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税则

译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并不像个人拥有身体、家庭拥有恒产那样可以相比，所以想要用一国的财力来治理一国的政务，除了征收租税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世人只看到英国、俄国、法国、美国船只众多、金银布帛富足，却不知道他们每年征收的租税多达七千万磅。英国每年收入大约七千一百万磅，俄国每年收入大约六千六百万磅，法国每年收入大约七千二百万磅，德国每年收入大约七千八百万磅，只有美国近年来的年收入逐渐减少，但也还在三千万磅左右。假如中国的年收入能达到这个数目，比起现在的常规税收突然增加五六倍，那么铁甲舰、铁路等一切富国强兵的设备，顷刻之间就能办到，又有什么困难呢？正因为税收收入不足，所以无论对外事务，还是对内政令，都不得不敷衍了事，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有所作为，这难道不是征收过轻的缘故吗？从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勉励名臣，善良的百姓之所以歌颂贤吏，无不说是“任劳任怨”。陶文毅治理漕粮，胡文忠兴办厘金，将怨恨归于自己，必定不让军饷短缺、用度匮乏，给朝廷带来寇乱之忧患。他们用心可谓极其辛苦。三十年来，身居高位的大臣肩负艰巨重任，实心实意做事的人，往往考核名实，清理弊端，以修举各项政务。这是因为形势不得不如此，而不利于私利的人，就纷纷发出怨言。用那些谈论利禄的臣子、苛刻严酷的官吏来讥讽他们，这也太冤枉了。如果那些自诩为催征赋税无能的人，在局部地区或许能施点小恩小惠，以博取自己忠厚的名声，那么大家就会争相效仿，国家还怎么立足呢？士大夫读书，只看到古代君子议论减轻赋税，却不曾考察当时猪狗吃人肉、饿死的人遍布道路的情形，当时征收的赋税有多少？拿古人征收的十分之三四来议论今天，也小心翼翼地议论减少漕粮、减少厘金。士大夫见识浅薄，有时又上书议论政事，聚在一起乞求恩惠。如果只知道朝廷应当设立官吏来保护百姓，却不知道百姓应当竭尽全力来奉公纳税，这难道不是极不通晓时务吗？向上考察百代以前，向旁考察四海之外，没有像我们大清这样赋税轻省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要拖欠粮食、隐匿税收，那可以说是天地虽大，却仍有遗憾了。

译日本食货志后序二

黄遵宪

外史氏说：“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让君主来管理他们，也不过是用天下的财富来治理天下的事务，这样理财的道理就掌握了。自秦汉以来，君主尊贵而百姓疏远，少府、水衡、琼林库、大盈库，天子各自谋求自己的私藏，凡是用来供给声色宴游费用的，只有内官宦官能够掌管其收支，即使是宰相执政大臣也未曾过问。作为百姓的人不知道国家用度在哪里，只认为每天耗尽民脂民膏来供给皇上使用。而仁人智士深知财富聚集则百姓离散的危害，又深恶那些以聚敛财富来祸害百姓的人，认为他们都出于怀着私利侍奉君主的小人，因此互相引以为大戒。有治理国家责任的人，君主不敢再询问财政的有无，臣子不敢再谈论兴办利事，于是先王治国理财的道理反而完全丧失了。财富，是亿万百姓共同想要的，也是政事所必需的。耗尽天下的财富来奉养一个人，固然万万不可。如果真能用百姓的财富来治理百姓的事务，以公正无私的心来推行一切政令，那么上下共同获利而用度没有不足，主持国家大政的人有什么可忌讳而不说的呢？我考察西方理财的方法，预先计算一年的收入，某种物品征税多少，一一向公众宣告，叫做预算。等到支出完毕，又计算一年的支出，某项费用多少，某项费用多少，也一一向公众宣告，叫做决算。他们的征收有制度，他们的出纳有规程，他们的支出各自有实数，在预先计算的数额上没有增加，在实际使用的数额上不能滥用，从百姓那里收取，布施给百姓，既公正又透明，上下互相信任。从欧洲到美国，国家无论大小，制定国家用度的方法，没有不是这样的。臣曾经阅读靳辅筹划军饷、富裕百姓的奏疏，说我们朝代的理财之道还没有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古法。大概入关定鼎之初，轻赋免役，务求少取而节约用度，即使明知官吏俸禄微薄，也还沿袭前朝俸禄折领的弊端，姑且沿袭旧制而没有变革。然而国家用度实际上不足，作为官吏终究不能毁掉家业来缓解国家困难，耗尽私产来报答公家，最终不得不仍然从百姓那里取用，不过在常赋之外变成了火耗、秤余等一切陋规。封疆大吏知道地方税轻不够用，官吏俸薄不够养家，有明知其非法而不忍心裁撤的，陋规极多的地方，每省有十几个州县，那些用那里的民脂民膏来滋润自己的人，装满口袋，好像分内应该得到的一样。如果贫瘠的土地上官怜悯其贫困，必定为之调剂，而贪婪的官吏侵吞公款不止，更百般借口作为惯例。”对外请求他们，以空腹从事公务为名，巧取豪夺，屡次超过正税，朝廷一无所得，而小百姓确实受害。我私下认为不如清查耗羡，核减陋规，公开取用更为好。臣伏思圣清的家法，至仁极俭，内府所需要的，曾经不向户部询问，成宪昭示垂范二百多年，大公无私，可以说是至德了。然而小百姓不知道。乾隆以后，协饷日益繁多，欠粮日益增多，杂税日益免除，河工、宗禄、名粮的数目日益巨大。当嘉庆中叶，已经屡次诏令朝廷大臣集议筹划军饷，咸同年间，盗匪蜂起，等到平定，耗费军饷不可胜数。至于近日，又筹划海防，虽然增加关税、厘金，而国家用度仍然入不抵出。然而小百姓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和父亲，蒙受国家深仁厚泽很久了，谁不是赤子，具有天良？往年大乱之后，追念平日用箪食壶浆来迎接王师的人，不知有多少，足以见朝廷恩德维系于民至深。然而愚昧的百姓，手足生茧，每天耗尽他们的力气来供给租税，而国家用度所在，曾经不能让他们听闻，错误地认为我们百姓的膏血徒然供给上官的口袋。一旦有事，设法征税的命令还未下达，而小百姓惊恐地互相告知，已经有茫然失措的人，上下阻隔，猜疑横生，想要筹划军饷，形势处于极难。古人有话说：“藏之于人思，防之于帷之人思，窥之。”我又认为不如将国家用度的数目，公布给百姓更为好。臣考察三代以来，减损上层利益以增益下层，少取薄敛，没有像我们大清这样的，然而国家用度不足，也以今天为最严重。雍正、乾隆年间，议定以耗羡作为养廉银，大概确实看到用度不足，不得不按额定取用。而三十年来，两三名大吏有通提一省供给储存为公用的，也是因为通筹统计，形势不得不如此。形势不得不如此，那么不如分别朝廷的上计，州县的留支，核实用额的数额，公开取用，即将应用的实销列出，并将所用的数目，公布出来，以修治庶政，以普及美利，以昭示大信，一举而数善具备。这在于谋国者经营罢了。

臣昔日读《周礼》，见天官、地官掌管财货的，几乎无处不赋税，无物不贡纳，无人不征收，无事不征税，极其细微详尽。有后世桑弘羊、孔仅、蔡京、王黼之类不肯做的，起初怀疑周公大圣，不应贪财至此。后来查考六官所属五万余人，没有员额的尚不在内，才知道大府颁赐财物，凡是官府、都鄙的官吏，转移执事的人，在官受禄的，如此之多。用某种赋税治理某事，又

译如果有固定的制度，那么即使将赋税分散到百姓身上，朝廷也绝不会留下一丝一毫供自己私用。我推测当时在年终核算开支的时候，必定会统计一年内的收支情况，将副本悬挂在象魏（宫门外的高台）上，让百姓都知道。那些百姓周知这些数目，深信我们的君主和上级没有聚敛财物的祸患，凡是征收我们的钱财，都是用来给我们衣食、安顿我们的住所、保卫我们的国家，那么百姓就会争先恐后地缴纳租税了。君主与百姓相亲，上下和睦快乐，这就是成周时期达到极盛的原因。日本近来仿效西方治国的方法，每年将收支情况制成表格，向民众公开，大概还保留着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比如在一个乡里，迎接神灵、酬谢神恩，大家凑钱结成会社，管事的人在事情办完后张贴告示说：“某项物品花费多少，某项事务花费多少。”乡里的人都拱手恭敬地拿出钱来，并且感激他们的辛劳。这是理财方法中最完善的。唉！在古代封建时代，官府的物资由百姓输送，劳役由百姓承担，上级在上面垂衣拱手，那些百姓的事情似乎可以听任百姓自己去做。然而自古以来的圣人必定要为他们经营管理，无缘无故地统计百姓的身家，征收百姓的粮食布匹，多取而百姓不怨恨，也是相信他们用我们的钱财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罢了。三代圣王平定天下，理财的道理不过是运用流通的财富，实行均平的政令，没有别的办法了。况且今天各种官府征用劳役，没有不是出资购买、发放俸禄招募的，国家用度的繁多，大概是古人的十倍。如果真的怀着大公无私的心去实行一切法度，即使让百姓怀着私心、违背欲望和情理，也应当强行推行。何况又是沿袭陋规，百姓已经缴纳了赋税，只是抽取官吏中饱私囊的部分作为朝廷的正税，就拿这部分来分给百姓中奉公守法的人，我们的百姓怎么会不愿意呢？三代的良好制度和美好意图，秦汉以后之所以不实行，是因为普遍向百姓公示，就不利于君主行私的缘故。凭借本朝极其公正的家法，有什么害怕而不实行的呢？祖宗知道用度不足而安于少取，是因为开创时期百姓的信任尚未确立，太平时期国库尚未匮乏，形势不极端法度就不会改变，所以如此。以今天正值多事之秋，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机，那么不改变还等待什么呢？那些不愿意核算收支数目、明确征收、实际使用、公开公布的人，不认为这是纷扰多事，就认为这是聚敛言利，大概是为了沿袭陋规，暗中方便他们数额的不确定，得以上下其手，从各个方面侵吞渔利。表面上抱怨用度不足，得以推诿敷衍，无所事事，坐视政务的松弛废弛，国家的贫乏，百姓的困苦贫穷，而漠然不顾，就像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胖瘦一样。那么天下的祸患，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加深了。唉！

译论税则

佚名

有人问：根据古代的《周礼》，国家遭遇灾荒疫病时，就不征收关隘和城门的税，这大概意味着免除关税是灾荒年成的政策吧。然而孟子说：“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又说：“古代设置关隘是为了防御暴乱，现在设置关隘却是为了施行暴政。”《管子》说：“在关隘征税的，就不在市场征税；在市场征税的，就不在关隘征税。”又《小匡》篇说：“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也不收税。”由此说来，孟子的观点与国家制度不相符，而管子的说法也与之不同。请问，关市征税符合王道政治吗？回答说：“从国家用度的角度说，应当征收；从王道政治的角度说，则不符合。为什么呢？从前先王担心国家用度没有来源，于是实行十分取一的税法，废除关市的税收，这并不是苛待农民而厚待商人，实在是因为商人缴纳的税，就是民间购买物品的资金，国家征收其中一份，商人再取其中两份，百姓已经受到困顿了。况且农民种植的产物，也必须经过交易才能流通，那么农民也就是商人。同一件物品，在农民那里已经征收过，在商人那里又征收，那么一件物品就要被征收多次了。所以圣明的君王废除了它。”

有人问：“从前汉高祖治理天下时，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骑马，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到了汉文帝时期，晁错上书说：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因此流亡。如果按照现在的做法，那么兼并者没有受到惩罚，追逐末业的人也没有停止。”

回答说：“理财必须考察其关键所在，治病必须通晓施治的根本。汉高祖抑制商人而商人反而富裕，重视农民而农民反而流亡，理财的人应当知道首要的任务了。商人并非其他人，就是代替农民运送货物的人。管子有话说：‘国家富裕而边邑贫困，没有比市场更明显的了。’市场，是鼓励，鼓励是为了振兴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农业。现在如果重重地困顿商人，商人为了获取微利，必定不甘心被国家困顿，那么他们一定会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来获取利润，到了遥远的地方，又必定要等待高价才肯出售。那些与王侯交往、车马往来千里的人，都是从货物中获取报酬，那么一件货物就增加了数倍的价格，那么使用它的人就少了。使用的人少，而贩卖的人更加稀少，那么商人必定更加囤积居奇，而农民的出产因此停滞，这是名义上重征商人，而实际上受困的是农民。所以圣明的君王废除了它。”

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理财没有超过西方的，而西方却重视关税，有直接抽取百分之六十的，他们的国家未曾因此贫困，而百姓因此富裕，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西方所重征的是进口税，他们所取的是商人获利后归国的资金，他们所困顿的是外国土产的货物，而商人仍然必须从购买货物的百姓那里获取报酬，那么所征收的仍然是本国的财富。商人既然缴纳了进口的重税，那么必定会运输没有税的货物来获取利润。名义上是缴纳进口税，实际上已经连同出口税一起征收了。所以总计全国，虽然出口货物多而进口货物少，但价格已经因此昂贵。贫民谋生不易，他们所依靠的是轮船铁路来快捷路途，银币得以快速周转而已。所以近来新开的口岸，如英国的新加坡、香港，各国所占的非洲中部，俄罗斯的巴统（一名白东，在黑海东，是俄人在柏林会议上从土耳其得到的），都定为无税口岸。现在中国轮船铁路尚未畅通，那么商民所受的困顿可以知道了。幸好海禁已经开放，土货得以输出国外而稍微补偿其困顿，然而流寓海外的人已经不少了。”

