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上　商政

译卷十上 商政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梁启超

西方学者讲求富国之道，倡导的言论日益兴盛，所持的道理日益精微，都是综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用比例公理来衡量盈虚消长。他们民族的富强，确实是有原因的！然而追溯其源头，乃是自希腊古代贤人开始阐发深奥义理，直到近代才更加发扬光大。虽然说是新学，其实也是古义。我从前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私下认为与西方学者所论述的如符节相合。如果昌明其中的义理，并申述治理其中的事业，中国的商务可以振兴衰败。前代哲人的精微意旨，千年被埋没，真是令人痛惜。于是作这篇今义。

老子说：“治理达到极盛时，邻国互相望见，鸡狗的声音互相听见，百姓各自认为自己的食物甘美，认为自己的衣服华美，安于自己的习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如果一定要把这种情形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在近代堵塞百姓的耳目，就几乎无法实行了。

启超谨按：这是老子所说的上古风俗。中国传统的议论，往往推崇古代而轻视当今；西方人则不然，认为越是上古就越野蛮，越是近代就越文明。这实在是孔子“三世说”的大义。三世的规律，由据乱世升到升平世再升到太平世，义理主张循序渐进。所谓邻国相望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是因为上古道路未通，所到之处闭塞，一片树林的阻挡，一条河流的隔断，那么其形势就不能相通，于是截然划分为一个国家。所以上古的国家最多。现在中国边地的土司，南洋、非洲的酋长，还仿佛是这样。这种风俗如果盛行，那么一定在一个州一个县的范围内，古代所谓的一个国家，其疆域不过与今天的一个州县相等。各种物品都具备，然后才能这样，但地力土宜实在难以整齐划一。因此山中人缺乏鱼，水泽中人缺乏木材，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妇女有多余的布匹，劳作的人非常辛劳，而获得的利益却很少。遇到旱灾水灾，更没有自我救济的办法，不互相往来，其弊端就极于此。《佐治刍言》说：“譬如英国诺东北兰达尔喊两省出产煤炭，迷德塞根德诺佛色佛克等省去产五谷，哥奴瓦省出产铜锡。如果不是彼此互相交换，那么采煤的人既须兼顾饮食器用之事，就不能专心开采；即使出产五谷的地方，那里的人又岂能专心种植呢？”又说：“物产既然可以互相交换，那么诺东北兰人想要得到哥奴瓦省的铜锡，以及根德等省的五谷，就如同从本省中取得一样。”从这两层意思来看，通商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是人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谈论理财之学的学者，应当连国家的差别界限都予以消除。有差别有界限，就已经是下策了。如果各国加重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商业等事，如果不互相往来，又是差别界限之下的下策。孟子所说的“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又说：“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然后才使用，这是率领天下人走向困顿。”《陈商学精义》中，太史公最通达这个道理，所以篇首直接揭露邪说并斥责为堵塞百姓耳目。老子自己说“法令是用来愚弄百姓的，不是用来开明百姓的”，这正是堵塞百姓耳目的确切解释，把上古不得已的陋俗指为治理的极盛。这种言论迷惑了二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以封锁港口谢绝客人作为要务，强邻势力胁迫，不得已才放宽海禁，然而不曾思考相通的道理，只有流入而没有流出，导致漏损日益严重，一天也不安宁。只是各省道路梗塞，货物钱币不流通，百里之遥，遥远得像异域，这哪里只是邻国而已？所谓十八行省，已经不止是几万亿个国家。这才是真正奉行老子教义的人。所以史公作传，开宗明义就阐明这个道理，大概说我们中国受病的所在，不清除根本，那么枝节末流就无从谈起。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了。至于《诗》《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耳目想要穷尽声色之好，口腹想要穷尽肉类之味，身体安于安逸享乐而内心矜持夸耀，权势名望的荣耀，使风俗逐渐影响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逐户用微妙的言论去劝说，终究不能改变。”

启超谨按：谈论货殖而推究到耳目口体的欲望，为什么呢？凡是圣人建立教化，哲王建立政治，都是为了使百姓快乐。《礼运》说：“财物厌恶被抛弃在地上，不一定藏在自己家里。”大地百物的出产，可以供人生存快乐之用的，其界限没有极限。其力量都藏在地里，等待人然后开发。人所开发的地力越进步，那么其自我快乐的界限也越进步。自我快乐的界限既进步，那么其所开发的地力就越不得不进步。二者互相牵引而日益向上，所以西方人越奢侈国家越富裕，被抛弃在地上的货物越少。所以有人说以黜奢崇俭为美德，这正与《礼运》中孔子的话相反。朝鲜人最节俭，每人持两钱就可以度日，而国家最终被削灭。那些人在两钱之外无所求，一天所劳作，只求能换两钱也就满足了。虽然充分发挥人与地的力量，可以每天得到百钱或万钱，他们也不顾及。为什么呢？自己无所用，而徒劳苦做什么呢？所以崇尚节俭把货物藏在自己家里，人人都知道；其结果是把货物抛弃在地上，人们很少察觉。举国崇尚节俭，那么举国的地利日渐堙塞，直到穷困窘迫不可终日。东方诸国的贫弱灭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所以节俭也是上古时期迫不得已的陋习，而老子想要凭借这一点来防止百姓放纵，不仅在现实情势上行不通，而且在道义上也不可行。太史公说“风俗对百姓的浸染已经很久了”，而世间的迂腐儒生仍然拾取老子的陈词滥调，引导百姓走向困苦以堵塞土地的生财之道，大概是不把天下人都变成野蛮人就不会停止吧。

译所以善于治理的人顺应事物的本性，次一等的人利用利益来引导他们，再次一等的人通过教育来开导他们，更次一等的人用制度来约束他们，最下等的人则与百姓争夺利益。

梁启超谨按：什么叫顺应本性？西方人谈论种植时，必定考察某种植物含有某种成分，适宜生长在某种土壤和地域；某种土壤含有某种成分，适宜生长某种作物，然后各自顺应其特性加以利用。如果不知道这些而错误使用，就会失败；如果知道了却强行改变，就会徒劳无功。这是“顺应”的第一层含义。又如热力、电力、水力，都是天地自然之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人只是不知道顺应它们，才把它们抛弃在无用之地。所以关于“顺应”的学问，在当今地球上才刚刚萌芽。将来这种学问大行其道，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界限，将会增加到无数倍。所以司马迁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人力也是如此，燕地的弓、函谷的箭、粤地的刀、镈地的剑，各自发挥其长处。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专门从事纺纱织布；法国的里恩，专门制造丝绸产品；德国的波希米亚，专门制造五色玻璃；瑞士专门制造金链表。如果改变这些地方的习俗，就不能精良。又如有几件事，让一个人分几天去做，那么成果必定迟钝而粗劣；让几个人分一天去做，那么成果必定迅速而精良。这也是贵在能够顺应。什么叫利用利益引导？比如能够自创新法、制造新器的人，允许他们享有专利，设立博览会，比较优劣，疏通转运，方便邮寄等，都是这类做法。什么叫教诲？设立农学堂、矿学堂、工学堂、商学堂，就是这类做法。什么叫整齐？不能兴办新的利益，只是采取世界上旧有的利益，从而加以整顿，剔除其中的弊端，比如陶文毅、胡文忠治理盐政、改革漕运等政策，都是这类做法。从善于治理财政的人来看，这已经是中下等的策略了。与百姓争夺的人，不考虑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想剥削百姓的脂膏来肥己。近代掌管财政的大臣，每天谋划筹算的，大多都是与百姓争夺。所以西方人在民生日用必需的物品上，必定免除其税收，以方便百姓。中国却趁着百姓急迫而重重征收，比如盐政之类就是这样。也有西方人的良法美意，是为了方便百姓而设立的，而中国却把它当作增加国库收入的计策，实行后反而骚扰滋甚，比如今天的邮政之类就是这样。所以根本原则一旦错误，就没有什么可行的了。公理之学不可以不讲究，就是这样啊。

所以依靠农民来生产粮食，依靠虞官来开发山林川泽，依靠工匠来制造器物，依靠商人来流通货物。

梁启超谨按：西方人谈论富国学的，将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业，是地面上的产物；矿业，是地底下的产物；工业，是取用地面和地下的产物而制成有用的物品；商业，是将制成有用的物品流通于天下。这四者相互需要，缺一不可。与《史记》中的说法，如同符节相合。

这四者，是百姓衣食的源头。源头大就富裕，源头小就匮乏。对上可以富国，对下可以富家。贫富的道理，没有人能强行夺取或给予，而灵巧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

梁启超谨按：源头的大小，不以地域为界限，不以人数为界限，不以天数为界限，应当以力量为界限。凡是想要增加力量使源头变大，没有比机器更好的了。各种机器，是农、矿、工的机器。修通道路，便利转运，是商的机器。所以一亩地产出能养活百人，就叫做富裕；百亩地产出能养活一人，就叫做匮乏。一人耕种能养活百人，就叫做富裕；百人耕种能养活一人，就叫做匮乏。一天所做的工能供给百天的食物，就叫做富裕；百天所做的工能供给一天的食物，就叫做匮乏。因此用智越多的人，用力越少。所以说：灵巧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土地咸卤，人口稀少。于是太公鼓励妇女从事纺织，极力发展技巧，疏通鱼盐贸易，那么人物就归附他。抱着婴儿的妇女络绎不绝，车辐般聚集而来。

梁启超谨按：《易经》说“日中为市，通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物”。大概众人聚集的地方，必定是大利汇聚的地方。孟子说“天下的商人，都高兴并愿意把货物藏在王的市场上。商人把货物藏在我的市场，是我的利益”。后世公理不明，荣辱标准丧失，于是倡导锁港闭关的说法，把通商看作大变革，把开放口岸看作大祸害。听说西方人论述通商公例，说“主国的利益占九，客邦的利益占一”，所以西方无论何国，尺土寸地都可以互相贸易。日本旧论也主张锁港，后来却举全国之力开放口岸，何曾见到它的害处呢？所以司马迁论及富强，必定以人物归附为宗旨。现在的腐儒还惊恐地把通商开放口岸视为祸心，希望断绝外货进入，而阻止国内财富流出，他们还是受到老子“堵塞百姓耳目”的余毒影响吗？鼓励女红、极力发展技巧，也是当今日本兴盛的原因。

所以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服充足就知道荣辱。礼节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喜欢施行他的德行；小人富有，用来施展他的能力。深渊深了鱼就在那里生长，大山深了野兽就前往那里。人富有了，仁义就依附他。”

梁启超谨按：《周礼》有保护富人的意义，西方尤其视富人为国家的元气。为什么呢？国家有富人，他们必定拿出资本，兴办制造等事业，以求取大利。制造事业兴盛，那么全国贫民都可以依靠工厂糊口。地面和地下的货物赖以全部产出，一国的货物财富赖以流通，所以君子重视他们。近代西方国家好善的风气日益兴盛，富人捐出百数十万来兴办学堂

译医院等事情，没有地方没有，没有年份不听说。难道他们的本性唯独不同于人吗？不也是保护富人的明显效果吗？所以说：“人富裕了，仁义就依附于他。”俄罗斯苛刻对待犹太人，犹太人最富有，而国家一天天地贫困；高丽臣子没有私人积蓄，而国家一天天地削弱。太史公重视富人，是有深意的吧？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奇怪世间的迂腐儒生跟着非难嘲笑他了。

译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饥荒。粮食卖出二十钱，损害农民；九十钱，损害商人。商人受损则财富无法流通，农民受损则荒地无法开垦。粮价最高不超过八十，最低不低于三十，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

梁启超按语：西方人综合考察贸易情况，大体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以英国商人来说，从乾隆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八年到五十八年，是商业最兴盛的时期。大抵极盛之后，逐渐衰退，到第五年便大衰。大衰之后，逐渐兴盛，又过五年便大盛。西方学者深入探究这种循环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欧洲盛产葡萄的几个国家，超过十年或十一年必定有一次大丰收，收获量往往是平常的数倍。而印度各地，每十二年必定有一次大歉收。因此想到物价升降的根源，必然在于此，这与“六年丰收、六年干旱”的说法不谋而合。西方学者又考察十年一次大熟或大歉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太阳照射地面的热度差异所致。一年之中各地荒歉情况不同，是因为受热规律不同。由此说来，计然所说的“金穰、水毁、木饥、火旱”，也许也是基于实际观测吧？总之，人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所以各种物品的贵贱，总是依据农产品的贵贱产生比例关系。十年的循环，其关键全在于此，所以计然极力调节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平衡。

实行平价售粮，使物价均衡，关卡市场不缺乏货物，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

梁启超按语：平价售粮、均衡物价的权力，掌握在税收制度手中。西方国家的旧制度，常常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想要以此保护本国的商业，近代各国仍然多有实行。但精通富国学问的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认为这实际上是损害国家的方法。因为通商的惯例，多半是以货易货，使用现银交易的，十次中不到一两次。所以本国每年出口的商品，都是由外商运货入境交易后带走，未必都用现银购买。现在既然阻断了输入的道路，那么别人也就更没有方法来交换我们的货物，这就叫做自我困顿。况且在一个国家之中，势不可能将各种物品都制造齐全，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想要独立自存，不依赖他国生产的物品，必定没有这种道理。比如盛产五谷的国家，认为如果粮价飞涨，就对自己国家有利，却不知道本国的百姓不能只靠吃粮食就能生存。他们所需的衣服器物等，都要从他国获取。粮价上涨，那么一切人工费用都会随之上涨，我们不是已经受到拖累了吗？又以前有几个不适合种粮食的国家，从事这行的人成本极大，而其地主严禁他国运粮入口，或者提议加重关税来困住外国农民。英国五十年前就实行这种政策，因为这个缘故，常常担心粮食短缺，而剩余物品的贸易也不畅旺。自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大开海禁以来，一切商业每年成倍增长，为什么呢？这是平价与不平价造成的。一种物品价格不平，那么百种物品价格都不平；一个国家物价不平，那么万国物价都不平。地球所产的百物，总是足以供给地上居民使用还有剩余，只是如果在这里堵塞，就会在那里匮乏。大堵塞就大匮乏，小堵塞就小匮乏，相互吸引，成比例变化，从而品类丰缺，价值涨落，其契机很微妙，其影响很巨大。能够平衡、能够齐整，那么天下就蒙受福泽；不平衡、不齐整，那么天下就遭受祸害。有国家的人，为什么能做到平衡、齐整呢？依靠税收制度来调控它。虽然如此，财政是天下的大事，如果不综合全球的土地人力所产所需来调节，就无法得到其比例。所以《大学》中理财的事，归结到平定天下，仅仅治理一个国家，是次要的。然而治理国家的人，如果精研这个道理并酌情调节，那么关卡市场也不会缺乏货物，国家必定非常富有。现在的英国，大概稍微接近这种情况了。

囤积货物的道理，务必保证货物完好，不要使货币停滞，货物不要留滞。

梁启超按语：今天中国谈论商务的人，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情况，是因为阻力没有去除的缘故。什么叫阻力？铁路不通，内河轮船不行，市镇中的马路不修，所以西方人一天可以运完的货物，我们直到十天或半个月才能运完，运费比起货物的本价动辄增加数倍，而途中存积的货物顷刻间就会坏损，以至于百货不能出境，这是第一种阻力。遇到关卡要纳税，遇到卡口要抽厘，贪官污吏勒索，检查人员刁难，或者扣留几天还不放行，坐此霉烂积压货物，耽误市场时机，这是第二种阻力。既然没有商会，不能相互联合，西方商人窥探到实情，暗中掌握长短，任意涨落，所以拖延时日来消耗我们的实力，这是第三种阻力。这三种阻力不除去，那么货币停滞、货物留滞的现象就没有办法避免。然而要除去这些，不借助国家力量保护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说：好的地方官也只是去掉害群之马罢了，这就是去掉阻力的意思。天下的一切事情，都有阻力，阻力全部除去，百事就能全部举行了。这本来不仅仅商务是这样。

考察货物的有余和不足，就知道价格的贵贱。价格贵到极点就会反转变贱，价格贱到极点就会反转变贵。价格贵时卖出货物像抛弃粪土一样，价格贱时买入货物像珍视珠玉一样。

梁启超按语：天下的豪杰之士，常常喜欢创新事业；而中等以下的人，常常甘心追逐风气。天下的豪杰少，而中等人多。每当一项事业刚开始时，必定获得厚利，无数的人相率追逐。不知道这项事业实际上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于是不得不竞相贬低价值来竞争。于是这种形势

译必然导致跌倒，而其他行业因为众人不去追逐，必定会因缺乏价值而突然兴盛。这就是上面极盛反而变贱，下面极衰反而变贵。之所以如此，其道理很浅显，但谋生的人往往不能察觉，是因为极盛与极衰的界限极难确定。有时还没到极点就指为已到极点，也有已到极点却推测为未到极点的。如果不善于观察时势的变化，就容易产生迷惑。过去康熙五十六年时，英国太平洋贸易极盛，股票的价值骤然增加数倍。那时科学家牛顿写信给他的朋友，购买这些股票。刚买到手，那家贸易公司就倒闭了。西方人谈论商业中的这类情形，将其比作气泡，说它膨胀到极大时，就是即将消散的时候。世间无论何种商业，都不免如此。而像牛顿那样学识渊博、见识高超的人，尚且被迷惑，所以至今英国人仍将那封写给朋友的信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视为珍宝，作为商业人士的警戒。西方人的富国书籍，都着重强调这一点，大概是说如果国内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追逐风气的人就不会使全国像发狂一样，气泡也不会屡次膨胀又迅速消散，一国的商业也就不会受到牵连拖累。这是有国家的人保护商业的方法。至于让我们全国的商业与别国的商业竞争，则正应当采用付出如粪土、获取如珠玉的方法。如今欧洲各国也持此术来削弱我们。现在中国的商人，并非没有一两个人能实行这种方法，但他们所争夺的只是本国的财富，如同鹬蚌相争，让渔人得利，却不知联合组成商会去与他人竞争，这就是弱的原因。

