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第四十九

译古时候，男子不耕作，草木的果实就足以供给食物；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就足以供给衣服。不劳作也能满足生活需要，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相争。因此，丰厚的赏赐无须实行，严厉的刑罚也无须使用，人民自然就能安定治理。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还不算多，一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已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而财物少，劳作辛苦而供养不足，所以人民相争，即使把赏赐加倍、刑罚累加，也不能免除混乱。尧统治天下时，茅屋的茅草不加修剪，屋椽只用粗木而不加雕琢，吃粗米饭，喝藜藿做的羹汤；冬天穿麑皮衣，夏天穿葛布衣，即使看守城门的人所穿所吃，也不会比这更差。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耒和锸，做人民的先导，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奴仆囚徒的劳作，也没有比这更辛苦的。由此说来，古代那些让出天子之位的人，不过是舍弃看门人的生活，离开奴仆囚徒的劳作罢了。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难道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吗？如今的县令，一旦本人死去，子孙几代都能乘坐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因此，人们对于辞让天子之位，反而轻易；对于放弃今天的县令之位，却很为难，这是因为其中贫富厚薄的实际情况不同。住在山上、到山谷取水的人，逢腊祭时互相赠送清水。山谷里的水难以取得，所以要节省用水，彼此赠送。住在沼泽、苦于水患的人，就雇人挖开水道。沼泽地区苦于水患，所以要花钱雇人出力，挖通水沟。因此，荒年春天，幼小的弟弟也不能得到粮食；并不是幼弟不可怜，而是粮食实在不足。丰年秋天，关系疏远的客人也一定得到饭食；并不是疏远骨肉、爱客胜过爱亲，而是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容易让出财物，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如今人们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鄙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辞让天子之位很轻易，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争夺土地和财物，并不是因为地位低下，而是因为权势重要。因此，圣人议论财物的多少、情况的厚薄，并据此制定政治。刑罚轻，并不是因为仁慈；诛罚严，也不是因为暴戾，而是按照风俗情况来施行。所以，事情要根据时代而定，准备要适合事情的需要。古时候，周文王居住在丰、镐之间，土地方圆不过百里，施行仁义而使西戎归附，终于称王于天下。徐偃王居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割让土地前来朝拜的有三十六国。楚文王害怕徐偃王危害自己，于是发兵攻打徐国，终于灭掉了它。所以，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适用于古代，却不适用于今天。因此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舜的时代，有苗不服，禹准备讨伐它，舜说：不可以。上天的德行还不够深厚，却使用武力，不合乎道义。于是舜整治教化三年，手执盾牌和大斧起舞，有苗才归服。共工作战时，铁制的锐利兵器能够刺伤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及身体，这说明盾牌和大斧适用于古代，却不适用于今天。因此说：事情不同，防备也要改变。上古时代争的是道德，中古时代追求的是智谋，如今争的是气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齐人说：您的话不是不善辩，但我们所要的是土地，并不是您所说的这些话。于是齐国发兵攻打鲁国，距鲁国都城十里处划定边界。因此，偃王有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辩才智谋而鲁国土地被削减。由此说来，仁义、辩才、智谋，并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若去掉偃王的仁义，停止子贡的智谋，依靠徐、鲁的实力，使它们能够抵挡万乘之国，那么齐、楚的欲望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实现。古今风俗不同，新旧时代的防备也不同。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治来治理急迫时代的人民，就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却要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时势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称道先王兼爱天下，说这样人民就会把君主看作父母。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因此停止奏乐；听到死刑执行的报告，君主为之流泪。这就是他们所称举的先王。假如把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就一定能治理好，那么推论这句话，就是父子之间不会发生混乱了。人的性情中，没有什么比父母更优先，人人都受到父母的爱，却未必都能受到治理；即使深厚地爱护，怎么就一定不会混乱呢？