有人问：汉武帝初行算缗税，而酒泉没有听说征收榷税；王莽征收方技税，而胡商不隶属于五均。根据管子的话，结合《周礼》的说法，那么国内有关征，而外人不纳税了。现在西方反而征收外来的货物，以保护本国的百姓，这其中有道理吗？回答说：这其中的道理不对。国家有外来的货物，必定是本国产物不足，否则是工艺不精，调节盈虚，于是就有了仰赖外人的事情。三代盛世时，蛮夷的文化教化都不如中原，所以土产不足而仰赖中华。后来的君王德行衰微，稍微听任他们的去留，但还开通关市，以表示招徕；一旦有不顺从的，常常闭关以断绝往来。等到他们顺从而通商，那么那个国家的财富常常落入中国手中，即使完全免除关市税，也足以使国家富裕。汉武帝的事情，西南开通西域，议论的人常说疲敝中国来侍奉四夷，却不知道在平准、均输的困顿中所获得的利益，常常是十倍百倍于此。目光短浅的儒生，不可以谈论古代，这就是这类人。况且货物销不销，取决于人们用不用；如果不用，即使悬挂靶子来招引，也不会到来。如果喜欢，即使增加百倍的税，百姓仍然甘心缴纳外国的财富。国家悬挂严厉的禁令来诛杀他们，弱者陷入死刑，强者聚集为盗，拿着兵器与官吏为难，更严重的与外夷勾结而大狱、兵祸因此兴起。鸦片在印度，每年收入九亿英镑，出口税很重，而其货物专门售于中国，这是缴纳印度税的是华人。这是以前的华人只缴纳一国的税，现在的华人同时受到两国的征收。国家不需要鸦片，那么印度的税收就会减少，而英国就会坐困。而议论的人认为突然失去这巨大的进口税，国家利益必定无法支撑，不知道这不是失去印度的税，恰好是免除我们百姓的税而使他们复苏。我们百姓既已复苏，而说没有别的良

译我怀疑用这种策略来抵销这项税收，是不现实的。然而几十年来，议论始终没有结果，即使英国人成立了禁烟会，也无可奈何？难道上天要毒害这四万万百姓而无处可逃吗？唉！太残酷了！茶叶这一种物品，英国每年收入四百五十万英镑，中国每年收入仅二百多万两，出口量虽然轻，但每年运出的数量反而不足。从鸦片和茶叶的情况来看，就知道“保护本国产业”这个名目是不可信的。从前英国实行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凡是同一物品想要卖给其他国家，一定设法使其便宜；想要购买其他国家的物品，一定设法使其昂贵。积累久了，本国土产不能出口，其他国家的货物无法输入，富人长久富裕，而穷人长久贫穷，于是亚当·斯密提出富国策，来警示他们。说民间食用的东西，国家故意重征其税，使其昂贵，却称之为保护本国产业，这真是愚蠢至极。这种理论一实行，人们纷纷跟风，罗伯特·皮尔担任宰相，最终实行了他的政策，于是大改税章，凡是民间依赖的外来货物，一概不征税。于是起初，平均计算工人每年食用需纳税十一英镑，到了后来，仅剩下烟酒茶叶四千四百五十万英镑。以茶叶税四百五十万折算，每年每人仅纳三先令。议论的人说，如果工人能够连烟酒茶叶都不消费，那么国家就没有征税的借口，而国家会更加富裕。日本起初有禁止棉花进口的规定，近来解除了苛刻条例，减轻征税，而纺织业大盛，比得上英国。前几年，甚至有向议院提议，完全免除棉花税的，那么保护本国产业的说法，已经不能在国外行得通了。不到百年，必定会有完全免除关税的条约，否则也像邮政的例子，设立万国通商会，只征收印花税，而不征收货物税。凡是有印花税的，无论运到哪个国家，一概不纳税。那些像鸦片之类的货物，则仿照禁止黑奴的例子，各国都不允许种植，那么永远没有关税的阻碍，而全球人类仿佛一家人，界限都忘记了，进而达到大同的社会。现在中国看到外来货物日益增多，却不知道精心寻求土产来与之竞争，反而想要加重洋税，另外筹划落地税，巧妙设置铺捐，认为外货价格重则土产日益畅销，却不知道远方的人如果真的能止步不前，那就是自己扼杀生机，这就像在溪流中划船，却自认为快乐如同江海一样。如果这样重征而货物依然到达，而且逐年增加，那么这种税必定不是由那个国家缴纳，而是巧取于我国百姓的，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非常希望综合古今中外来通盘比较。

译问万国通商，至今尚未实行，而士搭提师报关于关税从同的议论，也仅停留在空谈。《万国公报》丙申年六月刊登士搭提师报的文章说：“英国在天下拥有属地，寻求使其牢固结合不解散的方法，其一在于关税从同。因此以此为题，征集议论，悬赏英金一千作为奖励。稿件收齐后，请议院两位大臣公正评判。甲乙等第现已选定两卷，各奖五百。”

竭你（按：疑为人名或特定称谓，此处依原文直译，或指代前文提及之人）如今指出，英人逼迫我们购买鸦片，每年从中国掠夺数千万钱财，用来供养印度人民，而中国的丝、茶两项收入又不足以抵消这一损失。杨楷愤慨地发表言论，常想联合俄国以夺取印度。钱念劬认为发动战争后果严重，又说应当不要禁止鸦片。鸦片本来无需依赖外人供应，即使加重关税，也不过像英国人重征茶叶、烟酒税一样。杨、钱二人的说法哪个更好？回答说：“英人逼迫我们购买鸦片，是想要灭绝我族类的阴谋。中国如果自行种植，是自相残害而歧视自己的百姓。如果一定要加重税章，那么权力就不在我手中。如果顺从他们，是让我们的百姓高价购买英人的毒药罢了。”

况且我曾听说英人贩卖鸦片的情况，资本来自民间，而官府收购货物，并扣除税饷，经过官府制造，然后拍卖进入中国。马建忠曾出使印度考察此事，章程细则几乎达到一千条，监理机构多达数百所，请求尚未得到头绪，而统购的提议因此作罢。

况且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大体上都免除关税，而完全垄断山林湖泽的利益，让百姓看到给予的好处，却看不到掠夺的形式。管仲曾以此称霸齐国，汉朝兴起以来，园林不隶属于县官，诸侯封君各自私自供养，而杨可告缗之事涉及天下。虽然其后上林苑设置了果丞，稍微仿效周制征收园林税，但其利益都掌握在中国手中，未能输送到国外，去暗中剥削别国百姓。自唐德宗以来，才开始谈论茶利，其后回纥入朝开始驱马换茶，这才稍微获取外人的财产来增益中土。宋朝兴起后茶法更加完备，大体上是将钱送入京师，在茶务机构领取茶叶，茶农交纳先接受官府的钱，百姓运输还可以用茶折抵税款，商贾转运到西北以分散给夷狄，其利益特别丰厚。其后西北用兵粮饷缺乏，招募人输入草料粮食以茶偿还，于是行商的人多急于售钱，茶法才开始败坏。天圣年间以后，就不再提供本钱，只征收茶息。嘉祐年间完全废除茶户，只实行关卡征税，然而熙宁年间还有茶马及茶益不善的情况。马匹不来，茶马法就废弛了。然而考察元丰年间，宋用臣提举河岸，创修水磨凡在京城的茶户，擅自磨制末茶，有禁令，并须赴官府请买；而茶铺将米、豆杂物拌和的，有处罚。这说明当时茶法最严，不像如今的制度。获利丰厚，不依靠散商。

如今想要禁止鸦片而不得，不如恢复榷茶之法，将利益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精选名种，购买机器。凡是茶农种植茶叶，先领取官府本钱，产出的茶全部卖给官府，官府进行制造，让商人请领引票，在内地销售，官府自营运输。对于制造不精及拌和杂料的，按宋朝制度处罚。英人将鸦片输入中国，暗中剥削我国百姓；我们也每年输出中国茶叶，暗中剥削其国百姓。二者收支相当，那么英人必定自行请求禁止鸦片。中国茶叶兴盛，那么印度茶叶也必定与之竞争。种植鸦片的土地变为茶园，种植鸦片的人化为茶农，而禁烟的议论从此开始了。不然，即使请求禁止，终究会以先自行禁止为借口，没有益处。

论加税

梁启超

如今谈论洋务的人，不是说要联合俄国拒绝英国，就是说要联合英国拒绝俄国。中日战争时，英人袖手旁观，而俄国仗义执言，归还我辽东，这是前一种说法的来源。英人在中国做官的、经商的人、传教的人，天天发表言论，天天著书，以及英文各报翻译成中文的，他们的说法都是：“天下仁义的国家，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亲近中国，爱护中国，想要保全中国的，没有比英国更好的。”中国人习以为常地听到这些而轻信，认为这确实是亲近我、爱护我、想要保全我，这是后一种说法的来源。

如果议定国家用度困窘，于是以上述理由相持，在节制聘问列国修好之外，兼及商议增加税则一事，将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这个提议如果实行，每年收入可增加一千多万。议论的人认为欧洲各国与我们交情和睦，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利益也已经很多，他们顾全商务的心思也很重，未必会因为这区区小事而不答应我们。结果，请求俄国，俄国答应了；请求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法国也答应了。先前议论的人认为事情即将成功，却不料沙侯的一句话阻碍了整个提议。当俄国答应时，并非对我们有爱，中国的商务，俄国不过占二百分之一，而所承认的中国一千六百万磅的国债，以关税为抵押，他们愿意中国税收增多，本是理所当然的。当德国和法国答应时，也并非对我们有爱，他们本来清楚地知道英人必定不会答应我们，那么何不借此向我们施恩，而索取我们其他方面的权利呢？英人不答应我们，也不必立刻向我们显示无望。外部则说权力在商会，商会则说权力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们没有其他权力、没有其他言论来与他们

译双方相持不下，因此加税并不能巩固局势，反而会造成危害；即使加税能够起到作用，也看不出有什么利益。为什么呢？对方凭借一千多万的收入向我显示恩德，难道我能没有回报吗？由此谈论别人亲近我、爱护我、想要保全我，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听说国际法学家说：“凡是世界之内，被称为国家的，无论强大还是弱小，无论是独立自主还是藩属附庸，没有不拥有自行制定税则的权利，征收或免除，增加或减少，都由本国议定，其他国家遵守执行。其他国家如果苦于所加税赋过重，只能命令商人不运输、不销售，而不能阻止别国不增加税赋；只能加倍征收我国运往该国销售的进口货物税来苦害我们，而不能因为我国加税就与之兵戎相见，这是地球万国共同遵守的原则。因此条约与税则，两者互不混淆。条约是两国的公共权利；税则是一国的私人权利。中国开始通商时，情况不熟悉，英国人阴谋欺骗我们，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将税则载入条约，于是私人权利变成了公共权利，自主权变成了无主权，以至于造成今天的事情。别人亲近我、爱护我、想要保全我，又怎么样呢？又听说日本在开始通商时，对情况不熟悉与我们相同，被欺骗、被误导将税则载入条约，也与我们相同。而近年来日本与各国换约，税则自由，与其他国家没有不同。而我们今天，对于小国所能拥有的利权，我们却低三下四地向人请求，却得不到。别人对日本厚待而对中国薄待吗？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不致力于自立，而想要依靠他人来巩固，这就叫做求祸罢了。所以有人提出联合俄国拒绝英国的说法，我愿意与他谈论；有人提出联合英国拒绝俄国的说法，我愿意与他谈论；印度。”

译关于洋货加税并免除厘金的议论

薛福成

我私下查考，洋货加税并免除厘金这一件事，我在己卯年夏天所拟写的《筹洋刍议》中，关于利权有四篇论述，讨论得颇为详细。如今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商定，实行值百抽十的税率，而议论的人果然认为这样不便，其中的得失利弊，各海关局署必定会详细陈述。至于这件事关系尤其重大，而其道理明显易见的，请让我再略陈梗概。查考光绪六年各海关贸易总册，进口正税共收银二百三十八万多两，洋货半税共收银二十六万多两。而光绪五六年间户部账册上报各省每年征收的百货厘金，将近一千二百万两。即使洋货厘金仍然占三分之一，也应当得到四百万两。现在如果加税免厘，那么连半税也在免除之列，这样每年应当少收厘金及半税银四百二十六万多两，而多收洋税银二百三十八万多两。用那个替换这个，总计每年亏损银一百八十八万两，而且落地税、坐贾税等税项还不包括在内。这是显而易见容易明白的。至于军饷来源偏重于洋关，动不动就被外人牵制，损害我国自主的权利，这是弊端一；各省缺少补充财政的资金，外权逐渐转移到户部，而边疆事务更加难以筹措主持，这是弊端二；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重大事件，没有办法应对紧急状况，这是弊端三；土货冒充洋货以逃避捐税，而各关卡稽查不易，那么土货厘金也必定大幅减少，这是弊端四；厘金减半，而各关卡仍然不能裁减，所需经费必定全部从土货中索取，这是因为想要畅销洋货而使土货独自承受损失，与外国减轻出口税、加重进口税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是弊端五。这五种弊端，都是为天下大局考虑，而不是仅仅为一隅、一时、一事考虑。况且将二百三十多万两的洋税分散到各海关，不见得有多余，对于原定各处的协饷本来就不能多解送丝毫。如果各省所收的厘金，是淮军月饷和北洋海防经费依赖的大宗，现在突然缺少这四百多万两的巨额，各省停减协饷就有借口可执，恐怕每年少解送的淮军军饷必定在四五十万两以上，少解送的北洋经费必定在三四十万两以上。这样洋货免厘的害处，对淮军和北洋的影响尤其严重。淮军和北洋遭受损害，也是天下大局的损害。虽然如此，这个提议，中外大臣商议了几年，彼此互相让步，递增递减而确定为此数额，现在再请求增加就不可以了，如果突然想要驳斥罢免，那么我们反而居于失信的名声，各国使臣必定不会允许。因此不如采用制约的方法，使他们没有借口来为难我们，自然不得不罢休议论了。制约的方法，说法有三：第一，订立条约的时候，声明试办一两年后，如果对中国军饷有很大亏损，就应当恢复旧章，或者再商议增加税数。这样中国虽然遭受损害，不过是一两年，还胜过条约一定而后悔难追。第二，进口税值百抽十，在地球各国税额中还属于最轻的，此次立约也必须声明，每逢修约的时候，只允许中国商议增加，不准洋商请求减少。万一中国遇到重大事件，仍然可以仿照外国捐饷的例子，对洋货酌情抽捐。这样洋人必定非常不愿意，但是按照公法，衡量情理，我们本来气势壮盛而言辞正直。第三，各关卡虽然不能抽取洋货的厘金，但不能不防止土货冒充洋货以及洋货夹带土货的弊端，应当商议订立章程，严密稽查。洋货每经过一个关卡，必须验票盖戳，发给单据然后放行。这样洋商以被稽留为苦，也必定不愿意。但是我们自己设立防弊的方法，他们也不能阻止。综合这三种说法，与他们切磋磨合，坚持不变，他们能顺从我，那么对于前面所说的五种弊端，还可以收到补救的功效；他们不顺从我，也可以互相抵制，必定因为意见不合而最终停止这个提议，这是以不拒绝来拒绝他们。我们没有废弃前议的名声，而他们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范围。薛福成因为中国贫富强弱的契机，在此一举，就敢献出我微薄的愚见，是否得当，恭请裁断。

