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上　通论

译而等待我的，是非常的变局。日本虽然小，然而其君臣自从改历以来，日夜谋划，对内整顿军备粮饷，对外购买铁甲舰，大小已有三十艘，将要吞并朝鲜并窥视我国边境。俄国修筑铁路，前年十月已到达浩罕，如今分三路修筑，两三年内便可到达珲春，从彼德罗堡都城运兵过来，九天便可到达，那么我国盛京这一根本之地，祸患将接踵而至。英国攻取缅甸，一天便将其占领，与我国云南接壤了。云南的五金矿藏，他们垂涎已久。他们窥视西藏卫藏地区，在道光十九年就已暗中图谋那块土地，直到今天才制造事端。

译法国既然占领了越南，就开辟铁路以通商，设置计谋以诱骗民众，逐渐赢得了越南的人心。又大量使用财物贿赂煽动诱惑我国百姓。如今云南、广东之间，百里之内没有一所启蒙学校，识字的人很少，裁决事情依靠巫师。官府既不教化百姓，法国人便趁机诱骗他们。又云南、越南、暹罗之间，有老挝、万象等小国以及猓、苗等部族，法国人天天煽动他们。法国与英国是仇敌，畏惧英国属地众多，近来也向外扩张，攻打马达加斯加未能成功，夺取埃及也不能实现，于是专力经营越南以窥伺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凭借数十万夷人和我从逆的百姓，内外同时起事，分两路侵犯云南、越南，另派水军骚扰我国海疆，进入长江，四川、湖北的奸民会跟随响应。不知用什么方法来抵御他们？敌国并立，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充实军备，以防备敌人到来。近来德国与法国的争端，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国就率领二十四万军队渡过礼吴河逼近法国边境。兵势之迅速如此，而我国军队平时不训练，武器平时不准备，危急时才慢慢购买招募来应对，即使让廉颇、韩信做将领，难道会有侥幸获胜的可能吗？又美国驱逐我国华工，英国属地澳大利亚跟随其后，将来南洋各岛纷纷效仿。我国百姓出洋的数以五百万计，中国因洋货造成的财富流失已经很久了，稍微借此弥补其缺口。如果不加保护，他们回国后无处谋生，必定成为盗贼，金田之役将会重演。从前甲申年之事，法国仅以一两艘军舰惊扰我国海疆，我国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日夜忧虑操劳，召问众臣，却毫无对策，于是彷徨中招募士兵购买大炮，耗费数以千万计，而安南却坐失。况且那时还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王德榜等，都是知兵的宿将，布列在边疆之外，其余偏将副将也多是有百战经验的，然而已经军威不振，人心畏怯到如此地步。现在则两三位宿将重臣渐渐凋谢，其余将领都已年老，几年后大概都会去世，即使是曾经列阵行军的偏将副将也很少了，而强邻在外部四面逼迫，奸民在内部蓄谋作乱，一旦有变，靠什么来支撑？我国既然弱到极点，那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日本等国也狡猾地想引发累卵之危，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是我日夜忧惧的原因。我私下观察内外人情，都沉溺于嬉戏偷安，苟且度过朝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对待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一件能举起的，有心的人叹息而无所作为，无耻的人，贪图利益而借此营私；大将倾覆而身处堂屋以为安，积火将燃而卧薪以为乐。所谓安于危境而利于祸患，好比那患痿病的人，躺着不能起来，手足麻木，举动不协调，不仅仅是痿病，又感染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夕难保。这就是我所说的百脉败溃，病入骨髓，扁鹊、秦缓见了都会大为忧虑的情况。现在军队则水陆都不训练，财政则公私都枯竭，官员不选拔人才而上层还卖官，学校不教化士人而下层患无学。这几件事，人人都忧虑，痛恨，但我却不认为这是最大的忧虑。先王治理天下，在治理人才方面最为精到。《周礼》说：三种农人生产九种谷物，园圃培育草木，虞衡制作山泽的材用，薮牧养育鸟兽，又有草人、稻人，改良土壤以适应种植。《礼记》说得好：“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饮食有节制，做事合时宜，乐于做事，鼓励立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管子》说：“慎重对待百姓在于举荐贤人，慎重对待财富在于致力于土地。有了土地，就有财富，用政事来经纬土地，地利既已开发，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予财物任用能人。”哪有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两万六千种之多，却患贫弱的呢？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最大的忧虑。我所最忧虑的，是担心皇太后、皇上没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决心罢了。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效法祖宗任用老成持重之人的圣德之美，超越古今。我敢认为没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决心，为什么呢？我私下看到与强夷议和后，侥幸无事，朝廷安逸，言路闭塞，纲纪日益败坏，近来奇异变故大告警厉，天心之仁爱到了极点，没听说有惊惧修省之事，向上报答天心。又古代异策免三公枢臣，实际执掌国政，也没有战兢之意，没听说上疏引罪，请求自免谢罪，如此懈怠，只见到万寿山、昆明湖土木工程不息，冒着严寒戒旦，驰驱游乐，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入大内罢了。天下人将认为皇太后、皇上违背天变而不畏惧，蓄积大乱而不知道，忘记祖宗艰难重大的托付，国家神器之重。天命无常，而百姓穷困难以保全，栋梁折断屋椽毁坏，谁能幸免？这是我夙夜忧惧，不敢畏惧而自我隐藏的原因。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的日子不短了，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洗雪列圣的仇耻，巩固万年的基业，应当有所作为。然而事情没有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要到来，为什么呢？认为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吗？以皇太后、皇上的英明，岂敢说全都不是合适的人？认为所走的不是正确的道路吗？以皇太后、皇上的圣明，岂敢说全都不是正确的道路而竟然导致这样？莫非皇太后、皇上志气不坚定，没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决心吗？夫诸苑及三

译山海关及圆明园行宫，都是历代皇帝所营造的。自从被英夷烧毁后，基石折断，瓦片飞散，化为碎石。不知皇帝亲临视察，目睹残破景象，圣心感动，是否有悲愤激怒、想要报大仇的想法呢？如果有这种想法，臣希望皇帝能每天亲临此地。然而也没有听说有兴办新政、震动天下的举措，因此认为皇太后和皇上没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凭借皇太后聪明神武，执政二十年，用人唯恐不及，听从善言如流水般顺畅。在同治初年，励精图治，在内起用翁心存、李棠阶处理政务，在外任用曾国藩、左宗棠处理军务，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焬、韩超都由道员提拔为巡抚，刘蓉甚至以诸生身份越级提拔为巡抚和布政使，敞开诚心，展现大度，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因此能够铲除大盗而实现中兴。臣每次跪读穆宗毅皇帝的圣训，没有不感激得手舞足蹈以至于流泪的。又在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明显有兴办事业的意图。臣私下认为皇太后和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以建立尧舜那样的治理。之所以倦怠勤政，难道不是因为励精图治已久而治理没有期限吗？臣认为同治初年，大乱刚刚平定，上下严肃和谐，中外盼望治理，好比大病初愈，需要补养来自强，这是中国寻求治理的第一个机会。然而圣意勤勉却不足，振奋弱者却不改变旧法。光绪八、九年宫廷明显寻求治理，士风大变，好比久病稍起，如果不更加用药不能迅速痊愈，这是中兴的第二个机会。不幸法夷入侵，于是再次受挫，难道有谗佞邪恶的人在左右离间吗？认为臣下能言善辩的人不切合实用吗？人各有能有所不能，通晓治理的人未必懂得军事。天下人才众多，不能因为一个人失败就怀疑天下的人才，难道圣意认为曾经寻求治理了，但辅佐的大臣无人，因而逐渐懈怠吗？臣认为中途遭遇事变，所以不能完成施政的原因，是不谨慎选择左右近臣的缘故。如果皇太后和皇上忧虑勤勉、警惕激励，震动人心，明显愿意治理，只要像同治、光绪初年那样，根本已经确立则枝节自然理顺，纲纪已经举起则目网自然张开，风吹草伏，臣下动容，治理的效果必然随着圣心的厚薄和久暂而响应。臣想要说的是三点：变革、成法、通达下情、谨慎选择左右罢了。法律都是祖宗的旧制，敢轻易说变革的人，不是愚昧就是狂妄。然而今天下法律弊端极深。六部是万务汇集的地方，卿贰众多而没有明确的责任，司员繁杂而不分工委任，每天到堂上拱手站立画诺，文书几尺高可以隐藏身体，有薪炭几斤的微利，银钱分厘之差而流转数部的，卿贰既不是专职官员，又多兼差，未能查看事务的缘由，劳苦已经非常严重，何况想要整顿呢？所以即使贤智的人也束手无策，认为周公做现在的冢宰，孔子做现在的司寇，也无能为力，法律弊端到这种地步，寻求治理能得到吗？州县是百姓依赖治理的地方，军事、刑罚、赋税、教化养育，都责任于一人，一个盗贼逃脱，一个案件误判，一笔钱使用不当就被议论了。责任如此沉重，而又选拔极其轻率，用万余两银子来卖实缺，俸禄极其微薄，用数百两银子来责成养廉。下面既没有周朝虞衡牧稻那样的官员，又没有汉朝三老啬夫那样的教化，却要求他们教化养育我们的百姓，怎么可能得到呢？因此外省奉行文书都欺骗掩饰以免罪，京城朝廷委托胥吏，往往借例来行奸。其他如吏部以选拔贤才为目的，仍然用铨选；武举以培养将帅为目的，却用弓石；翰林以储备公卿为目的，还讲究诗字；其他混乱于法意而迂阔于治道，错乱混淆，难以一一列举。因此皇太后和皇上虽然有求治之心，却没有致治的效果。现在谈论治理的人都知道其弊端，然而认为祖宗的法律不敢说变革，难道不确实恭顺吗？然而没有深思国家治败的原因。现在的法例虽然说是继承祖宗的旧制，实际上都是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我先帝统治天下，不使用满洲的法典，而采纳前明的遗制，不过是顺应其风俗罢了。那么世祖章皇帝既然定都燕京，仍然使用八贝勒的旧法分领天下，那么我们朝难道能一统久安至今日吗？

译所以当今之世，君主若固守旧法，不仅是不通晓古今治理之法，也是违背了历代圣君治世的意图。现在的时局，如果是前朝已有的，就应当沿袭；如果知道是前朝所没有的，就应当改用新法来治理。治理太平盛世与治理敌国并立的乱世，本来是不同的。从前汉朝大臣魏相，专门主张奉行旧例；宋朝大臣李沆，认为凡是士人上书言说利害，一概不予采纳。这适用于太平盛世。至于孙叔敖更改历法，管仲制定国制，苏绰建立法规，这适用于敌国并立的乱世。现在只要变革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而采纳周、汉的法度精神，就深得历代圣君的治国之术了。皇太后、皇上既然知道旧法的危害，也就知道变法的利益，于是斟酌古今的适宜，探求事理的真实，变通以求尽善，裁制以取中道。如果愿意采纳我的言论，那么农夫耕作而君子得以衣食。臣愿在后世尽情进言，尤其希望精心选拔仁德贤能以及深通治国之术的人士，与他们讨论治国之道，讲求变法的适宜，并依次施行。精神面貌一变，在岁月之间，纲纪已经振作；十年之内，富强可以达成；等到二十年之久，教化成就，疆土开拓，而洗雪仇耻，就不难了。日本是个崎岖的小岛，近来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事俱兴，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强国侧目而不敢窥伺。何况中国地域广大，物产丰盛，人口众多，又有二帝三王所传承的礼治之美，历代圣君所缔造的人心稳固，加上皇太后、皇上仁德明察，怎么会衰弱不振呢？臣说变法，则治世可以立等可见。现在天下并非不稍微变革旧法，洋务差使、商局、学堂的设置，开矿公司的事务，电报机器、轮船、铁舰的使用，没有看到它们的利益，反而被奸邪所遮蔽。西方实行而富强，中国实行而滋生奸弊，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地位太尊贵而下情不能上达的缘故。君主尊贵是适宜的，然而从督抚、司道、守令以下直到百姓，如同门堂十重重重隔绝，像百级浮图层层难通。太尊贵就容易受蒙蔽，容易受蒙蔽就产生奸邪，所以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能事；疾苦不能上闻，以压制为常理。至于奸弊丛生，那么即使是良法美意，反而成为巨大的祸害，不如不变更好。现在上下隔绝到了极点，好比患有咽喉病，饮食下不去，气血上不来，那么生命就危险了。知道它的危害而反过来，在于疏通而已。古代君臣有坐论的礼仪，《大学》赞美周文王说：“与国人交往。”《诗经》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说的是恳切真诚，发自内心合乎礼义。臣子如同嘉宾，所以臣子尽心，下情上达。既然亲近，没有不能上达的，那么奸邪消减，弊端收缩，即使想不治理，怎么可能呢？疏通的方法，在于收敛威严的尊贵，去掉堂陛的等级，使臣下人人能在面前尽言，天下人人能向上献才。周朝有土训、诵训的官职，掌管地道、地图、方志、方慝。汉朝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门主管言议。现在如果增设训议的官职，召置天下的老成贤者，以抒发下情，那么皇太后、皇上高坐于法宫之中，远察万里之外，什么奸邪不照亮？什么法度不建立呢？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应当疏通下情，已经很久了。然而现在仍然壅塞滞碍，难道不是因为左右都是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没有学士大夫与之议论治国吗？即使有这样的人，也都是谄媚阿谀之人，而不是刚直亮节之士吗？如果不是这样，以圣德之盛，为什么不能日益光明呢？古代师傅以辅佐德义，史官以记录言行，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纠正过失谬误，匡正其非心。所以培养深厚而培育严密，像这样君主德行容易成就。到了汉朝制度，君臣仍然亲近，袁盎、汲黯入内燕见，唾壶、虎子等器物，都由精心选拔的良士，如东方朔、孔光、扬雄担任，还保留着古义。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自裁断庶政，正值春秋鼎盛，应当谨慎声色之防。圣德日益更新，应当谨慎近习之选。所谓谨慎，就是辨别忠佞而已。伊尹说：“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求之于道；有言论顺从意志，一定要求之于非道。”所以侍奉君主以顺承颜意的是佞臣；匡正君主以端正自身修行的是忠臣。欺骗君主说天下太平无事的是佞臣；告知君主敌国强大国家危险的是忠臣。《尚书》称“不要以侧媚之人，只有吉士”，孔子称“去除谗言轻视财货，用来修身”，伏愿皇太后、皇上仔细辨别，去除谗慝而亲近忠良，精心选拔魁伟端方、通晓古今的人士，每日侍奉左右，兼参与燕内，以资启发辅佐，那么德行不期望修养而自然修养了。皇上端正自身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士节自然振奋，风俗自然美好，其余的事何足挂齿呢？臣私下想到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拥有这天下，安危在于今日。现在不建立金汤之业，却建造丹癯之宫；不游历勋华之世，却游荡于薮囿之内。臣私下为皇太后、皇上惋惜，所以听从臣的话，天下可以安定，宗社更加巩固。趁现在急切谋划，还可以治理，使朝廷更加尊贵，令德神功传颂后嗣。否则恐怕数年后，四夷逼迫于外，乱民作乱于内，

译现在朝廷想要治理好国家，难道能等待我十年的教导吗？恐怕来不及了。如今皇太后和皇上如果不为自己打算，难道不为天下百姓打算吗？如果不为天下百姓打算，难道不为历代祖先打算吗？即便侥幸得到上天的眷顾，仅仅能够维持生存，假如敌人割占我国的一尺土地、一寸疆域，皇太后和皇上将如何面对历代祖先呢？《易经》说：“时时警惕灭亡的危险，国家才能像扎根于丛生的桑树一样稳固。”孟子说：“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取灾祸。”希望皇太后和皇上念及历代圣主托付重任的深厚，回应上天频繁警示的诚意，不要忘记庚申年发生的变故，因哀悼祖陵而特别颁布的诏书，要归咎于自己的过错，向臣民发誓警戒，使上下恐惧并修身反省，广开言路以求治国之道，那么宗庙社稷就幸运了。我出身草野，愚昧低贱，不知忌讳，倾尽愚诚，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惶恐到了极点。恳请代为奏呈皇太后和皇上圣明鉴察，恭敬呈上。

译皇上，当今皇帝第三书

康有为

为了国家安危的大计，恳请皇上及时变法，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教育士人、治理军队，寻求人才并谨慎选择左右近臣，沟通下情以谋求自强，从而洗雪国耻、保卫边疆。呈请代为奏报事宜。

私下认为，近来朝鲜发生战端，日本人进犯内地，导致割地赔款，这是圣清二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耻辱，天下臣民都为此愤慨痛心。然而，辱国之事尚小，若各国都因此产生觊觎之心，则被瓜分的祸患就大了；割地之事尚小，若边疆百姓都无法自保，则国家瓦解的祸患就大了。国家的危亡，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然而，深重的忧患能够启发圣智，外部的祸患反而能使国家兴盛。是安是危，仍然取决于皇上的处置。皇上承受着祖宗托付的重任，以孝道治理天下，之所以顺从和议，难道不是想暂时隐忍一时的耻辱，以便日后谋求自强吗？天下臣民都知道皇上的苦衷，也知道皇上必定会改变策略。

私下认为，经历这次巨大的创伤和深重的痛苦，必定应当制定卧薪尝胆的谋略。朝野上下震动，感奋激昂，像齐桓公不忘在莒国的屈辱，越王勾践不忘会稽的失败，或许能激励人心以祈求天命。如今和议达成将近一个月了，进士从礼部官员处得知，私下看到上下安乐，侥幸无事，用虚文粉饰太平，又庆祝太平盛世。又听说权贵近臣的议论，认为和议达成后可以十几年没有祸患，保持禄位，依然从容如故。私下猜想各位大臣必定没有将担忧危局的大计、自强的长远谋划每天启奏圣心，否则为什么一个月以来没听说有非常之诏令震动天下？这是进士所听闻并感到忧惧的，日夜不知所措。

过去开放口岸，攻破京城，失去越南，丧失琉球，屡次遭受失败创伤。各位大臣苟且安于眼前，不预先筹划自强，才导致今天的事情。然而以前的失败不过是赔偿金钱、失去属国罢了，虽然再次苟且安处也能延续旦夕。如今则割及内地，逐渐剪除心腹之地，局势紧迫迅速。况且治理天下靠的是形势，可以静守而不能轻动，就像箭在弦上、马在槽边。当它无事时，相互看着不敢发动变乱；当它发生更变时，腐朽的树桩都能成为祸患。

过去辛巳年以前，属国安然无恙。自从日本灭亡琉球，我们不敢过问，于是法国夺取越南，英国灭亡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被半割，不过三四年间我们的属国就全没了。甲午年以前，我们的内地安然无恙。如今台湾一割，三面都毗邻强邻，他们狡诈地想要开启争端，难道还能以礼让治国吗？何况数十个国家在后面紧紧追赶。好比大病之后，元气已经虚弱，外邪容易侵入，各种变证百出，这哪里能与同治年间我国国势尚盛、外夷窥伺、情形尚未恶化相比呢？

况且民心已经离散，勇兵没有归宿，外患内乱，祸患就在旦夕之间，如果只借和约来求得眼前的安宁，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现在只是开始罢了。近来各位大臣纷纷多有请求退休的，进士刚考中功名，又有什么心思？然而恭敬地参加殿试，就有与海内贤能之士共同发誓自强的制策；恭敬地参加朝考，就有“变则通，通则久”的御题。伏读之下感激发愤流涕，私下认为皇上有变法的宏大心愿，自强的精微意图，并且恳切求言，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可以与他共同实现中兴之治。有幸亲身遭遇，岂能辜负圣明的皇上？只是限于篇幅未能尽述胸怀，因此敢不避斧钺之诛，竭尽我的愚见妄筹大计，以符合我皇上求言的本意。农夫耕种而君子食用，只希望皇上宽恕我的罪过并垂察。

凭借中国二万里的土地，四万万的人口，比起日本超过十倍，却被小夷轻侮侵削，如同宰羊缚猪，坐受剥割，耻辱已经极深，道理也难以解释。皇上试着召集大小臣工，考核诘问其中的缘故，反复辩难，必定能得知其中的原因。如果知道我们的病症所在，那么治病的方子，必定也能得到了。

过去周武王任用姜太公，齐桓公任用管仲，刘备任用诸葛亮，唐太宗任用李靖，讲求治乱得失的缘故，问答诘难，都有数万言。皇上与各位大臣讲求自强的方法，有这种事吗？各位大臣中有通晓古今、通达中外，能像姜太公、管仲、诸葛亮那样应对明问的人吗？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策略没有实行，为什么会被小夷侮辱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文书废弛，安卧在薪火之上，凭什么立于四夷交侵的时代呢？

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如今国势贫弱到了危急紧迫的地步，大概是法律弊端导致的。

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数百年了，岂敢说法度不可行呢？因为本朝法度都是沿袭明朝制度。事物久了就会废弃，器具久了就会损坏，官制则冗杂散漫达数万之众，教化没有根本，选拔没有标准，所以营私舞弊、贿赂成风，而缺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授词章诗赋，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所以空疏愚陋，谬误相传，而缺少才智之人。军队则绿营老弱，而招募的勇兵都是乌合之众。农业则地利未开，而工商业没有制造之业。京官则除了枢垣台谏之外，都是闲散人员。各部则除了掌印主稿之外，徒然耗费廪禄。堂官则每署有数四人，而兼差反而多，却没有一个官能办事。文书则每天数尺，而例案烦琐，没有一件事能推行。督责则藩臬道员都成为赘旒，亲民则典

译史巡检等职位都属杂职。至于连监司这样的官职都可以买卖，那么官方的纲纪就无可询问了。其他各种积弊，难以一一列举，但看那些文书，与事实有什么关系呢？外国的奇技淫巧，乘虚而入，流行开来，百姓日益贫困，乞丐、地盗遍布山野，即使没有外患，国家的精华也已枯竭，法制弊端到了这种地步，必将发生其他变故。何况正值十数个国家的觊觎，遭遇四千年未有的变局，盛夏已至却不脱去厚重的皮衣，病症已变却仍用旧方，没有不中暑而死且病情更加危重的。我私下认为，当今治理天下，应当以开创的态势来治理，不应当以守成的态势来治理；应当以列国并立的态势来治理，不应当以一统天下、垂衣而治的态势来治理。开创则能更新各项制度，守成则只会遵循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衣则拱手无为。说遵循旧章而外夷逼迫，必定导致守不住也成不了；说无为而诸夷交争，必定导致四分五裂。《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董仲舒说：“治理不调和，严重时就要更张，才能治理好。”如果说祖宗的法度不可改变，那么我们世祖章皇帝何尝没有改变太宗文皇帝的法度呢？如果仍然用八贝勒的旧法来治理，那么我们圣清怎么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呢？不变法而割让祖宗的疆土，逐渐导致灭亡；变法而光耀宗庙的威灵，可以建立强国，哪个重哪个轻，哪个得哪个失，一定有能辨别的人。我不揣狂愚，私下为皇上筹划自强的策略，计算万世的安定，不改变旧法，就无法治理。变法的方法，以富国为先。户部每年收入银七千万两，常年也还担心贫困。财政大臣仰屋叹息，四处搜刮，无计可施，连卖官鬻爵、征税赌博，也忍辱为之，但所得无几。况且旱涝灾害频发，国库空虚，连船只和军费都无法承担。加上日本索取赔偿二万万两，这相当于让我国臣民上下三年不吃不喝，才能支付。如果借洋债，加上利息和折扣，百年也无法还清。如果不大力变革讲求，就是坐等自毙。富国的方法有六种：一是钞法，二是铁路，三是机器轮舟，四是开矿，五是铸银，六是邮政。如今在极度贫困之余，急需筹措巨款，能够聚集全国财力，收取全国利益，没有比钞法更好的了。命令天下的银号申报资本，都将现银存入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造钞票，从一至百，根据数量多少，都给予现银的数额，并增加一半用于供给赋税、俸禄和军饷。大额钞票户部都资助资本，亏损的户部都代为摊还资助。其流通公开透明，信誉昭著，大商乐于借贷，国家富户不担心倒闭亏损。以十八行省计算，可以获得万万两。既然有了官办银行，上下相通，如果有铁路、船厂等大工程，可以代为筹措军务、赈务的急需，可以立即办理。国家借款不需要高息和中饱私囊，外国汇款不需要关票作抵押，公款寄存可以有利息，钞票通行可以扩大商务。如今各省都有银票、钱票，但伪造手段繁多，利益不归公。不如由官府来做，迅速就能富国。这是钞法应当实行。一是可以将万里缩为咫尺，将旬月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灾，便于漕运，便于百官聚集，便于士人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百姓谋生，便于沟通言语。风俗有这几种便利，不耗费国库，而且还能得到数千万两的，没有比铁路更好的了。铁路的好处，天下皆知。山海关外早已兴筑，如今运兵其效果已显现。没有在直省推行的，是因为费用巨大难以筹措罢了。如果全部交给民间，出资给牌照，听任他们分段修筑，官府选派通晓铁路工程的人，划定行省郡县的官路，明确章程，为他们弹压保护。凡是军务、运械、运兵、赈灾都归官府使用，根据道路远近、人数多少，收取牌照费。西方人计算，认为可以获得七千万两，而且可以移民出塞，荒地开辟为肥沃土地，商货流通到境外，穷苦百姓变成富裕人家。俄国珲春铁路即将建成，边患更加紧迫，仅为了防边就应当急速修筑，何况还能获得巨额利益呢？这是折抵漕运，节省千万两的需求；废除驿站，溢出三百万两的款项。这是铁路应当实行。

译机器厂可以振兴实业，小轮船可以便利交通。如今各省都严加禁止，导致我们的技艺不能日益更新，制造不能日益丰富，器械不能日益精良，日常用品和兵器大多粗劣败坏，白白让洋货流行，却禁止百姓制造，这是自己削弱国家。官府设立的工厂，大多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欺骗掩饰，难以期望达到精良，那么我们的军械怎么会有起色？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黎姆斯，闻名天下，对国家大有用处，都是民营工厂，应当允许百姓经营，并加以保护。凡是开设机器厂的，缴纳费用领取执照，听任他们创造轮船的便利，与铁路一样，官府、百姓、商贾共同获取利益，也应当允许百姓经营，缴纳费用领取执照，听任他们拖曳行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机器轮船应当推行。

