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中　通论

译回归农业，不致沦为匪类，这是第四点利益。各镇营的编制和饷银章程统一归于一律，各营的枪炮器械统一归于一式，将绿营和勇营全部裁撤。用其每年三千多万两的饷银，训练常备兵三十万人，重新制定饷银章程只求核实，不必过于优厚，每年大约不超过二千万两，其余用来支付外国教习的薪水，预备后备兵调操的路费，以及酌情保留绿营的饷银，计算下来没有不足。此事是强弱的关键，即使增加筹款也是应该做的，况且就现有饷银练兵尤其难以拖延，但坚持贵在坚定，实行宜于渐进，或许每镇先训练三分之一，练成后再行增练，以足额为止。裁撤绿营兵和勇营也是如此。至于绿营向来有城守防汛的责任，以及护饷解犯等差事，或许酌情保留若干，属于州县增加各国警察捕盗之意，而责成整饬他们，自然没有偏废的担忧。应请求特别简选通晓军事的重臣会同兵部户部查明兵数和饷数，并采用英、德、俄、法、美、日诸国练兵的方法，决择参酌厘定章程奏请批准施行，永远作为定制。

译第一，理财的关键。理财包含两层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开源和节流。当今扩大制造业，振兴矿政，是为了开源。但纱布各厂成本沉重，无法与洋货竞争；五金各矿见效缓慢，不足以救济急需。当今合并局卡，裁减冗费，是为了节流。但合并的只是百分之一，无助于国家财政的大局；裁减的只是细微之处，怎能抵得住中饱私囊的巨大漏洞？论日常开支，则岁出与岁入不相抵；论通商贸易，则输出与输入不相抵；论洋债，则竭尽内外之力仍无法相抵。想要使国家富足，首先不能使百姓受害；想要获取商业利益，关键在于挽回外流的财富。加税的议案尚未就绪，听说西方人以厘金为借口，大概是窥探到我国用度不足，必定不能停止征收厘金。顺应时势做出决策，不如直接免除天下中途的厘金，将关税增加为值百抽十，让西方人没有借口。厘金既已免除，就仿照西方国家的印花税办法办理，适当计算，增收的关税与新收的印花税，合计应当是厘金的两倍。而免除厘金，则出口的土货易于流通；增加关税，则进口的洋货或许会稍减。取益防损，利益在无形中产生。所谓使国家富足而不使百姓受害，并且暗中挽回外流利益的方法，就是这个。西方人聚集全国财力作为通商惠工的根本，综合其枢纽都在银行。中国亟宜仿照办理，不要让洋人银行独占我国大利。中国银行既已建立，使大信誉在商民中确立，国家财政因流通而不枯竭。仿照借国债可以替代洋债，不受高息的挟制，不吃镑价的亏折。所谓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是其一。墨西哥国以九成银铸造钱币流通，中国以十成银兑换，每年损耗以万亿计。近来中外臣工多议论自铸银元，广东、湖北、北洋、南洋相继铸造，重量轻重，全部符合墨西哥银的标准。臣愚以为，国家货币制度从古至今，都有各自的制度，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是各国所没有的。既然不能废两改元，各库出入仍需使用元宝，必然导致无银可铸。查光绪十二年十月海军衙门上奏请求将应发放的南北洋经费及东三省饷项，都按二两平核发，这是饷需改用京平已有先例。现在宜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情铸造金钱及小银钱，使大小钱币相辅而行。凡是支出都使用官铸银币，各省关收纳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厘金，都只收官铸银币，元宝、小锭一概不准使用，但收纳仍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较京平定，以每百两加平六两；十成银较九成银，每百两应加色十两。除去各库上兑津贴银一两，定以每百两加色九两。如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者，实收银币一百十五元，没有轻重高下的区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简易合理，妇孺难以欺骗。每年度支八千余万两，户部约可盈余平色银一千二百万两，较向来各省拨解平余多收，当不下千万。所谓挽回外流以充实国家的方法，这又是其一。此外商务巨细万端，设施有序，应请特简通达中外商务的大臣专司商政，会同户部取法邻国，切实施行，兴起商学，鼓舞工艺，利源无外溢，藏富于商民，君主何愁不足，国家何患不强？

第二，育才的关键。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堂。然而考察其学堂的等级、入学的年龄、课程的顺序，以及农工商兵无不有学，往往与《曲台礼》、《周官》之书、《左氏》、《公羊》之传、管仲、墨子诸子的学说相符。大概是因为无人不学，无事不教，本于三代学校的制度。只是中国离古代久远，逐渐变成形式，而西方学堂暗合道妙，立致富强，更加可见古圣人的道，大用有大效，小用有小效，文字轨制虽然不同，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近日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的奏折，洞见本源，应当蒙受采纳。我认为各府州县骤然难以设立学堂，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授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学问，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授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等学问，而以兵律、戎机、有勇知方为重要。在下者的趋向，全看在上者的任用与舍弃。同文广方言馆，出洋学生耗费不少，而得到的人才不多。文科的八股、试帖，武科的弓刀石，不待督促责备，而没有不致力学习的，这是明显的证明。现在不能全部改变科举制度，似乎宜专设一科，裁减天下的广额，作为新学的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毕业生都有出身的正途，与科举仕进齐平，那么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然不可胜用。应请特简通知时务、学识品行都优秀的大臣，专司学政，会同礼、兵两部，提挈纲领，一新海内的观听。有志之士，不奋发于有用学问的，是没有的。

以上三个方面，参酌欧美致富致强的方法，实际上不外乎《圣经》中足食足兵的谋略，举而措之，关键在于知人用人而已。所担心的是拘泥于旧制，难以变革。

译通达；又或许感慨于事物穷尽则必变的道理，意在振兴国家，但尤其担忧天下的总督、巡抚心志不一，难以统筹全局。恐怕年复一年，外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却毫无可以倚仗的东西，任由他们肆意提出各种要求，得寸进尺。没有军队就不能保守利权，没有军饷就不能充实兵力，这两者互相牵制，甚至导致洋债不能再借，边疆土地不能自我保全。等到那时才后悔，就像患了七年的重病，却不提前储备三年的陈艾，恐怕已经太晚了。自古以来，国家政事的张弛、强弱的关键，都取决于君臣的谋略，一旦转变，其效果立刻显现。臣认为国耻不可忘记，邦交不可依赖，恳请皇上鉴察前人的覆辙，审察天下的形势，发愤图强，毅然决断，不要敷衍塞责而畏惧困难，不要因怀疑议论而动摇。王公大臣们都公正忠诚、体恤国家，卧薪尝胆，共同辅佐圣明的谋略，国家富裕、军队强大，远方的人自然归服。这是四海之内臣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的。臣以管窥之见，谨冒昧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

译再则银行始于西方，其主旨在于流通一国的货财，以应上下之需。其立法优于中国的票号、钱庄，且国家予以保护，无旁挠，故能维持不坏。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致力于此，英、法、德、俄、日本的银行遂推行来华，掠夺我国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洞察本末，也多提出开设银行的建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兴办铁路，开端宏大，若不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制。议论者谓国家银行应当全部由国库出资，简派大官通行钞票，由户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都出入于银行，这是户部的外库。然而中外风气不同，部钞的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行贸易之经纶，恐怕窒碍滋多，流弊聚集，或致委重任于西人，取资洋数千万金，咄嗴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关系难以计算。臣认为银行是商家之事，商人不信任则力量不合力，力量不合力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须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正直殷实的绅商，推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元，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及各口岸依次添设分行，照西方商例，全由商董自行经理。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闵、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的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信用顾全大局，情愿将其独开的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广，并照汇丰银行规制，用精纸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照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府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报告户部批准，以何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利息归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然容易。此后京外拨解之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可暂存，以取利息。官造银元尚不通行，尽利者可以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益。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绳，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商收回一分之权，并照西例，待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国家即暗收其益。待将来官商交孚，内外政法变通尽利再行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庶几早见措施，以免空言无补，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再则使命不辱，专对称能，自非学人不能胜任此选。近来环球通商，皇华载道，泰西各国驻华使臣，大都能尊主庇民，克举厥职，虽然凭借国势，但其才行多有本源。日本维新未久，观其来者亦往往接武西士。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同文馆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息，何欤？莫非孔孟义理之学未知其本，中外政法之事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臣上年在天津海关道任内，筹设立学堂，招选学生，延聘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物理、制造、汽机、化矿诸学，报告直隶督臣王文韶，奏明开办。今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报告两江督臣刘坤一，筹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待筹办就绪，再当陈奏。综其成课，收效皆在十年之后，且诸学生选自童幼，未有一命之秩，既然不能变更科举，即使学业有成，亦难骤膺显擢予以要任，相需方殷，缓不济急，日本明治初年，麑岛、马关战屡失利，各藩皆择遣藩士翘楚，厚其资粮，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率出于此，拟请取其意，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期以三年，均有门径，已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从，悉取于两馆，待至外洋，使就学于名师，就试于大学，历练三年归国之后，内而总署章京，外而各地关道使署参赞，皆非此不得与，资望既著，即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之选也。入馆之法，两馆各以三四十人为额，京官取翰林、编检、六部官员，外官取候补、候选州县以上，道府以下，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保送，特选专使学政大臣考取分发京师、上海两馆，其常年经费

译经费方面，延请外国教习以及馆舍津贴、书籍、日常食用等各项开支，每年两馆大约需要白银十万两。恳请由臣在所属的招商轮船局、电报局内筹集捐款予以接济，以报效设立馆舍之地。京师方面由专司学政的大臣酌情制定，上海方面附属于南洋公学的详细章程，等到奉到皇帝旨意后，由专司学政的大臣核定并奏报咨文遵照办理。

此外，臣还有话要陈述：孔子门下以道德行为为首要，学习西方学问以修身为根本，必须先具备坚定稳固的品格，才能成为担当事业的人才。未曾有中国士人能够承担重大长远的寄托，保送的人选必须以志向操守坚贞卓越、器量见识深沉稳重为最终目标，不要被虚名浮华所震慑，不要被私人情面所牵制，这样或许能做到行为有羞耻之心，足以教化四方。这是内外各位大臣所共同知晓的，而臣却特别为此焦虑担忧。谨附此片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谨奏

译议复盛京卿条陈折

总理衙门

奏为遵旨妥议具奏，恭敬呈递以祈圣鉴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军军机处抄交候补四品京堂盛京卿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以及设立达成馆并开设银行等各折片。奉旨：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事务衙门、户部妥议具奏。钦此。（臣等）查原奏内练兵一条，所称近年中国既耗费千万两饷银以供养绿营兵，又耗费千万两饷银以供养练勇，计各省实存绿营兵、练勇八十余万人，更新而不裁去旧军，没有这样的财力；制定军制而不统一，不是治理军队的良策。应当将天下划分为十镇，海疆、边疆为重镇，腹地、僻地为轻镇，坚强朴实之地多征募，膏腴柔脆之区少征选，酌量西法简练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等，兵数多寡，征选户籍可查、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录为常备兵。入营教练，三年期满退为预备兵，亦三年期满退为后备兵，亦三年期满退为民兵，五年期满，除其兵籍。自预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时依次征集。预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兵合并操练；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由地方官使之演习，皆视道路远近给予路费。民兵不集结操练，在籍者皆免除本户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拣派选兵官，分赴各地会同州县验选，合格者注于户籍，随时征充。常备兵中壮者入营，而老者退籍；老者退役而壮者又复入营。历经三年，一份兵饷可得两名士兵之用；历经六年，一份兵饷可得三名士兵之用；九年以后，每年定额三十万人的兵饷，常可得一百二十万人之用。各镇营制、饷章统归一律，各营枪械器械统归一式，将绿营、勇营全部裁撤，以其每年三千余万两的兵饷来训练常备兵三十万人，重订饷章，每年大约不超过二千万两，其余用来预备洋教习薪水、预备及后备兵调操路费等用，计算起来没有不足等语。（臣等）查添练新军，必须宽裕筹措专饷，上年臣户部筹奏内奉旨令各直省将绿营兵额裁去七成保留三成，嗣后先后奏到，除山东请求减五成自本年始，陆续裁汰将领，每年节存饷项银数，开单上奏咨办，奉旨允准外，其余各省所裁兵数量多寡不一，现时已过去一年有余，办理情形究竟如何，均未据续行上奏，拟请旨饬催各直省将裁军数量及切实办法速行上奏说明，不得仍以含混延宕之词一奏塞责。近内外军务均已平定，如江南榆关撤回各营，陕西善后防军，固应一律全部裁撤，即直隶练军、旅顺毅军、长江内河水师，亦拟请旨饬令分别核实加以裁减，以节省虚耗。以上两项腾出的兵饷，专门存储以备添练新军之用。以目前情形而言，也只有就北洋袁世凯、聂士成两军以及江南自强军、湖北洋操队，将西法切实讲求，认真训练，使之全部成为劲旅。待裁减兵勇节省银两核明确数后，再行逐渐推广。盛宣怀所奏划分十镇，简练三十万人，将绿营、勇营全部裁撤，约计海疆、边疆已属兵力不敷分布，而腹地、僻地过形空虚，亦非适宜，且三年退换，一弛不张，诸多阻碍，应请毋庸置议。至于各营枪械宜归一律，内外臣工条奏多持此论，本年七月督办军务处奏请饬令刘坤一、张之洞将新制枪式互相校准统一办理，迄今尚未覆奏，相应请旨饬令催办，并令将上海、湖北两局厂每日可出产快枪若干枝，每枝合价银若干两，迅速上奏。其理财一条所称欲求国家富足，先不使百姓受害，欲收商利，在于挽回外溢，加税之议，闻洋人以厘金为借口，大概是窥探我国用度不足，必不能停收厘金，应对之策莫如直接免除天下中途厘金，加征关税为值百抽十，令彼无所借口。免除厘金后，即仿行西国印税之法办理，得当计算加收之关税、新收之印税合计应当倍于厘金。

西人通商惠工的根本，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亦宜仿效实行。及另片所奏，遴选各省公正殷实的绅商，举为总董，招集股本银五百万元，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省会口岸依次添设，由商董自行经理。折内又说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流通，中国若用十成之银，每年损耗以亿万计。近来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在铸造银圆，分两轻重悉准墨银标准。既然不能废两为圆，各库出入仍需元宝，必然导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圆重京平九成银一两。

译再次斟酌铸造金钱及小银钱，使大钱与小钱相互权衡而流通。凡是支出都使用官铸银币，各省关卡收纳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厘税，都只收官铸银币，元宝、小锭一概不准使用，但收纳时仍按照库平十成银计算。库平银比京平银规定每百两多六两，十成银比九成银每百两应多十两成色。除去各库上缴的津贴银一两，规定每百两多九两成色。如果应交库平足银一百两，实际收取银币一百十五圆，没有高下轻重的差别，没有减平扣色的弊端。以每年支出八千余万两计算，户部大约使用盈余的平色银一千二百万两，比起向来各省拨解的平余多收的数额，当不下千万两等语。

臣等查访各省设卡抽厘，是近来收入的一大项，如果洋税可以加至值百抽十，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不仅收入足以抵补，而且体恤商人的艰难。无奈值百抽十的提议，各国多方抵触尚未定局，而且厘金是我们自主的权利，洋货可以免除，土货未能一律全免。印花税虽然打算仿行，将来办理是否得当，也没有把握。这直接免除厘金的说法，此时不便立即实行。至于开设银行一事，已经奉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实商人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了。他所称的开铸银圆、酌情增加分量一事，是维持利权的一项策略。臣等共同商议，也打算责成盛宣怀，等银行办成后，准许他附带铸造一两重的银圆，以十万圆为率先，在南省试行。如果可以流通，毫无阻碍，再由户部妥善商议章程，奏明办理。

关于育才一条，所称西方国家人才兴盛，都出自学堂，中国各州县一时未能设立，应当命令各省先设立省学堂一所，教授天算、地理、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学问，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重要。先设立武备学堂一所，教授筑垒、炮术、枪炮制造、弹药发射、队伍分合、马骑控御等学问，而以兵律、戎机、有勇知方（勇敢且懂规矩）为重要。文武两科不能完全改变旧制，似乎应当专门设立一科，裁减天下的广额为新学的进阶，期望确定功令，使文武学堂毕业者都有出身的正途，与科举仕进齐平，那么闻风兴起，有志之士没有不奋发于有用之学的。

并在另片所奏，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立一达成馆，选取成材之士，专门学习英法语言文字，专门考核法律、公法、政治、通商等学问。两馆各以三四十名为名额，京官选取编检、六部司员，外官选取候补、候选州县以上、道府以下。命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出具切实考语保送，另外简派大臣考取，分发两馆。每年一切经费大约需要银十万两，由盛宣怀所管的招商轮船、电报两局捐资筹集解济等语。

臣等查访学堂的设立，已由臣总理衙门于上年十一月议复御史陈其璋所奏，请旨命令沿海将军督抚，对于已设学堂的适当扩展，未设学堂的选择要点仿行。以及本年七月议复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命令内地各府州县或者就原有书院增加课程，或者另建书院学习专门学问，已经先后奉旨允准，通行各省遵办。至于武备学堂现在设立的，仅有南北洋数处，自然应当酌情推广，拟请旨命令各省将军督抚，体察情形能否在各省省会中一律添设之处，妥善筹划办理。至于所称在京师、上海两处各设达成馆一事，自然是出于急求人才的考虑，应当请旨照准。此事是国家重大之举，所有常年经费拟由户部筹定按年拨结，不便如盛宣怀所奏由招商电报两局集资解济，以尊崇体制。至于馆中一切章程及应送何项人入馆学习之处，等建造房屋落成，请旨简放大臣后，再行详细商议奏报。所有臣等遵议的各缘由，是否妥当，伏候圣裁。再此折系军机处起草，合并声明，谨奏。

译乙丙之际的议论第七

龚自珍

夏朝既已衰败，预先借鉴商朝的做法，所以商朝得以兴盛；夏朝若不借鉴，难道能延续六百年吗？商朝既已衰败，预先借鉴周朝的做法，所以周朝得以兴盛；商朝若不借鉴，难道能延续八百年吗？天下没有能延续八百年而不衰败的政权，但天下却有能延续万亿年而不衰败的道理。然而十年就衰败，五十年就衰败，是因为拘泥于开国祖先制定的法度，畏惧众人的议论，听任国家自行败坏，以等待后来兴起的人重新规划罢了。开国祖先制定的法度，没有不弊端的；众人的议论，没有不颓靡的。与其留给后来者以艰难的改革，哪里如自己主动改革呢？况且想想我们祖先之所以兴盛，难道不是革除了前代的弊端吗？前代之所以兴盛，难道又不是革除了再前代的弊端吗？为什么纷纷扰扰地不是一家一姓呢？上天何必不喜欢一家一姓呢？鬼神何必不享用一家一姓的祭祀呢？奋起吧！奋起吧！将要败坏时就预先效法后来兴起的姓氏，又将败坏时就再预先效法后来兴起的姓氏。《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这不是为黄帝以来六七代姓氏概括而言的，而是为一家一姓劝勉预先变革的。

乙丙之际的议论第九

我听说深通《春秋》大义的人，在评论历史时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世道分为三等，这三等世道，都看其人才，人才的差异，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则另为一等。衰世的情况，文风类似治世，名分类似治世，声音笑貌类似治世，黑白混杂而五色可以废弃，看似治世的质朴；宫羽混淆而五声可以销蚀，看似治世的无声；道路荒废而堤岸毁坏，看似治世的宽广；人心便便，浑浑噩噩而没有口舌之过，看似治世的不议论。左边没有有才干的宰相，右边没有有才干的史官，军中没有有才干的将领，学校中没有有才干的士人，田野中没有有才干的百姓，没有有才干的工匠，街衢中没有有才干的商人，甚至巷中没有有才干的盗贼，市场中没有有才干的牙侩，沼泽中没有有才干的强盗，这不仅是君子很少，而且小人也非常少。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才干的士人和百姓出现，那么上百个没有才干的人就会监督他们，束缚他们，以至于杀戮他们。杀戮他们不用刀锯，不用水火，文风也杀戮他们，名分也杀戮他们，声音笑貌也杀戮他们。杀戮他们的权力不报告君主，不报告大夫，不宣告市场管理者，君主和大夫也不承担这种法令，也不触及要害，只是杀戮他们的心志，杀戮他们的才能。忧心忡忡能愤怒，心能思考，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没有渣滓。心又不是一天就被杀戮的，而是逐渐地，有的三年被杀戮，有的十年被杀戮，有的百年被杀戮。有才干的人自料将被杀戮，就早晚呼号以求治世，求治世而不得，悖逆强悍的人就早晚呼号以求乱世。既悖逆又强悍，并且愤愤不平地瞪着眼，苟且偷安地想着世上有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才干的询问就不必了。以前那些唠叨的人心里有话说，然而起来看看世道混乱，其实也不远了。所以智者读了三千年的历史书籍，就能以良史之忧虑来忧虑天下，忧虑没有才干而平庸，如同忧虑有才干而悖逆，忧虑没有才干而众人怜悯，如同忧虑有才干而众人畏惧。踩到霜的鞋比坚冰更寒冷，未下雨的鸟比风雨飘摇更悲伤，痹痨之疾比痈疽更危险，将萎的花比枯木更凄惨。三代神圣不忍心轻视诡诈的士人和勇武的男子而厚待驽钝羸弱之人，这是洞察世道变迁，是圣人的极致。

论不变法的害处

梁启超

现在有一座大屋历经千年，瓦片剥落毁坏，梁柱崩折，并非不显得宏大。风雨突然聚集，那么倒塌是必然的。而屋中的人，仍然酣睡嬉闹，漠然无所闻见。有的人知道危险，只知道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再高明的，修补漏洞，弥合蚁穴，苟且安度时日，希望有功。这三个人，用心不同，一旦动荡来临，同样归于死亡。善于管理家业的人，去除废坏的部分，廓清并重新张设，召集工匠准备材料，以更新房屋结构。开始谋划虽然艰难，等到建成，轮奂辉煌，高枕无忧。国家也是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没有不灭亡的；按照后面的说法，没有不强盛的。

印度大地，是最古老的国家。守旧不变，沦为英国的藩属了。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千年而守旧不变，被六大国掌控其权，分割其地了。非洲广袤，是欧洲的三倍，内地除沙漠一带外，植物丰富，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让给强敌了。波兰是欧洲西部的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甚，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了。中亚细亚的回部，素来号称骁悍善战，而守旧不变，俄国人鲸吞蚕食，几乎将其吞尽了。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国，逐渐沾染习气，因循弊政，萎靡不变，汉官的威仪，如今没有留存了。现在俄国居住苦寒之地，受蒙古管辖，前代皇帝残暴，民气凋丧，岌岌可危，不可终日。自从彼得大帝游历各国，学习工艺，回国后变革政令，后王接受他的方略，国势日益强盛，开拓土地数万里。现在德国列国分治，没有统纪，被法国役使，如同奴隶。普鲁士人发愤兴学练兵，于是击败强法，称霸中原。现在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遭受俄、德、美重创，国家几乎不存。自从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到三十年而夺取我们的琉球，割占我们的台湾。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于是

译即使是欺凌弱小的国家，也分为四个等级。暹罗地处缅甸和越南之间，国力同样薄弱，但稍加自我振作勉励，便依然巍然屹立。《礼记》说：“不了解未来，就看看过去。”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天下万国，在上下百年的时间里，强盛则存、弱小则亡的道理，没有丝毫差错，大概这种征兆的可怕就是这样。

译中国建国的历史之久，与印度土地的肥沃相当，超越突厥，却因沿袭积弊，无法振兴变革，地位也就介于这两国之间。因此，地利未能开发，人口过剩成为祸患，河北各省，即使年成中等丰收，路上饿死的人仍随处可见，京城一个冬天死去的人数以千计。一旦遇到水旱灾害，道路不通，运输赈济没有方法，只能任其堆积腐烂，十户人家九户空荡。沿海百姓无处觅食，逃往南洋、美洲等地，卖身为奴，仍被驱迫，最终丧命归来；驯顺的人转死于沟壑，狡猾的人流落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全国，伺机而动。手工业不兴盛，商业不讲究，本土货物日渐劣质，而外国人投我所好，制造各种物品，在内地畅销，财富外流日益严重，民力即将枯竭。学校不设立，学子除了八股文之外一无所知，其中优秀者钻研考据辞章，以琐碎相尚，谈及海外世界，瞪眼不信。又因做官很难，谋生无术，习惯于无耻，麻木不仁不知奇怪。军事学问不讲究，绿营、防勇老弱且嗜好鸦片，凶悍骚扰，毫无用处。一旦战事兴起，临时招募，多半是流民，器械粗劣，粮饷微薄，偏将以上人员混杂，一字不识，别说读地图，营规都不懂，别说兵法，以此与别人有学问的将领、有纪律的军队相遇，百战百败，无需交战便知。官制不善，习惯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习惯的，权力委托给胥吏，百弊丛生，一个官职由多人担任，一人兼任多个官职，相互牵制推诿，一事无成，保举奖赏蒙混过关，卖官鬻爵充斥，早上还是市侩，晚上就登上显赫职位，仕途壅塞，候补官员窘迫憔悴，不钻营奔走不能果腹，俸禄微薄，供给繁多，不贪污卑鄙无法自给。受年限资格限制，虽有奇才也不能特别提拔，必须等到他们筋力衰退，暮气沉沉，才任用他们做事，所以朝廷中肉食者众多而缺乏人才成为祸患。法度败坏如此，即使敌国外患平静无声，君子尚且担忧，何况处于一群老虎中间的一只羊，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草下而睡在上面的人呢？

孟子说：“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国才会讨伐它。”又说：“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国土却畏惧别人的。”又说：“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侮辱他？”中国人口众多，冠绝天下，疆域辽阔，也仅次于俄罗斯和英国。矿产丰富，积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肥沃，各种作物都适宜生长。国家位于温带，百姓材智出众，君权统一，想要有所作为，不担心受阻挠。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既然旧法不可依赖，而新政容易成功，又如此明显，舍弃什么选择什么？不需要智者就可以决定了。

质疑的人说：“今日的法度，并非今日才有，而是自古如此，五帝三王所传承，三祖八宗所谋划，历代遵循，已有多年，必定说改变法度才能治理好国家，我不敢苟同。”解释的人说：“不能创立法度，不是圣人；不能顺应时势，也不是圣人。上观百代，下观百代，经世大法，只有本朝最为完善。清兵入关之初，就下达剃发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代没有的，于是改变了服饰。使用达海创制国书，借用蒙古字来拼写满洲音，于是改变了文字。使用汤若望、罗雅谷制作历书，参用欧洲方法改革大统历，于是改变了历法。圣祖皇帝永久免除新增人口的赋税，并入土地赋税，自商鞅以来按人计征的法度，汉武帝以来征收丁税的法度，都没有了，于是改变了赋税制度。所有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巡行治道，都顾惜民力支付工钱，三王在农闲时役使百姓，百姓服役三天且没有报酬的情况也没有了，于是改变了徭役制度。平民死刑，分为二等，叫情实，叫缓决，还有情实而不执行的情况，做官的人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做官如故，像前代沿袭的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御史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没有，于是改变了刑法。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视，自废黜礼亲王之后，世宗创立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次颁布诏书，编为储贰金鉴，作为世法警戒，而愚儒才开始知道大计了。幸灾乐祸的谏臣所争辩的，而圣祖、高宗都多次巡视江南，木兰秋狝年年举行，愚昧的人或许怀疑。至于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武之意，而庸臣才开始认识苦心。汉、魏、宋、明由旁支继承大统的，往往议论大礼，争讼不休，高宗援引礼经，确定本生父母的称呼，取用葬以士、祭以大夫的意义，圣人制定的礼制，万世不变，观看醇贤亲王的礼制，而天下一致称颂。所有这些，都是本朝改变前代法度，善之又善的。至于二百余年太平盛世，因时变制，不易一一列举，列举其重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属，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军饷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才开始严格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横。习俗于是统一，寰宇谋划至今了。累朝用兵，开拓土地数万里，承担边防重任，多用满蒙。到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极力赞成，而曾、左诸公于是成为名将了。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然平定前三