利权一

薛福成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从百姓那里征收以制定国家用度，就是衡量收入来治理民事，这是古今不变的通义。孟子论述取民的方法，以十分之一为标准，认为比这轻或者比这重，都不是尧舜之道，大概必须这样然后用度才能充足，用度充足那么事务就能治理，事务治理那么百姓就能安定。后世疆域日益广阔，道路转运有费用，官吏征调有费用，往往征收得很轻，而百姓所供给的已经达到数倍。土地的肥沃贫瘠，百姓的勤勉懒惰，千差万别，于是取民的制度，不得不务必从简，以体恤百姓的艰难。我朝继承明代加赋之后，全部废除一切无名赋额，恩泽深厚，旷古未有。总计一年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只有江浙肥沃之地接近十分之一，此外从内地推到边省，又推到荒远隔绝的地区，有数十取一的，有数百取一的，还有羁縻不绝，一无所取的。大概因为地广民贫，不得不薄赋以示安抚怀柔，相沿已久。然而那些应当治理的事务，应当设立的防备

译有些地方的税额甚至超过内地一倍，又不能因为征收数额微小就置之不理，所以合计全国地丁正赋大约两千多万两，仅够供给绿营兵饷之用，而其余支出繁多，收入有限，即使没有灾荒和大型工程，仍然忙乱不安。等到稍微遇到事变，不得已而商议开捐例，商议减少官员俸禄，商议命令州县摊派捐款，各项所得非常有限，而其弊端不可胜数。所节省的非常微小，而其损耗不可胜言。从前广东叛乱兴起，当时的名臣谋士，创立了权宜的货物抽厘之法，确实是因为有寇贼就不能不招募军队，有军队就不能不筹措军饷，这是自然的趋势。明朝末年，军饷都出自增加赋税，一丝一粟必定从耕田的农民那里索取，农民谋生艰难，稍微剥夺他们从事畜牧的资金，就已经流亡失业，所以流寇更加猖獗，以至于事情无法收拾。至于厘金，全部取自商人，商人有剩余资金用来经营贸易，没有不自顾身家的，而且所抽的厘金仍然加在所售货物的价格上，那么对商人并没有损害，而其利益实际上取自众人，所以积少成多，而百姓没有大的怨恨。各省厘金最兴盛的时候，总计年收不下两千万两，现在也有一千四百五万两，所以能够剿除寇贼，成就中兴大业，就是这个原因。明朝的贻误与现在的成功，其得失比较明显，清楚了。近来军事逐渐平定，而管理厘务的人，有的失去了初衷，不免有损害百姓的事情。于是议论时务的人，无不扼腕击掌，想要废除厘金。而洋人也趁机坚持洋货免除厘金的税收，以紧随其后。如果厘金确实不利于百姓，等中国财用充足，慢慢图谋裁减也可以。外人干扰我国自主的权利，不可以。中国整顿厘金的弊端，严格杜绝中饱私囊，使商民安居乐业也可以。给予洋人垄断的权力，不可以。为什么呢？洋货既然免除厘金，必然很快波及土货。洋商运货免除厘金，必然更加庇护华商货物。厘金的利益，难道不都丧失了吗？况且现在军事虽然平定，而各路防营尚不可撤除；各省田赋尚未恢复定额；一切城池、官署、仓库、监狱善后的工程，尚未完工，无不依赖厘金作为补充。如果废除它，那么束缚贫困衰弱，百事俱废。将来他们趁我国无备，要求减少洋税，将如何应对呢？而且华商因为躲避厘金的原因，竞相购买税单，而洋税因此稍微兴旺。厘金既已废除，那么洋税必然多有偷漏。这是洋税随着厘金而减少，又是自然的趋势。万国公法有规定说：“凡是想要扩大贸易，增加年税，或者导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拥有同样权利者，可以遏制以自保。”又说：“如果在他国主权征税，对人民内治有所妨害，则不行。”现在各国顺从商人无厌的请求，想要妨害中国，其理之曲直，不待言而明了。

译利权二

薛福成

凡是两国交涉的事情，条约中规定了的，就依照条约执行；条约中没有规定的，就依据道理来判断。中外各国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友好关系而不衰败，原因就在于此。按照旧条约的规定，各种货物缴纳关税后，就允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全国各地，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率，只能按照估价的则例，每两加税不得超过若干分。这个条约订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国内太平无事，田赋足额征收，还没有厘金这一名目，经办此事的人又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地球上其他国家轻到四五倍、七八倍的程度，所以与洋人订立了这样的条约。此后天下多事，军饷没有来源，才开始创立征收厘金的办法。大概西方国家的通例，是根据支出决定收入，一年中如果有额外的开支，就在各项中加派征收，如果有战争，也由众商人捐集巨额军饷，这几乎与中国征收厘金名目不同而实质相同，但与例定的商税则完全不相干。中国拥有自主权，军饷由中国筹措，不是各国所能干预的。创办厘捐之初，洋商的货物也在各个子口抽税，都没有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岸共同商定章程，才议定洋货、土货，如果愿意一次纳税，免除各子口征收的繁琐，每百两征收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作为在其他子口不再另行征收的依据。不领取税单的，仍然应当逢关纳税，过卡抽厘，这是格外通融的办法，体恤洋商已经无微不至。那些洋商运输洋货，用子口半税抵充内地厘捐，其获利远远超过华商。然而商人贪得无厌，没有止境。往年滇案尚未了结，英国威妥玛使节又顺从奸商的请求，借端要挟，欲望非常贪婪，长时间相持不下，才订立烟台条约，规定在租界内不征收洋货厘金。又规定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都可以请领半税单，这又是格外通融的办法，用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已经到了极点，无以复加了。听说各国议院对于中国征收厘金一事，本来不认为不对。戊寅年八月的报纸上，英国的大臣因为烟台条约没有立即核准，并且担心中国会指责他们食言，威使徘徊观望，他的理由既然不足，气势自然衰退。他的本意不过是等待德、法等国修约之后，坐享其成，他或许从中挑拨，或许暗中主谋，都难以预料。然而各国所依据来争辩的，是旧条约的说法。我曾经仔细推敲旧条约的意思，当时既然没有厘卡，那么内地只有常关罢了。常关的税额比洋关轻，所谓“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比如江海关纳税后又经过苏关，浙海关纳税后又经过杭关，都不再按照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罢了。但是该关的税仍然应当缴纳，所以后来议定不领取税单的，有逢关纳税的规定，而各商人都无不遵守。至于厘卡收捐，是专门为了筹措军饷而设立的，名叫捐，那就不是税可以知道；名叫卡，那就不是关可以知道。这两者既然不能混淆，那么条约中本来就没有不得征收厘金的条文，那些西方人还有什么话说呢？而且查同治元、二年间，上海洋商屡次请求领事阻止在租界征收厘金，英国卜鲁斯公使批札驳斥，法、美两国使节意见也相同。乙亥年七月的报纸上摘录《字林新报》有同治二年英国使节批复上海英国领事禀报，以及美国外务大臣回复英国公使的话，都说租界应当由华官征收华商的捐税。租界尚且如此，在租界之外，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应当没有话说。洋人的货物一旦落入华人的手中，听凭他们保留或出售或使用或不使用，洋人不得过问，那么华人出于名义所在，自愿捐献公家的军饷，也是理所当然。西方各国没有不征税的东西，没有人不征税，没有事不征税，就像商人既在合伙时征税，又在货物出入时征税，又在发收银钱时征税，又在合伙时征税，又在每年盈利时征税，其征收的繁多，十倍于中国。假使中国想要减少税项以便华货畅行，他们能答应吗？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应当没有话说。洋人所说的，动不动就说是因为厘金导致洋货阻滞不行，考察近年进口洋货每年价值银八千万两以上，比起十多年前几乎超过一倍，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兴盛了，却还说贸易不畅，这是欺骗谁呢？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又应当没有话说。总之，洋商对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就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对于未得到的利益就变幻百出地谋求，满足他们无穷的欲望，即使完全废除商税他们也不会满足，众商人每天聒噪领事，领事每天唆使公使，公使不是不知道事情难以实行，姑且肆意恫吓来尝试。中国如果侥幸答应他们的请求，可以博取名誉施恩；万一中国一定不能答应，他们也有话向众商人解释。那么应对他们的方法，在于洞察他们的情势，始终不被他们所动摇罢了。

利权三

薛福成

我曾经听说西方人中有持公正言论的人说：“洋商请求免除厘金，不是敢于干涉中国的政事，只是因为中国厘卡林立，征收数额互有差异，运货的人不

译若能约定成本，恐怕亏损会很多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增加洋税、免除厘金的说法了。从前德国尚未统一时，小国邦国众多，关税烦琐苛重，各种货物不能流通；自从普鲁士称霸，才召集各邦商议设立统一关税，进口货物只征收一次税，税率也比以前加重，按照各邦领土面积的大小，按月平均分配。近来德国宰相俾斯麦，又在其国内提议增加进口税。现在裁撤厘金的议论，德国公使巴兰德颇为支持。如果知道中国必定不会答应，他或许会提出统一关税的建议。然而中国的形势与德国不同，中国国土面积以平方里计算，比德国多出将近二十倍，各省各口岸所设的厘金关卡，都有不可延缓的用途，等待用来支销经费。现在洋关加税，中国绝对不够用，加税太多，洋人又未必愿意，那么只有坚持旧章与他们辩驳而已。况且中国所需要的物品只有这么多，即使取消厘金，贫民也不一定会因此多用洋货。那些贩运在几百里范围内的，抽税本来就很微薄，即使道路遥远，缴纳的厘金较多，获利也较厚，这些数额往往加在售价之内，而华人也不会因此少用洋货。所以厘金对洋商并没有损害。中国保护商旅，陆路有防勇，水路有水师，都依靠厘金来供给巨额军饷。取消厘金就必须裁撤水陆各营，盗贼兴起，靠什么来弹压？洋货土货都将阻滞无法流通。所以厘金对洋商大有益处。像那样没有损害，像这样有巨大益处。然而巴公使拾取威妥玛公使的残余意见起来相争，他说天下强国，德国还超出英国之上，所以凡是英国在中国不能做到的，想要竞争而得到，以显示豪举。但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巴公使对于条约的渊源，厘金的要害，实在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受威公使的愚弄而不自知。现在以洋船贸易来说，英商占十分之七，美德法及东西洋各国共占十分之三。即使争而获利，也不过是英国取十分，德国取一分。威公使自知无可插嘴，于是唆使巴公使在修约之时，强迫中国做难以做到的事。成功了则英商坐享其利，不成功则德国人将以不懂公法被天下人嘲笑。威公使为英国打算倒是得计了。为什么英国这样聪明，而德国这样愚蠢呢？德国的君主宰相，一向以豪杰成名，一旦听到其中的曲折，也必定不会赞同巴公使的做法。有人说：中国增加洋药的税，罢免洋货的厘金，互相抵消可以吗？回答说：抽厘金则利权在我们手中，加税则利权在他们手中。即使加倍增加洋药的税与厘金足以相抵，然而洋药在中国按例本应当禁止，专门依靠它作为利源，名义上就不正当。万一将来有可以禁止的机会，必定因为妨碍国库收入而中止，这是让中国留下永远的毒害。况且洋药这种东西，轻微容易隐藏，在手中掌握，如果加税过重，偷漏必定很多，仍然对国计没有帮助；而厘金的利益则一去不可返了。威、巴各位公使，常常举出一两个关卡的小节作为要挟，罢厘的言辞，不知道这些乃是通商常有的事情，按照案卷清理是可以的，借作为要挟的资本则不可以。而他们喋喋不休的，又各自有一是非。那么洋货加税的说法可行吗？回答说：如果不得已，所加的数额达到厘金的数额，又在订立条约之时善于防备弊端，那么固然未尝不可行。西洋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多，还有值百取六十的，有值百取百的，又有通行免关税的。大概在高下之中，各自寓有自私的计谋，不如中国的大公无私，出入一体。现在折中定论，除了洋药以外，都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或许对厘金所损失的数额稍微足以补偿吧？

