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四第三十九

译有人说：管仲解释隐语并不正确。士人的任用不在于距离远近；优人、侏儒本来就是君主用来宴乐的，那么亲近优人而疏远士人、却把这当作治理国家的困难，并不是难事。处在君位之势却不能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势，反而悖逆而不离开国家，这是凭一人的力量禁制一国。凭一人的力量禁制一国，很少有人能够胜任。只要明察能够照见远处的奸邪和隐微之事，坚决实行法令，即使远在海边，国内也一定不会发生变乱。这样看来，离开国家而靠近海边却没有被劫杀，并不是难事。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变乱，最终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太子，公子根受到宠爱，便在东州反叛，结果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置太子的祸患。只要权势分配不出现两个中心，庶子和孽子地位低下，宠爱没有凭借，即使大臣年老，晚置太子也是可以的。这样看来，晚置太子而庶子不作乱，也不是难事。所谓真正的困难，必定是借助别人的势力形成权势，却不让它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难；宠贵的妾，却不让她成为两个王后，这是第二难；宠爱庶子，却不让他危害嫡子；专听一个臣子，却不敢使他有一点违背君主的行为，这才可以说是第三难。叶公子高向仲尼问政，仲尼说：“政治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方的人归来。”鲁哀公向仲尼问政，仲尼说：“政治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向仲尼问政，仲尼说：“政治在于节约财用。”三位君主出去后，子贡问：“三位君主问的都是政事，老师回答却不同，为什么？”仲尼说：“叶都城大而国土小，百姓有背离之心，所以说政治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方的人归来。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对外阻挡排斥诸侯和四邻的士人，对内结党营私，使君主变得愚昧，使宗庙无人洒扫、社稷没有血食的，必定就是这三位臣子，所以说政治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一天之内把三百乘之家大夫的土地赏赐给三家，用来建造寝宫。所以说政治在于节约财用。” 有人说：仲尼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叶地百姓有背离之心，却用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方的人归来的办法去取悦他们，这就是教百姓怀念恩惠。把恩惠作为政治手段，就会使没有功劳的人受赏、有罪的人被赦免；这正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而政治混乱，用混乱的政治使百姓败坏，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百姓有背离之心，是因为君上的明察有所不及。不发挥叶公的明察，却让他用取悦近民、招来远民的办法，这是舍弃自己权势所能禁止的事情，反而让他与不施恩惠的人争夺民心，不是能够掌握权势的做法。尧的贤能，是六王中最突出的；舜一旦顺从他，便把一切包容起来，而尧失去了天下。有的人没有方法禁止臣下，却仗恃自己像舜一样不会失去民众，不也就是没有方法吗？贤明君主在奸邪刚出现的细微处便看见它，所以百姓没有大的谋乱；在小过错上施行小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动乱。这叫在容易处谋划困难之事，在细小处成就大事。如今有功劳的人一定受赏，受赏的人不把功劳归于君主，而认为是自己力量造成的；有罪的人一定受诛，受诛的人不怨恨君上，而知道罪是自己造成的。百姓知道刑罚和赏赐都由自身行为引起，所以只在自己的事业上追求功利，不接受君主的恩赐。至高的境界，是使下等百姓都如此。既然这是至高境界下的百姓没有受恩悦服之说，又哪里需要取得怀惠之民呢？” 上等君主治理的百姓，没有私利和私害；即使不用取悦近处、招来远处的办法，也可以。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排斥、对内结党营私而使君主愚昧，却用选贤来劝说他，这不是讨论功劳，而是让他选择自己心目中认为的贤人。