译钱财应当像流水一样流通。

梁启超谨慎地考证说，《礼运》篇中说：“对于财物，人们厌恶它被丢弃在地上，但不一定非要藏在自己家里。”所以“泉”（货币）的含义，取的是流通散布的意义，取的是布散财政以消除祸患的意义。所以祸患在于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个地方堵塞积聚，那么整个局面就会受到损害。既然如此，古人为什么说要“保富”呢？回答说：“凡是富人，没有比拿出钱财来兴办工艺、贸易更好的了，本金与利息相互权衡，自己已经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受雇者的衣食也由此得到保障，工匠的衣食也由此得到保障。”比如兴办一个机器织布厂，花费资本二十万，那么制造机器的人从中获得若干，种植棉花的人从中获得若干，修建房屋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做工的人从中获得若干，贩卖的人从中获得若干。而且因为购买机器，炼铁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开矿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因为购买棉花，租赁土地种植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制造肥料、制造农具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因为修建房屋，木材厂从中获得若干，砖瓦厂从中获得若干。向上推演，炼铁、开矿乃至砖瓦厂等人，他们的货物又有其来源。他们货物的来源，又复有其来源。像这样相互牵连，沾受利益的人多到无法计算。况且做工、贩卖的人聚集在一起，有了赡养的来源，就必然穿衣、吃饭、居住、游玩，于是卖五谷、蔬菜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卖布匹、丝麻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出租房屋的人从中获得若干，出租车马的人从中获得若干。而这些种种人拿着他们所得到的钱，又去经营其他行业，其他行业的人有所得，又拿着所得去经营其他行业。像这样相互牵引，沾受利益的人也多到无法计算。这就叫做“行如流水”。虽然如此，别人沾受我的利益既然已经这样多，似乎我必定会有很大的消耗，而所获得的利益反而不可估量，那么所获得的究竟是谁的财富呢？回答说：“这都是以前被丢弃在地上的。”现在用富人的钱财、穷人的劳力合并使用，从大地中获取无数的财富，所以双方都受益，而财富也不见其减少。问：“那么富人骄奢淫逸来供养自己又怎么样呢？”回答说：“没有伤害。”他吃饭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菜肴，卖酒肉的人得以养活；他侍妾数百，卖罗绮簪珥的人得以养活；他建造高堂华屋，卖木材砖瓦的人得以养活；他使用雕鞍玉勒，卖车马的人得以养活，其他事情以此类推，而他所购买的物品又复有其购买者，依次牵引直到无法计算，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所以对于他虽然有很大的损耗，但从全局考虑，流水的流通最终没有阻碍，有什么伤害呢？最可恶的，则是那些嗜钱如命的奴才，守财的虏寇，剥削兼并他人的所有来使自己肥厚，然后窖藏起来，私自留给子孙，自己吃饭不吃两种肉，妾室不穿丝绸，还以此在天下博取节俭的名声，堵塞全国的财富，断绝街市的人气，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害虫，天下罪人。而后世称颂善政的人，把大官的钱财累积到巨万，绳子腐烂了也无法清点，当作美谈，这与计然的话多么矛盾啊！好啊，西方人的政治，国家设立银行，借国债，民间有钱贷给官府，官府借以兴办工程，开拓商务，将财富流通给民众，于是国家的富强就无人能比。

废弃囤积，在曹、鲁之间买卖财物。

徐广说：“《子贡传》”中说“废居着”，“着”同“居”。梁启超谨慎地考证说：书上说“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凡是谈论商务的，必定在四方经商，没有死守迁徙不出乡里的人，所以必须废弃囤积，然后才能买卖财物。西方人在五大洲设立商会，常常竭尽全国之力，以求打通一个地方，开辟一个口岸，而中国四万万人口安于现状、重视迁徙，竟然没有想过纠集一个公司，开通一艘轮船，前往他国与人竞争，真是可悲啊。

在魏文侯时期，李克致力于尽地力，而白圭观察时势的变化。

梁启超谨慎地考证说：尽地力，是农业、矿业、工业的事情；观察时势变化，是商业的事情。两者相互依赖才能成功，不可偏废。然而尽地力的人，往往劳苦而所得少，是说将所用的劳力与所得的利益比较，观察时势变化的人觉得它少；观察时势变化的人，往往安逸而所得多。大抵一个国家多下层体力劳动者，适宜讲求尽地力；一个国家多上层智术人才，适宜讲求观察时势变化。现在我国想要凭借观察时势变化的学问，与西方人竞争，未必能胜过他们；如果讲求尽地力，则不知鹿死谁手。中国数千年未开发的地利，蕴积等待今日，而地球五大洲荒莽的地区，还占一半。将来亚洲、非洲、南美洲，不凭借我国四万万人的力量，终究无法开发。

顺应时势像鸷鸟、猛兽发起攻击一样迅猛，所以说：“我治理生产，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孙武、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令。”是这样。因此，如果智慧不足以权衡变通，勇气不足以决断，仁爱不足以取舍，刚强不足以坚守，即使想学习我的方法，终究不会告诉他。

梁启超谨慎地考证说：西方人富国的学问，列为专门学科，全国通晓的人才，士人相互研习。中国则从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没有涉及这个。看计然、白圭所说的，知道我国先秦以前，确实有这门学问。白圭的话，其郑重程度就是这样。知道其中精义妙道必定极多，如果继承这门学问

译进而推演发展，未必逊色于西方人。可惜其中断绝了！如今西方从事商业的人，大多经过学堂教育，早晚钻研琢磨，经过成千上万次的验证才得来。而我们却是那些读书不成的人，拿着算筹去和他们较量，难怪还没交锋就已经连败三阵了。

译启超又按：所谓顺应时势变化的人，处理的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事务。如果是太平世，就一定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时势变化，产生于市场价格的不一。市场价格的不一，产生于不平均、不整齐。不平均、不整齐，产生于商业的不相通。有的地方因道路阻碍转运，有的地方因关税互相区别。因此，有的物品在此处积压而在彼处匮乏，有的物品在彼处积压而在此处匮乏。所以，即使在一两天之间，几十家店铺的市场里，变化的兴起已经无数。积累很长时间，参照各地的情况，那种突然变幻、波谲云诡的情形，更加不可思议。愚昧的人不察觉其中的缘故，当变化突然来临时感到惊讶，当变化已经过去后就忘记了。因此屡次失算而常常被别人控制，这就叫做拙劣的商人。有善于算计的人，探求其所以然的原因，研究其最终的归宿，综合前后的情况来观察，统合各地的异同来比较，运用钩距的方法来实行，使用罗织的技术来操作，错综复杂地观察，熟悉之后得到确定的比例规律，于是用其中的中数来权衡，来调节，所以发出的货物无不中肯，而商人全被控制，这就叫做巧妙的商人。商业学的精义，到这里就完备了。然而他们所得到的，都是商人的钱财，无异于欺骗商人的昏弱而搀夺他们的利益，与豪强兼并的行为没有区别。而且他们所庆幸的，也是因为地球上聪明人少而愚笨人多，所以手段得以施行罢了。如果是太平之世，教化非常昌明，天下所有众生智慧平等，那么他们所说的时势变化，都会像日食、彗星出现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其来源，以及其一定不变的规律，还有什么可惊骇、可操纵的呢？太平之世，自有平抑物价、齐同货物的方法，而所谓随时随地突然变化、波谲云诡的情形，都会归于消灭。所以说：观察时势变化的人，不是太平世的做法。现在我用这个道理告诉今日据乱世的人，知道一定没有人相信我。我现在试着问，有一个国家在这里，其商人互相搀夺，互相倾轧，而在暗中垄断利益于一人或数人，那个国家的商务会怎样？那么一定会说：这将衰败衰落而无法治理。识时务的人一定会又说：为什么不联合全国的力量互相联结、互相友爱帮助，去与其他国家对抗，而白白地糜烂自己的商务做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垄断利益于一国与垄断利益于一人有什么差异？人与人互相倾轧，而全国的商人受害；国与国互相倾轧，而天下的商人受害，那天下也是一个大国啊。妄自分别，自相残害。所以国与国的界限不破，财政终究无法治理，天下终究无法太平。孟子说：“有一个卑鄙的男人，用太平世的法律来治理他，那么白圭之类的人，大概还免不了这种罪过。”那些号称以商务称雄于寰宇的人，不过是卑鄙男人的大者罢了。虽然如此，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治理今日的中国，拯救目前的苦难，那么白圭、计然真是救时的良才啊！

日本食货志商务篇

黄遵宪

古代没有商贾，只是以有易无罢了。到了显宗时，铸造银钱，商业大概从这里开始。自从派遣使者到大唐，唐物聚集在太宰府，设置唐物使一官，船只到达就派遣藏人检查货物，命令出纳司辨别给予价值。那些珍奇异品，朝廷有时献给上皇，以告山陵，而特别禁止商人不由官府私自交易。大概当时所重视的是远方难得的物品，不在于通商。修好中断，宋明之间，偶尔通商船只，而贸易不兴盛，又因为海寇肆意骚扰，每次禁止通商。德川氏之初，规模宏大深远，曾经允许荷兰、英吉利、葡萄牙、西班牙、吕宋、安纳、暹罗互市，外国船只到达，就给予印票，允许持票再来。那时坊津、长崎、平户、和泉、界港、海帆云集，而日本商人也制造巨舶出海。德川氏定为二十家，船名叫朱印船。禁教之后，入海的必须奉牒而行，又叫做奉书船。然而最终因为天主教倡乱，全部断绝互市，并禁止制造大舶，禁止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超过五百石，定为永例。船只抵达港口不许上陆，而国民出海，即使遭遇风浪难民归来，也处斩。二百余年，兢兢业业墨守成规，专以锁港为国是，终德川氏一世，只有长崎开港，允许中国与荷兰通商罢了。当时输入的货物，绵、糖、紬、书、具、文献为多；输出的货物，铜为大宗，其余则是昆布、鲍鱼及铜漆杂器罢了。而德川氏中叶，屡次减少船只数量，限制出入货物的价值，所以商务日益衰微，事情详细记载在《邻交志》上下篇中。大概亚洲各国重农而不重商，只担心货物匮乏，或者无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所以设立限制，使货物不滥出则价格不腾贵，意在保民，不在于通商。古来政体如此，与今日西方各国广兴商务以争利益截然不同。等到美舰、俄船相继而来，盟约订立条约，通邻交，以横滨、箱馆、 Osaka、神户、新泻、夷港、长崎、築地为通商市场，而海禁大开，国势大变。既开互市，外商鳞集，轮船

译帆船接连不断，来来往往，东去西往。日本也有不少人拿出巨额资金来经营商业。在此之前，日本沿袭旧习，做买卖的人，仅凭一两个人的私人财产，通过放贷取利来谋求微薄利润，没有像西方人那样集资筹款以联合力量、结成商会的做法。既然要与西方商人争夺利益，便知道私人财力单薄，不如汇集资金组成商会那样力量强大，于是商人们合力联结，成立会社。然而经营手段不精，往往急于求成、轻举妄动，不估量自身力量，不考虑能否取胜，起初欢笑，后来痛哭。明治七年，小野组已经破产，小野是豪商之首。“组”的意思是组合经商，也就是商会。岛田组又宣告倾家荡产，也是豪商。当时这两家破产，牵连甚广，国库亏损也达到九十六万余圆。日本的商业势力更加衰败。其经营的产业如蚕卵纸，屡次遭受失败屈辱。蚕卵纸，欧洲和中国购买作为蚕种，出口非常兴盛。商人贪图利益，制造日益敷衍，声望价格逐渐降低。政府担心其滥造，特意设立规则，制定限制。商民哗然，说这样不方便。外国公使也产生异议。政府不得已，在明治七年解除禁令，各国的蚕种全部供应出口。一时间万余人聚集在横滨，减价争卖，无不亏本。于是六位豪商协力，拿出八万余圆，购买五十余万枚蚕卵纸并将其销毁，才恢复原价。此时损失资金而破产的人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有人说这收买的策略，是政府出资，暗中派遣商人去做的。到了明治十年，又再次失败损失。商法会议局收毁三十余万枚蚕卵纸，最终也没有效果。其他如三年的猪、五年的兔子、八年的蔷薇、十年的万年青，都是凭借无足轻重的物品，大动干戈，骤然抬高价格。趁机的人将这些作为奇货囤积。等到价格下跌而物品变得无用，因此破产的人又接连不断。明治三年，有猪腹部是白色的，有人谎称是奇异之物，购买后带走。不久人们拿出资金争相购买，都以肥壮硕大为贵。商人贪图利益，甚至发电报购买。香港和广东的蔷薇、万年青，因为一两个华族购买玩赏，效仿竞争之风兴起。一花一叶，竟然耗费中等人家的财产，还无法得到那些特别奇异的花叶。兔子是日本所没有的，外商趁机谋利，以至于每头价值数百金。商民中愚昧的人，倾家荡产购买，以侥幸获取一时的利益。不久价格下跌，破产的人非常多，甚至有人自杀。

译西部商人中有以银、米等物价在限期内进行买卖的，这种方法实际上类似于赌博。日本自从结成商会以来，争夺这种风气颇为盛行，早晨像猗顿那样富有，晚上却像黔娄那样贫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米价每石值五圆，就预先订立契约购买一万石或十万石米。到了期限，如果米价涨到六圆，那么每石获利一圆，十万石就获利十万圆；如果米价跌到四圆，那么每石亏损一圆，十万石就亏损十万圆。只是指着虚价，预先揣测价格的涨跌，以胜负来决定盈亏，而米仍然堆积在仓库里，并没有实际进行买卖。其他如油、豆、金、银等，没有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盛行于豪富且有势力的人中间，他们有时联合聚集巨额资本，将市场上的米全部收购，从而自行定价，以博取厚利。与他们竞争的人又拿出其他策略，以决出胜负，市场价格没有定数，往往一个市场发生变动，各个商会就结党相争，又常常操起同室之戈（内部争斗），让外商得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利益和权利全都归于外商，日本所得不到十分之一。政府对此颇为厌恶和苦恼。后来，有见识的豪商于是集合众商人，开设商法会议所，设立商法学校，以此来振兴商务。到了明治十三年，因为卖丝的事情与外商争夺，才开始稍稍见效。此后应当能够恢复商业吧？蚕卵纸损耗之后，日本学制红茶，又因为滥制争卖而不得利。输出的货物中，丝最为大宗。商人又担心其失败，于是联合众丝商，结成一个生丝转运局。凡是外商买丝，必须到这个局挑选式样、确定价格，才允许发售。日本丝商不得私自与外商进行交易。自从设立这个局后，外商喧嚷着不愿意，向公使请求，公使与外务省商议，外务省推辞说这是商人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干预的。外商于是停止买卖，相持了几个月，最终因为欧洲丝价很高，外商不得已才听从他们的章程。大概内商与外商争夺权利，这是第一次。而政府自从通商以来，极力以种植物产、振兴商务向人民提倡，既广泛开设官办工场，属于内务省的有千住制绒所、爱知纺绩所、廣島纺绩所、砂糖制造所；属于大藏省的有造币局、印刷局；属于海军省的有横须贺造船所、唐津石炭所；属于工部省的有佐渡、生野、阿仁、院内、三之池的山矿，有赤羽、深川、兵库、長崎的工厂；属于开拓使的有水车器械制造所、木工所、炼铁所、面粉制造所、麦酒酿造所、葡萄酒酿造所、鱼油制造所、燧木制造所、昆布精制所、鱼粕制造所、罐头鱼制造所，招集工匠从事兴作，又将国家所有的轮船交给三菱会社，每年给予资金，让它争夺内外航海的利益。生蕃之役中，购买用来载运兵役和军器的船只共十三艘，事情平息后隶属于大藏省，改为商船以谋求海运，命令三菱会社代为管理此事。明治八年七月改隶内务省，九月将所有的船都交给三菱，并且每年由政府给予二十五万圆以资助它。考察泰西各国商民创建轮船铁路，国家有的把官船给他们，有的把官地给他们，有的每年拿出官款来资助他们，有的借给经费免收利息以帮助他们转运，甚至有与商人订约每年获得四分五分的利息，如果经营所得不足这个数目，筹款弥补的。大概轮船铁路关系到一国的公益，国家遇到军务赈务，既便于征调，尤其便于运输，而且民间沉重滞涩难以运输的物品，如煤如铁，寻常人力不便营运的，如果轮船能通，铁路能到，不难把废弃之物变为货财，把穷僻之乡变为富庶，不仅利于商，实际上也富裕国家。又各国都有而我国唯独没有，那么利权就全被外人占据。只要创立一个轮船商会，无论它是否得利，这个商会中有十余艘轮船，每年所得转运的资金达到一百万，那么这一百万金仍然归于我国人民，不至于被外人夺去，国家怎么能不设法保护它呢？凡是创办之事，根基刚刚确立，外人争夺利权的，又往往倾尽资财来竞争，设下计谋来动摇，所以得利很难，国家出资资助它，也是势所必然的。三菱会社既然设立，就在那一年购买美国船四艘以分别航行于上海，不久又与英国彼何会社争夺日本沿海的利益，英船最终退让，独自经营了十年。麑岛之乱时，把所有的轮帆船只都提供给国家调兵运粮，国家也依靠它的利益，大概办理已经很有成效了。

把官办工场开采的煤矿交给长崎商社，以鼓励民间开采矿业。又在劝农局、商务局挑选官吏，前往中西各国考察求取种植的方法、繁育的技巧、制造的事务，回来后教给国人。在直隶购买羊一千头，在纽约购买马数十匹，在欧洲各国购买葡萄、木棉、草以及其他奇花异卉，开设农场，设立学校，每天教导国人，教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及工匠等事务。又设立共进会，如棉、丝、茶、糖等，各让商人拿出产品，每样物品不下千余种，分别其精粗优劣，上等给予龙纹赏牌，次等给予凤纹赏牌，再次等给予花纹赏牌，再其次给予褒奖之章，以内务卿监督此事，选拔其中的优秀者以鼓励众人。明