译利权四

薛福成

自从大股叛军兴起以来，军饷匮乏，才开始设立征收厘金的制度。古代有人实行过类似的政策，汉朝的算缗钱，唐朝的除官钱，宋朝的头子钱，其用意都是相同的。挽救时局的英才，创立了这一策略，而军饷依靠它得以支撑的超过二十年。近来叛乱平定，洋人颇认为军事兴起时抽取厘金以助军饷，军事平定后应当免除厘金以体恤商人。不知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而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自从各国通商以来，洋货的贩运，洋人的游历日益繁多，不能没有水陆各营来提供保护，不能没有船政、机器等工厂来精良制造，不能没有江海各险要关隘的炮台来巩固防线。凡是这类事情，即使质问洋人，必定都会认为是应当做的事情，而每年的经营支出也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所以通商的事情既然不可废止，那么各项经费一天也难以减少，即各省的厘金一天也难以停止。如果中国在厘金事务上坚持得很坚定，洋人或许会提出增加关税的说法，万一所增加的数额竟然符合中国所需的数额，那么其中又有有利的一面和有害的一面，为什么呢？当子口税章程刚制定时，洋商凭借缴纳半税而免除内地厘金，其利益本来就优于华商。华商中狡猾的人不免与洋商狼狈为奸，弄虚作假，于是有代替华商领取半税单而收取规费的现象，有用运照庇护运送没有运照的土货的现象，有用洋船代替洋商携带鸦片等货物的现象，有凭借运照免除厘金，在未到子口之前就将土货销售的现象，这样洋税和厘金都受到损害。这也使得安分守己的华商不能获利，这也驱使安分守己的华商不得不成为奸商。现在制定税例，华商和洋商一律对待，凡是进口的洋货在海滨的通商正口纳税，凡是出口的土货在内地的第一个子口纳税，各厘卡酌情裁并，论其大势，应当靠近海边严密设置，而在内地使用新定的税额，征收一次之后，任凭货物去往何处，不再重复征收，这样以前的弊端，一举就可以清除。不必设立防弊的章程，弊端自然断绝。内地各省只需要在最紧要的关口设立总卡，既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费用，而华货贩运距离较近的并且无需征税，那么百姓都受到好处，这些都是中国的利益。然而还有忧虑的是，厘金取自华民，中国有自主的权力，现在既然全部归入洋税，假如洋人在下次修约时又以税重为理由，势必导致固有的利权动不动就被洋人所牵制，这应当在立约时声明，加税与停厘相互抵消，如果日后酌情减少税额，也应当酌情恢复厘金，以显示公平合理，永远杜绝洋人的借口。这是第一点。中国既然将厘金收入全部归入洋税，那些华人在内地自行贩运土货，如果免除其征税，既担心洋商暗中依附华商以滋生弊端混淆视听，如果偶尔经过一个关卡，也使用值百抽二十的税率，势必难以实行，这应当明确订立章程，核定路程的远近，比如某处到海口需要经过几个关卡，那么货物税也可以分几次缴纳，这样华人不以苛捐杂税为苦，而所经过的各关卡层层稽查征收，洋税不能偷漏，这是第二点。这两点确立，才可以消除弊端而收取利益。既然中国得到了利益，洋商难道没有利益吗？回答说：有。洋商运货进入中国，可以预先确定成本多少，盈余多少，带着保证而来，必定如愿以偿而返回，这是第一个利益。关税交纳之后，运入内地，没有等候验货的烦扰，没有逐卡停留的痛苦，运输迅速，成本较轻，这是第二个利益。洋商一次纳税，虽然似乎稍重，然而隐含在售价之内，仍然从华民那里得到补偿，华民只知道洋货不再纳税，无不乐于贩运，或者因此更加畅销，这是第三个利益。利益所在，显然容易明白，洋人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然而我私下推测洋人不明长远图谋，而沉溺于眼前利益，加税的说法，势必肯定不会听从我们，那么只有坚持旧章与他们辩驳而已。

论洋货入内地免厘

马建忠

关于洋货进入内地免除厘金一事，海关税务曲折多端。然而中国向来办理的章程，原本并不完善。现在趁着他们有修约的意思，不妨因计就计，根据西方国家所论述的税则道理，而更改中国增税的章程，以与厘金相抵消。查考欧洲西方国家通商税则，根据物品的品类确定税率的轻重，有的为了充实国库，有的为了保护商民，不能一致。然而征税的物品总不外乎进出口货物，出口的货物一概不征税，这是为了土产品谋求销路，与他人争夺利权，即使征税也没有多少。法国每年出口税不超过六万元，就是明显的证据。只有国内独有的土产，不害怕他人争夺利益的，就不妨在出口时重征。西方精通理财的人都说：秘鲁的鸟粪强行销售，意大利的硫磺，中国的茶叶，都是独有的货物，自然的利益，不妨多征。至于进口货物，应当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天生物料，国内所产较少，必须依赖别国才能满足民用，比如法国的煤铁，咸丰十年与英国订立条约，凡是英国的煤铁减征，那么法国的工匠便于鼓铸，希望可以获得利益。第二种叫外来制成之货

译本国也有的货物，要加重征税以保护本国商民，就像英国和法国都制造洋布和大呢，如果允许英国的呢布运入法国而减轻征税，那么销量必定大增，法国的织呢布者必定会陷入困境。第三类是制成之货，本国不生产的，又应区分为两种：有这种货物是民生所必需的，就放宽征税以缓解民众的困苦，如英国的麦子和酒，允许外人运入，根据时势来斟酌税率的轻重；有这种货物只有豪富才能置办的，就加重征税以补助国家用度，如法国的时尚衣妆运往别国必定加征就是如此。第四类是远道而来的货物，本国所没有的，民众虽然不得不使用，但终究不能多用，也加重征税，如英国对进口的茶糖，法国对进口的咖啡等就是如此。各种货物，轻的达到值百抽五、抽十，重的达到值百抽五六十，甚至有值百抽百的。法国女衣运入美国，有不亚于值百抽百的。别国货物只准运入海口，不准转运到其他口岸，而入口的船只又有船钞、旗号、口岸各项捐税名目，以禁止其获利的便利。到了咸丰十年，英法关系更加和睦，首先订立通商条约，彼此互相让步，减轻税则，但也有值百抽至二十五的。此后，欧洲各国所定的税则，大多依据此来增减。美国征税，仍然独自沉重，因为其国内物产丰富，不依赖他人，所以如此。中国疆域最大，位于温凉地带，而万物皆生，得地脉之精华，而五金皆备于我，没有缺乏，自然对人无所求取，只适宜通商以收取各国的利权，无需通商以供给民生的食用。然而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找借口侵犯顺从，构兵恫吓，趁我未能深入了解洋情，逼迫我仓促定下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没有轻重之分，正税和杂税不过值百抽七点五之数。咸丰八年所定的条约，虽然在英法两国定税之前，但时间不久，咸丰十年英法的税则，已成为欧洲各国轻税的先声，还有远过于中国的。那么当时英法与中国立约，岂不是欺骗我不知情，以与我争利？而且又继续允许各口运输土货，只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项捐税名目，这是利源尽被他们夺走了。数十年吸取中国的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叹息。如今何幸中国逐渐了解外洋情势，而且又设立招商局以分其利，由此推广机器织布、开煤炼铁，逐渐可以收回利权，作为富强的基础。然而洋商进入内地，拿着半税的运单，照例连樯满载，关卡闸口全部放行，而华商等待关卡的稽查，倒箧翻箱，负担沉重不堪言状，与我朝体恤商民的至意大相违背。用西方各国压制外商、庇护本国商人的道理来衡量，又不啻倒行逆施了。现在趁着他们想要免除厘金、允许我加税的机会，仿照各国通商章程，选择可以加税的加以征收，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全部裁撤，节省国家的经费，充实我的国库储备，便利商贾的往来，缓解他们的隐痛，都幸运地依赖有此修约的转机。

译现在拟定修订条约税则，对于应当增加的税额，也区分进出口货物，分别办理。进口货物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天生的原料，如煤、铁之类，是中国原本就有的，可惜没有人开采，加上转运困难，往往抵不过外来货物的低廉，对于外来货物应当依旧实行值百抽五的税率，以广泛招引贸易。其余的金属矿产，也按照这个例子办理，而铅、铜则加倍征收。第二类是外来制成的货物，中国也能生产的，如洋布之类，应当加重征收至值百抽十五的数额，这样中国出产棉花仿用机器织布，虽然资本沉重，也可以争夺西方人的利润。第三类是制成的货物，中国不生产的，如钟表、玻璃器皿、洋伞之类，这一定是财力雄厚的人才能置办，应当加征值百抽二十五，而一切新奇精巧的物品也依照这个例子，即洋酒、吕宋烟、糖、蔬菜之类，向来在豁免之列，现在则一律加征至值百抽三十，比起外国的税则还不算重。第四类是远道而来的货物，本国没有的，以鸦片烟为首，因为它是害人的毒物，自然应当苛征以困迫它。赫德总税务司先前请求每百斤收税银一百二十两，还应当加重。其余的杂货，都没有超过值百抽十五以下的。至于出口货物，除了丝、茶两项，仍然值百抽五，以充裕军饷来源外，其余各货都减至值百抽二三。只有茶叶，现在印度加尔各答北边高山之间，名叫亚撤的地方，也出产好茶，每年出产数万箱，中国茶叶虽然好，奸商大多搀杂其他物品，因此应当整理茶务，不可让我们独享的利益拱手让人。按照税法有两种，有按物品征税的，有按估价征税的。按物品征税，其税则一经确定，不能随物价的高低而变动，所以难以掌握轻重之权；而按估价征税，导致官吏与商人争辩，互不相服，等到请求中间评估，货物已经停滞。这里所论述的值百抽若干，是大概论述应当增加的多少，并非局限于一种方法。至于内地土货，不妨显示宽大的恩惠，允许其装运到各口岸，但应当加上口岸旗号的捐税，而华商船只则一概不收捐税，以示鼓励，这样可以杜绝假冒洋商的弊端。又西方人在各口岸开行，也与我们华人争利，如果仿照西方方法征收行帖的捐税，所得应当也不少。听说西方人说中国税则增至值百抽十三，大致可以与厘金相当，而西方人想要停止厘捐，有愿意值百抽八的，现在修约以征税从重，他们必然不答应，然后可以截长补短，一律减至值百抽十，外加各种杂捐，似乎可以抵当厘金的收入。即使不能抵当厘金的收入，而利权归我，农民商人殷实富裕，又何必吝惜这点厘金，来培养国家命脉？况且百姓富裕就乐于缴纳，在那边失去的，在这里收回，并非没有利益。或许有人说确实如所论，他们将悍然不顾，那怎么办？如果徒费口舌与之辩论，相持不下，他们将藉口要求，这又是自己制造争端，有什么好处呢？说这种话的人，必定是不懂西方通例的，否则就是为洋商做说客，想要阻挠我们的。确实如果我们愿意加税，坚守不变，持之以恒，上下一心，不被外人动摇，哪有不能实行的道理？和约与商约不同，只要我们不违背和约，决无开战的借口，而所定的商约本来有以十年或十二年为期限，如欲修约，先行知会的专门条款。现在在每个国家修约期前，先为知照，以一年为期，届时会议，坚持应当增加几条的税，他们习惯看到中国办事有始无终，不能坚忍，势必极力争辩。如果期限满了，税则仍然悬而未定，不妨仿照西方国家展限一年，如果他们仍然抵制，就预先告知说：“等到所展限期满，还没有定议，所来的商货应当按照通共税则纳税。”而通共税则先为酌定，给予阅览的比拟增加的税更重，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这也是寓刚于柔的方法。不许通商，或许可以藉以启衅，想要实行增税，断难因此兴兵。不然，欧洲瑞士、比利时，小小的弹丸之地，介于大国之间，将没有税可以加，而国家就不是它的国家了，然而还能自立而财政不窘迫的，是势弱而理强。中国据理力争，何必畏惧不合理的请求？美国税则最重，没听说有因为加税与他国决裂的，这个道理光明正大，质问万国，无可非议。

大概通商足以体现邦交的情谊，加税是我们固有的权力，不能说税章利于洋商而害于华商的，历来已久，中国习惯自然势难改变。应当说税章损于华商而益于洋商的，历来已久，外人在旁窃笑，急需变革。现在应当振作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使运洋货纳洋税，运土货纳土税，并且允许其运土货与华商同一纳税，不过征收其他捐税，以示中外商民的不同。华商是我国的百姓，所以减轻其税赋；洋商夺取我国的利益，所以加重其科征，本来与各国征商办法在情、理、势三方面都相同。他们又怎么能

译难道是因为自己平时所习以为常的做法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借此作为借口来开启争端吗？每逢各国修订条约的期限，必定会增加关税，不出十年，中国的税则就不会亚于欧洲各国，商人和百姓可以致富，军饷来源可以充足，中国由亏损转为盈余、由衰弱转为强盛的基础实在就在这里。虽然说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变化，都源于天道喜好循环往复，但要知道困境达到极点而后通达，关键在于人的谋划能够尽力做到，这需要坚持确定的见解，不被浮言所迷惑，或许可以革除作法自毙的错误，避免局外旁观者的讥讽。万一心中存有犹豫，不肯依据道理去争辩，那么仍然有旧约可以遵循，征收厘金的情况依旧如故。假如他们拿英国条约中“二十八种货物纳税后，即允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全国各地，而经过税关不得重复加征税则”等话语，以及英文将英货纳税后运入内地，除子口税外不得重复征收等说法，作为免除厘金的证据。那么就应当回应说，厘金的设立，是由于战争兴起，西文将其解释为“战税”，正是这个意思。厘金并非关卡，不过是仿照英法美军需紧急之际，对各种用物加征厘金全部征收的意图。只是中国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征收方法，设立厘卡，不能称之为另外设立一个关卡，对已经缴纳关税的货物重复征收。这是我自有的一种捐税，废除或设立由我决定。美国在南北交战时，捐税厘金高达三十一万万两银元；英国在黑海之战时，捐税厘金高达二千九百五十六万二千英镑；法国在战乱之后，每年征收厘金的数额不下六万万法郎，从来没有外人过问的，实在是因为民间日常所需，万物加征厘金以供给军费，乃是一时的变通之计，各国自主的权利，不是外交交涉中他国应当干预的。然而货物如果是洋产，他们既然有借口和理由，厘金出自华商，谁又甘心缴纳？所以不如免除厘金而增加关税，从这边汲取注入那边，这才是上等的妙法。