汉代设立铁官开矿的方法已经很久了。美国人因开采金银矿，财富冠绝五洲；英国人因开采煤铁矿，雄视四海；其余各国开矿都使财富增加十倍，而将财富蕴藏于地下的，以中国为最。如云南的铜锡，山西贵州的煤铁，湖广江西的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的铜，四川的铜铅铁煤，这些最著名的矿产，古代被封禁，留待今日开发。如今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即使极度节俭，怎么能解决这种艰难呢？家里有重宝，却仰屋叹息贫困，没有策略，情况太严重了。山西的煤铁尤其丰富，星罗棋布，面积有百三十万方里，矿脉平坦，品质也是上等，德国人认为它冠绝五洲，地球使用千年也不尽。又外蒙古的阿尔泰山，即金山，绵延数千里，金矿产量最盛，矿脉也平坦，有整块重达数斤的，俄国人已经查验，绘制地图。至于云南广东的矿，更是英法所窥伺的。我们如果不开采，他人就会入室夺宝。如今云南已专门设立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也设立官局，都取得了成效，而没有看到巨大利益的原因，是由于矿学没有兴起，采办的人选不当。矿学以比利时为最，从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都有专门书籍，应当开设矿学，专门聘请比利时人教导，并且进行踏勘，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工，修筑铁路以节省转运，税率二十取一而没有固定税额，选拔人才督办而没有滥任私人，那么我们的金银煤铁之富可以冠绝地球。这是矿务应当开采。

四、钱币三品用来互通有无，其制度非常古老。自从澳门通商，洋银流入中国，逐渐从内地波及京畿。看它的年号，是耶稣的纪年而不是我们的纪元，这叫做没有正朔。考察其流失，每年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没有税收，八成夹铅却兑换我们的足银，市价涨落七钱二分之多，有时甚至涨到八钱，多方折耗，这叫做巨大的流失，名实俱亡。我们的政治失误，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而我们的元宝和银锭，形体难以握持，分量又没有一定，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的差别，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的差异，轻重难以确定，亏耗越来越多。而洋银重量有定数，圆形容易握持，符合人情便利，其容易流通是必然的。查考西方各国都用本国的银钱，如俄国用卢布，德国用马克，奥地利用福禄林，英国用喜林，外国银钱不允许通用，我们应当自己铸造银钱以收回利权。如今广东已经开局铸银，只是担心经费不足，不能扩充以铸造大圆而已。金银质地柔软，只用九成，查考美国铸银，每刻可以铸造大圆一千二百枚，而每枚的利润三分，移作制造费用，已有富余，利润也很丰厚。请命令户部预先筹措巨资，并令各省都开设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分都照广东铸造，增加大圆，由督抚选拔精明廉正的官吏专门主管此局，提高他们的薪水，严明刑罚，督抚按时抽查，户部用化学方法核验。将来矿产兴盛，增铸金钱，禁止洋圆，改铸钱两，法令严明而百姓信任，可以堵塞流失而保存正朔。这是铸银应当推行。

五、我朝公文往来、谕旨、奏折都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紧急，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置官员数百人，养夫数万人，每年耗费国库三百万两，而民间书信不得过问，资费沉重，仍然邮寄艰难，消息沉浮不便得很。查考英国有邮政局，寄送公私文信，境内信件费钱二十，马车急递应时无误，百姓都感到便利，而年收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们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如果设立邮政局由官府统领，递送私书，给予凭据，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容易通达，见闻容易广博，而进可收取千余万的收入，退可节省三百万的驿站费用，上利国下便民。这是邮政应当推行。

六、有了这六项，国家就不必担心贫困了。然而百姓匮乏，国家就无法富裕。中国人口，自道光时已达四万万。如今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这个数，而工商业不兴盛，生计日益窘迫。有的流散到其他国家，成为奴隶；有的啸聚草泽，祸害乡邑。虽然没有外患，内变已经紧迫。国家以民为本，不思养育，这是自己拔除根本。养民的方法：一是务农，二是劝工，三是惠商，四是恤穷。天下百物，都出自农业。我皇上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督促劝勉到了极点。而田畯之官没有设立，土壤化学之学没有进步。北方则苦

译如果不讲求水利，物产就不会丰富；南方则担忧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面积有限。遇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百姓流离失所、死于沟壑，尤其令人哀痛。应当急切地思考良策来拯救他们。

外国讲求种植和畜牧，城市乡村都有农学会。考察土壤性质，辨别物产适宜，加入学会后，无论是百谷、花木、果蔬，还是牛羊等牧畜，都比较它们的优劣，表彰那些特别优秀的。田地样式分为各类，机器车辆分为各式。农夫人人讲求，鸟粪可以用来施肥培土，电力可以加速生长，沸水可以温暖地脉，玻璃罩可以抵御寒气。收割庄稼时，一人可以兼任数百人的工作；播种时，一天可以覆盖数百亩；选育良种，一粒种子可以收获一万八千粒，一千粒种子可以供人吃一年，两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小产量变为大产量，一年一熟变为一年多熟。我国地大物博，只是讲求得不够。应当命令使者翻译外国的农书，在乡镇设立农会，派农官监督。农民力量薄弱，国家给予资助。通过比较，就会抛弃粗劣而选择优良；通过鼓励，就会采用新法而摒弃旧法，农业自然就会兴盛。

至于茶、丝是中国的大利所在，而近年意大利、法国、日本都讲求蚕桑，印度、锡兰的茶叶与我们争夺市场，我国的利润因此衰减至一千多万，而我们养蚕技术不善，种茶范围不广，再不讲求，中国的利源就要断绝了。应当设立丝茶局，开办丝茶会，力求振兴，推行到各省。其余如东南地区种植棉花、甘蔗，西北地区讲求畜牧。棉花用于纺织，甘蔗用于制糖，牛羊的毛可以织呢绒、毡毯，以及沙漠地区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地区可以撒网捕鱼。种树的利益，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年收入达数百万；渔业的计划，美国沿海可得一千多万。如今木材的运输、鲸鱼的捕捞，在中国销售流通非常兴盛，应当有办法来抵制它们。又比如美国养蜂，西方人认为能穷尽其利，收入等同于旧金山的金矿，应当有办法来鼓励提倡。这是务农，应当推行的第一点。

《周礼》考察工匠，《中庸》鼓励做工。诸葛亮治理蜀地，器械技巧，物尽其极。管仲治理齐国，三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流马的运输，指南车的发明，都是富强的效果。曾经考察欧洲迅速强大的原因，自从嘉庆二十年起英国人开始制成轮船，而道光十二年就侵犯我国广州，于是开辟各州属地四万里。自从道光二十年后铁路创制成功，俄国人在光绪二年于黑海、里海修建铁路，开辟基洼、阿尔霸等国六千里。至于电报、显微镜、电话、传声筒、留声机、轻气球、电灯、农务机器，虽然是小的技艺奇巧的器具，都与民生国计相关。如果像铁路器械那样精良，更是国家所不能缺少的。前大学士曾国藩亲手平定大难，考察得知西方人自强的原因，提议开设机器局。近来各直省逐渐增设，但只守旧式，没有精心思考，创制新法。国家未曾教导他们。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的书，选拔通晓测算的学生，分门别类学习，进入制造厂，经历数年。考工院多了，图纸器物自然广泛，见闻日益开阔，制造日益精良。凡是有新制，绘图并附上说明，呈报给有关部门，检验其有用，发给执照，表彰功牌，允许其专利。工人为了自身的名声，必定殚精竭虑以求新制。枪械的利器，使用得精，必定有能应国家之用者。那些克虏伯、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都是民间制造的。查美国每年发给新器功牌一万三千多，英国三千多，法国一千多，德国八百，奥地利六百，意大利四百，比利时、荷兰、瑞士都二百多，俄国仅一百多。所以美国的财富冠绝五洲，鼓励做工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劝工，应当推行的第二点。

凡是统一的时代，必定以农业立国，可以安定民心；兼并争夺的时代，必定以商业立国，可以匹敌敌人的利益。交换位置就会困顿疲敝了。所以管仲以轻重之术强齐，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况且古代灭国靠军队，人们都知道；现在灭国靠商业，人们都忽视它。靠军队灭人国，国家灭亡而百姓还存在；靠商业灭人，百姓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中国受到的弊病，大概就在这里。

译如今外国鸦片每年耗费我国银两达三千三百万，这是人人都痛恨的。哪里知道洋纱、洋布每年耗费我国银两达五千三百万？除了洋布之外的洋货，如洋绸、洋呢、漳绒、羽纱、毯子、手巾、花边、钮扣、针、雨伞、灯、颜料、箱柜、瓷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如咖啡、吕宋果、夏湾拿果、纸烟、鼻烟、洋酒、火药、羊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丸、药粉、洋干果、洋水果，以及煤、铁、铅、铜、马口铁等原料、木器、钟表、日晷、寒暑表、风雨针、电灯、自来火、玻璃镜、照相片，以及各种玩好淫巧之物，家家户户都有，人们大多喜好，甚至新疆、西藏也都流通销售，耗费我国银两以万万计。而我们自茶叶、丝绸质量下降，不敌鸦片，其余如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麈香、药材、绸缎、瓷器、杂货等出口，价值不超过三千万，仅仅得到洋布进口额的一半。而且我们的货物在内地有厘捐，出口有重税，他们都没有。我国物产虽然丰富，每年出口达万万，累计五十年计算，已经耗费万兆，我们的商人怎能不穷困？如今日本甚至想要通商到苏州、杭州，又加上两亿两的赔款，我国百姓的精华已经枯竭，膏血都已耗尽，坐以待毙，弱者转死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使没有外患，也有不可言说的危局。应当特别设立通商院，派遣廉洁且擅长理财的大臣来经营此事，命令各省设立商学、商会、比较厂，并由商务大臣统领，上下通气，共同商议办理，或许可以振兴。商学是什么？各国贸易条理繁多，商人愚昧浅陋不能全面了解，应当翻译外国商学的书籍，选拔人员学习，然后才能获取外国的利益。商会是什么？一个人的见识不周全，不如集合众人的议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如合股集资，所以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加以援助，力量最为雄厚，商务才能远达四大洲。明代葡萄牙通商澳门，荷兰收取南洋，英国乾隆时夺取印度，道光时侵犯广州，不是其政府的力量，而是其公司的权力。民力既然聚合，又有国家援助，不仅能使国家富裕，还可以开拓疆土，商会所关系到的也不小啊。比较厂是什么？西方各国的赛会，不是为了游玩观赏，而是为了广见闻，启发心思，辨别优劣。凡是货物有比较，优劣就容易看清，那么劣质的货物就会滞销，优质的货物必然畅销。他们的货物在中国流行，就是由于这种方法。如今我们应当设立这种厂，于是广泛纺织以对抗洋布，制造用品以对抗洋货，上海造纸，山东卷烟，景德镇制瓷，苏州杭州织造，北方开辟葡萄园以酿酒，山东制造野蚕茧以成丝，江北改良土棉以纺纱，南方扩大蔗园以制糖，与洋货比较，务必超过它们。又命令我们的领事探知他们的喜好，更新制造，并且夺取他们的利益，不只是对抗他们的货物而已。然后免除厘金的危害，减少出口的税收，开发金银煤铁的利益，足以夺取五大洲制造战舰枪炮的精良技术，可以横行四海。所以优待商人应当实行第三点。我国人口已经众多，铁路尚未开通，运输货物困难。就以北方口岸的皮毛，京师的煤，天津的货物为例，生产货物的人有四百，而运输货物的人有六百，生产的人少，消耗的人多，其余穷困无业、游荡无赖的人，到处都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讨之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死在道路上，每天都有。公卿士大夫车声隆隆，车马相接，不问直隶省，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不忍心百姓失所，但深居九重宫阙，清道才出，不知道罢了。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呼号无诉，伤病躺在道路上，难道忍心目睹吗？以一人养活天下，势所不能，应当设法收恤他们。

收恤的方法，第一是移民垦荒。西北各省，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东三省、蒙古、新疆更加荒凉空旷，人迹既少，地利也就更加不能开发。早做迁移的谋划，可以开辟利源，可以充实边防，不只是养活贫民而已。迁移有三种：一是罪遣，如今俄国将希利尼党人迁徙到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得以开发；二是认耕，英国的加拿大、新西兰各岛，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东南各省、巴西全国都是这样；三是贸迁，荷兰南洋诸岛都是商人留居的。英国自移民之后，开拓的土地超过本国七十倍，人口更加繁盛。哪有苦于人口众多而抛弃他们的道理？如今我国穷困游散的人最多，为美国人做佣奴，尚且不被允许，而且被驱逐。澳洲、南洋各岛数百万失业的民众归来，如何安置？如果不早做谋划，或者成为盗贼，或者成为间谍，不可收拾。如今铁路尚未建成，迁移民众不容易，如果铁路建成后，专门派遣大臣负责此事，给予他们谋生的道路，共有乐土般的安宁。百姓乐于生存，边境丰实，一举多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第二是教工。《周礼》中有里布来惩罚不从事生产的人，有圜土来警戒游手好闲的人。游民没有职业，小的作奸犯科，大的成为盗贼。应当命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拔善堂的绅士董事来管理。无业游民都进入其中，选择他们的能力，教以技艺。绅士董事用他们的工业产品出售来供给他们的食物，取十分之一来充作经费，限制出入都有规定。

译程度。若有大型工程或重大劳役，便用军法来部署，使人们充当劳役。那些能够改过自新并取得保释的人，才予以释放；再次犯错的，绝不赦免。那些犯有小过错的人，全部收押，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决定服刑的年限。那些并非老弱残疾的乞丐，都收容在外院，让他们从事同样的劳动。贫困百姓得以获得食物，善良百姓赖以安宁，仁政的实施，似乎难以缓于此事。

第三项是救济贫困。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疲惫病弱、残疾之人、盲聋哑者、断肢侏儒，这些无助的百姓，是先王最为怜悯的，都有固定的供给。应当命令各州、县、市、镇、聚落都设立各类收容院，全部进行收养，都让有关部门会同善堂劝募筹款，妥善经营管理。那些负责管理的人如果成效显著，贫困百姓乐于接受，联名请求奖赏，允许按照军功的功劳进行奖励，那么就不会有一个人失所。这对于皇上的仁德，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民心牢固团结，国势就像苞桑一样稳固了。所以救济贫困应当推行这四点。

然而，富裕而不加以教化，不是行善的根本；愚昧而不学习，无法增长才干。关键在于教化百姓，设立学校、选拔人才的科目，先王的制度非常兴盛。然而，汉魏时期凭借经法选拔孝廉，唐宋时期重视词赋选拔进士，明朝以八股文取士，我朝沿袭此制，诵读效法朱熹，阐明义理，也可以说是制度良好、用意美善了。但是，法令禁止使用后世书籍，那么空泛浅薄也可以成为学问；选拔都限制名额，那么高才之士多至年老，科举考场侥幸得中，那么词馆出身而跃升公卿，就在旦夕之间；落选的，那么德高望重之士听不到征聘，最终老死在草野之中。题目难，所以很少困于搭截题，知道写作方法却忘记了义理；名额窄，所以年老被科举淘汰，追求富贵而荒废学业。标准定得极高，束缚得极严，甚至鉴于明末的教训，因噎废食，上面将讲学视为禁令，下面将道学当作笑谈，所以担当大道的儒者已经很少，才智之士也不多，乃至嗜利无耻，败坏成风俗，而国家在紧急时刻没有可用之人。制度弊端到了这种地步，也不得不稍作变革了。

至于普通百姓识字的人已经很少，有的省份没有礼律书籍，有的县没有启蒙学校，那是不教化的表现太严重了。天下百姓多而士人少，普通百姓不学习，那么农工商贾就没有才干，生产器物、利用厚生，既不能精益求精，教化百姓、改变风俗，迁善改过，也难以治理，这不是上天覆盖养育万物的本意。所以教化要惠及士人，也要普及百姓，要阐明道理，也要增长智慧。能够教化百姓，那么士人就更加美好；能够增长智慧，那么道理就愈加明白。如今地球已经开辟，铁路四通八达，外敌交相侵犯，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那么各国的学问都应当讲求。宋朝臣子姚燮说：“我们所做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却独自不知道，怎么能不被他们控制呢？”曾经考察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于器械军队，而在于探究事理、鼓励学习。他们从七八岁起，人人都入学，有不学习的，责罚其父母，所以乡村私塾非常多。

译各国识字读书的人，一百人中通常有七十人，他们私塾的经费，美国高达八千万，他们太学的学生，英国多达一万多人，他们每年著书立说，美国多达一万多种，他们各郡县都设有藏书楼，英国多达一百多万册，所以开启民智的方法，也是广泛的。而我们中国，是礼乐文明之邦，识字读书的人仅占百分之二十，私塾经费比军饷少几十倍，士人中能通晓古今、了解中外的人，有的郡县竟然一个也没有。才智之士多则国家强盛，才智之士少则国家衰弱，土耳其陆军天下第一却遭到削弱，印度崇尚道家无为而亡国，这就是明显的效验。所以当今的教育，应当先开启民智，武科中的弓刀步石等考试已经毫无用处了。《王制》说“袒露臂膀、决定射箭驾车的人，离开乡里就不与士人同列”，这是武则天时的错误制度，怎么能继续沿用呢？同治元年，前任总督沈葆桢请求废除武科，近年翰林院官员潘衍桐请求开设艺学，现在应当把武科改为艺科，命令各直省州县开设艺学书院，凡是天文、地矿、医律、光学重量、化学电学、机器、武备、驾驶等分别设立学堂，而测量、绘图、语言、文字都是学习的选择，十五岁以上的学童进入学堂学习，仍然专攻一经作为根本，聘请教师教授各有专门之学，学政官员会同书院教师用经义题、策论以及专门之学进行考试，通过一半即算中选，不限名额，可以推荐到省学。与诸生相比，五年没有成就的退学，省学的书籍器物更加丰富，见闻更加广阔，学政督抚会同书院教师，每年考试他们的专门学业，增加经义一道、史论一道、考查掌故一道、策论一道，通过一半即算中选，不限名额，贡入京师，称为举人。五年没有成就的退学，京师广泛聘请各科教师，图书器物尤其丰富，每年礼部总裁会同大教师考试他们，方法与省学相同，不限名额且通过一半即算中选，称为进士。三年没有成就的退学，那些进士可以回去担任州县艺学总教习，那些举人可以担任分教习，并听任人们聘用，那些诸生可以回去教授乡间私塾或充任各作坊厂，乡试会试纵容他们的才力，不限格式法度，听任他们引用，但要在讲明义理、尊崇孔子方面，三场考试应当增加询问四方边疆掌故以及天文地理，及格者中选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书法工整，只取直言极谏、条陈切中要害的人进入翰林院，文科、艺科愿意互相报考的听任，那些有创见著成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的人，都酌情授予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职。这样天下的士人才智大开，奔走鼓舞等待皇上的任用。其余州县乡镇，都设立藏书楼，以广见闻。如果能够厚筹经费，广泛劝募，让乡村都设立私塾，平民儿童都能入学，通晓训诂名物，学习绘图算法，认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那么人才就不可胜用了。《周官》诵读方训，都考查四方之恶；《诗经》中的国风小雅，了解民俗之情。近来开设报馆，名叫新闻，政治风俗都保存，文章兼述，小的可以观察物价，琐碎的可以看见土风，清议时常存在，等同于乡校，见闻日益开阔，可以通晓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宗教、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之学，作为新报，尤其足以开拓心思，发扬聪明，与铁路开通实在相辅相成。应当纵容百姓开设，更加奖劝，以裨益政教。然而近日人心败坏，更应当讲求挽回的方法。大概风俗败坏，由于没有教化，士人不勉励廉耻，而欺诈巧滑的风气形成；大臣托辞畏谨，而苟且废弛的弊端产生。而六经是有用的书，孔子是经世之学，很少有人负荷宣扬，于是外国异教得以兴起而煽动诱惑我国百姓。直省之间教堂遍布，而我们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痛心！现在应当急立道学一科，那些讲学的大儒，发明孔子之道的人，不论资格，都加以征召礼遇，酌情授予国子监的官职，或作为学政的备选。那些举人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人，可以担任州县教官；那些诸生愿意进入道学科的人，作为讲学生，都分配到乡村，讲明孔子之道，都厚筹经费，并且命令各善堂资助，并命令乡村淫祠全部改为孔子庙。那些各善堂会馆都命令只祭祀孔子，以教化愚民，扶持圣教而堵塞异端。道学科中有高才硕学，愿意把孔子之道传到外国的人，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的官衔，资助经费，命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给予凭照，让他们资游历。如果在外国建有学堂，聚集学生千人，确有明效，给予世爵。其余都投牒学政，以通晓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都给予前例。

如果南洋一带，我国百姓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要沦落左道，都应当每岛派设教官，建立孔子庙，带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夷，用华夏改变夷狄，在此一举，并且借传教为游历，可以通晓夷情，可以宣扬国声，无不尊亲，尤为大义了。内弊既除，则外交应当讲求，春秋子羽能知四国之为，汉武帝下诏求通绝域之使，苏武不……

译蒙受耻辱，富弼能在列国交争中据理力争，他的责任确实重大。如今出使的人才尚未培养，不熟悉外交事务，严重损害国家体面，被夷狄嘲笑，现在应当设立使才馆，选拔贡生、监生中聪明敏捷、善于辩论的人入馆学习，翰林院和六部官员愿意入馆的听任其选择，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治教化、法律风俗、条约章程，都让他们学习，学成后或去游历，或担任随员，出外做领事，晋升做公使，或许能通晓外交事务，可以抵御外侮。考察俄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派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派遣英俊子弟到那里读书，俄国君主彼得甚至改扮成工人，亲身学习他们的技艺，回国后变革政令，所以能迅速强大。我们皇亲国戚、世袭爵位的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是启发圣上智慧的人，却不出都城，很少能学问，不仅不通晓外国的情形，甚至不知道直隶各省的情况，一旦执政，怎能有所补益？大臣固守旧法，习惯于因循守旧，应当选拔他们游历三年，讲明各种学问，回国后能著书立说，才开始授予政事，其余分别派遣品官，激励士人百姓，出洋学习，或资助游历，并发给凭证执照，能著新书的，都给予优厚奖励，回国后授予教习职务，或许能开创新学，对上可以辅佐圣上智慧，对下可以开启风气。治理国家的体制既已确立，那么军事防备就应当修整，然而近来谈论国事的人，没有不知道谈论器械和军队的，但是军队没有一支能训练，器械没有一件能使用，这是因为有末节而无根本的缘故。从前战国时期，魏国有苍头军，齐国有武骑，秦国有百金死士，楚国能投袂伐宋，近代德法战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就移动兵力二十四万渡过莱茵河逼近法国边境。大概列国并争，没有一天不训练军队、整顿军备，警惕恐惧不敢懈怠，国家才能立足。如今各夷狄互相窥伺，辽东台湾有变故，治兵的方法更加与古代不同，自从德国人实行内政寄军令而战胜法国，民众都成为士兵，各国畏惧它，无不改变，俄国军队三百多万，德国奥地利也一百多万，选拔士兵先由医生查看其强弱，然后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船械、枪炮、海岛、港口、波涛、沙岸，日夜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同真战，平时如同临敌，之所以能在海上争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效法西方，敢来侮辱侵犯我们，我们仍持大一统的旧制，不训练军队、不修备武备，八旗三十多万，绿营六十多万，都是老弱无用之人。同治中兴之际，才靠招募勇兵成功，如今招募勇兵三十多万，不是虚报名册，就是乞丐充数。孔子所说的“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郄缺论将，在于讲说礼乐而敦厚诗书，如今外国将才都从学堂天文、地图、阵法、方略考核授予，即使是王子充当士兵，偏将裨将考核选拔有功后才提拔任用，而我们许多将领大多不识字，对于中外的情形、天文地理更加茫然，即使能勇敢，也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世变了。

译管子说，器械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外国讲求枪炮制造，日新月异。德国有所谓得来斯枪、毛瑟枪；法国有所谓格拉枪、克洛拔尺枪、沙土砵枪；英国有所谓亨利马梯尼枪；美国有所谓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国有所谓俾尔建奴枪；奥地利有所谓韦恩斯枪；意大利有所谓韦脱里枪。近来英国的黎姆斯枪尤其精良。火炮方面，有克虏伯炮、嘉立嘎尔提炮、约尔哪登炮、飞尔孟尼炮。近代还有毒气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暗炮台。其余如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防弹戎衣、测量炮位表等，精巧制造日新月异。日本也能自制新武器，叫做苗也理枪。而我们中国幅员如此之大，却不能自制，都必须向远方夷人购买。一旦战事爆发，各国都声称保持中立，按例不出售军火，即使出高价诱购，子弹用尽后，枪炮也就废弃无用，国家将如何维持呢？即使在和平时期采购，委员也不懂制造，对坚固、轻便、射程远、准确、快速等性能一无所知，有的用旧枪改装成毛瑟枪，贪图价格便宜，结果不可使用，其中中饱私囊的更不必说了。查考同治九年德国攻打法国时，每分钟枪声十余响；光绪三年俄国攻打土耳其时，每分钟枪声三十余响；到了日本来犯时，每分钟枪声六十余响。二十年间后来居上，进步竟然加倍。那么，我军之所以失败，虽然将士不力，但因器械不精良，所以胆气不壮，是有原因的。至于海军不扩充，白白成为敌人的俘虏，更无可言说。像智利、马达加斯加、东南小国，铁甲船还有三十多艘，而我们却不如他们，怎能不被敌人擒获呢？现在败坏的局面都应当彻底改变。变革的方法：一是淘汰冗兵而合并营勇；二是兴起民兵而建立团练；三是训练旗兵而振奋满蒙；四是招募新制以精良器械；五是广设学堂而培养将才；六是厚植海军以威慑海外。现在绿营兵六十万，既然都是老弱，可以全部淘汰。淘汰的方法，有缓有急。空缺名额不补充，将饷银合并给精兵，这叫做缓汰。先裁革旧兵，另行招募训练，这叫做立汰。缓汰没有弊端，但迫在眉睫；立汰虽担心隐患，但壁垒一新。然而现在营兵饷银微薄，兼营其他行业，从事农工，不懂军事，即使实行裁汰，决不会坐以待毙。其营勇也一律淘汰，去弱留强。被淘汰的营兵，可以申报入营候选，请求派遣像冯子材、宋庆、魏光焘那样廉洁明察、功勋威望的人，分赴各省淘汰弁兵，带领医生挑选健壮敏锐、年二十至三十者入营，教他们识字、地图、枪法、阵法、口号，炮兵、骑兵、步兵，各分其事，轻骑、铁骑、精骑，各展其长，明确攻守，习练转运，加厚饷银，必须达到五金才足以赡养家口，如有死伤，加恩抚恤并养育其孤子，训练三年才允许娶妻，五年之后退充民兵，每日精操，每年大阅，弹药备带，如同临大敌，那么举国皆为勇士，召募的也是精兵了。其创制器械、建造炮台、修筑铁路、桥梁、料理兵食、医治疾病，都妙选人才，专司其事，每直省都选拔万人，练成一军，禁止虚报冒领，并从重诛戮，沿边地区加倍惩处，辅以铁路，则如指臂之使，呼应灵通，兵威已经振作了。这叫做淘汰冗兵而合并营勇。三代仁政，寓兵于农；唐代强盛，依靠府兵之力；近代太平天国动乱，各省团练都能保卫家乡，以报国家。现在全球数十国都以民为兵，我们此时也应当复古，请令各行省每二十丁抽一，除官员及士人外，年龄自十八至四十都列入军籍，作为团兵，每五年选为战兵，其余都留在团练，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闲暇时随营训练，由绅士统领，发给军械，每月操练三次，年终大校，命中者赏赐功牌，中国民籍四万万，可以得到二千万有勇知方的民团，退可以守，进可以战，声威盛大冠于四海。这叫做兴起民兵而建立团练。我朝开国以满蒙八旗兵平定天下，现在内自京营至各省驻防，外自内外蒙古各部都偷安享乐、浪费粮食，并且萎靡不振，徒然耗费廪禄，这不是巩固根本、激励爪牙的办法，应派严明大臣淘汰选拔八旗兵，合并饷银确立定额，与绿营兵勇一律训练，作为京营。我朝索伦马队尤其有奇功，应令东三省训练精骑、铁骑各三万，辅以铁路，日夜训练，可以雄视沿边了。其蒙古各部也派懂军事的大臣如依克唐阿之流，会同各部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讲求兵器马队，严格训练，或调直省各营观摩讲求，必有策凌、僧格林沁那样的人才出现，宣示忠勤的，不仅兴安岭万里边防资以防卫，内部二十行省也振奋声威。这叫做训练旗兵而振奋满蒙。我们的器械朽钝，都是因为官厂制造，不招募民工的缘故。如果既设立艺学，招募制造机器，纵容民众为之，更悬挂重赏，有能制造新器械者，根据其用途大小、制造精良与否，除了给予银币外，还赐予旗匾，使其荣耀于乡里，那么天下巧工都会竭尽心思智虑来响应。

