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法第四十三

译慎子说：飞龙乘着云，腾蛇游于雾；云散雾消，龙蛇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失去了它们所凭借的东西。因此，贤能的人被不肖者屈服，是因为权势轻、地位低；不肖者能够使贤能者服从，是因为权势重、地位尊。尧还是平民时，连三个人也不能治理；桀做天子，却能使天下混乱。我由此知道，权势地位足以凭恃，而贤能智慧不值得羡慕。弩力虽然弱而箭射得高，是因为借助了风力；自身不肖却能使命令得到执行，是因为得到众人的助力。尧以平民身份教导人，百姓不听；等到他面南而称王天下，命令就执行，禁令就停止。由此看来，贤能智慧还不足以使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足以使贤者屈服。应慎子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凭借云雾的权势。即使如此，选择贤者而专门依靠权势，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吗？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有云雾的权势，能够乘云游雾，是因为龙蛇的资质优美。如今云气盛大而蚯蚓不能乘云，雾气浓厚而蛆不能游雾；有盛云浓雾的权势却不能乘游，是因为蚯蚓、蛆的资质浅薄。如今桀、纣面南称王天下，以天子的威势作为自己的云雾，天下却没有免于大乱，是因为桀、纣的资质浅薄。假如让尧凭借桀、纣那样的权势治理天下，那么他的权势同桀、纣造成天下混乱的权势有什么不同呢？权势并不能保证贤者使用它就一定成功、不肖者使用它就一定失败；贤者使用它，天下就安定，不肖者使用它，天下就混乱。人的性情中，贤者少而不肖者多；用威势的便利去帮助乱世中的不肖之人，所以以权势扰乱天下的多，以权势治理天下的少。权势对于治理有利，对作乱也有利，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会飞进城邑择人而食。让不肖者乘上权势，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桀、纣筑高台、挖深池，耗尽百姓的力量；设置炮烙，伤害百姓的性命。桀、纣能够完成这四种暴行，是因为南面为王的威势给他们添了翅膀。假如桀、纣只是平民，还没有实行其中任何一件暴行，自己就已经遭受刑戮了。权势是滋养虎狼之心、促成暴乱之事的东西，这是天下的大患。权势对于治乱有根本和末节之分；如果只说权势足以治理天下，那么他的见识就太浅薄了。良马配坚车，让奴仆驾驭，就会被人嘲笑；让王良驾驭，就能每天行驶千里。车马并没有不同，有时能到千里，有时却被人嘲笑，这是因为驾驭者的巧拙相差很远。如今把国位比作车，把权势比作马，把号令比作缰绳，把刑罚比作鞭策；让尧、舜驾驭它，天下就安定，让桀、纣驾驭它，天下就混乱，这就是贤与不肖相差很远。想要追求快速、到达远方，却不知道任用王良；想要进取有利、除去祸害，却不知道任用贤能，这就是不懂得类比的祸患。尧、舜也不过是治理百姓的王良。又有人回应说：那个人认为权势足以凭恃来治理官府。客人说必须等待贤者才能治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权势这个东西，名称相同而变化无数。如果权势必然取决于自然条件，就没有必要谈论权势了。我所说的权势，是指人所设置的权势。今天尧、舜得到权势便治理天下，桀、纣得到权势便使天下混乱，我并不是认为尧、桀的情况不是这样。即使如此，权势也不是一个人所能设置的。尧、舜生来就在君位，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使天下混乱，这是权势本身能够治理。桀、纣也生来就在君位，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这是权势本身造成混乱。所以说：权势使天下安定，就不可使它混乱；权势使天下混乱，就不可使它安定。这是自然形成的权势，不是人所能设置的。至于我所说的，只是指人所能掌握的权势，哪里还需要贤者呢？怎样说明这一点呢？客人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坚固，没有东西能刺穿；过了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锋利，没有东西不能刺穿。有人回应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那人无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刺不穿的矛，在名义上不能同时成立。贤者的作用是不可禁止的，而权势作为治道却没有不能禁止的事；把不可禁止的贤者同能够禁止一切的权势并列，正是矛盾的说法。贤者与权势不能同时成为治理依据，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况且尧、舜、桀、纣，千代才出一个，哪里会接踵而生呢？世间的治理不会因此中断。我所说的权势，是指中等情况。中等之人，向上比不上尧、舜，向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只要掌握法令、处在权势地位上，国家就能治理，背弃法令、离开权势，国家就会混乱。如今废弃权势、背弃法令而等待尧、舜，只有尧、舜到来才治理，这是千代混乱而一代治理。