译索伦兵，即后来的“后三藩”，在乾隆年间屡次西征时，朝廷仍选拔调遣他们前往，早晨发出紧急军令，晚上便传来捷报。等到宣宗时期，才认识到索伦兵已不可用，近三十年来剿灭流寇，多半依赖招募的勇丁才取得成功，因此同治年间才被称为中兴。对内治理寇乱，起初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后来转变为建立长江水师，再后来转变为沿河设防、圈禁敌军。对外交往邻国，起初采用闭关绝市的方法，后来转变为与十几个国家通商，再后来转变为向十几个国家派遣使者。这也是用本朝的新法来变革本朝的旧法。我听说圣人会审时度势而后行动，假如圣祖、世宗生活在今天，我知道他们推行变法的锐气，一定不在彼得大帝、威廉一世、睦仁天皇之下。《礼记》说：“效法先王的人，效法的是他们的精神意图。”如今拘泥于祖宗的成法，却违背了祖宗的精神意图，这怎么能算是善于效法祖宗呢？

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国家，周围环绕的都是小蛮夷，只担忧内部忧患，不害怕外部侵略，所以防止弊端的想法多，而谋求利益的想法少，贪图安逸的念头重，而考虑危机的念头轻。从秦朝到现在，将近两千年，时局没有大的不同，所以治理的方法也可以不改变。清初沿袭明朝的制度，稍微加以增减，赋税极轻，徭役几乎绝迹。选拔士人依靠科举，虽然不讲究经世致用，但足以宣扬太平。选拔将领从行伍中产生，虽然没有学问，但足以威慑盗匪。任用官员论资排辈，虽然得不到特殊人才，但足以制止奔竞钻营。皇室宗亲和外戚不参与政事，所以没有权奸僭越放肆的担忧。总督、巡抚和监司互相牵制，所以没有藩镇跋扈的祸患。如果能够闭关划界，永远断绝外敌，永远作为独立的国家，那么墨守成规，世世代代沿袭，稍微加以整顿，未尝不足以治理天下。然而不幸的是，突然与西方各国相遇。西方各国并立，大小国家数以十计，狡猾地想着开启争端，互相猜忌，稍微不振作，灭亡就随之而来。所以广泛设立学校，奖励学会，担心人才不足而国家无法立足。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担心利源被人夺取而国家陷入穷困。将领必须懂得学问，士兵必须识字，日夜训练，如同面对大敌。船舰器械采用新式制造，争相崇尚，担心兵力稍弱，一旦失败就无法振作。其余各种政务，没有不是这样的，每天互相比较，每天互相磨砺，所以他们的才智常常乐于互相学习，而他们的国家强盛常常足以互相抗衡。大概除了这样就不能谋求生存。而所谓独立国家的人，眼前没有见过大敌，傲慢地自尊，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又欺骗百姓驯服软弱而欺凌他们，压制百姓的才智而束缚他们，积弱衰败，一天比一天严重。用这样的国家去对付那样的国家，就像用溃烂的疮口去抵挡千钧重的弩箭。所以印度、突厥（突厥位于欧洲东部，五十年前没有与英法各国交涉，所以也是独立国家）的覆辙，在天地间不断出现。

反对的人说：“制度固然随着时代而改变，也随着地域而施行。现在你所说的新法，西方人习惯并安于它，所以能取得成功；如果迁移到别的地方，就不好了。”我回答说：“西方治国的道理，富强的根源，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的。大概是从近百年以来罢了。选拔官员的新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在此之前，欧洲选举议员和地方官，只有拥有丰厚财产的人才有这个权力。这一年拿破仑变革西班牙的政治，才开始让每个人都可以选举官员。民兵的制度始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始于道光四年，农学会始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兴办学校始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的建议始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始于道光十七年，减轻刑罚始于嘉庆二十五年，蒸汽机的制造始于乾隆三十四年，航行海上的轮船始于嘉庆十二年，铁路始于道光十年，电报始于道光十七年。其余一切保卫国家的经略，便利百姓的策略，相继而至，大抵都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大概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挑起祸端以后，欧洲突然产生动力，因此得以更新。至于此之前的旧习俗，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并没有超过多少。英国人李提摩太最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说得最详细。正因为幡然改变，不到百年之间，就蓬勃兴起。那么我所说新法，都不是西方人固有的，而实际上是西方人改造的。改造后施行在西方，与改造后施行在东方，情形没有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在东方蓬勃兴起的，还有明显因变革而强大的日本吗？”

反对的人说：“你的话很辩驳，然而伊川被发，是君子所叹息的。用夷变夏，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我回答说：“孔子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方夷狄。’春秋的条例，夷狄进入中国，那么中国的古代圣人，不曾以向别人学习为德行。然而这不足以说服你，请说中国有土地，测量它，绘制它，教化它，划分它，审察土壤的适宜性，教导百姓种植。神农、后稷，不是西方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年终制定用度，家庭人口的多少，六畜牛羊，详细记录，《周礼·王制》不是西方的书。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晋升爵位官职，都等待学问完成。庠序学校，不是西方的名称。谋划及卿士，谋划及庶人，国家有疑难就询问，国家迁徙就询问。议郎、博士，不是西方的官职。汉朝制度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共同主持议论，国家有大事就接受询问，就是现在西方人议院的意图。流放宽恕五刑，疑难案件众人共同审理，减轻刑罚的法律，陪审的人员，不是西方的法律。三老、啬夫，由百姓自己推举任命，功曹不使用其他郡县乡亭的官员，不是西方的秩级。‘你不背叛我，我不强迫你’，贾商约的文字，不是西方的历史。结交邻国有道，不辱没君主的使命，遥远地区的使者，不是西方的政治。国家有六种职事，工匠占一种，国家有九条经纶，工匠在其中被劝勉，保护工艺，不是西方的条例。‘在宁而立，在扆而立’，礼节没有不回答的，旅揖士人，礼经所陈述，不是西方的制度。天子巡视，以观察民风，帝王大典，不是西方的仪式。大地有四种游动，地震不停止，太阳所生的是星星，毖纬雅言，不是西方的文字。腐水、离木，均发均悬，临鉴立影，蜕水谓

译气电，是依附于气而产生的，墨翟、亢仓、关尹这些人，并不是西方的儒者。所以，法度是天下共有的器具。在域外考察它就像那样，在古代考证它就像这样。然而议论的人还说：“这是常道，这是常道”，却抛弃它。一定要拿出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不把它当作自己的，而心甘情愿地让给别人，这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译有人质疑说：“您所说的道理固然正确，但中国战败之后，处于困窘穷迫之时，恐怕没有余力承担此举，强敌四面交逼，贪婪地想要发动侵略，也未必会等待我们。”我解释说：“日本败于三国干涉，被迫通商，反而成就了维新的功业；法国败于普鲁士，签订城下之盟，赔偿五千兆福兰克，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这痛苦创伤超过中国今日。然而不到十年，法国的强盛反而超过往昔。那么，战败并非国家的大患，患在不能自强罢了。”孟子说：“国家闲暇无事的时候，趁着这时，修明政治刑法，即使是大国也必定畏惧它。”又说：“国家闲暇无事的时候，趁着这时，沉溺于游乐怠慢傲慢，这是自求祸害。”西方各国磨牙吮血，窥伺在我们旁边的固然有人，但顾惜商务，不想发动战事的，也未尝没有。只是因为我们昏暗蒙昧太甚，祸患根源太多，从而激起敌人的野心，急切地想要染指。趁现在及早谋划，向万国展示更新的开端，订立十年保持太平的约定，亡羊补牢，还不算晚。天下谈论的人，动不动就说“一劳永逸”，这是误人国家的话。现在人一天吃三顿饭，如果有持论者说“吃一顿饭永远饱”，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不可能。因为吃饱之后，过一段时间必定饥饿，饥饿就必定再次寻求食物。现在立法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法律实行十年，或者数十年，或者百年，必定弊坏，弊坏就必定寻求变革，这是天道。所以吃一顿饭而寻求永远饱的人必定死，一劳而寻求永远逸的人必定亡。现在主张不变的人，实际上并非真看到新法对百姓有害，而是谄媚成风，害怕兴作，只求免过，不求有功，又向来不讲经世致用之学，内心没有主见，盲目附和，听他们的言论，则天天痛哭，读他们的文章，则字字孤愤，问他们谋求生存的方法，则茫然无对，说“只是天心罢了，国运罢了，无可奈何罢了”，委心袖手等待覆亡。唉！我不理解他们的用心何在。

总之，法律是天下共用的器物，变革是天下共遵的真理。大地既然互通，万国蒸蒸日上，日益趋向进步，大势相迫，不可遏制，变也是变，不变也是变。主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被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让给别人，被束缚，被驱使，唉，那就不是我敢说的了。所以变革的途径有四种：第一种，像日本自己变革；第二种，像土耳其，别人掌握权力代为变革，埃及、高丽等国都是；第三种，像印度被一国兼并而代为变革，越南、缅甸等国都是；第四种，像波兰被各国瓜分而代为变革。吉凶的原因，去留之间，该如何选择呢？《诗经》说：“唉我的兄弟，邦人朋友，不肯念及祸乱，谁没有父母？”传文说：“寡妇不忧虑她的织机，却担忧宗周的灭亡，因为祸患将及。”这固然是四万万人共同的心意。那些犹太种族，被驱逐于欧洲、东非的奴隶，充斥于大地。唉！他们不也是人类吗？

论变法不知本原的害处

梁启超

有人质疑说：“中国的法律，并非不变。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多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而屡次失败，不能振救，难道新法真的对国家百姓无益吗？”我回答说：“以前谈论变革的人，并非真能变革。即我向来所说的修补漏洞，弥缝蚁穴，一旦风雨飘摇，同归于死亡，而对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道理，未曾符合。过去同治初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对人说：“三十年后，日本将兴，中国将弱吗？”日本人游历欧洲的，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回国后实行；中国人游历欧洲的，询问某厂船只的利益，某厂价格的低廉，购买后使用。强弱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吧？唉！现在虽然不幸言中了。惩前毖后，亡羊补牢，负有天下责任的人，还可以知道所从。现在谈论变法的人，其显著的大端，必定说练兵、开矿、通商。这固然正确。然而将帅不由学校培养，能懂兵法吗？选兵不用医生检查，任意招募，多半是瘦弱强壮的人，不识字与否，不计较，能听命吗？将官俸禄极薄，士兵军饷极微，伤残废病没有养其终身的规定，死亡没有抚恤其家属的典制，能洁己效死吗？地图学不兴盛，险要关塞不知道，能制胜吗？船械不能自己制造，仰赖他人，能如意吗？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熟悉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吗？这样则练兵如同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盛，矿师断绝，重金聘请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吗？机器不备，化学不精，能不浪费材料吗？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运费比原价甚至数倍，能有利吗？这样则开矿如同不开，商务学堂不设立，很少明白贸易的道理，能保富吗？工艺不兴盛，制造不讲求，土货销售寥寥无几，”

译能够争夺利益吗？道路阻塞，运输费用沉重，能够广泛销售吗？关卡遍布各地，压制勒索，拖延滞留，搜刮民脂民膏，如同虎狼一般，能够鼓励商业吗？领事不向本国报告外国商务情况，国家不保护侨居海外的同胞，商民能够自立吗？像这样，通商就如同不通商。那些稍微进步的人说：“想要推行新政，必须兴办学校，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然而师道不讲究，缺乏教师，能够培养人才吗？科举制度不改革，聪明的人才都致力于学习八股文以获取富贵，追求与舍弃的方向不同，能够让他们屈就吗？官制不改革，学业有成却无处施展，被闲置分散，像以前出洋留学生的旧例，奇才异能之士，能够安心吗？既然想要在省、府、州、县都设立学校，然而建立学校的各项事务，责任在于有职权的长官，能够执行得尽善尽美吗？像这样，兴办学校就如同不兴办。其余的各种政务，如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业、制造，没有不是类似的。大概每件事都有相互关联的起因，而万事都出自同一个根本源头。不抓住衣领和关键，就像治理乱丝却使其更加纷乱，所以百般举措却没有一点成效。

译现在谈论变法的人，其弊病有两点：第一，想要把震动古今的伟业，强加在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身上；第二，则认为黄种人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完全信任异族，抱有托付终身的志向。在紧急时治理标症的时候，我固然不是说西方人一定不该任用；虽然如此，怎么可以长久呢？中国推行新政，任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成功；不任用西方人的，事情大多失败。询问其中的原因，就说：西方人通达事理，中国人固陋无知；西方人遵守法度，中国人营谋私利。我听说，日本开始变法时，聘请的外国顾问，比中国还多。十年以后，逐年裁减，到现在各省衙门，都由日本人自己担任事务，欧洲人，百分中也不剩一个了。现在中国谈论变法，也已经几十年了，却仍然要借助异地的人才，才能图谋成功，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让西方人来担任中国的事务，他们爱中国，和爱他们的国家，哪个更迫切？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况且我们任用的西方人，又未必是他们那里的贤者呢？

至于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不能胜任事务，这固然不错。虽然如此，我固然不完全归咎于这些人。八股文浅陋低劣，国家本来就用它来选拔人才，一旦要求他们筹划治理国家的长远大计，怎么能够办到呢？捐纳制度杂乱，国家本来就用它来买卖官职，一旦要求他们具备奉公守法的廉耻之心，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人，忽然要求他治理百姓，忽然又要求他管理财政，又忽然要求他统领军队，想要他条理清晰，处置得当，怎么能够办到呢？处处防范弊端，责任不专一，一件事必须经过几个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想要他有所成就，怎么能够办到呢？学校不以此教导，考核不以此选拔，担任此职的不奖赏，不担任此职的不惩罚，想要他们振奋精神、勤勉努力以求功效，怎么能够办到呢？仕途壅塞、俸禄微薄，长官层层叠叠，不奔走钻营就无法得到官职，不贪污腐败就无法谋求生计，想要他们忍受饥寒、舍弃身家性命去从事公义，除非是圣人，怎么能够办到呢？现在人的智慧愚笨、贤良不肖，相差不远。如果说西方人都聪明而中国人都愚笨，西方人都贤良而中国人都卑劣，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不是事实。然而西方官员能够胜任事务像那样，中国官员不能胜任事务像这样，所以说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人，是制度使他们这样的。立法好的，中等人的品性可以变得贤良，中等人的才能可以变得聪明；不好的，则相反。堵塞他们的耳目使他们愚笨，束缚他们的手脚驱使他们变得卑劣，所以一旦有事，没有一个人可以任用。不改变这一点，却小心翼翼地效仿西方人的一两件事来号称自强，难怪谈论变法几十年而利益未见，弊端已百出，反而让守旧的人抓住破绽而肆意攻击。

我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弊病说：“变法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人才的兴起，在于开办学校；学校的建立，在于变革科举；而一切要取得大的成功，在于变革官制。”反对的人说：“你的论述，探究根本、穷尽源流，没有遗漏了。然而这件事体重大，不是天下的英才，恐怕不能胜任；担心听到的人惊恐害怕你的言论，认为荒诞不经，于是连先前的一两样西法也抛弃了，而不敢谈论。”为什么你不宁愿降低调门，不要讲太高深的理论，让现在就可以实行呢？解释说：“不对。渡江的人，泛舟于江中，暴风忽然到来，握舵击桨，虽然极度疲惫，不敢说一句话，因为贪图一时的安逸，而死亡就在后面。庸医怀疑病症，用药犹豫不决；精通审证的人，找到病源所在，知道不用这个方子不能治愈，即使这病需要蓄艾三年也不推辞。虽然说难，将怎么回避呢？难道没听说东海之滨，区区三个岛屿，外受盟约束缚，内逼藩镇威胁，崎岖多难，濒临灭亡，而在转圜之间，化弱为强，难道不是由这条道路吗？那么又怎么知道现在一定不可行呢？”有非凡的人才，就足以成就非凡的变革。唉！这是我所期望于大人君子的。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梁启超

去年李相国出使欧洲，向德国询问治国之道，前宰相俾斯麦说：“我们德国所以强大，只是练兵罢了。现在中国的大患，在于兵少而不训练，船械低劣而缺乏。如果留意这两点，中国不足以强大。”见去年七八月间上海、香港各报翻译的西方报纸中，今年张侍郎出使欧洲，与德国某爵位官员谈话，他的话还像俾斯麦的话。见七月上海某日报：“中国自几十年以来，士大夫已经很少谈论变法，即使有一两个，也只是致力于军事，认为外人的长处，我国的急务，只有这个罢了。众口一词，不可胜辨。”听到这些话，就更加自我夸大，说西方的通才，他们的议论本来也是这样。梁启超说：“唉！灭亡天下的，一定是这些话。我现在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陈仲子寝兵的道义，来告诫中国，听到的人一定会说：‘用这种孱弱的国家而陈述高义来治理它，是加速它的灭亡。’不知道如果有国家在这里，内政修明，工商兴盛，学校昌盛，才智繁多，即使没有军队，也还是强大的。那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军队不过两万，其兵力在欧洲不能和最小的国家相比，而强邻虎视眈眈，谁敢侮辱它？如果有国家在这里，内政败坏，工商低劣

译学校闭塞，才智稀少，即使把全国的人都编入军队，仍然不免灭亡。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例子。土耳其凭借陆军称雄天下，在俄土战争中，五次交战土耳其胜了三次，但最终仍不免落到今天的境地，难道不是这样吗？国家的强弱在于军队，但导致强弱的原因却不在军队，这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有个病人，治疗他，一定要清除他体内的积滞，调养他的气血，培补他的元气，使他与没有病的人一样，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现在给他穿上铠甲，给他武器，说：“你为什么不投入战斗呢？”我看他跳不了多久，死期就到了。西方人练兵，就像壮士披甲执戈一样。如果今天的中国，是个病人，不致力于治病，却致力于壮士所做的事，所以说导致天下灭亡的，一定是这种言论。那么西方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唉！那些狡猾地想要扩张领土以灭人国家的人，哪个国家没有呢？我深感我们国家所谓的开新党，为什么对西方人的话总是深信不疑，而不敢提出一点怀疑呢？”西方人的政事可以在中国实行的，比如练兵、购置器械、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开采矿山，西方官员在中国，对内向我们的政府宣扬，对外向我们的官员宣扬，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于改变科举制度、兴办学校、改革官制、发展工艺、开设机器厂、奖励农业、拓展商务，我没有看到西方人为此说过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练兵而将帅的人才必须从他们那里选拔，他们从中获利；购置器械而船舰枪支的价值必然归于他们，他们从中获利；开通轮船铁路而内地的商务他们得以流通获利；开采矿山而地下的宝藏他们得以染指获利。而且只要有一项工程兴起，所有的工料，所有的工匠，无不依赖他们供给，他们的士民得以养活。因此铁路、开矿等事，在中国不能说不是急务。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中国谋划的占十分之一，为自己谋划的占十分之九。至于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业、商务等，这才是立国的元气，是走向强大的根本。如果西方人希望我们智慧且强大，他们理应披肝沥胆，天天谈论这些。现在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掌握大权，获取大利，是因为我们弱小、愚昧，他们怎么会把使他们智慧、强大的方法全部告诉我们呢？英国人李提摩太的话令人痛心。他说：西方官员为中国谋划，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利。我在光绪十年回到英国，暗自想到中国人广泛学习西方学问的日子一定不远了，因此打算拜见英、法、德等国的教育部大臣，请教振兴新学的方法，以储备将来传播到中华之用。等到在某国递上名帖拜见该国教育部某大臣，询问学校的新规，并请求给一张文凭，以便游历全国的大书院。大臣于是问我考察本国新学的意图，我如实回答说：想要传播到中华。话没说完，大臣勃然大怒，脸色大变说：“你让华人全都明白西方学问，那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对我各国有什么好处？”文凭于是没能得到。又说：西方人见到中国官员，常常用阿谀奉承的话献媚说：“贵国的学问实在是各国之首”，以此骄纵他们自以为是的心态，坚定他们轻视新学的志向，一定要使他们无法自强才罢休。这些话见于李提摩太自己写的《西铎》卷七，《西铎》在乙未年刻印于京师。

译如今这位李君，也是西方人。他必定不会用无稽之谈来污蔑西方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这样说，我希望我国政府中与西方人交往应酬的官员，都能仔细审视这番话。李相国的过失，在于他的德行。德国的官吏和各厂主，大摆宴席，极尽恭敬之礼来款待他，并非是因为喜爱相国，而是认为我国想要购买的船舰枪炮费用巨大，他们想通过谄媚逢迎、奔走效劳来夺取这些利益。等到在哭龙姆的席间，一句话使得他们全都沮丧而退，英法各国对此大肆嘲笑。这件事记载在去年的《万国公报》上。那么，德国人之所以津津乐道地以练兵置械来劝勉我们，是因为其他国家已经把他们看得像看透肺肝一样清楚了。况且我心中还有难以测度的疑虑，德国本是欧洲新兴的强国，又认为如果在东方不得志，就不能与俄、英、法等国竞争强弱。中国成为砧板上的肉，已经很久了。商务的权利掌握在英国手中，铁路的权利掌握在俄国手中，边防的权利掌握在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手中。德国作为后起之秀，跨越国界、跋涉远方，选择肥美的地方来吞噬，其道路颇为艰难。于是他们想到要掌握我国的兵权，控制全国的命脉，所以中国训练洋操、聘请教习时，德国朝廷必定选派懂军事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领，让他们兼任教习和统领的职务。今年湖北省武备学堂聘请某位德国军官，改令他只任教习，不担任统领，而德国朝廷竟然致信总理衙门，反复力争，这其中的意图是想干什么呢？假如我国十八行省各练一支洋操，各由德国军官统领，教导他们、训诲他们，天天与他们相处，月月渐渐磨合，一旦瓜分之事发生，我国绿营和防勇一无所依仗，而那少数可用的部队，只听从德国人的号令。像这样，德国所获得的利益，就不在俄、英、法、日等国之下，这又是德国人隐忍的阴谋，而没有人察觉。当中日签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说：“我国常将制造机器等卖给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经掌握了制造的要点，现在如果任其再流传到中国，恐怕德国的商务就要扫地以尽了。”这也见于《西铎》卷七。去年《字林西报》刊登某位白人的来信说：“从前上海西方商人争着请求中国务必准许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却说这件事不是西方国家的福分。”现在看英国所养育的水陆各军，专门是为了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花费巨大，现在如果把我们英国向来制造的东西让人都能制造来夺取我们的利益，这是自找灾祸。见于《时务报》第八册。唉！西方人谈论学校商务时，是这样；谈论军事时，又是那样。即使是负薪的孩童，也能察知其中的缘故了。一艘铁甲舰的费用，可以支撑学堂十余年；一艘快船的费用，可以翻译西书数百卷；一尊克虏伯大炮的费用，可以设立两三所小博物院；一营洋操的费用，可以派遣数十名出洋学生。不致力于这些，却只图谋那些，我深感惋惜！因为财政艰难，搜刮所得的金币，却安然送给敌国，去换取那些无用之物。几年之后，又成了盗粮。往来的车辙已经折断，后来的车辙正强劲。唯独谈到开民智、植人才的方法，却都说没有钱，虚度光阴，却不愿意舍弃这一二项，去成就这千万项。我又深感感慨！变法自上而下议论

欧甲

孟子说：“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说话吗？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以导致灭亡的事物为乐，可悲啊！”说的是那些预示史册上改朝换代的符契吗？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所以王者必须贯通三统，以便博观终始，通变以适应民众，从而绵延国运。《易经》说：“安定时不忘记危亡，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安定而国家可以保全。”如果把安定当作安定，把生存当作生存，尚且还担心有前山后冰的祸患，何况火势在柴草下燃烧，病入膏肓，危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不必多说，却还在床笫之间安逸嬉笑，在湖山之上从容宴饮，这与饮刃求生、沉渊求活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内部像鱼烂一样腐败，外部像蛮触一样争斗，而在上者不知道约章恫吓，面色恐惧，而在内的臣子不知道鸿哀横衢，狐鸣聒耳，而在外的臣子不知道衣冠危于累卵，种族将要成为奴隶，而士大夫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认为安定。北狩没有听到恢复的诏令，那么君主就不以为耻了；东败没有听到臣子为事而死，那么臣子就不以为耻了；全国没有听到尊王的议论，那么士人就不以为耻了。况且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后，法国人描绘其战败屠戮的景象，以及死丧流离的情形，悬挂在墙上，以激励仇耻，所以几年后法国又强大了。日本人归还辽东时，国人愤齿痛心，认为天孙降生未有如此耻辱，设立纪念会以期望他日报复。中国割让祖宗之地给人，搜刮万姓的膏脂来馈赠敌人，园陵震惊，海水沸啸，腥氛未止，

译各国狡诈阴险，却仍然沿袭那种无知无识的陋习，互相庆幸可以平安无事。偶尔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忠言，就推诿给中央各部商议，各部推诿给地方大员，地方大员推诿给州县官吏，州县官吏大多以庆幸可以平安无事为由，推诿给百姓。于是没有一件事能够推行，没有一个人可以任用，甘心沉沦，坐等荆棘丛生。唉！难道是上天抛弃了中国吗？恐怕不是这样吧！

译欧甲说：“《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是因为梁国抛弃百姓而自取灭亡。外人轻视我们到了极点。即使我们每天掩饰灭亡的事实而假装存在，也不可能侥幸保全。何不仔细权衡利弊，君臣上下改变计策以求生存呢？”

中原国家的弊端不止一端，但自私和虚伪占了两项。什么叫自私？回答说：古代的君王把百姓当作国家的根本，为他们安置田宅，谋划畜牧，建立乡校。百姓遭遇灾荒、瘟疫，天子吃饭都不能举起筷子，不能奏乐。后来的君王把国家当作自己的产业，把百姓当作草狗。只要对产业没有损害，即使抛弃千万百姓也不顾惜。因此，欢乐的器具陈列齐全，观赏逸乐游猎，悠闲地度过岁月，哪里还顾得上黎民百姓，这是在上位者的自私。

昏沉厚颜，患得患失，以不动作为大，并且以此作为长久担任内臣的自私。一年将尽，死亡没有多少时间，突然改变主意，我将依靠什么？这是外臣的自私。

刚正拘泥于墨守成规，死守章句以求实用，通晓经书我们依靠什么？这是士人的自私。说是夏族说是华夏，谁顾惜我的家？胡天胡帝？硕鼠有牙齿，这是百姓的自私。

各自便利自己的私利，于是产生了各种虚伪。国势纷乱，人心惶惶，稍微顺从它，不违背四方，这是在上位者的虚伪。张口不知如何是好，束手就范，不肯早晚效法善行、掩盖恶行，这是在内位的虚伪。动不动就谈论国运，也说天心，把官职看作市场，消息阴阳，这是在外位的虚伪。

痛恨常理如同仇敌，畏惧常理如同猛虎，不认识也不理解，行为如同狂乱昏聩，不依附群体，不习于仁义，富人可怜，各自顾全自身，这是士人和百姓的虚伪。

唉！用这两点，施加于大一统的朝代，尚且不可以，何况四国环伺，日不暇给的情况呢？

不看看波兰的灭亡吗？皇室沦落沟壑，宫室陷为泥涂，爵位绅士权贵流亡死在荒山荆棘中，白骨枕藉，妻子儿女为奴。义民屡次举兵勤王，最终被俄国歼灭捕捉而流放到西伯利亚、高加索。全波兰的人破家散业，孤儿在道路上啼哭，老者在车轮马蹄下僵硬，关在笼子里如同牛马，屠杀如同鸡犬。公元1865年，使得波兰人不能操持本土语言，他们用来愚弄波兰人的手段到了极点，而波兰于是灭亡。

