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邪第十九

译君主的祸患在于信任别人；信任别人，就会受制于人。臣下对于君主，并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被形势束缚，不得不侍奉君主。因此做臣下的，无时无刻不在窥探君主的心意，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在上位，这就是世上会有劫持君主、弑杀君主之事的原因。做君主的如果特别信任自己的儿子，奸臣就能借助儿子来成就私欲，所以李兑辅佐赵王，饿死了主父。做君主的如果特别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就能借助妻子来成就私欲，所以优施辅佐骊姬，杀死申生而拥立奚齐。妻子的亲近、儿子的亲情尚且不能完全信任，其他人就更没有可以信任的了。况且万辆兵车的君主、千辆兵车的国君，后妃夫人和被立为太子的嫡子，有的可能希望君主早死。怎么知道会这样？夫妻之间并没有骨肉恩情，有爱就亲近，没有爱就疏远。俗话说：“喜欢他的母亲，就会抱他的孩子。”反过来说，厌恶孩子的母亲，就会放下她的孩子。男子五十岁还不减好色之心，妇人三十岁美色就衰退了。让美色衰退的妇人侍奉好色的丈夫，她本人就会被疏远轻贱，孩子也会被怀疑不能继承王位，这就是后妃夫人希望君主死亡的原因。只有母亲成为王后、儿子成为君主，命令才无不执行，禁令才无不停止，男女享乐不比先君减少，而且可以毫无疑虑地专擅万辆兵车的国家；这就是使用酖毒和暗中绞缢的原因。“扼昧”，说的是在暗中绞缢。旧《春秋》传说：“君主因疾病而死的，不到死亡总数的一半。”君主如果不知道这些情况，混乱就会得到很多资助，所以说：希望君主死亡的人多，君主就危险。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都是为了让马奔驰、让人作战。医生善于吮吸人的伤口、含饮人的血，并不是因为有骨肉亲情，而是因为其中有利可图。因此，造车的人把车造好，就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把棺材制成，就希望人早死。并不是造车的人仁慈、做棺材的人狠毒，而是人不富贵车就卖不出去，人不死棺材就卖不出去；并非他们憎恨人，而是利益在于人的死亡。同样，后妃、夫人、太子的党羽形成后就希望君主死亡；君主不死，他们的权势就不能加重。并不是他们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在于君主的死亡。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希望自己死亡的人。日月外面出现晕圈，敌害却在内部；应当防备自己所憎恶的人，祸患却可能在自己所宠爱的人那里。因此明君不举行未经考察的事情，不食用异常的食物；从远处听取、从近处观察，以审查内外的过失；省察相同和不同的言论，以了解朋党的区别；用相互参验、交叉考核的方法，追究陈述之言的实际；用后来的情况验证先前的话，依据法令治理众人，把各种端绪相互参照观察；对于众多士人的言论，也都互相参验、考察。士人没有侥幸得到的赏赐，没有超越功劳的行为，杀戮一定合乎罪责，犯罪不被赦免，那么奸邪就没有地方施展私欲了。徭役多，百姓就困苦；百姓困苦，权势就会兴起；权势兴起，免除徭役等恩惠就会加重；免除徭役等恩惠加重，贵人就会富足。使百姓困苦来使贵人富足、使他们建立权势，是借助臣下，并不是天下长久的利益。所以说：徭役少，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下面就没有权势过重的人；下面没有权势过重的人，权势就消灭；权势消灭，恩德就在君主一方了。水能胜火，这是很明白的；然而把水隔在锅和鼎之间，水在上面煎熬沸腾而耗尽，火却在下面更加旺盛燃烧，水就失去了战胜火的条件。如今治理国家、禁止奸邪的道理比这更明白；然而守法的大臣如果成为隔在中间的锅鼎，法令就只在他们心中明白，却失去了禁止奸邪的作用。上古流传的言论和《春秋》所记载的事，犯法作乱而成就大奸的，没有不是从尊贵的大臣开始的；但法令所防备、刑罚所诛杀的，常常只是卑贱之人，因此百姓绝望，没有地方申诉怨恨。大臣相互勾结，蒙蔽君主，表面上装作彼此不和，暗中却相互亲善；彼此充当耳目，窥伺君主的过失，使君主受到蒙蔽。