译明治十年，又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汇集全国物产与工艺，进行比较并奖拔优秀者。天皇与皇后均亲临会场，以示典礼之隆重。至于美国的费城百年博览会、奥地利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法国的巴黎博览会，都特别任命大臣总理其事，以便督率商人携带物品前往，获得褒奖者回国后夸耀展示，以此为荣。美国百年博览会，起初任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总理，随后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奥地利博览会，特别任命议官佐野常民，都命令他们亲自前往会场，回国后将情况上报政府。法国博览会，也任命内务卿伊藤博文为总理。又在中国的上海、天津，英国的伦敦、新加坡，法国的马赛，俄国的海参崴，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分别设立领事，命令他们按时呈报商务情况。而政府对于本国制造品，如棉织物、丝织物、丝棉交织物、衣服、陶器、瓷器、漆器、竹器、铜器、铁器、纸扇、团扇等，在十二年颁布告示，一概免税，允许输出。凡是能够拓展商业、攫取利权的方法，都依样仿效采纳，一一施行。然而通商十余年，只有明治元年及九年输出多于输入，其他年份输入超过输出的情况为数很多。这是因为自维新以前，各藩学习西洋兵法，穿着戎衣劲服从事军事，于是认为洋服方便，稍有模仿者，德川末代将军曾穿洋服，人们争相诽谤。外交逐渐开放，既然自审势力不敌，于是艳羡其事，认为事物没有不美好的。明治三四年间，各藩武士多穿洋服、脱去刀剑，那时东西服饰并用，奇装异饰，招摇过市，外国人颇为嗤笑。三年下令士民散发、脱刀，任其方便，当时地方官晓谕人民，有的说散发有益于养生，有的说不遵守断发令，甚至有命令结发者课以重税的，于是士民的头发随之改变。不久，天皇断发，皇后也废弃剃眉染齿的旧习。到了明治五年，制定文武官员礼服，一律采用西式，于是服饰颜色改变了。房屋旧来都是木制，幕府末期，只有延寮馆用石头建造，大概也是为了接待宾客，后来官厅、学校、工场都效仿西式，层楼杰阁，穹窿壮丽，令人耳目一新。五年，东京发生火灾，政府命令在京桥、新桥之间创建市街，墙砖屋瓦，一律依照西俗，特别借给经费以助成之，于是居住方式又稍有改变。上行下效，随风而变，为官吏者限于礼制，不必说，豪富大贾、故家世族、学士文人也都头戴礼帽，脚穿皮靴，手执鞭杖，鼻架眼镜，若进入家中，不用巴黎的葡萄酒、古巴的烟草招待客人，就似乎有惭愧之色，而豪门大户更是墙壁绣有花纹，地面铺着毛毯。即使下到穷乡陋邑、小户下民，偶尔有积蓄，也购买猩红色的褥子，碧琉璃镶嵌窗户，以此炫耀乡里，因此外物聚集，大到轮船、机器、巨利枪，小到冠革履、手帕、襟饰，连樯累舶，日新月异。外商善于谋利的，又且以英美之物效仿日本之制，输入之物每年累加，设立海关以来，超过输出的数额不下亿万。输出入货值既不足以相抵，金银日益大量流出，自安政五年横滨开港，直到明治四年，共十三年间，流出的金银大约达八千万圆。通商之初，不了解外情，所订条约以货币互换为说，政府于是定下洋银一枚三分之一换金一两的制度，外商不劳而获，厚利百倍交换，那时流出的不知有多少。美国条约说：“外国货币与日本货币种类同、轻重同，允许通用，听任两国人民互相交换。”又说：“日本人民未习用外国货币，开港之后一年内，官府在各港设立经理所，所有日本货币应听美国人请求照价交换，英、法、俄、兰诸约皆同，而政府这时不知道外国货币价格，于是定下洋银一枚三分之一换金一两的制度。外商在兑换之间骤得厚利，日夜持银责求官吏互换，官吏于是限制每日每人允许兑换的数量。外商又雇人互换，施行一年后才停止。按当时价值，每洋银一圆仅值日本金子一两十分之七五。因为各税关未经查核，所以不知道确切数目，然而自度长铸金以后，累世积蓄倾尽荡然。明治五年以后，税关才开始稽查金银流出的数目，到十三年输出超过输入共六千六百余万，其中有新铸货币五千余万。总计通商至今数额共一亿四千余万。如果通商各国输入之货以英国为最多，输出之货以美国为最多，其与中国通商则近年输出入的数额各在四五百万圆之间，不甚悬殊。”

译日本食货志后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古代所说的理财之道，之所以反复告诫的，无非是财富聚集在君主手中，百姓就会离散。大概天地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上面充盈下面就空虚，上面增益下面就受损。百姓的血汗，每天被上面榨取，饥寒交迫，父亲不能保有儿子，君主不能保有臣子，天下的大乱就发生了。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以聚敛为戒的。虽然如此，鹿台积聚的财富，周武王沿用了它；琼林库的积蓄，唐高祖沿用了它。失国的君主因为聚敛而亡国，得国的君主就将其聚敛的财富散给百姓，因此四海不至于困穷。事变的极端，到了今天，竟然有比聚敛祸患百倍的情况。以至于民穷财尽，即使有圣贤，实在也无能为力，这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所没有预料到、也没有说到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金钱流出了海外。近代以来，弱肉强食，那些以武力使人屈服的人，不夺取土地，不贪图人口，威逼胁迫与之订立条约，只求索取他人的财富以供自己使用。如同狐狸用媚术迷惑人，每天吸取人的精血；如同短蜮射影，每天使人遭受毒害。用有限的财富，去填补无穷的欲望，日削月割，祸害比割让土地更深，比输送贡品多几倍，比聚敛多百倍，这就不必再说了。”

“已经明显验证的，印度已经灭亡，埃及已经衰弱，土耳其已经危险。欧洲大国都知道这样，必定惶恐不安地联合君臣上下、聚集族人来谋划。想要我国的物产大量输出到别国，就每天督促国人来教导农业、惠及工业，于是就有了生财之道。想要我国所需要的东西都出自我国，不必需的就禁止断绝，必需的就移植种植、仿效制造，于是就有了抵御的方法。想要别国的物产不要进入我国，就重征进口货物的税，使物价昂贵，人们无利可图，于是就有了保护的法度。”

“凡是那些殚精竭虑、分析到秋毫细微的原因，确实是看到漏洞如果不堵塞，十几年后，元气被剥削，必将使全国成为别人的奴隶。日本自从开港通商以来，所得到的，在于极力劝勉农工，广泛种植桑茶，所以输出的货物骤然增加；所失去的，在于改变服饰颜色，变革国家风俗，举国都追随西方。凡是礼乐制度这样的大事，居处饮食这样的小事，没有一样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执政者起初没有料到祸患会达到这种地步。”

“近年来，织机上的丝线一天天空尽，生计一天天窘迫，弊端显现了。全国上下都知道金钱流出”的巨大危害，于是急切地商议修改条约，想要增加进口税，免除出口税，希望以此扩大财源并节制财物流出，但大势已经败坏，不可收拾，后悔已经晚了。虽然知道已经晚了，但在将来挽回，在万一中补救，到现在还可以做。现在核算明治五年至十二三年海关出入的数目，先详细列出货币，其次罗列物品，再次区分国家名称，都作为提纲选择要点进行比较，几年以来，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得失利害所在。唉！日本与各国竞争，而在十年之间，流出的金钱竟然超过亿万之多，靠什么支撑？痛惜兄弟之国如此窘迫，不禁为之叹息流泪。而有的人还说：“这只是根据五个港口关吏的报告，还有流出的金钱没有记载在这里的，那就更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

商战论

汪康年

国家立于地球上，都以战争来自我保存。以战争来自我警惕，没有不兴盛的；以不战争来自我安逸，没有不灭亡的。战争的工具有三种：用教化来夺取民心，用军队来夺取土地，用商业来夺取财富。所以通商之前，商人与商人各自为战；通商之后，就联合一国的商人来与别国的商人相战。那么商人运筹计算，与别国计较细微的利益，还像是披甲执戈为国家在疆场上效力。他们的货物就是他们的兵器，他们的资本就是他们的军粮。国家对待将卒，必定加厚他们的粮食并给他们锋利的兵器，难道是偏爱这些将卒吗？认为这是一国存亡所系，百姓生命所关，不敢不严加谨慎。现在农夫尽力于田亩，或者种植木材以产出地中的物产，然而没有商人就不能运输到远方。工匠取五行之精制成器具，没有商人就不能在市集上炫耀以得到他人的资金。而且商业是经常的事，战争是暂时的事；商业是繁杂的事，战争是稀少的事；商业所前往的地方多，战争所前往的地方少。军队，是防备而不一定使用的。那么国家应当重视商业，难道不是很重大吗！

商业所获利的，在于货物精美，资本轻便，路程快捷，营销广阔，只有这四点。然而这四点如果没有国家加力帮助，就不能成功推行；激励劝勉的法度不确立，专利的条例不严格，假冒品牌的禁令不执行，货物就不能精美。银行不设立，税则不减少，借贷的法度不确立，资本就不能轻便。铁路不开通，轮船不推广，内地不畅通，盗贼不制止，路程就不能快捷。不在各国及其通商口岸设立公使领事，不能用轮船载货运送到其他大洲，不能用兵船护卫，不能用全国的力量保护，

译那么商业推广就不能广泛。像这样，全国的商人不过固守旧有的方法，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在本国境内等待销售，想要使商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能做到吗？

译西方各国商业之所以极其兴盛，是因为他们保护商业的力量非常强大。保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使商人便利，使商人拥有权利罢了。因此，制定货币样式以及金、银、铜三种货币的价格，开设官办和私人的银行，制定汇票的使用规则，减轻出口货物的税收。凡是税收不与物价相挂钩的，可以随时更改制定。修建铁路，航行轮船，凡是前往其他国家的，允许装载本国船只并由军舰护航。又制定开设公司的条例，制定专利的条款，严禁假冒品牌。这些都是为了使商人便利。允许商人设立市场会馆，作为商议贸易和确定价格的场所。又允许成立商会，使得商人能够制定禁止其他国家货物入境的法令。其他国家的货币不得流入内地，如果担心阻碍本国货物的销路，就加重进口税；如果担心阻碍本国的工业生产，就减轻进口税。这些都是为了使商人拥有权利。所以西方商人到达各国，追求的目标必定能得到，谋划的事情必定能实现。原因就在于此。

使商人便利，使商人拥有权利，这是为了保护商人。即使严厉治理商业的禁令，清除商人的弊端，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人。西方各国治理商业，凡是商家的账册、存货清单以及收支账簿，都有一定的程序，每年呈报给官府，以便核查。凡是商人的章程，必须向官府申请，官府允许施行，必定大力保护。他们行使银行票据以及保险的方法，都有固定的章程。至于如果不得已而倒闭，官府核查其剩余资产并使其分摊偿还，不得有所偏袒。又制定破产的法令，凡是破产的人，不得再列入商人行列。如果有意欺骗，或者经商不合法规而导致他人财产损失，官府可以依法严厉惩处。店铺伙计侵吞主人财产的，都严厉惩处其罪行。像这样，所以商人都很谨慎，不敢做坏事，从而彼此能够相互信任、相互保护。

如今我们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以来，军事上屡次交战却没有一次胜利，条约屡次签订而权利却越来越丧失。西方国家的货物销售，每年以亿万计算，而有害无益的物品，虽然混入国内却无法禁止。财富日益流失，财源日益枯竭，然而幸好西方人能够忍受艰苦，节俭勤劳，从而能与西方人相抗衡，虽然不能完全抵销，但还能得到五六成的利益。而福建、广东民众在南洋及美洲、澳洲等地从事工商业的，每年寄回的银两，又能得到两三成的利益。所以中国虽然困乏，尚能维持，而且国家关税也充盈充足。救济饥荒时向商人募捐，抵御敌人时向商人募捐，有大型工程或劳役时又向商人募捐，而报效的款项还不包括在内。那么商人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啊。

唉！中国商人的困境，到今天已经极点了。一、不铸造金币，又不制定使用银币的制度，导致遭受西方英镑汇率亏损；二、银钱价格高低不定，导致商人遭受暗中亏损的忧虑；三、各省货币成色千差万别，导致遭受钱庄克扣的亏损；四、借贷抵押及存款都没有固定法规，使得商人周转不灵；五、不明确允许商人成立商会，导致商人没有自主的权利；六、不设立市场会馆，以确定随时公平的价格；七、各行业所立的行规，不与官府相通，官府可以任意废除；八、不制定专利条款，导致商人不敢投入巨资创办新业；九、不严禁假冒品牌，使得优劣得以混淆，投入巨资者不一定能获利；十、没有专门处理倒账的章程，导致被倒账者无处控诉；十一、有意亏空倒闭及设计欺骗的人，不能全部依法惩处，导致市面大败，而奸猾之徒仍能公然出入于官商之间；十二、凡是伙计亏空主人资财，官府不能严厉惩处，导致有资财者不敢放手经营；十三、没有水火保险的行当，使得商人无法保全其资财；十四、不能加重进口税而减轻出口税，使得中国货物能在各国畅销；十五、不修建铁路，不广泛设置内河轮船，使得行程迂回曲折；十六、没有直达欧美洲的轮船，使得能够载货前往他国；十七、各国不设领事，没有军舰航行外洋，使得在各国经商者拥有保护权。那么内外颠倒便利，中西互换，困厄本国的商人，而便利西方国家的商人，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

然而还说力量不足不能实行，财力不给不能办理，国家权力不足不能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自从秦汉以后，政治崇尚宽简，如果一定要使所有事情都治理好，国家恐怕反而聚集弊端。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出口货物的税收不能减轻呢？厘金局约定等到军务结束后停止，现在已经超过约定时间了，难道不能裁减吗？然而还说赔款正紧迫，兴作正多，国家用度正匮乏，不是轻徭薄赋的时候。但是难道不能改革其方法，制裁厂并征，使得商人能够走轻捷的道路吗？如今厘卡如织，一片水域之地抽厘十余次，验票又十余次；一种货物的税收，在未成材料时征收，又在已成器物时征收，物价高低不一，而税则一成不变。有开始仅值百抽五的，后来到了十抽三四。各局的衰旺不定，而税额却有增无减，导致有强税就额的弊端，尤其奇怪的是，一个国家之中各省的章程不一，一省之中各局的章程又不一，一局前后章程又不一。至于以若干起税以及何物免税，都没有一定的章程，所以

译一尺布、一斗粟尚且未曾获免，日常使用的物品也未曾见到触犯禁令。甚至管理厘金关卡的官员，超额完成就能得到奖赏，亏缺定额就会受到责罚，税额逐年增加就能留任，税额逐年减少就会被撤职。像这样，难道能不剥削百姓的血汗，在法度之外强行凑足数额，以求迎合上级的旨意吗？凭着各省总督巡抚的明察秋毫，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却因循守旧不改变吗？一方面是因为苦于没有安置冗员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外销款项没有可以开支的来源。唉！国家得到一二成而让民间损失千万，不允许公开报销却任由暗中搜刮，这确实不是明智的计策。

译然而这还只是由上而下制定，以储备国家之用，商民不敢怨恨。假使承办官吏差役能体谅朝廷不得已的苦衷，秉持绝对公正，毫无刁难，那么商民还不至于十分困苦。然而掌管此事的人，大多负债累累、积蓄资财，千方百计钻营，才得到这个职位。他们打算借此还清债务，或借此发家致富，哪有空闲顾及其他？所以他们压制商民的手段，到了不忍听闻的地步。有收钱放行的弊端，有大头小尾的弊端，有收钱减少货物计数的弊端，这些还只是损害国家而不损害百姓。至于银子则要求补足水耗，铜钱则要求补足串费，罚款没有定限，稍不如意，就踢坏货物来恐吓他们，新鲜水果故意翻动以进行要挟，甚至故意栽赃伪洋货而逼迫他们调换。并且商人守卡时故意延迟开启，商船乘潮时故意停留，疾风暴雨时故意稽留拖延，不顾商人的资财，不问商人的性命。因此厘税的收入，上级得到一分，下级得到九分，这九分中官员得到二三成，管事人员得到三四成，而巡丁则得到五六成。放纵千百只虎狼去追逐羊兔，怎能不一起毁灭呢？还想要他们能取胜获利吗？

况且中国以前是官吏剥削商人，商人困苦；现在是官吏侵吞商人，商人更加困苦。庄子说：“牧马的人，去掉害马就行了。”孟子说：“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积聚；百姓厌恶的，就不施加给他们。”商人选择获利，不需要官吏教导。现在经商，应该用新法求利，商人也深知这一点。道理在于端正商法，保护商权，畅通商路罢了。现在谈论治国的人，动不动就说应该沟通官商气息，应该融合官商感情。于是有“官督商办”的说法，有“官商合股”的说法，有竟然夺取商人事务而由官府办理的。凭借官吏的积威，商人怎么能与他们争辩？于是豪强狡猾之徒，利用中国的官权，施行西方的商法。官本则抬高物价来抵消成本，没有人过问；商本则暂时用微薄利润牵制，没有人敢参与。于是用倾诈阴险的才能，施行笼络操纵的手段，尽取天下的利权归于一己，而商人更加困苦了。

束缚勇士的手脚，却让他与人争斗，能行吗？给勇将戴上枷锁，捆绑健卒，却让他们与人作战，可以吗？现在把商人置于牵制拘束的境地，压抑困顿的地方，想要他们能与各国商人竞争取胜，这就像向南行驶却把车辕指向北方一样。以中国商人受中国法律约束，按道理说，本来应当全部亏损，无法获利了。然而环顾华商，也有凭借日积月累的努力而获得资财的。大概华商本性节俭刻苦，不多求利，不敢效仿西方人的奢侈，所以捡拾遗漏剩余，稍微能追随西方人的后尘，而且还有意外的幸运。因为法律不合情理，于是主管官员有执行法外之意而暗中减少货物价值的；又有因为稽查严厉，两卡争夺厘税，因而减少厘税以招徕商人的；又有船户与官吏勾结，或减少名数，或常年包送贿赂若干以漏缴厘税的；又有依托官船、试船夹带以图免缴的；又有悬挂洋旗、依托洋人报关以免除苛政的。唉！让商人在那里失利，而在这里得计，这难道是谋国者所忍心听见的吗？那么今天想要振兴商务，必须从设立商部开始，必须从裁撤厘金合并征收开始。

