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国用

译卷六 国用

日本食货志序

黄遵宪

外史氏说：我阅读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关于户籍的编排、田亩的丈量、赋税的征收、国库的收支、钱币的铸造，也只是记载其大概情况。在国家全盛时期，就说家家富裕、人人富足；在国家衰败时期，就说户户空虚耗损。如果想要考察其盈亏盛衰的具体情况，就没有依据来确切知道其数字。至于一个国家的利害与外国相关联，如通商进出口、金银大量外流等事，是古代所没有的，更是历史记载所不及的。我观察西方人治理国家，不一定效法古人，但大体上出自《周礼》和《管子》。他们在理财之道上，尤其谨慎用心，极其详尽，无不有册籍来证明其实际数字。他们权衡上下，囊括内外，用来调节盈虚，无不有法度。综合其政令要点，大致有六类：国家游民多，则荒地多；一个农民养活百人，国家怎能富裕？工匠众多，商人皆从中获利，官府想探求地利，先要询问业户，这就是要审查户口。正常的赋税供给，是天经地义，流血报国，称为血税。用天下的财富治理天下的事务，虽然掌握利权，但取之有节制，这就是要核算租税。权衡一年的收入，量入为出；权衡一年的支出，量出为入。多取并非盈余，少取并非不足，上下流通，没有阻塞和积压，这就是要筹划国计。泰西各国，都背负国债，累计千万亿数，没有边际。利息有轻重，债务分内外。内债尚且利半，外债则弊端更大，这就是要考察国债。金银铜之外，以纸币为货币，依附而行。金轻于纸，凭空造币，如同破鞋。轻重由民，无法制止，这就是要权衡货币。输出输入，以关隘为口，利来利往，以市场为聚集地。漏洞不堵塞，局势将倾覆。虽有善政，什么方法能救？这就是要稽查商务。这六者都得到，则理财之道得，国家就富裕了；这六者都失去，则理财之道失，国家就贫困了。日本维新以来，尤其注意求富。然而听说其国家用度，每年收支不相抵；通商则进出口不相抵。而当权者竭力经营，努力谋求补救，其用心良苦，方法也颇好。观察于此，可以知道其得失所在了。于是作《食货志》。

论理财宜清厘目

英人李提摩太附

曾经观察经营家业的人，鸡鸣即起，孜孜求利，对于财货的出入，左手持筹，右手握算，来计较其锱铢。等到年终之际，又再次核算其总数，哪些是货，哪些是财，哪里盈余，哪里亏损，无不表而出之，登记在簿籍上，使当事者无不周知，以此来显示大公，昭示信义。这是商贾之类，对于财货的出入，尚能厘然各当，有数目可查，而国家的正用呢？拥有国家的人，如果能够励精图治，近则各国之兴衰，远则百年之隆替，无不互相考究，以增长其识见。虽然国家的项名目繁多，一时无法细核，但纲举者目自张，只求集其总数，分别登明，自然可知其大略了。我观察近日五大洲各国，只有欧罗巴最为富强，其出入之数也最为明晰。现在就以英国为例，查英国近来兼有五印度、缅甸等处，疆域之广，较之中国足可抗衡。这里只考察其本国大概之数，其已不为不巨。总计英国土地税银一千六百九十一兆磅，房屋税一千九百二十六兆磅，外事税二十六兆磅，庄家人税五百二十一兆磅，国家息税五百二十七兆磅，石矿税三兆磅，矿务税三十兆磅，铁厂税九兆磅，煤气厂税一百二十五兆磅，水厂税六十五兆磅，运河税七十兆磅，鱼税十二兆磅，市水税十一兆磅，外有杂场税六百九十五兆磅，外国放债等税一百九十七兆磅，本国铁道税九百三十一兆磅，外国铁道税七十六兆磅，又百姓息税一百二十六兆磅，外杂力税二十八兆磅，读书与他贸易人税五百四十一兆磅，又补读书与贸易人税一百二十二兆磅，以上共计七千余兆磅，都是纳税的数目。仍有不纳税者三百三十五兆磅，在外国有贸易人五百兆磅，屋内家具、古玩、宝物等项九百六十兆磅，国家禁地五百兆磅， above共计二千余兆磅，都是不纳税的数目。两项统共计一万兆磅，每年生利共有554兆磅。若照前合算，每一人均分银270磅，每一家均分银1350磅，总计地土六分之一，凡承买地土的人，定本数目均以26年利息为准；买房屋的人，定本数目均以15年利息为准。其余利薄者，定本则以30年为准；利极厚者，定本则以4年为准。以此观之，英国产业进为数甚巨，国库充实，甲于五洲。虽有国债，若与收入相较，多至十三倍有余。这是英国每年财赋数目之大略。

译其余西方各国，所有国家财政盈亏的数目，没有不向大众公开清楚的。不仅本国的君臣上下可以共同知晓，即使其他各国的君臣上下，也没有不共同知晓的。确实因为国家的财政赋税，如果不尽早结算清楚，不是上下互相欺骗、养成蒙蔽含混的习气，就是内外互相怠慢、助长因循拖沓的风气。所以西方各国实事求是，弊端不会产生，因此能够富强日益扩展，国势日益兴盛，这自有缘故，并非偶然。中国在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税粮的收支每年有固定的额度，查阅典籍，有案卷可以查考，所以那时天下殷实富裕，万国慑服，可以说是盛世了。等到咸丰、同治年间战乱兴起以后，各军营的报销有迟至十几年还未办理的，各省奏报销算的案件，常常超过期限。虽然经过皇帝严切的谕旨，宪章文书催促，但因循拖延怠玩，相继效仿的人比比皆是。即使户部想要迅速清理整顿，核算总数，势必有所不能做到。如今看来只有变革旧制，清除积弊。譬如商人分别设立店铺，必须先谨慎选择掌管账目的人，另立新章，严格管理收支，核算盈亏，将会看到每日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余裕，而财物因此丰盈，基业因此巩固了。现在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养育百姓更重要的；养育百姓的方法，没有比管理财政更重要的。所以古代治理国家，由三府分别掌管，而由太府统一统领，由太宰统筹经营，九赋九式清晰到毫厘，确实是重视它啊。《礼记》说：“财物充足，各种志向就能实现。”希望那些负有治国责任的人，不要漠然置之。可以

译给日本政府的理财意见书

日本人井上馨、井上泽荣附议

国家的兴盛与衰亡，虽然说是气数命运，但也关乎人为努力。维新以来，不到十年，各项职务都已安排妥当，四方百姓都归顺教化。对内振兴了几百年的纲纪法度，对外折衷采纳五大洲的刑法政令。法律兼采万国的公法，议论穷尽四境百姓的意见。学校分为八个区域，以引导无知的百姓；军队设置六个镇守，以惩戒不法之徒。通达远方则舟车都借助蒸汽的力量，通报急事则海陆都利用电报的迅捷。其他诸如务财训农、通商惠工，大到造币、制铁、灯塔、铁路，小到街道、房屋、器具、衣服，日新月异，迅速进入开明的境界，有骏马也追不上的势头。如果这样不停止，不出几年，与欧洲各国抗衡，也应该不感到羞愧。凡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谁不欢欣鼓舞、相互庆贺？然而我们臣子却私下有所担忧。所谓开明，在于民力，而不在于国政；在于实际，而不在于文饰。欧美各国的百姓，都崇尚实学，追求实事，人人都以不能自食其力为耻；而我们国家的百姓则不同：士人只知道享受祖辈留下的俸禄，而不研究文武的学问；农民只知道依赖乡土的旧习，而不考察繁殖增产的技术；工匠只知道寻常的器械，而不能学习奇巧的工艺；商人只知道眼前的微小利益，而不能扩大贸易。这些难道不是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吗？那些所谓有才能的人，则欺诈手段层出不穷，欺骗变化万端，导致破产亡家的人比比皆是。想要驱使这些人一下子达到开明的境界，这就像看到鸡蛋就想得到报晓的公鸡，看到弹丸就想吃到烤熟的鸮鸟，不是太急切了吗？如今在朝的士人，脚未曾踏上欧洲的土地，眼未曾见过美国的政事，仅仅阅读图画、翻译书籍，就振奋兴起，想要比肩各国，好像曾经游历海外，亲自审察规则，更加尊崇信仰、仰慕不已。凡是外国可以资助我国文明的事物，即使细微如毫毛，没有不求全备的。说是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大家互相眼热心醉，口讲指画个不停，好像唯恐模仿得不像。虽然如此，只取形式相似而不重视实际，那么政事与民情就会互相违背，外表强大而内部空虚，先笑的人后来会跳跃不安。我担心所期望的尚未实现，国家已经陷入贫弱之中了。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国家还怎么能成为国家呢？这是人人所欢喜，而我们臣子所担忧的。

国内太平安定二百多年到现在，在上位的人不知道教化和法律是什么东西，只按照旧例，一概用武断的方式决定，使得受压制而困苦的百姓已经极其卑屈。固陋因袭久了，反而认为是常态。然而一旦外交事务兴起，其危害不可收拾。有志之士和仁人争相奔赴，杀身成仁，最终挽回了维新中兴的大业。当时，确实不得不铲除旧习，改革废政，一律用勇猛果决的手段，刷新天下人的耳目。现在又过了几年，好比良医治病，病势严重时先投用猛药，等到病情稍平，就应当用温补的药方，等待元气恢复。治理天下的方法，也是如此。现在施行政事，应当步步循序渐进，事事竭诚尽力。如果计谋不出于此，还效仿过去的轻浮急躁，冒进行事，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以搜罗人才为要务，天下人士云集而至。政府也暂且用爵位俸禄来笼络他们。官员多了冗员就多，必然喜欢兴办工程，喜欢兴办工程必然追求急功近利。政府不注重民力，而专力于政治，百官急于趋事成功，势必不能没有舍实求虚的弊端。从院省使寮司到各国府县，只要有小利，就喋喋不休地谈论。有迎合时势、取悦上级，炫耀新奇、竞争奇异，以谋求宠信的人，他们特别想贪图功劳，增加官职，以谋取一时的荣耀。因此各种事务纷繁复杂，互相抵触，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冗员多则费用广，朝廷终究不能使天上下粟，地上流金，来救济国家用度，那就不得不向人民征收赋税。人民已经疲惫困顿了，即使想征收，也再也征不到了。我认为政治的要务，以理财为第一义。如果理财失去了方法，只增加租税，加重赋敛，使得百姓不得安息，国家也会随之凋敝。民疲国敝，怎么能独立？政府能不寒心吗！

