。孟子说：“耳目这些器官不思考而被外物蒙蔽，物与物相交就会牵引人罢了。先确立大的方面，那么小的方面就不能夺走它。这就是成为大人罢了。”《大学》是大人之学，大人在于不被外物牵引夺走，不阻挡排斥外物还能是什么呢？朱子阐述程子的学问，主张涵养并用敬。又《中庸》章句说：“不存心就无法获得知识，也就是阻挡排斥外物之后才能获得知识。”大旨已经吻合，只是一时误解罢了。做学问的人如牛毛般多，成功的人如麒麟角般少，成学的艰难，是由于被外物牵引。高官厚禄、美好官职、财物贿赂、各种器具，举目皆是。习染几十年，迷惑千万人，如果没有勇猛的力量、精进的功效，摧陷廓清，比作军事行动，怎么能格除它们呢？学者应当把它们视为毒蛇、猛虎、大火、怨贼，念念不忘，铲除清洗，然后才能成就金刚不坏之身。用佛家的说法来解释儒书，朱子有过，这是学者入门的第一功夫。道家修炼元神，佛家修炼灵魂，都有坚定的力量然后才能入道，难道我们儒家可以从容自得地获得吗？如果大端已经确立，那么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对于做学问就思考过半了。如果稍有游移，那么终身没有入道的一天，还是努力吧！《大学》以格物为入门，郑玄的说法固然错误，朱子也没有理解其意。哪有新学入门的开始，就让人穷尽天下的物理呢？而且物理也没有穷尽的时候，难怪王阳明会有格竹的疑惑。况且格，是至的意思。物，就是事的意思。把至事解释为穷理，辗转才能相通。教学的第一条，没有这么深奥强硬的，所以现在采用司马光的说法。

第二是厉节。节，假借于竹，有所节制的含义。天道崇尚圆，人道崇尚方。圆首用来象征智，方足用来象征行。不圆就不能完备物理，不方就不能确立人道。《礼记》称行为有格，又称砥砺廉隅。《论语》称“面临大节而不被夺走”，《传》称“圣人通达节操，其次坚守节操，下等失去节操”。宋广平说：“名节极其重要。”陈白沙说：“名节是道的藩篱。”顾泾凡说：“学者适宜从狂狷起步，从中行歇脚。”后汉、晚明的儒者，都以气节自我激励，深可仰慕。刚劲挺立，刚毅接近仁勇的人，强矫务在承担道义。如果卑污柔懦，终究难以振作。愿与各位学子一起激励节操。

第三是辨惑。内外清肃，于是冰雪聪明了。然而大道因为多歧而消亡，学术因为小辨而迷惑。凡是近似于道而实际上不是道的，积习久了，最容易迷惑人。学者应当严格辨别。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正统，厌恶郑声扰乱雅乐，厌恶乡原扰乱道德。”那些夸夸其谈说：“古人，古人！”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相符，孟子选取他们。居处似乎忠信，行为似乎廉洁，指责他们没有不对，刺探他们没有可刺，自以为是，而孔子、孟子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同流合污，合乎世俗。我们同党的人要辨别啊！庄子说：“鱼在江湖中互相遗忘，人在道术中互相遗忘。”人性容易随顺，有所先入为主，就终身迷惑。况且即使是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党。初学者胸无主见，很少不被蒙蔽的。等到用力既深，不忍舍弃，这就是陷入溺灭顶而无悔的原因。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就是所谓小言破道，足以收取小学的益处，决不能冒认大道的传承，那么辨别它就不值得辨别了。

译第四点叫慎独，克制私欲、修正邪念，是学习的要领。然而在念头已发之后去克制修正，不如在念头未发之前保持警惕谨慎。这样不用费力搜寻捕捉，自然能保持清醒警觉。《中庸》首先阐述天性的根本极致、安身立命的功能，而入手处专门在于慎独。《大学》也是如此，这是子思独自传承的心法。圣人的学问没有单独传授的秘密诀窍，像这样阐明，真是单独传授的隐秘宗旨。子思将这十个字彻底揭示，以告知万世，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能运用这个方法，有过失是有的，但我相信他必定不会做恶事了。刘蕺山将其标举为宗旨，用来挽救王学末流的弊端，多么美好啊！我们这一派得到子思的传授，欣喜地顺从接受，应当是怎样的心情呢？

译立足在德上，皋陶称述九德，《洪范》称述三德，《周官》称述六德，推究遵循它们的义理，就像《尧典》中“钦明文思安安”之类。从文字上看，直心就是德，那么德就是心的美好。韩愈说：“自身充足，不依赖外物叫做德，那么德就是得。”也就是《大学》所说的“定、静、安、虑而后得”，获得一个善念就牢牢铭记在心，这就可以说是立足了。所以立足德行的条目有四项。

第一是主静以显露端倪。学者既然能够慎独，那么内心清虚中正平和，德性逐渐融合。只是苦于强制努力的功效，没有优游自在的趣味。践行道义应当用勉强努力，而进入德境适宜顺应自然。吕祖谦说：“不全部放下，就不能契合。”周敦颐以主静确立人的极致，陈白沙在静中修养出端倪。所以说得到这个入手的关键，那么天地由我确立，万物变化由我产生，而宇宙就在我的掌控中了。哪里还有闲暇去执着于官位俸禄和计较金玉细微呢？大概自得的功夫，全在于修养出端倪，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逢原。如果能够保守，那么浩大的万物变化卷舒自在。

第二是养心不动。《学记》说：通晓事理，坚强独立不反复。《易经》说：君子独立不惧，避世隐居也不忧闷。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又说：我四十岁不动心。人活在世上，称誉讥讽、痛苦快乐、毁谤赞誉、得失成败。佛教称之为八风，八风不动，进入三摩地。朱熹说后世做圣人难，束手束脚，没有不动心的学问，因此如此。必须通晓天人的道理，光明开阔没有遮蔽，超脱于万物之上。所以人虽然具有人的形貌但内心是天理，还恐怕血气未能融合。将生死患难都视为自身存在，如同无视危险如同安宁。至于面临深崖，脚有一半悬在外面，从容谈笑，大概差不多了吧？不知道生死，那么毁谤赞誉就像蚊虻飞过耳边，哪里还会在意呢？所以践行内心安适的事，即使天下人都诽谤也不顾，然后才可以担当大任。学者有伊尹的志向，如果学问不到这个境界，还是优柔寡断，谄媚世俗，终究不能成功。

第三是变化气质。学问既然成就了，等到发挥运用时，还有气质的偏颇，急切应当磨砺浸润，达到纯和。从前朱熹论谢良佐、陆九渊，说无欲之上，还隔着气质一层。吕祖谦年轻时气质极其粗鲁，等到读《论语》读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是痛改前非。所以朱熹说：“学问像吕祖谦这样，才开始叫做变化气质。”考察后夔教导贵族子弟，只用音乐，说刚强而不暴虐，简捷而不傲慢。皋陶的九德，《洪范》的三德，都是为了克制偏颇。《大学》正心修身的传文，明代的何瑭认为是变化气质的学问，确实是确切的解释。心戒其有所执着，身戒其有所执着，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了。《中庸》的“发而皆中节”，叫做和，也是变化气质。刘安世的学问，七年不说谎话，才得到谢良佐的认可。三年治理一个“矜”字，薛瑄二十年治理一个“怒”字，都是学者的效法对象。如果气质不和，发挥运用偏颇，危害事情不少，希望大家共同勉励。

第四是检束威仪。威仪是身外之事，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呢？刘康公以威仪为定命的符验，孟子说：“跌倒和快走，是气的表现，却反过来影响心。”由此看来，它对养心不是没有关联。孔子重视用礼来行动，曾子重视端正容貌，严肃脸色。《诗经》咏叹“那位都城人士”，北宫文子称述“仪容举止可观，进退有度”。霍光出入宫禁，都有固定位置，不失分寸，于是承担伊尹、周公的重任。何晏、邓飏走路顾影自怜，阴险浮躁，不得好死。借鉴观察历史，作为我们的准则。各位君子共同求学，盛夏不得袒露身体，相见必须穿长衣。仪容举止崇尚温和文雅，语言去除粗俗鄙陋，出入行走，尤其应当端庄稳重。我虽然不是安定学派的二三子，对于元发、仲车，难道有逊色吗？朋友相互检束，仆人敢以此相告。如果城墙上的轻佻行为，被《子衿》讽刺；淫秽男女交易之言，不越过门槛。赌博是牧奴的游戏，箱笼是家人的事务。至于赌博，更是妖物。这些都是士人所不齿的，应当有郊外迁徙的处罚。我们这一党自然能远离杜绝，无需忠告。

依从于仁。依，就像衣服附着在人身上。人没有衣服，就是虫；人不仁，也不过是一条虫而已。凡是用来做学问的，都是为了仁。它的次序有四项。

第一是笃行孝悌。有子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仁所至亲的就是父母兄弟。连着毛发连着肌理，都具有至性，不需要教导学习。如果对至亲淡薄，这就叫做悖逆。那些计较钱财而不供养父母，放纵乖戾而不使父母欢心的，根本已经错误，不值得再和他们共同求学。”

第二是崇尚任恤。司马迁称述任侠，但是侠客崇尚意气，恩怨太分明。任恤则是相互救助赈济，相互亲近安葬，是周公所尊崇的。这个人能在朋友间担当，必定能忠于他的君主。能在乡党间体恤，必定能惠及他的国家。如果坐视朋友姻亲的患难，甚至用严厉言辞脸色暗中铲除他们，那么也将出卖国家而不动心。那个人不担当的，必定不忠诚；不体恤的，必定不厚道。我不愿看他了。

第三是广宣教惠。仁是相互对待的意义，所以贵在能力。

译羊是能够合群的动物，所以“善”、“美”、“义”、“羡”等字都从羊旁。犬是不合群的动物，所以“狱”、“独”等字从犬旁。我既然生而为人，不跟这些人在一起，又能跟谁在一起呢？（答案却是）孤僻、独居。只有鬼神的道理才如此，这并非人间的正道。隐居岩穴的奇士，行为孤高，只求少犯过错、独自完善自己的才能，这难道与木石相比吗？所以胡文忠公说：“当今世上难得的是忠肝热血之人。”《周官》中六行选拔人才的标准，都是忠肝热血之人。即使是佛教主张空寂，也说：“如果不能普度众生，发誓不成佛。”没有以自我解脱为美好的。后世将老庄、杨朱的学说附会于孔子，于是下层的人营谋私利，上层的人独善其身。出仕担当事务的，都是贪婪狡猾无耻之人，百姓无处寄托性命，这就是教化中途变质的原因。当今皇上原本遵循周公、孔子的意旨，推行仁道，期望改变天下，使风气发生巨大转变。先知先觉者的责任，人人都有，辗转开导他人，就是功德。推广得既广泛，这也算是政治，这就是志士仁人讲学的责任。

译四曰同体饥溺。我与这些人同出于天而亲情相同。我与禹、稷、伊尹拥有相同的耳目手足而道义相同。我不如伊尹、禹、稷是可耻的。我不能仁爱亲人是可愧的。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那样。”然而先贤的美言，学者将怀疑其高远而难以企及。反过来寻求，我难道没有饥渴溺水的时候吗？我有饥渴溺水，希望别人拯救我；别人有饥渴溺水，我坐视不管，即使是禽兽也忍心吗？所以同体饥溺，不过是推己及人稍微扩大罢了。学者不要把它看得像银河那样遥远。

游于艺。《周官》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的六艺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小学附在其中。它们的学业不同，古今差异很大。总之，所谓“艺”，是道术的称呼。后世文业日益繁多，道术大概更加广博。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事理的本末，切近于人道的，都是学者所不能遗漏的。”现在总括兼揽，分为学习科目，完备地列在下面。

一曰义理之学。义，是人事的适宜；理，是天道的条理。本源于天，形成于时势，积累于人。所以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义。天命之理，是天下共有的，凡是人道所不能超越的。人立之义，随着时代推移，像五行的运行，交替地轻重变化。发源于孔子，分析于宋代贤人。然而宋代贤人的义理，只是义理的一个方面。现在只推究本源到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易经》说：“吉凶与百姓共同忧患。”孔子说：“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既然不能不与他们在一起，那么共同忧患，就应当经营治理。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向。”所以孔子作《春秋》，专门用来治理世事。只有庄子知道这一点。现在以孔子为本，上推三代，列为沿革。至于其损益，从汉朝到本朝，各有得失。荀子想要效法后王，所以经世之学，让现在可行，务必通变适宜百姓。即使是舜禹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三曰考据之学。没有证据就不相信，就应当有依据；不知道就不创作，就应当有考证。各种学问都是这样，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是其中大的方面。琐碎的人做学问，务必追求细碎的意义逃避困难，使用便巧的言辞巧妙的说法，那么虽然广博却缺乏要点，劳苦却很少功效。贤者识其大体，这是高识之士的事。凡是义理经世，不关乎施行，只辨证者，归入考据类。

四曰词章之学。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远。”所以四科的排列，文与学并列。战国以后，辩说兴起；西汉以后，文体浩繁。世道既然竞相崇尚，不能不通晓。现在厘定为两种体裁，叫文，叫笔。有韵的，是文；无韵的，是笔。笔有两种体裁，叫散，叫骈。文有两种体裁，叫铭赞，叫诗赋。铭赞原本不同后来相同，诗赋古代合并现在分开。骈散中和谐协调的，也叫文；诗赋中单独行文的，也作为笔。大概韵，不只是句末押韵的意思，五色相互映衬，八音协调流畅，就是这样。

学问与时代不同，周人有六艺之学，是公学；有专官之学，是私学，都是经世之学。汉人都是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章之学，宋明人多义理之学，本朝人多考据之学，总要不出这四者。三代已经久远，学术日益不同，如果恢复古制，不是朝廷法令不能立即实行。现在依据先贤遗留的说法，设立这四目，作为通学。

想要恢复古制，切近人事，便于经世。周人六艺之学，是最美的。但是射御这两项，现在没有用处，应当斟酌更换。现在选取人事最切近、经世通用的，一是图，一是枪，补充进去，大概足以为国家所用，不会被讥笑迂腐疏阔。马端临说：“古代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现在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艺不兴盛，就是这个原因。”论述这六者，作为先驱，等待法令推行，才智之民自然增多，难道只是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微薄之力吗？

补六艺之学

一曰礼。古代的人士，每天以习礼为学问。所以孔子对于礼说：执礼。秦汉之后，礼衰乐坏。刘坤实行它，认为是奇异的事情。大概礼废弃很久了。但是礼为人所用，务必顺从当时的君王。现在学者钻研礼经，或许有深邃之处，实行于现在的制度，就目瞪口呆不知道，失礼的地方很多。现在选择士人适宜实行的，与诸子按时学习。

朝廷之礼，大朝引见，召见站立班次，宣读诏书等。

祭祀之礼，陪祭、祭祖先、祭神、谒告等。

宾客之礼，内外上下各种相见之礼等。奉命出使等。

那些冠婚丧纪闺门之礼都按时讲习，以《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为依据。

那些时俗通用的，不寻求改变风俗，就斟酌顺从。至于仪礼，可以编成仪注来学习。

二曰乐。乐学废弃消亡很久了。汉朝时还有鼓吹诸生及雅歌八篇，现在都失传了。于是乐学专门归属于倡优，淫艳凶邪，是庄重之士所不说的。现在想要恢复乐学，古人遗迹还可以推求。番禺陈兰甫京卿《声律通考证》，依据荀勖笛、开元乐谱，来追溯古乐，剖析非常精细。现在依据它来考证钦定律吕正义续编，分乐、音乐、乐器、乐舞三项，等待大备。乐

译器物考证确定之后。然而古时候礼乐不离身，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不撤去琴瑟。蔡邕说：“音乐以声音为主。”房庶说：“用现在的乐器来采集古时的声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打算先购买钟、磬、鼓、琴、瑟、管等几件乐器，按时练习它们，以宣发血气而引导平和，或许不违背古人以音乐进行教化的本意，这也是安定留下的遗法。

译第三项是书。《周礼》记载“保氏教导国子学习六书”，小史掌管向四方传达文字名称。汉代的制度是，太史考核学童背诵籀文九千字，合格者可以补任官吏；通晓六种字体的人，补任令史。如今上自钟鼎古文演变为篆书、隶书，下至楷书、草书。凡是古今沿革、中外通行的文字，都是学者应当兼通的。

第四项是数。数学随处可见，极其实用。测量天象、制造器物，尤其不可缺少。近代的儒者大多通晓数学，但学者苦于其繁杂深奥。其实只要理解了归除算法，就可以学习开方、八线（三角函数）、椭圆等知识了。近代使用的代数、微积分尤为直接快捷。阿尔热、八达的译本从西方传来，不必斥之为远方蛮夷的异端学说。

第五项是图。图谱之学，长久失传而无人知晓，书籍探求其理，图谱探求其形，没有比这更实用的了。古人说：“登高能作赋，可以做大夫。”我说：“登高能绘图，可以做士人了。”图学从数学入门，所以排在数学之后。

第六项是枪。古时男子出生就悬挂弓弧，长大后练习射箭，因为上可以做将帅，下可以做士兵，把军事准备寓于文化事务之中，没有不是射箭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本朝八旗考试都使用骑射，另外设有火器营，如今弓箭已经无用，枪就是代替弓箭的武器。士人都应当学习，以备缓急之用。应当在春秋佳日，选择地点学习。《诗经》说：“威武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这就是闳夭、散宜生这样的人。后世的人士衣冠整齐、步履规矩，只知道诵读，喜好攻击同僚，怎么能担当重任呢？

讲学。后世的学术日益繁杂，总括其要点，归结为相互争论的，不过是汉学和宋学而已。如果宋学变为心学，汉学变为名物训�之学，又是分歧中的分歧了。到了今天，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都被废弃，舒元舆和向秀的学说也都消亡，而新歆的伪书成为经学，荆舒的经义成为理学。于是汉学和宋学都消亡了，昏暗闭塞到了极点。

先师朱先生说：“古代的学术在道之外产生分歧，现在的学术在道之中产生分歧。”董仲舒说：“端正天地要看北辰，端正嫌疑要看圣人。”我曾推究这两派学术的根源，都出自孔子。孔子的学问，有义理，有经世致用。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的《大学》《中庸》以及《孟子》辅助它，朱熹是它的嫡传继承人。凡是宋明以来的学问，都归它统辖。宋、元、明及本朝的学案，是它的众多子孙，偏重于义理。汉学则本于《春秋》的公羊、谷梁，而小戴的《王制》以及荀子辅助它，并以董仲舒为公羊的嫡传继承人，刘向为谷梁的嫡传继承人。凡是汉学都归它统辖，《史记》及两汉君臣的政议，是它的支派，偏重于经世致用。我有《汉儒学案》区分今古文之学，以配合宋明学案，两派清清楚楚，以此探求，两派学术就可以找到其统绪了。义理就是德行，经世就是政事，言语文学也是阐发这两者。然而孔子的道广大，弟子中只有颜回得之，言行藏，论为邦都是如此。子贡知道，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其余的人都因其资质所近而有所得。韩愈说“各得其一体”，孟子说“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何邵公《公羊传解诂序》认为《春秋》传给商，而《孝经》传给参，《孝经纬》《孝经》是义理，《春秋》是经世。这两部书都是曾子、子夏得之。庄公三年《公羊传》“鲁子曰：元”，郝经认为“鲁子”是曾子的讹误。查考昭公十九年传又引用“乐正子春”，子春是曾子的弟子。又鲁国灭于秦时，汉有鲁赐七十弟子，当时没有鲁氏的人，“鲁子”是曾子无可怀疑。又曾子最老寿，弟子最多，其他贤者都赶不上他。两家的弟子编集为《论语》，《论语谶》、郑康成《论语序》、程子的说法，所以《论语》是曾子、子夏的学问。叶水心认为曾子将死时以“颜色、容貌、词气”三者为道，并未真正知道道。考察大戴《曾子十篇》都是修身寡过的言论，终身战战兢兢不敢稍有失误。《论语》中如“以约鲜失耻”、“言过行之说”与《立事篇》相同，必定是其门人记录的。孔子说：“参也鲁”，大概是坚毅自守之士，对于孔子“思易天下，吾为东周”、“坚白缁”的说法，大概没有什么所得了。子夏洒扫进退的教导，丧明之哭，应当在孔子死后，境界造诣尚且狭小如此，所以孟子说曾子与子夏都是守约之人，确实是诚恳的议论，只是擅长文学，所以《诗》《礼》《春秋》都传给他们。子夏只能传经，所以孟子认为他未得圣人之全，荀子认为他正衣冠尊瞻视，嗛然终日而不语，也似乎符合实际情况。说到孔子之道最可信的，莫过于《论语》，然而实际上出自二子门人之手，其传闻附会错误应当不少。看“速朽速贫”的说法，“小敛裼袭”的适宜，传闻已经各异了。这尚且推托为戴记之言，如果是子张论交友，子游论根本，问孝问仁，则人人告知不同，或退或进，则求殊科。以此推之，确实是孔子之言，皆是有为而言。朱子对于程子语录，虽然龟山、上蔡所记，犹以

