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道藏韩非子十

和氏第十三

道藏 · 正统道藏太清部 · 已译 · 第 23–23 段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9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10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於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主用术而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於耕农,而游士危於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奸劫弒臣第十四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辛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臣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党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简公者也。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於前,则赏罚必用於后矣。人言成明於圣人之术,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於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者也。从是观之,则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

译楚国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厉王。厉王让玉人鉴定它,玉人说:“这是石头。”厉王认为和氏在欺骗自己,于是砍断了他的左脚。厉王去世后,武王即位,和氏又捧着那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人鉴定,玉人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和氏在欺骗自己,于是砍断了他的右脚。武王去世,文王即位,和氏便抱着玉璞在楚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了,接着又哭出了血。文王听说后,派人问他原因,说:“天下被砍断双脚的人多了,您为什么哭得这样悲痛呢?”和氏说:“我并不是悲伤自己的双脚被砍断,而是悲伤宝玉被说成石头,忠贞之士却被说成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文王于是让玉人加工那块玉璞,果然得到宝玉,便命名为‘和氏之璧’。珠玉是君主所急切需要的东西。和氏献上的玉璞虽然还没有加工得美好,也还没有成为对君主有害的东西,然而他的两只脚仍被砍断,玉璞才得到鉴定;鉴定宝玉竟然如此艰难。如今君主对于法术,未必像急需和氏璧那样急切,却要禁止群臣、士人和百姓的私欲邪行。这样看来,有道之士之所以没有被杀,只不过是帝王的玉璞还没有献上罢了。君主采用法术,大臣就不能擅自决断,近臣也不敢借君主宠信抬高身价。官府施行法令,浮游懒散的百姓就会趋向耕作,而游说之士在战阵中便会感到危险。这样,法术反倒成了群臣、士民的祸害。君主如果不能违背大臣的议论、超越百姓的诽谤,独自周全地遵循道术之言,那么法术之士即使死到临头,道术也终究不会被论定、推行。从前吴起把楚国的风俗和弊病告诉楚悼王,说:“大臣权势太重,受封的君族太多,这样上面就会逼迫君主,下面就会虐待百姓,这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衰弱的办法。不如规定封君的子孙传至三代便收回爵禄,废除众多官吏的俸禄等级,削减不急需的旁支官职,用这些资源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人。”悼王推行了这套办法一年便去世了,吴起在楚国被肢解。商君把连接什伍、设置告发连坐之罪、焚烧《诗》《书》而彰明法令、堵塞私人请托而成就公家功业、禁止游宦之民而显扬耕战之士等办法告诉秦孝公。孝公推行这些办法,君主因此尊贵安定,国家因此富足强盛;八年后孝公去世,商君在秦国被车裂。楚国不采用吴起的办法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商君的法令而富强;两人的话都已经正确了,然而为什么吴起被肢解、商君被车裂呢?因为大臣苦于法令,平民厌恶治理。如今的世道,大臣贪恋权重,平民习惯混乱,比秦、楚的风俗更严重;而君主又没有悼王、孝公那样听取意见的态度,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两人的危险来彰明自己的法术呢?这就是当世混乱而没有霸王的原因。《奸劫弑臣》第十四 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受宠信的权势。因此,君主喜欢什么,臣下就跟着称赞;君主憎恶什么,臣下就借机诋毁。一般人的大致情形是,取舍相同就彼此认同,取舍不同就彼此反对。如今臣下所称赞的,正是君主所认同的,这叫作取舍相同;臣下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叫作取舍相同地舍弃。从来没有听说取舍相合却彼此违逆的,这就是臣下取得信任和宠幸的办法。奸臣一旦凭借信任和宠幸的权势来毁誉、进退群臣,而君主又没有法术和权数来驾驭他,没有用参验来审查他,就一定会因为他过去曾与自己意见相合,而相信他现在说的话。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欲的原因。所以君主必然在上面受到欺骗,臣下必然在下面权势加重,这叫作擅权专制的臣子。国家有这样的臣子,下面的群臣就不能充分发挥才智和力量来陈述忠心,百官也不能奉行法令来建立功绩。为什么能说明这一点?趋向安逸和利益、避开危险和祸害,是人的本性。如今做臣下的,尽力建立功绩、竭尽才智陈述忠心,自己却困顿、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这种做法的祸害;反过来谋求奸邪私利来蒙蔽君主,拿财物侍奉权贵大臣的人,自己尊贵、家庭富足,父子都受到这种做法的恩泽。人怎么能够舍弃安逸获利的道路,反而走向危险受害的处境呢?治理国家如果是这样错误,而君主还想让臣下不作奸、官吏奉法,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左右近臣知道,忠贞守信不能带来安逸和利益,必定会说:“我以忠信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得安定,就像盲人想要辨别黑白,必定没有希望。若想依靠道德教化、实行正理,不趋附富贵来侍奉君主并求得安定,就像聋子想辨别清浊的声音,更没有希望。这两条路都不能带来安定,我怎么能不互相勾结、蒙蔽君主、做奸邪私事来迎合权贵呢?”这样的人必然不会顾及君主的道义。百官也知道,端方正直不能带来安定,必定会说:“我以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安定,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方画圆,必定没有希望。若想守法、不结党营私而治理官务来求安定,就像用脚去搔头顶,更没有希望。这两条路都不能带来安定,我怎能不废弃法令、行私事来迎合权贵呢?”这样的人必然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因此,用私事侍奉权重大臣的人多了,用法令侍奉君主的人少了。于是君主在上孤立无援,臣下在下结成党羽,这就是田成杀害齐简公的原因。有法术的臣子为臣之道,是把法度和权数的言论付诸实行:上面使君主明白法令,下面使奸臣困窘,从而尊奉君主、安定国家。因此,法度权数的言论如果在前面得到实行,赏罚就一定会在后面得到运用。人的言论要符合圣人的法术,而不能苟同世俗之言;要依据名实来确定是非,凭借参验来审查言辞。因此,左右近习之臣知道,弄虚作假不能求得安定,必定会说:“我如果不去掉奸邪私行,竭尽力量和才智来侍奉君主,反而相互勾结,任意毁誉,以求安定,就像背负千钧重物,陷入深不可测的深渊却想求生,必定没有希望。”百官也知道,作奸谋利不能求得安定,必定会说:“我如果不以清廉正直奉行法令,反而怀着贪污之心曲解法令来谋取私利,就像登上高山顶峰后坠入险峻深谷却想求生,必定没有希望。”安危的道路既然这样明白,左右近臣怎能用虚假言辞迷惑君主,百官又怎敢靠贪污来搜刮百姓?因此臣下能够陈述忠心而不受蒙蔽,下面的人能够守住职分而不怨恨。这就是管仲用来治理齐国、商君用来使秦国强盛的办法。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护我的办法,而不依赖人们因为爱护我才为我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