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下　学校

译在那边求学的人，才能、力量、智慧没有哪一方面比那边的人差。他们在那里学习几年，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接连不断。人的才识高低相差，其实并不远。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说：“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我先前观察我们家乡私塾里的谈话，那些塾师愚蠢浅薄、粗野强悍、迂腐荒谬、卑劣下贱，让人无法接近。回来后我惊愕不安，忧愁地思考，难怪家乡的人终身都只能是乡野之人。后来我游历到其他乡镇，再到其他县、其他道、其他省，观察那里的私塾谈话，那些塾师的愚蠢浅薄、粗野强悍、迂腐荒谬、先前所见的卑劣下贱，全都与我之前所见没有不同。回来后我瞪大眼睛，茫然无措，惊惶地说：“中国四万万人的才能、学问、品行、见识、志气，被这些愚蠢浅薄、粗野强悍、迂腐荒谬的人消磨掉的，哪里能说得尽？侥幸得以幸免的，恐怕万亿人中也不到一二。”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梁启超说：“强大的敌人、掌权的奸臣、流窜的盗寇，全都不足以亡国，只有官吏胥吏可以亡国；外来的宗教、邪门歪道、乡愿小人，全都不足以亡天下，只有塾师足以亡天下。想要拯救天下，要从整治塾师开始。”

译古代从事教育的人，已经无法见到了。然而他们的教育之道，分散地体现在七十位弟子及其后学所记载的文献中：像《曲礼》、《少仪》、《保傅》、《学记》、《文王世子》、《弟子职》等，是多么详尽啊！我没能去西域游历，观看那里的学校，与那里的学者交流；但我曾从他们的书籍中探求，从他们的人口中听闻。他们的方法与今天的中国，是多么相反啊！他们的教育之道，先识字，其次辨别训诂，再次造句，最后成文，不逾越等级。开始识字时，一定从眼前的名物指点，不喜好难懂的字。一定教以天文地理的浅显道理，如同演戏法，是儿童乐于知道的。一定教以古今杂事，如同说鼓词，是儿童乐于听说的。一定教以多国语言，儿童舌头尚未僵硬，容易学习。一定教以算术，这是百业所必须使用的，多编成歌谣，容易上口，多用俗语，容易理解。一定练习音韵学，使不感到厌烦痛苦，并且调和气血。一定练习体操，强健筋骨，并且使人人可以成为士兵。每天授课不超过三个时辰，使不至于太劳累而产生畏难情绪。不随意施加体罚，使不伤害脑气，并且培养廉耻之心。父母不得溺爱而荒废学业，使不浪费人才。教师必须由师范学堂培养，使习惯于教学艺术，深知其意。所以西方儿童外出拜师，四年之间，想成为士人的，就可以进入中学，初步专门学习以成名；想成为农民、工匠、商人、士兵的，也可以认识天地人物的道理，中外古今的事迹，他们的学问足以用于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稍加阅历就可以致富贵。所以用力少而蓄积的德行多，几年的功夫而终身受用。

中国却不是这样，还没识字，就教他们读经；还没辨别训诂，还没造句，就强迫他们写文章。开塾不到一个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话，就在口中跳跃，在耳边洋溢。记载的人明确揭示说：“大学之道”，现在却突然施加给乳臭未干的小孩，这是为什么呢？“明德”二字，汉代儒者依据《尔雅》，宋代贤人沿袭佛典，动辄数千言还不能完全理解，现在拿着背在背上的孙子来告诉他，他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样子呢？“大学之道”，直到平定天下；“中庸之德”，极致于无声无臭，这难道是几岁的学童所能从事的吗？现在的教育者，姑且教给他们，而希望他们万一能理解，这是大愚昧；知道他们一定不能理解，却仍然教他们，这是驱使子弟以学习为苦，而憎恨老师。教师说：“儿童入学之初，必须让他们诵读经典，使他们知道圣教。”像梁氏所说，这是蔑视经典，不尊崇圣人。我暂且不与他辩论，我只向天下的教师以及偏向教师的人发誓：在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经典教育为心的，有吗？这不是我敢说的。他们诵读经典，是因为试题出自这里，科举功名来自这里。假使以佛教取士，我恐怕“如是吾闻一时佛在”的话将充斥于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我恐怕“天主造物七日而成”的话将充满于学校，而四书六经无人过问了。这不是我深文周纳的话。那《仪礼》，也是六经之一，先圣所雅言。问现在的学子，曾完成学业的有几人？同一部《礼记》，而丧服诸篇诵读的人几乎绝迹，难道不是因为应试没有用处吗？这就是啊！以先圣制作的精妙，经纬的详细，却只供这些贱儒窃取功名、武断乡里的使用，谁是蔑视经典，谁是不尊崇圣人呢？古人从事教育，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现在却不是这样，先后倒置，进退逆行。所以四书六经，是大道所在，终身遵循而不能穷尽的。而麦菽刚能辨别，就教给他们；等他们长大了，教他们八股试帖，那是文士的余技；再长大些，教他们大卷白折，那是抄写吏的差役。荀子说：“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现在却不是这样，始于为圣人，而终于为抄写吏，岂不令人痛心吗！然而拿这个责备贱儒，贱儒一定不服。我只顺着他们的意思，为他们科举功名考虑，而必须教。开始学习，责成子弟学习他们一定不能理解的东西，而把他们能理解的东西排斥掉，他们的方法多么拙劣啊！而取径多么迂回啊！人出生，有大脑，有小脑，就是魂魄。西方人把全体学者称为魂，翻译为大脑；魄翻译为小脑。大脑主管悟性，小脑主管记性。佛家说八识，以眼、耳、鼻、舌、身作为前五识，意作为第六识，意根作为第七识。第六识就是小脑，第七识就是大脑。小脑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大脑多次挖掘就愈加深厚。所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悟性很容易，强迫他们记性很难。为什么呢？悟性主向前，以锐利进入为主，事情顺遂，道路通畅，通畅所以灵敏；记性主回顾，如同返照，事情逆反，道路阻塞，阻塞所以迟钝。因此生来两种本性具备的是上等，如果不能兼备，与其强迫记忆，不如善于领悟。为什么呢？人不同于动物的，是因为有大脑，所以能领悟，是人道的极致。凡是有记忆的，

译这也是为了追求领悟，因为如果没有任何记忆，就无法作为领悟的基础。领悟力强而记忆力弱的人，他所记住的东西，往往足以辅助他领悟的运用。我所说的善于领悟，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抛弃记忆力；然而他所记住的内容，实际上大多是从追求领悟中得来的，不可误解。记忆力强而领悟力弱的人，虽然积累很多，都成了废弃的材料。正因为顺畅通达、灵活，所以专门用领悟力引导人的人，他的记忆力也必然随之增加；正因为违背阻塞、迟钝，所以专门用记忆力强迫人的人，他的领悟力也必然随之减少。西方国家的教育，偏向于领悟力，所以观察烧水而领悟蒸汽机，观察芥子而领悟重力，侯失勒约翰近译的《谈天》一书，就是他所著的《畴人之良》，而他自己说得力之处在于树叶石子的比喻，见《谈天》首篇《侯失勒约翰传》。中国的教育，偏向于记忆力，所以古代地理、古代宫室、古代训诂、古代名物，细微详尽地考据，字字都有来历。他们教导学生，不顺着趋势来引导，不引用比喻来阐明，只是苦口婆心地死读，一定要背诵下来才罢休。所得到的知识并非不牢固。虽然如此，人的资质英明特异却不善于记诵的，也是有的。我认为如果他善于记忆，那么上口读十次，或者二十次，没有不能背诵的。如果超过这个次数还不能，那么督促他读上百遍，也没有益处。试着改变方法，或者给他展示书中的事物，或者给他展示篇中的义理，等待他悬想理解来帮助。他默记在心，没有不能记住的。人生五六年时，脑囟初合，脑形初成，脑筋初动，应该顺势引导，不要从而阻塞。就眼前的事物，随手指点，每天教几件事，几年之间，对于寻常天地人物的道理，可以完全了解其大概了。而且这种趋势很顺畅，是儿童非常喜欢的。现在舍弃这些不做，却一定要选取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强迫他们死记，这正是《学记》所说的“苦其难而不知其益”。按照前面的说法，叫做引导大脑；按照后面的说法，叫做阻塞大脑。引导大脑的，大脑日益强壮；阻塞大脑的，大脑日益受损。这就是西方人创新法制、新器物的人，车载斗量，而中国几乎断绝的原因。虽然如此，近代专门用记诵来教育人的，也有原因。他们读书本来是为了科举，诵读经典本来是为了考题。自从考试院搜检的条例确定，而私塾中咿呀诵读的声音，害怕遗忘一两个字，而毕生的愿望将大受损害。这也不是我深文周纳。我看学子考中之后，没有一个人再从事记诵的，所以知道他们最初的意图专门是为了这个。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展示事物，告知义理，来帮助记忆呢？”答：“他们所诵读的书中的事物义理，不是几岁的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换一本书来教，说：“凡是书中没有考试涉及的内容，可以不读。”所以阻塞大脑的祸害，是从考试开始的。

译古人的言语就是文章，文章也就是言语。自从后世语言与文字分离，才开始有脱离言语而单独称为文章的情况。然而，必定言语能够通达，然后文章才能写成，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学习写文章的人，必须先学习造句。所谓造句，就是用古代的言语来替换现代的言语。如今从事教育的人，没有传授训诂，没有传授文法，贸然让学生代替圣贤立言，早上刚听完讲习，晚上就立即提笔写作。像顾野王记录建安故事，李贺赋写高轩那样，如果不是有深厚的根基，哪里容许越级进取？又限制文章的格式，使题目诡异，用上下关联的规则来约束它，用牵强附会的手法来雕琢它。意思已经表达完却还要敷衍，不到三百字以上就不予录取；意思还没有表达完却加以束缚，超过七百字就不予采用。诸子百家的书不必阅读，害怕他们使用冷僻的书籍；当代的事务不必讲求，害怕他们触及时事。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学生，所以学习写文章数年而下笔不能写成一个字的人，到处都是。

《论语》说：孔子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人。《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所以老师，是用道来赢得民心，而不是用强力使人屈服。如今从事教育的人，孩子刚换牙就让他们从事学业，鞭打责罚，有的打破头颅，有的溃烂血肉，饿了不给吃，冷了不让休息。国家立法七年，说哀怜罪过且减轻刑罚，什么样的小子受这种酷刑？所以中国人有两大灾难，男女遭受毒害，都在幼年。女子缠足，毁坏肢体；男子扑打头部，损伤脑气。引导他们不用正道，安抚他们不用良法。地方不是合理的居室，每天听到鞭打的声音。教育界的宗派风气，只凭棒喝。于是使得学生把学校看作像猪圈草帽那样的苦处，把师长看作像狱吏那样的威严。《学记》说：施行教育违背常理，追求知识违背常情。既然这样，所以学生隐藏所学而憎恨老师，以困难为苦而不知道其中的益处。这难道只是憎恨、痛苦而已吗？古代审理诉讼，还禁止鞭打，是为了培养廉洁、远离耻辱，不让人自暴自弃。如今在刚开始求学的时候，却每天用对待囚犯的方式对待他们，难怪世上那些容貌像妾妇、行为像奴隶，为了科举求取富贵的人，每天出现而不可阻止。

《礼记》说：“只张弓不放箭，即使是文武圣人也做不到。”又说：“藏修息游。”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西方人读书从业都有固定的时间，当在那个时间时，即使有重要的客人和事务，也不因此废弛；过了那个时间，就一起嬉戏，饮酒踢球，都不禁止。西方人比较，每年户口生死的人数，每百人中，英国死者常常比美国多两人。医生推究其道理说：“美国的工人每天工作三小时，英国的工人每天工作四小时，这种差异实际上源于此。”那么从业时间的多少，与人身体的关系如此重大。中国人不讲求这个道理，懒惰的人早晚嬉戏安逸，甘愿做游民；勤奋的人整天勤劳活动，不知道节制，来往宴会没有固定的时间，应酬无度，担心事情繁杂，这固然如此。至于学童，大脑尚未充实，筋骨尚未强壮，从业的时间更应当减少。《论语》说：“学习并按时温习。”《礼记》说：“蚂蚁按时学习。”只要教导有方，每天伏案一两个小时，所学也已经不少。其余闲暇时间，或者游览园圃以观察生物，或者练习体操以强健筋骨，或者演奏音乐以调和神魂，什么事不是学习，什么学习不是应用，其益处宏大了。却一定要设立监佐史官来让他们正襟危坐以防范他们，庭院狭窄，养气不足，圈禁拘管，像重囚一样，面对试卷茫然，更没有生趣，用这种方法来要求他们成就学业，所以老师劳累而功效减半，又从而怨恨他们。

《礼记》说：凡是入学的人，必定向先圣先师释奠，用来统一志趣，确定向往，尊崇教育而完善道义。如今的学塾，在孔子之外，还兼祀文昌、魁星等。我们广东则是文昌、魁星独占席位享受祭祀，而祭祀孔子的几乎断绝。文昌，是焚烧祭品司命，或者称为天神，张仲孝友，或者指为人鬼。魁星，袭用奎宿的名号，依据魁字的形状，造作幻象，描绘奇鬼，矫诬荒诞，不可穷究。倡导并尊崇他们的人，应当按左道惑众的条款治罪；沿袭并供奉他们的人，也在淫祀无福的例子里。于是入学之初，奉他们为神明，反而对于垂世立教、大成至圣的孔子，香火断绝，祭祀冷落，生卒年月，几乎没有人知道。所以父兄相互告诫，师长相互督促，朋友相互勉励，谈到求取科举、博取高官，就安然认为理所当然，不以为怪；谈到学习圣人、拯救天下，就脸色惊讶，私下嘲笑，认为这是狂妄的人。孟子说：“修养天爵以求人爵”，如今更加严重！明目张胆，以小人自居，不像这样的人，反而被嘲笑，流败毁坏，竟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人的本性恶，他们开始求学时，用来作为准则和榜样的，本来在那里而不在这里。他们不像这样，就是改变初衷而背叛老师。唉！与佛教徒每天念佛号，基督教徒每周礼拜相比，相差也太远了吧！

这几方面，其积习在十年以前，其流毒在九州以内。有的安于现状而不知道错误，有的知道了而害怕改正，有的想改正而找不到方法，有的知道方法而难找到合适的人。因此谬种流传，一天比一天败坏，而儒者

译于是以无用闻名于天下。至于那些想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或军事的人，他们的本意既不是为了科举功名，也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他们的处境又不能让他们终身全力投身于此。他们偶尔浏览一下所谓的帖括、考据、辞章，以此来探求大道。在七八岁之间，因为家贫而拜师求学，启蒙后更加聪慧，依靠这数年的学习，过了这个阶段，就与学问断绝了。作为老师的人，应当如何全心全意地善于引导他们的捷径，去除他们的阻碍，以求他们有所成就。然而却抛弃了天命，认为在人性无声无臭之外，没有什么可读的书；抛弃了破承起、讲对偶、声病之外，没有什么文法。那些卑贱儒生的学问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是无用，但能够借此窃取科举功名、在乡间专横跋扈，一生衣食无忧，他们自己本来就认为受益极大。至于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军事的人学习这些，他们的学问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就更显而易见了。然而历经数百年、数千年，数以万计的人因循守旧、重蹈覆辙而不知道改变，等到二十岁以后，才开始因为不学无术而自怨自艾，而这数年的功夫，若有若无，如烟如梦，竟然没有一丝一毫能从中受益。大概没有不自责自己以前懒惰于学习的，却不知道这都是愚蠢浅陋、粗野强悍、迂腐谬误、卑贱低下的学究祸害天下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识字的人不及西方国家的一半，而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军事的人中，千万人里找不到一两个读书人的原因。

译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把所有天下的学究重新教育一遍是不行的，不把所有天下的启蒙书籍重新编纂一遍是不行的。大致上，从五岁到十岁是一种教法，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是一种教法。如果聪明不是项橐那样，愚笨不是周子那样，都可以遵循这条道路，共同取得成就。

第一是识字书。现在的《说文解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加上徐铉的新附字以及近代人辑录的逸字外编等，大概有一万多字。与西方文字相比，并不算繁多。虽然如此，其中出现在经典里的字，才两千多个罢了。汉朝初年的儒者编写《苍颉篇》，合并秦朝的《苍颉》《爰历》《博学》三部书而成，每六十个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总计三千三百字。而司马相如编写《凡将篇》，史游编写《急就篇》，李长编写《元尚篇》，都取材于这本书。那么西汉以前的文字，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个罢了。《说文解字》依据扬雄、班固所续补的内容，在元始年间，王莽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在大庭广众中解说奇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编写《训纂篇》，续接《苍颉篇》共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编写《在昔太甲》等篇，来续接扬雄，共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并增加了字数。这些字是否真正出自古代，不必深入辨析。总之，今天通行的文字，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个。如果认识这些字，就用来参悟天道人道、经纬伦常、万物事理，绰绰有余了。西方文字以声音为主，所以字虽然多但识字容易；中国文字以形体为主，所以字虽然少但识字困难。虽然如此，也有方法可循。以声音为主的，必须先学字母然后拼读；以形体为主的，必须先学独体字然后学合体字。古人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的字，象形、指事居多；合体的字，形声、会意居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条理颇为完善，自称用来教儿童，一个月间有用的字就全认识了。然而他的书在形、事两方面很好，但古今文字除了独体外，形声字占十之八九，必须得到简便的方法来驾驭，才方便容易。我最近在澳门，有葡萄牙人来跟随学习，有的不识字，有的识字但不能写。我先用《文字蒙求》象形、指事两类中的独体字教他，接着编写《形声字表》，以偏旁为纬线，以声音为经线，专门选取有用的不过两千多个字制成表，一张纸挂在堂中，用来教他，十多天就全认识了。中国文字虽然不以声音为主，但声音中的含义很多，所以形声这一门类中确实有妙理可寻。黄公度、汪穰锡都阐发了这个义理。黄公度的说法是：如“天、巅”等音都有高的意思，“地、底”等音都有低的意思，“圆、全、完、旋、还、环”等音都有圆的意思。汪穰锡的说法是：如“古”有旧的意思，而“枯、故、沽、固、楛”等也都有旧的意思。黄公度的说法在《释名》中有演绎，汪穰锡的说法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偶有阐发。两位先生都将著专书来论述其中的道理。○又按：凡是所论说，有用古今人说法的多数注明，只有用老师说法的不注明，因为一切文字都是叙述老师的教诲。附带标明这个体例。然而这是教字的本义，如果引申、假借、孳乳越来越多，还不足以驾驭。西方人教儿童，先教实字，其次教虚字，再次教活字，现在也适宜采用这个意思。魏默深有一本《蒙雅》，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诂天”�诂地”�诂人”�诂物”�诂事”共十门，四字韵语各自分类，与《急就章》相同，颇为便于诵读。只是所载的字已经太多，有无用的。《文字蒙求》也一样，而且虚字也不是韵语所能表达的。韵语只能承载同类的意思，如果“不、也、焉、哉”等虚字都是借用的意思，而且它们的意思各不相同，难以用韵语来排序。现在适宜采用实字、活字等篇，其虚字则先认识字形，等到教文法时再详细讲解用法，那么事情就很顺当了。学者自从离开经典辨析志向以后，也已经能读一切书，能写一切文章，幼年时的事情不再记忆，现在却小心翼翼地谈论识字，没有不暗自发笑的。然而中国识字的人少，确实是因为这个弊端。况且既然没有字书，依靠世俗的塾师，当儿童初学写字时，只让他认识字形，不让他知道字义。等到稍进一步再教字义，所以开始时难记，而后来更加繁杂。那些西方人“花士卜士比林卜”之类的书，选取眼前事物中最粗浅的，既加上解说，又配上图画，其繁琐笨拙难道不可笑吗？然而那里人人识字，确实依赖这个。又听说西方人对于三岁孩童想要教字，就把球分成二十六份刻上字母，让他们当作玩具。今天给他A、B两个球，明天从他那里索要A球，又明天从他那里索要B球，二十六天字母就全记住了。中国文字教授独体字，也可以效仿这个意思。

第二是文法书。中国以文采闻名于天下，而教授文法的书却没有流传。大概是因为古人的语言与文字合一，如《仪礼》《左传》所记载的辞令，都是出口即成文章的。所以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而传

译《礼记》也多次谈到接受命令、应对答问的事情。大概学习言语就是学习文章。后世这两件事既然分开，这种道理就不再讲求。从魏文帝、刘彦和开始有专门论述文章的作品，然而大都是为擅长写文章的人说法，而不是为学习文章的人指点门径。所以后世常常有读了万卷书，但下笔却冗长杂乱、浅陋俗气，不值得看的人。至于那些中途辍学的商人等类人，他们求学数年，连一个字都写不通顺的，更是不知有多少。西方人在识字以后，就有专门讲解文法的书籍，怎样连接几个字成为句子，怎样组合几个句子成为篇章，深浅先后，条理井然有序。我所见到的，是马叔眉最近撰写的《中国文法书》，还没有完成。我过去教儿童读书，曾经口头传授通俗的句子，让他们用文言表达出来，表达不通顺的就删改。起初传授粗略切近的事物，逐渐传授浅显近切的议论。起初只传授一句，逐渐增加到三四句，乃至十句。两个月之后，甚至达到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几乎就成文章了。学习者很容易，而教导者也不劳累。与那种按照破题、承题、起讲等格式，支离破碎地拼凑而成的文章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至于其中的条理，就等马氏的书完成后，可以加以论述编排了。

译第三类是歌诀书。汉代的小学书籍，如《苍颉》《急就篇》等，都是韵语。推溯到更早，《易经》《诗经》《老子》以及周代秦代的诸子百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因为方便背诵，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近代通行的书籍，如《三字经》《千字文》，所记载的事物不齐全，义理也很少。现在应当选取各种学问，就其中切中要害的部分编成韵语，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 or 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间成文。这种体裁起源于《荀子·成相篇》：“请成相，身之殃，愚闇愚闇堕賢良。”后世的弹词导源于此。我们广东称之为南音，对于学童上口非常便利。已经成书的，如通行的《步天歌》《通鉴韵语》《十七史记弹词》，近同县陈庆笙的《直省府厅州县韵语》，广东某君的《历代纪元歌》，仁和叶浩吾的《天文歌》《地理歌》，都有用可读。现在应当补写的有：一是经学，其篇目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经传名称篇数歌》，三《孔门弟子及七十子后学者姓名歌》，四《历代传经歌》。二是史学，其篇目有七：一《诸史名称种类及撰人歌》，二《历代国号及帝王种族姓氏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哥》，五《历代官制歌》，六《历代兵制哥》，七《中外古今名人歌》。这一篇又分为两章：一“民功”，二“民贼”。三是子学，其篇目有三：一《周秦诸子流派歌》，二《历代表述流派歌》。这一篇又分为四章：一“汉”，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国朝”。三是外教流派歌。四是天文，其篇目有四：一《诸星种类名称歌》，从行星、恒星直到星云、星气、双星、变星，都说明其原理。二《八大行星绕日及诸月歌》。这两篇因叶氏的书而有所增减。三《测候浅理歌》，专门讲潮汐、空气、风云、雷雨等事，也称为地面学。四《古今中外历法异同歌》。五是地学，其篇目有七：一《五洲万国名称歌》，二《中国内地属地名称歌》，三《中国险要各地歌》，四《全球高山大河名称歌》，五《历代都邑万国京城名称歌》，六《中国大都会外国大商埠名称歌》，七《地质浅理歌》，专门讲地中金石各事。六是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质名称歌》，二《动物情状歌》，三《植物情景歌》，四《微生物情景歌》。以上各门只举大概。如果详细完备，等到编写时，又另外作劝学歌，赞扬孔教歌，爱国歌，变法自救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让学子从小诵读，明白其中的原因，那么人心自然更新，人才自然兴起，国家没有不强大的。