波兰并非弱小，约翰的雄烈尚未泯灭，人口殷实众多，土地广阔延展，几乎与俄国、亚洲、非洲像缅甸、越南那样成为别人的藩属不同。导致这样的原因，则是内政不修，自私虚伪相互崇尚，甘愿被人役使，从而加速自己的灭亡。考察俄国与波兰相邻，忌惮它的强大，约定与普鲁士瓜分它。公元1764年，俄国人趁乱率领大军，波兰国王以列孛宁为使臣，监督国家政务，逼迫波兰国王与内奸西直的多权合作，又重申国家宪法。波兰人结为至交，倾国听从，却不醒悟。

公元1772年，波兰内乱，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联军进入都城，俄国大臣肆意虐待波兰人，波兰人怨恨援助普鲁士抵抗俄国，而普鲁士怨恨波兰一向与俄国联合，波兰人哥修士孤军虽然屡次作战获胜，欧洲各国畏惧俄国，没有敢赴援的。公元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最终瓜分波兰土地，至今一百多年了。当它寄生在刀俎之上，宛转悲啼，君臣一同灭亡，贵贱全部歼灭，多么痛苦啊！如果不是上下背离，不相爱护，招来虎狼使其吞噬，授予盗贼兵刃，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

现在谋划国家的人，不自振拔，约定为盟国，他们固然贪图我国土地广大，而且畏惧我们将要自强，早晚之间将有分割土地的事情发生，自己落入陷阱，简直是波兰的后续罢了。黄种白种歧视，黄种人不同心兴起，那么谁来援助呢？华夏夷狄嫌恶名分，华人不自救，就会一同溺亡了。上位者推诿则国统灭亡，下位者推诿则种族灭绝。所以今天谈论变法，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应当承担事务。然而变法的方法有两点：一是自上而下变法，一是自下而上变法。

自上而下变法的是什么？俄国、日本就是这样。俄国领土跨越欧、亚两洲，民族各自形成风气，道路荒芜，农工懒惰，商业武备，无可称道。彼得即位，阅览欧洲西部的制度，自耻不如，环顾臣僚，愚昧无知，于是涤除童昏之气，退位庸懦之臣，迁都新址，改革军制，派遣门阀子弟到各国传习各种技艺，选择国内少年，游历意大利、荷兰、日耳曼，学习造船、航海，自己改变姓名，游历欧洲各制造厂，与工人合作，讲授地理、法律、政治等学问，归来后兴办工务耕种，建立学校，命令百姓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修筑水陆道路，以便通行旅人，参照西律形成新律，设立矿局以开发利源，建立医院以治疗百姓疾病，凡是各种新政，俄国皇帝都亲自参与。他的遗命说：“我的子孙应当成为欧亚两洲的主人，历代传授。”于是消灭波兰，削弱土耳其，重创瑞典，割占波斯，邻近俄国的国家，蚕食殆尽。铁路通到我东三省，而且已经俯瞰神京了。

起初俄国变法时，贵族绅士在内部梗阻，瑞典波兰在外部构陷，而彼得独用走卒缅西果夫为相，尽数罢黜旧党，君臣一心，雄威远震，通达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寰球之内，称为强国的必定说英、俄，这是彼得造成的。至于日本开放各港口，锁国党人倡导排斥夷狄的议论，以违抗幕府，排斥他们的人视为奸党，触犯他们的人立即遭受刀杀，杀害大僚，攻击使馆，烧毁外舰，刺杀洋官，内部纷争，外部窥伺

译扰乱。睦仁于是与公卿发誓说：“将万般政务交由公众议论，上下一心，文武同途，让百姓各自实现志向，彻底洗刷旧习，完全遵循公道，向海内外寻求智慧学识。”于是百官大力激励廉洁节操，不谋求私利，设立集议院，撤除各处关卡，废除酷刑，废除藩国改为县制，由亲王统领，派遣使者出访欧美，广泛询问振兴国家的策略，确定学制，划分学区，开设地方官议会，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国势蓬勃兴起，士气昌盛壮大。三十年间，夺取我们的琉球，割占我们的台湾，在欧美大洲竞争商务，在太平洋铺设电线，以此扼住全球的咽喉，渐渐争夺天下霸权。日本不过是海中的三个岛屿罢了，论其土地不如我们中原灵秀美好，论其人口不及四万万之众多，论其物产不如二十四万种之丰富，幕府专横不如我们君权之独尊，浮浪暴戾不如我们士人之谨严整饬，然而强弱之势不同，功业截然相反。天道喜好强者而厌恶弱者，观察日本已经做到的事情，何况是中国振奋有为呢？邻近我们的没有谁比得上俄国和日本，逼迫我们的没有谁比得上俄国和日本，应当取法学习的也没有谁比得上俄国和日本。不取法于俄国和日本，必定被俄国和日本歼灭，难道还不令人担忧吗？只是抛弃果实于路途，遗留黄金于市场，即使是愚笨的孩童和乞丐都能取走拥有，不一定需要强有力者。中国谋求治理已经很久了，卧薪尝胆，颁布于诏令，创伤巨大痛苦深切，多么庄严的天语。然而左右亲近权贵，蒙蔽昏暗，不能全面了解外事，辅佐赞颂圣明的智慧。京城内外官吏，又忘记君父的大恩，不能愤发宣扬国耻，努力承担新政，因此皇帝高居深宫，孤立无助。这都是那些有官职者的过错。曹翙不忘汶阳之地，范蠡不忘会稽之耻，最终能够灭吴归还土地，成功完成大计。伊藤、井上之类的人，首先倡导改革政治，日本人哗然，最终实现大治。假如我们当权者不为身家打算，共同怀有宋朝的耻辱，到了退休之年就自行告退，不妨碍贤路；如果见识仍沿旧轨就急忙自我洗刷，不耽误朝廷大开公府，以延揽天下士人，广泛汇集众议，以通达天子的听闻。流涕痛哭，不计较利害，圣明的智慧既然通达四方，那么皇帝降低至尊身份，以结交国人，挥动长鞭驾驭天下，本着先圣经世的义理，采纳西方殖民的规制，阳开阴阖，天地初开，良法美意，耳目一新。派遣使者与各国公会，订立二十年太平之约；选拔学士与各国教会，阐明春秋太平的制度。《易经》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这个吧？这是自上而下的变革策略。

译变革自下而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西方各国就是如此。当美国和法国人民发生巨大变革时，全球震动，民智豁然开启，欧洲各国的人们，人人都知道拥有自主的权利，人人都知道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于是纷纷奋起，英国人尤其显著。所以学校的兴盛，以英国为最，其小学堂有一万二千七百十三所，从五岁到十三岁都入塾读书，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七十多人，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金资助，但经费则由民众自己捐赠供给。在农业方面，设立农学会，刊印农学报，制造农学新器具，创立农学新方法，每年产值达一千兆两，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金资助，但化学和格致之学则由民众自己研究考究。纺织厂有七千二百九十四所，出口货物的价值达四垓八京磅，虽然英国朝廷用国库资金资助，但蒸汽机和各种机器则出自民众的心思和材力。其余如铁路、轮船、电线、枪炮、煤铁、乳油、羊毛、毡绒之类，无不创立合股公司，招集巨额股金，讲求新方法，销往外地。其他如义堂、善局、善会，都由英国人士倡导，以保护贫穷者，以救济疾苦者，国家没有无处申诉的百姓，人们有依靠供给的快乐。等到后来，民气日益昌盛，民权日益重要，并且用十三万金的商会而摧毁印度，用二十五万金的教会而占据太平洋诸岛，属地占全球的一角，商务为五洲之冠。英伦三岛，即使竭尽全部力量，难道能立刻达到富强吗？是增强了民力，雄厚了民财，广博了民智，所以能如此。而国家也安然坐享其福了。《尚书》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西方的强大，是民众强大所致；中国的衰弱，是民众不强大所致。因此学校兴盛则民众智慧，善堂兴盛则民众仁善，农织兴盛则民众富饶，工商兴盛则民众充盈，这几方面，是民众拥有的，是民众的事情。如果民众甘愿愚昧粗野、凋敝衰败，那就可以不从事这些事情了。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的。五官必须自己使用，衣服必须自己穿戴，饮食必须自己进食，依赖他人的，不是废疾之人，就是寄生的君主。再低下的，就是狗马鸡豚罢了！然而一棵树木不足以建成房屋，一条溪流不足以汇成江海，一座孤峰不足以形成山丘沟壑，一个人的勇力不足以抵御三军，泛滥的雨水不足以对抗广阔的沼泽，孤立的智慧不足以战胜万物。以此作为士人，则乖张；以此作为农夫，则荒芜；以此作为商人，则衰败；以此作为工匠，则沾滞，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做到啊。虎豹虽然凶猛，不敢进入四通八达的大道，难道不是吗？现在的中国人众多，土地广阔，然而没有士人，没有农夫，没有工匠，没有商人。不是没有士人，而是士人却不固守本分，没有学会来沟通声气，没有图籍来扩大见闻，没有教会来抵御外侮，没有游历来广结尊亲。外国的士人光耀，我们的士人尘暗，与没有士人相同。不是没有农夫，而是农夫却不固守本分，没有农会来比较优劣，没有农报来考察土物，没有新机器来便利收割播种，没有化学来加速滋生。外国的农夫勤勉，我们的农夫昏沉，与没有农夫相同。不是没有工匠，而是工匠却不固守本分，没有工局来讲求制造，没有工器来开拓心思，便利日用则没有巧妙制作，抵御漏洞则没有精巧样式。外国的工匠兴盛，我们的工匠茫然，与没有工匠相同。不是没有商人，而是商人却不固守本分，没有商会来雄厚财力，没有商学来谋求巨利，资本小而获取微薄，势力分散而志向抵触。外国的商人众多，我们的商人焦虑如囚徒，与没有商人相同。凭借中国之大，成为无人之境，等于灭亡的荒野，难道不痛心吗？是坐以待毙呢？还是想振兴却未找到方法呢？想振兴，就应当合思，合思就应当开。开学会，是士人的事；开农会，是农夫的事；开工会，是工匠的事；开商会，是商人的事。然而世变日益紧迫，曾没有多少时间，最终没听说有踔厉奋发，云兴雾涌，宣扬新教化的人，难道不期望于上位者吗？人各有能和不能力，况且商务的局，铁路的兴起，已经奉明诏，天语煌煌，自然应当谨慎遵循，不必因人成事。即使这些人果然如所期望，也不过是帮助我，诱导劝勉我。其章程条理，阐发深奥蕴藉，化质朴为细微，考察琐碎，试验汽力，寻找空隙获取利润，经纬委曲，条画密致，不能代替我承担，不能我代替复，有什么可期望的呢？何不自己谋划更好呢？自己谋划如何？一是开学会，各直省设大学会，各府县设立中学会，各乡闾设立小学会。学会的宗旨，以阐明孔教拯救中国为宗祖，以通晓时务求实用为条理。学会的项目，专门经学，备讲图书，通晓政治，佑助我文明，议论有关时事者刊印在新报上，著作有益人心者付之于副墨。学会的人，能文学的令其传教于四方，能言语的充任讲生于异域，能艺术的制造利用于民生，学会已盛。智士愤励，风日开，人心苏醒。延续未坠之道，接续将绝之脉，或许有好转吧？到现在不图谋，则祸患接踵而至，即使想讲学，也没有日子了。台湾某人说：“台湾未亡时，士人溺于举业，无知识。有倡

译那些主张通过兴办学会来自强的人，士人们都喧哗讥讽他们。等到条约已经签订，才急忙想要合力来自卫，然而转眼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土地。

译如今所谓的读书人，科举之路断绝，只有困苦地乞求做奴仆罢了。唉！台湾的局势如此，学会的益处又该如何呢？中国的衰败，士气的卑下，陈腐僵化的根基，放纵其心志，拘泥于训诂之学，专注于八股时文，不认识八大行星，不了解五大洲，谈论大道则咋舌瞪目。如果不涤荡其污浊，就会沦陷溺毙了。这是读书人应该变革的原因。

第二是开设农会，各省设立大农会，各州县设立中农会，各乡里设立小农会。农会的宗旨，以聘请化学师为第一要义，以办理适宜本地的农业为第二要义，以购买优良种子为第三要义，以购买新式农具为第四要义，以兴修水利为第五要义，以精细施肥为第六要义。田地之外，如畜牧、林业、渔业，没有不有利的。专心务农三年，收益可以数倍增长。然而现在的农民，都是听任愚夫愚妇去耕作罢了。问他们土壤的化学性质则不知道，谈论水利则不认识，讲新法则一概没有听说过，讲新式农具则瞪眼未曾见过。不仅如此，我国物产不丰，不足以自给，家家户户使用的，没有不是外国货。洋米、洋面充斥民间，每年耗费以千万计，富人馈赠，穷人资助，富人和穷人都陷入困境，百姓无法忍受了。中国是全球肥沃的土地，地处温带。西方人说：中国如果用化学方法施肥，一县一年可增加一百五十万两，一省一年可增加三万八千四百万两，十八省一年可增加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如果农会林立，种植得当，家家安心耕种收获，开垦荒地，人口众多，财富将冠绝全球。孔子爱护百姓，屡次提到桑蚕和畜牧；商鞅使秦国强大，首先重视农业和战争。现在各国并立，尤其以农业作为强弱的标准。所以俄国产值二千二百兆两，法国产值一千余兆两，德国产值一千七百兆两，美国产值三千一百兆两，其财富为五洲之冠。中国万里肥沃的土地，废弃成为荒野，我们的百姓难道不为自己打算吗？这是农业应该变革的原因。

第三是开设工会，各省设立大工会，各府县设立中工会，各乡里设立小工会。开辟工艺院，以熟练技巧；举办赛会以启发心思，扩大见闻以顺应时尚，聚集巨资以加速销售。中国人用力的勤奋，奉身的节俭，取价的低廉，用心的巧妙，用来振兴工艺，可以横绝四海。西方人啧啧称道的事情。《考工记》详细考察阴阳天地，搜罗羽毛、甲壳、油脂、膏脂，民众重视的器物，比之于王公后儒，没有学习工务的。失去统领，任由外国货物畅销，没有精深的思考来制造机器、铁路，虽然相继制作，但不炫耀精华则嗜好不能投合，不设立学堂则工程不熟练。如果百姓自己成立工会，厚集工资，自我保护，自己精通格致之学，自己巧妙制造，不久将看到夺回利权，如同掌握左券（胜券在握）。英国、日本在我国购买棉花，又运回本国，所获利润尚且加倍。我国百姓占据肥沃的土地，没有转运粮饷的劳苦，精心制造出口，获利无数。虽然外国多用机器，成功较快，但以我国工人的众多，工价的低廉，做工的持久，实际上足以相抵。如果能自己创造机巧，简直可以衣被全球了。英国人向意大利学习织绸，向荷兰学习织呢，向比利时学习织葛，向丹麦学习造船。瓦特创造蒸汽机，于是工艺无与伦比，船只往来频繁。而光学、化学、声学、电学、热学、力学等学科，都是从细微推演到宏大，以裨益国家。难道是白人的灵异吗？是讲求探求，集合众人的力量作为力量，集合众人的智慧作为智慧。这是工业应该变革的原因。

第四是开设商会。各省设立大商会，各州县设立中商会，各乡里设立小商会。计然的话说：“务必使货物完好，不让货币停滞；价格高时卖出如粪土，价格低时买入如珠玉。”美好的商学啊！商人，是贸易有无，不是囤积居奇等待出售的。所以曹邴在郡国经商，师史用车轮转运数以百计。商人，货物没有固定的主人，必须用奇谋取胜的。所以郅氏用鼎食酒削致富，浊氏用连骑胃脯致富。商人，是随时代俯仰，用智慧治理产业的。贪婪的商人获利三倍，廉洁的商人获利五倍，所以同业而互相倾轧的必然失败，合力而善于谋划的必然富足。中国的商人，并非没有杰出人物，失去这三点，坐致无措。西方人的商书翻译的很少，商术精微，无从效仿。然而看他们微小的物品适用，就汇聚而来。公司经商数年，就与万户侯相等，大概因为力量能继承事业，更加扩充获利普遍。人们自然乐于依附。中国北方如牛羊驼麝，南方如棉花甘蔗桑树樟树，物品虽然微薄但用途很多，如果能踊跃集资，建立大本，制作适宜，生财必然丰厚。其他如丝、茶、织、纺，成效长久显著。散商内部溃败，以至于亏损关闭，心力不齐，才到了这个地步。过去英国购买印度棉花做布，近来日用桑皮制棉。公司如雾涌般出现，顷刻间集事，而我们的厘务关厂需索无已，虽然有美好的制度，也苦于滞销。水运陆行，也难以迅速。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说：“利者，人所弗能而能而”，我们的商人抛弃不涸之源、不竭之府，而自己陷入穷困，究竟为什么呢？这是商业应该变革的原因，这是从下而上的变革策略。

质疑的人说：“皇上变法了，官书局开设了，铁路、银行、邮政并举了；

译下层的变法已经推行，报馆已经开设，学会已经兴起，农务、商务刚刚萌芽且势头未止。你为何还要强行聒噪呢？」回答说：「你的话是对的。试问上层的变法，有像俄国、日本那样君臣一心来谋划新政的吗？没有。下层的变法，其他方面我不知道。试问全国的学校，有像各国那样一个县就拥有这么多学校的吗？没有。国家遭受外侮很久了，局促不安、恐惧忧虑，士气日渐低落，稍微有所举动，就担心被人指责，于是有见识的人焦急地寄希望于下层。认为由下层来推行变法固然很好，但下层也漫不经心、不予理会，说：『没有权力、没有勇气，只会成为动乱的根源。』于是又焦急地等待上层。于是上下双方都感到失望，外人窥视我们，权力无所归属，他们便日益想要取代我们的权力，想要消灭我们的权力。说：『中国不能自己治理，必须由我们来治理；下层百姓不能自己教化、保养，必须由我们来教化、保养。』唉！我们中国难道真的要求外人来谋划吗？我听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说：『保护百姓就能称王，百姓的事情不可拖延。』这是说通过保护百姓来保护国家。使百姓困苦不堪而不顾惜，必定不会失去我们原本安逸享乐、怠慢傲慢的习性，这是自取祸患。又说：『致力于百姓的道义。』又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会议论。』这是说国家局势危急，百姓应当发愤直言，合力致力于道义，来救助君主和父辈。如果上层能够变法，那么就应当等待上层；上层不能变法，那么下层就应当自己去做，这并不是背叛上层。日落西山已迫在眉睫，雨雪交加在旁，如果不自我变革，以堵塞奸诈的阴谋并杜绝众人的非议，或许对上层有所补益吗？瑞士不过是一个小国，处在虎狼环伺之中却没有人敢攻击吞噬它，是因为民气坚固团结，没有可以挑剔的毛病。那么，将中国的士、农、工、商各自聚集在学会中，各自联络士气，各自精通业务，各自振奋精神，各自充实智慧，各自竭尽力量，难道说将来震动震慑世界不可以吗？如果不自己治理政事，而百姓也不肯勤劳效力，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说：「你的话悲伤而痛切，为下层考虑的多，而为上层考虑的少。」雷动风起，上层的变法难道不容易吗？回答说：「正因为容易，这是当权者的事，不必说，不等待说，那是我们百姓的事。所以说我悲伤痛切的话。」

译中国除害议一

徐勤

如今中国有眼力、有见识的人，没有不谈论自强的。谈论自强的方法，没有不主张变法维新的。虽然如此，从道光二十年到光绪二十年，上自朝廷决策，下至民间舆论，大张旗鼓、著书立说发表议论的，已经六十年了。然而法律终究没有改变，或者稍有改变却不见成效，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空谈变法的利益，却忘记了那深入心腹、难以治愈的祸害。对着跛脚的人，用山海万里的壮观景象去震撼他；对着聋子，用钧天霓裳的舞蹈去炫耀给他看。游览观赏和音乐舞蹈，并非不美好，但没有去除他们跛脚和耳聋的病患，就突然让他们享受视觉和听觉的快乐，他们终究无法接受。难道只是无法接受而已吗？喉咙堵塞的人哽塞而不能吞咽，内脏溃烂的人内部腐烂而不可救药，而医生却左手拿着酒酪，右手摆着粉饼，让他们喝、让他们吃，这难道合适吗？新会的梁启超对三水的徐勤说：“您何不思考为中国兴办利事呢？”徐勤忧虑不安地说：“我不敢轻易为中国谈论兴利。那是病愈后的补药，我只担忧中国的祸害，想要与天下人共同扫除清洗，拔除它，作为攻坚的泻药呢？或许稍微有望痊愈。”因此，《为中国除害议》排在前面，《中国兴利议》排在后面。

当今中国的大祸害，没有学问是祸害，没有教育是祸害，忘记国家是祸害，忘记君主是祸害，闭塞不通是祸害，守旧古老是祸害，愚昧盲目是祸害，束缚拘禁是祸害，虚伪骄傲是祸害，狭隘渺小是祸害，倾轧欺诈是祸害，阴险刻薄是祸害，放纵荡逸是祸害。

为什么说没有学问是祸害呢？凡是西方之所以富强、横行地球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器械军队，而在于他们的学校。凡是生活在大地之上，号称文明教化的国家，圆头方脚、男女百姓，没有不有学问的。刚出生躺在床上的婴儿，襁褓中的幼儿，就用日常用具来教育他们。像船只、铁路、电线、筑堤、连接房屋、修路、造桥等工程，都做成可以拆分组合的小模型，来练习这些事务。当他们乳臭未干、童年未过时，制造的精巧奇特，手脚的灵活便利，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长辈。等到他们童年时期，也不分男女，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数字和方位，以及地图、天球、音乐、图画、历史、礼仪教化。那些不让孩子上学的人，惩罚他们的父母，所以全国没有不识字的人。不只是识字而已，全国没有不大致通晓天文星象、地球、各国物产、图算、历史的人。然后选拔其中才华出众的人升入郡学、大学。那些不能升入的人，退回去做农民、工匠、商人、士兵，也都学问有本源，足以考察植物学、制造书籍、万货来源、军事装备等事务。甚至聋哑残疾的人，都有新的方法来教育他们，然后国家想要有所举措指挥，才能顺应其意图而趋向功效，以完成事务。至于课程的精密，层级的次序，师范的专门，无论大小，没有不有学问的。下至裁缝、土木、油漆绘画、雕刻等技术，都有简册繁多的书籍，师傅精深美好。而大学中关于算数、医学法律、各国方言，以及格致之化学、光电、重声、光理、伦理、心理、灵魂、天地之学，大量陈列图表器具，广泛收集各地见闻，用来观摩学习。那些能著写新书、创立新学的，又有清贵的高位来奖赏引导他们。那些德高望重的通才、大学者，又各自根据他们所专习的学问成立学会，用来考察研究。英美国家，一年出版的新书，都有两万种，比起罗马、意大利四千年来的著作，中国《四库全书》古今所著录的，相比之下就显得狭隘了。那些做学问的人，以王子的尊贵身份学习军事，就充当水手、士兵；以女子的低贱身份学习法律，就成为法官、教师。凭借他们才华出众者多，通晓博学者众，专门精深者精，阅历练习者熟练，然后根据其专业授予职事，记录其通才而举荐为议官。他们的层级严密而条理多且切合实际，所以他们的内政、外交、大工程、大役事、开拓土地、殖民、制造、通商，凡是有所举措、指挥、变革、兴作，都足够胜任。认为木材没有桷木，都足以应对国家的使用。如果有艰巨奇险的任务，又能穿天凿地，推陈出新，惊动犹如鬼神。所以英荷等国，凭借狭小的土地，一支军队的兵力，驾着小船，跨越重洋，越过数万里，而统治全地。面对中国，是有原因的啊。我们中国之所以虚伪骄傲自恃，不是自夸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而是自认为教化至美，文章礼乐至盛的著名国家。

然而考察四万万人的做学问情况，受到教化认识文字的，妇女不能入学，以没有才华为福。习惯上不教育，不认识文字，稍微玩弄笔墨，涂抹丹黄，填写韵语，就号称闺秀了。这不能算做学问，既然没有女学，那么四万万的民众就减去一半了。深山幽谷，苗猺杂俗，男女在旷野同浴，百里之内没有启蒙学校。至于滇黔交界，邕广边境，鸟语难懂，百姓不识字，听命于巫师。设立县邑建立学校，读书人少于名额，有考生八人而学额十三人的情况，被前人讥讽。况且“二字大有作”这样的文章，开讲意旨的，使者巡视到来，不能不录取了。推广到陇蜀边境，新疆蒙古的风俗，大概

译这超过了限度。其他如奴隶、蛋户、乐籍之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的人也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世代愚昧，不敢读书以求取知识。至于那些耕种的农民贫穷，做工的人卑贱，乡里没有义学，门第并非世家，家中没有诗书，缺乏衣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读书识字，希望如同仰望云天一样遥远。在两万万人口中，像这样的人大概占十分之九。那么全中国读书的人，大概不过两千万人罢了。凭借这样众多的人口，而读书的人却这么少，竟然只相当于西方的小国。如果他们的教育有道理，学习有方法，尚且不足以抵挡英、法、德、美等大国。等到考察他们教育的方法，儿童牙齿尚未脱落，就教他们治理天下的道理，那些没有粗浅认识的无声无息之书，或者教他们那些诘屈聱牙的深奥内容，甚至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五十岁才学《易》，像孟子这样的贤人，终身不敢谈论《易》，却让乳臭未干的儿童昼夜诵读。义理并非不正确，但必然无法理解，这是可以断定的。然而如果讲解经书铿锵有力，训诂有根据，善于循循善诱，能让人理解，那还可以。可是教育者的方法，只要求诵读，不追求理解义理，用骑梁打细腰鼓的性情，在舞象舞勺的年纪，人不是泥塑的，却强行成为天地的囚徒，地不是刑部，只听到鞭打，歌舞都没有，那么身体不健壮，脑髓被破坏，那么性情不灵敏。不健壮则身体虚弱而不能做事，不灵敏则心思迟钝而不能有新思想，没有比破坏儿童天性更大的祸害了。等到他们壮年时，血气方刚，但心力已经虚弱，而不能穷尽智慧极尽思考了。儿童学习没有方法，即使有聪敏的才能，也不过是效仿声律帖括的作业。至于度数地图之类的事情，即使是非常浅近的，也从未稍加过问。然而因为帖括的缘故，得以考取高科而跻身权要，就有在词馆的英才，询问四川是否靠近海边？日本在东还是在西？有在外部的重要官员说，澳门在星架坡之外。如果是亲藩极贵，询问安南在哪里，是否与广西接近，那当然是这样了。因此割让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等六千里土地给俄国，可以说是自古割地未有之事。而朝廷却不知道，其他割让黑顶子、帕米尔给俄国，分割缅甸土司给法国，割让野人山给英国，都对其名称茫然无知，何况去安抚拥有这些地方呢？这与市井愚民，自己割肠屠腹，有什么不同？追溯祸患的根源，则是因为儿童学习没有方法造成的。从前在酒席上，满座都是通人学士，有人问一里的长度究竟是多少，没有人能回答。通学能读万卷书，却对一里的长度无知，是因为儿童时没有度数之学的缘故。曾经看到有乡里的子弟读书十年，诵读经书书法六朝，笔画遒劲，却不能写一封信，最终浪费了学费。唉！像这类情况，天下难道不痛心吗？两千万人中，识字而不知其义的，又占十分之九。剩下的两百万人，是士人吗？是士人吗？将是操觚属文、襕矜入试的众多学子了。因为要搜捡，所以熟读四书、朱注后才允许诵读五经的文章；因为多抄袭，所以每天从事于割截枯窘缩的题目，以求符合考官的心意。自从元朝延佑年间以朱注四书设立学官，并用来考试士人；自从明朝洪武年间以八股为体制，并用来选取人才。难道不是因为四书是孔子义理的宗门，朱子是近古儒先的粹博？以此选取士人，趋向必然端正吗？然而义理成为格套，流于戏曲；文体致力于防弊，流于割裂。于是上面考试士人的，敢于侮蔑圣言而不顾；下面迎合上面的，敢于做杂耍而无惭。久习成风，视为应当如此。而中国两百万的生童，呕心沥血以求工于这种割截的文章，穷老尽气，直到白发苍苍，如果不青其衿，还不允许谈论孔子的道、四书的义、朱子的学呢。谈论孔子的道，如此狭隘，何以寄托其道呢？