假如哀公知道这三个人对外阻挡排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不会被任用。哀公不知道怎样选贤，只选择自己心目中认为的贤人，所以三人得以掌握政事。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不认为孙卿贤能，所以自己死后受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认为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亡。鲁君未必能够辨识贤人，却劝哀公选贤，这就使哀公遭受夫差、燕王哙那样的祸患。贤明君主不亲自举荐臣子，而由臣子相互进用；不自称贤能，功劳自然会显现。根据任职来评议，根据办事来试验，根据功劳来考核，所以群臣公正办事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也不进用不肖者。这样，君主何必劳苦于选贤呢？景公把三百乘之家赐给人，却用节约财用来劝说他，这是使景公不必阻止卫国使者智伯的奢侈，却只让君上独自节俭，仍然不能免于贫困。君主即使有千里土地供养自己的口腹，便是桀、纣也不会奢侈到这种程度。齐国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其中一半供养自己，这是比桀、纣还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知道奢侈和节俭的界限所在。君主不能禁止臣下的行为，叫作被劫持；不能整饬臣下却只整饬自己，叫作混乱；不能节制臣下却只节制自己，叫作贫困。贤明君主使人不徇私，禁止靠欺诈谋取利益的人。对事务竭尽力量、把利益归于君上的人，一定会被发现；被发现的必定奖赏。以污秽手段谋私的人，一定会被查知；被查知的必定诛罚。这样，忠臣就会为公事尽忠，百姓和士人会为家业竭力，百官会在君上面前精心办事、廉洁自守。即使比景公奢侈，也不是国家的祸患；只要做到上述各点，即使奢侈，也不是国家的祸患。这样看来，用节约财用来劝说景公，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对三位君主各说一句话，却能使三位君主都没有祸患，这叫了解臣下。了解臣下而且明察，就能在奸邪细微时加以禁止；在细微处禁止，奸邪就不会积累；奸邪不积累，就没有结党营私；没有结党营私，公私就能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对外阻挡排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了解臣下而且明察，就能看见精细隐微之处；看见精细隐微之处，赏罚就分明；赏罚分明，国家就不会贫困。所以说，一次回答就使三位君主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臣下。韩非子把齐桓公比作比桀、纣还奢侈，却认为他的德行仍未受损，并把这种说法写在文章中、著作成教训，这是多么严重地违背义理；他没有死在秦国的牢狱中，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郑国子产早晨出门，经过束匠居住的里巷，听到妇人的哭声，便抚着车夫的手让他停下听。过了一会儿，他派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原来是她亲手绞死了丈夫。另一天，车夫问：“先生凭什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中带有恐惧。凡是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开始患病时忧虑，临死时恐惧，已经死了便悲哀。如今她哭死者却不悲哀而恐惧，因此知道其中有奸情。”

译有人说：子产这样治理，不也是多事吗？不依据法度而凭自己的智慧办事，所以说是多事。奸邪一定要等到耳目亲自接触后才知道，那么郑国能查出奸邪的人就很少了。不任用掌管成效的官吏——“典”就是主管，意思是主管其事并责求成效；不考察参伍之政，不明确度量，只依靠自己的全部聪明，劳费心智来查知奸邪，不也就是没有方法吗？况且万物众多而智慧有限，有限的智慧不能胜过众多事物，智慧不足以遍知万物，所以应当凭借事物本身来治理事物，比如凭借龙来治理鳞虫，凭借凤来治理羽鸟。下属众多而君上人数很少，少数不能胜过多数，是说君主不足以遍知臣下，所以应当凭借人来了解人。这样，身体不劳累而事务得到治理，不耗费心智而奸邪能够被查出。所以宋人有句话说：“一只鸟飞过，后羿都必定能射中，那么后羿就是骗人的。”后羿虽然善于射箭，看见鸟也未必两次都能射中，所以说是欺诳。若把天下织成罗网，鸟就不会漏掉。查知奸邪也有大的罗网，只要没有遗漏其中任何一个就够了。不修明治理的道理，却把自己的胸中察觉当作弓箭来使用，那么子产就是骗人的。