译这便失去了程子的本意。至于朱熹在《阳明语录》中认为王阳明失去了其师的意思，后来的辩驳纠正更加繁杂，所以使得《论语》出自曾子、子夏之手，其偏颇失误已经很多，何况是出自再传弟子所编纂的呢？画像经过再次摹写就失真，碑刻经过多次翻刻就改变面貌。凭借孔子大圣至仁的德行，这个人难道能与孔子相比吗？感叹凤鸟不现，梦想周公，道义在齐、陈、鲁、卫等地弘扬，踪迹在南子、公山弗扰那里受到怀疑，感叹荷蒉者已经决绝，追随楚狂接舆并与他交谈。到现在所记载的，还能见到万一。假使颜回、子贡、子张执笔编纂记录，那些精微的义理和奥妙的道理，将会是怎样的呢？凭借伊尹这样的圣人，孟子所记载的尚且如此，而现在的《论语》除了自举伊尹之外，没有一句话提及，这肯定是佚文无疑。传承孔丘守约的绪言，掩盖了圣仁的大道。后来虽然以孟子的恢弘广阔，还说“穷则独善其身”，从此儒者将其作为成法坚守。〇儒者狭隘了其道，百姓轻视其恩泽，从这时开始了！现在谈论孔子的义理之学，都推究本源于六经，而《易经》是孔子亲自撰写的书，尤其被奉为宗祖。《论语》是后世语录之类的书，不能完全依据，即使采纳《论语》，也要分辨清楚说明明白，希望孔子的仁德更加光大昌明，用来启发后学。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向。”所以孔子治理世事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的意义，记载于《公羊传》《谷梁传》。凡是两汉四百年的政事学术，都效法它，不像近来谈论经学的人，仅仅作为士人口耳诵读简毕之用，朝廷的施行，大致都不相关。礼学与《春秋》同条共贯，《诗》《书》所述，互相阐发。〇孔子治理世事之学，大致可以窥见。然而古今变迁，事变日新月异，所以《春秋》确立三统的法度，来留给后王。汉代儒生笃守《春秋》，知道所尊崇的了。然而三统的意义也很少有人心知其意，只有《易经》阐明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道理，探求孔子治理世事之学，也以《易经》为归宿。现在与几位朋友贯通汉宋的旧事，而统一归于孔子，譬如导水自江河，那么南北支流都可以纠正。本源既然确立，那么历代治理世事之学，除了二十四史之外，《通鉴》著明治乱的统绪，《通考》详述沿革的缘故，以及本朝掌故，外夷政俗，都应当考察。宋明义理之学，除了朱子之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也应当审察。广泛考察而通晓其变化，务必致力于应用，以求仁为归宿。至于小学，那么幼仪、书计、内则所存的，原本有两派：朱子《小学》、幼仪的后裔，《尔雅》、说文学书的流派。但是《尔雅》、说文都是伪古文的学问，《汉书·艺文志》小学是刘歆妄自设立的，不足以依据。但是凭借它们非常古老，想要识字不能骤然废弃，我加以证别明白地说。如果像近代儒生白首钻研，不仅圣学所不存，而且被刘歆欺骗，非常不智。至于朱子《小学》，则是做人的样子，希望共同勉励。下及文史术艺，都是学者所不废弃的，依次论述，希望本末兼赅。

译论说经义。《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见于《经解》、《庄子》、《韩非子》、《史记·儒林传》，又名六艺。司马迁说：“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标准。”〇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诗》《书》《礼》《乐》，孔子是借助先王的典籍而删削审定。至于《易》与《春秋》，则完全出自孔子的笔端。所以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导人，而《易》和《春秋》在他身后才大为兴盛。孔子成为万世师表，在于他创制了六经。他改制的心意著录于《春秋》。孔子早年追随周礼，晚年道不行，想告知后来的君王，于是进行改制。与颜回讨论四代，子张谈论十世，就是如此。〇周朝衰微，礼制废弛，诸子都有改作的心意。棘子成厌恶文饰，老庄抛弃礼制，墨子崇尚节俭，都是如此。就像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顾亭林有《日知录》。事情平常，不足以令人震惊，必须知道孔子改制六经，然后才知道孔子的道之所以集历代圣人之大成，贤于尧舜，为后世君王所效法。《淮南子》说：“殷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殷朝，《春秋》变革周朝，三个朝代的礼制不同。”把《春秋》视为继周朝之后的一个朝代，先秦和西汉的说法都是如此。我有《孔子改制考》。两千年来实行的三年丧礼、夏历、选举、同姓不婚的制度，都是孔子的法则。《春秋》实际上统领两千年为一个朝代。必须知道《春秋》是改制，然后才能通晓六经。汉朝兴起，《诗》三百零五篇流传于齐、鲁、韩三家，《书》二十八篇在伏生那里，《礼经》十七篇在高堂生那里，其记八十五篇都是经的传注。《乐》散见于《诗》《礼》，没有专门的经。《易》未经焚烧，传于田何的是全书，没有异议。《春秋》传《公羊》、《谷梁》都设立了博士，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人们没有异说。洙泗的经学虽然不光大，也没有失传。到了刘歆凭借校书的权力，伪造古文，扰乱诸经，于是有了《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等伪经增多。杜林、卫宏传授，二郑和马融煽动，郑康成兼揉今文和古文，完全扰乱了家法，深入刘歆的圈套，甘愿死心塌地，加上他学识渊博、品行高尚，门徒最多。三国、六朝、隋唐都主张郑学，于是伪古文盛行，都在刘歆的笼罩之下。宋儒时常有异论，但不得其故，也被刘歆所蒙蔽。本朝经学最兴盛，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而终日盘旋在许慎、郑玄的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两千年都成了刘歆的学问，孔子的经虽然存在但实际已经灭亡了。诸儒用力。虽然勤勉，陷入蒙蔽，越深越违背圣人，越严重。就像去楚国却向北走，爬树去捕鱼。可以称之为新学，不可以称之为汉学。何况足以谈论夫子的学问呢！既无学识，又想求得胜过别人，就夸大其词说：“想要知道圣人之道，在于通晓圣人的经；想要通晓圣人的经，在于认识诸经的字。”于是古音古义的学问争相出现，想要取代圣统。以此求道，与磨砖想要做成镜子、蒸沙想要做成饭有什么不同呢！西汉的学问，用《禹贡》治理黄河，用三百零五篇《诗》进谏，用《洪范》解说灾异，都切实可行。自从刘歆开始崇尚训诂，改变博士的学问，段、王等人煽动，于是标榜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走向无用，令人叹息！现在扫除刘歆的伪学，我有新学，《伪经考》由西汉诸博士，考证先秦传记子史，以证明六经的本义。先通晓《春秋》，以知道孔子的改制。于是礼学都有条理，不至于像郑康成所说八禘六天那样，礼就可以治理了。礼学既已治理，《诗》《书》也回归正轨了。至于《易》，是义理的根本，变化的极致，孔子天人之学在于此，精深奥远，经学至此终结，都著录其大义，阐明义理的条理，发挥经世的实效，开启两千年的蒙蔽，希望孔子的学问再次在天下显明。

论读书。《史记》《汉书》承接夏商周三代的变革，制度文章与后世相近，而文义深远，古学之人钻研仰慕终无尽期。自从六朝隋唐，学者传授学业尊奉与经书并列，史书体裁既已创立，且经说多存于其中，尤其足以作为考据的辅助。范蔚宗的《后汉书》，激励名节，学者讲求可以进入道德。至于词章所用，骈文散文具备，选取其典实，拾取其香草，效法其气貌，确实是艺林的渊海，文苑的泽薮。所以上层经世立身有所取裁，中层考据词章有所掇拾，下层科举之学，裁文对策，试帖律赋，也倚仗为府囿，足以资取渔猎。这真是学者所应该精熟的。只见学者读它多年，仅知道事迹，其余一无所得，是因为不能摘取英华的缘故。昔日顾亭林先生每日课门生四人，登堂读十三经及《史记》《汉书》六朝史各二十篇，周而复始。现在用他的方法，与诸子轮流每日读史，先读四史，如有余日则以《晋书》、《南北史》、《隋书》继之，其中制度文章、经义史裁的美都摘出发明。学者一举而通晓掌故，能考据，解词章，三种善处都具备于近世之学，已经算是小成了。又近世学者除了《易》书、《诗》、四书外，其余都束之高阁，四传、四礼，只有《左传》、《礼记》省文诵读，其余都不观看。现在与学者先读四史

译让他们大致了解做学问的门径，然后轮流研读四礼、四传，随着诵读阐发其中的旨意。学者在一年的时间里虽然不能做到广博，但若能通晓四史、四传、四礼，通过董仲舒、刘向的学说阐述《春秋》，依据朱熹、陆九渊的思想探求《论语》，以四朝学案深入探究，以《通鉴》《通考》广泛考证，那么经史的大义、圣道的统绪、做学问的本末，也就已经掌握了纲领。进而追求大道，大概就有了基础。

译学习礼仪，在初一和十五日举行相互作揖的仪式，以鼓声为节拍，敲击钟磬，吹奏管乐，弹奏琴瑟，依据《开元诗谱》歌唱诗歌，升堂歌唱《诗经》三篇，交替歌唱本朝乐章三篇，笙歌演奏汉魏诗歌三篇，散唱唐宋诗歌，用管乐伴奏。礼仪结束后，进行投壶游戏，讨论学问后散去。

每日功课：“子夏说‘每日知晓，曾子说‘每日反省’，这是求学者的法则。每日功课的方法，其项目有七项：一是读书，二是养心，三是修身，四是处理事务，五是待人接物，六是关注时事，七是日常事务。读书则有专精，有泛览。这两项向内探求，可以发现过失；向外探求，应当有笔记，在初一和十五汇总缴纳，商讨得失，使光明日益显赫，或许能日日更新。”

四耻

一耻无志。立志于富贵，不立志于仁德，是可耻的。

二耻：随俗于风气而不能卓然独立，是可耻的。

三耻鄙吝。张南轩认为鄙吝是大恶，凡是鄙吝的人，天性必定浅薄。为富不仁，是可耻的。

应当拔除其根源

四耻懦弱。曾子认为懦弱是庸人，见到正义的事不做，是可耻的。

孔子重视行为有羞耻心，如果有这四种情况，就不能学习道义，希望深深地以此为耻。

新学伪经考原序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共十四篇，叙述其目录并附言说：“开始制造伪经扰乱圣制的，是刘歆；推行伪经篡夺孔子正统的，完成于郑玄。经过两千多年岁月日时的绵延，聚集了数以亿计的士人的学问，统辖了二十代帝王礼乐制度的崇高庄严，全都奉行伪经为圣法，诵读、尊崇、信奉、持守、施行，违背的人以非圣无法论处，也没有一人敢违背的，也没有一人敢怀疑的。于是夺取孔子的经书给予周公，而压抑孔子为传注；于是扫除孔子改制的圣法而将其视为断烂的朝报。六经被非同类者颠倒扰乱，圣制被埋没沦落于迷雾之中，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的大圣人，历经四百多年，地仍处在中夏蒙难遭遇不幸，乃至如此极端，难道不奇怪吗？”

“况且后世的大祸，在于任用宦官，广纳女色，君主奢侈放纵，权臣篡夺盗窃，这些曾经屡次毒害百姓，颠覆宗庙社稷。古代没有这些，而都从刘歆开始。从上来说是圣经的篡贼，从下来说是国家鸩毒。那些开始于盗篡的人，最终称帝；开始称伪朝的人，后来成为正统。司马氏盗取魏国，嵇绍忠于曹魏；节矫制，张奂出卖习氏。如果不是成为正统之后，丹黄混淆颜色，甘辛改变味道，孤鸣而正易之。我也知道这很难。然而提起圣法于既坠，阐明六经于昏暗，如果不黜退刘歆的伪经，孔子的道就不能彰显，我虽然孤微，怎么可以停止？”

“我奇怪两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却全都迷惑，没有一人揭发奸邪，揭露真相，洗雪先圣的沉冤，使诸儒走出云雾？难道圣制赫闇有所等待吗？不量自己微薄，摧毁廓清伪说，扫除庭院洞穴，魑魅奔逸，迷雾散去阴豁，日光黄星呀冀，以兴起亡经，辅助圣制，对于孔氏之道，或许可以抵御侮辱罢了。”

新学伪经考叙

梁启超

南海先生演绎《孔之书》四部，而《伪经考》最先问世。有人问：“以先生的大道，却仍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这不是我敢听到的。”梁启超说：“不是这样。孔子的道，被埋没很久了。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的法则，无论大小精粗，其运用无处不在。自从荀卿接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弃大同而言小康，舍弃微言而言大义，传给李斯，在秦国行教，于是孔子的教化第一次变化。秦以后的学者，视孔子如君王。刘歆谄媚王莽，伪造古文，采集渎乱之野文，排斥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的历史，视《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的教化第二次变化。东汉以后的学者，视孔子如史官。唐宋以来，鉴于这种破碎，束阁六经，专门宗奉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谈论学问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的志向忽焉，大道的失落更加遥远。于是孔子的教化第三次变化。宋以后的学者，视孔子如迂儒。所以小有智慧的人士，认为孔子的义理很浅，其道很狭隘，因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谄媚佛教，可为前车之鉴，如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更加强悍，其机更加危险。先生认为孔教的不立，由于孔学的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雾霭，天日乃见。所以首先写这本书，以清除芜秽。至于荀学的偏颇，宋学的浅薄，只要明白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不是我们党的寇雠，固无取于好辩。”

启超听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侯，升平世内诸侯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述：秦以前是据乱世，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是升平世，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进入太平世吗？《中庸》叙述圣祖的德行，其言曰：

译恩泽遍布中原，延及边远蛮夷，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孔教对于天下的影响，圣人心中是明白的。由此说来，先生撰写这本书，难道是为了和考据学家争个高下、等待辩论吗？《演孔四书》中，启超所看到的，称为《大义》，叙述的称为《微言》，考证的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又听说，孔子创作《易经》和《春秋》，都首先确立了以“元”统摄“天”的道理，这就是所说的“智慧周遍万物，连上天也不违背”。唉，这就不是启超这样愚钝的人所能企及的了。

译《春秋中国夷狄辨》原序

徐勤

环绕地球表面而遍行其地，累积万亿之众，划分疆界沟壑，各自私有其民，各自专擅其权，各自独占其利。凡是称为国家的，有数十个。尊崇内部而压制外部，肯定自己而否定他人。于是中国夷狄的称呼，愈发盛行。《春秋》传文说：“为什么说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又说：“天下远近大小如同一体。”又说：“《春秋》的道义，随着变化而转移，只亲近有德之人。”所以晋、齐、郑所谓的中国，忽然就被称为夷狄；秦、楚、吴、越所谓的夷狄，忽然就被称为中国。〇无所谓中国，无所谓夷狄。地球三千年历史，史官记载说：凡是所谓守旧的国家，教化尚未兴起的，都是爵位世袭，人分等级。印度的旧教，罗马的旧俗，以及日本、高丽、回部，都是这样。唉！民众不崇尚德行，长久不变，难道是孔教没有广泛传播吗？还是时势使然呢？《春秋》的道义，分为三世：叫据乱世，叫升平世，叫太平世。洪水以后，到孔子时代，是据乱世。孔子以后到现在两千年，是升平世。如今中外大开，地球混一，是太平世。《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体现先王的志向。”〇深知《春秋》，可以治理万世前的民用，不是断烂朝报可比。不揣测自己的愚昧，阐发这个主旨，分列三义，另分为三卷，名叫《春秋中国夷狄辨》，用来阐发孔子圣教的微言大义，开启十四万万百姓的聪明智慧，破除五十国自尊自利的私心，贬斥五大洲民贼的余毒，希望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天爵的尊贵，大同的治理，可以在今天实行。经学不明，有人不察，视其为异端言论，那就请学习《春秋》，请乐于称道尧舜之道吗？不是尧舜之道不敢说，不是孔子制作仁天下的学问不敢说，那么尧舜孔子就是异端学说吗？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梁启超

自从宋朝以后，儒者坚持排斥夷狄的议论日益兴盛，而外患也日益激烈，情势显露而力量不足，极于今日，而那些嚣然自大的人，还每天喋喋不休而没有停止。询问他们言论的出处，就说：“这实在是《春秋》的道义吗？”我反复诵读《春秋》，未曾见过这样的话。我阅读先秦两汉先师的口传学说，也未曾见过这样的话。孔子作《春秋》，是治理天下，不是治理一国；是治理万世，不是治理一时。所以首先张扬三世的道义：所传闻世治理尚且粗疏，就以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理进入升平，就以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理达到太平，就天下远近大小如同一体。夷狄进至于爵位，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治理他们有先后的区别，看待他们没有爱憎的差异。所以听说有用华夏来改变夷狄的，未曾听说排斥断绝而抛弃他们的。现在议论的人持升平世的道义，而说《春秋》是排斥夷狄，那么为什么不持据乱世的道义，而说《春秋》是排斥诸夏呢？况且《春秋》称夷狄，与后世特别不同。后世称夷狄，是说他们的地域和种族；《春秋》称夷狄，是说他们的政俗和行为。不明白这个道义，那么江汉之南，文王旧治的地方；雍州之间，西京建都的地方，哪里算是中国？而楚、秦作为夷狄，又怎么称呼呢？不仅如此，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晋国却被称为狄。《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晋伐鲜虞，为什么厌恶晋国而同夷狄一样？”何注：“伐同姓，想要立威行霸，所以称其为狄。”成公三年，郑伐许，郑国却被称为狄。《繁露·竹林篇》：“郑伐许，为什么厌恶郑国而称其为夷狄？”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所以大大厌恶他们。桓公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见，邾娄等人却被称为狄。何注：“桓公行为恶劣，而三人朝事他，所以称其为夷狄。”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而归，戎却被称为狄。《谷梁传》：“戎是夷狄，伐天子之使，贬斥而称其为戎。”哀公六年，城邾娄葭，鲁国却被称为狄。何注：“城是夺取的意思，邾娄未曾对鲁国施加非难，鲁国多次围取邾娄邑，不知足而有夷狄的行为。”晋、郑、邾，是中原的名国，鲁国更是《春秋》所寄托以明王法的，而他们作为夷狄又怎么称呼呢？董子说：“《春秋》的常辞。”也不给予夷狄而与中国行礼。到了邲之战，偏偏相反，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没有通用的辞令，随着变化而转移。如今晋国变化而为夷狄，楚国变化而为君子，所以转移辞令以顺从事实。《竹林篇》话说得伟大啊！那么《春秋》的中国夷狄，本来没有定名。有夷狄行为的，虽然是中国，也羞惭地成为夷狄；没有夷狄行为的，虽然是夷狄，也文雅地成为君子。那么假使说排斥夷狄，那必定排斥

译那些有着夷狄行为的人，不能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就宽恕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号称是夷狄就抛弃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叫夷狄的行为？《春秋》治理天下时，天下是公有的，选拔贤才，讲求信用，增进和睦，禁止攻伐，停止战争，勤于政事，爱护百姓，鼓励商业，优待工匠，土地得到开垦，田野得到治理，学校兴盛，人伦关系明确，道路修缮，流浪的人很少，残疾的人得到供养，盗贼平息，遵循这些原则的称为中国；违背这些原则的称为夷狄。可悲啊！这是传述的话。说：那么为什么不让中国来主导呢？中国也刚刚变成夷狄。昭公二十三年。那么我正每天兢兢业业地力求避免成为《春秋》所说的夷狄都来不及，怎么能去统治夷人？怎么能去排斥他人呢？因此，从治理天下、治理万世的意义来说，不必排斥夷狄就像那样；从治理一国、治理一时的意义来说，不能排斥夷狄就像这样。我始终不知道“排斥夷狄”的说法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徐君徐勉，既然在南海求学，研究《春秋》经世的义理，于是撰写了《中国夷狄辨》三卷：第一卷叫《中国而夷狄之》，第二卷叫《夷狄而中国之》，第三卷叫《中国夷狄进退微旨》，以此来铲除千年的谬论，发掘大同思想的精微言论。后来的读者如果深刻理解他的意图，那么那些自高自大的空话或许可以稍微减少；中国的夷患或许可以稍微减轻；天下远近大小如一治理的局面或许可以在早晚之间实现。虽然如此，凭借孔子的圣明，还说“了解我或怪罪我，大概只有《春秋》了”！那么世上因为这本书怪罪徐君并因此怪罪我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

译孟子大义述自序

徐勤

有一国之士，有一时之士，有天下之士，有古今之士。所谓一国一时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都局限在一个国家内，其他的事就不知道了。吴起、商鞅这一类人就是如此。所谓天下古今之士，他们的聪明才智都专门用于为民谋利，其他的事就不知道了。孟子就是如此。孟子的著作，以民为本体，以井田制、学校为功用，只有这两层含义罢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抛弃其本体而只谈论其功用，于是谈论学校就成为了愚弄百姓的工具，谈论井田制就成为了扰乱天下的工具。这使得孟子之书成为无益之书。虽然尊奉它长达千年，立于学官之中，地位等同于六经，却只是徒具形式罢了。这实在是可惜啊。如今孟子，职位不过客卿，他的尊贵显赫比不上吴起、商鞅等人。他的著作不过七篇，当时的功勋名声也比不上那些缔结盟约、作战必胜的事业。然而吴起、商鞅等人活着时荣耀，死后就被人遗忘了。孟子直到今天，有识之士仍然尊重推崇他，西方人士翻译这本书也恭敬信服。为什么呢？〇是因为为民与不为民的缘故。这是一时与古今、一国与天下之所以区别的原因。三代圣王已经很久了，而孔子唯独尊崇尧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天下为公而为民谋利。西方贤明的君主很多，而现代人唯独称颂华盛顿，为什么呢？因为他改变了君主专制而为民谋利。所以说英国、俄国、德国、奥地利的强大，必定敌不过美国、法国、瑞士的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为民。克虏伯的工厂富可敌国，而必定敌不过布德氏的善堂，为什么呢？是因为为民。战舰的坚固，陆军的强大，而必定敌不过红十字会、弭兵会的善士，为什么呢？是因为为民。所以从现在以前，是君主的时代而不是民众的时代，是一国的时代而不是天下的时代。吴起、商鞅之所以夸耀地被称为一国之士、一时之士，原因就在于此。从今以后，是君民共主的时代而不是君主的时代，是天下的时代而不是一国的时代。孟子之所以卓然成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原因就在于此。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或者有人不察，把它视为异端邪说，那么就请学习孟子，请诵读“与民同之”的话吧？如果不是孟子的学问就不敢言，如果不是孟子重民、仁爱天下的言论就不敢言，那么孟子是异端之学吗？是异端之言吗？