商学

佚名

古代夺取他国靠的是武力，到了周代局面一变。齐太公凭借沿海的雄强势力，鼓励工艺极尽精巧，流通鱼盐之利，衣冠鞋履行销天下，海岱地区都来朝拜，这已经变成了商业战争了。后来国力中衰，管仲还修习他的术数，设立轻重九府，也成就了九合一匡的功业。由此说来，商业在不知不觉中夺取他国，比武力更厉害。白圭说得好：“我治理生产，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孙武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样。”所以计然治理吴国，吕不韦辅佐秦国，都是以商人兼并的谋略，作为开拓国家的根本。沿袭到后来，至于桑弘羊、孔光，还以商学来资助军国。后来治国的人，才能不及中等君主，却喜欢说抑制堵塞求利的话。如果利益可以堵塞抑制，确实是正确的，只怕不出于一个途径的，必然分出多条途径；不聚集在中国的，必然输送到四方蛮夷之地。从前乌获能得到戎王的财宝，而秦始皇封赏他，不是封赏他的富有，实在是因为戎王的财宝进入中国，那么戎王的命脉就操纵在中国手中，而不敢轻举妄动罢了。所以他的功劳无异于战胜敌人，而在无形中取胜，反之则可以观察了。近代泰西盛行商学，凡是商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国权所及的地方。所以英国人兼并坐大，在近十二年内扩张到二百六十万英里，而国家没有毫发之费。其余如非洲，都被诸强国按图分割，以施行行政事务，还尚且以自主名义称呼他们的君主宰相，还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落入别人手中的人，比比皆是。能像阿比西尼亚、脱兰士瓦那样抵抗强敌的，大概也很少了。阿比西尼亚在非洲北部，是意大利按图分割所得，意大利用兵占领它，被阿比西尼亚打败，意大利首相辞职，派遣使者讲和，然而没有完全撤走意大利军队。脱兰士瓦是美国人释放黑奴，划定区域而建立的民主国家，英国人开垦

译地公司侵犯我们，我们被他们打败。中国自从通商以来，进口货物多而出口货物常常少，财政匮乏，曾经顺从各国的请求，增加许多口岸以畅通洋货的销售，从而大大增加军需收入，但实际上这些增加的费用都加在货物价格上，而用于海防军火器械的支出，无不依赖外国供应，名义上有三千万两的税收用来抵制财富外流，实际上除了民间贸易弥补两千多万之外，国家仍然要补贴三千多万两，榨取百姓骨髓，让人不知不觉，一旦有一点小事，动不动就用兵船相威胁，必定要满足他们的欲望才停止。那么中国如果不讲求商务就无法作为自强的基础，如果不订立商约就无法作为挽回利权的计策。中国的商约只有来没有往，华商往来常常依附英德商船进行。光绪初年，招商局曾派遣和众轮船前往美国，该国按照没有条约的国家征税，加重数倍，亏损而归。曾袭侯在英国也曾设立公司以自行运输土货，然而该国银行不肯借贷，银币不能周转，加上被重税困扰，也于是停止设立。只有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税的口岸，华商才得以往来自如。而议论的人却想要谋划闭关绝市，不也是错谬吗！现在总计通商以来的利害，上比周秦，直到近代，都写成一篇，名叫《理财学客难问答》。它的宗旨所在，专门在于流通财货，而国家掌握其中枢，也就是平准的说法罢了。

译问：经商是卑贱男子的职业，士人以此为耻。夏商周三代盛世，天子只收取租税，十分取一，除此之外，不曾向百姓索取其他财物，所以当时没有极富极贫的现象，而国家非常依赖拥有土地。等到三代衰微，天子征伐四方夷狄，掌管农业的官员报告国库匮乏，于是天下开始骚动不安，设立了均输官，专营盐铁。而圣明的君王仍然对此有所非议。如今如果实行商法，那就是驱使农田全部变成市场，百姓抛弃土地，君主失去百姓，那么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而想要同时并行仁义，怎么可能做到呢？回答说：利益，是百姓的生命。利益聚集的地方，百姓必定归附。所以圣明的君王并不是能够驱使百姓，而是利用利益罢了。井田制对于封建制，也是顺应形势的自然发展。自从钱币盛行，流通施予的权力不在粮食布帛，而在货币。那么井田制不废除，形势上却无法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有所兼并，百姓就被其驱使。所以君主分配并调节财物，通过高低价格来征收，使财货像流水一样流通，贫富自然均衡，没有什么限制田产，也没有什么平均赋税。这实际上已经采用了井田法的精神而暗中运用它了。然而豪侠之类的人，有的靠贩卖油脂浆水致富到千万，底层百姓仰仗他们吃饭，就像依赖官府一样，那么天子的百姓仍然被他们收买。但是只要一纸符令下达，征收租税徭役没有不应命的，这是因为君主掌握着权柄。近代西方，没有国家不从事商业，没有商业没有商会，更严重的则是垄断利益以掠夺百姓，开拓土地而代替其政治，国家拱手接受既成事实，以此大肆张扬其威势福泽，而商会最终没有听说有一个叛乱的，这是因为上面统属于商部，下面操控于国家大银行。其发放权力来自上面，其回收权力也来自上面，多了就制定制度，少了就疏通渠道，凡是能够获取邻国财富而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他人命脉的，无不为之谋划。所以百姓侍奉君主而没有二心，取用他们的财富而没有异议，他们看待邻国的君主如同寄居的孤儿，看待邻国的百姓如同口中的肉，看待邻国的土地如同自家的庭院。三军将士，一听到命令下达，就像水流向深谷，整个国家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在这个时候，即使有猛将良臣，也不能挽救土崩瓦解的祸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利权已经丧失，百姓长期被其气势震慑而不敢行动。像这样却想要安于贫贱、坚守王道以保存国家，形势上是做不到的。

问：经商作为官职在古代有制度，而《周礼》必定将其归属于司徒，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这是王霸的微妙权术，古今没有不同的轨道。商业能够夺取人的性命，就像教化能够服人心一样。人心所向，国家也随之而动。所以王者不致力于扩大领土，而致力于施行教化；霸者不致力于获取土地，而致力于经营商业。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让召伯巡视南国，从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并不是真的得到了土地，而是使百姓归服罢了。商业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夺取人的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周公将其合并在司徒之下，用士人施行教化，用农夫守卫土地，用商人获取财富。这三者得到其中之一，尚且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况兼用这三者呢？周朝称王是有来由的。现在西方各国，除了经商之外，无不设立教堂，深入险阻之地，以煽惑人民。租界隙地，无不租买，设立垦地公司，以此达到得寸进寸的目的。这是兼用这三者了。所以以前收取其租税、被称为地主的人，现在反而耕种他们的土地，居住他们的城郭，缴纳他们的租税。以前穿着他们的衣服，学习他们的语言，使他们逐渐同化的人，现在竟然穿着他们的衣服，改变他们的语言，进入他们的户籍，接受他们的洗礼，不敢自认为与他们的种类不同。从前看，则有英国对印度，西班牙、荷兰对南洋诸岛，美洲国家对红皮野番的情况。从后看，则有美国对檀香山，荷兰对亚齐，英国对北婆罗洲、缅甸的情况。所以以前的强邻，只致力于战胜敌人；现在的强邻，只致力于灭绝种族和宗教。想要保护宗教以保存百姓，商业是首要任务。治国的人能不努力吗？

问：从前日本与各国订立条约，也和我们一样。等到我们光绪初年，才逐渐改为管辖侨民，并允许杂居购买产业。那么西方与日本，也是三者并行而日本不认为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日本不危险，原因有四点：民智大开，这是第一；商务兴盛而制造业兴起，百姓不仰仗洋人吃饭，这是第二；管辖侨民，受其法律约束，这是第三；军队能庇护本国百姓，张扬国威，这是第四。然而当时俄国百姓还想要集资以完全购买对马岛，那么其危险程度可以知道了。现在中国没有这四点，洋人在附近租界买地筑路建房，就并入租界，设立巡捕治理刑狱，并听审华人的诉讼，大有随着土地迁移之意，而想要效仿日本不是太危险了吗？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很愿意取日本之法来比较。

问：《周礼》中司市禁止奢侈物品，胥师掌管平定货物、察辨诈伪。现在西方化学盛行，进入其都城的人，看到的钢制钻石、牛乳象牙、硫磺鸡蛋、菅草罗锦、鱼鳞明珠，充斥市场，炫耀得让人不敢直视，拿到手里不知道如何选择，这就是司市不禁止奢侈，而胥师不察辨诈伪。而说他们能实行《周礼》，这可信吗？回答说：这正是西方能实行《周礼》而善于变通的地方。百姓依附于富人，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富人能够役使穷人，是因为利益有所兼并。所以周公设立司市

译用法律来使之公平，使匮乏的变得充裕，使有害的消亡，使奢侈的变得微薄，以此来调节，使每个人都没有优劣、通塞的弊病，从而使财物均平。然而豪商大贾有时使用不同的斗和秤，把轻的变成重的，把大的变成小的，数量无法稽查，那么管理市场的官员就不能制约，奸邪之人得以掌握诚实商人的短长，于是就不公平了，所以设立质人（掌管市场度量衡的官）来稽查，用以公平权衡，确定轻重，归于统一而不混乱。然而奸邪之人，以真为假，以粗劣为精巧，入口不能食用，到手不能穿着，这就是欺诈获取民财而肆意兼并，所以设立胥师（管理市场秩序的官）的法律来制约他们。然而还设立肆长（市场管理者），让名称相近或相远的，实质相近或相远的，都公平正直地对待，不曾因为对人无害就禁止它们。现在西方制作的伪物，都考察其与原物本质相同，用人工弥补天工不足的，才允许挂牌售卖，又采用肆长的方法，分别其相近或相远，直接标明名称，不曾把它当作真物来混淆。富人争于奢侈华丽，而穷人得以佩戴他们的服饰，这就是伪物容易求得而真物不昂贵，均平财物的道理在这里体现。至于醇酒掺入明矾，肉质注入水，病猪上市，禽兽不合时令，金银器皿掺铜不符合规定，都有禁令。西方市场物品都有考核的官员，凡是食物都经过官方检验，然后才允许售卖，违反者有惩罚。用显微镜照看其内部质地，如果是病牛并不允许售卖，那些结虫茧的则卖给胶厂熬胶作为原料，禽兽鱼都有禁止渔猎的期限，期限内不得售卖，违反者也有惩罚。金银制作器皿必须掺铜，但合金合银都有固定的比例，也有官员用水检验，不符合规定的没收充公，正与《周礼》禁止奢侈、考察伪物的宗旨相合，所以说能实行《周礼》的没有超过西方的。现在中国的商人只知道装饰伪物，茶叶染以绿矾，大黄必有虫蛀，棉花灌以热水。光绪初年，美国棉花歉收，英国人于是从印度、日本、中国三国贩运棉花，棉花大盛。唯独中国的棉花灌水，经过赤道，变为朽腐，损失千万。此后，日本、印度棉花都远销英国，唯独中国寂静无声。只有日本还从中国购买棉花，近日也因灌水的原因，设立公所来检验。有灌水的罚款，焚烧货物不被商会焚弃，就被医生禁止购买。商业的衰落，由此而来。还应当开设商会来禁止这种行为。

译询问古代的《周礼》，其中贾师各自掌管其辖区内的货物管理，辨别货物的种类并使其价格公平合理，展示成品的优劣并确定其价格，然后命令市场交易四季的珍奇物品，也是同样的做法。考察当今的情况，也有符合这一做法的吗？回答说：这就是西方所说的博览会，日本所说的劝工场。当日本进行维新改革时，苦于货物大量输入，于是分派藩士专门鼓励工商业。回国之后，在横须贺设立劝工场，凡是本国制造的新产品，全部陈列其中，聘请专家评定其价值，区分其优劣，允许其销售，禁止他人仿造，即使是极其微小的玩物，无不给予奖励。商人购买货物，精粗美丑，一眼就能看清，人们的喜好风尚，无法被蒙蔽。那些难以销售的货物，工匠本来就不制造，商人也不购买，所以工匠不白费力气，商人不浪费钱财。一年之间，国人深受教化，民众致力于工业，新产品大量涌现，商人没有积压的货物，转运流通不枯竭。此后东京、长崎相继兴起，工业大大兴盛。起初每年进口伞骨花费七十万金，最后一年竟然没有进口，反而有了出口。中国向来生产瓷器，而日本的陶瓷却充盈市场；美洲茶叶近来以印度为强，而日本的茶叶却远远超过中国；丝绸以意大利为最美，中国嘉兴、湖州的丝绸粗细不匀，外国购买丝绸以意大利、法国的里昂为最美，而日本的养蚕业利益足以夺取中国的市场。十年之间，商务等级从第二十五位上升到第八位。所以西方国家称日本为东方的英国。如今中国拥有四亿人口的众多，土特产数以万万计的丰富，但是工匠不努力发挥其力量，商人不修养其知识，各自存有局限于一隅、自我封闭的心态，所有的市场行情和货物价格涨落无常，相隔百里，价格就不同，彼此欺诈以获取盈余。墨守成规的商人贩卖滞销货物而不知变通，争先恐后地压价希望早日收回资本，对五洲的货物行情却茫然无知。本地的工业未曾进行过考究，即使有一两件新奇的产品，也无人过问，埋没在空山之中，沉沦在乡里之间，不知有多少。商学不明，工业因此不振。这应当在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劝工场，远效《周礼》贾师的方法，近法西方保护实业的名义，凡是土产货物，制造技艺，分类罗列，使工商人士一眼就能知晓，定价者不被欺骗蒙蔽，制货者各自竞争其精巧，各国商人因此而来，报告其国争相购买，那么商务就会盛行，国家就可以富强了。

询问如今日本的劝工场，其效果已经明显了。然而西方博览会的举办，每几十年才设立一次，集合五大洲的产品进行品评。中国初次在美国参展，再次在法国参展，第三次在荷兰参展，过问的人寥寥无几。有人说因为由西方人主办，中国产品难免有隔阂；又有人说开会只是借名搜刮钱财的行为，对商业没有益处。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鼓励工业的方法，古代就有，虽然没有博览会的名称，但已经实行了其意图。《周礼》司市：“在思次树立旌旗，以命令市场。”郑玄注：“树立旌旗，是为了让众人仰望。看到旌旗就知道应当在此交易了。”思次，就像现在的市亭一样。古代的市政，本来就有树立旌旗的典礼，也有树立旌旗的地方，也有主持旌旗奖赏的人，只是没有联合五大洲来权衡比较罢了。又《贾师》：“凡是国家的买卖，各自率领其下属而依次掌管其月份。凡是师役会同，也是如此。”又《司市》：“凡是会同师役，市司、贾师跟随，治理其市政，掌管其买卖之事。”孔颖达说：“不率领胥师，是因为不知物价。”如今西方虽然没有师役设市的例子，但因为庆贺而设会，就是会同的意思。凡是赴会的人，必定特别选拔博士，派遣大臣莅临，品评其高下并赠送金牌，也与树立旌旗的典礼相合。其必定选择精通商务的人，也与派遣贾师的政令无异。如今却托付给西方人，托付给使馆，更托付给不懂格致之学的商贾，其没有益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赴会三次，最终没有听说得到一种新方法来振兴本国商务，这就是原因。

询问西方国家，对于商务最重视流通，于是异地产的货物入口，必定储存在关栈，虽然是为了防止偷漏而设，但对于财富来说却是停滞了。请问依据《周礼》，其说法在哪里？回答说：“国君对于国家，就像父亲对于家庭，子孙虽然能积累财富，不能不告知家长，统一其权力。”西方对于商务，虽然人人有自主之权，但统辖其法律的，必定归于国家，未曾将其据为私利。考察《周礼》，治理市场的政令，凡是通货贿，用符节控制出入的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以联系门市。凡是货物不经过关卡的，没收其货物，处罚其人；凡是所送达的货物，就用符节传出。对于市场，贾师确定其价格，然后命令市场，贾师必定确定价格，然后命令市场，那么其不私自售卖，是明显的。那么关栈的设立，未曾不是古制，也可以施行于当今。况且古代设立关卡，必定有重门的险要，山溪的坚固，有司门掌管其钥匙，有司节掌管其信命。其进入市场，贾师确定其价格，司市确定其品类，又有胥执鞭以守门，掌管其坐作出入，虽然有关栈，犹如关栈一样。如今中国在商务事权上，既不掌握其枢纽，货物一到，就劫夺而征收其钱财，自买自卖，为虚

译如果只为了增加税收，不过问其他，那么为何不恢复古代的关市制度，设立关栈，将天下的财货都储存在一个栈库之中，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是畅销还是滞销，都无法逃脱它的监察，然后再进行征税，这样民力可以稍微宽缓，国家也能节省巡查缉捕的费用。况且中国的商约，曾规定值百抽五的税率，货物既然没有卖出，价值如何衡量，那么在货物出栈时征税，尤其适宜。划定地域设立关卡，与建造房屋储存货物，其道理本来就是相同的。怎么见得关卡可以设立，而关栈却不可以开设呢？所以说：应当设立关栈。