老子说：“用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说的就是子产。秦昭王问身边的人：“现在的韩国、魏国和当初相比，谁强？”左右回答说：“比当初弱。”昭王又问：“现在的如耳、魏齐和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谁强？”回答说：“比不上。”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尚且对寡人无可奈何，难道不是这样吗？”左右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估量天下错了。从前六晋时期，知氏最强，灭掉范氏、中行氏，联合韩、魏的军队攻打赵国，用晋水灌城，城墙中没有被水淹没的只剩三板。知伯出来时，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在车右。知伯说：‘起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如今才知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相互接触，知氏便在晋阳城下被分裂灭亡了。如今您的国家虽然强大，却还不如知氏；韩、魏虽然弱，也还没有弱到当年晋阳城下的程度。现在正是天下各方互相牵制、彼此接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这一点。”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过失，左右和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凡是贤明君主治理国家，都依靠自己的权势。权势不可被损害，即使天下强国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何况孟尝君、芒卯、韩、魏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权势可以被损害，那么即使如耳、魏齐这样不肖的人，以及韩、魏，也仍然能够损害他。这样看来，能否损害和能否不受侵害，只在于自己是否依仗权势而已，何必发问呢？自己相信不可侵犯，却还问别人能把自己怎么样；能够不受侵害，只是侥幸罢了。申子说：“失去了权数，却寻求诚信，就会产生疑惑。”说的就是昭王。知伯没有法度，听从韩康、魏宣，谋划用水灌灭赵国；这正是知伯国亡身死、头颅被用作饮酒器皿的原因。如今昭王却问现在是否比当初强，难道他害怕被别人用水攻的祸患吗？即使有左右，也不是韩康、魏宣那两个人，哪里会有肘脚相碰的事情？中期说不要轻视，这只是空话。况且中期所主管的是琴瑟；琴弦不调、演奏不明，是中期的职责，这就是中期侍奉昭王的职分。中期善于应付自己的职责，却不能使昭王满足，还要说自己所不知道的事，难道不是荒谬吗？左右回答说比当初弱、比不上，是可以的；说“确实如此”，就是阿谀。申子说：“治理国家不能越过自己的官职，即使知道也不应随意发言。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说。因此说，昭王的提问有过失，左右和中期的回答也都有过失。” 管子说：“看见值得奖赏的事有证据，看见不值得奖赏的事有形迹；赏罚都确实施行在所看见的事情上，那么即使是没有看见的事情，谁还敢去做呢？看见值得奖赏的事没有证据，看见不值得奖赏的事没有形迹；赏罚不能确实施行在所看见的事情上，却想从看不见的地方求得证据，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宽广的朝廷、严肃的居所，是众人恭敬谨慎的地方；宴饮的内室、独处的地方，即使曾参、史鱼也会怠慢。观察人在众人恭敬处的表现，并不能见到真实情形。况且君上，是臣下用来装饰自己的对象；君上的好恶，只在他所看见的地方，臣下必定会装饰奸邪之事来蒙蔽君主。明察不能照见远处的奸邪和隐微，却只凭观察表面行为来定赏罚，不也就是弊病吗？管子说：“在内室说话，内室便充满了这种言论；在堂上说话，堂上便充满了这种言论；这就叫作在天下称王。” 有人说：管仲所谓“在内室说话，内室便充满；在堂上说话，堂上便充满”，不只是指游戏饮食方面的话，必定是指重大的事情。君主所面对的重大事情，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的图籍，设置在官府，并公布给百姓的东西；术，是藏在胸中，用来应对各种事端，暗中控制群臣的东西。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好的，术却不想让人看见。因此贤明君主谈论法，宫内卑贱的人没有谁听不到，绝不只是充满堂上；使用术时，即使亲近宠爱、左右近习的人也没有谁能听到，不会充满内室。管子所说的“在内室说话，内室便充满；在堂上说话，堂上便充满”，并不是说法术方面的话。