如今先王爱护人民，不过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子女尚且未必不作乱，人民又怎么就一定会得到治理呢？况且依照法律执行刑罚，君主却为此流泪，这是用来表现仁慈，不是用来治理国家。流泪、不愿刑罚，是仁慈；然而不能不刑罚，是法律。先王以法律为重，不听从流泪的感情，那么仁慈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很清楚了。况且人民本来就服从权势，能够心怀仁义的很少。仲尼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品行、阐明道理，周游天下；天下人喜爱他的仁德，赞美他的义行，但愿意为他服役的只有七十人，大概是因为看重仁德的人少，能够实行义行的人难。所以上天下之大，愿意为他服役的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只有一个人。鲁哀公是下等的君主，却面向南方统治国家，境内人民没有谁敢不称臣。人民本来就服从权势，权势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而做了臣子，而哀公这个顽劣的人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心怀哀公的仁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因此，若依仁义而论，仲尼不会服从哀公；若凭借权势，哀公反而能使仲尼称臣。如今学者游说君主，不凭借必胜的权势，却致力于实行仁义，便说这样可以称王，这就像要求君主一定能赶上仲尼，并且把世间普通人民都看作列徒一样，仿佛他们都能成为孔门七十弟子。这在道理上必定行不通。如今有不成材的儿子，父母责怒他，他不改；乡里人责备他，他不动心；师长教导他，他也不改变。父母的爱、乡人的品行、师长的智慧这三种美德都加在他身上，他最终却连腿毛也不动一下，仍不改过。州、部的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推行公法，搜捕奸人，这样以后他才恐惧，改变自己的节操，改换自己的行为。所以父母的爱不足以教导孩子，必须等到州部严厉的刑罚，正说明人民本来会因受宠爱而骄纵，却听从威势。十仞高的城墙，楼季不能翻越，是因为城墙陡峭；千仞高的山，跛脚的母羊却容易放牧，是因为地势平坦。因此，明君一定使法令严峻，使刑罚严厉。普通的布帛，即使有寻常那么长，庸人也不肯放下；熔化的黄金有百溢之多，盗跖也不会拾取。黄金已经熔化流动，即使数量很多，盗跖也会丢弃而不拾取。不必损害身体，就不会放下寻常的布帛；必然伤害手，就不会拾取百溢黄金。因此，明主施行诛罚一定要使人感到必然受害。赏赐没有比丰厚而可信更好的，要使人民以得到它为利；刑罚没有比严厉而必然执行更好的，要使人民畏惧；法令没有比统一而固定更好的，要使人民明白。所以君主施赏不改变，施诛不赦免；赞誉辅佐赏赐，诋毁随着刑罚而来，这样贤能者和不肖者都会竭尽力量。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有功就给他爵位，却贬低那些从事士官职务的人。

译因为有人耕作，就奖赏他，却轻视他的家业；因为有人不收敛，就排斥他，却抬高他轻视世俗的行为；因为有人触犯禁令，就治他的罪，却称许他有勇气。诋毁与赞誉、赏赐与刑罚所施加的对象彼此矛盾错乱，所以法令禁制败坏，人民更加混乱。如今弟兄受到侵害就一定去攻击对方，被称为廉洁；世人称他们为有廉耻节操的人。知道朋友受辱便跟随他去报仇，被称为贞正。廉洁、贞正的行为形成了，却触犯了君主的法令。君主尊重贞正廉洁的行为，却忘记了触犯禁令的罪过，所以人民竞相逞勇，官吏不能制胜。不劳作而能获得衣食，就被称为能干；不参加战斗攻伐而受到尊崇，就被称为贤能。贤能的行为形成了，军队就削弱，土地就荒芜。君主喜爱贤能的行为，却忘记军队弱、土地荒的祸患，于是私人行为得以成立，国家公利反而消灭。儒者凭借文辞扰乱法令，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而君主却同时以礼相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律的人有罪，但那些先生却凭借文学获得名位；触犯禁令的人应受诛杀，但群侠却凭借私人武力得到供养。因此，法律所否定的，正是君主所取用的；官吏所诛杀的，正是上面所供养的。法律与上下各方四面相反，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实行仁义的人本不应受到称誉，称誉他们就会损害功业；讲习文学的人本不应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令。楚国有个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他对君主直，却对父亲不正，应当把他告发父亲的行为作为罪过惩罚。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就是父亲的暴子。鲁国有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战三次败退，仲尼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我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了。仲尼认为这是孝行，提拔了他。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叛臣。因此，令尹诛杀直躬，楚国的奸行便不会上报；仲尼奖赏那个鲁人，鲁国人民便容易逃跑退败。上下双方的利益竟然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把普通人的行为一概同时推举，还想以此求得国家的福祉，必然不可能成功。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时，把自己环绕自己的称为“私”，背离“私”的称为“公”；公与私相互背离，这一点苍颉本来就已经知道了。如今把彼此利益相同看作一回事，是没有考察其中祸患。既然如此，那么为普通人谋划，没有比修养品行、学习文学更好的了。品行修养好了，就会取得信任；取得信任，就会获得职事。