第四类是问答书。古人谈论学问，都把学和问并举。孟子说：有回答问话的人。大概学是由外而入，问是由内而出，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别的。然而听说，《礼记》说：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节疤；不善于提问的人与此相反。大概提问也不是容易的事。古代的教导者，担心人们不善于提问，所以传记的体裁，代替他们提问而自行回答。如《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易经》的《文言传》，《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传》，没有不是这样的。《管子》有《问》篇，都是代人设问。西方人的启蒙书籍，专门使用问答。其余一切书籍，每篇的末尾，也多附有习问。近代翻译的《笔算数学》《数学启蒙》《代数备指》《幼童卫生编》《圣会史记》等书籍，都有这种形式。大概人们读书，势不能把所读的全部记住，那么必须提取其中的要点。然而书中的要义，未必每个人看过就能提取出来，所以不如由著者代为摘录，而由读者自行记忆，这是著书的优良体裁。西方人问答专书翻译成好文章的，有卜舫济的《启悟要津》，讲述天文地学的浅显道理，次序井然，一看就能明白。可惜书很少，对于其他种类的学问还缺失。其中也多彼教的话语，现在应当依照歌诀书的门类，条分缕析，由浅入深，由繁反简，一一设为问答，来阐明它。以歌诀为经，以问答为纬。歌�以辅助记忆，问答以引导领悟，记忆领悟并进，学者的能力就完备了。凡是善于著书的人，取义无不宏富，而且既讲究体例，又讲究文法，所以条理隐伏，读者容易迷惑。如果摘取并剔除它，不值得思索罢了。我认为即使繁重详博如《古文尚书疏证》《明道大道录》等书，如果设为问答来演绎它，每书不过千字，其义理已经可以大明。凡是所说的问答书，都列断不引证，所以尽天下有用之学，而编以问答为书不出三十本，就已经完备。这是为粗通一切而言的，如果想要专门名家，应当读引证之书。学子虽然有下等的资质，十五岁以前，此编

译应当可以读完。那些魁梧硕大、年高德劭的老辈学者，也没有谁能比这书更渊博通达了。又因为师范学校尚未建立，寻求老师十分困难，既然有了这本书，那么即使是迂腐的学究，也可以按照图示寻找马匹，依据书中的问答来教导他们的学生。我所说的让天下的学究都能接受教育，这也是其中的一件事。

译第五类是小说类的书。古人的文字与语言是统一的，今人的文字与语言却是分离的，其中的利弊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了。今人说话都用当时的口语，但写文章却一定要模仿古文，所以妇女、儿童、农民、百姓没有不认为读书是一件难事，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书，读者反而比读“六经”的人多。住在华地的西方人，读《三国演义》的最多，因为它容易理解。小说这一类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九流之一，古代的士大夫没有轻视它的。宋代贤人的语录，满篇都是“恁地”“这个”之类的词，不仅不讲究修饰，而且其中也存有某种深意。日本创立了“伊吕波”等四十六个字母，另外用平假名、片假名，用他们的土语来辅助汉文，所以识字读书看报的人日益增多。现在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但只要专用当今有音有字的俗语来写一本书，那么理解的人一定很多，而读者也应当更加众多。自从后世的学子追求文采而抛弃实学，没有人肯屈尊降志去弄这些笔墨，而那些小有才华的人因此游戏放纵地写出来，不是教人作盗就是教人淫乱，不出这两种情况，所以天下的风气在这里腐烂，而没有人知道，这不是小事。现在应当专用俗语，广泛著书，向上可以借以阐发圣人教化，向下可以杂录历史事件，近处可以激发国耻感，远处可以旁及各族风情，乃至官场丑态、科举恶习、鸦片顽疾、缠足酷刑，都可以穷尽各种形态，振奋激励末世的习俗，它的补益，难道有极限吗？

第六类是入门途径。读书人，在对以上五种书已经下过功夫之后，就可以深入钻研“六经”，广泛涉猎书籍了。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已经像烟海一样浩瀚，加上古代散佚的书籍，加上近代的著作，再加上西方的书籍，汗牛充栋，填满亿间屋子，几十年寒暑，能读多少呢？所以没有引导的方法是不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各学的入门途径已经具备，只是书颇繁重，儿童害怕它。启超我是本地人，懵懂不知学问，十一岁时，在书坊间游玩，得到了张南皮老师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回家后读它，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学问。稍大一些，拜入南海康先生门下，得到《长兴学记》，于是勤勉不懈，从事于学问。南海先生又有《桂学答问》。甲午年，我游历广西，告诉广西人士的话，比《长兴学记》更为切近。甲午年，我在广东教书，曾经制定读书分月课程来训导门人，近来又制定读西学的书法来回答问难者，都是演绎师友未说完的话，没有自己的心得，儿童求学，我不推辞。仁和叶瀚写了《读书要》，条理井然有序，大概是为了方便初学者。学童刚开始读书，依据这几本书，应当有入门的途径。以前我每次想要荟萃中外古今的学问源流写成一本书，来教导探究学问的人，遗憾学识浅薄才华有限，只完成了几篇。海内的君子，希望完成它，惠及后来者。

第七类是名物书。西方有一种书，我们这里翻译的人称之为字典。其中最完备的有几十本巨册，用二十六个字母编排次序，古今万国名物都具备。所以已经通晓文法的人，依据这本编撰来读一切书，没有不通畅的了。中国历代没有这样的书，扬雄的《方言》，意思大概接近它。现在应当采用它的意思，尽取天下的事物，全部编定，以辅助学者翻检使用。比如称统治天下的人，三皇称为皇，五帝称为帝，三代称为王，秦以后到现在称为皇帝，都称为君，也称为后，也称为辟，也称为上。蒙古称为汗，或者称为贝勒。回部称为沙，俄国称为沙，突厥称为苏鲁丹，日本称为天皇，西藏称为赞普，欧洲各国称为木那克，也称为爱伯劳，也称为塞佛伦，也称为尔路漏，也称为金，也称为伯理玺天德等等。其余一切也都同这个例子。大概官制、地理两件事最为繁博，其余各门大概容易罢了。学者已经通晓文法，明白大义，如果得到这本书，就可以尽读所有的书，没有不能理解的。它所翻译确定的西方名称，就可以作为日后国语解释之用。翻译西书名号参差不齐，应当仿照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例子，整齐划一，公定译名。日后继续翻译的人，不允许擅自更改。虽然不只是拾遗补缺的帮助，而学童得到这个，他们成就学业更是事半功倍。以上各类书，朋辈中多说不容缓办。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令启超等人编纂，已经五年了。虚度时日，杀青无期。顺德何君穗田，是义士。最近集资在澳门开设幼学书局，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完成这件事。打算先完成识字、文法、歌诀、问答四种书，今年夏天就应当脱稿，由澳门广时务报馆印行。那本名物书，也已经开始编纂了。

西方文字西方语言应当学习，现在谈论洋务的人没有不说的。虽然如此，有想要学习而成为通事、买办以谋取衣食的，有想要学习而通晓古今中外、穷究道理极致事物、强国保护教化的，开始求学时不能不自省。现在沿江沿海各省，那些标榜中西学馆、英文书塾来教授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他们的用意，大体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从后面那种说法出发的，大概没有入门的人。不明事理的人认为这是西学将要兴盛，我说这些人所做的，对于灭亡中学则有余力，至于西学能够兴盛

译至于是否如此，不是我敢妄加断言的。我听说西方国家的学者，不通拉丁文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为拉丁文是英、法、俄、德等语言所由产生的源头。那里致力于学问的人，他们在著书立说时，文章中往往夹杂着拉丁文的语法，就像中国擅长写文章的人多使用先秦、汉、魏时期的语言一样，如果未经学习的人阅读，大多不能理解。圣祖仁皇帝每天召见西方人进入宫内，教授两小时拉丁文，拉体诺就是拉丁文。现在的学者往往在快要学会英、法文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拉丁文，然而听说从英、法文向上追溯学习拉丁文，学习起来非常困难；从拉丁文向下贯通英、法文，学习起来非常容易，所以儿童开始接受教育时，以先学习拉丁文为好。

又曾经看到西方人学习中文的书籍，大多都是日常应酬、口头常用的语言，其中深入研究训诂和义理的极少，所以西方人来到中国旅行的，大多能说中文，至于能读懂中文书籍的很少，能用中文写文章著书的就更少了。这虽然是因为中文繁杂难学，也是因为他们的学者得不到合适的书籍。现在教授西方语言的人，弊端也在于此，所以培养翻译和买办是绰绰有余，培养真正的人才则不足。有志于此的人，应该学习西方学者所学习的，不要学习这里市井洋行佣人所学习的，先学习文言，后学习俗语，那就差不多了。

《礼记》说：“十岁出门拜师，学习书写、计算和六艺的名目，即礼、乐、射、御、书、数。”这说明古人在计算这一学科上与书写同等重视，没有人不学，没有人不会。后来的世俗儒生轻视它为小道，不再在意，近代有专门以此成名的人，又把它推崇为绝学，这都是非常浅陋的看法。现在应该让八岁以上的儿童，就教他们心算，逐渐涉及笔算的加减乘除、通分、小数、比例、开平方等以及几何的浅显道理，让他们练习到极其熟练，稍大以后，依次教授代数、微积分等较深的方法，这样可以事半功倍。年纪未满二十岁，就可以以精通数学闻名于当世了。

译我曾见过西方人编写的小学教材，将功课分为一百份，其中由家庭教育的占七十二份，由同学间潜移默化影响的占九份，由老师传授的不过十九份罢了。儿童年幼时，母亲在父亲日常饮食、歌唱、嬉戏中，随机指点，因势利导，哪里不是学习？哪件事不是教育？孟母三迁，教导儿子祭祀礼仪，就是前例。所以美国的婴儿学堂，近年来的教师都改由女性担任，因为她们闲静细致，且能与儿童亲近。中国不重视妇女教育，做母亲的半数不识字，怎能教导人？根基的败坏，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这件事既然不能立刻改变，至于他们入学之后，一切教学方法也应当稍作改变，不要让那么多人才都埋没在迂腐学者的手中。《礼记》说：“八岁进入小学，又说十岁外出拜师。”现在将八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考察中等资质的人所能从事的内容，拟定了一份功课表。世上爱护子弟的人，或许会采纳。实行这份功课数年，就能阅读经史、格致等书籍，其功课详情另见他篇。

每天八点，上学，师生一起诵读赞扬孔教的歌一遍，然后开始学习。

八点学习歌诀，每天学完一课，每课二百字，每课以诵读二十遍为标准。

九点学习问答书，每天学完一课。凡是问答书，都是歌诀书的注释。问答书的第一课，就是解释歌诀书的第一课，其余类推，不必背诵。老师解释其含义，第二天按照所问让学童回答。回答完毕，就传授下一课。

十点，单日学习算学，双日学习图学。

凡是学习算学，先练习笔算一年，以后逐渐涉及代数。每天由老师出两道题，让学童演算。

凡是学习图学，先练习简明总图，逐渐涉及各国省县的分图。用纸摹印书写，每天大约学完一个县，印写完毕。由老师随机举出已学过的内容，让学童指出其所在的经纬度。

十一点，学习文法，老师用通俗语言叙述意思，让学童用文言表达。每天五句，逐渐增加到五十句。

十二点放学

一点，再次集合练习体操，依照小学操练身体的方法，或一个月，或两个月，学完一课，由老师指导，操练完毕听任他们玩耍，不加禁止。

两点学习西文，依照西方人教导儿童的书，每天学完一课。

三点学习书法，中文和西文各占一半。每天各写二十字，逐渐增加到各百字。

四点学习小说，指新编的而言，老师为之解说，不限多少。那些学童想要涉猎其他种类书籍的，也听任他们。

五点，放学，师生一起诵读爱国歌一遍，然后各自回家。

每十天休息一天，到休息日，师生早晨在堂中集合，祭祀孔子完毕，一起诵读《赞扬圣教歌》一遍，各自散归。

凡是孔子生日、忌日以及万寿日，各休息五天。

《礼记》说：少年养成习惯就像本性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耳目没有受到杂染，习气没有侵入，质地纯净，接受教育很容易。所以《曲礼》《少仪》《弟子职》等篇章，谨慎地教导洒扫应对，引导以忠信笃敬，大体上熏陶其德性的事情，占了十之八九。朱子说：小学是做人的样子。陆子说：虽然不认识一个字，也必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人如果没有教育，那么做人的道理尚且自己不知道，虽然称他为非人也可以了。现在的学童，那些生长在富贵人家中的，常常听任他们骄奢淫逸，每天与轻浮的朋友狎客相随，而不加禁止；那些乡村子弟，又听任他们跳野顽劣，粗俗破烂，而不加教导。学校像厕所，学童像乞丐。等到他们稍长一些，就教给他们高头讲章、翰苑楷格，告诉他们：这样就能获取高官厚禄，这样就能攫取财富。学者从幼年到壮年，除了侥幸、苟且、欺诈、污贱之外，再没有听到别的，就认为这本来就是这样。好啊，我的朋友严又陵的话说：八股的危害，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当他做秀才的时候，务必让他习惯于抄袭诡随之事，致使羞恶是非之心，早晚被禁锢消亡，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昏昧之中，使人虚骄，使人神智昏乱。唉，几乎要把四万万人，都引入无耻的境地！我听说西方各国，即使是皇子那样尊贵，也进入兵船充当水手，循循善诱，服从教导，侍奉老师如同长官，比起我们那些骄奢淫逸的人，怎么样呢？又听说各国，即使是孤儿罪童，也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无不衣服整洁，礼仪彬彬，比起我们那些粗俗顽劣的人，怎么样呢？又听说美国学童，一举一动必定严肃，言笑不苟且，询问其原因，就说：将来我要做总统，统领国家，恐怕有失德行，声名败坏，被众人所排斥。美国法律规定，凡是被人告发诉讼的，不得举荐为总统，比起我们那些诵读讲章、摹写楷格以侥幸富贵、在乡间武断专横的人，又怎么样呢！

古人有话说：“人不沉迷于官宦，情欲就减少一半。”这是至理名言。《礼记》说：“男子三十岁娶妻。”又说：“三十岁称为壮年，有了家室。”现在西方的风俗也是这样，弱冠以后，父母就不再供养他们，让他们自己谋求生计，足以养活自己，然后才敢谈及婚事。大概人生十五岁到三十岁，精力

译年轻人正值精力充沛、接受教育的时期，如果将这十几年的功夫，全部用于向学，那么高才之士可以通晓古今，谋划四方；中等以下的人，也能谋生求取功名，不必担忧饥寒了。如今却不是这样，口中还带着奶腥味，就怀有早婚的念头，早起晚睡，日夜辗转反侧，虽然偶尔翻开书卷，却又把心思放在别处，年纪十七八岁，竟然已经成家，日夜缠绵，在床榻之侧因歌哭而耗尽精神、损伤魂魄，不到三年，儿女成群，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于是忽然抛弃了往日想要学习的东西，转而算计钱财，说些家常琐事。因此早婚的大害有三：放纵欲望、沉溺意志，这是第一；损害本性、缩短寿命，这是第二；加重负担、荒废学业，这是第三。全国的人才，在这其中暗中消磨损耗的，哪里能说得尽？积习深重难以挽回，习惯成自然便不觉得奇怪，这不是小事了。《传》中说：“君子用德行来爱人，小人用姑息来爱人。”做父母的，应该如何选择呢？

译如今施行教育，对于希望子弟长大后成为士人，与希望子弟长大后成为农民、工匠、商人、士兵，其教育方法大不相同，这是最可笑的事情。那些成为士人的人，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白折之外，没有别的学问。不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白折的人，也就不能被视为士人。因此教育的方法，截然分为两途。如今成为士人的人，不教导他们明察万物、通达世情，所以身穿儒服的士人数以亿计，行动却像木偶一样呆板。其中因此登上显赫职位、获得丰厚财产的人，千人中不过一两个；稍微得志、在乡里荣耀的人，不过十个；仅凭一个秀才身份勉强自养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其余九百多人无法自给自足，想务农却不会使用农具，想经商却不会计算，即使不饿死沟壑，也无人问津。对于农民、工匠、商人、士兵，不教导他们认识大义、通晓文法，那么愚昧的人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粗野强悍的人像野牛一样凶猛。计算百十的数字，难以推演微积分；听到孔孟的名字，惊诧得像听说鬼狐一样。名义上不是野蛮人，实际上连一寸道理都不懂。所以善于教育的人，必定使全国的人，无论贵贱都学习，学习的人从十二岁以下开始，其教育方法没有不同。入学之初，教导识字，聪慧的人到八岁，迟钝的人到十岁，中西有用的字都认识了。苏州彭新三先生拟定创造识字法，在方格上书写汉字，字下面标注西文字母，旁边加圆圈。字有一个意思就认一个圈，有几个意思就认几个圈。老师传授读音，解释含义，让学童按照圆圈复述。中文既已认识，就进而学习西文，这确实是简易的方法。然后按照前面所列的功课表来教授，聪慧的人到十二岁，迟钝的人到十五岁，那么一切学问的大纲和细节都有所听闻了。从此以后，那些想要学习专门学问的人，可以再进入中学、大学，钻研几年，以求取得大成就；那些想要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已经饱受教育义理、浸润文教，大的方面必定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小的方面也能做到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成为盗贼、奸细的人吗？没有了。还有成为游手好闲、饿死的人吗？没有了。衣食充足，礼义兴起，用这个来引导百姓，什么百姓不聪明？用这个来保卫国家，什么国家不强盛？孟子不说过吗：“安居而没有教育，就接近于禽兽。”如今把全国子弟，托付给愚蠢浅陋、粗野强悍、迂腐谬误、猥琐卑贱的学究手中，想不说是没有教育，是不可能的。以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口众多，居世界之首，却难免接近于禽兽，这是谁的耻辱呢？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虽贱，也有责任。”人人都认为我没有责任，国家灭亡就在不知不觉间；人人都认为我有责任，国家兴起就会蓬勃旺盛。现在与天下人讨论变法，说得口干舌燥，听的人必定说：“这是当权者的事。”我虽然有此志向，却达不到。至于我有子弟，我自己教导他们：“当权者说可以，不能帮助我；当权者说不可以，不能阻止我。”在转圜之间，天下面貌改观。那么谁是无责任的，谁是有责任的呢？《康诰》说：“创造新国家的，是民众的积累。没有民众不更新，而国家能建立的。”那法国、日本维新治理，其本源所在，昭昭然明显了。谁说“只有那些哲人，告知他们古语，谨慎德行的实行”？如果只有愚人反而说我进谗言，各怀私心，那就只能痛哭流涕了。

童蒙艺塾说

韩文举

要求别人制造八万墩的船，一百五十墩的炮，二十五万金的镜子，人们必定惊愕失色，拘谨失措，说：“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西方人的事罢了。”谈到算学就不精通，谈到光学就不懂，谈到重学就不理解，哪里有空闲来讨论制造器械呢？不是西方人聪明而中国人愚笨，不是西方人灵巧而中国人笨拙。创造有开始，教育有方法，学习有基础，眼到、手到、心到、身体力行，又有什么不同呢？固守而不掌握要领，沿袭而只拾取皮毛，这样的人称为拙劣的工匠。通晓方法而不领悟精微，遵循旧规而不认识新理，这样的人称为中等的工匠。今天开辟一种方法，明天开辟一种方法，不知道它是外物，也不知道它是自我，这样的人称为灵巧的工匠。摩擦琥珀而知道是电气，检验下落而知道是吸力，观察蒸汽而知道制造轮船，阅览地圆而知道是运动环绕，察看钟摆而知道地力大小，相信地动而知道行星相似。石头存有虫迹而知道物类开始生成，地下藏有巨骨而知道人形逐渐缩小，洞穴有宫室而知道是古代国家，地下有煤层而知道是昔日的木材。眼睛入夜而不见，知道是借助外光；耳朵虽聋而可闻，知道是专赖脑气。物体能触动而知道脑筋灵敏，视力常不足而知道光气差异，领悟回复的道理而知道回声回光，穷究阴阳的缘故而知道雌雄草木。声光有波浪而知道空气激荡流动，人物衰亡僵硬而知道养气剥蚀，物体可涨缩而知道冷热程度，物体可互均而知道轻重平衡，物质

译通过分合变化可以知晓化学的起源，通过植物化为动物可以知晓变易的道理。检视大鸟大兽的骨骼而知道某些种类已经消亡，探究根茎胚胎的初始而知道形体早已具备。为什么有的深？为什么有的浅？为什么有的大？为什么有的小？为什么有的微？为什么有的显？为什么有的精？为什么有的粗？未成形与已成形，循环相互成就。我掌握了其中的道理，怎么会不明白呢？

虚虚子问实实子说：“人们都执着于有形、有色、有物，我和你在无形、无色、无物中遨游，可以吗？”实实子说：“我有显微镜，你怎能逃避它的观察？”虚虚子说：“蜻蜓有千只眼睛，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它；蔬菜中有千种虫子，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它；空气中的微生物，你能用显微镜观察它。但如果我遨游于没有迹象的境界，出入没有端绪，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细微到了极点，深奥到了极点，神奇到了极点，幽暗寂静，模糊恍惚，你又怎能窥探呢？怎能窥探呢？”实实子说：“是的。”

那么显微镜可以废弃吗？虚虚子说：“观察无形之物，通达阴阳，遨游于统一之气的人，能够做到；观察有形之物，这是西方人的长处，不是我所说的。观察水族、地族、星族，如今西方人还没有做到，哪里有空闲与你谈论无形之物呢？”实实子说：“我既然已经被西方人泄露了秘密，窥见了奥妙，无处可逃了。声音是虚的却能传播，影子是虚的却能投射，骨骼是隐藏的却能透视，你为什么不自我估量呢？”虚虚子说：“你的术法太浅了，你的技艺太小了，怎么会不穷尽呢？我的话不是你所能听懂的。”实实子说：“你的话荒诞、谬误，妄自尊大。请问你身处亚洲大国已久，号称拥有两万里土地、四万万人口，能制造一件新器物吗？”虚虚子说：“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什么物体；知道是什么颜色，西方人有吗？形影相关的道理，西方人能知道吗？你为什么只拿西方人来作为谈论的对象呢？”

实实子说：“我不与你谈论深奥的，请让我谈谈浅显的。西方人教育幼童，课程有固定的进度，学习有根本和枝节，制定时刻表来舒缓节奏，绘制图说来愉悦他们，制作器物技艺供他们玩耍，甘甜而不苦涩，缓慢而不急促，从孩童时期就是这样，何况成年之后呢？愚笨的人尚且可以成才，何况聪明的人呢？如果只是一味诵读，辛苦而没有功效；只是拘泥于八股格式，成材而没有用处，还能施展他们的技艺吗？”