《难四》第三十九。卫国孙文子到鲁国聘问，鲁君登台，他也跟着登台。叔孙穆子快步上前说：“诸侯会见时，我国君从来没有落后于卫君。如今您不比我国君低一级，我国君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请您稍稍安坐。”孙文子没有答话，脸上也没有悔改的神色。穆子退下后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身为臣子却不在君主之后，犯了过错却不悔改，这是灭亡的根本。” 有人说：天子失去正道，诸侯讨伐他，所以有汤、武；诸侯失去正道，大夫讨伐他，所以有齐、晋。如果说臣子讨伐君主一定灭亡，那么汤、武就不能称王，晋、齐也不能建立霸业了。孙文子在卫国是君主，在鲁国则后来居上而不把鲁君当臣下，是把鲁君当作自己的君主。君主有过失，所以臣下才有可乘之机。不说有过失的君主会灭亡，却说有所得的臣子会灭亡，这是没有察明道理。鲁国不能诛杀卫国大夫，而卫君又不能明察不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有这两方面的过错，仍因臣子的身份而灭亡；他灭亡的原因在于他的过失，他能获得君位，原因在于鲁君。有人说：臣与君的职分是有区别的。臣子能够夺取君位，是因为取得了彼此相应的条件。因此，不合自己的职分而夺取君位，是众人所要夺回的；辞让自己的职分而取得君位，是百姓所愿意给予的。所以桀索求岷山的女子，纣王索求比干的心，天下便离散；汤改换自身名号，武王自身承受晋国的封赏，天下便归服。赵咺逃走进山，田氏在外掌权，齐、晋便相从。由此看来，汤、武能够称王，齐、晋能够建立霸业，内心并不是把自己当作原来的君主，而是先取得了天下的拥戴，然后以君主的身份处置天下。如今还没有取得天下所凭借的条件，却先实行取得之后的处置方式，这是颠倒义理、违逆德行。颠倒义理，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逆德行，是怨恨聚集的原因。对于败亡的原因竟然不能察明，为什么呢？

译鲁国阳虎想攻打三桓，未能成功，便逃往齐国，齐景公以礼相待。鲍文子劝谏说：“不可以。阳虎受到季氏宠信，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氏的财富。如今君主比季孙富有，齐国比鲁国强大，阳虎必定会把所有欺诈手段都用出来。”景公于是囚禁了阳虎。有人说：即使拥有千金的富家，儿子也未必仁义，可见人对利益的急切太厉害了。桓公是五霸之首，尚且为了争夺国君之位杀死哥哥，可见他所贪图的利益很大。臣子与君主之间，并没有兄弟的亲情；如果杀害君主、控制万乘之国而享受大利，那么群臣中谁不是阳虎呢？事情常常凭细微巧妙之处成功，却因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发动变乱时，他们的准备尚未完成；群臣都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道，这是隐微而巧妙。阳虎贪图天下，凭欲望攻打君上，这是疏忽而笨拙。鲍文子不让景公加重惩罚笨拙的阳虎，反而使自己的劝说倒转了。臣子的忠诚或欺诈，在于君主怎样施政。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忠诚；君主懦弱而昏聩，群臣就欺诈。能察知隐微叫作明，不能宽赦救助罪人叫作严。不知道齐国有善于欺诈的臣子，却去惩罚已经在鲁国造成祸乱的人，不也是荒谬吗？有人说：仁义和贪利的人心志不同。因此公子目夷辞让宋国，而楚国商臣杀死父亲；郑国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死哥哥；五霸兼并诸侯，却以齐桓公的标准来要求别人，那么这些人都没有贞廉。况且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全都忠诚。阳虎在鲁国作乱，未能成功而逃走，进入齐国却不诛杀他，这就是继承他的作乱。君主明察，就知道诛杀阳虎可以平息祸乱，这是察见隐微的实情。俗话说：“诸侯把国家当作亲属。”君主严厉，阳虎的罪过就不能放过；这就是不救、不赦的实际意义。因此诛杀阳虎，正是用来使群臣忠诚的。如今不知道齐国有善于欺诈的臣子，却废弃对已经明显的祸乱施加惩罚；责求尚未发生的事情，却不诛杀昭然可见的罪行，这就是荒谬。现在诛杀在鲁国作乱的罪人，以威慑有奸心的群臣，便可以取得季氏、孟氏、叔孙氏的亲附。这样看来，鲍文子的劝说为什么反而是错误的呢？” 郑伯将要任用高渠弥为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却没有被听从。等昭公即位，高渠弥害怕昭公杀自己，辛卯日，便杀死昭公而拥立子亶。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所厌恶的人了。”公子圉说：“高伯恐怕会被杀戮吧，他报复所厌恶之人的行为已经太过分了。”