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一第三十六

译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符合文公所问的问题。凡是回答问题，都应当根据所问事情的大与小、缓与急来回答；所问的是高远重大的事，却用卑下狭小的事来回答，明主是不会接受的。如今文公问的是以少数对抗多数，雍季却回答说以后一定无所收获，这不是用来回答问题的。况且文公既不了解一时的权宜，也不了解万世的利益。交战而获胜，国家就安定，君主自身就稳固，军队强盛，威势树立；即使以后再无所得，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哪里还担心不能得到万世的利益？交战而不胜，国家灭亡，军队削弱，君主身死名灭，连挽救今天的死亡都来不及，哪里有空等待万世的利益？等待万世的利益，关键在今天获胜；今天获胜，关键在于欺骗敌人。欺骗敌人，万世的利益也就已经在其中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不符合文公的问题。况且文公也不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厌弃欺诈虚伪，并不是说要欺诈自己的百姓，而是请君主欺诈敌人。敌人，就是将要攻打的国家；以后即使再没有忠信，又有什么妨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如果论功劳，使晋国战胜楚国、击破楚军的，是舅犯的谋略。如果论言论的好处，雍季只是说以后将没有所得，这还算不上好话；舅犯却兼有这两方面。舅犯说礼节繁多的君子不厌弃忠信，是说忠信可以用来爱护臣下，诚信可以用来不欺骗百姓。既然已经能够爱护百姓而不欺骗他们，还有什么言论比这更好呢？但舅犯一定说欺诈虚伪，是因为那是军队作战的计谋。舅犯前面有好的言论，后来又使晋军获胜，所以舅犯有两项功劳，却反而后受赏；雍季一项功劳也没有，却反而先受赏。文公能够称霸，不也很合宜吗？孔子并不懂得正确地赏赐。孔子既然不懂得正确地赏赐，又怎么能随意感叹说“合宜”呢？历山的农夫侵占田界，舜到那里去耕种；一年以后，田界沟渠都端正了。相互谦让，所以田界才端正。黄河边的渔夫争夺水中的高地——水中高起的地方，是钓鱼的人凭借它垂钓的——舜到那里去捕鱼；一年以后，大家便互相谦让年长者。东夷烧陶的人制作的器物粗劣——苦窳，就是粗劣——舜到那里去制陶；一年以后，器物就坚固了。孔子感叹说：耕种、捕鱼和制陶，并不是舜的官职，也不是大人的事业；但舜前往亲自做这些事，是为了挽救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爱啊！于是亲自耕作，处在艰苦之中，百姓便跟从他。所以说，这是圣人的德行感化百姓吧。有人问儒者说：在这个时候，尧在哪里？儒者回答：尧做天子。那么孔子称赞尧为圣人，怎么说得通呢？尧在上位时，天下还有三个人作恶，孔子却请求把尧称为圣人，这又怎么说得通呢？圣人明察而处在上位，就应当使天下没有奸邪。如今耕种和捕鱼的人不争，陶器不粗劣，这些事如果是舜的德行感化造成的，那么舜还有什么功德呢？假如尧凭圣明处在上位，自然就应当有礼让，哪里需要舜来感化？如果说舜是在挽救败坏，那就是尧有过失。称贤的是舜，就要否定尧的明察；称圣的是尧，就要否定舜的德化；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楚国有个卖盾和矛的人，夸耀他的盾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穿。有人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个人无法回答。不能被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世。如今不能同时称赞尧、舜，这正是矛盾的说法。况且舜挽救败坏，一年只能改正一个过失，三年只能改正三个过失；舜的寿命有尽，而天下的过失没有尽头，用有限的寿命去追逐无穷的过失，能够停止的地方很少。用赏罚使天下人一定实行某事，下令说：符合标准的赏赐，不符合标准的诛杀。命令早晨下达，晚上就改变；晚上下达，早晨又改变，十天之内海内就完全改变了，哪里还要等一年？舜尚且不采用这种办法劝说尧，让尧下令而依从自己，反而亲自去做，这不是没有方法吗？况且，让自己承受艰苦然后感化百姓，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处在权势地位上而骄傲对待下属，却是平庸君主容易做到的。将要治理天下，却放弃平庸君主容易做到的事，反而遵循尧、舜难以做到的事，这样的人不能和他共同处理政事。管仲病重时，齐桓公前去探问说：仲父病了，如果不幸去世，我将要向寡人留下什么告诫？管仲说：如果不是君王您发问，臣本来就正要请求进言。希望君王除去竖刁，清除易牙，疏远卫公子开方。易牙曾经替君王调味，君王只没有尝过人肉，易牙就把自己的长子蒸熟进献给君王。