译论增加税则

英国人佚名附

中国所借的外债，均按照金价折算。如今想要修筑铁路，以及将军务时期遗留的水陆各军另行整顿，处处需要借贷，债台又必将再增一层。就目前已借的外债计算，仅利息等费用每年就需要两亿英镑，添置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亿英镑，共计五亿英镑。这中国将如何筹划？如果仅仅增加进口税，这样的计策似乎并不完善。如果不大力促进出口货物，不足以解决此事。因为仅靠增加进口税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利息以及购买军火的费用。中国无论进口什么物品，不是用黄金购买，就是用货物交换。如果用黄金购买，那么中国所征收的税款向来只收银两，不收黄金，两者无法抵消。如果用货物交换，那么对土产征收的税越重，出口的货物必然越少，进口的货物也就随之减少。现在请让我试着说明其中的原因：凡是国家所需，各国都向百姓征税来拨付。但是出产的物品，如果征税过于苛刻，那么百姓种植预备出口的物品必然减少。有人会说：中国所征收的土产税银，就可以用来出口，以偿还利息并购买军火。这话确实不错，但哪里知道所产的货物因为税重无法获利，即使是国家赖以出口支付利息的货物，百姓也必然改种其他作物，而其他作物在欧洲价格低廉，不适合出口。出口货物的价格并非由中国自行决定，必须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国家来决定。即使该货物在中国境内，其价格也是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国家能够出售的价格所决定。如果中国因为税重想要提高货物的价格，而此物在与我争夺利益的国家只卖八十金，那么中国的货物只能随之变贱。因此，中国的货物价格不能自行决定，而是由与中国争夺利益的国家能够出售的价格所决定。那么，所借外债的清理方法，关键在于大力促进出口货物，而阻滞进口货物罢了。

中国政府向来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之所以轻视商业的原因，是因为商贾贩卖的货物，并非人们必需的物品，于是轻视这个行业而加重其税收。试问天下如果没有商人，谁来收购土产？没有人收购土产，那么中国将如何清理债务并购买军火呢？那么增加税收的办法，如果不询问商人，又能去问谁呢？商人固然不可轻视。如果与熟悉的商人商量，他们一定会说：增加进口税，豁免出口及陆地上的各项税收，并鼓励工业。中国各省的收入各自独立使用，其收入都是货物经过各省时应缴纳的内地税。中国的厘金，如果与欧洲各国的奥格曲劳税、进城税相当，本来可以不涉及争端。而西方人现在所争辩的，是货物运到某省自然应当缴纳捐税，而经过的各省不得再抽厘金。这一层按照现行条约，确实属于应当争辩的范围。所有内地半税，则凭借此证即可逢卡免厘，方法也未尝不好。如果中国官员果真能够遵照办理，西方人自然没有闲话。只是各省往往故意刁难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向来做法，西方人深知。名义上虽然出示颁告各省，实际上并不希望他们照行。此后不论何时更改税则，西方人情愿按照价格每百加抽若干，存放在驻京使馆作为抵押，以抵充中国官员应征收的各项税款。

中国旧章规定，货物由此处通商口岸运至彼处，除了支付出口税（其实并不出口，不过是换船而已）外，尚须另加半税，称为子口半税，所抽数目与内地半税相同。该项子口半税如果作为内地半税，西方人尚可满意，但在支付出口税时又须另加子口半税，实属太过苛刻。将来更换税则，该项子口半税应当立即删除。货物抽税的方法，不可按货价（即按价值百抽若干的意思）征收，而须按照货物分别定税，使应付税的数目各商自能核算，不至于受中国官员欺蒙的弊端。譬如各商想要将货物运至某处，应缴纳内地半税多少，一算便知，那么官吏就无法施展其伎俩。中国人做官靠捐纳，补缺靠贿赂，经手之人上下侵蚀是意料之中的事，弊端百出，最难防范。所有商贾应缴纳的税，按照前法自行计算缴纳，虽然不能尽除勒索的弊端，也未始没有补救万一的作用。中国的进口税不难加至值百抽十五，十成作为关税，二成半作为内地半税，又二成半交存驻京使馆，均由海关分项照抽。洋药应当与其他货物分别另行办理。此项货物即使中国按价加至值百抽五十，西方国家也可以不过问。印度政府洋药一项岁入五六亿英镑，中国也应允许其分享利益。此物有捐无益，并非中国所必需，加之中国既然自己种植，英国如果不生忌恨，关系本可如印度那样独擅其利。再则，货物进口如果按照以上办法各项加税，那么进口的货物价格昂贵而销路减少，应当足以弥补中国银钱流至外洋的漏洞。

中国果真按照以上办法，收入比从前可增加两三倍，但是增加进口货税，尤其必须先有增加的方法。方法是什么？曰：大力促进出口货物罢了。本地税，中国不论如何征收，西方人可以不干涉。应当争辩的是货物由中国此处载至彼处，但须请领内地半税执照。该项半税在某处缴纳后，其余各处不得再行抽税。几年前，法国、意大利等国从中国寄购蚕种，自行养蚕缫丝，借此获

译有利可图。如今意大利、法国等国缫丝的利润已被中国分去。因为中国现在能够自己缫丝，只出售缫好的丝，蚕种不再转卖，这对中国大有好处。因为缫丝所需的人工费用，并非由中国支付，而是由购买这些缫丝的国家承担。如今出口的缫丝，如果能加工成织造绸缎用的丝，那就更进一层了。如果由织造绸缎用的丝进一步织成丝绸再出口，那就完美无缺了。

译中国丝业的兴盛，正如同茶业的衰落。茶业衰落的原因，在于中国无法竞争机器的便利，以及印度工价的低廉罢了。这里国家制茶使用机器，出口没有关税；那里则使用人工且征收重税，孰优孰劣，本来不必多说。茶业既然败坏，所有以前的茶商都必须另行改行；那些没有行业可改的，就沦为游手好闲之徒。中国如果仍然昏迷不悟，不迅速将土特产格外轻税，使无业之人容易谋得工作，那么内乱的祸患必定比现在更严重。这类内乱，欧洲很少发生，而中国却是这里刚平息，那里又兴起，将要弹压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整顿商业呢？本地制成的货物应当如何抽税，以及这项税则的更改，自行另行商议。据中国官员的看法，各种货物都须纳税，制成的货物岂能独自免除？只是棉花、茧子如果不出口，向来不缴税；如果把棉花、茧子制成货物，即须像棉纱、丝紬进出口一样一律抽税，未免苛刻。况且制货所用的原料，已在出产之处完纳内地税，并从该处发出时照章完纳半税，理应不再另外抽取。如果一定要另外抽取，所定的税则也必定比外洋载运进口的同项货物较轻。因为本地制成的货物向来没有捐输的说法，再说棉花制成的棉纱，与茧子制成的丝紬，物类不同，税应有所轻重。所有制成货物应抽的税，应由熟悉情况的人斟酌妥善制定，才足以显示公允并舒缓国家用度。

海关征税

薛福成

总税务司赫德嘱托驻英税务司金登干送来光绪十八年的海关贸易总册，我接受并阅读它，条理分明，经纬清晰。这一年征税的数额，进口正税银四百五十九万余两，出口正税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复进口半税银八十二万余兩，洋药税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船钞银三十万余两，内地半税银四十七万余两，洋税厘金银五百六十六万余两，以上七项共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万余两。与十七年相比减少十六万九千余两，与十六年相比增加六十九万三千余两。如果就各关所征七项银两分别计算，江海关征银六百三十七万余两，粤海关三百三十四万余两，江汉关一百八十九万余两，闽海关一百六十八万余两，潮海关一百四十八万余两，浙海关一百二十五万余两，九江关一百零四万余两，厦门关九十七万余两，芜湖关七十万余两，津海关六十九万余两，淡水关六十三万五千余两，镇江关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山海关五十四万余两，九龙关四十七万余两，台南关四十四万余两，拱北关三十八万余两，东海关三十三万余两，北海关二十五万余两，重庆关二十万余两，宜昌关十一万余两，琼海关九万八千余两，蒙自关七万三千余两，瓯海关三万六千余两，龙州关一千七百余两，以上二十四关征收的总数，就是前述七项征收的总数。近年沪、粤等关收入之所以更加旺盛，是因为洋药厘金归并的缘故；闽、汉等关收入之所以逐渐减少，是因为茶叶销路日益衰落的缘故。总计这一年进口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余两，进口正税并洋药税得银六百八十余两，对照值百抽五的数额，相差很大，然而洋药厘金尚不在内。出口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兩，出口正税得银八百二十五万余兩，已超过值百抽八的数额，与所谓值百抽五的不符。这是因为土货的价格，已大大低于初定税则时的价格，大概是丝、茶两者造成的。我曾考察财用盈亏的原因了。大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域广阔民众殷实，商货所趋向的地方，像水归向沟壑一样，那么税收可以增加；或者众人勤劳，工艺精良，流传日益广泛，成为远方日常所需，那么税收可以增加；或者土地虽然贫瘠，专门生产一种物品，如丝如茶，居民依靠它为恒业，远方的人听说后欣羡，那么税收可以增加；或者地处交通枢纽，因利乘便，拥有山川海洋，开发天地自然的宝藏，都是钱币流通汇聚的地方，那么税收可以增加。这几种情况，贵在审察地形，开通风气，尤其要看水系的经纬脉络，以此决定商贾是否汇聚。上海扼守长江的要冲，所以税收最多；广州扼守粤江的要冲，所以次之；汉口扼守汉江的要冲，福州扼守闽江的要冲，所以又次之。北方的水流湍急，沙淤不便行船，所以即使黄河又大又长，唯独没有成为征税极盛的关隘。财富的来源，虽然因地势而定，也随着人事、天时而变化。核算所征的税，那么地方的冲要或偏僻，民众的贫富，物产的旺盛或衰落，年成的丰歉，都可以借此

译用来考察和审视它。我因此摘录记载其大概情况如下。

译洋关进

英人汲士沼附

中国海关每年刊印一本书，将中国的商务情况详细列出。去年的一本书由我编修，书中的内容无法全部摘录，现在请选择其要点供大众阅览。一是这一年中国与外国通商进出货物价值白银三百三十三兆六十万两，前年则价值白银三百一十五兆两。自开埠以来，以这一年的商务最为巨大，进出口货物都呈现兴旺景象，而以进口货物增加尤为迅速，因此征收的税款比往年多一百五十万两。内地有几处新开的口岸，已在各处设立税厂，自十月一号开始征税，只是商务非常微小，这一年冬季各处税厂总共只征收了白银六千一百八十两。二比较税务，这一年征收的税款共为二十二兆五十七万九千两，与上年相比多了一兆一十九万三千两，增加得已经不少。但与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相比，则少了九十三万八千两。须知昔日还有台湾一处，现在既已割让给日本，而中国税务的增加尚且如此，也出乎意料之外了。这税款增加依靠进口货物，不计鸦片，这一年进口货物增税白银一兆六十九万九千两，鸦片一项的税款再减少六万九千两，厘金再减少一十八万四千两，而出口货物税则减少四十九万二千两。首先是因为台湾的丧失，其次是因为茶、丝、棉、土烟的出口都减少，土烟一项比上年减少税款二十万零六千两。不能说这个数目减少，就知道其产量也减少，因为有许多土烟由陆路运出而不经海关之手。又总计这一年的税款二十二兆余两，以千分比计算，英商缴纳六百分，德商缴纳八十分，法商缴纳二十分，挪威、瑞典商缴纳三十分，俄商缴纳十五分，日商缴纳二十分，华商缴纳二百一十五分，其余各国客商共缴纳二十分。三比较进口货物，这一年进口货物比上年多白银三十余兆两，其中棉布占十五兆两，印度、日本棉纱占十一兆两，其余则是羊毛货、铜铁器、煤油以及各项杂货都有所增加。再看进口货物清单，鸦片减少二千五百九十五箱，这个数目不仅与台湾的丧失有关，而且全国各处也有大幅减少的趋势。仔细查阅各关历年的税册，就知道了。凡是经营鸦片的人，都不满意。去年腊月尤其严重，一因为印度的瘟疫，一因为伦敦的银价。以前上海银每百两兑换伦敦银二百六十四枚半，现在则兑换二百二十三枚四。论出口货物，这一年比前年减值十二兆两。如前所说，一因为台湾的丧失，一因为茶、丝、棉三项再次减少。棉花有减少出口的原因，因为本地销路大而价格昂贵，所以前年日本的棉花有八十九万六千担，而这一年只得四十一万八千担。至于白丝发，则比前年少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五担，价值白银六兆二十万圆。蚕茧则从二万四千担降至一万七千八百四十五担，减值十二万四千圆。其次是绸疋头，较上年减二千二百四十一担，价值白银一百七十七万七千两。黑茶则减少二十一万一千五百担，因为少了台湾的缘故，而内地各处也大幅减少。绿茶则减少二万七千二百担，只有亚洲的俄国人增加销售黑茶八万五千五百担，上品香茶四百二十担。在英国则以英属殖民地所产的茶消费量大，华茶与之竞争，很难获利。至于美国的绿茶市场，获利也微薄。五复出口之货，洋货有进入中国而复出口的，这一年价值白银九百零三万三千两，比前年多七十八