除无教之害中国除害议四

徐勤

为什么说没有教化的危害呢？凡是人类，没有不以君主和师长为治理根本，而议论的听从或违背都由此产生。师道的大统尤其重要，所以我观察居住在大地上各国的人，除了苗族、黎族、獞族、狨族、狒族[〇水]〇求野人、生番、日本的虾夷、美洲的红皮土著、吉林库页岛的费雅喀人之外，没有不有教化的。自从大地九大洲之内，有佛教、婆罗门教、犹太教、基督教、火祆教、伊斯兰教。从王者到平民男女，没有不以七天为期早晚拿着经书向教主膜拜的。所在的城邑村落，都纷纷建立其教主的庙宇，穷极奢侈，有的建造几百年才完成。奉行其教主的纪年，尤其严密的，衣服帐幕、宫室都悬挂其教主的画像，举动如同见到教主一样，饮食必定祈祷，唱歌跳舞，都颂扬其教祖。其教主去世很久了，就尊崇其教主的传统巨子，不一定要求他们有大的德行。像对待教主一样戴高帽，愿意为他们去死，愿意以他们为主，见面就嗅他们的脚，行走时铺上衣服。他们诵读捧持其教主留下的文献，用绣品包裹，跪坐取用，弹琴鼓瑟，张口吟诵，身体环绕双手合十，终身如此。他们传播其教主的道义，跨越重洋大海，越过数万里，冒着风火之难，深入深山旷野，生番野蛮之地，没有住宿的地方，忍受饥渴杀戮侮辱，坚忍诚笃，无论男女，都以承担道义自我约束。而我们四万万民众，则没有不自称信奉孔子教化的。而以传播教主道义自任，在乡里教化，言行必定称引孔子，不畏惧诽谤嘲笑讥辱，大概也很少了。如果以孔子的道义自任自行，在国家经过都城越过关邑，聚集门徒招揽追随者，大声疾呼以弘扬其教化的，那么在万里之地竟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何况拿出性命，舍弃妻子儿女，冒着风雨冲瘴暑，进入蛮荒之地跨越山海越异国以传播孔子教化的，难道听说过吗？至于郡邑之外没有文庙，致使佛寺、礼拜堂、清真寺，逾越于大成殿之上。御史吴培请求禁止妇女不得拜孔庙，甚至除了郡邑有司在朔望行香之外，上自绅士下及士庶，如果不是入学登科及第，终身没有一次谒见孔庙的。士人自从学习科举业之后，工商贾自从改行之后，没有再诵读圣经的。诵读其遗留的经典则卧榻凌乱，笔墨淋漓，哪有跪诵的典礼，锦缎包裹的储备呢？文翁是汉代大儒而刻七十子像是像设，必定是孔子口说之法而张孚敬敢废除它，而采用主彼，难道不知道公羊义大夫士无主吗？哪有衣服帐幕、宫室的悬挂、饮食的祈祷呢？儒者没有巨子，有也不像对待教主那样尊敬。君主万雄各自纪年，难道听说过定于一师作为纪年吗？或者有举出纪年高义的人，那么巨儒硕学惊骇缩舌，唾骂侮辱愤怒

译斥责他们为怪异，反而凭借巨大的力量互相攻讦，暗中助长异端邪教，倒转矛头攻击自己罢了，这哪里还能推行得开呢？至于那些淫祀的鬼怪杂神，与吕祖、天后、观音、魁星、关帝、文曲星争夺席位、分享庙宇祭祀的，数不胜数。如果中等资质的人在寓所中践行（儒道），海外商贾工匠、妇女孩童盛装修饰庙宇、严肃恭敬地进行祭祀的，都是关帝、天后，与孔子毫无关系，不过是用空话来表示尊敬罢了。所以西方人认为我们是半教，我们则没有，怎么会有半教呢？

译这还只是说：“我不了解尊贵的教主罢了。”教主的道，本来就在教中，本来就有。四万万人中，妇女占了一半，却都不读先圣的经典，都不识字，哪里知道培养德性的根本、改变气质的源头、讲求仁爱的道理、保守神气的知识呢？所以性情大多偏狭乖戾，或者阴险邪僻，以此作为胎胚的种子、母教的先导、内助的职责，根本已经拨乱，末节又会有什么好的呢？泰西的农工商贾、仆役走卒，都手不释卷，或者翻阅新闻报纸，舟车道路所经过所看到的，都是这样，都知道天下的事理。这些愚笨下等的人，勤勉学习、见闻广博竟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士大夫应酬交际、追逐名利来打发日子，那些每天手捧一本书的，极少，何况农商呢？他们的工商、妇女言语有分寸，起居有节度，行走有伴侣，饮食交往有时限，都有一定的准则，没有高声喧哗大笑、袒胸露体、胡乱舞蹈翩跹的人。从小孩学习琴舞，使肌肤协调于律令，这都是先圣礼乐的精髓。如果像《采荠》那样趋步，像《肆夏》那样行走，俯仰之间铿锵有声，没有怠慢的仪容和浮躁的气息，放置物品南北有序，陈列器物东西有别，揖让时手脚得体，吐纳时喉舌协调，《十七篇》的礼、《少仪》、《内则》、《曲礼》、《容经》，都是达到大治太平的书籍。而泰西却广泛地拥有这些。他们的法律杀老鼠，可以钉住老鼠的四脚，违者有罚；他们的军规杀敌人，可以放下武器站立，在市场上贩卖的人不杀。这是不重伤、不擒获老人头发的道义。军队的威武，如果不是孝子顺孙，就有教士说法教化。两军对阵，就有红十字会的善士出入其间，来救治死伤的士兵。他们的医院学堂林立，大多由一人捐出数百万家产来建立。其他聋哑盲哑的人，教他们识字习艺；监狱修整洁净饮食，监督劳作，又有教士说法来感化他们。近来甚至废除死刑，以此来教导百姓培养仁爱之心，成就君子的行为。这些都是我们经义的美好之处，而中国都没有。士大夫知道高谈经义，培养仁心，笃行礼法，已经没几个人了，有的也被嘲笑为迂腐。都会里的士大夫长官如林，而死人躺在路上没人收殓抚恤，对待囚犯用酷刑诘问，狱室饮食臭秽导致病死的人每年不知有几千万。杀敌取胜，连坐杀戮，像刈草打猎一样，哪里有教士的说法、医士的包扎伤口呢？却都习以为常。然而在中东战争中，误杀了红十字会的人，就大大触怒了泰西，认为我们是野蛮人了！我们的将卒，都是用不识字的野人来担任，粗野强悍像大兽一样，作为桀骜的英雄，哪里有所谓说礼乐而敦诗书的人呢？他们士大夫的职业，则是奔走钻营，饮食征逐，袒露嘲讽诽谤，而没有一点空闲可以读书，讲求天下的事理。他们的心机则险恶狡诈，荒诞狂妄厚重而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触动他们的良心，互相倾轧排挤，老谋深算设陷阱，流言蜚语，巧言令色。那些不这样做的，无法在人世间立足，何况攀登富贵呢？那些禀赋良善的人，畏惧缄默，安分谨慎，隐居避世，依托老成持重的事务，少犯错误来求取福报，荡然成风，摩荡成俗，形态不同但气息相同。至于天才特别不被世俗所束缚，刚劲挺立，沉浸沐浴，百炼之钢也变成了绕指之柔。于是依托于词章考据的无用来自我隐藏，孔子的恩泽尚未断绝，也有坚强独立的儒者，毅然以教化自任。在乡里就讥笑他，在县城就诽谤侮辱他，在国家就搏击控告驱逐他，表面上以讲学为名禁止禁锢他，暗中诬陷他暧昧不明而毁谤他，流言说他乌有，就囚禁杀戮他。所以古代有伪学者，现在任道的儒者也伪恶而不敢说话。以至于把道学当作嘲戏，把讲学当作禁忌，天下的风俗就可以知道了。致力于背离道学，就一定是凶险奸佞贪婪鄙陋的人；致力于避开讲学，就一定是粗俗无耻的人。因此天下的士人，只知道羡慕权势而不知道羡慕道义，敢于谈论利益而不敢谈论道义，只知道富贵而不知道学术，只知道国家而不知道有教化，只知道君主而不知道老师，只知道法律而不知道经典。培养卵生盲视，浸淫荒废成俗，挟持那些贪婪狡诈鄙陋粗俗的人，羡慕利益而不知道经教的这类人，作为风俗的主宰，却要求他们变革行为实行新法，保国养民。唉！就像要到楚国却向北走，怎么能到达呢？我们自鸣自尊为中国，而斥责万国为夷狄，难道不是因为礼义教化的缘故吗？却竟然毁坏到没有教化，等同于野蛮，能不悲哀吗？国家的衰弱，是因为秉持礼法的鲁国，是因为讲理学的宋朝。国家虽然不存，但能用儒书理学改变天下，那么灭亡其外在而增长其内在，失去那边而得到这边，又有什么妨碍呢？而用这种败坏的风俗对抗泰西盛强的教化，怎么可以说呢？怎么可以说呢！

唉！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而没有不灭亡的教化。所以自黄帝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亡教的大变奇哀。还存有纲常伦理，以此自认为不同于夷狄的风俗，那么中原人本来自认为是二帝三王所传承的。西人又认为这是五洲万国所共有的。人情的自然，不足以成为教化，那么孔子的道，就完全灭亡了。然而即使以纲常伦理的道义来考察，中国的习俗，侍奉君主就拳跪鞠躬，

译外表装作恭敬，内心却狡诈欺骗以出卖国家，哪里还能看到激发忠义愤慨、日夜思慕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人呢？交友则口蜜腹剑，当面阿谀背后诽谤，以此自娱，最终互相残杀出卖。其他如同室操戈、孤寡被遗弃、正妻受虐待、妾室被休弃的情况，比比皆是。父子天性，不需要教化就能知晓，然而能够反哺奉养父母的，在四万万人中，只有千万分之一。那么所谓的纲常伦理，也不过是名义存在而实质消亡了。人心尚未完全死绝，那些工商阶层，或许还能做出设立善堂赈济灾民的行为，而士大夫却都嘲笑并鄙视他们。于是仁爱之心断绝，信义之根本动摇，廉耻之道堵塞，伦理之实质丧失。既丧失了教化，又丧失了人心，自我断绝于天道，虽然想要不遭受凌辱收割、崩溃灭亡，怎么可能做到呢？孟子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那就接近于禽兽了。”既然成了禽兽，那么宰割烹煮、割草剔毛而将其切成肉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内部招致发匪作乱，外部招致泰西人（西方人）来侵略，用水火攻击，用奴役对待。唉！谁知道没有教化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我曾推究中国丧失教化的原因，第一次败坏于刘歆伪造经书，攻击今文经学，导致孔子微言大义失传；第二次败坏于六朝隋唐崇尚辞藻文章，抛弃义理之学，导致浮华空虚的风气盛行；第三次败坏于宋儒专门谈论减少过错，极力攻击事功，导致孔子“己饥己溺”、以道济天下的义理废弃。到了后来，称霸天下的心既雄强又勇武，严厉禁止讲学，束缚天下的言论，钳制蒙蔽天下人的心思，铲除扫除天下人的廉耻，愚弄遮蔽天下人的耳目，驱使天下人以官吏为师，以权势为趋向。然而国家终究变成了废墟。唉！霸者拥有天下，靠的是武力把持，然而秦政、隋炀帝、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类的人，难道能长久占据吗？也是窃取圣人的义理，忠孝的道德，然后才能暗中维持。然而教主的尊贵，仁爱的实质，太平的法度，都对霸者不便，于是他们选取专门谈论忠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抛弃仁、智、廉、耻，抛弃对教主的尊崇。仁、智、廉、耻被抛弃，教主不被尊崇，那么百姓就会愚昧强悍。丧失廉耻，沦为野蛮人，成为生番，成为禽兽，等待被猎杀分割。孟子说：“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也不能居住一朝。”唉！如果不尊崇教化，不专门尊崇孔子为教主，不使天下人逐渐浸润于孔子的仁、信、礼、让之教，相信确实不能居住一朝啊！

译万木草堂小学学记

梁启超

我居住在上海，双遣先生派遣他的儿子向东来到我这里求学，并且告诉我：“当今中国的弊病，在于人才匮乏。人才匮乏，是因为不讲究学问。您谈论变法，如同捕捉风，如同谈论食物（无法充饥），能有多大补益呢？您何不挺身而出，公开讲学呢！”我惊愕地说：“我对于四库全书的典籍，百本中连一本都未曾窥见；对于五大洲的地域，连梦中都未曾到达。我将终身作为求学的童生，还担心学识不能增长，哪里敢谈论讲学！”双遣先生说：“虽然如此，您不妨阐述您所学习的，有可以教导东来的学生的，就把它写下来。”于是，我依据南海先生（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推演其开始教导的话语来相互告诫。梁启超记。

立志。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了。”佛说：“不普度众生，发誓不成佛。”伊尹思考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孟子说：“如果想要平定治理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种志向高远，是古代圣贤所赞许的。朱熹说：“只有志向不确立，天下就没有可以做的事情。”求学的人应当思考：国家为什么衰弱？教化为什么衰败？种族为什么微弱？众生为什么痛苦？都是因为天下的人没有谁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们只知道责备别人不承担责任，那么为什么不自己承担责任呢？《论语》说：“立志于仁。”又说：“把仁当作自己的责任。”求学的人如果对此没有志向，那么所有的学问都没有地方确立其根本，那么那些次要的就不能动摇它。这个志向一旦确定，就颠扑不破。阅读一切书籍，做一切事情，都依据这个宗旨，自然没有阻碍，自然没有恐惧。

养心。孔子自我获得的学问，在于随心所欲；孟子自我获得的学问，在于心不动摇。后人谈到心学，就指责为逃避禅宗，这是大错特错。天下的学问，不外乎成就自己、成就他人两个方面。想要成就自己，而不讲究养心，那么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与外境相互牵引，习气相互熏染，必然导致堕落；想要成就他人，而不讲究养心，那么利害、毁誉、称赞、讥讽、痛苦、快乐，随时随地都足以败坏事情。所以养心是学问中的第一要义。养心有两个方法：一是静坐的养心，二是遇事时的养心。求学的人初学时，大多属于伏案学习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较少，只要每天静坐一两个小时，寻求收摄放逸的心，常使清明在身，志气如神，梦境杂乱不乱，宠辱不惊。日后的所有成就，都基于此，不要说它迂腐遥远。

读书。现在那些衣冠整齐、举止端庄的人，无不以读书自命。然而下等的沉溺于科举应试文章，中等的追求辞藻华丽，上等的困于考证，劳而无功，广博而缺乏要点，对人才和道术毫无补益。现在的读书，应当清除杂草丛生的障碍，标举大义，专门追求实用，不取华而不实的技能。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方传来的学问，凡是这些方面，分日讲习，确定其宗旨趣味，撷取精华。其余的书籍都供泛览，凡是有心得以及疑难，都写成札记。至于先后次序，我有《读书分月课程》《读西学书法》两本书，都是过去回答门人提问的作品，虽然非常粗浅，也是初学者的途径。

穷理，法必须改变，所以立法的原因不变。六经诸子，古人称之为道术。之所以可贵，只在于其理。所以说：“效法先王的，是效法其意图。”西方人自从希腊古代贤人开始，就讲究穷究事理，积累到近代，更加昌明。究其应用，有两个大方面：一是制定宪法，以产生政治；二是阐明格致（物理），以振兴艺学。近来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的事物，古人的言论，都将权衡它，度量它，以确定其是非，审查其可行不可行。地球大同太平的治理，大概将要萌芽了。求学的人如果用心研究这门学问，就没有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被古人欺骗，不被世俗法规扰乱。这就叫做实学。至于孟子所说的“深造自得，左右逢源”，又是其大成之事了。

经世。庄子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做学问而不以治理天下为事，那学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胡安国有治事之斋，而西方人最重视政治学院。上依公理，下切合时务。不得志时提出建议，得志时担任职务。这种学问，具有专门性，不能空腹拍掌，拾取尊王攘夷的说法来谈论经济。顾亭林说：“天下兴亡，匹夫虽贱，也有责任。”范文正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后世这个意义不明，即使是好学之士，也常常以独善其身为主旨，而世变更加无法振救。不知道栋梁折断屋瓦崩塌，谁能幸免？即使不考虑大局，难道不想自我保全吗？

传教，孔子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理万世，光明正大不可超越。然而异道入侵，被篡夺。现在基督教流行，挟带国力，奇特强悍无与伦比。而我们的六经，除了科举命题之外，诵读的人几乎绝迹。将来依靠什么而不沦落呢？虽然如此，《中庸》叙述祖德，就说“施及蛮貊”；《春秋》致太平，就说“大小若一”。圣教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更加昌盛。圣人已经说过了。记载说：“其

译人若在，则其政教就能推行。」佛教、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东方流传，是因为有传教的人。我们儒学的衰微，是因为没有传教的人。儒教，是国家赖以治理、百姓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这一党人值此世道巨变，听闻了微言大义，应当渡海前往夷地，共同弘扬阐明它。不通晓儒教就不能通晓其他任何宗教，所以外教的书籍，也不可不读。

译学习文章，仅仅擅长辞藻章句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问。虽然如此，但言语如果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阐述理论、议论事理，务必追求透彻通达，也应当用心构思。至于那些对偶华丽的篇章、歌曲之作，用来娱乐性情，偶尔为之即可，不要让意志沉溺其中。西方的文字和语言，也附属于这一门类。

保养生命，只紧张而不放松，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能做到。西方人各行各业都有休息七日的制度，这与《易经》中“复卦”的道理相同。学习贵在把握时机，不要让自己过度劳累，还要练习体操来锻炼筋骨皮肤。

学约

早晨八点钟起床，静坐一刻钟，然后开始从事学业。

九点、十点，诵读经学书籍，先读《公羊传》、两篇《戴记》，其次再读其他经书；子学方面，先读《孟子》、《管子》、《荀子》，其次再读其他子书。

十一点、十二点，诵读史学书籍，先读《三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然后才读其他史书。《史》、《三史》、《通考》中，也有某些篇章适合先读，某些篇章适合后读，另行用纸列出。

下午一点，练习体操。体操结束后，静坐或阅读心学各类书籍，如《明儒学案》或佛家经典。

两点、三点，阅读西学书籍，书目另行列出。

四点以后，停止学习。

晚上七点，学习西方语言文字。

九点以后，阅读诗词文章，或涉猎其他书籍。

十二点，就寝。

凡是学生，都要设立日记，学习中有心得体会，或者有疑问，都详细记录在其中。每五天上交一次。

每五天进行一次讲学，学生们都聚集在堂中听讲。在每月的三日、八日进行讲学，讲学的那天就停止阅读西学书籍一节课。

每十天进行一次课文考核。考核课文的那天，就停止阅读书籍。各自考核。

每月初一、十五休息，停止全部课程。

凡是孔子诞辰和忌日，都停止课程三天。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

梁启超

第一是立志。《礼记》说：凡是学习，首先要确立志向。孟子说：士人做什么事？回答说：崇尚志向。朱熹说：书不熟，熟读就可以记住；义理不精细，深思就可以精通。只有志向不确立，天下就没有可以做的事。又说：学者志向不确立，就会全部垮掉。现在你们这些人穿着儒者的服装，诵读先王的言论，应当思考国家为什么衰败？种族为什么衰弱？教化为什么衰微？是谁的过错呢？四万万人没有人自我承担责任，所以才达到这种地步。我们只责备别人不承担责任，我们自己何不承担责任呢？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天下如果有道，我就不参与变革，这是孔子的志向。想到天下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如果没受到恩泽，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一样，这是伊尹的志向。如果想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是孟子的志向。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这是范仲淹的志向。天下兴亡，即使是地位低贱的平民也有责任，这是顾炎武的志向。学者如果没有这种志向，那么即使约束自己少犯过错，也不过是乡间自命清高、自我欣赏的小儒；即使读书万卷，也只是成为逃避现实、炫耀辞藻的浮华之士。这一定不是主管官员和乡间先生对你们所期望的。朱熹又说：立志就像播种，没有播下稗草的种子却能收获小麦果实的情况。科举功名和衣食最容易拖累人，学者如果志向在于科举功名，那就请跟随学究去游荡；如果志向在于衣食，那就请走市侩的道路。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就无法教诲，希望你们引以为戒。先确立大的方面，那么小的方面就不能动摇它，这就成为大人了。立志的功课有几点，必须扩大见识，所见到的事物日益宏大，那么志向也日益宏大。陆九渊所说的：现在的人怎么就能有志向呢？必须先有智识才行，这是其中一点。志向确立后，必须培养它使它不要稍微衰退，就像吴王将要复仇，让人每天在他耳边提醒说：“你忘记越国人杀了你父亲的事吗？”学者立志也应当这样，入手的地方在于时时提醒，念念不忘，这是另一点。志向确定之后，必须寻求学问来充实它，否则都成为空话，久而久之也必然堕落，这是又一点。

第二是养心。孔子说仁人不忧愁，智人不迷惑，勇人不畏惧。而孟子一生得力于不动心，这是从古圣贤最谨慎对待的。学者既然有志于道，并且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重任，而眼前的富贵利禄、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处都足以动摇志向。八十岁的老人走过危险的桥梁，稍微不能自立，就会一落千丈。将来承担事务时，利害毁誉、苦乐生死纷繁杂乱，那些相互撼动的因素多到无法计算。如果没有坚定的力量，那么一经挫折，就会心灰意冷，或者临事失措，身败名裂。这就是古今能成就大事的人之所以稀少的原因。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之间读书谈学，像平时一样运用，能够百折不回，最终平定了大难。大儒的学问确实不同于流俗啊！现在世变更加急迫，乱机更加剧烈。将来你们所承担的事务，所经历的环境，其艰巨困苦，比起曾国藩时又要超过。如果没有入地狱的手段，没有治国像烹小鱼那样的从容气象，看不到能够成功。所以养心，是处理事务的根本源头。自从破碎的学问盛行，鄙夷心学宗派，认为它是逃避禅修，因为佛家谈论心，从而回避它，于是连我们的心也不敢自有，多么荒谬啊！率领我们不忍人的心去忧虑天下、拯救众生，悍然独自前往，浩然独自归来，先破除苦乐，其次破除生死，再次破除毁誉。