人的本性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如今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怎么能够爱君王？君王放纵自己，喜爱内宠，竖刁便自行阉割来管理宫内事务。人的本性没有不爱护自身的；他连自身都不爱，怎么能够爱君王？开方侍奉君王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不过几天路程，却抛下母亲，长期任职不回家。他连母亲都不爱，怎么能够爱君王？臣听说，矜饰虚伪不能长久，掩盖虚假不能持久。就是说，掩盖藏匿欺诈之事不能长久。希望君王除去这三个人。管仲最终去世，桓公却没有实行。等到桓公死后，尸体生了虫，虫子爬出，尸体也没有下葬。有人说：管仲告诫桓公的理由，并不是有法度之人的言论。他之所以要求除去竖刁、易牙，是因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却迎合君主的欲望。他说：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能爱君主？可是臣下尽力至死来为君主效劳的人，也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样说来，管仲也不应当被任用。若说连自己的死力都不爱惜，怎么能爱君主，那就是要除去忠臣。况且因为一个人不爱惜自身，便推测他不爱君主，这就像根据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战死，推测他不会为桓公战死一样；这样管仲也在应当被除去的人之列了。明主的治国方法不是这样：设置百姓所欲求的东西来求取他们的功劳，所以设置爵禄来鼓励他们；设置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他们的奸邪，所以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庆赏可信，刑罚坚定，所以君主能够在臣下有功时任用他们，奸邪自然不会在君主那里得到任用。臣下有功，就提拔任用他；奸邪自然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他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竭尽死力来同君主交易，君主拿爵禄来同臣下交易；君臣之间并不是父子般的亲情，而是计量利害的地方。君主计算臣下的力量，臣下计算君主的俸禄。君主有道，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无道，上面就会堵塞君主的明察，下面就会结成私党。管仲没有把这种法度和计数的道理明白地告诉桓公，只是让桓公除去竖刁；除去一个竖刁，还会有另一个竖刁到来，这不是断绝奸邪的方法。况且桓公之所以身死后尸体生虫、虫子爬出而不能下葬，是因为臣下的权势太重。臣下权势过重的实质，就是擅自专断君主。臣下能够擅自专断君主，君主的命令就不能贯彻到底，臣下的情况也不能上达；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绝君臣之间，使善恶成败不能被听见，祸福不能相通，所以才有尸体不能下葬的祸患。明主的治国方法是：一个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个官职不兼管多种事务；地位卑贱的人不必等待尊贵者引荐就能进言，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身边的人才能被召见。百官各司其职、上下通达，群臣像车轮辐条一样会聚。应该赏赐的人，君主亲自看见他的功劳；应该处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过。该看见、该了解的事情不在前面被堵塞，赏罚就不会在后面失误。可以赏的就赏，可以罚的就罚，没有什么能够堵塞它。哪里会有尸体不能下葬的祸患？管仲没有把这些话明白地告诉桓公，只是让他除去三个小人，所以说：管仲没有法度。

译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中，突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高赫列为受赏第一。张孟谈说：晋阳之战，高赫没有大功，如今为什么把他列为受赏第一？襄子说：晋阳之战时，寡人的国家危急，社稷将要覆亡。我的群臣没有不带有骄傲轻侮之意的，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把他列在前面。孔子听说后说：襄子真会赏赐啊！赏赐一个人，天下做臣下的就没有谁敢失去礼节了。有人说：孔子并不懂得正确地赏赐。善于赏罚的君主，应当使百官不敢侵夺自己的职权，群臣不敢失去礼节；君主在上面设置法令，臣下在下面没有奸诈之心，这样才可以说善于赏罚。假如襄子在晋阳时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止住，那么襄子就没有国家，晋阳也没有君主了，还能和谁一起守城呢？