虚虚子说：“你不要害怕，对于西方人，我有一个办法，使所有的器物技艺缩小、缩短，制成小物件，作为玩具，在市场上售卖，陈列在博物院，罗列在学堂，降低其价值，贬低其物品，使眼睛有所见，耳朵有所闻，让心与物契合，物与心融合，编撰儿童技艺报，以拓宽他们的见识；编写儿童技艺书，以启迪他们的思维；绘制儿童技艺图，以愉悦他们的耳目；制作儿童技艺器，以确立规范。将这些物品分开、合并、颠倒、翻转，久而久之领悟其方法，久而久之洞察其细微。起初一个儿童练习这种器物，使他专注；接着两个儿童练习这种器物，竞争他们的智慧；接着三个儿童练习这种器物，鼓舞他们的勇气；接着十个儿童，接着百个儿童，接着千个儿童，接着亿万个儿童。今天与这个儿童练习，明天与那个儿童练习，如果有十个儿童从一到十相互始终，上等人才与中等人才练习，让上等人才教导中等人才练习，让中等人才接近下等人才练习，让他们混合、交错、综合，久而久之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有这样的道理吗？”

实实子说：“既然没有机器，还谈什么制造？”回答说：“你太拘泥了。从别人那里购买，自己仿制，开始是旧的，最终是新的，久而久之变得神奇，怎么不可以呢？怎么不可以呢？如果遵循这个道理来训练儿童，快则三年五年，慢则八年十年，如果还没有小小的技艺，创造出新的样式，谁会相信呢？庄子说：‘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宏大。’又说：‘粗疏而不能不陈述的，是法度。’不看看欧洲西方吗？有儿童启蒙技艺学堂吗？我将以规矩来规范它。”

实实子说：“你所说的，是欧洲西方的残余。”虚虚子说：“你不明白道吗？没有创作，哪里会有阐述？通达道的人，技艺与道是合一的。”痀偻老人捕蝉，梓庆制作鐻，大马捶制钩，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吗？

译治理始于乡说

韩文举

修养心性若无学问，便会动荡不安，污浊郁结，堕落丧志；修养身体若无学问，便会放荡不羁，夭折灾祸，颠覆灭亡；治理家庭若无学问，便会招致责难，离心离德，逾越法度；治理乡里也是如此。乡里是家庭的积累，国家是乡里的积累。积水成河，积土成山，积木成林。河流始于水，高山始于土，森林始于木，国家始于乡。家塾、党庠、术序等教育机构，是由乡里衍生出来的；党正、闾帅、里长等基层官员，是由乡里选拔出来的。礼仪中有乡饮酒礼，有乡射礼，有乡先生、乡大夫。《管子》中有乡长、乡师；郑国有乡校；《王制》中有乡士。日本有乡塾五万二千多所，德国乡下孩子仅缴一辨尼学费。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离开乡里就没有别的途径。在乡里考察，才能可知；在乡里部属，善恶可知；在乡里查核，德行可知；在乡里稽查，技艺可知。因此，观察天下要看国家，观察国家要看乡里。汉代的三老、啬夫，不正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吗？自从隋朝设立进士科，便视乡里为赘疣，目乡里为无用之物了。从此家庭与里社分离，里社与乡里分离，乡里与国家分离，人在家中不修身，家在里社不修身，里社在乡里不修身，乡里在国家不修身。士人称为游士，工匠称为游工，农民称为游农，商人称为游商。什么是游士？没有才能品行，乡里不责罚他；工匠没有技能，乡里不责罚他；商人没有谋算，乡里不责罚他；农民没有恒产，乡里不责罚他。泛泛无所依托，浮浮无所停泊，于是乡里与国家便如同胡越般疏远了。那么如何让国家与乡里连接隶属呢？《管子》说：在乡里设立老师，以完成他们的学业。士人有乡师，农民有乡师，工匠有乡师，商人有乡师。学习士业的是乡士，学习农业的是乡农，学习工业的是乡工，学习商业的是乡商。名为士乡，名为农乡，名为工乡，名为商乡。并非迁徙这些人来组成乡里，而是士农工商各自有所习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风俗，于是以此命名罢了。况且工匠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里受尊重，农民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里受尊重，商人必须向士人学习而后在乡里受尊重。工匠成为士人，商人成为士人，农民成为士人，行为无法掩盖，才能无法隐藏。有了乡士，鄙陋朴拙的乡里，变得文雅而开明；有了乡农，荒芜秽杂的乡里，变得肥沃而广衍；有了乡工，艰苦恶劣的乡里，变得坚固而美好；有了乡商，寥落寂静的乡里，变得繁荣而充盈。谈论道术、议论政事、精通格致之学的，是士人的乡里；观察寒暑、辨别肥瘠、勤于播种种植的，是农民的乡里；制造器物、辨别工巧、衡量轻重的，是工匠的乡里；核算多寡、计算贵贱、贸易有无的，是商人的乡里。这样编列为士户，编列为农户，编列为工户，编列为商户。一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十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千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万里设立老师有多少人？士人繁多，道统不担心不流传；农民繁多，田地不担心不治理；工匠繁多，技艺不担心不精良；商人繁多，货物不担心不运输。因此士人与士人谈论道义，农民与农民谈论物资，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与商人谈论谋算。老师没有极限，学生没有极限，新理没有极限，新法没有极限，新艺没有极限。士人不假借才能，农民不假借粮食，工匠不假借器物，商人不假借货物。即使有百种异端教派，无法夺取它；即使有百种异物，无法搀杂它；即使有百种异货，无法损耗它。何必担心士人不理解道义，百里之内没有士师？农民不善于耕作，百里之内没有农师？工匠不制造器物，百里之内没有工师？商人不善于经商，百里之内没有商师？老师的教化，十成中成就八九成为上等，成就五六成为中等，成就二三成为下等。汇总一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十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百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千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万乡的老师来考核，汇总亿兆乡的老师来考核。在一乡中居首位的为一乡师，在十乡中居首位的为十乡师，在百乡中居首位的为百乡师，在千乡中居首位的为千乡师，在万乡中居首位的为万乡师，在亿兆乡中居首位的为亿兆乡师。监察他们的情伪，评定他们的优劣。士人无虚伪的行为，农民无虚伪的功绩，工匠无虚伪的物品，商人无虚伪的货物。这样在一乡之内，善恶可知，勤惰可知，智愚可知。士农工商无所隶属的，惩罚他，罢黜他，羞辱他，警戒他。士人分析新理的奖赏，农民创新法的奖赏，工匠制造新式的奖赏，商人演绎新计的奖赏。赏罚由大士师掌握，由大农师掌握，由大工师掌握，由大商师掌握。如何可以成为大士师？成为大农师？成为大工师？成为大商师？精通经史、掌故律例，中外兼通的，公选为士师；精通电学、化学、热学、种植学的，举荐为农师；兼通艺学、重学、算学的，举荐为工师；通晓各口岸兴衰、各货物输滞，梳理源流的，举荐为商师。土地没有荒废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起初设立制度如何？回答说：设立士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农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工学院来教导他们，设立商学院来教导他们。学成则派往各乡教导。等到乡人学成，则又教导他们的乡人。这样百人、千人、万人亿兆，人数无量，人们依次相传习，国家

译怎么能不富强呢？经费从哪里出？回答说：募集资财。像善堂、义学，这些都是民间创办的。如果由国家来推行，自然有章法条理，哪里还需要多说什么呢？有人问：这件事恐怕只是空谈，实行起来多有阻碍。回答说：将百姓编入军队，西方国家也可以实行。哪有将百姓隶属于士、农、工、商之中，却做不到的呢？所以说：治理家庭不如修养自身，修养自身不如修养内心；治理天下不如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不如治理乡里。

译推广中西义学说

韩文举

上天赋予人眼睛，人却看不见，这是上天的惩罚；上天赋予人耳朵，人却听不见，这是上天的惩罚；上天赋予人舌头，人却不能说话，这是上天的惩罚。盲人可以让他识字，聋人可以让他听说，哑人可以让他理解意思，这是人的作为，不是上天的安排。婴儿出生给予养育，是为了什么？幼年给予慈爱，是为了什么？孤儿给予抚恤，是为了什么？生病给予药物治疗，是为了什么？这是养育他们有一定的道理。让人像介虫那样，我不愿意；让人像毛虫那样，我不愿意；让人像虫那样，我不愿意。大象能够耕地，牛能够服役，马能够跳舞，狗能够唱歌，猴子能够嬉戏，虎豹能够布阵，熊罴能够作战，鸽子能够传信，这都是教化的结果。氐族语言不同，翟族风俗不同，胡越礼仪不同，吴楚服饰不同，这都是教化的结果。泰西（西方）不与中国语言相同，不与中国教化相同，不与中国习惯相同，不与中国文字相同，这都是教化的结果。中国人大多擅长八股文，大多擅长训诂，大多擅长诗词文章，这不是天生如此。西方人大多擅长格致（科学），大多擅长制造器械，大多擅长电学，大多擅长光学，大多擅长化学，大多擅长热学，大多擅长动物学，大多擅长植物学，从事工匠、商业、农业、士人，都远远超过中国亿万倍，这不是天生如此。这就像嫫母与西施，劣马与骏马的区别。假使周公、商高、管仲、墨子、亢仓子、公输班、王尔诞生在今天，难道会唾骂西方人为无用吗！如今书籍没有收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翻译书籍没有机构，遮蔽了人们的耳目；新闻缺乏报馆，局限了人们的见识；讲学没有集会，堵塞了人们的智慧；议院没有设立，吝惜了人们的权力。用科举束缚他们，用官宦驱使他们，用应酬迎合他们。土地广阔二万里，人口众多四万万，虽然有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用学堂、格致书院，但寥寥无几，几乎像晨星一样稀少。因此被泰西丑化诋毁，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受制于权势，人被分为几等：奴仆占一等，蛋民占一等，役隶占一等，苗民占一等，乞丐占一等，农民占一等，商人占一等，工匠占一等，终身劳碌，在乡里不受尊重，在朝廷不被选拔，未曾接受诗书教化的人，十人中占九个吗？不把识字当作才能，不把没有学问当作耻辱，不把没有才能当作不贤，奔波于衣食，自己成全自己败坏，自己生存自己毁灭，国家不过问，长官不谋划吗？称他们为黑奴，称他们为冰人，称他们为红皮土番，称他们为莪特狄，虽然似乎过分，但追溯他们无学问，其实没有不同。我要拉他们进入泰西吗？不忍心。我要拉他们进入学校吗？做不到。我确实困窘了，言辞无处施展，策略无处实施。那么计策已经穷尽了吗？回答说：没有穷尽，没有穷尽将会怎样？回答说：创办义学，设立善堂。称之为天牧，树立义学的，称之为天教，沟通天人，改变制度，确立义理，这是圣人。影响延续亿万世代，遍及南北两极，远的到各星球，近的到各地，这是圣人。达不到圣人，才能达不到圣人，品德勤勉以教人为意，自身无法统领，而引导别人自我表率，这是圣人的门徒。创办义学的，就是这样。神农师从悉诸，黄帝师从大挠，颛顼师从伯彝，帝喾师从伯招，尧师从许由，禹师从子州父。人如果没有老师，就像狐狸没有洞穴，鸟没有巢，狗没有家一样。而义塾，就是老师的类别。如今的义学，仅仅能够识字，学习时文罢了，没有特殊技艺。鱼有甲，鸟有羽，兽有毛，没有特别过人的地方。改变它，变通它，通达它，非中西义塾不可。然而西方人的学校，动辄以千万计，由国家出资的不知有多少，由民间出资的又不知有多少。如今不能完全效仿西方的全部做法，只举出西方已经见效的，变通仿行。它的条例是什么？回答说有五种：一是合醵义学，汇聚众人的资金，不依靠众人不能成就；二是会捐义学，由义学首领会集剩余利润，存生利息以资助灌溉；三是息捐义学，名义上捐献若干，实际上只拨出年息来举办，比较容易；四是传习义学，如果三年学成，或者六年学成，留他们在院中教习，不需要束脩，自然能够绵延久远；五是两利义学，那人捐献兴办，如果学校有成就，或者去别处教习，抽取十分之二三作为酬谢。凡此都是民间做的，而官府不参与。老师啊老师！人才众多，以此为首要吗？众人将援引它为首要吗？推广它，光大它，绵延它，延续它，亿万生灵，将有所依赖啊。

乡学篇

孙学修

古代的教育，二十五家设立塾，五百家设立庠，一万二千五百家设立序。农具已经收藏，祈乐已经入库，里胥和乡长分别担任老师。中年进行考核，评定优劣。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则汇总贤能之人，贡入国学。朝廷制定为经制，每年实行一次，没有人敢废弃。所以同样是人，役使他们就成为平民，任用他们就成为官吏，教育他们就成为士人。文学在上层兴盛，才智在下层产生。三代隆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制度设立郡国学、党庠、术序，任由百姓自处，先王开导百姓的典章，大概还有留存。《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三年，设立学官，乡设立庠，聚设立序，设置《孝经》老师一

译人。然而当时的政令由王氏掌控，只是模仿《周礼》，对实际并无裨益。西方各国建立国家、治理民众，以教育为首要任务，国家不论大小，民众不分男女，地域不论城乡，只要有三十户人家，就按规定设立一所小学堂。国家更制定了严厉的不入学规条，议定了处罚的条款，各国通行的惯例中以英国、德国、奥地利最为严格。设立文学部的专职官员，文学部相当于我国国子监祭酒，其权力等同于礼部。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启蒙的塾馆往往也有两三千所，在册的学生有三四十万人。公家拨付的经费，学生缴纳的学费，无力承担者予以免除，绅士富人的捐助，总计起来不下数十百万，甚至数百千万也不吝惜。此外，盲人、聋人、疯人、哑人、孤儿、罪犯之子，没有人没有学校。礼拜日、夜间，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学习。唉，多么兴盛啊！又听说西方人入学的年龄通常是六岁到八岁，出学的年龄通常是十三岁到十六岁，平均每人还要多学八年。贫困极甚者，计算半天在家帮助父母而已。规定的年限已满，教师挑选其中的俊秀之才，升入高等书院，国家所需的人才，都在这里具备了。那些不愿做官的人，也任由他们研习专门学问，选择道路自处。凭借八年向学的人，无论出来成为士兵、农民，还是工商从业者，与一个不识数行文字的人相遇，谁智谁愚，谁强谁弱，大概显而易见了。我不敢妄断。有人说：如今中国的郡县并非完全没有书院，乡村也并非没有私塾。然而纵观四千三百万方里内的书院有几所？四万万人口中能在书院肄业者有几？私家之力能聘请老师并能得到善于引导的老师者有几？而穷乡僻壤，愚昧如鹿猪，连姓名都不会写，条令教化都不能读的人，我反而看见他们像树林里的树木、像鲫鱼一样多。我们黄种人四千年来一向以文化文物胜过其他种族，如今核实十岁以上识字的人数，百分中不足十分，与欧美相比相差六十到八十分。读书写字、算学勤勉敏捷的学生，竟然不能相比，难道是过去文明而现在愚昧粗野吗？还是引导的人没有呢？孔子说：“有所赞誉，必定有所试验。”远看殷周，近看西方，都是已经试验过的效果。近来京师内外推崇发现隐微之才，也将推广学校作为自强的第一要义，比起那些在海舰铁轨上喋喋不休的人如何呢？然而所议论的是国学、郡学，议论乡学的为何寥寥无几呢？郡国学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其根本原则在于乡学。乡学兴盛，郡国学也就兴盛了，这一点不讲究，坐视那些所谓的教堂广泛设立义塾，向我们的民众施加异教。我们民众中无依无靠的人争相亲近投靠，习惯成为本性，将要用荒原取代故乡。十诫取代六经，唉！父母流水归宗的归属，螟蛉视如己出的祝愿，就不必担心废弃人才，而尤其担心废弃民众。

译论女学

梁启超

孟子说：“安逸地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了。这话多么令人痛心啊！”指着一个人当面骂他是“禽兽”，没有不勃然大怒的。然而如果相信孟子的话，那么今天接近于禽兽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天下之大，圆头方足的人类，大约有四万万。那些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终身未曾读过书的人，大约有一千九千万多。那些身为官员、士人，号称读书但实际上未曾读过书的人，大约有数百万。那些圆头方足，却缠裹小脚，不做官、不做士、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不当兵，从古至今未曾读过一次书的人，共有二万万。不仅如此，那些做官、做士、务农、做工、经商的人，即使接近于禽兽，尚且还以禽兽为耻。这些不做官、不做士、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不当兵，却接近于禽兽的人，难道只是不以为耻吗？天下人都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唉！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梁启超说：“在当今的中国，如果有人谈论妇女教育，听的人一定会说：‘天下的事情，比这更紧急的，不知有多少？’其他事业尚未兴起，却急切地谈论这个，不是懂得根本的说法。但是我推究天下积弱弊病的根源，必定是从妇女不学习开始的。请让我详细陈述其中的道理，来告诉天下人。”

第一个道理说：“政治学家说：凡是国家的人，必须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各自能够养活自己，这样国家才能大治。不能做到这样的，就以无业民众的多少作为国家强弱的比例差异。为什么呢？没有职业的人，必定依赖有职业的人来供养。不供养他们，无业者就会陷入危险；供养他们，有业者就会陷入危险。这个道理，西方翻译者称之为‘生利’与‘分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者众、消费者寡’的道理。”南皮先生张之洞说：“‘食’字解释为‘蚀’，意思是消耗侵蚀。”《管子》说：“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织布，就有人受寒。这不是空话。大概把全国人民的物产合在一起，用数学方法计算盈亏消长，所得出的比率，确实如此。”中国即使只就男子而言，分利的人也将达到生利者的一半，我最近在《说》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其中的原因。从政治学家看来，这已经不足以成为一个国家了。何况妇女二万万，全部分利而没有一生利的，只因为她们不能自养而依赖他人供养，所以男子像对待犬马奴隶一样对待她们。于是妇女极其痛苦，只因为妇女依赖供养而男子不得不供养她们，所以男子终年辛勤劳动的收入，不足以赡养妻子儿女，于是男子也极其痛苦。据我所见，上至官员，中至士人，下至农工商兵，无论是什么等级的人，都无时无刻不惶恐忧愁，像是有重重贫困之忧的人，那些受冻挨饿、死在沟壑中的，更不知有多少。其实用比例浅显的道理来推论，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考虑衣食，必定没有贫穷的道理。现在中国没有人不担忧贫穷，是因为一个人要供养几个人。造成这种一人供养数人世界的根源不止一端，而妇女没有职业确实是最初的起点。虽然如此，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有职业有的人没有职业？大概天下随便选取一种职业，必定有这种职业背后的道理以及应当做的事情，不经过学习是不能达到的。所以即使就男子而言，大体上明达事理的人，谋求职业很容易，相反的人谋求职业就比较难。那么学习是职业的母亲。妇女没有职业，并不是天理应当如此。起初在混乱的时代，专门崇尚力争，那些男子想要从事的事情，本来就不是妇女所能做到的，于是认为妇女不足轻重，不再教育她们。既然不教育，她们无从从事职业，是必然的。积累久了，渐渐忘记了本来面目，就认为妇女本来就该生来不做事而嗷嗷待哺。然而依赖他人供养，不是人情所喜欢的；尊贵而劳累，也不是人情所喜欢的。那么不如均等她们的贵贱，也均等她们的劳逸，这才是得体的做法？论公理是这样，考察事势是那样。所以说：国家凭什么强大？民众富裕国家就强大了。民众凭什么富裕？让每个人足以自养，而不必由一人供养数人，这样民众就富裕了。如果让一个国家内从事职业的人突然增加一倍，那么该国出产的作物也必定突然增加一倍。所有增加的数量，都是昔日废弃土地上的货物。把废弃土地上的货物取来藏于民间，事情很顺当，而且利益很宏大。像这样，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途径。

第二个道理说：人们常说：“妇女没有才能就是美德”，这是荒谬的话。世上昏庸的儒生坚持这种说法，务必让天下女子不认识一个字、不读一本书，然后才算是贤淑的正宗，这实在是祸害天下的做法。古代号称才女的人，不过是吟风弄月、拈花弄草，能说些伤春惜别的话语，写成几卷诗词集，这就达到顶点了。像这类事情，本来不能称之为学习。如果是男子，如果没有其他学问，而专门想以此闻名，也可以指斥为浮浪子弟，何况妇女呢。我所说的学习，对内用来开拓心胸，对外用来帮助生计，一举而获得多种好处

译并未见妇德因此受到损害。如果说“无才即是德”，那么乡野偏僻之处不识一字的妇女，不下千百亿万，从未听说因此她们就格外贤淑，反而只听说她们因取帚之事而谩骂、因言语冲突而顶撞，比起官宦书香之家的妇人，几乎更加厉害，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凡人的鄙陋吝啬、愤怒争执，必定是因为他们所见极小，目光心力整天都在这个极小的圈限中忙碌，从而产生这种蒙蔽。假如这些人知道有万古的历史、有五洲的世界，以及世人相处的道理、各国强弱的原因，那么他们的心，正担忧天下、怜悯众生都来不及，一定没有余力去计较家人妻儿之间的小事。如今妇女之所以多被蒙蔽，是因为她们对天地间的事物一无所知，却竭尽终身的精神，在箱笼之间争强弱、讲交涉，所以那些丑恶的习性不学就会、不约定却全都相同。因此，海内之大，人口万万，户数千万，寻求家庭内外相处和睦、言行终身没有隔阂的，万中难得一例，而其起因无不始于婆媳姑嫂之间。愤世嫉俗的人甚至说妇女尽可杀，妇女难道是生性邪恶吗？若干具未经教化的躯壳，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想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妇女拖累男子，在于她们不能自养而仰赖他人供给，这种需求，不过是拖累她们的形体罢了。至于家庭之中终日不安，进入室内便忧愁寂静，居住其中便叹息，这种损害人的灵魂、消磨人的志气，是有非常规常理可以推度的。所以即使有豪杰洒脱之士，假如整天把他引到床笫箱笼之侧，经历数年，那么必定志量狭隘琐碎、才气消磨殆尽，难道妇女真是鸩毒而不可接近吗？与其饮鸩而甘之，何不稍微留意于解除鸩毒的方法呢！

译三义说：“西方人把教导儿童的事情分为一百项，其中由母亲教导的占七十项。”年幼的孩子，更亲近母亲，他们的性情和喜好，只有妇女能够顺着趋势加以引导。因此，母亲善于教导的，她的孩子容易成才；不善于教导的，她的孩子就难以成才。《颜氏家训》说：“教导孩子要从婴儿时期开始，在正式传授知识之前，孩子的本性、志向和度量就已经确定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长大后就会沿袭下去。”这实在是说，教导和学习，是一切的基础。如果作为母亲的，通晓学习的根本，懂得教育的方法，那么孩子在十岁以前，对于一切学问的浅显道理，以及立志立身的原则，都可以大致知道了。现在中国的小学还没有兴起，孩子外出拜师之后，那些用来教育他们的方法，也已经粗陋破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他们在童年嬉戏的时候，习惯于在房舍之中，不离开保姆的手，耳目之间，每天接触的，除了床铺箱笼等极其琐碎的事情，大概没有什么见闻。其中好一点的，用考取功名、保住禄利来引诱他们，用继承产业、繁衍子孙来教诲他们，这就到了极限了。所以他们长大后，心中眼里，认为天下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天下万千家庭，同病相怜，在不知不觉中，就酿成了今天这种营私逐利、苟且无耻、固陋野蛮的社会，而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开始的。岂止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而且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所以试着拿西方幼稚园里乳臭未干的孩子，和我们这里那些年长体壮的士大夫相比，他们的志趣和学识，一定不是我们这里这类人所能企及的。难道是他们的种族特别优异吗？无非是小时候学习的方法不得当罢了？所以治理天下的根本有两条：一是端正人心，二是培养人才。而这两者的根本，一定要从启蒙教育开始；启蒙教育的根本，一定要从母亲的教育开始；母亲教育的根本，一定要从妇女的学习开始。所以妇女的学习，实在是天下存亡强弱的大根源。