掌握法令、处在权势上而等待桀、纣，只有桀、纣到来才混乱，这是千代治理而一代混乱。千代治理而一代混乱，与一代治理而千代混乱相比，就像驾着骏马而分道奔驰一样，相差也太远了。抛弃校正弓弩的法则，去掉度量的标准，即使奚仲来造车，也不能做成一个车轮。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势，放弃权势、搁置法令，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人人辩解，也不能治理三户人家。权势足以发挥作用，这一点也很清楚；有人却偏偏说必须等待贤者，那也不对。假如百日不吃饭而等待吃粱肉，饿了的人不会活下来。如今等到尧、舜这样的贤者出现才治理当世百姓，就像等待粱肉来救治饥饿一样。我不同意所谓良马配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被嘲笑、让王良驾驭就每天行千里的说法。如果等待善于渡海的越人来救援中原落水的人，越人虽然善于游水，落水者却已经不能得救了。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也同等待越人救落水者一样，显然不可行。良马配坚车，每行五十里设置一个驿站，让中等水平的车夫驾驭；若要追求快速、到达远方，也可以做到，每天行千里又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如果不让王良来驾驭，就一定会让奴仆把车驾坏；治理国家如果不让尧、舜来治理，就一定会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种滋味不是糖蜜，必定就像苦菜、荠菜一样。这不过是堆积辩说、累加言辞，离开道理而丧失方法，是两种错误议论，怎么可以拿来诘难、当作违背道理的话呢？客人的议论还没有涉及这一层。《问辩》第四十一。

译有人问：辩说是从哪里产生的？回答说：产生于君上不明察。问的人说：君上不明察会导致辩说产生，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明主治理国家，君主的言语是最尊贵的，法令是最适用的。言语不能有两个同样尊贵的标准，法令不能有两个同样适用的标准，所以言语和行为不合乎法令的，一定禁止。若有人没有遵守法令，却能凭借欺诈、应变来谋利、揣度事情，君主就应采纳他的话而考察实际结果；说得对就有大利，说得不对就有重罪。因此愚昧的人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聪明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这就是没有辩说的原因。乱世则不是这样：君主有命令，百姓却用文饰的学说非难它；官府有法令，百姓却用私行歪曲它；君主反而渐渐轻视自己的法令，尊重学者的智谋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文饰之学多的原因。言语和行为，应当以功用作为它们的靶子。把箭磨利后胡乱射出，箭头偶尔也能射中秋毫，却不能说射箭高明，因为没有固定的准星和靶子。设置五寸的靶子，距离十步，若不是羿、逢蒙就不能每次射中，这是因为有固定标准。因此，有固定标准时，羿、逢蒙用五寸靶子射中才算高明；没有固定标准时，胡乱射出而射中秋毫反而被认为笨拙。如今听取言论、观察行为，却不以公共功用作为靶子，即使言论极其明察、行为极其坚定，也只是胡乱射出的言论。所以乱世听取言论，把难以理解当作明察，把博学多文当作善辩；观察行为，把脱离群体当作贤能，把冒犯君上当作抗争。君主喜欢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而抗拒的行为。因此制定法术的人、确立取舍行为的人、区别言辞争论的人，没有人替他们校正。所以穿儒服、佩宝剑的人多，耕田作战的士卒少；坚白、无厚之类的辞章流行，而宪令法度却衰息。因此说：君上不明察，辩说就产生。《问田》第四十二。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会因袭卑下的地位来求见君主，圣人不会因为没有功劳而被上级接见。如今阳成义渠是明智的将领，却被置于毛伯之职；公孙亶回是圣明的宰相，却被关在州部之中。这是什么原因？田鸠说：没有别的特殊原因，是因为君主有法度、上级有治术。况且您难道没有听说，楚国任用宋跻而丧失政权，魏国任用冯离而亡国吗？这两位君主被声辞驱使，被辩说迷惑，没有在毛伯之职上考察，也没有在州部之中检验，所以有丧失政权、亡国的祸患。由此看来，没有毛伯之职的考验、州部之中的检验，难道能成为明主的储备吗？堂溪公对韩子说：我听说，遵循礼制、谦让退避，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修养品行、收敛智巧，是成就事业的道路。如今先生建立法术、设置制度，我私下认为这对自身危险，对前途也很危险。用什么来证明呢？我所听说的先王之术是：楚国不任用吴起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商君之法而富强，吴起、商鞅二人的主张都正确；然而吴起被肢解，商君遭车裂，这是没有遇到合适时代和君主的祸患。能否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不可强求，祸患也无法排除；舍弃保全和成就的道路，放任危险的行为，我私下认为先生不应这样做。韩子说：我明白先生的话了。治理天下的权柄、整齐百姓的法度，实在很难处理。