如今襄子在晋阳，智氏引水灌城，臼灶中都生了龟，而百姓却没有反叛之心，说明君臣之间亲近。襄子既有君臣亲近的恩泽，又掌握命令能实行、禁令能止住的法令，却仍有臣下骄傲轻侮，这是襄子失于处罚。做臣下的人，趁着事情成功而立功，就应当受赏。如今高赫只是不骄傲轻侮，襄子却赏赐他，这是襄子失于赏赐。臣下不骄傲，只是符合臣下的礼节，并没有特别的善行，不应因此赏赐。明主的赏赐不加给无功之人，刑罚不加给无罪之人。如今襄子不诛杀骄傲轻侮的臣下，却赏赐没有功劳的高赫，襄子善于赏赐又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正确地赏赐。晋平公和群臣饮酒，酒兴正浓时，长叹说：没有什么比做君主更快乐了，只有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师旷陪坐在前面，拿起琴撞向他；晋平公掀起衣襟躲避，琴撞在墙上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刚才有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我撞他。平公说：那个人就是寡人。师旷说：啊。这是叹息声。这样的话不是做君主的人应当说的。左右侍从请求杀掉师旷。平公说：放了他，把这件事作为寡人的警戒。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君主的道义，师旷失去了臣下的礼节。君主因为臣下行为不当而诛杀臣下，这是君主对臣下的做法；臣下认为君主行为不当，就陈述劝谏，劝谏不被听取便疏远自身，这是臣下对君主的做法。如今师旷认为平公行为不当，却不陈述臣下的劝谏，反而实行君主诛杀臣下的行为，举琴亲自撞击君主身体，这是颠倒上下的地位，失去了臣下的礼节。做臣下的人，君主有过错就劝谏，劝谏不被听取，就轻视爵禄而等待君主改过，这是臣下的礼义。如今师旷不说明平公的过错，反而举琴撞击他的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师旷却把这种行为用于君主，这是极大的悖逆。臣下做出大逆之事，平公却高兴地接受，这是平公失去君主的道义。所以平公的行为不能彰明，否则会使君主过度听从而不觉察自己的过失；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彰明，否则会使奸臣仿效这种极端劝谏，粉饰弑君的方法。不能说两人的行为都正确，这实际上是两人的过错。所以说，平公失去了君主的道义，师旷也失去了臣下的礼节。齐桓公时，有个隐士叫小臣稷。桓公三次前往都没有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平民中的士人如果不轻视爵禄，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换万乘之主的东西；万乘之主如果不喜好仁义，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礼遇平民士人的。于是桓公第五次前往，才得以见到他。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仁义，就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一个国家的患难，不回避卑下和屈辱。伊尹因为认为中原混乱，就引导自己到商汤那里做厨宰；百里奚因为认为秦国混乱，就引导自己到秦穆公那里做俘虏。他们都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一个国家的患难，不以卑下屈辱为辞，所以称为仁义。如今桓公凭借万乘之国的权势降低身份去拜访一个匹夫之士，是想同他一起忧虑齐国；小臣稷却不前往相见，这说明他忘记百姓。忘记百姓，不能称为仁义。仁义，是不失去臣下的礼节，不破坏君臣的地位。因此，在四境之内，执持符节会见诸侯、入朝天子的人，名义上称为臣；臣下和官吏分别承担职务、接受政事，名义上称为百姓。如今小臣稷处在百姓之中，却违背君上的愿望，所以不能称为仁义。小臣稷既没有仁义，桓公却反而以礼相待，使小臣稷凭借自己的智慧才能逃避桓公的任用，这是隐逸。德行修养好了却隐居，不肯被臣君任用，所以应当施刑；如果没有智慧才能，却空自骄傲自夸，使桓公受欺骗，那就是诬罔，应当杀戮。小臣稷的行为，不受刑罚就应当受戮。桓公不能掌握君臣的道理，却礼遇应受刑戮的人，这是桓公把轻视上级、侮慢君主的风气教给齐国，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靡笄之战，是晋国攻打齐国。靡笄是山名。韩献子将要斩人，郄献子听说后，驾车前往营救；等到达时，那人已经被斩了。郄献子于是说：为什么不把尸体示众？他的车夫说：您先前不是要来救他吗？郄献子说：我难道敢不分担诽谤吗？有人说：郄献子的话不能不仔细考察，并不是分担诽谤。