四义说：胎教的道理，《大戴礼记》和《论衡》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后世不讲究这个义理，已经很久了。现在的西方人却非常留意。西方研究社会公理的人考察物种、人种逐渐演变进步的规律，认为凡是有器官的生物，人、禽兽、虫类、介壳类、草木都是有器官的生物，金石、水土是没有器官的生物。在一个整体之中，有会死亡的部分，也有不会死亡的部分。比如草木的根茎、枝干、果实、花叶，是会死亡的部分，而常常有不会死亡的部分，离开母体依附于子体，绵延不断，这叫传种。人也是这样。虽然如此，在两种结合的过程中，有逐渐浸染变化的，可以使种族一天天向善，由猩猩猴子进化为人，由野蛮低贱的种族进化为文明高贵的种族。开始的时候很微小，但最终会变得很巨大。所以西方研究种族的人，把胎教作为第一要义。他们思考如何使种族进步的方法，不胜枚举。而那些以强兵为意的国家，也让国内的妇女一律练习体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所生的孩子皮肤丰满、筋骨强壮。这也是女学堂中的一大要义。现在那些有见识、忧国忧民的士人，有三件大事：一是保国，二是保种，三是保教。国家怎么保？一定要使国家强大然后才能保住。种族怎么保？一定要使种族进步然后才能保住。由欺诈变为忠诚，由自私变为公正，由涣散变为团结，由愚昧变为智慧，由野蛮变为文明。这就是方法。教育，男子占一半，妇女占一半。而男子的一半，其根源也出自妇女，所以妇女的学习是保种的基础。现在和人谈论这个义理，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用耕种来救饥荒、挖井来解渴，迂远而不切实际。却不知道这其实是古代圣王和西方通儒所反复讲习、推究到极致，并且急切地认为是要图的大事。《胎教篇》说：“《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理顺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君子慎重开始，为子孙打算，娶妻嫁女，一定要选择世代有德行的人。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会慈爱孝顺，不敢淫乱暴虐，结党营私，没有不善的，三族辅佐他们。所以凤凰生下来就有仁义的心意，虎狼生下来就有贪婪凶狠的心，两者不同，各自因为它们的母亲。”这话深刻明白。又说：“胎教的道理，写在玉版上，藏在金柜里，放在宗庙中，作为后世的警戒。”古人重视它到这种程度，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侯官严复翻译《天演论》说：“没有器官的不死，因为它们未曾有生；而有器官的，在一个整体之中，有会死亡的部分，也有不会死亡的部分。”而不会死亡的，又不是指精灵魂魄。会死亡的是甲，不会死亡的是乙，分明是两样东西，比如草木的根茎、枝干等，是甲的事；而乙则离开母体依附子体，代代可以微小变化，但不能死亡，或者可以部分死亡，但不能全部死亡。这是动植物都这样的。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常常有东西，是祖父所有的，寄托在他的身体里。自从得到生命形成形体以来，逐渐演变下降，直到今天，这就是胎教之所以然的公理。严复给我写信，又说：“生物学的公例，说一个人的生命，他的心思、材力、形体、气习，前面本于数十百代祖父母的形神，阅历积累而成；后面则依据见闻、师友以及所遭遇的时代和地方，而变化。”他的论述非常精辟。想要谈论保

译所谓“种”，如果不在这两层含义上用心，是不行的。如果要在前一层含义上用心，那么胎教就是它的根本源头；如果要在后一层含义上用心，那么胎教更是根本源头中的根本源头。这门学问在几十年后，必定会在天下大行其道，而今天人们却很少不认为它迂阔遥远、没有用处了。

译西方研究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学者说：“谈论数学、自然科学等抽象理论，妇女通常不如男子。但由这些抽象理论衍生出的实际事务，如医学、制造等专门职业，则男子通常不如妇女。”那么男女在学问上，各有擅长的地方，并没有高下之分。议论的人或许疑惑：几千年来，男子成就绝学、建立大功的人，史册上记载不绝，而妇女却默默无闻，难道真是这样吗？即使兴起女子教育，她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但我又听说生物学家的言论，这是公认的真理。凡是贪生怕死、有血气的生物，倒着生的最愚蠢，横着生的次愚蠢。至于身体直立、头部蕴含清阳之气的，其聪明才智必定相差无几。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智慧是否被开启罢了。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在江浙地区兴盛，而我们广东却没有一人。咸丰同治以后，研究《说文解字》的人如鲫鱼般众多。并不是广东人在乾隆嘉庆年间愚蠢，而在咸丰同治年间聪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民智闭塞，工艺粗劣，突然进行维新，于是有了今天的局面。并不是日本人在过去笨拙，而现在灵巧。他们的头脑潜伏而未发动，灵性阻塞而未贯通，加以引导，机关一拨，万线俱动。那些妇女几千年来没有人以学问闻名，是因为没有人引导她们。妇女如果从事学习，有两件事优于男子：一是应酬较少，二是免除考试的困难。她们居住安静，心思细腻，所以往往有男子不能穷尽的道理，而妇女能穷尽；男子不能创造的方法，而妇女能创造。西方历史所载，如摩哈默德的母亲，伯南的女儿，侯失勒约翰的姑母，她们的学业成就比起男子毫不逊色。而我们中国的女子游学异国，学有所成而归的，如我先前听说的康爱德、石美玉，即使是西域的长老，也赞叹称誉。那么妇女难道是生来就不能学习吗？将这两万万顶天立地、头部蕴含清阳之气的人类，必定贬低抛弃，说他们与倒生、横生的生物相等，想要不认为这不仁，是不可能的。

好啊！各种宗教所说的平等。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的义理，不平等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崇尚武力，平等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崇尚仁爱。同样是人，称他们为百姓，那么君主就使他们成为臣妾；称她们为女子，那么男子就使他们成为奴隶。成为臣妾奴隶还不够，又一定要封闭他们的耳目，束缚他们的手足，冻结他们的头脑，堵塞他们求学的道路，断绝他们谋生的途径，使他们不得不俯首帖耳于这些强有力者的手中。久而久之，安于做臣妾，安于做奴隶，习以为常而不自知。其中有人稍微怀疑做臣妾、做奴隶的不当，反而起来喧哗反对。因此几千年来，男子没有谁认为女子教育是治理天下应当做的事；而几千年的妇女，更没有奋起自树一帜来提倡同类的。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压力造成的。

现在告诉人们：“想要强国，必须依靠学校。”很多人相信。告诉人们：“想要强国，必须依靠女子教育。”很多人怀疑。他们受到蒙蔽的原因，还有所在。今天那些挥臂激辩谈论强国，被西方人震惊，而想效仿他们长处的人，只认为是船舰的雄壮，枪炮的锋利，铁路的快速，矿务的兴盛。像这些，都不是妇女所能参与的。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说：“教育妇女，不是急务。”却不知道西方人的强大在于此。他们强大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农业、工业、医学、商业、自然科学、法律、教育。说教育的方法，是男子共同能做的，还是妇女共同能做的？学习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是一样的。现在谈论治理国家，必定推本于学校，难道不是因为人才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吗？难道不是因为中国自有的人才，必须经过教育才能成材吗？必定说那两万万是人才，而说这两万万不是人才，这是什么说法呢？

西方全盛的国家，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东方新兴的国家，没有比日本更好的。男女平权的理论，在美国大力倡导，而在日本逐渐实行。日本的女子教育，大约分为十三科：一是修身，二是教育，讲述教授及启蒙的方法，三是国语，即日本文，四是汉文，五是历史兼外国史，六是地理，七是数学，八是理科，即自然科学，九是家事，十是习字，十一是图画，十二是音乐，十三是体操。它与男子教育相出入的，不过几件事而已。这几件事，大多与军事政治相关，也是崇尚武力的时代应当做的事。西方人的立国，还未能达到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天下远近大小如一，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界限，所以没有战争，没有兵器，没有军事制度。国家中应当讲的，只有农业、商业、医学、法律、自然科学、制造等事。国人无论男女，都可以各自从事一种职业来自养，而没有能或不能的区别。所以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必定相合。现在的美国，大概接近这种情况了。因此女子教育最兴盛的国家，其国家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就是这样。女子教育次兴盛的国家，其国家次兴盛，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就是这样。女子教育衰落，母教丧失，无业的人众多，有智慧的民众少，国家能存在是侥幸的，印度、波斯、土耳其就是这样。

像这样，中国应当兴起女子教育，就是这样。

译情况紧迫。虽然如此，今日的中国，哪里谈得上女子教育？所谓学习，不仅仅是早晚伏案读书、吟诵而已，还需要师友讲习以开启智慧，中外游历以增长才干，这几方面相辅相成，然后学业才能成就。如今中国的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曾见过一位通达事理的人，未曾踏足一座大都市，独自学习没有朋友，孤陋寡闻，以此去从事那些吟风弄月、拈花弄草的学问，尚且未见其可行，何况讲求实用之学以期发挥作用？即使有非凡的资质，我也知道这是困难的。不仅如此，她们正在毁坏人的肢体，溃烂人的血肉，一方面使人成为残废，一方面使人遭受刑罚般的痛苦，以满足自己耳目玩赏的欲望，哪里还知道有学问？又怎么能让人从事于学问？因此，缠足一日不改变，女学就一日不能建立。唉！国家刚建立政权时，下令剃发，天下平定。顺治末年，严禁缠足，但执行不久，积习依然如故。一国之君的力量，改不了愚昧的人心，强迫男子剃头，却不如女子缠足顽固，于是留下这种谬误的习俗，滋生蔓延，历经数百年，一天比一天盛行。对内违背圣明的制度，对外招致异族的嘲笑，明显遭受酷刑般的痛苦，暗中损害种族的体质。唉！难道是上天故意困苦我四万万生灵，而留下这种祸害作为阻碍吗？还是治理天下的人，未曾对此加以注意呢？

译记江西康女士

梁启超

中国女子教育的荒废已经很久了。全国两万万女子中，寻求那些能理解文义、擅长辞藻、能写风花雪月文章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如果稍微读过古书、能够著书立说，像近代的梁端、王照圆那样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几乎绝迹了。如今，那两位女士所具备的才能，哪里算得上是真正的学问呢？然而这样的人才却如此稀少。《礼记》说：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两万万不懂道理的人，怎么可以治理国家呢？梁启超秉持这种观点而忧虑天下。邹凌翰说：请谈谈康女士吧。康女士名叫爱德，是江西九江人。幼年丧父丧母，孤苦无依，无法养活自己。昊格矩，是美国一位有官职的学士的女儿。她游历东方，经过九江，见到康女士，喜爱她的聪慧，怜悯她的贫困，便带她向西前往美国。当时康女士才九岁。到了美国后，进入小学、中学，于是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天文地理、算术、声光化电、绘画纺织、音乐等学问，没有不涉猎的，没有不学习的。最后进入墨尔斯根省的大学，因为发愿救度众生疾苦的原因，于是专攻医学，以此闻名于世。曾经中年时有考核，每月有考试，多次成为榜首。西方的惯例是，学校中学生毕业即将离校时，该校的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的教师，与该地的官员以及旅居该地的外国官员等聚集在学校，授予毕业生证书。获得这个证书，被视为荣幸，比中国的科举及第还要超过。墨尔斯根，是美国的大都市。大学中的学生数以千计，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负笈而来的大约有十几个国家。某年某月某日即将毕业，官员和教师聚集在学校中，学生领取证书而依次进退的数以百计。轮到康女士时，她昂首挺胸、潇洒自然，穿着中国服装，步伐规矩地拾级而上，缓缓走上去，实际上与湖北的石女士一起。石女士是黄梅人，与康女士同学，才华不相上下。西方人本来非常轻视中国，认为中国人与土著蛮夷一样。于是这两位女士进入会场，仪态端庄，与众不同，所领取的证书又是头等，那是他们那里最看重的。该校教师以及其他学校教师，该地官员以及外国官员，看到这种非凡的禀赋，都肃然起立，离开座位鞠躬行礼。门内门外十几个国家的学徒数以千计，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都拍手赞叹，六种震动。事情结束后，总教师当众高声说：不要说中国人不值一提，那些中国人所具备的能力，恐怕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像这样的女士，与美国的妇女相比，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康女士前往美国，实际上是母亲昊格矩带去的。至此昊格矩已经去世，康女士又跟随母亲（的遗愿）回到中国，当时年仅二十五岁。邹君与昊格矩是朋友，因此结识了康女士。康女士没有其他志向念头，只以中国积弱为深深的耻辱，发下大愿，为两万万国人请命，思考如何提携并扭转局面。梁启超说：“全国男子也有两万万，有志于此的，大概也很少了。何况是女子呢？”梁启超又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康女士，推测她的才力智慧，必定没有与常人悬殊的地方。假如她没有丧父丧母，不孤苦无依无法自养，没有遇到昊格矩，没有去美国，没有进入墨尔斯根大学，那么到现在必定还是愚昧无知、孤立无助、畏缩不前，与普通女子没有区别。哪里知道有学问？哪里知道有天下？”唉！全国两万万女子，都是这类人啊。

拟设翻译书院议

马建忠

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中国，被外国人欺骗得很严重啊。从道光末年以來，他们与我们签订的条约税则，是将以前用来欺骗东方各国的办法转而用来欺骗我们。于是他们的公使在京师傲慢无礼，以欺凌我国政府；他们的领事在口岸强悍跋扈，以对抗我国官员；他们的大小商贾盘踞在租界，以剥削我国工商；他们的各色教士散布在内地，以迷惑我国百姓。他们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这样做，是因为欺骗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真假虚实。然而他们的真假虚实，并非不给我们知道。外国各国，他们政令的张弛，国势的强弱，民情的顺逆，以及上下同心相互维系，用以形成风俗抵御外侮的方法，大抵都用本国的语言文字，不怕繁琐地记录在书中，该国人人都能知道，中间没有丝毫隐瞒。中国士大夫，那些拘泥古法、守旧的人且不说，而一两个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通，文字不懂，不能广泛阅读他们的书籍，于是不能广泛了解他们的风尚，想要他们不受欺骗，可能吗？虽然如此，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那么，想要让在位的士大夫完全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完全打通他们的壅塞蔽障，从而参观互证，完全了解他们刚柔操纵的原因，那么翻译书籍这件事，不是当今的急务吗？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战场上战胜是这样，在朝廷上战胜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西方各国，自从明朝开通市以来，他们的教士已经将中国的经传纲鉴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康熙年间在巴黎、斯设有一所汉文书馆，近来各国都会不惜重金，都设立

译设有汉文馆，若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野史、小说杂记，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人，就给予丰厚的俸禄。他们的使臣来到中国官署，都用重金另外聘请汉文教师，学习汉文，不彻底通晓其深层意蕴绝不罢休。各国渴求汉文到了这种地步，而对于译书这件事，重视且持久又达到了这种程度。

近来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京师总理衙门，虽然设立了同文书馆，招揽学生来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但起初的意图只求通好交往，并不专门致力于译书，即使有译成几种的，也仅用于某一件事或某一门技艺，没有将各国政令、治理、教化根本的条理脉络翻译成书，让每个人都能观察并贯通其中的道理。至于律例、公法之类，偶尔有摘译成文的，但辞藻艰涩，原书的面貌完全丧失，原本的内容挂一漏万，割裂支离，不足以作为考订的辅助。

翻译这件事，很难啊，翻译应当怎么做呢？平时必须潜心考究，必定先将所翻译的国家与用来翻译的国家（即本国）的文字，深深喜爱并笃诚追求，逐字逐句地梳理比较，以考察彼此文字衍生之源流、相同与不同的原因，所有相对应的真实含义，曲折细致地推究，务必审察声音的高低，分析字句的繁简，穷尽文体的变化形态，以及义理精深奥妙曲折的原因。像这样，那么一本书拿到手，反复推敲，确切知道其意旨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随后心领神会，挥笔书写，翻译成的文字，恰好符合所翻译的内容而止，没有丝毫出入于其间。这样之后，才能使读者获得的益处，与阅读原文没有不同，这才算是善于翻译了。

现在的译者，大抵对外国语言，或许稍微涉足其边缘，而对于文字的微妙言辞、深奥旨意，以及各国所谓的古文辞，大多茫然不知其名称；或者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却粗陋鄙俗，未窥门径，让他们从事译书，读者翻开书卷还没读完，庸俗恶劣的气息就令人作呕。又或者转而请求稍通华语的西方人口述，而旁听的人就大概摹写其词中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些未能表达清楚的，又夹杂自己的意思武断地插入其中。大概通晓洋文的人不通汉文，通汉文的人又不通洋文，又怎能怪所翻译的书都驳杂迂曲错误，被天下有见识的人鄙视嘲笑呢。

中国对于应当翻译的书，既然没有全部翻译，所翻译的一两种，又都驳杂迂曲错误，而想要寻求一位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并造其堂奥，足以担当译书重任的人，横览中西，同心者很少，那么译书不容稍缓，而译书的人才不得不及时造就，是不用说的了。

我生得晚，外患正兴起，内乱接连而至，东南沦陷，科举考试没有从汉文之外的途径，于是肆意钻研拉丁文字，以及希腊和英法语言。因为拉丁是欧洲语言文字的祖先，不懂拉丁文字就像汉文不懂小学一样，而字义不能全部通晓，所以英法通儒日常功课就是拉丁古文辞，转译为本国文字，就是这个原因。年少长大后，又旁涉万国史事、地图、政治教化、历法算术，以及水、光、声、电，还有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像这样五六年，进而阅读他们所谓的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然后对于他们国家的一切书籍，大致贯通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于是与汉文没有不同。先前郭侍郎出使，我随往英、法，闲暇时因举出过去所学习的，在法国考院参加文字、格致两科的考试，而幸运地考中了。又进而参加律师、政治、出使的选拔，也都考中了。曾经打算将各国政教的源流，律例的同异，以及教养的道理，制用的经典，古今沿革的大概，货财敛散的原因，翻译为一本书，但因为事务牵制，志向未能实现。近来又被世人诟病忌恨，被排斥居家，幸好有空闲日子，得以重新整理旧业。

现在日本局势不靖，而对外防御没有策略，大概没有人不追悔在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若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的情实，而早为之变通计策的，应当不至于有今天了。我目睹时艰，私下认为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于是毫不吝惜笔墨，既在左边详细陈述译书的难易得失，又在右边罗列书院的条目与课程，倘若士大夫有志于世道者，看见后心中赞许，采纳施行，那么中国就幸运了。

译设立翻译书院，专门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入院的学生，拟定选拔分为两班：一类是选拔已经懂得英文或法文，年龄接近二十岁且资质在中等以上者十余人进入学校。根据他们英法文水平的深浅，酌情补充学习，每天翻译几篇时事文章作为功课。同时增加汉文的学习，如唐宋诸家的文章，上溯至周、秦、汉诸子百家的著作。每天的功课是撰写论说文，务必追求文辞通达、道理精当。这样经过一年，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行文可以避免滞涩艰深的弊病。

另一类是选拔擅长汉文，年龄接近二十岁且天资出众者，也是十余人。每天限定时间学习英法文字，上溯至拉丁语、希腊语。如果能够坚持功课不中断，专心致志不分散精力，又能得到善于诱导的老师指点，不过两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全力投入翻译，收效必然迅速。这是因为先通晓汉文，后学习洋文，可以事半功倍。因为文理之间没有隔阂，中外不同的只是事物的名称罢了。

一、拟定聘请一位兼通汉文、洋文的人担任书院监理，并兼任洋文教师。凡是学生应当阅读的洋文书籍，以及每天翻译书籍的课程，都由他安排确定。应当翻译的书籍，也由他选择。而考核学生的勤奋懒惰、进退表现，以及学习是否有成效，都责成他负责。

一、拟定聘请擅长古文词的四五人，专门负责润色已翻译的书籍，并兼任汉文教师，修改论说文。闲暇时商定所译书籍的名目，务必选取典雅规范、不违背当今习惯、且有古代依据的译名，一一编录，即可作为同文字典的底本。又拟定雇佣五六名抄写员，以备抄录之用。

一、院中负责事务的人员，必须长期住在院内。学生则每十天休息一次，请假每年不超过一个月。年终，学生的勤奋懒惰由监理禀报，批示后张榜公布。

一、应当翻译的事务，拟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国的时政，外洋各国国内治理的政治，如上下议院的言论，各国交涉的事件，如各国外交部往来的信札，新议定的条约，信使公会的决议，这些原文都有专门的报刊报道，这需要随到随译，每旬印刷报纸，书院初设时，就应当举办。第二类是官员考订的书籍，如行政、治军、生财、外交等大事所必需的，这类书籍很多，现在暂且举出尤其应当翻译的几种，如《罗玛律要》，是各国法律的源头；各国律例的异同；各国商律的考异；民主与君主治理国家的经典；山林渔泽的政策；邮电铁路的政策；公法案例，详细记载一切交涉事件的始末；条约集成，从古至今，天下各国凡是有条约的无不收录，其卷帙非常丰厚，译成大约可有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理财的学问；国债的消长；银行的体制与应用；方舆集成，凡五洲的险要之地都有详细地图，共三千余幅，是地图中最详尽完备的书籍；《罗玛总王责撒尔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这两位国王，西方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的将才，所载攻守之法极为详备，其他应当翻译的书籍不可胜记，而这些书大多是用英法文字写的，选择其中好的进行翻译。开院后一年，那些已经通晓洋文的学生就可以将前面的书分课翻译，两年后新学习洋文的学生也可以协助翻译，那么出书自然容易。第三类是外洋学校应当阅读的书籍，应当依次翻译完成，对于那个国家的事情才有根基，如《万国史乘》，历代兴衰政教相互关联的根源，又算法、几何、八线、力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以及飞禽走兽、植物金石之学，性理格致之书，都选择其中尤其重要且可供讨论的，列为每日课程，一两年后就派学生轮流翻译，附在旬报上印刷发送，以供阅览。

一、书院中拟定设立书库，除初设时已购买的中外书籍外，新出的书应当随时添购。那些书籍必须派人专门负责每日的开启关闭，每月按账簿查点。起初应当购买的书籍价值约数千两，每年增添费用数百金，可以补充其未备之处。