现在大概计算全国每年的收入总额，不过四千万圆。预先推算今年的经费，即使没有凶年饥岁等一切变故，也应该支出五千万圆。那么比较收支，已经不足一千万圆。如果维新以来，国家费用繁多，每年所负的债务将近一千万，其他官省旧藩的纸币以及中外负债，大概达到一亿二千万圆。因此通算政府现在的负债，实际有一亿四千万圆之多。偿还的方法尚未确立，怎么能让百姓信任呢？一旦有不测的变故，恐怕会陷入困境，后悔莫及。现在政府不曾念及此，反而致力于百事更张，强求开明。唉！保护百姓的方法，又在哪里呢？

议论的人或许说欧美各国重视征收赋税，大概是让百姓劳苦而后百姓富裕。唉！这话多么错误啊！欧美各国的百姓，大致都优于智识，他们的君主和百姓互相参与政议，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他们互相保持，就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利害得失，心中明白，政府不过是保护其外部罢了。我们的百姓不同于此，偏僻固陋，进退俯仰，只听从政府的命令罢了。所谓的权利义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译朝廷有政令，全国都奉行；朝廷有所作为，全国都效仿。风俗习惯、言语谈吐、服饰器物等细微之处，无不争先恐后、以落后为耻。揣摩其崇尚的，上面所喜爱的，下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通商口岸交易时，输入的玩物器具一年比一年多，而输出的物品不过占十分之六七。《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百姓陷入贫困衰弱，这就是政府教唆导致的。古人说：“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如今，政府反而用法制束缚百姓，用赋税督促呵斥百姓，比过去更加严重。户口不能没有登记簿册，里社不能没有社证，住宅不能没有地契，人不能没有血税。有诉讼的费用，有违注的惩罚，乃至货物买卖之事，甚至奴仆六畜，都有严格的律令。因此每下一道政令，百姓都茫然失措，不知方向。各种租税，向农民征收，向商人征收，向工匠征收，向〇业征收，百姓承受不了其繁多，破产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其凋敝衰败的程度比之前加倍，而政府却愈发进入开明的领域，百姓却愈发陷入蛮夷的习俗。上下之间的差距，何止天壤之别！臣听说政治的关键，以顺应国情风俗、适应民情为贵，所以施政者不可不审时度宜，根据支出制定收入，根据收入制定支出。臣认为今日有关部门应当节约使用，务必使经费每年的支出不超过收入。从院省使寮司直到县府，考虑其施设的顺序，而确定其额度，不许分毫超出限度。如有负债纸币，应当裁减冗费，节省冗禄支出，消除兑换，逐渐实行。事情不遵循顺序就不会进展，不追求实效就没有效果。只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家运势也会随之进步，可以踮起脚等待了。臣等不才，长期承乏于理财之政，对于施行的事务，虽然没有寸功，但亲身验证践行，不敢说一无所知，所以敢陈述愚见，尽言极论，希望政府有所回顾云云。

译《光绪会计录》序

李希圣

西方各国每年的财政收支，在年终时便向全国公布，刊登在报纸上，因此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没有不能谈论国家财政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即使是主管财政的大臣，即使在这个职位上任职很久，也不能完全知晓。那些通才硕学、博览古今的人，如果问他们国库所掌管的情况，就会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〇官员没有成型的账簿，吏员也没有专门的档案，即使想要查考财政状况，也没有途径。我向来对典章制度之学潜心研究，甲午年夏天再次进入京城，探求中外交往的缘故，对于西方各国富强的政治，也已经大致了解了，唯独对本国的财政收支不能全部知晓，私下感到惭愧。逢人便询问，叫来吏员交谈，辗转传抄，时间久了才大体完备，收藏在箱子里，不敢给人看。〇这是当权者所忌讳的。中日和议达成后，谈论变法的人纷纷出现，天子也想奋发图强，采纳其中一二条，已经付诸实施了。那么，在财政这一方面，仿行西方方法，让人人都能看见，也是当前的急务。于是敢于排列查考，用表格表现出来，纲目都列举出来，就可以观览了。〇国家八千多万的收支都在这里了，关心治国的人可以据此考察。自从祖宗盛世以来，每年的收入不及今天的一半，然而用来削平中原各国，鞭挞四方夷狄，那时太仓的粮食红白相杂地腐烂，府库所藏的财物动辄超过亿万，天下殷实富裕，每户都有〇积蓄，江淮之间尤其奢侈浪费，一次宴会的费用有时高达千金。盐政和漕运改革，黄河改道北流，外患萌芽，海疆多事，征兵转运粮饷，天下骚动，大盗趁机而起，祸害流遍海内，竭尽天下的全力，才刚刚平定，从此以后才开始担忧贫困。唉！立国以富强为根本，不富就万万不能强。今天的事情更加紧急了。日本像老虎一样盘踞在东方，常常怀有远交近攻的志向；俄国像狼一样在北边回顾，时常以开疆拓土为心思；英国从缅甸来图谋云南，法国从越南来图谋广东。天骄（指蒙古）衰弱了，蒙古不足以屏蔽北方，外府（指英属印度）形成了，印度可以直接窥视西藏，附属藩属全部丧失，嘴唇亡了牙齿就寒冷，利益均沾，这一方倡导那一方附和，一旦发动战争，拿什么来抵御？铁路没有完备，那么脉络不能自我输送；兵舰不多，那么声势不能自我壮大。脂膏（指民力财力）已经枯竭，没有可以筹划的军饷；民心已经动摇，没有可以使用的军队。即使想要割让几千里的土地来请求和谈，土地有时会用尽；赔偿几百兆的费用给敌人，费用有时会用完。这真让人寒心啊。应当从今以后上下一心，卧薪尝胆，把几百年沿袭下来的成法全部改变，日中必〇晒，操刀必割。迅速变革就能挽救天下的全部，迟缓变革只能挽救天下的一半，如果始终不改变，就不忍心说了。变革的方法是什么？请列举其条目，那就是：兴办学校，废除科举，训练陆军，恢复海军，设立银行，铸造金币，推行邮政，开采矿产，整顿商务，讲求工艺，税则应当增加，电报应当推广。西北有很多荒地，那么适宜放牧和农耕；东南有很多肥沃的土地，那么适宜渔业和种植。铁路应当支线干线并举，铁厂应当官商并行。利权不收回，就是埃及、暹罗削弱的缘故；漏卮（指财政漏洞）不堵塞，就是印度、爪哇灭亡的缘故。所有这些急切的大事，都是富强的首要任务。如果能够本末兼治，依次推行，那么以此谈论富裕，即使达到英、俄、德、美的数倍也可以；以此谈论强大，即使统一欧美阿澳也可以。虽然如此，单靠法令不能自行实施，关键在于得到人才。英、法、德、俄、美的收入都在四万万圆左右，意大利的收入也接近三万万圆，西班牙是欧洲小国，收入也有一万六千多圆。中国自从道光以后，突然增加了四千多万的收入，人们都认为不能再增加了，但实际上仅仅超过日本而已。中国土地的广阔，比得上俄国、英国；人口的繁多，占地球的四分之一。利源没有开发，地力没有用尽，哪里能得到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那样的人，一起筹划计算呢？推行尽利，在于其人。谁掌握国家大权？敢向在位者进言。

商政不修明，财政漏洞日益严重。每年输送五千万圆给西方人，几乎如同进贡。就以日本来说，二十年来，流出的银〇一百四十兆圆了。二万万的军费，是有形的赔偿；一百四十兆的商费，是无形的赔偿。有形的赔偿，二万万就停止了；无形的赔偿，日复一日，这样下去何时能穷尽？因为机器改造，土货、洋货一概免税厘，工商的生计全部灭亡，国家的收入突然在内因支应而穷困，在外因赔偿而困窘。突厥因此分裂，波兰因此灭亡，秦国的延续者啊。吴国难道要成为沼泽吗？

东南战乱之后，流亡的人没有回来，田地房屋变成废墟，燕子在林木中筑巢，开垦荒地增加赋税，这是林则徐所说的补救中的补救。河运每年费用巨大，海运则敌人容易阻挠，转帆辽海，挽粟黄腄，坐在三吴之地吃现成饭，大概不是长久之计。听说政府想要全部废除漕运，改征折色，实在是救时的重大计策，却被流言所阻。西北古称陆海，现在成了石田，禹迹茫茫，雍州的田地是上等田，潞水的客谈，高安的规划，过去的编撰都在，等待人来实行。

整

译整顿钱粮，左文襄在湖南首创，胡文忠在湖北效仿。此后左文襄又在浙江推行，李鸿章在江苏效仿。近来听说李秉衡又在山东效仿，这些都为国家增加了数十万的收入，为民间节省了数十万的支出，利国利民而不利于中饱私囊。此外只听说丁文诚裁减了四川的夫役和马匹而已。去年户部颁布的筹饷各项条令，也有整顿钱粮漕运这一项，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编造流言来阻挠，地方大吏于是用空洞的文告来敷衍塞责。申明施行的名实，深切切合时务。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何不推广开来呢？

译乾隆以后是盐法弊端极盛的时候，陶文毅在前进行改革，曾文正在后加以弥补，所以淮盐唯独没有弊端。此外，像四川、云南两省立法稍为详尽，其余各省则运输有官运与商运的区别，盐票有大票与小票之分，法令既然两歧，利益便从两个孔道流出，谈论综合核算的人应当多加注意。太公整顿盐政而诸侯收敛，汉武帝征收盐铁税而匈奴畏惧威势不敢逃避，专卖之名请实行，这是注重实效的政治。