译这是国家用度的关键。如果事前没有考虑到，就选拔出洋留学的学徒，进入各国的工厂学习钻研，回国后教导我国百姓。中国百姓心思灵敏，树立高远的目标，必定会有精良的器械层出不穷，足以与西方人争胜，这就是所谓“招募新式制度以精良器械”。

我国将才不足，应当命令各州县都设立武备学堂，选拔士人学习天文地理、布阵绘图、测量算法，选拔其中优秀者授予兵官职位。那些近支王公中年轻英武的，都应当让他们入堂学习，以备统领军队。其余旧日军官中不通文义韬略的，除了功勋威望的大臣和剽悍勇猛的将领外，都予以淘汰。规模既已改变，精神焕然一新，既然没有轻视武备的风气，自然能收到捍卫国家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广设学堂以训练将才”。

如果富强已经见效，应当恢复海军舰船的建制。近来因为铁甲过重，行驶难以快速，多使用蚊子船和快船。船小而轻，机动灵活且行驶迅速。快船则在船头安装巨刃以撞击敌船，蚊子船则在旁侧护卫铁甲，可以防守险要之处。其费用十余万两银子，办理起来很容易。辅以鱼雷，依托炮台，无事时出巡各洋，有事时回守海疆。北洋、南洋及闽广分为三支，每支铁舰三艘，快船六艘。此后我国能够自己制造，逐年增置，十年之后，海军便可横行于地球了。

命令学生在兵船上测量考订，凡是岛屿口岸、礁石沙土、水路里程风向，都绘图立说，存放在海军衙门，相互参证考订。如果有疑问，派船仔细测量沙礁的变迁，随时注明，并发行售卖，任凭人士考求。那些学生钻研既已精通，就留任为驾驶，这样既熟悉海道，驾驶就不会出错。水营对于海军，就像城垒对于陆军一样，况且暴风大雾中进退更难，船坞陆台接济必须完备，都应当亲自精细勘察核实，否则一旦投入火中（指陷入险境）。至于海战的阵法、驾驶的将才，尤其应当鼓励钻研，预先储备人才，上等的作为佐领偏裨，下等的作为兵丁匠役。近来邓世昌捐躯报国，如果加以激励劝勉，难道还担心缺乏人才吗？这就是所谓“厚待海军以威震海外”。

中国地大物博，如果水陆并练，那么饮马南洋、在欧土秣马厉兵都绰绰有余，还怕什么日本呢？然而所有这些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策略，所以审慎开端致力施行的，就在于求取人才而破格提拔，慎重选择左右近臣而扩大选拔范围，通达下情而合力同心，仅此三者罢了。

如果循规蹈矩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照资历晋升，确实不需要人才。如果想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就必须等待破格的提拔。从前汉武帝修举废弛坠坏的事业，东征西讨，文吏如朱买臣、严助、主父偃，将领如卫青、霍去病、金日磾，有的从平民中提拔，有的从奴仆中兴起，唯才是用，所以能感激图功。明太祖施行不可预测的刑罚，使用破格的奖赏，提拔一言相合就授予卿贰高位，一事失败就加以诛灭，所以能奋起功名，辅助成就开国大业。不敢说远的，请用近事来证明：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鴻章、韩超都以道员提拔为巡抚，阎敬铭则由代理按察使提拔为山东巡抚，左宗棠则以举人赏赐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蓉甚至以生员提拔为四川布政使，过一个月就授予陕西巡抚，因此能各自施展材力，成功辅助中兴。

恭读世宗宪皇帝圣训，屡次下诏书，命令举荐山林隐逸之士，下至举人、贡生、生员、县丞、巡检，都破格提拔任用，所以治理成效冠绝前古。这真是大圣人用人的良法。大概按照资历晋升可以得到平庸谨慎的人，不可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任用年老的人可以守常，不可以应变。汉高祖对于樊哙，攻克城池才增加爵级；对于韩信，一见就授予大将。同治中兴诸臣多出身草野，这是明显的效验。大概用人者是用其气概罢了。凡是担任职务的人，必定怀抱热血，所以能图立功名。如果高谈安静，表面假托谨厚，热血必定少，才具必定平庸，虽然能约束自身少有过失，也已经暗中败坏纪纲。何况当此时事艰难，哪里用得着这种具臣呢！

从前李沆说不任用少年喜事之人，这是太平盛世的话，施用于今日，药病相反。苏轼说能用智名勇功之人，那么治理在于君主驱策驾驭，不要冷却他们的热血，就像牧者对于羊，看鞭子所指，心意所注，稍加轻重，都将奔走趋赴。驰骋死力的大贾操奇滞居，尚且能奔走一市，何况君主挟持赏罚的大权，鼓舞天下之士，何求不得，何欲不行！哪有缓急之际没有人才可用的呢！

译古代也是天下，现在也是天下。神州大地灵秀之气汇聚，士人与百姓数以万计，并非缺乏人才，都是皇上安抚并拥有的。如今东边战事兴起，发愤忘身报效国家的人很少，固然有臣下不忠的原因，难道皇上鼓舞提拔的方法有未尽善之处吗？下层官吏和士人中怀才且忠诚的人很多，皇上深知并铭记在心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有几人？议论咨询的有几人？日夜搜求访察的有几人？前代有梦中得到人才的，有狩猎时得到人才的，有询问得到人才的，有写在屏风上依次任用的。皇上深居宫廷，用人求士，固然不是我逖所能知晓的，然而没听说有举荐贤良、斥退不肖的大举动，仍然是依照资历录用科举出身的人，否则就是大臣进用他们的私党罢了。我私下认为皇上还没有讲求这些方法。按常规晋升的人，富贵本是他们的，感激之情必然少；特别提拔的人，知遇之恩出于格外，图报之意必然深。周亚夫郁郁不得志，不是辅佐幼主的臣子；霍光陪乘，有跋扈之意。孟子说齐王没有亲臣，所谓亲臣，是因为上面有特别的知遇，所以下面有非常的报答，那么亲臣的道理，本来就是孟子特意确立来告诫后世君王的。从前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子，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领驾驭士兵，尚且能让他们赴汤蹈火，成就功名。皇上拥有天下的士人百姓却不善加任用，以辅佐圣明的治理而发扬天威，反而被小夷造成大辱，所以说皇上鼓舞提拔的方法有未尽善之处。《诗经》说：“周王长寿，为何不造就人才。”君主不仅依靠人的天性忠义，还要依靠有道造就并招致他们。豫让在范氏是贰臣，在智氏是忠臣；韩信在项羽那里是庸臣，在汉高祖那里是才臣；封德彝在隋朝是佞臣，在唐朝是良臣。所以关键在于造就罢了。当今如果发愤自强，兴举各项政务，没有才能的不任用，如果仍然用资历治理天下，就像用参苓治疗奇病，必然达不到效果。恳请皇上垂意广泛求取，日夜搜求访察，某某有才能，某某未被任用。孔子说“尽知天下的名士，尽知他们的数量，尽知他们的所在”，全部让他们引见，询问时事，破除常规，破格提拔任用。或者让翰林各曹轮流顾问，或者接见下层低级官吏，温和地咨询，或者让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督抚、司道荐举，专门寻求民间隐士，禁止荐举显赫官员，天下的士人必然踊跃奋发，希望报答知遇之恩，一定有豪杰出来解救危难的人，这就是所谓求取人才而破格提拔的意思。天下虽然广大，人才虽然众多，君主每天见到的，不过是左右的臣子罢了。《尚书》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用来早晚辅佐君主。”又说：“只有吉士，不用小人，用来勉励辅佐我的国家。”大概是为了启发开导，广见闻，即使是圣明的君主，没有不依靠左右帮助的。如果有小人夹杂其间，就会遮蔽贤才，堵塞言路，营私结党，弄权作威，祸患不堪言说。那些正人吉士，匡正君主忧虑国家，引进贤士，开广言路，他们的益处又岂可限量！现在的左右诸臣，皇上每天见到的，他们是正人还是小人，皇上自己辨别罢了。伊尹说：“有言论违背心意，一定要求之于道。”孟子说：“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忠。”刘向说：“魁伟硕大、年老有德的人，忧国如家，议论通达古今，慨然打动人心。”而《大学》极力称赞《秦誓》中的一位臣子，“人的贤明圣哲，内心喜好他，因此能保全子孙百姓；人有技艺，嫉妒厌恶他，不能保全子孙百姓。谁喜好贤明圣哲？谁嫉妒有技艺的人？”皇上也自己辨别罢了。《周礼》有土训、诵训、匡正、撢人的官职，都诵读四方政事，以广耳目。汉代郎官，如东方朔、扬雄，阶下执袁盎进入内廷，移席孔光执唾壶、虎子，都是精选名儒担任。程子说：“每天亲近学士大夫，就能治理好。”现在翰林上百人，郎曹上千人，都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却潦倒冗散。如果用周汉的例子，或者增加《南书房》员额，或者调入侍卫，对于辅佐圣德而广圣聪，一定有裨益。这就是所谓谨慎选择左右而扩大选拔范围的意思。人才得到左右贤人，而下情不能上达，百弊不会停止。中国的大病，首先在于壅塞，气郁生病，咽喉堵塞致死，想要进补药，应该除去噎疾，必须血脉通畅，身体才强壮。现在天下事都是形式而没有实效，官吏都奸诈而营私，上面有德意而不宣扬，下面有呼号而不能上达，同样的兴作，并行的良法。外夷实行而有效，中国实行而更弊，都是上下隔塞造成的。一省千里之地，只有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官庶士之众，只有枢轴三五人，每天见到天颜。然而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情进言；州县专城，小民压抑而没有途径呼吁。所以君主与臣子隔绝，官吏与百姓隔绝，大臣小臣又相互隔绝，像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阔千间，重重隔绝。天下万物之繁，封疆千里之广，假使督抚枢轴都是大贤，但这几个人，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所运，必有未

译等到用这些（人）来运转四海、处置百项事务，已经显得狭隘而不宽广了。况且知人之明，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唐尧错用了共工和兜，诸葛亮错用了马谡，任用偶尔失误，一切就都违背常理，却想依靠他们来扶危定倾、经营天下，难道不难吗？天下百姓有四万万，士人平民有亿万，情况真假百端，才智非常广泛。皇上仅仅把耳目寄托在几个人身上，而这几个人有的因畏惧谨慎而不敢竭尽忠诚，有的甚至蒙蔽贤才、阻塞圣上的听闻。皇上虽然想通晓内外的情势，体察小民的困苦，却没有途径。名义上虽然尊贵，实际上却孤立地处于上位，所以导致了割地弃民的举措。皇上又何必乐于这种独尊呢？先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与百姓共同承担的。《洪范》中对于重大疑难和大事，咨询庶民是为了达成大同。孟子说进用贤人、诛杀罪人，要等待国人都认为可以。盘庚则命令众人来到朝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往。《尚书》中的四目四聪，都源于广开言路；《周礼》中的咨询谋划、咨询迁都，都汇聚大众的意见。我曾推想先王的本意，不仅仅是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在是为了同忧共患，契合民心。过去汉朝有征辟有道之士的制度，宋朝有给事中封驳诏书的条例。恳请特别下诏颁布于四海，让士民公推博古通今、通晓中外、明白政体、正直敢言之士，大致按府县划分，约十万户推举一人，不论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入选。沿用汉朝的制度，名叫议郎。皇上开设武英殿，广泛悬挂图书，让他们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允许他们随时请求对答，上可驳斥诏书，下可传达民声。凡是内外兴办改革的大政、筹办军饷的事宜，都让他们会议讨论，三人中两人同意就执行，下达有关部门施行。所有人员每年更换一次，如果民心信服，留下的人担任领班，定为常例，向天下宣示。上能扩大皇上的圣明听闻，可以坐在一室而知晓四海；下能契合天下百姓的心志，可以同忧共乐而忘记公私之分。皇上推行这一经义，实行这一旷世大典，天下人奔走鼓舞，有才能的人竭尽力量，富有的人拿出钱财，共同赞助国家富强，君民一体，情谊相互信任，中国成为一家，休戚与共。用这来筹饷，什么饷筹不到？用这来练兵，什么兵练不成？集合四万万人之心作为一心，天下没有比这更强的了。所谓通晓下情而合力，就是这个意思。推行这几项措施，以此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洗国耻，彰显我们的威严。过去德国宰相俾斯麦打败法国后，说地球各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势的，恐怕成为欧洲的祸患，想联合各国瓜分它。既然知道我们孱弱不振，就停止不管了。中国拥有两万里土地，四万万人口，二十六万种物产，二帝三王、四千年的忠义，历代圣君的培育，这是地球各国所没有的。如果修明政治、自强，即使向西讨伐欧洲，向南收取海岛，也绰绰有余，确实是各国所畏惧的。怎么会落到割地赔款给小夷的地步呢？现在去做，还来得及修补牢笼。如果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错失良机，那么外患内乱，迫在眉睫。拖延几个月，事变或许就会到来，后来想后悔改正，大势已坏，不可收拾，即使有圣人，也无法善后了。所以社稷的安危，决定于今天。凡是我所陈述的，能否实行，全在于皇上自强的一心、敬畏的一念罢了。天下是大器，难成而易毁；兆民是大众，难静而易动。所以先王畏惧用腐朽的绳索驾驭马匹，忧虑天命无常，一天比一天谨慎，如履薄冰。振作磨砺，仅能自立。近来土耳其是回教大国，陆军甲天下，不改变旧法，于是被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掌控其政权。属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都裂土自立为王。俄国、日本能变法，于是威行东方，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可以作为近鉴。自古非常之事，必须等待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强是天道的刚健，武人是君主的德行。《洪范》以柔弱为六极，《周易》以顺从为阴德。《诗经》说：“天之方懠，无为夸毗。”解说者认为夸毗是体柔之人，以此作为警戒。皇上如果历览覆辙，深畏天命，思念祖宗的托付，忧虑社稷的衰败，日夜震动，念念不忘，早朝晚退，讲求自强。某事未举，某弊未除某才未用，某法未善，邦交未巩固，国本未坚实，刻下日程，功业务必办成。必定有赫然奋发、不能自已的表现。恳请皇上远鉴《诗》《易》的警戒，近鉴俄国土耳其的兴衰，独揽大权，破除旧习，不被左右之言动摇，不被流俗之说迷惑。做事必有利弊，权衡轻重；听言必有是非，考察迂直，决断于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运，天下幸运。无事之时，即使勋旧之言也不能进入；有事之世，即使刍荛之言或许可以采用。进士出身草野，哪里敢妄陈大计，变乱旧章？只是上感圣主广泛求贤，下惧一家沉溺。好比父亲有重病，庶出的儿子懂医，虽然不能亲自尝汤药，也想将验方抄进。《公羊传》之义，臣子一例，所以忘记僭越，竭尽愚昧。希望皇上采择，不胜冒昧惶恐之至。伏请代为奏明皇上圣鉴，谨呈。

译皇上，当今皇帝第四书

康有为

为了变革通融、妥善善后，讲求根本要领，恳请迅速果断行动以谋求自强，呈请代为上奏。

我前月不自量力，狂妄愚昧，妄自陈述国家大计，自知僭越冒犯，该受重罚，等待罪责已有一个月，心中惶恐战栗。

却承蒙皇上如天地般包容，不追究我僭越狂妄的罪过，这难道不是广泛听取草野之人的意见，树立鼓励进谏的目标，以开通言路而扩大圣明的智慧吗？

我上感激圣明如此采纳言论，下愤恨国事如此纷乱动荡。

前书只说了通变的方法，没有阐发根本要领以及先后缓急的适宜之处，因此敢于冒犯斧钺之威，再次竭尽愚诚，为我皇上陈述。

我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审察事理和形势。

形势本来没有强弱大小之分，比较之后才分出高下。

事理难以确定美恶是非，随着时势变化而改变含义。

从前孔子既作《春秋》以阐明三统，又作《易经》以论述变通。

黑白、子丑相反却都可行，进退消长，只有变通才能长久。

所以效法后王而成为圣师。

不穷究经义而斟酌古今，考察形势变化而沟通中外，这是刻舟求剑的愚蠢，不是开辟乾坤的治理之道。

如今通商已经开放，外国四面逼迫，既然已经形成彼此对立的局面，就像两军相对，如果不了解对方的军法兵谋，就无法用兵应敌。

小敌而不知其情，就会震惊而张皇失措；大敌而不知其情，就会轻敌而导致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

西方各国相互逼迫，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以往四夷交相侵犯，只是以强兵相欺凌罢了，没有治理方法和学术文化的事情。

如今西方各国以治理方法相竞争，以智识学问相高下，这确实是自古以来的夷狄所没有的。

我曾考察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一在于千年来各国并立。

如果政治稍有不振，灭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上下励精图治，日夜警惕畏惧，尊重贤才而崇尚功绩，保护百姓而亲近下属。

他们的君相对于一士一民，都想着任用他们，所以护养之意多而防范控制之意少。

他们的士民对于他们的君主和国家，都能亲近，所以有情感必定相通，有才能必定被任用。

他们国家人民的精神议论，都关注邻国，有良法新制，必定想着效仿并争胜；有外交内攻，必定想着离散并窥伺。

大概事事都有相忌相畏之心，所以时时有相牵制相战胜之意。

因此讲求法度建立政治，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不下。

一在于设立科目以激励智识学问。

西方在宋元之时，被教皇大大愚弄，屡次被回教国家攻破，贫穷衰弱到了极点。

英国人培根在明朝永乐年间，创立新义，认为聪明才智越开凿越涌现，事物越积累越精华，主张开启新法而不主张因循旧制，主张适宜当今而不主张拘泥古法，请求国家设立科目，鼓励士人，著有新书，发表自古未创之说的人，赏赐清贵的高位，工匠制造有新器，发明自古未有之巧的人，给予厚币和功牌，都允许他们专利，放宽年限，那些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至，身任大工程，为生民所利赖的人，授予世袭爵位，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求取富贵，各国跟随其后，数十年间，哥伦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开采金山以致富，每年获得巨万白银，而银钱流入中国了，麦哲伦环绕大地，知道地如球体，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占据台湾而占领澳门了，哥白尼发现地绕日运行，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历，他们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尺，而改中国历法了，至近百年来，新法更加兴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船，而十二年英人侵犯我广州，且收取四洲为属地，开辟土地四万里了，道光末年才有电线铁路，美国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交错，而富甲天下，俄国人修筑它，开辟土地万里，近来英国得到印度、缅甸，俄国得到西伯利亚至珲春，法国得到越南，都修筑铁路以逼近我三面边界了，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励，师生朋友所讲求，事无大小，都求新求便，近来以船械横行四海，所以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事，人们都惊讶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究其来源，都由设立爵位赏赐以劝勉智学，一在于设立议院以通晓下情，筹饷是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赋税没有一定之规，费用出于公则每年摊派，人皆来自四方，所以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所以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所以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耳，所以中饱无所容其弊，有这三者，所以百业并举以致富强，然而孟子说：“国家闲暇，明其政刑，尊贤使能，大國必畏”，《易经》称“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作成器以为天下之利”，《洪范》称“大同”。逢吉决从于卿士庶人，孟子称进退贤能、诛杀奸佞，取决于国人大夫，那么他们实际上暗合经义之精微，并非能创造新的治理之道。

中国自古一统，周围都是小蛮夷，所以对外没有争雄竞长之心，但对内却有防范

译这是平定祸乱、消除隐患的意图。到了明朝，治理国家的法律尤其严密，用八股文选拔士人，用资历累积授予官职，务必使那些有智慧、名声、勇武、功绩的人感到困顿，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学问；一个职位由多人担任，一个人兼任多个职位，务必实行分权制衡的方法，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道路极度阻塞，分散开来就容易治理；上下极度隔绝，尊贵就容易树立威严。本朝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所以几百年来，大臣和重镇没有听说发生其他变故，天下虽然广大，都恭顺地奉行法律，而法网颇为宽疏，对百姓的征收极轻，小民无知无识，安居乐业，嬉戏度日，这种治理的成效，是中古时期所没有的。如果地球没有被开辟，西方列强没有到来，即使此后千年沿袭不变也是可以的。无奈大地忽然连通，强敌四面逼近，士人只知道诗文而不通晓中外情况，所以闭塞聪明而才能不足以任用；官员只求安稳谨慎而害怕谈论兴办事业，所以苟且敷衍粉饰而事情不能兴起。人口众多而利益来源不打开，就会因贫困而成为盗贼；官员众多而事权不集中，就会冗杂而没有廉耻。至于上下隔绝，所以百弊丛生；统一相安，所以不了解敌情。只对内防范祸患，未曾对外加强实力，以此闭关自守来应对竞争。习俗忽然处于竞争长短的时代，细葛布适合夏天，如果雨雪忽然到来，不能不换上厚重的皮衣；车马适合陆地行走，如果大河横在面前，不能不寻找船只。外部的感触既然不同，内部的防备也随之改变。所以《易经》贵在合乎时宜的意义，《管子》贵在观察邻国。《管子》说：“国家的生存，邻国有关系；国家的灭亡，邻国有关系。举措不当，这就是邻国敌人得以得志的原因。”天下都治理得好，唯独自己国家混乱，这不是自己的国家；诸侯都联合，唯独自己国家孤立，这不是自己的国家。大国而不作为就会再次变小，人多而不治理就会再次变少。大概列国并争，就像孤军转战在长围之中，如果精神不专一，兵械士马稍有不足，失败立刻显现。大一统的朝代，就像一个人仰卧在斗室之中，只要谨慎门窗驱除蚊虻，虽然稍微高枕无忧也可以无事。现在大致像春秋战国那样的并争，不再是汉唐宋明那样的专一统辖，这是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用旧法来治理近世，这是拿着旧药方来医治变化的病症，药既不对症，必然更加危险。五十年来讲求国家大事的人，既然诊断病情不真实，所以谈论战或和，也是用药不当。否则固执地坚守不施药，坐等衰弱灭亡，导致割地赔款，日益危重到如此地步。伤寒病保存在里，病入厥阴，过去患有水肿痿痹还尚且如此，现在而且枯干。瘦弱逐渐没有精气，如果不讲明病症，完全更换旧药方，垂危之人，岂能再受错误？只要审察病情的轻重常变不同，那么用药的君臣佐使也不同。所以现在审察开端致力之初，尤其以讲明国家大事为先。听说圣意所关注并下达的，以及臣所论述的，都想要变法自强，可以说是通晓情势了。过去说现在应当以开创的精神治理天下，不应当以守成的精神治理天下；应当以列国并争的精神治理天下，不应当以一统无为的精神治理天下。确实因为积习既深，时势大异，不彻底抛弃旧习，重新建立基业，无法涤除旧弊，维系新气象。如果只是修补漏洞，弥合缺失，那么千疮百孔，顾此失彼，牵连一起失败，必然导致没有功效。大屋毁于短木，金堤败于蚁穴。何况想要粉饰粪墙，雕刻朽木，而当雷电风雨交加之时，有不倾覆的吗？将来不知道弥补的错误，或许归咎于变改的谬误。近来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清净，百事都不对。所以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备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士兵没有精锐，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械没有新制，有总署而不通晓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在国外驰骋。如果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说。所以徒然耗费巨资无法挽救危败，反而成为攻击者的借口，以表明更张无益而已。臣私下推测现在朝廷议论变法，积习难忘，仍然是补漏缝缺的谋划，不是重新建立基业的规划。风雨既至，终必倾坠。国家大事有几件，岂可频繁失误呢？臣伏愿皇上召问臣，讲明国家大事，反复辩难，显露事势，确知旧习应当尽弃，补漏没有成功。大体既立，而后措施不失；议论确定，而后耳目不惊。先后缓急，才可以慢慢图谋，摧陷廓清，才可以用力。如果真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臣私下为皇上考虑，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再恢复旧土，大雪仇耻，向南收取海岛以逼迫波斯、印度，向北收取西伯利亚以临逼回部，强俄得以鞭笞四夷，治理地球而有余力了。