译从前，王荆公创立变革经义的方法，说：“本意是想把学究变成进士，哪料想竟把进士变成了学究？”如果按照如今的方法来推论，本意是倡导孔子的义理之学，以端正士人的趋向，哪料想却倡导了侮慢圣贤、游戏人生、轻浮薄俗的风气，从而败坏了士人的习气呢？况且天下的才能，没有不始于童生的；而天下的学问文章，没有不先以割裂截取的题目来诱导慢侮、轻佻、无理的文风，从而选取慢侮、轻佻的文章。那些主管官员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进献贤才，为士人端正风俗，竟然忽然做出这种事来吗？既然用小布包裹了两万万妇女的双脚，又用这种小布包裹了两百万士人的心灵。裹脚导致不能行走，因而柔弱；裹心导致没有知识，因而愚昧。既柔弱又愚昧，想要不成为臣妾（任人宰割）能办得到吗？这是主管官员的罪过。况且科举名额非常狭窄，考生非常多，每年考试都有割裂截取的文体，法规非常繁杂，一天不写，手就会生疏如荆棘丛生，于是终身以此为业，而没有闲暇稍微窥探文史典籍。有个被称为民贼的陕西人路德，又秘密制定三尺法律来约束这种文体。谬种流传，高天广地，世界无限广阔，却用这种文章囚禁我们两百万士人，囚禁我们世世代代两百万士人，束缚他们的心灵，遮蔽他们的眼睛，务必使两百万人世代没有知识。而主管官员顺从这种做法，这就是所谓祸害百姓的贼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童生是秀才的父亲，举人的祖父，进士的曾祖父，公卿的高祖父。种子既然已经败坏，将怎么办呢？西方国家的教育者，多方希望他们的百姓变得明智；我们中国的教育者，多方却希望他们的百姓变得愚昧。等到百姓愚昧到了极点，国家就无法立足，即使想要有百姓、有士人，又怎么可能得到呢？

论变法

佚名

当今观察地球的大势，治理教化日益兴盛，以前曾著有成说，遗憾所说的恐怕不够详尽，现在不揣测自己的愚昧谬误，再引申阐述这个观点，以供当世人士采纳。我常说地球如此广大，无论哪个国家，必然有许多旧制度旧习俗，如果想要国家兴盛，一定要有勇猛坚毅的人，将那些在当今不可行的旧制度旧习俗全部变革替换，才能治理好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观察土耳其与克里米亚的交战，克里米亚战败而土耳其获胜，推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二十年来两国未曾宣战，只有土耳其深谋远虑，储备粮食聚集兵力，不遗漏任何策略，克里米亚则因为和平日子太久，百姓不懂军事，所以一旦关系破裂，土耳其军队压境，克里米亚人便不能作战，这都是平时守旧而不革新，居安而不思危的过错。虽然如此，敌国相争，势所难免，只有我们英国既是欧洲大国，为何偏偏不能联合盟国，制止土克争乱的开端，做出息事宁人的举动？竟然我们英国不这样做，难道对土耳其有私心吗？然而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英国，也要归咎于欧洲各大国。当土克战事正激烈的时候，我们欧洲人在当地的人，目睹情形，知道两国杀伤人数已经不少，曾报告回国，想要出面调停，使双方归于和平，无奈这时克里米亚国人不自知自己的力量薄弱，不肯罢休，几乎兵尽粮绝，才听从我们欧洲人代为讲和，而事势发展到这一步，国家的败落窘迫也已经非常严重了，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这是谋划国家的人应当吸取教训而做未雨绸缪的准备。不仅土克如此，追溯自一千八百七十六七八年间，俄国与奥地利交战，俄国人轻敌没有志向，奥地利人则慎重对待，加倍施展雄心，俄军于是被奥军打败，而后来甚至不敢轻视奥地利，可知强弱众寡本来没有定数，只有有准备才能没有祸患。观察上个月奥地利君主与俄国修好，俄国皇帝欣然接受，正于宴饮间追论前年的战事，谦让不及，可见奥地利本是弱小而大国不敢怎样，一定是它有自立之道，导致俄国君主也因而尊重它。俄国固然是天下的强国，但自从一千八百七十六七八年时，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联合排斥它，俄国才开始不敢逞强，那么俄国尊重奥地利，也是尊重各国能够结盟。克里米亚虽然自招侮辱而一败涂地，备受土耳其的凌辱，实际上也是由英国人在其中煽动所致。欧洲各国形势如骑虎难下，君臣上下常恐有灭亡的祸患，所以制造船只器械，不遗余力。近日意大利国王曾在议院宣布，打算增修战舰，议员实心筹议，款项以应度支，使海军练成劲旅，将来东方若有可乘之机，更能发挥长驱直入、远驭敌国的作用。而且我国贫民近来也不少，如果从国税项下加抽指拨，兴办大工程，还可以以工代赈，这也是目前的急务。记得前几个月竟有平民行刺我，想必也是因为贫穷滋甚，无法自存，所以做出这种狂率轻生的举动。那么增修战舰的工程，是一举两得，确实不可延缓。观察列国君主，处心积虑，务必以能变革为第一要义，天下还有无事的一天吗？英国素称善于治国，邮政的费用，至今仍有议改为极轻的数额，使小民便于通信，不至于因邮费艰难而隔绝声气。所以其民人又常倡导议论，说邮递一事，在省会大埠的地方尚有人按期报送，乡村小市则未能如此，办法对乡间老弱妇女人等甚为不便。此后必须从王家派拨多

译派人分赴各乡堡，专门负责递送信件，这才算是尽善尽美。至于电报传递音信这一项，应当改为由电线公司将信件报送至三咪路以外，才能收取送报的工费，在三咪路以内的则不能索取。如果能够这样减少收费，国家年收入仅仅短缺三十六万多磅银子，仅相当于一艘小型战舰的价格，而全国百姓都能从中受益，像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做呢？英国人在凡事上都力求变通以获取最大利益，不仅仅在这一两件事上如此。再看他们经营南北非洲，所到之处，黑人受到教化，政治日益革新，像电报、铁路、邮局、学校、天文台之类，无不卓有成效。澳大利亚位于东半球的东南部，向来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荆棘纵横，草木荒芜，自从英国人占据此地，开采金银等各种矿藏，商贾纷纷到来，像雾聚集、云会合一样密集。

译如今听说英国人迁居到那里的，更有增置海舰、修筑炮台、储备武器的计划。加拿大本是法国的领土，自从被英国人占据后，各地的商务无不极力推广。到现在，甚至有关于英国货物运到加拿大几乎免税的提议。计算英国每年征收的关税收入，仅有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多英镑；而每年的支出，已达一亿一千七百九十一万多英镑。剩下的仅存一千五百六十九万英镑，再除去海军战舰的开支五十多万英镑，又除去南非军饷二十多万英镑，又除去减免邮费三十六万多英镑。此外，苏格兰、爱尔兰各省的学校，以及英国君主登基六十周年庆典所需的费用，尚且不少。所以统计英国今年的国家用度，必须再借贷三千五百万英镑，才够使用。又英国所属的乌斯伦，本也是荒僻之地，自从英国人经商到这里，现在也成为富庶美丽的地区。每年征收的货物税项，尚且不少。除去日常用度外，存银五十多万英镑，将用来大修添置战船，以保卫疆土。由此可知英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属地，布置周全，确实是变革得其法了。至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向东修筑到中国东三省，现在仍计划向欧洲延伸修筑到奥地利。其铁轨的长度，计有八千八百六十九英里。如果奥地利允许其建筑，尚须等到1901年才能修成。而且修成此路，则欧美两洲的人想要从西到东的，会更加快捷便利。如以前从伦敦到加拿大，经过日本，须经历二十八天的行程才能到达港口；如果路修成则无须经过加拿大，可由伦敦直接到维也纳乘坐火车，约十四天就能到达日本了。俄奥之间有了这条铁路，势力将日渐兴起，而掌握全球的枢纽了。像日本这个三岛之国，与中国本来同为积弱的国家，维新以后能改变而自胜，战胜中国之后，不免夜郎自大了。日前檀香山偶然禁止日本人登岸，日本领事奏报回国，就调派了几艘兵舰到港口，以武力威逼索赔船资。檀香山主人不答应，日本人就想动武。幸亏美国朝廷预先调派兵船到那里，从中调停，抑制日本人，使其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檀香山不将重蹈中国的覆辙而遭受日本人的毒噬吗？欧美各国近百年倡导君民共主的义理，大开议院，所以才识明达的人都能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从而得以公开判断是非。所举的议员也仅是男子的事，而妇女不参与。因此想到天地生人，阴阳平等，聪明天赋，也断没有厚待男子而薄待女子的。所以英国议院中曾有人特别申明此说，提议将女子中有才识明通的一同举为议员。现在虽然此议未定，但如果人人都认识此义，变通推行，那么人才就不可胜用了。何必自设限制呢？所以说治国的人应当破除旧习，务必变通以求至善，才能开始自立；不然一成不变，敌国将环伺而动，有不立即灭亡的吗！

新政策自

英人李提摩太

天下的土地，由狭小而逐渐广阔。天下的人民，由少而逐渐增多。中国在尧舜之时，《禹贡》九州之地，古时所谓的中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直隶、山东、河南、陕西数省，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半个省。那时的人口数量，虽然无法详细考证，大概数百万千万罢了。地大而人少，所以国家养民的政令，以及百姓各自谋生的方法，都充沛而有余。到了汉唐以来，人口繁衍增加到五六千万，各省有的有余，有的不足，国家于是有赈济抚恤的政令，而百姓患贫患寡、不均不平的弊端就产生了。到了清朝承天受命，休养生息，历代以宽大为心。乾隆、嘉庆年间，天下人口总数陡增至四万万，这比汉唐又多了八倍。人口增加而土地没有开辟，那么财产物业的数量也就毫无增加。以前一人食用而有余的，现在八人食用而必定有所不足，这是必然的道理。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各国没有不这样的。英国三岛之地，三百年以前人口不足千万，后来人口日益繁衍，而四面环海，土地无可扩充，于是不得不广造舟船，与美洲、非洲、印度各处通商，而商路开辟，彼此均利，贸易大兴。远适异国，是古人所悲叹的，英国的百姓，难道不想安居故土吗？地小人众，赡养无资，他们轻易远出，是情势所迫不得已。商旅足迹所经之处，如美洲、澳洲、非洲三洲，人稀地广，不知耕作，英国人在那里经商的人，就代为开辟垦种，久了就安家立业并繁衍子孙，以有余补不足，交易后退，各得其所。人，是天所生的，天既然生了他们，就不能不谋求养活他们的办法。所以今天万国大通，是天的道理，仍然想要闭关绝市的，是逆天而行。此时中国的情形，按每平方里的人口计算，地狭人稠，加倍于

译当时的英国，在咸丰帝以前，沿袭旧法，排斥外人，导致发生失和之事。幸好仰赖皇太后圣明主持于上，恭亲王以及各大臣通达外情，秉承圣意施行教化于下，和议既定，商埠于是开放，内乱随即平定，外交更加稳固，海内外之人，都仰慕向往，认为此后各国互相增益、互相供养、互相获利，太平盛世将永远保持。没想到癸未、甲申年以后，忽然有人主张开战，广泛征调船只，增加军队装备，希望凭借一战彰显威势，恢复嘉庆、道光以前的旧制。杀机所招致，于是好战的法国趁机而来，又有习战的日本随后跟进，背弃友好而结下仇怨，竟然酿成了去年的祸患。所以“战”这个字，上违背天心，下违背人心，也绝对不是皇太后、恭亲王当时讲求诚信、修好和睦、协和万国的本意。不过是两三个愚昧之人，不学习西方养育百姓的妙法，只谈论西方枪炮的威力，想要通过挑衅兴兵来获取功名，如同反掌般容易罢了。如今幸好皇太后在深宫训政，仁爱覆盖四方；皇上天赋聪明，博学多能，贯通中外天人的道理。恭亲王以及各大臣都洞察根本，同心协力，不仅希望中国安定，而且希望使海内外万国百姓全都安定。这颗心就是天心，这条道就是天道，这个理就是天理。只希望万国全都安定，就必须先安定中国。当今中国最紧要的事，没有比养育百姓更迫切的；养育百姓最紧要的事，没有比推行新政更迫切的。概括起来，有四件事，都应当急切地进行变通改革：一是教化百姓的方法，二是养育百姓的方法，三是安定百姓的方法，四是亲近百姓的方法。然而想要推行新政的各项措施，必须聘请精通各国时务、第一流的实干人才，那么凡事自然没有不妥当的，中国立刻就会兴盛起来。

译新政策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言

上天没有偏私，对中西各国一视同仁。顺应天意者生存，违背天意者灭亡，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自从通商以来，已经五十多年了。中西各国，常常因为细微的事情而失和。失和的原因，是由于彼此语言文字不同，从而产生隔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通”罢了。既然不通，就会无意中失礼；既然失礼，就会引发战争。如今万国既然已经往来，那么彼此的情理应当互相通达。其中如果有一国，只知道本国的事情，不知道外国的事情；只读本国的书，不读外国的书，那么在外交往来中，就不得不遭受损失，这是必然的道理。我考察中西各国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有四个方面，都应当立即进行改革：一是教化百姓的方法，二是养育百姓的方法，三是安定百姓的方法，四是革新百姓的方法。请允许我详细陈述。

一、教化百姓的方法。如今中西交往，暗中遭受巨大损失，必须让中国君臣能够通晓中西各国的情势，并且通晓本国上下层级的情况，事情才不会隔膜，处理一切事务，才能恰如其分。想要通晓中西，有四件事：中国天威近在咫尺，不敢直言，必须有人将各国政治教化的大概情况，恳切详尽地陈述，上达皇帝耳中，这是第一件；宗室近支王公，日后都要执掌政权，必须选派十人，分别前往各国游学，这是第二件。

京城内外各大官员及十八省督抚的子弟，应当各自派遣出洋读书，几年后周知外事，这是第三件。中国京城内外正途出身的人员，如翰林等官员，应当派遣通晓古今、识大体的一百人出洋，分门别类地学习，这是第四件。

想要通晓上下层级也有四件事：

第一，设立报馆。想要强国，必须使百姓富裕；想要使百姓富裕，必须变法。中国如果实行新政，可以立刻达到富强。而想要让中国官民都知道新政的好处，不广泛发行日报就不能成功。如果没有通达时务的人主持报务，以开阔耳目，那么实行新政的人只有一个，拘泥守旧的人却有上百个。这怎么能迅速见效呢？所以报馆是首要任务。

第二，翻译西书。中国旧学，历经数千年，决不可废弃。如今既然与万国往来，那么各国通行的新学，也不可不知道。增加新学则有大益，不增加则有大损。譬如单轮的车，未尝不可以行远，然而改为双轮，用骏马牵引，不是更稳更快吗？各国新学，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先设立机构，筹划聘请通才，将西学由浅入深，由简到博，由粗到细，广泛翻译，使不识西文的人，也能深通西学。所以翻译书籍，是重要的图谋。

第三，建立书院。泰西的新学，不是一国的学问，也不是一人的力量。这个国家有新法，那个国家就效仿它。集合万国的通才，才达到如此完美完备。只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益罢了。应当在各省、各府以及通商大埠，建立书院，聘请各国专门的通儒，分类用华文教习，或者参用西文。

第四，增加科举科目。中国科举制度立意美好、方法优良，不可废弃。只是题目不广，只讲本国的事情，不知道各国的治国平天下之法。考察西方国家读书，不仅是为了做官，也是为了有益于各行各业而设立。每十个人中能写字的，大概有七八个人。中国只有一两个人。学者既然少，人才就更稀少。这是因为三年一次科举取士太少，专门讲一门学问，道路太狭窄。如果不立新法以拓宽仕途，终究会落后于人。应当请求皇帝明发谕旨，增设中西一科。每年每个府录取中西学秀才约一百人，每年每个省考中中西学举人约一百人，每年考中中西学进士约一百人，每年殿试钦点中西学翰林十人。花费有限，人才济济，就能与各国并驾齐驱了。

这四件事，都是教化百姓的好方法，可以通晓上下之情，具备中西之益，应当请求国家增设广学部，将报馆、译书、书院、科目四者，都由学部总揽其成，这样就像网有了纲目，有条不紊了。

二、养育百姓的方法。中国各省人口众多，就现在的情形而论，每年因饥寒而死的人多达三四百万，那些苟延残喘，辗转死于沟壑中的，更是数不胜数。不仅仅是百姓，即使京城内外各官员，除了少数要职外，其余所得薪俸，多半不能自给，那些候补人员，艰难窘迫更是难以形容。士人中未得志的，去当幕僚或教书，年收入仅百余两银子，而且不是脚快的人不能得到，除此之外更没有生计。像这样艰难窘迫的情况，是天下万国所没有的。中国本是富饶的大国，却让百姓困苦不堪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没有得到养育百姓的好方法罢了。养育百姓的方法，大纲有十项。

第一，疏通道路、铁路、马路，国家通行则货物流通，每年节省无穷的运费，居住者和出行者都获得大益，买者和卖者没有一方受困了。

第二，快速传递信息，国家设立邮政局。国家每年节省驿传费用数百万，每年增加信函费用数百万，而官民上下都方便。

第三，开采矿产，既然有铁路转运，灵通各省，矿产都可以开采，地中无用

译那些泥土，都变成了地上有用的金银了。

译第四项是开垦荒地。东三省以及西北各省都有闲置的荒地，因为道路不通畅，全都成了被抛弃的土地。既然有了铁路，就可以移民去开垦，用无主之地养活无业之民，哪里还会导致百姓困苦流离，沦为盗贼呢？

第五项是鼓励工作。仅靠一双手脚做工，只能勉强糊口。如今使用机器，一个人就能做十个人的工作，一天能完成十天的工作量。获利既多，家家户户都能丰衣足食。

第六项是制造机器。西方国家的机器刚兴起时，也担心会剥夺贫民的生计。却不知道这并非剥夺职业，而是改变职业、增加职业。等到机器日益普及，生计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工作所生产的货物充足，大量发售到外国，不仅没有财富外流的担忧，而且本国分享利益的人日益减少，创造财富的人日益增多。这就是人口众多而食物相对稀缺，也是大学问中理财的良法。

第七项是开设银行。中国贫穷的祸患，源于土地荒芜、人口众多，而现银日益减少。既然开设了银行，就可以发行钞票。用一万金的资本，发行一万金的钞票。钞票与本金相互抵消，永远没有弊端。而一万金的资本，已经发挥了二万金的作用。

第八项是铸造银元。各国的货币制度都是由国家自行铸造，实际掌握货币轻重的主权，都有金、银、铜三种货币。只有中国仅铸造铜钱，而金银货币缺失，所以必须依靠钱庄才能流通。然而依赖这些行业生存的有数百万人，他们都是分享利益而不创造财富的人。一个家庭有几个闲人，这个家庭必定贫困；何况一个国家有数百万分享利益的人，国家怎么能不受到侵蚀呢？

第九项是保护商人。商人流通货物，暗中为国家调剂物资的盈缺。必须让他们长期保持获利的权利，才可以多征收税款。必须让他们共同受益，才可以衡量并获取他们的盈余。各国享受通商的利益，而中国独自承受通商的祸害，这是因为不知道体恤商人的缘故。

第十项是刊印报纸。在泰西各国，君臣上下，每推行一项政令，举办一件事，事前事后，规章账目都有报纸刊登。在交通要道刊登在日报上，谋划都预先确定，所以办理事务没有犹豫。事情可以周知，所以内外杜绝欺骗蒙蔽。耳目既统一，心思自然专一，胸怀坦荡公正，利益都兴起而弊端都消除。这又是推行新政、防止贪污去除欺诈的根源，是中国急切应该防范办理的。

第三项是安定百姓的方法。中国百姓之所以不安定，原因有二：一是外患，二是内忧。这两件事，都极其危险。如果不思患预防，妥善筹划良法，无论内忧外患，都可以立刻导致危亡，不是小事。想要安定百姓，有两种方法：一是对外和好，二是对内保卫。对外和好的方法有三：

第一项是通好。订立和约，派遣使臣，是通好的表现。而这里所论述的，是心意吗？中西的结合，好比阴阳，阴阳和谐之后，天地才能滋生万物。有所偏废，那么造化的生机就断绝了。各国派遣使臣来华，实在是为了修好，不是为了防备祸患。必须确切知道这个意思，推心置腹相待，没有欺诈和忧虑，才能彼此相安无事，嫌疑不起。

第二项是：万国太平。会议中有国家、有家庭的人，各自出于私人的情感。一两个国家的私交，自然会用威权相互压制；如果交给众多大国的公论，那么凭借情理，可以使人信服。比如西方的《维也纳条约》就是这样。中国应该协助各国，维持大局，共同保卫太平，才能加入公会、公法的行列。

第三项是联合交好。今日局势岌岌可危，公论恐怕也来不及补救，必须暗中联合有大权大德、想保全大局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援助。中国此时定下什么主见，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也不是外人所敢议论的。譬如治病的人，必须深知生病的根源，才能下药。只是今年春天有一个良法，上报给南北洋两大臣，如果能照办，不至于有今天的危险。眼下情形又多变化，前法未必可行，而且如果不是与讲求交涉、通达时务的宏才，另筹其他计策，断没有万全的良策。只是就此时而言，如果不与外国商议几年的和睦之法，恐怕此后事机日益紧迫，虽然想整顿内政，却永远没有闲暇之时了。所以和好就是大安、大利；不和就是大危、大害。中国对此应该何去何从呢？

保卫内部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让百姓各自满足生存，士农工商各自安守职业罢了。方法有四：

第一项是化解偏私。中国的学者，有汉学，有宋学，有清学；有金石考据、词章之学；有专门谈论中学的，有兼通西学的，各行其是，各得其宜。如同大匠选取材料，不分巨细；良医选择药物，不问温凉，只要合适，对症，对人有益罢了。偏重某一方都是不对的。

第二项是筹措款项。中国此时内政外交，需要巨大费用。旧法筹措无济于事，而且流弊甚多。必须得到各国筹措最善的方法，任用各国筹措最精的人，才能按日按期，立刻解决燃眉之急。中国地广人众，几年之后，各项废弛的事业都会兴起了。

第三项是修治武备。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中国在战败之后，尤其应该急切整顿。必须改用西法，聘请西方精通战阵的人，与中国良将训练海陆各军，然后纪律严明，不至于被人侮辱。如果不是及早经营，等到有事之时才招募，好比人饥饿难忍，才开始播种，哪里还来得及呢？

第四项是鼓励新法。德国战胜奥地利，

译因为德国人创造了一种后膛新枪，于是便获得了全胜。中国事事都跟在别人后面，怎么能出人头地呢？如果有人创立了一种新方法，制造了一种新器械，确实对保护百姓有利，国家应当筹措款项秘密资助他成功，将来才能收到它的效用。中国如此广大，有才能的人难道说没有吗？没有用来鼓励他们的办法，又不能帮助他们，谁还会忧国忘家，甘愿尽心竭力呢？况且在华的西方人，也有能创新方法来救国的，怎么能抛弃他们而让他们被其他国家所用呢？

译总之，保全内政的方法虽然很多，但这四条最为切中要害，不能有一天的拖延。

关于开化新民的法则，中国各省的官员、绅士、百姓中仁德贤能的人很多，我极为钦佩。只是可惜他们大多深深痛恨外国人，不思考各国就像各省一样。中国在秦汉以前，一个省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罢了。这种深深痛恨外国人的心态，明显与上天的意志相违背。所以说，主张合一是天道；主张分裂，就不是天道。上天仁爱，想要永远免除战争，必定会使中外合为一体，不再分裂，这是确定的。只是深深痛恨外国人的原因，在于不通晓外国的情况。譬如卖麦子的人在集市上开店，忽然看见有卖米的人来，于是深深厌恶他，极力诋毁他，说米有毒可以杀人，有这样的道理吗？五谷都是滋养身体的食物，天下的各种宗教都是滋养心灵的方法，愿意信奉哪个宗教，听其自然。现在固守自己的宗教而极力诋毁其他宗教，就像卖麦子的人极力诋毁卖米的人有毒害人一样。明白事理的人，不应该这样。印度、日本刚开始采用新法时，多得教士的帮助，从此以后，双方像水和乳汁一样交融，永远没有教案发生，而国势的兴起也非常迅速。中国最重视五常，以仁为首，这与西方宗教中爱人如己的宗旨同出一源。各国好善的人，看到地球各国供养军队的费用，每天需要银六七百万两，心中怜悯。希望与中西方的善人一起劝化万国，永远停止战争，不依靠权力治理天下，而依靠道德治理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欢乐得像一家人。这是性命的大根本，也是中西各教的宗旨。

中国五十年来丧失土地、赔偿银两的事情屡次发生，不是谋划国事不忠诚，也不是当事者一个人的过错，而是因为中国都没有得到好的方法，而且没有得到执行方法的人罢了。现在中西万国往来，如果只知道本国的事，而不知道外国的事，就像听讼的人只听一面之词，万万不能秉公判断，必定事事有误。想要得到好的方法，必须先通晓外情，而中国所依靠来通晓外情的有六条途径。

第一，多会见那些向来熟悉洋务的西方人，西方人来了一定会见，会见了一定交谈，所以见闻较广。只是所见都是杂色的一隅之见，不是专门博学之士，所以不能普遍推行西方各国的善法。

第二，阅读已经翻译的西方书籍，西方书籍中已经翻译的，不及万分之一；所翻译的重要书籍，不及千分之一。想要借此完全明白西方事务，能做到吗？不能。

第三，阅读日报，中国报馆的主笔人，没有一个透彻了解西方大事和深奥道理的，主笔人既不透彻了解，读报的人又怎么能透彻了解呢？

第四，派遣学生出国，这个方法固然好。可惜成才的只有几个人，其余都半途而废。让他们承担大事，力量难以胜任。

第五，派遣使臣分别驻扎在各国，既然不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任期又只有三年，怎么能通达呢？各位使臣所写的日记，谈论西方国家的事，颇有符合实际的，但疏漏、错误之处实在很多。如果国家轻信他们的话，岂不是反而误了大计？

第六，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意图美好，方法优良，只是人数不多，所学太浅，中西兼修，极少专精，即使有成，也就像一杯水，想要扑灭车薪之火，怎么可能呢？

以上六件事，都是中国所用来通晓外情、考察新学的，却不知道都是皮毛、糟粕、外行，挂一漏十。唉！难啊！只是事势如此，已经迫不及待，怎么办？不得已，则有俄罗斯、日本的成功方法在。借用他国的人，而派遣本国的大臣与他们合办，实行十来年，华人一切熟谙，然后自行管理。不仅是俄罗斯、日本如此，即使德国、法国刚开始修建铁路时，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不仅是西方各国如此，中国圣祖皇帝在钦天监，也曾参用西方人，都有大益而无小损。只是中国合办的大臣，必须向来通晓西学，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人，精力才能有余，办理才没有隔阂。只是年高有功于国家的人，可以按照西方方法回家养老，仍有俸禄。

论述中国目前应该办理的事情，其条目有九条：

第一，应该延聘两位可信的西方人，筹划一个良法，迅速与天下大国订立条约联合交好，保证十年太平的局面，才可以趁着这闲暇的日子，重新订立新章。

第二，应该设立新政部，由八人总管，一半用中国官员，一半用西方人。其中应当用英国、美国两国的人，因为英、美早已订立条约，即使再次失和，也绝不开战，共同请求他国调处。两国都没有嫉妒之心，都不喜好战争，最适宜辅助中国朝廷。某某，是英国人的杰出者；某某，是美国人的英杰。得到这几个人总管新政，与中国四大臣合办，就像树木有根，水有源头一样。新政应该办理的各项事务，选订各国专门名家的人，分担责任，都派遣中国大臣合办，就像水有支流，树木有枝叶一样。