译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不改变自己的节操，真是刚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节操，真是刚强啊。孟子说：富贵不能使他的心志迷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与此相反的就是妾妇之道。修养心性的功课有两种：一是通过静坐来养心，二是通过经历世事来养心。学子在学堂中没有所谓的阅历，应当先进行静坐的养心。程子主张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如今功课紧迫，做不到这样，每天也应当用一小时或两刻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静坐时的功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收敛心神，闭目内视，万种杂念不起，使身心清明，志气如神；另一种是放开心神，观察天地的宏大，万物的道理，或者虚构一个将来办事时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的情境，天天思考，操练得极其熟练，这也可以辅助阅历的积累。这是学子将来受用的地方，不要因为它看似迂腐空阔而把它搁置一旁。

译第三点叫修身。颜回请教如何侍奉孔子时说道：“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曾子临终前的遗言说：“端正容貌，严肃神色，注意言辞语气。”孔子说忠信笃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行得通。这些〇不能看作是小的细节。将来承担天下大事，更应当先立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与西方人交往应酬，威仪和言论最容易被人轻视，尤其应当谨慎。扫除习气，专心务求笃实，才能成为大器。名士的狂态，洋务的陋习，不希望各位效仿。修身的功课，应当每天在就寝时，用曾子“三省”的方法，默想一天中言论行事失检的地方有多少，并自己记录下来。开始时觉得很少，苦于自己不知道。随后觉得很多，不可自欺，也不必自馁。一个月以后，自然日渐减少了。

第四点叫读书。现在那些穿方领衣、习矩步的人，谁不说读书？然而通晓古今、通达中外、能为世所用的人，〇却很少。于是儒者就被天下人认为无用。现在时局变化，外侮交迫，不读万国之书，就不能通晓一国之书。然而西方人关于声、光、化、电、格算的著作，农、矿、工、商、史、律的记载，每年出版以千万种计算，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正因为如此，我们愈不能不在数十年的光阴中划定期限，务必用数年的力量，使学者对中国经史的大义全都通彻。根基既已确立，然后利用其余的时间致力于西籍。像这样才可以称为学问。现在中国的书，其他暂且不论，就像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以及国朝掌故官书几种，正经正史当世的制度，是求学之士人人都应当共读的。然而即使活到中寿，还担心不能读完，风雨如晦，人生几何？如果抛弃它们，那么用来探求先圣之道、观察后王之治的，都将无所依凭。如果率领天下人从事于此，不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即使有一两个勤勉好学的士人，争辩不休地讲习，而这些书，也不过是披沙拣金，往往在其中见到宝物，精要之处不过十分之一二。那些支离芜杂、或者时过境迁、不切合今日之用的，大概有十分之八九。而所谓精要的一二，又必须是学者对于上下千古、纵横中外的学问，深通有得，旁通发挥，然后在开卷之时，提要钩玄才能有所收获。如果学识不及，即使反复阅读也如同没有一样。其余的书数量是这的几倍，而其不能不读，以及难读的情形，也与此相称。因此近世学者，虽然有的浏览极博、研究极勤，也不过是扬雄所说的“绣其帨鞶”，刘勰所说的“拾其芳草”，对于大道无所闻，对于当世无所救。书籍繁杂难读，既像那样；读了无用，又像这样。如果没有人整理而修明它，我恐怕十年之后，诵经读史的人，大概将要断绝了。现在与各位君子共发大愿，将选取中国应当读的书，排列诵读的先后，或者读全书，或者在书中选择篇章；或者读全篇，或者在篇中选择句子，专门寻求那些有关圣教、切合时局的，并杂引外事、旁搜新义来阐明它，衡量中等资质的人所能学习的，定为功课，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的西书四者，隔天为课。经过数年的力量，中国要籍的一切大义，都可以通晓，而旁证远引西方诸学，也可以知道大概了。像这样，那么读书的人就没有望洋兴叹的感叹，没有歧路亡羊的迷惑，而中学或许可以不绝。现在与二三子从事于此，如果可行，就将演变为《学校报》，以质询天下。读书的功课，凡是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类。每天必须就所读的书，发出新义数条，如果有疑义就写下来放入问匦，以待条答。详细的功课另外写在《学校报》中。

第五点叫穷理。瓦特因为沸水而悟出汽机的道理，牛顿因为苹果落地而悟出巨体吸力的道理，胡克因为树叶而悟出物体分合的道理，阿基米德创立水学理论，是因为入浴盘而得到的，格里高利发明望远镜，是因为童子取两片镜片相戏而得到的。西方人一切格致制造的学问，覆盖五洲，震慑万国。推究其起点，大抵是由眼前极粗浅的道理，偶然触悟，于是出新机。神州人士的聪明，并不弱于他们，而没有听说有所创获的，是用与不用的不同。朱子说：“大学开始教导，必定使学者就天下万物，没有不因其已知的道理而更加穷究，以求达到极致。”近世汉学家嘲笑他，说初学的人，怎么能穷究万物的道理？不知道智慧日渐加深则日渐显现，脑筋日渐运转则日渐灵敏，这正是开始教导时应当做的事。只是可惜宋儒所说的理，距离实用还隔着一层。现在格致的书略有译本，我们已知的道理，比起前人〇更多，因而更加穷究它，大到极点，是恒星诸天的国土；小到极点，是微尘血轮的世界；深到极点，是精气游魂之物；浅到极点，是日用饮食之

译学习。观察并随着时机触发感悟，见解有浅有深，运用得熟练之后，将来创立新的制度、新的器物，开辟新的学问，都以此为基础，有才能的人要努力。探究事理的功课，每逢单日，学生们在堂上读书，功课结束后，由教习随即列举眼前的事理，或者从西方书籍中选取几条浅显的格致道理来提问，让他们深入思考后回答，回答完毕后，教习才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

译六、学习文章。《左传》说：“说话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远。”读书人把唤醒天下为己任，那么文章是不能舍弃的。流传后世的文字，有的追求渊深典雅、古朴茂盛，有的追求深沉广博、绝妙华丽，有的追求瑰丽奇特、深奥诡异，没有哪一种是不可以的。但用来唤醒世人的文章，只要言辞能够表达清楚意思就可以了。应当以条理细致完备、文笔犀利通达为上，不必刻意追求工整。司马光说：“一旦自命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观的了。”如果学问没有心得，却想靠文章传世，也是足以羞耻的。学习文章的功课，每月应考一次试卷。

七、讲习。荀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文化。”《易经》说：“君子通过朋友间的讲习来增进学问。”曾子说：“君子通过文章来聚会朋友，通过朋友来辅助仁德。”正直、诚信、见闻广博，善于互相观察过错，互相规劝，朋友间的益处，比起师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将来联合天下人来讲习，这叫做大；今天联合一堂人来讲习，这叫做小。杜甫说：“小心谨慎地对待朋友，只相爱而不相妒，只相敬而不相慢。”集中众人的智慧，扩大众人的益处，学问就会日益光明。讲习的功课，等几个月以后，每月定几天作为同学会讲的日期。各位学生拿出自己的笔记册，在堂上互相观看，如果有疑问就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自发表心得，其益处是无穷的。凡是会讲，都由教习监督。

八、养生。《摄生记》说：“只拉紧弓弦而不放松，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做不到。一张一弛，才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方法。所以君子对于学习，要储藏知识，修习学问，休息身心，游乐身心。西方人的学堂都有安息日，是懂得了这个道理。七天循环往复，先王在冬至、夏至时关闭城门，商人和旅客都不出行，这是经典中看到的古代义理，大概中西风俗相同。现在采用这种方法，起居饮食都有定时，不要过度劳累。体操的学问，选取一两项来练习。”养生的功课，另外制定堂规。以上八条，是堂中每日功课应当做的事；以下两条，是学成以后应当做的事，但它们的基础都建立在平时，所以一并写在这里。

九、经世致用。庄子说：“《春秋》这部书是为了治理世事，体现先王的志向。”凡是学习了却不能用于治理世事的人，都可以称为俗学。在当今谈论经世致用，与唐宋以来谈论经世致用的人又稍有不同。必须深入通晓六经制作的精微意旨，用周秦诸子以及西方人的公理公法书籍来印证，作为经，来探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必须广泛阅览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用泰西、希腊、罗马等国的古代历史来印证，作为纬，来探求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仔细观察当今天下各郡国的利弊，知道积弱的缘由，以及可以图强的方法，用西方近代历史、宪法章程的书籍以及各国的报刊来印证，作为用，来探求治理当今天下所应当做的事。这样才可以谈论经世致用，而游历和讲论这两者又是其中的关键。现在中国所担忧的，是没有政治人才。《礼记》说：“授予他政事，他不能通达，即使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现在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宿。远效法胡瑗经义治事的规矩，近采纳西方政治学院的意图，与你们共同勉励。《经世致用的功课》在阴日，堂上读书功课完毕后，由教习随意举出各报所记载的近事一两条，问学生处理办法，让各自抒发见解回答。然后教习公布处理办法。凡在堂上的问答，都用笔谈。

十、传教。可悲啊！我们圣人的教化在当今，号称受教者有四万万，而妇女占了一半。不识字者又占了剩下的一半。市侩胥吏又占了剩下的一半中的六七成。只会八股文的卑贱儒生又占了剩下的一半中的八九成。这真是庄子所说的举鲁国都是穿儒服的人，而真正的儒生几乎没有一个。加上异端邪说流行，所到之处强行聒噪，挟持势力，奇悍无比。呜呼！如果现在不思考自我保全，那么我们的教化灭亡就没有几天了。现在设立学校的意图，是以尊崇孔子为主义。子贡说：“不找到门径进入，就看不到宗庙的美丽，百官的富足。”那些西方人之所以轻视我们的教化，以及浅陋儒生之所以自我蔑视我们的教化，是因为不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现在应当取六经的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用近事新理来印证，来阐发它们，然后孔子垂范万世、范围六合的真意才能显现。《论语》记载孔子想居住到九夷之地，又说“乘木筏浮于海上”。孔子的教化不仅仅治理一个国家，而是用来治理天下。所以说：“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将来各位学生学成，还应当共同立下宏愿，将孔子太平大同的教化传播到万国，这才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传教的功课在学成以后，但堂中所课的一切都以昌明圣教为主义，那么都是传教的功课。

五经大义终始论

龚自珍

从前孔子有话说：“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着。”又说：“文不在这里吗？”文学、言语、政事、德行这四科的门人，他们对弟子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确实知道圣人的文章，贵在知道开始与终结之间的道理。圣人的道，本源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陈列幽明之间的秩序。开始于饮食，中间是制作，终结于听闻性与天道以及民事。终结天事，开始鬼神，假借福禔，应

译圣人的事迹，完备地体现在庖牺、尧、舜、禹、稷、契皋陶、公刘、箕子、文王、周公等人身上。我恭敬地在《尚书》中寻求依据，其中说：“上天的明察，源于我百姓的明察。”这是说百姓的耳目本源于天。百姓的耳目不能都效法天，能效法天的人就是最聪明伟大的。这是帝王的起源。聪明中什么最伟大？能使百姓开始有饮食的就是最伟大。这在《序卦》的文字中说：“万物不可不养育。”经过屯、蒙卦之后接着是需卦，这就是饮食的道理。在《雅》诗中歌颂神灵的德行，说“百姓的本质”。日常使用的饮食，因此饮食承继了天地。又在礼制中寻求依据说：“礼的初始源于饮食。”礼，就是祭祀之礼。百姓有了饮食就产生了情感，有了情感就产生了文饰。情感开始积累，隆隆然开始充盈。茫茫然向空虚中寻求，怅惘然开始相互商议说：“让我们有饮食的人，是父亲吗？是母亲吗？父母并不能创造饮食。大概是天吧？”于是率领部属，拿出他们的力量来报答上天，〇仰望着希望天降下恩赐。再次相互商议说：“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和我们共享饮食？如果共享我们就看不见了。”于是号令部属，拿出他们的力量来报答深渊泉水，〇俯首希望父母借给我们饮食。第三次相互商议说：“不是天，也不是父母，是谁让我们能有饮食？如果共享我们就看不见了。”于是号令部属拿出他们的力量来报答圣人，〇每次吃饭时四处张望，希望他们降下恩赐。如果教导他们降下恩赐，首先屈膝在下，手的位置与下手的位置有差别，从中古时期开始，所以说：“观察各种礼仪的汇聚，观察人情的起源。”因此祭祀承继饮食。礼是根据乱世而制定的，所以有针对乱世的祭祀，有针对升平时代的祭祀，有针对太平时代的祭祀。圣人说：“我尊奉天，众人的祭祀才开始平息。”圣人说：“我不敢僭越天，众人的祭祀不敢先于一个人。”圣人自己谋划说：“谁让我大河充盈，大陆平坦，大物肥壮，小物毛皮可烹？于是吃人鬼的开始，播种以配上天；吃人鬼的开始，平整道路以配下地；吃人鬼的聪明仁圣者在宫中。”后王说：“社稷和瞽宗，以恩惠父亲为准则。”因此恩惠波及祖父，祖父以上统称为祖，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称为庙。在礼制中说：“祝官以孝道告祭，嘏官以慈爱告祭。”这是礼的大成。这与土鼓的祭祀有什么不同吗？它宝贵的是升平时代。在公刘的四章中说：“步履整齐庄重，摆设席子几案。登上席位依靠几案，来到他们的行列，在牢中牵出猪，用匏瓜斟酒。”这时干粮完备，开始建立国家并举行祭祀。又说：“尊奉君主为宗，只有祭祀才能确立宗庙。没有祭祀，宗庙就不显明。”因此公刘教导百姓祭祀，而豳国的百姓没有不尊崇其宗庙的。后来其分支的大宗，没有不收敛宗族的。我恭敬地在《春秋》中寻求依据，必定称元年。禾〇千者，就是禾。没有禾就不称年。一年的事务，取决于禾。《洪范》称祭祀，为什么？禾成熟就应当祭祀？祭祀四时也就是一年。元年，是以饮食为纪事；元祀，是以祝祷为纪事。周公对成王说：“在新邑祭祀，全都按次序没有遗漏。”这是周朝开始建立国家的原因。微子列举商王辛的罪状说：“现在殷民竟然抢夺神祇的牺牲，用来容纳将食无灾。上古时代方乱还祭祀，何况商朝处于升平之资呢？”这是说辛所以遭灾的原因。测量命名山川，登上高冈，观察百泉，测量明亮处作为朝向，测量幽暗处作为遮蔽。揉土制作陶器，凿山制作石磏，用来建立城郭、仓库、宫室。高的地方称为堂，低的地方称为室，用来屏蔽鬼神和男女。砍伐山上的树木作为材料，各种器具用来寄托勾股，以求九数。这在《诗》中说：“既观测山冈，以测量知道北极的高下。”又说：“夹着皇涧，其经过涧水以顺应水性。”这就是司空的起源。这是与百姓考虑安定的。如果与百姓考虑不安定的，是为了使安定更加安定。说：“饮食的多寡，祭祀的多少不落后，长支不落后于宗，筋力强壮者不欺凌羸弱者，于是折断芦苇剖析树木来鞭打他们。”这就是司寇的起源。声音传问于东西，声音传问于南北。剩余食物的多寡，祭祀的多少落后于长支吗？长支落后于宗吗？筋力强壮者不欺凌羸弱者吗？都必须奔赴司寇那里审理。审理之后没有不威严的，所以说：“鞭打蛮夷，鞭打六合。”我恭敬地在《尚书》中寻求依据，皋陶担任士，这是他的职责。后王称之为兵。兵，是刑罚的细则。士，是审理。这是有虞氏的兵。在《洪范》八政中，有司寇。后王有司马，司马是司寇的细则。圣者说：“我视听天地，越过高山大川，朝见天下的众人，〇他们的耳目心思辨别奸佞的雄长，而每户征询他们的言辞，使我不能独自成为神圣，必定从此语言开始。”于是任命士，任命师，任命儒，圣者至高严。为什么练习揖让的仪容，空虚宾客老师的馆舍？北面敬奉清酒，推让天的福禄与之偕行。使我的世世雄子孙，必定变化恭敬温文以大大宠幸他们。难道害怕他们的武勇足以掠夺我的祭祀吗？确实是想要统一天下的语言。

译儒者出来对百姓说：“祭祀不依靠圭璧等玉器，所积累的是恭敬虔诚之心。”于是人们没有不欢欣鼓舞地帮助我们的祭祀。如果不这样，边境的祭祀，难道没有私人的玉器吗？儒者又出来对百姓说：“不依靠干戈等兵器，所积累的是和睦之心。”于是人们没有不拿出私人力量来保卫边疆。如果不这样，田野中的勇士，难道没有私人的兵器吗？

仔细探求礼制，古代圣明的天子在位时，必定知道天下贤良之士的数量。知道了数量，又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了名字，又知道他们的所在。因为贤士担任师保，是儒者美好声誉的关键。美好的声誉，是祭祀天帝的重要条件。《礼记》中说：“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必定先注重美好的声誉。”如果名士离开国家，君王的声名就会微弱；君王的声名微弱，王道就会浅薄。所以说：“杀害胎儿、打破鸟卵，凤凰就不会飞翔；捕捉幼鹿、夺取牛犊，麒麟就不会到来。”《礼记》中说：“土地败坏，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波翻腾，鱼就不能长大。”贤良之士，是国家如同金玉一样的珍贵宝物。草木厌恶它，难道金玉就会生长吗？鱼干涸了，难道蛟龙就会出现吗？这确实是使贤士受苦啊。

名士拥有文章，是观察国家气象的窗口，看到他们灿烂的光辉照耀天空。探求《诗经》说：“那浩瀚的银河，在天空中彰显文采。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推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说：“看那鸟儿，尚且寻求同伴的声音；何况是人，难道不寻求朋友吗？”神明听到了，最终和谐且太平。这是田野中有相互仰慕任用的朋友，可以推荐给神明。

国家衰败时，贤人散居在外，而公侯贵人之家，还在酒食中争抢宾客。国家大衰败时，豪杰暗中聘请天下的名士，而王室的国运就离去了。仔细再探求《洪范》八政：第七是宾，第八是师。宾师得到任用，常理就有序了。为什么说有序呢？古代的宾师，必定有山川般的仪容；有了仪容，又有润泽；有了润泽，又有才能。君王与宾师相处，听到牛马的声音，如同听到金玉之声；亲近尘土的气味，如同咀嚼椒兰。《礼记》中说：“君子说：德，德行成就而教化尊贵，教化尊贵而官员端正，官员端正而国家治理好了。”《诗经》中说：“有辅佐有羽翼，有孝道有德行。”粮食财物具备，就有辅佐了；官员师保完备，就有羽翼了；祭祀接受福佑，就有孝道了；宾师亲近，就有德行了。确实使常理极其完善，这是神人的喜庆。

圣人说：“我不是多设制度来喜好劳役，而是多设文饰来作为辩白。”没有政令的叫做阙政，不合中道的叫做不叙。阙政且不叙，中原必定有不安定的人了。如果是这样，就是枕着嵩山华山而身处旷野的原野。观察他的制作说：“完成了。”探求《春秋》，就是保存三统，包容夷狄，讥讽二名之世与三统。已经保存四夷，已经进用讥讽，仅仅二名。大的祥瑞将要到来，那么和乐就可以兴起，而太平的祭祀就开始了。

因此有禘祭，推究五行得到感生的天，以天帝为主而以人鬼配享。有宗祀，在宫中祭祀天帝，而以父亲配享。练祭而后斋戒，斋戒而后盥洗，盥洗而后祭祀。在《易经》中，观看盥洗而不进献，有诚信的容貌，如同禘祭的盛大。在《诗经》中，那玉制的瓒勺，黄色的酒液在其中，宗祀的盛大。文祖明堂用来传承，名郊宗石室用来建立，主祭兼礼仪完备用来保存，统升圭璧用来尊崇，文饰九州四海用来象征，宫室重重祭祀。

有封祀，探求《诗经》：“伟大啊周朝，登上那高山，嶞山，高岳。”在《礼记》中，升中于天，而凤凰降临，龟龙出现，封禅的盛大。合并这三者，在《春秋》中说：“用美好的阳芬香气报告给上天，如同报告盛大。”

有宫中祠，过去在黄帝时，聚集万灵于明庭。万灵，是配享太一的。在《天官》中说：“太一。”在《礼记》中也说：“太一。”在《易经》中说：“太极。”过去在成王时，继承祖考的勤劳，有周公代替制作，法度适宜成为太平盛世，仔细探求《尚书》有说：“我年幼，早晚谨慎祭祀，谨慎祭祀是宫中祠的盛大。”在后来的君王，佩戴玉器而延年，夜半而禋祭，靠着几案而等候神明，那么行动超过其物。然而也没有得罪天使，天下的老人自视如壮年，使天下的壮年自视如幼年。虽然有积劳的士人，沉思的百姓，春天如同三个春天，秋天如同三个秋天，白天如同九个夏天，夜晚如同九个冬天。所以国家闲暇而能修治，百姓闲暇而性命治理。

圣人之所以能有名号的，有四种象征，叫做暇，叫做顺，叫做雍，叫做嘉。在《诗经》中将要用以赞美公刘的功绩，而总结其意说：“既顺且宣，而没有长叹。”在《礼记》中说：“明白顺，然后能守危。”又说：“通达顺。”又说：“顺的实质，礼的终结，如同《诗经》的开始。”探求《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在《诗经》中说：“有来雍雍，说雍在下；雍雍在宫，说雍在上。”洒扫，是嘉宫庭之道；朝日，是嘉旦昼之道；夕月，是嘉莫夜之道；玉色而丝声，是嘉后妃之道；无梦，有梦则太人以占，是嘉寝寐之道。在《礼记》中说：“以嘉魂魄，这是合莫，方祭而有嘉。”仔细探求《诗经》说：