近年以来，厘金骤减五六百万两，这是因为洋商只缴纳子口税，华商贿赂购买报单。只有重庆、广州两个口岸抽取的厘金轻于子口税，子口税单完全没有使用。此外则利权旁落，流弊滋生。所以赫德有准许华人申请领取报单的提议，这也是持平的一种做法。近来又因为外国人制造土货的缘故，每百两征收落地税五两，完全免除厘金。那么厘卡所收的税款，就减少了一半。所以陈侍御璧、盛京卿宣怀都想要商议实行印花税，以抵补厘金。法令变革则通达，人才存在则举措可行。

河工每年修缮的费用，是国家财政的一大漏洞。康熙以前，沿河州县拨派民夫修河；乾隆中期，才开始全部发放国库银两。到了嘉庆年间加价，于是增加到五百万两，而水患依旧。于是说治理河流没有上策，难道真是这样吗？像美国治理密西西比河，荷兰治理莱茵河、马斯河，意大利治理波河，埃及治理尼罗河，土耳其治理多瑙河；有的修筑横堤如方格，有的用窄堤逼迫泥沙，有的修筑小堤，有的使用旁闸。而其关键则在于疏浚海口。如果能够参取这些方法，来治理中国的河流，学习他们的长处，确实是我陈旧的言论。自从张勤果试用挖泥船，没有效果，于是说西法不可行。增高堤坝，降低地面，犯了贾让的下策；分流河水，固守靳辅的谬论。必须改弦更张，才能一劳永逸。

自从日本战事结束以来，国债已增至二百三十一兆六十六万两（注：此处原文数字可能有误，通常指二亿三千一百六十六万两，依原文直译），仅以利息计算，每年就需要二百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两。根据英国报纸报道，本息合计，每年需要一千二百万两上下。加上芦汉铁路所借以及汇丰、克萨、华商等几笔借款，已在三万万两之外。每年由户部认还二百万两，由各省海关分认一千万两。无米之炊，决难持久。利源不打开，我们恐怕要成为葡萄牙的后续了。

海关税收以光绪十七年为最多，十八年总共征收关平银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九千余两，已经比十七年少八十二万八千余两。值百分抽五，载入条约章程，本来违背公法。李鸿章持节出使俄国，以加税为己任。然而中国日常用品，专门依赖外洋所加的税，仍然从我们的货价中取偿，损害下层利益上层，剜肉医疮，非常没有意义。所以其他国家商议加税足以遏制外货的来源，中国商议加税恰恰更加削弱小民的生计，有深谋远虑的人应当自己知道。通商惠工，既强且富，然后商议加税，那么操纵权就由我们了。

这本书所记载的洋税，只依据各省总数。现在将光绪十七年各关总数列在下面，这是历年中最多的一年。以后减少的数字，总在二百万两内外。牛庄五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三两三钱二分七厘；天津六十四万二千八百五十四两四钱九分七厘；芝罘三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六两五钱八分四厘；重庆九万九千四百四十两五钱五分五厘；宜昌十万三千七百三十四两五钱八分七厘；汉口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九厘；九江一百十五万六千二百五十四两四钱六分三厘；芜湖七十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两五钱七分六厘；镇江六十万二千七百八十两五钱五分八厘；上海六百八十三万二百九十八两一钱九厘；宁波一百二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六两四钱八分七厘；温州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八两八钱七分八厘；福州一百六十四万八千九十三两八钱四分八厘；淡水六十三万八千一十五两四钱一分三厘；台南四十七万三千三百三十四两五钱一厘；厦门九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五两四钱一分；汕头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七十三两二钱七分三厘；广州二百四十八万五十九两七钱二分二厘；九龙五十九万二千二十四两五钱五分一厘；拱北四十六万五千三十九两六钱三分；琼州十一万七千一十六两四钱二分三厘；北海二十六万九十五两六钱九分四厘；龙州一千一百一十七分四厘；蒙自六万九百四十六两六钱二分九厘。共计二千三百五十一万二千二十一两五分九厘。现在虽然失去了淡水、安平两个海关，但用新开的四个口岸补充，必定有盈余而无短缺。

养兵的数量，前代只有宋朝最多，外国只有俄国最多，都不是深谋远虑的做法。此外，德国养兵五十八万

译有四千七百三十四人，法国养兵五十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人，英国养兵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人，西班牙则仅有九万五千人。中国合计兵额与勇营人数超过百万，近来虽然裁减了十分之三，仍然远远超过德国和法国。那些未经训练的士兵，即使全部裁减也是可以的。封常清率领未经训练的百姓而失败，韩信率领市井平民而取胜，这说明选拔将领是至关重要的。戚继光训练士兵不过三千人，却所向无敌，这说明用兵贵在精少而非众多。

译关于开源节流的议论，人人都能说上一通。近来裁减兵额以及颜料、匹帛两库只发放二成，这是节流的做法。而御史管廷献想要恢复乾隆年间的旧制，这种趋势已经绝对行不通。顺治年间收入仅一千四百余万两，到乾隆年间几乎增加了三倍。乾隆年间尚且不能恢复清初的状况，何况今日想要恢复乾隆年间的状况呢。至于户部所议定的清查隐匿赋税、核查厘金、增加糖户盐斤的加价、征收土货典当的捐输等措施，实行了一年还没有成效。国债日益增加，公私财政都陷入绝境。挽救时局的计策，在于开源。开源的方法，在我序言中所列举的项目已经完备了。

如今谈论理财的人，没有不说的：“仿行西方方法，固然不错。”然而方法需要人来执行，人们只知道西方有方法，却不知道西方有人。请略举几例：欧洲各国，以俄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最为强大。德国有俾斯麦，俄国有加查科夫，英国有迪斯累里，奥地利有安德拉西。这四个国家的强盛，这几个人经营谋划的功劳居多。德国尤其号称霸国，第一次攻打丹麦，第二次围攻奥地利都城，在色当战役中俘虏了法国国王，晋升为共主。像毛奇、罗恩、弗里德里希、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等人，都是得到人才最显著的例子。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几乎无法振作。得到麦克马洪、甘必大等人相继执政，收复创伤，又成为强国。十多年后，竟然能在数万里之外用兵，占据越南、意大利，瓜分法国的利益。奥地利得到贤相如加弗尔，名将如克拉姆，使已熄灭的火焰重新燃起，最终恢复全国，位列上邦。土耳其有一个麦德哈德，却不能任用，所以国家四分五裂，几乎灭亡。由此看来，得到人才就富强，失去人才就贫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这本书成于乙未年，刊印于丙申年。总数和分数，都以光绪十九年的数据为依据。李赵公上元和的会计书，苏文定序元佑的会计录，虽然愧对前代贤哲，但也代替了抄写胥吏的工作。至于举例论述的部分，稍显冗杂，这是援引溺亡者的苦衷，并非著书的常规。希望高雅宏远的人士，能够谅解。

中国度支论

英国领事湛米孙呈报，中国收支各项的公文已经拟就。这件事在前几个月内多次被人注意，想必看报的各位还能记得。湛君的禀报很长，但本报摘录的各节已足以看出其大意。禀报中所说的数目，以政府实际收到的各项而论，确实还可以信赖。这些数目是由主管官员解送的，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实际上不止这些。而按照中国现在的办法查报国家收支，只能凭借这些。其核算不善的地方，主要在于数目零星不全。这可能是因为督抚所结算的数目不详，也可能是因为京报刊登得太简略所致。如果加以探听，那么每省收入多少，每省收入如何拨用，就不难完全了解其底细。湛君说到此处，就论述京城内外各省关涉的地方，他说：度支固然由户部主政，但有时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也顾问此事。每年年终，户部将来年国家需要的总数预估，命令各省按所核定的数目具奏，朝廷等到批准后抄送各直省督抚，命令各该管官员遵照办理。所需各项一年复一年，并没有十分增加，沿袭已久，各省所收和国家所需尚能相抵。解送京城的款项也能按期呈缴，即使遇到某项收入不足以抵偿某项支出，或者从盈余中调剂，或者另行设法改由他处借用以资补足。这样的办法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尚属相宜，一旦遇到变故就难以支持了。京城内外各处都没有年年预算的账簿，使收入适合支出项目，但除了解送京城的款项照缴外，其余收入听凭各省开支。省中各衙门的经费虽然有很多册报可以稽查，但每省总造册报从未见过。不仅一省的收支各项没有见过册报，即使一省每年或某段时间总共开支的各项数目也没有总报公文可以查考。总之，各省其实从来没有盈余的款项，而常有额外的结欠未清，连年拖延。这类额外的款项，如赈济灾荒，如修理黄河，又如平定边疆战乱等。所有先前设立的海军衙门所需款项也从未清结，而京城中的需要加紧，地方官向百姓征收的也增多。征收的方法，或者加在货厘上，或者加在盐厘上，或者盐货都加。按照现在定章所收的税，京城常命令外省多呈缴，而各直省常请求少批解，这是京城与外省分用税项的大概情形。中国未与各国立约及未设海关以前，收入分为三项：一是运往京城的漕米，二是正杂各项，三是大关所收的各税。按漕米专门供养旗兵之用，中国八旗旗人及成年后即称为兵，应得食饷。其正杂各项解交给户部，借以发放官员俸薪之用。其关税专门为内务府及其各属的俸薪，这是指中国专用旗兵的时候而言。那时固然尚未设立水师及与洋人往来通商。从那时至今虽然变更很多，但仍守旧法。现在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形，将北京政府收入列于后：一、漕米，一半折银，一半交米；二、解京的正杂各项；三、京中额

译外部费用以及内务府的经费；第四，海关所征收的各项税收。目前解送漕米的省份只有两个，即江苏和浙江。所解送的米粮数量从一千二百万担到一千四百万担不等，其中二十万担沿旧河道迟滞地河运，其余则通过海运北上，一半装载在沙船上，一半装载在招商局的轮船上。运输米粮所需的费用极为巨大，外国洋行的轮船非常愿意按照目前中国所支付价格的四分之一来承办此事。然而中国办事向来不讲究实事求是，漕运与官员的利益关联极多，决不容许外人争夺其中的利益。但如果照此办理，所耗费的费用确实不可估量。中国如果将漕米制度全部废除，其收入至少可以增加一亿两。