君主有君主的名号却没有实际权力，臣下专擅法令而推行，周天子就是这样。如果偏偏把权势借给臣下，上下的地位就会颠倒。这句话说明，君主不能把权势借给臣下。《南面》第十八 君主的过错，在于把责任交给臣下，却又一定反过来用自己不信任的人来防备受任用的人。这样一来，负责防备的人必然同受任用的人结为仇敌，而君主反倒受制于自己不信任的人。如今用来防备他人的人，正是过去所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也就无法凭借正道取得小臣的信任。君主放弃法令而让臣下防备臣下，那么相互亲爱的人就会勾结并互相称誉，相互憎恶的人就会结党并互相 非难；非难和称誉交相争斗，君主就会迷惑混乱。臣下如果不是靠名声、荣誉和请托，就没有办法进身求取；如果不是背弃法令、擅自专制，就没有办法建立威势；如果不是假借忠信，就没有办法不受禁制——他们假装忠信，然后才不受禁制。这三种情形，都是使昏乱的君主破坏法令的凭藉。君主任用臣下，即使臣下有才智，也不能让他们背弃法令、擅自专制；即使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让他们超越功劳而先于有功者；即使有忠信，也不能让他们放弃法令而不受禁制，这叫作彰明法令。君主有被事情诱导的，也有被言论堵塞视听的，这两种情况都不可不察。臣下中容易进言论事的人，往往少量索取资财，借事情诬陷君主；君主受事情诱导而不察觉，因而给他更多资财，这就是臣下反过来利用事情控制君主。像这样叫作“诱”，被事情诱导就会陷入祸患。臣下进言少，退处所费却多；即使有功，因为他进言不可信，仍会被认为有罪。既然有功的事情一定奖赏，那么群臣就没有谁敢用粉饰之辞来蒙蔽君主。君主用人的原则，是使臣下先前说过的话不能在后来反悔，后来所说的话不能与先前相矛盾；事情即使有功，也一定要追究其中的罪责，这叫作任用臣下。臣下替君主谋划事情而害怕计划不被采用，就先发表言论说：“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是嫉妒办事的人。”君主听信这种话而不再听群臣意见，群臣害怕这种话而不敢议事，于是两种势力一旦被利用，忠臣反而得不到听取，阿谀之臣却独受任用。这叫作被言论堵塞，被言论堵塞就会受臣下控制。君主用人的原则，是使臣下既有进言的责任，也有不进言的责任。进言没有始末根据、辩说没有证据验证，这是进言的责任；借不进言来逃避责任、占据重要职位，这是不进言的责任。君主要臣下进言，就一定要知道事情的端绪来责求事实；不进言的人，也一定要追问其取舍理由并据此责问。这样，臣下既不敢妄言，也不敢默不作声，因为说话和沉默都有责任。君主想要办事，却不通晓事情的始末，只凭显露自己的意愿来行事；有人替他办理，事情办不成而得不到利益，结果必定反过来造成祸害。懂得这一点的人，就会任用有治理才能的人而去除主观欲望。举办公事有一定原则：计算收入多、支出少的事情，才可以办理。糊涂的君主不是这样，只计算收入而不计算支出；支出即使超过收入一倍，也不知道其中的害处。这就是名义上有所获得，实际上却有所丧失，结果功劳小而祸害大。凡称得上功劳的事情，都应当是收入多而支出少。如今耗费很大却没有罪责、所得很少却被称成功劳，于是臣下花费大量资财而成就小功；小功虽然成了，君主也因此受到损害。

译不懂得治理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并不听从成说，只求正确治理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古法是否改变、常规是否更改，就要看遵守古法和常规是否可行。伊尹如果不改变殷的旧法，大公如果不改变周的旧法，汤、武就不能成就王业；管仲如果不改变齐的旧法，郭偃如果不更改晋的旧法，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一般人难以改变古法，是害怕改变百姓安定的生活。那些不改变古法的人，只是承袭混乱的踪迹；迎合民心的人，则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而不知道混乱，上位者懦弱而不能改革，这就是治理的过失。君主应当明察而能懂得治理，严厉而一定实行，所以即使违逆民意，也必定建立自己的治理。这个道理可以从商君内外设置防备、使用铁殳、加重盾牌并预先戒备的做法看出。所以郭偃开始治理时，晋文公已有官吏和士卒；管仲开始治理时，齐桓公已有武车，这是告诫百姓做好防备。