译如果不进行变革，那么危亡的急迫就会像这样；如果能够变革，那么强盛的效果就会像那样。这话说起来难道不容易吗？请让我用土耳其和日本的情况来说明。土耳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国，连接欧亚两洲，国土纵横五千里，非洲二十多个国家都是它的附属藩属。陆军天下第一，海军天下第三。因为不进行变革的缘故，两次被俄国羞辱，它的属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都背叛而独立。于是俄国割占了它的黑海地区，波斯割占了它的科托，奥地利割占了它的波森利牙、赫次、戈伟也纳，英国割占了它的毛鲁塌，希腊割占了它的白海。六大国废黜了它的君主而掌控它的政权，替它开设议院，修筑铁路。于是土耳其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其他守旧的国家已经被扫荡灭尽，只剩下我们中国和波斯、暹罗罢了。以缅甸那样大的国家，我们多次用兵都不能攻克，英国人却用十天就攻取了。这其中的得失可以引以为鉴。日本不过是很小的三个岛屿，土地和人民不能抵得上中国的十分之一。近来它的君主睦仁和他的宰相三条实美改革政治，国家日益富强，于是能够灭掉我们的琉球，割占我们的辽东和台湾。以土耳其那样大而不进行变革，就削弱到如此地步；以日本那样小而能够变革，就骤然强盛到那样程度。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何况中国地方有两万里之大，人口有四万万之多，物产有二十六万种之富，加上先圣的义理深入人心，祖宗的德泽厚待百姓，下层百姓懂得忠义而没有异心，上层君主拥有全权而没有掣肘，这是地球各国所没有的，而西方各国所羡慕的。以皇上的英明，处于最强大的形势，拥有独揽大权的权力，不想自强罢了。如果皇上真正想要自强，那么孔子所说的“想要仁德，仁德就来了”，孟子所说的“称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大概只有中国的形势才能做到。然而数千年的旧说容易束缚人，数百年的积习容易阻碍人，非常规的根源，百姓所畏惧；吐下猛药，庸医不敢用。如果不是有雷霆霹雳的气势，就不能成就创造天地的功业。所以不是天下最强大的人，就不能扫除这些障碍。后面有猛虎，那么懦夫也可以跳过涧溪；家里遭遇大火，那么吝啬的人也不再吝惜器物。只有认识极其明白的人，行动自然极其勇敢。然而不是天下最英明的人，不能洞察这些道理。皇上真有奋发刚毅的决心，真知灼见的学问，扫除旧弊，重新建立基业，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动力。所以希望皇上先讲明这些道理，那么其余的事就不难做了。如果还是变革不力，一定是讲明没有到位，认为旧习可以安身，不必变革太过分。这样虽然有起死回生的药方，也救不了庸医的错误。我私下观察今天经历巨大创伤和痛苦之后，没有听到卧薪尝胆的谋划，有战事就惶恐纷乱，议和后就因循敷衍。皇上有自强求治的心，却没有听到求言求才的事情，上下隔绝，没有听到降低身份以沟通下情，懈怠苟安，没有听到震动激励以改变风俗，大小上下，没有听到日夜会合谋划自强的举措。大臣宰相又遵循文书期会往来饮食的虚文，割地没有确定，借款没有得到，仇耻已经忘记，愤恨之心已经消释。过了这个地步更可以知道了。麻木不仁，沉迷熟睡，刺他不知道痛，用药不能进入，真是扁鹊望而却步的情况。如果说等到辽东台湾的事情完结再谋划改变，那么今天割地的举动都是由过去懈怠造成的，不急于图谋内政而听命于他人，天下大事变故日生，撤兵已经困难，教案随即兴起，土司没有划定，回乱接着发生，哪一天是从容施政的时候呢？当今求治虽然像救火追亡，还担心来不及，而在覆屋危墙之下佩玉鸣珂雅步，难道合适吗？庸医模棱两可足以杀人，庸人因循守旧足以误国，所以敢断言朝廷议论变法，积习难忘，风雨既至，最终必然倾覆的就是这个原因。斟酌修补，难道不是很好，但我必定认为不扫除更张终究没有补益，为什么呢？试以一两件事来说明。如今天最大的祸患，是贫穷和衰弱。救贫穷没有比开矿、制造、通商更好的，救衰弱没有比练兵、选将、购械更好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科举不改革，积重难返，谁肯舍弃所荣耀的而趋向所卑贱的呢？著书制器，办工寻地的荣耀之路不打开，那么智学就不出来。所以想要开矿就没有通晓矿学的人，招募制造就没有创新制器的人，讲求通商就没有通晓商学的人，有所想要做的，必定拱手等待外夷。所以有地宝而不能开采，有人巧而不能使用，以此求富，怎么能够达到呢？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学、地理学、光电学、化学、声汽学的学校不设立，那么根基就不牢固。驱使垂老的乞丐当兵，而想要他们识字、绘图、测表、燃炮，必定得不到，那么士兵就不如别人。选拔悍夫勇士当将领，而想要他们读史、知兵、测天、绘地，必定得不到，那么将领就不如别人。购买外夷、开设官厂，用来制造船炮枪械，而想要他们新式巧制，必定得不到，那么船炮枪械必定不如别人。所以凡是有战事，必定失败而动摇国家。有兵而不可用，有器械而不可依赖，以此求强，怎么能够达到呢！假如知道开矿、制造、通商、练兵、选将、购置器械不能迅速求得，于是稍微改革科举，而以荣耀之路激励著

译撰写书籍、制造器物、勘察地理、兴办工程的人，大量增设学校，并让乡村私塾普遍讲授历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学电学、化学重学、声学汽学等学问，也可以说是能够变通了。然而外国凡是讲授一门学问，必定聚集众人的力量来完成，这固然为了集思广益、观摩切磋，也因为购买书籍、仪器动辄花费巨万，不是众人合力就无法承担。所以研究天文，就有天文学会，凡是谈论天文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建造观测台，购买浑天仪，美国人贺旦购买天文镜，花费七十万金，这岂是一个人能做到的？研究地理，就有地理学会，凡是谈论地理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英国人阿侯担任亚洲地理会会长，大家凑钱派人游历我们亚洲，从东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亚部以及我国的蒙古、西藏，进行测量绘图，穷尽幽深险远之地。我们云南的详细地图，英国人在道光二十五年就已经绘制；西藏的详细地图，光绪二年就已经绘制；蒙古漠河金矿的山脉，前年俄国人已经绘制了详细地图送到天津。其他如法国人派流丕探查滇越之地，随即就吞并了越南的帕特耳忒；游历暹罗，考察湄公河源头，随即就割占了暹罗湄公河东岸。近来俄国、英国强行进入漠河、青海、川藏测绘的人不可胜数。既然屡次看到边疆大臣奏报认为这是大患，哪里知道这都是他们地理学会中的人做的，并非国家派遣的。只是国家为他们提供保护，于是成就了开拓万里疆土的特殊功劳。其他谈论矿学的，有矿学会；谈论农学的，有农学会；谈论商学的，有商学会；谈论史学的，有史学会。即使如今教案频发，天下人苦不堪言，也都是他们教会所派的人，并非出于国家命令，只是国家为之保护罢了。而教民侦察敌情，国家就大大依赖他们的力量，所以泰西各国国势强大，都凭借民间学会的缘故。大概政府的精神有限，不能事事钻研精深，民间学会则专门讲求，所以能事事开辟新领域。加入学会的人，从后妃太子、亲王大臣都参与其中。先前俄国皇后亲自加入医学会，近来日本皇后加入救人会，都是降低尊贵身份去从事细微的职业。如同中国天子亲自耕种，皇后夫人亲自养蚕的意义，以此来资助鼓励，所以全国风气跟随，学业的精进，制造的创新，确实由此而来。孔子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在学中求得他的道理。”又说：“以文章学问会友。”孔子培养弟子三千，孟子后车数十辆，唐代太学生万人，宋代朱熹、陆九渊讲学数千人，明代徐阶讲学会者八千人，都是政治教化极盛，绝无流弊。至于汉代、明代末年，主持清议，这是权奸所不利，却是国家的大利。明代末年贰臣入仕，清朝害怕人们议论，所以严格禁止。现在不是那个时候，怎么可以重复那个错误？然而上面不倡导，下面不敢行动，学会如果不开放，那么学问也就不能成就。然而学会虽然开放了，但学问极其精微，事务极其繁重，谁来考核授予？谁来兴起举荐？乡里细微之事，势必责成于县令。而县令上面有层层叠叠的督抚、司道、本府来管辖，那么控制特别严厉；下面只有杂流的典史、巡检、胥吏差役来辅助，那么辅助治理的人没有，责任极其轻。捐纳军功也可以得到县令职位，对待他们极其卑贱。怀抱道德的人不肯做，甚至冗员成千上万，盼望差事像盼过年一样，廉耻衰败，才识庸俗鄙陋，用这样的人想要他们开创新学，鼓舞人士，大力劝勉农工，兴起开发利源，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周代百里封侯，直接通达天子；汉代以太守统领县令，下至小民，层级既少，宣达治理较易。近来日本变革制度，让县直接隶属于国主，而亲王出任知县，所以下情无不通达，而做事无不顺利。我国土地辽阔，知县太多，纵然不能像日本那样直接隶属于国家，也应当像汉代制度，由巡抚统领，提高他们的品级，任用从臣，上面淘汰藩臬道府的冗员，下面增加六曹三老的乡官职位，每月选拔不过数人，简拔何必劳烦签部？清流向上容易自爱，奏报直达，才可以举事。

译如果明知官员冗杂却不去改革，那么即使有良法也无法自行推行。其余文书繁密应当删减的，卿寺机构闲散应当淘汰的，堂官人数应当合并的，兼任差使三四项应当专一的，吏胥应当改由士人担任的，百官应当终身专职的。必须使所有虚文尽数去除，才可以施行实政。如果还沿用明代互相牵制的办法，必然导致政务繁杂琐碎的忧患。然而一旦全面改革官制，我深知朝廷议定尚且不能做到。然而命令改易众官，设立各学，但上下不沟通，积弊不消除，蛀虫在根本，终究难以自强。现在的知县品级很低，所谓亲近百姓的人，但书吏成千上万人盘踞阻隔在内，山野数百里遥远阻隔在外。小民有冤屈呼号无法上达，书吏差役讹诈勒索，堂署威严下长跪问讯，刑狱惨酷，甚至有人命沉冤、卖子待质，而经年不审讯的。至于督抚尊贵，离百姓更远，百县之地事务更多，积弊如山，疾苦如海。既然已经漫无省察认识，怎能写在奏章里？何况一省一人，一月几份奏折，闭塞得很厉害，怎么治理？枢臣位重事繁，又避嫌谢客，皇上九重深邃，堂远廉高，外面的枢臣，里面的宦官，外面没有人能亲近，何况能议论？小臣引见仅望见天颜，大僚召见只问几句话，天威庄严在上面，匍匐跪拜在下面，屏气战栗，心神震动，怎么能得到人才而尽知下情呢？每天办事召见枢臣，限定几刻钟，都必须决断，伏跪屏气，恭敬等候脸色，很少听说反复辩难。穷尽一日集思广益，天下大事变化细微，皇上虽然圣明，岂无缺失？而限时进言，跪拜陈辞，即使有才能贤德也不能竭尽，当此时变，怎能宏大济助艰难呢？用无益的虚文，使人不能尽其才，很不是计策。古代三公坐着谈论大道，从容安坐，讲求治国，所以能措施安然，成就上治。行动以知识为本，高以下为基础，不讲论则有行动而无知识，不安坐则有高而无下，盲目行动必然跌倒，太高则危险。尊严既很严重，忌讳就很多，上面虽然有好言的诚意，臣下善于迎合行意，乐于作太平颂圣的词，害怕说危败乱贼的事，所以人才隔绝而不举荐，积弊日深而不发觉。至于中国败坏的原因，外夷强盛的缘故，不是不深知，实在不敢说。从前黎庶昌出使日本，有所条陈，只请亲王出游，总署不敢代为递送。其他关切皇上的事，都知道而不说，说了而不达，达了而不行动，动了而不行。皇上虽然天赋聪明，都被壅塞，想坐在一室而知四海，比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天子之所以为尊，威棱远慑，四夷宾服，德泽流溢，海内安定，上播祖宗之灵，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传于后世，才可尊。如果只隔绝才贤，威临臣下，以不见不动为尊贵，以忌讳壅塞为乐，那么近有土地不守、人民不保的患难；远有徽钦蒙尘、二世瓦解的祸患。人情安于所习，蔽于所见，而祸患一来，悔无可及。我从前说皇上尊贵则尊贵了，实在独立于上。皇上何乐此独尊，正因为这个。使内示尊于奴隶，而外受辱于强敌；与内交泰于臣民，而外扬威四海，谁得谁失？不待皇上之明，没有不能辨别的。天地交则泰，天地不交则否，这是自然之理。纵观自古开国之君，都与民相亲，挽辂可以移驾，止辇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自古危败之君，都与臣相隔绝，隋炀帝畏闻盗贼，万历帝久不视朝，所以导致国祚倾覆。伏读太宗文皇帝圣训，说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所以致败；我国上下相亲，所以能强。呜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所以兴，尽在此了。孟子说如耻之，莫如师文王，师法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能政于天下。大概文王之圣，与国人交，《鹿鸣》是文王的诗，笙簧饮食，以臣为宾，所以能成郅治，流美至今。太宗文皇帝，是我朝的文王。私下希望皇上师法他，纡尊降贵，与臣民相亲，以明季太尊为戒。天地既交，万物萌发，根本既净，堂构自立，百度昭明，自强可致了。皇上如果深观时变，稍降尊严，我想说的有五件事。

一曰下诏求言，破除壅蔽，废除忌讳，允许天下言事的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称为上书处，如汉公交车之例，都不必由堂官呈递，也不得以违碍阻格，永远作为定例。如果言论有可采纳的，温旨嘉奖，或令召对，霁颜询问，大概开门明目，洞见万里。二曰开门集议，让天下郡邑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让他们会议，三占从二立，立即施行。各省府州县都令开设，并

译允许臣下条陈意见，以疏通下情。第三，设立馆舍供顾问之员，请皇上大开便殿，广泛陈列图书，每日处理政务之余，用大约一个时辰亲自安坐，顾问之员轮流二十人，分班侍奉值班。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询询问，探问中外的情形、古今的适宜、经义的精髓、民间的疾苦、吏治的弊端、地方的实情，有时收敛威严赐座，有时赐茶果饮食，让他们尽情所知，没有忌讳回避。对上启发圣明的智慧，既广泛了解未闻之事；对下观察人才，即激励他们未学之处。如今天下人才都在左右，宰辅县令奉命出使都由特别简拔，询问他们的方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允许他们议论政事，严格他们的赏罚，那么人们都会踊跃发愤，仰报知遇之恩，治理天下就可以运之掌上。那顾问之员，一是从翰林文学侍从选取，人才较多，闲散日益严重，应让他们轮值；一是从荐举选取，采用世宗宪皇帝的法令，大臣、翰林、詹事、科道官下至州县各荐举人才，凡有技艺才能的都得以荐举，贵在搜求草野之士，禁止荐举显赫官员，或分十科，使不遗漏贤才，即使有滥竽充数者，也必有异才，应让他们轮值。那不符合旨意的，随时罢免，那荒谬的惩罚荐举人。一是从上书选取，那条陈可采纳，召对符合旨意的，与荐举人并称待诏，也让他们轮值；一是从公推集议之员选取，郡县分别举荐，各自熟悉情势，自然多有通才，也让他们轮值。第四，设立报馆通达圣聪，《周官》中训方、诵方掌管诵读方志、方慝，使周知天下心意，是美好的法度。应令直省重要郡县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也令陆续开设，每日进呈，并准备数十副本发给各衙门公开阅览。虽然乡校或许非君王宵衣旰食无暇顾及，但民间隐情都能通达，官员恶行都知晓。中国百弊皆由蔽隔造成，解除蔽隔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于了解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都应购买。其中最著名而有用者，莫过于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令总署派人，每日翻译其政艺，以备皇上阅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一同发出，使百官都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第五，开府辟士，宰相的职责，在于进用贤才。汉代三公，都有曹掾，精心辟召英贤，作为辅佐。所以汉代公府得人最盛。如今的枢臣，却畏谨避人，与天下之才贤不接触，岂能承担拨乱反正之任呢？应恢复汉制，令开府幕，略置官级，听其辟士。督抚、县令，都仿照此制。那有政绩的如同升迁的公卿，庶几宰府多才，可助谋议。然后再分遣亲近王公大臣游历，以资熟悉练达。罢去官吏随从阍役繁重，以示亲民。免除严刑长跪，以体恤民艰。厚俸禄养廉，以勉励吏耻。这样则顺应天下人心，激发天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為才。天下臣庶，欣喜舞蹈，奔走感动，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再兴举新法，经营百事，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没有细微的弊端而不除去，没有细微的利益而不兴举。只要皇上意之所欲为，无不如志了。皇上果真讲明不惑，断然施行，那么致力之先后，成功之期效，都可以为皇上次第言说。先引咎罪己，以收天下之心；其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再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设顾问以尽人才，设置议郎以通下情。几道诏书一下，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收敛双手受约了。三个月之内，怀才抱艺之士，云集都城；强国救时之策，并伏阙下。皇上与大臣，聚精会神，延引讲问，概括言之要，次第推施。选择士之英，随器拔用，赏擢不拘常格，以鼓士气；淘汰庸冗，以澄清官方。于是简化随从，厚俸禄，增幕府，改革官制，政皆疏通。立道学，开艺科，翻译书籍，派遣游学，教也具举。征召议郎，则易于筹饷，而借民发行钞票都可图谋荣耀。智学则各竭心思，而巧制精工，可以日出。然后再铁路与邮政并举，开矿与铸银兼行，农业与商业俱开，使才与将才并蓄，都在一年之内，可以大起宏规。

译中原海禁长久开放，颇有精通技艺学问的人士，被分派为教习，各自奔赴显贵的仕途。到了第三年，铁路的大段工程已经建成，矿产的勘察开采有了头绪，藏书馆和报馆设立，派遣留学生，大多归于新式制度，各种学科纷纷兴起，人才明确完备，道路大加开辟，知识全面开启，荒地逐渐开垦，工学院逐渐增多，游民逐渐减少，乞丐逐渐稀少，儿童私塾都是识字懂算术的人，农业和工业有新的制度、巧妙的构思，织布制造逐渐可以获取内地的利益，商务轮船逐渐可以驰骋于域外展示风采，然后训练军队、选拔将领，测量海洋、制造器械，可以依次推行了。

再等十年，各类学问如森林般繁盛，成才者如麻草般众多，铁路纵横交错，矿产丰富充沛，各项事业兴起而风俗形成，制造极其精良，创作极其众多，农业精细新颖，商货四通八达，土地没有剩余的利益，人民有富余的物资，枪炮舰船器械都精巧，训练驾驶都精通，富国教民既已推行，武备也修治好了。

拿欧洲十六国合并其人口，仅仅二万万，我国却是它的两倍，用二千万的练兵，加上数百艘的铁舰，扬威海外，谁能抵挡？所有这些成功，可以预期并计算成效。

然而现在左右近臣，大多凭借资历获得高位，多把安静无为当作良策，有的年纪已老，精神渐衰，害怕谈论兴利除弊，多事阻挠，必定说天恩地泽应当严正，官制难以更改，征求言论和人才，只会增加投机钻营的人，开设议院集议，有损君上的权力。

君主贵在向下施恩，天道适宜上下交泰，冗官应当革除，掣肘权力不合时宜，这些已经说过了。至于大考以诗赋超常提拔，馆选以书法惯例授官，同为投机钻营，又何必取用呢？况且进言荐举的人士，必定多是杰出的人才，在遗留重大困难之时，贵在采取非常之举。

我圣祖仁皇帝开设鸿博科，正当云南叛乱之日，由此可知圣人的宏大谋略，本来不是常人所认识的。难道可以因为一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而阻止非常盛大的举措吗？至于会议的人士，仍然由皇上裁决，不过是通达聪明耳目，集思广益，稍微传达下情，以便筹饷用人的权力，本来不属于这里，那么使皇上的美德宣示，哪有损害皇上权力的呢？

如果说皇上政务繁忙，日夜勤劳，上书的人既多，报纸又益多，既耗费顾问的时间，哪有阅览的闲暇？岂知上书虽多，提纲先见其无关政务要害，派人阅读其指陈切要之处，即在顾问的地方，可以集合众人讲求。如果有闲暇，随意阅报，但使得备皇上阅览，已可使风化肃然，官吏不怀奸邪，人们都自我勉励。

如果拘泥于俗说，不能扫除，那么做事无人，百弊丛积，稍微改变一二，终究难以弥补，而百姓日益贫困，军队日益削弱，士人日益愚昧，国家日益困窘，强敌环逼于外，会匪蔓延于内，五年之内，江浙闽广滇桂，恐怕不能保全，十年之内，皖楚辽藏蒙回，也担心变故发生，二十年后，败坏程度不敢想象。

这还是说平常的情况，如果瓦解的祸患，那么旦夕可致，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前明得失的效果如此。皇上究竟选择什么？

私下听说皇上触动时艰的念头，顿足忧叹，警惕勉励之心达于外表，推此一念，可以大有作为。然而有自强之心而不能充实，居莫强之势而不能用，私下为皇上惋惜。曾推想皇上有忧危之心而不能赫然奋发，扫除更张者，大半牵制于庸臣无动为大之言，容悦谨媚的习气。

那些大臣当有事则束手无策，坐受割地；当无事则容媚畏谨，苟且保持禄位。现在在皇上则土地已割，在诸臣则富贵无恙。方其私忧窃叹，也有危心，无奈畏谨成风，被迫容悦。

《诗》说：“与师处者帝，与友处者王，奴隶处者亡。”皇上日与容悦之臣相处，只有拜跪唯诺，使令趋走而已，怎能不致今日之事？上尊下媚，中塞外侮，谋不能采用，逆耳不能入，以此而求自强，犹如楚而北行，其道背矣。

然而二十年来，粉饰承平，大臣皆非以才能升用，率以年资累官，但以供文字奔走的劳役，本不能责以旋乾转坤的责任，惟在皇上内审安危，断自圣衷。

中国人主的权力，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昔日齐桓公好紫，举国皆服；秦武武好勇士，举国尚今以楷法诗文驱动天下，而人士皆奔走风从。那么抚有四万万人，何施而不可，何欲不得？又视皇上所措而已。

皇上居可为之位，有忧愤之心，当万难稍缓之时，处不能自已之势，不胜大愿，恳请皇上讲明理势之宜，对较中外之因，特奋干断，龚行天健，破除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不为旧俗所牵，不为庸人所惑，纡降尊贵，通达下情，日日接见贤才，日日寻求正直言论，以整饬纪纲而成大化，雪仇耻而扬天威，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职乃疏远小臣，岂敢妄参大计？但目睹国耻，忧思愤盈，栋折榱崩，同受倾压。今将南归，感激圣恩，瞻望宫阙，眷恋徘徊，不能自已。

译我冒昧地再次竭尽愚诚，希望能弥补万一。至于推行的具体细节、管理的规章制度，因为琐碎繁重，无法详尽陈述。如果蒙您采纳，或许能召见我当面陈述，我将另行编纂书籍进呈。我冒昧惶恐到了极点，恳请您代为向皇上奏报，请皇上圣明鉴察。恭敬地呈上

译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

薛福成

奏为强邻环伺，世变正急，谨呈献愚见，略备采择，恭敬上奏，仰求圣上鉴察之事。私下臣广泛考察地图，远查史籍，知道我国疆域之广，超过汉朝和唐朝，更是宋朝和明朝的数倍。只有元朝极盛之时，才勉强可以比肩。然而元朝塞外的各部族，时常自行分裂，不如我圣朝统一天下，没有外患，控制得当。大概论形势之雄伟，治世之长久，人口之众多，确实没有谁能比得上。自从泰西各国航海东来，起初不过是借着通商的名义，追求微薄的利润。相互熟稔久了，渐渐产生违逆之言。衅端之起，仅在五十多年前。谋臣议论不一，忽而求和忽而开战，屡次失利，纷乱的局面超过二十年，而国家的元气已经大损了。后来重新订立条约，稍微维持和平局面，外患的接连兴起，几乎每年都有。中外筹议，不能不以防海为兢兢业业之事。地势险要的地方扼守它，土地荒废的地方开垦它，军队缺少的地方设立它，人才缺乏的地方训练他们，器械精良的地方购买它，技艺优良的地方学习它。大概已经经过忠臣重臣，内外合谋，苦心经营也超过二十年。中国声威稍稍不同于往昔，然而濒海的区域，环绕数万千里，布置已经难以周全，况且还艰难于物力，缺乏人才，受限于时势，拘泥于议论，措施不过十之二三。而狡猾敌寇窥伺逼迫的大势，又不仅仅在海，而在陆地了。臣私下考察英、俄、法三国，是欧罗巴著名的强国。它们的首都都距离中国三四万里。它们知道西洋大小各国都能自立，难以施展雄图，未向西扩张，于是勤于向东略取。英国人起初借着公司的力量，蚕食五印度，不久数万里的肥沃土地都被其兼并，于是与我国的西藏成为邻居，近来又胁迫降服阿富汗、克什米尔、巴达克山、什克南等部族为英国的属国。其大势渐渐向北，已经越过葱岭与我国的回疆相接，向南兼并缅甸，云南的迤南、迤西全都与其毗连了。俄国自兴安岭以外，向东延伸到海边，包揽我国黑龙江全境以及外盟蒙古、乌梁海等部族，向西超越新疆各城，地势尤为广远。自从咸丰年间来索取旧地，而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河以东的勘界一错，缩减土地数千里，至今西方人动辄借口，说这是中国不重视边地的明证，侵夺的阴谋无时或息。俄国人又在同治年间趁我国内寇不靖，稍微用兵力吞灭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布哈拉等回部。从此俄国疆域也接回疆，其地环绕我国三边，回环大概不下二万余里。法国人自从争得越南，随即胁迫夺取真腊一国归其保护，近来又侵割暹罗湄江东岸的土地。疆域更加巩固，气势自然雄壮，而两广、云南边外更加多事。由此看来，中国东南两面大海环绕，其自东北到西南，则三强国的疆域环绕。防海者，动辄担忧各国窥伺；防边者，每日与三国周旋。至于南洋诸岛，星罗棋布，古人所说的海外杂国，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按时候风潮朝贡的，如今已成为英与荷兰、西班牙三国的外府，竟无一岛能自存。这大概是宇宙的奇变，古今的创局。然而还有可希望的，说它们虽然一时强盛，终将衰落于异日。但臣观察西洋大国治理国家的根本，颇有条理，英、俄、法都建国数百年，或近千年，炎炎之势不始于今日。如今它们制胜的方法屡变益精：舟车则变为火轮了，音信则变为电传了，枪则变为后膛枪了，战舰则变为铁甲舰了，水雷则变为鱼雷了，火药则变为无烟药了，窥敌则变为用气球了，照夜则变为用电灯了。专家之学互相竭尽智力，往往能制驭水火，呼吸风霆，新技术迭出，几乎无穷期。它们恃强逞威的工具既如此。