译日本物产志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物产的兴盛与衰败，国民的勤勉与懒惰，都与之相关；田野的荒芜与治理，也与之相关。而国家的贫富强弱，无不与此相关。天下万国，从古至今，都明显可见。如今海外各国，急切地追求富强，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期望用来繁殖物产的方法：如同伊尹、吕尚的谋略，如同孙武、吴起的用兵，如同商鞅的执行法律。他们竭尽心志和力量，与邻国竞争，则有甲国松弛乙国紧张，此起彼伏的情况。他们在细微处分析到秋毫，在末端计较到锥刀，他们相互倾轧的程度，其间不能容下一根头发。所以他们在国内，就说：‘告诫国人，早晚申诫，教导他们致力于财力，对于自己拥有的农业积蓄和工业产品，设法保护它，用心精益求精；对于自己没有的，移植种植，依照方法效仿。’广泛开设农商工各类学校来教育人，如果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就摹写其形状，绘制其图样，翻译其方法而广泛传播。凡是丝、茶、棉、糖之类，必定聚集同类，区分品级，开设博览共进大会，来争奇竞美，褒奖精纯，禁止掩饰匿藏，进而鼓励它。还担心他国的产品侵入我国，我国力量微弱不能抗拒，就重征进口货物税，使物品价格昂贵，没有相互侵夺，而我们才能慢慢兴起并收到成效。于是就有了保护之法。泰西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美国刚兴起铁业，当时英国输入铁条，每吨值三十六圆，征税二十四圆；又英国输入铁块，每百磅值三元三角，也征税三元。大概重征人税，使价格高于我国产品，也可以销售流通，等到国产兴旺征税就逐渐减少。西人称之为保护税。还担心自己国家的产品不卖给别国，我国的利润微薄不能兴盛，就分设领事，派遣委员，考察其风尚所趋向、人情所习惯，而依仿其样式来迎合其喜好。于是就有了摹造之法。又更严重的，商务竞争不过，接着就是兵战，一遇开战，用偏师毁掉其商船，使该国疲敝不能恢复振兴，而我们就能垄断以图谋利益。如英国对荷兰，就是争夺最激烈的了。泰西百余年来，世代讲求，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小贩妇女，都心里明白这个意思，上以此作为保护的方法，下以此作为报国的要务。泰西人有常说的话：‘疆场之战，十战九败，不值得忧虑；如果物力虚耗，国产微薄，那么一国的命运就倾覆了，元气就削灭了。’他们大概是筹划精详而考虑成熟了。好比一个豪富农家，环绕四周邻居而居，因为所居靠近市场，各自拿出瓜瓠果臝的美好，来图谋朝夕升斗的利益，而为人主者，一听任那些贱佣下婢栽培灌溉，曾不过问。想要以此来争利，不也很难吗？不也很难吗！日本维新以来，也兢兢业业以殖产为急务。如丝卖给英、法，茶卖给美国，海产卖给中国，就是他们尤其竭精敝神所追求的，可不说是知道首要任务吗？《管子》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太史公说：‘善于治理的人顺应它，其次利导它，其次整齐它，其次教诲它。’有国家的人，能不思念这些吗？《作物产志》

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

刘桢麟

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开放五个口岸，俄国修筑满洲铁路，英国开通滇梧道路，法国进入龙州，德国要求口岸，美国窥视铁路。加税的提议没有成功，制造厂任其设立。鸦片的消耗，每年三千三百万；纱布的消耗，每年五千三百万；杂货的消耗，每年三千五百万。漏损已经罄尽，蛀蚀波及腹地，岌岌可危啊！以至贫极弱之中国，处于今日，谁不说振兴商务不可迟缓呢？刘桢麟说：中国振兴商务，不是从今日开始的。招商局，开平煤矿，制造局，铁政厂，银钱铸造，织布局，三十年中，次第振兴，清清楚楚可以数出。近来创建铁路，开设银行，行驶小轮船，兴办纺织，设立商局，凡是能够保护华商利益，抵制洋商权力的，无不锐意经营，竭力兴举，亡羊补牢，说将不晚。然而轮船招商虽有成效，但总办买办能否得人？装货载客，能不有弊病混乱？而且往来各口岸，能否越过南洋、太平洋？一步而太古、渣甸、德忌利多方排挤，能与他们抗衡吗？二十一省五金之矿，甲于地球，但开局持久，仅区区开平一隅，工匠师傅却取自外人，出产仍未足自用，提炼未精，销售未广，能尽地利吗？上海设局制造，为名而船械却购自外洋，中日之战所出的枪炮，一概无效，此后急需，能不仰息他人吗？汉阳铸铁，号称备用，但钢轨为何不用之于铁路？商本为何不免于折阅？岂是采炼未精吗？还是销路不适宜吗？鼓铸银圆，可以救圜法之衰败，可以便上下之用，可以塞暗耗之患，但成色搀杂，

译度量衡没有标准，私铸钱币日益增多，洋商互相告诫而不采用，百姓小心翼翼只防备卖出假货，能消除这些弊端并确立信用吗？供应内地必需的物品，抵销洋货的大宗，没有比织布更重要的了，但是本土棉花未能广泛种植，花样款式未能自行创造，轧花纺纱的机器工厂未能兴盛，如何能减少进口货物呢？其余的新政，如果是铁路，那么铺设铁轨费用巨大，为何要让给他人？募集商股繁琐困难，为何不能聚集？如果是银行，那么用人如何能得当？发行钞票如何能取得信任？抵押业务如何能没有弊端？如果是行驶小火轮，那么牌照费用为何多有讹诈勒索？驾驶为何少有华人？内河因为多淤塞，至于纺织业为何屡次开设又屡次关闭？商局为何多年经营而没有成效？现在拿这十几件事向中国的士大夫质问说：“中国没有商务，难道不令人惊恐失色吗？”凭借这十几件不完备的商务，却说中国可以自恃，即使是愚昧无知的人听了，也会丑恶地诋毁这种说法。然而只是修补漏洞，坐视其不完备，而任凭洋商侵蚀直至耗尽，这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译那么想要振兴商务，方法从何入手？道路以什么为先？如今那些村野儒生、乡间鄙夫，只说些家常话，自以为是义理，与见识广博的学者听闻通达的议论相比，起初茫然如隔河汉，惭愧自己的浅陋了。山乡的富家子弟，虽然富有却朴实鄙陋可笑，但一旦迁居到大都市，与权贵交往，久而久之也变得文雅华丽了。经商也是如此，并非因为地点改变就变好了。事物因比较而分类，人因观摩而进步。中国从事商业的人，能吃苦耐劳，崇尚节俭，他们操纵市场价格，长期经营的人，十次中有九次能成功，这是西方人所不及的。然而愚人多而智者少，我见过那些专攻一门行业的人，往往终身乃至几代人都不能摆脱困境，他们获得的利润也终身乃至几代人都没有增长。至于各行商号分散而不联合，资本微薄，无法远行，或者出现一项好生意，就有人假冒争夺，一定要使其失败才罢休。而从事工作的人，只善于沿袭而不善于创新，狡猾的人则多方欺诈，无耻地谋取利益，以施展奸计，因此各自划界，厚待自己而轻视他人，各谋私利，不顾大局。商人既然不自爱，国家也因此轻视他们，不加以保护，不加以提倡。贪婪的官吏，又勒索压制，多方骚扰以损害他们。因此，合资则股份亏损，组建公司则公司倒闭，土货日益滞销，洋货日益充斥。内部受官吏压迫，外部受洋人欺凌。唉！难道是西方人全都聪明而中国人全都愚笨吗？西方人应当富裕而中国人应当贫穷吗？这是因为没有比较和观摩的缘故啊。体恤商人、惠及工匠，头绪繁多，而提倡风气，开辟途径，可以破除华商的愚昧，惩治华商的虚伪，鼓励华商的勇气，开阔华商的见识，联合华商的力量，使小的变大，沿袭的变创新，笨拙的变灵巧，欺诈的变诚信，有什么比举办赛会更优先的呢？

赛会的举办，仿效于何时呢？夏商周三代以前，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其意旨，是可以看出来的。《管子》说：“招来天下的财富，聚集天下的物资，借助流通货物，用轻重高下的规律来调控，这是国家的利益。”《周礼》有大市、朝市的区别，大市以百族为主，朝市以商贾为主。训方氏也有观察新事物的政令。聚集天下的物资，开设百族的市场，观察新事物的出现，这难道不是赛会的含义吗？西方人赛会的典礼，始于英国伦敦，接着法国巴黎效仿，奥地利维也纳效仿，美国在费城举行，日本则在东京举行，而美国芝加哥的四百年大会，更是古今独有。他们设立会场，有农工院，有动植物院，有矿务院有机器院，有电务院，有政务院有邮政院，有文艺院，有邻政院他们设立会场的地方，广阔达数百亩，与会的人，多达数十国，楼阁园囿，密集如梳齿排列，珍奇宝物，目不暇接，汇聚五洲的技能，极尽天人的能事，盛大啊！如今耗费千万的资财，花费亿万人的思虑精力，仅仅用来供游览者的耳目欣赏，几乎等于把黄金扔进虚牝（无用的地方）！然而东西各国，每次举办赛会，该国人的聪明才智，必定增加一倍，该国的货物贸易，也必定增加一倍，而其他国家参加赛会的，也未尝不受益，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说的“物以比例而分，学以观摩而进”。中国向来被称为守旧，没有特异之人，自己已经具备的能力，不担心别人剽窃，别人的长处，都作为我的取法对象，其便宜多寡的差异，尤其不需要比较计算，所以中国不振兴商务则已，中国如果振兴商务，必定从赛会开始。我现在请陈述中国举办赛会的八项利益，希望天下主持商务的人，或许有采纳的。

第一是联络交谊，西方的惯例凡是举办赛会，必定先具文书照会各国外部，转告当地官员，晓谕工商人士，携带该国所有的物产制器，前往与会国家，则拨派官员来管理，所费数十万，十几万不等，而送物的人也动辄数万。上至士绅，下至工商，不远千里，混杂聚集。开会之日，各国分院标识，灿烂如列肆，互相浏览，互相咨询，情意融洽，如同平生相识，因此交谊亲密而和约可以信赖。中国对外情向来多隔膜，推究其根源，一则因为不是同族而另眼相看，一则因为畏惧他们而不愿亲近，所以交涉立约，动辄棘手，而交涉的案件，通商又占了一半，寻衅肇事的往往坐此。如果举办此会，使我国绅商每日与他们相处，熟悉他们的人情，了解他们的趋避，公私融洽，嫌怨自然消除，遇到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至于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然通晓外情，也不容易寻衅滋事以给国家带来忧虑。利益哪有比这更大的呢。

第二是扩充物产。西方人考察中国物产的品种，共有二十六万种。其中已供人使用的，不到十分之三。那些有用而未用，已用而未尽其用的，不知有多少。而其他国家和其他洲所有使用的物品，而中国所没有的，更是不可胜数。《礼记》说：“货物厌恶被抛弃在地上。”如今以二十六万种的物种，而任其生灭递嬗，以至于

译名号尚且自己都不知晓，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羞愧耻辱吗？西方人举办博览会，将五大洲、万国间的物产都汇集到一处。对于别人有而自己也有的物品，就比较它们使用的方法，以此作为取舍借鉴的标准；对于别人有而自己唯独没有的物品，就考察探究其材质是否适宜，以此作为推广补充的依据。所以，粗劣的器物可以变得精良，稀少的物品可以变得丰富，凭借人工的巧妙来胜过自然造化的力量，道理就在于此。中国的物产如此丰富，如果在此广泛地寻求、推广，那么取用就不会有穷尽，使用就不会枯竭。如果还认为土货最终会不如洋货，谁会相信呢？

译第三点是奖掖人才。古人有句话说：“有一件事物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这并不是过分的话。人们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即使有奇特的资质禀赋，立志钻研绝学，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以垂名不朽，也苦于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中国工艺中能够追随西方人做法以此为业的人，虽然不少，但能够不拘泥于既定方法，自创新学，从而超越所学的人，几乎在天地间绝迹。而其中聪明的人，因此被废弃埋没的，大概不知有多少。如今中国的积习，守旧好古，已经持续千百年了。如果借此博览会来开创先例，让天下那些见识狭隘的人和虚骄自以为是的人，听到没听过的，看到没见过的，让他们知道天地间还有这样的事业，不至于瞪眼变色，轻视西学为荒诞了。汇聚五大洲各国的奇技异能，争奇斗巧，而我们中国却落后于人，那么有志之士一定会发愤兴起，而萎靡的风气也可以一举振作了。天下的局势，不激励就不会行动；凡人的力量，不鼓舞就不会发挥。西方人举办博览会时，从国君以下都亲临会场，以重视这件事，又延请内外有名望的人评定优劣，这就是激励和鼓舞的意思。激励和鼓舞，中国尚且不足以振兴，何况对于商务呢。

第四点是考察商情。西方人经营商务，无论在本国还是旅居他国，所到之处一定设有商局和商会。在局中、会中，每隔数月或一年，必定选派商董去游历通商各港口，借此体察人情的喜好崇尚，物产的兴盛衰败，税则的轻重，销路的畅通滞涩，随时报告。消息灵通，事情必定事先不落后，利益必定均沾，不让人吃亏。所以一切利害得失都有把握，商人亏损的少。国家也因此保全了利权。我们中国商局未定，商会未设，暂时不足以议论这个。只是在博览会期间，聚集各国的工商人士在一起，凡是某国物产兴盛，某国物产衰败，某国人喜欢某物，某国人厌恶某物，某国销路广阔，某国销路狭窄，无异于把天下的商埠都摆在眼前，而一一洞察并计算清楚。不需要游历，不依赖报告，而掌握奇货计算利润，成算在胸，自然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凭空猜测，坐受欺骗了。更不至于被洋商倚仗势力压制勒索，动不动就操纵土货价格的涨跌了。

第五点是扩大贸易。中国与西方国家通商，大体上是迫于形势不能停止，而不是出于本愿，这是明显的。所以他们的豪商巨贾，携带货物来到中国的，岁月不断；而中国人去那里的，除了做工觅食外，大都是华商自己进行贸易。能够携带巨资跨越重洋与他们竞争的人，大概没听说过。如今两国互市，权利平等，此往彼来，以最优厚的待遇相待，这是国际法的通理。而中国却不然，有来无往，即使损失无法计算，难道不感到羞耻吗？然而让向来不熟悉的华商，资本又极其微薄，突然要求他们学习西方人的长技，怎么可能做到呢？何况国家又没有保护的权力，谁能禁止他们止步不前呢？如今既然不能突然增加贸易，就先在博览会作为开端。按照西方人博览会的惯例，送物品来参展的，无论主客国家，都先将货物名称编号标价，按次序排列，互相售卖，给凭证作为依据，或者先付定金，到散会时持凭证来取，订立契约支付价值，不需要中间人，不依赖翻译，进出之间动辄数百万，又省去了无数的周折。比起以前的把持勒索、中饱私囊的人，怎么样呢？不仅如此，凡是开一次会，会场前后左右必定建房设店，租给百姓开设以便游客。凡是书信馆、电报局、银行、照相店、酒楼、旅馆，以及马车、手车、轮船、铁路各项杂货的贸易，全国商民所获得的利益，更不知有多少千万。这又是西方人共享利益的方法。

第六点是增加关税。凡是博览会开始时，必定在设立会场之地，先设关税。各国来参加博览会的，所送器物，必定单独列出名称数量，估值标记，报明税关。等到开会日，所有售卖的物品，或由物主，或由售主，去税关报纳。那些未经售卖带回去的，则免税。所以西方国家每次开一次会，那年的税关收入，必定超过一万。而经过这次会后，凡是以前进出所没有的货物，以后也源源不断。这是关税明显受到的利益还少，其暗中受到的利益不可胜数了。

第七点是振兴商业。西方国家设立会场之地，必定选择水路陆路交通要冲。在开会以前，无异于通商的开放口岸。经过数月惨淡经营，疏浚水道，修筑道路，设立电线杆，设置邮政，便利转运，去除阻碍。至于通衢市集，宽敞整洁，各种行业的店铺馆舍，无不开始营建，焕然一新。于是远近逐利的人相继迁徙，背相望而以前寥落肮脏的地方，却突然兴盛起来。那地方因会而得名，那里的人也有增无已。其收入之多，无法计算。如今中国地利未开，商埠虽然

译繁华之地，除了上海、天津、汉口之外，号称繁盛的寥寥无几，而所谓繁盛的地方，又都在租界之中。如果把租界以外的地方与之相比，那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如此辽阔，竟然没有一个自主且极度繁荣的商埠，这怎么能算是一个国家呢？所以必须举办赛会，选择像上海这样往来汇聚、江海交通要冲的地方，率先开创这件事，另外开辟大片土地，营造建筑，一定要广阔且精致，一定要达到能够超越租界的程度为止。然后沿海沿江依次兴起举办，或者在内地自行举办，像日本那样，已经是一年举办一次。在内地举办的是小会，在口岸举办的是大会。凡是向来被称为贫瘠的地方，都可以由小会进而发展到大会。按照这个方法实行，二十年间，如果说中国的土地还有瘦弱贫瘠的地方，我是不相信的。

译第八条是革除积习。中国凡是都会之地，以及商贾聚集的区域，还有乡村市镇，每一年或三四年，必定有赛会的活动。有的是迎神演戏，有的是建醮立庙，上自绅士富豪，下至妇女儿童，无不踊跃捐资，挥霍金钱，动辄数以千万计。如今市井之人，对于锱铢必较，分析到秋毫之末，那种鄙吝吝啬的样子不可言状。唯独到了淫祀鬼神、祈求福佑免除灾祸时，即使花费千百两银子也不加爱惜，难道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吗？是习惯造成的。所以每当兴起一个赛会，全国像发了狂一样，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引发祸乱，却丝毫没有醒悟。而我们广东械斗的风气最盛，因此而被引发的，尤其不可胜数。古语说：“不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现在中国几百年的粗野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而且牢不可破。这不仅对百姓没有益处，实在让邻国见笑。如果已经开了这个会，让天下人都知道它有益处，自然必定会闻风兴起，变革旧习。况且西方人凡是有重大典礼，就借开会来铭记不朽。如果我国旧俗不能骤然免除，那么何不也借此来表达敬意并铭记盛况？一转念之间，美好的利益不可胜数，而几百年的积弊，也一下子消除，难道不是好事吗？

有人说：泰西各国，每次开会，动辄花费千万。中国在疲惫之后，像这样巨大的事情，事前没有来源，事后没有归宿。虽然知道它急切，谁能承担呢？回答说：西方人设会的惯例，先由商民集资购买股票，而国家动用国库资金来倡导。那些绅士富豪商贾，也相继捐款作为资助。到了期限，前来游览的人，每人经过一次，缴纳资费一元或半元。那些购买了凭证的人，出入免除费用。美国芝加哥的世博会，所收取的游览费以及所出售的凭证，加上会议结束后拆卸物料的价值，收入共计二千余万元。拿它来比较所花费的数目，还多出数百万。现在中国开始创办，纵然不能像美国那样宏大，但推算它的比较比例，虽然有多有少的差别，但收支相抵，断不至于担心有亏损，这是明显的。至于中国的工艺向来不讲究，似乎不足以与西方人争长短。然而中国工艺不讲究，谁不知道呢？如果因为害怕不讲究，竟然不让西方人看见，难道能最终不讲究吗？孟子说：“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这是让中国人穷老尽弃，而不能缓解他们的贫困。”现在兴起一件事，有八种利益的好处，没有两种顾虑的担忧，而且前事可以效法，不劳烦筹划，访问它的章程，不过是一个翻译的事情。负责提倡，就在贤能的官员的责任。转瞬间，十八行省的气象焕然一新。古语说：“提起纲，拎起领。”不致力于这个，而只是沾沾自喜于铁路、银行、织造等事，以为是一二补救的措施，虽然说聊胜于无，然而对商务有大利的，有多少呢？

