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下　交涉

译卷十五下 交涉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附照会说帖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与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鉴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马关所订条约第六款声明中商定通商行船条约，因此大清国大皇帝陛下特别简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为钦差全权大臣；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特派驻北京全权大臣、正四位勋一等男爵林为全权大臣。双方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查验，均属妥善，共同议定，各项条款列于如下：

第一，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与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以及两国臣民，永远保持和好，友谊和睦。彼此臣民侨居对方国家时，其家眷财产均得到完全保护，毫无欠缺。

第二，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可随意派遣一名有权大臣驻扎中国北京，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也可随意派遣一名有权大臣驻扎日本国东京。两国所派的有权大臣，应依照各国公法享受一切权利，以及优待和应豁免的利益，均按照对待最优惠国家所派同等大臣的规格一体接待和享受。其本人及眷属、随员等人，以及公署住所和来往的公文书信等，均不得侵扰擅动。凡欲选用役员、使丁、翻译及仆婢随从等，均准许随意雇募，毫无阻碍。

第三，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根据日本国利益相关的情形，可设立总领事、副领事及代理领事，驻扎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通商各口岸城镇。中国官员应以相当礼貌接待各领事等官，并且各员应得的职位职权、裁判管辖权及优待豁免利益，均按照现时或日后对待最优惠国家同等官员的规格一律享受。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也可设立总领事、副领事及代理领事，驻扎在日本国现准及日后准别国领事驻扎之处。除管辖在日本的中国人民及财产归日本衙署审判外，各领事等官员应得的权利及优待，悉照通例给予，同等官员一律享受。

第四，日本臣民准许携带家属、员役、仆婢等，在中国已开及日後约开通商各口岸城镇居住，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及其他各项事业。又准许他们在通商各口任意往返，随带货物、家具。凡通商各口岸城镇中，无论现在已定及将来所定的外国人居住地界之内，均准许租赁购买房屋、租地建造礼拜堂、医院、坟茔。其一切优待豁免利益，均按照现在及将来给予最优待国家臣民的规格一律无异。

第五，中国现已准许停泊的港口，如安庆、大通、湖口、武穴、陆家嘴、吴淞等处，以及将来所准许停泊的港口，均准许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客商悉照现行各国通商章程办理。如果日本船只违反规定来到中国其他港口，既非准许停泊的港口，也非准许通商的口岸，或在沿海沿江各处地方私自做买卖，即将船货一并由中国没收充公。

第六，日本臣民准许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日本领事发给，由中国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被要求交出执照，应随时呈验无误，予以放行。所有雇用的车船、人夫、牲口，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果查无执照，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员惩办。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执照自发放之日起，以华历十三个月为限。若无执照进入内地者，罚款不超过三百两银子。但在通商各口岸，有出外游玩距离不超过华里百里，期限不超过五日者，无需请照。船上水手不在此列。

第七，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各口岸可雇用中国人民办理合乎规定的事务，中国政府官吏不得阻碍禁止。

第八，日本臣民任意自行雇用船只剥运货物客商，不论何种船只，雇价银两，听其与船户自行商议。中国政府官吏均无需干涉。其船只不得限定数量，也不准许船户、挑夫及各色人等把持、垄断运送等情。倘有私走漏税的情弊，查出该犯自应照例惩办。

第九，凡各货物，日本臣民运进中国，或从日本运进中国者，又日本臣民由中国运出，或从中国运往日本者，均按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的各税则及税则章程办理。凡货物在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的税则及税则章程之内并无限制禁止进出口的明文，也准许任意照运。其运进中国口岸者，只缴纳进口税；运出中国口岸者，只缴纳出口税。至于日本臣民在中国所缴纳的进出口税，比对待最优惠国家臣民不得加多或有差异。又凡货物从日本运进中国，或从中国运往日本，其进出口税也比对待最优惠国家人民运进出口相同货物现时及日后

译后来所缴纳的进出口税不得增加，也不得有差异。

译第十条，凡是按照章程由日本臣民运进中国，或者从日本运进中国的货物，在中国按照现行章程，从这一个通商口岸运往另一个通商口岸时，无论货主和运货人是什么国家的人，无论运输船只属于哪个国家，所有的税赋、钞课、厘金、杂派等各项费用，一律免除。

第十一条，日本臣民如果愿意将按照章程运入中国的货物运往内地销售，如果愿意一次性纳税以免除各子口征收的税款，则听凭其自便。如果是应当完税的货物，则应按照进口税的一半缴纳；如果是免税的货物，则按价值每百两征收二两五钱。缴纳时领取票据，持有此票，内地各处的征收一律免除。只是运进鸦片，不在此条规定之内。

第十二条，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各口岸之外购买中国货物和土产，为了运往海外，除了出口时缴纳出口正税外，如果按照以上第十一条所列的数额，按照出口税则核算缴纳子口税，以抵充各子口的税项。此后无论在中国何处所有的税赋、钞课、厘金、杂派，一律免除。只是从缴纳子口税之日起，限在十二个月内运往外国。另外，日本臣民在通商各口岸购买中国货物和土产，如果不是禁止运往海外的物品，运出口时只缴纳出口正税，所有内地的税赋、钞课、厘金、杂派，一概免除。另外，日本臣民在中国各处购买货物，准备运往海外，允许从这一个通商口岸运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只是应当按照现行章程条规办理。

第十三条，凡是货物，如果确实是洋货，已经缴纳进口税后，从进口之日起，限在三年内，无论何时，允许日本臣民复运出口，使得外国无需再缴纳出口税。只是复运出口的货物，必须确实是原包装原货物，并没有拆动抽换，允许将已缴纳的进口税由海关发给收税存票交付执持。如果该臣民愿意持票到海关领取现银，听凭其自便。

第十四条，中国国家允许在通商各口岸设立关栈，所有章程日后酌情确定。

第十五条，日本商船进入中国通商各口岸应缴纳的船钞，按照注册吨数在一百五十吨以上的，每吨缴纳船钞银四钱；一百五十吨及以下的，每吨缴纳船钞银一钱。如果该船进口后未经开舱，想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出口，不缴纳船钞。如果已经缴纳船钞的船只，自领取出口红票之日起限在四个月之内，可在中国通商各口岸及允许停泊的港口，无需再缴纳船钞。凡是日本商船在中国修理的时候，也无需缴纳船钞。另外，日本臣民使用各种小船装运客商行李、书信以及应当免税的货物来到中国通商各口岸，均无需缴纳船钞。只是各种小船及货艇等运输货物，其货物在运载时应当输纳税款的，该船须按四个月缴纳一次船钞，每吨缴纳银一钱。所有日本大小船只，除了缴纳船钞外，没有别项规费。至于所缴纳的船钞，不得超过最优待国家各船所缴纳的数额。

第十六条，日本商船进入中国通商各口岸，听任其雇请引水人，完清应纳税项之后，也听任雇请引水人带领出口。

第十七条，日本商船遇到损坏或其他事故导致被迫避难之处，无论中国何处，允许其驶入附近各口岸暂时停泊，无需缴纳船钞。其船因修理起卸货物，由海关委员查察，则无需纳税。凡是日本船在中国沿海地方碰坏搁浅，中国官员必须立即设法救护搭客及船上一切人员，并照料船货。所救之人应当加以优待，并随时察看情形，有须设法护送者，立即妥善送往就近领事官查收。如果中国商船遇到损坏或其他事故被迫进入日本附近海口暂避，日本官员也按照以上所载一律办理。

第十八条，中国通商各口岸官员凡是有关严防偷漏的方法，任凭其相机行事设法办理。

第十九条，日本船只被中国强盗海贼抢劫的，中国官员即应设法将匪徒拿获惩办，追回赃物。

第二十条，日本在中国的人民及其所有财产对象，专门归日本妥派官吏管辖。凡是日本人控告日本人，或被别国人控告，均归日本妥配官吏讯断，与中国官员无关。

第二十一条，凡是中国的官员或人民控告在中国之日本臣民欠债等项，或者争夺在中国财产物件等事，归日本官员讯断；凡是日本官员或人民控告中国臣民欠债等项，或者争夺中国人之财产物件等事，归中国官员讯断。

第二十二条，凡是日本臣民被控在中国犯法，归日本官员审理；如果审出真罪，依照日本法律惩办。中国臣民被日本人在中国控告犯法，归中国官方审理；如果审出真罪，依照中国法律惩办。

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有欠日本人债务不偿还或诡诈逃避者，中国官员务必严拿追缴；日本人有欠中国人债务不偿还或诡诈逃避者，日本官员也应一体办理。

第二十四条，日

译凡在中国犯罪或逃亡负债的日本人，潜入中国内地，或藏匿于中国臣民的房屋或船只中，一经日本领事请求，即应将罪犯交出。凡在中国犯罪或逃亡负债的中国人，藏匿于在中国的日本人所住房屋或中国水域的日本船只中，一经中国官员请求，日本官员即应将罪犯交出。

译第二十五条，依据中国与日本国现行各项约章，日本国家及其臣民应享有的优惠待遇和免除利益，今特此申明予以保留，不得丧失。此外，大清国皇帝陛下已经给予或将来可能给予其他国家或其臣民的优惠待遇和免除利益，日本国家及其臣民也一律享受。

第二十六条，此次所定的税则及本约中涉及通商的各条款，日后若有一国想要重新修订，自交换条约之日起，以十年为期限，期满后须在六个月内通知对方，酌情更改。若两国均未声明更改，则税则仍按原规定办理，再等待十年后重新更改，以后均照此期限和方式办理。

第二十七条，如今两国欲按照此次所立条约执行，须商定通商章程条规。但在章程未定之前，应参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的章程条规，凡与本约规定不相违背者，两国一律遵照办理。

第二十八条，本条约用汉文、日本文、英文缮写，署名后定案。为防止日后发生争议，两国全权大臣约定：若将来汉文、日本文本有参差不符之处，均以英文本为准。

第二十九条，本条约经两国皇帝批准后，在北京迅速互换，互换日期自本日署名起，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示信守。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清钦命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为照会事。查得现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日本臣民应得的优待利益，均已详细载入。只是中国商民如何办理，屡次商议，贵大臣认为按照欧洲条约并无华民在外国一律优待的条款，本大臣举奥地利国条约作为证据，贵大臣认为奥地利国路途遥远，华民足迹不到，所以奥地利国肯在条约中注明。但本大臣重新核查《马关条约》有此次商约以欧洲各国条约为本的规定，美国本有一律优待的条约，贵大臣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似乎有理，那么奥斯曼帝国难道不是欧洲帝国吗？贵大臣若按照《马关条约》办理，以欧洲各国约章为本，则奥地利国的条约不能抹煞不算。贵大臣屡次说贵国无不优待华人，但不必分别注明在条约内，贵大臣言必有信，本大臣深表敬佩。现在条约大致已具，只是中国商民商船来到贵国，贵国究竟如何处置？尚祈贵大臣查照历次会议问答，迅速赐复为荷。须至照会者。右照会。