译我怀抱光明的德行，不靠大声疾呼和严厉脸色来立威，不推崇夏朝的变革。于是最终说道：“没有思虑，没有知识，顺从天帝的法则。”我又谨慎地查考《礼》说：“圣人能够把天下当作一家，把中原当作一人，必定要了解人的实情。什么叫人的实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圣人治理人情，必定要反过来探究人的本性，用自身来加以治理。圣人也有情感吗？回答说：“极其微妙。”达到极致的清明就有神，达到极致的和谐就有精气，达到极致的宁静就有形体，达到极致的淡泊就能感应灵妙，达到极致的冲虚就能应对万民。所以最终说道：“心无所作为，以此来坚守最高的正道，以无为为根本，就是太一罢了。”天下即使有积劳成疾的士人，深思苦虑的百姓，他们心中的疾苦也可以因此得以止息。上帝和万灵，也可以因此日夜相通。因此，有善行可以进献，有天命可以承受，有作为可以契合。既然如此，那么断绝天地相通，难道不对吗？为什么说它不对呢？因为声音和脸色尚且不希望神与人混杂，那么对于声色之欲的厌恶就很大了。先王厌恶它惊扰百姓，这并不是说太一。那么怎样才可以充分阐述圣人的境界呢？回答说：“何不游心于深邃而不瞬的境界，安处于肃穆清静的高处，端正恭敬地遇见圣人。”谨慎查考《易》说：“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隐藏身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承担吉凶祸患。神明用来预知未来，智慧用来储藏过去，谁能做到这样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滥杀的人，就是达到了极致。达到了极致。像这样，就叫做能够顺应天道。天道，是福泽产生的根源。《尚书》中有五福，《诗经》中称颂百福，称颂万福，都是顺应天道的意义。

译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龚自珍

问：三世治法，是谁的法则？答：三世治法，不仅仅是《春秋》的法则，《洪范》中的八项政事，也对应着三世。八项政事各自又有三世，请问八政是如何对应三世的？答：食货（粮食与财物）是在据乱世制定的；祭祀，以及司徒、司寇、司空所掌管的事务，是治理升平世的事；宾礼与师道则是文治，是达成太平世的事。孔子的法则，就是箕子的法则。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龚自珍

问：八项政事，每项都有三世，请问祭祀的三世是怎样的？答：这在《礼运》篇中有记载。起初说的是“土鼓蒉桴”（用土做的鼓和草编的槌），中间说的是宗庙祝祷和嘏辞的事，最后说的是太一祭祀。三世的名称不同了。《礼运》篇，是孔子有感于蜡祭而写的，所以列举了各种祭祀。详细来说，如果征引《诗经》：“后稷舂揄，肇祀”，这是据乱世；“公刘筵几而立宗”，这是升平世；《周颂》中有《般》和《我将》，《般》主要讲封禅，《我将》讲宗庙祭祀，这是太平世。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三

龚自珍

请问司寇（刑法）的三世是怎样的？答：周朝的法律，对新征服的国家使用轻典，这是因为处于据乱世。《春秋》在所见世，法则已经是太平世了。世子给君主进药，君主死了，史书就记载为“弑其君”，这是为了施行教化，长期用心，严密地要求忠孝。假如在传闻世，人伦尚未明确，刑罚不会这么重；在闻世，人伦刚刚明确，刑罚也不会这么重。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四

龚自珍

问：公刘的诗在三世中属于哪一世？答：有据乱世，有升平世。开始在豳地建国，于是积蓄粮食，充实仓库。这对应《洪范》中的食货；摆设筵席和几案。这对应《洪范》中的祭祀；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司徒、司空的事务。他的军队编制为三单，这是司寇的事务。司徒、司寇、司空，都是治理升平世的事务。古人将统兵归于刑法，班固还知道这一点。班固记载刑法而不记载军事。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五

龚自珍

问：《洛诰》属于哪一世？答：有升平世，有太平世。说：“我整顿百官，跟随大王到周地”，这是八政中司徒、司寇、司空的事务。说：“户牖聿偁，殷礼咸秩无文”，这是八政中的祭祀事务，都讲的是升平世。说：“我只有不厌倦那些康乐的事务。”当时，周公大力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成就太平的功业，所以请求明察农事而退位。如果只是达到升平世，周公难道应该在退位的年份吗？公刘诗的首章说：“匪居匪康”，这是因为据乱世。《洛诰》说：“无斁其康事”，这是因为太平世。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六

龚自珍

问：太平世，必定要用文治来达成，这是为什么？答：善于谈论人事的人，必定有验于天吗？《洛诰》的终篇，称颂万年。《般》《时迈》的诗，列举神灵。《春秋》记载获麟，以回报端门的使命。《礼运》说：“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在桯。”孔子叙述创作的通例，就是这样，这也是叙述周公。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七

龚自珍

问：太平大一统是什么意思？答：“宋明时期，山林偏僻的士人多谈论夷夏的界限，比附《春秋》。他们是不懂《春秋》的。《春秋》所见世，吴楚进爵了，讨伐我不说，鄙夷我没有外人了。《诗经》说：‘无此疆尔界’，陈设常道于当时，夏朝的圣人没有外人，天也没有外人。那么为什么三科九旨的文中，内外有区别呢？答：据乱世如此，升平世如此，太平世则不然。”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龚自珍

问：《礼运》的文章，以上古为据乱世而作，以中古为升平世。如果《春秋》所对应的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怎么具备三世？答：贯通古今可以构成三世。《春秋》首尾也构成三世。大桡创造甲子，一天也用，一年也用，一章一蔀也用。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九

龚自珍

问：什么是纯太平世的书？答：“《礼》的古经对于节文（礼仪细节）很详细，尤其详细于宾礼。宾师是八政中最后的。《士礼》十七篇，是纯太平世的话。”

复曾刚甫书

梁启超

收到回信，对中国国势的衰微，大教（指儒家或传统道德）的衰落，对其所以然的原因，您说得透彻如观火，已经很久了。天下不闻此言，既然承蒙不弃，现在全部贡献我所听到的，敢就您的来信回复一二。您论述西方宗教的强大，凭借国力，这固然如此，但也有根本原因。耶稣教的兴起，犹太人憎恨它越来越厉害，其大弟子十二人，死于法者十一人，那一人还流亡被追捕，濒临死亡数次，侥幸免死而已。但其精悍锐利之气不衰，保罗以私淑之徒的身份，纵横排荡，以昌明其教。其继起者，都以死自任，历经三

译过了百年，后来才有甘站、丁沙厘曼这些人，凭借国王的身份信奉他们的宗教。从此以后，教皇的权力日益受到尊重，以至于各国君主都接受加冕，于是国家的势力达到了鼎盛。却不知道他们起初屡次遭受逼迫，都是靠一两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百折不挠，才成就的。难道只有他们的宗教是这样吗？孔子创立教义、制定法度，用来治理万世，而百家学说纷纷扰扰，混淆视听。自从魏文侯拜子夏为师，魏国设立了六艺的博士，这是孔教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第一关键，这是子夏的功劳。凭借秦始皇的无道，却仍然设置博士职位，让七十岁的大学者伏生、叔孙通都担任官职。太史公推究其中的原因，认为李斯懂得六艺的宗旨，李斯担任丞相，所以能这样。这是孔教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第二关键，这是荀卿的门徒、李斯的功劳。汉朝初年多用凭借武力有功的大臣，文帝、景帝、窦太后都喜好黄老之术，这时国家的力量在于黄老，不在六经。等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表彰六艺，罢黜百家，那些不属于六艺科目的人，坚决不予进用。于是天下的士人都顺从风向，班固认为这是获取俸禄利益的途径，然而俸禄利益就是国家力量的体现。于是孔教的根基才确定，这是孔教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第三关键，这是董仲舒的功劳。由此看来，即使是身居高位和有权势的人，没有不是依靠地位低微的普通人，以刚强坚毅、坚忍不拔而成就的。天下没有不通过教化就能治理的人民，所以天下没有不通过教化就能建立的国家。国家受教化的规范，身居高位的人听从普通人的命令，因此他们的宗教挟持国家力量来欺凌我们，并不是值得畏惧的，在于我们能否自立罢了。西方人论述各国的宗教分为三等：一是有教，二是无教，三是半教。中国是半教的国家。大概其声教、文物、典章制度，是先圣留给历代的。所增加的确实繁多且完备，如果与非洲的黑人、美洲的红番相比，固然不同类，然而其风俗的败坏，士大夫的狭隘浅陋，平民的愚蠢无知，物产不兴盛，智识学问不开化，耳目闭塞，如同坐在枯井里，荣辱观念丧失，如同得了中风，那么直接称之为无教也可以。孟子说：“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律遵守，国家能够存在是侥幸的。”又说：“上面没有礼制，下面没有学问，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这就是您所尊崇的准则，尊崇就兴盛，不尊崇就灭亡，衰弱并不是所说的重点。现在空谈忧愤，无助于挽救危亡，我想与海内有志之士大力阐明教义，面对日益走向灭亡的趋势，共同寻求可以不灭亡的方法，谈论其中的条理，大概必定从讲学开始。孔子聚集门徒，多达三千人，墨翟谈论学问，强聒不舍，西方人一切政治技艺都有学会，集合众人的聪明，来探究一个义理，就容易明白；联合众人的声势，来主持一件事，就容易成功。所以有天文会、地学会、化学会、算学会、农學會、商学会、兵学会，最小的至于照相、浴室，没有不有会的。入会的人，上自帝王公卿大臣，下至佣工奴隶，因此会中的人与国家为一体，而有国家的人以会为命脉。日本向来主张守旧，萎靡疲敝的一类，中国近来突然改变，维新以后，国势蒸蒸日上，虽然其君相有雄才大略，实际上是其党人的力量有所成就。这是已经显现的效果，可以看见的。现在打算仿照那里的保国公会的例子，设立保教公会，凡是入会的人每人设定每日功课，每天有札记，以阐发经义、切实有用为主，五天或一天开一次会，相互反复诘问辩难，讲求实用学问及推行扩充条理。那些一切天算、地矿、声光、化电等专门学问，各自专攻其一，以求能够著书为主，札记每月汇总一次，共同决定取舍，刻印出来公布于天下，转移旧习。大会一个在京师，一个在上海，会中人所到之处必定分立小会，见到人必定阐发保教的义理，由此逐渐推广，越讲越明白，那么这道统不至于断绝于大地，应当有希望。现在中国士大夫的习气，平时不读书，相见不谈学问，每天以饮食游戏相互追逐竞争罢了，那些平庸无能的人固然不足说，即使一两个有志之士，也被风气所束缚，而不能自拔，那些最高尚的人则只是私下忧叹，而不肯自己承担责任，认为万无一失，于是放任自己在声色、词章、度数十寒暑中度过，唉！怎么能不全都沦为夷狄呢？国家大计、人民性命，即使不在意，试问栋梁折断、屋椽崩塌，谁能避免倾覆压迫？那露水般短暂的富贵，固然化为尘埃；即使是醇酒、妇人、名山、文字，又岂能安然无恙呢？所以私下认为，在当今如果不以保国、保教为事的人，必定是对危亡的原因讲得不透彻，考虑得不成熟。《春秋》三世之义：乱世以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以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如一。夷狄进至于爵位，我曾经论述过。孔子的道，秦以前是所传闻世；齐鲁儒者讲诵六艺，成为风气，除此之外就寥寥数人而已，所谓内其国也。从汉朝至今是所闻世，中国一统，同种族的人都尊崇法度，所谓内诸夏也。至于所见世的治理，施及蛮貊，用华夏教化改变夷狄，那么超过这个以后的所有事情，就是未来的事了。

译从时局形势来说，如今正处于国家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其间不容许有丝毫差错；从常理来说，难道仅仅是不会灭亡吗，简直是要将天下改换一番。这件事也取决于我们这一辈人如何去做罢了，所以知道孟子“除了我还有谁”的话，并非夸大而不切实际。您认为怎么样？环顾天下，志同道合的人能有几个？共同承担这份忧愤，是天下人的福气。如果不把我的话当作空谈，请从我开始做起，怎么样？

译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

佚名

公理，是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君民共同拥有的衡量标准。民众安居于器物之中，称为公器；器物依托于法度，称为公法；法度权衡于人心，称为公心；人心通达于天理，称为公理。古代实行井田制、兴办学校，本体与作用贯通一体，上下和谐融洽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这颗公心和这个公理。我阅读《周易》《尚书》《周礼》《春秋》《王制》《礼运》、《礼器》《五帝德》，以及《孟子》七篇，放下书本感叹道：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孟子，他们使君民之心与天理归于公正，耗尽精力精神来谋划天下，如果有一人不得其所，就是执政者的罪过，他们的仁爱何其深厚啊！《尔雅》说：“林烝，就是君主。”所谓君主，就是面对天下茫茫无知的人群，去教化他们、养育他们。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的用心没有别的，就是自私罢了。楚灵王说：“这样微小的利益都不给我，这就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厲王的用心，也是秦始皇之所以武力征伐、苦心经营的原因。”所以历代圣人的公心公理，到了秦朝就大大晦暗了。汉文帝是三代以下的好君主，他的臣子贾谊有仁爱天下的心，却没有仁爱天下的方法。宋神宗是三代以下的英明君主，他的臣子王安石有像尧舜那样治理君民的见识，却没有像尧舜那样治理君民的才能。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以及亚历山大、查理曼、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都是五大洲的雄主。然而汉、唐、元、明的雄主，其君主虽强，其百姓却昏暗，其天赋聪明被压抑，那四位皇帝又暗中使用秦始皇禁锢百姓的手段，纵横驰骋，无人敢指责，这是千百年来巨大的毒疮，亿万人的奇疾。亚历山大崛起于马其顿，席卷天下，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余威震慑异族，然而没有善政善教深入人心。查理曼的战功不及亚历山大，但他扶持教化，西方人称颂他不衰。拿破仑雄伟绝世，震动全欧，但好兵不祥，最终流落荒岛，弦绷得太紧就会断，鼓敲得太急就会裂，这大概是天道吧？然而假使欧洲知道了民心应当顺应，律法应当更改，政教应当因时变通，有人说他造成了极大的乱象，实际上开启了极大的治世契机，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彼得大帝艰苦卓绝，恣意奇横，古今无双，俄国受制于鞑靼与黑奴土番无异，彼得将欧洲的文学、格致学（自然科学）、兵商学引入教导百姓，一点一滴积累，成为天下雄主，然而他残暴嗜杀，怀疑妻子，诛杀太子，大兴冤狱，杀戮百姓无数，他的残忍远超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幸好杀戮百姓用刑罚者百人、千人就停止了，比起用权术毒害百姓，后世者，有闲暇效法唐虞盛世，心中绵延仁学公理的，大概是华盛顿、林肯这样的君主吧？他们居于天位，安于民权，轻视功利，收敛兵祸，心胸开阔坦荡，这才是大公。痛斥奴隶买卖始于加利福尼亚，形成于林肯，美国局势纷扰，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所以开启欧洲战祸的是亚历山大；推广欧洲教务的是查理曼；萌发欧洲新教化的是拿破仑；拓展欧洲艺学的是彼得大帝；成就五大洲公理的是华盛顿、林肯。如今《春秋》的宗旨，王道完备，人事透彻，史家的体例、法则、道理，无不具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拨乱反正。即使佛教、唐宋儒家，攻击它不遗余力，然而佛经全藏，有一半谈论格致学，慧眼、天眼、法眼都具备了。星球尘埃，清晰分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度脱一切苦厄的二教，都是古代圣人悲悯救世的苦心。可惜儒家真派受困于李斯，佛教真派受困于婆罗门。我们儒家中有语录、时文，自鸣得意是孔教的，就像佛门中的黄教、红教两派孽障一样。而胡安国谈论《春秋》，更是孽中之孽。司马迁深通孔教，他的文章洞见本源，直指时弊，推崇游侠，不是喜好动乱，而是哀悼民权的衰落；称颂货殖，不是追逐末业，而是怜悯商学的失落。陈述六家学说，要点评衡量，不是将儒墨等同。认为拘泥守旧会生出弊端，进到大同境界就有救益。而目光短浅的儒生，讥笑他的是非违背圣人。唉！孔教衰微，就没有公理；公理衰微，就没有可信的史书。后世史家谈论体例、法则、闰月、正统、道学、儒林，上等的能整理故事，借以参考；下等的则像魏收那样变色，混乱如乱丝。没有别的，两千年来政学昏暗，不仅《春秋》文致太平的宏旨不可听闻，就连司马氏损益得失的微妙权衡也不可恢复。读史的人习惯于看到唐宋以来，拘泥于旧制，正以为老成持重、尊王攘夷，正名为忠义，压抑民气，正尊崇朝权，禁止谈论时务，正端正士风，极力遏制新学，正端正人心。于是事事都要求符合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网罗束缚的私心，身穿官服而心被圈禁，说：这本来就应该如此。本朝历代圣君相承，超越唐朝、汉朝，只是没有通明政学、斟酌古今的大臣辅佐其美，所以康熙时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设立中华书院，但后来寂静无声，又曾罢黜时文九年，而守旧的臣子奏请

译再次确立关于站立的律法，将其作为严厉的禁令悬挂示众。朝廷内外的官员们表面遵从、背后违背，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译同治元年，朝廷商议派遣官员，让众臣学习西方语言和学问。倭仁加以阻止。光绪元年，商议修建铁路，不同的议论刚刚平息。刘锡鸿煽动之后，如同文馆、海军、水陆学堂等处的官员，正暗中嘲笑、内心不服不止。他们的心原本并非想要削弱中国、困顿中国，达到这种地步，不过是沿袭历朝以来苟且安于现状的积习。商议签订和约，必定援引南宋为例；商议开采矿山，必定援引明末为例；商议设立议会，必定援引东林党为例。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史书文章接连不断。把破旧的扫帚当作千金之宝，以博取清流的声誉。唉！不效法孔孟改制改制的精心良策，不采纳欧美百年的新政，来承续教化、宣扬德政。只是拘泥于前朝的顽固习气，惊恐张皇，这就像夏虫无法谈论寒冰，朝菌无法谈论早晚一样。想要挽救他们的过失，应当以《春秋》为根本，以各国百年来史书为应用。对于唐宋等朝代的史书，要极力抉剔其弊政的根源，极力打破其尊卑的隔阂。就像用尺子量布匹才能看出长短，用秤称物品难以欺骗，然后才可以治理当今，才可以谈论古代。万国史记、四裔编年表、《泰西新史记要》，是综合贯通古今中西的关键所在。一部出自日本人冈本监辅，一部出自英国人博那，一部出自英国人马恳西。中国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大概很少。德国日记称德国人芍克深通东方学问，翻译了《清汉蒙古语》、《契丹国志》时年七十六岁，且打算翻译辽、金、元三史。又说爱尔孛女，年仅十三岁，通晓六种语言，谈论中亚细亚的事情非常详尽，指出各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法国志称该书出自日本人冈千仞，又附录日本人重野安�、萩原裕、河野通之、木原�礼等人的议论，无不详细贯通、周知晓畅。可见海外博通中西的士人很多，而中国像魏源、何秋涛、李凤苞、王�、黄遵宪这样的人，寥寥可数。而认识史家公理的人，尤其因为言论措施，颠沛踬�了。王�说：欧洲各国向来没有史官，近代才开始有私人修史，他们搜集遗事、网罗旧闻，大部分出自各教士之手。那些教士的用心，难道仅仅是提供见闻、备查考而已吗？大概是要沟通黄、白、黑、红各人种的性情，调和儒、墨、佛、耶各教旨趣，储备公理来治理这二十周的地球。然而各国君臣并没有完全像他们那样用心，所以公理有的只在其国内施行，英美是这样的国家，参差不齐的是法、德、意、奥、日本这样的国家。毫无公理的是俄、土这样的国家。那么上天，暗中储备着博考中西政教，以继承素王公理的机会，意图就在这里吧？意图就在这里吧？为什么？英伦三岛，君民共主，上下一条心，可以说是公正了。其治理澳大利亚、非洲两洲，清除荆棘，修建学校，逐渐改变其野蛮习性，革除其凶恶声音，安抚印度五千里的土地，首先平定良贱等级，其次用教养的方法引导，这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啊。然而役使印度近百年，只举荐议员一人，而且贪图鸦片税利，用毒药毒害东亚人民。其善士有时倡导禁烟会，而政府很不愿意，于是作罢。土耳其是大国，疆土分裂，岌岌可危。英国人怕它落入俄国手中，于是有黑海之助。事平后只责备它不改变，没听说实际用善政来馈赠。对于埃及，清理其国债，掌控其国权，而埃及的衰败依旧。对于波斯、阿富汗、缅甸，奴役它、鞭打它、捆绑它、压迫它，修建铁路，架设电线杆，只为手脚护卫头目打算，其孕育其民，使其成为文明开化的国家，是没有的。难道是时机未到、执行不力，还是公理没有阐明？美国人摆脱英国人的控制，设立正副总统治理民众四年，任期届满与平民同等。释放黑奴，重视法律，养兵不及瑞士、挪威，遇到战争遵守局外例，民众因此非常和睦。然而对于华工，虐待他们；中日之战，没听说弭兵会的话，而且向日本借贷以资助战争。法、意兴起，由于国会。然而从前倚仗权势的世袭贵族，还想着趁隙窃发，而党人进退一致，动辄纷争，这是他们的过失。如果法国在安南、西贡，政令烦苛赋税沉重，民众不堪忍受。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剖分其国家，役使其民众，最终被其打败，大损国权，事情详细记载在丙申万国公报中，足以作为倚仗权势不倚仗公理者的警戒。德国的政治，以前也禁止民众举荐官员，禁止民众设立集会，朝野违背束缚万端。等到道光二十八年，普王威廉第四才一切放宽禁令。这时普民不服王权，起来滋事，兵民在市中大战半天，普王担忧，于是重新商议顺应民情的制度。接着俾斯麦崛起，帮助保护王权，暗中疏通民气。同治七年牒请下议院核查相府所办各事是否有益国家。当时议员二百三十人都说相国对普鲁士大有裨益，然而其所谓求新的人心中很不高兴。同治初年怨恨恣意诽谤。怨言都集中，箭射向俾斯麦，隐忧所恐，还没有停止。