立商部说

陈炽

英国建国在小小的三岛之间，四面环海，却鹰视虎顾，屡次执掌欧洲盟主之位，向西兼并美洲，向南吞并印度，向东南囊括澳大利亚，属地之广，方圆二千万里之遥，凭借它的利益，坚船利炮得以纵横四海，为什么呢？是商业的力量。英国得到美洲，靠的是商业；后来因为加税激起变乱，华盛顿率领商会叛离英国，相持八年，竟然自立为国。英国得到美洲，靠的是商业；美洲拒绝英国，也是靠商业。现在美洲北境的加拿大，仍然是英国的土地，美洲虽然自立，但全国都是英国商人。英国得到印度，也是靠商业；起初由商会派人代替印度管理海关，就是所谓的公班衙。印度土王兄弟争夺国家，残害英国商人，商会组织团练的军队，占据海关的饷银，三次战斗攻入险阻，覆灭其军队，灭掉国家，擒获国王，摧枯拉朽，而印度八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八千万人口的百姓，低头臣服在别人的屋檐下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大小与中国相当，内部都是沙漠，只有沿海肥沃，商会占据它，不费吹灰之力。其余缅甸各国，非洲一洲，南洋各岛，没有不是发蒙振落，席卷而囊括的，商业力量的雄壮如此，商会能灭人国家，又如此。现在日本继起，自命为东方的英国，西方人说赤道之下，日光所照，有一条热水，每日散流于南北黄道，而早晚潮汐由此产生。大西洋则英国当之，英国北境距离赤道五十三度，与中国的黑龙江相等，而天时温暖，四季如春，多雾多雨多风，国家富裕百姓殷实，百物繁盛，都是赤道的热水造成的。太平洋的热水，经过台湾一隔，不入渤海，而入东洋，日本三岛当之，其热度也胜于中国。近年仿效西方方法，农工商三业勃兴，于是割据台湾，侵犯大国，多置轮船，广辟商路，渐渐地国家不可限量了。邻国雄厚，我国薄弱。中国开埠通商，将近六十年，既然自己认为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全部交给异国之人，连年海溢川流，每年流出金钱万万，于是使得二十一行省没有一个富商，内外穷民失业

译没有依靠的人，就像恒河里的沙子一样，多得无法计算。然而西方人隔着重重海洋，距离六七万里，在他们那边终究有所不便，对我们来说也还可以保全自己。日本却近在肘腋之间，急切地兴起而窥探我国的心腹。他们心计的精巧刻薄，与西方人相同；他们性格的阴险柔顺，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能够做的事，他们能做得更出色；西方人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也会去做。起初，他们的财力不够雄厚，比不上西方人长袖善舞罢了。如今一旦战胜，全国宽松自在，数万万金钱，获取起来如同寄放一般容易。又得到台湾这一岛屿，这是各国所垂涎、而日本视为宝山金穴的地方，增强了他们的商业力量，侵蚀我们中国。更有铁路制造货物的条约，夺取我们的矛，陷入我们的盾，在内地纵横驰骋，盘踞利权。好比人有顽固的疾病，元气长久受损，又让外风流入筋络，敲骨吸髓，魂飞魄散，虽然躯壳仅存，哪里还有幸运呢！在这个时候，既然不能在开始时谨慎，又不能在外面拒绝，那么只有振兴商务，来与他们竞争。商业的根本在于农业，农业兴盛则万物繁多，而利益源泉可以开拓。商业的源头在于矿业，矿业开发则金属兴旺，而财物使用可以丰富。商业的体用在于工业，工艺兴盛则货物充盈，而运输流通，可以遍布四海。

译虽然中国的商业力量衰落了，中国的商业处境困顿了，中国的商业无人主持了。中国官吏轻视、虐待商人，商人不信任上级，而疾苦终究没有途径向上申诉，这种情况也已经很久了。如今轻率地说整顿商务，商人私下揣测说：“这大概是要把我们当作鱼肉宰割吧。”慌忙地说聚集公司，商人冷眼旁观笑着说：“这本来就是要欺骗我们。”洋洋得意地向众人宣称要航行轮船、广泛设立工厂，商人起初惊讶，继而怀疑，最终退缩自我阻止说：“我没有资金，我没有能力，而且恐怕日后受牵连，不如让给外人吧。”这是因为商人习惯看到官吏偏袒讨好洋商而摧残华商，这不是短时间造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即使再三敦促勉励，有财力的人不能担当事务，能担当事务的人未必有财力，心志不统一，意见不合，互相猜忌，互相排挤，没有见识没有才能，自私自利，拖延很久，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于是有现任官员起来承担空缺，却又把持垄断，专利侵权，虽然便利了一己的私利，反而断绝了众商的生路。唉！中国的情形，上下隔绝如此，想要一下子谈论保护商务、收回利权，这就像让奴仆阶层的人，释放监狱里的犯人，突然让他们平起平坐，商讨朝廷政令，不颠倒失措，能有多少呢？这是因为官吏的积威足以胁迫他们。泰西各国都设立商部，另有商律，专门主管保护商人，难道是喜欢做这种纷纷扰扰不怕麻烦的事吗？因为国家用度出自关税，关税出自商人，没有商人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国家。不设立专官，制定专律，那么商情终究被压抑，而商务一定不能兴盛。中国沿袭旧习，喜欢持守崇本抑末的说法，商人尚且不能辩白，商人的气势怎能发扬？就像控诉欠款这一端，地方官认为钱债是小事，置之不理罢了。如果再三控诉，甚至要将人管押并罚款。这就是矿务各公司亏损倒闭卷款逃跑，股东控官不准，而此后招股一事，全国视为畏途，即使苦口婆心，无人肯响应的原因。商律的法度良善意美，其他不必说，仅就控欠不追、无罪受罚两件事来说，中国商人的屈抑如何呢？国家厘金、洋税、盐课三项，年收入超过六千万，正供常额，大半出自各商。那么商对于国家，国家对于商，已经共患难同休戚，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不设立商部，怎么保护商人？不制定商律，怎么保护商人？不在各城各埠广泛设立商务局、建立商务学堂，怎么激励鼓舞、整齐教诲各商？假如没有商人，怎么有税收？假如没有税收，怎么供给用度？假如没有用度，怎么治理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切肤的灾难，大概不能置之度外了。近日总署议准各省设立商务局，选举商董，以求通达下情。然而地方官吏大多一笑置之，即使真的施行，也不过是用一纸公文奉行故事，而对商人有什么好处呢？对商务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中国的官商相差悬殊，不设立专官来隶属他们，不设立专律来防范他们，不规定地方官吏的考成功罪来警示他们，而想要体恤商情、振兴商务、保护商权，这就像缘木求鱼，想要向南却把车辙转向北。那必然得不到。

论中国宜特设商部以整顿商务

英人李提摩太附

自从泰西通商以来，当权的大臣深知洋务是富强的根本，于是创制制造以求利器，设立船政以训练水师，又担心战阵没有方法，驾驶缺乏人才，又添设武备、水师、管轮各学堂，以储备干城之选。近来矿务与铁路并行，老成谋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然而数十年来，耗费达到数千百万，不过袭取西人的皮毛，所谓富国之道，强兵之术，何时曾得其奥窍？关心世道的人，不禁为之痛哭流涕。虽然，开矿造路，固然属于救时的急务，而振兴商务，实为当今的要图。考察泰西各国，无不以商务为重，凡见民间有一技之长，无不曲意成全，知道国内有一物之产，无不加意讲求，务必使工艺日益精进，生意扩充，然后停止，这是泰西日益富强的原因。查中国货物销往外洋的，起初以丝、茶为大宗，近年北省的驼绒、羊毛、草帽辫等货，销场也不少。只是丝、茶外国逐渐能出产，加上商人重利，不肯认真采择，于是西人不甚喜欢，所以丝、茶两项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毛货、沙辫也因沙土太多，长短不齐，贩运者常有亏损，出口也不像往年那样兴盛。至于西人购买毛货，用来织造绒毡等物，织成之后，又卖给华人，所以利源仍为西人所有。此外，泰西行销中国的货物，不计其数，如洋布、烟土、铜、铁、铜、铅、钟表、颜料、机器、枪炮、轮船、洋火、洋油、香水、肥皂、酒类、玩器、食物及一切杂货，人人都喜欢使用。以近日出口丝、茶等货相抵，那么万万不足，计

译每年流出的利润，数量确实不可估量。现在想要堵塞这个漏洞，急切应当设立商部，广泛开设各类工艺工厂，凡是外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任由民间仿造；或者有人用新法制造出一件器物，确实适用，由商部奏请奖赏，并限定其年限出售，不允许别人仿造。又各工厂如果因为资本不足，考察其工艺可观且办事认真的，由朝廷补充官本，商务大臣只负责保护和查察，一切生意并不加以牵制。倘若查有办理不善及私吞中饱自肥者，将总办从重治罪，由各股东另行公举贤能之人。如此，则赏罚分明，众人都会受到鼓舞。实行几年，何愁不富强呢？有人说创立轮船招商局，也属于讲求商务的一类，为什么至今毫无起色？你只看见商局生意的兴盛，也知道其中弊端的严重吗？又有人说怡和、太古、禅臣、麦边等洋行所用的买办，仍然是华人，为什么他们用人就有余力，我们用人就不足呢？你没听过先圣的话吗？“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相信这话，你也可以不言而喻了。又有人说现在商局疲敝如此，也有好方法来维持它吗？回答说：有。听说商局创立之初，一切章程都依照西方惯例。自从前任总办亏空被削职后，大官认为市井无人，特派道员来主持其事。用官场人士涉足商务，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众人能不信任吗？现在的计策，不如仍由各股东公举总办，如果确实能认真办理，由局里重送花红，以酬谢辛劳，并由商部请旨嘉奖。倘若查有贪劣的确凿证据，即由各股东斥退，另举贤能接替，并由商部奏请将那总办的家产查抄备抵，另治以应得的罪，那么清廉者会更加奋勉，贪墨者都会知道畏惧，商局没有不蒸蒸日上的。人们看见商局获利如此丰厚，其他工艺各厂自然能踊跃争先，富强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执掌国家大权的人，为什么不把心意加在商务上呢？

译大兴商埠说

陈炽

自从黄帝在日中设立市场，在首山铸造铜器，姜太公沿袭这一制度，建立了九府圜法，管仲设立市场，建立女闾，管理山海资源，以流通天下的货物。现在的评论者，用霸道的权术来斥责他们，难道黄帝、姜太公就不是施行王道吗？商务的兴衰，钱币的轻重，暗中观察万国九州疆域的广狭来作为差别。太古时代，百姓浑浑噩噩，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有所需求，只是用粮食和布匹交易罢了。夏商周三代以后，土地日益广阔，人口日益繁衍，民用日益增加，那么货殖日益重要，陶朱公、计然的商业策略施行于天下。汉代桓宽的《盐铁论》，文学大夫诘难百般，却不能取胜。人情所便利的，天意所通达的，是万古圣王所不能禁止的。然而向西通往波印，向东抵达日本韩国，往日的商路到海边就停止了。明朝永乐年间，才开始派遣宝船装载货物，出南海，到达西洋，以获取番舶珍珠犀角的利益。从此以后，西方大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来到中国，从澳门、台湾、香港，到沿海沿江各口岸，中国人出洋经商、做工、谋生的，也不下数百万人。英国人利益遍布六大洲，多财善贾，君臣上下同心协力，专门以通商开辟商埠为重要图谋，每在山角海边荒凉寂寞的地方，兴建集市，不到几个月，街道通达，楼阁高大宏伟，百货堆积，万商云集，再加上电灯煤气彻夜通明，电报火车终日飞驰，清洁整齐严肃，如同进入化城，所谓天下的商贾都想藏身于他们的市场，天下的行旅都想经过他们的道路。而他们旁边的中国城镇，反而崎岖荒芜，像沸水像热汤，盗贼横行，荆棘满路，税差衙役侮辱平民，抢劫勒索，欺压良善懦弱，以此对比彼，明显判若天渊。中等人家以及富商大贾，无不携带资财眷属前往那片乐土，依附他人，留下的，多困苦颠连，不能自给，相比之下显得不足，怎么办呢？所以西方人的商埠制度整齐严肃，决然是三代以前的遗规，而不允许拿着后世因循苟且的做法强行比较高低。现在中国如果确实知道弊病所在，计划开发物资成就事务，通商而惠工，那么这个商埠，固然是中国五行百产精华所出的地方，储藏交易流通，以与天下万国的商民相见。如果街道的狭窄依旧，房屋的卑陋依旧，水泉的咸涩污秽依旧，捕务的不修，盗贼的不禁，依旧；游匪蠹役的敲诈讹索，依旧。那么货物堆积，而远方的人不来；虽然想通商，反而堵塞了。况且中国动不动就谈论圣道，以上种种积弊，难道是圣王盛世所应该有的吗？简陋因循，大概不足以昭示万国。想要伸张而禁止，廓清而肃清，也不过是一纸官文，奉行故事而已。之所以逐渐积累颓靡，以至于如此极端，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只有模仿恰克图买卖圈及江海各埠租界的模式，凡是轮船、铁路、电报所通达的地方，以及中国土产、金工艺所聚集的区域，一律由官府提购买民田，自行开辟商埠，开渠建屋，而每年征收租金。一切详细章程，都模仿西方工务局的成法。现在各埠租界旁边，也一律清理隙地，兴建楼房，正名叫做“华市”，以便华商居住贸易，并且避免西方人借名影射占地越来越宽。如近日上海租界地基蔓延到百里以外，他们用高价诱骗我们愚民，流弊深微，不知尽头。如果都由中国自行开辟商埠，那么此疆彼界，虽然想尺寸侵越也不能。现在通商的地方日益增多，占地的谋略日益严重，不自行开辟“华市”以清理界限，那么官府隔膜，无可稽查，以利诱民，何求而不得。然而这还是小的祸患。中国自行建埠，而逐年收取租金，由内部的商部，外部的商政局经理此事，模仿《周礼》司市的制度，货物出入有数目可查，就可以改征落地税银，而尽撤天下的厘金，以缓解民困。按月按季所征收的租课，除了补充修道等费用外，仍可积少成多，上济国家财政。东西两洋各国每年的需要，都依赖这个作为大宗收入，那么商贾通而民不为病，厘捐撤而国家不患民贫。恢复古时关市的征收，改变后世权宜的制度，开渠垫道，养育无数的人，民殖货通财，开辟无涯的利。依靠这个则益国便民的大者，有能揽持全局，爱养百姓，读三代以前的书，知四海以外的事的人吗？愿得与他上下今古，借箸而一筹之也。

酌增领事说

陈炽

各国领事在中国，威权无限，俨然治理民事的官员，实际上是保护商人的官员。所以那些商务少的国家，有时用商人充当，或者干脆不设领事。只有法国领事职权兼护教，动辄称兵要挟，危惧多端。中外刑律不同，交涉案情必须会同审理，领事的权利遂推广到治理民事，太阿倒持

译这确实妨碍了中朝（清廷）的体制。英国又增派一名副刑司驻扎上海，对于有罪的人，依据情理和律法，才最终定下判决书。这固然因为朝廷明察慎用刑罚，也是担心领事不熟悉法律罢了。英国人与各国通商，其领事并不兼管民事，只有像印度、巴拿马、澳大利亚这样的属地，才派遣刑司，而香港、上海也是如此，俨然将这里视为属地了。日本最初的条约与中国相同，这次换约时已经更正。中国向来在日本设立理事官，专门管理中日之间的诉讼，却反而不关乎商务，情况隔膜，一变之下完全失去了原本的制度。如今商约即将签订，这个官职也要撤销，名义和实际早已丧失，不必再吝惜那只羊了（意指不必再纠结于旧制）。中国在香港、西贡、新加坡设立领事，经过多次商议才成功，而香港这一港口始终没有定论，因为外国设立领事都先试办一年，某位官员坚持要三年，所以最终作罢。华人在外埠的，统归外国官员管辖，虽然设立了领事，也苦于事权不属于自己，受制于人。然而领事以保护商人为职责，不审理民事案件，这是西方国家的通例。保护商人的事务，不在于斤斤计较、寸寸衡量，而在于平日通达外事，联络商情，暗中收回中国的利权，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国人的视听。如果得到明通公正的人才，长期担任此职，那么对上维护国家体面，对下顺应民心，其在深微隐秘之中所起的补救作用，实在不是一两条所能概括的。况且华人出洋的，其辛苦劳累之深，其拘囚屈辱之甚，难以言表。起初是因为匪徒勾结洋商，欺骗诱拐乡间愚拙的人，名叫“仔”，到澳门附近，拘禁在洋船上，载到南洋各港口，卖给开垦土地的外国人，担心他们私自逃跑，用铁链锁住，早上牵出来，晚上牵进去，稍有懈怠就加以鞭打，视他们如奴隶，役使他们如马牛，骂声不绝，食不果腹。他们被运载出洋时，数百人关在一个舱里，因闷热而死去的已占三分之一，到达港口后，因饥饿、疾病、鞭打而死去的又占三分之一，仅能苟延残喘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中稍有技能、做工勤奋能得主人心欢的，从而逐渐致富的，不过千百中之一二罢了。然而带着资财离开，既担心异族羁留；脱离险境归来，又苦于同乡讹诈勒索。向地方官吏控告，官吏反而趁机鱼肉百姓。在九死一生之际，侥幸脱离虎口而谋取微薄利益，却转而陷入荆棘遍地、无路可走的境地，这真是令人寒心酸鼻的事。然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出口时来不及稽查；到达港口时，又苦于无人管辖，以致进退不得，去留两难。而各港口的情况不同，有巨商大贾自己设立轮船行栈的，有仅有小康之家自食其力的，有全靠做工仰食于人的。议论的人想要设立领事，总是以就地筹款为借口，希望搜刮他们的私财来充作公用；而兵船不到，威望不足，华人吃亏，毫无挽救。操守不严谨，被中外轻视。更有各省为赈灾捐敛钱财，海外近年常驻新加坡的，多达十三局，乞贷卑劣，更加被外国人嘲笑。唉，天下事还能说吗？虽然如此，东南洋数百万华人，固然是中国的百姓子民。西方人开埠必定招揽华人，华人多了，该港口的兴盛可以立刻期待，否则荒凉寂寞，如同太古的荆棘丛生，如英美的新旧金山，墨西哥、巴西、秘鲁、古巴各港口，绵延至西贡、缅甸、印度、锡兰以及西方人新开辟的非洲、南洋万岛。开辟之初，都广泛招揽华人。华人工作勤奋，食用节省，薪俸低廉，百业兴旺，突然变得富庶，然后其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因而嫉妒他们，残害他们，驱逐他们。天下的不平，哪有超过这个的呢？