然而还有可安慰的，说它们既然与我和好，未必立刻蓄谋狡诈。但国家必须自强而后和约可恃。制敌而不被敌所制者，莫如铁路。英国的铁路，一条已抵达西藏近边的大吉岭，一条已达云南近边的新街。俄国的铁路，将由塔什干趋向浩罕，近来又经营西伯利亚铁路，东联珲春、海参�。法国开铁路以通商货，已由河内直接谅山。而我无一足以应对。俄国人移动我国界碑，胁迫我国属部之事，时有所闻。近来粕米尔一役，终不脱占地故智。英国人力争野人山地，印度各官志在分占险要，侵逼滇疆。臣因滇缅分界线，知道其隐衷。法国人注意滇南诸土司，已见端倪。它们既然撤去我国藩篱，稍久必窥堂奥。它们贪得无厌之情，又如此。大概事变如此棘手，时局如此艰难，都肇端于此。数十年内，夫自开辟以来，圣人所缔造，文物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

译如今若用柔顺之道应对，则会招致轻侮，且对方贪欲难以满足；若用强硬之道应对，则会引发冲突，且我方力量难以支撑；若用旧法应对，则违背时势，且局势会陷入困境；若用新法应对，则地域不同，且风俗有所隔阂。外交事务，一天比一天繁杂；应对的时机，一天比一天艰难。实在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只有通达变化才能长久维持，顺应时势才能制定适宜的策略。自古盛世，有的因多难而保全国家，有的因深重忧患而开启圣明。臣愚昧地认为，皇上正值古所未有的奇特局面，也应施展古所未有的宏大谋略。英国地域广阔但势力分散，俄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法国政令繁杂而百姓困苦。他们有所长，也有所短；我们有所短，也有所长。如果能舍弃短处而汇集长处，自然可以用我们的长处去乘他们的短处。如果没有掌握方法，那么困难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掌握了关键，那么困难也会变得容易。臣谨慎地选择那些简要而易于实行的措施，请向圣主陈述其要点：

第一是激励人才。所谓人才，是指什么？平时太平无事时，以粉饰太平为贵；时局多事时，以解决艰难为先。道德的涵养，忠孝的情怀，诗书的韵味，这是人才的根本。但论及在今天的实际应用，则必须寻求通晓时势的英才，精通器械数理的通才，熟习水陆作战的将才，联络中外的翻译人才，根本与应用兼备，是上等人才；根本稍缺而应用较多，是次等人才。在风气初开之际，必须有妙法来鼓舞他们，那么人们自然会磨砺自己。等到杰出人才竞相进取之时，必须选拔贤能并倚重任用他们，那么事务就不会杂乱无章。人才的振奋，暗中受朝廷精神的感召，有鼓励的手段，就有培养的根本；有培养的根本，就有用之不竭的人才。至于多设学堂，随地教化百姓；多选学生，出洋学习，也都是储备人才的重要方面。

第二是整顿武备。欧洲各国靠战争立国已有一两千年，凡事都有专门名家，所以中国训练军队不能不参酌仿效西法。海军效法英国，陆军效法德国，已经稍见成效了。但是北洋之外，推行不广，尚不足以建立威信、消除祸患。且论今日海军，不在于突然扩大规模，而在于精简核实名实；不在于急忙增添船只，而在于增加训练技艺。等到成效足以与西军抗衡，再援引昔日化一为三的建议，扩大分布，那么海疆自然可以无忧。至于各省绿营特别疲弱，前督抚大臣曾国藩、胡林翼早已说过，似乎应先就在边境之地以及与英、俄、法相近的地方，稍微将绿营改为练军，利用原有的军饷供给新式火器，并用西法统率他们，逐渐消除废弛拘挛的习气，以免被西人嘲笑轻侮。又查有可以屯垦的土地，不妨酌情设置练军，或者仿效漠河金矿的例子，允许公司集股开矿，练营自行保护，随时操练以备调用，似乎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三是疏通利源。西方各国竞相筹划藏富于民的方法，然后自治自措才充裕。如臣所说的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也不是国库充盈不可。大概生财的大端在于振兴商务，商务以畅销土货为关键，想要运输土货，以创建铁路为基础。如今国家已经筹划营造山海关铁路，以期逐渐通达东三省，这固然是保卫边疆的至计。但是地势稍偏，土货不旺，尚需每年补贴养路的巨额费用，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如今想要使这条路广泛吸引商货，化贫为富，似乎不打通内地铁路就不能成功。内地铁路仍应查照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原议，分年筹措费用，从汉口开路到达芦沟桥再至山海关，那么秦、陇、楚、蜀、晋、豫的土货会越来越多，转运更远，商业利益自然丰厚，必定有自行集资的公司依据干路来修筑支线，不必由官府筹措。不久六通四辟，富庶之机蒸蒸日上，不仅有事时征兵运饷方便罢了。

译臣又曾查阅光绪初年各海关的贸易总账，当时洋货进口与土货出口的总值大致相当。近年来洋货突然大量增加，土货突然大幅减少，中国每年耗损白银多达三四千万两，这是因为洋布、洋纱畅销的缘故。因为这些物品出自机器制造，洁白均匀细密，节省人工且价格便宜，中国百姓都乐于购买使用，而中国从事纺织的女工、织布的女子束手无策、坐困愁城的人，何止千百万人？如今上海、武昌都已经购买机器设立工厂织布纺纱，天津也有纺纱的提议。确实应该推广到各省及各郡县，由官府设法提倡，广泛招揽富商设立机构分工管理，给予免除税厘的优待，以此作为鼓励，收回利权，没有比这更切实的办法了。其他如养蚕缫丝的方法、种植茶叶烘焙茶叶的技艺、炼铁开煤的学问，一一讲求整顿，这难道不是利用资源、丰厚民生的政治，以及探究根本、把握要害的图谋吗？

第一点，重视使臣的职责。从前汉武帝下诏举荐才能出众、不同寻常，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遥远国家的人，西洋各国有的派宰相及外部大臣出任全权公使，有的派资历深、声望重的总督出任全权公使，他们看待使臣的职责与将相并重。大体上，宰相辅佐内政，使臣辅佐外交，外交与内政互为表里。将臣崇尚武力，使臣崇尚文辞辩才，辩才与武力相互补救。有百年边疆安宁的计策，由三寸不烂之舌决定的，富弼出使契丹就是例子。有一次轻车简从的奔驰，胜过十万军队的，陆贾出使南粤就是例子。当今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几个大国各自凭借优势相互欺凌、相互窥伺，其情势又与古代截然不同。他们与我们订立条约通商，划定边界，动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利益或祸害。臣曾认为国家势力的振兴，不完全依赖战胜攻取，只要能在交涉的几个重大方面措施合乎时机，自然会有明显的成效。总理衙门所依赖作为耳目、手足、心腹的，莫过于使臣。中国古代多有卓越的人才，然而现在尚且难以选拔，是因为平时不加以培养。西洋长期保持强盛的业绩，然而现在尚且不枯竭，是因为能够逐渐加以训练。恳请树立标准，明确激励劝勉，那么风气一旦传播，足以驱使天下人，使人人以经世济民为根本，以深远的谋略为急务。上面所重视的，下面也重视；下面所重视的，效果自然随之而来，这也在于圣上意志的专注罢了。

以上四点，大都是劳臣所筹划、圣主所施行的，臣不过稍请变革并贯通，扩展并扩大，用力既专一，收效自然加倍。希望借此缓解外患，巩固国家根本。大体上英国人坚韧，俄国人倔强，法国人蛮横，而探究他们狡诈的谋略，则都达到了极致，实在让我有应接不暇的痛苦。然而论及我们固有的权力，如果善于运用，未曾不被他们深深忌惮。如果管理日益宏大，贤能之人日益奋发，必定能善于审视三国局势的变化并防备他们；即使慢慢等待三国衰落而制服他们，也是可以的。倘若因循守旧而不早作打算，那么敌人已经逼近，祸患已经深重，慌乱不安无法终日维持了。《诗经》说：“心中的忧愁啊，痛苦得像头痛一样。”微臣奉命出使四国，稍微目睹外洋的情势，便敢贡献我诚恳的愚见，不胜战栗彷徨之至。所有强邻环绕窥伺，世变正急迫，谨陈述愚计，缘由理合，恭敬地密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变法自强疏

胡燏棻

奏为顺应时势变革法律，力图自强，谨分条陈述善后事宜，恭敬地折奏仰求圣鉴的事。臣听说五帝时代不同，不沿袭相同的音乐；三王世代不同，不承袭相同的礼仪。这是因为穷尽变化、通达长久，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的道理不同。去年日本挑起事端，陆军屡次受挫，海军接着失利，敌寇气焰猖狂，神人共愤。我们皇上不忍心让两国百姓长久遭受战火，以大国的身份对待小国，舍弃战争谋求和平，虽然两害相权取其轻，计策不能不出于此。然而自古以来驾驭外邦的策略，断没有一味主和可以长久安定的道理。唐朝对待吐蕃，宋朝对待金人，就是明显的鉴戒。如今辽河以东失地千里，虽然是由俄、法、德三国合力争夺，答应归还故土，但日本人仍有从容商议的话语，恐怕不免枝节横生。台湾交接土地，近来又激起变故。日本人能否不提出责难，固然难以预料。然而这种风气一旦打开，事变一天比一天紧急。到现在还不考虑改变计策，私下恐怕几年以后大局更不堪设想。目前的急务，首在筹措军饷，其次在训练军队。而筹措军饷、训练军队的根本，尤其在于敦劝工商，广泛兴办学校。据查国家赋税收入，每年有常规，现在忽然增加这两万万两的军费，不借洋债，从何处筹措？以最轻的利息六厘计算，每年需利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而陆续偿还本金尚不在此数。而且自从去年用兵以来，关内外各路增兵购买器械，所借华洋商款应偿还的本息已属不少。此外奉天、直隶两省的善后事宜，仍须节节增修，依次兴办。北洋海军也不能不重新创办，以图补救。约计购买船只置办器械，没有数千万金不能成军。此后水陆所需，每年又不下千余万金。收入只有这些，支出骤然增加，即使每天责令司农筹划财政，也恐怕无从应付。私下观察西洋各国，无论军饷工程，千万的需求，顷刻间就能

译办。为什么呢？因为财富藏于民间，多征收而不视为暴虐，百姓也乐意缴纳以供奉公家。他们的器械每日制造而日益精良，商务每日开拓而日益兴盛，水陆军队每日操练而日益强大。这是因为在鼓励劝勉之初，国家设立各类学校来培植人才，技艺既已成熟，又分设各类官职来任用他们，所以百姓有人人自我奋发的想法，治理有蒸蒸日上的势头。如今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西方各国所没有的。办理洋务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如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局、制造局、水师、武备学堂等，凡是富强的基础，何尝不是逐一仿行？但水土不服，常有淮南之橘移植淮北变成枳的感叹。这固然因为只是沿袭皮毛，未窥见精妙深奥之处；也因为朝廷用来号召人才的手段，在于科举科目，天下豪杰所看重的，仍然不外乎八股文、试帖诗、书法之类，而对于西学不过视作旁门左道。虽然他们造诣已深，学习有成效，也只等同于保举议叙之类，不能列入正途出身的行列。方法疏略，所以收效微薄。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行西法，也不过三十多年，而其工艺精巧，出产丰富，矿政、邮政、商政兴旺，国家每年收入租税大约八千多万圆。这是用西法致富的明显效果。其征兵、宪兵、预备役、后备役军队，总计不过十几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不过二十多艘，而水陆各军都能同心协力，通晓军事机宜。这又是用西法致强的明显效果。反过来对照观察，得失利钝的原因，也就可知了。如今士大夫没有不以割地赔款种种要挟为可耻的，然而时势所迫，无可奈何，那就只有急切寻求雪耻的方法，以坐致自强的效果罢了。从前普法战争，法国的名城几乎全部残破，电线、铁路处处毁损，赔偿军费计五千兆法郎，其数额且十倍于今天的二万万两。但法国人自从订立条约后，上下一心，孜孜不倦地追求治理，从前弊政全部废除，不到十年，又达到富强，仍然是欧洲雄大的国家。评论者说比拿破仑时期还要兴盛。如今中国拥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百多兆的人口，所失陷的不过六七州县，却说不能复仇洗耻，建立我们的声威，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只希望皇上专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全面革新。事情如果有益，即使朝野惊疑，臣工执意困难，也毅然实行；事情如果无益，即使有成法在，耳目所习，也决然更改。实心实意实行十年，将看到雄踞海上，与欧洲并驾齐驱。旧邦新命的根基，从此更加巩固，岂止是一雪割地赔款的耻辱而已？臣愚昧无知，怎敢挟持浅陋之见，轻言变法？但纵观世事运行，抚念时局艰难，痛定思痛，确实担心朝野上下。高谈理学的人拘泥于清议，鄙薄功利为不值得谈论；习惯于安逸的人，又认为和局已定，松懈怠惰相沿成习。假如敌国外患突然再次兴起，更担心抵御无方。那么卧薪尝胆，寻求艾草疗伤，还可以稍微延缓片刻吗？微臣日夜焦虑思考，今日即使孔孟复生，除了富强之外，也没有立国之道；而除了仿行西法这一途径，更没有致富强的方法。因此敢不揣冒昧，就管见所及，列举筹饷、练兵、重视工商、兴办学校几件大事，恭敬地向皇上详细陈述。

译一、开辟铁路以便利转运输送。中国关于铁路的议论，屡次兴起又屡次废止。自从经历这次军事上利与钝的缘由，其利害关系已显而易见。应当请求参照前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原议，从汉口到北京开办主干铁路。然而实施步骤，必须先确定大纲。第一，在于劝导设立公司，允许民间自行招募股本，而一切阻碍之处，如购买土地、勘测边界等类，必须由官府加以保护。第二，在于勘测明确道路里程。从前原议，北起芦沟桥至正定，南起汉口至信阳州，分头举办。查勘汉口至信阳山路崎岖，工程费用较大，不如取道襄樊，地势平坦，且铁轨渡河之处尤宜在郑州以西、荥阳以东，此处已出山险，河流走向稳定。渡过河后，则东边沿着淇水、卫水，西边倚靠太行山，向北行进直达保定，地势高且路面平，较为稳固。第三，在于多开辟支线。从汉口到北京绵延三千里，如果只有主干没有分支，那么贸易必然不兴旺，商旅必然不多，这种形势也难以持久。我认为支线应当分为三段：南路由光山、固始出六安，用以装载茶叶；由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当阳，用以运输煤铁；西路由怀庆出轵县、开州，经过蒲州、解州以到达关陇地区；东路由开封、归德经过宿州、泗州以抵达清江。这样则天下大局如同网在纲上，商务、工务、漕运、军务无不四通八达。第四，在于议定规制。自从高轨铁路制度出现，火车发生一次变革；自从电气传力机械出现，火车又发生一次变革。如今俄国人从海参崴到珲春一路，就是采用高轨电气车的方法。现在创办之初，应当选择最便利快捷的方式来做，以免日后纷纷改造，又有我方迟钝而彼方有利的感叹。等到办成后，每年除了公司费用、修理经费外，剩余的利润，官府收取十分之一的税。如果真能各省一律推行，那么国家每年可获得数百万金，而且东西南北节节流通，土特产日益增多，商务日益兴旺，厘金、关税也日益充裕，这样每年增加的收入又不低于数百万金。一旦边疆有事，运送粮饷和军队，早晨呼唤晚上就能到达。今天寓强于富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切合的了。

一、筹划钞票银币以充裕财源。过去元朝、明朝将钞票视为暴政，是因为想用一张空券抵偿巨万现银，情形如同欺骗。西方国家用钞票便利百姓，是因为有一万两银才发行一万两的票，没有丝毫虚浮。中国不自己设立银行，自己印刷钞票，自己铸造银币，于是让西方人用几寸花纹的券抵偿成千上万的金钱，如汇丰、德华、有利等洋行的钞票就是如此。用成色九成的低潮银换取成色十成的库纹银价格，如墨西哥、吕宋、日本等国的洋钱就是如此。现在如果真能在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立铸币局，自己铸造金银铜三种钱币，颁布确定相互折算的价格，定为法令。同时在京城设立官方银行，归户部督理，省会分行归布政使管理，通商码头则归关道总核。购买极其精良的器械，制造极其细致的纸张，印刷发行钞票，而将现银存放在银行。妥善制定章程，明确颁布谕旨，使百姓得以用钞票和银币两项完纳租赋税厘。至于各省旗兵、绿营、防营的军饷，京城内外文武百官的俸禄，也就用钞票和银币两项分摊匀拨。而且必须各处银行在出入交接之间，随时查核，不至于钞票多于银两，并且绝无毫厘短少折损，才能取信于人，长久维持。只是用人必须按照西方方法，使用商务的章程，杜绝官场的习气，谨慎挑选精明廉洁的人统筹计算出入，其余人员也必须摒弃人情面子，都由公举产生，不得私下推荐，才能避免弊病。至于发放利息，责成殷实可靠的保人，一旦有亏折，只由保人代为赔偿。抵押则值十押七，一经逾期拍卖，偿还抵债不足，仍向欠户追还。果真能照此认真办理，切实奉行，其收回利权，滋生利息，每年盈余之数，至少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确实是今日最重要的事务，不可忽视。

一、开设民间工厂以制造机器。中国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弹、火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向外国购买机器，耗费不下千百万金，而对于制造的本源并未领悟。没听说某厂新创一种枪，自造一种能超越西方；没听说某局自制一种机器，能开创垂范民用。一旦有事，件件仍须从外国购买。难道真是华人的智慧不及西方人吗？推究其病根，有三点。所以各厂的设立，大多依照洋人既成的事例，而中国所聘请的洋匠未必是通才，往往只懂粗工，不知精妙，袭取表象而遗失神髓，这是第一个弊病。工厂系官府办理，一切工料资本，每年都有定额，即使有自出心裁想创制一种器械的人，而所需成本苦于无从报销，况且外国一种器械的完成，如别色麻的钢，克鹿卜的火炮，经过多次更易，或者事情更迭数次？成本耗费数十万金，然后享受无穷的利益，成就久大的事业。现在中国的工匠，既没有这种坚忍之力，国家又没有别的鼓舞途径，于是事事依样画葫芦，一成不变。这是第二个弊病：外国各厂的工头匠目，均

译（这些人）都是新式学堂出身，学问有根本；而那些担任监督、总理职务的人，无不精通工艺技术，深刻理解化学、重学、光学、电学、数学等学问，所以能够遵守法律并创制新法，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如今中国各局所的总办、提调人员，有的甚至连九九乘法表都不懂，给他们矿石却无法辨别，询问他们机械构造却叫不出名字，只要能做到不偷工减料，就已经很难得了。器械的优劣，完全听任工匠摆布，自己毫无分辨能力。这是第三种弊病：我认为中国想要依靠官办工厂制造器械，即使过一百年也终究不会有起色。必须允许各省广泛开设民营工厂，让民间自行钻研讲求。如果国家想要购买枪炮、船只、器械、机器，都委托民营工厂承包制造和使用，那些试验后不符合规格的，即使是定造的也一定要剔除退回，那么人人都有争利之心，害怕亏本，自然会专心致志，实实在在地钻研讲求，以期超越西方的制造水平。这样既堵塞了漏洞，一旦有战事，取用供给容易，不至于被洋商垄断囤积居奇，遭受高价之累，也不至于被敌人封锁港口、拦截船只，冒出海航行的危险了。

译一、开采矿产以资助利用。中国的煤、铁及各类金属遍地都是，从前各地已经招募商民开办，但最终股本亏损，毫无成效，并非矿产不可开采，实在是管理方法不当罢了。管理矿产的关键，又有四点：第一，在于重金聘请矿师。西洋真正有学问的矿师，其本国尚且延聘不及，所以往往不愿来华，那些愿意来的不过是表面上装作行家，暗中图谋渔利，等到人们醒悟其欺骗虚伪时，大局已经败坏。所以想要开矿，应当先寻求良师；想要寻求良师，应当先重金聘请。第二，在于谨慎选择矿地。贵州的铁质并非不好，但转运到千里之外，成本沉重而价格昂贵。漠河的金矿并非不旺盛，但地处极边，百货昂贵，工作困难而产出稀少。所以开矿之地，必须选择水陆交通转运便利之处，这样人工往来易于招集，物资汇聚易于获取。第三，在于仔细考察矿质。同一种矿产，质地有优劣之分，价格也就有贵贱之别，所以往往集资相同而获利不等。假使当初用开平矿务的规模和资本，去开采齐鲁淄潍的优质矿藏，那么今天的获利应当是现在的数倍。第四，在于雄厚地聚集矿本。资本出自富家，原本有购置产业留给子孙的心思；资本出自市井商人，无非是借股票涨跌进行投机买卖的计谋，见效稍迟就弃如敝履。从前公司被股票牵制，一倒百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招募散户不如招募大户，招募商股不如招募官股，而其关键更在于管理得人。必须正大光明，赤心为国，绝无丝毫私心，否则矿没办成则害在公家，矿办成了则利归私室。初次选择时，断不可顾念情面，如果能在上述四方面讲求完善，还说矿务不能办、矿利不可求，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将来想要广泛修筑铁路，处处需要铁和煤；想要自己铸造钱币，各局需要金、银、铜；想要自己开设民厂铸造枪炮机器，则需要各种金属及硝石、硫磺、铅、汞等物资，所以招股开矿实在是当今最大的利源。

一、折南漕以节省经费。查京城仓库的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员俸禄仅占十分之一，八旗兵丁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给兵丁购买杂粮食用，大约南米一石仅折合银一两多一点，官员俸禄也是如此。四品以上官员尚多亲自领取，其余领取米票转卖给米铺，每石也仅一两多一点。南漕从催征调拨、督运验收，历时五六月，行程数千里，耗尽百姓无数的脂膏，聚集吏胥无数的贪腐，耗费国家无数的开销。运至京城仓库，每石的价值总计，或十两，或五六两不等，而其最终用途，仅为换银一两之用，这实在是极大的漏洞。仅仅因为冗官蠹吏中饱私囊，各地积习不改，这真令人长太息。推究其根源，朝廷深思远虑，认为每年如果没有南漕二百万石流通于市场，那么一切杂粮必定受牵连而骤然涨价，兵民有遭受饥荒的危险，所以不惜繁琐费用而这样做。然而自从轮船畅通行驶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赴，市场有米与官府有米相同，那么缺米的忧患，在当今可以无虑。建议通行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费一概随税征收，并归藩库起解。至于旗丁京官应领的俸米，或参照成案，则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则每石折银也不过二两多一点，而一切漕河的工程、海运的经费、漕督粮道以下的员弁兵丁、仓侍郎监督粮厅以下的胥吏差役，都可以一律裁汰免除。这样国家每年节省数百万开销，反而多出数百万盈余，而官兵两项所领的实际银两，且较从前领票转卖的价值更多，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有利于国，无损于民，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即使考虑到年成饥荒缺乏粮食，那么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在天津兑换购买南米，存储在通州仓库，新陈交替，作为有备无患之计，此事也轻而易举。如果担心海疆有事，运道或许受阻，恐怕将来官商两病，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名为官米，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即使是仇国也不能阻截，国际公法存在，有先例可援引，这是不必顾虑的。

一、减少兵额以归于实际。粤捻之乱平定以后，绿营的无功已可明显看出，而老成持重之人，动辄以不裁减为言，于是有了减兵增饷的提议。各省有的将绿营变为练军。如今倭事平定，则练军的有无功又可明显看出，却还坐养这数十万无用之民，耗费这数千万有用之饷，一旦有事，各省仍然纷纷招募勇丁，这是兵外加兵，饷外加饷，国家用度怎能不匮乏？绿营之所以不能立即裁减，只是因为水上有汛地，陆上有铺舍，缉捕防守有专门责任罢了。殊不知近年绿营兵饷，藩库入不敷支，往往饷银按照七八成或五成核放，每兵每月仅领银数钱，平日不够赡养，多以小买卖营生，巡缉都属于虚文。况且

译各省水陆交通汇聚的地方，比如福建、浙江的渔商，就雇船出海自行防护了，这样汛兵也就没有用处了；直隶省的省会城市，则另外设立保甲、守望等机构来巡逻缉捕，这样铺兵也就没有用处了。

现在的对策，不如根据地方事务的繁简，裁减老弱兵员，每年先裁减两成，五年裁减完毕，国家每年可以节省一千多万两银子。就用这笔钱责成直隶省，按照西方的方法，先挑选老兵的子弟，选择其中年力精壮、略识文字的人，另行编练新军。现任有实缺的提督、总兵、参将、游击，如果尚堪造就，就担任统领、营官的职务，否则一概裁撤。这样一转手之间，化无用为有用，国家没有白白吃饭的耗费，军队有精练的实际效果。

如果担心水陆各汛的捕务没有专人负责，或者将保甲、守望等机构，仿照西方国家的巡捕制度，在城乡市镇人流汇聚的地方设立巡捕，由官员督率，并将稽查的职责分派给绅士董事，更能得到实际的效果。只求朝廷排除疑虑，破除旧例，毅然实行，没有不立刻见到功效的。

一、创设邮政以删减驿站递送。中国各省都设有驿站铺递，每年支销的钱粮共计三百多万两银子。其实各省的奏章公文所递送的数量有限，而官员往来的骚扰却很多。至于督抚更有提塘折差，每一个折差抵达京城，费用以一百几十两计算。民间开设的信馆，索取的费用巨大，又多遗失，这是公私两方面的困境。

查考西方国家，没有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的，往来函件，公私一体，权衡分量的轻重，确定递送费用的多寡，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是寄信的人，预先购买，使用时取来贴在信封角上，投入信箱，有人按时收取。这种方法不但节省驿站的费用，而且每年获得盈余，是西方国家进项的一大来源，应当急切仿照办理。

第一个办法，是先借助招商局作为开始的起点，每艘船各派专门负责文报的一人，通商十九口岸，都设立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就纠合民间各信局来办理。内地各码头各市镇，让信局一家承包。

第二个办法，是借助电报局作为推广的途径，凡是有电报分局的地方，也派一人在局中专司文报，代为递送。至于没有设立电报的地方，也照前法令信局一家承包。

第三个办法，是等到火车畅行，再借助铁路公司作为往来的总汇，凡是干路支路火车停卸的地方，各派一人在局中专司其事。至于将来想要遍及内地各镇各埠，尽可广泛设立分局，派人经理。这样就像网在纲上一样，没有远到不能到达的地方。