奥地利君民争权，比德国多几倍。道光年间，奥皇严禁报馆谈论外事，怕其民众详细知道欧洲改变朝政的举动，于是喧嚣不安。又让他的亲信之人遍地侦访，如果有效仿他国求新的，就逮捕他。奥地利

译百姓怨恨极大，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不敢说话。因此必须用蒙昧愚弄的手段来压制他们，继位的皇帝对飞蝶南（弗吉尼亚）的压制尤其严重。于是从俄国迁徙来的恒加利人（加利福尼亚人），趁机蠢蠢欲动，驱逐飞蝶南人并杀害了大臣赖兔儿。不久，约瑟皇（乔治·华盛顿）即位，平定了恒加利，同时也稍微商议了一些革新措施。同治年间，又在普鲁士开始大力推行新政，体察民间疾苦，而国家依然富强。日本痛改其国家的弊病，君民一心，勤勉地追求胜利。然而伊藤博文等人协助维护王权，就像俾斯麦之于德国一样。其余的人沿袭物茂卿（福泽谕吉）的余论，在《万国史记》中，物茂卿傲视一世，排斥宋儒的言论，认为孔子的道是安民立制的制度，鼓动会党的人也不乏其人。所以上述各国的公理参差不齐，将来难免有喧嚣不安的举动。俄国施行无道，如同秦朝。倚仗压力的沉重，积聚私会的怨恨，震动天纲的剧烈。它灭波兰时，禁止百姓说波兰语、学波兰文，驱赶百姓去充实荒地，老幼接连死在路上，无法计算其用心，这乃是秦皇的罪过，如同汉武帝迁徙豪杰到关中一样。使臣侦察各国的阴私，必定携带美色随行，用酒色陷害，从而得知隐秘，见《西国近事汇编》及《法国志》所载，这是范蠡献西施的诡计。所以五洲的贼子，以公理为准则的，只有俄国最为恶劣。土耳其历经大乱，至死不变。如今其改革，同盟会党白耳义（比利时）人布喇些路传檄各地，将要废除土耳其国王。二月《日本时事报》称：西班牙因古巴的自立，开始打破其自尊的见解，思考更治国政。《香港英报》说：西班牙从前拘守旧法，贪官污吏，不体恤民间疾苦，认为天下的人才没有比得上西班牙的。暹罗国王愤恨其疆土日益缩小，于是仰慕俄国彼得大帝的为人，决计遍游欧亚。这是义主吗！英法对此不仅不辅助他使其成为望国，反而因此嫉妒他、忌恨他。日本虽然战胜了中国，然而日本人对于法国则法国嫉妒他，对于波斯则波斯怀疑他。其中最容易互相轻视敌视的，莫过于俄国人。由此说来，宇宙间兵争之事尚未停止，而波罗的海、君士但丁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海湾的祸患将要转移到太平洋，能不恐惧吗！能不恐惧吗！综合来说，西方人最。严格区分种族，他们争夺生存，急如燎原之火，迫于忧国之情。争夺则产生忌恨，忌恨则产生嫌隙，难以用公理维系其一。百姓被圈禁在土地里，被界限在商业中，被约束在战约中，被诱饵在忠诚中。他们的百姓不一定忠于君主，公正对待国家的人不一定公正对待上天，难以用公理维系其二。把骨头扔在地上，众犬争抢；把诱饵投入深渊，众鱼垂涎。英国夺取爹勒高亚海臂（直布罗陀海峡），德国和俄国侧目而视；法国开凿苏彝士河，英国人非议。中俄约定修建东三省铁路，全球震动。难以用公理维系其三。强弱交错相处，形势分离，这里有所盈余，那里有所不足。抵触的细微之处，机变的应对，任巧反而跌倒，守时则晚。难以用公理维系其四。律法不同，关税不同，度量衡不同，君民轻重不同，国家风俗不同，士人学问不同，好恶适宜不同。难以用公理维系其五。有这五种困难，来说统一。这是在裸壤之地寻求龙章，在聋俗之世演奏韶乐，多见其不知审慎。洴澼子说：不是这样！心力所结，教旨宏大。星球无法阻挡其领域，脑气无法超越其敏捷，苦海无法淹没其波涛。春秋大一统的法度、条例、道理，朦胧恍惚，光明闪耀，距离十九周的蛤利（加利福尼亚），不远吗？我于是综合列国的政教，罗列大的要点，著于篇，以见公理的郁勃舒畅、屯积茁壮。曰国会，曰教会，曰太平弭兵会（和平反战协会），曰君主民主，列表以明之。曰上下议院。

民大怨，道路以目。故必薾然（蒙昧）愚之，嗣皇飞蝶南（弗吉尼亚）尤甚。于是自俄来徙之恒加利（加利福尼亚）人，乘机蠢动，逐飞蝶南人，戕大臣赖兔儿。既而约瑟（乔治）皇第一立，削平恒加利，而亦稍议更新矣。

同治间，又于普始（普鲁士）益讲新政，通民隐，而国仍富强。

日本痛改其国之谋，君民一心，孳（滋）孳求胜。然伊藤诸人助保（俾斯麦）王权，如俾士麦之于德。

其余衍物茂卿（福泽谕吉）之余论《万国史记》，物茂卿睥睨（睥睨）一世，排宋儒言，孔子之道为安民（安民）立之制度，鼓煽会党者亦不乏人。

故以上诸国公理参差，将来不无嚣（嚣）然不靖之举。

俄之为无道，秦也。恃压力之重（重），府（聚）私会之怨，振天纲之浡（勃）烈。

其灭波兰也，禁其民操波语、习（习）波文，驱民实荒地，老幼骈（骈）死道路，亡（无）算其用心，乃秦皇之罪，偶（偶）语汉武之徙豪杰关中也。

使臣侦各国阴事，必载艳姬（姬）以行，陷以酒色，廉（廉）得其隐，见《西国近事汇编》及《法（法）国志》，乃范蠡进西施之谲（谲）计也。

故五洲之贼，公理者惟俄（俄）为最。

土耳其历经大乱，至死不变。

今其改革，同盟会党白耳义（义）府人布喇些路传檄各处，将（将）废土王。

二月《日本时事报》西班牙因古巴之自立（立），始破其自尊之见，思更（更）国政。

《香港英报》云：西班牙从前拘（拘）守旧法，贪官虐吏，不恤（恤）民艰，以谓天下之才举（举）莫西班牙若。

暹罗国王愤其疆土日蹙（蹙），乃慕俄皇彼得之为人，决计（计）遍游欧亚。

谊（谊）主哉！

英法于此不惟不辅之使成（成）望国，且因而嫉之、忌之。

日本虽胜中国，然其人于法（法）则法妒之，于波斯则波斯疑之。

其尤目〇（〇）易睒（睒）相向者，莫如俄（俄）人。

由此言之，宙合（合）兵争之事之未已，而波罗的海、君（君）士但丁峡、波斯海湾之祸之且（且）移于太平洋也，可不惧哉！

可不惧哉！

综而论之，西人最。

严种类之辨，其争自存也，急（急）于燎原，迫于恤纬。

争则忌生，忌则衅（衅）其难以公理维系一。

民而圉（圉）之地，而界之商，而战之约，而饵（饵）之忠。

其民者不必忠其君，公（公）其国者不必公其天，其难以公理（理）维系二。

投骨于地，众犬之投；饵（饵）于渊，众鱼涎之。

英取爹勒高亚海臂，而德（德）俄侧目；法沟苏彝（彝）士河，而英人謷（謷）訾。

中俄约修东三省铁路，而全球震（震）爚。

其难以公理维系三。

强弱错处，形埶（埶）华离，此有所盈，彼有所绌（绌）。

抵距之微，机才之应，任（任）巧反踬，守时则晚。

其难以公理维系四。

律法异，关税异，度量权衡异，君（君）民轻重异，国异其俗，士异其（其）学，好恶异其宜。

其难以公理维系五。

有此五难，以言画一。

是求龙章于裸壤，奏（奏）韶頀于聋俗，多见其不知（知）审也。

洴澼子曰：不然！

心力所结，教旨斯宏。

星球无以阻其域，脑气无以踰（踰）其捷，苦海无以汨（汨）其波。

春秋大一统之法之例之理，芒（芒）乎芴乎，桄（桄）乎爚乎，距十九周之蛤（蛤）利，不远乎？

余乃综列国政教，落落大者，箸（箸）于篇，以见公理之郁（郁）斯鬯屯斯茁矣。

曰国会，曰教会，曰太平弭（弭）兵会，曰君主民主，列表以明之。

曰上下议院。

译论教会

佚名

问那教会的兴盛与衰败，要看其兵力的强弱，所以教会所到之处，军队也跟随其后。中国兵力既然衰弱，教会的祸患便日益严重。如上年四川及福建古田的案件，西方人用“哀的美的书”（即大炮）相威胁，当权者于是任由他们随心所欲，没有人敢违抗。那么，想要保全教务，加强兵力是中西关系的关键吗？回答说：这固然如此。然而从前十字军兴起，绵延一百七十年，死亡人数二百多万，兵力虽然衰弱但士气不衰，那么凭借兵力强大而战胜人心的，是教会的作用。考察公元后三百二十五年，即晋明帝泰宁三年，教士开始召开议会，论定教理，这是教会权力的起源，《西学辑存》。然而早在公元前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即商王大戊五十一年，希利尼林休乎就建立了火把教会，公元前一千三百二十年，又建立了来西唵敬神教会，《四裔编年表》。那么他们那里的教会萌芽最早。又考察摩西旧约成书于一千四百五十三年，也相当于商王大戊二十三年，那时开辟部落，设立祭司，创立十诫来训导教徒，自成为犹太数千年旧教立会的开端。而公元后三百二十五年的教会，是专指耶稣立会而言的。如今教会林立，大畅宗风，其总称叫救世教，其分派有天主教、耶稣教、希腊教、本报教，另有教派流别。考察这些，但就教会权力而言的区别，天主教一名罗马教，流行于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拜维利亚、王〇奥斯玛加之德意志的赛士兰七邦，教徒约有一万九千余万人。其教会从前有大权力，控制各邦，现在虽然日益衰微，但教会中人仍想奋起爪牙，以图恢复。所以路德教徒仇视路德，唱救世复原之说，主张上下平权，与天主教不同。法德政府厌恶他们。《丙子西国近事汇编》记载法国礼曹挖顶登告政府说：“教徒设立私塾与官塾相维系，国家固然不深加禁止，但涓滴不塞将决为江河，教徒竟自行考试选定名位，渎乱政事侵犯官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应该严行禁废。”又记载德国与天主教相恶已有多年，德相毕士马克管教很严，大概是因为教徒遍布各国一事若不谨慎，将遭受其殃，这确实是欧洲全局所系。《瀛海论》也叙述德相檄逐教徒的文章，而其徒众仍勇悍不屈，是因为教会之力宏大。希腊教，一名东教，流行于希腊、俄罗斯等国，教徒约得八千五百余万人。其教共有十会，叫耶路撒冷会，叫亚历山德会，叫安地亚会，叫君士但丁会，叫俄罗斯会，叫梦吞泥高卢会，叫奥地利亚会，叫西奈山会，叫哥伯罗会，叫希利尼会，一名雅典会。其中更有自主的东教三派，一为埃及国的布得教会，约十五万人；一为波斯国的男秃斯教会；一为亚利亚的阿美尼亚教会。其教规与希腊教稍有不同。耶稣教，一名复原教，一名波罗特士但教，流行于英、美、法、德、瑞典、挪威、荷兰、非洲等处，教徒约一万三百五十万人。其中大小各会指不胜屈，姑且就其显著的来说，叫长老会，叫十字架会，叫长子会，叫安息日会，叫圣书会，而长老会最盛。英、美两国多信奉长老会。又有叫浸礼会，其洗礼是将信人受教之初，浸入水内。叫七日会，即安息日会；叫正会；叫不传教会；叫六礼会；叫自主会议，主张人人有自由之权；叫河会；叫酒布兰那会；叫腾格会；叫孟龙会；叫门徒会。各会人数有多有少，总共约得二百万名。叫兄弟会，谓耶稣奉天主命，降生与世人，皆为兄弟，无所大小，也是君民平权之义。案此会又名布利毛会，始于一千八百三十年，教师布利毛所创，故名。其会英国约得一万八千人，美国约得十二万人。叫媚多地会，亦曰美以美会，始于一百七十九年，英教师威司里曰麻耳们会、密司约所创，约得十余万人。叫朋友会，亦名震动会，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英教师傅格司所创，约得十万三千八百人，而美国人入此会者尤多，大概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尤其喜好平权之义，所以兄弟、朋友等会最符合美国人的性情。叫震动之中，又震动会同上，尤其提倡平权之义。叫瑞典伯克会，一千六百八十年瑞典教师伯克创。叫麻拉威会，麻拉威是德国属邦，创于一千四百五十年。此会被本邦人民所不喜，纷纷前往异国以广教旨。叫天一会，人数约十八万四千余人。叫救众会，此会专为救济众人而设，

译创建于同治九年，与弛兵会相近。美国信徒多达八十万名，加拿大约七千名，英国大约二千名。这是建立教会最完善的地方。此外小型教会林立，难以一一列举。只有福音会、欧芬会、散地蛮会、开坡勒会、基督扯梯司督会，稍微能够显露出来。以上各教会都是由耶教分化衍生而成，就像中国诸子百家，都萌芽于素王（孔子），而精心、自主、平权、救众等诸教会，才是耶教的真正源头。密密教禁止父子兄弟互相知晓，剖而司登教规定不许吃热食，创立君主可以虐待百姓的说法，这些都是耶教的支派。就像我们的孟子、公羊传、大小戴礼记，才是孔教的真正源头。秦汉以来沿袭的法制，才是孔教的支派。

译然而他们有所谓“会”来联合连接，因而同类之气日益昌盛；我们却没有“会”来宣扬，因而人心日益溃散。至于在名利场中角力，在利欲渊薮中熏心，脱离官民，断绝渊源。庆幸百姓不亲近我们，以此固守私利，却还整天抱着兔园册子，自认为我们宗奉孔氏，尊崇朝廷。这是以散乱应对整齐，以柔弱应对坚硬，坐视他们的教派横溢五洲，侵扰内地；而我们先王仁爱天下万物的宏大义理和精微言论，反而被俗儒湮没，成为世人的大耻辱。这难道是尧、舜、周、孔所痛心疾首的吗？为什么？因为他们聚集民众，以拯救世间的教益。李提摩太著作所记载，长老、监督、斯理、公理、浸礼这五大教会的数目，近来较为确凿。查这五大教会在欧洲约有三百八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九人，在美洲约有八百九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一人，在亚洲约有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二人，在非洲约有二十五万二千四百九十四人，在澳洲和太平洋岛屿约有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人。统计五大洲五大教会的教友总数为一千三百四十四万余人，教师总数为十二万余人。如果再统计天主教、希腊教、耶稣教入教的民众，约有四百二十兆余人。英国光绪十八年的总册，据西方人士说，儒、释、道三教共有四百二十五兆，印度教共有二百零七兆，回教共有八十兆，犹太教八兆，那些未受教义、名为“沛根”的人尚有二百三十五兆。拯救世间的教益有图非常清晰，以地球教会全数来核算，救世教冠绝古今，已有超越我们儒家的趋势；而且他们的信徒坚忍不拔，赴汤蹈火如食糖蜜，主张自主平等，给予人们乐于从命的理由，尤其与墨家兼爱尚同、头顶利天下的宗旨相合。而我们却各自为教，人心各异，不急于阐明万世公理，广泛建立孔教会，以维系千钧一发，事变奇险，难道可以想象吗？《各国交涉公法论》二集第五章论述甘司、单士地名等人将教会与国会统握于一权，第六章论述多令得地名总教公会与交涉相关的事。其余以教会参与国权见于英法诸志的，尚难枚举。可见西方政教相通的道理，中国议论设立学会以修明孔教的人，已诋毁其多事，想要参与国权，不被庸俗之人哗然惊骇的，几乎没有。如果举天下无知于彼教权利与我们应修明孔教以通国政的道理，那么怎么可以治国呢？好啊！王韬的话说：“如今各教在天地间，有盛有衰，有兴有灭，也是随着人事世运，互为消长。再过数千百年，天主教、耶稣教，不知会怎样。总之，道因人而立，人因道而存。人不绝，则道也不灭。道外无人，道只有一个而已。数千百年后，各教合一，道才大同。”

论最古各国政学兴衰之理

阙名

天地有迹象吗？我怎么知道？没有迹象吗？为什么会有今天？太阳与八大星体相互吸引又分离，千万亿兆年不坠落。说：只有引力，万国与中华分离交错相持，千万年才相通。必定有离、吸两种力量维系它。用秦始皇、汉武帝的极力去通，则越通越堵塞；赵宋以来唱义尊攘，极力去堵塞，却越堵越通。洴澼子曰：现在才知道中外通塞的原因。中古以前，中西政学并茂，虽然闭塞却仍相通；汉唐以后，西学逐渐微弱，愚昧粗野，渐渐忘记根本，实在不足以通中国。像獞、猺、猓、黎一样，像斐美土人一样，不懂政治、不明学问，与中原同域而居，像星球相互阻隔一样。数百年来，穷理格物，希腊的学问大明，虽然遏制压制，也不能阻止。像我们华夏的吴、楚、滇、粤一样，先前梗塞风教，现在则头戴神明之冠，身穿衣冠之服。知道中外的通塞，是由政学决定的，那么用来考核其异同得失的原因，怎么可以停止？现在大地阻隔重洋，世代超越宇蛤，谈天炙毂的荒唐，谶纬裨瀛的霍勿〇目，书籍缺失有空隙，虽然善言无征，然而剿说流传，不谋〇合，静参钥匙乃识机钤。如中国子家所称的盘古氏以及天地人皇，寿命千万岁不等；而他们的创世记则说：开始创造生人的叫亚当，叫夏娃，他们的子孙繁衍迁徙遍布亚欧，享年各千百岁。印度古书有四大世界的说法，第一名吉利大人，寿命约十万年；第二名对大人，寿命万余；第三名大把拉，人寿千余；第四名哈利为今日世界。说法尤其夸张荒谬，接近释家的言论。中国扰乱常伦，因而有洪水的祸患，他们也说：上帝见世人罪恶贯盈，用洪水毁坏这个世界，只命令亚当九代孙挪亚准备方舟，载家属牲畜以免。万国史记古教汇参与各西史都有此说，并非没有原因。其洪水以前，有的说二千余年，有的说万余年，与尧时洪水颇难证合。回教书记载：阿丹为治世之祖，传二千年，洪泛滥，有大圣努海受命治水，神禹与努海遥相辉映，也是一奇。至于其政俗学术的流布，中西自然符契的，难以屈指述说，请言一

译第二点，用来作为印证。仓颉创造文字，沮诵向左书写，胠卢向右书写，欧洲人的书写都是向右的，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一点。中国的古文多为象形和会意字，埃及的象形文字，比如月亮画成●，人画成●，雁画成●，房屋画成●，碑画成●之类。此外通过会意构成画面的字，难以一一列举。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二点。中国祭祀上天要修筑祭坛，而那个族群摩西刚开创部落时，立他的哥哥亚伦为祭司长，设立祭坛进行燔祭。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三点。中国的纬书中有五帝的说法，而那个族群有以色列的上帝、艾萨克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繁衍支离，无法穷尽探究。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四点。中国传说黄帝、帝尧、后稷是上帝感应而生，那个族群也演绎出上帝配于人，或是天使，或是天仆，或是圣女诞生等各种说法，加以缘饰夸张。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五点。中国重视伦理常道，那个宗教的十诫谆谆告诫，以尊敬父母、不奸不盗为内容，使原本粗野的人变得懂礼义。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六点。语言文字差异如同天壤之别，但称呼父亲为“爸爸”，称呼母亲为“妈妈”，却是天性自然流露。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七点。中国帝王的誓辞诰令森严，而《旧约·申命记》中说“申述上帝的命令，设立千夫长、百夫长，设立士师听讼，禁止阉人进入集会”，竟然与华夏的制度相同。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八点。传说人妇人手臂弯曲八寸为一咫，《创世记》以一尺为一肘。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九点。礼仪报答上天而主日，波斯拜火，法国主张拜太阳，称为景教。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点。中国九黎扰乱道德，人与神混杂，于是就有了媚神、祭祀偶像等各种恶俗，而西方国家及印度古时这种习俗尤其多。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一点。春秋时期用人殉葬，是当时所痛恨的，三良殉葬，黄鸟悲鸣，西方国家的贤明君主也逐渐厌恶并痛加革除。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二点。《易经》说“七日来复”，《既济》卦有“勿逐七日得”，七天自古就是通用的说法和惯例，那个宗教以七天安息为礼拜。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三点。十字架原本是《周礼》中午贯的刑罚，那个地方以十字代表天方交汇，景教碑上说“判定十字来确定四方”，万国史记载西方宗教争论异同，屡次兴起十字军，可见十字架原是古制，耶稣被钉适用此物，并非十字始于耶稣。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四点。墨家主张兼爱、尚同，那个宗教无论君主百姓，视同平等。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五点。中国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那个族群旧说以气、水、火、土为四大元素。西方人高一志著《空际格致》，以四大元素立说，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六点。中国道家有炼汞、点金等术，西方人自称化学，即源自道书，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七点。中国天文学首先讲七政，而巴比伦古历以日、月和五星为七曜，月为第一，日为第二，辰星为第三，太白为第四，与七政说相同。而且周敬王时，波斯人批早果拉讲解七政运行的道理，这必定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这是第十八点。那么，古代虽然没有相通的文字记载，但风俗、语言从西域逐渐波及印度、波斯、埃及、巴比伦的，所在多有，更何况格致等学问呢？大概自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之外，印度最强，其与中国相通也最早，汉代的天竺、身毒，都是一声之转。泰西的政治学问都由那里流传过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英国用十二万金的公司占据其地，奴役其人，使其块块然、芒芒然，像鹿猪一样。现在虽然稍微任用印度人，但其回溯纪元以前气象，怎能相比呢？洴澼子说：西方自古有名的国家不下几十个，其中大的有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它们的文章、制度、礼乐、政刑、格致、天文、历算、技艺，实在是我们华夏波及它们才达到文明开化的兴盛，如今没有一个能自立，盛衰倚伏，是天道吗？还是政教不善导致的呢？所以这些国家主要作为我们华夏的殷鉴。