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正四位勋一等男爵林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男爵林，为照复事。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准接照会称：“现在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大致已具，只是中国商民商船来者，贵国究竟如何处置”等语前来。查历次会议问答，贵大臣屡次以优待华人一事为言，而本爵大臣不肯分别注明在条约内者，是因为我国近期与欧美各国更改条约，数年之内应开放国门，使各该国人来居住从事生业。此次中日条约内，若将优待华人一事一经分别注明，不可不照欧美各国人应得的优惠待遇一律办理。然而看贵国未开放国门，日本臣民除在通商口岸居住从事生意外，其来到内地的也为条约所限制，不甚方便，彼此所享待遇大相径庭。况且贵国向来与别国订立通商条约，虽有华民应按照相待最优之国一律相待的条款，后因对该国内利益有所妨碍，或对该国内或该国内一处地方的平安有所妨碍，该国最终订立限制条款，贵大臣当能记忆。至于奥地利国华人稀少，所有条约未可比照而论。以上情节，本爵屡次与贵大臣会议，业已当面告知一切。至于对贵国商民商船应如何办理之处，若不对国内利益或平安有所妨碍，我政府务求公允而昭示睦谊。须至照复者。右照会。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部左侍郎 张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左侍郎张，为照会事。查《马关条约》第八条内开：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定各款，充许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在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条约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赔款及利息的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等语。两国自应按照办理，如今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业经如期交清，通商行船条约已经本大臣和贵大臣逐条议定，于六月十一日署名盖印，约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在北京

译互换。一旦此次通商行船条约互换之后，中国政府自然可以与日本政府妥善商议剩余利息如何交收，以便撤回驻扎在威海的军队。这是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办理，应当立即准备文书照会贵大臣查照，并恳请回复为荷。特此照会。右照会

译大日本钦差全权大臣正四位勋一等男爵 林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男爵林就照覆事宜，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接到照会称：此次通商行船条约互换之后，中国自可与日本政府妥善商议剩余赔款如何交收，以便撤回驻威海卫军队等语前来。查此事应如何办理，《马关条约》已有明文规定，除遵照执行外，本爵大臣似乎无需再多言。特此照覆。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部右侍郎 张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日本钦差全权大臣男爵林就照会事宜，日本已签署盖印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九条规定：凡各货物，日本臣民运进中国，或从日本运进中国者，以及日本臣民从中国运出口，或从中国运往日本者，均按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的各项税则及税则章程办理等语。所有日本参，应按照美国参的税则一律办理，特此声明。特此照会。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部侍郎 张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尚书衔户部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就照覆事宜，近日接到来文，内称：日本已签署盖印的通商行船条约第九条规定：凡各货物，日本臣民进中国，或从日本运进中国者，又日本臣民从中国运出口，或从中国运日本者，均照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各项税则及税则章程办理等语。所有日本应按照美国参税则一律办理等语。阅读之后，本大臣并无异议，特此备文声明。特此照覆。

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正四位勋一等男 林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日本林大臣说帖，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商议商约，将近半年，尚无定论。按照《马关条约》，日本臣民居住在中国，已获准按照待遇最优国家的臣民一律对待，因此商约不订立，对日本人固然没有阻碍，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商约未定，终究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没有益处，本大臣深怀此意，极愿此约能迅速议成，所以在之前交给李大臣的原稿中，曾修改了大半，满心以为必定会获得允诺，不料贵大臣重新加以删改驳斥，深感遗憾。本大臣一向愿意以和睦之心共同办事，始终不渝，现在再次对来稿仔细斟酌，反复商议，审时度势，本国能够让步的地方，本大臣在此次改稿中一一允许。如果这样迁就，仍然遭到驳斥，本大臣就绝对没有再让步的地方，只有坚持此次拟定的稿子，直到停止谈判为止。此约能否达成，就看这一稿，希望贵大臣切实考虑。

关于“日本臣民在中国用机器制造货物免抽厘税”这一条，《马关条约》既然允许日本人机器制造，如果还需要征收厘税，断无不在条约中提及的道理，因为收税即与机器制造的原意权利相违背。这是《马关条约》第六条应当遵循的，本国的见解，乃是妥协，但审视贵大臣的词意，贵国对此条见解不同，此时既无法解释，本大臣拟将此条在新约内不提，一旦有相关项目，即按照《马关条约》应如何解释办理。如果贵大臣仍然坚持不允许，恐怕此约达成无期，那时中国国家及中国臣民在日本者，既然没有条约的权利，自必多有阻碍，希望仔细思考。至于《马关条约》所载字句词意，迟早总要商议办理，则等候案件另商于中国，似乎尚无妨碍。如果仅仅因为抽税一层与此约合办，则商约恐怕难以达成，利害相比，尚望裁夺，不胜急切期盼。

覆日本林大臣说帖。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四

四月二十六日，贵大臣送来说帖并续改的约稿，已阅悉。一切，贵大臣说商约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四日，由李中堂开始商议，将近半年。只是本大臣奉命接手办理，始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与贵大臣开会。本大臣日常公务，本来极其繁重，早蒙贵大臣体谅。此次约稿又最紧要，条目繁多，既不敢轻率从事，自然难以仓促完成。多次会议，逐一详细讨论，引经据典，笔舌并劳，固非托故拖延，应当也是贵大臣所鉴谅的。现在幸而彼此相让，反复修改，仅过三个月，大致已具，也不能说是迟缓了。至于在中国机器制造货物征收税项一节，本大臣多次与贵大臣面晤，和睦商议，以期妥善筹划善法。现在阅读台牍，贵国仍坚持前议，一定要剔开另商。意者，本大臣历次面言，尚有未能详尽者乎？查马关条约只言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

译这只是在内地沾及寄存栈房的利益罢了。至于制造货物离开工厂等项税收，是否应当豁免，文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如果确实可以免征，断没有不明确提出的道理。既然没有提及应当征收，自然就没有什么疑问。况且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原本就可以随意妥善制定公平的章程，征收税款。如果担心中国会将制造货物的离厂税加重苛征，使得制造的权利化为乌有，岂不是以不公不平的态度对待中国吗？中国征收制造货物的离厂税，不过是为了弥补所损失的洋货进口税，在就货物征税的同时，仍然蕴含着体恤商人、惠及工匠的意图。贵大臣打算在新条约中不提及此事，又认为马关条约的措辞早晚总是要商议解决的，对中国没有妨碍。如果仅仅因为征税这一层意思与此约合并办理，那么商约恐怕难以达成协议。我深深感激贵大臣和平忠直的雅量，只是此事关系到国家财政，意义重大，关乎国家主权，条约中既然没有放弃，那么中国分内应当做的事，贵国政府应当不会见怪吧。各国商情所关注的，有认为征税是损害的，也有认为不征税是损害的，等到见面时再详细陈述。仔细审阅此次修改的稿子，已经比前稿通融，其中仍有几处，尚须当面商议，才能定下协议。拟请贵大臣在本月十五日以后，哪一天有空，酌情确定。准时以便会议，也可以。

译奏请放宽旧有禁令以招引华侨的疏文

薛福成

奏报因时势不同，旧例的含义已经改变，拟请申明新规定，废除旧禁令，以保护商民并广泛招引，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鉴察。臣私下追溯查考，本朝顺治、康熙年间，开始严厉实行海禁，当时因为郑成功父子占据台湾，窥伺侵犯江浙、闽粤地区，招诱平民，胁迫他们成为死党，海盗势力蔓延，沿海地区骚动不安，不得不创立禁令，以大力防范。凡是福建人在海外借口不归，又偷渡私自回国的，一经抓获，立即执行死刑。后来台湾平定，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愿在海外生事。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位大臣商议决定，凡是出洋久留的人，行文给外国将其解回执行死刑。蒙受圣祖仁皇帝特别恩准，令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的人，都准许回到原籍。雍正六年奉谕旨，出洋的人陆续返航，而那些留在当地不归的人，都是甘心留在异域，违反禁令偷渡的人，不准回籍，钦此。乾隆十四年又奉高宗纯皇帝特别谕旨，将私自担任甲必丹（首领）的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没收归公。大体上，昔日海盗尚未消灭，邻国交好尚未订立，那些出洋的百姓禁止他们就可以孤立海盗党羽，消除争端，不禁止则担心他们泄露机密，损害国家体面。况且在太平盛世，地广人稀，人口分散则土地更加空旷，深思熟虑，首先悬挂严厉禁令，并非苛刻对待这些出洋的百姓，而是时势使然。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以来，陆续与东西洋各国订立条约通商，英国江宁和约第一条规定，华英人民各自居住在他国者，必须受到保佑身家安全。美国续约第五条规定，中国与美国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而秘鲁条约及古巴华民条约，也对出洋华民再三郑重保护，唯恐照顾不周，筹划唯恐不周全，常在海外要地设立领事官以保护他们。确实因为如今火轮船车无阻不通，世界各国本来已经近得像家门一样，接近得像几案一样，势不能闭关独自治理。况且我圣朝恩泽涵育超过两百年，中国逐渐有人满之患，于是不得不引导佣工以扩大生计，开辟商路以丰富财用，顺应民心以联络声气，张大国势以尊显体统。大概海禁早已松弛，风气大开，一视同仁，不分远近，旧例因不废除而自然废除，不删除而自然删除，并非偏袒这些出洋的百姓，而是时势使然。臣在光绪十七年，奉派道员黄遵宪担任新加坡总领事官属，命令到任后详细考察旅居华民的情况，核实上报。现在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少于百余万人，大约计算沿海贸易落地产业的所有利权，欧洲人、阿拉伯人、马来人各占十分之一，而华人占十分之七。华人中如广东、琼州、惠州、嘉应各籍，约占十分之七中的十分之二；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占十分之七中的十分之五。广东人多来自，如潮州人则去留各半；福建人最称殷实富有。只是土著多而旅居少，都购置田园，繁衍子孙，虽然居住在外洋已百余年，历法服饰仍遵守中华风俗，婚丧祭祀也沿袭旧俗。近年各省筹集军费、筹办防务，多捐献巨资竞相邀取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察他们拳拳爱国之心，可知圣恩泽被之深矣。只是考虑到回国之计，则都皱额相告，认为官长的查究，胥吏的侵扰，宗族邻里讹诈勒索，种种遗留的累赘不可胜言。凡是携带资财回国的人，有被指为逃犯盗贼的，有被斥为通敌的，有被说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的，有被说为贩卖猪仔勾结洋匪的，有强行夺取其箱箧肆意瓜分的，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的，有伪造多年契券借以索取欠债的。海外百姓孤行孑立，一旦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此不愿回国。偶尔有以商贾身份到来的，不称英国人则称荷兰人，反而倚仗势力挟持威权干犯法纪，地方有司不敢奈何。现在想要扫除积弊，必须大张告示，申明旧例，既然停止新章早已确定，使民间耳目一新，或许有裨益。大概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所以说得如此详细切实。臣私下认为，保护富人的方法，始于周官；安抚远方的谋略，陈于管子。民性何常，只有能安其身家者才是趋向依附的。中国出洋的百姓数百万，广东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习俗虽轻视他们，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剩余钱财。至今滨海郡县称稍殷实，未始不在乎此。福建人多富商巨贾，其习俗则对待他们甚苛，拒绝他们过峻，拥有百万资财栖身海外，十无一还。况且华民并非没有依恋故土之思，国家也本非实行驱逐禁止之政。只是因为约章初立之时，未及广泛布告明文，家喻户晓。遂使累朝深仁恩泽不下，教化不远，被奸胥劣绅且得以窥其缝隙，以滋扰累。为渊驱鱼，为丛林驱鸟，甚非计也。

英国荷兰等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他们能借助我的力量。华民擅长才干，掌握利柄，不思联合为指臂，又从而排斥绝之，是我不能借助他们的力量。