现在地球各国，其邮政章程通为一例，到处通行，公私递费并没有多寡的区别，就连日本也在其中。就拿英国来说，每年邮部除去费用外，计算盈余有一百几十万英镑。唯独我们中国未曾仿行，急宜参考西方制度，从速举办，这样每年可以节省驿站三百万两的耗费，而收取邮部数百万两的盈余。

如果认为京内外各官因公来往京城，按规定必须乘坐驿站，担心一旦删去驿站，导致很多阻碍，那更是掩耳盗铃的说法。现在东南十几个省，凡是官员来往，无不雇坐轮船，只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五省，还有官站罢了。如果计算道路远近，人数多少，由户部、兵部酌情给予路费，沿途听任他们自己雇佣车马，对于应差各官实在深以为愿，更不用过多忧虑。

译第一，创建训练陆军，以作为控制驾驭的凭借。这次东征，士兵并非不多，却毫无可依赖之处，这并非士兵不能作战，实在是因为统帅将领太多，每逢战事，往往意志不统一，互相牵制掣肘，动不动就像唐朝九节度使的军队那样。从东方召来老将，从西方起用老臣，这里招募十营，那里招募万人，好比治病，一个人患病，请来的医生挤满屋子，寒药热药杂乱投喂，断没有不致死的道理。尤其有几种积习应当彻底改正，共有四项。往年淮军、楚军诸将，出身于田间，志向在于杀贼，人都朴实诚恳，弊端还比较少。太平盛世之后，统兵的大将骄奢淫逸，沾染已深，军需费用日益增加，士兵名额日益短缺，上级多报开支下级克扣实发，各种弊端丛生。士兵的口粮，尚且不能养活自身，谁肯效命疆场？以至于万众离心，遇到战斗纷纷溃散，这是第一种弊病。从前广东、捻军的叛乱，军火不精良，将领只需勇气百倍，就容易取胜。如今西方国家的军官选拔，必须由各营学馆出身，他们考核的学科，有本国文字、拉丁文、法文、地理学、几何学、代数、古今史学、三角法、手绘地图法。国家平日重视这种选拔，民间也以被选为荣。那些千总、把总的职位，略像中国翰林院的清贵声望，所以能学业有余力处理事务，人才有余力钻研学问。如今中国事先毫无培植，一听说招募，各营官员都以钻营谋私为能事，不以军事谋略为实际政务。这样军官自己先不懂作战，怎能指望他们教士兵作战？这是第二种弊病。西方国家讲求武备的人，凡是新式枪炮一出，试验良好，就通令各营一律改用。如今中国本地没有著名的兵工厂，每件军火都从外国购买。太平时期，朝廷大臣以经费不足为难，事先未能预备。等到事变仓促发生，地方大吏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只以购得军火为贵，未能详细考究，以至于同属一支军队，而这营与那营的武器不同，前膛后膛混杂，只求凑够数目，德国制、奥地利制混作一家。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统一，射击不能准确，这是第三种弊病。考察西方国家每经历一次战斗，列阵的体制就改变一次；每创制一种武器，行军布阵的样式就更改一次。如今中国一切攻守的方法，又沿袭旧习，湘军、楚军各军还有以大旗、刀矛为作战工具的，还有拿着新式武器却茫然不知用法的，仍然固执己见，认为往年曾经打过仗，就没有不能抵御的敌人，沿袭错误而不改正，这是第四种弊病。如今想要创建训练新军，应当通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的西方方法，而其首要之务在于在直隶省设立武备学堂，选拔各州县的武生、武举，考核其中汉文通顺、年富力强的人，选令入学，给予生活费用，聘请洋员作为教习，三年后由洋教习考核发给文凭，然后由学堂分派入营，充当哨官，学问尤为杰出的，充当营官，从此或许连武科乡试也以枪法命中作为录取标准，那么将才就会层出不穷，不必担心有兵而无官。现在都司、守备以下候补的各官员，其中有汉文通顺、情愿进入学堂充当学生的，也一体办理，这是训练军官的方法。至于招募士兵不可太杂，如今各处所招的勇丁，急于成军，来不及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武艺未练成，就驱赶去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逃，反而将利器送给敌人，沿途更加肆意焚烧掠夺，日后又投奔别的军队，仍然重蹈覆辙，以至于屡战屡败。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必须先由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人，才允许入营当勇，以杜绝将吏逃亡的弊端。到营时先检验身材，不符合标准的当即剔退，编成阵伍后，先练步法、手法，再练射击准确，并练行军操法。年满四十的发给一年饷银，令其回乡，在营服役三年给假，准其回籍，但只要一听到征调，即使在假期内，也必须立即赶到，这是训练士兵的方法。统领、营官、哨官各官的薪水，想要杜绝克扣的弊端，必须丰厚，兵勇的饷项也应当分别增加，由各省督抚设立粮台，每月由粮台点名发放，如果粮台少发，准统领官申报揭发，以杜绝侵吞克扣。成军之初，应发放号褂、棉袄、皮衣等物品，均不扣钱，体恤他们的饥寒，才能得到他们的死力，这是发放饷银的方法。新练各军取用机器，应当因时制宜，改归统一，就近年新制而言，步枪以曼利夏、夏毛瑟小口径的为佳，马枪以可尔特为佳，轻炮以克虏伯、格鲁森为佳，快炮以拿登菲尔、哈乞开司为佳，这是选择武器的方法。至于兵数多少，统计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为一大支，南洋宜练兵三万人，广东、湖北宜练兵二万人，其余各省每省有一万人已够调遣，务必扫除积弊，习练操法，统一标准，这样征调才能得力。

第二，重整海军以图恢复。中国创设海军之初，原议沿海七省先后举办，只因为经费不充足，所以以北洋为开始。今年春天威海继陷，水师全军覆没，虽然由于诸军不力，也是因为援军无法接续。西方各国，

译都凭借铁甲快船坚固锋利而在五大洲称雄，所以就今日的情况来看，凡是地球近海的国家，如果不是海军强盛，绝对没有立国的道理。考察德国和中国从前的办法与西方制度多有不同，其弊病也就在这里。西方的制度，海军可以节制陆军，而陆军不能节制海军，因为洋面辽阔，军情瞬息万变，必定不是陆军所能知晓的。如今中国则是海军提督必须听从地方大员的指挥，这是不同之一。西方国家的海军提督必定由水师学堂出身，逐步积累而升迁，他们对重炮、算学、天文、地理等各门学问，没有一门不通晓，没有一项不熟悉，被各船官兵所信服，所以志向趋向一致而号令得以执行。如今以北洋为例，如已被革职的提督丁汝昌，本是淮军陆军将领，水师学问毫无根基，平日各兵官本就轻视他，一旦临阵，无论他不懂水战之法，即使说他知道，又怎能号令各船？这是不同之二。各国兵船年年考究新的原理，精益求精，凡是旧器械不合式的必定更换，新器械可以使用的必定加以训练。如今中国如防雷的裙网，刚刚购置，还不知道使用方法，上年大东沟之战，用攻击铁甲所用的尖弹射击日本人的钢皮快船，所以日本船虽然受创却没有大损，这是使用器械、选择器械不审慎的缘故。这是不同之三。现在想要重整海军，适宜在购置器械之外，改定章程，选拔将帅，仿照泰西的成规，海军提督只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不受地方大员的节制，两国既已下战书，就允许其灵活行事，尤其应当沿海各省一律举办，无事时分道巡游，有事时联为一体，不得稍分界限。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轮坐视不救，被泰西各国所嘲笑，急应统筹全局，等到办理稍有头绪，应当联合沿海七省，特别简选总统大员，以使关节灵通，声气联络，一方告警，全军立刻到达。目前的做法，应先向英国延聘水师老将，如昔年琅威理那样的人，并多设水师学堂以储备人才，然后派遣学成的学生，或出洋游历，或代为资助，分派到各国兵船上，以资练习。天下没有不可办成的事，只求以实心实力去实行罢了。一、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泰西各国人才辈出，其根本全在于广设学堂。商业有学堂，则经营计算之术日益熟练；工业有学堂，则创造利用的智慧日益开拓；农桑有学堂，则种植饲养的利益日益广泛；矿务有学堂，则宝藏的财富日益兴盛；医学有学堂，则生养之道日益进步；声光化电各项格致之学有学堂，则新原理新事物层出不穷；水师陆师各项武备有学堂，则战斗防守攻取日益练习而更加熟练。乃至女子也有塾政，聋哑也有教法，因此国家没有被遗弃的百姓，土地没有废弃的人才，富强的根基由此建立。至于其学堂的制度，不必全由官府设立，民间绅士富人也可以共同集资举办，但国家设立大书院以考核选拔。如今中国各省书院义塾制度也已完备，却在八股试帖诗赋经义之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却只因为法令所在，沿袭不改，人才消耗实在由于此。拟请特旨通令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革，抛弃章句小儒的习气，寻求经世济民匡扶世道的人才。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将现在京师总理衙门、上海制造局已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分印颁发，一面仍广泛翻译格致新闻及近年新出的西方史书，延请学识渊博的西方人士及中国久习西学有成的人担任教习。尤其必须朝廷妥定考核章程，定为法令，务必使民间有一种学问，国家就有一途任用。数年以后，民智逐渐开启，然后由省到府到县依次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即使民间也必定有自行集资设立的，将见海内人士仰慕风向，而说一切工商制造之法、货财之利、水陆军备不能媲美欧洲，臣不相信。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就国富民强，被泰西所推服，这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的明证。今日中国的关键全在于此，因为人才是国家根本盛衰的关键，相互依存。陛下不能认为功效迂远。以上各条，或变通旧制，或创立新法，臣愚钝也不敢说所言全属可行？只是变通以尽利，力求富强之道，舍此不图，更没有长策。自古以来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时局转变的契机，正在今日。伏愿皇上效法五帝三王制作的遗意，敕令下部臣、地方大员通筹合议，决断于圣心，采纳并施行。上以巩固亿万年有道之基业，下以慰藉四海臣民的期望。臣不胜战栗迫切之至，恭敬上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译培养人才疏

陶模

奏为培养人才，勉力图谋补救，恭敬陈述个人浅见，恭折呈上，恳请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认为，海防事务兴起以来，议论和谈还是作战，众说纷纭。臣愚昧地认为，国家的强弱，视人才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仅和谈与作战都无可倚仗，即使侥幸战胜，也对国家根本没有益处。自古以来用人文武并重，文官有科举科目，武官有军营伍制。立法之初，未曾不善，但积久弊病滋生，仕途日益混杂，民生日益困顿，人才日益不可倚仗。臣私下为此感到伤痛。所用的人不是平日所培养的，所培养的人不是实际所用的，古今同感慨。人才不在平日培养，却想在临时招致，即使伊尹、吕尚复生，也无能为力。如今，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善于谋国的人，不因胜利而志得意满，不因失败而士气沮丧。艰难困苦之时，正是圣主激励奋发振兴之日。《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天下事务应当变通的，不止一方面，而人才尤其急迫。不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泥牵制的习气，就无法振奋天下士人的士气，而在将来收到实效。臣不自量力，恭敬地就个人浅见所及，略举大概，为我皇上陈述。

一、国子监应当首先整顿。京师是首善之地，太学是培育人才之所。教法不修明，如何能得到人才？臣认为应当敕令督抚、学政，选择品行敦厚、致力学问的举人、贡生，以及蒙受恩荫的大臣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略微仿效《周官》中师氏、保氏的方法，宋代儒者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校制度，胡瑗经义治事的规矩。研习经书务必通晓大义，处理事务必须通达时务。祭酒、司业，应当选择学问品行兼优、众人推重信服的人，长期担任其职务。教导致君泽民的道理，修己治人的方法。选择学业有成的人，将其名字上报朝廷。凡是各部院需要用人，督抚请求拣选，都从这里选取。成效显著后，再选取堪为人师的人，让他们分赴天下各地任教，这样学府才不会虚设，士子都有实行教化治理的基础，实在在于此。至于纳粟入监，是明代景泰年间的不良政令，沿袭至今，流弊实在很多。所有捐纳贡监生的旧例，拟请一律停止。

二、淘汰考生、减少录取名额，以慎重科名。学术不明，士人缺乏实际品行，迎合世俗滥取，怎能期望得到人才？近来应考的人作弊手段更加巧妙，条例虽然严密，仍属具文。天下事务，只有简略才能驾驭繁杂。学臣在岁试、科试中轮流校阅文章，抉择容易精当。然而乡试之前，又录取遗才，又将岁试、科试未录取的人一概送考，考试试卷过多，考官校阅困难，有的暗中让子弟、幕友随入协助办理。其余如弥封、誊录弊端尤其多，拟请敕令礼部定议，各省学政在岁试、科试两试中悉心衡校，考列三等，以及新生未经岁试者，均不录取送考乡试。这样考官得以从容评阅，文理平常的士人不至于徒劳跋涉，吏役可以减少，经费可以节省，积弊可以消除，真材可以得到，一举而数善具备。从来治理之道，贵在核实。臣私下思考，读书可贵之处，是想让人人都成为忠臣孝子。如果只从事虚文，即使人人都登科，有什么裨益？如今士风日益鄙陋，宜参照乾隆年间裁减录取名额的旧案，将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各减少几成，使人们知道科名不可侥幸获得，学问必定更加奋发。至于考试方法，也应当变通，时文必定不能废除，而浮华的诗歌辞赋应当裁减，策问贵在通晓当今，而禁止议论时事的条例应当更改，这样大概能明体达用，人才自然蒸蒸日上。

三、确定小试年限以端正启蒙教育。进德修业，本来与辞章科第无关。宋代儒者程颢说子弟轻俊，只教以经学，读书不让他们作文章。程颐以少年登科为不幸。朱熹说俗儒记诵辞章的习气，其功夫倍于小学而无用。大概童子血气未定，其良知良能引导以孝悌忠信，尚且担心不及，如果让他们作文求取禄位，纵然获得科名，懵懂未见道处，则对乡里无益，做官则贻误民生。拟请敕令部院明定限制，凡年龄未满二十岁者，一概不准应考府县试，这样培养深厚远大可期。

四、停止捐例以清肃仕途。天下大弊，在于官员多，官员有限，而候补的官员无限。于是有求仕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等到有事时，则久困之余，难以言志节。文官则剥削百姓、侵蚀国库，武官则侵吞军饷、缺额，几乎相习成风。而且入官既容易，则谋求做官的人日益增多，士人不安心于学校，农人不安心于田亩，工商不安心于店铺，有的谋求捐纳，有的求取保举，有的侥幸获得科名，纷纷扰扰，都有不可终日之势。那些依托宦途的人，无不仰给于有事的官员，官员的应酬越繁，其操守越难信。民俗的败坏，士风的苟且，官箴的败坏，军实的毁坏，都由于此。科目、劳绩、捐纳三条途径，弊病实在相等，而捐班较为显著。人们以为报捐者都是殷实之家，而不知贫人反而占大半，在四民中一无所能，谋生无计借贷入官，本已行同商贾，竟然有做商贾所不忍为的事。虽然捐班不尽

译没有才能，然而源头既然没有澄清，水流又怎能清澈？怎么能够以一两个有才能的人来概括所有人呢？督抚虽然有甄别官员的权力，但这就像放任狼进入羊群，却要求牧人去调驯狼的野性，势必是做不到的。既然已经颁布标准来招揽人才，又怎么能对所有人都进行弹劾呢？这种弊端如果不消除，百姓因此会轻视官员，强国邻邦因此会嘲笑中国，一旦爆发祸乱，即使再投入千万两黄金，也难以平定。这如同喝毒酒来解渴，利害关系显而易见。明知理财是第一件难事，就提议停止捐纳，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狂妄的。然而近年捐纳所得每年不过一百几十万两，此后恐怕会日渐减少，保留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对贫困没有补益，只会留下后患，这不是好的计策。我请求皇上决断圣意，将捐纳制度全部下令停止，同时将内外冗员以及宦官等大量裁减，凡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开支，以及内务府、织造衙门等各项费用，可以裁减的就裁减，可以削减的就削减，节省下来的费用应当不止一百几十万两，而且官纪得以整肃，民心得以安定，邻国也应当钦佩信服。不战而胜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至于因劳绩保举而产生的弊端，更是层出不穷，新定的部章已经较为严格，臣不再赘述。一、各部院的堂官和司官应当熟悉政务。自从部务的权力归于书吏，司官就很少有真正的人才。我所听到的，只有刑部司官还有明白律例案情的，此外只要能润色文稿，就被称为有才能，堂官随时调动，旧案堆积如山，即使有超人的资质，也难以翻阅书籍。官员名义上是任期届满更换，实际上却无异于世代相传的职业。所以部务中，官员最糊涂，书吏最熟悉。他们舞文弄法，贿赂公然盛行，这是一回事。想要批准或驳回，都有旧案可以引用。堂官和司官即使再三斟酌，仍然难免落入他们的圈套。从前弃担任后稷，契担任司徒，终身不调动，因此能够使各种事业都兴旺发达。后世人才不如古人，政务更加繁杂，责任不专一，成效如何彰显？臣愚以为尚书、侍郎的升迁，应当不离开本部。一部堂官有六人，本来就近乎冗员，如果有空缺，不妨兼任。司员应当让他们熟悉律例案情，分类管理。各员有履历可以查考，不像奸猾的书吏那样诡称姓名，无法追究。各部本来有则例，足以作为援引，一切旧案都可以不用。如果遇到疑难，堂官不能决断的，奏明请旨，不必一定依赖故纸堆，仍然落入书吏的控制之中。我看到户部陕西司，每奏报一案，必定用活字板印刷，积累久了成为一卷，名叫《陕曹奏牍》。始于光绪九年，各部如果都仿效实行，那么批准或驳回的原因，人人都可以查考。不但舞弊者有所顾忌，堂官和司官练达事理，益处尤其多。

译一支旗兵应当破除积习，以巩固根本。各省驻防的旗兵向来号称忠勇，但承平日久，习惯于骄奢懒惰，与闲散百姓无异。正值海疆局势不安定，朝廷选拔将才，广泛招募新兵，内地的旗兵很少听说被征调，废弛的情形已经存在，圣明的君主早已洞察。使用枪炮的各种方法，必须学习两三年，才能做到心手相应。把精良的器械交给粗疏的人，十天半月间就会变成废物。新兵都是市井无赖，而老将愿意招募他们，是因为他们能吃苦。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对抗技艺精熟的敌人，仅仅凭借“能吃苦”这两个字，抱有万一获胜的想法，臣实在不知道这行得通，因而对旗兵急需精练感到慨叹。训练技艺，训练攻守，必须从锻炼筋骨开始。旗兵不从事其他劳役，原本属于格外优待，然而同治以来，湘楚各军，土木工程，都责成勇丁承担，并不妨碍战事，这是因为精力越是劳累越是充沛。修筑堡垒、挖掘壕沟，是行军的本分，请命令各将军、都统，除了实力训练外，遇到台垒、城濠、渠堤等需要借助兵力的工程，让旗兵一同劳作。又各省防军和新兵，分守要隘，都有护送粮饷、缉捕盗贼的责任，与旗兵相比苦乐悬殊。兵法首先重视地理，绝对没有固守城墙就能称为有用军队的。应当将各省驻防的旗兵，酌情抽调一部分，出屯要道，归总督、巡抚兼管，用汉人军法约束，在护饷、缉捕等事务上分担办理，以资练习。旗兵没有忽招忽散、入会传教等弊端，如果都能成为劲旅，那么绿营的饷项也可以稍微节省。值此局势日益紧急，越拖延越难着手。满蒙官员是国家的世仆，是汉人的表率，如果让每个人都知道安逸享乐如同饮毒酒一样有害，能够自我振作，一二十年后，满蒙人才不亚于乾隆朝以前，天下就幸运了。

二、文武大员应当勤勉以率领下属。下属官员的贤良与否，视上官的好尚而转移。那些沉溺于声色货利的人，不必说了。即使是寄情于金石书画，寄托兴致于诗词，多一种嗜好，必然多一种懈怠，而下属中勤于政事的人也就怠慢了。又如将军、提督、镇将舍马坐轿，水师将领离船住屋，自身贪图安逸，怎么督率官兵？还有武官学习诗画，自鸣高雅，对于军务的废弛必然很多。应请旨通行禁止，仍让他们在应办事务之余，广泛阅读经史，激发忠诚，涉猎近代的地理政书，讲究新翻译的水陆兵法，以期实用。人才不择地而生，各省大员如果能破除情面，摒弃浮华文辞，在吏治营务上切实讲求，经过一段时间，应当会有可观的成效，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个方面。

三、禁止吸食洋烟，应当从士大夫开始。天下人才有一半毁于鸦片，士人是四民之首，不首先立下戒律，怎么要求百姓？官员是百姓的表率，如果有嗜好，怎么使众人信服？请命令各督抚、学政，告知教官、廪生，以后童生吸鸦片的，不准保送府县试；诸生吸鸦片的，不准参加乡试，也不准补廪报优；举人吸鸦片的，不准参加会试。如果有蒙混过关的，从严惩办。并请命令在京各部院堂官，在外将军、督抚查察有瘾的官员弁兵，全部令其回籍戒烟。查各国洋人都不吸食鸦片，中华士大夫高谈学问，夸大言辞排斥夷狄，在戒烟这件小事上尚且不及，岛夷的耻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

四、分设算学、艺学科目，以裨益时务。《周官》有九数的教育，《曲礼》区分六工的名称，力量必须专精，造诣才能深造。近年定下算学取士的条例，先由总理衙门考试算学，后送入顺天府乡试考场，同考诗文，华实兼收，不是唐代明算科所能比拟的。然而学习算学的人，很少来应试，原因有二：因为《九章算术》难于八股文，算学中足以供人问难而非切合实用的部分，反复穷究，到老也难以穷尽；制造器物的人只需要略知几何、重学，而算学家所有的考据辩难可以不学习。现在定例将算学与格物、测量、机器、制造、水陆军法、造船、水雷、公法、条约、各国吏事一律考试，哪有如此奇才一人而兼众长呢？只是让知难的人犹豫不前，轻率尝试的人仍然蹈空言无补的毛病，这是不完善的第一点。合众人而衡量文章，或许百无一取，或许十取四五。现在考算学的人，乡试卷面另编字号，每二十人录取一名，定额不得超过三名。如果诸生文理都优秀，反而因为考算学而受限于定额，这是不完美的第二点。拟请分算学、艺学为两门，考算学的兼考天文及地理测绘，考艺学的以化学及造船之学为主。总理衙门在秋闱之前，严密进行三次考试，择优录取送入顺天府乡试，分编算学、艺学字号，增加录取名额，以广招徕。臣还有请求，算艺与时文、试帖兼习，必然不能兼精。定章现在学习算学的并考诗文，不过借此以堵住文士的嘴，徒然顺从俗情，归于敷衍。近来保举捐纳，庸人皆可得官，为什么唯独对稍有实用的人必须多方限制呢？可否专设算艺两科？钦派大臣特别考试，仿照翻译举人进士的例子，不必兼试诗文，使专门名家各得自见。

五、水军陆军急需文武兼通之才

译这应当打破常规予以鼓励。天津、福建、广东设立水陆师学堂，本是顺应时势制宜的措施，然而臣工中仍有人拘泥于《海国图志》等旧说，认为防守外洋不如防守海口，防守海口不如防守内河，认为学习驾驶船只纯属多事。如果船只不必学习，敌人究竟凭借什么在海上横行呢？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必须有几支强大的海军，海口才能联络各岸防军队，岸防兵力也可以酌情减少。只是驾驶兵船的方法极其精密，不仅应当熟悉海道沙洲，尤其需要懂得算学和汽机原理，才能掌握机械；能够测算日月五星和恒星，才能掌握舵柄。这不仅武夫不能胜任，即使是才智之士也很少能达到这种造诣。

拟请命令各督抚督促水师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天文、海道、御风布阵、修造汽机、演放雷水雷等各种方法，期望他们既能说又能做。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海军提督、镇将率领学生驾驶练船游历外洋，途中亲自测试各生所学的专门技艺是否纯熟，分别记录等级。到达外洋时，由驻洋大臣按名单测试水军兵法各论，如果确实精通，奏明作为水军秀才，送给办理海军的南北大臣再加考试，选择优秀者作为水军举人。

并请命令各督抚督促武备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西方国家的整散阵法、测算远程射击、挖沟交轰、马步起伏以及明暗台堑、测绘地图、管理军械等各项事务。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司道官员分别在校阅技艺条对兵发，如果确实精熟，作为陆军秀才，送给南北洋大臣再加考试，选择优秀者作为陆军举人。仍然钦派王大臣复核水军、陆军各举人，选择最优秀者作为进士。如果文理较长、明白治体，量授文职，与文进士一体优待，上下互不欺瞒，真才自然涌现。

臣又查得武备、水师学堂的章程本来尚且周密，近来听说有将少年中不能读书的人滥行送入，怎能确实收到实效？应由该管大臣严格遴选，无论旗人、汉人、文武官员及士民子弟，必须明白谨慎、文理清通，才准许留学。凡是文字、算学等与武备有关的设立课程，其余一概不要教学，以免分散精力。沿海、沿边各省选择重要地点增设水师、武备学堂，一律办理，按时宣讲浅近切要的各种书籍，启发忠爱之情。至于旧有的武科选拔人才本来很少，这些人倚仗有官职，往往在乡间武断专横，反而难以约束。如果说弓箭无用而改习火器，那么家家都可以置办枪支，流弊更加严重，似乎应当将旧例武科一律停止。

译一、各省的操练方法应当变通。水师武备学堂，不是三四年就能见到成效的，应当命令各营先将新式后膛枪以及西方人的水陆操练方法，选择重要的部分进行学习。如今各督抚中也有知道西方人治军优点的，但因为经费不完全符合旧例，不能专心讲求，而且在大阅兵时仍然必须按照旧法合练，武官既畏惧其辛劳，文官尤其多有非议。这就像乡村富人聘请老师教导儿子，儿子既害怕读书的艰难，旁观者也说不必效仿寒门学子刻苦攻读，并且说他的儿子聪明足以傲视文人，一旦参加考试，才开始后悔学习不够深入。那些讲求洋务的人，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拟请皇帝命令通晓中外情形的大臣，参考德国、英国等国的兵法，舍弃短处、吸取长处，斟酌制定简明章程，认真教练。近来火炮猛烈，城墙难以抵御，外洋各国将原有的城墙拆毁，专门从事沟壕、暗垒以及高低不定的攻法，既然攻法改变了，守法就不能不改变。各处紧要地方，不可只依赖高城大台，也应当命令通晓军事的大臣筹划设险的方法，预先进行演习。