译然而追逐者自行追逐，新开辟的港口仍然不能不招引。确实派遣熟悉情况、深明大局的人，周游各港口，经营筹划，制定保护华商华工的章程，派遣一位大臣驻守新加坡，主持此事。在澳门、香港、汕头门四处专门设立领事。华工出洋，将前往哪个港口，与该国立约，发给凭证并订立年限，仍声明日后去留自由，不得有擅自驱逐伤害等情况，否则向其国家索赔巨额赔偿。华商出洋则发给凭证而不立约，也必须照会各国保护维持，如同西方商人在中国的待遇一样，均不得向本人擅自索取规费，那么每年出洋的民众就可以确切知道其数量，而其来源就清晰了。东南洋各洲各岛须查清华民有多少，或贫或富，是做工还是经商，属于哪个国家，有约无约。那些华民超过一万人的港口，一个港口设一个领事，否则几个港口总共设一个领事，国家筹给的薪俸必须优厚丰厚，统归新加坡大臣管辖。平日职守专门以安抚工商、保全人命财产为主，争竞殴斗等琐事不与外人争夺判断之权。新加坡须拨万金设立中西大学堂，以教育聪慧子弟。各埠商民有家业子孙因而失学的，准许领事禀明该管大臣奏闻请求倡导，再由本地捐集经费设立学堂。如果有明达之才，由大学堂考验属实保送来京听候录用。因时制宜，除旧布新，体恤其艰难危险，开启其知识，那么其流弊也就洁净了。人才是万事的根本；学堂又是人才的根本。说话的人动不动就说中国在南洋权势久失，即使耗费巨资也无补于时艰，不知道南洋各岛在明朝嘉靖以前本是朝贡之国，中叶以后明朝抛弃了它们，然后西方人才得以夺取。践踏田地夺取牛只，倚为外府，精神命脉都在这里。夺取它们的是因为有人才，抛弃它们的是因为没有人才。西方人既驱策华民尽除荒芜，种植开矿之利，独占天下，却反而逼迫摧残，竟然忘记开创艰难之自有其功者不得享其报。华民的勤勉且愿意，人之所悲，也是天之所悯。以设官开启其始，以立学考核其成，不争旦夕之功，不惜财政之费，而只以潜移默化收效将来，使数百万华民智慧渐开才能渐出，那么有人，有土。有土，有财。我知道上天之所以报答他们的，将必然有所在。否则，自弃其地，自弃其民。明朝的覆车之鉴，未远矣。那些西方人坚忍深沉，无利不搜。难道不可以对待南洋的方式，对待中国吗？又岂不可以利用南洋的华民，利用中国的华民吗？这是海内有心人所为之惄然忧虑，悚然恐惧的。

覆奏讲求商务折

总理衙门

治国的道理，农业和商业并重。然而一个国家独立，则务在农业；雄强角逐，则务在商业。商业本来与军事相辅相成。中国素来是一统之国，不惧利源外泄，所以在商务一道上，缺乏讲求。近来自与泰西各国通商以来，利源日渐枯竭，商务日渐败坏，当事者才开始急于讲求，思为补牢之计。现将去年腊月总署覆奏讲求商务的一折，录于下方，以供众人阅览。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谨奏，遵旨议奏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机处交片，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务的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钦此。我们查该御史所陈述的，无非是想官商一气，力顾利权。这是《周官》保富的方法，实行于今日尤为切要。如所称沿海各省会应各设一局商务局，责令督抚专政，局中派提调一人驻局办事，将该省各项商业悉令公举一人董事，随时来局，将该省商利病情形与提调节商补救整顿之法，禀督抚而行。之事关重大的，督抚即行具奏一节。查通商是致富的原由，必须令上下相维，始克推求利弊。泰西各以富强为首务，或专设商部大臣，其他公司商会随地经营，不遗余力。中国各省商自行成风气，间有公所会馆，章程不一，地方官吏更加不关痛痒。公事则派捐，诉讼则拖累，商人视官政，猛如虎，其能收上下相维系之益乎？自立约互市以来，洋商运输货物只完正子两税，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到关卡抽厘。于是不肖华商贿买牌照，假借洋商之名，洋商出售报单，坐收华商的利益，流弊遂不可究诘。总之欧美各洲商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如田房捐、存款捐、进项捐、印花捐，比中国厘金加重倍蓰，即使香港、新加坡诸岛，何莫不然？这都是华商习闻习见的。至于洋商仅完正半两税便可畅通无阻，利权较华商为优。然而华商食毛践土，应当能仰体国家立约通商的缘故，不应自外生成。

译为什么假冒招牌的风气近年来越来越猖獗？实在是因为官府与商人之间存在隔阂，官府既然不体恤商人的艰难，商人又怎会知晓官府的法规？这位御史请求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以便维护华商利益，逐渐收回利权，这确实是当务之急。只是请求派遣专员作为提调，以官府的体面亲自介入市场商业，终究难以透彻明白。不如由官府设立商务局，一切事务仍听任商人办理，以联络彼此的情谊。现拟请命令各督抚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地商人公举一位殷实稳重、向来有声望的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将该省的物产行情综合其利弊，逐一详细考究，其中与洋商有关联的，丝茶是大宗，近来则有机布、纺纱、制糖、造纸、自来火（火柴）、洋胰子（肥皂）等业，考察其利弊，哪些可以抗衡洋商，哪些可以扩大销路，如果能确有见解，确有把握，允许其直接禀报督抚予以提倡，再由各府州县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结臂膀，所有各该处物产价格的涨跌，市场行情的消长盈虚，即由各分董按季度上报省局汇总造册，仿照总税务司贸易统计册的格式，年终由督抚咨送臣衙门以备参考。那些华商互相买卖、不与洋商相涉的货物，也应当按照市价公平交易，不准任意抬高或故意压低价格以连累同业，如果经局董查实，应当立即公开告诫，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就由局董禀报官府，将该行店的劣迹张贴在通衢大道上以警示后人。该局遇到需要禀报官府的事情，无论大小，衙门均不得勒索规费。各局所的地方长官，每月或一两次前往，轻车简从，真心实意地咨询访查，只有具备体恤商人的诚意，才能施行保护商人的政令，并非仅仅凭借权势地位的尊贵。各直省如果确实能够强力奉行，商人的情绪可以期待踊跃，商人的利益可以期望扩充，即使是华洋交涉，也可以掌握其要领了。

译又如原奏所说，招商局开办多年，并无起色，请求特派督办招商局的大员一人，驻局办事，将招商事务分为闽、广、三江、两湖、四川这四大股，每股各令公举殷实公正的商董一二人，专门办理该股的一切商务，由各商董议定办法，禀报督抚后施行。另外设置提调一员，专门管理局中一切章程这一条。查招商局是南北洋轮船的总汇，同治十一年前，北洋大臣李上奏说明设立局所，由商人承办，由官府维持。自从光绪二年买并旗昌船栈后，官府垫付的款项共一百九十万八千两，到现在已经拔还，现已不存在。官府并非毫无起色，即便仅就每年完税而论，各省关所征收的招商局船税，每年约三百余万，搭载水自开局至今，几乎超过万万。如果没有局船，那么这些利益全归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确实有明显的功效。能够能力去除中饱私囊，切实经营管理，那么益处较多。该御史请求整顿招商局，确实并非没有见解，只是整顿的方法，实际上分为两端，一在局中的弊端，一在船上的弊端。查该局之所以能够自立，实在依赖官府的维持，所以虽然怡和、太古多方排挤，该局还能支持。每年运输苏浙漕米，又免除两成税课，都是该局独享的利益。对于江西、两湖的漕米，则代为购买运输，尤其获取巨额利润。如果全部归属于局中，不由一二人专利，那么公积金会不断增加，这是在局中弊端所应整顿的。各船的买办，多半是通过攀附关系得到的，每船的货物虽然有舱口簿可以查核，而搭载乘客则多报少，影射隐瞒，难以究办。外洋轮船的责任在于船主，事情无论大小，都听从船主指挥，每次乘客登船，则发船票，到半途则查票，登岸则缴票，这都是大副的职责，而船总其成，不至于拥挤混杂蒙混。招商局的船主只管驾驶，船中一切由买办主管，所以长江买办的缺位最为肥美，这是在船上弊端所应整顿的。凡是这些积弊，如果派来尊贵却没有实权的督办，公私未澈，呼应不灵，徒拥虚名，恐怕没有实际效果。该局向来隶属南北洋辖理，因为局船起卸口岸都有关道可以稽查，而受命于南北洋较为切近。光绪七年，李鸿章复议王先谦的一疏，声明该局缴清官款不过是商本盈亏与官府无关，并非一缴公帑，官府就不应过问，听其漫无钤制，预先说过了。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招商局历年的积弊认真整顿。该局总办以及掣票登账、管理船头司事，以及江海各船的买办，能否得人，经办之事有无自私自利，被商股所指摘，并申明旧章，每年结算由天津、上海两关道稽核。该局每年刊印告白，如果被商股诋驳有据，那么天津、上海两关道也应承担责任。至于每船到岸如何稽查客载，应饬各关道委员经理，不分昼夜，与税关船头官共同查核，以杜绝弊混。其未设关道的地方，如江南下关、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武等处，由南洋大臣檄委地方官办理，每月直接禀报南北洋商署存查。能否如该御史所说，分闽广、两湖、三江、四川为四大股的，应由南北洋大臣体察情形，酌情办理。该局的船曾驶赴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各岛，路远费煤，船小载轻，获利无几。现在寻求扩充的方法，适宜就中国各口岸有可为该局增益以对抗洋商的，统由南北洋大臣随时规划。请旨遵行。至于通商事务，向来由臣衙门办理，该御史请求在京师设立商务公所，与臣衙门没有太大差异，自然应当无需置议。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的缘由，谨缮折具陈，伏候皇上圣鉴示。谨奏。奉旨依议。钦此

译这是当务之急。臣等私下思量，洋人每当争夺一项利益，必定汇聚上下财力，苦心经营；而华商势力涣散、人心背离，力量分散、财力匮乏，如果不是官府力量加以保护扶持，使大家意志统一、齐心协力，彻底革除向来官商隔阂的陋习，断难与洋人争夺利权。应当请旨命令南北洋大臣，各自先筹款二三百万两，在内地广泛设立丝纱机厂，以此作为倡导，并命令各将军、督抚，根据当地物产适宜情况，一体兴办。奉天、直隶等地，又适宜增设织造呢绒、羽毛毯的工厂。其中紧要的关键，首要在于选拔人才。应当命令严格制定章程，公开推举家资殷实、廉洁干练的商人分别担任厂务，由官府认真督查，不准丝毫徇私，并允许本省各官员以及京内外大小官员绅士，量力认购股份。每到年底，将章程款项由总厂详细刊印发送阅览，如果有弊端混乱，不论何人，都允许到厂里辩驳质问，并允许入股的人进京呈控。查实后，除了责令经管之人赔偿并严加惩处，还将对督管的大吏酌情给予处分等语。臣等查得丝纱是土货的大宗，想要设厂制造，抵制洋商，自然不是官商合力、广泛筹集巨额款项，不能成事。上年闰五月间，钦奉谕旨，命令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泛制造，随即据署理两江总督大臣张之洞、江苏巡抚大臣赵舒翘电报称，将利息借用的商款银二百二十六万两，挪作开办商务局之用，先在无锡设立缫丝厂，兼开茧行。此外其他工厂拟设在上海或苏州。至于织布纺纱机厂，大约费用银一百万两，筹款另行商议。各省督抚大臣先后上奏，大体能仰承圣意，设局招商，各自根据本省物产适宜情况，酌情筹办制造，似乎向来官商隔阂的弊端，已逐渐消除。只是办理多年，究竟筹款多少，设厂几处，有无成效，至今未曾上奏咨文。即使张之洞、赵舒翘拟将利息借用的商款挪作开办商务局，究竟是否办成，也没有后续报告。该给事中请求由各省将军督抚根据当地物产适宜情况，集股设厂，官府资助商本，逐渐推广，自然足以疏通利源而杜绝利源外流。应当按照原奏所称，公开推举家资殷实、廉洁干练的商人，分别担任厂务，由地方官认真督查，并允许官绅量力入股。至于年底将章程款项详细刊印一节，前年十二月间，臣衙门在议复御史王鹏运设立商务局的折子内，拟由各商公开推举家资殷实、稳重干练的绅商，派充局董，仿照总税务司《贸易总册》的式样，年终由督抚咨送臣衙门，以供参考，已经奏准通行遵照在案。此次丝纱各厂仍应由各省将军督抚查照前奏办理。各厂中有弊端混乱，自然应当责令经管之人赔偿并严加惩处。但必须附有股本，才能入厂查询。原奏所称不论何人都允许到厂辩驳质问，恐怕滋生纷扰。至于督管的大吏原本应当竭力维护，严格剔除弊端，但只能掌握要领，不能琐碎地亲自处理，似乎难以深入了解厂中是否有弊端混乱。如果有人揭发，而该管大吏不代为查理，或者竟然包庇，自然应当如该给事中所奏，酌情给予处分，以警戒懈怠。相应请旨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各自根据本省情况，切实筹办，不得空谈。至于南北洋大臣能否各自筹款二三百万两，以此作为倡导，也应当请旨命令王文韶、刘坤一迅速筹办。所有臣等遵旨议复的原因，理应恭敬地写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恭谨上奏。

译在《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之后。

麦孟华

有的国家因用兵而灭亡他国，有的国家不用兵也能灭亡他国。因用兵而灭亡他国的，其祸患来得近，事情显露，被侵略国能够防备，邻国能够牵制，即使灭亡了，如果有豪杰再次兴起，也不难复兴。不用兵而灭亡他国的，其祸患来得远，事情隐蔽，被侵略国不仅不防备，反而感激他，邻国虽然防备，却无法牵制，这样的灭亡会导致元气耗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无法恢复。麦孟华说：“地球上近百年来，因后一种说法而灭亡的国家，不知有多少朝代了。其他的不必细说，请谈谈印度。印度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名国。英国人用十二万两白银的公司，设立一个总督来掌管，起初以保护商务为目的，逐渐掌管其税则，逐渐垄断其财赋，逐渐干预其政事，从容拱手之间，五印度便成了废墟。虽然后来稍微借助兵力，摧枯拉朽，论功行赏时，商会的总督是魁首，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

中国既然赔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朝廷权贵退朝后仰屋思考富国的方法，请求向强国加税，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有一位在中国担任客卿四十年、致富千兆、受英国朝廷男爵奖赏的英国人叫赫德，大声说：“不如将中国出口的货物值百抽十，不如将中国用机器制造的货物，以及仿照洋式制造的货物重税，这样更方便。”麦孟华听到后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机器制造货物的税则重外轻内，这两者是西方人用来强国并保护百姓的方法。泰西各国没有不互市的，大致客商的利益是一，而主国的利益是十。唯独他们通商于我国时不是这样，即使有奸商乞求旅居中国数年，无不满载而归，那些狡猾而富有的人更不必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国外交不讲求，抵制不擅长，制造不兴盛，出口货物不旺盛，他们把我当作囊中之物、俎上之肉，安然地相互取而噬食，几十年以来就是如此。虽然如此，我国地广物博足以经营，人民智能足以制造，而物产的精华又足以供给经营制造的需要，通商逐渐长久，耳目逐渐熟悉，风气逐渐开通。他们向来所依赖用来取食我国的区区技艺，我国逐渐能知道，而逐渐能仿效，那么对于他们取食我国的谋划非常不便。去年九月，西方某报馆倡议请求禁止机器进入中国，见《时务报》第八册。难道不是因为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吗？虽然如此，英国禁止，其他国家将输入；即使各国共同禁止，中国将自己制造。这种气势蒸蒸日上，不可遏制，是必然的。像这样，只是白白失去他们销售机器的利益，而不能断绝中国使用机器的道路。对于他们取食我国的谋划，将更加不便。赫德这个人，老于世故且熟悉中国。他本来知道创办之事，举手必不容易；又知道我国百姓非常害怕骚扰；又趁我国患贫非常急切，无所作为，可以用计谋欺骗。他心里想：像这样，那么中国使用机器的人将会断绝，机器断绝，那么出口货物断绝；出口货物断绝，那么国家的命脉断绝。他对我们说：中国使用机器的人，已经逐渐多了。使用机器多，那么制造物品多；制造物品多，那么抽取税收多；抽取税收多，那么国库银两多。唉！赫德为自己为英国谋划，而设下埋伏等待我们，本来不足为怪。只是不理解我们中国以四万万人口，竟然瞪着眼睛喝毒酒，联步跳入陷阱，而没有人醒悟。《左传》说：“不要滋生其他种族，实在逼近居住在这里。”又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一定不同。”现在得到原议，揭露其隐衷，揭发其诡谋，批驳它，有天下之责的人，或许有选择吧。

原议说：“凡是华商打算创办制造等事，无论制造哪类货物，如果使用洋式房屋、家具、机器，施行外国之法，务必报明就近各关税务司，注明制造哪类货物，需用本金多少，并想设立在何处地段，即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查勘，在那地段设立没有妨碍，发给凭证，才准许开设。”又说：“所设立的制造处所，须听由海关随时派人进入查看，如果房屋、机器有所损坏，导致伤人命的危险，就应暂时封闭，等到修理完整，才准许重新开放。”