译也。趁现在及早谋划，还能收到晚年补救的功效；趁现在却不为此打算，必定导致织机空转、民生凋敝的忧患。查前任总督沈葆桢曾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的旧例一概废除，曾奉特旨批准。废除虚文，裨益实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今海内人士都称赞便利，出洋华民一律同等对待，可否恳请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的良法，并声明旧例已经更改，以杜绝官吏百姓欺诈骚扰的弊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别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使众人周知，并允许各口领事官考察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者，核发给护照。这样就不必频繁更改，不滋生烦扰，可以收拢涣散的人心，可以振作积弊已久的局面，可以融合中外的界限，可以消除官民之间的隔阂。怀念故国的人源源不断地到来，小民没有轻易离开家乡的想法；前往乐土的人熙熙攘攘地前来，朝廷获得藏富于民的利益，一旦有事急缓足以依靠，枝繁本固，其功效不可谓不深。所有拟请申明新章，废除旧禁，以保护商民而广泛招徕的缘由，理合恭折详细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这道奏疏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国使馆发出，七月初十日送达朝廷。

朱批：着该衙门商议奏报。钦此。总理衙门于八月初四日上奏回复，认为应当如所请。

敕令刑部，将私自出境的条例，酌情拟定删改，并由沿海总督巡抚发布告示晓谕。凡是善良的商民，无论在国外居住时间长短，结婚生子，一律准许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发给护照，任其回国谋生置业，与内地人民同等看待，不得仍像从前那样借端敲诈勒索，违者按律惩处。奉

朱批依议钦此

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

薛福成

再，臣听说流寓海外的华人，因为势单力薄、士气低落，被外国人轻视侮辱。西洋的通例，无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使旅居者增加气势以自我壮大。近来中国海军各舰，也曾巡视新加坡等港口，华人喜形于色，互相庆贺，把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荣耀。只是海军船只数量不多，经费不充裕，难以分派兵轮长期驻扎海外。华人集资，积少成多，并非不愿意供给船费，禀请酌情派军舰，稍作声势。从前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提议劝办此事，但未及完成。假如果然有成效，那么海军节省养船的费用而有历练的资本，兵船没有坐吃空饷的名声而有着保护的业绩，商贾佣工捐费不多，颇得利益。使臣领事权力虽然微弱，也依靠声援，一举而数善具备。臣嘱咐总领事黄遵宪相机引导，据称福建商人不肯出力，事情难以必然成功。臣因此有招护华人的请求。在外埠的华商中有财力的人，商务的兴衰系于他们，军事实力的强弱系于他们，即使是西方人也看得很重。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上鉴察谨奏。

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

现在天下各国人口众多，中国第一，英国第二，俄国第三。中国人口在四万万以上，大约英国的四倍，俄国的五倍。我因考察两千年以来，以汉平帝、元世祖、明神宗时期为户口最盛的时期，然而户数不超过一千二三百万，口数不过六千万以内而已。本朝康熙四十九年，人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有奇；乾隆五十七年，人口三亿七百四十六万有奇。与康熙年间相比，已增加了十三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统计天下人口，除台湾未上报外，共得四亿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余人，那么历时不到六十年，又增加了一亿一千九百余万人。自从广东、捻军、苗民、回民各寇相继起事，在民间动武，人口几乎损耗了一亿多。直到平定之后，又已休养二十余年，户口颇有恢复。道光末年的盛况，我曾听父老谈及，乾隆中叶物产的丰富，谋生的容易，与今天相比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产的丰富，谋生的容易，那么从乾隆年间来看，又如在天上。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过去供给一人衣食，而现在供给二十人；过去一人居住的庐舍，而现在二十人居住。即使与汉、元、明户口极盛之时相比，也不啻将一人的用度供给七八人使用。我们圣清的德威所及，内外无间，滋润养育，恩泽遍及百姓，不见战乱，户口繁衍，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然而生计的艰难，物力的枯竭，也由此产生。利弊相依，丰耗相循，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现在想要筹划补救的措施，说中国土地有遗留的利益吗？那么山边的坡地，水边的岸地，以及海中的沙田，江中的洲渚，都已开垦无余。或者说人有遗留的力气吗？那么中国人口众多，人工的廉价，比西方各国低十倍。竭尽一人终年勤劳的力量，不能上奉养父母下抚养子女。他们知道力气终究不能自给，就更加好逸恶劳，有的沦为游手好闲之人，有的受雇为会党匪徒，所在多有。仓库不实，不知礼节；衣食不足，不知荣辱。这是自然的趋势。我私下曾纵观地理，衡量全局，而得到补救偏弊的方法。当今美洲初开，地广人稀，招徕远方百姓，不遗余力。就像巴西、墨西哥两国疆域的广阔，不亚于中国十八行省，其人口，不能抵中国二十分之一，其地多肥沃的土地，气候温和，与中国无异，而荒地未垦，勤于招致，且没有苛待远方人的惯例，诚应乘此时与这两国详细商议条约，允许他们招纳华人，或佣工，或贸易，或种植，或开矿，设立领事官以保护并约束他们，并与订立专条。他们既然招我华人，尽力开垦荒地，功成之后，应当始终优待，不许像美国那样设谋驱逐。有官员保护，那么遇事理论，驳斥其苛刻的条例，不至于被远方久居者欺骗；有官员约束，那么随时教导监督，阻止其不法行为，不至于被远方人憎恶。华人在此，都可以买田宅，繁衍子孙，有的数代不忘故土，运送余财输入中国。这样则符合古代王者有分封土地不分封百姓的意思，而且不啻在中国之外，又开辟了一二块中国之地。

译用来安置我的百姓，用来供养我的百姓。借此来壮大国家势力，丰厚百姓生活，缓解内部忧患，充实财政用度，扩大国家声望，一举而五种好处都具备了。挽救时局的紧要措施，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至于欧洲人口过密的问题，逐渐类似中国，非洲那一洲，荒远之地尚未完全开发，瘴气尚未完全消除，愿意去的华民还很少。美国有驱逐华民的政令，秘鲁一国以及荷兰、西班牙所属的各岛屿，有的逼迫华民入籍，有的拘禁华民为奴，而澳大利亚那一洲，也有薄待华民的意图。自然应当就原有华民加以保护，不必引导他们前往。

译致伍星使书

梁启超

去年腊月我从杭州归来，拜读您留下的书信，谦和牧养之意恳切真挚，超过平常，我反复诵读，感激与惶恐之情万状。我梁启超对上遵循公议，对下受琐事逼迫，未能随您同行，微薄的心意，在前信中已详细陈述，想必您已看过。我自忖庸俗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承蒙您过分关爱，错误地采纳了虚浮的赞誉，委屈自己来招待我，以殊礼对待士人的风范，是古代贤人难以做到的。在今天我虽然未能追随陪同，但铭感于心的私情，时刻不曾忘记。我私下听说，仁爱的人赠人以良言，我略有所知，敢向左右进献，以报答您的盛意，只希望您加以选择。

美国建国，以自我保全为主，而不与其他国家竞争，所以交涉繁难的事情，比其他国家少。只有华工这一端，从前各位使臣都束手无策。现在美国，是由各国侨民合而成立的国家，欧洲人带领家族前往，每年数以亿计，其情形与我们中国相同。这些侨民，他们的国会必定将他们分为两类，虽然是因为我国国势不振，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国势。近来与日本订立条约，条约中说日本旅居中国的民众应当按最优惠的国家待遇相待，我们也以此向日本反求，日本人却说：“旅居他国的华人，不是上等人。”不是上等人却要求我们以上等礼仪相待，怎么可以呢？这虽然是蛮横无理的话，但我确实无法辩驳。

现在旅居美国的华工，起初大多因饥寒交迫，谋生无门，濒临死亡，被迫逃亡，没有家室，没有产业，未曾识字，未曾读书，未曾接受教化，起居饮食，言语举动，都有野蛮粗鄙的风气。所以美国人起初还有让华工入美籍的请求，后来反而禁止他们。那里的士人甚至公开宣称应当圈定限制华人，不让他们与美族杂处，担心他们粗野陋俗的风气传染全国。唉！我们之所以被他人轻视虐待，是有原因的。后来的人逐渐增多，颇有积累财富，购置田产房屋，繁衍子孙的，但未经教化，依然如故；不识字，不读书，依然如故。孟子说：“人如果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因此华工聚集的地方，街道低洼狭窄，房屋污秽混乱，赌博充斥，械斗狼藉，名义上是高贵种族，实际上如同土著番人。既然我们已是土著番人，却希望别人不把我们当土著番人看待，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今天想要保护华工，必须以教化华民为第一要义。教化的方法有六种。

第一是建立孔庙。西方国家的人，各自信奉一种宗教，无不尊崇侍奉他们的教主，崇奉华丽他们的教堂。每七天休息沐浴，就都聚集在教堂，顶礼膜拜并听讲。虽然他们宗教的精粗得失不必论说，总之诱导劝勉奖掖，浸润渐染，使人去暴从良，去诈从忠。其用意极细微，方法极完善。现在中国人，号称信奉圣教，但农工商贾，终身未曾登上夫子庙堂，不知道圣教是什么。所以西方人说我们是半教之国，确实不假。现在应当倡导义举劝捐，凡是华人市场繁盛的地方，都设立建造孔庙，设立主位陈列祭器，使华工每逢西方人礼拜日，都前往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那么观感有资，熏陶自然容易，民众日渐向善，而不知其所以然。西方人受到这种威仪和教化的恩泽，也应当肃然起敬，不敢轻慢我们了。

第二是兴办书院。旅居既久，逐渐有子弟无处求学，无书可读。幼年失教，成年后做洋人佣工，谬种流传，永远难以自立。现在应当在各市镇创立书院义学，从中原聘请良师作为教习，同时邀请西方人教授西学，传授西文。从前王阳明在军中，自编俗语歌诀，口授军士，以此激发抗敌之气。近代曾国藩也使用这种方法，传授前敌及围城中人，这是教化乡村粗人最好的良法。书院建立后，就应当让各教习编定这类书籍，专门阐发振兴中国、保全种族的意义，以及工作、商业等道理，都编成俗语来传授。人手一册，口碑载道，自强的效果自然产生。那里各邑向来有会馆，但规条不完善，所延请的董事大多不学无术。如果能因循旧制，改作书院，拟定课程，奖劝后辈，毫不费力，而补益极大。西方国家最重视文学，如果旅居那里的华人，文雅有序，讲礼敦诗，西方人怎敢侮辱我们呢？

第三是设立报馆。报馆的开设，对风气和国政有益，人人都知道。西方国家无处没有，无人不读。以报馆的多寡来观察国势的强弱。现在旅居美国的华工，日益增多，却没有一家报馆。难怪我们的民众对商业道理昏暗，对敌情愚昧。现在应当设立一家华文报馆，仿照西方国家妇孺报的体例，专用俗语，普遍劝勉华民，讲求工艺，改革陋俗，组建大公司，兴办大商务，心系故国，共同抵御外侮等意义。又西方国家西文各报诋毁中国，无所不至，言过其实，迷惑听闻。所以西方人听到这些说法的，轻视我们更加厉害，虐待我们更加严重。如果能在其中设立一家西文报，辩驳他们的共同诬蔑，宣扬中国教化的善，以及可以振兴的方法，使他们知道

译我国只要还有人在，这也就是在无形中消除祸患的一种方法。

译第四是扩建善堂。善堂的宗旨，起源于《周官》中互相救济、互相救助，称为“任”的做法。近来西方各国慈善事业日益增多，我们广东人喜好行善，这种风气也很兴盛。省城的广济医院、广仁善堂、爱育善堂，香港的东华医院，澳门的镜湖医院，经常筹集资金达到数十万。发起这些事业的人，大多因为众人的信任，逐渐奠定了一乡议院的基础。堂中宣讲圣谕，印刷善书，救灾济贫，抚养婴儿、治疗疾病，教养兼施，益处实在巨大。港澳两地的医院，甚至能够逐渐收回华民自治的权利，成效可以看见。听说美国各港口近来也有此类机构，应当利用原有的基础，普遍加以劝导激励，力求扩充，增定规章，互相保护，选拔有志之士作为讲师，刊刻有用的书籍作为善书。听说那里娼妓极多，遭受虐待极其痛苦，常有西方人见而不忍，将其带走。又因鸦片盛行，为人所厌恶，凡是这些陋习，都由善堂设立集会予以禁止。我们既然自己爱护同胞，也没有理由不兴办可以兴办的利事，恢复已经丧失的权利。事情属于善举，西方人就不会怀疑。局面一旦逐渐形成，华民就能得以自我保全，这不是小事。