第三，中国地大物博，铁路实在是富强的本源，此刻提议兴办。至于总理衙门条陈中包揽的人很多，既然不深知，怎么能辨别选择？应该调西方人某某到京城考校，仍然发电报请西方办理铁路第一有名的人，年龄约四十岁的人与他商办。因为中国全国的铁路非二十年不能建成，必须年力富强才能始终其事，并派遣中国两位大臣与他合办。

第四

译此人精力充沛，正值壮年，心思算计最为精巧。他在新政部担任总管，负责筹划借贷等各项事务。由主管中国财政赋税的大臣共同办理。

译五、中国应当暂时邀请英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随时入宫觐见，由皇上将西方各国的各项事务详细地奏报陈述。

六、国家的日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应当邀请英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总管报务，派遣中国熟悉中西情势的人担任主笔。

七、学部是人才的根本，应当邀请德国人某某、美国人某某，总之这两人名望很高，才德兼备，可以与中国大臣共同办理。

八、军事作战的事情，向来未曾深入理解，应当邀请专精此事的人保荐人才，以备任用。

九、以上各事，应当请皇帝明发谕旨，将新政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不得不实行、不可不实行之处，恳切地宣示，让天下读书明理的人士乐于从事，这样才能日渐有功。

以上四条办法认真办理，期望在二十年左右，动荡不安的局面可以平息，中西之间的隔阂可以消除，天下万国中最精妙、最优良、已经实行并验证过的善法，都可以传入中国。每天至少可以增加八百万两白银，每年至少可以增加三万六千万两白银。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再说，英国国家每年收入白银二百兆磅，折合中国白银一千兆两，五分之一即二百兆两，中国得到这些也不难。君臣士农工商都富裕了，何必担忧贫穷和人口稀少呢？没有米就难以做饭，担忧赔款难以偿还，借来的钱不能归还给楚国吗？譬如农夫种地的时候，必须借银购买种子，秋天收获后百倍丰收，除了偿还所借的资金，仍然获得无穷的利益。如果无力购买种子而不敢借银，自甘饿死，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件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就应该举办，拖延至今，时机已经紧迫，受害已经深重。如果能够迅速实行，中国还有获得一半利益的希望；倘若再拖延贻误，恐怕像燎原之火立刻就会烧焦糜烂，像滔天洪水实时就会淹没昏乱，无穷的大祸近在眼前。即使上有尧舜那样的君主，下有周公那样的臣子，也绝对无法挽救这无法挽救的沉沦，延续这无法延续的生命。因为中国的病症，起初只是痿痹不仁罢了，现在则是中风了，血瘀入脑了。只有这个方子可以起死回生，在这生死攸关之际，竟然还有人刻意阻挠，这与误国的庸臣和杀人的庸医有什么区别？而且所误杀的人，正是他们的君主、父亲和儿子。中国向来谈论忠孝慈爱，万万不能忍心害理，甘心亡国。无奈不通晓万国的大局，所以不知不觉就产生偏见，反而显得失礼失信，惹出无穷的祸患。可惜啊！痛心啊！如果愿意奋发图存，务必在十天之内电召这四位总管新政的人入京，其余的人也应该在封冻之前，一律赶到。因为稍微延迟一天，至少必定会自弃百万两白银，并且有丧师失地的忧患，更有非意料所及的事情。外有俄国、法国、日本等国，也不乏能人，都可以随时延请协助中国，以保持各国长远太平的景象。李提摩太往来中国二十五年，践上食毛，更加感激皇太后、皇上的恩德浩荡，承蒙明问，不忍不披沥上陈。恳请鉴纳，奏请迅速施行，中国幸甚，大局幸甚。至于中国，事势之危急，办理之不可再迟，除了这个办法外，更没有其他办法，这是天下万国及中外明智人士的公言，不是一个人的私言。

思纬士「〇〇」〇壴土「〇〇」〇凶「〇〆」台短书。

谭嗣同

王仲任有言：“那些写短书的人，是世俗之人。”沈休文将自己所著的书命名为《俗说》，是遵循短书的趣味。我向来愤恨末世的诬妄，感慨于神怪杂谶，使百姓不能专心于事业，坐视成为异邦的奴隶。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等学说，感慨地仰慕他。唯独奇怪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为何还津津乐道？然而如果明白五行不是用来统摄万物，八卦不是用来纲纪百官，那么各种杂说如果没有五行八卦作为依托，也就无所依附。那些苟且解释其义理的人，也会自行停止。曾经分条辩驳，用来与世俗砥砺，但仍然担心自己不出乎世俗，于是标名为《短书》。积累月日，得到若干篇。恰好有回复欧阳瓣〇〇强师的书信，足以概括主旨，间有未尽之处，又在回复贝元征的书信中详细阐述。老师将回复的书信及拟定的《算学杜章程》，另外刊印《兴算学议》一卷。现在仅仅用回复贝元征的信代替我的《短书》。那些使我为奴隶的人，必定事业有所征验。我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借鉴吗？所以观看化学分析原质七十多种，而五行的学说不足以成立。称呼天地为乾坤，不过是巴比伦的方言。赫德氏因此说八卦是布算的符号，其他如《尔雅》中的岁阳、岁阴、阏逢、摄提格之类，也都是巴比伦语。至于甲子纪年，向来始于东方朔《十洲神异》的篇章，主要都是依据斗柄所指分度为十二宫，定下子午而其余方向都确定。月以甲子命名，大概也是因此，年缘岁星所在而命名，时缘日所加而命名，各自依据全圆三百六十度为比率，犹如指南针在圆盘上旋转，而甲子只是方向的异名罢了。那么壬遁、孤虚、风水、生克，难道值得辩论吗？我想要辩论的，本来有更重大的

译这是。

回复贝元征的信

译谭嗣同

元征齐年间，有道先生李正则写信，称您流落天津，暂住他家，德星汇聚，极好，极好。收到您五月十四日的信，完全了解到您具有先觉的资质，蕴藏着忧乱的心意，正打算谋划再三，举目相告，您说：“正则与我一同驻扎，通晓中外情势，这确实是当务之急，是儒者所应尽心尽力的。”唉！谁来为此努力呢？没想到才几个月，竟使天下大局破裂到如此地步，割心沉痛，如何可言？不得已而求和是这样，但利权、兵权、制造权渐渐波及用人、行政权，一概授予敌人，没有一道篱笆不撤除，有一张网而全部捕获，简直是将四亿人民的身家性命一并灭亡，这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的条约已经解除。之前寄去的信中有未详尽说明的，现在暂且就回答您的话语，一一陈述。您的话语将讲求洋务的方法，尚未精通，必定要变法以谋求治理吗？还是中国圣人之道本来就有不可完全抛弃的地方吗？嗣同认为圣人之道无可怀疑，正想稍微抛弃它而不能，何况完全抛弃？只是所谓道并非空言而已，必须有所依附而后显现。《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上，说下，表明道与器是相统一的。衡阳王夫之阐明其义说：“道是器的道，器不能说是道的器。没有道就没有器，人们都能这样说。虽然如此，如果有器了，难道还担心没有道吗？君子所不知道的，圣人知道；圣人所不能的，普通百姓能做到。有人对道感到迷惑，他的器就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并非没有器，没有器就没有道，人们很少能这样说，但这确实是真实的。”洪荒时代没有揖让之道，唐虞时代没有吊伐之道，汉唐时代没有今天之道，那么今天没有未来之道就更多了。没有弓箭就没有射道，没有车马就没有御道，没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就没有礼乐之道，那么没有儿子就没有父道，没有弟弟就没有兄道。道可以有而且没有的情况很多。所以没有器就没有道，这是真实的话，而人们只是没有察觉罢了。所以古代的圣人能治理器而不能治理道，治理器就叫做道，道得到就叫做德，器成就就叫做行，器用广泛就叫做变通，器效显著就叫做事业。所以《易经》有象，象是模拟器的；卦有爻，爻是效法器的；爻有辞，辞是辨别器的。所以圣人，不过是善于治理器罢了。又说：君子之道，穷尽于器而已。辞用来彰显器，而鼓舞天下人的行动，使他们努力治理器。由此看来，圣人之道，果然不是空言而已，必须有所依附而后显现。依附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依附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依附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依附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道是用，器是体。体确立而用施行，器存在而道不灭亡。自从学者不审慎，误以为道是体，道才开始迷离恍惚，像一个虚幻之物虚悬在空漠无迹之间，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对人有什么补益？对世有什么帮助？得到它有什么利益？失去它有什么损失呢？这难道不是所谓惑世诬民的异端吗？如果辨别道不离开器，那么天下的器也太大了。器既然变化，道怎么能独自不变？变化而仍然作为，作为器也仍然不离开道。人自己不能抛弃器，又怎么能抛弃道呢？而且道不是圣人独有的，尤其不是中国私有的。只有圣人能在器上穷尽它，所以归之于圣人，归之于圣人还可以。那些外国无不有它，归之于中国则大大不可。因为那里处于数万里之外的海外，隔绝不相往来，起初未曾互相谋划而交替教导。等到相见验证，所吃的是谷与肉，没听说有差异的；所喝的是酒与浆，没听说有差异的；所穿的是布帛裘褐，所佩戴的是金玉珠玑，没听说以冠代履，以贵贸贱的。所需的百工器用，商贾输贩，以及体国经野，法度政令，没听说有一样不备的。与中国通商互市，交换器物而使用，又未曾不各相适宜的。唯独在伦常方面，私下怀疑其偏绝。伦常，是天道生生不息的原因，人道存在的原因，上下四旁，亲疏远近之所以相互维系，使之不至于瓦解土崩，没有一息分离，没有一人不这样。其节文的小异，或立法的相距甚远，都要不妨各因其风俗，使之易于知晓而便于实行，没有一举伦常而没有的。

就像君臣这一伦，人人都知道它有，不必多言了。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文雅如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的愚计，相差何止霄壤？在族属上有姓氏之分，有谱牒之系，长幼尊卑之相次，父子兄弟之相处，未曾不熙熙然。他们只是无人不出于学，深得易子而教的义理，所以年至成立，艺术已就，其父母分与资材，令其自立，这尤其符合古之士父子异宫之法。他们日日问视，可如故，并非一离不复合，一别不更亲。

译也。况且他们打算以小的分离来最终保全大的聚合，以有所区别而不致互相伤害到没有亲情，因此可以避免中国那种家中空虚、婆媳争吵的弊端，人人都不能不寻求自立的方法，整个国家因此没有懒惰的百姓，不像中国反而拖累父母养育的忧虑，致使父母有多子多惧以及“你们催我老”的叹息。祖父的财产死后并不全部归于子孙，这仍然符合民主法度的推演，因此永远没有兄弟骨肉争夺财产的诉讼，也没有争夺嫡位继承的诉讼。谭嗣同所认识的西方人，有一位英国医生，能够孝顺他的母亲，谈到他的母亲就诚恳地流露出孩子依恋父母的神色，每隔几天寄一封信，讲述琐碎的事情非常详尽，下至每天所吃的蔬菜水果无不恭敬地禀告，又不时发电报问候安好。至于他们的风俗轻视男子而尊重女子，这是被风气所局限，也就像中国烧香拜佛的陋俗，说只能给母亲烧香，父亲则应当不起身行礼。夫妇方面，从君主到百姓都没有纳妾的惯例，又都是出于双方情意的自愿，所以夫妻恩爱厚重没有争斗的祸患，他们的子孙也就没有嫡庶互相猜忌的祸患。朋友方面，崇尚风义，讲求信用，修睦和睦，互通财物，忘记权势，互相奔赴危难，他们的学堂书院的规模，一堂之内师生恩义分明，不像中国书院的争吵以及近日师生相待的淡薄，即使与外国人交往也无不竭尽诚意，胡越之人也肝胆相照，永远没有市井欺诈的习气，这尤其是中国衰世所绝对没有的。至于夺取他国的方法，专门崇尚阴谋狡诈，这是兵家的道理，所谓兼并弱国，攻击愚昧，趁其混乱，侮辱灭亡，因为可以施行而施行，这是理所应当的，自己反省难道可以怨恨别人吗？中国的五伦在文章上详细而在法律上简略，他们不崇尚文章而他们的法律能使家庭之间不即不离，即使不免有流弊，而长短恰好互相抵消，何至于像中国那样前仆后继，貌合神离，强行遏制自然的天性，快乐尽失，自主的权利丧失，使得古今贤圣君子在父子兄弟之间，动不动就有难以处理的事情。尊为天子，德为圣人，只是怀抱无穷的幽恨，而没有方法弥补已经残缺的不周之天，难道不是过分严密其文章，而法律没有用来调节宣泄的吗？由此论之，只有仁，所以能与人交往；只有义，所以能处理事务；只有礼，所以有周官的制度，所以有朝聘、宴飨、军宾、婚丧贺吊、岁时上冢的礼仪。他们不祭祀，知道没有益处；丧服各有等级，为父母守丧一年多，依次递减，那些不守三年丧的，只是文章不齐全罢了。天性深厚至诚的人，哪里知道没有终身的哀戚呢？他们的脱帽，我们的半跪；他们的握手，我们的长揖；他们的画数，我们的顶戴；他们的星章，我们的翎枝。我们嘲笑他们冠服简陋，他们就会责问我们的发辫是做什么的？无法回答。至于智信，又是人人共知，共同不需要多说的。子张问十世，孔子告诉他百世可知。万年之久，万里之遥，各自安于所习，不必相距遥远，不必相从，自然不必互相非议。那些不能改变的，极而言之纵天横地，无可改变。果然没有一举废除伦常而没有伦常的。假如他们没有伦常，就不相爱，不相养育，互相吞噬，攻伐涣散族类，早就灭绝了，还能举国一心，孜孜图治吗？一旦远出中国，上到如今这样吗？假如没有伦常而还有今天，那么伦常起初就与治乱得失无关，成为可有可无的赘旒，而我们的圣人以伦常设教，反而虚妄而多事了。他们的教化或许有不明白的，大概也是尊崇天明鬼，暗中用来整齐百姓罢了。中国的佛老，怎么说呢？乡间的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泉，都虔诚地祭祀，祈祷祈求，又怎么说呢？诋毁的人说在中国有抉目刳心等种种不道之事，是谁说的呢？果真如此，为什么在本国没听说过，而天道又在哪里呢？这是有识之士断定不信的，曾嘲笑儒生妄意尊崇圣人，秘密其道为中国所独有，除此之外都不容窥探我们的藩篱，好像圣人之道仅足以行于中国。尊崇圣人吗？是看轻圣人了。盖圣人之道，无不顺应天的阴阳，遵循人的自然，起初并非有意在其中增减，强迫万物以本来没有的东西涂抹附着。那么凡是同生在天地覆盖之中，能辨别味道、声音，被颜色，头顶而脚底，抱阴而负阳，以口鼻呼吸，以手足持行。其形气相同，其性情固然不容许稍有差异。子思、子由，舟车所到，人力所通，推之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坠落，凡有血气的，无不尊亲。不必立即尊亲，其人自有其道，而不知道。在人言说的类聚，分别各自因其厚薄以为等差，则有中外的区别，所谓分殊。如果从天来看，则固然都是他的子女，都具备禀赋而全备的，所谓理一。难道天独自给予一个性别另立一道，与中国悬绝而自己能治理其国吗？而又怎么处置数万里之外的海外，隔绝不相往来，起初未曾互相谋划而交替教化，等到证实相见，无不从同，如同所云云。只有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所以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而圣人之道果为尽性至命，贯通天人，直可弥纶罔外，放

译推广到四海而成为准则。然而议论的人却说：“那些不过是禽兽罢了，哪里值得和他们计较是非、比较得失！”唉！怎么能得到这种极其不仁的话而称道它呢？这种因自己渺小而轻视他人，连圣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更加严重的情况呢。所以中国之所以不振作，是因为士大夫们只抱着空虚骄傲、不切实际的愤激情绪，而不考察那极致的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他们既然与我们相同，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酌情采纳他们的做法呢？酌情采纳与我们相同的东西，这无异于采纳我们自己。由此而效法他们，应当变革还是不应当变革，才可以进一步谈论了。所谓法，是道的淆乱、颐养和繁衍变化的结果。三代的儒者谈论道，必定同时谈论治理的法度。汉代的儒者还坚守这个传统，所以老子和庄子与申不害、韩非子一同被传颂，而《盐铁论》也被列入儒家典籍。自从谈论道的人不依赖于法，并且把法看作是粗浅的痕迹，另外寻求所谓的精妙之处，道就失去了依托，器物存在而道却不再是道了。至于法随着时代而变化，所谓汉代和唐代没有今天的道，今天也没有未来的道，道是有而且无的。而且无就不能永远无，有尤其应该尽快有。然而就今天而言，又不只是有而且无，实在是今天没有而古代不一定没有。记得当年我和您谈论时事，痛恨世人轻视儒学。谭嗣同奋起变色说：“怎么能诋毁儒术无用呢？今天所用的只是不是儒术罢了。”您便赞叹不已，这是知言故。所谓法应当变革，并不是说变革古代的法度。只是变革去掉今天以非乱真、以伪乱真的法度，希望逐渐恢复到古代罢了。古代法度可以考证的，六经是最高的，而其中最切实的法度，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了。《周礼》是周公用来实现太平、使四方夷族归顺的。朱熹说《周官》像一桶水，点滴不漏。大概经历了历代圣君贤相的创立、继承和变革，契合至善，而后才有这种文采斐然的治理。

译谭嗣同曾感叹周公的法度如果还在，谁敢正眼看待中国而蒙受这普天下的羞辱？以至于率领九州那些舍弃生命的人来殉道呢！大概到了这时，才开始认识到周公立法的良善，而孔子、孟子忙碌地四处游历，想以平民的身份挽救周公即将被废弃的法度，最终没有被任用，只能留下空泛的文字来教导后世，万一有能恢复周公法度的人，因此为万世留下安宁，不忍心人类日渐消亡，于是才有今天的奇祸。这件事极其艰难，他的心情极其痛苦，所以他的计谋思虑也极其深远！当时大家都没有领悟，到了秦朝果然完全废除了周公的法度，这样周公的法度在秦朝时已经荡然无存。何况秦朝以来两千多年，日益削减，直到今天，即使是汉、唐的法度尚且远远比不上，哪里还会有周公法度的一毫呢？那么今天所使用的，不但不是儒术罢了，简直是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法度几乎到了无法可依的地步，却还说不应变革的人，难道曾经深思熟虑，综合考察上下古今的情况吗？然而因为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法度几乎无法可依，却想完全采用周公的法度，那些经过历代圣君贤臣创立、继承、变革，归结于至善，而后才有那文采斐然的治理，是两汉可以恢复却没有恢复的，却要在积重难返的时候一下子恢复，那么形势也有万万不能做到的。井田制可以恢复吗？封建制可以恢复吗？世袭俸禄可以恢复吗？宗法制度可以恢复吗？一切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又都泯灭没有流传，不是后世所能凭空模仿的。这几样，是周公借以立法的根基。这几样不能恢复，其余的无所依附，自然阻塞而难以施行。所以说：没有那器物就没有那道理，没有珩琚等玉饰却做出弯腰曲背佩戴玉饰的站立姿态，很少有人不嘲笑他佝偻难看的；没有席子几案却做出席地屈膝而坐的姿态，很少有人不怀疑他瘫痪的。因此后世的君主没有不羡慕古代良法美意的，小心翼翼地效仿它，像封禅、像乐舞、像耕籍、像亲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效仿它确实是正确的，但最终只是粉饰附会旧事，奉行牛非牛、马非马的做法，拘泥于虚文而没有实际成效。即使是儒生，称引古圣先贤，钻研经术，好像三代大同，得到尺寸大小的权柄就可以举起来施行。等到被任用时，也终究不能达到他们自己期望而踌躇满志的那一天，难道都是学习不到家以及所跟从学习的老师不到家吗？建造高台必须依靠丘陵，挖掘低洼必须依靠川泽，这是古法。古法废绝，没有可以依靠的基础。没有可以依靠的基础，那么即使周公、孔子再生，也一定不能用今天的法度，去求得昔日的成效，这是明显的。能穿透七层铠甲的，不是空弓；砍伐大树的，不能徒手。没有其他原因，没有那器物，就没有那道理罢了。在这里不忍心坐视不管，而幡然改变计划，形势不得不酌取西法，来弥补我们中国古法的消亡。即使西法不像古法，也远远胜过。积累了两千多年暴秦的弊端，法度几乎无法可依；又何况西法博大精深，周密细微？对照《周礼》，往往相合。大概不只是工艺一方面，足以补充《考工记》罢了。这难道不是圣人之道，中国丧失了，唯独依靠西人来保存的吗？有人说周朝衰微，从事天文历算的人的子弟相继向西迁移，所以西人得以窃取中国的残余而加以精研，反而凌驾于中国之上。这还是粗浅的言论，没有通达性善的宗旨和圣人之道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同样生长在天地之间，本性没有不同，即本性没有不善的。他们即使没有中国的圣人，本来也不缺乏有才能的人。积累千百年来有才能的人的思虑与力量，他们的创制显扬，最终能达到中国圣人的境界，如果不是性善而能这样吗？又由此看出圣人之道，果然顺应天道的阴阳，遵循人的自然本性，起初并非有意在其中增减，强迫万物去做本来没有的事情而粉饰它，所以暗中契合而远远相同吗？即使如说话的人所说，西法都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尤其应当效法它，以收回我们固有的东西，而恢复到古代。看见飞蓬而造车，看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尚且制器崇尚取象，师法它来利用。何况穷尽变化通达长久，像西法那样符合圣人之道呢？不然，而且日益贫困日益衰弱，长久被人役使，圣人之道就最终消亡了。所以嗣同认为，变法图治，正是为了不忍心完全抛弃圣人之道，想以此来保卫并保存它。您说几十年来，士大夫争着讲求洋务，绝无成效，反而驱使天下人才都陷入顽钝贪诈。嗣同认为您，不仅不认识洋务的含义，兼且不认识什么是讲求。中国几十年来，何曾有洋务呢？难道有一位士大夫能讲求的吗？能讲求洋务，就没有今天的事了。您所说的洋务，只是就所见的轮船罢了，电报罢了，火车罢了，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等各种机器罢了。对于其法度政令的美备，未曾梦见，难怪您这样说。凡此都是洋务的枝叶，不是根本，拿着枝叶而要求根本的成效，为什么不会绝无呢？何况枝叶尚且没有能讲求的人。

试先就枝叶来论述，西法传入中国，应当以枪炮为最先，其次是轮船，都不算不久了。枪炮尚且不能懂得测量，何况制造？现在放置一支精良的枪，精良于此，您认为可以仅凭目力而随意射击吗？势必使用瞄准表、使用计算，而后能命中。那么

译试问前后左右的界限是怎样的？仰角、俯角是怎样的？平射是怎样的？抛物线是怎样的？速率是怎样的？热度是怎样的？远近的杀伤力是怎样的？寒暑风雨、阴晴造成的视差增减是怎样的？平日自命为读书才士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甚至有的人连这些器械的名称和制造方法都认不出来。遇到战事，就招募愚昧老实的乡间农夫，让他们使用读书才士所不能识别的器械，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吗？

去年日本听说中国购买枪械，因而嘲笑说：“即使得到了精良的武器，又怎么能解决没有人懂得使用的问题呢？最终还不是归我所有。”后来竟然应验了他们的预言。他们的士兵无不精通测算，枪兵也通晓大概，胜负的定数早就在此决定了。

轮船即使是内河商船，尚且不能自己驾驶，必须聘请外国工匠来驾驶，何况是海船？何况是海军那种边作战边行进、回旋不能形成三角态势的情况，如何避免碰撞？如果船机操作不极其灵活熟练，如何抵御雷艇？下至风涛沙线，尚且需要依赖外国工匠作为耳目。即使秦越之间有同舟共济的情谊，而在攻战这样的大事上，怎么能专门依赖一两个驾驶人员呢？平时依违于近港，虚张声势，起初没想到真的让他们出战，等到用军法逼迫他们，将士们围拢着哭泣，甚至有连夜逃跑的，他们怎么能与履险如夷、自幼习练的强悍敌人在洪波骇浪中追逐，而希望他们不覆没失败呢？那么，凡是汽机的灵活与滞涩，水火的均衡调配，速率、马力、涨力、压力的多少，通过观测天象来辨别经纬，通过测量地理来验证远近，就更不用说了。

谭嗣同曾经往来于各省机器局，看到所谓的总办，不是道台就是知府。询问他们得到道台、知府职位的原因，有的是凭借毫无用处的科举文章猎取功名而逐步升迁至此，否则就是捐纳钱财而买取官职，或是通过营私荐举而巧取豪夺。中国的辩士谈论官员，本来就不出这些原因，难怪对于算学制造一无所知而不醒悟？那么，下面那些官员属吏的懵懂昏昧，也就不必再说了。即使有一两个奇材异能之士夹杂其中，又有谁知道并听从他们呢？

并不是没有格致书院、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等学校，但学习的不过一百几十人，而且不过是每月应付功课、领取薪饷以图敷衍塞责，并不是能像治理八股文那样倾尽天下全力、殚精竭智来学习这些学业以求抵御外侮的方法。再加上没有一定的晋升途径，使他们免于攀附权贵谋求禄位，却说这智愚不一的一百几十人都能造就人才，有这样的道理吗？人才即使成就了，又有谁知道并识别他们呢？于是各局不得已而任用外国人主持其事。外国人是否竭诚忠事，民众不可轻信。他们看到我们无知无识，安坐束手接受指挥而听任愚弄，他们又为什么不去愚弄我们呢？

所以枪厂不止一个，天津、上海、江宁，其中历时最久的，到了需要用枪的时候却没有枪。船厂不止一个，旅顺、福州，其中规模最大的，到了需要用船的时候却没有船。于是又不得已而从外国购买。外国知道中国向来没有试验船械的机器，无法辨别优劣，就把那些共同抛弃的、已经废弃的器械以高价卖给中国。它们的外观虽然还像那么回事，但铁质的粗疏，炼法的苟且简略，花骨节（零件）不符合标准，这些没有机器是无法辨别的，本来就不能仔细审查而争论。何况像去年危急紧迫时，想购买稍差一点的器械，都碍于公法而得不到。智利作为局外国家，因此见钱眼开竟不愿意出售，而出使大臣意在中饱私囊，收兑委员随之索取费用，价格越高器械越劣质，又屡次被倭船搜夺，私下互相授受，紧急时刻怎么能选择呢？

那么，中国虚掷这数十年，足下还称为讲洋务，岂不是看得太高了吗？某某诸公为此出来承担罪责吗？警惕末流的过失，就说是创始的错误，这又不同于喝热汤烫了嘴就吹冷粥，因为噎住就停止吃饭了吗？况且只有数十年来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淡，清流养望，把办理洋务视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稍微知道羞愧的人甚至不敢与办理洋务的人往来。于是只有那些下贱、不恤声名的流辈，才甘心从事。上官明知他们不是同类，但窘于无人可用，不得已而任用他们。有从细崽（小吏）起家成为关道的人，有从马占仕（低级武职）升至封圻（高级地方官）的人。人才怎能兴盛？洋务怎能有效？

足下所说的“反”字，恰好说明洋务本来不是驱使人材的工具。没有真正懂得洋务的人，使得顽钝贪诈之徒得以诡托于洋务来售其奸计，反而好像洋务有驱使他们的作用似的。这又不能完全归罪于某某诸公，实在是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屑于从事实事的过错。有学问而不使用，还可以说是使用者的罪过。自己不肯做有用的学问，又能责怪谁呢？

译某公曾经感叹说：“合淝（李鸿章）得志，并不奇怪！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学问并非不好，人品并非不好，心术也未必都不好。然而，若问他们那数百种新旧、大小、前膛后膛的枪支，各种形式如何运用？如何操作？哪些适合水战，哪些适合陆战，哪些利于进攻，哪些利于防守，哪些利于山林作战，哪些利于平原作战，以及水雷、旱雷、台地营等各种攻守器具，进而说到西方政治制度、法律条文的完善完备，比这些还要多上十倍百倍，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贤良与不肖之人在这方面是一样的，稍微懂得一点的，只有合淝一人。国家不用他，又能用谁呢？”