译考察漕运，除了江浙两省外，还有六个省份。起初也是运送大米，现在大多按照米价折算成银两征收。现将漕米的折合银价以及按米价折银的总数并列如下：

江苏八十五万担，每担折合银二两，共计一兆七十万两；浙江四十五万担，每担折合银二两，共计九十万两。

江西按米价折银共计六十万两，安徽共计七十五万两。

湖北共计二十七万两，湖南共计二十四万两。

河南共计三十万两，山东三十万担，大半是粟米，共计二十八万两。

正税和杂税等各项由各省解送银两到户部，供北京政府使用，这被称为京饷。其解送的数额，总共七兆两，已经历多年了。现在这些款项由以下各项收入构成，每年稍有变动：地税共计三兆四十一万两，盐课和盐厘共计一兆六十八万两，海关税八十九万两，大关税二十三万两，厘金七十九万两，总共征收银两七兆两。至于如何开支，无从探听。大概提取一部分作为供养旗兵的费用，其余如发放京官薪俸及京城各部经费，也占大部分。

各省另有捐输呈解给北京政府的名目很多，现将总数列在后面，但未必完全。

一、固本饷，共计七十五万两。

二、储备饷，从各关征收的，共计八十六万两；从各省征收的，共计一兆三十八万两。总共二兆二十四万两。

三、文官加俸，共计五十一万七千两。

四、武官加俸，共计一兆四十八万八千两。

五、额外京饷，从各关征收的共计七万两，从各省征收的共计六十七万三千两，总共七十四万三千两。

六、内务府经费，大半从大关征收：

定俸共计六十万两；

加俸共计五十万两；

额外俸从粤关征收的共计三十万两；

其他额外俸共计三十万两；

总共一兆七十万两。

总计七兆四十三万八千两。

由此看来，各省呈解到户部的款项，实际分项如下：

一、漕米银五兆四万两。

二、京饷七兆两。

三、额外款项，包括京内务府经费，七兆四十三万八千两。

以上三项总计十九兆四十七万八千两。

以上各项收入用于京城开支所需，所有满汉各军饷需及各部经费都包含在内。只有各省营兵饷糈及海军衙门经费尚不在内，虽然大半由各省收入汇解，但海关所征收的也有二兆二十五万两左右。现就海关收入剩余部分，详细叙述如下。

各关税项，人们往往认为都解送到北京，却不知道并非完全如此。因为监收关税的官员，并非北京专门派出的，而是由该省大员兼管。至于税务司并不收税，仅稽核税款是否已付，这是他们的职责。税款往往支付给官银号，支付之后，才由税务司发给关单，准许船只开行。即使监督海关的官员，也不直接向北京造报，只向管辖他们的督抚具报，再由督抚咨报户部，这也与咨报普通收入没有区别。至于这些税款如何分解、如何拨用，都归督抚处置。所以各口海关所收的税，就是该省收入的一部分，而巡抚也不把海关税项视为自己的专管。因为虽然有大笔拨归省用，但都必须由户部格外核议，等批准后才能动拨，实在不是巡抚固有的权力。其大概情况，阅读后面所述即可知道，各口税项拨归何用，但没有固定的数额。查江海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第三季所报，总计三个月所收关税，共一百十六万一千七百二十九两，船钞和杂征不在其中。按规定应分为四成和六成，起初规定以四成直接解送户部，后来又更改，现在只提取二成解送南京总督衙门，以供机器制造局使用。其余二成，除协助贵州省饷项八万外，又解送京城作为各官加薪俸所需五千两之外，其余都分拨给南北洋，作为水师经费。还有六成中，以一成一拨充出使经费及额定之用，即如海关经费及委员薪水等项目。只是其数目并未指明，此外剩余的准备用于北京及省中津贴之用。

该季所收洋药厘金，共计二十一万四千八百五两，是另外造报的，因为曾奉命令，不与别项合并总报。查这一项，归入户部，以备额外所需动用之季报册中，其次是沿海各口税，而转运税、船钞又次之。其船钞一项，共计征收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三两，按规定拨用如下：

三成解归总理衙门，同文馆；七成拨归总税务司。道台册报中说：沿海各口税及转运税，并不按总数分为四成六成，但将此另存为省中陆军饷糈。我也无需多言，总之，税项四成是直接解送北京，其余六成除预备北京额外用意外，尚须支放本地抽税经费及各项员役的薪工。至于所提的一成半，另行存放，交给上海道，作为出使各署经费。其余则随时听候户部指拨，分归京城和外地使用。

译那些船钞，七成归总税务司所有，大致用于设立灯塔等各项开支；三成归同文馆。另外，转运及沿海各口岸的税收，似乎归一省所有，以便根据事务需要随时拨用。只是我无法查清楚其确切的章程罢了。

译论中国财政

俄人蒲加德著

我曾游历中国，观察其地势风土，并查察物产，上天赐予的丰饶，未尝不令人赞叹为天下雄邦。倘若一旦踏上其国土，有谁不首肯呢？然而，通过考察国库收支来查核其财政，与往昔所推测的颇为不同。如地方财力、贡租实情，几乎不见有可称道的地方。即使身居高位的官员，能深知年度财政收支多寡的，也很少。论及其财政，也不合规矩，纷杂而不统一。因此政府所定的年度预算，并非全国核算，只是由各地官员分别制定罢了。地方官员对权限界限漠然不明，所以他们每年核算收支的权力，也往往过大。为什么呢？中央政府，即户部，不制定地方每年收支的制度，以命令地方官，只凭地方官上报年度收入饷需，预先核算，转解中央政府，以供其运用。但这预算法，虽然依据往年政府所定的标准为准，但这一标准必定随岁月而变更。所以近时的财政形势已非昔年可比，极为变化纷纭。因此想要知道中国近来有何种财源，其耗费途径如何，以及地方官有何种权力而如此专断恣意，颇难索解。虽然如此，试概括列举国库财源约有三种：一是直税，西方人说税法有直税、间税两种；二是厘金税；三是间税。什么是直税？即地租和丁税。当今世纪，西方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现世纪即西历一千八百年的初期，十八省地租预算为三千四百万两，米粟为四百万捆，每捆相当于一百斤。自从太平军扰乱以来，田园荒芜约三分之二，从此贡租忽然衰退。祸害蔓延，遗留下来的对国家财富的损害实在不少。虽然直隶省未遭战火，也逐渐受到余祸波及。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光绪五年，国家需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当时苦于没有这笔资金，仅能收租六十万两罢了。从此逐年渐有起色，如今才开始达到往年年度收入预算的数额。至于其赋税租税及征收方法，没有一定的规矩，而纳税者唯独中国人民。至于蒙古民族，特别令其免税；居住在满洲的民众，以兵役代替纳税，这是大致的情况。另外纳税土地分为三种：一是民田，是民人私有的；二是屯田，在蒙古以及满洲等处；三是学田，附属于学校。除这三种外，还有数种田地作为国库收入：一是前明时期藩王所领有的土地，以及开国初期圈给八旗将校以缴纳贡租税的土地；二是善堂经费所用的土地；三是专属佛教寺院的土地；四是备荒歉之年救济穷农的土地；五是祠祭用的土地，以供祭祀典礼准备牺牲的费用。在这些土地上设立等级，分上中下三等，以定地价并斟酌赋税定额。然而农民缴纳贡税，严苛烦重。纳税方法，或用钱，或用米麦豆高粱干草（即饲料）等物。知县制定户口纳税名簿，详细记录管辖土地及地质高低、收获谷粟等情况，上报长官，而总督据此核定税额。然而这些名簿极多虚构，想要得其要领，几乎不容易。十八省中，如河南、江西、湖南及湖北四省以钱纳税；江苏、浙江、安徽及山东四省以天然产物纳税，如谷米之类。其余十省兼纳天然产物及钱。距今一百六十一年前，谕令确定丁税数额，缴纳此种税的都是小农。往年查核实为二千八百九十二万人，每人应纳税额约二十文，然而实际能缴纳的约三百十八万余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部地方人民曾征收钱三百十二万六千九百两，禾谷三千九十六万六千八百余担。厘金税的名称，实为每两中千分而取其一。当太平军蹂躏之时，国内骚然，百姓不安居，田野荒芜，秋收不丰，贡税收入大为衰退，国库困乏日益严重，于是创制厘金税制。当时抽取商贾贩卖货物税，千分取一，其本意在于备军国之急，并弥补地租收入的不足，所以又有军税之称。推测政府当初之意，必定不想永远施行于日后。然而收入颇多，实为国库一大饷源，所以至今仍未改变。试列举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地租、丁税及厘金税总数如下：按表中所列分数核算，合数殊不符，因原报告如此，姑且保留。

直隶省，一千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七十二两。

江苏省，六百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两。

湖南省，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二两。

湖北省，三百九十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六两。

广东省，六百七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

广西省，三百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六十二两。

山东省，四百万九千三百三十八两。

山西省，七百四十三万六千九百一两。

陕西省，五百八

译十一万九百九十七两。

甘肃省，三百四十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三两。

译四川省，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两。

江西省，五百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五两。

福建省，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一百四两。

河南省，五百八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两。

浙江省，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两。

安徽省，三百四十四万六千七十六两。

云南省，三百七十六万九千四百九十四两。

贵州省，二百八十七万六千六百四十一两。

台湾省，三十六万五百四十九两。

合计九千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两。

直接税的项目，大体如上所记载的那样。至于间接税，以海关税为第一，即在通商各港口设置税关，凡出入海口的船舶所搭载的货物，一律征收税款。昔日中国被英法联军击败，想要筹措赔款给两国，于是创设海关，制定税法，以充实国家用度。自开埠七年之后，清还赔款，海关制度得以确立，遂延续至今。