第五是联合公会。海外华民多设立私会，各自立名号，种类不一。不通晓时务的人指责他们是乱党，私下担忧，却无可奈何。那些迂腐的人于是多方设法，思考如何解散它们。不知道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依靠的是民情的团结凝聚罢了。东西洋各强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党派，没有一个人不加入社团，没听说有人因此感到弊病的。难道不是因为团结凝聚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吗？所以党派社团越多，国家越强盛，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对此道理尚未明白，还应当思考如何提倡它。那些华工辗转迁徙到异国，他们设立名目互相号召，大抵是为了互相保护，希望避免欺凌，或者激发报国雪耻的念头，誓众图谋报复，用心极苦，主张极高，这也是人心未死、天运未改的验证。现在应当趁此机缘，更加奖赏激励，引导愚昧的人使其明智，聚合分散的人使其团结。不要挫伤他们的气势，不要涣散他们的心志，用大义激励他们，用法度约束他们，在海外树立坚固的屏障，作为中原的犄角之势。将来若有变故，必定大有用处。

第六是劝办工艺。中国有一件事远远超过西方人，那就是华工勤劳耐苦而索取工价低，西工懒惰而索取工价高。这是今天华工被驱逐的原因，而实际上却是日后我们华人用来制住他们命脉的手段。凭借华人的聪明智慧，加上工价低廉，操作勤奋，如果能够学习西方的方法，深知其意，自己设立工厂购置机器，制造各种物品，即使夺取五大洲工艺的利益权柄也不难。旅居美国的华人，卖身为奴的占十分之九；偶尔有自主经商的人，大多贩卖故乡的衣物，以供佣工的需求，很少有集大股成立大公司，谋取他人利益的人。这不是能力不够，大概是没有通晓商业道理、精通工艺学问的人来提倡罢了。现在的计策，不如集股设立工艺学堂，聘请西方工艺教师作为教习，选拔华工子弟中聪明的人充实其中，不够则招募广东福建子弟中愿意学习的人，由总理衙门取凭证送赴就学，专门学习绘画雕刻、油漆织造等类手工技艺。那些各种大机器需要资本巨大且成事困难的，暂且缓办。三年之后即可大成，那么再招收新班，让学成的人分散游历于旧金山、纽约等地，或者回到中国，将所学的新法传授给别人，选择西方人喜欢使用、必需的物品专门制造。十年之间，互相仿效，那里的食用器物将都取自华工之手，中国想要不富强都不可能。那小小的日本，其手工制造的用品、玩物销往美国，每年价值白银多达八百多万，这也是工价低廉而操作勤奋所致。中国的廉价且勤奋，又超过日本吗？这几件事，都是因势利导，成事很容易。等到成就之后，大的方面是一国命脉所系，小的方面也是华工生计所赖。

至于筹办的方法，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与工人相熟从而被他们信任，与西方人相融从而借助他们的力量。那里的华工，我们同乡人占十分之七八，语言风俗都可以通晓，相互熟悉本来很容易。您精通西方学问，又久居香港，被同乡人所深知。使命一下达，海外数百万百姓正将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您的车驾。如果推诚布公，提倡大义，那么政令就像流水，草随风倒，哪有不集成的？哪有事不成的？如果稍微棘手，那么公使在外国没有自治其民的权利，各种措施恐怕受到牵制。不知道所陈述的诸事，与当地公务毫无关联，不过是帮助当地政府分担教养客民的辛劳，不仅对他们没有损害，而且有大益。只要与执政者交情稍好，从容商办，哪有难以执行的事？美国是您昔年游学的地方，那里的贤士大夫必定多有旧交，言语相通，不需翻译，情意容易传达，商议容易进行。那里的善举极多，义士林立，或者就延请美国名士提倡主持，借助他们的治外法权，革除我们积久的弊端，不仅不担心阻碍，即使劝说美国朝廷每年拨出常费用于教养华童也可以。因此这几件大事，责成他人

译人若不能成功，向执事请求必定能立刻实现。那么执事此行，乃是上天不愿断绝这亿万生灵的性命，而借执事之手来拯救他们。执事难道没有这样的意愿吗？如今美国残酷驱逐华人，乃是出于无赖工人的作为罢了，那些富户本来就很不愿意，政府也引以为耻，而且有见识的人士正愤愤不平地议论其错误。今天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不侵犯美国地方官员丝毫的权力，却能为我国商民创造无穷的福祉，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当今时局艰难，外患日益紧迫，朝廷打破常规，精心挑选精通法律、深谙外国情况的人而任用执事。执事承受特别的知遇之恩，得到破格的提拔，感激知遇之情，力图报答。在联络邦交、顾全国家体面方面，必定有深远的谋略和良善的考虑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必定不愿循规蹈矩地做官，平庸苟且，蹈袭巧宦的陋习，损害海外的声誉，这本来无需我多言了。只是我愚昧地认为，美国公使这一职位，除了保全华工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办。华工一事，综合前面陈述的几点，没有其他策略可以谋求。执事如果不思报国、不思建立功名，那就算了。如果有所思虑，那么只有这一举动，可以建立不朽的功业，振兴大局的利益，洗雪以往的国耻，激发国内的民气。三年之内，美国境内的华工将把执事视如父母；十年之后，国内人士将把执事敬如神明。这真是豪杰建立功名的好时机啊。启超学识浅陋，阅历更少，对于天下大事，哪里会有什么见解？既然承蒙厚爱，以国士相待，颇费了几个日夜的精力，谋划报答的方法。私下认为万事之中，只有这件事最为重大，有大利益而没有小害处，有百般的容易而没有一处的困难。关于试办的条理，经过深思熟虑，限于篇幅，未能详细陈述。如果蒙您采纳，再当一一列举。恳请裁断考察。

译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

薛福成

奏报英法两国教案牵涉广泛，关系重大，谨就我所见闻到的情况，分别提出治本和治标的策略，恭敬地呈递密折陈述，仰求圣上鉴察。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得知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教案接连发生，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地的天主教堂大多被焚毁，武穴被杀的教士及洋关扦手各一人，都是英国籍。各省屡次查拿匪犯，有的立即并处死刑，有的审讯清楚后定罪，但英法德三国使臣仍然愤恨争执不止，前来相逼催促。臣屡次将中国的处理办法详细告知英法外部，外部知道我们办理认真，尚无异议。但迫于其驻京使臣的函电压力，便又改变计策。大概各使臣久居中国，洞悉情势，起初因为谣言四起，风声警讯频繁，被迫采取自卫之谋，逐渐萌生要挟之意，串通一气，协同图谋我国，拖延数月，此案不知何时才能议结。臣私下认为，匪党之所以能肆意焚掠，是凭借煽惑愚民的手段；愚民之所以不能消除疑虑愤恨，是相信迷拐幼孩的说法。按照旧说，称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将所著《郡国利病书》中也有烹食小儿的说法。那时中外隔绝，偶尔听闻传闻，并非事实，但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则人心笃信者众多。还记得同治九年天津案发生，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之说，也打算悉心查办，等到进入天津境内，拦车递诉此事的人纷纷诉说，询问有无实据，则言辞多恍惚不定。等到严加审讯追究，而其事更加虚妄，所以专门上疏特别办理。此说在当时迷惑民众，列在幕僚中的人颇知梗概。出洋以后，留心访察，大致天主教徒所崇奉的只有耶稣，耶稣之说也以仁慈为宗旨。近来有禁止黑奴的协会，有禁止鸦片的协会，他们对于虐待人的事、害人的物尚且想要禁止，岂有残酷到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的道理？即使他们中精通化学医学的人，也说无心眼入药的道理。这必定是确切知道旧说讹传，然后此案才可着手办理，否则在事的大小官员先怀疑虑，葛藤不斩断，纠纷滋多，将如何晓谕那些愚民，将如何禁止那些匪党？而诸教士自忖不能长久居留中华，其力量足以煽动各国，酿成衅端，西洋风气重视教务，一遇有事，很少不上下同心，不像争一事、占一地那样，其民还有服从有不服从的。昔年俄罗斯侵略土耳其，法兰西割占越南，都是以护教为名，其中机括，不可不谨慎于细微之处。臣并非说洋教对中国没有损害，那天主教虽称为善，自历代教王增窜私意，并逐渐失去耶稣本意，滥于招纳，不择良莠教士，即使不自为迷拐，难保无迷拐者托其门，恃为护符，且男女无别是西洋习俗如此。教士违背规矩，也如同中国僧道不能尽守戒律，而入教的民众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益加深，一发难遏，地方日益多事。幸好周孔程朱之教弥纶寰宇，深入人心凡列衣冠之中，很少羡慕异端之学，但彼此龃龉，不能相安。臣愚认为，不与妥议章程，终非善策。近来欧德义等国限制教民，立法极严，大权始不旁落，无复从前挟持纷扰之患。中国允许洋人传教，既在约章中，势难骤改，惟妥筹约束之法，本是内治之要政，非各国所得干预，而他们不能不干预，是积渐使然。当津案初结之时，总理衙门曾照会各国使臣，修改传教章程，都经该使驳回。由今思之，其中各条款有暂难立即执行的，如限定各堂华民入教的数量，撤去女教士、女塾、孤儿院及非教民子孙不得入男塾之类；有可以办到的，如禁止教士诋毁儒教，凡有教堂听任华官随时查看，堂中所收婴孩悉数报明地方官，教民有诉讼教士不得徇庇之类。与其未必能行而悉为所阻，不如选择可行者先为商办，中外合力，徐与磋磨，他们既就我范围，即可循序渐进。将来于他们所难允者，相机伺便与之理论，或者等到武备日益精良，邦交日益稳固，竟仿西洋限制之法。关键在于统筹全局，因势利导，虽然效之迟速不可知，但尽一分心力，必有一份补救。臣所拟治本之计，筹经久之道的策略如此。

自各国立约以来，英国重通商，法国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此次被毁的教堂多属法国，而英国只有武穴一案，德国则并无受损，惟有苏州旧案未销。于是三国使臣既互相勾结，法国外部又奋其全力，密联英德外部，意在广泛树立声援，乘此事机，收取意外之权利。英德恐法国得到权利而不甘