然而昨天看到□□□给合淝的信，极力痛骂洋务，同时牵连到曾国藩、左宗棠，也牵连到李鸿章（香帅）。他为合淝出谋划策，竟然劝他率领铁甲舰去攻打日本，这真是奇特的计策啊。然而，暂且不论中国起初没有人懂得驾驶铁甲舰，即使有人懂得，难道铁甲舰就不是洋务吗？不测量天文就无法识别航向，难道要用中国的土圭吗？不测量地理就无法计算里程，难道要用中国的更香（计时工具）吗？不懂蒸汽机原理，船怎么行驶？不熟悉算术，如何确定数据？不学习国际公法，不能悬挂旗帜；不通晓外语，不能回答局外人的询问。这几项，如果不是长期致力、专心致志，就不能获得实际效用，却认为平时不应当学习，等到临事时自然可以办到吗？铁甲舰是各种洋务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名士并非不知道洋务有用，只是自己不懂也不会，恐怕一提倡洋务，就失去了他们作为名士的资本，不得不狠下心来，竭尽全力去排挤它罢了。

试问那些诋毁洋务的人，能不穿洋布、不用洋货吗？与其依赖他们的物品供自己使用，使他们每天消耗我国百姓的财富，不如全部自己制造、自己使用，同时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用来抵御他们，以保留养育民命、缓解民力所需的财富呢？就拿洋钱这一项来说，在东南各省通行，西方人获利无数，中国为什么不早仿造呢？起初认为是资本太重。湖北建立银元局，购置机器才花费数万两银子，这又有什么难的呢？直到今天才有广东、湖北两个造币局，对于铜钱，竟然坐视西方人熔铸而不加以管理。中国做事步步落后，渐渐连落后的步骤都没有了，因此衰败到了今天的地步，而所谓的士人反而更加坚持旧说，固执不服，不问此时是什么时代，应当做什么事，沉溺于考据辞章，拘泥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百战百胜，却以此夸耀，根本不分辨是哪个洲、哪个国，一概称之为“洋鬼”，动不动就夜郎自大，想凭借一时的议论作为经世济民之才，把意气当作志节，想把他们全部驱逐到海外，闭关绝市，竟然好像经过了几十年，贤士大夫苦思冥想，也无法应对。他们一旦蛮横，早晚就能平定，看到有识之士讨论实学，努力挽救危局，又厌恶他们显露出自己的空虚和短处，于是嫉妒他们，辱骂他们是异端，诋毁他们是邪说。那么，难道就应当拱手瞪眼等待被诛杀吗？我曾经说中国有导致亡国的士人，就是这些人。

不仅有导致亡国的士人，还有导致亡国的百姓。各省的毁坏教堂、殴打洋人，湖南的阻挠矿务、阻挠电报，以天子的尊贵不能做成一件事，在湖南做官的人动不动就变色相戒，闭口不敢谈论洋务。加上周汉那些稗官野史般的乱民煽惑，为了私欲一时逞快，而暗中给君主带来危险和屈辱，还悠然自得，不知天高地厚，自己夸耀忠义，骄傲地对人说：“我能辟除邪说，攻击异端了。”最近四川教案牵涉多国，非常难以了结。保护教堂的严旨，急如星火，以至于湖北的洋人每天游洪山，命令由督抚衙门派兵伺候，这哪里还是世界常态？西方人还说中国的官员连自己的百姓都约束不了，要这些官员有什么用？他们评价我们湖南人，一是说没有教化的野蛮，二是说未开化的愚昧，而中国人曾经一致思考过吗？探究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又不能不专门归罪于各位公卿，在无法可依而应当变法的时候，不能伸出铁肩、下辣手，像张居正毁掉天下书院，像清初剃发令那样，以强力遏制这些乱民，反而曲意顺从他们，使他们不变，使士民无所适从。

想要不讲洋务，但接触到的聪明才智、精神世界、日常饮食，哪一样不是洋务？既然不能高飞远走，脱离人间，那么抛弃洋务在势头上是做不到的。平时所考查的不过是八股、试律、大卷、白折等，与他所考查的截然不同，不问他们习不习，一味求全责备，事事都要求他们做，最终导致一事无成。想要讲洋务，而国家起初没有这方面的法规，缺乏师承以致精通，又望而生畏其烦苦，恐怕白白分散治理举业的时间精力，又不能与通过科举、捐纳、荐举获得功名的人争夺进取之路，目光游移四海，茫无归属，于是忍心把它置之不论不议。没有铁路和游历的费用来扩充见闻。于是真的认为可以不讲洋务，如果讲了，就不是圣人之道，似是而非，习非成是，一人唱和，百人附和，众口一词，即使每家都有一个嘴巴，也讲得深闭固拒而不相信。

日本、暹罗变法时，先改变衣冠，所以能神奇地发挥鼓舞人心的妙用，而昭示其巨大的信用，一新士民的视听，使他们清楚地共同理解法律决定于变革，逐渐熏陶浸染，久而久之自然将同心同德，以舍弃旧的而建立新的，谋求进步变革。其他

译变法之所以始于改变服饰，是因为人们容易听从和乐于效法，民心因此得以安定，非议因此得以平息。日本因此得以勃兴，暹罗也不失为天下第三等的国家。那些不改变的，都被世人忽视，最终彻底灭亡。所以，改变衣冠，也是洋务的根本之一。有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为由，不愿改变，这可以不强求，但其他应当改变的，确实没有一样可以拖延。那些说不应当变法的人，不过是庆幸生于取士用人没有依据的时代，得以隐藏自己的无能，寄希望于糊名取士、按资历用人，以便谋取私利罢了。西方人鄙视中国士人的志趣卑劣浅陋，只想着做状元宰相，绝不谋求一技之长以济世安民。唉！奇怪啊，这话竟出自西方人之口，我们中国的取士用人究竟如何呢？您过去曾感慨按资历和糊名取士的弊端，还认为那比现在稍好，是公道仅存的体现，这是您愤世嫉俗的深心，并非不知道圣人之道已经不存在，只是依靠这稀疏将裂的法度，勉强作为遮拦，却独自不思考变通之计，为什么呢？如果改变为乡举里选，谬误地采纳虚名，就会使人看重官爵而轻视天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弊端更加滋生，甚至比按资历和糊名取士更糟，可见古法确实不可行于今，确实不能不改变为西方依据实事取士用人的方法。如果依据实事，即使是乡举里选，也未尝最终不可行。所以认为变法就是变革，从而回归圣人之道，这是同样的志向。假使早几十年将科举改为西方依据实事的方法，舍弃其他出身途径，那些谋取私利的人还有什么可侥幸，能不改变心意去研习西学吗？等到今天，民心早已安定，非议早已平息，人才早已遍布在位，中国早已恢复圣人之道，从而领先于万国。父亲以此告诫，兄长以此勉励，我们这一辈也必定在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业、天文、地理、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术、制造、格致之中，各占一门，各擅一技，共同奋发于功名正途，何至于像今天这样一无所长，沦为废物？又何须费口舌，产生这样的辩论。假使当时有人强迫我们恢复八股，难道不会像现在笑骂洋务那样笑骂他们吗？又假使我们不生于中国，而生于英、俄、法、德、美日等国，看到中国所谓的八股及我们这样的辩论，难道不会旁观而嘲笑吗？那么，各位公卿与士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没有早点改变科举的缘故。现在追究祸患起源的人，必定以合肥（李鸿章）为众矢之的。他晚年走投无路，百事废弛，确实令人厌恶。然而二十年前有一篇绝大的名奏议，关乎中国生死存亡，就是请求将科举改为西学的奏疏。既然受阻未能实行，从哪里得到策略来辅助自己？从哪里使君子区别于小人，从而将四亿无用的废物变为有用？更从哪里有安内攘外、建立威信、消除隐患的一天？合肥的聪明人，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所以规模虽然极其宏大深远，布置虽然极其周密周全，一有边境警报，就始终主张议和，也是清楚地看到科举不变，材艺不奋，绝对没有可战之理。这洞察先机，全力维护大局，不是后生浅识所能窥见的。责备别人并不难，我们这一辈安居享乐，超然事外，只觉得他们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身居高位却不能实现志愿，事变万端，交相奔赴，实在有极难之处。只奇怪他改变科举的建议既不被采纳，为何不以去留抗争？抗争不得，就引退，不就能保全自己了吗？等到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问，张口不能对答。唉！贪恋权位足以丧身竟至于此，徒然空有其才罢了。所以改变科举确实是扭转乾坤、转移风气的大权，而且是最为根本的。有人质疑说：不先端正天下人心，变了也像没变一样。回答说：这固然是根本中的根本，但也只需端正上位者的心就可以了。

译具备《睢麟》那样的意旨，然后才能推行官礼的法度。这也是就居于上位的人而言的，怎么能广泛地归罪于天下人的内心呢？如果一定说天下人的内心都不端正，这又是何等的过分？尊崇西方人而自我诬蔑得太厉害了。西方国家的治理太平，难道是因为他们的人心比中国更端正吗？他们独自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境界呢？那么，难道他们天性善良而我们天性邪恶吗？不过是他们的法度良善、意旨美好，而我们没有法度罢了。法度良善，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还可以自我勉励；没有法度，即使是中等资质以上的人也难以独自生存。法度良善，那么曹操、王莽这样的人无从觊觎权位；没有法度，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最终也难免感到忧虑。况且即使想要端正天下人的内心，又岂能靠空话就能端正呢？深知今日的祸乱，确实有被人心所招致的因素。那些甘心误国的人，所谓不待教化就应诛杀，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端正这些已经死去的内心。然而还有后来未死的内心，如果没有法度，又从何处开始端正呢？这也只能在变法之中罢了。衣食充足然后礼让兴起，圣人的言教必定在使百姓富裕之后。孟子说，救死尚且恐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谈论王道则以耕种、养蚕、畜牧为先。没有器物就没有道，圣人言道没有不依附于器物的。怎么能拿着四亿处于困境、无处申诉的百姓，一一用空话责备他们，强行命令他们端正内心呢？所谓留下空泛的文章来教化后世，也是希望后人能够推行法度来实行教化，从而使空泛的变得不空泛。如果仅仅空泛的文章就足够了，那么前人留下的也已经很多了。现在对于教化怎么样呢？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感到畏惧，但在孔子的时代不乏乱臣贼子，在孔子之后的时代也不乏乱臣贼子。孟子排斥杨朱、墨翟，但异端在后世并未断绝。韩愈排斥佛教、道教，宋代儒者又排斥佛教、道教，最终佛教、道教与韩愈、宋儒并存。没有其他原因，孔孟、韩愈、宋儒不幸没有身处高位行使权力来施行端正人心的法度，只依靠口诛笔伐作为千里长堤，却不担忧决口，固然难免被奸雄暗中嘲笑。那么，如果不变法，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施行教化来端正人心。因此，变革学校，确实是端正人心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学校为什么要变革？也不过是科举要依据实事罢了。既然人心无法直接提取来考察是否端正，所以不借助实事作为证据，尤其无法得知。中国的经史、性理，诵读学习依旧，尊崇依旧。况且端正内心本应是人人应有的，进而观察其他方面，难道不应该另外设立一科而将其视为外在的吗？即使是考据、词章、八股、试律，也听任他们自己去做，不将其列入课程，不以此区分高低，只取文理通顺即可，因为这些可以伪造，其余的不可伪造，自然都必须是实事。都是实事，那么科举选拔人才就有依据，而乡举里选也没有办法来遂行私欲。好啊，西方学校与科举合而为一的法度，有泽宫选拔士人的意旨。设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晋升，其中有才能的人升入大书院，如同成均。各自坚守专门之学，等待录用。学业不精进，或有其他过失，依次降级，如同郊遂。他们参加考试，就由各自专门学院的院长来考核，不拘人数，请求考试就考一二人也可以，百十人也可以。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天可以，明天也可以。所考的又都是实事，都可以实验。如考算学，就当面命令运算；考船学，就当面命令驾船；考律学，就当面命令断案；考医学，就当面命令治病；考汽机学，就当面命令制造；考天文测量学，就当面命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虚假。考中后当面给予证书，根据等第不同给予名称，如同中国的举人、进士之类。其中有特别优秀的人，立即上报提拔。考政治学、文学的，在内部任职；考算学、理财的，在户部任职；考兵学的，在海陆军部任职；考法律的，在刑部任职；考机器的，掌管机局；考测绘的，掌管舆图；考轮船的，航行江海；考矿学的，掌管煤铁；考公法的，充任使臣；考农桑的，列入农部；考医学的，进入医院；考商务的，担任商官。其余的或者掌管教育，或者等待录用，或者再次考试。各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的达到十数万区，少的也有数万。学某门学问，就读某门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备。舆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是士兵都命令读书。又有瞽学校，制作凸字书，命令盲人触摸阅读。凡是子女生下来八岁不读书，惩罚其父母，又有五家连坐的法度，一家不读书，五家都受罪。所以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所以妇女无不读书。因此小孩得到母亲的教导，七八岁时就知道地是球体，月是地的行星，地是日的行星，地自转形成昼夜，地绕日产生寒暑，地共有几洲，共有几国，某国与我亲近，某国与我疏远，以及各国的广狭强弱，都已经大概知晓。

至于品行心术，固然无法通过考试来检验，实际上就在各种学问之中，端正内心本应是人人应有的，进而观察其他方面，如果品行不端，也没有能做好事情而不败露的，何况有警察官吏举发刺探，有上下议院评论，又有重赏厚罚在后面驱使，还担忧得不到人才吗？中国用八股来考核品行心术，又有什么关联？岂止是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凡可以伪造的，其与品行心术的无关，就如同八股一样。

译罢了。顾亭林痛惜八股取士的祸害，说它不亚于秦朝坑杀儒生，我认为凡是不依据实际事务的，就不能称为儒术，那就是坑儒之坑。只有变革学校，变革科举，进而变革官制，下以实才贡献，上以实才求取，使贤能之士得到任用，在位者的心术得以端正，并且由此进而变革养民、卫民、教民等一切根本之法，那么天下人的心术也就端正了。根本既已确立，枝叶自然依附其上，还担忧什么愚顽贪婪欺诈呢？还担忧什么洋务无效呢？有人又诘难说：天下大局已经溃败到如此地步，所谓的利权、兵权、制造之权，渐渐波及用人、行政之权，一旦授予敌人，想要毁约也已经来不及了，即使变法又有什么用处呢？回答说：这难以说清，我只是惋惜此前数十年的宽裕岁月，不考虑这些，不实行这些，看见日本变法而兴盛，可以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典范在，却不想效仿，反而议论、诋毁、嘲笑、咒骂它。起初通商时不变革，还说是不了解中外情形，庚申年可以变革了，庚辰年可以变革了，乙酉年可以变革了，却不变革，直到今天，奄奄一息，自救尚且来不及，却不衡量德行、不估量力量，脉动剧烈、情绪激动，忽然兴起与善于变法的日本作战，如同泰山压鸡蛋，如同腐肉碰利齿，难道有一丝侥幸吗？起初听说湘军一见到敌人就溃败，心里虽然哀怜，也不曾不暗自高兴我们湖南人的骄傲从此可以稍微收敛了，不久他们的骄傲依旧，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我哪有闲暇计较外洋欺凌我们、残害我们呢？只是责备自己罢了。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完备，那些甘心误国的臣子，既然不是贤者，责备又将另有所在，那么事情之所以不可为，也是亡国之士民造成的。为什么呢？今日误国的臣子，就是前日的士民，今日的士民不改变，他日又将误国了。虽然如此，我所说的变革学校、变革科举，都是为了使士民改变他们的桀骜不驯，从而任用贤才，贤才得到任用正如西方人所称的“联合力”，难道有不可为的时势吗？试着为当前的时势筹划：已经割让的土地不必说了，能有所作为的本来不在于地大，这是浅层的祸患。赔偿兵费二万万两，又商议增加三千万两，这祸患较深，搜刮尽中国的民财，甚至波及妇女的首饰，恐怕还不足以筹措。不足以筹措，那么威海的日军就永远不能撤走，五十万的岁饷就永远不能停止。利息又每日滋生而日益沉重，势必要向西方人借贷。西方人更借此盘剥，高利贷、质押土地、抵押海关，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更加不足以筹措，利息每日滋生日益沉重，欠西方人的债对欠日本人的债并无益处。积累久了，即使割地、割让海关，也不能偿还。统筹全局的人，因此必须首先从事于此。如果没有内债可以举借，那么选择祸患不如选择轻微的，不如俗谚所说：“与其欠钱，不如卖田。”这还有办法。至于开放通商、免税、免厘金、兴办机器局、制造土货，这祸患猛烈，简直没有办法，正如前文所说。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说法，从而效仿，小民怎么能承受这种痛苦？嗣同所说，简直是合四百兆人民的身家性命而灭亡之。这条约不毁，圣人也没有办法。然而毁约，自然应当有它的方法。现在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广大而寒冷贫瘠，对中国毫无利益，反而每年耗费数百万金戍守，接壤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夺，估计我们的力量终究不能守住。不如趁现在分别卖给二国，还可以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用耗费兵力，突然获得大片土地，也一定乐意听从。计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平方里，每平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两。除去偿还赔款外，剩余还很多，可供变法之用。而英俄出此代价，也不容易。我们则情愿少取值，恳请二国居中调停，胁迫日本废除开放通商之约，即使再增加赔费，也无不可。而仍然愿意少取值，请求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只要毁约与保护，即使少出代价，也一定乐意听从。

译关于保护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依赖；而这里所说的保护，只求对方说出一句保护的空话，并且必须限定在十年之内。我暂时借它作为虎皮，用来吓唬其他国家，使它们不来侵扰我们罢了。像如今浙江的舟山、天津的铁路，竟然由英国、德国派兵保护，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即使在十年内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也不可以真的让他们出兵援助。然而，只要得到世界两大强国之一的言语支持，也断不至于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况且英国和俄国互相猜忌，依靠中国作为屏障，中国反而因此占据重要地位。新疆、西藏地域与这两国紧密相邻，他们又将彼此谋划，巩固自己的边防，更没有空闲来侵犯中国。即使他们想要侵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广大而寒冷贫瘠的地区，如农业、矿业、商业、铁路之类，必定要十年之后才稍有条理，这更是缓兵之计。我得到这十年的空闲，完全足以自强了。而两国出资，又不必都支付白银。凡是铁甲舰、快船、炮舰、雷艇、水雷、精良枪支、快速商船、火车、建造铁路的钢条、木板以及应用的各种机器，都允许用来抵偿。凡是这些，对日本、对英国、对俄国没有不批准的，情理权衡两相公平，这就是所谓的“推己及人”的原则啊。于是迁都到中原，与天下重新开始，发愤图强，去除蒙蔽，而且没有中外之见，哪里还有满汉之分？那么凡是官职设置两个空缺的，凡是专门称为旗人缺额的，一律裁撤停止。那么凡是宗室俸禄驻防，凡是旗丁名粮，一律裁撤停止。广泛兴办学校，没有一个乡镇村落没有学校，而人才奋发；大开议院，有一个官员一个县邑就有议院，而民气通畅。慎重科举，没有固定的名额，没有常限的日期，考核其技艺，端正其趋向，繁多其科目，精细其比较，而对一个人不要求他样样精通。改革官制，没有内外职位的轻重之分，没有文武官员的区别，专一其职业，减少其层级，提升其勋阶，增加其俸禄，而终身不更换其官职。选拔士人治理乡里，以恢复乡官的旧制；训练乡兵隶属于地方长官，以代替力役的征发。凡是府史都任用学习律法的人，人们既然有升迁调动的希望，那么书吏盘踞的现象就空白了。凡是胥吏差役就任用服役的乡兵，既然有轮换服役的期限，那么差役班次的弊端就消除了。几乎缺失的警察官员，是禁止暴乱、修缮街巷的旧制。校正田赋土地，有测绘的官员，这是封疆大吏均平赋税的职责。将海军、陆军分为两部，将领必须出自武学堂创办之初，招募西贡、新加坡、新旧金山的华人以训练海军，无事时让他们运载货物出洋贸易，既可以挽救商务，又能熟悉航海。陆军则守兵仿照寓兵于农而隶属于地方长官，战兵招募精锐而设立将帅，枪兵崇尚勇力，士兵兼通算学，工兵则准备筑垒、浚濠、修堤、建营、制造器具等各种工作。训练他们时，守兵令其站台、较准头、布阵势、习步伐，战兵在这几项之外，再加上征调代替操练，今天去某处，不久又换一处，不久又换一处，天天如同面对大敌，彼出此归，不使他们游手好闲。尽开中国所有的矿藏，以充裕富强的源头，兼用兵法部勒矿夫，有事时处处都是士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便快速征调，方便转运军饷，兴隆商务，兴盛矿产，扩大游历，疏通漕运，宏大赈济。商务方面则设立商部，召集商会，设立商总，开办公司，招募民股，兴办保险，建立官办银行，而一定要让学习商务的人担任官员，精心研究工艺制造，如瓷器、丝、茶之类与中外共同需要的物品，下至烂布可以造纸，萝卜可以熬糖，骆驼、牛、羊、鸭的毛可以制成粗布。工与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修改刑律，使中西合一，简单而容易理解，借此扫除繁冗的文书，清理各种诉讼，分别轻罪重罪，使劳役如白粲、鬼薪之类的惩罚，年初预先计算，年终结算，丝毫都用于百姓而不私藏于府库，以表明会计没有欺诈。出口免税，入口重税，点滴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交给外洋，以杜绝逐渐的漏损。食盐和各种土货则在出产之地统一征税而不问去向，对坐贾征税而不向行商征税，以归于简易而堵塞弊端。尤其需要深入研究税务之学，详细分析中外税则、查验章程，才可以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的权力。讲求植物学，以辅助农政，以丰裕材木；讲求动物学，以繁衍马政，以普及畜牧。兴办女学，以考核妇职；兴办残疾人之学，以不让他们坐吃闲饭。蚕织使用机器，可以去除蚕瘟而成功多且快；耕作不必使用机器而引水使用机器，可以节省筒车的费用与手推车的劳力。铺设电线，创办邮局，以管理邮政，汲取自来水，点燃电气、煤气灯，以便利民用。街道修筑则疠疫的源头堵塞，医院多则医治的技术精湛，建造公共的花园，作为养生防病的方法，七日一休息沐浴，以符合文武弛张的政治。博通各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便周知各国的作为，以造就外交人才，而四处游历，以增长见识，以充实学问，以观察他国的得失兴衰，各国的长处一并吸取，各国的弊端立即去除，各国的船械没有一样不能制造，

译各国的器具用度没有一样不更加精良的，谨慎地校准度量衡，审慎地确立法度，统一道德标准，使风俗一致，法令一旦建立，教化自然就会存在了。

译然而中国有屡次想要废除却无法废除的弊端，有两项不能不改变并废除，那就是漕运事务和河工事务。八个省份的漕米每年有数百万石，如果通过河运，耗费白银四十两才能运到一石；如果改为海运，耗费仍然有十七八两，而河运也没有废除。谭嗣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感叹这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曾经和您一起谈论过。您说这是正当的赋税供给，怎么能够废除断绝呢？谭嗣同也没有办法决断。后来看到李次青布政使的条奏，果然说《禹贡》中秷秸粟米不出五百里之外，《周礼》中的九贡九赋，也是专门指王畿地区而言。汉高帝转运关东的粮食来供给中都，不过数十万石。唐朝初年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宋朝定都汴京，距离江淮不远，劳民伤财的情况还比较轻微。元朝实行海运，起初只有四万石。等到明成祖取得政权名不正言不顺，挟持众人北迁，担心南方人不喜欢吃麦子，于是漕运南方的米粮来供养北方都城，开凿运河数千里，引黄河水来辅助漕运，劳民伤财，几乎耗尽了天下的全部力量。那么现在的漕运事务，只是始于明成祖歪曲正道以博取声誉，于是沿袭下来不再改变。仓库里陈旧的粮食，不知道有什么用？应该将河运、海运都废除，斟酌都城每年用米的数量，另外通过铁路随时转运，其余的储存在各府州县，或者通过铁路运往缺米的地方。况且有了铁路，民间的销售就容易，征收可以全部改为折色，等到缺米的时候再采购，尤其简便。古人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以及谨慎储藏等各种方法，都是在人口稀少，又没有铁路的时候说的。现在人口日益繁多，是古代的数十倍，所吃的粮食自然不会有太多剩余，即使有剩余也自己知道储藏，哪里会担心货物抛弃在地上呢？只是苦于没有铁路来流通罢了。有了铁路，这里不足就运往那里，根据空虚的地方去填补，断没有天下都荒歉的道理，就可以有天下相通的事情。起初不必依赖有余的留存和储藏的谨慎，凡是官仓、社仓的繁琐困难，都可以省去了。往年山西、河南旱灾连年，赤地千里，富户拥有重金，却辗转死于沟壑，官吏冷眼旁观无可奈何，正是由于运输道路艰难遥远。假使有铁路，怎么会穷困窘迫到这种地步？治理黄河古代没有好策略，殷商五次迁都，一半是因为黄河决口。那么说齐桓公填塞九河，中国才开始有黄河水患的说法，是虚假的。西方人治理黄河也只是筑堤这一种方法，但是善于审察形势，又多筑相距数里之遥的堤坝多达三四重，两堤之间筑横堤，使两相连接，中间形成方格，平时都可以种植，偶尔一处溃决，水仍然被束缚在一个方格中，再溃决一处，又被束缚在一个方格中，不至于浩荡横流，使人无从施工，无处取土。谭嗣同因此领悟井田之法，也一定是四面有堤，中间像方格，才形成一井。堤上可以行走，就是所谓的径、畛。井越多，堤就越高越厚，就是所谓的涂、道、路。而田间的遂、沟、洫，就各自依附于本堤。因为堤的四旁通达，都有口门可以宣泄。由于自己水大堤坝倒塌，也只有一井被淹，其余可以无害。所以八蜡中有防，可以知道堤坝，每井都有，是农家最切要的事情。不然一旦有水灾，沟洫畎浍反而足以引导水流入灌溉，后来的儒生于是把井田作为无法解释的积疑。到了战国时期毁坏井田改为阡陌，大概是厌恶堤坝占地，因此锄掉去除了它。疆界混乱而水患也更加严重了。现在西方人大概是用井田的方法来治理黄河，这是最应该效法的。而治水的要领，就是说不与水争地。湖湘地区的垸圩，一天比一天多，所以洞庭湖、江汉的泛滥，一年比一年严重。曾经奉严旨禁止革除，最终不能停止，也是因为人多地少，没有可以开垦的土地。从前在陕西甘肃道中行走，看到山东河南遭受水灾，百姓带着妻子儿女，背着农具向西迁移，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心里暗自哀怜。停车慰问，说将要迁移到空旷的土地耕种，问他们素来愿意吗？回答说苦于路费不足无法到达罢了。故乡一片汪洋，哪里还值得留恋？当时陕西甘肃的大官颇有周济他们的，西北土地空旷，为什么不顺势迁移濒河、濒江湖常被水淹的百姓到那里，使水有所容纳，以削弱堵塞激流带来的伤害呢？然而这不是有铁路无法做到的。所以铁路对农务的益处，尤其在无形之中，确实是根本的一个方面。

中国又有屡次想要兴起却无法兴起的利益两项，不能不改变并兴起：那就是铸钱和钞票。金银铜三种都应该铸造，而铜钱到今天尤其坏到极点。重则被私自销熔，轻则被盗铸，这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端。只有就在产铜的各矿，用机器铸造极纯的铜，极精细的花纹幕，而又稍微轻一点的铜钱，那么私销无利可图而盗铸不能。然而钱中有孔，就不啻多出一边，尤其应该力求细致。机器制造物品，圆形容易做工，方形难以做好。所以广东机器铸造的铜钱，方孔中不是很光洁，无法杜绝刮取铜屑的弊端，应当改造成圆孔，而孔内边外都做成极细的平行纵向纹路，像银元的样式，是最妙的方法。又没有比无孔铜钱更好的了，无孔积累到一千就不便携带，势必要使用银元。银元又没有孔，势必要使用钞票。所以西方国家的钱都没有孔，也是他们畅行钞票的微妙权宜之计。钞票法是银钱兼权的方法。国家不发行钞票，致使票号钱铺坐享盗取国家大柄，而在其中操纵轻重，事情颠倒，没有