然而，我之所以废弃先王的教导而实行卑臣所取的办法，是因为我认为建立法术、设置制度，是使百姓获利、使众人便利的道路。因此不畏惧乱主昏君所带来的祸患，而一定思考怎样凭借百姓的资财使他们获利，这是仁智之人的行为。害怕乱主昏君的祸患，躲避死亡的危害，明知却不顾百姓的资财和利益，只求保全自身，是贪鄙之人的行为。我不忍做贪鄙之人的行为，也不敢损害仁智之人的行为。先王有宠幸臣子的意图，却造成严重伤害臣子的事实。《定法》第四十三。有人问：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种对国家更急需？回答说：不能比较。人十天不吃饭就会死，严寒盛作时不穿衣也会死。若问衣服和食物哪一样对人更急需，那是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样的，都是养生的工具。如今申不害讲“术”，公孙鞅施行“法”。“术”是根据任职而授予官职，按照名分考核实际，掌握生杀之权，考察群臣才能的办法，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法”是把宪令公布于官府，使刑罚一定落实于百姓，奖赏属于谨慎守法的人，惩罚施加于违犯法令的人，这是臣下所遵循的。君主没有“术”，上面就会弊病丛生；臣下没有“法”，下面就会混乱。这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的工具。有人问：只有术而没有法，只有法而没有术，为什么都不可以？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韩国是晋国分出的国家。晋国旧有的法令还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先君的命令还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颁布了。申不害不能专一地实行自己的法，不能统一宪令，因此奸邪很多。利益在旧法和先令一边，就遵循旧法和先令；利益在新法和后令一边，就遵循新法和后令；旧法与新法相反，前令与后令互相冲突，那么即使申不害十次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法歪曲他的言辞。因此，凭借拥有万乘之强的韩国，经过七十年仍没有成为霸王，虽然上面运用了“术”，却有法令在官府没有得到认真整饬的祸患。公孙鞅治理秦国，设置告发连坐，考核实际功劳；把百姓编入什伍，使他们承担共同罪责；奖赏丰厚而守信，刑罚严重而必然执行。因此秦民用力劳作而不休息，追逐敌人即使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富足、军队强盛。然而秦国没有“术”来察知奸邪，只是凭借富强资助了臣下而已。孝公、商君死后，惠王即位，秦法还没有败坏，张仪却用秦国来为韩、魏殉利。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又用秦国为周国谋利。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过韩、魏向东攻打齐国，五年之中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只修筑了他的陶邑封地。应侯攻打韩国八年，成就了他的汝南封地。从此以后，所有利用秦国的人都属于应侯、穰侯这一类。所以战争取胜，大臣就尊贵；土地增加，私人封邑就建立，这是因为君主没有“术”来察知奸邪。商君即使十次整饬他的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他的成果。因此，凭借强秦的资财，几十年仍不能成为帝王，是因为官府没有认真整饬法令、君主上面没有“术”的祸患。

译有人问：君主采用申子的“术”，官府实行商君的“法”，可以吗？回答说：申子对于“法”还没有完全理解。申子说：不越过官职权限，即使知道也不要说。治理事务不越过官职权限，可以说是恪守职守；知道却不说，却不能说没有过错。君主用一国人的眼睛来观察，所以没有谁看得比他更明；用一国人的耳朵来听，所以没有谁听得比他更聪。如今知道却不说，那么君主还凭借什么呢？商君的法令说：斩获一个首级，爵位升一级；想做官的，任五十石之官。斩获两个首级，爵位升二级；想做官的，任百石之官。官爵的升迁同斩首的功劳相称。如今如果有法令说：斩首的人改任医匠，那么房屋造不成，疾病也不能治好。工匠依靠手艺，医生依靠调配药物；如果凭斩首的功劳任用他们，就不符合他们的才能。如今治理官职需要智慧才能，而斩首依靠的是勇力。用勇力所取得的功劳来治理需要智慧的官职，就等于用斩首的功劳去任用医匠。因此说：申子、商君对于法术，都还没有做到尽善。《说疑》第四十四。大凡治理国家的根本，并不只是赏罚是否恰当。赏赐没有功劳的人，惩罚无罪的百姓，不能称为明察。赏赐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而且不找错对象，才是针对人的情况；但这还不能产生功劳、制止过错。因此，禁止奸邪的方法，最高明的是禁止其内心，其次是禁止其言语，再次是禁止其行为。如今世人都说，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一定要依靠仁义和智慧，却不知道使君主卑弱、使国家危险的，也必定可以借助仁义和智慧。所以有道的君主远离仁义，摒弃智巧，用法令使人服从。因此声誉广布、名望威严，百姓得到治理、国家得到安定，这才是懂得运用百姓的法术。凡是“术”，是君主用来掌握臣下的；“法”，是官吏所遵循的。至于使郎中每天在郎门之外听闻治道，直到境内每天都能见到法令，也并不是难事。