译处在众人之后，于是与他们合谋结成同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又随之依附。他们相约，以顾全西方国家大局为借口，而意图则在于各自便利其私人的图谋。以指责我方未能保护将来为讹言，而意图则在于观察事态变化以应对临事。臣愚以为当前紧要的措施，应当命令各省格外严防，不要再滋事端，杜绝他们的借口，而防止变故的方法，应当着力查禁匿名揭帖，那么风浪不起而波澜自平，柴薪不添而火焰自熄。至于办理此案，应当先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准则，如他们要求缉拿凶手，多诛杀一个匪徒，对我方并非无益，可以答应，但罪责必须求得恰当。他们索赔过多，承认一项赔偿费用，对我方尚无大损，可以答应，但数目必须求得核实。即使他们想以不肯保护的过错，株连印度官员，如果考察其平日玩忽民事，政声较差，也可以答应，但须趁他们未甚催促时，给予撤职调任的处分，自足以折服远人之心，而消除他们挑剔指责的念头。只是他们倘若借保护教会为名，逼迫我方做不能做的事，或者想要另订章程，暗中攫取权利，且使他们的教会日益恣意横行，自当坚定拒绝，镇静应对。昔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虽然一时谤议纷起，经历世事之后，人们都谅解他心地的公忠，并知道他的事情处理得妥协，因为既保全了和局，而在原案之外并没有任何让步。现在各国既受法国笼络，骤然不可脱离，英国人在武穴一案，也想留作观望的资本，不肯迅速结案。他们势力强盛则所望愈奢，时间久长则所谋愈狡。为今之计，似乎以设法迅速结案为妥当，想要迅速结案，似乎以坚持其大者，酌情让步其小者为妥当。即臣所论约束教士的方法，恐怕他们得知而先肆要求，似乎不如暂时隐而不宣，等结案后再商议善后章程为妥当。又听说英、法、德、意、俄、美等国，多派兵舰来中国，海面、江面皆以保护教会为名，外洋各报谣言纷纭，有的称费用不资，有的称相机行事，臣私下认为南北洋兵舰也应当悉数调派，分布各处，暗中防备非常之事，既显示我方势力不孤单，且以保护他们教会为名，使他们知道我方所费也不少。这样则他们的气焰平息，而我方的道理正直，我方的气势也愈壮了。臣所拟治标之计，平息目前衅端的就是这样。以上两说，不过是就臣见闻所及，妄加揣度，不知近日情形是否相符，各省教案是否已结？耿耿之心，略抒愚诚。倘若蒙圣明俯察末议，敕令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湖广督臣，以备万一的采择，大局幸甚。除前已具函发电，陆续详达总理衙门外，所有英法两国教案分別治本治标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俯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论中外官员交接礼仪

马建忠

查照所奉抄发的总理衙门来函中，提到五月二十二日德国公使威妥玛来到衙门，首先谈论中外官员交接礼仪一事，说英约中规定督抚给领事用札文，我们不愿意，所以要商量等等；接着谈到洋货进入内地征税一事，意在仍按现在条约办理，而重点在于免除内地厘金等条款。查自中外交涉以来，西方人两次构陷，凭借势力欺凌，在我方仓促之时强迫我订立条约，篇幅数十页，条款数十条，无非借此获取利益，所以领事地位优厚如同公使，税则比各国更轻。我方只能循章守约，没有理由开口争辩。如今幸而争端先由对方发起，正可针对他们相要挟之处，我方依据公法与之争辩，使他们如果如愿以偿，确实不至于自守旧规；即使所议不洽，也不过仍守旧章。谨拟条陈缕述如下：

一、论中外官员交接礼仪。威使总以德国条约并未载有“督抚给领事用札文”字样，且以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文，因为他是客官，而领事官在中国算是客，应当用文移为由。这是威使的强词夺理，德国条约未载“札文”字样，是因为换约在英法之后，大事则在约内申明，至交接礼仪的小节，则在本约内第四款载明，中国官员对该领事等官均应从优对待，如同相待各国最优者无异。当时中国所待最优之国曰英、曰法，英法领事督抚行以札文，德国有自同列，故德国条约未有明文，盖不言而喻。至于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行，这应当反问威使，“札行申陈”二句如何译作西文？英约中所译“申陈”曰“斯戴得孟特”，译“札文”曰“戴格喇兰兴”；法约内译“申陈”曰“嗳克斯保塞”，译“札文”曰“戴格拉那凶”。难道英法二国习用此种字样为上司下属往来公牍之称吗？此种字面不过翻译“申札”如何解义，并未翻译“申札”有何区别？如果所译确实是相当之名，为何英法二国论交涉公文字样从未提及？英法二国既然对“札行申陈”无一定相当之名，那么威使所谓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不用札行者，是指洋文呢，还是指华文？如果指华文，那么二国往来公牍专用洋语，自然不可以华文名之。如果指洋文，那么洋文并无“札文”字样，又从何而名之呢？洋文所有各种公牍之称，是因事情轻重而区别其体裁，并不因官职大小而区别其名目。即使有分别，也不过在公文首尾上司属员称呼有异，而公文本体则别无字样。《法国领事指南》一书第三卷第一节有“领事官与本地官员往来公文”一条说：“往来公牍共有三种，曰‘诺特’，即通信之意；曰‘墨磨亚尔’，即说明之意；曰‘来特尔’，即函牍之意。”领事无公使之责，专用函牍。接着又解释这三种体裁说：“‘诺特’之文须庄重合式，所以传达上司之命而通知外人者也。‘墨磨亚尔’若条陈一事梗概，概不签押者也。‘来特尔’者则为公文，领事出名而签押之者也。”又说：“所有谓‘戴贝司’者，则是领事与其上司往来公牍之称，惟领事与地方大员所有公牍也以此名名之。”法国所论领事公牍如此，英国可知。因此西文并无“札文”字样，为何威使说：“我们钦差给法国领事都不用札行呢？”况且仿照法国条规，凡领事与地方大员之间，以领事与上司往来公牍之名称之，稍示区别，这就是华文“札行申陈”之意。至于说该国钦差给法国领事不用札行，因为他是客官，以此申明督抚不能札领事之说，这又是类比不当了。该国钦差与法国领事各不相辖，真是客官。若领事于督抚虽非属下，究竟在督辖地办事，已属客中之主。以领事与公使相比拟，以领事与督抚相比拟，盖相似而实不同也。

如今他们既然不满于旧约，想要更改，我方又何必拘守成约，不肯增删？自然可以乘此机会与之商酌。如领事到任，应当奉批准，然后由译署咨本省督抚通知该领事。该领事于奉到批准之日，方可任职。批准由我方撤回，也由我方，我可藉此以遏制其跋扈之势。他们如果说：“这是欧洲各国，凡领事无审案问事之权，以及不沾优待公使之恩者，方有此制。”就回答说：“在土耳其领事所有利权，如在中国无异，而领事也必须奉批文方许任职。不过土耳其文呼之曰‘巴拉特’，欧洲各国则呼之曰‘嗳克散卦都尔’，声音或异，而字义则同。”况且，今春西班牙与越南立约，也有领事必奉到驻在国国君批准方可任事之条，而越南优待

译国家没有两样。如果对方以条约内并未记载此条为由，认为不必增行，那么中国领事必须奉旨批准，也是条约内所没有的。为何胡璇泽担任新加坡总领事官，必须有批准的凭据才能办事，且有案可查？这似乎也可以用来堵住对方的嘴。如果经过这一番辩驳，对方或许同意我们加入领事需奉批准这一条，然后要求一种客礼相待的方式，那么不妨答应对方，由督抚对待领事专行客礼，而领事对督抚仍执下级官员对待客官之礼。公文往来，督抚使用照会，领事仍使用申陈。至于会晤仪式，在接到批准晋见，以及离任辞行的时候，使用客省、藩司、臬司谒见督抚的礼节，其余接见则不论，这样大概各自尽到本分，互不干扰。对我们来说，虽然表面上失去了札行这种虚文，但实际上收获了制约条约的实效，得失似乎相当？用平行客官之礼对待公使，用客省两司之礼对待领事，那么对于对方的公使和领事不至于毫无区别，似乎还斟酌得宜。如果对方质问公使行文给关道、领事行文给府县，应该用什么格式，那么可以回答说：“公使与关道，以及领事与府县，彼此互不统辖，并非督抚与领事那种上下级关系可比。如果使用公文，可以由公使照会督抚转札关道，由领事照会关道转札府县。至于平常彼此通信，都是平等的。”如此办理可以双方都没有阻碍，那么公文仪式似乎不愁没有言辞来回答。然而我私下推测，威妥玛使节心中总以洋货免除厘金为要务，虽然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但他所看重的本来在那边，而不在这里。

译记科尔沁忠亲王在大沽战败的事

薛福成

英吉利、法兰西在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抓获总督叶名琛，长期占据不撤退。注：他们的图谋在于修改条约，索取赔偿并增加通商口岸，自认为占据城池作为人质，必定能如他们所愿，通过谈判讲和来撤军。于是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是侯官人黄宗汉。黄宗汉也只是太平时期习于文治的俗吏罢了，他睁大眼睛、面色严厉，对待下属如同捆绑柴薪一样严酷，退守驻防惠州，既不激励军队和乡勇，谋划攻克省会广州，又不与英国使臣会议订立条约、撤军之事。他习惯性地看到自通商以来，主张议和的人通常受到清议的指责，挑衅的人也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凡是驾驭远方、安抚边疆，无论是战是守，都只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事。英国使臣额尔金长期得不到我方要领，于是纠集法国、美国两国，驾驶兵船北上。咸丰八年夏四月，突然抵达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向来不训练，大多怯懦，一见敌船就惊慌溃散。洋兵占据了我方南北岸的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和等人皆因疏于防备获罪，被遣戍监候不等。洋兵凭借大小轮船七艘以及舢板船驶入内河，直逼天津。额尔金等人照会内阁，说此次前来并非用兵，而是更加想要修好，请求回京面见天子陈述事情。文宗特遣侍郎衔的耆英去谕止他们，未能成功。耆英归来，被赐死。于是任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身份在通州督师，派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商议和约。英国人索要大量赔偿及通商口岸，答应恐怕损害国家体面，拒绝又担心挑起强敌，于是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兼任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赶赴上海，会同何桂清先与英国人商定税则，再商议条约，也想暂且退让以缓解近患，修整军备。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撤退。秋七月，亲王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的营垒炮台，购买巨炮布置在要害之处，命令州县砍伐大木运送到海边，在水底种植丛桩以抵御轮船。又奏请调集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的马队，前后赴军的可达五千骑兵。九年春三月辛未初一，怡亲王载垣赶赴天津视察海防事务。桂良等人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派遣其弟卜鲁士率领兵船北驶，声称将进京换约。桂良等人告知大沽设有防务，应当从北塘进入。夏五月庚寅，卜鲁士抵达拦江沙外；壬辰，派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侦察形势，亲王故意示弱以张扬声势。癸巳，洋轮十七艘驶入鸡心滩，用炸炮摧毁切断铁链。甲午，鼓轮直进，毁坏我方防具，都树立红旗，催促交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的照会，告知桂相已从上海赶回，请移驻北塘口外静候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员数人由北塘前往天津。英国人驱逐使者不接受照会，开炮攻击我方炮台，分遣步兵像蚂蚁一样攀爬登岸。亲王挥鞭上马，督军激战。命令炮台同时开炮，毁坏数艘敌船，击杀登岸洋兵数百人，生擒二人。英国领队官腿部受伤跌倒而死。驶入内河的洋轮，都已中弹不能驾驶，只有一艘逃到拦江沙外。这次战役，英国人习惯于大沽口口的无备，且窥见炮台中火力微弱，不知道我方增置了巨炮，贸然轻进。等到我方击坏数艘敌船，洋兵相互对视惊愕，心手慌乱，纵马射击大多不能命中。海潮正涨，易进难退，仓促间不能出口，而我方炮台瞭望射击敌船，没有不中的，因此获得胜利。未进入港口的英船，留驻在大沽以南，分别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水域游弋测绘，这些都是海口的险要之地，或许在此购买煤炭汲取淡水，转而成为接济寇敌的后路。边疆官吏和营将听说后，都认为是荒岛不值得防守。恰逢英国粮船将尽，才全部向南驶去。当英兵开战时，美国使臣华若翰由北塘登岸，前往京师呈递国书，以优厚礼节换约而返。中外大商人知道英国人因战败感到耻辱，必定兴师报复，担心妨碍互市，自行商议集资白金三百万两，输送赔偿英军军饷，以阻止其再次举兵。于是英国使臣、法国使臣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如果事事遵守八年原约即可罢兵。何桂清据此入告，得到旨意：卜鲁士擅自带领兵船毁坏我方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属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一概作废。如果对方自知悔悟，务必在前议条款中挑选道光年间曾有之事且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使其有理由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性北来。倘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必定痛加攻剿，不要留下后悔。