其次作为国库财源的，是盐税。中国的制盐业，由政府独家专营，将全国分为七个区域。每个区域所生产的盐，必须在区域内使用，不允许向其他区域运送，国家设法严禁。又任命官吏管理买卖征集等事务，并监视奸商盗卖。然而盗卖者很多，这些官吏与地方行政官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盐政及盐运司。现在请概述盐政区域：直隶省及北部一带为第一区，陕西省及湖南省一半为第二区，江西、江苏一半及其附近为第三区，浙江省、江苏省大半为第四区，福建省及附近为第五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省份及江南、云南一半为第六区，西藏靠近西部边境一带为第七区。不论海水、盐井、沼泽湖泊所产出的盐，都有定价卖给官吏。至于其数量及交接该盐的方法，似乎未曾设立什么制度。盐运使在制盐地建立仓库，以方便盐商。盐商者，如果不向盐政委员及抚台领取盐商证单，不得自行经营盐业。然而想要获得准许，必须缴纳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定例。每年根据准许情况确定盐商的多少，限制制盐的数量，以期不多不少。盐商已从政府购得盐，想要随意定价出售，仍然不能自由搬运，销路均等待政府的命令，才能转卖给店铺商人。政府既然独占盐业之利，故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收入三百八十四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两。又在内地各所设税关，通十八省有三十三处，一切货物经过此关以缴纳课税，其数额也不少，也与盐税不相上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所征课税实为三百六十六万八千八十两。除了这些之外，也没有更显著的财源。其余尚有商业税，每年二十万六千九百余两；制茶税，每年十六万二千七百七十七两；贷盐田税，每年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余两；渔业税，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余两；业税，五万八千八百三十两；兽骨税，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两；贷官管房屋税，五千一百二十两；家畜即各家所畜牲畜贩卖税，七千五百七十余两；仓库税，五千三百五十两；抽取航海权税三千二百两余，此外各种杂税每年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九两，这些税银数额未详，俄国将依据什么核算呢？凡各种财源可以资助国库收入的，就是这样。然而还有一种买卖无形物的税，第一为八旗营军属接受继承宗家权的税，每年实为八万六千三百五十八两；第二为捐纳官衔阶级及贡监，虽然平时无所施行，然而一旦有军需之急，或有天灾地害，农民困苦贫穷，则以捐官为常例。其捐纳的方法，似乎根据需用银数的多少，又规定某省某官分发施行。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福建洪水泛滥，淹没沿岸田产中国政府捐官衔及贡监者一百六十九人，自六月起至九月止，所收入实为五万四百四十五两。总计这些所列间接税，实每年三千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二两，若加上直接税，则国库岁入所收实为一亿二千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三百六十两。再加上那些自然产物贡税，宜参看第十二册《中国边境事务论》，每年三百九十六万六千八百一十二担，一担相当于中国一百斤，则其数也很巨大了。各省人民缴纳这些贡税，必须送往天津及通州，然而运送的费用七十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七两，也是人民所捐献的资财。各省有布政使掌管土地租税之事，征收诸税于管辖人民，以筹划地方财务，国家财务由户部统揽其大纲，若是地方财务，则各省总督管理稽查。然而帝室度支不向户部寻求财源，而另定其制度，其数每年一百五万六千两。又满族每年进贡貂皮一万二千张，若无貂皮，则用其他兽皮代替。

译人参一百四十斤，珍珠一千颗，确定这类贡赋制度是在距今多少年之前。皇室经费逐年增加，因为难以供给，于是发行各种银券作为补充，在1866年为三十万两，到1888年为六十万两。又有皇室牧场散布在满洲及蒙古等地，其所饲养的牲畜：马十万匹，骆驼七千匹，绵羊及山羊二十万匹，有角的牲畜如牛等一万二千头。皇室经费虽然拥有这些财源，但偶尔会有突发开支。若遇此时，被迫依赖国库，倘若不能补充，便会在各省加征赋税。如新建颐和园以及皇帝谒陵所花费的资财，都是由国库支付的。或者各省督抚因事上报，或督抚进京自行捐输，或捐助营造等资财，这些银两数额无法考证。又逢有突发开支，或忽然下令民间集资，如举行庆典之时，实际采用此例，筹集资金办理，共得五千万两。

译论中国赋税用途

德国人佚名附

最近接到来自中国的消息，得知其户部收支军饷的情况。只是所报篇幅太长，因此选取要点记录如下。记者在中国官场中，列出了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收支数额。这其中虚实夹杂，所谓“实”，是朝廷实际收取并使用的数额；所谓“虚”，是民间缴纳的数额不止于此。但以目前的形势，除了这种方法，别无他法能清算其数额。总而言之，中国认为这是最巧妙的方法了。本报之所以讥讽它，是因为其详细汇报粮饷过于零碎且不完整。无论督抚是谁，所汇报的饷项有时进行有时停止，或者只选择小的项目登载于奏章中，然而所奏内容尚属勉强，常常需要催促核查才肯详细汇报。然而其所谓的“详细”，实属极不详细。各省清缴粮饷的方法，极为可笑。中国征收饷银的权力，多由户部大臣掌握，或由总理衙门发函，一国收支饷项全归户部管辖。到了年底，户部将来年所需支出的数额，以及各省应摊派多少、缴纳多少，都进行估算，上报朝廷。待朝廷批准其奏章，便开列清单，咨行各省督抚，而督抚转而命令司道等官员知晓。按通常的情况，其摊派缴纳的数额，逐年如此，没有太大差异，可以说从各省征收有固定的标准。各省解送饷银的事，大多能如期完成，虽然偶尔有某县收粮不足，则从其他地方弥补。但在太平丰年，虽然称妥善，而时值艰难之事，即荒废懈怠。据我所见，中国无论京都还是省会，都没有储备以备荒年之用。除了应朝廷征缴外，各省所存的，则任由地方官随时开销。而且各省报销的数额虽然如此之多，但开销的虚实，我无法得知，且不能查得有何省向民众公布清单，表明某月某数开销几何。总之，各省永远没有盈余，常有欠缺，留待下年填补。若近年来因赈济饥荒有捐输，修黄河有海防经费，更有水师提督所用，处处需要钱财，而国家又反复追索，因此地方官将重担加于民肩，加抽各税或厘金或盐税，因此货物昂贵，商民止步，市场都会十家店铺九家空荡。考察中国未与外洋通商以前，其饷银有三项：一是购买米粮解往北京分给兵丁，名叫漕粮；二是在北京支发各项饷银；三是国中各关口的饷银。其第一项，给予满汉旗民。〇满洲人分为八旗，凡是成年者皆为兵，吃长饷。第二项，则交给户部支拨各官员的廉俸。第三项，进呈内务府，分赐宗室。这是因为洋关未设，通商条约未立以前，中国只有八旗兵，此外没有水师武备等事。自此之后，时事变迁，只有八旗古制未曾稍改。而今其饷银，则多了洋关一项。兹请细论其各饷之源流，分别列于下。

其第一项解送，漕粮的省份有两个，即江苏与浙江。所解送的约共为一百二十万担至一百四十万担，其中二十万担是经过旧日迟滞的漕河前往，其余则通过海运前往。有一份付给沙船，又有一份付给招商局轮船。其运粮的方法，艰难且费用大。有西人占臣者，指出此粮运到北京耗费极多，乃说外洋的商船都肯承运，而所费不过现今费用的四分之一。但华人不悦，如彼办法，多喜欢用成例以图便利自己。若改从新法，则可节省费用一百万两。查江苏、浙江二省之外，另有六省折银，从前运米往京的，今尽折银以代之。我今总计各省漕粮的数额于下。

江苏解米八十五万担，每担折银二两，共银一百七十万两。

浙江解米四十五万担，每担折银二两，共银九十万两。

江西折粮银六十万两

湖北折银粮二十七万两

安徽折粮银七十五万两

湖南折粮银二十四万两

河南折粮银三十万两

山东解粟米二十万担，折银二十八万两

以上八项，共折银五百零四万两

第二为京官养廉俸银，近年来每年七百余万两，多出自以下各

地税解银三百四十一万两，盐税盐厘

译十万两，特别赏赐三十万两，其他项目特别赏赐三十万两。

以上共计白银七百四十三万八千两。

译总计以上三大项，共银一千八百七十六万七千两。各省官员俸禄、水师军费，不在此数。但由洋关缴纳的，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所以洋关存银很多。

中国洋关税饷，不知情的人大多以为直接解送北京，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收税人的权力很小，应当听命于省级官员，而省级官员有权总管税务。收税时，税饷都交给海关监督，税务司不能收存，税务司的权力不过是查验货物而已。税既缴纳并交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发给关票，然后船舱里的货物才允许登岸。每年监督的中国官员总结清单，自然清白。此清单并非直接解送北京，而是呈报本省督抚，督抚再咨报户部。其咨报的方法也与督抚其他进项相同，因为督抚先扣除本衙门的开销，随后交给藩司。因此各海关所收的税，即称为该省税饷收入的一部分。只是督抚仍不能专权，其所有动用开销，仍须得到户部核准，然后才能执行。至于洋关的税项应如何分拨动用，看以下几件事就知道了。据我所见，各关的章程似乎并不统一。查光绪十八年上海关税务司秋季清单，共收银一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起初欲将此税银十分之四直接解送户部，后又改变做法，将十分之二交给南京总督，作为机器制造厂开支。又将其余二成内扣拨八万两送往贵州，作为协助该省之用。再扣拨五千两解送京城，作为各官加增薪俸。其余则交给南北洋商务大臣均分，作为水师经费。又取其二十份之三拨作出使大臣经费。其余则支付税关人员的薪水及税关的公费。再有所余，则补充北京及各省津贴的费用。当季共收洋药厘金二十一万四千八百零五兩，此数自为一项，不与其他项同出清单。此项全部交给户部支销，另有税饷三项：一是船只到关缴纳船钞，二是沿海各口的税，三是货物过关进入内地的税。其船钞则按轻重抽取，四季共抽得船钞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两。十分之三归总理衙门，以供同文馆经费；其余十分之七总归税务司。至于沿海各口税及货物转运内地税，则另外归为一项，交给各省，以应军需。我也不暇多述，总之洋关进项按常例论，有四成拨归北京，其余六成，如果北京有额外用度，则提取补充，然后支付本地收税经费以及别项成例的费用。又取百分之十五，存放在上海道，作为出使各署经费。尚有余款，则由户部随时指拨，分给各省以充用。只是船钞取其十分之七，归总税务司任意支配灯塔、河道等费用。又其十分之三，则交给北京同文馆支用。而沿海各口税及货物转运税，多系交给该省支销，其如何用处，我不能尽知。试举光绪十九年税关的收支数以例其余，则可粗略看见洋关的税项如何出入了。是年共收银二十一兆九十八万九千三百两，而支出有九个方面：一、支付洋税务司收税的费用，每百两抽银七两五钱，共支付银一百五十万两；二、支付海关监督费用，每百两抽二两五钱，共银五十四万八千两；三、支付灯塔灯费，由船钞每十份抽七份，共银二十八万零零六十八两；四、抽取船钞十分之三，以归同文馆，共银一十二万三百二十九两；五、抽取正税十分之四，归户部，共银五百八十六万两；六、抽取正税百分之九，归出使署经费，共银一百三十万九千两；七、拨洋药厘金归水师经费，共银五百三十六万两；八、支付弥补北京额外用度，共二百万两；九、抽取转运货税，归地方官用，共银一百万两。以上九项共支付银一十八兆十九万五千三百九十七两，还余银三百七十九万三千九百零七兩，这些都拨归海防水师经费兼付洋债利息等事。