驳斥说：“制造设厂，将本金、地段报官，并听任官员随时派人入厂查验，这种条例西方国家有。然而这是地方官的职责，不是掌管税收的人所应当过问的。中国官制不完善，巡捕未设立，像这样精细严格的政令，本来难以实行。又事情处于创始阶段，百姓多畏惧躲避，应当放宽法网以鼓励众工匠。即使完全依照西方条例，将这几件事责成地方官稽核，我还认为不可行。现在却将全权交给毫不相干的税务司，格格不入的洋人，俗话说：‘厨师虽然不治理厨房，尸祝不越过尊俎而代替他。’西方人立法最讲究权限，试问商厂本金是否充裕，地段是否有妨碍，机器是否有损坏，与收税之

译这件事有什么牵连呢？我国当初任用赫德时，难道曾把这种权限授予他吗？天下各国，难道有把这种权限交给税务官的吗？他深知事情是权力的来源，又深知中国地方官不办事，而他们的权力已经旁落。于是表面上承担他们应该办理的事务来代替他们，实际上暗中夺取他们应有的权力来侵夺。田氏取代齐国，王氏篡夺汉朝，这就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况且民间制造商是由民众合办的，他们选择地点必定在空旷平坦的荒野，没有什么妨碍。他们做这件事，必定图谋长远，如果有妨碍，他们就不会做，难道要等外人来为他们出谋划策吗？现在说由税务司会同地方官发给执照，中国地方官本来不知道民事是什么，又害怕洋人像怕老虎一样，不敢和他们一起办事。名义上是会同商议办理，实际上却是税务司独揽大权。即使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官场上的积弊，除了骚扰和拖延之外，没有其他长处。商人想要得到执照，恐怕会有说不尽的累赘。又他所标榜的，说无论制造什么货物，如果使用西式房屋、家具、机器，按照外国法律，都必须申报这个条例。这将把中国一切工艺的权利，全部归入他的管辖。起初也不过是借机器作为名义罢了。渐渐地，如果有不使用机器的，比如江西去年计划制造洋〇等事，他必定说：“这是西式家具。”渐渐地，如果有不使用机器，不仿制西式家具，而厂房偶尔与西式建筑相似的，他必定说：“这是西式房屋。”外国技艺的精进，一半是因为互相学习他们的技术，日益趋向极致的精巧，而他们的方法常常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华人聪明冠绝天下，将来必定有因为西方人已有的方法而加以增益，别创新理，制造新器物的，而他必定说：“这是外国的方法。”确立这三条，那么将来华人任何行业的操作，任何技艺的细微之处，没有能超出他范围之外的。这名义上虽然是管理机器制造各事，实际上是束缚我们四万万人的手脚来控制他们的命运。

译原议说：“拥有执照的厂商，必须在制造地点设立海关栈房。凡是制成的货物，都必须一律存放在海关栈房中。”又说：“货物制成后，在即将入栈时，务必向海关申报，将货物的种类、数量、价值逐一注明。”

反驳说：货物刚刚制成，必定耗费精力去经营安置；货物已经收藏，必定时常需要稽查核算；货物将要出售，必定繁杂地需要估价；货物已经卖出，必定催促转运。这一切事务，都必须由本商自己料理。而栈房的开启关闭、人员的出入，都由海关官员的一举一动控制，必定多有阻碍。货物虽然是民间的财物，但地方却是海关的地盘，这样货物制成后，商民就不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权利了。又因为市场行情不定，等待好价钱出售，往往有早晚只争半天，而盈亏相差数万的情况。现在制成的货物，必须纷纷经过存入栈房这一番转折，才能议价，商民因此错失良机而遭受损失的，必定非常多。而那些洋关官员，安然不承担责任，反而得以趁机敲诈勒索，暗中操纵洋货与土货价格的涨跌，谁能禁止他们呢？况且机器制造的货物，有笨重的，如船舶、枪炮、自来水、自来火等类，怎么能搬运入栈？也有轻脆的物品，如玻璃、瓷器等，多一次搬运，损坏就不可计数。那些制造的食物等，多拖延一天，就会发臭霉烂，作为洋关官员的，难道能赔偿吗？也有危险的物品，如硝磺、炸药、煤油、火柴等，如果与其他物品一起存放在栈房中，万一发生意外，牵连累及不少，作为洋关官员的，难道能保险吗？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放在别人的屋子里，即使是亲近喜爱的人，尚且多有不便，何况是言语不通、情意不合的洋人，谁肯听从他们呢？这条规定如果实行，华商必定止步不前了。

原议说：“如果制造地点距离发给执照的海关超过十七里，该业主必须准备供海关驻员居住的房屋。凡是制造局无论在哪里，如果想由海关派遣驻员常驻局内也可以，但必须由该局准备居住的房屋，并每年缴纳海关经费银两。”

反驳说：“驻员固然是天下最骚扰的人，也是商民最畏惧厌恶且感到不便的。内地的制造厂，向官府禀报，建在国民共同乐见、众人所知的地方。境内长官都能知道。如果有其他变故，随时核查罢了。无论是钢铁、机器、军械、船舰，还是织布纺纱，都是为了利于国家，并非违禁物品。运往海外，销售到各口岸，都有关税，没有私漏的可能。担心奸诈粗劣，商民自己担心亏损，必定竞相追求精巧，无需烦劳他们廉洁察访。这几点没有隐患，即使是国家，尚且不常过问，反而要对待毫无关联的洋关，让他们辛辛苦苦地督察吗？与官府打交道，尚且苦于胥吏的骚扰，反而每年耗费费用，另外准备房屋，来供养这些无用的蛀虫害民之徒。为海关考虑，安顿私人，坐享厚禄，固然很好了。但这对华民有什么好处呢？”

原议说：“所制造的货物，在未离开海关栈房时，应由海关按估计价值每百抽十，征收税款，发给号票收据作为凭证。此后该货物或在本地销售，或运往内地，或运往通商其他口岸，或运往海外，都听其方便，一概免除重复征税。只是无论申报运往何处，总须按照海关章程，请领合适的准单。”

反驳说：“这条原议是根本，一切不合理的法规，都借口这条作为起点。两国通商所定的税则，对外国货物重征，对国内货物轻征，以资抵制，这是万国共同的做法，天下的公理。我国制定税则之初，被强敌胁迫，被狡诈的邻国愚弄，洋货土货收税一样，已经被天下人嘲笑。上海机器纺织等局刚建立时，大吏奏请免征半税，仍然值百抽五，与洋人运货入内地值百抽七点五相比，稍微显示区别以利权，尚有一点补救。乙未年马关条约规定，准许洋人一律在内地制造，于是华商制造的权利就与各国共享了。总署议定这个新章，说是为了杜绝洋人，又害怕洋人未必服从管辖，所以先从华商开始征税，以堵住他们的嘴。现在洋商制造虽然已经定约，但他们集资购地建厂，选择人员也不容易，其开办兴盛，必定在数年或十几年以后。如果今天现有的工厂，华商所设的不下数十家，洋商所设的寥寥无几，这条规定如果实行，用来抵制洋商的效果还遥遥无期，而华商遭受的累害却近在眼前了。再说先征华商以堵住别人的嘴，这更是欺骗愚弄孩童的话。中国的苛法，施行于我们百姓而不能施行于西方人的多了，没听说他们自己问心不安而顺从地接受束缚的。好比饥饿的人担心别人夺食而自己废餐，好比临阵担心别人用兵而自己自杀。万一我们的税既已增加，而日后洋商制造仍然援引旧定税则作为借口，强硬不服，怎么对待他们？或者又说定约明文虽然如此，但日后可以专门用于洋商，华民的工厂原本可以暗中设法维持，难道没想过今天国势如此，敌情如此，即使是约章中本有的权利尚且不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何况想要超出其范围呢？况且现在的地方官员，那些不在例外情况下敲诈商民以自肥的，

译这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能出于法度之外的善意来顾全大局呢？我的意思是，当权的那些大人们，长期了解外部情况，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认为国家财政匮乏，面对屋顶发愁却无计可施，如今制造方面的新条约已经确定，外国商人设立的工厂必然很多，工艺的风气逐渐打开，中国百姓跟风兴起的尤其众多，趁着这个时机稍微加重税收，那么不用费心筹划，国库的收入就可以加倍增加。哪里知道减轻税收，放宽限制，让民间的制造者蒸蒸日上，设立的工厂数以千万计，即使按百分之一的税率征收，收入也已经无法计算了。现在加重税收，收紧网罗，让民间的制造者惊慌失色、互相告诫，裹足不前而坐以待毙，渐渐地，连以前所有的工厂也会亏损倒闭，不再存在一个。即使按百分之百的税率征收，又能得到什么呢？现在采用他们的方法，固然可以让我们的中国工厂亏损倒闭，不再存在一个。中国工厂亏损倒闭，不再存在一个，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大利所在。即使我们中国百姓竭力抵制，不畏惧苛刻的法令，设立工厂与他们竞争，那么采用他们的方法，又能让一切工艺的权利都归他们统辖，安然地垂手控制我们四万万人的生死，这更是他们的大利所在。所以说：“英国人灭亡我们中国，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左传》说：“狡猾地想要开启祸端，哪个国家没有呢？”又说：“侵略者的贪欲没有满足的时候。”把每年七千万的关税收入掌握在敌人手中，已经是很危险的了，何况借征收税收的名义，来勘查我们、核查我们，设立仓库来节制我们，出具凭证来操纵我们，豢养税吏来鱼肉我们，索取经费来剥削我们，把一切仿造洋式、参用西法的工艺，都归他们统辖来束缚我们，这又与富裕人家雇佣仆人来掌管出入，而做仆人的必定干预主人的家政有什么不同呢？将来后悔莫及，哪里还来得及呢？孔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天下本来没有不保护百姓而可以立国的。相信强敌的谎言，国家的根本元气，像细流一样不堵塞，终将汇成江河。不要说没有害处，它的祸患正大。这是足以让人痛哭流涕的事情啊。

译请求暂缓征收百分之一的税款，并请求修改存储关栈章程的奏折。

张之洞

奏报两湖地区商业风气刚刚开启，中国商人使用机器制造货物，恳请从缓增加税收，并请求重新制定存储关栈章程，以鼓励商业、充裕民生，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察。

查考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关于机器制造货物酌情制定税则，奉旨批准。随后总税务司酌情拟定九条章程，经总署核定，由南北洋大臣通令各国执行，已有案可查。

回顾光绪八年，北洋大臣奏请批准上海织布局只缴纳一道正税，一概免除沿途的税厘，此后各省机器纺织业都援引此例。这是圣主爱护养育民生的深厚仁德，也是自古以来兴国者通过通商惠工以达到富强的最佳策略，天地庇护，感戴颂扬之声一致。从此中华商业逐渐有了生机。

此次加税之举，在总署的原意中，认为洋商得以在中国设立工厂制造货物，人工、运费等种种方面节省便利，利益非常优厚，所以商议酌情增加税则。洋商既然加税，那么凡是华商用机器制造货物也应该一律照加，以免洋商借口不平。这是总署为国家谋划、增加税收，统筹中外关系的深远用心，臣虽然愚笨，也能领会。

但是详细考察商情，知道对机器制造的各种货物加税这一层，不免有损害多、益处少的弊病，有不敢不向皇上陈述的理由。

追溯自《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臣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任内，钦奉闰五月十三日的电旨，命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泛制造。臣当即宣布皇上的恩德，广泛劝谕，招徕中国商民，知道外人得以在内地设厂造货，无不感慨奋发，思考如何防止内耗外漏的祸患。又深深了解朝廷体恤商人、减轻税收的章程，那些商议集资、企图抢占先机的，颇不乏人。凡是各处禀报请求购买机器制造货物的，臣大多予以批准，并且为他们筹备厂址，合并厘税，计划销路，极力维持。江南、湖北的纱丝各厂，更屡次奏明给予巨额官款资助，总希望厚集商力，以挽回外溢的利益来源。

计算这几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缮丝、烘茧各厂，大约三十多家。此外机器制造的货物，苏州、上海、江宁等地有购买机器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的，江西也有用西法养蚕、缫丝的请求，陕西现在已经集资开设机器纺织局，已派人来湖北，考察工作之法。四川已购买机器，创设煤油，并商议设立洋烛公司。山西也集资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沿海地区，十年前就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的货物，近年新增的必定更多。天津等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都已都有购买机器制造火柴及榨棉油的。湖北现在已经考得机器制茶、机器制造水泥的方法，正在督促税务司劝谕华商兴办。湖南的各位绅士现在已经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机器 manufacture 土货的方法，规模颇为盛大。

像这样各省气象日新月异，必定会越推广越广泛。那些洋商虽然也声称集资巨大设立大厂，但至今建成的只有上海两三家，其他地方没有。

无奈华商智虑刚刚开启，营销不广，已成的工厂获利不多，未成的工厂集资不易。洋商看到我国工商竞相使用新法，深中其忌，千方百计阻抑，强行压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的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损，有歇业的，有抵押给洋商的。以后华商有束手无策的危险，洋商形成独揽的局面。商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正以宽恤保护的方法期望朝廷。朝廷两湖风气初开，商力非常薄弱，尤为担忧。这是近年来商业的实际情况。

臣愚以为，洋商在内地制造土货，本来对华商生计有妨碍，所以旧约定为严厉禁止。现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允许，那么又应当就已成之局而熟权利弊，以免我国华商民有累上加累的忧虑。

私下认为，今天各洋厂设与不设听其自然，而华商机器制造的税收如故。洋商开一个厂，则华工学习一种方法；洋商创一种货物，则华民知晓一种用途。大抵华商性情，害怕精思创物，而乐于摹仿争利。华商用度较俭，对土产较熟，足以与之相胜。如果使华商本轻利稳，越开越多，洋商看到华厂已经充满，利息越分越薄，那么继续开设的自会减少。就像湖北织布局一开，而江海关进口的洋布已每年减少十余万匹，可以作为明证。

目前华厂将十倍于洋厂，是机器制造的利益，洋商得其二，华商得其八。而且就华洋各厂合计，出货自多，税额虽然轻，税数必定增加。这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即使洋厂因税轻而争相开设不止，但洋厂所获的优厚利益，也是华厂所共同沾润的，其出货的数量，分利的形势，自足以相敌。而且洋厂所在，其一切物料必取自中国，工匠必取自中国，转移间民必资于中国。那些洋商所得的，是商本盈余之利，而其本中之

译有利于留存于国内的利益，仍然不少。因此，虽然华商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但中国从事农业、工业、狩猎和渔业者的利益却得以保全。百姓既然能从中获利，又熟悉了工艺，那么华商购买机器进行制造的工厂必然不会断绝。自古以来，没有农业和工业兴盛而商业独自衰败的情况，这是目前虽然不能对国家财政有益，但必定不会损害国家财政，而且甚至不至于完全损害民生利益的举措。

至于在华商刚刚受到鼓舞、初见萌芽之时，就立即加征税收，那么华商在国内受到困阻，洋商在国外进行压制，几年之间，已经开业的就会停业，尚未开业的就会彻底消失。这样一来，九州大地的物产，万国精巧的方法，丰厚的利润都成为洋商垄断的资本。如果说明文规定是一律加税，暗中却曲折地予以维持，以目前中国的局势和外国的情形，恐怕无法做到。况且洋商究竟肯不肯加税，也还不知道。等到那时，华商已经先衰败了。即使洋商对于在华制造的产品遵守加税规定，但他们从外国运来的货物仍然不能加税，明知华商不能再开设机器工厂，那么就不在中国制造而专门运到本国，销售范围日益扩大，货物价格日益上涨，只留下内地制造加税的空名，却承受华商利益来源被阻塞的实际危害。这是损害民生，而对国家财政仍然没有益处的做法。

向来中国百姓最为淳朴，不了解物产适宜的情况；中国工人最为笨拙，不熟悉机器；中国商人最为分散，不筹集巨额资本，因此拘泥于旧法，坐视抛弃万物的精华，不探究增加财富的大用。现在幸好因为受到巨大的创伤，被强大的邻国所震慑，一旦幡然醒悟，抛弃旧有的智慧，争相讲求机器，畅通土货，集合公司的方法，这正是中华自我振兴的契机。如果反而加以阻止，以后还有什么希望呢？我私下忧虑过度，不胜恐惧。

近日与江苏巡抚赵舒翘、浙江巡抚廖寿丰往返电报商议，都认为暂缓加税是保护华商的上策，恳请仰求天恩，命令总理衙门，将机器制造货物值百抽十的新规定暂时缓办。等到商务大大兴盛，而各国又一律允许加征进口税的时候，再行办理。那时洋货价格上涨，华货即使加税，尚且能够抵消，而目前不至于没有自立的能力，大局幸甚。

又总税务司所拟定的章程第二条，凡是制造出来的货物，都必须一律存储在海关仓库，等待拨付等语。在总税务司的意思，只是为了杜绝偷漏税，然而商民制成货物等待好价钱出售，瞬息万变，有因片刻之差而盈亏判定的情况。又如机器制造机器，碾米，机器制造水泥、火泥，这些笨重的物品，如何搬运，如何封存？又如机器制造煤油，机器制造火柴，这些危险的物品，同一仓库的货物，谁不怕被牵连？如果有损失，恐怕海关赔偿也赔不完。

大体上商情喜欢简便而厌恶繁琐，喜欢灵活方便而害怕拘泥停滞。如果一概存储在海关仓库，交货看货，动不动就要报关，即使不至于故意刁难，而货主既嫌经过官府的周折，又不如在本厂自行存放放心。种种阻碍，必然导致纷纷停业。至于洋商则仍然出入自如，这明明是极力窒息华商的生机，而暗中畅通洋商的销售渠道。

我认为应该在货物出口时切实查验，不在货物制成后一概封存。应请一并命令税务司重新修改章程，才为妥善。这是农工商民共同的利害，中外贫富强弱的枢纽。臣为了自强大局，巩固根本的考虑，反复焦虑思考，不敢不言。所有机器制造土货，恳请暂时免予加税，以及货物免予存储在海关仓库的各项缘由，理合恭敬地撰写奏折呈上。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