当时，朝廷决策认为获胜之后，想要修改前约，希望英法两国或许能就范。但仍申诫边疆大臣和统帅，不得见敌就首先开火，以致妨碍和局。又命令保留北塘一口作为通使议和之地。然而北塘地势扼要，不亚于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都修缮过。等到亲王督办海防，在大沽、北塘之间经营规划，已二三年。北塘耗用国库百余万金，仅建成南北三座炮台。恰逢有人进言应当放纵寇敌登岸再击之，

译王大臣认为他的说法正确，随即奉旨撤除北塘的防备，退守到大沽的营垒，将北塘的大炮移至大沽南北岸的炮台营垒，距离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论的人说，抵御敌寇不在外围屏障而在内室深处，失策已经非常严重。北塘的绅士、御史陈鸿翊秘密上疏在朝廷力争，没有被听从。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中也极力争辩。王大臣沉溺于大沽获胜的骄傲，认为敌人凭借船只而来，不能多带骑兵，等他们登岸，我用精锐骑兵逼迫他们，可以必胜。洋兵的伎俩，我深知，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郭嵩焘因为议论不合，于是辞官离去。咸丰十年夏天，英军将领额尔金、法军将领噶罗率领轮船、帆船共一百艘入侵，再次到达大沽口。侦察到我方的防备，鉴于前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贸然闯入，慢慢窥探北塘防务松弛的情况，于是转向北塘。先放小火轮到达海岸，用铁链系住巨大的木桩，转动轮子拖拽它。不一会儿，木桩就被拔出，一根木桩被拔去，又拔一根，不到两三天数百根木桩全部被拔掉了。六月丁丑日，英法骑兵步兵各自拉着战车登岸，先占据炮台。官军还以为他们是来换约的，没有抵御。大吏派官员拿着照会，请求他们的使臣入京换约，没有回应。王大臣整顿军队出战，他所辖的骑兵已调往其他军队，不满五千，加上京旗步兵将近万人。英军骑兵步兵约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日，洋船从北塘进入内港，我军快速拦截，恰逢潮水退去，船不能移动，害怕被我军袭击，高悬白旗表示想要议和的样子。我军相信了，不敢全力攻击。等到潮水上涨，洋兵出其不意，逼近我军，我军受挫。洋兵从北向南，将逼近大沽到达新河，我军抵御。洋兵先派七百人出战，王大臣轻视他们人少，指挥精锐骑兵奔驰攻击。洋兵后退，我军乘势追击。洋兵每人手持一支枪，精良锋利无敌，数十步外就无法靠近。不久七百人排成一字阵，每人相距数十步，阵势长达数里。包围我军骑兵三千，逐渐包围逐渐逼近，我军不能后退，突围想要出去，洋兵开枪，没有不中的，我军像墙壁倒塌一样，纷纷从马上坠落。近代火器日益精良，临阵的人以俯身爬行前进作为躲避射击的方法，骑兵人马相依，占地越多且高，就成为众枪的目标，这才知道枪炮兴起后，骑兵难以必胜，或许反而成为累赘。戊子日，官军在新河战败，收拢骑兵，出来的只有七人而已，精锐耗尽，局势于是不能支撑，退守唐儿沽。英法军队气势嚣张，出动全部军队攻打军粮城，又攻陷副都统德兴阿在新河的营垒，都失陷了。大沽、北塘如同左右门户，新河又位于大沽背后，这时洋轮从北塘分向大沽，驾驶大船逼近我方炮台，以扼制我方前面，步兵骑兵占据新河，以威胁我方后面，大沽炮台更加危险。炮台向外射击不能反击，王大臣经营三年的工程，与数百万的军费，都置于无用之地，王大臣开始后悔放纵敌人登岸不是好计策，但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庚寅日，我军再次撤退，洋兵进占唐儿沽。辛卯日，奉皇帝朱批谕旨说：“僧格林沁，握手言别，超过半年，大沽两岸正在危急，相信你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是在京师，稍有挫败损失，必须退守天津府，自北向南，迎头截击剿杀，万万不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炮台上。以国家依赖之身，与野蛮夷人拼命，太不值得了。南北岸炮台，必须选择大员代为防守，你身为统帅，固然难以擅自离营，现在有特旨，不是你畏惧胆小，如果不顾大局，只考虑一身的计策，实在辜负我的心。握着笔凄怆，谆谆特别谕示你，你要敬畏遵守。壬辰日，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奔赴北塘海口，陪同护送英法两国使臣入京换约。

译秋季七月癸巳初一，皇上命令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领京旗马步官兵九千人防守通州。丁酉日，天刚亮，洋兵攻打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火，炮弹飞入火药库，轰然爆炸，雷鸣电闪，土石崩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战死。只有南炮台尚存。王僧保考虑到屡次受挫之后，精锐部队伤亡惨重，南炮台孤立难以持久，恰逢奉到密旨退守后路，于是撤去城防及南炮台的守兵，驻扎在通州的张家湾，与瑞麟的军队互相依靠保护。庚子日，因为疏于防范的缘故，剥夺了王僧保的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旗都统的职务。洋兵进至天津，恰逢和谈屡次进行却未能成功，于是逼近通州。八月戊辰日，光禄寺卿胜保率领部分军队在八里桥迎战，胜保戴着红顶穿着黄褂，骑马督战，洋兵集中枪炮射击，胜保脸颊受伤坠马，军队溃逃。瑞麟的军队听到风声惊恐畏惧，连夜溃逃。王僧保的军队驻扎在朝阳门外。己巳日，天子因秋季狩猎前往热河，洋兵纵火焚烧圆明园。甲申日，王僧保的军队也溃败，听说恭亲王在长新店，与瑞麟等都跟随了他。英法军队驻扎在城外，想要邀请恭亲王主持和谈，恭亲王任用恒祺居中调停，反复关说非常辛苦，过了二十天，和约才确定。九月壬寅日，与英国人、法国人讲和。在这个时候，曾文正公曾国藩在祁门督师，胡文忠公胡林翼驻军太湖，进剿广东的太平军，相持非常紧急，听到变故，联合上疏请求在两人名中挑选一人，率领精兵一万人入京救援。恰逢和议达成，于是没有成行。英法军队担心海口结冰，都在初冬时撤退。议论的人这才醒悟，咸丰七年广州被攻陷之后，并非不可以妥善地进行交涉，内外大臣没有一个人通晓洋务的，于是对于刚柔缓急、取舍操纵的诀窍未能掌握得当，又或许专门为自己谋划，轻视大局，茫然置之不理，致使他们激愤而生变，纷乱数年，局势才更加棘手。否则趁着大沽战败之后，暗中表示转圜，倘若得到能人妥善应对，那么八年原本允许的条款，或许可以挑选其中重要的抽出一两条，即使仍然使用以前的条约，也比十年所定的要好得多，况且敌情难以预测，大沽、北塘与各海口都应当严加防备。在海边设防，就像在海中驾船一样，船大几十丈，凿出方寸大小的孔，即使火漏入，整艘船就会沉没。敌人一旦进入海口内，地震般震惊，防不胜防，他们反而会成为主人。又因为天津大沽屏蔽京城，而能作战的士兵实际上不足万人，也觉得军势过于单薄。骑兵不敌枪兵，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吗？自古以来，战、守、和，互相为用。两国修好，军队不撤，设防无害于和谈，也是明显的。因此战越奋勇，守越坚固，和谈就越快；不战不守，和谈也难以长久。要挟很多，国家受害，是自然的道理。北塘撤防作为议和的条件，当时的舆论颇归咎于载垣、端华、肃顺误了大计。那时三人赞襄机密，他们的责任自然无可推辞。战和两难，决不是万全之策。如果十年之战仍能抵抗，不让敌人深入，那么他们已经连年兴师动众，军队疲劳粮饷匮乏，形势应当自行沮丧。然后派遣明练、沉毅、素有声望的大臣，驰赴上海，揣度时势，与他们定议，岂不比在天津立约更好吗？岂不比在京城立约更好吗？

记载汉阳叶相在广州的变故

薛福成

西洋各族初到中国，仰慕互市的利益，他们的国土都相隔数万里之外，航海迅速而来，颇为驯顺不敢放肆。后来因为禁烟引发争端，发难的地方实在是在广东。自从使相琦善撤防引敌，以求和谈，以至于割让香港，输送重金。广东人本来就怒目切齿，想宣泄愤恨却没有机会。抚局屡次变化，战和使相耆英，最终与英国订立江宁条约。条约中既规定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港口通商，又有允许英国领事官居住在这五处城邑，专门管理商贾事宜的话。于是宁波、上海的领事馆虽然不在城中，常能得以与道台、府台以下的官员相见。福州城中乌石山顶建造洋楼，大府不能禁止，并且与行相见礼。广东人听说后诟病这件事，合力诉说大府，请求不允许洋人入城，不被采纳。于是大举团练，传檄远近，不支取官饷，也不受官府约束，渐渐与官府为仇了。这时耆英总督两广，英国人又以入城请求。接纳怕激变，拒绝怕起衅，密告英国人广东民众凶悍，请求慢慢图谋，约定两年后履行条约。后来鹿邑徐广缙任总督，汉阳叶名琛任巡抚。英国人以兵轮闯入粤河，重申前约。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到来的超过十万人，自己乘坐小船赴英船，告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人轮流进入领事馆，陈述各种理由。英国首领正谋划扣留总督作为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国首领害怕，请求仍然修好，不再提入城的事。于是广东人更加自得，认为洋人本来容易制服。好事者在外面宣扬，想要乘胜阻止通商。英国公使文翰写信给总督，愿意恢复和约。广东人请求作为载书，严禁洋人入城。文翰看到