一、一两年后，拟定在院中自备一副活字版，雇佣几名精于刻图的刻工。起初译件不多，可以请书坊代印。

一、书院房屋总宜宽敞整洁，其地点宜靠近通商口岸，取其传递便捷，消息灵通，而且外洋各报纸公司的船只随到随送，即可分译，不至于稽留。

一、书院费用皆有定额，拟定派一位干练的人专门负责收支，按月呈报。至于书院内各项额外开支，都应当预先筹划经费，按年拨给，以为书院建立不可动摇的基础。

论译书

梁启超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话确实啊！中国失败的原因有二：起初是因为不知道敌人的强大而失败，接着是因为不知道敌人强大的原因而失败。起初的失败还可以说，他们只是不知道罢了。一旦情势显露、局势紧迫，幡然醒悟，奋起振兴，并不难。从前日本就是这样，尊王攘夷的议论兴起，闭关自大，既遭受俄国、德国、美国的侮辱，于是忍辱变法，尽取西方人的学问来学习，于是有了今天的局面。接着的失败则不可言说，

译中国接连遭受挫折，人心惊惧胆寒，官员对待西方官员如同老鼠遇见老虎，商人讨好西方商人如同飞蛾扑向膻味。那些地位显赫的高官和号称名士的人，无不以通晓洋务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探究他们每天拍案称快、滔滔不绝谈论的内容，如果让西方有见识的人听到，恐怕没有一句话不能引人发笑。谋划国家大事的人，起初不采纳他们的言论而失败，后来采纳他们的言论也依然失败。因此，完全不知道的人，祸害较小；自以为知道却实际上不知道，不知道却自认为知道的人，祸害极大。中国效仿西方制度已经三十年了，说他们不知道吧，他们确实勤勉地效仿别人；说他们知道吧，为什么效仿的时间越久，离目标反而越远呢？甲自认为知道并诋毁别人不知道，从丙的角度来看，乙固然错了，甲也未必就对。现在的人自认为知道并诋毁前人不知道，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过去固然不对，现在也未必就正确。三十年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译有人问：“您既然这样说，那么您大概已经了解这些情况了。”回答说：“唉！我哪里足以了解呢？难道只是我不够了解罢了？恐怕天下之大，真正了解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吧。”凡是讨论一件事，研究一门学问，其中必然有层层累积的曲折深奥之处，不深入其中就不能完全知晓，不阅读专门的书籍就不能明白。比如平常谈论经世济民之道的人，如果不研习经学，不诵读史书，不阅读律法，不研讨天下各郡国的利弊得失，那么他的言论必定不得当。西方人使国家强大的方法，头绪繁多，相互牵引，互为根本，经过千百年的探究，聚集千百人的讨论，撰写千百种书籍来阐发。如果不阅读他们的书籍，而想凭借表面看到的粗略现象，来推测他们的优劣长短，即使是圣贤也做不到。那么，如果不是通晓西方文字、研习西方书籍的人，即使想了解，又能从哪里去了解呢？不仅如此，在当今的天下，想要参酌西方方法来拯救中国，又绝不是仅仅通晓西方文字、研习西方书籍就可以从事的。必须这个人本来就深通经学，熟悉史书，明晓律法，习知天下各郡国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中国治理天下的道理，无不把握关键、提纲挈领，并且深知其意；对于西方书籍也是如此，深入探究那些相互牵引、互为根本的内容，从而得到他们立法的来源，通晓变革的途径，再结合我们中国古今政治风俗的差异，融会贯通以求可行，这才叫做真正的了解。现在人一生不过几十年，从研习经学、诵读史书、阅读律法、研讨天下各郡国的利弊得失，到稍微有所收获，年纪已经壮大了。在他孩童时期，未曾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等到他壮年时，虽然有志于此，但家庭、仕途等事务逼迫，势必不能像学童那样携带书籍伏案苦读，而且往往急于求成，不能低头忍耐，致力于初学阶段艰难浅显的事情，因此懈怠放弃。大概中年以后，想要在西文方面有所成就，确实很难。既然中学和西学不能偏废，而两者兼修又如此困难，所以天下之大，能真正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

假如我们不了解他们，而他们也不了解我们，还没有造成危害。西方国家自从明朝互市以来，他们的传教士已经将中国的经史记载翻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康熙年间，法国人在巴黎都城设立了汉文馆。到了近年，各国相继效仿，在都会之地，都建立了一个区域，收藏汉文书籍，大约有一千几百种。那些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浩博如《全史》《三通》，繁复如《国朝经说》，粗陋如稗官小说，无不各自用本国语言翻译流传。其他种类更不用说了。甚至我们中国人想要了解本国的虚实以及旧事新政，常常反而借助他们国家人所著的书籍，经过重译回来，才一一知晓。以我所见，日本人的《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朝工商业指掌》等书中，已经有很多中国人以前不了解的事情。西方文字这类书籍，应当也不少。从前辽国的耶律德光对晋国的臣子说：“中国的事情我都了解，你们不了解我国的事情。”凭借小小的辽国，尚且用这种方法来灭亡中国，何况那些声教文物、典章制度远远超过辽国万倍的西方国家呢？

想要挽救这种弊端，有两个要点：第一，让天下的学子从小都学习西方文字；第二，选取西方有用的书籍，全部翻译成汉字。这两者缺一不可。按照前一种说法，其见效必然在十年以后。现在那些刚成年就已经通晓中学的人，大多不能专心学习西方文字，所以必须选取少年加以培养，不到十年以后不能有所成就。按照后一种说法，那么一本书一旦出版，天下有志之士都能受益，几年之间，风气普及，可以取得巨大成功。现在的中国，急切地顾影自怜，深思治标之义，不得不先选取中学有成的人才加以教育，培养他们的大才，作为救火拯溺之用。况且学校科举的建议已经提出，全国人心向往，而一切重要书籍不备，万一到时候将凭借什么来教育士人、选拔士人呢？所以翻译书籍实在是根本中的根本。

伟大啊，圣人！太祖高皇帝命令子弟和近臣学习蒙古文，诵读蒙古记载，于是得以安抚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国，首先用满文翻译史鉴，于是完全了解九州险要及古今用兵之道，于是得以推翻明朝社稷；圣祖仁皇帝在万机之暇，每天花两小时跟随西方传教士学习拉丁文，任用南怀仁等人至卿贰之位，采纳他们的书籍来制定历法；高宗纯皇帝开设四库馆，翻译出西方书籍四十一家，全部予以著录；宣宗成皇帝时，俄罗斯献书三百五十多种，有诏令收藏于秘府，择要翻译颁布。那么在祖宗的时代，边疆祸患尚未显现，外侮尚未紧迫，尚且如此重视，如果处在今天的天下，必定会把翻译书籍作为强国的第一要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议论的人也知道，泰西各国之所以兴盛强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泰西格致性理之学源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源于罗马，欧洲各国各自用本国的现代文字翻译希腊、罗马的古籍，译成各种书籍，设立于学官，列入科目，全国学习，得以神化其法而损益其制，所以文明的效果极盛于今日。俄罗斯地处崎岖穷北，受蒙古辖制将近几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亲自游历各国，尽收其

译将书籍翻译为俄文来教化其民众，俄国因此强大至今；日本自从杉田玄白等人开始用日文翻译荷兰书籍，等到尼虚男独自逃往美国归来后，这一宗旨大为畅行，至今日本书会的各类西方实用书籍，没有不有译本的。所以他们变法能洞察根本，一出手就切中要害，于是成为强国，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成效和确凿的证据吗？那些国家知道是这样，所以每当写成一本书，就辗转互相翻译，英文著作早上刚脱稿，法文版本晚上就陈列在巴黎的书店里了；法文著作昨天刚写成，德文版本今天就收藏在柏林的图书馆里了。世上守旧的人，只是把阅读别人的书籍、学习别人的方法视为可耻，却不知道别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没有不是从阅读别人的书籍、学习别人的方法而来的。

译有人问：“中国自从通商以来，京师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的制造局、福州的船政局以及西方教会医院，翻译出来的书籍不下数百种。假使天下有志之士把这数百种书都读一遍，所听到的见识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回答说：“这真是迂腐学者一孔之见的议论，也就是我先前所说的‘知道却不懂，不懂却自以为懂’的情况。如果有个人，拿着删节本的《仪礼》《左传》就自命精通经学，抱着《纲鉴》《易知录》《廿一史弹词》就自夸有史才，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嘲笑他错误的。现在西方各国每年新出的书，动不动就是几万卷。英国伦敦藏书楼在光绪十年一年中新增的书有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其他年份也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则是英国的四倍，日本每年也有几千卷。把我们翻译的那一点点书放在其中，连百分之一都不如。况且翻译的未必是西方好的版本？即使是好版本，而西方的学问日新月异，新理论一出旧理论就废弃，那些我们正视为珍宝，而西方早已唾弃不屑一提的，比比皆是。即使不是这样，口述翻译的未必能没有丢失原意，笔译的未必能没有武断措辞。美国夫马君眉叔说：‘现在的译者，大抵对外国语言只是略知皮毛，而对于文字的精微奥旨，以及各国所谓的古文辞，大多茫然不识其名；或者只是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而汉文却粗陋鄙俗，未窥门径，让他们从事译书，读者翻开书卷还没看完，俗恶之气就让人想吐。又或者是转而请稍微通晓华语的西方人口述，旁边听写的人只是大概摹写，其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没能表达清楚的，又掺杂自己的意思武断地填补其间。大概通晓洋文的不通达汉文，通晓汉文的不通达洋文，所翻译的书都驳杂迂腐错误，被天下有见识的人鄙视嘲笑，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适可斋记言》卷四说：‘唉！中国旧译书的弊病全在这里了。虽然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正的也不是没有，但驳杂繁芜、错误谬误俗气的，十成中占六七成。这样这三百多种书，所保留的价值不到一半了。而又给守旧派人口实，说西学的书都是出自猥陋俗儒之手，不值得看，这更加成为西学的弊病了。’所以今天谈论译书，应当首先确立三个原则：一是选择应当翻译的版本，二是确定公定的翻译体例，三是培养能够翻译的人才。

请谈谈选择译本的问题。中国官方机构旧译的书，兵学几乎占了一半。中国向来没有与西方人接触，接触的只是兵事罢了。于是被屡次惨败的猛烈震动所惊惧，认为西方的兵法可怕，认为他们之所以胜过我们的，是兵事。我们只要学习这种长技，其他就不必担心敌不过他们。所以他们翻译的书专门以兵学为主，其中涉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等科目的，都是用来资助制造，作为强兵之用。这是宗旨谬误的第一件事。起点既然错了，那么其他都跟着错。现在将要选择书籍来翻译，应当知道西方人的长处在于兵事；而他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不在于兵事。不学习他们强大的原因，却想学习他们强大的表现，这就好比想要前进却向后走一样。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兵学的书，即使不翻译也可以了。中国的则例律案，可以说是繁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繁复十倍于我们，而且不止于此。只是中国的律例，一成不变，刻在金石上，悬挂在国家大门，就这样罢了。可行与否，不去过问；官吏奉行与否，不去禁止。西方国家则不然，议定法律和施行法律由不同的人负责。法律既定，交给有关部门施行，毫厘之差，不容许假借。如果不可行，每天讨论并更改它。所以他们的律例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也无时无刻不在施行。各省衙门的章程就是这样。《礼记》说：‘不知道未来，就看看过去。’西方各种章程，大都是经过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件事的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达到完美完备的。中国仿行西法，往往多有阻碍，开始事情难，这是当然的。没有经历过这件事的层层曲折，无从认识。那么不如借用他人阅历有得之处，从而使用它。日本就是这样。日本的法规书籍，极其细微详尽，都是因袭西方的成法而损益的。所以今天想要兴办百废、革新庶政，应当把翻译西方章程书籍作为第一要义。最近翻译出来的有《水师章程》《德国议院章程》《伦敦铁铁路公司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冲章程等》，然而它们太细微了。

现在振臂高谈学堂的人纷纷出现了。中西书院的建立，也几乎遍布行省了。询问他们用来教育学生的内容，则茫然不知道从何下手。上面没有老师，下面没有书籍，中学已经束之高阁，西学也很少有人问津。究其极致，用几年的功夫，所考核的不过是西语西文。仅仅能说话能写文章，怎么可以称为学问呢？西方人的学堂都有专门的书籍，每年编成一册，每月编成一卷，每天编成一课。小学有小学的课，中学有中学的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的课。这些课程，学堂里的学生没有不同样的，全国的学生

译学堂并没有不同之处。按日期规定进度，依照次序逐步推进。所以老师教导起来不辛劳；而学生取得成就也很容易。如今既然知道学校是立国的根本，就应当选取学堂规定的课本，翻译成浅显易懂的语言，颁发给各所学校，让他们依照课文按日讲授，那么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能胜任教学的任务。课程结束后，学业自然也就完成了。几年之间，人才就会彬彬有礼、蔚然成风了。过去翻译这类书籍极少，只有《启悟初津》是适合儿童启蒙的极浅显的书，《幼童卫生编》和《笔算数学》也接近于此。

译国家与国家并立而有交往，人与人相处而有约定，这是政治法律得以建立的根源。中国只是不讲究这门学问，所以对外不能与友邦争夺生存，对内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法律，是立国的根本。日本变法先抓根本，中国变法却致力于细枝末节，因此事情虽然相同，效果却大相径庭。所以当今的计策，没有比修改宪法更紧迫的了，必须将各国的国法、民法、商法、刑法等书籍广泛翻译过来。例如《罗马法概要》，是各国立法的源头；各国法律条文的异同，见《各国商法考异》；民主与君主治理国家的准则，《公法例案》详细记载了一切外交事件的始末；《条约集成》从古至今，天下各国凡是有条约的无不收录。翻译这些书籍可成三四百卷，以上诸书，都是马氏所列举的。制造局所译的《各国交涉公法论》，似乎就是《公法例案》的节选本，都应当迅速翻译。中国旧译只有同文馆的版本，多属法家言论，丁韪良大概是研究这门学问的。然而当时担任笔受的都是馆中新学的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不能深刻理解其意，所以意义多晦涩不明。就像《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也认为是善本，而馆译的本子往往不能表达其意，而且常常有一字一句的颠倒，遗漏甚至与原文意思相反的情况。又，法律书籍，尤其重在法律精神，法律条文有时因地而异，不适宜各地，但法律精神却是古今中外所共通的。现在想要变革旧制度，必须尽读西方人的法律精神书籍，并斟酌增减，贯通历代变迁的由来，按照今日时势的可行性，那么体用就完备了。旧译中没有政法类的书籍，只有《佐治刍言》一种罢了。

史书，是用来通晓古今，作为国家的借鉴的。中国的史书，长于叙述事件；西方国家的史书，长于叙述政治。叙述事件的，重在王朝姓氏兴亡的原因，称为君史；叙述政治的，重在城乡教养的起源，称为民史。所以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业史、外交史、理学史，称为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才符合正轨。其新政史，即十九世纪史，西方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一千九百年，称为十九世纪，欧洲一切新政都在这百年内勃兴，所以百年内的史书最值得观看。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就是这类书。只是听说不是西方最好的版本，等撰写的家不一而足，选择要点广泛翻译，以观察西方人变法开始时的情况如何，这也是所谓借他人的阅历而加以利用。旧译这类书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等，然而太简略不足以作为考察借鉴，所以史学书籍还应当广泛翻译。

西方人每年必有一本书，记载其国家的大政大事，议院的言论。近代译者称之为蓝皮书，大概国家的情实与其举措，都具备于此了。应当每年选取各国的此类书籍，全部翻译，那么就能知道其目前的情形，无事可以借鉴，有事可以知道防备。如果苦于繁重，未能全部翻译，那么选择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翻译，其余各国，则西方每年有将各国情实编为成书的，《制造局旧译列国岁计政要》就是。可惜只得到癸酉一年，此后大概缺失了。如果能续译至今，那么二十年来西方的形势，都了如指掌，中国学者或许不至于如此昏昧无知了。

想要兴办自然的利益，那么农学是根本。现在西方人种植的方法，施肥灌溉的方法，畜牧的方法，渔泽的方法，以及各种农具，都日新月异。李提摩太说中国想要开发地利，如果参用西法，那么民间收入可以突然增加一倍，补益可谓极大。然而旧译农书不过几种，而且都简略，无法从中取资，所以翻译农书是当务之急。

翻译出的矿学书籍，多讲炼矿的方法，未及采矿的方法，现在应当补译。然而此事非习西文、入其专门学堂，并且多次勘验不能成功。

中国人能耐劳苦，而工价低廉，将来必以工业立国。应当广泛收集西方人各种工艺书籍，译成浅显的语言，来教导百姓，使他们能知道其方法，通晓其用途。如果能使中国人人各习一业，那么国家就强大了。旧译有《西艺知新》等书，讲小工的学问；《工程致富》《考工记要》等书讲大工的学问；《格致汇编》中也多讲工艺。只是西方人此学日进无疆，如果能广泛翻译，多多益善。通商以后，西方来的商品是我国的大漏洞，华商不敌洋商。洋商有学问，而华商无学问。西方有富国学书籍，日本称为经济书，都综合地球万国的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的至理，其转运的方法，销售的方法，孜孜讨论，精益求精。现在中国想要与西方争夺利益，非尽通其学不可，所以商务书籍应当广泛翻译。旧译有《富国策》《富国养民生策》《保富述要》等书，《佐治理刍言》下卷也讲此学。

西方自希腊强盛时，文物就已大开。泰勒斯等七人，号称七贤，专以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学问，提倡一世

译而额拉吉、来图梭、格拉底、柏拉图、什匿克、安得臣、芝诺、亚里士多德、各德谟、吉利图、阼士（苏格拉底）、阿士对（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以理学闻名。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提马乌斯等人，阐发物理，所著各类书籍，深奥精妙。近世格致学家的言论，都推崇他们为宗师。后来果鲁西亚（格劳秀斯）、士白分（斯宾诺莎）、道弗（霍布斯）等人，以平民身份发明公理，成为后世公法的始祖。所以想要通晓西学的人，必须追溯源头于希腊罗马的名理诸书，就像想要通晓中学的人，必须追溯源头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一样。过去翻译这类书籍很少，只有明代人翻译的《有名理探》《空际格致》等书。然而这些译本未能尽得精要，而且语言多艰涩难懂。近代翻译的有《治功》《天演论》《辨学入门》等书，《几何原本》《奈端数理》等属于算理之书。算理，是理学中的一种。

译以上各门仅略举大概，对于旧时已有而旧时稀有的内容则详加论述。实际上，西方人的政治与学术日新月异，没有哪一本书不是随处可见的，即使将他们所有的著作都翻译出来并广泛传播，难道还会担心太多吗？只是在草创之初无法广泛翻译，那么先后缓急也应当有次序。我既然没有学习过西方文字，没有阅读过西方典籍，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哪里会有恰当之处呢？只是保留这一种说法，以供有力量的人采纳选择罢了。至于同一类目的书籍，应当在几本书中选择其中优秀的。例如记录西方国家百年以来事实的书籍，那里不下几十家，近来人所翻译的马恳西氏的书，听说并非善本。或许可以选择后来出版的，那些已经翻译的书籍，如果近年有续编以及驳议等篇目，都应当补译，以成就一家之言。这也是谈论翻译版本的人所应当留意的。

请谈谈翻译的体例。翻译书籍的困难，没有比名称不统一更严重的了。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名称，这本书与那本书不同，一本书之中，前后又互相不同，那么读者眼花缭乱，不知道听从哪个。道光、咸丰以来，考据金元史、论述西北地理的学问，蔚为大观。探究其根源，天天在纸面上争辩的，大抵不外乎人名、地名、对音、转音的异同。假如当时先有一部像《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类的书，确定统一的标准，凡是撰写著作的人，无不遵守，那么后人研究这些学问，就不会有争执了。现在想要整顿翻译事务，没有比编定这部书更紧迫的了。从前傅兰雅在制造局所翻译的化学、汽机等书，都列有中西名目表。广州所翻译的《西药释》，也有病名、药名等表，都是中文、西文两者并列，其用意最好。近来本报所翻译的各名称，也在卷末附有中西文合璧表，想要使后来阅读的人，知道我所翻译的名称，就是西方人的某个名称，如果有错误可以更正，如果没有错误可以沿用，这是整齐统一的方法。可惜没有悉心考据，未能作为定本。制造局的名目表则非常好，日后可以沿用了。现在区分门类，大约有数件事。

第一是人名地名，高凤谦说：“西方人的语言佶屈聱牙，快读为一个音，慢读为两三个音。而且齐地的人翻译为齐音，楚地的人翻译为楚音，所以同一个名称，一百个人翻译就有一百种不同。《瀛寰志》所记载的国家名称的歧异，多到无法计算。应当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从一个字到十几个字，按字排列，标注中文读音。外国以英语为主，因为以前翻译书籍多用英文。中国以京语为主，因为天下通行。从此以后，无论以中文翻译西方，还是以西方翻译中文，都以此书为根本。”见二十六册《文编》中，可以说是精当的言论。只是以前已经翻译的名称，则应当以通行的为主。旧译的本子，多出自福建、广东人之手，虽然其名称参用方言读音，现在全都不必更改，即使偶尔有读音的错误，也应当沿用。因为地名人名只是作为记号而设，求得举起这个号而听到的人知道是哪个人哪个地方，就足够了。近来人著书，有的夸口说纠正错误，说“英吉利乃一个岛屿的名称，称其国家名称则应当说白尔登”，说“西伯利亚的读音不合适，改为悉毕尔”之类，只是扰乱人心，没有可取之处。现在应当选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读的书，摘取其中的译名，确定为定本。那些继续翻译的本子，有名目为旧译所没有的，然后一律以英语京语为主，那就完美了。

第二是官制有含义，可以翻译含义就翻译含义，含义不可翻译，才翻译读音，这是不变的方法。人名地名不过是记号的作用，翻译读音就足够了。至于官制这一方面，等级差别很大，职掌各不相同，如果只翻译读音，就无法看出其职位如何，以及所掌管的事情。如《水师章程》等书，满纸不相连属的字，钩辀格桀，极难强行记忆，这是一个弊端。如果一律以中国官职来类比，则多有西方官职是中国所没有的。康成注经，以汉代情况类比周代，论者尚且讥讽其不恰当，何况习俗不同，沿革悬殊？况且中国官制名实不符，宰相不参与机要事务，兵部不掌管军权，其余一切无不如此。那么用中国情况类比西方，即使品位与职掌，也未必完全符合。如守土大吏，都加上督抚的称号；统兵大员，一概使用提镇的名称。鹿马同形，怎么能看出其恰当？至于中国本来没有这种官职，强行附会的，其乖谬，更不必说，这是另一个弊端。现在应当广泛采集各国官制的书籍，翻译一张通表，先用西文，列出西名，详细记录其居于何品秩，掌管何职守，然后摘取古今官制与之相当的，翻译为一个定名。现在有这种官职，就用今名；现在没有这种官职，就用古名；古今都没有，才用西音翻出名称。中国官称喜欢沿袭古号，就像抚兼副都之衔，而于是号称中丞；知州并非司牧之任，而沿称刺史。凡是这类，不一而足，都于正名的义理有违背。然而人人知道其为同名异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用西方官职沿袭中国称号，那么人们将因其所定的名称，来寻求其所掌管的职事。假如立名不慎，那么读者很少不产生误会的。就像英国印度的长官与威而士的长官，译者都