文学学习好了，就能成为有名的老师；成为有名的老师，就能显达荣耀。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好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获得职事，没有爵位却显达荣耀；如果国家实行这样的政治，国家必然混乱，君主必然危险。因此，彼此不能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成立。斩杀敌人可以受赏，却又抬高慈惠的行为；攻下城池可以受爵禄，却又宣扬廉洁仁爱的说法；使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以防备祸难，却又赞美士大夫的服饰；依靠农业使国家富足，依靠士卒抵御敌人，却又尊崇文学之士；废弃敬上畏法的人民，却供养游侠和使用私人武力的人。这样推行各种事情，就不可能使国家安定强大。国家太平时供养儒者、侠客，祸难到来时却使用勇士；所供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不是所获利的。因此，服役做事的人荒废本业，而游学的人日益增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况且世人所谓贤者，是指品行贞正诚信的人；所谓智者，是指能说出精微玄妙言论的人。精微玄妙的言论，是最高智慧的人也难以理解的。如今却把它作为众人的行为准则，用最高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的东西来要求人民，那么人民就无从认识它了。因此，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粮食肉类；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不会等待华美的刺绣衣服。治理时代的事务，急迫的需要尚且不能满足，缓慢的事情就不是所应致力的了。如今所治理的政治和民间事务，夫妻都明白的事情反而不用，却羡慕上等智者的言论，这就与治理相反了。因此，精微玄妙的言论不是人民所应致力的。至于贤良、贞正、诚信的行为，必然会使人尊重不欺骗人的人。然而，不欺骗人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办法。平民相互交往，没有丰厚财物可以用来谋利，也没有威势可以用来恐吓，因此才要求彼此不欺。如今君主处在能够制御人的权势之中，拥有一国的丰厚资源，掌握重赏严诛的权柄，能够运用权力，修明法术所照察的范围，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他，哪里还需要等待不欺骗人的士人呢？如今贞正诚信的士人不超过十人，而境内的官职却有数百个。一定要任用贞正诚信的士人，人员就不足以充任官职；人员不足，治理者少而作乱者多。因此，明主的治国之道，是统一法令而不求助于个人智谋，坚守法术而不羡慕个人诚信，所以法令不会败坏，群臣百官也没有奸诈可施。如今君主对于言论，只喜欢它的辩说，却不考察它是否恰当；用到实际行动时，只赞美它的声誉，却不责求它的功效。因此，天下众人谈论言辞时，务求辩说，却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满朝都是宣讲先王仁义的人，而政治仍不能免于混乱。修养自身的人竞相追求高尚，却不合乎实际功效，所以有智谋的士人退居山岩，辞去俸禄而不接受；军队却不能免于削弱，政治也不能免于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人民所称誉的，正是上层所礼敬的，乃是扰乱国家的方法。如今境内人民都谈论治国，家家收藏商鞅、管仲的法令，而国家却越来越贫困；谈论耕作的人很多，拿着农具实际劳作的人很少。境内人民都谈论军事，家家收藏孙武、吴起的兵书，而军队却越来越弱；谈论战争的人很多，披甲作战的人很少。因此，明主使用人民的力量，却不听他们的空谈；奖赏他们的功劳，禁止无用的行为。这样人民都会拼死效力来服从君主。耕作需要付出辛劳，人民却愿意去做，是因为认为可以借此致富；战争危险，人民却愿意去做，是因为认为可以借此获得尊贵。如今学习文学、熟习言谈，不用承受耕作的辛劳却能得到富裕的实际利益，不用承受战争的危险却能得到尊贵的地位，那么人们谁不愿意这样做呢？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巧言谈，只有一个人出力；从事智巧言谈的人多，法令就会败坏；出力的人少，国家就会贫困，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所以，明主治理的国家，不以书册文辞作为教化，而以法令作为教化；不以先王的言论作为教化，而以官吏作为老师；不以私人持剑护卫作为勇敢，而以斩获敌人首级作为勇敢。这样，境内人民的言谈必定遵循法令，行动必定归结于功劳，勇敢必定全部用于军队。因此，没有战事时国家富足，有战事时军队强大，这就叫作称王的资本。既然积蓄了称王的资本，又乘敌国反复变化的时机，超过五帝、比肩三王，一定要靠这种方法。

译如今却不是这样，士人和人民在国内放纵恣肆，谈论言辞的人在国外制造声势，内外都声称国家有害，以此等待强敌，不是很危险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人，不是依附合纵、连横的党派，就是怀有私仇，借国家的力量报复。合纵，是联合众多强国去攻打一个弱国；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国。这些都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如今臣子中主张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遭遇敌人而受祸。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利益，却已经举出地图交给它，献上玉玺请求援兵。献出地图，土地就会削减；献上玉玺，名位就会卑下。土地削减，国家就削弱；名位卑下，政治就混乱。侍奉大国实行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土地已经丧失，政治已经混乱。