译众人情绪激昂，担心影响商务，于是联合总督和巡抚上疏向朝廷报告。宣宗成皇帝嘉奖他们，封总督为一等子爵，巡抚为一等男爵。这是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二年，徐广缙调任湖广总督，巡抚升任总督。当时盗匪横行，而广东赋税完纳，又是中外通商的都会，被称为殷实富庶之地。凡是邻近各省调拨军粮、购买器械，都依赖广东供给。总督也能选拔将领招募士兵，击平境内的土匪以及入侵的盗匪。咸丰五年，叶名琛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名望地位更加显赫，受到的恩宠接连不断。叶相凭借翰林院的清高声望，年纪不到四十岁，就破格担任地方大员。既然屡次建立功勋，接受封赏，便怀疑古今成功的人都是这样罢了，不知道天下事务大多艰难。然而他性格刚强，勤于政务，治理两广很久，下属官吏畏惧他的威严，都不敢违抗。起初因为拒绝洋人入城而有贤名，因此颇为自负，常把洗雪大耻、维护国家体面挂在嘴边。凡是遇到中外交涉的事务，驾驭外国人尤其严厉，每次接到文书，就写几个字答复，或者干脆不答复。但是他的手段仅止于此，既不屑于讲求与邻国交往的道理，与通商各国联络，又没有暗中审察各国形势的向背虚实强弱，从而谋划应对之策。英国人因为入城之约被广东民众阻挠，平时郁郁不乐，又怨恨叶相的阻挠，但慑于他多年积累的虚名，没有用来为难他。东莞会匪发动叛乱，联合其他盗匪围攻广州，气势嚣张。有人提议借洋人的力量抵御盗匪，叶相斥责了这种意见。退去的盗匪随即溃散。按察使沈棣辉督军剿匪，功劳尤其多，列出了上级官员、绅士、士兵和乡勇中奋力作战的人，请求奖赏推荐，叶相搁置不奏报，士兵和乡勇都离心离德。沈棣辉忧愤而死。叶相发文给各府州县，凡是过去与匪徒勾结的官吏百姓，格杀勿论。狡猾强悍的人都借捕会匪的名义互相仇杀，前后斩杀十余万人。跟随贼匪的人不敢回来，有的流窜骚扰广西、江西，有的逃入海中栖身各岛。英国人用火轮船包围并招降了他们。英国正与俄罗斯争雄，想驱使降贼来对抗俄罗斯。贼首关巨梁楫害怕远行，坚决请求英国领事巴夏礼先攻打广东，这样就能得逞。巴夏礼说出兵没有名义，留在香港几个月，日夜训练。咸丰六年九月，有水师千总粤河遇到一艘划艇，悬挂英国国旗，千总知道奸民习惯借英国国旗来自我保护，登船大搜，抓获逃匪十三人，他们的旗帜也被没收。按照西洋惯例，降旗是最大的侮辱。巴夏礼急忙与千总争论，千总不以礼相待。巴夏礼非常愤怒，照会叶相，说按照和约，抓获的匪徒应当移交索取，不应当擅自拘捕并毁坏旗帜，尤其是不礼貌，而且华人在英国船上做工，确实无罪，要求归还所抓获的十三人。驻粤公使包泠的责备书信也送到叶相那里说：这是小事不值得计较，派一个小官送十三人到领事馆。这时巴夏礼已经和公使及水师提督密谋，想趁此时机要求入城，推翻以前的约定，又见所派的只是小官，怀疑有意折辱他，于是拒绝接受，说：这是水师的事，应当送到水师提督的船上，如果连千总一起送来才接受。小官回去向叶相复命。叶相说：“把他们关起来。”于是把十三人关进监狱。

译丁丑日，英国首领忽然派遣翻译官来告知：“如果后天中午不遵守约定，就攻打城池。”叶名琛也不予理会。己卯日，叶名琛正在校阅武科举的马箭考试，忽然听到声音从东边传来，官吏报告说英国兵舰进犯夺取了腊得中流台。文武官员面面相觑，叶名琛嘲笑说：“哪有太阳偏西他们自己就逃走的事。”命令粤河水师收起旗帜不要与英军交战。英船逼近十三洋行。第二天，英军趋向凤凰山炮台，守兵因为有“不要交战”的命令，于是都逃走了，不知去向。第二天，英军夺取并占据了海珠炮台，于是用大炮轰击总督衙门，司道官员冒着烟雾进见，请求避居。叶名琛手拿一卷书，端正地坐着笑着打发他们走。十月丁酉初一，正午时分炮声震动城池，城墙突然崩塌缺口余下两丈多。英兵进入城内，又退了出来。叶名琛派遣知府蒋立昂质问领事用兵的原因，英国水师提督也在座，一同回答说：“两国官员不明白情况不亲近，误听传言，屡次违背旧日的友好关系，请求允许入城当面商议。”叶名琛坚守以前的约定，也心里害怕洋人诡诈多变，担心见面后受辱，于是不同意。巴夏礼请求先议定相见的礼仪，然后入城拜见，或者在城外设立公署作为会议地点，叶名琛也不允许。这时英兵不满千人，而兵勇及团练前往救援的有几万人，都畏惧敌人的火器不能奋力作战。于是英军连续几天用炸炮轰击，分五路进入城内。十一月日夜发射炮弹。辛未日夜里，西关外的洋楼发生大火，是广东百姓放的火，先焚烧了美国、法国的住所，第二天才蔓延到英国馆，凡是过去的十三行都化为灰烬，损失的资财无数。英兵也放火焚烧濠沟边的居民数千家来报复，于是全部登上船只。己卯日退泊到大黄滘炮台，渐渐驶离。巴夏礼知道法国、美国使馆被焚毁，高兴地说：“一国必定会与我们联合了。”大概英国首领的隐谋起初是随机应变，想用武力胁迫订立盟约，修改以前的条约，等到达到目的再回报君主，所以要求入城务必要制造声势恐吓。叶名琛也稍微宽纵他们，认为他们实在无能为力，本来不敢使我陷入困境。叶名琛拘泥于以前的功劳，蓄积骄傲之气，喜欢说大话来驾驭众人，渐渐忘记了自己没有依靠，每到危急紧迫不知所措时，也常有天幸得以转危为安。他默想与洋人角力必定不敌，既害怕挫败损伤威信，又担心因破坏和局而受到严厉谴责，不如听任他们所为，善于隐藏自己的短处。又私下揣测洋人重视通商，留恋广东的繁华富庶，而且不畏惧广东百姓的强悍，他们想与广东百姓相安无事，或许不敢放纵力量以达到自绝的地步，他们始终的意图算计，大概如此。英国商人因为洋行被毁，损失的货物资财很多，非常愤怒，迅速回报君主。英国首领知道不能隐瞒，也迅速回报君主。于是收敛船只退居，等待命令。英国君主下议院商议，上议院大臣极力主张用兵，下议院绅士百姓不同意。有调和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应该先派遣特使到中国，请求恢复旧盟约，并索取赔偿，如果商谈不允许，就先礼后兵，理直辞顺，才可以激发众怒，使用武力。英国君主认为这样是对的，选拔二等伯爵额尔金前往广东，调派兵轮分别停泊在澳门、香港，等待进退的时机，派遣使者告知法国、美国联合行动的利益。额尔金写信给叶名琛，大意说旧约中凡领事官得以与中国官员相见，是为了联络情谊，消除嫌疑，所以两国没有难办的事。自从广东禁止入城以来，谣言互相煽动，阻塞不通，导致今天的祸端。广东百姓毁坏我们的洋行，商人有什么罪过，损失了他们的资财，请求约定日期会议，赔偿并重新订立条约，那么两国和好如初，永远没有龃龉；否则就用兵相见，不要留下后悔。叶名琛认为他的话悖逆狂妄，置之不理。额尔金再三催促，都不答复。法国、美国领事官也因为房屋被毁损失资财照会叶名琛，请求酌情给予赔偿，并且说英国已经计划攻城，愿意居间排解。议论的人有的劝抚定法国、美国以断绝敌人的交好。叶名琛认为他们都是勾结来胁迫我，于是不同意，而且不设置防备。广东百姓扬言英国使者如果来，就起兵攻击他。额尔金滞留香港，很久得不到中国的关键人物，想与其他省的大吏商议，他们都以叶名琛握有通商大臣关防，不敢越权为借口。想入京，这时还没有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主持的人。恰逢法国、美国兵船到香港汲取淡水，将前往日本，于是暗示他们一同攻打广东，说如果在中国得志那么日本不战自服，于是与他们结盟。七年五月，英军攻打东莞，没有攻克。己丑日，琼州镇总兵黄开广率领钓船、红单船百余艘与英军在三山交战，我军溃败，英军追到佛山镇才停止。九月，间谍报告英船突然到达，将要大举攻城。叶名琛笑着说：“是谣言，一定没有这事。”

十月戊申初一，忽然有英法两国小火轮船进入粤河，竖起白旗表示没有战意，递交照会，仍然说入城索取赔偿及通商的事。叶名琛答复说除了通商之外，一概不能听从。于是英法美三国兵船都聚集在黄埔。十一月戊寅初一，进泊花地；癸未日，进泊沙面，登上河南岸，夺取民房驻扎军队。法国人、美国人都不想作战，说我们对中国向来没有怨恨，何必抛弃友好寻找仇敌。英国人说：“现在中国内寇更加横行，又对外交之道懵懂无知，帮助他不感激，伤害他不怨恨。贵国笃念交谊，中国而且更加自尊

译（前文省略），意思是小国不敢背叛天朝。贵国如果不想索取赔偿，我将独自进军，如果有所收获，我自己独占。」两国于是约定利益均沾。美国船只虽然跟随但没有助战，英国又额外供给两国一个月的军饷。当时，文宗显皇帝担忧广东的战事，秘密告诫叶名琛宰相：「天下多事，金恩波在广东，凡是驾驭洋人务必持守不偏执，以免酿成祸端。」叶相在英军撤退后，既夸大了击剿获胜的情况上报朝廷，又多次上疏称英国国王厌恶战争，广东的事情都是额尔金、包泠巴、夏礼等人所为，臣始终坚持不被他们所胁迫，他们的手段已经用尽，自行屈服了。广东百姓憎恨英人，互相散布流言，有的说英国的属国印度已经叛乱，英军战败，接连丧命其首领；有的说英船遭遇飓风，火器已经荡然无存。叶相将这些流言搜集入奏，又说英军纵火焚烧民居，导致洋楼也被延烧，现在反而索取赔偿，这个先例万万不可开启。于是陈述自己的布置方略，驳斥辩解之辞非常详尽。天子又特别告诫他，说流言难以完全相信，应当审时度势谨慎谋划，不要存有轻视之心。然而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实际情况无法上报。又因为叶相驻守广东总揽洋务已久，经历事情多，必定有把握，所以常常用优厚的旨意答复他。叶相失守广州时，还奉到温和的谕旨褒奖勉励，大概是希望他处置得当。将军、巡抚、司道进见商议战守策略，而叶相淡然若无其事。然而有人私下询问他缘故，他就说：「他们只是摆出作战的架势来吓唬我们罢了。张同云在敌营中活动，我先知道他们的动向，我不与他们议和，他们困窘极了。」张同云，本是通译，是叶相买来作为眼线的人。有识时务的人退下后叹息说：「强大的寇敌怎么可以用空话应对呢？自己毫无防备，却总说别人困窘，这好比伸长脖子承受暴客的白刃，还告诉别人说『他们害怕触犯法律，困窘极了』，自欺欺人到这种地步，灾祸怎么能缓解呢？」广东百姓自从使相琦善在广东之后，就曾经怀疑大官府表面剿杀暗中招抚，叶相也畏惧广东百姓的强悍，遇事尤其压制洋人，想要求得众人的谅解。然而广东百姓见叶相安然不惊，反而怀疑他与英人有私情。等到英人多次送信他不答复，而且不公开示众，就更加怀疑他。僚属见寇势日益紧迫，请求调兵设防，他不允许；请求招集团练，他也不允许。众人坚持请求，叶相说：「暂且等待，过了十五天必定没事了。」这是扶乩得来的话语。先前叶相的父亲叶志诜喜好扶乩，叶相为他建造长春仙馆居住，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两位神仙，一切军机进退都取法于此。扶乩的言语告诉他过了十五天可以没事，而广州竟然在十四天先陷落，人们都感到惊讶。有人说：「是洋人贿赂扶乩的人这样做的。」然而这件事隐秘，世人无法详细得知。戊子日，得到密报敌人已经分布大将攻城，有人说应当派遣绅商前往敌船观察动静。叶相盛怒，传谕官绅士庶：「敢有前往敌船的，按军法处置。」英人又照会叶相：一、想要相见；二、想要在河南岸建造洋楼；三、想要通商；四、想要进城；五、想要索取赔偿及兵饷银六百万两，仍然没有答复。己丑日，英国香港总督会同法国、美国两国提督张贴榜文，限定城外二十四小时破城，劝告商民暂时躲避锋芒。庚寅日清晨，敌人占据海珠台，声音如同百万雷霆同时轰击总督署，开花弹光芒四射，火箭射入南门延烧市区，火光烛天，全城沸腾。叶相微服逃往粤华书院，千总邓安邦率领广东勇丁千人殊死作战，杀伤相当，因为无后续部队支援最终无法支撑。辛卯日未时之前，洋人登上城墙，城内炮台及观音山顶竖起红旗。叶相知道城已陷落，才派军官持令箭出新城，悬赏万金调集潮州勇丁攻打观音山，战斗很久不能攻克。巡抚柏贵发文让绅商伍崇曜等人议和，见到叶相仍用「断不许进城」五个字答复他。壬辰日，将军穆克德讷在西北城上竖起白旗，打开西门让居民迁徙，洋人堵住城门，分兵在城上瞭望，张贴榜文禁止杀掠，说此行只为报仇，总督不骚扰商民。