译称其为印度总督、威而士总督，却不知道它们的职权是不同的。这类情况极多，无法一一列举。选取参差错杂的名称进行比较以确定对应关系，这是最难的事。例如《历代职官表》，可以说是近代宏大完备的著作，然而它定例以本朝官职为主，将历代的官名列在下面，前代有此官职而本朝竟然没有的，已经遗漏很多了。收录其中，用古代制度勉强牵合当今制度，实际上职权完全不相类似的，尤其不少。同在中国，梳理其沿革尚且如此困难，何况用中国制度去对应西方制度呢？所以如果某官职古今都没有，切不可勉强牵合，不要翻译西方官名，只需用音译并注释其职权即可。此后凡是翻译书籍的人，都应当根据西文查阅对照表，统一标准，这样耳目就不会混乱，制度安排就清晰明了了。如果未能完成这项宏大的事业，也应当在译出的每个官名下面，详细注释其品级和职权，不要让学者产生疑惑。日本近来的官制，全都模仿西方方法，而其官名大多沿用汉唐的旧称。如果有中国古今都没有的官职，使用日本的名称，也是非常好的。

译第三点，关于名物。高凤谦说：西方与中国，古代互不往来，即使是一器一物的细微之处，也各自形成风气。有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有中国有而西方没有的，有中西都有但用途各异的。至于名称则完全不相通。译者如果不了解详细情况，凭主观臆断来翻译，往往同一事物，在两本书中名称不同。而且那些中国原本就有的事物，也不能举出中国的名称来对应它。现在应当将西方所有的物品，如六十四种原质之类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一一进行考据。其中中国已有的，用中国的名称来称呼；中国没有的，则考察已翻译的书籍，选择通用的名称来使用。那些在译书中从未出现过的，则斟酌该事物的原质和功用，另外拟定一个名称。见前文所述，他的论述是正确的。自生命产生以来，万物不断演变，从大草、大木、大鸟、大兽的世界，变为人类的世界；从石刀、铜刀、铁刀的世界，变为今天的世界。其间事物产生消亡相互更替，种类不一，有的古代有现在没有，有的现在有古代没有，有的古今都有，但古人未能区分它们的名称。比如六十四种原质，在古人看来，统称为气、为土、为石罢了。至于人造的物品，日新月异，名称的增加尤其无法统计。西方人因为文字与语言合一，所以有一物，就有一个音，有一个字，有一个名。中国因为文字与语言分离，所以古代有现在没有的事物，古人造一个字来命名它，现在那事物已经不存在，那个字也就没有用处；现在有的事物如果没有对应的字，就不得不借用古代有的字来强行命名。这就是借用古字的例子之所以繁衍增多的原因。然而用虚字假借实字，沿用已久，尚且无不可，如“不”字作为“否”字，“字”哉“字”之类。用实物而又假借其他实字来使用，则很少不让人眼花缭乱的。况且新出现的事物日益增多，难道能全部假借古字吗？所以为今天考虑，必须以创造新字为第一要义。近来翻译的各种名称，如“汽”字之类，是借字；如六十四种原质、锌、铂、钾等之类，是造新字。傅兰雅翻译化学书，取各原质的本名，选择其第一个音译成华文，并附加偏旁：属于金属类的加金字旁，属于石类的加石字旁。这种方法最好。以后翻译的名物，应当普遍采用这个例子。乃至属于鱼类的加鱼字旁，属于鸟类的加鸟字旁，属于木类的加木字旁；属于器具类的加匚字旁。其余一切，无不如此。既没有名称繁重的痛苦，又得到观察类别辨别事物的益处。定名之后，仍使用名目表的方法，并列两种文字以供考证引用。这是翻译家规范名称的宏大准则。

第四点，关于律度量衡。各国并立，则度量衡必然不统一；各国既然互通，则必然在那些不统一的地方思考如何使之统一。李斯制定秦权、秦量就是这样。现在将要翻译通晓万国的书籍，急切应当将万国的律度量衡列成一张表：一英尺等于中国多少尺，一英里等于中国多少里，一磅、一佛郎、一卢布等等于中国多少金。西方的名称，都应当划一，如有的称佛郎，有的称福兰格，有的称卢布，有的称留之类，各国类别不要有遗漏。四明沈氏有《中国度量权衡表》一本书，可惜不够完备，拾取补充它，就能成为宏大的景象了。

第五点，关于纪年。以孔子出生年份为主，其次列出中国历代君主纪年，其次列出西历纪年，其次打印度旧历纪年，其次列出回回历纪年，其次列出日本纪年，通合成一张表。那些小国，虽然纪年不同，但没有大事可记载的，暂时省略。以后翻译书籍，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凡是记载某国之事，就用该国的纪年作为正文，而将孔子出生年份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在下面。

翻译书籍有两种弊病：一是迁就华文而丢失西义，二是迁就西文而阻碍华文阅读。既然已经说过了，翻译之事，没有比佛经更早的；翻译的根本，也没有比佛经更好的。所以今天谈论翻译条例，应当效法佛经。自鸠摩罗什、实叉难陀都深通华文，不依靠笔受元装翻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历印度，学习其语言，接受其义理，归来后记忆所得，然后笔录下来。谈论翻译的人，应当以这种意义为最高。口译员代代相传，这已经是下乘了。凡是翻译书籍的人，将使人深知其意，如果其意没有丢失，即使取其文而删减增加、颠倒顺序，也没有害处。然而必须翻译者的学识与著书者的学识相去不远，才可以谈论这个。近来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即《天演论》），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是义理深奥、条理繁密的书籍，必须就其本文分别标识，则读者容易明白。经学以《仪礼》为最繁密，所以研究《仪礼》的人分章节务必极细。佛学以相宗为最深奥，所以研究慈恩学者修科文务必极详。现在西方人的格致、律法诸书，其繁密与相宗、礼学相当。凡是翻译这类书，应当全部仿照佛经分科的例子，条分缕析，才容易晓畅，节省读者心力。近来英国人潘慎文新译《格物质学》（即《化学鉴原》），颇得此意。

那些好书旧有译

译原本，而译文艰涩难懂、令人无法阅读的，应当选取原书重新翻译。南朝谢灵运修订《盘经》，使得其中的大义完全彰显；《华严经》《楞伽经》，都经过唐代翻译后才变得可读。这些前人的事例，如同同文馆旧译的《富国策》，而《时务报》上有重译的版本；广学会旧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而湖南有删节的版本，都比原译本通晓流畅数倍，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译翻译人员的名声和身价日益增高，翻译一部书，费用已经不可估量。而翻译局四处设立，各自不相互商量，往往同一本书，彼此同时翻译。从前制造局翻译《化学鉴原》，同时翻译的就有四本，白白浪费钱财，实在令人叹息。现在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各局打算翻译的书，事先互相告知，各自回避或选择，不要做多余无用之事。然而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力量，大概很难整齐划一。

请谈谈翻译人才。凡是翻译书籍的人，对于中文、西文以及所译书中专门学问，三者都精通，这才是上等人才；精通两样，是次一等的；仅精通一样，就不能称为人才了。近来翻译的西书中，书最好的是《几何原本》，尤为其中的魁首。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都深通数学，而且文辞足以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三者之中，又以通晓专门学问为上，而通晓文辞则是其次。现在国家设立方言学堂，其用意并不是教他们专门学问，不过是借来作为译署、使馆的通译罢了。所以那些学生也很少用专门学问来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几年，粗略认识蛮夷语言，一本书也没读，就已经出学了。像这类人，大概十之六七。拿着能理解中文、能说汉语的人，给他们讲授先秦、两汉的旧籍，想要他们理解，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求这些人翻译西文，大概也是这样。所以要想求得翻译人才，必须从设立翻译学堂开始。马建忠说：“翻译书院的学生，选拔分为两班：一类选拔已经懂得英文或法文，年龄接近二十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的人十余名，进入院校。他们所掌握的英法文程度的深浅，酌情补读，而每天翻译几篇新事作为功课，增加阅读汉文，从唐宋八大家上溯到周秦诸子，每天练习论说文，使文辞通达、道理明确，像这样一年就可以从事翻译。另一类选拔擅长汉文，年龄接近二十岁而天资超人的人，也是十余名，每天限定时间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如果能勤奋学习不停止，不过两年，洋文就可以通晓。”《适可斋记言》卷四，他的话是正确的。进入学堂一两年以后，就把翻译书籍作为功课，翻译人才养成而翻译出的书也已经堆积如山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只是翻译天文数学、格致、声光、化电、法律等专门的书籍，那就又必须分门别类地学习、潜心数年才能成功。

日本与我们是同文的国家，自古以来使用汉文。自从和文兴起，平假名、片假名等才开始与汉文混杂，然而汉文仍然占十分之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学习西学，所翻译的西方书籍重要的，完备其本国新著的书籍也很多可观。现在如果能学习日文来翻译日文书籍，用力少而获益巨大。估计日文容易学成，大约有几点：音节少，第一；音节都是中文所有的，没有棘手的阻碍之音，第二；文法疏阔，第三；名物象事多与中国相同，第四；汉文占十分之六七，第五。所以黄公度说可以不学而能，如果能强记半年，没有不通晓的。以此来看西文，更是事半功倍。

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高凤谦

有声音而后有言语，有言语而后有文字。然而五方的声音，长短高下，清浊疾徐，既然万有不齐，言语文字就因此都不同。有王者兴起，担心天下不统一，以统一文字为先。于是读书的人，拿着方寸的竹简，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没有不可以沟通的。然后中国的文字汇归于一，那些环绕中国而居的，如日本、朝鲜各国，虽然使用中国的文字，还不能没有差异。何况泰西遥远隔绝数万里，千年未通的呢？互市以来，天下竞相崇尚西学，竞相学习西文。然而音义诡异，那么学习就难；教授的人缺乏，那么找老师就难；由官府设立学校，那么周遍就难；由民间自学，那么经费就难；文义深远，那么成功就难；国家不止一个，那么兼通就难。只有用翻译书籍来补救，那么承担困难的人不过数十人，而受益的人将千万人而没有止境。泰西有用的书籍极多极完备，大略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的学问，近人还知道讲求，制造局所翻译的大多是这类，而政事的书籍则很少有人留心，翻译的人也少。大概中国人震惊于格致的难，共同推崇为泰西的绝学，而政事的书籍则认为我们中国所固有，不需要向外求取。不知道中国的祸患，祸患在于政事不建立，而泰西所以治理太平的，本来不专在于格致。何况格致的学问，各有附隶，不是制造的人不能学，即使学了也没有用处，而且需要仪器来资助考验，不是仅仅依据纸上的空谈。至于政事的书籍，剖析事理，议论时政，如果通晓汉文的人没有不能学的。如果能全力考求各国政事的得失，兵力的强弱，邦交的合离，风俗崇尚的同异，哪个国家应当亲近，哪个国家应当疏远，什么事足以效法，什么事足以警戒，没有不了然于胸中的。遇到有交涉的事情，办理比较有把握，即使想兴起一种新法，也不至于事事仰仗别人的鼻息，或者反而被他们愚弄。这就是翻译政事的书籍比格致更为迫切的原因。

译译书的关键有二：一是辨别名物。西方与中国，古代互不往来，即使是一器一物这样微小的东西，也各自形成不同的风气。有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有中国有而西方没有的；有中西都有但用途不同的。至于名称，则完全没有相通之处。译者如果不了解详细情况，就凭主观臆断，名称往往相同，导致同一事物在两本书中名称不同，而且那些中国原本就有的事物，也不能用中国的名称来对应，更有喜好创造新名、强行附会文义以显示自己博学通达的，让人耳目混乱，不知听从哪个，应当将西方所有的事物，如六十四种原质之类，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一一考证其中中国已有的，用中国的名称来命名，中国没有的，就广泛考证已翻译的书籍，选择通用的名称使用，那些在译书中从未出现过的，就斟酌该事物的本质和功用，另外创造一个名称，凡是西方使用的事物，用中文字和西文字详细列举，编成一书，颁布通行，后来的译者以此为准，不得更改。其他的权衡度量，各国各不相同，也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如英磅相当于中国权重的多少，法迈相当于中国尺度的多少，详细列举，附在前书之后，中西权衡度量表一书，金陵也有刻本，但考证不够精详。二是谐声，名物制度有含义可寻，虽然有差异，还可以考证，地名人名只有声音没有含义，尤其混杂，西方人的语言曲折拗口，快读成一个音，慢读成两三个音，而且齐地人翻译为齐地音，楚地人翻译为楚地音，所以同一个名称，一百个人翻译就有一百种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翻译，前后也可能互相不同，《瀛寰志》中所载国家名称的差异，多到无法统计，应当将罗马字母编成一书，从一个字到十几个字，按字排列，标注中文读音，外国以英语为主，因为此前译书多用英文，中国以京语为主，因为天下通行，从此以后，无论用中文翻译西方文字，还是用西方文字翻译中文，都以此书为根本，即使有一两个音不完全符合，也不得擅自更改，以求统一，这本书如果完成，可以与名物之书相辅而行，译者和读者都有依据，如果将这两本书呈给译署，请求皇帝批准颁行，命令各省译局及私家撰述一体遵照，尤其便利，这两者是译书的根本，如果译书的人，必须兼通中西文字才可以，那些专精西方文字的人，可以请文人辅助，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定要使所译之书质朴而不流于俗，广博而不失于荒诞，文义可观，又不失去原书的意思，或许也能成为启发人心、开风气之一助吧。

译翻译书籍篇

孙学修

考察我们太宗文皇帝，开创基业时首先将《资治通鉴》翻译成满文，然后才知晓中华大地古今政治风俗的由来，并以此制定制度。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全书》，此前翻译出的西方书籍四十一家，全部予以著录。宣宗成皇帝时期，俄罗斯进献书籍三百五十多种，也命令收藏于秘阁，择取重要内容进行翻译抄录。伟大的圣人之道，难道是追求新奇、夸耀奇异吗？大概是为了周知敌对国家的状况，扩大天下的师法资源，从而普及教化，使思虑无穷无尽。世间的事故，越久远越能匡正时弊、应对变化，这不是固守古法的人所能做到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么，如何做到呢？回答说：以多翻译西方书籍为根本。西方各类书籍分类最细，有的总括有的分列，并且都有专家。异国的文字，不是人人都能阅读的，确实可以通过观看译本使其通晓，所以他们的一切著述都非常完备。灿烂的中华大地，三十年来，开设宾馆，授予简策翻译书籍的地方，仅有京师同文馆、天津学堂、上海制造局这三处。至今合并中西人士官修私修的可读书籍，大约只有三百种而已。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除了报纸和经书外，凡是法律、交涉、史鉴、掌故、天文、地理、矿务、船政、算术、格致、训蒙、战法、农渔、汽机、测绘、工程、百家论说，不下万余部。著名都市的图书馆收藏万国书籍多达一百一十万种，与我们固有的相比，简直是大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更何况那里的政治学术每年都在改变，距今已经陈旧，士子如果有志于此，除了这些之外别无仰赖钻探之处，一知半解只能成为方闻之士的笑柄。现在用我们简略的知识去对抗他们，用我们蒙昧的习俗去揣测他们的灵巧，正如焦氏《易林》所说“贩鼠买蛙，无以成家”。想要让闭门造车的人出门后车轮合乎车辙，这真是难啊难啊！千人仰头汲水抱着瓮难道不劳累吗？万仞高的山因为一点亏损难道不令人贻笑吗？以他们每年出版的数量，即使删去芜杂、汇集精华，十中得五，也应当每年出版一百种。仅仅依靠上海制造局和天津同文馆，固然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曾私下认为，我们十八行省有官办书局的地方很多，推究其本意无非是流布实学，惠及士林，起初并没有中外之分。那么为什么不除了翻译中文书籍之外，兼译西方书籍呢？不烦费筹款，无需奏请，这边倡导那边响应，著述日益繁盛，广泛印刷廉价出售，祈求开启风气。至于应当翻译的各种书籍，应当先延访精通的人士，识别其门径，或者由出使大臣嘱咐通晓洋文的随员，在各国藏书楼深入研究浏览，撮取其宏旨，翻译为提要。了解哪些是紧急的，哪些是缓办的，审慎谋划，那么书籍都切合要害，人们争先恐后地感到高兴。书局的年收入因此增多，事情非常便利，为什么至今不过问呢？南徐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记载设立翻译馆的议论，还不如这个容易实施。有人说：中西文字不同轨，多次经过笔译口译，已经失去了原意。深入推究立论，应当从学习拉丁文字开始。你对此喋喋不休，是次要的。孙学修说：今天不是西方文字不兴盛为急，而是西方学术不兴盛为急。如果责备西方学术，必须先责备西方文字。老了才羡慕它，那么剩余的光阴无几；从小学习它，那么成就功夫已迟。趁现在，外派出国，内建书院，然而胜过翻译人才的人仅如凤毛麟角。何况那些通晓今古、中西名家的人呢？大概收效之难就是这样！有人在这里，预料春天必定温暖，却忍受寒冷；眼看禾苗必定成熟，却忍受饥饿，那么哗然说：这是大糊涂的人！预料成材有日，认为翻译书籍可以缓办，就是这种人。假如使历代圣人的典章不遵循，推广的方法不筹划，只读古书，得不到新义，耳目废置，事势寂然。古代圣王的治理没有新的简书，韩非谬误的种类所不乐意听到的。

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

梁启超

带着中原二万里灵秀之气，演绎四万万神明之后裔，资质的聪慧敏捷，种类的繁盛殷实，大地万国，哪有比得上的呢？只是因为民贼自私，愚弄百姓，于是使得聪明被禁锢，人才衰落，黄帝神农的后代将要成为奴隶，洙泗的教化日渐衰败。至于商旅，不能保护，回顾印度奴隶的由来，非洲牛马的缘故，能不愤慨吗？当今万国交通，新学大开，欧美法律日益详明，于是中原志士都发愤谈论变法，报馆学会纷纷兴起，北方在京师创立强学会，南方在桂海创立圣学会，湖湘陕西竞相提出条奏，云雾既已拨开，风气大开，疆吏以开设中西学堂为急务，总署也拟定派人出洋学习为要图。神州不沉没，或许依赖这个。日本三岛之地，千里之国罢了，近来效仿西方，维新政治，国势之强与欧洲西方相等，推究其缘由，都在翻译西方书籍，广泛激励学官的缘故。西方各学，如生物、心理哲学、化学光学、电学重学、农工商矿，无不兼备，并且能创新其文字，与中土本同。那里隔着渤海一带，我们中国人商旅在那里的人凡数千，秀丽的童子也复数百，而学堂未设，教化无闻，材技不开，人的灵性坐受禁锢，不可惜吗？西方通商之地，都有拜堂以尊崇其教主，有书院

译用此来教导那些年幼蒙昧的学生，然而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有数百万之多，却未曾听说有人建立尊崇先圣的殿堂，广泛推行书院的教育，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深感羞愧的事情。同乡之人，远则仰慕中国志士发愤图强的诚意，近则采纳泰西和日本的教育方法，在横滨设立学校，命名为“大同”，希望孔子所倡导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治理理念能在此萌芽。以孔子的学问为根本，以西文和日文作为通识学科，以中国中学和小学的章程作为课程准则，聘请中国通才以及日本大学教授担任教师，并在日本文部省备案，凡是毕业于此校的学生，允许他们进入高等学校、大学校或海陆军学校，以深造其专门学问。日本的大学已与欧美并驾齐驱，我们中国人想要去欧美游学却苦于经费不足，向东游历日本也就足够了。天子失去官职，太庙接纳音乐，这所学校的设立，不仅仅是为了教育旅居日本后来的优秀人才，也是为西学东渐提供借鉴。日本维新的治理，依赖于伊藤等少数人向西游历学习，那么中国拨乱反正的人才，怎么知道不会出自东方的学校，从而保全我们的种族，保全我们的国家，其关系难道只是微小的补益吗？希望有远见的士人，志同道合的人，各自竭尽才能，共同弘扬这一大义。像虞仲翔那样捐出宅院，像鲁子敬那样指向粮仓，或许杜甫诗中那宽广的屋舍，会忽然耸立在东瀛；徐福所带的童男童女，能回归汉室成为栋梁，挽回沧海的横流，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凡是我们华夏子孙，难道没有这样的意愿吗？

译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

欧甲

欧甲观察到西南边疆的巨变，忧心忡忡地思考其缘由，说道：“君权衰落而民权兴起，民权兴起而师道统绪兴盛，师道统绪兴盛而天下得以治理。师道为何能有统绪？因为君主和百姓都接受老师的教化，也就是都接受老师的治理。”君主与老师，是治理的根本。君主与老师共同治理，为什么说百姓是接受老师的治理呢？回答说：“五大洲的远古时代，都是武人担任最高君主的时期，那时的君主强悍勇猛、多疑猜忌，凭借武力控制下属，将他们当作臣妾和奴隶，担心百姓的智慧不利于自己的子孙后代。于是划分等级类别，禁锢百姓的生路，使他们没有其他的指望。就像婆罗门教、希腊人将人分为四等，欧亚古代将人分为世族和平民，百姓愚昧无知如同鹿猪犬马，听任在上位者的虐杀宰割，不敢有异心。后来有奉行天道的教主兴起，哀怜上天生养人类，不应有歧视，不应有隔阂，不应有差别之心，大家都想保全自身家庭，增进智慧，进入文明社会。于是宣扬仁爱，宣扬慈悲，宣扬平等，勤勉地教化君主，忧虑地告诫臣子，诚恳地关怀百姓。建立制度，创立义理，能够养育并教化百姓的，称为君主，称为有教化的国家；不能做到这点的，称为独夫民贼，称为没有教化的国家。”《春秋》的大义，乱世削减大夫的权力，升平世削减诸侯的权力，太平世削减天子的权力。圣明的老师想要达到太平盛世，所以让君主和百姓各自拥有权力。君主如果能遵循圣师的教诲，养育并教化百姓，不独自把持权力，那么太平盛世就实现了。因此，治理统绪源于教化，君主统绪源于老师。像孔子、佛陀、耶稣的教义流传于大地，除非是土司统治的国家、野蛮人的酋长，务必愚弄百姓，否则没有不遵从他们教义的。遵从他们教义的人，即使是尊贵的帝王，无不向北朝拜。所以汉代担任老师职责的人，如三老、五更，就有袒露身体割肉供养的礼仪；唐代太子拜见老师，还实行站立接受再拜的礼节。在那个时候，还知道尊重老师啊！元明以后，俳优和儒者，师道统绪已经断绝，君权独尊，民生更加困窘，举世不知孔子是教王，是师道统绪的源头。推行孔子的教化来治理国家，治理脱离了教化，于是用文昌帝君、关帝取代了孔子的位置，没有文字的碑石，擅自占据高位，谬误的学说流传，聋子盲人相互传授，于是导致阴冷肃杀，夕阳西下。因为《学记》条理详备，清晰地记载在典籍中，也没有人发明并光大它，大概是因为中原师道断绝，已经很久了！西方人见君主不跪拜，见老师则跪拜，每七天袖藏经典跪拜老师诵读，七尺高的孩童没有不知道有教主，君主和百姓颂祷称呼教主并祝祷，饮食男女等琐碎事务都悬挂着教主的画像而膜拜，获得一个新义理，创造一件新器物，无不归于教主的全能而供奉。于是师道的意义，广泛显现在西方，而师范学校的设立，也以西方最为完备。有高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普通师范学校，教育有根本，学习有秩序，施行于事务，体现在应用上，他们的政治、工艺，于是纵横于五大洲，凌驾于中国。日本人效仿他们，变法的首要措施，最初设立师范学校。其高等师范学校的章程说：文科，理科。文科教学科目九项：伦理教育，国语，汉文，英语，历史，地理，哲学，财政学，体操。理科教学科目十五项：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 physiology，农业，工艺，绘图学，其余同文科，而每门学科之中，又自有条目。他们用来讲求教育方法，以造就人才，作为老师相传的地方，美好啊，完善啊！况且引线的偏差，要看它的起点；山丘的重重，起于微尘。自从后稷在京城秭归，盘木沟壤，野草之中，选择嘉谷以遗留后代。有眼睛的百姓，至今颂扬粮食。野人终年辛勤劳作，于是也有收成，然而如果不播种不除草，就会长出杂草稗子了。师范者，是传承种子的意义。种子不好，所传承的就不好，青草苍苍，气味臭恶，走起来且僵硬；种子好，所传承的都好，芬芳浓郁，供养我的子孙。种子好传承好，那么万千世界都是良种；种子不好传承不好，那么万千世界都是不良种。因此用能开启智慧的人做老师，那么智慧种子的遍布，学会有才士，艺会有才工，商会有才商，耕会有才农；用不能开启智慧的人做老师，那么愚昧种子的滋长蔓延，成为人的奴隶，成为人的犬马，成为人的鱼肉。那些列国与中原，盛衰悬殊，难道是黄白不同种族，灵蠢不同禀赋吗？是他们所传承的种子不同啊。所以想要强大国家，必须使百姓智慧；想要使百姓智慧，必须使种子优良。女学者优良，是女性的种子；师范者优良，是男性的种子。男性优良女性优良，仁智大昌；男性强大女性强大，万物化光。还畏惧什么四方呢？唉！师道统绪将在中原兴起。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马建忠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的功课非常紧张，考试日期临近，没有空闲将日记抄录呈上。郭星使在四月下旬到达法国，五月初呈递国书札，我兼任翻译事务，并承蒙增加薪水，长者的恩赐，我怎么敢推辞？况且翻译事务少，不至于荒废学业，不辜负来到欧洲的初衷。五月下