一、工艺是富强的基础，应当加倍用心考求。古代的教育，将道与艺合为一体，唐尧虞舜时代，殳、斨与皋陶、夔一同位列朝班，实在是因为对国家有益的事，即使再微小，也必定授予专门官员，使他们精益求精。只有枢机运转、冶炼纯熟，全都基于算学、重学、化学、汽学历代传授，才能以器制器，绝对不是略知皮毛所能窥见其奥妙窍门的。各省机器、军械、船政、电报等局的委员，大多没有学习过，偶尔草率涉猎，终究难以透彻理解精微之处。如今各国往往派遣王子去他国学习工艺、兵法，用意深远，可以想象。国家创办幼童出洋学习，已经二十多年，而成效尚未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官员视其为鄙陋之事，办理仍如同虚文；另一方面是因为专门之学，本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况且所派遣的子弟大多没有读过书，文义不通，难以重用。拟请皇帝命令总理衙门查核历次奏定的章程，切实推广，选择满汉勋贵旧臣子弟中已读过《孝经》、《四书》、略知大义的，送入同文馆教授浅近的算术，根据他们的性向，通知驻洋大臣，分送各国书院、工厂、矿局，在制器、驾船、兵法、商务、矿务、农业、水利等方面，尽心研习。水陆学堂、船政、机器各局的优等学生，也酌情派遣出洋，再加以历练，务必期望各自擅长一门技艺，回国后派充各局所委员，这样驾轻就熟，成效自然显著。今日致富的关键，应当与土地争利，不要与百姓争利。应当培养工商以抵御洋货、杜绝利源外流，不要搜刮税厘以损害百姓从而自害。这是矿务、商务、工艺所应当竭力研求，以期望逐渐收回利权的。至于添购兵舰似乎可以暂缓，用这些财力培植工艺，等到学业有成后，或购买或制造，比较有把握。

一、大小臣工应当极力戒除自欺。世变的奇特，有先圣所不及料到的，而士大夫仍然以不谈洋务为高尚。不谈洋务可以，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不可以。如今我国政事因循守旧，上下粉饰太平，吏治营务长久被邻国窃笑。明明不如人，而议论事情的人动不动就大发高论，自以为出于义愤，不知道这正好助长了庸臣的怠慢傲慢，遮蔽了志士的聪明。一两个有见识的人害怕遭受非议，或者曲意附和，或者甘于沉默，完全没有古代名臣相互警戒的风气。平时视危险为安全，视软弱为强大，文武官员骄纵懒惰，无法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错误地依托正论，追求虚名而招致实祸，实在令人痛哭流泪。事前既然不知道不如人，事后众论仍然不肯直认不如人，甘心自我局限，又怎能期望有自强的一天？拟请皇帝命令总理衙门选择同治以来办理洋务的奏折文牍，翻译各国政务书籍，呈递御览，并刊发给各衙门各处书院，使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明白朝廷为天下百姓多方斡旋不得已的苦衷，这样人人知道耻辱、知道困难，越恐惧越奋发，人才因策励而层出不穷，化危为安，转弱为强，关键实在于此。

以上十三条，略知时务的人大都能说到，只是未曾为皇上切实陈述罢了。当此危疑震撼之时，舆论很多，拘泥古法的人谨守旧章，忧时的人竞相谈论新法。然而积习实在不能不改，而变法也不敢轻易言说。臣只就事情可行的方面，作为救弊补偏的计策，如果不激励士人，就会虚文相尚，可以共安乐，而不可以济艰危；如果不精究洋务，成法虽然高妙，可以制伏土寇，而不可以防备强敌。环海各国以中华为鱼肉，都是由于我国的痼疾久中于腹心，而肢体的痿痹随之而来。日本在三十年前被英美打败，纳币求和，因恐惧而奋起，遂成强国。我国如果能发愤自强，合策力急起直追，什么事不可以勉力做成？如果仍然束缚于成例，淆乱于浮议，不全力以赴，即使勉强实行十之八九，也无济于事。伏祈皇上采纳刍荛之言，迅速命令内外各大臣悉心核议，实力施行，以振奋人心而扶持危局。臣尤

译恳请皇上鉴于天灾屡次警示，体念百姓困苦难以复苏，敬畏内政应当修明，知晓外患难以平息，励精图治，日日更新，暗中探究治乱的根本原因，广阔地观察天下的大势。命令军机处、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等各自秉持公忠之心，防患于未然，集思广益，共同渡过艰难。各部院的堂官、司官精诚一心，综合考核名实，使吏胥不能上下其手，以败坏法度。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各自率领下属，敬畏朝廷政令的严明，减少私欲、清静内心，杜绝请托，用人理财一律秉持至公。从朝廷到所有任职官员，不要开始勤勉最终懈怠，不要拘泥于眼前而忘记长远考虑。上有卧薪尝胆的大臣，下有断虀画粥的志士，贤才争相奋起，各项政务修明，四方边境安宁，远方之人归顺，这确实是天下臣民日夜仰望的。微臣远在西部边疆，对于海防近事未能了解详情，念及时局日益艰难，惭愧进言已经太晚，冒昧上奏，恭敬地效法愚者千虑之一得，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译论强

严复

如今那些拍案而起、激昂慷慨，讲求西学、谈论洋务的人，难道知道近五十年来西方人勤勉追求，近处可以保全自身、治理生计，远处可以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一件大事吗？达尔文是英国研究动物植物的学者。他继承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凡是品种奇特、形态怪异的草木禽鱼，收集得非常丰富，穷尽精思、深思熟虑近几十年，写成了一本书叫《物种探原》。自从这本书出版，欧美两洲几乎家家都有这本书，而泰西的学术、政治、教育一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评论的人说，达尔文的学说，在耳目一新、改变思想方面，甚至超过了牛顿的格致天算之学，这大概不是虚言。他的书说，物类繁多不同，起初只有一个本源，它们逐渐变得日益不同，大体是因为所依附的天时地利不同，以及生理本能趋向于微小的差异，等到源头深远、支流分开，就完全隔绝悬殊，不能再合而为一了。然而这些都是后天的事情，是因为自然逐渐演变成这样，而不是太初生理的本然状态。他的书第二篇尤其著名，西洋见闻广博的士人都能谈论，研究义理的人把它作为口头谈资。其中一篇叫“物竞”，另一篇叫“天择”。“物竞”是说万物争夺自我生存；“天择”是说保存适宜生存的物种。意思是说，人类和万物在世上杂乱地共同生存，同样享受天地自然的利益。但是相互接触、相互竞争，人与人、物与物各自争夺自我生存的手段。起初是物种与物种争夺；等到稍微进步，就是同种内部争夺。弱者常常被强者吞食，愚者常常被智者役使。等到能够自我生存并留下后代，那一定是强壮忍耐、魁梧杰出、敏捷灵巧、聪慧的人，并且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事最为适宜的人。这种争夺，不一定动用爪牙、实行杀戮。习惯于安逸的人让他去劳作，习惯于山地的人让他居住在沼泽，以此来与习惯于劳作、习惯于沼泽的人争夺，用不了几代他们的种族就灭绝了。“物竞”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所以常常有太古时期最繁盛的物种，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几千年消磨断绝，以至于没有遗留，就像博物学家所见的古兽古禽那样。动物植物如此，人类也是这样。人类，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概括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标明他的宗旨，论述其大略就是这样。至于他论证阐发明确，毫厘不差地符合人心，那么没有亲眼见过他书的人是不能相信的。这就是所谓用天演之学来论述生物的道理。

斯宾塞尔也是英国人。与达尔文同时代。他的书比达尔文的《物种探源》出版得早，就推崇天演之术，用来大力阐发人伦治理教化之事。称他的学问为“学”，就像荀卿说“人比禽兽高贵的地方，在于他们能群居合作”，所以叫“学”。凡是人类相互生育、相互供养，交换事务、互通功效，推演到刑罚、政治、礼乐等大事，都是从能群居合作的本性中产生的。又运用近代格致的理术，来发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精深微妙，丰富奥博。他论述一件事、持守一种观点，一定依据道理的极致，从最真实的源头引出端绪，探究到不违背的效验。对于五大洲不同的种族，从野蛮未开化直到号称开明的国家，广泛推论，十之八九都详尽无遗。而对于一个国家兴盛衰败、强弱的原因，民众道德淳厚或浇薄、聚合或离散的理由，则尤其多次强调。耗尽毕生精力，五十年后著述之事才完成。他的宗旨尽在第一本书中，名叫《第一义谛》。贯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来论述，以求其会通的道理。始于元气，演化成万物。接着论述生学、心学的道理，而最终归结于学。这也称得上完美完备了。

斯宾塞尔全书之外，杂著大概有几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两篇最为著名。《明民论》是讲教育人的方法；《劝学篇》是勉励人治学的书。他教育人，以开浚智慧、锻炼体力、砥砺德行三者作为纲领。他勉励人治学，意思是说天下沿流讨源、执因责果的事情，只有治学最为困难，不是平时不讲习的人所能参与的。所以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策、颁布一道法令，本来是为了补救弊端、防范民众，但最终，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不期望的常常突然到来。至于历时久远而辗转相因，其利害变迁，就有不可探究的。格致之事，如果不先消除偏颇的私心，产生有害政治的念头，没有不贻误国家家庭的。所以想要治学，必须先从事于各种学问。不学习数学、名学，那么我的心不足以察明不违背的道理、必然的规律。不学习力学、质学，那么不足以审察因果的相生、功效的互待。名、数、力、质四者的学问已经治理好了，但是我的心的作用，还只能察明少数而可能在纷杂中迷惑，只能察明近处而可能在远处迷失。所以必须用天地两门学问来拓宽它。大概从名数知道万物形成的法则，从力质得到化育机能的特殊能力，尤其必须借助天地两门学问各自结合观察，然后才能看见物化的形成，名数在天地中验证其实质，力质在天地中会通其全貌。这样之后才能知道成物的悠久、杂物的博大，以及化物的繁盛变化。虽然如此，对于学来说还未完备。大概社会是人的积累，而人是器官品质的魁首。想要明白生生不息的机理，就必须治生学；想要知道感应奇妙的道理，就必须治

译心学。只有在这之后，才可以谈到学习。况且一国的形成，其本体、功用和能力与生物的一个个体没有区别，虽然大小不同，但器官治理的原则是相通的。知道了自身生命形成的缘由，就知道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了；知道了寿命得以长久的原因，就知道国运得以灵长不息的道理了。在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形体与精神相互依存；在一个国家之中，力量与德行相互具备。个人贵在自由，国家贵在自主。生命与国家相似到如此程度。这其中的缘故没有别的，是因为两者都有器官的品级罢了。所以学问的事情，以学习为最终的归宿。只有通过学习明白了，才能知晓治乱盛衰的原因，从而能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绩。唉，这才是真正的大人之学啊。

译不看看那些修筑堤坝的人是怎么砌墙的吗？如果给他们一成的砖，坚硬而棱角分明，平整而端正，尺寸合乎标准且大小一致，那么就不需要依赖泥水灰浆的黏合，转眼间就能建成数仞高的墙。凭借这样的墙来抵御风雨，保卫家室，即使依靠它数百年也是可以的。假如砖块有的像山石般倾斜耸立，有的残缺不全，大小不均，那么即使遇到最灵巧的工匠，也只能用版筑的方法，建成一堵粪土般的墙罢了。这样的墙棱角坚硬洁净，持久不坏，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凡是积累事物的道理，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单个的要素具备合乎法度的形态，那么整体才能形成有制度的聚合。然而这还是人为的事情，至于上天创造万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化学元素，自然结晶，其形态构造的穷尽精巧极致工巧，几乎难以思议。它们的形态虽然大小不同，但都是由一个晶体积累而成形，那么即使把它折断到极细微的程度，以至于不能破坏晶体积累的平面和棱角，也都相似。然而这还是金石之类罢了。至于动物植物这类，近代学者都知道太初的质房是生命的开始，它们蕴含生命繁衍变化的能力，都在这质房里具备了。但这件事非常深奥，难以与未曾学习的人谈论，而其基本单元的形态、法则、性情，决定了整体的形态、法则、性情。想要论述它们的结合，先考察它们的分解，那么就会像高举日月行走一样昭昭明显，这是天地之间不可磨灭的大原则。像这样，那么一种族之所以强大，一个国家之所以确立，从根本上来谈论，断然可以认识了。百姓生存的大要有三点，而强弱存亡无不取决于此：一是血气体力的强，二是聪明智虑的强，三是德行仁义的强。因此西洋研究社会演变和治理的学者，没有不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来评判民众种种的高下。没有这三者具备而民生不优裕的，也没有这三者具备而国威不振奋的。反过来看，如果百姓怯懦愚昧，各自奋起私心，那么他们将会涣散，而与勇猛强悍、多智爱国保种的百姓相遇，小则被虏获侮辱，大则灭亡。这不一定需要动用干戈进行杀伐，磨灭溃败出于自然。史籍所记载的已经不知有多少，而在没有文字之前则更不知有多少了。所以西洋人谈论教化政治，以有生命的事物各自保全其生命为第一大法，保全种族次之，而当生命与种族比较时，又应当舍弃生命以保全种族。践行这种道的人被称为义士，被称为大人。至于发布政令施行措施之间，要其所归，都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为标准，凡是能够增进这三者的都尽力推行；凡是能够减退这三者的都应当废止。而又斟酌调节，使这三者不至于偏颇。西洋的政治教化，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不过如此而已。

由此来看，我们中国现在的百姓，他们的力、智、德这三者，究竟怎么样呢？过去日本凭借寥寥几艘战舰的水师，区区几万人的军队，一战就剪除我最亲近的藩属，再战使陪都动摇，三战夺取我最坚固的海口，四战威海的海军就灭亡了。假如当初议和不成，那么京城周边戒严，也是意料中的事。在这个时候，天子不是不赫然震怒，想着改弦更张。然而在内则是殿阁枢府，以至六部九卿；在外则是遍及二十四行省的疆吏，彷徨咨询寻求，最终没有一个人足以胜任抵御外侮折冲御侮的任务。猛虎深山，只是空谈罢了。战争牵连不到一年，公私财产扫地，赤贫地借洋债，而对外还不能不骚扰百姓。他们的财力匮乏，又如此。一个国家就像一个身体，脉络贯通，器官互相救助，所以击打头部四肢都响应，刺中腹部全身都知道灭亡。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居然像两个界限。首善之地震动，四海安然，看待国家的颠危，就像秦越人的肥瘦一样无关痛痒。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抵御日本人全国之师，不是过分的言语。这是君臣势力分散，而相爱相保的情意淡薄。将领平时不学习，不训练器械，不储备物资，一旦有急难，就像蚂蚁一样聚集，授予他们不熟练的利器，拖着兵器逃跑，反而献给敌人。他们一时告奋勇，将领和军官多半是无赖小人，只是觊觎所发的饷项罢了。至于临事，甚至不知道哨探的用途，遮蔽的方法，甚至不认识方圆古阵，大大不适合今天的火器，更不用说部勒的精详，以及开阖的要妙了。即使当时的怪谬，如果记载其事而流传，都将成为千载笑柄。而我们百姓厚颜无耻，固然不曾以此为耻。既然阃外之事如此，那么阃内之事又怎么样呢？法度弊坏到了极点，人各顾私，所以谋划庙堂，辅佐君主发布命令的人，往往以巧伪污浊的行为，作为四方的效法准则。其中稍有用心的人，也不过像息夫躬所说，用狗马的牙齿保全自己看到的，而谁说这区区的人最终不会欺骗我们呢？至于顾问献替的大臣，不仅对时事大势茫然无知，甚至对本国本朝之事，其职分所应知的，也未曾稍加神虑。所以有时发愤论列，大都是胡言乱语，徒招侮辱虐待，功罪得失，毁誉混淆，那些趋时的人，自许豪桀，只是剽窃外洋的疑似，来迷惑主上的聪明。其中最不肖的人，且庆幸事情的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

译人才急切，就可以侥幸而骤然升迁；兴修工程繁多，就可以居于闲职而自我滋润。唉，这确实是天下士大夫亲眼所见，我的论述，难道不是这样吗？所谓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征验。在位者之中寻求人才，既然已经如此，或许那些沉伏被摧残废弃、高飞远走而无法接近的人呢？于是我转而向草野乡巷之间寻求，却又发现消减匮乏、凋零死亡，千万人中仅存一二，竟说等同于没有，怎么不可以呢？然而神州九万里土地，四十京百姓，这空旷辽阔的，不过是土地荒芜罢了；这些愚昧无知的，不过是人口众多罢了。尚且自称是衣冠之民，灵秀之种，受周公孔子教化，由礼义治理。各位姑且用来自我娱乐罢了，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事情中值得忧虑和畏惧的，在于其真实状况，而一次战争的胜负不足以计较。假使中国成为这样的中国，那么当日中日甲午战争之事，不必说失败了，即使边境不开战，开战而侥幸获胜，然而在有见识的士人看来，其忧虑反而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民力已经衰弱，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一次战争的失败，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现在虽然有圣明之人执政，如果不是经过数十百年沿海皆知亡国之危，君臣同心同德，痛加整治并鼓舞激励，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漫长，四方虎视眈眈，恐怕还没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先成为印度、波兰的续篇。将斯宾塞的学说尚未施行，而达尔文的理论先被信奉，何况从甲午至今，才多少时间？天下所振兴的，有多少事情？这本来就是各位共同听闻共同看见的吗？唉，我们自身不足惜，但我们的子孙和四亿人的种族怎么办？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且不相助这下土百姓，以能诱导他们的内心，都使他们知道奋起。

译听到刚才那番话的人，走近对我说道：“先生的话太夸张了，简直和杞人担心天塌下来一样。”如今异族成为中国祸患，并非从今日才开始。自夏商周三代直到汉朝，南北双方互相攻伐，各有胜负，虽然时常遭受侵扰，但大体上没有造成严重损害，这本来就不必多说了。魏晋时期纲纪败坏，发生了五胡乱华，黄河以北地区沦陷于游牧民族手中，长达数百年。在那时，百姓哀痛，枕着兵器睡觉，不得喘息，几乎到了十室九空的境地。到了唐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众多，财富丰足，但到了李唐末年，以及赵宋一朝的始终，所遭受的祸患反而更加猛烈。金朝的女真族更加强盛，接着成吉思汗崛起，威震欧洲，忽必烈汗接连攻灭小朝，统一华夏，向南吞并印度，向北抵达俄罗斯那样辽阔的疆域，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然而国土沦丧，不到百年，长城以南又回归汉族统治。直到本朝兴起，辽沈之地诞生圣哲，爱护百姓，革除明朝的弊政，恩泽深厚，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其间朝代更替，终究不过是一个姓氏的废立兴衰，而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文化教化还是古代的文化教化。既然如此，即使现在不忌讳谈论利弊得失，也可以知道众多百姓，难道没有同类吗？为什么你竟然被达尔文的邪说所惊吓？一是认为他们无法生存，二是担忧他们无法繁衍后代，这难道不像众人熙熙攘攘，正登上春台享受欢乐，而你却披头散发发狂，大白天看见鬼怪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的言论如此怪诞不经，难道不担心旁观者嘲笑你吗？当今圣朝恩泽深厚，国基稳固长久，天命未改，民心所向，事情远远不至于如此。深切的忧虑正是为了启发圣明的君主，何必直接这样做呢？况且你没看到回部的土耳其吗？它夹在俄国和英国之间，领土日益缩小，其处境可以说是非常危急了。然而没听说它因此就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为什么呢？请你想想，物极必反，强者往往先死，从事穷尽之事势必会走向反面。天道剥落与复兴的事情，就像翻手覆手一样容易。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强者，不会先笑后哭，而你的忧虑和叹息是多余的呢？你自己损害自己，难道不低头哀悼而抬头祝贺吗？

我回答说：“是的。您用来消除我疑惑的话，不是非常恰当吗？虽然如此，我希望您能稍作停顿，让我为您深入阐明。像您这样的人，确实是通晓古代而蒙蔽于当今，得到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的人。暂且不论您所指的异族是否真的是异族。天下之大，种族有四种：黄、白、赭、黑。北接西伯利亚，南临中国海，东抵太平洋，西包昆仑山，这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人，颧骨高而鼻子浅，眼睛长而头发黑。乌拉尔盐泽以西，大秦故地，是白种人聚集的地方。他们的人，眼睛碧绿而头发卷曲，额头高而眼眶深。越裳、交趾以南，东绕吕宋，西至痕都斯坦，其间多岛屿国家，这是赭种人的居民。而黑种人最下等，非洲及环绕赤道的各部族，所谓黑奴就是他们。现在的满、蒙、汉人，都是黄种人。檀君旧国，箕子所封之地，冒顿的先祖，源自夏后，您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种族所统治，确实从未讨论过非同类的问题。即使按照您所说的，您还不知道种族之间强弱的原因。原因有二：有勇猛强悍、身材高大的强，有道德智慧、技艺智谋的强。有以质朴取胜的，有以文明取胜的。以质朴取胜的，是游牧射猎的民众。他们的国君和百姓，上下分明如同一家之人，忧愁时互相体恤，危难时互相奔赴，生聚教训的事情简单而不繁杂，骑射驰骋，像云一样聚集又散去，毡毛肉酪，养生的器具更加有力且能耐寒，所以他们的百姓乐于作战轻视死亡，有杰出的人作为首领驱使他们，他们的势力可以强盛天下。虽然如此，强盛了却没有进入教化。至于中国的百姓，则进入了教化，是以文明取胜的国家。耕种凿井，养蚕织布，建造城郭邑居，于是有礼乐刑政的治理，有庠序学校的教育，互通有无，交换物品，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开始区分，他们的法令文章之事经历变化而更加繁杂，积累久了更加丰富，养生送死的物资无不具备。君臣上下的名分无不明确，冠婚丧祭的礼仪无不举行。所以他们的百姓苟且偷生而畏惧法律，治理得当就容易相安无事，治理失当也容易日益败坏，因此到了末流，常常转为以质朴取胜者所控制。”

然而其中的安富尊荣、声名文物，确实是游牧射猎者深深羡慕而远远不及的。所以他们进入中国后，虽然名义上是君主，但几代以后，他们的子孙，虽然有祖宗的遗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恶劳苦而追求逸乐，抛弃敦厚的道德而沾染浮薄的风气，违背天性放纵情欲，忘记自己所受的教化。他们不逐渐同化而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很少。苏子瞻说：“中国以法取胜，而匈奴以无法取胜。然而他们的无法，开始时用来治理自己则有余，等到进入中国成为君主后，必定不能用中国的方法而用无法的治理来统治，于是也陷入法度之中而同受其弊端。”这就是中国经历多次胜利而常常保持原样，其教化转而日益扩大，其种族转而日益繁衍的原因。为什么呢？事物本来就有无形相胜而亲近者反而被胜的情况，即使身临其境也未必知道。那么取您的话深入讨论，说异族常受制于中国，可以说异族

译控制中原地区吗？

译至于现在的西洋，那就和这不能相提并论了。为什么呢？因为那西洋，是无法律与有法律并用，而且都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从他们的自由平等来看，他们抛弃忌讳，去除繁琐苛刻和蒙蔽，人人能表达心意，陈述意见，上下之间不互相隔绝，君主不特别尊贵，百姓不特别卑贱，而联结得像一体一样，这是无法律胜过我们的地方。从他们的官吏、工匠、士兵、商人的法制明确完备来看，人们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用督促办事就非常详尽，没有不全面举行的，进退作息都有常规节度，不分远近，早晨下令晚上改变而人们不觉得烦扰，这是有法律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凶猛强悍、身材高大已经胜过我们了，而且道德智慧、技术知识又是我们百姓远远不及的，所以凡是他们耕种开凿、冶炼铸造、纺织畜牧，以至于官府、刑罚政治、战争防守、转运输送、邮政交通的事，以及凡是用来和睦民众、保护百姓的事，精密广大，比起我们中国所有的，成倍甚至更多。他们做事，一一都依据学术；他们的学术，一一都依据对事物的实际测量，层层积累、阶梯式上升，以达到极其精微、极其宏大的境界，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空谈而不能付诸实践的。如果探求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以自由为本体，以民主为功用，一洲的人民分散为七八个国家，争相奔驰并进，互相磨砺，开始互相猜忌，最终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虑，这边日新月异，那边月异日新，所以能运用法律而不遭受法律的弊端，这就是他们值得畏惧的原因。过去中国的法律与无法律相遇，所以虽然经历多次胜利却常常能自我保存；现在，他们也用他们的法律来与我们的法律对抗，而我们的法律却像颓败腐朽的木头、蛀虫一样如此败坏，那么他们的法律日益兴盛而我们的法律日益消亡了。为什么呢？法律就像器具，就像道路，经过长时间而没有修治精进的功效，那么阻碍杂乱，是必然的趋势。用阻碍杂乱的与修治精进的并行，那么百姓本来就会舍弃这个而选取那个，也是必然的趋势。这是天演学家所说的物竞天择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前面说四千年来的文物俯首之间就有不终日的趋势，本来就是因为这个。唉！这难道只是客人的深切遗憾吗？然而事情既然这样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塞住耳朵、蒙住眼睛而不为同胞垂泪哭泣并指出实际情况呢？

况且我所说的无法自我保存、无法遗留种族，难道一定要等到国土平定、沼泽像枯萎的芭蕉那样才算是这样吗？只是让他们常常做君主，而我们常常做臣子；他们常常做雄性，而我们常常做雌性。我们耕种而他们吃果实，我们劳作而他们享受休息。打仗我们常常处于前线，发布命令我们常常处于后面。他们将会把我们当作上天惩罚的百姓，说这种族，本来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于是加以束缚，驱赶奴役而虏获使用，使得我们的民智没有途径增加，民力没有途径振奋。这些愚昧的人，也就长久成为困苦无聊的民众罢了。像这样，那么距离不能自我保存而没有遗留种族，还有多远呢？不这样的话，难道不知道不会灭绝吗？那些黑人和红人，还常常存在于天地之间呢。何况这四亿黄种人呢？百姓本来有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的情况，这也是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的差异罢了。