愚昧、懒惰、怠慢的百姓，只苦于眼前的小开支而忘记长远大利，所以夤虎受到阿谀诽谤；又因为只作小的改变而失去长远便利，所以邹贾非难载旅；他们习惯于混乱而容忍治理，所以郑国人不能归附。饰邪第十九 凿龟占卜多次，卦兆都说大吉，然而用兵攻打燕国的是赵国；凿龟占卜多次，卦兆也说大吉，然而攻打赵国的却是燕国。剧辛侍奉燕国，没有功劳，反而使国家陷入危难；邹衍侍奉燕国，也没有功劳，反而使国家的治道断绝。赵国先是在燕国那里取得优势，后来又在齐国那里取得优势；国家混乱而节义声望很高，便自以为可以与秦国抗衡。这并不是赵国的龟兆神妙、燕国的龟兆欺骗人。赵国又曾凿龟占卜多次，准备向北攻打燕国，想要劫取燕国以抵抗秦国，卦兆说大吉；赵国刚开始攻打大梁，秦国就出兵夺取上党；赵军到达厘地时，秦国已经攻下邺地；到达阳城时，秦国又攻下邺地，庞援如果率兵向南推进，鄣地就会全部失守。因此我说：赵国的龟兆虽然不能预见燕国的长远情况，却应当能够近见秦国的情况。秦国凭借所谓大吉，占地确实有所得，援救燕国也有名义；赵国凭借所谓大吉，土地被削减，军队受辱，君主不得志而死。这也不是秦国的龟兆神妙、赵国的龟兆欺骗人。当初魏国曾多年向东进攻，几乎攻尽陶、卫；又多年向西进攻，结果丧失了国家。这并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多年在西方，也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多年在东方。因此说：龟卜和鬼神不足以决定胜负，左右和背向也不足以专门决定战争。然而还要依赖这些东西，愚蠢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古代的先王竭尽力量亲近百姓，把精力放在明辨法令上。法令明确，忠臣就受到鼓励；刑罚确定，奸臣就会停止。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受到遏止，因而土地扩大、君主尊贵的，是秦国。群臣结党营私来掩盖正道，实行私曲而使土地削减、君主卑弱的，是崤山以东诸国。国家混乱而衰弱就会灭亡，这是人的常性；国家得到治理而强盛就会称王，这是古代的原则。越王勾践依仗大明之龟同我交战而不能取胜，只得以身为臣，入吴为宦；回国后抛弃龟卜，明确法令、亲近百姓来报复吴国，于是吴王夫差被擒。所以依仗鬼神的人会怠慢法令，依仗诸侯的人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宋国，齐国攻破曹国，宋国也灭掉曹国。刻国依仗吴国而不听齐国，越国讨伐吴国，齐国灭掉刻国。许国依仗刻国而不听魏国，荆国攻打宋国，魏国灭掉许国。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韩国，魏国攻打荆国，韩国灭掉郑国。如今韩国弱小却依仗大国，君主怠慢法令而听从秦国；魏国依仗齐国，荆国被利用，于是小国更加灭亡。所以依仗他人不能扩大土地，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荆国为了攻魏而向许、鄢增兵，齐国攻打任、扈而削弱魏国，这些都不足以保存郑国，韩国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没有明确法令禁制来治理国家，依仗外力而灭亡社稷的例子。所以我说：明白治理国家的法术，国家即使小，也能富裕；赏罚严明而且守信，百姓即使少，也能强盛。赏罚没有尺度，国家即使大而军队衰弱，土地也不再是自己的土地，百姓也不再是自己的百姓。没有土地、没有百姓，尧、舜也不能凭此称王，三代也不能凭此强盛。君主又因过错而给予赏赐，臣下又凭无功而取得赏赐。抛开法律而称说先王、明君的功业，君主就把国家交给这类人治理。所以我说：这是希望得到古人的功业，却用古代的赏赐来赏赐今天的人；君主因此错误地给予，臣下因此白白取得。君主错误地给予，臣下就苟且侥幸；臣下白白取得，功劳就不再受到尊重。没有功劳的人得到赏赐，财物就会匮乏，百姓就会失望；财物匮乏而百姓失望，百姓就不会尽力。因此赏赐过度会失去百姓，刑罚过度会使百姓不畏惧。有赏赐却不足以劝勉，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国家即使大也一定危险。所以说：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国事，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握法律。