译旬月间恰逢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共有八条：第一问关于万国公法，全书共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作战、疑难案件都收录其中。第二问关于各类条约论述，涉及各国通商、翻译信件、电报、铁路、度量衡、钱币、佃户渔猎、囚犯以及领事交涉等事务。第三问关于各国商例论述，商会汇票之所以能取信于人，由此可知近百年西方人的富裕，不仅仅在于机器的创造兴起，其关键专门在于保护商会的良法，美好的政治显而易见可以列举。因此铁路、电线、蒸汽机、矿务的成本极其巨大，只要以信用为根本，就不担心众人合力不能成就。金银有限而用途无穷，用纸币代替货币，以信用为约束，那么一枚钱可以获得数百钱的使用价值。第四问关于各国外交历史专论，包括公使、外交部、密信、重要函件，由此可知普鲁士称雄、俄国统一，以及俄土之间的宿怨、英法交替兴起的原因，都可以详细陈述。第五问关于英、美、法三国政治治理教化方面的异同，上下相互维系的方法，利弊如何？英国能够持久不变，美国则不变却多有弊端，法国则屡次变革屡次败坏，原因何在？第六问关于普鲁士、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四国政治治理教化，普鲁士鲸吞各邦，瑞士联络各部，比利时作为局外国家，奥地利作为新近崛起之后，处理各种事务，谁得谁失？第七问关于各国吏治的异同，有的实行君主制，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君民共主制，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审理法律的权力分开担任，不责成一人，权力互不侵犯，所以政事纲举目张，清晰可观。催缴赋税不由长官决定，贪官污吏无法逞其私欲；罪名由乡间长老判定，酷吏无法玩弄文字；人人有自立的权利，即人人有自爱的意念。第八问关于赋税的种类以及国债的多少，西方国家的赋税是中国的十倍，而百姓没有怨言，国债向百姓借贷，而百姓不怀疑，原因何在？这八条考题，考试对策共三天，书籍策论不下二十本，策问的条目大概有上百条，我逐一详细回答，都得到学师的高度赞扬，刊登在新报纸上，说我能洞察隐微、提纲挈领，不是那些只钻研旧纸堆的人可以比拟的。这也是因为西方人与我们华人交往尚浅，往往存有轻视之心，所以有一知半解，就赞许为奇特，那么他们觉得奇特正是因为他们轻视我们。我只有锐意考求，岂敢因一点收获而自夸呢？我自到巴黎后，与当权者相互往来，其中关系最好的，有他们所谓的“翰林院”几个人，专门研究数学、化学、格致等学问，以及各国政治兴衰的原因。各国钦佩敬仰，尊如北斗。他们见我考究西学，殷切教诲，常劝我考取那个国家的功名。我回答说远来学习，只求其实用，不追求名声。劝我的人说：“只追求名声而不求实用，我们西方人也担心这种弊端。但是名声不显扬，那么所学就不彰显，所以华人与西方人交涉，常常被欺骗蒙蔽，不是华人智力短浅、才能不足。名声不显扬而学问不彰显，就不足以使他们信服。”而且办理交涉以文辞律例为主，讲求富强以数学格致为本。中国不担心不富裕，而担心财富藏起来不被使用。将来采矿、酿酒、制造机器、修建铁路、开通电报等重大事项，处处都需要数学、化学、格致等学问。我国功名都以这些为宗旨，你想务实，意图就在这里吗？以你精深的学问去追求，考取功名如同拾取小草一样容易，何必害怕而不做呢？我把这话与两位监督商量，他们允许我去应试。既然参加了政治科考试完毕，然后参加文词科。六月底考第一场，为期两天。第一天用拉丁文模仿古罗马皇帝祝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的诏书，又用法文翻译埃及、希腊水战的拉丁诗歌章节。第二天考问地图以及希腊、拉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再次得到宗师的高度赞扬，说“希望法国参加考试的人像忠这样就好了”。当时在堂下听讲的不下数百人，都鼓掌称好。而巴黎报纸传扬几乎遍及，说“日本、波斯、土耳其人负笈来到巴黎的，本来就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的，而东方人唯独没有考取文词秀才的，有的话就从忠开始”。我想到这点微名竟然震惊如此，也可见西方人喜好名声到了极点。

译年终考核文词秀才的第二场，同时考核格致秀才。来年春夏之交，可以考核律例格致举科。近日功课稍宽，闲暇时去炫奇会游览。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人，车毂相击，肩膀相摩，比平日多了数倍。但炫奇会之所以陈列各国新近获得的技术，是让人仔细玩味。会终时表彰奖励最优者，原本是为了激励智谋之士。然而枪炮有前膛后膛之分，孰优孰劣？子弹有装填棉药火药之别，何利何弊？附于船上的铁甲，有横向纵向之分；燃于海上的电灯，有动静之别。而水雷则有拖曳、激射、浮沉的不同；堡垒则有连环、犄角、重单的区别。都没有定论，这是军法方面没有新奇之处。煤瘴潜伏在矿中，没有固定的方法可以避免；利用真空来辅助升降，没有好的技术可以施行。这是矿务方面仍然令人遗憾的事情。机器织造的布，敏捷但不耐穿；机器压制的呢，耐久但不光滑；机器纺制的绸，价廉但没有宝光。这是纺织方面仍然有待考究的地方。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体上都仿照奥地利和美国炫奇会的旧式，并没有创制新的样式。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只是惊骇见闻，终究没有大的益处。只有英国太子的珠钻，玩好法世家收藏的金石古皿，独辟新奇，是以前未曾有过的。然而这不过是夸耀陈设的精美，供游人观赏的乐趣，以奢靡互相夸耀罢了，难道是开会的本意吗？大概法国人设立这个会，意图不在于炫耀新奇，而在于铺张。大概法国战败赔款后，几乎难以恢复振兴。近来极力讲求富强，特意设立这个会，向外国人夸耀富有。有人议论中国赛会的物品，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项，而各省所产的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的茶未见罗列。至于瓷器不够古朴，顾绣不够精细，无一可取；而农具人物，且类似玩具。堂堂中国，竟然不及日本岛族。难道是因为日本的管理者是其土人，而中华则委托给西方人的过错吗？让西方人陈列中华土产，适宜他们见闻浅薄。有人拿此事询问我，我只说赛会另有监管之人，我不敢越俎代谋，又怎能详言其缘故？这是巴黎炫奇会的大概情况。私下想到我这次来欧洲，一年有余。初到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门在于制造的精良，军纪的严明。等到翻阅他们的律例，考察他们的文教，才知道讲求富强的以保护商会为根本，寻求强盛的以得民心为关键，保护商会而赋税可以增加，那么储备自然充足；得民心则忠诚爱戴加倍深切，而抵御外敌的愤慨可以期待。其他如学校建立而智士日益增多，议院设立而下情可以通达。那些制造军旅、水师等大端，都是末节罢了。于是以为各国的政治尽善尽美，等到进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然后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论断不错。英国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令都出于此。不知道君主只从事签署，上下议院只托于空谈，而政权掌握在首相与两三个枢密大臣手中，遇到难事就以议院为借口。美国监国由民众自举，似乎公正无私，然而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换一个监国就更换一番人物，凡是做官的都是其党羽，期望他们治理得好吗？法国是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靠世族，不知道互相结党营私，除了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如果不是同族而想获得一个优差、补一个美缺，艰难得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自忖对于各国政事，虽然未能窥见其底蕴，但已得其梗概，想汇为一编，名为《闻政》，取其不徒得之于口诵，兼资耳闻，作为进益。西方人以利为先，第一说开财源，第二说厚民生，第三说裕国用，第四说端吏治，第五说广言路，第六说严考试，第七说讲军政，最后以联邦交结束。现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年少无所学，涉猎不广，每有辞不达意的痛苦。然而我只记录所闻，对上不负中堂栽培之意，对下不忘西学根本之论，敢说是立说吗！

玛赛复友人书

马建忠

接到您的来信，嘱咐我根据中国情形拟定出使学堂章程。私下想到派遣使臣到各国，每年耗费国库银两数十万，对国事没有裨益，这是朝廷不得已的举措，不过是多开一个仕途，恰好满足钻营求取者的志向罢了。当今天下自诩稍通时务的人，无不说道治本在于富强，采矿炼铁，防守关口设置险阻，那么国库殷实而兵力日益振作，以此面对欧洲，谁不震慑？至于出使的人，不过是聘问专对的人才罢了，哪里足以谈论治本？然而说这话的人，已经过了数十年，而镰山无恙，磁铁宛在，炮垒战舰有的有但不适用，有的适用但未成军。至于出使，则使者几乎遍及欧洲。这就是所谓的治本，至今未能实行，而所谓的治末，反而被外人制约而先行。那么为现在的计策，也姑且就向来所谓不必先行者去做，设立一个可以先行的方法，使人得以制约

译我者，而我反以制人，大概像亡羊补牢、见兔顾犬那样，还算不算太晚吧。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只是严格选拔和任用人才罢了。严格选拔和任用人才又是什么呢？回答说：只是教导得法罢了。况且西方人希望我国派遣使臣驻在他们那里，他们的意图有两点：一是中华使臣驻在他们都城，凡是遇到重大典礼，也能跟随其他国家的使臣按班次去祝贺，以壮观瞻，这样使臣不过是凑个数罢了；一是西方人喜欢夸耀，近百年来政治革新，商业流通而民生之路日益宽广，设立议院而民情得以通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没有侵吞的担忧，诉讼则比照事理情由，没有严刑逼供的暴虐，百姓安居乐业，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互相侵扰，虽然没有大治的风气，却大致胜过太平的景象。至于街道整洁，路途平坦，没有打更报警的警戒，却有夜不闭户的治理，这是功效而不是根本。然而西方人常常以此自夸，说中国积累了四千年的教化却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而我们百年来破除旧见，日新月异，才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希望中华士大夫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而彻底改变图谋，确实没有比让我们的使臣置身于其中，朝夕观摩，作为日后回国后的师资，而不失向邻国学习善政的愿望更好的了。这样看来，各国之所以强盛，我们派遣使臣虽然带有铺张炫耀的意图，还有乐于交往的心情。假如使臣在刚持节出使时，只是递交国书，献上传颂之词，战战兢兢，只求没有过失就是万幸，不过问其他事情。或者西方都城的人士设宴聚会，衣冠楚楚，一去就退下，闭门不出，不结交一个人；即使偶尔有应酬往来，又都是该国所谓攀附权贵之徒，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全是庸流，那么只会让西方人暗中嘲笑，认为东方的人不可与之交谈。如果说土耳其和波斯等国，知识未开，他们不懂邦交之道，也不奇怪。日本性情像沐猴一样，不辨贤愚，不知本末，他们学习我国，时间尚新，也应当不深相知。中国则是我们素来仰望的，拥有四千年文物教化的国家。现在使臣初到之时，也有参赞随员的名目，也有国书颂词的呈递，彬彬有礼啊。而对于我国的政教、财用、法律、军备等大事，却没有见他们过问。难道是知道却不屑于问吗？还是不知道却假装知道呢？或者是轻视我们而派来交际的人呢？我们难道也像土耳其、波斯、日本那样吗？这是因为他们固守旧见自封，虽然出使，心还在中国。由此看来，这样的使臣不足以被尊重，反而因此被轻视，不是非常可惜吗！然而这并不是派遣使臣的策略错误而不可行，也是由于出使的人没有选对，培养他们没有尽到方法罢了。参赞随员等名目，不过是用来调剂私人关系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协助处理公事的人才。得到这些职位的人也知道自己侥幸而来，不过是计算几年积累的薪水，为日后衣食生计打算。如果一定要考察实学，那么应当学习他们的方言语音，刚开始学习而任期已满，匆匆返回依然像吴下阿蒙一样无知。问所谓洋务是什么，不过是记下一中西之间的水路里程，以及妇女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的事情。即使稍微懂得大体的人，也不过说西洋政治大多重利而崇尚信用，探究他们重利尚信的原因，也只是杂乱地列举事情作为证据，而对于其本源之处，茫然没有听闻。唉，这难道

译朝廷之所以给予高官厚禄，特意开辟这一途径的初衷，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这不是初衷，而是事态发展必然导致如此，那么其中得失的原因，值得深入长久地思考了。

出使遥远的异域，在周朝、秦朝以前从未听说过。大概始于汉武帝时期，应当与将相相提并论，其受重视的程度如何呢！必定是那些人的见识、气量、胆略平时就充裕，温和文雅、博学多识足以应对各种情况，深沉安静、宽宏大量足以包容，而且通达人情，熟悉世事变化，能够排除阻碍、引导方向，从容不迫地处理事务，在异同刚萌发时就消除分歧，在利害刚显露时就洞察先机，然后才能胜任并感到愉快。董仲舒曾说：“平时不培养人才而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文采一样。”况且西方国家向来重视使才，屈指算来近百年间，除了璧斯玛、大意郎、加且高弗、巴末斯顿等寥寥数人外，仍然难以选拔。何况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不与外人交往，没有读过他们的历史，没有学习过他们的语言，一旦远涉数万里，却说对他们的政治教化、风俗习惯的根源和细节能够熟悉了解，这好比让刚学说话的婴儿，咿咿呀呀就能合乎音乐节奏，让刚断奶的幼儿，就能熟练地掌握礼仪仪容，即使有枣子的引诱，夏楚的威严，最终也是两败俱伤而无处施展。这难道是用心不尽力吗？是不衡量才能而强行任用，不考核功劳就急于要求成效罢了。

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人情乐于参与成功之事，难以参与开创之举。凡是我所说的衡量才能、考核功劳，起初并不是为了做惊世骇俗、非同寻常之举，高远而难以实行，只是就今天同文学堂等已经取得的成效，针对中等才能的人容易知晓、容易做到的方面进行变通增减，教导得法罢了。

拟在上海设立一所学馆，招收身家清白、聪明俊秀的子弟，凡是五经四子书全部读完、文理初步通晓的，以十五岁以上至二十一二岁为限。招收之日，用策论考试，或者给他们一篇名臣奏议，让他们阐述其主旨，或者加以驳辩，以词意清晰顺畅、气机通畅达意为主要标准。每年录取十人，以三年为期限。第一年教授法国拉丁语言，第二年教授文义，第三年教授词章，各有规定的期限。正课之外，仍然兼修华文史鉴，不得偏废。又时常讲解外国历史，以及数学、格致之学，都应当了解一二，作为日后应酬的资本。每年有考核劣等的革除，优秀的才准许继续就读。三年后总考，被选录的咨送总理衙门，或留在内部当差，或外放为随员。像这样试用一年，这一年里，每人仍然自读英文和法国律例摘要，以备后两年课读之用。一年期满，由所跟随的使臣出具考语，送至巴黎使馆。学馆内仿照英国人在京都设立领事翻译学馆的意思，英馆的薪俸束修每年高达六千三百二十三磅，巴黎学馆责派一人来管理，就像英馆有汉文正使一样。学习两年，入馆之初，先将每个学生试用一年中所学的略加考问，以观察其荒疏或熟练，荒疏则责令重学，熟练则进入两年的正课。这两年里所讲的，是公法律例条约，理财赋税，以及各国交往的公函；所课的，是法文与华文公函，英普两国语言。两年期满，汇总考核咨送总理衙门，或留在内部做司官，或外遣为三等参赞。像这样从头到尾六年，就是所谓的教导得法。虽然对西学只学到最粗浅的，但基础已经建立。而且前面升用的人，用言语来测试；后面升为二等、头等参赞以及公使之类，则用事务来测试。从学生到参赞，历经六年之久，这个人的才能品德也已经显著。而前三年用文字约以学规来约束其心志，一年试用放宽约束，以观察其自我操守。而且三年文字之后，又让闲养一年，使那些年少气盛、狂傲不羁的习气，借使馆的差事来消磨改变，然后两年的功夫专习西学，宽立期限，严格督促课程，得以虚心下气成就可造之材，而避免滥用的弊端。每年选十人学习文字，再经过六年才能造就，不过十分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风气开通而士风改变，不但使馆没有人才难得的感叹，而且先前以正经学业加之，学习孔教，根本确立，日后发挥作用，或许可以内调以辅佐国政，未必不出于此。这就是所谓姑且就那些不必先行做的事，而设立一个可以先行的方法，计策似乎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至于两处学馆的费用，不妨由各使馆严格剔除侥幸任用之人的薪俸来资助，这样国家不费财而有实用，培养人才的功效，虽然在十年以后，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

论新学部亟宜设立

英人李提摩太附

历来古今的人才出于学校，而学问之事无穷尽，也有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学者不以不知道为耻，反而用虚矫夸大的言辞来掩饰自己，动不动就说：“事情不是先圣昔贤所论述的，事物不是六经典籍所记载的”，学者就不去追问了。不知道泰西的船只往来于中华，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创局。天变人事，恰逢其时，其政事、言语、文学、风俗的不同，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

译未能及时见闻。如果拘泥于圣贤的论述、经籍的记载，一旦有事发生，朝廷不能识别通晓时务、顺应变化的人才而加以任用，那么在交际的适宜、措施的方略上，难道会有恰当的吗？身处当今的时代，从事当今的学问，就不得不借助他们所通晓的来通晓我们所不通晓的。而我们儒家确实不能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推托说难以做到，或畏惧他们。考察百年前各国闭关自守，划清界限，往来不多，其国内的一切政治、文学，没有不自以为是的，正认为其他各国都有不足之处。近百年以来五大洲互通贸易，声教广泛传播，才知道各国都有可取之处，所以竞相创立新学，选择好的加以跟随，作为教育培养之用。回溯八十年前，英国刚得到印度时，深深感慨那里读书人很少，因此定下章程每年拨银四万作为开办新学的费用。从那时直到今天，用银资助开办新学一年比一年兴盛，计算近日印度新学费用每年需要银达到七百多万。凡是该地有竭力设立书房的人，每名学生，国家必定资助银几分，因此传教士设立书房很多。查欧洲无论男女，每百人中识字者有七八十人，只有印度境内每百人中仅有识字者四人。目前新学习气日益兴盛，而印度识字者每年增加达到一二百万人。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英国有报馆四百五十处，每馆印出的报纸数量不等，最多的约有二万张，可见新学在印度已经大行其道了。像日本国，不过是亚洲东海的一个岛国罢了，人口不到印度的七分之一，却对新学孜孜不倦，极为研究。十几年前设立新学部，花费银两不多，现在每年新旧各学用到银六百万，此外又有教士分别设立中等书院以广泛培养人才，而日本绅士官员虽然不在其中，因为知道这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各自愿意捐银几万，帮助完成善举。更有国家新学部所设立的中等书院五处，其中有几位大臣，极力推荐教士总管各书院，其意图在于教士可以兼授英文。英文既然通晓，西方各国的书籍自然容易融会贯通。至于新学部的各项事务，则派亲王总办，以显示郑重。这是日本国设立新学部的大致情形。如果中国学校法度的完善，渊源的深远，辟雍钟鼓遗留的恩泽尚未湮灭，实在不是五大洲各国所能企及的。只是学校的书籍只知道叙述古代，自我局限在一隅，不能博通五大洲、近达时务，实在可惜。因此海禁大开以后，西方国家的教士接连来到中国，他们喜好行善的情怀，与其他国家一样。创立新学，凡是创设商局，开矿，开铁路，并带领人出洋学习西方学问，没有不是教中的学生，如容观察纯甫，唐观察景星，马 observations 眉叔等人。在中国从前看待以上各方面，都无关得失，到现在办理有成效，才开始共同知道其有益，而追溯其由来，实在都是教士奠基的。至于现在遍布电线，纵横达到三万余里，加上各国开矿，南北开铁路，没有新学的力量，不能达到这个地步。所可惜的是，中国在新学这一方面，不太认真，用途也有限。如派学生赴美国时，只一次，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再福建船厂学生派赴欧洲，三年共拨银二十万两前后仅此两次，实在不是长久培养人才的计策。能够长久造就人才的，只有同文馆一处，总管丁宝桢颇有学问，很可以造就人才，可惜经费不多，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只能与小书房相等。如果为国家大计，广泛储备杰出的人才，则还有不足之处。然而以前派出洋学习新学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已经收到实用效果。如果京都译署，如果南北通商节署，其余如湖北，如广东，如福建，如浙江，沿海各处，没有不有新学的人作为指臂之助的。在没有新学学生之前，常与西方国家失和，近来则中外相安，彼此情意融洽，其得失的程度难道不是很明显吗？然而以前学习新学的学生，也只知其大概，而精微的领域，终究没有深造。试看其他国家自创立新学以来，早就获得富国养民的益处。现在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难道可以反而落后于人吗？如果中国突然改变计划，想要推广新学。应该特别简选亲王游历五大洲，遍览各国风俗政事，使知道新学是当务之急，切实讲求，也设立新学部，再多筹经费，广泛设立书院，从此逐渐推广，人才辈出，为国家效劳，为海疆保障，大用有大效，小用有小效，又有什么难超越西方人的呢？我私下为中国拭目等待。