过去有扈氏有失法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国有优施。这六个人都是亡国之臣。他们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内心险恶来伤害外在事物，用小的谨慎来掩饰并证明自己的善行；称述往古，使良好的事情受到阻碍；善于迎合君主，以聚集精微小利；用君主所喜爱的事扰乱君主。这就是郎中、左右近臣一类人的作为。往代君主，有的得到这种人而自身安定、国家保存，有的得到这种人而自身危险、国家灭亡；得到这种人的名义相同，但利害相差千万，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不可不慎重选择。做君主的人如果确实明白臣下的这些情形，那么辨别贤能与不肖就会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上见利益而不欣喜，下临危难而不恐惧；有人把天下给他们，他们也不取；有了聚集污辱的名声，也不以享受五谷的利益为乐。见到利益不欣喜，君主即使厚加赏赐，也无法用它来勉励；面对危难不恐惧，君主即使施以严刑，也无法用它来威慑。这叫作不受命令的百姓。这十二人，有的在洞穴中伏身而死，有的在草木间枯槁而死，有的在山谷中饥饿而死，有的沉溺在水泉中而死。有这样的百姓，古代圣王都不能使他们为臣，当今时代又怎么使用他们呢？至于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这六个人做臣子时，都急于争辩、强行进谏，以压倒自己的君主。言语被听取、事情被实行时，他们就摆出像师徒一样的态势；一句话不被听取、一件事不被实行，就凌辱君主、用言语攻击君主，拿自身来与君主相抗；即使死去、家破，腰首分离、手足异处，也不以为难。这样的臣子，古代圣王尚且不能容忍，当今时代又怎么使用他们呢？至于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单、燕子之，这九人做臣子时，都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隐藏正道而实行私曲，在上逼迫君主，在下扰乱政务；借助外部力量扰乱内部，亲近下属来谋害君上，这并不难做到。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和有智慧的君主能够禁止；至于昏乱的君主，能看清他们吗？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襄、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人做臣子时，都早起晚睡，降低身份、委屈自身，锻炼心志、使意念纯白；明察刑法，治理官职来侍奉君主；进献善言，通晓道法，却不敢夸耀自己的长处；建立功业、办成事情，却不敢夸耀自己的劳绩；不惜毁坏家业来便利国家，牺牲生命来安定君主。他们把君主看作高天泰山般尊贵，把自身看作沟壑、锅灶般卑下；君主在国内享有显赫名声和广泛声誉，他们自身却不以承受沟壑、锅灶般的卑下为难。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乱的君主，尚且可以建立功业，何况遇到明君呢？这叫作成就霸王事业的辅佐。至于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竿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额、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这十二人做臣子时，都只考虑小利而忘记法义；进用时就遮蔽贤良，使君主昏暗；退处时就扰乱百官，制造祸难；都辅佐君主、迎合君主欲望，只要能使君主接受一项主张，即使毁灭国家、杀害众人也不以为难。有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圣王也恐怕会被夺取权力，何况昏乱的君主，怎么会不失去国家呢？有这种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笑柄。所以周威公自身被杀、国家分为两国；郑子阳自身被杀、国家分为三国；陈灵公死在夏征舒氏手中；楚灵王死在乾溪之上；随国亡于荆；吴国被越国吞并；知伯灭亡于晋阳城下；齐桓公死后七日尸体还无人收殓。因此说：谄谀之臣，只有圣王能够识别，乱主却亲近他们，所以最终身死国亡。圣主明王不是这样，内举人才不回避亲属，外举人才不回避仇敌；有才德就依据才德举荐，没有才德就依据没有才德惩罚。因此贤良不断进用，奸邪一并退却，于是一次举用人才就能使诸侯服从。记载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这五位君王所诛杀的，都是父兄子弟中的亲属；为什么他们被杀、家族破败呢？因为他们危害国家、伤害百姓、败坏法度，属于这一类人。考察圣主所举用的人，有的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有的在囹圄、缧绁、绳索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煮、割草放牧、喂牛等事务。明主并不以他们地位卑贱为羞，因为他们有能力使法令彰明、使国家便利、使百姓获利，于是举用他们，使自身安定、名声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