译希腊罗马总论

佚名

唉！罗马教皇倚仗权势，仇视科学，至死都不改变，最终导致国家沦为废墟，这确实是必然的。有人质疑说：西方人把天主教称为公教，把新教称为修教，修教专门与公教为敌。教皇厌恶新学，是因为厌恶修教；修教钻研新学，是为了倾覆教皇。现在如果一定要提倡新学，虽然不会重蹈教皇的覆辙，但难道要陷入修教的境地吗？回答说：你只是被耶苏教徒精通新学所震惊，却不知道新学并非始于耶苏。像管仲、墨子、列子、《淮南子》、《周髀算经》，以及张子《瀛海论》、薛子《四国日记》所考证的内容，不再详细列举，请让我谈谈希腊一切新学的萌芽，与那个宗教毫无牵连。比如最早领悟电学的是大利司，在纪元前两千四百多年；寻找铁矿的是埃雅依达克德，在商朝大戊七十年；制造三层桨船的是果利人；铸造银币的是斐敦，在周宣王四十多年；建立民主政治，制定权衡度量制度，在周平王十七年；擅长治理的是希腊七贤；精通天文学的是他里斯，就是七贤之一，在周匡定二王时期；专门讲授科学的是苏朗来，在周灵王十八年；撰写几何学的是欧几利德，在周赧王时期；创造浑天仪的是挨克米，在秦始皇二十三年。那时希腊的学问，多与埃及、印度、波斯等国互相交流观摩。而中国和埃及的文字异流同源，早已被西方人看清。考察埃及人多禄某所著的地理书，记载中国的风土习俗非常详细。在中国汉朝时，其次则是阿剌伯人阿孛赛德的日记，在唐昭宣时期。大概埃及、波斯、犹太的百姓，在汉朝以前流落到中华的不少，正不必等到多禄某著书时才隐约传述这些。不然，他们从哪里得知？又从哪里得到？再不然，《汉书》说：向西通往大秦以及天竺、安息、大月氏的，难道是虚言吗？汉成帝时，罗马通商印度，购买蚕丝回去，丝可以通过印度到达欧洲。中国古时的学问，难道不能通过印度到达欧洲？周朝时波斯人希鲁妥多游历各国，访求学术，怎么知道那时不正是通过印度进入中国？说天竺、安息、波斯、大月氏在汉朝才开始通好的，只是根据《汉书》而言。至于德能及远的古圣王，如黄帝划分疆域数万里，禹在嵞山会盟，执玉帛朝见的万国，怎么知道埃及、希腊、波斯、印度等国不隶属于版图，怎么知道埃及、希腊、波斯、印度等国不汲取古圣王的科学之学带回去，以教育他们的人民？不然，我们中国邹衍的学说以及墨子、管仲、列子、《淮南子》所称道的，为什么多与西学相同？那些三四千年前目光短浅、粗野强悍的西方人，怎么知道有科学？为什么唯独推崇印度、埃及为开化的祖先？为什么秦汉以前中西实学都兴盛，秦汉以后中西实学都衰微？如今耶苏、摩西的十诫，剽窃佛家的精妙言论，想用兼爱的学说改变天下，那时起初没听说创造新事物、新道理，百姓利用它们，蔓延千余年，他们的狡猾门徒于是取用希腊所得、中国、印度的古学而更加精研，像虎添翼、像盗粮，又从而掩盖说“古人没有这些”，于是使地球各种各教都将落入其圈套而不觉。我们儒家不醒悟，也把希腊古学专门归于那个宗教，而忘记它曾师从希腊所师从的中国，反而用末流疲空虚的杂学，使周公、孔子坠地，明祖不祧。甚至把这种宗教视为理所当然，唉，这是千万年的浩劫，四亿人的奇忧啊！想要得到老师，不如师从希腊，不如兴起希腊的老师而更加师从，不如取用他们从中从老师那里获得的益处以及推广其老师的益处而还给我们老师。不争那个宗教，才是我们的宗教；不耻那个老师，才是师从我们的老师。所以他们在以其坚忍悍动之心力求新学，说富强以树种，树种以广教；而我们在以其坚忍悍动之心力复新学，说富强以存种，存种以绵教。

论公法源本经学

佚名

我阅览公法所治理的衣冠之伦，北极到北冰洋，东南穷尽澳大利亚，西南折向好望角，偃西半球而矩之。列举轮舟、铁路、电线之所通，阿屯姆力（蒸汽动力）之所积，无不挟性法、例法二者为结盟缔好的机牙，何其奢侈啊！春秋之初，未尝不详细区分内外，内诸夏，外四裔，未尝不与夷狄殊会。到了其末，中国也新夷狄。夷狄进中国，则中国的子思、子发其微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董江都说：“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黜周王鲁，不是王春秋。王万世。王万世为什么呢？王以经权之学。孟子说：“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民气堙郁，怎么兴？民智樛窒，怎么正？性法者，开民智之大经，孔子精权学于蔡仲，易君见

译莫执中，衡之例法者，是通达民情细微变化的权宜之法。秦朝用严密的法网禁锢经学，宋、元、明三代则蒙蔽视听，禁锢经学与权变之学。于是，那些见识浅陋的士人尊崇于昌平，荒废的儒术沦落如朽壤。即使没有性法、例法之学来补救，大概昆仑山的纽带早已断裂，羲和驾驭日车的缰绳也久已不续了。而那些儒者，每天抱着沟通君民、机宜、和战的公义，决断是非，评判异同，议论纷纷，全球局势已定，而我们聚集千万学子，注释虫鱼草木，品评风花雪月，连朝廷的律例都不闻不问，更何况罗马眼前的交涉不知晓，更遑论虎门谈判时与之谈论公法，却惊诧地说是异端邪说。等到他们得志，坐视国家遭受胁迫欺骗的耻辱，如同秦越之人关心彼此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唉！同文馆建立至今三十年了，能精通政治律例的学者，难得其人，这难道不是士大夫的责任吗！现在议论的人说：“公法的话娓娓道来。”其实仅凭虚理，弱者不能仰望企及，强者公然违背，众人眼睁睁看着，不敢怎么样。甚至给予强者以桎梏，削弱弱者的权力，如同资助盗贼粮食，借给寇贼兵器。公法家所论，有正法，有变通之法，本来也游移两可，出奴入主，高低随心，该听从哪一个呢？尤其可疑的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各国允许土耳其为自主国，并且屡次说：“土耳其人从此进入公法体系。”这一年英法俄美四国订立条约，此后不得将中国视为在公法之外，又申明说：可以共享公法的利益。然而他们在与土耳其偶尔有交涉时，终究以异教诋毁排斥，在中国，则商务、教务、税务无一得到平权之义。那么公法简直无益于人国，反而增加了牢笼陷阱。洴澼说：不是这样，公法是万国的《春秋》。《春秋》断案，仅在汉代初期实行了一二，其后就无人知晓了。没有其他原因，汉代以来治经成为谋取禄利的途径，士气萎靡了。想要压制民众，先压制士人；想要压制士人，先压制士人拍案伸眉、权衡天下的工具。后世连谋取禄利的经义途径都剥夺了，另有所谓词章帖括，庆幸他们对于政学愚昧，从而束缚他们。相比西方国家的布衣下士，凭空理争论天下事，逐渐登载于日报，逐渐用于政府，逐渐推广于讲坛。他们心中公私的考量，怎么不悬殊呢？因此《春秋》消亡，律学晦暗；律学晦暗，祸患急迫。以聋遇聪，以盲遇明，以口吃遇善辩，以局促于瓮牖，精疲力竭之余，生逢上下平权，与五洲人士抗辩，怎么能不困窘跌倒呢？现在西方国家的政事，公法家所不允许的很多。遇到疑难棘手之处，或者相持不下不能尽行公理，容有迁就强弱大小之间划定界限，以模棱两可政府之心。其实虎门宗旨本来不是这样。所以公法学在西方国家实行，不过十之五六，大概文治太平之时未到罢了。既然西方国家政府尚且不尽如公法家之用心以达到公平，却说中西交涉没有公法家与之相持，他们反而能将本国不乐意的东西输送到中国，这是理所必无的。目光短浅的士人，不责怪彼国不守公法的人，不责怪我国不研究公法的过失，却想一并诋毁公法而废除它，不也太荒谬了吗？丁韪良在中国久居，洞悉其中公法之意，与我国同源。其性法乃是《春秋》守经之学，其例法乃是《春秋》达权之学。于是作《中国古世公法考》，引用经传数条证明。其义例虽未详备，但中国以《春秋》治理公法的机枢已萌芽了。现在《春秋》上本天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王道，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在国会伸张之源。所以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是治国平天下之一义，为亿兆年不变之经，即西方深于公法的人，无不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最高境界。唉！《春秋》自孟子、公羊嫡派失传后，晦暗剥蚀，孽障丛生，至胡安国达到极点。不依靠“平”之一义，拨雾见苍穹，就不能平一国，怎么能平五洲？恐怕将来不平之祸不止于约章律法。洴澼子对公法一无窥见，但知道公法根原所以维系此地球者，有日益昌盛之势，因此就近翻译诸书，先举其微言大义。一、各种《春秋》之律，其例法深奥包容，再分门考订，作为我党借鉴，或许言交涉学者不弃而教导之？

译蒙古像教志序

龚自珍

染衣，是出家沙弥的戒律。肉食不洁净，是大慧菩萨的教诲。各种肉类不要食用，是涅槃的训诫。赞叹毁弃戒律的人，是魔波旬的党徒。然而他们出生在边远之地，那里不生长谷物，以畜牧作为耕作，以血肉作为饮食。宗教既已衰微，习俗沿袭已久，虽有违背坏色（染衣）的训诫，姑且以此区别于在家的白衣俗众。对于戒律中或许有所遮止的教义，务必予以体谅。蒙古五十一旗以及喀尔喀四部，都信奉黄教。黄教的祖师叫宗喀巴。如果全称，则是租乌鞥卡阿巴阿罗鄂补匝阿敖查阿克巴阿。他自称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出生在额纳特珂克地方。而在唐古特、库车淖尔、四拉特这些地方，普遍尊崇他为祖师。他的法嗣派别，繁衍众多难以详尽叙述。只叙述两大支派：一是在西藏坐镇的，二是到蒙古住持的。在西藏坐镇的，又分为两支。宗喀巴的第一位弟子叫根敦珠巴，实际上是第五十四辈达赖喇嘛，这是舍弃王位出家的第一辈。依次传承到第七辈噶尔藏加莫磋，正值准噶尔扰乱西藏时，圣祖（康熙帝）平定其乱，噶尔藏加莫磋躲避到青海坐镇，圣祖送他返回西藏，至今传承不断，都以他们的转世灵童继任。这是其中一支。第二位弟子号称班禅额尔德尼，名叫刻珠尼曲结。如果全称，则是刻珠尼马曲结嘉勒布格尔。到第四辈名叫罗卜藏曲结嘉勒灿的，才开始与蒙古互通。从蒙古到盛京，接受我太宗皇帝（皇太极）的册封，回去去世后，他的转世灵童便拥有了喀木之地。又传了九代，这是另一支。这两大支之外，又有两个小支，一是红帽噶玛巴，二是黑帽沙玛纳，都称呼图克图，以避开达赖、班禅的位号。沙玛纳呼图克图的传承，日渐衰微。噶玛巴的传承，近代有林沁班珠尔，在库车淖尔称沙布咙，是库车淖尔察罕诺门的属僧，甚至不敢号称呼图克图了。那些来到蒙古住持的，又分为三支。最早的是帕克巴巴喇密特，这是该道北行的开始。共传六代，到元顺帝时，阿难达玛第喇嘛因与皇帝争夺政事，愤怒之下回到唐古忒，传承中断。过了八九十年，索诺木札木苏重新到来，又传十余代到迈达哩为止，这是一支。宗喀巴有第三代嫡嗣叫苏尔第，他的转世灵童托生在喀尔喀地方，称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又传两代，丹舒克在世祖（康熙帝）朝进见，至今共十六次转世，其转世灵童的位号仅次于西藏的达赖，几乎与班禅相当，这是另一支。康熙年间，有喇嘛章佳胡图克图从西藏来朝见，此人乃是第六辈达赖罗卜藏扎木苏的支系后裔，圣祖优待礼遇他，命他住持多伦诺尔的汇宗寺；他的第二次转世灵童，世宗（雍正帝）优待礼遇他，命他住持多伦诺尔的善因寺；他的第三次转世灵童，在高宗（乾隆帝）朝受到极大奖赏和优待，命他来到京城重新审定大藏经咒和应真名号，于是选取从后汉到唐代各译主所翻译的经典，全部用当时的藏语重新校订成书，又因为该国《首楞严经》已经亡佚，借我国本四译本带回，又辅佐庄亲王办理《同文韵统》，在四十一年圆寂于京师，如今又再次转世了，这是最兴盛且最后出现的一支。这五支的信徒，他们论述轮回因果报应，与古代贤者的神不灭论相合；他们论述最初形态、天地众生、日月种种成立与出生的次序，与《楼炭经》相合；他们的书籍与符印明相合；他们念咒与声明学相合。自从汉代以来翻译佛经的惯例，是不翻译咒语，疏抄的惯例也不妄加解释咒语，这是因为密语咒语是秘印，佛没有秘密义理，但有秘密语言，既然不翻译也不解释，只凭借音准，如果音不准，即使诚心祈求妙陀罗尼，恐怕也徒劳无功了。如今考察，从修多罗到优波提舍各有神咒，小乘的咒语用来禁制神鬼、施展各种幻术，大乘的咒语，三世诸佛由此兴起，不可思议，详细如《首楞严经》所说。况且凡外道六师也能幻化出宫殿、天龙女乐、大火大水，乃至幻化出一日演变成极长，幻化长日促成刹那境界，种种灵怪，咒语之所以灵验，是因为符合佛的口授；又凡世人所求的年寿、五欲，诵咒都能得到，咒语之所以灵验，是因为符合佛的口授。以上这些事，天竺神僧出生在拉萨，视为理所当然，即使是蒙古道行高深的喇嘛尚能近似，而这里震旦（中国）的耳根并不差，耳识并不特殊，虽然有高僧却达不到神悟的境界，所以撰写《象教志》，专门推崇因明门中的声明学，而不是赞叹那些食肉、穿黄衣、堕入邪师见解的人。

孔教大行于诸国考

陈高第

现在有一种事物，盘曲交错于圆球运动之中，使得圆球表面积上的各种类别，无利无害，无公无私，无弱无强无生无杀，这只有孔教吧？《易经》说：“保持和合太和，才利于贞正。”《书中候》说：“天地休通，五行期化。”《礼运》说：“所以外门不关闭，这叫做大同。”果真如此，那么智慧周遍天地，光明照耀日月，与阴阳一同变化，与万物一同始终，喧嚣隆隆，确实足以建立太平盛世而映照太清之境了。有若说：“出自

译他们的同类，出类拔萃。」《中庸》说：「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崇亲近的。」有子、子思这样的人吗？确实是捍卫我们道统的干城啊！然而有的人却斜视神州大地，抨击儒家学说，认为儒家学说空泛泛滥，都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媒介；经书杂乱驳杂，无非是摧残人性的斧头。中国不想强大就算了，如果想要自强，如果不把诗书束之高阁，让礼乐蒙尘，那么新法必然缺少变通的道理，治理国家将没有自主的权力。东西必须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滋生，这就是西方人士之所以天天为中国忧虑的原因。虽然如此，像这样的人，果真能在孔教天人关系的深奥精要中，引导大多数人而独自窥见其中的奥秘吗？或者是在后儒考据学的纷纭争论中，抓住两端而有所疑议吗？用没有根据的考据之学来揣测圣人，这就好比用贝壳测海，用竹管窥天，终究不知道天地山河如此磅礴广大。人们每天头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每天脚踏着地，却不知道地，也就像各种各样的事物，每天在孔教的包罗万象和陶冶塑造之中，却不知道大道，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结？恍惚迷离，却故意提出异议。我年轻时读诗书，有旨趣，等到西方翻译来的各种书籍，凡是各种制度，大多采撷圣经，孕育于王制之中，偶尔表现出来，无不覆盖天地，蔚为宏大的规范。墨子说：「上等的人听到道，就快步去实行；下等的人听到道，就大笑。」推究这些话，不禁感叹孔教的推行，渐渐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先前撰写《孔教大行说》一书，打算将各教的条理，各洲的风俗，各国的制度，各方的文物，凡是推究本源、剽窃儒术的，依次条陈说明，书突然没有完成，所以先举出一两个主要方面列在下面。

译复兴灭亡的国家。孔子的制度，是依据衰乱之世以推进升平之世。所谓依据乱世，就是要使列国诸侯王由弱变强，由乱变治，倾覆的重新扶起，灭亡的重新保存，使上面没有瘦牛倒毙的祸患，下面没有哀鸿折翼的痛苦。然后，对于像鹤膝那样傲慢的风气，教导他们制作农具；对于像鱼头那样愚昧的百姓，援引他们登上高位，从容弘扬，王道施行而颂歌兴起。所以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春秋》中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春秋》对此予以贬斥，因为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扶持弱小、铲除强暴，确实是王者事业的基石，也是英雄盛世的典范。法王拿破仑等人听到这些话而赞同，于是向东与普鲁士、奥地利结盟，向西与英国结交，长驱直入到达土耳其都城，与强大的俄国激战，一举解除了安纳托利亚的包围，再举恢复了君士坦丁堡的社稷，旌旗一指，便使北方门户巩固，俄国人不敢向西渡过河流，这是何等的魄力啊。这是孔教在西方的实行之一。近来俄国人收复我国东三省，也是基于这个意思，但想要松弛坚固、张扬扩张的权术，那就不是我所敢说的了。

禁止火攻。孔子的教义，以端正自己，以仁爱端正他人。仁爱，就是因势利导，顺从天意、顺应人心。凡是公共利益，无不聚集；凡是公共祸害，无不消除。然后肉朽骨生，枯草茂盛，遍及九州而包容万物。顺从刀锋的生存，违背刀锋的死亡。军队在拨开皮毛的战场上，在血流成河、沙石染红的地方。兵器，是不祥的器具，可以玩弄和轻视吗？孟子说：“不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这是精辟的言论。然而不只是孟子这样说。《春秋》痛恨夺取城邑，痛恨火攻，大概是透彻地预知了千年后糜烂惨毒的情形，以及百万地图器械、水雷的危害，所以不得不抓住衣领，提起耳朵，大声呼喊。这是孔子禁止兵祸的根本意图。西方富裕的绅士、著名的贤达，听到这些话而赞同，于是纠合士人商人，成立弭兵公会。第一次会议在巴黎，第二次在伦敦，第三次在罗马。于是使欧洲的百万生灵，美洲的十年和局，不至于借端挑起战事。比如法国与荷兰争夺南美利加属地，后来遵从弭兵公会请求俄国沙皇判断，得以避免纷争；卑令海峡捕鱼一案，英美也几乎酿成兵端，后来也遵从公会的判断。这是明显的功效，这是孔教在西方的实行之二。

设立学校。学校是人才的渊薮，是政教的枢机。孔子体察天道、奉行元气，广泛成就教化，所以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千万人的才力，就可以造就千万人。这是说小学。虞朝在上庠供养国老，夏朝在东序供养国老，殷朝在右学供养国老，周朝在东胶供养国老，四个朝代的学校，就可以用一个王朝的法制来概括，这是说大学。《士昏礼》说：“祖庙未毁，在公宫教育。”《内则》说：“女子十岁不出门，保姆教导温婉顺从。”这是说女学。百工以在作坊居住为先，周礼以考核工匠为要，这是说艺学。君子对于国家，学习优秀就出仕，出仕优秀就学习，政教就存在于其中。勾践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是武备，而学校储备了人才。天下断没有失去教化的国家，天下也断没有不学习的百姓。孔子提携斯文，学校建成而条理才开始严密。西方各国听到这种风气而效仿，于是各国学堂如云布星罗，以数千万计算，每所学院的经费购买图书、制造器械，每年百万余元，而实学院专门教授语言文字，武学院兼习星象、算术、地图，仕学院、女学院分门别类，艺学院、农学院通工易事，考核成绩的期限不拘年月，即专门的学问日益精进。这是孔教的实行，又是其他宗教所不能企及的。

减轻刑罚。夏禹开创天下，权谋则辅以兵戎；商周禁锢百姓，刑罚则超过教化。孔子曾经非议他们，于是上推尧舜，下托文王，提出五刑五宥的说法，推究视民如伤的宗旨，而审理诉讼期望达到无讼，明确刑罚期望达到无刑。看《论语》导德齐礼一篇，孔子慈祥恻怛之心，跃跃欲动。董仲舒说：“天道右阳而左阴，所以圣人贵德而贱刑。”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圭臬。西方研究法律的学者，听到这种风气而鼓舞。于是廓清监狱，厘别罪状，谋杀叛逆则绞杀以剪除凶恶，盗贼奸邪则罚款以宽限期限，即使有罚款无力偿还的人，也必定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务必使这些人自怨自艾，脱离水火而登上席座。这是孔教的实行，又是西方国家所不能遏制的。