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楚军败退，共王受伤。战斗正酣时，司马子反口渴求饮酒，他的朋友竖谷阳捧着酒杯进献。子反说：“拿走，这是酒。”竖谷阳说：“不是。”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平时嗜酒，觉得酒很甘美，不能把嘴离开酒杯，终于醉倒而睡。共王想要再次交战，准备谋划战事，派人召见子反，子反以心病为由推辞。共王驾车前去看他，进入帐幕闻到酒气便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亲眼看到自己受伤；所依仗的是司马，司马又是这样，这是要亡掉楚国的社稷却不顾惜我的众人。我不能再同他交战了。”于是撤军离去，并斩杀子反，把这作为极大的耻辱。因此说，竖谷阳进献酒，并不是因为他明白什么是恶、什么是正；子反确实出于忠心和爱护他，结果却正好足以杀死他罢了。这种行为是小忠诚损害大忠诚。所以说：小忠诚，是大忠诚的祸害。假如让小忠诚的人掌握法律，他一定会赦免罪人；以相互爱护为理由赦罪，虽然能使上下相安，却会妨害治理百姓。

译魏国正处于法令明确、确立刑法、依照法令施行的时候，有功的人一定奖赏，有罪的人一定诛罚，因而强力匡正天下，威势施行于四邻。等到法令被怠慢，胡乱给予赏赐，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削弱了。赵国正处于明确国法、遵从大军法令的时候，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土地扩展到齐、燕。等到国法被怠慢，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削弱了。燕国正处于奉行法令、审慎任官断狱的时候，东面辖制齐国，南面扩展到中山全境。等到奉行法令已经灭亡，官吏断狱不被采用，左右近臣互相争斗，议论听从下属，军队就削弱、土地就削减，国家也受制于邻敌。所以说：法令明确就强盛，怠慢法令就衰弱。强弱如此明显，而当世君主仍不实行，国家灭亡就很应该了。俗话说：家中有固定产业，即使饥饿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令，即使危险也不会灭亡。抛弃固定法令而听从个人意愿，臣下就会用才智来粉饰自己；臣下用才智粉饰自己，法令禁制就不能确立。这就是任意妄想的道路通行，而治国之道废弃。治国之道，在于除去妨害法令的人；这样就不会被才智迷惑，也不会被虚假的声誉欺骗。从前舜让官吏治理洪水，先下令有功，但舜还是杀了他。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防风氏的君主迟到，禹就斩了他。由此看来，先发出法令却违法的人要杀，后来执行法令却迟到的人要斩，可见古代先王尤其重视遵守命令。所以镜子保持清明而自身不动，美丑就会依次显现；秤保持端正而自身不动，轻重就会依次被称量。摇动镜子就不能显明，摇动秤就不能端正，这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法，把法作为根本；根本得到治理，名声就尊贵，根本混乱，名声就断绝。凡是聪明、才智、明察、通达，有凭借就实行，没有凭借就停止。因此，聪明才智只能独自遵循某一条道，不能传给他人；而道法能够使一切完备，聪明才智却常常造成许多过失。悬挂秤就能知道是否平衡，设置圆规就能知道是否圆，这是使一切完备的道。明智的君主让百姓遵循道的原则，因此自身安逸而功业成就。抛弃圆规而凭任个人技巧，抛弃法令而凭任个人才智，这是惑乱的道路。混乱的君主让百姓粉饰自己的才智，却不知道道的原则，因此劳苦而没有功效。抛弃法令禁制而听任请托，群臣就会在上面出卖官位，在下面收取赏赐，于是利益归于私家，威势归于群臣。百姓就没有竭尽力量侍奉君主的心思，而专心经营同上层交往。百姓喜好同上层交往，财货就向上流动，巧言善辩的人就会得到任用。这样一来，有功的人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受到进用，有才能的臣子反而退避；君主受到迷惑而不知道该怎样行动，百姓聚集却不知道所遵循的道路。“道”，就是遵从。以上就是废弃法令禁制、把功劳放在后面、推举虚名声誉、听任请托所造成的过失。