上文曾将中国税务的情形详细论述其大概，现在请将税务各项逐一论述，并将其饷源开列于后：一是田地税以纹银清纳，二是田地税以谷米清纳，三是盐务税厘，四是杂货过关厘，五是洋关税饷，六是内关税饷，七是土烟税厘，八是杂项税饷。名为杂项，其中有卖地、印契、捐纳、赈济各项以及当押饷、牲口税、围姓饑、电报、铁路溢息等是也。

中国田地之税也如东方诸国，长久为国家饷源所倚赖。百年以前，田地之税几乎为国家收入三分之二，且当时田地之税或多于今日。考中国图籍所载，地税彼此无一相符。《大淸会典》一书，大约重订于道光

译光绪元年，记载的地税为三十二兆八十四万五千两。如今户部逐年发出的清单，则为三十兆七十六万二千两。另外朝廷发布的一本书，名叫《官宦指南》，每季度一本，所载数字则为二十九兆二十八万七千两。上述各数，都与我查核确定的数字相差甚远，而且各省巡抚奏报的数字，更比我访闻到的数字要多。年年必定有水旱灾害，各地田地的赋税必然多方筹措，绝无全部清缴的道理。假设有某县当年收成不好，该县官所能缴纳的不过八成，若能清缴八成以上，按例会获得赏赐；若不足八成，才开始予以斥责革职。凡是当年地税未能清缴的，很难指望次年能够清缴。此事关系重大，历年皆如此。有连续多年拖欠的，累积达到二三兆两之多，直到朝廷催讨非常紧急，形势所迫无法推脱，才按例缴清。以下所列的数字，是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前后三年中国地税的平均数，这是各省巡抚所奏报的，也是我访闻到的事实。现将这些数字列表如下。

译各省户部应收常例与实收中数如下：

直隶，应收三兆零二万九千六百四十四两，实收二兆二十万两。

山东，应收三兆三十八万零零五十二两，实收二兆六十万两。

山西，应收三兆零五万六千四百零七两，实收二兆六十万两。

河南，应收三兆二十五万零二百六十三两，实收二兆三十一万六千两。

江苏，应收三兆二十七万七千九百七十一两，实收一兆四十六万八千两。

安徽，应收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两，实收一兆零四万六千两。

江西，应收二兆零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五两，实收一兆一亿一万八千两。

福建，应收一兆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两，实收一兆零一万两。

浙江，应收二兆七十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两，实收一兆四亿两。

湖北，应收一兆一亿二万四千七百两，实收九亿五万两。

湖南，应收一兆一亿六万二千七百三十六两，实收一兆一亿五万两。

陕西，应收一兆六亿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三两，实收一兆五亿五万两。

甘肃，应收二亿三万一千一百零四两，实收二亿零四千两。

四川，应收六亿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二两，实收二兆三亿九万两。

广东，应收一兆二亿七万九千九百零三两，实收一兆六亿两。

广西，应收三亿九万三千七百零三两，实收五亿两。

云南，应收二亿一万零五百三十一两，实收三亿两。

贵州，应收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一两，实收一亿二万五千两。

满洲，应收二亿二万一千七百七十四两，实收五亿六万两。

由此可以看出，地税大幅增加的，只有四川一省。该省的地税至今仍是六十余万两。该省巡抚所报，称为额外田地的税，或是报捐纳的据。我所见到的，这项税目别省没有。有人告诉我，此项全部来自拥有土地的人，都按照田亩的多寡来缴纳。其实可以称为地税，只是华官以此为暂时的权宜，而非久远的律例，故称为富室的报，而不命名为地税。查中国成例，所有地税永不加增。那么四川地税的曲折，是因为例制而限制它吗？至于地税最大的，则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及扬子江边的各省。

读者须知，这二十五兆两的地税，实在不是拥有土地者所缴纳的准确数目。我将举一事以说明我的意思。有一位西方人租赁本地桅船而经过某厘关，所携货物应纳厘金钱一万二千串，约银七两五钱。此人无暇辩论厘金的多寡，只想要得一收单作为缴纳厘金的凭据，故向其厘务委员求给收单。那位委员即给一收单，写明收到厘金银四两西方人不满意，说此时钱价一千六百文换银一两，现在有钱一万二千串，断不止换银四两。多方争辩，也不能折服华官，故转告其本国领事，行文照会厘务总局。总局官员则狡辩回答说：此货物的厘金应纳四两，然而所谓的一两，实在难得一两之用。因为解交北京既为纹银，又需库平重量，且镕铸有火耗，以及扣用费用，又有运费及官员的扣用，所以一万二千串照古制只值银四两，现在给单收银四两，合乎例制且无私弊。以此证明，足以看见中国收税的费用比原税至少加倍。所纳的税七两五钱，先扣三两五钱作为费用，只余四两归国家。不仅此事如此，即全国税务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每担米，除纳正税外，另有多般勒索，直到超过其税一倍后才停止。至于田地的税，其中中饱的弊病更不堪言。凡是经手收粮的官吏，多有串通吞蚀。各县的地税多寡不一，而每县派定地税多少，该县官须自设法完纳。其方法如何？委曲上司不过问。

再举别事，而征地税的弊病更为显然。凡稍留心于中国地税例制的人，都知道每腴田约纳钱二百文。又每六个华亩等于一个英亩，故一个英亩的田税该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七钱五分以此推算，即知中国地税共该多少。查中国十八省的地约为一百三十万英方里，而其东九省的地多是平原，约为五十万英方里。那地有多半很肥沃可以耕种，姑且将其一半作为废地，则十八省还余腴田六十五万英方里，折合四百兆英亩。倘若每英亩的田纳税银七钱五分，则共得税银三百三十兆两。只是值凶荒旱涝及风火盗贼不能全纳，故可弃其三分之一作为免税。其余每英亩的田纳税银五钱，则共得税银一百一十兆两。试令此例额外宽免，每英亩的田农人纳税银二钱五分，也该得银五十五兆两。现在朝廷所实得收的二十五兆两，可见中国所收地税耗费之大，几乎两倍于正税也。至论

译用谷物全额缴纳田赋的规制，是户部所制定的章程，缴纳粮食的人同时要缴纳运输粮食的费用，按照正税增加三成费用。因此，应当缴纳粮食十石的人，连同运费必须缴纳十三石。只是征收粮食的官员不止加收十成的运费，而将粮食运送到京城所需的费用实际上不足三成，所以每年还有盈余交给藩库掌管，作为地方使用的经费。我曾经大约计算过，运送到京城的粮食价值白银不过五百零二万两，连同三成的运费总共得到白银六百五十六万二千两。

译中国厘金这一项，洋人大多知晓，且多所谈论，认为这项税饷本来不合规矩，乃是官吏任意勒索罢了。若是奉皇帝谕旨而行，哪里会有不合规矩的道理呢？查考厘金的征收，始于咸丰三年，等到咸丰十年，才通行于十八省。当时红巾军作乱，借此来支撑军需，〇因为有几省地方被红匪占据，税钱粮都归他们所有，国家财政因此困乏，所以没有这个办法就无法救济时局的艰难。只是各省官员都认为厘务不便，而政府也再三答应撤除，起初商议天下太平无事、国库丰足之后，就将这条规定删除。然而时事多艰，筹款紧迫，厘金的设立年复一年，而征收中的贪婪暴虐也日益严重。现在来信的人详细论述征收厘金的方法，又将浙江省的厘务章程翻译成德文，以表明中国抽取厘金的大致情形。这章程所载，货物运过第一道厘关，每值一两抽银三分，再经过一道关加抽二分，过第三道关加抽三分，过第四道关加抽二分，经过四道关，每值一两共抽厘金一钱，此后就不再抽取了。但须知这条规定只限于本省，如果货物运过其他省的厘关，仍然像以前一样抽取。然而章程虽然如此苛刻，而货物过关被抽，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严重。过关的时候，货主必定与查税者串通瞒税，否则他的货物可以经过别的关卡前往的，必定会转而走别路。查税者自己觉得坐失了利益，所以勉强顺从。于是有货一百担就申报八十担，六十担或五十担，〇因为贪图利益而乘机这样做。这种弊端实行久了，厘务总局知道了，所以又改变了方法。比如货物从某处起程运往，就先在该处的厘关挂号，或者厘金由商人承包抽取，就在交易之际如数先缴。所以在内地买丝茧一担，运往上海应该缴纳过关税一两五钱的，现在由卖丝茧的商行征收，几乎多了四倍，无论买客有什么样的过关护照，也必须完纳。倘若洋商不愿完纳，而华商愿意，那么货物全被华商买走，所以洋商急于先完纳。这种方法与厘金已经并行数年，以前洋商不受厘金的损失，现在则暗中承受了。更有甚者，各行各业的工厂也缴纳厘金，常见有新砖窑一所，曾向厘务局缴纳厘金二百两，才准许开设。又在苏州各织丝厂，每月每台机器缴纳厘金若干，也实行了多年。据中国报纸所传，厘务局苛求没有满足的时候，想要加抽这项厘金，于是事情没有成功，却几乎酿成大祸，因而停止商议。假如没有遭遇这个变故，那么没有一项事业不受厘金的耗费。查考去年各处厘关报来的总数，为一亿二千九百五十二万两。只是这巨大的数目，大多来自东南沿海各省，至于西北各省，虽然有但很少。大概中国的厘金，都出自扬子江与广州河两处及其相连的河道。