客人说：“事物强大的会死亡，只是从事穷困的势力反而稳固。然而不明白事物的极端，本来有它达到极端的原因，所以势力的反转，也有它反转的原因。善于保持强大，那么强大的正是用来长久存在的；不善于运用柔弱，那么柔弱的却是用来加速死亡的。”那《周易》中否泰的卦数，老子关于雄雌的言论，本来是圣人的妙用，微妙的权变而不是不做事，听任其自然而至的意思。不做事而听任其自然而至，这就是《太甲》所说的“自作孽不可逭”罢了。上天难道曾经为不织布的人减少寒冷，为不耕种的人减少饥饿吗？至于土耳其之所以还能存在，那是自从穆罕默德创立宗教以来，本来就用武健严酷、视同仇异己之道来习染他们的百姓。所以文采不足而质朴有余，学术法度虽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强劲悍勇胜过兵事还足以有所立足。这就是虽然夹在两个强国之间而灭亡还没有到来的原因。然而日益削减、每月侵夺，它的存在也仅仅如此了。这确实不是那些温和柔顺、苟且偷安、畏惧事功像中国百姓那样的人可以援引来自我宽慰的。可悲啊！

虽然讨论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也只是比较它们的差别而已。从今天的中国来看西洋，那么西洋确实是强大而且富裕。但如果说他们达到了至治极盛，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代所说的至治极盛，叫做家给人足，叫做比户可封，叫做刑罚搁置不用的情况，这些都不是西洋各国所能做到的。而且岂止是不能做到而已，从他们的学者来说，恐怕是背道而驰、离得越来越远了。世间之所以能达到太平，一定是百姓没有特别富裕也没有特别贫穷，没有特别尊贵也没有特别卑贱。假如贫富贵贱过于悬殊，那么不平的呼声、争心将会兴起，大乱的祸患常常由此产生。二百年来西洋自从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的精巧实在是古代所没有的。百姓日常生活的方面，几乎没有不用机器的。加上电报、汽船、铁路这三者，它们的功效足以把天下的广大收归于一两个人的掌握之中还有余。这虽然有益于民生的交通，但也大利于奸雄的垄断。垄断既兴起，那么百姓贫富贵贱的悬殊就日益更远了。幸好他们的国家政教施行，以平等

译以自由为宗旨，因此强权豪贵虽然兴盛，尚且没有役使他人、横行霸道之风，而贫富的差距即使想要抹平，最终也没有办法。中国的古语说：“富人跨越田间小路连接阡陌，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富人唾弃精美的肉食，穷人对糟糠也不满足。”至于西洋，其穷人不满足糟糠、没有立锥之地，与中国大致相同，但连接阡陌、享用精美肉食，本来不足以穷尽他们的富有。在中国谈论富有，以亿兆来计算可以说是雄厚了；而在西洋，以京、该、秭、载来计算的人不胜枚举。这些人并非一定勤劳贤智胜过众人，只是仰仗机器谋取利益、役使万物来自我封闭罢了。贫富不均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国家财富虽然雄厚，但民风不奋发，作奸犯科、流离失所的人民竟然与贫穷国家相似，于是平均贫富的党派兴起，毁弃君臣名分的议论出现了。况且奢侈过度，人心有发狂的祸患；人口繁殖很快，有户口过多的忧虑。所以有深刻见识的人士说西洋的教化如同唐花一样，虽然稍微偏颇，也不是没有见解。至于极盛时期的治理，本来就是这样吗。

译然而这种祸患，并非西方那些谈论理财、讲求学问的人所不知道。他们本来集合了多个国家的贤者，汇聚了成千上万人的智慧谋略来谋划，却最终苦于没有有效的方法。大概想要挽救眼前的弊端，事情的关键在于人心和风俗之中。要想使贵贱贫富均等平衡，必须百姓都贤良而很少不贤之人，都聪明而没有特别愚笨的，这样才可以。否则，即使今天把一个国家的财产全部平均分配，明天不均衡的现象又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喜欢懒惰的人不能强迫他勤劳，喜欢奢侈的人不能强迫他节俭。所以，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是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的体现。必须这三者已经确立，然后政治法律才能随之建立。于是，一项政策的推行，一道命令的实施，符合民智、民德、民力的就保留，违背民智、民德、民力的就废除。在这个时候，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谋划，那么也只能弥补偏颇、挽救弊端，暂时求得一时的安定罢了。听任其自然发展，渐渐地将会恢复原状并遵循常道。而且往往在补救的时候，原本的弊端没有去除，其他的弊端却丛生出现。偏向这一方面的虽然消除了，偏向另一方面的却更加严重地显现出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过去，英国曾经禁止饮酒，但酗酒的人反而更多；曾经禁止高利贷盘剥，但私人借贷的利息反而更重。瑞典禁止贫民不合时宜地结婚，但所谓非婚生子女却满街都是。法国政变之后，三次实行民主，但官吏的威权反而更加横行。美国华盛顿立法极其精密，但贿赂之风至今无法彻底绝迹。斯宾塞的话说得好：“百姓可以教化到无穷无尽，只是不能期望他们突然改变。”而我们孔子也说：“治理国家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即使有王者，也一定要后世仁政。”程颐说：“有了《关雎》《麟趾》那样的风俗，然后才可以实行周礼。”古今哲人懂得这个道理，确实很审慎。所以说：“想要知道整体的情况，先要考察局部的情况。”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是以单个的形态、法则、性情作为其聚集后的形态、法则、性情的基础的。所以，没有富裕的百姓就没有富裕的国家，没有强健的百姓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安定的百姓就没有治理良好的国家。

那么，假使现在有人在这里，愤慨于中国长期的衰弱和贫困，捋起袖子说：“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那么天下的事情几笔就可以解决了。十年以后，大概差不多吧？”那么他的方法将从哪里入手呢？他将会说：“中国之所以不振作，不是法制的过错，而是执行不力罢了。祖宗的成法都在，我宁愿遵循它并加强执行力。”于是督促责成的命令下达，推行政令兴起。像这样做了十年，我断定中国的贫困和衰弱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天下的大势就像水向东流，已经浩浩荡荡形成江河了，却想阻挡并让它倒流，让它留在山上，这是人力必然无法胜任的。于是又有人说：“法制是圣人的草扎狗，是先王的草棚。一阵风过后就不能再用，住一宿就不能再留。宇宙的大势既然一天天趋向混同，不顺应这种与人相同的变化去做，是绝对不行的。现在的计策，只是为了求取富强罢了。西方确实富裕强大，所以今天的政治，除了向西方学习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在朝廷上，就建立民主，设立真正的宰相；在民间，就开通铁路，开发矿山，训练全国的陆军，设置数百艘的海军。这也算是近似而勉强令人满意了。”但是，如果沿着现在的路子走，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十年以后，我恐怕其效果将不止于贫困和衰弱而已。大概一个国家的事情，如同人的身体。现在人的身体安逸就虚弱，劳累就强壮，这本来是常理。但是，如果让一个病人，每天从事跳跃跨越的活动，以此来求取强壮，那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现在的中国，不就像这个病人吗？况且中国知道应该学习西方方法，不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开始的。海禁大开以来，所兴办的也不少：一是译署，二是同文馆，三是船政，四是出洋肄业局，五是轮船招商局，六是制造局，七是海军，八是海署，九是洋操，十是学堂，十一是出使，十二是商务，十三是电报，十四是铁路。粗略数一数，大概不止一二十件事。这些大半都是西方赖以富强的基础，而我们实行起来，却像淮南的橘子移到淮北变成枳一样，若有若无，不能实际收到效果，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穷尽而自行停止。”斯宾塞说：“富强不能强求，政治不足以治理，要观察适宜的条件，触动关键的枢纽，培育根本。”根基稳固保护其成长，那么其效果就会不期而自然地建立。所以，如果民力已经衰败，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即使有富强的政治，也没有人能实行。大概政治就像草木一样，把它种在土地上能生长壮大，一定是土地的肥沃贫瘠、干燥湿润、寒冷炎热与其种性最适宜，然后才可以，否则就会枯萎矮小，再严重就会干枯而死。过去王安石变法，法律不是不好，意图不是不美，但其效果逐渐蔓延导致宋朝灭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管仲、商鞅变法而成功，王安石变法而败坏，在于当时的风俗人心与其法律是否适宜罢了。达尔文说：万物各自竞争生存，最适宜的才能立足，

译种植树木是这样，政治教化也是这样。

译像这样，那么中国今天所应该做的，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所谓富强，实质上说来，不过是使百姓得利罢了。然而政治想要使百姓得利，必须从百姓各自能够自己获利开始；百姓各自能够自己获利，又必须从大家都获得自由开始。想要听任大家都获得自由，尤其必须从他们各自能够自我治理开始。与此相反就会混乱。但是那些百姓中能够自我治理而获得自由的，都是他们的体力、智力、品德确实优秀的人。因此今天的重要政事，统括在三个方面：一是振奋百姓的体力，二是开启百姓的智力，三是革新百姓的品德。在弱与强之间，政治所施行的措施，固然常有治标与治本、缓与急的讨论。只是如果使这三方面确实进步，那么治理标末而标末也能确立；这三方面不进步，那么标末虽然治理了，最终也没有功效。这就是舍弃根本而谈论标末之所以不恰当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件事却极难说清楚。中国今天的百姓，他们的体力、智力、品德这三方面，如果笼统地说，经过数千年的层层积累，源于山川风土的不同，受于刑罚政教风俗的屡次变化，陶冶锤炼而成此最后的状态。今天想要在一朝一夕之间，认为能够淘洗改革，以求符合当前的世变，从而在纷扰混乱之中求得生存，这其中的胜负通塞的规律，大概不用再次计算就知道了。然而从微积分的道理来看，曲线的变化，本来就有快慢；从力学的道理来明白，物体运动有原因，都依靠外力。现在外力逼迫，为我们凭借而改变速率极快。正当此时，智者谨慎地守住力量的权柄，不让旁人流夺，那么天下的大事正在这时大有可为。即使那些西方国家能够达到今天的地步，它们变动的速度，远的也不过二百年，近的也不过五十年罢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振奋努力呢？

那么振奋百姓的体力怎么做呢？现在论述一个国家富强的效果，而以百姓的手足体力作为基础。这从追求功名的人看来，似乎非常迂阔而不恰当。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西方谈论治理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最紧急的。历代考察中西史传所记载的，直到当今世界五大洲五六十个国家之间，贫富弱强的差异，没有不从这里开始区分的。周代的希腊，汉代的罗马，唐代的突厥，近代的德意志，每一种没有不以健壮高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的。而中原过去纷争的时代，也都以得到三河六郡作为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但是现在有人说自从火器盛行以来，懦夫拿着靶子，其效果如同壮士，这完全是没有见识的言论！不知道古今器具虽然不同，但有待于骁勇猛毅的气概则是相同的。而且自从脑科学大明以来，没有不知道形体与精神相互依赖，意志与气概相互感动的，有了最胜的精神，然后才有最胜的智略。因此君子和小人，劳心劳力的事情，都不是身体强健的人不能成功的。这个道理，我们古人知道，所以学校中，不忘军事，投壶射箭的礼仪，射箭驾车的教育，都是为了锻炼百姓的筋骨，振奋百姓的血气。而孔孟两位圣人，都有魁梧英杰的姿态。那些古代的希腊罗马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的阿克德美、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塾中，没有不有津蒙那知安（健身房）的。而柏拉图就以肋骨相连著称。至于近代，欧洲各国，尤其忧虑人种日益退化，操练身体，不遗余力，饮食养生的事情，医学所详细论述的，日益精审。这件事，不仅施行于男子，甚至女子，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因为母亲健壮然后孩子肥壮，培养先天而种族才能进步。去年日本实行此事，《申报》评论其训练涉及妇女，不知所谓。唉，这真不是以裹脚为美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中国的礼俗，那些损害百姓体力，而致使种族日益衰弱的，从法制学问的大处，以至于饮食居处的细微之处，几乎数不胜数。而沿袭习惯至深，危害效果最显著的，没有比得上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两件事。这是中国朝野各位大人所说的最难改变的。然而考察实际情况，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现在就拿鸦片一端来说，官兵士子，禁令原本没有施行。假如天子亲自考察二品以上的近臣大吏，必定是不沾染的人，然后才任用他。近臣大吏各自考察他们的近属。这样转相考察：藩臬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州县，州县考察佐贰，学臣考察士子，将帅考察士兵，也采用这种方法。务必使所考察的人数极少，以期必定周全。这样制定连坐的法律，而切实执行，那么官兵士子沾染的弊病就会消除。官兵士子沾染的弊病消除，那么天下的百姓知道沾染这种毒害的人，必定不可以成为官兵士子。那么自爱而求上进的人，必定不吸食。像这样，那么吸食的人日益减少。等到他们减少之后，然后颁布命令禁止它。旧习逐渐去除，新习不再增加，三十年之间，可以使鸦片的危害完全绝迹于天下。至于缠足，本来不是天下女子所乐意做的，拘于习俗而不敢超出其范围罢了。假如有一天，天子下明诏向百姓说明缠足的危害，并且说：“从今以后，从某年出生的女子如果缠足，我就不封赏她的家族。”那么天下去除这种习俗的人，就像热时去除火燎，寒时去除扇障一样容易。有什么难改变的呢？有改变习俗像这样两件事，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不难实行而不实行的，是因为

译这不过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利弊罢了。然而谁曾想到，种族因此衰弱，国家因此贫困，军队因此废弛，种种祸害都由此产生呢？所以，对于鸦片和缠足这两件事，如果不尽早加以处置，那么谈论变法的人所说的就都是空话罢了。

译如何开启民众的智慧呢？如今崇尚学问的人，往往轻视事功；而急于追求功名的人，又往往轻视学问。这两种倾向都导致了失误，但实际上学问与事功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只是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而潜心学问的人难得，因此学问显得尤为珍贵。东方的人看到西方国家今日的财富利益，其充盈流溢到了这种地步，常常怀疑而不相信，等到亲眼见到才相信了。却又无法推测其所以然的原因，直到观察他们治理生计、管理财政的多种方法，然后才知道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一本书。这是西方有识之士的公认言论。因此，器械制造的完备，可以追溯其本源到牛顿；舟车的神奇，可以推究其起源到瓦特。利用电力的便利，是法拉第的功劳；民众寿命的延长，是哈尔斐的业绩。而两百年来学术运动的昌盛，又不得不以培根摧毁旧说、廓清迷雾的功绩为首。学问之士倡导新的理论，事功之士窃取这些理论作为方法，从而取得了巨大的功效。所以说：民众的智慧，是国家富强的根源，这是像日月一样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西方以探究事物原理、获取知识作为学问的根本和起点，中国并非不这样说，但为什么民众智慧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呢？有人说：中国的智虑运用在虚处，西方的聪明寄托在实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我看来，中国虚，西方实，但中国比西方更实。差异不在于虚实之间。西方对于学问，在明代以前与中国也差不多。到了近代，谈论学问则先重物理而后重文辞，重视实用而轻视辞藻修饰，而且他们教育子弟，尤其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耳目感官，亲自运用心思，推崇自得而轻视盲从他人，喜欢善于质疑而谨慎对待古人。他们的数学等学科，是用来教授思考探究道理的方法；他们的力学、化学等学科，是用来引导观察事物、考察变化的途径，而这些学科本身不过是捕鱼的竹笼和捕兔的网罢了。所以赫胥黎说：读书获得智慧，是第二手的事情，只有能把宇宙当作我的简编，把万物当作我的文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这是西方教育民众的重要方法。而回头看中国又是怎样的呢？朱熹用接触事物、穷究道理来解释格物致知，这是对的。至于用读书穷究道理来解释，风气就下乘了。而且中国的学问，必定要寻求古代的训诫，古人的错误既然不能明辨，即使古人的正确之处也不知道其所以正确。记诵辞章已经出错，训诂注疏又非常拘泥。江河日下，以至于今天的经义八股，恰恰足以破坏人才，还谈什么开启民众智慧呢？况且，六七岁的儿童入学，脑气尚未坚固，就教他们探究极其细微的文字，事情依靠死记硬背，对灵性有何裨益？其中所依赖用来开导神明的，不过是区区对偶罢了，用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的东西，全都没有。用这种方法做学问，又怎能怪科举考试中的人大多对人情物理糊里糊涂，反而不如农工商贾有时恰当呢？现在忧国忧民的人，常常感叹中国读书人少，在我看来，像这样教育人，宁可说是学者少罢了。现在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谈论时务的人，人人都说变通，学校设立学堂，讲授西学了。虽然如此，说十年以后，中国必定能收到益处，那又未必是必然的事。为什么呢？旧的制度尚存，而荣耀的仕途未开。像这样，士人中能对此深入探究而不厌倦的，必定是那些不依赖外物而兴起、就事而乐的人。否则，刻棘般的学业虽然辛苦，求马的赏赐终究落空，同辈知道则互相猜忌，门外汉不知道则互相遗忘，怎么不半途而废呢？因此，想要开启民众智慧，不讲授西学不行；想要讲授实学，不另立选举之法，开辟用人途径，而废除八股、试帖、策论等科举制度不行。

至于新民德的事情，更是三者中最难的。现在暂且不论西方宗教如何，然而七日复归，必定有人聚集民众而耳提面命地教导他们。而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则是用帝天的威严来震慑，用永生的福报来诱惑。人无论王侯君公，下至穷苦无告的百姓，从宗教的角度看，都是天的赤子，平等的意义由此彰显。平等意义彰显，所以他们的民众知道自重而有所激励去行善。如今“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神就在你的室内，尚且不羞愧于屋漏”这种境界，是大人物的事而君子也难以做到的。而西方的小民，只要信教诚心深切，就能朝夕警惕勤勉，与我们的大人物、君子没有不同。内省没有愧疚，心中没有恶念；不被威势所吓倒，不为利益所困扰。这确实是宗教中的常理，而不是非常奇特卓越的品行。民众的心有所主宰，而他们的教化有常规，所以他们的效能如此。至于我们的民众，暂且不论学校义学废除已久，即使还像当初一样存在，也不过是挑选平民中的俊秀者来教育他们。至于穷檐下的孩子，编户齐民的百姓，从襁褓到成人，未曾听说有谁教导他们。孟子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那就接近禽兽了。”吃饱穿暖的民众没有教化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饥寒交迫、救死尚且不足的人，会怎样呢？后义先利，欺诈虚伪奸邪欺骗，本来就是必然的了。从前甲午战争办理海防时，水底碰雷和开花弹子，有用铁滓沙泥代替火药的。洋报议论说我们民众为了几两银子的利益，即使导致国家破败、军队被杀、将领被俘、土地丧失、军队溃败，也不顾惜，那么中国今日的失败，他日的危亡，不能说不幸啊。

译这件事足以让听闻的人怒发冲冠，哪里还需要多说什么呢？然而各位也曾追溯其本源，探求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吗？大概自从秦朝以来，治理国家虽然有宽厚与苛刻的不同，但大体上都是以对待奴隶虏获者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百姓。即使有“原省原省”（宽恕减免）的恩惠，这也只是对待奴隶虏获者罢了；即使有“燠咻燠咻”（抚慰安抚）的关怀，这也只是对待奴隶虏获者罢了。既然上位者以对待奴隶虏获者的态度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就以对待奴隶虏获者的态度对待自己。奴隶虏获者对于主人，只是受形势所迫无可奈何罢了，并不是内心喜悦、真诚信服，对国家与君主有爱心而共同维护它。所以假如形势可以倚仗，国家法律尚能施行，那么“靴〇〇刀面，胡天胡帝”（极言尊卑悬殊，将君主捧到至高无上，将百姓压到至卑至下），都是鼓励人们去做的；一旦形势失去倚仗，法律无法施行，那么百姓就只知道有利可图罢了。大家起来反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现在中国辱骂人，说他是牲畜，可以说是极尽了侮辱；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不过是“莫须有”的借口罢了。假如你进入他们的国家，辱骂人说：“没有信用的骗子”或者“没有勇气的懦夫”，那么早上话刚出口，晚上挑战决斗的书信就已经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比起牲畜来，侮辱程度要严重万倍，所以宁愿决斗至死也不愿共存。而我们中国，说话守信、行动果断，仅仅被视为固执浅陋的小人，君子并不推崇。大概东西两洲，风尚不同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探求其中的原因，是有话可说的。西方的教化崇尚平等，所以用公道治理众人而推崇自由，因为自由所以重视信用和果断；东方的教化确立纲常，所以用孝道治理天下而首要尊重亲人，因为尊重亲人所以轻视信用和果断。然而其弊端发展到极点，导致心怀欺诈互相欺骗，上下级互相逃避责任，那么忠孝所存在的程度，反而不如重视信用和果断的地方多。况且西方之所以能让他们的百姓都对国家和君主怀有深深的私情、至深的爱，而奔赴公共战争如同对待私人仇敌一样，也是有原因的。法令始于下议院，这是百姓各自奉行自己自主约定的条款，而不是顺从上级的制度。宰相以下都由全国推举选择，这是官员由百姓设立，用来管理各种事务，而不是仅仅用来尊崇仰戴的。无论是爱护我还是虐待我，都不在议论的范围之内了。出赋税以供给工程，无异于经营自己的田宅；赴死以杀敌，无异于保卫自己的家室。我每次听到英国人、英法之间、法国乃至各国人的言论，他们对自己出生的国土，听到它的名字，就像我们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都真诚坚定，仿佛有无穷的爱意。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物罢了。所以处在今天，想要提升我们百姓的道德，以便同心协力、联合一气来抵御外敌，那么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让百姓各自把中国当作私有物才行。然而处士说：“百姓不能没有私心。”圣人制定治理天下的制度，在于合并天下的私心以为公利，那么让百姓各自把中国当作私有物，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在京城设立议院，并命令天下各郡县公开推举他们的长官，这就是办法。想要百姓忠诚爱国，必须由此；想要教化兴盛，必须由此；想要地利充分发挥，必须由此；想要道路开辟、商务兴盛，必须由此；想要百姓各自约束自身、追求善行，必须由此。唉！圣人即使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了。

译这三项，是自强的根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有伊尹、吕尚为他们出谋划策，吴起、李牧为他们指挥作战，也将会逐渐衰弱直至灭亡，必定没有一天能够强大起来。虽然如此，也有治标的措施。那么治标该怎么办呢？练兵吗？筹措军饷吗？整顿门户吗？开通铁路吗？振兴商务吗？回答说：这些都可以做。有了根本，这些都能建立；没有根本，最终都会废弃。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国内纷纷兴办的事业，也已经很多了。它们的成效如何？对强国的数量是否有益？识时务、审时势的人士，将会能够说明。不必假借我深入论述。虽然如此，有一件事，从我看来，是治标中最紧急而不能稍有迟缓的。这件事是什么？回答说：必须是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两项非同寻常的举措，对内足以慰藉天下臣民的深切期望，对外足以打破敌国侮辱掠夺的阴谋，那么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不然，这些琐碎的措施即使有上百项，也没有益处。好啊，我的朋友新会人梁启超的话说得好：“万国蒸蒸日上，大势相互逼迫，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主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被动变革的，变革的权力让给了别人。”《左传》说：“不要滋生其他族群，他们实在逼近居住在这里。”希望天下有心的人，反复思考这些话，并尽早为此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卷一中 通论

自强大计折附片二件

盛宣怀

奏为自强大计应当抓住要点，谨就个人浅见列举大概，恭敬地呈上奏折请求圣上鉴察。自从海防事务兴起，中外上下竞相谈论自强，正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都有进献。去年经过与日本朝廷的争端，忠臣志士更加感慨于强弱利钝的原因，想要尽取欧洲的新法，改变华夏的旧习。朝廷深思远虑，举出重大而长远的事，于是有创办南北铁路的工程。然而臣认为，铁路是用来加速征调、疏通利源的，是自强的一端，并非干线建成就可以坐等强大。西方各国运用全国的才智，来兴办农商工艺的利益，即借助全国的商力，来供养水陆军队，保护农工产业。大概国家没有军队就不强大，必须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对征调，所以应当练兵。军队没有军饷怎么训练，必须振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大利源，所以应当理财。军队和财政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每天谈论练兵、每天谈论理财，最终也没有可用的军队、可依赖的财政，所以应当培养人才。臣最近蒙受召见回答问话，陈述愚虑，随后军机大臣又奉旨传询，使我倾尽管窥蠡测的微小见解，仰见圣人兼听并观，明察近臣之言，我不揣愚昧，谨以三件事为皇上条分缕析地陈述。

一是练兵的要旨，中国夏商周三代寓兵于农，唐宋以后专用招募，兵民长久分离，各国都是这样。近年东西各国兵制，都是由募兵又恢复为征兵，世道变化所趋，中国难道能独自不这样吗？然而今天既然耗费千万军饷来供养无用的绿营兵，又耗费千万军饷来供养有用的练勇。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二三十年，所谓有用的勇兵，一旦临敌，其败事与绿营兵等同。正值事务棘手时，各路添募，仓促成军，臣亲眼所见很多不能持枪射击的。大概招募士兵一事，无赖亡命之徒兼收并蓄，来源没有考察，这是弊端一；少壮从军，衰老淘汰，去路没有归宿，这是弊端二；听到警报增募，类似驱赶市井之人，不教就抛弃，这是弊端三；事定遣散，多成为盗贼，于是遗患百姓，这是弊端四。近来商议裁减绿营而减兵不能汰官，商议建立洋操而军饷沉重不能多练，况且勇饷与兵饷不同，新勇与旧勇于饷复不同，军饷厚的不免相互夸耀，军饷薄的自甘废弛，军制更加纷乱，军饷力量更加不足，兵气更加衰弱。现在除京营外，各省实存绿营兵练勇八十余万人，更新而不除去旧的，没有这样的财力；制定兵制而不统一，不是善于治军。应当将天下划分十镇，海疆边疆为重，腹地偏僻为轻，坚强朴实之地多征，膏沃柔嫩之区少选。参酌西法，简选新兵三十万人，根据各镇形势轻重差等数多寡征选，户籍可以稽查，未经犯罪，年龄在二十以上、二十五以下，体质身干合格者，登记为常备兵，入营教练，期限三年，退为豫备兵，也期限三年，退为后备兵，也期限三年，退为民兵，期限五年，除去其兵籍。自豫备兵以下，平时在家务农，有事依次征集。豫备兵每年一次召集屯营，与常备战合操；后备兵每年一次召集，便宜地方使之演习都视道里远近给路费。民兵不集合操练，在籍者都免除本户徭役。每年十月，由各镇拣派选兵官，分赴各地，会同州县验选合格者注于户籍，随时征充。常备壮者入营而老者退籍，老者退而壮者又复入营。历经三年而一兵之饷得二兵之用，历经六年而一兵之饷得三兵之用，九年后岁额三十万之饷常得一百二十万人之用，兵皆土著游惰，不录其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