韩献子所斩的人，如果是罪人，就不能救；救罪人，是败坏法令的做法；法令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不是罪人，却劝说把他示众；劝说示众，是加重无罪之人的罪名。已经斩杀无罪之人，又把尸体示众，这是加重无罪。加重无罪，是百姓产生怨恨的原因；百姓怨恨，国家就危险。郄献子的话，不是导致危险，就是导致混乱，不能不仔细考察。况且韩献子所斩的人如果是罪人，郄献子还分担什么诽谤？如果被斩者不是罪人，那么既然已经斩了，郄献子才赶到；这说明韩献子的诽谤已经形成，郄献子又来得太晚。郄献子说要把尸体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诽谤，反而又产生示众的诽谤。示众之人既然无罪，就又增加了一项诽谤。这就是郄献子所谓分担诽谤。过去纣王设置炮烙，崇侯、恶来又说应斩断涉水者的小腿，这哪里是分担纣王的诽谤？只是帮助制造虚假的说法，反而增加诽谤。况且百姓对君上的期待很高。韩献子没有做到，不能斩杀的人被斩，百姓认为他无罪；百姓还期待郄献子能够查清并纠正韩献子的错误。如今郄献子也没有做到，百姓就对君上彻底绝望了。君上听到恶行，百姓还能够有什么希望？所以说，郄献子的话不是分担诽谤，而是增加诽谤。况且郄献子前往营救罪人的时候，是认为韩献子的行为不对；但他不说明韩献子为什么不对，反而劝他把尸体示众，这会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既使下面的百姓对上面绝望，又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还没有看出郄献子凭什么能够分担诽谤。齐桓公解开管仲的束缚，任命他为相。管仲说：臣已经得到宠信了，但地位还低。桓公说：让您位居高氏、国氏之上。管仲说：臣已经尊贵了，但还很贫穷。桓公说：让您拥有三归之家。管仲说：臣已经富有了，但还很疏远。于是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就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请求位居高氏、国氏之上；认为贫穷就不能使国家富裕，所以请求三归之家；认为关系疏远就不能治理亲近之人，所以让自己处在仲父之位。管仲并不是贪婪，而是为了便利治理国家。

译有人说：如今即使让奴仆奉君主的命令去召告卿相，也没有人敢不听从；这并不是卿相地位低而奴仆尊贵，而是君主的命令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不服从。如今假使管仲施行政令不依凭桓公，就是没有君主，意思是说他擅自发布命令，所以说“不依凭”。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治理；如果他借助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那么这正是奴仆能够使人信服的原因，哪里还需要等到有高氏、国氏、仲父的尊贵地位之后才能施行？当时处理事务的都丞，是地位低下的宦官；都丞奉命传达征召和命令，不回避尊贵者，也不因自己卑贱而退避。两个官职虽然卑下，但奉行命令、传达诏令，也不因为对方尊贵就回避，不因为自己卑贱就屈从。因而，依法施行事务时，即使是巷伯也能使卿相信服；不依法施行时，即使是大官也会在百姓面前屈服。如今管仲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彰明法令，却只增加自己的宠信和爵位；这不是管仲贪图富贵，就是昏暗而不懂得统治方法。所以说：管仲的行为有失，霄略的赞誉过分。韩宣王问樛留：我想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从前魏国同时任用楼缓、翟璜，因而丧失西河；楚国同时任用昭氏、景氏，因而丧失鄢郢。昭、景，是楚国的两个姓氏。如今君王同时任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定会争夺政事，并向外与邻国私下交易，借此显示自己的利益，所以叫作“外市”。这样国家必然忧患。有人说：从前齐景公同时任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任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任用两个臣子就会造成国家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也不能称王了。愍王只任用淖齿一人，便在东庙被杀；主父只任用李兑一人，便减少食物而死。君主有统治方法，同时任用两人就不会成为祸患；君主没有统治方法，同时任用两人，他们就会争夺政事、向外交易；只任用一人，则会形成专制，甚至劫持、弑杀君主。如今樛留没有用统治方法规劝君上，只让君主放弃同时任用二人而改用一人；这样即使没有西河、鄢、郢的忧患，也必然会有自身被杀、减食而死的祸患。由此可见，樛留还没有真正懂得正确的进言之道。《难二》第三十七。齐景公经过晏子身边，对他说：“你的住宅太小，又靠近市场，请把你的家迁到豫章的园圃去。”