译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

英人李提摩太附

曾有人说，人才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此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慎重。然而作为辅佐君主的股肱之臣，常常需要贤才；探究事物的原理，尤其需要博学之士。曾见过微小的小国，突然振兴；高大的大国，忽然衰败。这并非全是因为治理不得法，也确实是因为人才不得当。普天之下，哪里没有人才，关键在于培植的方法得当。而培植的方法，没有学问就无法奠定根基；想要增加学问，不诵读就无法开阔见识。然而有益的重要书籍，卷帙很多，价值很高，不是贫寒的读书人容易买到的，所以书院的设立，尤其不可不急迫。近来考察各国的书院，排列像繁星一样，应当推英国伦敦博物院的图书馆为首屈一指。而且英国的书院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花钱让人随意参观的，到处都有。如果和博物院的图书馆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只看它的形制，顶部做成圆形，纵横各十四丈，除去围墙，那圆顶还高十丈零六尺。纵观大地之上，除了罗马城大庙的殿堂，就应当以这座楼为第一。楼内圆顶之下建围墙，墙内建成格子，就是藏书的柜架。藏书最高的地方都有台阶可以攀登，周围格式一律，取书非常方便。楼内的书籍任人阅读，只是不准借出。计算下层随意可阅的书两万卷，上层收藏的是各国语言文字以及一切实用学问的重要书籍和各月报，共五万卷。那圆顶的形制，雕刻非常精细，施加金银各种彩绘，都着淡色，所以楼内光彩陆离，耀眼夺目。内置长桌十九张，小桌十六张，足够三百多人坐。从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开始，允许妇女进入参观，所以又特设两张桌子以备妇女坐。这两张桌子之外，也允许随意坐在长桌上。中间设立隔板，对坐的人互不相见，使专心阅读的人不至于被人扰乱兴致。楼内的形制本来属于圆形，譬如车轮，长桌的设置像车轮的辐条，桌子的形制则是头低尾高，虽然阅览的人坐满厅堂，但刚进门乍一看却不见人多。屋子中间放置围柜，把三百卷书目陈列在上面，使人容易检视。这柜子像车轮的轴，各桌都能相接，所以像放在左右一样。围柜内最中间的地方，是总管图书馆的人的座位。虽然阅览的人三百多人，实在不难举目就能全部看清。追溯查询这座楼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初创的人名叫噶瑞，立法美好完善，至今都遵循旧章，毫无弊病。只是制度的华美，日新月异，而观书的人数增加很多，和以前百年的气象就不相同了。楼内阅览的人四面都能写字，而且有仆役，如果想看什么书，就写一张纸条交给仆役，立刻照取。即使是世家自己设置书楼，恐怕也未必像这样方便。书楼规例几条，也详细记录在下面：一，书楼的设立，原本是为了供人阅览，增长学问，只是礼拜日和各节日不得进入参观，其余日子无论风雨，都打开各门。二，开楼时刻，从西历九月初起到四月底止，早上九点钟开门，晚上八点钟关门；从五月到八月则九点开而七点闭。三，想要进入观书的人，先将其来意、住址写明，交给总管阅览。四，未进入前两天，须有推荐信送到总管，如果推荐人确实可靠，本人只写住址，盖姓名章就可以进入。五，推荐信如果不可靠，总管就不允许进入，或者和董事共同商议。六，进入楼的人各领一张牌子，以后随意持牌前往参观，到换牌的期限，凭总管更换，如果不换牌则不得再入。七，所领的牌子随身佩戴，甲领的牌子，乙不得冒充前往。八，年龄不满二十二岁的人不许入楼，如果一定要进入参观，也可以和董事商议。九，不准污损书籍。十，写字不许把纸放在书上而写。十一，楼内地图和各图画，如果不向总管说明，不准用纸加在图上照影描画。十二，楼内须雅致安静，不许高声喧嚷。十三，阅览完毕的书仍放回原处。十四，不遵守规例的人不准入楼。十五，如果擅自取书籍出楼的，按照偷窃的条例定罪。十六，让仆役所取的书，也必须交给该仆役送回，抽取原来的纸条，如果不抽回，似乎书仍未交，恐怕引起争论。十七，本楼人有得罪看书人的地方，仆役有不好的地方，允许看书人写信告知总管。书目册上收录每天进入的书以及各报纸，都分门类注在各作家的名下，书目的旁边各有暗记，阅览的人不知道。本楼人一看暗记，就知道那书在什么地方。观书的人，想看什么书，应当将书名以及暗记一并写明，仆役以便检取。只是记录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年之中，计算阅览书一百十万四百五十次，阅览书的人十五万四千七百廿九人。增添书籍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按照美丽的格式装订成书的二万一千六百廿一本。这里面为人

译新增赠送的书籍三千三百七十六本，国内造书人按惯例送入的一万零一百二十七本，外国造书人送入的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本馆自行购买的五千八百三十五本。在这几年之内，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呢？唉！真是兴盛啊！英国近几十年来，人们只夸耀它称霸世界、人才辈出，却不知道正是其培养人才的方法导致了这一结果。这正所谓人才得以任用而国家兴盛。然而，设立书院的方法看似平常，但长久实行，其效果快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般迅速。如果真能仿效这种做法，人才的涌现也必定接踵而至。我翘首以盼。

译伦敦学校年度报告

英国无名氏附记

伦敦学校工程局呈报，在上年学校情况的报告中，有一项关于教育部批准增置校舍地基和房屋的条款，现抄录如下。

从上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至本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止，文中所称的“上年”即指这一年。本局按照官方价格购买了二十六处用于建造新学校的地基，又增购了四十二处用于扩充学校的地基，此外还有五十七处拟购的地基，或用于新学校，或用于扩充学校。在所购各地中，对于有价值的物品，由本局议定给予价款十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英镑，丈量费用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七英镑。截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所有已购及预定购买的地价共计二亿九十八万五千三百七英镑，额外费用共计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英镑，即工程局先后所购各地总价共计三亿八万九千五百五十英镑，额外费用总计四十一万九千六百三十英镑。

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开学的学校，包括上年增设并已开学的三所学校在内，共计四十所。此外，扩充的二十所学校也已完工。那增设的三所学校，连同地基、房价和铺垫费用一概在内，共花费八万七千八百四十八英镑，可容纳学生三千九百一十八名，即平均每名学生费用为二十二英镑八先令五便士。扩充的学校添造房屋等项共计花费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英镑，可容纳学生五千九百七十一名，即平均每名学生费用为二十一英镑十先令九便士。所有应设的新学校及地基所需各项费用，经教育部批准筹款九万二千十二英镑，扩充所需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英镑。

本市所有三百零七所学校，其房屋铺垫等项的详细账目已于九十五年九月间结清并上报备案。房屋费用平均每名学生为十二英镑十四先令二便士，铺垫费用每名学生为十先令六便士。上年本局批准由承包商建造的新学校计十一所，可容纳学生九千八百八十四名，定价十九万五千六百二十英镑，平均每名学生折合十九英镑十五先令十便士。又承包扩充学校十七所，可容纳学生五千一百六十七名，定价十一万九千一百十九英镑，平均每名学生折合二十四英镑五先令十一便士。

现在新设的十一所学校中，其中八所，每校应有一间礼堂，其余三所，每所仅有一至两间礼堂。此外还有厨房、洗衣房，即手工艺教学总会，或即教授低年级学生的各教室。至于新设学校与扩充学校造价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扩充学校原本是为了将已有房屋进行特别整顿，使其极为适用，且有数处连同厨房、洗衣房以及客房、物理、化学等房间均由承建人包揽在内，其余各工程由人承包，经局方批准者开列如下：厨房总会十一所，洗衣总会十三所，手工艺教学总会十八所，手工艺教室十八间，又教授专门学问的教室十一所，接生教学房三所，又五所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应有各房间，又游乐场二十七所，又学校应开的沟渠及按养生法所需各项工程。其中十九所合计价款三万六百九十七英镑，其余八处工价已算在扩充学校房屋费用内。

用于温暖学校的热水器具，又改造各房屋。现在新设学校取暖房间的方法，均使用蒸汽而非火炉，即扩充各学校也照此法。将来再设学校拟使用双分汽锅，使一锅损坏时另一锅即可使用。再在天气严寒之时，两锅又可并用，使房间较为温暖。

上年本局命令委员在阿馁雷地基上设立一所学校，专门教授聋人。所绘制的学生寄宿学校图样，有房屋五所，均按照住宅建造方法，可住男孩九十名，女孩六十名。该图纸已经本局批准。所有阿一尔地方的戈登房屋，本局也决定购买，作为女孩工业学校。上年学校所设的沟渠也整顿一新。另有学校一百六十三所，有的油漆，有的仅内部刷白，有的仅外部刷白，有的内外均刷干净。再所有修理十八县学校房屋，有九县仍然沿用本局自雇工人的方法，计催促工人五十六名，修理铺垫等项由本局长工自行修理，计用长工五十一名。至于承包商雇佣工人的工价及工作时间，由本部在每个合同内规定。那些承包建房的水木作，如果应照伦敦所定工价办理，其所雇佣工人应付的价款，即须照伦敦建房公所及伦敦建房工业董事共同确定的价格支付。如果承包建房的水木作不受伦敦定价限制，则其所雇佣工人应付的价款，不得低于通常所定的最低价格。本局所雇长工的工价与承包建房水木作所付的价款相同。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建的新学校，计十八所，可容纳学生一万六千

译共七百四十二名。又在扩充的十八所学校，可容纳学生五千九百五十七名。另外，需要扩充且已经本局核准的学校，共计三十一所，可容纳学生一万零一百六十名。此外，文部核准的八个县学校应添置的地基，拟等下期会议再列入清单，其中可容纳学生二千四百九十名。截至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学校所备供学生嬉戏玩耍、每逢礼拜日开放的场所，共计二百九处。

译西方学者论学记录

英国人佚名附记

本埠书籍会邀请傅兰士先生在公署讲论一切经世致用的新书，在座侍立的有荷兰籍司事以及通达时务的各位先生，聆听他的绪论。于是傅兰士慷慨陈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列国争强，群雄并立，各位君子不可只停留在寻章摘句上。应当阅读的书籍，一是司利先生所著的《英国增广疆域记》；二是差路士地路企侯所著的《大英国志》；三是马闲先生所著的《海上权势史录》。这三位先生都通晓时势、通达变化，虽然他们著书教人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有益于人的道理是一致的。”司利先生教人的方法，在于借鉴古今之事，预防后世的祸患罢了。至于他的书所叙述的，是英国历代历史，起初是英国，其次是大英国，再其次是大英帝国，都是从维新以后开拓版图，直到今天，囊括四海，加拿大、好望角、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澳洲以及大小各岛，都奉行正朔，列为屏藩，东西南北数万里，消息相通，旗帜遮蔽日月，土地广阔无垠。这是想要经世致用的人，应当读完的。马闲先生教人的方法，在于阐述大英国强盛的原因，列国兴衰的缘故，荷兰国、法兰西国、西班牙国、葡萄牙国为什么过去兴盛现在衰败，为什么过去强大现在弱小，一一剖析分明。而他最重视的，是说英国富国强兵，保持盈满、保全安泰，都依靠海权的力量。这本书还记载了近海各处的地图、水道、人口、政教、物产、商务等情况，以及查考1660年至1783年英法战事，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从头到尾，兵法炮械，无不罗列。又说：“英国旧制使用桅船桨橹，现在用铁甲蒸汽机代替。昔日炮队齐响，其弹丸的重量不及今日一炮的威力，如今弹丸所及之远，是五十年前无法梦想的。虽然军械悬殊，但战事的大纲，古今相同，因为船舰的快慢，弹子的缓急，都像寒暑风雨的仪表，各有变化，所以可以取古今兵法来阅读，就知道后世变通的事机了。”至于蒸汽战船，尚无史书记载，虽然偶尔记载，也不过是今人已读的兵策稍作变更罢了。马闲又说：“近世战事情形，以预备轻捷为第一要义，所以两敌相对，能进退神速者胜”，这都是战策的确论，至于论今世的武备，其轻捷便利，可以说远胜前古了。傅兰士所说，上下古今，各人侧耳倾听，无不心悦诚服而散去。

格致书院教演化学记录

栾学谦

化学是格致学中最重要的一门，其益处很多，用途尤其广泛。近可以体验自身，远可以考察万物。大到足以穷尽天地山海，小到可以剖析毫芒忽微。所谓“化”，乃是遵循天地自然的变化而变化，观察万物分开可知，各物的原质，合起来足以变成新物。所以虽然物类万殊，形性千变，没有不可考察其所以然的，而且能分合变化，以效法造化的元机。大概造物的妙用，无不根源于化学。比如轻气与养气本是气体，不经过化合就不能成为水；坚硬的石头非常坚固，不经过变化就不能碎为土。银、铜、铅、锡都是金属，不经过化合就不能变为炭。养气等物质，分开则气体定型，有虚实并置一处，久而不变；然而一经化合，就能产生火势，火焰逐渐炽烈。由此可知数十种原质运行于天地之间，都有交互化合的能力，于是形成亿万种化成的物类。然而这只是死物质罢了。由死转生，造化更加巧妙。植物初生，开始是苔藓，接着是草莱，大到参天拔地的树木，美到开花结果的树，没有不是由“化”这一道理，逐渐生长的。至于动物，小自微虫滴水成世界，大到鲸鲵以海洋为巢穴，以至于贱如狗猪，贵如人类，没有不是由“化”这一件事，孳育蕃息，生生不已的。假如没有化学的道理，那么天地就是块然死物，今古不变，新旧相同，那么世界之中，哪里会有如此穷巧极奇、无量无边的万物呢？而造物的道理，在化学中才开始显现其巧妙；而化学的用途，在物理中愈发显得广阔。人们怎么能对它不知晓，习以为常而不察呢？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化学，就像古代的丹术，只是所求有广狭，所得有实虚。丹士熔金炼药，一是寻求黄白致富之术，一是寻求长生不死之丹。然而数千年来，炉火炼丹的人代不乏人，从未听说有真能点石成金的，也没见真有历世而不死的。果真能这样，那么世间的石头都可以变成金子，而金子又哪里值得珍贵呢？况且长寿的老者，古今都还存在，而大地将无法容纳他们见识的狭隘，事理的荒诞，不用智者就知道。现在的化学所求的道理，所得的物品，虽然未能满足古代丹士的愿望，然而化炼地矿，只觉得金类日益增加，民用富饶，国势日益强盛，这是

译化学的显著功效，其深远验证远远胜过点石成金之术。而炼制药物、提取精华，任凭医生随意取用，治病容易痊愈，虽然缺乏长生不老的秘诀、起死回生的丹药，但确实能够延长人的寿命，这算是化学的实际效用，胜过炼丹士的虚名。上天化生万物，有固定的质地、固定的性质、固定的形态，不可勉强。金就是金，石就是石，想要强行把石变成金、把金变成石，不仅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违背了上天化生万物的本意。而上天创造人类，原本设计是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从老年到死亡，死与生循环往复，是一个巨大的轮回。人虽然能够返老还童，却无法起死回生，更不可能长生不死。这不仅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这样的方法，而且明显违背了造物主生死循环的根本原理。因此，化学之道，完全遵循上天主宰化生万物的本心，顺应物理的自然规律，每日追求精进，务必探求真理，不厌其烦地详尽考究，方法贵在取得实际效果。凡是前人一切虚妄荒诞的方法、没有根据的说法、恍惚无凭的事情，一概摒弃。现在所考证到的真理有多少，就应用多少；还有许多尚未获得的真理，或者推求未尽、研究未精的，就留待后来者，集思广益，汲取众人的长处，从而形成一门有用的学问。医药不靠化学不足以考究事物的形态与性质，动植物不靠化学不足以体验生理机制，大地不靠化学不足以熔炼转化基本元素，金石不靠化学不足以鉴别真伪。而卫生养性的道理，日常饮食之间，无不依赖化学。所以化学是各种学问的根本。西方人深知其益处，所以儿童入学，就聘请专门的老师。中国关于化学的书籍，近年来已经翻译了很多种，有志于学习西方学问的人，常常涉猎到它，可惜大多浮浅滑头，只知皮毛，不求深入理解。偶尔有一两位笃志学问的人，能够自己通晓，但没有亲身尝试，终究隔了一层。近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颇不少，之前看《申报》，有消息说濮院的董东初先生通晓化学，打算在上海设立化学会，聚集同好来讲求。我原本打算前往观看，借此开阔眼界，可惜至今学会尚未设立，也是一件憾事。

译我对这门学问原本只知皮毛，因为看到书院里学习的各位朋友大多对此有兴趣，所以我不自量力，从今岁书院开学以来，每逢星期前一晚，讲授《化学鉴原》几篇。无奈该书首卷多属化学条目，道理颇为深奥，听者觉得枯燥无味。然而学习化学不能跳过这部分而深入，不得不逐段讲解，历经几个夜晚，才完成这一部分。虽然大家未能多得其中的旨趣，但我仍希望此书讲完后，再回顾前卷，能豁然贯通。等到讲第二卷，先讲养气，后讲轻气，都是论述实质实事，学者容易明白。随后做了三次演示，初次演示养气，用钾养绿养与锰养粉华（即无名异），等量混合，研细置于铜壶内，就地烧取养气，盛于藏气筒，换入玻璃瓶，点燃蜡烛放入瓶中检验，如第一图所示，蜡烛极亮。又取一瓶养气，点燃木炭放入，木炭也燃烧得炽烈，这是因为养气最能助燃，所以蜡烛与木炭即使只有一点火星，一旦进入气中，无不立刻燃烧而明亮。烧后用蓝色试纸放入瓶中检验，纸变为红色，由此知道瓶内之气已变为酸性，所变的是炭养气，因为养气与蜡烛、木炭等炭质相互化合而生成炭养气。另取一瓶养气，点燃硫磺放入，则发出蓝紫色的强光，后用蓝色试纸检验，也变红色，只是这变红的酸性物质不是炭养气，而是硫养气，也是气体。后用钢丝弯成螺旋形放入养气瓶中燃烧，未能成功，一是因为瓶子太小而养气不足以燃烧，二是因为钢丝略粗及丝端，硫质烧得炽热，而瓶内养气已尽，所以来不及烧红铜丝。随后想在养气中燃烧磷，因没有合适的大瓶，遂未成功。这是四月以前两次试验的情况。四月中旬，傅兰雅先生已经回到上海，偕同秀耀春先生到书院观看演示。因此在二十日晚接着演示轻气。最初用锌屑与硫强水生发轻气，储存在气筒中。取出一瓶，倒提，点燃蜡烛放入瓶中，烛焰立刻熄灭。瓶口轻气自行燃烧，取出蜡烛，蜡烛复燃，于是知道轻气性能自燃，与养气确实不同。等到仰起瓶子，轻气燃烧并冲出，发出轰然声响。接着试验燃烧木炭，木炭不炽烈；试验燃烧硫磺，硫磺自行熄灭，微微闻到如坏蛋般的臭气，这是硫与轻气变成轻硫气的缘故。随后另取一瓶生发轻气，瓶口插上尖嘴细管，用火点燃管口，轻气自燃，火黄如豆。用粗细长短各异的玻璃管依次套在火上试验，都发出乐声，如第二图所示，随管子大小发出清浊高低不同的声音，呜呜动听，满座欢笑。后用轻气与养气混合成一气，射入肥皂水中，则发泡上升，点燃纸片去点，爆然作响。多次试验许多气泡，或高或低，点燃都响，颇觉可观。间或有升高过快而火来不及点燃的，最后将轻养二气直射入肥皂水中，吹发许多气泡，高如累卵，用火点燃，轰然发出巨响，耳朵为之震聋，这可以称为轻养。如此燃放数次，观看的人堂大笑，且都远离不前。好像真的可以击中人一样，试验此事固然危险，但谨慎为之也可无虞。若不小心误将火延入储气筒，则轰然爆裂，祸患甚烈，不必等旁观者胆惊，亲身试验者早已无法应对了。单独试验养气，固然不轰不爆，而单独燃烧轻气，也无声无响，只有将二气混合于一器，则遇火爆且甚猛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轻养相和，本属气体，体质松大，一经火燃，忽然化合成水，体积骤缩极小，猝然收缩之时，余出的空间甚多，即有空气冲补其处，势头骤急力量猛烈，激荡成响，所以发出爆声，与火药轰响道理相同而事情相反。大概火药体积本小，燃烧时忽然张大，冲激四周空气，于是发出大声。等到试验演示完毕，傅先生感慨地说：“所试各事颇觉得法，可惜来观看的人未能众多，拟请召集本院各位董事与当道各位公卿再次试验演示，以开阔眼界。大概此事在西方国家习见不奇，华人少见，偶尔一看，无不叹为新奇。”然而，我与陆君仁堂自愧所试仅属开端，未能尽致以满足学者之心，实在是因为书院所有器料残缺不全，一切未能应手，想要添置新器，一时难以备齐，并非吝于试验而借此藏拙。学者们请谅解。自此以后，按期讲解淡气、绿气的道理，直到六月初十日为止。此后因歇暑放假一个月，至七月初十日开馆，又于十七日试验演示淡气等事，后仍按期讲解演示，以期完成学业。这是记录。

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书后

徐勤

凡是有百姓的地方，都应该以他们为师，保护他们，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们，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们，这就是师保，就是父母。让年幼的有所学习，年壮的有所任用，不这样做，就是抛弃百姓啊！如今天下学校官员的设置，都选拔年老体衰的人担任，拥着席子不讲课，与土木无异。于是用书院来弥补，郡县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仅有一所，选拔生童而不向下普及一郡一邑万千秀良的童幼，未能受到教化。

译罢了。如果教育的手段，只限于八股文和试帖诗，而与政治教化、事物原理的重大道理无关。有四万万百姓却抛弃不用，甚至割让土地去犒赏敌人，像台湾百姓那样，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至于那些跨越海洋远行经商、漂洋过海充当劳工的人，共有数百万，被鞭打得像牛马一样，被束缚得像囚犯俘虏一样，甚至不能与非洲的黑人相提并论，无不回头面向祖国，呼号疾苦，仰望汉家的宫殿，然而几十年来没听说有保卫的举动，有兵船的护持，哪里还指望设立学校、推行教化呢！因此，搜罗奸恶、强横暴虐、盗窃行径、不善之举，成为中国人的羞耻。于是美国有限制华工的事情，澳大利亚跟随其后，规定每条船限载五人。唉！中国的百姓，竟然想当牛马囚犯都不可得，能不痛心吗？人为了自我保全，在于联合群体。联合大的群体成为国家，联合小的群体成为民众。国家不能保卫其大群体，那么民众就自己谋求保卫其小群体。其中智慧特别杰出的人，不仅谋求保卫，还思考使群体自我开化，作为自我保全、自我防卫的根本。旅居日本横滨的同乡，于是设立了学堂，以阐发孔学为根本，以通晓英国和日本的学问为辅助。邝汝盘先生特意前来，向我的老师南海先生请求聘请教习。唉！旅居日本的仅有两千多人罢了，人数极少，力量极微弱，却能有这样兴办学校、联合群体、自我开化的盛大举措。那么我们南洋各岛聚集我们种族十几万人，或者几万人之处，可以兴办了。至于内地的大省重镇、繁华都市，士人百姓聚集，车船众多，有的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然而从上到长官，下到士人百姓，没有一个人能创办学校的。他们与邝君以及旅居日本的两千多商人相比，在海外振臂高呼兴学求师，他们的贤与不贤如何呢？这也是当代士大夫的耻辱。我看待邝君，也感到惭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