凡是败坏法令的人，一定会设置欺诈，假托某种事物来求得亲近，又喜欢谈论天下罕见的事物；这正是暴君、乱主受迷惑的原因，也是贤臣良佐受到侵害的原因。所以臣下称说伊尹、管仲的功劳，就能为背弃法令、粉饰才智取得凭据；称说比干、子胥的忠诚却被杀，就能为憎恶强谏找到借口。上面称赞贤明，下面称赞暴乱，不能拿来类比；像这样的人必须禁止。君主制定法令，正是为了治理这种情况。如今臣下多半树立自己的私智，认为法令是错误的，这是用邪曲来冒充智慧。由此思考，就知道人的常情都是想要超过公法、树立私智。超过法令而树立私智，像这样的人必须禁止，这就是君主的治道。要实行君主的治道，必须明白公私的区别，明确法制，去除私恩。命令一定执行，禁令一定止息，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定实行自己的私意，讲信用于朋友，不能作为奖赏来劝勉，也不能作为刑罚来阻止，这是臣下的私义。私义实行，国家就混乱；公义实行，国家就得到治理，所以公私必须有区别。臣下有私心，也有公义。修养自身、保持清白，实行公事、行为正直，居官而无私，这是臣下的公义；行为污秽、顺从欲望，使自身安逸、使家族获利，这是臣下的私心。明智的君主在上，臣下就去除私心、实行公义；混乱的君主在上，臣下就抛弃公义、实行私心。因此君臣各怀不同的心思。君主用计谋蓄养臣下，臣下用计谋侍奉君主，君臣交往，靠的是计谋。损害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下不会去做；使国家富强而有利于臣下，君主也不会去做。臣下的常情是损害自身而没有利益就不做，君主的常情是损害国家而没有亲近利益也不做。君臣之间，是靠计谋结合的。至于面临危难时必定赴死、竭尽智慧和力量，是为了法令才这样做的。所以先王明确赏赐来劝勉，严厉刑罚来威慑。赏刑名实相符，百姓就会尽死效力；百姓尽死效力，军队就强盛，君主就尊贵。刑罚赏赐不明察，百姓就没有功劳却求得利益，有罪却侥幸免除；这样军队就弱，君主就卑。因此先王的贤臣良佐都竭尽力量、耗尽智慧。所以说：公私不可不分明，法令禁制不可不审慎，先王早已知道这一点。《韩非子》卷五终 “皆”字明显是“背”字的错误，据陈奇猷本改正。“利”字是“地”字的错误，据凌瀛初本、迂评本改正。“秦”字放在这里意义不通，应当是“奉”字的错误，据陈奇猷本改正。“若”字是“昔”字的错误，据陈奇猷的说法改正。“诸况”是“设规”的错误，据陈奇猷的说法改正。“即”字明显是“民”字的错误，应当改正。《韩非子》卷六 解老第二十 德，是内在的；得，是外在的。上德之人不以德自居，说的是他的精神不向外放纵。精神不向外放纵，身体就能保全；身体保全，就叫作德。德，就是使自身有所获得。凡是德，以无为来聚集，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安定，以不使用来稳固。刻意去作为、去追求欲望，德就无所安置；德无所安置，身体就不完整。使用它、思虑它，就不能稳固；不能稳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就会产生于德之外。合乎德就像没有德，不自居有德，反而处在有德的境地。所以说：“上德不德，因此才有德。” 之所以珍视无为、无思而以此为虚，是说它的意念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术的人，反而故意把无为、无思当作虚。故意把无为、无思当作虚的人，心意总是不能忘记“虚”，于是反而受到“为虚”的限制。虚，就是说心意没有受到限制。如今受到“为虚”的限制，就不是虚了。虚者的无为，不把无为当作固定的常态；不把无为当作固定常态，才是真正的虚；虚，德就会盛大；德盛大，就叫作上德。所以说：“上德无为，却没有什么不作为。” 仁，是说内心欣喜而爱人；为别人有福而高兴，为别人有祸而憎恶。这是内心产生后不能自已的感情，并不是为了求得回报。所以说：“上仁有所作为，却不把它当作有意作为。” 义，是君臣上下之间的礼节，是父子之间贵贱的差别，是知交朋友相互交往的规范，是亲疏内外的分别。臣侍奉君主应当合宜，下属体察上位者应当合宜，子侍奉父亲应当合宜，卑贱者敬重尊贵者应当合宜，知交朋友相互帮助应当合宜，亲近的人处在内、疏远的人处在外也应当合宜。义，就是所谓合宜；因为合宜而去做，所以说：“上义有所作为，而且有意去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