译超过这个限度，钱铺更容易倒闭，甚至故意设置骗局，穷苦百姓受害无穷。然而当时仍然流通钱铺的票据，是因为当世现钱实在不多，乡间尤其紧缺，不得不依赖这几张纸票来周转流通。议论的人总是引用咸丰年间发行纸币的失败作为警戒，却不知道那只是实行时间不长，又难免失信于人，所以难以推行。如果允许百姓缴纳赋税都可以使用纸币，又订购外国的优质纸张和印版，用中国的印章印制，让票号钱铺领取官方的纸币，并严禁它们发行私票，随即设立官办银行，根据国家收入白银的数量来决定发行纸币的数量，只求方便百姓，毫无牟利之心，原本不是拿着空纸来欺骗百姓，又怎么会有行不通的道理呢？况且官办银行是商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银行一旦设立，商民交易必然以票据为凭证，这样纸币不用强制推行，自然也会流通起来。从前陕西、甘肃粮台有汇兑票据，可以汇兑白银到应解送陕西、甘肃协饷的各个省份，毫不需要费用。票据到达各省，由藩库发放兑取以代替运送军饷，立意极为巧妙。湖北善后局有台票，允许用来上缴厘金及各项解款，都未曾不顺畅流通，而且非常便利。纸币在行军作战中尤其有三点好处：一是便于转运，二是士兵携带轻便，三是不幸战死所损失的也只是空纸而已。日本军队的军饷一半是银两一半是纸币，所以损失很少，这也是我们急切应当效仿的。凡是利益必须兴办，凡是祸害必须消除。像这样经过十年，最少可以自立，不需要保护，别人自然不敢轻视我们了。每逢换约的年份，逐渐修改条约中损害极大的条款，援引万国公法，只允许在海口及边境口岸通商，不得擅自进入内地。现在无论东西方大小各国，都是如此，唯独中国任由别人进入内地。如果不被允许，那么我国通商于他国的轮船，也应当擅自进入他的内地，这就是出洋贸易的船只万万不可缺少的缘故，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援引各国的惯例，加重洋货进口的关税，如果不被允许，那么我国前往他国的进口税，也应当比其他国家特别轻。去年湖北筹款，增加征收洋油的厘金，只加征于中国商民，与西方人无关，而西方人说这妨碍了他们的销路，竟然不准实行，这正是苦于没有手段来报复。只要有一个国家能修改条约，其余都可以商议修改，像这样又经过十年，才可以由富变强，才可以称之为国家治理安定、功业完成，礼乐可以慢慢兴起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分死的功夫，怎么能办成一件事？平时务必心中明澈，眼疾手快，穷究事理、尽性知天，大公无私，权衡数千年以来的沿革损益，以及数千年以后的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盈虚消长的变化，从而因应时势进行变通，使人才得以保存、政事得以举荐，利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凭借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聪慧，必将位居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榜首，外洋都将仰仗我们的鼻息来维持生活，又怎么会有战争呢？所以今天谈论治国，实际上比前人容易，因为格致等学问早已由西方人发明，我们只需取来使用即可。他们在医学上尤其不惜切割肢体，来纠正中国医书的错误，其他的大经大法，都是通过反复试验、验证而得到的，我们不难亲自接触西方人，亲眼观察其利弊，来效法他们。您过去曾说，外洋的煤铁向来枯竭，中国的矿产尚未开发，将来中国凭借煤铁这两样资源，就足以制住外洋的死命，这确实如此。然而中国必须先自己开发矿产，以谋求富强，才能制住别人，否则别人将夺取我们的矿产来制住我们。西方人也有话说，中国好比富户，千仓万箱，积蓄极厚，仅湖南一省的矿产，就足以抵得上外洋各国还有剩余，无奈四周邻居环绕居住，都是穷饿乞丐，贪婪地垂涎，即使想要封紧箱柜，始终紧闭不开，但形势恐怕做不到，这些危急切要的话，不亚于对我们的规劝告诫。

译凡事不畏惧其艰难，不忧虑其繁杂，只应当先寻找一个可以着手的地方。虽然承受着小人的扰乱和极端的弊病之后，并不难甩开膀子行动，秘密筹划追补的策略，以期望将来能够实行。如今的矿务和商务，已经形成了中西不能两立、不能并存的局面。所以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的说法，认为万物必须竞争而后才能仅仅得以自存，从而延续其种类。在矿务商务上尽力与之竞争，就是现在的着手之处。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着手之处，难道有其他原因吗？就是前面所说的贤才得到任用的力量，而对现在的执政者本来就没有指望。况且会匪、回匪、散勇、饥民即将四处起事，大乱就在眼前，哪里还有闲暇顾及这些？然而如果失去现在这个机会，就更无法作为了，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前面所说的是王道，不得已的话就有霸道。河西、吴越以保护百姓为心，广泛寻求俊才，精心研究格致、制造等学问，突然兴起与外国奋力作战以争夺，那是朝夕之间的命运。如果胜利了，或许可以蒙受几十年的安定，然而不能必然如此。凡是霸道一定不如王道那样可以做大、可以长久，都是这类情况。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改变自己的学术罢了。学术可以改变吗？也说不过是复古罢了。唐尧虞舜时期，主管农业的是稷，主管工艺的是倕，主管水土的是禹，主管山林的是益，主管教育的是契，主管刑罚的是陶，主管礼乐的是伯夷、夔，主管历算的是羲和，都深深明白他们的学问，所以大多世代承袭官职。而圣人相互咨询谋划，又不离开兵、刑、六府、鲜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这些实事。哪有轻视一名一物认为不值得做，而另外寻求所谓道的呢？三代的学者也都各有专门的学习，切近而平实。自从秦朝改变古代的法度，学术也随之改变，渐渐不再有所谓的实学，到现在则更加严重。就像算学是中国最实际的学问，中国往往用虚妄的东西扰乱它，所以谈论算学的人必定追溯本源到河图洛书，认为是加减乘除的出处。不知道任意举出两个数都可以加、减、乘、除，何必一定要河图洛书呢？那河图洛书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概与太极图、先天图、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占验等神怪一类同为虚妄罢了。一定要像西方人那样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才能达到精实。算学家又说黄锺是万事的根本，这非常可笑。黄锺只是一个律筒而已，怎么能作为万事的根本？即使以制造度量衡来说，十二律吕，谁不可以借用来作为度量衡？何必一定要用黄锺累黍的方法，实在迂腐荒谬不可行，怎么能作为标准？因此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没有一个整齐而没有差错的度量衡，这也是创制法则的人没有尽善尽美，即使是虞舜也不能强行统一了。谨慎地确定度量衡，是王政的大事，为什么不求一个确定的标准，而听任奸民互相欺骗呢？只有法国人将地面的天度分为四千万份，以其一份作为度，度确定了就计算立方容积作为量，就以其重量作为权衡，而权衡立方的轻重，又可以反过来校正吗？度一旦有差数，人人都可以运算得出。中国的度只到分数为止了，他们有佛逆及分厘尺，每分可以剖分为千百。中国的权衡只到分数为止了，他们有化学天平，每分也可以剖分为千百。因此通都大邑，僻壤穷乡，拿出来比较，无不吻合。中国的测量家多使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其习惯使用西方人的度量衡，不是喜好新奇，实在是他们有标准而我们没有标准。天地的机关，一发不可遏制，将要全部泄露其灵奇，以开启民众进入聪明的领域，其中自然有不期望改变而自行改变的，这类就是。算术古代有九章的说法，割立方、田粟、布商、功均输等名目，实在不是本于自然。怀疑《周礼》保氏的九数，起初不是这样的，其说法失传，汉儒于是割裂算数来补充它。在先郑时，已经多出夕桀、重差等方法，明明白白不止九种。到了宋代秦九韶，知道九章不足信，另外设立九章名目，所分的更加没有道理。这不如西方人点面体的说法，足以包举一切。只有这个，凡是中国所称的五谷、六谷、九谷、百谷、三江、九河、五湖、九河，要不过随便举一个数作为名称，像九夷、八蛮之类，原本可以不必拘泥。经生家琐碎地分辨，最终不能折衷确定一个标准，也只是觉得浪费时光而不切合事理罢了。

格致的道理，杂见于周秦诸子。乍一听，似乎很奇特，其实非常平常非常实际，人人都能知道能实行，而且已经知道已经实行，习以为常而不察觉，日常使用而不觉得罢了。而迂腐的儒者凡是机器不分好坏，一概斥责为奇技淫巧。等到看到它们确实有实用，就又仗义执言，另外说一套，说与民争利。当西方人创制机器时，也有持这种说法阻止他们的。时间久了，货物钱财充满，上下都便利，不仅本国废弃的东西化为神奇，民间日渐富饶，并且邻国的金钱也都输送聚集到这里。各国非常恐惧，争相制造机器以互相胜过，仅仅得以自保，彼此没有获取赢利，于是相继到中国通商，因为中国没有机器。中国如果广泛制造机器，才开始足以保护百姓的利益，而说与民争利是什么呢？轮船

译这似乎是在争夺船户的利益，然而任凭外国轮船在江海间往来，掠夺百姓的财富，我们自己不制造轮船夺回一二的利益，可以吗？又如招商局有民间的股份，各轮船所使用的民间人员数以千计，各码头的商务繁荣兴盛，那些利益不还是归于百姓吗？铁路似乎是在争夺车夫的利益，然而铁路应用的人员应当是车夫的百倍，铁路所达不到的地方，仍然需要车夫运输，这样车夫的利益将会日益兴盛，而民间笨重无法运输的顽铁、怪石、遗落的谷穗、滞后的麦穗，至此都可以换成钱财，它对百姓的便利更是数不胜数。汉阳铁政局似乎是在争夺铁匠的利益，然而它所制造的都是铁匠无法制造的物品，所雇佣的工役又都是铁匠的杂役以及煤铁各矿山所用的人员，数以千计、万计，财富既然散于民间，也以此排挤了外国铁器的利益。武昌机器缫丝局似乎是在争夺蚕妇的利益，然而从此养蚕的人将会日益增多，并且雇佣女工数以千计，使武昌这个不产丝的地方忽然增加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所缫的丝又销往外国，还有比这更大的利益吗？凡是地方一旦设立机器局，肩挑背负的小贩必定比平时增加数倍，这也是浅显而容易看到的利益。西方国家的兵法中有气球、飞船，是机器中最脆弱薄弱的，然而最足以扰乱敌人的视听而挫败其士气。往年镇南关因此失守，今年澎湖又因此不保，中国应当如何讲求仿造及应对的方法呢？偶尔与人谈论此事，总是用“奇技淫巧”四个字一笔抹杀，中国的士人还能称得上是通晓世事吗？地图，是治理国家的纲领，尤其是行军的首要任务，中西方都是如此。然而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一张详细而确切的地图，经史大儒，常常自命为地理专家。对于亚洲的历史沿革和地形险要，尚且争论不休，无法做出定论。此外，难道还知道是什么地方吗？西方人将地理学分为文、质、政三家。文家论述土地与日月等行星的关系，各球体的大小轻重，各本质的松紧程度，寒暑昼夜、潮汐产生的原因，以及测量日星的高度弧，确定经纬里程，并绘制在地图上。质家辨别土石的新旧层次，各种化石金属凝结的原因，了解太古以前冰山、火山、沧海桑田的形势，动物植物的同异，以及矿苗的类别。政家记录风土礼俗，以及治理疏忽的道理，攻守的适宜之处。所以西方学子门类虽然繁多，但都要从地理学入门。不通晓文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静力学等学问。不通晓质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化学、矿学、形学、金石学、动植物等学问。不通晓政家的道理，就不能通晓政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学、商学、农学、使务、界务、税学、制造等学问。去年前线俘获的日军士兵，身上都带有地图。攻打某处，就绘有某处的地图，山泽险要，桥梁道路，无一不具备。下到山的坡度，河的宽窄，某处能容纳骑兵，某处能通行步兵，都有比例可寻。每逢抄袭埋伏、约定日期会合，即使是一个走卒，也能按照地图心领神会，不至于发生差错。西方史书记载一件大事，就附有一张当时的地图。凡是游历的人到达一处，就绘制一张地图。然而西方人还自以为没有达到极致，各国都特别成立地理学会，邀请千百人，潜心研究，精益求精，永无止境。中国则是即使大将出征，也不过依赖向导的口述，起初就不懂得测绘是什么事情。兵法，也是儒家的大用，而今天所谓的纯儒，反而忌讳谈论它。平时不讲究学习，临到紧急时又怎能得到一位将才呢？西方人既然重视韬略，尤其喜欢观看战争。如我与日本的战争，其胜负的原因，为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他们都详细绘制地图，并附上说明来论断得失，回国印刷售卖，使人人知晓兵法，即人人可以成为兵，人人可以拥有枪械，并且允许自己制造，所以一呼即成劲旅。这就是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

译中原地区只是担心百姓懂得军事，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奏报、条陈以及两军的情势，都秘密不向人公开，即使是督抚大臣也不让他们知道，而外国却无不知晓。民间售卖、收藏枪械，被称为犯法，明知弓箭无用，但武举考试最终不改为使用火枪，大概是担心百姓熟悉兵器而作乱，如同汉代禁止携带弓弩一样。最终作乱的百姓并非没有火枪，这不过是白白束缚善良懦弱的人罢了。一旦有事，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那不让愚昧的百姓首尾相连地被杀戮的，又能有多少呢？国家将要征召他们当兵，怎么能指望他们得力呢？然而，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用来愚弄百姓，恰恰是自我愚弄、自我困顿罢了。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日日怀着猜忌之心，用各种手段来控制百姓，百姓中不甘受控制的，自然投靠外国，难道就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吗？这就像一家人兄弟互相攻击，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外侮，反而厚着脸皮乐于接受，甚至召请他们来，唯独这是什么缘故呢？商务，儒生不屑于在意，担心读书人兼营商业，有违背“谋道不谋食”的明确训诫。然而，这不只是中国防范，西方人难道就独独不这样吗？官员是官员，读书人是读书人，商人是商人，做官而从事商业牟利的，有固定的刑罚。富商即使拥有敌国的财富，也不稍微假借给他们名位，他们所称的商学、商部，只是研究商务的盈亏，并适时调节以匡正补救，并不是让他们亲身去追逐微薄的利润。中国害怕谈论商务，于是连商务与国家存亡的关系，也一并抛弃不再提及。修建铁路就说没有费用，然而广东商人某某竟然出资为美国包办铁路。制造轮船就说没有费用，然而福建、浙江的大商人往往购买大轮船，悬挂外国旗帜，自称为洋商。深渊里的鱼、丛林里的鸟，楚国的材木用在这里，本来是在上位者驱使造成的，那些读书人难道不能醒悟商务力量的巨大吗？正因为如此，凡是谈论农务、蚕务、牧务、渔务的，都不是说亲身去做，而应当精察其中的道理，作为百姓的引导罢了。图表，尤其用来总括学问的纲目，而会通其归宿，是经济学家所依赖用来考核和筹划的。试问中国从事这种学问的人是谁呢？西方人将表学译为统计，说它源自《禹贡》及九鼎所绘的图象。考察西学接近墨家，而墨子效法大禹，那么言论必有依据，所以对于政事极其详尽的，无不列表。家中人口增减、百官进退、外国兴衰以及交涉事件、矿苗盛衰、出产增减、谷物丰歉、百物价值、用度奢简、岁入多寡、兵额增减、船械精粗、工艺良劣、各种学术高下、医院治病得失、各类案件人数及罪名，都分等级做成年月比较表，或变为方圆等图，既可以省去案牍的烦苦，尤其能一目了然，看待全国的事情如同数手掌纹路一样清楚，所以常常以简驭繁，掌握要领。太史公说：“我观察周谱旁行斜上，大概这就是中国治经作史的方法。”至于新闻报纸，最足以增加人的见识而借此了解外事，林则徐总督广东时，广泛翻译西方国家的新闻纸，所以能洞悉其情势而应对变化。今日最切要的图表，没有超过这个的。乡间没有什么见闻，尤其需要借此作为耳目。中国的大毛病，莫过于不喜欢游历，又连这个都没有，终身聋盲罢了。凡是以上这些方面，有一项不是学者所应当做的吗？或者有一项不是古代的方法吗？而说另有圣人之道，认为这些不足以容纳于圣人，这就错了。某某说：从前客居上海，有西方人到他的书斋，见书籍堆满案头，假装不认识而问：“这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书。”又问有什么用处，不能回答，于是慢慢说：“这在我们西方国家自然都有用处，你们中国何必一定要这个？”悲哀啊！这话也就是所说的“重视器物就失去了道”，不努力治理现在的器物，空谈古代的道，最终有什么好处呢？至于西方人对书，确实是很有用的。经史通鉴以及宋代儒先的书，各国早就翻译出来，又有专门翻译中国书籍的，期望将中国经史子集下至小说、新闻纸全部翻译，以备采择。他们既然有了器物，道才得以依附，看他们的实施，达到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的盛况，比起唐虞三代固然在品节上没有更详细明确，但收效最终并不稍差，而且区域更加广阔。曾经遗憾博施济众的说法，圣人认为极其困难，那么将与天地一起终结这缺陷吗？现在没想到在美德诸国遇到它，虽然西方国家也断无永远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相消长，如舀水如注水。他们所取得的即是我所给予的，我所增加的也就是他们所损失的，我不自我强盛，那么他们最终也没有衰弱的道理，那么洋务应当讲还是不当讲，难道还值得徘徊计较吗？

来信说：“日本未曾蓄积内犯的志向”等等。嗣同认为您这话，比起您所说通晓中外情势的人，难道不是相差太远吗？日本的蓄谋，应当在二十年前，储备钱粮，修缮甲兵，长久以来被外人侧目。合肥（李鸿章）知道这是中国的大患，曾向朝廷进言，沈文肃（沈葆桢）也说过，薛叔耘（薛福成）又说过，而丁雨生（丁日昌）中丞说得尤其激切。除此之外，中西智士谈论东洋事务的，指不胜屈。您难道不知道吗？而故意发表轻敌的言论，大概还是认为中国真的可以一战。战争必有其理由，曹翙还能说清楚。现在民众顺从吗？神灵保佑吗？属于忠义一类吗？去年主张战争的人，

译不揣度可以作战的人心风俗，以及能够作战的粮饷与器械，又不筹划战胜后如何善后，战败后如何收场？昏昧地侥幸于一胜，偶尔有一两位有远见的士人出来劝阻，就嘲笑他们是怯懦，甚至诋毁他们是汉奸。虽然如此，这是因为没有势能的审视，还有道义可以坚持。那么互相推诿说穷尽了，上天孤立地施行其意志，胜败存亡或许可以不谈。等到形势显露、势力衰微，有百败无一胜，所丧失的肥沃土地方圆数千里，沿海八九省同时告急，顾此失彼，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防守则没有这恒河沙数般的士兵，放弃又资助敌人，而海军化为灰烬，茫茫大洋全被敌人占有。他们进攻我不能抵御，他们撤退我不能追击，他们攻击别处我不能救援，他们停泊我不能逼迫。他们拥有悠闲自得、以逸待劳的态势，正想着向东就向东适宜，想着向西就向西适宜，选择肥美之地而吞噬，窥探瑕疵而践踏。自恃雄强，意气横溢，我们却望着海洋徒然叹息，不知所措。当海军尚未灭亡时，进言的人想要直捣长崎、横滨，作为围魏救赵的计策，不知道我们的海军将在海口失事，难道能在外洋得逞吗？一旦泛舟沧海，就晕眩呕吐不能行立，恐怕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将举步后退，想去幽燕却向南走，脚能认识长崎、横滨在哪里吗？然而海军不可用，还说是中国的短处。中国的长处，没有比得上陆军的，而奉天战败，高丽战败，山东战败，澎湖又战败，旗军战败，淮军战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的军队无不战败，即使是威名显赫的湘军也战败，而且比其他军队败得更惨。将领们互相推诿而不敢前进，乡间农民甚至以从军为戒，听说与日本作战就退缩不应募，或者已经招募却在半路逃亡，虽然将领不得其人，但也有善于调度、能苦战的人。战死数万人，也不算少，是义勇之士。而最终落到这地步，那么陆军对于海军，又未必相差悬殊。至于粮饷器械的丧失，大小以千计，弹药以万计，枪支以十万计，枪弹以百万计。其他刀矛、帐篷、锅、衣服之类，尤其琐碎不足计算。丧失的银钱与工料，以千万计。统计中国所消耗的战争防守、填补防线、月饷、加饷、转运等一切，又以千万计。户部告急，外库搜刮无遗。下至劝捐、勒捐、房捐、商捐、加征、加厘、向洋人借款、向民间借款，名目杂出，刮骨吸髓。而且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的协饷，以及廉俸与凡应支出的款项都敷衍不发，卷尽天下所有，还不能供应前敌的一次战败，而添购军械的钱尚且无处筹措。于是赤手空拳，坐以待毙。先前主张作战的人，才开始目瞪口呆，神魂丧失，不敢说一句话。偶尔被咨询，只是叩首流泪，相对嚎哭罢了。而求和的态势于是不能避免，摇尾乞怜，哀鸣以求延缓死亡不止。嗣同认为，轻率主张作战的大臣，以人家国为侥幸，事情败坏就置之不理，而逍遥事外，他们的罪过比败将还要重一等。而日本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战鼓经年，阵亡的真正日本人才六百多人而已。粮饷器械更有得无失。您认为中国可以作战吗？不可以作战吗？先前看到□□□上书说，与西方人作战不应当用枪，应当一切弃置而用自己的气。□□□同样坚守这个义理，而持变气的说法说：“专精诚然。”看他的文采很美，书法很好。中国的名士，大体如此。洋枪洋炮的厉害，在西方人看来还是小事，然而也万万没有徒手可以抵御的道理。大概误信了孟子制梃的说法吧？然而孟子明明提出了秦楚二字，何曾说可以鞭打英俄法德各国的坚甲利兵呢？即使以此而论，最大的克虏伯、阿模士庄大炮，能击五六十里，而开花弹可以穿透铁尺许，可使万人同死于一处，虽然断无万人并肩累足等待它的道理，但其力量所及，终究不可不知。由此推论，他们不过发射数万发，而我四百兆黄种人可以灭绝，还说气与精诚足以抵挡吗？他们的法度政令，工艺器用，有十倍于此的精妙，起初不必全用蛮攻蛮打，自然可以从容地夺取我们吗？现在日本已得到险要之地，已得到命脉，已具备席卷囊括的态势。有可侥幸的是，或许各国牵制，恐怕妨碍商务，不立即尽其所想为罢了。

译可悲啊！眼看中国所谓的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将一齐沦为洋奴罢了！难道不痛心吗？难道不痛心吗？却还妄自援引攘除夷狄的说法，妄自援引排斥杨朱、墨翟的说法，妄自援引利用夷狄来改变华夏的说法，妄自援引不珍视奇珍异宝而轻视实用物品的说法，妄自援引在宫阶上舞干羽，七十天就让有苗归顺的说法。就像死亡已经迫在眉睫，还说“我本来没有病”，凡是说我生病而进药的人，都是异端邪说。极度愚昧而不灵通，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况且您难道知道天下的大祸患，有不在战争方面的吗？西方人虽然以商业作为战争，但他们用来作战的手段，也就是用来经商的手段。以商业作为战争，足以在无形中灭掉别人的国家，他们的计谋极其巧妙而极其毒辣。现在的谋士，动不动就说“防备海疆”，不知道曲折绵延三四万里的海岸线，怎么防备呢？既然没有铁路使得调度灵便，就应当有海军，可以南下可以北上，首尾互相呼应。训练一支军队而巩固数省的防务，使数万里海面不至于全部被敌人占有，就像围棋中所说的“做活”。现在海岸又失守给非己之人，将从哪里开始防备呢？于是有人提出训练民团、渔团的说法，这只能用来张设疑兵、助长声势罢了。如果责令他们抵挡强敌，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近乎儿戏。有人提出放弃海口、海岸，专门守卫内地、内江的说法，这大概是以为西方人只能水战，也是极不了解夷狄的情况了。西方人尤其擅长陆战，有正兵有奇兵，能谋略能勇武。如果他们夺取了我们的海口、海岸，所谓糠秕到了米袋，内地、内江，又变成了海口、海岸的形势。那么又将放弃它们吗？所以没有铁路、没有海军，简直是没有防备的办法。况且他们也不必真的与我们交战。率领几艘铁甲舰，今天在北洋，明天在南洋，后天在闽广，忽而分离忽而聚合，忽而去忽而来，只是游弋而不接战。他们耗费无几，而我们必然倾尽天下的财力来防备。防备严密他们就退去，稍有疏漏他们又进犯。一夜之间多次惊扰，乘虚而入，不到一年而我们没有不疲惫至极、内部动乱的，这是屡次使用多种手段的旧计谋，楚国因此灭亡的原因。现在日本人专门确定几个地方，明目张胆，与我们交战，还算是老实容易对付。至于西方人，则更不需要屡次使用多种手段了。每年从中国获取八千万，比起国家的年收入还多出一千万，而且没有国家的费用。单是商务这一方面，已经远远胜过做中国的木那克（蒙古）。等到膏血枯竭，四亿人民僵死流离，自然不能逃脱他们的掌握。现在想要闭关绝市，既然终天地没有这一天，就不能不奋起振兴商务。即用他们自己的矛来刺他们自己的盾，难道一战就能解决的吗？假如战胜日本，对中国全局毫无裨益，反而恐怕因此骄傲贪婪而人心中的弊病永远成为深痛。所以失败未必不是幸运，讲和尤其应当作为急务，只是不应当这样讲和罢了。再想您轻敌的意思，大概还认为他们是夷狄，这是天下士大夫的通病，有坚决不可不改变的。俗话说：“知己知彼，先必须求自己有可重视之处，然后才可以轻视别人。”现在中国的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没有一项可以比得上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的华夏呢？即使求并列于夷狄尚且不可得，何况说改变华夏呢？就像万国公法，是西方人仁至义尽的书，也就是公羊春秋的律法。可惜中国自己求亡，被外洋所不齿，曾不足以列入公法，不是公法不足以依赖。欧洲百里的小国很多，如瑞士国，国势很盛，各国共同保护，永为兵戈不到的国家，享受太平的福泽六百年了。三代的盛世，怎么能超过这个呢？更奇特的是，摩尔奈只有三里的小国，年收入可达万余元，居然列于盟会，不是公法的力量能这样吗？中国不自变法以求列入公法，让外人代为变法，那么养生送死的利权一操之于外人，可使四亿黄种之民都成为白种的奴役，即都化为日本的虾夷、美利坚的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的黑奴。这几者都是由不自振作，等到他人入室，全部驱赶到海隅及穷谷寒瘠的地区，任其冻饿。黑奴生计日益窘迫，只堪为奴；红皮土番起初也不下千百万，现在种类顿减至十数倍；虾夷则几乎灭绝。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怎么一点不知道恐惧呢？难怪西方人说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知耻、不如人，甚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的国家。自从军兴以来，他们讥评中国尤其不堪入耳。偶尔遇见通晓华语的西方人，故作哀怜慰勉之词来纠缠，令人羞愧无地自容。

而今天又有一种议论，说圣贤不应当计较利害。这是为自己一身而言，或许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可以这样说。如果关系到四亿生灵的身家性命，趾高气扬而直情径遂，不屑稍计利害，这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的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改变其志向。开辟以来，没有这样忍心的圣贤。即使圣人说“季氏的忧患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呢？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说”，小固不可以