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失去天下，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地位就卑下。救助小国未必有实际利益，却起兵与大国为敌；救助小国未必能使它生存，同大国交往也未必不会疏远；一旦疏远，就会受强国控制。出兵则军队失败，退守则城池被攻取。救助小国实行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土地已经丧失，军队已经失败。因此，侍奉强国，就会使外国有权势的人在国内取得官职；救助小国，就会用重金从国外求取利益。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起来，封地厚禄却已经到手。君主虽然地位卑下，臣子的地位却尊贵了。国家的土地虽然被削减，私人家族却富裕了。事情成功，就凭借权势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尊贵；事情失败，就凭借财富退居安处。君主听信游说，对于这些臣子来说，事情还没有成功，爵禄已经尊贵了。事情失败却不诛杀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会运用牵引弓箭的说辞，来侥幸等待事情的后果呢？所以，国家破败、君主灭亡而听信谈说者的浮夸言论，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利与私利的区别，不考察言论是否恰当，而且事后刑罚也不一定执行。他们都说：外交事务，大的可以称王，小的可以安定国家。称王，是能够进攻别人；安定，则是别人不能进攻自己。强大，是能够进攻别人；治理得好，则别人不能进攻自己。治理和强大不能从国外求得，而在于国内政治。如今不在国内实行法术，却在国外经营智谋，就不可能达到治理和强大。俗话说：衣袖长的人善于跳舞，钱多的人善于经商。这是说资本多就容易做成事情。因此，国家治理强大，谋划就容易；国家弱小混乱，计策就难以施行。在秦国任职，十次变法而谋略很少失败；在燕国任职，一次变法而计策很少成功。这并不是在秦国任职的人一定聪明、在燕国任职的人一定愚蠢，大概是因为治理与混乱所凭借的条件不同。因此，周国离开秦国而实行合纵，一年就被攻取；卫国脱离魏国而实行连横，半年就灭亡。周国因合纵而灭亡，卫国因连横而灭亡。假如周、卫放缓合纵、连横的计策，而严整国内的治理，明确法令禁制，使赏罚必然执行，尽力开发土地的力量，增加积蓄，使人民拼死效力以坚固城防，那么天下取得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就少；进攻它们的国家，所受损伤就大。万乘之国也不敢在坚固城池之下自行困顿，使强敌乘机裁割自己的弊病。这一定是不会灭亡的方法。舍弃必不灭亡的方法，却走必然灭亡的道路，是治理国家者的过错。内外交困、智谋在国内穷尽而政治在国外混乱，国家灭亡就无法挽救了。人民谋划自己的生活，都趋向安逸和利益，像躲避危险困穷一样。如今让他们参加攻战，前进就死于敌人，后退就死于诛罚，那就是危险。放弃私家事务而必然承受战马奔驰的劳苦，家庭困顿而君上又不理会，那就是穷困。穷困和危险所在的地方，人民怎么能不躲避呢？因此，侍奉私人门第而修缮自己的房舍，房舍完好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安定。行贿并依附当权者，就能求得职位；求得职位，私人生活就安定；私人安定，利益就在其中，怎么能不趋向呢？因此，奉公的人民少，而为私人效力的人多。明王治理国家，应使经商、手工业和游荡求食的人减少，并使他们的名位低下，从而减少趋向末业、转而从事根本事务。如今近臣熟人提出的请求可以实行，官爵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到，商人和工匠就不再地位卑下。奸诈的财货和商人的货物能够在市场上流通，商人就不会减少。聚敛财富超过农民所得，地位尊贵超过耕战之士，于是耿介之士少，而抬高货价的人多。因此，扰乱国家的风俗是：那些求学的人称道先王之道，借仁义之名行事，盛饰衣冠，修饰辩说，用来迷惑当世法令，使君主心意产生二心；他们谈论古代，设置诈称，借助外力成就私利，却遗弃国家利益；那些佩剑的人聚集徒众，树立节操以显扬名声，却触犯五官的禁令。其中的祸患在于，负责驾驭的人聚集在私人门第，耗尽财货，利用有权势者的请托，逃避战场劳苦。那些经商和手工业的人，修理治理粗劣的器物，聚集不急需的财物，囤积货物等待时机，获取同农夫一样的利益。这五类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类蛀虫，不供养耿介之士，那么即使天下有国家破亡、朝代削灭，也不必感到奇怪了。《显学》第五十。当世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成就最高的是孔丘，墨家成就最高的是墨翟。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粱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墨子死后，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此，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分成八派，墨家分成三派，取舍相反、意见不同，却都自称是真正的孔子、墨子。孔子、墨子不能再生，又将让谁来判定当世的学术呢？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但取舍不同，也都自称是真正的尧、舜。尧、舜不能再生，又将让谁来判定儒、墨所说的真实呢？殷、周七百多年，虞、夏两千多年，尚且不能判定儒、墨谁是真正的学术，如今却想考察三千年前的尧、舜之道，恐怕确实不能确定吧？没有参验证据却硬要确定，是愚蠢；不能确定却仍据此立说，是欺诬。因此，明明依据先王之名，硬要确定尧、舜之道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诬。愚蠢欺诬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行为，明主不会接受。墨家办丧葬，冬天穿冬衣，夏天穿夏衣，使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服丧三个月，世人认为这是节俭，便以礼相待。