译黄金出口，价值白银八兆一十一万四千两；鹰洋进口，共计一百七十二万两；纹银出口，共计十五兆九十三万二千两。

译税考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考察《王制》篇，天子不谈论物资的有无，诸侯不谈论财富的多寡，享有俸禄的官宦之家不与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风俗淳朴敦厚，商人富裕，成就了一代太平盛世。到了后世，借口《周官》中“泉府”的名义，设立平准、均输等法令，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来充实国家用度。唐朝有间架税之事，宋朝有市易法，到了明朝宣德四年，又增设七个钞关，用来征收船钞，兼征商税。大概从秦汉以来，关税日益繁重，与古人防御暴乱的本意，大大相矛盾了。然而永乐初年，西洋各国使臣来华，运载胡椒与百姓交易，有关部门请求征收其税，皇帝说：“征收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追逐末业（商业）的百姓，哪里是专门为了牟利？如今远方的人仰慕仁义而来，却想侵夺他们的利益，所得几何，却亏损损害了大体。”没有听从，这确实是宽大的诏令。以上只是就中国而言。近来五大洲竞相崇尚通商，各国人员货物往来频繁，足迹交错，进口的货物，没有不征税的。如果本国各省各属地不自行抽税的，只有美国是这样。议论的人说，各国若能推广不征收外国关税，然后争端才能断绝，风气才能纯正，天下百姓才能永远享受太平之福。然而各国征收外国关税，轻重不一，揣度其用意，大约有三点：一是出于报复之心，彼此有事不相和睦，就在该国商货进口时，另立重税，以示困辱；二是出于保护之心，人情购物，喜欢便宜而厌恶昂贵，如果外国货物税轻价减，必然导致有碍本国交易，所以不得不在外来货物上稍收重税，以保护商务；三是出于充实国用之心，或者本国有大的举措、重大的工程，经费不足，不得已多收外税，来济助国用。这三点，就是西方各国税价轻重的情形。现在试着略举大概，借以考证：查俄罗斯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斤收税银三十二两，二十年后收税银二十八两，再五年后又加税银至三十六两。德国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斤只收税银一两八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一两二钱，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收税银二两六钱荷兰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斤所收税银多少不一，有的少仅二钱，有的多至一两一钱，此后又全部免税。比利时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斤收税银五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不足二钱。法国一千八百五十九禁止外货进口，二十年后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斤或收税银一钱二分，或收二十四两，多寡不等。奥地利国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八十四收税银二两一钱，二十年后收税银一两八钱。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又加征税银二两。美国因有水患，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进口布匹，每值百两收税银十九两二十年后每值百两收税银五十两，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仍照五十两之数，并无增减这是专门就布匹而言，其他货物可以类推。再查英法订立和约时，起初按价值收税，后来按货物收税，没有一定的议定。又有欧洲小国名叫罗马尼亚，与法国订立和约，法国因该国关税过大，所以凡遇该国进口的货物，每百两即收税银五十两，比其他国家都格外加重，这就是所谓的报复之事。如果英国货物到西班牙，较二十五年前税价更小。此外土耳其国从前定税每百两只抽银八两，后又涨至十二两、十五不等。历考五大洲货物进口税，最重的莫过于美国，计算每百两平均约抽银至四十余两之多。英国领土分布五大洲，想要本国不定税，则非常不容易。其往印度的布匹，每百两收银五两，其他货物每百两收银十两，到光绪五年间则一概免除。又印度南海地道名叫毛里等处，定税每百两收银五两七两不等。非洲南端的大狼山，即好望角进口货物，每百两收税银十五两。这是通考西方各国收税的大略。取求务必极公平，出入宜权衡轻重，往往有挟持一时的忿气，特加重税，以逞快于一时者。等到各国闻风止步，导致进口的货物大大减少，所得之数不抵所失之数，才开始后悔以前太过分，也已经晚了。总之，在当今之世，行当今之政，断难期望上古之风不征不税以致于太平，但能使万国公议一律持平，本着不偏不倚之心，没有畸重畸轻的弊端，这也是挽回税务弊端的一条道路。

加税辟地议

英国人李提摩太附

从前夏禹有会计的记载，周官有理财的条例，确实因为有国家的人不得不从百姓那里取用以充实财政，从而治理百事。

译然而古代通常都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来制定均输的法令，所以虽然有征收赋税的名义，仍然蕴含着宽厚仁爱的意旨。降及后世，索取使用烦琐苛刻，即使一丝一粟也难以逃脱关卡市场的稽查。等到暴政日益严重，怨恨的根源日益兴起，那么人心动摇，共同萌生异心，而后才后悔搜刮聚敛的错误，唉，太晚了！纵观千百年来，贪婪刻薄的君主没有不亡国失地的，从未听说有以重税作为兼并手段的，有的话，是从西方开始的。

西方各国收税数额多少不同，虽然为了充实国库不得不如此，但是想要振兴商业就免税招揽，想要兼并邻邦就加税困顿，其深谋远虑很难一概而论。所以本馆曾经将西方各国的税章写成论著登报，使有心之人知道如何补救。现在请就西方加税的事情再阐述其说法。

查考俄罗斯是近日海内的大国，横跨欧亚两洲，土地极其广阔，然而所属各处都是荒凉寒冷辽阔的地区，田产既不富饶，又难以获得通商的利益，自从向中国两次请求土地，凡是黑龙江以东的各城没有不被它占据的。近来珲春这一商埠商业日益兴盛，居民日益增多，推究其缘故，都是因为运到的货物一概不收税，所以做贸易的人像鸭子一样争相前往。兵法说：“想要夺取它，必须先给予它”，这就是俄国免税招揽的意思吧？

只是免税是振兴商业的方法，收税是生财的来源。进而观察德国和美国更有加税的方法。考察德国先前日耳曼邦时，想要兼并东西部落，所以制定新章，凡是依附的小国已经立约的，收税就有一律的法度，形势极其便利；那些未经立约的，收税就难以统一，其中不便之处很多，因此不得不全部立约，这是加税开拓土地的一个证据。

至于美国，百年前本是英国的旧属地，在中国乾隆四十年，华盛顿发挥其沉雄的才能，卓然崛起，气势汹汹地有若敖、蚡冒开拓山林的态势，与英国血战多年，于是割取英国属地十余省，自立合众国的法度。如今地广人众，势力与欧洲诸大国抗衡。然而追溯合众国之初，那十余省中没有不遵守法度的，唯独北边一省抗拒不服从。合众国的法度规定，凡是本属各省进口的货物，一概不收税，而未服从各省进口的货物，无不加重收税，最终使未服从的省份商业不通，百姓逃散，不得不拱手服从而后已。

美国加税的情况如此，近来毗邻美国边境的加拿大省及英国的工匠各人，也想要他们归附，因此专门对该地来的货物加倍设立重税，使他们受到困顿。将来如果英国不设法阻止，恐怕加拿大省仍有不得不归附的态势，这又是加税开拓土地的一个证据。

当今西方各国，只有英国的税较轻，凡是未制造的物品，如羊毛、棉花等件，都一概免税，所以英国的商业为欧亚各国之冠。虽然英国属地散处五洲，难以免除本国的税，使财赋没有来源，也难以用重税困顿他国，使闻风者止步不前。然而以英国重视通商，信义自守，公正自持，只担心与他国失和，固然不能像法国、俄国那样免税，更不屑效仿德国、美国的加税。英国真是识大体啊！

本馆先前论述俄国用铁路侵地，这是铁路，如同用兵的利器。如今美国用加税开拓土地，有人说没有用兵的形式，却有用兵的心意，能安享得到土地的利益，免除劳师耗财的祸害，比起铁路侵地，难道不是劳逸迥然不同吗？

总之天下的事，只求公平罢了。孔子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均，均就是公平的意思。”欧阳修说：“事物得不到公平就会发声。”此后五大洲的税务，必须早日共同商议，一律持平，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端，才足以平息争端，消除动乱的萌芽。不这样的话，私下担心人心容易动摇而难以安定，假如他国受困过深，积蓄久了爆发暴乱，而后才后悔此前横征暴敛，危害很大，难道来得及吗？难道来得及吗！

译仿行印花税折

陈璧

奏为筹饷之术已穷，请仿行印花税之法以筹集巨资而救济时艰，恭敬呈折仰求圣上鉴察。私下认为，和议确定之后，户部竭力筹办军饷，每年能有的收入只有扣除廉俸一百二十余万这一大宗，裁并折漕未能立即实行，盐斤酒税加抽无几，捐输已成强弩之末，息借又作罢议，计算每年增加的收入将近二千万两，这是所筹办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而善后各项大事陆续等待办理，都不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寻求每年筹集巨资，确有把握，不损害商人、不骚扰百姓的策略，就只有仿行印花税这一法而已。查印花税创始于荷兰，兴盛于英国，如今则通行于各洲，没有国家不实行。所谓印花税，是让民间购买国家所制的印花，粘在各项契约凭证字据之上，作为纳税的证明。其制造的方法，应当在京城设立工厂，并购买制造纸张、制造印章两种机器，雇佣工匠制造。其纸张中间藏有纹理，其印章精细到毫厘，以防止伪造。如果一时开厂未能完成，可仿照日本制造钞票的先例，让英国工厂暂时承揽办理，严格订立合同，防止偷漏，等官办工厂能够制造就自行办理。其实行的方法，应当选取各国税则比较参酌，详细制定章程，务必简便，先颁示天下。然后在各省省会城市普遍设立督销局一所，作为总卖印花纸的地方，将此项印花转发给民间各市镇铺户代为零卖，每百两中间铺户应得一两，官府收取九十九两。其稽查的方法，应当严格制定漏税私逃的罚律条例，凡一切契约凭证字据不粘印花的皆作废纸，事发照例议罚，遇到诉讼官府不予受理。印花既粘在纸上，应当立即勾抹，以禁止再用。那些已经粘上而未勾抹的，也进行议罚。印花税的大致情况如此，因为此税取自买主，而责任在于卖主，所以毫不扰累，加上所取极微，而罚则极重，所以百姓都容易遵从。考核其情形，实在是有利无弊。如今英、俄、德、法各国，此项每年征收都约一万万至二万万，日本地域最小，也征收二千余万。如果以中国之大仿而行之，开办之初不妨宽松，百姓觉得便利，必将争相趋附，约计每年所筹集的当不低于一万万，那么不仅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免厘金、停止捐纳，举凡数十年来想要除去而未能的弊端，一旦廓清，全局转机必定在于此了。自从我朝丁赋合并完纳，取民之轻，不仅千古所无，实在也是万国所未有。民智逐渐开启，没有不知道外国租税苛重的。现在即使加行一种印花税之法，臣敢断定其相安无事。伏愿皇上决断实行，即饬令总理衙门转电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现行印花税律例章程详细翻译一份，并取现用各种印花列粘于册，注明使用方法，限期快马奏报进呈御览。然后发交户部迅速筹办兴办，不过一年可以试行，既缓解目前的急迫，又除去从来有的弊端。臣实在私下见到时艰日益紧迫，不宜拘守成法，所以选择各国通行有效尤其容易实行的，恭敬陈奏于皇上之前。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恭敬奏闻

印花税条议

程仪洛

印花税即暗税，最便于民，而所收极广。其法令民间各项生意，凡有账单的，都必须计算其钱数，照贴印花。其税极轻，而罚极重。假设有个人进入店铺买布一匹，其价值三元，那么布店必须开一张账单，交给买主。其单上应贴印花数厘，或者至一分。如果不贴，被发布的布店应受罚六元，其他都仿照此例。至于契约租约各种未贴印花的，都算漏税私逃，除应受罚外，遇到诉讼，官府不予受理。大概此税常出自买主，如同民间的润钱一样。至于买卖在二元以下的不收，适宜等待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所用印花详细考察使用方法说明进呈，仿照其轻重等级，从数厘以至数两，酌定章程。其印章用铜镂刻文字极精，适宜向西方国家定刻。大抵对于容易销售的货物收税稍重，将其章程先行布告天下，然后定于某月一律开办。直隶各省州县普遍设立税局，或者附设于银行，或者寄放在铺户，都可以。城镇铺户每月计算其卖出多少，所领印花在月底统计数目，报明税局，再行续领。运输货物转销的，则在报关时贴印花于货单，经过的地方查验明白放行。初行之始，不妨宽松，百姓觉得便利，自然将争相趋附。查印花税约有十便：此项印纸常寄售于市镇铺户，他国多有纸店发售，需用者随处可以买到，没有留难之苦，这是第一便。印纸中刻有钱数，一目了然，绝无蒙混之弊，这是第二便。由户部设立印纸总局，各省普遍设立分局，其印纸全部颁发自户部，应收税户部即按颁出的数目核收，毫无侵蚀之患，这是第三便。各省分局除设员按时稽查各铺户账簿之外，别无检核骚扰之

译印花税的便利有十点。第一，严格确立章程之后，任凭人们自行贴用，没有督责催促的麻烦，这是第五点便利。商人经常购买印纸以备使用，税款都先收入官府，没有征求勒索的弊端，这是第六点便利。所有契约凭证如果没有贴印纸，遇到诉讼时，官府不予审理，那么人们就不肯吝惜小钱而留下后患，这是第七点便利。货物钱财的交易，必定有一二人在其中参与，有接受者同受处罚的规定，有举报者给予奖赏的条例。制造印纸以及所贴印纸不足税额的情况，举报的人经查实后，按罚金的比率给予奖赏。人们又不肯吝惜微小的费用去招致重罚，这是第八点便利：常税和厘金都是在货物未卖出之前征收，而此税则在买卖完成之后征收，百姓尤其乐于遵从这种便利。第九，外国人与华商交易时，华商也贴印纸，称为自行完纳国税，这意味着外国人也必然暗中缴纳此税，这是第十点便利。以上十点便利，都是各国通行的成效，如今中国仿效实行，纵然在刚开始推行时，风气尚未开通，稍有阻碍，但只要秉持极大的诚信，时间久了必定能够相安无事。与抽收厘金的弊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译论丁口税

日本无名氏附

问：什么是丁口税？答：向人征收的税。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税法，而在今天能够实行的，非常恰当。远古时代，百姓没有财产，可贵的征税方法，如果不是向人征收，就没有比这更简便容易的了。我国实行这种税法，大概在距今一千多年前。根据《大宝令》记载：“正丁指成年男子，每年服役十天；次丁指十七岁以上的人，每年服役五天。不能服年役的人，缴纳布帛及其他物品来抵偿，称为‘庸’。”这就是我国古代的丁口税。后来虽然废止了，但也未必没有类似这种税法的东西。比如现在实行的市町村制中的夫役之法，大概也与此相似。丁口税本来是以人口为标准，一切平等，向每个人征收。然而百姓贫富悬殊，这就显得不公平了。且不论过去，这种税法之所以被文明时代所排斥，征税方法也逐渐改变。因此，俄国则由内阁先确定总额，然后下达给各州县，各州县按照百姓的财产及其收入的比例来征税。然而这样与其称之为丁口税，不如称为财产税或所得税更为恰当。这种税法使得收税官吏凭借主观臆断，肆意向百姓征收，其弊端不堪言说。又根据百姓收入的等级差别向每个人征税，这叫作等差丁口税，或阶级丁口税。实行这种税法的，是普鲁士和美国。这是将丁口税与所得税混为一谈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百姓收入设立等级差别，不再讨论相同等级内收入多寡的差异，这有丁口税的样子。然而官吏凭主观推测确定百姓收入的等级差别，对各等级实行不同的税率，这又有所得税的样子。如果减少等级差别，那就纯粹是丁口税了；如果增加等级差别，那就只是所得税了。考察美国马萨诸塞等州，向有参政权的人征收二元丁口税。法国、意大利等国也曾实行大同小异的税法，只是有繁简轻重的差别罢了。法国理财学家穆勒论丁口税说：“虽然世人往往诋毁丁口税，认为不应重征，但这未必是不正当的税法。在征税的意义上并没有不妥之处。”又说：“世人认为凡是拥有参政权的人都应当缴纳丁口税，这个意思也未必不对。”意大利、法国虽然有几种间接税，但国民都负担国家的费用，而让国民拥有参政权的，都直接缴纳直税。当国家一旦多事之时，增加征收，也未尝不可。况且纳税是被统治者的义务，说是平民的义务，即使征收丁口税，也有一定道理。但如今百姓贫富逐渐没有等级差别，恐怕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我国本来以地租及其他直税作为参政资格，所以没有征收丁口税的必要。总之，丁口税是远古未开化时代的遗留税法，在现在既属陈旧，确实不可行于今日。