晏子拜了两拜辞谢说：“我晏婴家贫，要靠到市场买食物过日子，早晚都要赶往那里，不能迁得太远。”景公笑道：“你家靠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吗？”当时景公滥施刑罚，晏子回答说：“受刖刑的人所穿的鞋子很贵，而普通鞋子很便宜。”景公问：“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刑罚太多。”景公于是回头看着左右，面色改变，说：“难道我是暴虐的吗？”于是减少了五种刑罚。有人说：晏子说刖刑之人的鞋子贵，并不是他的真实看法，只是想借此方便辞谢迁居，以阻止刑罚过多；他是在被追问后才这样回答，并非经过深思熟虑。国家混乱而重新振兴，难道是因为厌恶刑罚多吗？关键在于刑罚用得当还是不当，不在于多少。这里说的是没有考察治理的祸患。刑罚用得当，多少都不算多；用得不当，即使很少，仍然会被认为太多。没有说明刑罚是否得当，却只拿刑罚太多来劝说，这是没有治国方法的祸患。败军之罪，处死的人数以千百计，军队仍然败退不止。即使治理乱国时使用刑罚，唯恐不够，奸邪也未必能尽除。如今晏子不考察刑罚是否得当，却以刑罚太多为说辞，不也荒谬吗？怜惜杂草，就会损害禾苗；宽容盗贼，就会伤害良民。如今放宽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使奸邪获利而使善人受害，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齐桓公有一次饮酒醉后丢失了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管仲说：“这不是治理国家者的耻辱，您为什么不借此政事来洗雪它呢？”桓公说：“这个办法很好。”于是打开困仓，赐给贫穷的人；审理囹圄中的案件，释放罪轻的人。过了三天，百姓歌唱说：“君公为什么不再丢一次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替桓公在小人面前洗雪丢帽子的耻辱，却使桓公在君子面前产生了新的耻辱。桓公打开仓廪赈济贫穷者、审理囹圄而释放轻罪者，本来不是合乎义的事，不能因为想洗雪耻辱就把它说成合乎义。桓公平日若本来就有行义的打算，只等丢了帽子才实行，那么这就是桓公在行义，而不是为了丢帽子。这样虽然在小人面前洗雪了丢帽子的耻辱，却也在君子面前留下了抛弃义的耻辱。况且打开仓廪赐给贫穷者，是奖赏没有功劳的人；审理囹圄而释放轻罪者，是不惩罚有过错的人。奖赏没有功劳的人，百姓就会苟且侥幸，指望从君上得到赏赐；丢了帽子便得赏，人人就会常常盼着丢帽子。不惩罚有过错的人，百姓就不会受到警戒而轻易作恶，这正是祸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雪耻辱呢？从前文王侵伐孟国，攻克莒国，举兵攻取酆地，三次举动使纣王憎恶他。文王于是害怕，请求献出雒西之地和赤壤之国，方圆千里，以请求解除炮烙之刑，天下人都很高兴。仲尼听说后说：“文王真仁慈啊！轻视方圆千里的国土，却请求解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千里土地，却得到了天下人的心。” 有人说：仲尼把文王看作聪明人，不也过分了吗？所谓聪明，是知道祸患所在而避开它，因此自身不会遭受祸患。假如文王之所以被纣王憎恶，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民心，那么他用取得民心来解除纣王的憎恶，当然可以。可是纣王正因为文王大得民心才憎恶他，文王又以轻让土地来收取民心，这就更加引起纣王的怀疑了。这本来就是文王被拘禁在羑里的原因。郑长者说过：“体察道，不妄为，也不显露自己。”这句话最适合文王；如果这样做，就不会使人怀疑他。仲尼把文王看作聪明人，却没有谈到这一层。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我不知道这是君主的力量呢，还是臣子的力量呢？”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制，宾胥无善于削裁缝补——这是说他增加或减少事务，像女工剪裁、削减、弥缝一样；隰朋善于镶边——这是说他增饰事务，像女工给衣服镶边一样。衣服做成以后，君主举起来穿在身上，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君主有什么力量呢？”师旷伏在琴上笑了。晋平公问：“太师为什么笑？”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这样回答君主。凡是做臣子的，就像厨师调和五味献给君主，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请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如同土地，臣子如同草木，必须土地肥美，草木才能茂盛高大；这也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