译癸巳日，将军和巡抚一同出榜安抚百姓，说和议可以定下来，城内的士绅百姓不要惊恐。伍崇曜等人急忙到英舰拜谒公使额尔金，没能见到，只见到翻译官威妥玛、领事官巴夏礼以及通晓时务的张同云、李小春。返回后几天，和议没有成功，英人索要叶名琛非常急切，于是叶名琛在乙未日夜搬居到左都统署花园的八角亭。戊戌日，英人搜刮总督衙门中的财物，并取走布政司库银二十万两离去，释放南海县监狱的囚犯，分队引路，寻找总督。己亥日，将军、巡抚和都统来到观音山，诡称要会见公使谈公事，随即搜索到八角亭，把叶名琛安置在大轿中，冠带翎顶像平时一样，于是登上观音山，渡过飞轿，翻越城墙出去。傍晚时分，抬入舢板小舟，〇登上火轮船跟随的人，有人用手指着河水用眼神示意，大概是劝他投水自尽。叶名琛没有领悟，将军、巡抚等人会合上疏弹劾叶名琛，随即得到旨意，以乖谬刚愎的罪过剥夺他的职务。壬寅日，洋人送将军、巡抚等人回衙门，挟持叶名琛到香港，他仍然每天亲自作书画来应付洋人的请求，随从极力劝告不要题写姓名，于是自己题写“海上苏武”。八年二月，英人挟持他到印度的孟买居住，在镇海楼上，只有武捕蓝璸与一个梳头工人、两个仆人实际跟随叶名琛，他仍然赋诗表明志向，每天诵读吕祖经不停。九年正月，蓝璸病故，叶名琛卧病，西医治疗无效。三月丁丑日去世，英人用铁棺、松木外椁收敛，伴以水银，并将他所作的诗归还广东。当时的人读他的诗，没有不哀怜他的志向，而遗憾他玩忽敌人误国的罪过。因此编成谚语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是相臣的度量，疆臣的抱负，古代所没有，当今也罕见。”这是用反语来嘲笑他。诗说：“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残。纵然说范仲淹在军中，怎奈诸君只在壁上观看。向戍何心求免死，苏武无恙劝加餐。任凭他日把丹青描绘，恨态愁容下笔难。”又说：“零丁洋泊叹无家，雁字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北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笳声响，望断慈乌日影斜。唯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水棉花。”大概叶名琛在镇海楼被洋官囚禁五日，洋官为他画像一次，分别报告英国君主及香港、上海的洋官。而叶名琛的父亲在城破时，仓皇出走，没有得到音讯，所以他的诗这样说。英法两国的军队。长期占据广州城不离去，而北门外九十六乡的义师兴起，在佛山镇设立团练局，扬言约定日期攻城，然而心志不齐，号令不一，最终没有成功。英人最初的志向在于进入广州城，看见大吏借此消除隔阂，驾驭商民，于是粤民一再激愤，叶名琛又一误再误，使得拱手让出广州城，这不是英人所期望的。然而他们的意图终究在于重新订立约章，索取赔偿增加商埠，又因为广东的事情更加知道中国容易对付，于是纠集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口，阻断我国海运，订立条约后返回。不久条约事情发生变故，科尔沁忠亲王以重兵扼守大沽，九年击败英、法兵船，英人撤退到香港，更加招募闽、粤亡命之徒，操练不停。十年再次率领精锐侵犯大沽、北塘、台，接连击败官军，攻陷天津，逼近京师，寇焰猖獗，海内震动。英、法两国于是逼迫索取巨额军饷，另外订立约章，大获便利，比旧约加倍多。唉！西洋各国的兴起，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奇异局势。其得失利弊与前史所记载的截然不同，不默默研究几十年不能得其〇要领，或者视为寻常，疏忽不加考察而大受亏损，或者上下内外坚持力争而无关紧要。粤民激于此前大府议和的愤慨，万众一心，牢不可破，必定阻止他们入城一事以为痛快，屡次请求屡次拒绝，纷纭了二十年，而大沽的失守，天津的条约，都由此造成，由现在看来，非常没有[意义](时)。英、法两国在和议定下后，到同治元年才退出广州城，英人占据将军衙门作为领事馆，在沙面建造洋楼作为通商口岸；法人占据布政使衙门作为领事馆，并占据新城总督衙门，改建天主堂，而粤人固然无可奈何。民气团结，是国家的宝物，善于使用它则足以制敌，不善于使用它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离，互相牵累，没有不覆败的。看粤人己酉年的战役，官民一心，措施得当。后来志满意得气焰嚣张，动辄掣肘大吏，不仅仅是中材以下不能用粤民，即使同治以来的中兴诸将相当之，恐怕也有大费踌躇的。叶名琛的瞻前顾后彷徨，进退失据，也是理所当然。等到城陷师虏，而粤人坐视不能救援，其愤盈激昂之气也稍显颓废了，这果真可以常恃吗？昔日侯官林文忠公初禁洋烟的时候，洋人未识中国虚实有顾忌，心想如果让林公久任其职，未必没有善后之法，于是让琦善继任，而大局一坏不可振作，耆英、伊里布又继任，议和遂定。那时舍弃这个，固然没有法子消除外患，而主持和议的人例受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讥讽的那么严重。粤民与官

译双方相持不下，也是琦善、耆英、伊里布三位大臣有意激发的结果。叶名琛见到林则徐、裕谦等公卿，有的因挑衅而获罪，有的因刚强而致败，而主张议和的人又都被清议所排斥，身败名裂。于是叶名琛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另创一种做法，以求保全自己，高谈尊王攘夷，假托镇静自持，自处于不刚不柔、不急不缓之间，然而一旦行事不当，最终导致自身受辱且大大辱没了国家，而洋人如燎原之火般的势头于是再也无法遏制。那么，洋人的祸患，引发其端的是琦善，阻碍其防御的是叶名琛。总之，应对非常之变，即使是豪杰之士，也很少有不被智力和勇气所困的。这是因为前事没有可借鉴的，而世俗的议论也不能偏听。如果用太平时期文官、翰林侍从的才能来应对，难道不困难吗？难道不危险吗？

译叶名琛在广州的变故，也是中外交涉以来的一大案件，记载它的书不下十几种，有的怨恨诽谤过分，有的传闻失实。只有广东人李凤翎的《洋务续记》一卷，七弦河上钓鱼老人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卷，所载较为明确核实。我嫌它们选词未尽典雅规范，而且日期还有未审定的，事迹还有未确切的，于是汇集十几种书，大力考订删减编排，并参核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又补充平时从广东人那里听说的，稍加论断，以留作鉴戒。自识。

《中西纪事》说广州城陷落在十二月，《洋务续记》说在十一月，《英吉利入城始末》说在十月。看洋人在这个月的十七日庆祝元旦，那是中国冬至后十天。因此以《洋务续记》为确切，又识。

方存之的《云中西纪事》对于英人攻陷广州城的事，过于嫌疏略。此外专门记载这件事的几家，则又杂乱冗长，传闻失实，有不能择取言辞的毛病。这篇选词典雅规范，采录精审，摹写叶名琛，以及广东人和洋人的心事，形容极其相似，没有一句话不确切，没有一句不平允。至于它随着事情曲折变化，去意韵深远，音调铿锵，篇中停顿蓄积，或顺承递进，或逆接转折，或明揭主旨，或隐藏深意，或预先摄取下文意思，或总括全篇主旨，用笔自有法度。这种大文章，大概得到了《左传》《汉书》的神髓。

卷十六上 外史

论欧洲现情

日人阙名附

英人一向着眼于欧洲东部，于是以亚美尼亚为借口，想要实现其志向，这是万众所知的。虽然如此，亚美尼亚的事本来不是早晚能断定的，所以专心研究以详尽其策略所出的人很少了。这是因为一为事情使然，又一因列国形势。英国果真怜悯亚美尼亚人苦于土耳其虐政而无处申诉，想要使他们迅速摆脱束缚吗？颇觉可疑。为什么呢？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说：“亚美尼亚富人本来不喜欢狂妄地唱独立之说，确实担心刚暴无谋激怒土耳其人，迷信宗教之心于是扰乱世局的静谧。”况且所谓独立自治，也不过是读书子弟所梦想罢了。试着考察其管辖地理就可以知道了。亚美尼亚这个称呼，是昔日地名，而亚美尼亚享国二千余年，虽然文学历史是它所固有的，但那个古国的人民不能占据这古版图。亚美尼亚人在欧洲而杂处于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等地，不下数万人；在亚洲的也有二三百万人，也与土耳其人杂处。唯独割据日丹山中一部族为原本的亚美尼亚人，此民虽然在土耳其国版图中，守着弹丸黑子之地，而未曾奉行土耳其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一独立自治之民。如果允许亚美尼亚人实行独立自治的制度，那么与亚美尼亚人接壤的也将出于亚美尼亚人的行为而仿效，所以土耳其国应不堪其弊。况且实行自治的制度，必须同一其根本，沙漠斯岛实行自治制度，并同其种族，又同奉希腊教；克拉得岛实行自治制度，虽然异其宗教，而同其人种，且同操希腊语，又孤岛环海，境域划然。像那亚美尼亚则漠然袭用古地名，而人民在疆域内的已不同其种族，又不同其宗教，言语纷繁杂乱，本来不可言说。极论亚美尼亚的事，那么其所谓自治独立决难期望，亚美尼亚有恒产恒心的人所必不喜欢的。英国大使非烈不加利氏所具报，也颇言此意。谁说亚美尼亚的事可一刀两断得其要领呢？英人处理此事也可谓颇为艰难了。作为英人，果真逼迫土耳其朝廷在亚美尼亚设置奉行基督教的太守吗？又或许使土耳其朝廷不干涉亚美尼亚教会之事吗？事出于此，那么即使土耳其朝廷不喜欢，也必许诺。然而土耳其朝廷不守信，英人所熟知的。英人既然指责土耳其朝廷的不是，那么其出于千艰万苦之途，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一指责其不是而不及其所究极，那么奈英之国威何？于是有想要废黜土耳其皇帝而列国监视其政务的议论出现。然而既然如此，那么究论其终极，不分割此国不满足。土耳其皇帝君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人民之上，而独取兵于奉行伊斯兰教民以为干城；奉行基督教民时或有叛，则回兵制之。其国家制度既然这样，即使连废数帝，也恐无益。土耳其朝廷今日的情形，大概不是亚美尼亚未知，那家未多，即是土耳其皇帝性质所能使然而其国家制度实致然。所谓国家制度者何？曰国教也，指伊斯兰教。那废帝迂远之说，土耳其皇帝也知之，所以闻其说而恬然不顾，以为出于胁迫吓唬。于是列国合同想要改革其弊政，而各邦每异其利害，日复一日，不见成效，固其宜矣。至于分割土耳其国的议论，列国利害攸关。那俄国然有自强之意，非一日之故，今将有所作为于东亚，虽然未曾顾及东欧之余地，然而拮据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