废除封建。分封诸侯，是夏、殷、周的旧制。孔子起初保留它，最终废除它，这是三世之义。世道混乱则百姓烦扰，百姓烦扰则政令削弱，政令削弱则奸邪丛生，而耳目被遮蔽，臣工远窜，则声教受阻而难以通行，这是圣人的大患。所以诸侯封地百里，爵位分三等，而二伯、八方伯、七卒又与三公九卿等制度，互相统摄。这是衰世使用重典，都是圣人不得已的做法。然而君主权重则百姓轻贱，上面强大则下面弱小，举世都是公子王孙占据大利，而视万民如刍狗，牢笼天下，都是他们的故智。孔子担忧，于是黜退诸侯以

译废除分封制，确立新王以实现大一统，而天鼓震动、星象垂注，精微之意兴起于伯禹在民间四方师举的纬书学说之中，这难道没有深意吗？为何要广泛施加罗网，广设藩篱，压抑阻塞那些磊落不凡的奇才，反而颠倒了世袭大臣的上下尊卑呢？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等人听闻此言并大力发扬，由此废除藩封，改设郡县，剥夺了大将军割据称雄的权力，与百姓共同革新，于是政治的兴盛、变革的迅速，足以成为五大洲的典范。这样，孔教的推行，又将不待行走而迅速传播了。

译设立议院。议院的制度，在《尚书》中说：“咨询谋划，意见一致”，又说：“谋划要涉及平民，也要涉及卿士。”《周礼》说：“谋划要涉及大众。”《孟子》说：“考察要遍及国人。”《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与大众共同决定；在市集上施刑，与大众共同摒弃。”集思广益，扶正抑邪，都是孔子的制度。汉朝兴起，广泛设立博士、议郎，就是西方所说的议员。然后上下一心，君臣意气相通。唐宋以来，相继设立匦院、鼓院，然后民情大大顺从，治理之道宏大通畅。孔教遍布天下，已经沿袭了千百年。后人对此漠视，或者故意标新立异，就像鱼在江湖中游动却不知道江湖的广大，人参在天地间生长却不知道天地的辽阔一样。西方国家听到这种说法而钦佩向往。于是从里海以西到西洋海，即东洋大海以东；从波罗的海以南，到地中海、大西洋以北。凡是士大夫，无不摩肩接踵，聚集在一起谋划说：“公法长久不能实行了。如果想凭借公法来维持大局，必须先设立议院来稳固民心。民心团结，然后才能制造船舰器械、准备干粮，在谈判桌上折冲樽俎，就能在千里之外抵御外侮。”但是巴黎的议院权力制约君主宰相，华盛顿的议院权力侧重商民。英、德两国根据时势增减调整，制度虽然不同，但王公世袭爵位等事纷扰不断，积久弊病丛生，终究不如废除世袭爵位、严格选举制度来得更为得策。这是孔教在各国施行，也稍微窥见其一斑。

变革民主。民主的制度，孔子在起初倡导，孟子在最终总结，周秦诸子阐发其义理。如《孝经纬》说：“天子是爵位的称呼，天子拥有爵位，是与民众为一体的。”所以孟子说：“天子只是一个爵位，与公侯的爵位相同。”《尚书》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又说：“简拔代替夏朝，设立民主。”民主，是君主与民众共同主宰的言辞。所以孟子说：“民众最为尊贵，国家次之，君主最轻。”这是其大义。况且《尚书》以唐尧虞舜为开端，诉讼和歌颂，都顺从民众的意愿。成汤讨伐夏桀，拯救民众，而《虺诰》一篇，还有“有德则阴阳平等”的说法，这是铁案难移的。后世不明白这个义理，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归于我，于是想要决定百姓的生死命运，来博取我一个人的欢心，割取天下的脂膏，来丰厚我一个人的产业。而孔子顺应民意的制度，孟子重视民众的学说，都被废弃而不加讲习。曾听说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这个呢？还是因为那个呢？美洲有个叫华盛顿的人，听到这种风气而非常高兴，于是召集国人并告诉他们：“国家的大利，都是公利。得到国家而传给子孙，这是私利。管理民众的职责，应该选择有德行的人来担任。”于是建立都城、划分国家，各自设立统领一人，以四年任期届满为常规。统领之外，又另外设立一位总统来主持，其制度与各方统领相等。天下为公，尊卑一律，渐渐有了三代遗风。却不料孔子太平的制度，迟了两千多年，又在万国版图之外见到了。俄国沙皇彼得也实行这种制度，后来被保罗等人改变了。

尊崇教王。教王的名号，只有孔子能居之，除此之外无需多论。《春秋》称孔子为文王，纬书称孔为素王，周秦诸子称孔子为先王，或者称孔子为圣王，这是教王的铁证。国家没有教化就不能立足，民众没有教化就不能治理，政治没有教化就不能推行，学术没有教化就不能完备。自古有可以多次更替的天子，自古没有可以多次消灭的教王。《春秋》揭示说：“王者有改制的文辞，没有变道的实质，万变不离乎教化。”从前天子设立辟雍，诸侯设立泮宫，都是为了尊崇师教。而在堂上颁布政令，在学宫中接受成法，这是师道，而君道也蕴含其中。《诗经·鲁颂》说：“在泮宫献祭美酒，或在泮宫献祭战功。”那么赏罚的大权，没有不归于太学的。那些皮弁祭菜、圜桥观听的仪式，还算是小的方面。因此教主的名称，足以冠绝百王而效法万世。罗马、喇嘛等教派，听到这种风气而艳羡，认为德行不足以教化，就用威势挟制；教化不能推行，就用权术阻挠。于是据床而教的习俗，蔓延于西藏两地；加冕的礼仪，在西欧煽动鼓吹。不知情的人认为是各教的宏大规制，知情的人认为是孔教的遗留制度。

汉学再兴论

日本人阙名附

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必然发生变化，我国汉学的盛衰也是由此决定的。日本人将中国六艺之学，概称为汉学。明治以前，汉学最为兴盛，士人所说的学问，都是汉学。除了汉学就没有其他学问了。等到政治法律一变，向西方寻求知识，学问之道也随之改变，贬低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谈论孟子、史书，一概扔进废纸堆中，不再有人过问。然而其衰败既然到了极点，意思是将要再次变化。近年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头几乎要压倒西学，而汉学也在此时将要复兴。为什么呢？国学与汉学，本来相互关联，其语句文字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今一个国家的古学，必定与其国家的存亡相互影响

译如果国家的体制与历代史册记载的制度得以保留而不加变革，那么古学也应当永远传承给后代。试以事实为证，如西洋各国，将希腊语、拉丁语等称为“死语”，在当今虽然不再日常使用，但人们对其研究却从未停止，因而称之为“古学”，视为上层人士的学问。至于汉学，它不仅属于古学，更是当下的学问，并非死学而是活学。西方人对于死学尚且竭力保存，而汉学并非死学，人们却想置之不理，这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天下的言语文学，虽然因国家势力的强弱难以统一，但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人越多，其势力就越大。果真如此，那么汉语汉文之学，既然是众人所用，那么天下后世必定有兴盛的时候，这是可以预知的。如今全球人口为十二亿，使用汉语的大约占三分之一。世人称法语盛行于西洋，英语通行于东洋各港口，哪里知道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其实并不多？只是当今使用汉文的人，其智识尚未开启，国力尚未充实，文化程度不高，在天下没有实力，所以其学问被人冷眼相待罢了。如果到了将来，中国四百余州的百姓，知道西洋文化需要采纳，智识学艺需要钻研，那么汉语文学在东洋得势，必定不再是今天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汉学的兴盛也将体现在东洋政策与全球形势之上。既然如此，那么认为现在是汉学复兴的时机，不也可以吗？试看近十年来东京的学业情况，先前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一时，这类学生遍布四方，后来学风一变，修习文学的学生日益增多，论其种类，虽然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如今将见到修习汉学的学生出现。这是出于什么道理呢？大概是因为汉学盛行之际，虽然弊端杂出，但归根结底，修身齐家，涵养道德义理，设立教育的根本宗旨，即使是今天教育子弟，也应当效法于此。如《论语》纯粹是一部阐述道义的书，不仅仅在于文学，而确实是道义之书。今日汉学复兴的时机，将逐渐开启，大概是有各种原因交织才达到这一步，实在值得庆贺。

译往教说上

陈荣

《小戴记》中有句话：“只听说学生前来求学，没听说老师前往施教。”有人据此说：“这就是孔教不能广泛传播的原因。”唉！孔教极其美好、完备、宏大、长久，难道要依靠前往施教才能推行吗？还是因为羡慕外人传教才这样说呢？我听说君子说过：“中国亲近亲人并崇尚仁德，所以像鲁国那样恪守礼制却日益衰弱；西方尊重贤才并崇尚功利，所以像齐国那样追求功利而能够强盛。”我认为外国的宗教如同霸业，霸者对百姓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百姓欢欣喜悦，所以其效果是兴起迅速而灭亡也快；孔教如同王业，百姓每天向善而不自知，其效果是逐渐深入而长久稳固。如今地球进入孔教的时代，并非一定是人们心生羡慕，舍弃自己的信仰而追随我，这是形势使然。那九万里之广的气候，十四万万之众的士风民俗，道理遥远，山川阻隔，互不相闻；即使有所闻问，而自从释迦牟尼、耶稣、路德、穆罕默德等人的信徒散布于四方，用言语诱人，甚至用武力逼人。传教之心刻苦，而他们的力量坚毅且令人震动；他们以祸福恐吓人，以下等身份平等对待人，志在牢笼控制，众生每天都与孔教作对。那些计谋狡诈的人，甚至倡导合并宗教的说法，愚昧的族群且俯首听命。孔教虽然宏大，哪里能实现大一统呢？虽然如此，可以与智者谈论，却不可以与见识狭隘的人争论。天下的道理产生于形势，三个人住在一起，道理就产生了，这是由形势决定的。根据三个人来推度一个国家，推度一个国家来推度万国，形势出于不得不然，而自然的道理随之产生，这就是所谓不期然而然。孔教以仁为主，各教都从仁出发，各教尊崇上天，与孔教所说的上帝相同，不同的只是五伦的条理罢了。中国远古时代，目光短浅，混混沌沌，五伦尚未确立；五帝三王之后，才稍微明白伦理，但还不完备。孔子出现并改革制度，于是确立了三年的丧礼、亲迎的婚礼、同姓不婚的制度，像这类制度多得无法列举。五伦是孔教的特别宗旨，大概是孔子区分百王的差别，经纬天地的极致，也是中国数千年形势所决定的。今天地球上的各国与中国不同，是与孔教不同，而不是与中国不同。中国远古时代，其风俗与现在的外国相同；中国位于温带之中，聪明才智冠绝地球，所以改变风俗早，所以孔子顺应时势改革制度，这是形势使然。外国聪明才智不及中国，所以改变风俗迟，但最终被孔教所规范，这也是形势使然。以远古五帝三王时代的中国变为孔教的中国，由此可知今天的地球，也必将变为孔教的地球。怎么知道会这样呢？海禁已经开放，外国派子弟来求学，使臣游历，阅读孔教的书籍，习闻孔教的风俗，有所羡慕，舍弃自己的信仰而追随我。但这只是小事。外国地运逐渐昌盛，人心智慧日益开启，其中有杰出的人才，一旦觉悟，感到不安，感到不安，必将改变以前的陋习，而敦厚整顿伦理常道，或者仍然信奉旧教而暗中转变，或者另立一教，完全更改名号，当那时，创立者由我而起了。然而谁知道他们潜移默化于孔教之中而不自知呢？如今男女有别的制度，土耳其实行；至亲不婚的制度，权革拿定在伦敦，女子首创实行三年服制，尤为非常举动，这是逐渐变化的迹象。这就是所谓形势产生道理。《易经》说：“伟大啊乾元，统领上天。”孔教就是元的意思。以孔教统领上天，而各星界实现大一统；以孔教统领上天，而诸天界实现大一统。其原因可以暗中推知。又何况地球呢？好啊，太史公尊崇孔子！《秦本纪》说：“孔子在悼公十二年去世。”《吴太伯世家》说：“阖庐十五年，孔子在鲁国为相。”吴、秦，是夷狄。太史公用孔子纪年，即使是夷狄的国家，也特别用笔记录，辨别黑白而确定一尊，概括中外以尊崇师道。太史公深刻见到孔教大同的原因，意图就在这里吗？意图就在这里吗？还担心什么前往施教或不前往施教呢？

往教说下

陈荣

孔教有前往施教的吗？回答说：孔子与四方的人交友教化，后来子夏、子贡、澹台灭明、子张三等人，有的成为诸侯的老师，有的率领数百弟子讲学，这是国家层面的前往施教。到了战国时期，墨翟、宋钘、禽滑厘、尹文字等人，纷纷以人为中心，强行聒噪不停，这是异端。而孟子也从齐国到梁国再到滕国、宋国、薛国前往施教。那么“只听说学生前来求学，没听说老师前往施教”的说法，其意义狭隘吗？回答说：这是针对治世而言的。古代人口少，而有才能智慧的人多，而且乡有学校，国有学校，党庠州序，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从天子的元士，诸侯大夫的嫡子，下到平民，都进入学校。等到衰败时，仁义被堵塞，礼乐败坏，士民都昧于亲义序别的道理。乾是我的父亲，坤是我的母亲，凡是天地所生的，都是我的兄弟亲戚。坐视昏暗凋敝，不伸一把手，仁人是不忍心的。前往施教的事情，由此兴起。虽然如此，在谈论前往施教于今日，不仅仅

译没有益处，反而又害了它。孔教的推行，萌芽于魏文侯，推广应用于秦始皇，在汉武帝时实现大一统。到了东汉，以经学作为实际政治，制度风俗整齐划一，随着彬彬有礼的文学兴起，孔教更加光明昌盛了。晋太康九年，设立古学博士，从此以后，多实行刘歆的伪制，而不是实行孔子的制度。孔子以前的旧制度旧习俗，杂乱错谬，孔子加以改革，才得以大大安定。刘歆想篡夺教统，于是窜改经文，混杂以亵渎混乱、不合常理的制度。然而两千年来，墨守成规而始终不醒悟的人，是因为刘歆在前伪造，郑康成在后糅杂，没有一个人能分辨明白、剖断决疑。末世士大夫，天天习染伪制，问孔教的核心，说：“我不知道。”问孔教的通权达变，说：“我更不知道。”如果驱使这样的人去传教，挟带几卷伪经，陈述上百条伪说，以及那百二十女之淫贱、百二十瓮酱之奢侈浪费，还有刑人在君主身边、关市漆林之杂税，怎能不因此让人怀疑孔子，而给外人留下口实和诟病呢？那么传教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孔子以前的旧制度，可以端正嫌疑；孔子以后的伪制度，可以去除祸害。大儒大德兴起，拨开云雾见到青天，凡是定为“孔制”的，颁布为法令，于是传布到外国，改变人们的耳目，满足人们的心意，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和乐顺从，和乐平易。有人说：“往教的说法，古代没有听说过。”回答说：孔子设立三统之义，立制度有，立言论也有。不往教的，是笔下的言论；往教的，是心中的言论。看似相反，实则互相补充。况且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儒教等级差别的说法。实行亲迎礼，以男卑女尊；冠礼中父亲在客位给儿子斟酒，这又是平等的意义。这就是例子。有人说：往教不是用来尊崇师道的。回答说：这正是师道得以尊崇的原因。传教得到百千人，百千人就尊崇师道了；传教得到亿兆京陔秭壤沟人，亿兆京�秭壤沟人就尊崇师道了。师道确立，善人就多；使一界的人善良，且使各界的人善良。所以说：往教则师道昌盛，不往教则师道晦暗。目光短浅的人，还在斤斤计较于没听说过往教的说法，这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啊。可悲啊！

译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

徐勤

第一是立志。圣人的教化可以保存国家的体制，可以树立廉耻之心，可以洗雪身家的耻辱，可以保全国家的根基，这难道不在于立志吗？《传》说：“官员先于事务，士人先于志向。”程颐说：“立志就像播下种子。”朱熹说：“把天下第一等的事让给别人去做，就是没有志向。”立志的意义，大概是很重大的吧！自从海禁开放以来，六十多年间，我国百姓出洋的数以千万计，然而都是在中年之后，米盐等生活必需品交迫，急于谋生，无暇顾及他事；即使有人生长在异地，从童年到壮年，海外习气浸染已深，汉家的礼仪早已遗忘很久了。寻求那些志趣远大、规模宏深，对内可以为家国所用，对外不被异族轻视的人，大概也很少吧。如今在海外做前人未做之事，恢复古人讲学的风气，立下这宏大的志愿，共同立下血诚之心，遵守荀子“卑湿重迟”的告诫，除去陆九渊“荆棘污泽”的弊端，追随孟子“士人崇尚志向”的言论，继承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的宗旨，或许能够昌盛我们的教宗，追随王仁的旧业，将功劳归还给汉室，成为变革政治的元勋。悠悠我心，古今一致，这确实在于我们自身，不是他人能承担的责任。

第二是读书。古语说：“如今不知道古代，叫做盲瞽；知道古代而不知道当今，叫做陆沉。”中国行省如此广大，南洋诸岛华工如此众多，难道缺乏好学深思的人士吗？然而读书的方法不得当，守旧的一派尊崇古代而压抑当今，开新的一派推崇当今而抛弃古代。这两类人，所以古今殊途，中外异致，变法数十年，人口冠绝大地，却最终以人才难得闻名于天下。考察日本维新之初，派遣未学过的少年留学外国，最终只是沾染恶习，没有收到益处。中国出洋学生数以百计，因为同样的缘故，也不听说有通才异能被国家任用的人。现在与你们扫除各种弊端，端正其根本归宿，读宋明诸书作为立身的基础，读周秦诸子考证圣人的口传学说。至于历朝掌故之书，泰西政教之学问，也互相参考，以观察正统与变通，义理经世有头绪，然后回归根本于孔子，用六经来验证，决断其得失，确定其行止，这才体用兼备，中外合并。将来孔教的昌盛，中国的强大，或许有所依赖吧？

第三是联合。欧洲因有议院而强盛，美洲因合众而治理，不像澳洲岛屿的土著因离散而被消灭。大概联合就勃兴如此，不联合就败亡如彼。联合的功效已经可以看到了。《易经》说：学习以聚集众人。荀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能联合。孔子说：鸟兽不可与之同类，我不与这些人一起，又与谁一起呢？如今中国危如累卵，强敌迫在眉睫。俄国逼迫京城，德国垂涎齐鲁，英国图谋川粤，日本经营闽浙，法国瓜分滇桂的局面，就在顷刻之间。《麦秀》之歌，怜悯同病相怜。然而上下昏庸疲敝，不能振救，陷入庸众驽散的悲哀，沦落为鳏寡孤独的惨状。唉！难道不痛苦吗？难道不痛苦吗？近来，湖南有南学会的设立，广西有圣学会的举动，文雅兴盛，士气大振。天下翘首期盼，风采盎然。以齐州之大，民类之繁，仅仅这些，也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泰山之拳石罢了。现在与各位君子引导海外的先声，激励华工的愤耻，创办学校以成就人才，开设学报以开启智慧，建立商会以联合众人。数年之间，人才辈出，小的可以避免异族压抑之苦，大的可以拯救中土危亡的局面。凡我神明之后裔，远游的百姓，难道没有同心吗？英国凭一个公司而摧毁五印之地，凭一个商会而扰乱我国加税的提议。将来大势已成，志向联合聚集于此，何必多让呢？

第四是尊教。中国两千年来，只知道君统，不知道师统。大概没有教化，已经很久了。然而风流波荡，深入人心，义理制度，没有差错。君主专断于上，教化施行于下，读书的种子，科举的事业，尚未断绝。至于海外的百姓，远离故土，眼睛没看过孔子的书，耳朵没听过孔子的名字，习非成是，蒙昧而不察。每天所尊奉而膜拜的，不流于异教，就惑于淫祀。更严重的，归心彼族，抛弃我神州。说孔子的教化足以削弱人家国，唉！人心如此，看待教化如此，怎么不被人愚弄呢？如今西方人对于教化，确定以一尊，用来纪年，安息之日，举国祈祷颂扬。即使在经商之地，蛮野之岛，也都设立教堂，以资诱导教化。我国工商在外域，遍布五洲，曾不听说有倡导祭祀孔子、尊崇教旨之事的人。西方人以无教化看待我们，确实不诬。犹太亡国数百年，能自行其教化，而富甲诸国；希腊最小的国家，笃守其文学，而自立于欧洲东部。我们先圣的教化，是义理精微的吗？现在应当树立孔子的像，恢复七日来复的意义，作尊圣的歌，行拜谒的礼，使朝夕讽诵，都沾受教化的恩泽。《传》说：声名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大概在于这一举动吧？

第五是保

译国家。西方人对于国家，其国家的正朔、服色、语言、文字，虽然身处异地，经过数十百年，仍然不稍加改变。至于兵役的劳苦，则扛着武器乐意服从；捐输的事，则踊跃报效，爱国之诚，如出一辙。国家势力的强盛，由于此。如今敌国的欺侮太甚了，国家体制的耻辱到了极点。索取我的巨额财富，夺取我的险要之地，扰乱我任免官员的权力，削弱我自主的态势。把我看作蒙古、鞑靼的种族，中国种族出于黄帝，西方人认为与蒙古相同，这是错误的。我另有《中国种类考》，将他们排除为三等蛮野之国。唉，这如果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呢？有血气的人，都存有忠愤之心，能不痛心疾首以报大仇吗？为何却含垢忍辱，逍遥于境外，漠然置之，不肯念及乱世有党同伐异之争，沉迷于嗜钱之癖，触犯禁令，侮辱国家体制，其无能也到了极点。昔日日本归还我辽东，设立纪念会使，举国臣民不忘国耻。我们应当效法其意，共同念及时局艰难。哀怜我的王室，激发爱国之力。《易经》不也说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不也说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说：“趁着天未阴雨，剥取那桑根皮，修补好门窗。”这大概就是保国的道义吧？这大概就是保国的道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