译敌人强大，人少不能对抗人多，弱小不能对抗强大，又怎么曾经不计算利害得失呢？即使滕文公处境艰难窘迫，也不过是告诉他以强国为善，从而听任天命。如果孟子不计算利害，就应当告诉滕文公兴兵去讨伐齐国和楚国了。尧舜禅让帝位，尚且将天下百姓的困苦穷乏与“十六字心传”一同传下来，而在游赏宴乐时也不忘记“阜财之歌”。这是说，百姓的一利一害，没有一天不在圣贤起居睡梦之间萦绕。如今所谓的士人，确实是不计算利害了。养育百姓不如农民，便利百姓不如工匠，役使百姓不如商人，却又不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的方法，而是安坐饱食，高谈空虚无证的文学与道德。所谓“坐而论道”，只有三公才能做到。如今的士人只追求坐着空谈而不思考起身行动，这等于人人都成了三公。我孔子尚且是下学而上达，如今的士人只贪图上达，不勤奋下学，这等于人人都超过了孔子。等到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万众处于灾难之中，从虎口中夺取残存的生命，从刀锋下招回余下的魂魄，那么智慧不足以探究细微的变化，勇气不足以承担事务，只是抱着无益的愤激，喋喋不休地招致憎恶。其中上等的人，竭尽他的才力，也不过是发愤自缢罢了，这对天下大局有什么毫毛般的补益呢？他们平日虚度光阴，就更加可以知道了。英国教士李提摩太，著有《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大意说：西北边疆被俄国陆续侵占的土地，方圆六千里，这是失地。而知道这件事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个。中国五十年前人口已有四百二十万，按照西方养育百姓的政策计算，每年生死相抵之外，一百人中可以多出一人，然而至今并没有增加。这是失人，而知道这件事的人，千人中没有一个。又按照西方增加财富的政策计算，每年五口之家可以共同获利一铤，然而中国却一天比一天贫穷。这是失财，而知道这件事的人，竟然一个也没有。审视这些，那么中国还能说拥有士人吗？谭嗣同对此深有痛惜，常常耿耿于怀无法释怀。我平时对于中外事务，虽然稍微用心研究，终究不能得其要领。经历这次巨大的创伤和深切的痛苦，才开始摒弃一切，专心致志地思考。吃饭时忘记进食，睡下后又起身。在房中徘徊，不知出路何在。既忧虑本性中关乎百姓万物的大义，又念及灾祸切近肌肤。虽然急躁的心长久安定，但内心的忧思反而更加纠结。详细考察几十年的世事变迁，深切探究其中的事理。远查古代典籍，近访有见识的人士。不敢固执己见而否定别人，不敢隐瞒短处而嫉妒长处，不敢拘泥于一孔之见而固守旧说，不敢不抛弃己见而听从他人，从别人那里吸取善处。设身处地，机变层出不穷。因此看到大化的趋势，风气的积累，不是固守成规、因循旧制所能挽回的，必须变法才能复古。不害怕首先发起巨大的变革，在所谓的算学、格致方面谋划尽变西法的策略，更不敢不尽心竭力。于是上书给欧阳瓣〇〇强老师，请求在本县兴办算学。他的宗旨说：“士人生在今天，也只有隐居这一种方法。然而出仕有出仕的道理，隐居尤其应当有隐居的道理。为天地确立精神，为百姓确立命运，以延续衡阳王夫之的学术脉络，使孔孟程朱的传承不坠落于地。只有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应当承担此任，而各位门弟子也应当分担其责。有的像仲子治理赋税，有的像冉子通晓算术，能理财；有的像端木子通晓算术、经营商务；有的像樊子考究农务；有的像公西子足以胜任外交使才；有的像宰我学习语言；有的像卜子治理文字；有的像颛孙子订正礼仪注疏；有的像言子详明节文陶淑。时间久了，必将有治学与德行合一，高居德行科目，兼具治理国家才能的人，以及像颜回、冉雍那样的人才，师生一堂和谐融洽。三代若有王者兴起，必定来取法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如今的世事变迁，与衡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略有不同，那么学问必须验证于实事，以期能够起身行动而没有阻碍。如果只是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的大门面，而不能施行于当今，那么这种学问有什么可贵呢？”

译听说曾发先生曾提出变法的议论，我私下希望先在某个县小范围试行，召集当地绅士，讲明当今的时势与挽救危局的方法，设立算学格致馆，招收聪慧的子弟在其中学习。这如同今日衔石填海，将来未必不能收到人才辈出的成效，对上可以辅佐朝廷，对下也足以供给河西、吴越等地的人才需求。即使最终归于衡阳王子那样的噩梦，到了万无一策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一息尚存”的责任。纵然像春蚕到死，还要捣碎麝香成尘。谚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必须有米才能做饭，否则也不能称为巧妇了。那么，畏惧困难而追求简便，因循陋习而渐渐不忍改变，从而贻误终身；事急之时又蛮横地主张开战，丝毫不顾情理是否安适，这怎么能称得上是通晓天地人道理的儒者，推演十事合一的士人，以及包罗万象、本末兼备、体用俱全的学问呢？那些蛮横主张开战，以及提倡闭关绝市的人，是不计利害的。这就像劝告只有五十里国土的滕文公去讨伐齐国和楚国一样。书信到达后，关于在途中商议的大略，都承蒙您采纳，于是有了兴办算学社的举措。唐绂丞诸位先生又向学政申请，将县中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而刘淞芙另外联合一个小社，稽考古制以振兴今世，士风为之振奋。此后倡导扶持正学，大力振兴国家，尤其要依靠您。然而却因畏惧“讲洋务”的名声，随波逐流地诋毁，像您来信中的那些话，实在不是我愿意听到的。我私下认为您天资聪颖，不久就会猛醒，现在只是被喧嚣的言论所迷惑罢了。纵观近代的名公大臣，他们起初未必都明白事理，经历的事情多了，见识和魄力才变得卓越。如曾国藩、曾纪泽父子，丁日昌中丞，对洋务洞彻明了，都是由亲身阅历而得来的。左宗棠晚年显达，所以观察得最久，他请求制造轮船的奏疏中说：“他们既然灵巧，我不能安于拙笨；他们既然拥有，我不能傲慢地一无所有。”至于兴办机器，确实知道这是首要任务。沈葆桢奏疏论述船政，自认为“我则一无所知罢了”，他的悔恨是多么深重啊！彭玉麟号称不喜欢洋务，然而修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方方法？又何尝不请求制造兵轮？他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甚至说：“即使孔子孟子复生，也不能不变法而治”，这是对洋务能深入其精髓。黎庶昌任兵备道时，作为诸生上书言事，似乎深深鄙薄洋务；等到出使东洋，他的章奏截然不同，好像出自两个人之手。郭嵩焘侍郎从西方归来，将西方国家比作唐虞三代，几乎被士论所不容。薛福成副都御史，起初也怀疑他赞扬得太过分，后来亲自出使四国，才感叹这话不假。阅历，是人人都有的，只要不自我维护以前的错误，不隐瞒自己的过失，还有什么难以醒悟的呢？即使是我谭嗣同年轻时，何尝不随波逐流，抨击西学，与友人争辩，常常导致失和。时间久了渐渐知道怨恨悔恨，急切想要再次醒悟，但那些人有的列举我的过错，有的不再相遇，有的已经去世，哀叹我的无知，辜负了这位良友，所以尤其希望您引以为鉴戒。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治言》，所说的话尚多隔阂，未切中事理，现在一并呈上供您阅览，也可以检验我见识的增长。过去曾以“日日新”相互期许，您没有立刻领悟，或许您的失误就在这里吧？至于我谭嗣同，从今以后更应当追求新学，不敢局限于所陈述的内容，您不斥责我的狂妄，如果有更精妙的策略，我将为您倾箱倒箧地拿出来。第一，筹划变法的费用，除了卖地以供国家巨额开支外，其余议院、学堂、乡塾所需的费用，不如毁掉天下不在祀典之列的寺观庙宇，即使在祀典之列的也应严格限制，节省其奢侈费用以供正用，那么各厅州县都能就地筹措钱财，无需另作打算。现在的寺观庙宇多而且奢侈，如果全部废除，不仅钱财不会虚掷，人也不会游手好闲，而且那些高耸的楼阁，也可以作为议院、学堂等公所的用途。至于民间每年节省的香烛纸爆等费用，更是不可胜计。黄佩豹两次到西藏及各个番部，金银之富无与伦比，佛寺数以万计，寺产价值千万金的随处可见，佛像屋顶全部用赤金铸成，其余黄白之物，有的熔铸成山，有的窖藏于地下，民俗愚昧而勤苦，每年有盈余资财献给佛寺，堆积得很厚，却不知道取用。假如强邻入侵，枭雄窃据，这将成为借给寇贼兵器、供给盗贼粮食，危害不堪设想，谁执掌国政，愿意思考“冶容漫藏”的教训，赶紧有所收敛。而中国从此富裕将无人能比。

第二，利于变法的使用，机器的兴起，仅依靠煤炭火油来驱动，那么消耗多而势必枯竭。西方有收集地热、日光热量来驱动轮船，以及使用电气来驱动火车的。然而地热、日光的热量，力量很微弱，电气资本费用不足，那么不如利用四川的火井、各省的温泉来设置机器，再辅以地热或日光热量，这样可以节省火力了。利用各山的瀑布飞泉，安置轮轴，使摩擦激荡产生电气，从而传输到需要的地方，这样可以节省物力了。然而西方人的各种机器力量仍有极限，想要寻求大到没有限量的力量，又不如海潮。根据天文学家的说法，海潮与日月相互吸引的力量，能使地球暂时偏离其轨道，所以积累久了必然有岁差。现在任其自行消长而不思考

译因此如果这样使用它，那就只是白白承受巨大的力量，而对人事毫无补益了。可以在沿海潮头最大的地方，专门建立极大的机器工厂，来汲取和承受它的力量。距离海洋远的地方，就采用用电传递力量的方法，这样力量就没有不能到达的。由此，巨灵神也要自愧不如开山之力，共工也要惭愧于陷地之功，助力的广泛程度，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第一，是严格捍卫变法。大船的枪炮日新月异，时间久了必定会有另一种东西超越它们，而其他器具都会废弃。涂大围先生，深切痛恨战争器具的酷烈。曾经说：“不知道气学、电学能否抵御枪炮？”抵御它固然不能，但有更加酷烈的方法，这不仅仅是抵御，而且更加厉害。西方人曾经想把电气应用到枪炮之中，各国聚集谋划还没有精通。只有英国人玛格森，曾经制造灵巧的小炮，每分钟能发射六百发子弹，适合车战也适合船战，兼有吸水柜，能降低它的温度，使长时间使用也不停歇，这已经无与伦比了。而在他之后，又精通电学，创制了电气飞船，无论风向顺逆，都可以飞行无阻，进退升沉转旋随心所欲，只是速度还不够快罢了。这与气球同为行军的绝技，也就是薛叔耘副都统所说的“云军云战”。现在幸好西方人还没有达到极致的精通，如果中国进而精通它，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因为各种枪炮都不利于仰击，田鸡炮虽然稍强，也不能射得远，而电船气球的飞行高度常在三十里内外，即使降到十里或几里，也没有能伤害到它们的。这样飞翔所到之处，山海失去了险阻，深远的枪炮都成了废物。况且重物下坠的速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逐渐加速，也就逐渐增加重量。速度越快重量增加越多，一斤重的物体从极高处坠落，等到落地时，重量可以陡增千万倍，所以人乘坐电船、气球并不一定要用枪炮，只需取开花炸弹或实心巨弹向下坠落，就已经无坚不摧了。而西方人又有用大凸透镜取太阳之火来焚烧敌人的，镜子边长八尺，就可以在三十里之外熔化生铁，这尤其应该参用其法则，凡是铁甲船、水雷、旱雷、各式炮台、军营与城郭之类，都成为无用了。那么气学、电学所能抵御的，难道仅仅是枪炮而已吗？只是这种策略惨无人道，尤其要防备别人用这种方法加害我们，应该专门设立一门学问，孜孜不倦地制造，或许能力争先手。如果又让西方人抢在我们前面，中国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肉了。

第二，是寻求变法的人才。前面说过变革学校、变革科举，这是求取人才，而在创办的开始，尤其需要有能够承担重任的人，不如就责成各府州县的首领绅士，有能倡议废除寺庙道观，或集资开矿，或置办机器，并在某一技艺或事务上有名望的，以及兴办利国利民诸事的，就给予官职和特殊的恩宠，让他们进入议院充当议员，由官府资助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成就事业。有阻挠议论的人，登记他们的名字不让他们做官，并且不准他们干预地方事务。有一个府或一个县都顽固不化不接受教化的，就停止该地所属的科举考试来羞辱他们。赏罚分明，这样人才就会振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因为中国民风的良善懦弱，是五大洲所没有的，所以治理国家的容易，没有比治理中国更容易的，将来治理成功，也必定是五大洲所没有的，只担心上面不推行罢了，何必担心百姓不跟随呢？

嗣同拭目期待太平盛世，超过了对饥渴的渴望，看到各位公卿变法的奏章，不禁欣喜跃动。如果所说的都被驳斥，希望阁下另想一个可行的策略，不要谈论空洞的理论，不要崇尚浮华的文辞，并且逐条列举并详细陈述，或许能体现我们儒家的实学。如果只是摘取一字一句的不妥，就立刻加以攻击，那么即使是墨翟坚守环带的精神，也将无法承担，只希望高明之士明察，这是幸事。甲午年秋季七月，谭嗣同恭敬地呈上。

译附录这些治理天下的言论，这是谭嗣同年轻时写的，对于中外的是非得失，完全没有详细列举，只是轻率地凭主观臆断，极力推崇自己、贬低他人，全是那些迂腐疏阔、虚妄骄横的言论。现在我知道后悔了，但仍然附录在这里，用来彰显我的过错，也希望谈论此事的人对比着看，引以为戒。

以十二万年作为一个纪元，天开始局限于句读和偶数的对应，人力无法施展挽救。以八十一州共属一个海域，地开始划分在方格和广袤的界限中，人事无法妥善地变通。于是天地神奇的变化，束手就擒、俯首听命，一切都听任万物相互堆积而逐渐推移。天地且颓然日益走向败坏，这也是因为凭私意窥测一隅的人，不顾情理是否安适的过错。

如果从已经形成的迹象，记录那些本来就可以记录的，通过计算和分类，那么天每四千年经历三次变化，地每九万里划分为三个区域。唐尧虞舜以前，我无法知道。夏朝兴起，使天下脱离洪水猛兽的灾难，让东西南北海角的百姓，能够耕田居住，从而登上大顺之道，这确实已经焕然一新，不同于旧貌了。虽然夏朝创立制度、彰显功业，主要还是沿袭黄帝、尧、舜的井田和封建制度，以九山划定州界，以四种食物划分区域，很少能艰难地传承贤人而传给儿子，其他如车马服饰、礼器、百官、宗庙、乐律、政刑、正朔、徽号等，无不概括了五帝时代的终结而开启了三王时代的开端。所以天在此时成就，地在此时平定，足以担当第一次变化。

夏朝以后，治乱损益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的大经大法，历经商周没有改变，这叫做“道”。道的时代由此延续两千年，到了秦朝发生第一次变化，秦朝完全抛弃先王的法度，视如敝屣，以追求后世一切苟且简略的治理方式，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用阡陌取代井田，用会计取代礼乐，用狱吏取代诗书，追求快速和敏捷，也足以取悦于一时，并钳制世上那些辨别滋味、声音、色彩的人，使他们无法逃避其控制。等到万物疲惫至极而想要收敛，就转而寻求那些稍有条理的杂霸、黄老之学的君主和宰相，将其视为一种治理。所以秦朝以后，治乱损益各不相同，但其根本的大经大法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没有改变，这叫做“法”。法的时代由此延续两千年，到了今天发生第二次变化，开辟以来未曾通达的地方，珍宝未曾进贡的地方，翻译未曾重视的地方，侦察未曾遇到的地方，星辰寒暑改变了位置，舟车人力穷尽了路途，向东挖掘若木的根部，向西耗尽虞渊的深渊，南北拉伸两极，像用管子贯通并用绳索连接，其间虚空与实地、扎根与浮流的复杂纷杂，无不飞翔蠕动、行走奔跑、交错蹄足于上国，并且轰轰烈烈、蒸蒸日上、纷纷扰扰地兴起，与之抗衡。上国一再不能取胜，只能低头屈服，日出其下，而且没有停止。统一降为列邦，朝请降为盟会，信义降为货币，仕宦降为商贾。而上国已经衰弱，百姓已经疲惫。这是三王所预料不到的，也是汉晋以下的人震惊于未曾听闻的。这叫做“市道之世”，这是天的第三次变化。

赤道以北，恰好位于三百六十经度的中间。西到流沙，东南到海，北不到兴安岭。这是八方风雨交汇的地方，圣贤帝王居住的地方，经纬风教礼俗，由此敦厚，三纲五常，由此完备。这足以特别成为一个区域，叫做华夏之国。而东边的朝鲜，西边的回藏，以及越南、缅甸的遗民，仍然面向内朝，震惊于先王的声音和神灵，服从教化而敬畏神明，都隶属于此。由此向东起于日本，向北延伸到俄罗斯，向西折向南，到土耳其，再向西越过西北，越过地中海到布路亚，到西班牙，到德、法、英等国，再向西越过海到北亚美利加。他们的土地不同，但都相同于法治；他们的风俗不同，但都相同于艺术。他们禀受于天而彰显于用，是人赖以生存、国家赖以建立、上下赖以相互联系的基础。与华夏相比，他们片面而不全面，简略而不详细；与禽兽相比，他们片面但却是全面的片面，简略但却是详细的简略。这足以成为一个区域，叫做夷狄之国。而北边的瑞典岛，南边的荷兰岛，都隶属于此。由此向南起于阿非利加，向西到南亚美利加，再向西到澳大利亚，则都是荒芜未开化的国家。都低于夷狄，应该自成一个区域，叫做禽兽之国。而靠近南极的岛屿，都隶属于此。

站在华夏的角度，说从东到北到西，或左或右，或后，三方环绕拱卫的，都是夷狄。南方空旷浩瀚，而零星排列在面前的，都是禽兽。这是地的三个区域。天的变化，市道不追求法，法不追求道，而天穷尽地的区域，夷狄率领禽兽侵犯华夏，地乱，不早不晚，荟萃盘结在一个朝代，这确实是天地从旦到宵，生民从长到消，将要休息于归墟，等待另一起始而更新。虽然如此，难道只是天地的主宰在纲维吗？治不自治，乱也不自乱。人为的质朴与文采交替传承，势所必变。夏商的忠质，已经潜伏着周的文；周的文，已经潜伏着后世文胜而质不存。周朝以后，都弊病于文胜而质不存，现在更加严重了。审视这一点而挽救变通的方法可知，抑或是审视这一点而夷狄加于华夏的

译（前文省略），都可以知道。凭什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夷狄凌驾于华夏之上，是因为夷狄由忠厚趋向质朴，并且向着文华发展，而恰好此时华夏文华胜过质朴，质朴已经不存在了。夷狄产生人类和万物，比华夏晚了不知几千万年，他们初创时的简略，还与上古的浑噩相近，而人心质朴因此没有流失，所以夷狄的财富不足以使我空虚，夷狄的强大不足以使我孤立，夷狄的愤懑充盈而突然兴起不足以使我灭亡，夷狄的阴险狡诈而肆意妄为不足以使我被算计。只因为他们发布一道命令而全国像对待神明一样奉行，确立一种法制而全国像遵循准绳一样遵守，君主与百姓像脖子和头一样紧密相连，名分与实际像形体和影子一样相符。先王谈论治理说：“道统一则风气相同，道并非真正的道却必然统一，风气并非真正相同却必然一致。”这就是他们忠厚质朴的效果，也是他们崛起强大、能够一举振兴的原因。世人谈论夷狄，说他们的教化出自墨家，所以兼爱互利而不喜好学习，而博学并不改变他们的本性，勤劳地对待死亡，节俭用度，所以分析秋毫般的利益，崇尚鬼神所以推崇地狱的说法，每天追求新奇而毁坏古代的礼乐，他们的习俗擅长工艺制造器物，制造器物不离开规矩。景教的十字架，是矩；墨家的道理，运用它则是规。所以他们的数学都出自圆形，而圆形最终无不归于方形，切割圆形就是切割方形以使它变圆。三角形是方形的角，所以他们的教化出自墨家。但现在不仅仅如此，从起源上说出自墨家，他们出来治理国家不仅仅如此，他们出来治理国家，惩罚必然执行而奖赏守信，苛刻严酷而少恩惠，横征暴敛而随意征税，法律苛细而断案严酷。君臣用名分和责任互相指责，而父子不相亲近。奋发严厉而乖张，用战争耗尽国力。这是过去的夷狄，是墨家式的夷狄；现在的夷狄，是法家式的夷狄。墨家的学问，出自夏朝的忠厚；法家的学问，出自商朝的质朴。而又接着以靡丽来继承，所以说：由忠厚趋向质朴，并且向着文华发展。向着文华发展，那么也就向着文华胜过质朴而质朴不存发展。文华胜过质朴而质朴不存，那么他们的衰败是妖孽，不一定从天上陨落；祸患不一定从地下产生；物产不一定供应不上；盐铁的大利，不一定有时短缺。而世道下降则风俗浇薄，风俗浇薄则人各自为心，而民众分裂，那么政令不能施行，而上下互相迫害。上下互相迫害，那么所举行的都废弃，而国家因此不成其为国家。虽然想要像华夏那样质朴不存，却还可以存续，又哪里能够得到呢？为什么？他们的文华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文华，所以他们的弊端也将是一弊到底。文华不是真正的文华，那么质朴也不是真正的质朴；忠厚也不是真正的忠厚，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为什么似是而非？因为走向了极端。天下只有相反，到了极致的归宿，必然相似。相似到了极致，也恰好得到相反。循环运转，一左一右，是相反的，但最终相遇。绕着地球行走，一东一西，是相反的，但最终相遇。这还只是就一物而言：朱砂像紫草，而一正一邪；碔砆像玉，而一贵一贱；驺牙像虎豹，而一以暴虐，一以仁厚；卤沙像食盐，而一以养人，一以杀人。没有比水火更相反的了，而互相调剂以产生利益；没有比刑罚和奖赏更相反的了，而都是忠厚的极致。所以文华周代以圣明，操莽以奸诈，伊霍以权谋，齐梁以互相残杀。诗礼不是用来发掘坟墓的，而发掘坟墓的人学习它；仁义不是用来窃取国家的，而窃取国家的人一并窃取它。异端迷惑人心，何尝不假托于圣贤？巧言令色颠覆国家，何尝不自称为忠言？观察龙门开凿，然后知道大巧若拙；观察昆阳之战，然后知道大勇若怯。所以它们之所以似是而非，就是它们之所以相反的原因。知道它们的相反，那么华夏用来自治的方法，本来自有其道了。

译如今那些自称能治理天下的人，治理天下并非没有道理，但往往因为格局宏大而喧嚣，因为事务繁杂而概括笼统。他们言论的要旨，大体不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说法是：我们中国的帝王疆土，怎能容许被腥膻的异族玷污？惩治扰乱华夏的刑具已经具备，司马法中九种征伐的策略也不应长期搁置。为了百姓能与封狼、貙、罴等猛兽争夺这片土地，本来就应该一鼓作气将其歼灭。这是主张进取，即“战”的学说。

第二种说法是：如果一战不胜，我们将无法支撑，难道不应该致力于休养生息、讲求信义来安抚他们吗？这是上天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这是主张收敛退让，即“和”的学说。

第三种说法是：我施加压力于对方，但我无法完全压制对方，而对方却日益嚣张。看到可以作战就暂时作战，看到可以议和就暂时议和。既不做牛后（屈居人下），也终究不做戎首（挑起战争）。况且那些我生前看不到的事情，我又何必去争辩呢？这是不进不退却又亦进亦退，即“守”的学说。

至于战，我不知道依靠什么去战。至于和，现在的祸患正逐渐加深而没有止境，所以“守”的学说似乎比较接近现实。然而，误人家国并导致至今成为祸害的根源，往往也由此而来。庆幸灾祸没有波及自己，便从容不迫地纵容奸佞贪婪。指望上天或许会保佑我们，便在两端之间犹豫不决。庸医不杀人，却能把人置于不生不死之间；庸臣不亡国，却能把国家置于不存不亡的不安境地。在宽闲中坐失岁月，把艰难留给后人。即使有贤能之人，不也很难吗？所以，战的事宜不可不早早筹划。

作为战的工具，如测算、制造等，也是志士应当从事的事情，而诋毁这些的人是拘泥固执的。不得已而用和来缓解我们的力量，作为和的工具，如订立条约、互相派遣使节等，也是官员应当谨慎对待的，而依赖这些的人是愚蠢的。总之，华夏依靠自我治理的根本，都不在于这些。

华夏对于夷狄，既然已经有了相反的情形。夷狄因为文饰而衰败，华夏本来可以回归到忠厚。忠，就是内心真诚并尽己所能。就自身而言，华夏的自我治理就是尽己。先王的典章制度，非常显著；祖宗的恩泽，正长存。推行这些，人存则政不亡。

有人说：儒者博学但缺乏要领，迂腐而缺乏实效，但他们所说的儒者并非真正的儒者。所以平庸之辈得以冒充。扭转天下纷乱的局面，统一于礼，然后风俗才能敦厚。风俗敦厚，法律才能公平。每天在外侮中奔波，而荒废了根本的图谋，这就叫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替别人耕耘。

就他人而言，执政者先自我治理才是尽己。我认为如果独自放纵，那么方州部家，我都能看见。如果稍微延揽，那么甲胄干戈、威福是用来掩饰喜怒的；喜怒不中节，威福就会废黜升降；升降不审慎，黜陟就会歪曲。所以王道始于耕桑，君子谨慎于细微之处。如果仅仅依赖条文，又怎么明白内外之别呢？

有人说：忠是忠了，但用来激励薄俗，与向路人讲亲族关系有什么区别？用来驾驭强胡，与救火溺水时用《陔夏》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寒谷不能长出黍米，我担心的是在石田上种不出庄稼。

回答说：这难道容易与俗人谈论吗？其中的道理可以这样说。本性有所秉承，所以三代的治理不改变百姓；道有污浊和隆盛，所以未定的天命能胜过人事。不追求可行，不追求成功，君子确立根本以顺应时势，安于平易以等待天命，本来就和策士的纵横捭阖不同。创业垂统，追求可以继承，勉强为善的是人，而成功的是天，真的可以期待必定成功吗？孟子没有告诉滕文公这一点。

而且期待必定成功，那些主张战、和、守的人，能必定成功吗？还是不能成功而随意说说呢？没有必定成功却姑且期待，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君子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能不自欺而已。又怎么敢言治理天下呢？言不自欺而已。

听我的老师蔚庐先生说：“子脍因为自己的灭亡，不能说尧舜不应当实行揖让；李密因为无恒而被杀，不能说汤武不应当使用征诛；新莽败于井田制，不能删去《尚书》中的《禹贡》；王安石祸于青苗法，不能毁坏文公的官礼。天下事知其一不知其二，本来就没有不从违背中产生迷惘的。”

况且世上自命为通人而大惑不解的人，看到外洋舟车的便利、火器的精良，惊心动魄，震惊失措，认为今天的天下即使孔子也不能治理。唉！这是什么话呢？自从开辟以来，事态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可计数。子张问十世，孔子回答百世可知，难道是用这种凭空捏造的理论来迷惑后学吗？

今天的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夷狄之情还是过去的夷狄之情。确立中国的道理，了解夷狄的情状，驾驭和柔服的方法，根据事态的变化而变通，而道理中不可变的，即使百世也像拿着左券一样确定。如果夏禹受禅而帝启，就有崖山之沉；周武兴师而尚父，就遭受黄巢之戮，那么可以说邹鲁不灵、六经有毒了。但决不会这样，这才是真正能不自欺的。

不自欺，就是忠，补救文胜的弊端，而质朴赖以保存。不自欺，就是自知知人明，而致知的征兆。不自欺，又是意诚的来源。谈到治理，到了意诚的地步，治理就可以不言自明了。圣人本来就说：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