论地税

日本无名氏附

问：什么是地税？答：向土地征收的税，即我国现在所称的地租。地租的创立，是在土地归百姓所有之后，而土地归百姓所有在什么时代，虽然未能详细得知。根据比利时国富学家杜尔哥的话说：“土地完全归百姓所有，不是在远古时代，而是在房屋、器具、牲畜等归百姓所有之后。”又根据法国富国学家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土地作为百姓私有的财产，大概与商业、工业各种股份凭证等的兴起，必定属于古制。”总之，土地归百姓私有，虽然不出于远古，其制度也相当古老了。然而我国实行这种制度，在近十几年以来。明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太政官发布命令说：“从今以后土地归百姓所有，并且允许买卖。”于是土地才开始归百姓所有。我国百姓古来没有这种权利，只有耕作土地的权利而已。所以有买卖耕作权而没有买卖土地权，拥有这种权利始于明治五年的命令。因此过去只有耕作权，那么只是出借土地耕作的资本，其方法不是政府与耕作人签订合同约定，而是政府专门发布命令来确定的。况且地税，是各国共同实行的，而我国最依赖的税源也在于此。其作为征税的正理，固然不容置疑，只是测算百姓负担所能承受的限度，又考察征税方法的得失，来论述其税率是否恰当，才是妥善的。如今按土地征税的税法，随着近代文明的进步与农业的发展逐渐有所变迁。试看古今以来的变迁：第一，不论收获多少，只按土地面积征收相同税率的税，这种税法推行大概属于古制。如现今新起的殖民地，往往见到实行这种制度。因为在古代百姓稀少，土地有余，耕种的土地质地最肥沃，如果不肥沃，又或许有运输的便利，所以按面积征收划一的税，未尝不公平，况且这种方法简易，最便于新兴之地。然而一旦土地归百姓所有，而农业大大进步，那么视土地的肥瘠，资本的多寡，耕作的巧拙如何，来决定收获的差异。到了这个时候，还想要用一律

译概括税法来看，其不公平之处也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仍然想要采用这种税法，除非税率极轻，否则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的赋税呢？第二，将土地品位区分为若干等级，按不同税率征收赋税。这是稍为改善的征税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运输的便利与否、耕作的难易程度来划分等级，从而确定不同的税率。比如我国过去所谓的地丁征收法，以及日耳曼联邦中威斯特伐利亚曾经实行的地税法就是如此。虽然这种方法稍好一些，但仍然不够完善。为什么呢？区分土地品位来设立等级差别，难免带有主观臆断的成分；况且社会在进步，土地状况也在变迁，每次都要更改税率，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第三，不论土地面积大小、地质肥沃贫瘠，只按照农具的数量、使用牛马的数量以及树木的数量等来征收赋税。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如今农家收成的差异，确实是由土地的肥沃贫瘠、资本的多寡、耕作技术的优劣来决定的。然而像农具数量、牛马数量、树木数量等，不足以推测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何况像农具、牛马、树木等，经常会有增减和移动的情况。第四，征收土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这种方法是在每年收获之前，官吏巡视各地以预先估计收获的数量，征收其十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什一税法”。然而有时错误征收的数额会超过这个比例。我国过去实行的毛见法，日本税法的名目中有类似于此的，欧洲也有曾经实行这种税法的国家，如土耳其一直实行到近年。虽然这种方法优于前面记载的各种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流弊也很多，不可以实行。为什么呢？如果实行这种方法，年成的丰歉不能改变税目，所以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感到非常不便，这是第一个弊端。又在一个国家之内，收获大多在同一时期，所以如果没有众多官吏出巡各地农田，就最容易错过时机；而且到各地检阅农田，也必然不能没有宽严不一的情况，那么政府浪费经费的途径由此而开启，这是第二个弊端。又收获的多寡不仅由土地的肥沃贫瘠决定，资本的多寡、耕作技术的优劣等也起作用。然而只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一，那么拥有巨额资本从事耕作的人，就不能不多交税，否则交税的人少，农事的改良完善就不可期望，这是第三个弊端。第五，按照数年间买卖土地的约定价格来征收赋税，这是我国现行的地租法。因为地价是征收地税的依据，所以由法律加以规定。第六，按照数年间土地所产出的数量来征收统一的赋税，除了肥料之外，想要收获谷物，所以需要耗费人工劳力等一切资本。这是欧洲各国目前实行的方法，薄利贤认为前面记载的第五、第六种是地税中最完美的了。

译奏驳总税务司重议土药税厘的折子。

李秉

奏为户部议定总税务司所筹划的征收土药税厘办法存在诸多阻碍，流弊极大，恳请天恩命令户部照旧征收，无需更改商议，以保存政体并体恤商民，恭敬地呈递此折详细陈述，仰求圣上鉴察的事。臣私下接到户部咨文称，据总税务司赫德呈递的手折，按近年土药出产各省总计三十三万四千斤，如果厘金和税收一起征收，每斤六十两，一年可以获得白银二千万两，通行各直省试办妥当后，制定详细章程项目上奏报告等因。奉谕旨依议办理，钦此。恭敬地遵守并咨行到臣，在户部大臣因为筹谋艰难，没有办法，想借此来扩大利源，自然是救时的意图。然而臣就赫德所定的数目反复考察，确实看到有阻碍难以实行，以及实行了但利益未收到，危害先显现的情况，敢为我皇上恭敬陈述。鸦片这一物品，不是肥沃的土地不能繁茂，愚昧的百姓贪图重利，将适宜种植粮食的肥沃土地改种鸦片，导致粮价日益昂贵，逐渐成为百姓的祸患。所以从前长久列为严厉禁令，后来因为利益所在，种植日益增多，光绪十六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户部上奏请求加征土药税厘，钦奉皇上谕旨：“如果能设法稽查征收，认真办理，既可以有益于军饷需要，并且可以以征收为禁止，隐含崇尚根本抑制末节的意思”等因。钦此。圣上的谋略宏大，确实是端正风俗、教化百姓的重要道理。现在如果明确规定数目，某省以万斤计，某省以千斤计，将使九州之上肥沃的土地都抛弃嘉禾而种植恶草，必然导致田地没有存粮，家中没有储备的粮食，丰收年景尚且缺乏储藏，灾荒年景更是坐以待毙。过去秦晋大灾，饿死的人布满道路，其祸害实际上就源于此。以损害庄稼、祸害百姓的事情，作为损害下层以增益上层的谋划，我国家爱护养育百姓，重视农业、珍视粮食，不应该有这样的政体。况且谋划国家大计的人，计算事理的是非，更应当权衡利益的轻重。如果这道命令一下，而二千万两就能每年输送到国库，那么说看到了利益而遗忘了危害，还说得过去。然而现在天下民力已经枯竭了，即使朝廷正常的赋税，总计地丁、漕运、杂赋等定额征收白银三千六百万两有余，近年各省实际征收不过七成，大约短征白银一千一百万两有余。于是土药的税收与土地赋税的正供相提并论，这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数目。臣请以山东为例来说，山东土药出产多。在省城西南沂州、曹州、济南等属，光绪十六年前巡抚大臣张曜遵奉谕旨，筹办土药税厘在省城专门设立总局，在产土的地方派定经纪人，开设行栈，以便稽查，又派遣有印信的官员和委派的官员会同管理。查得山东土药每斤约值白银二百余两，每价银一百两征收落地税银八两，厘金八两，如果由各海关出口则加收关税银八两，计算每斤共征收白银四十八两。自十七年奏请办理以来，多的不过七万余两，少的四五六万余两不等。现在赫德所议山东土药一万斤，以每斤六十两计算，应征收白银六十万两，较从前数目且十倍，这是即使在不产土药的地方教人种植，多方搜刮，也未必能凑足这个数目。推究事理，既有所不可，微臣愚笨拙劣的本性，也实在力所不能。再查赫德所开列的，自山东以外，如山陕、直隶、河南、江苏、安徽、福建、浙江等省，暂且不详细论述。其他如四川十二万斤，应征收七百二十万两；云南八万斤，应征收四百八十万两；贵州四万斤，应征收二百四十万两；吉林六千斤，应征收三十六万两；甘肃一万斤，应征收六十万两。这五省中，以四川最为富庶，而定额征收的地丁杂税不过六七十万两，现在所议土药税多至十余倍，恐怕竭尽全省的财力，也有达不到。至于云南、贵州、吉林、甘肃四省，都是收入不敷支出，支出全靠户部拨给，邻省为之协济。上年户部摊还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的债务，在这四省中，除云南蒙自关外，其余都没有指定拨给，大概因为这四省本来就是缺额的地区，无可筹措。现在如赫德所议，以边陲贫瘠的土地而责成数百万、数十万的税收，恐怕即使有刘晏的才能、商鞅的法度，也不能强求无中生有了。当此国库奇缺，债务累累，户部大臣筹谋的苦衷，地方大吏也应当共同理解。如果能每年获得巨款如原奏所称，不加税而税收充裕，固然乐于听闻。然而这栽种土药的土地，本来就是国家已有正供的土地。我朝历代圣君相承，深仁厚泽，免除租税、减少赋税，史书不断记载。二百五十余年，官吏恪守定章，不敢苛敛。土药虽然获利稍厚，征税以示裁抑，也就够了。于是在土地正赋之外，又虚计其出产，加征至有时成倍，有时成十倍百倍之多。即使现在如数取盈，已非圣朝宽大的政治。况且财是国家的命脉，百姓的生命。竭尽地利所出，不能满足其搜刮，必然导致商贾止步，怨恨纷纷兴起。现在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正强敌环伺，如果百姓不堪忍受，势必包藏祸心，事变迭起，祸患且不可胜言。利于

译有什么困难呢？这两千万的数额，绝对无法凑齐。何必空悬诏令，做出这种得不偿失的谋划呢？恭敬地认为，我们皇上圣德如天，爱民如子。恳请收回成命，敕令户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仍然按照目前办理土药厘税的章程，通令各省切实征收，不允许隐匿中饱私囊，以期对上可以充实国库，对下不使百姓受苦。至于摊还洋债，去年已经由户部分别派定，凡是当年应当解缴的款项，无论多么困难，臣应当督同司道各员设法筹措，按期清解。各直省的封疆大吏都深受皇恩，应当能够各自清理上缴，解除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正不必另行商议新章程。洋债不至于没有着落，臣尤其恳愿皇上圣敬日益增进，以恭俭为美德，想到只有减损上方能增益下方，竭泽而渔必然导致无鱼可捕，常存节省爱护百姓之心，极力摒弃土木兴建和游玩观赏的乐趣。《易经》说：“以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大学》说：“使用财物从容舒缓，那么财富就会经常充足。”如果真能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常，那么小民就能蒙受浩荡的恩德，皇上的福祚就有无尽的喜庆了。臣仰蒙皇恩慈爱特别深厚，未能稍报涓埃之劳。见识浅陋，不敢沉默不言。恳请圣明采纳，臣不胜惶恐不安之至。恭敬地呈递奏折，恳请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记载美国因重税而招致非议