土关，也设在洋关的左右。没有洋关之前，先有土关；有了洋关之后，土关仍然存在。凡是洋式船只出入，都归洋关查验；而旧式货船来往，则归土关征税。它的税则不与洋关相同。监督上等土关的，都由满洲人担任其职，无不富裕厚实。这件事在粤海关尤其足以作为确凿的证据。《大清会典》所载，土关每年收入有四百五十万，而户部的常例则作三百六十六万一千两。这都是未立约通商以前的大致数目。至于洋关设立之后，这项税饷自然顿时减少了。譬如土关的收入，往年约有八十八万九千两，现在只有一十五万六千两。这种变化始于同治元年，别处的土关也同此情形，减少的居多，而增加的寥寥无几。只举其大概而论，土关的收入现在不如从前。各土关中最好的，莫过于上海。每年照例报称收入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两，到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到次年五月三十日止，海关道的清单奏称收入三万三千八百九十三两，又洋关补贴银二万五千两，又米船应免纳的税七千零九十八两，三项共银六万五千九百九十一两，就将常例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两销账结清。至于土关的常例，每年约收税银一十五万六千五十两，这年的清单则报一十九万二千两，比常例增加了。另有几处收入颇多，但总计土关的收入不过一百万两而已。以中国之大而论，土关的税收如此微薄，似乎于情理不当。一年之久，虽然有收入五千余万两，也不算多。

自从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重新订立鸦片烟条约，似乎中国命令各省官员将土烟的税厘另开一份清单详细上报，而其税厘不允许动用。查考中国近来土关很兴盛，而说每年厘税的收入只得二百二十二万九千两，我不相信。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川一省而论，其土烟出口而经过洋关的有一万一千五百担，厘税两项共缴纳

译白银六十九万两。而在数年前，土烟出口很少经过洋关，想必都向土关纳税，但其抚台清单所报不过三十万两而已。此前在1881年，有位名叫挪路士的西方人士，乃当今有识之士，经详细查考得知，中国西南各省所产的土烟不少于二十二万四千担，这是十六年前的事。自此以后，所种植的土烟有增无减，按照洋烟的税则征税，每担税银六十两，那么这一项应有的税饷就达十三兆两。然而今日各省所报仅得一百万两，相差何其遥远啊！

译皇上未曾详细提及的税项，如今登记于此。只是这些各项小税，都不是我所深入了解的，所以所列举并告知的，都是推测之事。中国有捐纳这一途径，长久以来是朝廷的成例。凡是富户申报缴纳银两，以资助军需，朝廷就赐予官爵，或者给予虚衔以示荣耀。我曾阅读官方报纸，知道开设捐纳局，称为捐助水师、海防经费，每月的收入直接寄往天津的水师提督。所寄银两的多少，没有定数，或数百两，或数万两。每年各省总共寄来的捐纳数额巨大，自不必说。另有其他各项小税，可以作为朝廷收入的，不胜枚举。只是数量不多，且没有看到明确的条文，不能全部列举告知。只有广东的闱姓厂，每年有一百多万；又电线局也有收入，而天津铁路也有盈余。所有杂项税务总共收入约有五百五十万两。现将中国的收入列于下。

一为地税，共银二十五兆零八万八千两；

二为米粮，共银六兆五十六万四千两；

三为盐税，共银一十三兆六十五万八千两；

四为厘金，共银一十二兆九十五万千两；

五为洋关税，共银二十一兆九十八万千两；

六为土关税饷，共银一百万两；

七为土烟厘税，共银二百二十二万九千两；

八为杂项税饷，共银五兆五万千两。

以上八项共收入银八十八兆九十七万九千两，折合英金十四兆八十二万九千镑。

上文已将中国收入的缘由详细论述明白，现在再详细论述其支出。查官方报纸所记录的各省解往北京的饷银，琐碎难以记载。譬如江西第五期分拨的饷银，解往北京以缴纳地税，其饷银多由二名候补官员亲身提解至北京，投递户部，限期三十至六十日交清，或为纹银，或为汇单。汇单则任凭寄给何人带往北京，转交户部。推究这是中国的成例，仍然委托候补官员亲身投递，与提解无异。这两员提解的费用甚大，每银五百两须支出解费二百两，可见其解费之大，占十分之四。又各省的支出似乎归地方总局管理，其局名或称善后局,或称海防善后局，因平定发匪而设；海防之名，因抵御外侮而设。此局总理多以布政使兼任，而协理其事者实际是候补道员一二员。上言北京户部衙门与内务府每年共收各省税饷十九兆四亿七万八千两，这是北京的定例；而在此之外另有以下各项为朝廷向各省支取而用的数额：一为海军衙门经费，二为主持天津铁路的经费，三为辽东各省海防经费，四为甘肃新疆边防经费，五为资助贵州云南陆军经费。海军衙门为近年新设,管理者多以直隶总督、浙江总督兼任，因而名称遂有南北洋大臣之别。自北洋水师战败后，此海军衙门停办。只是在中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北洋倚仗它为长城，每年经费甚多，大多取自鸦片厘金。曾取浙江厘金四十万兩，江西厘金三十万两，湖北厘金三十萬兩，又浙江之盐厘三十万七千兩，总共一百零三万七千兩为一年之支出，大约此三省之外尚有取之者也。查每年海軍衙门经费之总数，除购买战船之外,不下五百万两，而今海军停办，则此五百万两之费可以省矣。又闻中朝有意创设铁路，先筑北方四省，次及各省,今已在开平煤矿与天津之间筑成铁路,拟向各省每年抽银五万两,留为筑路之公费，以十六省而计，每年共集八十万两。惟遵此策者只有十数省，其余尚未允从，所集之款交与天津通商大臣支理，今天津与北京相连之铁路由此支出，又欲续其路而至满洲,亦以此为之，以八十万两之款尽为筑铁路费，每年只可成路三四十英里而已。至满洲地方不能自給，各省会与洋关每年须供应一百八十四万八干两。新疆回部又为中国户部之负担，因此处收入支出之数与甘肃省收入支出之数互相通融，故其数皆归甘肃巡抚支理。近数年来每年拨助新疆约四百八十五万两，其中有二百五十八万两为教化保护所需，其余则为甘肃之费用也。又査今年因回匪作乱，更费国饷八十万千两有奇。西南三省若贵州、云南、广两，民贫土瘠，所出之税不足为各省之需。云南自贼乱之后，每年向其邻省若四川、若湖南,约分拨银五十万两以助公费。贵州更甚，每年求助于鄰省七十五万两，四川供应三十二万两，上海关又供应四十三万两。广西之贫虽不至如是之甚，然每年也欠三十四万两。今请将通国各项之支出列于后，阅者须知此为近来之数,试举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之支出以

译作为例证，汇总上报表明所征收的八十八兆九十七万九千两白银，实际上足以抵补以下各项支出：一、支付旗兵及内务府的经费银一十九兆四亿七万八千两；二、支付海军衙门的经费银五兆两；三、支付南洋水师的经费银五兆两，福建、广东水师学堂的经费都包含在内；四、支付炮台海防及西式陆军经费银八兆两；五、支付防护满洲的经费银一兆八亿四万八千两；六、补助新疆的经费银四兆八亿两；七、补助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公费的银一兆六亿五万五千两；八、摊还国债连利息的银二兆五亿两；九、建筑铁路的经费银五亿两；十、修整黄河及各项国家工程的经费银一兆五亿两；十一、支付洋关官员俸禄以及灯塔、鱼雷艇等各项经费银二兆四亿七万八千两；十二、支付各省公费及兵差人员等经费银三十二兆二亿二万八千两。总共支出银八十八兆九亿七万九千两。以上内容都是来信中的话，信末另外附有各省收支的数目，以及浙江厘务的章程。但因为篇幅太长，所以本报只摘录其要点刊登，想来足以供大众阅览了。