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也是颠倒的吗？昭公遭遇祸难，是因为报复所厌恶的人太晚；这样看来，高伯迟迟没有被杀，是因为报复所厌恶的人做得太过分。贤明君主不会把怒气悬置不决；有了愤怒却不立即实行，而是暂且搁置，这叫悬怒。悬怒会使臣下以为罪轻；一旦举兵施行谋略，君主就危险了。所以在灵台饮酒时，卫侯发怒却不诛罚，于是楮师发动变乱；在食用鼋羹时，郑君发怒却不诛罚，于是子公杀了君主。君子所说的“知道所厌恶的”，不是说把惩罚做得过分，而是说既然明知事情如此，却不施行诛罚，最终拖到自己被杀。因此，知道所厌恶的事，反而显出他没有权力。君主不只是不能察见祸难，有时还不能决断。昭公看见高渠弥的可恶和罪过，却迟迟不诛罚，使高渠弥怀着憎恨、害怕被杀，只能企图侥幸逃脱，所以最终没有逃脱杀害昭公的命运。这说明昭公报复所厌恶之人，并不是太过分，而是太迟了。有人说：报复罪恶太过分，就是以重罪报复小罪。以重罪报复小罪，是刑狱达到极端的表现。刑狱的祸患，根本不在于所施的刑罚，而在于树立的仇敌太多。因此，晋厉公灭掉三郤而使中行氏作乱，郑子都杀了伯晅而使食鼎氏兴起，吴王杀伍子胥而成就了越王勾践的霸业。由此看来，卫侯被驱逐、郑灵公被弑，并不是因为褚师没有被杀、公父没有被诛，而是因为在不该发怒时露出了怒色，在不该诛杀时动了诛杀之心。发怒如果合乎罪责，诛杀又不违背人心，即使因此遭到悬首之刑，又有什么害处？罪行尚未确立，等到即位以后，却追究旧罪而诛杀，这就是齐国被胡氏灭亡的原因。君主这样对待臣下，尚且会留下后患，何况臣下这样对待君主呢？诛杀既不恰当，却把杀尽一切作为心愿，这是同天下人结仇，那么即使被杀戮，不也是应该的吗！卫灵公在位时，弥子瑕受到卫国宠爱。有个侏儒见卫灵公时说：我的梦很浅薄。卫灵公问：梦见了什么？侏儒说：我梦见了灶，因为梦见了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君主应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见到寡人却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没有一件东西能遮蔽它；君主普照一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堵塞这种光明。所以将要见君主的人应当梦见太阳。至于灶，一个人在那里烧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了。或许是有一个人把您遮蔽了吧？那么臣即使梦见灶，不也可以吗？卫灵公说：好。于是赶走雍鉏，贬退弥子瑕，任用了司空狗。有人说：侏儒善于借梦来说明君主之道了，然而灵公并不懂侏儒的话。赶走雍鉏，贬退弥子瑕，任用司空狗，是舍弃所宠爱的人而任用贤能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能，却被庆建蒙蔽；燕子哙认为子之贤能，却被子之蒙蔽。舍弃所宠爱的人而任用所认为的贤能者，仍然免不了被一个人遮蔽自己。不肖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损害君主的明察；如今不增加自己的明察，却让贤者来蒙蔽自己，就一定危险了。有人说：屈到爱吃菱角，周文王爱吃菖蒲腌菜，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美味，但两位贤人仍然喜爱它们，可见所喜爱的东西未必美味。晋灵侯喜欢参无恤，燕子哙认为子之贤能，但他们都不是正直贤能之士；两位君主尊崇他们，可见所认为贤能的人未必贤能。不是贤能的人却把他当贤能而任用，同爱一个人而任用他没有区别。真正贤能而举用他，同任用所宠爱的人，情形不同。所以楚庄王举用叔孙而成就霸业，商纣王任用费仲而灭亡，这都是任用所谓贤能者却导致相反结果的例子。燕子哙虽然举用了他认为贤能的人，实际上却同任用所宠爱的人一样，卫国的情形又何尝不同呢？这样看来，侏儒的话还不能算是正确的见解。君主受到蒙蔽却不知道，等到已经被人看见蒙蔽之后才知道，因此才罢退蒙蔽君主的臣子，这是增加了明察。有人说：不增加明察而让贤者蒙蔽自己，就一定危险；如今已经增加了明察，那么即使被蒙蔽，也一定不会危险。《韩非子》卷十六完。“上”误作“止”，依陈奇猷之说改正。“之”误作“五”，依陈奇猷之说改正。“叶”误作“筑”，据陈奇猷本改正。此处脱漏“禁於微”三字，据陈奇猷之说补入。“比”明显是“此”的误字，应改正。“自”误作“目”，应改正。“自”误作“曰”，应改正。“爱”误作“受”，依陈奇猷之说改正。“离”误作“谓”，据陈奇猷本改正。“於”字为衍文，应删去。“主”字应为衍文，据迂评本删去。“日”明显是“曰”的误字，应改正。《韩非子》卷十七。《难势》第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