英国人佚名附

美国人民若想沽名钓誉，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先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其次通过法律手段钻营，得以担任税务主席，然后取悦同事。因为取悦同事之术并不困难，只要极力主张增加税收的提议，就能达到目的。因为国民的习性，喜欢用重税来阻挡外国货物进入关津，这样国内货物流通，人人使用都不会枯竭。其次重要的职位，莫过于加入共和党，那么声势自然盛大。曾经有共和党人想要获得荣誉名声，以至于废寝忘食，竟然毫无进展。假如麦金利先生担任下议院主席，却不极力坚持重税的提议，恐怕就没有今天面南听政的荣耀了。然而今天的税收，是由威尔逊先生制定的。但威尔逊先生如今在哪里呢？随波逐流，与时俯仰，落魄至此，无人仰慕，因为他是共和党人。共和党虽然强大，不如共和党（此处原文“合众党”疑为翻译错误或特指某派，依语境似指对手或另一党派，但后文又提共和党，此处暂按原文直译或理解为特定党派）的巧妙。必定是因为人心倾向于共和党中的麦氏，所以让威尔逊先生默默无闻，这件事显而易见。共和党曾经大声说：“美国之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属于美国人。”话说久了，又大声说：“我国民众应当自我保全。”起初办理工业事务，让外国人偿还我国朝廷的费用。后来又大呼：“只有美国民众应当拥有生活的工资，千万不要接受欧洲廉价的工资。”于是众人附和，所有共和党的报纸没有不同声相应的。这是教导美国民众竭力实行重税，拒绝欧洲货物，以保护其商业，想要使英国工人的工资被侵占过半，才满足其愿望。并且说英国工人十天不知肉味，轻视英国人，美国人大多相信。那些不相信的人不敢非议，举国如痴如狂，竟然没有稍微明白大义、防备受其欺骗的人。更有工人明知重税之事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仍然出钱附和，不过是害怕人多口杂，众人指责，确实甘愿做猪狗般的愚昧之人。每逢四年选举总统的时期到来，就有人告诉工人说：“我们美国如果不设法加税保护工业，那么你们的工资必定会减少。”这话没有人不服从。只有总统如克利夫兰者反对。可知经常听闻税收利弊的，莫过于工人。既然经常听闻雇主讲述世事的艰难，又每天看见雇主渐渐富裕，那些工人的工资有减无增，我实在不解，做工的人仍然受其愚弄，忍受也只是徒自受苦罢了。推究其缘故，其中喧哗的话语最能动人的，莫过于“自我保全”和“初办工业”这一说法之前。一千八百九十年，麦金利先生的重税条例能够制定，是因为他极力指出铸造钢轨属于初办工业，应当有重税来保护它。然而麦金利先生制定条例时，有识之士劝谏阻止麦金利先生及其同事，说美国人制造铁轨已经精熟很久，怎么能借口初办工业而对外货征收重税，以图垄断呢？无奈他们的话虽然切直，但反对制造铁轨的人说：“如果没有重税，那么整个铁轨行业就会罢市。”这时铁轨行业又得到羊毛等其他初办工业行业的帮助，向政府请求增加重税。政府回答说：“你们钢轨行业稍安勿躁，料想没有外国能制造钢轨来与你们的货物竞争，只是钢轨行业尚未歇业。”而麦金利先生就问他们说：“你们想要加多少税，才能保护这个行业？”回答说：“必须对外国铁轨每墩征收十二元关税，才能保护这个行业。”麦金利先生就答应说：“可以。”于是定下议决，钢轨行业合并为一例，大幅提高货物价格。美国人制造的钢轨，每墩售价高达二十八元，美国人自己购买却不觉得。只是这个行业又将价格降到极低而卖给外国，所以英国得以购买数千墩，国人也不知道，直到近今才稍微知道实情。既然泄露了行业规则，大坏争相降价，过去每墩卖二十八元，骤然减至十八元，现在竟然贱至十五元。这降价既足以让行业老板魂飞魄散，也可以惊醒国人的梦，开阔主张重税者的眼界。然而主张重税者的眼界是否借此而开阔？岂能突然？彼尼路臣丁利君及其同事曾花费一年多心力经营订修美国税则，初次呈交议院，其所订不能实行，因为其税则介于麦金利税则与威尔逊税则之间。起初不知道继任大任而为总统者，是共和党人。尼路臣丁利君一见其初次折中的税则不能满足众心，又想到其数日之前，他说美国额外聚议之期后一日就能整理完备其税则。他所说的后一日，即本月十五号也。听说这次尼路臣丁利君的税则多遵循当年麦金利先生所定税则的成例，所以美国试办工业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即在炼糖行业，也不曾不愿意，炼糖行业设一行长以定糖价。如今行长请求政府征收外来糖的税，每磅税银八分之一仙，以保护其糖果业务，这样就足以抵御外来货物了。尼路臣又曾设法通融德法两国的商务，因为他们不太购买美国人的物产，然而这通融之事对将来也没有实际益处。他并没有设法与我们英国通融，只是我们英国人自有先见，且能预知美国必定有增税的事故。月间有如许货物撞

译进入美国纽约及其他口岸，在修订税则的价值尚未确定之前，有人企图突然加重那些本不应修改税则的货物的税率。他们想要加税的大多是毛织品及其他工业制品，正如麦坚利先生所列举的那样。他们还声称要推行这种方法，直到丁利先生所制定的税则成为惯例为止。然而此事无人响应，也难以成功，而且丁利先生的税则也不容易获得参众两院的批准施行，因为该税则完全有利于制造业者，但参众两院的议员并不完全受制造业者的控制。众议院有五十多名共和党人，虽然税则不能迅速确定，但也不难确定。然而参议院看到此税则，必然像冰炭一样不相容。共和党人不能强行迫使参议院议员屈服，届时必然分裂为两派。除非白银共和党改变立场而顺从大众，否则黄金共和党不得不贿赂共和党议员，强行促成此事。共和党中很少有人主张重税，即使是参议院议员，也不主张重税。如果他们能改变心意，或许还有可能。即便如此，虽然阻挠者众多，丁利先生的税则最终也必将成为惯例。按：外国想要保护其商业，就降低出口税而加重进口税，中国则相反。外国人缴纳正税之外，再缴纳半税即可通行。内地百姓办理货物，却得不到这种利益，于是常常借外国人的名义贩运，导致本国百姓失去利益，自己加重税负。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呢？西方人深刻理解这个道理，国家因此富足。

译论英美欲平税则

英国人阙名附

英国所属的加拿大派遣头等使臣二人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筹商妥善之法，以使两国商务日益增长，交情日益亲密。此事先前有所听闻但未确切，如今果然有实据，消息得以详悉。爹维士先生曾对人说：“如果两国能重新订立通商条约，应当各自派遣专员专门处理此事，将彼此交涉的情况详尽报告给政府，以便及时整顿，达到完美完备。并且各自降低关税，通融办理，使两国人民都能获得实际利益。”美国北方的农民听说后，都同声反对，大概是担心加拿大的土产会夺走他们的利益。又列查卡赖侯爵说：“加拿大的民众都不愿意，他们说我国农民害怕美国农民侵夺的严重程度，与美国农民害怕我国农民是一样的。”自从我方税务委员向押度华表达意见后的三个月里，频繁听到人们说：“如果不对美国产品征税，那么加拿大的利益权利将被其全部夺走。”又尼厄架喇地嘴的农民最为恐惧，认为美国的菩提子、蛇苺子之类产品必将散布到加拿大，导致本国土产失利，不仅农民生产的东西不肯免税，其他各类货物也不肯无税。殊不知加拿大出产的东西有比美国好的，而美国出产的东西也有比加拿大好的。例如麦米通常称加拿大出产的为佳，而粟米通常称美国出产的为佳，其他物品大多也是如此情形。大凡喜欢温暖气候的作物则以美国出产的最为优良，凡耐寒的作物则以我加拿大出产的最为优良。像这样如果没有关税，彼此各自根据土地适宜种植作物，何必像现在这样买昂贵的货物而使用劣质的物品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何在。以上都是侯爵们的议论。又听说侯爵对美国人说：“如果美国与加拿大彼此免除进出口货物的关税，那么两国的贸易必定增加。如今，我加拿大是美国货物最大的销售市场，比英国销售美国货物的数量还多。每年我两国贸易额不低于一百兆圆，将美国货物卖给我方的，比我们将货物销往美国的多。如果删除税项，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三百兆圆，而销售货物最多的仍以美国为首，那么美国获得的利益将比我方更优。”我加拿大有民众五百多万，这个数字与美国的大省相当。这两国的民众性情没有差异，既然文字相同而又同宗同源，两国的天气和土地适宜程度也相仿，依据贵国册籍所载，两大省各有民众五百万，其贸易额约值银三百兆圆。倘若贵国肯与我方通融，两国贸易即使不超过三百兆圆，也必定不会低于三百兆圆。

论高丽税务

英国人非立泼附

高丽国的税务，我颇为留意。然而实际上，终究探求不到真实情况。主要是因为该国对于一切账册，都不对外公布，不仅仅是税务如此，所以外人无法得知。虽然如此，我曾凭推测来估计。以我所见，高丽民众所缴纳的赋税，如果能够点滴归入公用，得当使用，完全足以满足高丽朝廷的开支。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高丽朝廷收入四百八十九万九千四百十圆，支出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圆。收支相比，不足一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一圆，借用洋款来弥补。但这仍然是推测的数字，至于确切数目，决不止于此，只是没有官方账册报告，无从查究。

地丁钱粮是高丽国收入的大宗，如所推测的四百八十九万九千四百十圆。其中钱粮占二百四十二万八千零三十三圆，地丁占一百四十七万七千六百八十一圆。这个数字似乎经过核实，然而无论其是否真的核实，即使认为与实际数目相差不远，我也不知道其依据什么而这样说。

近来高丽国户口日渐增多，土地也日渐开垦，但收入并不比以前多。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那些肉食者不知道核查户口和土地的实际数目。如此松懈，高丽民众理应暗中受益，岂知高丽国官吏将民众的财产视为自己的东西，索取唯恐不尽。因此，这并非民间的利益，而是贪官污吏的利益。国家从民众那里得到的是一，而民众用来供奉上级的却是二，尚且不足，又有什么利益可言呢？这不是传闻之语，而是我所深知的事实。这类官吏遍布高丽国京城及各郡县，不耕不织，只欺骗君主，剥削民众以自养，盘踞国库如同债主对待欠户，勒索百姓如同盗贼对待行旅。所以区分他们的类别，可以称之为无业类。

高丽国税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侵吞中饱的弊端也一天比一天加深。高官中有权势且狡诈的人，又新派多人，助纣为虐。因此这几年，民众受困已极，几乎十室九空了。有人对我说：“如今树木已尽，虫子将死。”我说：“根株已深，即使死了最终也不能断绝。”

高丽国每年支出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圆，对民众有益的只有十四万九千零九十圆。其中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八圆作为学校经费，一万五千圆作为公

译家庭工程，如修路等费用，五千八百二十二圆作为留养监犯的费用，其余则全部落入官员俸禄及无业之人的口袋中。

译百姓之所以向国家纳税，原本期望国家能有所资助，从而增益我、保护我，然而哪里知道仅仅是用来供给那些无业游民进行剥削呢？我非常为高丽感到惋惜。用百姓有限的脂膏血液，去填补他们无穷的欲望深渊，朝廷的官职爵位似乎专门是为了收养这些无业游民而设立的。

官员不必配备齐全，关键在于人选。高官如果能够尽心为国，那么削减三分之二已经足够了。为了处理该国的政务，为高丽考虑，冗员不可不裁汰。统括内外大小官吏，保留三分之一，那么每年可以节省一半的经费。用节省下来的钱，建立学校，振兴制造业，开采矿产，修筑铁路，而让那些被裁汰的官员充当这些工程的劳役。使他们既能借此练习技能，又能借此维持生活。久而久之，他们应当会深深庆幸自己往日被斥退，而此刻能够自食其力。这就像是花费二三百万两洋钱，来教化无业游民，使他们归于正道，不也很好吗？

此外，税则应当重新制定。但这件事实行起来实在困难，如果不借助他国人的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就不能成功。

高丽应当创设国家银行。银行，是国家赋税赖以兴盛的工具，商人借此资金流转，它对国家和百姓的关系非常重大。如今高丽国家已经铸造了铜币和镍币以及银币，但这些材料都以高价从日本购买，甚至由日本制造好后运送到高丽，这名义上是高丽的钱币，实际上高丽的制钱局只是在上面盖个印而已。这样对高丽有什么好处呢？依我看来，该国出产的红金，每年价值白银三百万圆，国人不懂冶炼的方法，把生金输出，只能得到极低廉的价格。如果国家收购并铸造它们，或者铸成钱币，或者铸成金条，在市场上流通，那么国家就可以发行纸币，银行的运作也就灵通了。而且国家每年储存价值二百万圆的黄金，十年之后就能积累成两千万圆。我还可以预言：如果高丽实行我的主张，将来高丽的收入必定逐渐兴盛，藏金之多以及其他便利之处还不包括在内呢。

施政的方法，必定要有次序。如今的高丽，首要任务是减官以节省费用；其次是厘定税则。费用节省且税则确定，那么高丽朝廷就有凭借来整顿训练商人、启发工匠，作为富裕百姓的根本；购置生金，作为富国的根本。

卷十三上 邮运

邮运问答

阙名

问：古代开始驾车牛长途经商，春秋时期郑国的商人用十二头牛犒劳军队，到了末期，子贡于是结驷连骑来经营货殖，风气的开通，没有比这更快的了。然而陆路的商人常常比不上水路行商的便利，所以汉口、清江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因而富饶天下。但我私下计算九州岛的财产，又比不上巴蜀，这是因为长江发源灌注的地面广阔，船只千里旁达淮泗，关中天府出入褒斜道，陆路更为便利。燕代北通蒙古，南有黄河，北有滹沱、漳水，襟带山海，那里的百姓不从事舟船运输，虽然有洪流巨浸，也不享受其利益，转运漕粮导致东南百姓困苦。金元以来帝王建都于此，风雨般汇聚，四方百姓如鱼鳞般聚集，百辆马车，千辆柴车，大体都来自吴会地区。编户齐民常常执鞭驱赶饥民，成为富商大贾，向北迁徙到穷极之地，向南行走江汉，有时单身忘旅，到达日出使犬使鹿的地方，栈道架在山谷之上，手指冻掉，积雪层层，砍木为记以标记人数，淘金捕貂终年只去一次，去了常常以十倍百倍的利润卖出。近来与俄国通商，远贩而不纳税，见雍正五年条约，鲜卑古族西伯利即鲜卑的转音，见《朔方备乘》。他们接踵连衡，蓝眼睛的人每年把中国的茶运回他们的国家，补入驼价，每年数百万金。虽然行经沙漠，常常缺乏水草，捡拾粪便做饭，刺破皮囊喝酪浆，老鸦啄肉伺机取利，蒙古老鸦常啄驼背为食，覆盖茶箱的皮革用钉子固定的，也经常被它们撕去，旅行者必须时常用火枪惊吓它们，说法见《益闻录·蒙古鸟兽条》。埋在龙堆，跌入杭爱山的不可胜数，而披毛饮酪的百姓得到这些滋润，从而长久守边而不思叛乱，这是因为陆运的利益还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俄国人席卷中亚，开通铁路，南瞰铁门冕裘，向东直到珲春，绵延八千多里，中国惊慌害怕，于是修建铁路向东以迎接他们的到来，劳役十年，仅仅七百里，而俄国人已经占据朝鲜，安抚拥有不海口，水陆便利夹包登莱，横扼黄海，声息相通直到彼得堡为止。在这个时候，中国罗掘财赋来从事兴筑，借债利息加倍偿还其利，路既未建成而利益已经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我私下计算中国之大，有什么没有的，之所以视上之急而无人响应，也是因为堑山淹谷横绝地脉被视为世间的大惧，利息仅四厘，不敌险关山岭之利，厚我往彼来，输出不敌输入，而利益反而落入俄人手中。如今不如罢休铁路之说，以保有自有的利权。虽然行旅迟缓，俄人铁路终究等待我们运输，每年花费数千万金，以供养路筑路之费，又不知几万亿，而想要从我这里夺取的，仅驼价数百万金，那么我所失去的大矣，势且不支。国家空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