译上文曾详细探究中国目前的饷源，以中国如此之大，虽有八十余兆的赋税，不仅不能称为殷实富庶，而且常常显得入不敷出。假如办理得当，必然能增加数倍，也可以与富强之国并驾齐驱。试以田粮地税为例，我认为其收入二十五兆余两，似乎于理不合，〇田地业主所缴纳的，实际上不止这个数目。印度地广人众，颇与中国相当，现在列举其田粮地税进行比较，查得印度每年的田粮地税共银二百五十五兆卢比，约合中国银一百兆两。论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印度远远不如中国，而赋税之多，反而超过中国，实在难以理解。平心而论，中国的田粮地税如果征收得当，至少也应有一百兆两。所谓得当，是指上下公正忠诚，没有中间贪污侵蚀的弊端。但以今日的情形来看，恐怕没有这种善法来挽救它。至于盐税，印度有八十三兆五亿卢比，约合中国银三十三兆两，而中国的盐税仅得一十三兆五亿两，以彼与此相比，相差甚远。如果得到善法征收，其增加的数量又岂可限量！现在不及印度盐税多，其原因难以查明，想来也是办理不公罢了。朝廷为了筹措偿还日本赔款以及修建铁路的费用，所以每斛盐加抽税钱二文，如果没有私漏，那么全国用盐二十五兆担，应得税银四兆两。现在还不知道能否增加这个数目，须待来年才能知晓。但以我的意思推测，朝廷能收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或者其四分之一，也就算是幸运了。西方人每每议论，想要逼迫朝廷开禁，准许洋盐入口以助饷源，但事情至今没有成功。那些盐务的官商投入资本巨大，一旦被洋盐侵夺，难怪他们竭力抵制。只有执中之道可行，即由朝廷设立官员购买洋盐入口，转卖给有执照的盐商。大约洋盐到中国各处口岸，每顿承担成本银不过十二两，如果金价平稳则不及十二两。将此盐转卖给盐商，每斛价钱三十文，如果没有税，则每顿可得价银三十八两至四十两，除去成本银费用之外，获利银二十五两。每年销售试作十万顿计算，则共获利二百五十万两有余。自中日议和之后，除了加抽盐税之外，筹饷的方法另有一事。只是我所能想到的，光绪二十年九月，各省督抚加抽当铺以及零沽鸦片的饷，又茶、糖两项加抽厘金两成。至于洋关的税，则记载在通商盟约中，必须得到各国允许才能加抽。倘若各国允许而更改它，那么内关的税则也应更改，必须一律相同，这才没有弊端。只是据今日的情形，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同一货物过关而查税的，却分三四班，有时各班收税官员竟有彼此争执之势。广州关足以作为这件事的比喻。凡有货物进口，先过洋关检查，其次经过内关，再经过二三处税厂检查，又有厘务官员检查。几次官员检查的，无非是这批货物罢了。又以盐务为例，查税的方法也分几项，有税厂收税的人，另有侦探的人，全省都是如此。各自谋取私利，这些弊端更应革除。假如收税的方法统一，固然便于商人，尤其有利于赋税，为什么不设法补救呢？

俄国预算国用记

俄人阙名附

本年俄国预算簿所译英文本，馆中阅读后得知俄国度支情形，可以由此明白了。其寻常收入计一千三百十八兆三十六万六千四百九十五卢布，较之上年约多七十八兆七十五卢布。其寻常支出计一千二百八十四兆八十五万八千八百六十卢布，比上年增加不下五十三兆七十五卢布。由此看来，寻常收入较之寻常支出约多三十三兆五十卢布左右。只是尚有异常支出不下一百二十九兆卢布，这项以寻常预算簿中所期望盈余的以及库中所贮余存的拨用，即可不必另行筹措。其异常支出大半为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所需。度支大臣议论国事甚长，说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征收杂税，这正税尤为适宜。因此乡民应纳的正税豁免很多，而杂税以关税为最近，二十年内颇有增加。所有正税分三项：一是田地、房产与家产；二是工商各业；三是存本与流水。其田产与家产税共计在四十兆卢布以内，约合英金四兆镑，而上一年所估的数目较多八兆卢布。总计正税约在十兆镑以内，其中可收杂税不下九十五兆五十万卢布，约合收入的一半。其中酒税计二百八十五兆卢布，约合收入的四分之一；草税计三十五兆卢布；糖税计四十七兆五十万卢布；又关税计在一百五十九兆七十五卢布以内。查收入大部分并非得自税，实得自国产，其中铁路也算在内；又有小部分作为取自所获之

译所谓“利”，实际上完全取自本金。例如变卖国产所得、赎回田地所付，以及归还借款，这些显然属于本金而非利息。幸好这些项目所缴纳的数额不多。其支出方面，如办理公债所需不下二百六十九兆罗布；兵部（含邮政、铁路、轮船）所需不下二百八十四兆二十五万罗布；户部所需不下二百四兆罗布；义学不过二十五兆五十万一罗布；司法不过四十三兆罗布。

该大臣又论述保护章程应当施行，并引用俄国工艺振兴，实因关税高企。此处的税，指的是对洋货征收的关税，故以此作为比喻。政府阻止洋货输入，从而振兴本国商业，即使是崇尚自由贸易者，也不能指责其错误；但所振兴的商业能否持久，则另当别论。国内因阻止洋货所耗费的成本，是否比所得利益更大，这也是应当筹划考虑的问题。来自外洋的货物，其价格必然因此极为昂贵，制造者虽然致富，但百姓却要多花钱。

然而，本馆之意不在于评论俄国的税则办法，而在于论述俄国的财政状况。近十年或十二年内，俄国进步显著，固然无可争议，一因天下各处日益富裕，二因前任国王财政管理得当。昔日俄国与土耳其交战，俄国深受困窘，所实施的节省措施全面震动全国；如今长久享受太平，已逐渐恢复元气。近期的财政大臣既有才能，又与法国结盟，因此俄国修建铁路及鼓励工业所需的资金不难筹划，而国债利息自长年五分已降至四分。

那么，俄国与法国结盟，确实效验如影随形。其效验是什么？一是债务大增而花费依旧，二是名望大振，三是国政优于他国之处，是十余年前所无法预料到的，如今竟已实现。当今俄国不仅可倚仗法国的兵力，还能倚仗法国的金融市场，以筹措所需资金。户部事务骤然繁杂，而铁路既已修筑，使国内拥挤之地的百姓得以迁往亚洲无限的俄国属地，凡此种种，都是振兴的成效，固不待言。而财政大臣所极力推崇的阻止洋货的税则，是否妨碍了振兴的成效，这是可以讨论的。

有人说，俄国现在所收的常规收入不下于千三百十八兆二十五万罗布，比起前数年所收该数的四分之三更为便捷，此说确实如此。但要知道，在一百三十万镑的收入中，仅有七十四兆镑或七十五兆镑取自货物税。

译日本食货志后序五

黄宪遵

外史氏说：“中国未曾听说有国债。周朝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周赧王负债多到不得不筑台躲避债主，天下后世都以此为耻笑，而周朝也随之倾覆了。然而我考察泰西各国，没有不有国债的。债务巨大的，以本金计算多达八亿英镑，以利息计算每年支出多达二千七百万磅，以全国每年的收入计算，甚至需要五六年、七八年或十余年还不足以偿还，以全国人口计算，甚至每人负债一百一十余圆，可以说是很多啊。欧罗巴古时遇到国库匮乏，就预先估算租税的收入，向富豪借贷以应急需，其偿还期限很紧迫，支付的利息很沉重，这不过是出于一时救急的办法罢了。后来意大利共和政府开始设立方法来借国债，西班牙、法兰西仿效实行。等到荷兰反抗西班牙，广泛借国债以供应军需，最终收到成效而成为独立国家，于是国债盛行。西历一千六百八十八年（1688年），英国也募集国债，战争接连发生，逐年增多，到一千八百七十年（1870年），英国负债八亿英镑，法兰西五亿五千万磅，俄罗斯三亿英镑，美利坚合众国五亿三千二百四十万英镑，其他各国没有不有债务的。就以英国而论，每年支出利息二千四百二十七万磅，每年收入租税七千一百四十五万磅，计算十一年全额才能偿清，当时全国人口三千八十万，每人分摊负债有一百一十余圆之多。世人都说西方夷人好战穷兵黩武，随心所欲，〇是由于府库充盈，金谷富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既然知道他们国债巨大，又错误地怀疑府库空虚，国家财政窘迫，好像负债累累无法长久维持，这又是不对的。泰西各国必定预先估算一年收支的数量，支出作为收入，没有积蓄，国家一旦有大战争、大政事，就大开议院，商议增加重税，重税增加仍不足，于是商议借债。我曾考察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内忧外患，纷争迭起，因此动用军队，加上饥荒，当全国人民安危所系之时，就商议借债，这是暂时缓解眼前的急难，不得已而为之，如荷兰反抗西班牙、美国拒绝英国就是如此。一是修车、铁路、治理河道、开垦田地，开始大利，必须聚集巨资，为全国人民公益所关，就商议借债。这是预先计算后来的利益，有所为而为之，如德国开山、俄罗斯造铁路就是如此。拥有国家的人，既不能像人一样，有恒产，有生计，也不能耗尽国家所有来抵偿给人。负债既重，终究不能不把负担分摊给人民，从租税中取偿。租税过重，人民不能忍受，国家必定随之衰弱。所以国债一事，如果不是出于治理穷困无术，则实在不应举借。荷兰因为负债过大，横征暴敛以还国债，最终导致国家衰弱。虽然如此，因为军事而借，就好像祖父艰难拮据，为子孙图谋生业所负的债，自己不能偿还而要求子孙偿还，作为子孙的自不得推辞。因为公益而借，就好像工场田野荒芜不治，召集农工为之开垦，即用开垦所得的利益来供养农工，农工也与其分享利益。所以因一时窘迫，势出于不容已，偶尔为之，也不妨碍。泰西政体，君臣上下休戚相关，富人巨室知道国家借债是为了保卫我的家室，谋虑我的田庐，同袍同泽并力合作的气氛，一倡百和，未曾不运送金钱粮食，争先恐后，那么他们借贷就不难。等到事情平定，出资者每年给予余息，尚有微利，与自营生计无异，那么征收偿还也不紧迫。既然为各国习见之事，又不是计日催促偿还，只是分出年收入的一二作为本金，那么供给利息也不甚累赘。又富商巨室屡次输纳于公，那么下对上，患难与共，忧乐共享，相互维系的意义日益深厚，而国本日益稳固。西人常说社稷可灭，而国不可亡，国债也居其一端。所以内国的债，虽高如山阜，浩如渊海，西方人视之若寻常，不以为怪。至于外国的债，则泰西谈论经济的人，都将其比作蛀虫，动色相戒。即使时势正急，后果极大，尚不敢不周详审慎极之计，穷尽策略而后举事。〇内国债虽有利有害，但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其利害限于一国。外国债则利在一时，而害贻留于他日，且利在邻国，而害在于本邦。只要借债超过一千万，则每年供给数十万的利息，比起古人讲和的岁币，还有过之。近来如土耳其、埃及，都因为负债的缘故，国库匮乏，岌岌可危，他们的覆辙可以借鉴。然而有的西方人却说弱小国家利于借债，负债愈重，那么所借的大国担心其损失，必定加以保护，而国家可以赖以不亡。唉！拥有国家的人设想至此，是所谓自暴自弃，不足有所作为的人。”

译罢了，还值得和他说话吗？还值得和他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